德育的狭义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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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本文将沿着吉利根的逻辑分析轨迹，剖析在男权社会，女性的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即女性于这样的社会里所形成的道德发展的特点无疑打上了男权的烙印，探讨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对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建构，并对这一建构做出一定的思考以及发现其中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

1.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

关于自我概念，即指个体把自己作为客体的整体看法和感觉[2]。哈佛心理学家詹姆斯第一个提出自我概念，他认为自我概念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深层个性因素，人们的自我概念和自己的行为常常是协调统一的。然而，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总是有意和无意地限制自己的声音，使得一种男性声音的文明永久化，一种基于同妇女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化，因而，女性总是忽略了自我，总是透过男性安装的玻璃窗看待世界，由此导致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

而这种缺失，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上帝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在泥坯的鼻中吹入生命的气息，由此创造出了有灵的活人――亚当。但鉴于亚当是孤独的，上帝决心为他造一个配偶，便在他沉睡之际取下他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夏娃。在生命周期中，像在伊甸园中一样，妇女一直是偏离的[3]3。在社会生活中，男人们总是含蓄地采用男性生活作为标准，试图以男人的布料来装扮妇女，在著作中，吉利根通过阐述艾米的被访谈经历，来论证女性自我意识的模糊，她们很难听到内心深层次的呼唤，在很多场合有意和无意地运用他人声音去表达而不是表达出自己的内在世界。

自我概念是影响个体判断、选择以及最后行为的深层因素，人们的自我概念与其行为常常是协调一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女性道德概念的建构，即女性道德判断、道德选择以及道德行为都将受到影响。

2.男权社会中，女性道德概念的缺失

所谓道德概念是对人与人关系属性的价值上的具体把握。就道德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言，其内涵是对人与人利益关系的本质的应当性的把握，其外延则是所有的道德现象，它与“真”的概念、“美”的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4]。同时，道德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本质和美德被视为服从和温顺，她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依赖于权威。

回顾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晚期，孔子在《论语》中明确讲到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正式提出“三纲五常”。其中“夫为妻纲”，即明确提出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紧随其后，为了让妇女安于服从的地位，封建社会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规范，主要表现为“三从四德”。直至宋朝，程朱理学提出守节观念，使得对妇女的要求更具体化与生活化。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女性的道德概念一直处于“男尊女卑”的基础上，直到近代，中国女性才逐渐发出自己的道德的声音。

同时，回顾西方历史，女性道德概念也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正如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认为的：“男人与女人共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具有人类的特点，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性。”“我们用不着争论到底是男性优于女性，还是女性优于男性，或者两种性别是相等的，因为，每一种性别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时，要是同另一种性别的人再相像一点的话，那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善了。”[2]前言3他由此主张女性的美德在于依附与顺从。

对此，吉利根通过访谈的方式，对于父权制社会下，女性道德概念缺失的状况进行了详尽地描述。吉利根通过案例访谈方式，发现妇女们对保护和维持自己生活的男人们做出的和强加的意见或判断采取一种服从的态度，而缺乏自己的道德判断及其道德选择，这便必然体现在她们的最终道德行为中。

二、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对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建构

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女性的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所以，当代女性主义不断在努力建构女性本身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第一代女性主义在争取女性的就业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时，她们的价值观一直依附于传统的西方思想，并没有挑战二元论。第二代女性主义，以波伏娃为代表，率先提出了挑战。她在其经典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了“他者”问题。波伏娃认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是“他者”。第三代女性主义试图打破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主张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吉利根为主要代表。吉利根开始通过访谈方式考察女性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循着这些声音进一步考察女性心理和道德发展的轨迹。那么，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所建构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分别是什么？她又是如何来建构的？

吉利根将女性自我概念界定为具有社会价值意义的自我概念，试图通过联系、关怀和关系来认同自我。她借用了乔多罗的理论，并通过自己的研究经验发现，这种差异具体源于儿童时期，“母亲试图更像她们自己，以及延续自我那样地体验自己的女儿”[2]4。相反，“母亲把儿子作为异性来体验”[2]4，由此男孩逐渐将自己与母亲分开，并逐步削弱了“他们最初的爱以及移情联系的感觉”[2]4。因此，在吉利根看来，女性多站在“移情”的基础上定义自我，自我是一个联系的自我，与他人的分离将导致自我的消解。

