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危机的特征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财务危机的特征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二、研究假设

（一）伴随董事人数的增加，董事成员间的交流沟通会有障碍，会导致“群体性思维”这一现象，董事们会产生偷懒行为，决策的质量会随着降低。因此，本文认为随着董事规模的扩大，增加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提出假设1：董事会规模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正相关

（二）目前我国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问题较为严重。董事长在兼任总经理时，权利过于集中，监督机制失去效力，所以，相比较两职分离而言，两职合一将加大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提出假设2：二职合一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正相关。

（三）由于委托问题的存在，从而造成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中间，始终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独立董事的比例越大，就越能抵消内部人控制的负面作用。提出假设3：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比例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负相关。

（四）从目前我国的董事会会议现实情况看，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董事的出席率不高，议事规则不健全等问题，不能起到增强董事会治理的效果的作用。

提出假设4：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正相关。

（五）董事会成员越高的持股比例，董事们将要承担因财务决策的失误造成的损失。董事持股将个人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

提出假设5：董事会成员总持股比例与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负相关。

三、统计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选取了2010～2014年间在我国沪、深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并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剔除：（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 剔除数据缺失不全的公司；（3）剔除数据存在奇异值的公司。最终取得2752家上市公司的8542个样本观测值，行业类型18个行业大类。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12.0软件完成。

（二）变量与模型

本文以经典的Altman模型中的Z值作为衡量财务危机可能性的关键指标，z=0.012x1+0.014x2+0.033x3+0.06x4+0.999x5，其中X1=营运资本/总资产，X2=留存收益/总资产，X3=税息前利润/总资产，X4=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总负债，X5=销售收入/总资产，Z值越大，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越小，解释变量为董事会规模（LNBSIZE）、董事会两职设置情况（DUALITY）、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董事会会议次数（FREQUENCY）、董事持股比例（PERCENT），控制变量为：公司规模（LNSIZE）、财务杠杆（LEV）和总资产增长率（GROWTH）。本文控制了5个年度哑变量和18大类行业哑变量。

（三）统计结果及其分析

1.描述性统计。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对Z值与GROWTH指标在1%水平（双侧））上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从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①财务危机衡量指标Z值方面，根据Altman模型可知65.72%的样本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其Z值大于2.675；1671家样本公司可能走向财务危机的边缘，其Z值小于1.81；剩余1257家样本公司Z值位于1.81与2.675之间，属于灰色地带，无法判断其财务状况。全行业Z值的平均数为7.102，远远大于2.657，说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总体财务状况稳定②董事会规模方面，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最大为2.8904（18人），最小为1.3863（4人），且平均值为2.1571，说明董事会规模差异略大，但人数基本控制在9人左右。③根据理论，为减少“内部人控制”的影响，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约74.53%）实行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④独立董事所占比例方面，从样本数据来看，99%的上市公司均达到证监会的最低要求。⑤董事会会议次数的标准差为3.7528，表明公司会议的召开次数相差悬殊，一年内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最小为1次，最大为57次。⑥董事会持股比例方面相差巨大，约三分之一上市公司持股比例为0，严格遵守我国公司法中有关“董事在任职期内不得购买本公司股票”的规定。同时还发现：上市公司规模（LNSIZE）相差较大，标准差为1.237；资产增长率（GROWTH）均值在20%以上，远远大于我国GDP的平均增长率；财务杠杆即资产负债率（LEV）水平在44%左右，整体偿债能力尚可。

2.回归分析。模型回归结果表2所示，根据模型回归数据发现，样本R2值为35.26%，调整后样本的R2值为34.6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F检验，说明该模型拥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和较强的解释能力。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2，说明模型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通过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董事会规模与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关系显著为正

2.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财务危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公司更不易发生财务危机。

篇2

一、财务报表舞弊理论分析

（一）财务报表舞弊的概念

1977年美国注册会计师（ICAP）财务报表舞弊的定义：舞弊财务报告是一家公司或企业有意的错报自己的财务状况或者遗漏可能对自己公司造成影响的重大事件。在《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的准则的指导下，“舞弊”的定义指是会计报表不反映事实的故意行为。其中包括：第一种是伪造、变造记录或者凭证的行为；第二种指的是侵占资产的行为；第三种是隐瞒或删除交易或事项的行为；第四种是指记录虚假交易或者事项的行为；第五种是指蓄意使用不当的会计政策的行为。可以看出财务报表的舞弊包括除侵占资产以外的其他行为情况（挪用或者侵占资产是区别于财务报告的舞弊的其他舞弊行为）。

（二）财务报表舞弊的性质

虚假的财务报表的财务报表类型分为错误和舞弊类型的虚假财务报表。虚假财务报告的错误类型是指业务活动的主观的虚假陈述的无意识状态，主观上不想让财务报告歪曲反映业务状况。这主要是因为低质量的会计人员造成的错误、遗漏，如遗漏经济业务、会计政策的误解；舞弊型虚假财务报表指的是虚假的财务报表以达到特定经济目的，并有意识地偏离公认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准则，使虚假陈述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财务报告，它是利益集团或个人是深思熟虑的行动，以便获得经济利益，而损人自利的行为。

二、企业财务报表舞弊类型及手段

（一）财务报表舞弊的类型

会计报表舞弊分为粉饰利润表类型、粉饰财务状况表类型；粉饰利润的方法有虚增利润、虚减利润以及巨额利润冲销。粉饰财务状况的手段最主要从操作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来粉饰的。

（二）会计报表舞弊的手段

企业为了达到短期偿债能力或配合其他科目，如调节利润的目的，通常使用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账款账户。应付账款是企业的过程中正常运行中，购买材料，耗材等产品和服务，支付供应单位的款项。在实践中，具体的舞弊手法有：一是少计应付账款，隐瞒负债。二是不按事实列出应付账款，往高或者过低成本费用。三是隐藏销售收入。

其他应付款企业的财务报表舞弊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主要方法有：隐藏成本和核算民间借贷来掩盖债务的性质。

（三）财务报表舞弊的成因分析

舞弊三角理论的是舞弊的经典理论，这是Albrecht在1995年提出，他是美国著名的反舞弊专家。三因素舞弊三角理论如下：压力、机会、和借口（合理画），舞弊只需要这三个因素，而之前的工作压力可能是腐败的原因。压力、机会和合理化三因素都是是连续的，互相影响，但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单独的看待。

三、银广夏造假事件

（一）银广夏会计财务报表舞弊原因分析

《财经》2001年发表了“揭开银广夏陷阱，”有权基于一些数据和事实的文章，发现了被遗弃的调查文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及时组织力量，经过一个月的调查，查取大量的违法事实，200多个文件。经验证，1998年至2001年，累计虚构销售1049626000元，49453400元费用少计，导致77156万元虚增利润。1998年，17761000元，1999年、2000和2001年上半年的利润虚高177818600元、567047400元和8940000人民币，其中利润为实际损失5003万2元、49401000元和25571000元的。

1.公司治理制度不完善导致内部人操纵会计信息。（1）银广夏巨大舞弊的情况下，被证明虚假财务编报会计信息，公司的内部管理权过大，内部会计人员工作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在银广夏案件，超过700万的虚构公司丰厚的利润，证监会确定主要通过购买和出售伪造文书合同，出口报关单证和如免税的金融票据来获得的。在最近的法庭参与审判银广夏有关人士，原天津广夏（