与女性自我概念相呼应，吉利根将女性道德概念界定为“责任道德”，并描述了女性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第一水平体现为女性过分地关注自我。这是一种现实的涉及生存的关心。紧接着，吉利根开始权衡自私与责任问题，进入将善视为关怀他人，根据关怀和保护他人的能力来定义自己和声明自己价值的第二水平。最后吉利根开始审视内在的逻辑，重新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消除自私与他人的鸿沟，并以非暴力和不伤害为道德准则，进入到适当关怀自我和他人的第三水平。循着这一探索，吉利根建构了一条“关怀道德”路线，她认为男性道德为公正道德，女性道德则为关怀道德、责任道德。

三、吉利根对女性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建构的思考与启示

但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根对女性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的建构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对我国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1.注重性别差异，将性别视角贯穿于德育工作的始终

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使得女性在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方面往往缺乏主体意识，她们有意或无意地循着男性的声音和男性道德发展的轨迹建构自己的思想，而忽略了内心真实的声音。因此，我国的德育工作应注重性别差异，将性别视角贯穿于道德准则的制定、实施和具体的道德实践过程中，以增强女性的主体意识，提高她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让德育效果在她们最终的道德行为中得以体现和检验。

2.关怀学生，注重德育中的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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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目前对车贴语的分析研究不多，且多集中于车贴语的语言特点和分类、语用、社会文化或传统的修辞学领域等静态模式方面，而从认知角度对车贴语的在线意义构建和动态认知机制的解读则鲜有研究。冉启斌在其《你会选择哪种车贴语》一文中将车贴语进行了分类，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分类标准。将Grice提出的会话含义中的合作原则和车贴语相结合的研究是语用学中最常见的。岑群霞（2011）在《个性车贴的语用学解读》中详细阐述了车贴语的语用原则。马树辰（2011）从模因论的视角阐释了其形成原因。

概念整合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张辉（2003）在其专著《熟语及其理解的认知语义学研究》中从概念整合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了汉语熟语意义常规化的心理表征及其母后认知和意义构建。沈家煊教授2006年在复旦大学作出报告“概念整合与浮现意义”，将汉语事实和汉语研究和概念整合理论结合，而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增补了概念整合理论对汉语事实的解释力。王正元教授在2009年著书《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系统地介绍了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成果。前人们的研究为概念整合理论作为意义构建1的新视角和研究方法打下了基础。

二、概念整合理论

传统组合论认为语句之意义等于其组成部分之和，但认知科学对其进行了批判，提出它们在建成更大单位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新创信息，这一整合过程相当于“化学变化”，其产生了新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后，Fauconnier为解释新概念产生之根源，在概念隐喻的基础上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重点研究两个心智空间中的信息的相互映射和整合。概括地说，概念整合就是将不同输入信息进行映射和吸纳，最后整合产生层创结构。

Fauconnier和Turner（2002）提出了四空间论：类属空间，输入空间1，输入空间2，合成空间。各空间之间通过跨空间映射对应连接起来。类属空间包含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抽象结构，合成空间是通过对两个输入空间的各元素“组合”、“完善”、“扩展”建立起的新创结构。

概念整合理论共有四种网络模型：简单型、镜像性、单域型、双域型。

简单型网络模型是最基础的模型，输入空间1提供特定组织和框架，另一输入空间则提供填充元素，在背景知识的指导下进行整合，产生具有新意义的层创结构，而且这一新结构不在其输入空间中单独显现。镜像型模型与简单型不同，其四个空间共有相同的结构框架，各元素可以像照镜子一样对应。单域网络的两个输入空间具有不同的组织框架，其进行竞争最终只有一个框架被投射到合成空间。双域网络的两个输入空间也各自拥有不同的组织框架，但其合成空间同时吸取其二者的部分结构进行延伸。

三、车贴语实例分析

（一）我是盲人（简单型整合网络模型）

盲人的字面意思是眼睛患有疾病或受到伤害，致使双目或单目失明的人。在简单概念整合模型中，存在的类属空间则为行动者（司机）和行动（开车）。两个输入空间，其一提供认知框架。在这则车贴语中即为视力有障碍的人，他们在生活中看不到周围事物的存在或改变，弄不清方向，对周围的刺激反应迟缓或作出错误的应对。另一空间则是元素即价值的填充，无结构。完善背景知识，驾驶肯定不是盲人能驾驭的，既然司机自比为盲人，即是对自己在驾驶过程中对周围车辆行驶或障碍物可能作出错误的估算或反应的一种夸大的修辞，是自我贬低。将元素填入进框架，结合知识经验，运用概念合成，人们才从“我是盲人”的小句中得出整合空间里的“司机眼力劲和车技不太好，请注意避让”的新创意义。

（二）此车曾经上过树（镜像型整合网络模型）

“此车曾经上过树”从传统句子意义解释是存在搭配不当的问题，车子不可能爬上树，既然出现了这样的用法，我们就要从别的思路去探讨其背后的隐含意义。此句的意义构建生成涉及两个输入空间和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它们共享一个框架“开车”。然而输入空间1为碰撞开车的认知域，其元素分别为“司机”、“轮胎”、“车技”、“树”、“开车经历”等等，输入空间2则为规矩开车的认知域，包含“司机”、“轮胎”、“车技”、“路”、“开车经历”等元素，类属空间包括“行动者”、“施受者”、“行为”、“行为地点”、“行为经历”等。根据其相同的结构，两个输入空间的元素选择性地相对应映射到合成空间，正常行驶的车辆应该是行驶在路上的，而可能车主因为车技不娴熟等的原因发生了碰撞，致使车辆与树有了亲密接触，从而可以得到这样的整合信息“司机的驾驶技术不行还有碰撞经历，请注意保持车距”。

（三）别吻我（单域型整合网络模型）

吻本是爱人间的亲昵举动，相爱的人亲密相拥相吻本是及其美好浪漫的举动，而这的前缀“别”是一种明令禁止，简单直接地表示了拒绝的含义。在此车贴语中，输入空间1中存在吻的认知域，即其元素为“两个人”、“接触”、“环境”等，输入空间2则为摩擦的认知域，其元素分别为“两辆车”、“摩擦”、“环境”等，类属空间则为“行为双方”、“行为”、“行为地点”等。吻的认知域成为了整合空间的框架，在人们的认知中，吻是发生在私密环境下爱人的表达爱意的方式，而将场景和动作者换成公众场合―马路和陌生对象―车时，是不被接受的。因此，新的概念即层创意义“别来碰我，离我远点”由此而生。这样的表达也比直接标注“别碰我”更让人容易接受。

（四）大龄剩女，追我必嫁（双域型整合网络模型）

年纪已经错过了最佳婚育的时期还孤身一人的女子，一旦有人追求便心存嫁娶之心。将字面意思如此的句子用作车贴语时我们可以从双域整合模型对其进行意义解剖构建。首先是输入空间。其一是女子遇追便嫁的认知域，包括“女子”、“男子”、“示爱追求”、“嫁人”等元素，其二是车子的追逐的认知域，包括“车1”、“车2”、“追尾”、“负责”等元素。类属空间则为“行动者”、“施受者”、“行动”、“行为结果”等共享特征，激发背景知识来完善整合意义重构，只要你有追求表现，我便嫁你让你负责。因此，可以将此车贴语的真实意义解读为：别碰我，碰了你就要负责。这样的调侃味十足的车贴语别有一番风味给生活多添了一丝趣味。

四、结语

车贴语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存在于人们生活中，在欣赏其表面文字之运用巧妙之后，用概念整合理论将其背后隐藏之意义进行动态构建，以求达到更深入的解读和欣赏。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G.& M.Turner.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Cognitive Science.1998.

[2]Fauconnier，G.&Turner，M.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New York：Basic Book，2002.

[3]岑群霞.个性车贴语的语用学解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1，（06）：78-83.

[4]马树辰.模因论视角下的车贴语文化成因阐释[J].场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9）：179-180.

[5]冉启斌.你会选择哪种车贴语[J].语文建设，201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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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景舟，河南科技学院职业技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天津大学教育学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一般课题“职业教育学基础概念研究”（编号：[2011]-JKGHAD-0568）阶段性成果，主持人：孟景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6－0043-04

20世纪以来，技术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给人类社会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拷问与沉思。从哲学的角度，这种拷问和沉思有两个传统来源：一个是工程的，一个是人文主义的。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把它们分别称作“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工程的技术哲学的主人公是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他们继承了启蒙主义的传统，把技术看作一种进步的力量，注重对技术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人文的技术哲学的捉刀者则是来自人文学科的学者，特别是哲学家，他们把技术视为一个系统反思的主题，关注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倾向于对技术的批判和解释。正是由于两种技术哲学对技术所进行的本体性思考，使技术概念同时出现了泛化和狭义化的“二律背反”倾向，并由此造成了技术在定义上的困难。

一、技术概念的泛化

技术概念的泛化是在两个不同的纬度同时展开的。一种是横向的漫溢，即技术由传统的物质和生产领域，一点一点渗透进精神和非生产领域，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最终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存在。这种横向的疆域拓展，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采取的是两种不尽相同的方式。工程的技术哲学家，以一种对技术肯定的眼光，努力用技术术语去理解社会的其它事物，从而将技术的概念带入到了诸如语言、思维、管理等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和技术根本对立的领域。“工程技术哲学家总是会设法将人类的其他的追逐活动转化为他们的语言，并用技术术语来理解更大范围的人类世界。技术术语学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对于不断涌现的遍布全世界的技术文化的世界语了” 。[1]而人文的技术哲学家，则以批判的眼光，“把人类当成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来研究”，[2]通过关注技术的伦理问题，从而将技术概念“人格化”，技术被定义为一种人的意志。例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列把技术定义为“生存战术”，美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芒福德把技术定义为“权力的追求”等。[3]虽然人文的技术哲学和工程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概念疆域的拓展上，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侧重了不同的方面，但是它们最终在客观上达成了未必是它们所想要的结果，即技术概念的泛化。今天，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领域到非生产领域，再也不存在技术的禁地。像法律、语言、管理等这些非物质事物的制作，现在被普遍纳入到技术史的视野中，就是对技术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果和技术概念泛化的一个明证。

对技术概念横向泛化的回应，就是一些技术哲学家对技术所做的分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对范畴的形成。加拿大哲学家马里奥·邦格，作为英语世界首次使用“技术哲学”（1966年）这一短语的学者，对技术从“尽可能宽泛的意义上作了理解”，认为它包括物质的（工程、农业、机器等）、社会的（教育、工业心理学、应用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概念上的（信息论）和一般的（系统论）等各个分支。[4]后两个方面，其实可以被溶解在前两个方面之内，因此，加拿大哲学家邦格在这里实际上就形成了“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对相对立的概念范畴。后来，一些哲学家对技术做了与邦格大体相同的分类。例如，1979年，德国技术伦理学家罗波尔在《技术系统论》中将技术分为三个方面：自然方面（科学、工程学、生态学）、个人与人类方面（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美学）和社会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5]但如果把“自然”视作“物质”，将“个人”视作“社会的一员”，罗波尔的分类仍可以归为“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这一对范畴。总之，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逐渐成为技术哲学家对技术进行横向分析的一种框架，前者代表了技术的传统领域，它试图将技术限定在一定的领域内，而后者则代表了技术疆域的拓展，它是对技术概念泛化的默许。

技术概念泛化的另一个纬度是，技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自身的纵向延伸，即技术和科学的相互渗透。自从工业革命后，科学和技术便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由此产生了一种流行的观点：技术越来越依赖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技术被定义为应用科学。尽管这种观点被科学家和工程师所普遍接受，[6]然而，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却反对将技术定义为应用科学。例如美国杰出的现象学家伊德就认为“将技术看作应用科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相反，“将科学看作理论化的技术”，则是一种唯物主义。[7]伊德的观点也许来源于这样一种事实：虽然现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事实上，“在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里，科学和技术一直是处在彼此要么部分分离要么完全分离的状况向前发展的”。[8]“人类在成为理性的人之前曾经是制造工具的人……经过各种技术过程并慢慢地积累技巧，经过工具和许多人的专业知识的多次组合，最终出现了使技术变为科学的理论性组织”，因此，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瑟夫·科恩将技术的定义拓展到“足以包含科学”。[9]他的观点得到具有历史感的学者的回应，他们认为“近代技术不仅仅是应用理论，甚至不仅仅是工程理论。技术不是知识的应用，而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它一直依赖技术技能”,“就技术是应用科学而言，科学也是应用技术”。[10]由此我们看到，在对待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上，存在着是“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还是“把科学看作应用技术”两种极端对立的主张。撇开这种对立不说，无论是“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还是“把科学看作应用技术”，它们都使技术突破了固有的领地，从而侵入到科学的国土。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作为知识体系，要区分技术和科学成为极端困难的事情，从而形成了技术概念纵向的泛化。

同样，人们为应付技术概念纵向的泛化，就是在该纬度上对技术概念进行分类。对技术进行纵向的分类，最经典的代表是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他将技术分为偶然的技术、工匠的技术和技术专家或科学家的技术。这既是一种历史分期的方案，同时又是一种概念的分类。与此相类似的是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对技术的划分，他把技术分为直观的技术（始生技术）、经验性技术（古技术）和科学性技术（现代技术）。与这种三分法不同的是，还存在着一种两分法，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把技术分为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即传统的技能型技术和知识型技术。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则用专业化的语言把技术分为技术操作和技术现象。虽然在表面上存在着三分法和两分法甚至其它更多的分类方法的区别，但是我们很容易在它们之间找到本质的一致，这就是：三分法的前两项往往是两分法第一项的两个阶段。例如奥特加的偶然技术和工匠技术其实是海德格尔的古代技术的两个阶段，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属于传统的技能型技术，只不过存在着程度的不同。同样，埃吕尔的技术操作也包括了奥特加的偶然技术和工匠技术，而技术现象则包括了技术专家的技术。[11]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一个人身上，最能集中地体现出来。他在对技术做了始生技术、古生技术和现代技术区分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概括，即将技术分为生物技术和单一技术。所谓生物技术就是始生技术和古生技术，而单一技术就是现代技术。综观哲学家对技术纵向的分类，虽然不同的哲学家采取不同的划分方法和名称，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些不同的表述分为相对的两个类属：一个是古代的、工匠的、生物的、操作的，另一个则是现代的、科学的、单一的、现象的。作为一种知识，前者在本质上是经验性的，后者则是理论性的。因此，所有这些分类都可以简约为经验性的和理论性的这对范畴。这样，纵向的经验技术和理论技术，与横向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两对对立的范畴就构成了对技术概念分析的坐标系。而在这个坐标系，任何一个点都同时融合了横向和纵向两个因素。因此，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在综合所有分类的基础上将技术分为“作为物体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为活动的技术”和“作为意志的技术”。这种划分不过是对技术概念泛化的进一步印证。

二、 技术概念的狭义化

在技术概念泛化的同时，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技术概念的狭义化。而这种倾向的极端，就是将“技术”一词限定在“工艺技巧”，也就是经验性的范围之内。这种划分有其智力的因素。就像以上所述及的，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技术被分为经验性和理论性两个不同的部分。对这两部分的关系，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持“技术是应用科学”的学者认为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技术与技艺、技艺实践极为不同。技艺和工程实践是不同种类的行为，而不是不同种类的知识”；“工程实践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从而无疑也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的，即使用科学指导人类的制作”；而技术是“关于人工物的科学研究……或者说是知识的领域，它关注的是借助科学知识来设计人工物并规划它们的实现、操作、调整、维护和管理”。[12]显然，在邦格那里，技术是知识，其职能是设计和规划，而把技艺排斥出了知识领域。他还用实体性理论和操作性理论这对范畴，将技术制作和使用做了区分。而所有这些都是力图在工匠的技艺和工程师的技术之间划出一条鸿沟。然而，反对“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技术史家们指出，即使在前现代语境下，也有可能使主观直觉上的技能和通过反复学习得到的知识受到技术实践的那些非理论规则或格言的制约，在某种程度有可能用描述性的数学形式详细陈述技能”。[13]对这些学者来说，作为一种知识，传统的技艺和现代技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只有程度的差别。赞同“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学者和反对“把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学者对技术不同观点可以概括为：前者把技术的谱系看成是由不同的环节构成的，而后者则把它看成是一个没有明显间隙的连续体。

从谱系形成的角度看，技术概念经历了一个“去技能”的蜕变过程。我们把史前的技术称为“技能”，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技术就是工具的使用，没有专门的工匠，人人都是技术人员。我们把古代文明中形成的技术称为技艺，意味着与史前时期相比，古代的技术是工具的制造，工匠是那个时代的技术人员。这时的技术是把“设计和具体的制造”两项功能统一在同一个技术人员身上。而现代技术和古代技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是将设计和制作分离开来，这就产生了工程师和技师两种不同的技术人员。然而，有趣的是，技术在完成了它最后一次“去技能化”后，本来是专为表征现代技术——工程科学技术而生的“技术”一词，在使用上却出现了危机：在工程师的眼中，越来越倾向于仅仅愿意把“工艺技巧”看作技术。

这个有趣的现象，显然无法用单一的智力因素来解释。既然这个现象和工程师有关，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工程师”这一概念负载了如何的历史意涵，它又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如何的变化？

西方“工程师”一词最初在中世纪出现时是指服务于军队中的高级工匠。在贵族社会，把战争看作是一种光荣的业务，[14]因此，这些军队中被称为“工程师”的工匠们，要比民间的一般工匠具有身份上的优越性。在工业革命后，工程师曾被用作蒸汽机的操作者。蒸汽机作为工业时代开启的标志，它的操作者——虽然同样是下层人民——自然要比普通的机修工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尊敬。由此看来，“工程师”一词由于起源于军事，而具有了比普通工匠高贵的出身，也正因为此，自然成为工业时代最先进技术操作者的称号。也就是说，“工程师”一词，一直代表着工匠中的“贵族”。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现代工程师，却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不想再继续做“工匠中的贵族”，而是要彻底和工匠阶层划清界限。此时，他们无论在智力还是社会方面都具有了这样的条件。从智力方面看，工程科学成为大学传授的专门学问，也就是说，和传统的工程师不同，现代工程师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程技术成为专家的领地。从社会方面看，在工业体系中，工程师和工人不同，他们以智力资本参与分配，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15]这样，工程师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和律师、医生一样的专业人士。事实上，他们也像律师、医生这样的传统专业人士一样，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组织——工程师协会，并且他们被认为“主要不是对雇主负责，而是对整个社会负责”。[16]职业责任和声誉的上升，使他们更有理由把自己看作是和律师、医生一样平等的专业人士。最后，他们试图通过把具有“历史劣根性”的“技术”一词还给中世纪工匠的后裔——现代技工们，从而从内容到形式彻底和工人阶层划清界限。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把技术一词的广义与狭义和两个特定的专业群体联系起来，即社会科学家是广义的技术概念使用者，而工程师则对技术概念持狭义的态度。然而，这种刚性的联系，未必适合所有的情况。他也意识到“一些社会学科学家愿意将‘技术’局限在近代工业上，或者对‘技艺’和‘技术’进行区分，使前者代表原始的技艺和手工业，而后者代表更为精密的工程”。[17]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是少数用法。可是，随后在他举出的一位学者关于技术一词的用法中，却似乎又否定自己的上述观点——这位学者认为一般词典或词源学对技术的标准定义为：“工业技艺的科学”。[18]而“把技术看作应用科学”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对米切姆 “社会科学家中对技术概念两种少数用法”说法的又一否定，因为这种观点显然并不在少数。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技术概念的两种狭义用法：一种是社会科学家（姑且沿用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的称谓）的用法，即把技术狭义为工程科学，另一种是工程师的用法，即把技术狭义为工艺技巧。如果认真分析一下，这两者之间非但不存在任何排斥性，反而具有惊奇的一致：前者正是后者的理由。也就说正是由于工程师把自己从事的活动看成“工程科学”，才使他把“技术”排斥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外。在这里，所谓的社会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唯一区别只在表达的符号方面，即社会科学家认为工程师的工作是“技术”，而工程师则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工程”。如果不把技术概念的广义和狭义与特定的人群相联系，“技术”一词的用法实际上存在着以下的状况：一种是把技术看作 “各种方法、手段、规则”。这种用法自18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写下技术的第一条书面定义时就开始了，[19]而到今天，已经为包括科学人士在内的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可以把之成为哲学的技术概念。与之相对，另一种就是实体的技术概念。技术作为一种实体，首先被狭义为工艺技巧(技师或高级技工的技术)，位于其上的是工程师的技术，被称作“工程”；位于其下的是普通工人的技术，被称作“技能”。这样，由“方法、手段、规则”构成的哲学的技术概念与由“工程师的工程、技工（技术人员）的技术和普通工人的技能”构成的实体的技术概念，就形成了现代技术概念完整的谱系图。而作为实体的技术概念的谱系图，虽然不能说像哲学的技术概念一样，已经为公众所普遍接受，但可以肯定说已表现出一种趋势。这种源于工业体系的趋势，正在经由教育体系向社会公众蔓延。在今天的大众传媒中，已经把“技能”与蓝领工人更多地联系在一起，而把“科学、工程、技术”并列在一起的提法也并不鲜见。在哲学领域，一种把“工程哲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问从而从“技术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力量正在形成。[20]更为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中，工程学和技术学早已成为两种不同的学位。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上把技术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把不同种类的技术与特定的阶层相联系并以不同的术语去命名，则主要是社会学的因素。作为现代社会重要基础之一的劳动分工在创造了极高的效率同时，却在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制作了新的鸿沟。说到底，把本是“同一连续体”的技术分裂为“工程师的工程、技工（技术人员）的技术和普通工人的技能”，是等级社会的遗风在现代文明中的反刍。

技术概念的泛化和狭义化，从本质上来说代表了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两股敌对力量：民主或现代性和传统或等级文化。技术概念的泛化代表了前者，即在工业社会中，技术依靠着资本的力量，逐渐打破了原来和科学不可逾越的鸿沟，使“科技”成为了一个不可拆分的词汇——不但存在着“依赖科学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同时还存在“依赖技术的科学（technology-based science）”，[21]并因此使其彻底改变了曾经作为神学和科学婢女的卑贱地位，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技术概念的狭义化代表了后者，即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民主，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灵肉二元论依然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概念的分裂似乎是注定无可挽回的。虽然我们难以抗拒这种变化，但并没有理由放弃对这种变化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因素所作的反思。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动机所在。

参考文献：

[1][2][3][4][6][7][9][10][11][12][13][16][17][18](美)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秦书生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82，82，203，49，2 66，97，93，276，76，267，275，131，200，201.

[5]（德）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刘武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85.

[8][21](美)詹姆斯·E·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2，436.

[14](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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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08-025-1新课改的理念一是强调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强调整合性，要建立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科学人文性课程文化观；三是完善评价机制，特别是要求建立符合素质教育的新的评价机制。其中，第一条是核心。因此，在新课改的背景下，物理教学应该更加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切实提高学生的自身素质。对此，高中物理教学应该有以下一些新的改变：

一、创设一种轻松开放的学习环境

物理是一门与生活实际密切关联的学科，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该将生活中的一些物理现象引入课堂，在生活中探寻物理知识，创建一个开放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既能很好地开展物理教学，又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有这么一节课，那是我在南京接受培训的时候，一位苏州的老师上的公开课，他课前的引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上的是电容器的新授课，一开始，他就面带微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电容器，分发给学生。学生一下子活跃起来，课堂的气氛也很轻松。这位老师拿了其中一个告诉大家这就是电容器，并且很神秘地说我们先做一个实验。他先将电容器接到电路里给它充满电，然后又拿出一盏酒精灯，接着就将电容器在酒精灯旁短路放电，就听见“啪”的一声，电容器发出了火花，并且这个时候奇迹也就出现了——酒精灯被点燃了。这个时候的学生，都一脸茫然，好奇心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所以接下来的课上起来很轻松，学生们也很积极。后来讲到电容器的结构时，这位老师便让学生将手中的电容器拆开，自己去探究电容器的组成结构。学生们都很兴奋，因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早就想了解这些小小的电容器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在这么一种轻松开放的学习环境里，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对于电容器的认识也从感性的认识慢慢深化到理性的分析。

二、提供一个培养学生素质的平台

爱因斯坦说过：“什么叫素质？当我们把从学校学到的东西全部忘掉后，所剩下来的才是素质。”的确，学校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要教会学生一些东西，更要的是在学生离开学校多年后还能留下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才是影响着学生的一生。我们的物理教学，要努力去构建一个平台，使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同时，留下更多有用的东西。有一次，在处理探究功与速度变化的关系这个实验时，学生要通过做出w与v的关系图像来寻找他们的关系，而在做出图像前又要进行一些很复杂的计算，所以很多学生有些怕，不想做。于是我花了近一节课的时候，引导他们，慢慢地做出w与v，w与v2，w与v3……图线，然后从中选出一个能够反映他们关系的图线。等到快要下课的时候，有十几个学生终于找到了他们所期待的图线，从他们那种兴奋的眼神中可以体会到他们那种成功后的喜悦。当然绝大部分同学到下课也没有找到那条图线，甚至还有好几个人做错了，然而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充实，因为他们都在努力地做这一件事情。下课的时候，我表扬了几个找到两者正确关系的同学，同时也半开玩笑地对那些还没有找到两者关系的同学说，其实你们也是成功的，因为你们也成功地证明了你们所画的这些图像是错误的。通过这堂课，我主要是想让学生明白，第一，在做某件事情之前，我们会感觉很难，而当我们抛开杂念，真正去做这件事时，却也能够做好，因此，我们要有一种勇敢去面对任何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第二，不是每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成功的，我们要学会欣然地接受失败，并且从中吸取有用的经验，所以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而这些，我认为比物理知识本身更为重要。

三、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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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课程改革带来了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其中体现地域特色、体现学校之长的校本教研逐渐成为广大初中语文教师研究与实践的新领域。校本教研作为提升教师专业化发展水平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首选策略，其重要性正日益突出。语文校本教研是指以学校为基地，以学校内部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内容，以语文教师为研究主体，以促进师生共同发展为研究目所开展的语文教学行动研究活动。如何保障校本语文教研科学有效地运行，充分发挥其对语文教学改革和发展的支撑作用，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总结和实践中深入探索的问题。

校本语文教学研究，无论是作为一种教学研究活动，还是作为一种教学研究机制，其直接目的都是为了改善学校教育教学实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师生共同发展。其核心是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身心健全发展，这是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主要内容。开展校本教研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校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及教育观念的转变，激发教师的学习热情和参与研究的兴趣，增强教师驾驭教材的能力和运用现代教育理论的意识，使教师能充分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实现教师角色的转变和课堂教学的优化。下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明确语文校本教研的理念

著名语文教育改革家魏书生曾说：“说千道万，思想转变。”只有学校里从管理者到全体语文教师，真正牢固形成了正确的校本教研观，深刻认识其概念含义、基本特性、价值意义之后，才能形成学校整体发展需要、学科研究需要、学生发展需要与教师专业成长需要有机结合的良性循环，使语文校本教研逐渐成为一种内在需要，而不是额外的负担。

1、确信初中语文校本教研是时势所趋的。顺应社会发展形势和实际，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自主性逐渐加强。《语文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教材要有开放性和弹性。在合理安排基本课程内容的基础上，给地方、学校和教师留有开发、选择的空间，也为学生留出选择和拓展的空间，以满足不同学生学习和发展的需要。”在教育思想日渐科学务实、素质教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越发注重师资优势整合的大背景下，以“为了学校，基于学校，以校为本”为基本特征的语文校本教研能在无须更多投入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升本校语文教师的业务素养，改进语文教育的全过程，改善学生语文学习效果，最终有效地提高本校语文教育的质量。

2、确信初中语文校本教研是切实有效的。与传统的研究方式相比，它具有如下特性：一是校本性，因为是从本校的学情实际出发，以解决本校面临的实际问题为目的，由本校语文教师为研究主体，研究可以长期经常性的进行；二是科研性，一旦找准本校语文教学研究的定位，选好课题和切入点，拟订出近、中、远期规划，并持之以恒地开展科研活动，应当有较显著的收效；三是人本性，因为校本教研是以人本、生本为基础的，把学生和教师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这与师生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不谋而合；四是牵引性，以教学研究为主的校本教研必然涉及语文教学的各种因素的研究，逐渐解决本校语文教育发展的障碍，有效地改善语文教学现状；五是依托性，省、市、区各级专业教研员在教育教学理论的掌握上、教科研操作的基本规范上、学科教学的把握上拥有优势，而基层语文教师在教学经验上具有优势，优势互补必将很好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二、掌握语文校本教研的基本特征

首先，语文校本教学研究必须立足课堂。问题源自鲜活的课堂教学实践，问题的探析融合于课堂教学的实施过程，问题的化解也归宿于教学目标的达成与提升。 其次，语文校本教学研究必须面向学生。即研究每个学生在语文学科学习乃至教育活动中的特殊形态，研究其参与深度、参与质量和人格品质的发展状态，研究学生如何“建构”知识而不是知识如何去“整合”学生。 最后，语文校本教学研究必须珍视经验、注重反思。教师在课堂教学特殊情境中所积累起来的感性经验，往往包蕴着值得回味的教研价值，需要教研主体梳理、分析、感悟、升华。这中间，教师自身多层面、多角度的“反思”，是开掘研究资源的主要和重要方式。

三、体现语文校本教研的特色

1、抓住一个重点。即聚焦课堂教学，研究、解决课堂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课堂教学既是校本教研的出发点，也是生长点和落脚点。全校语文组上下要始终把课堂教学作为核心和关键，多形式多层次组织开展校本教研，使之鲜活生动，不仅能吸引教师积极参与，而且使教师在课题研究中真正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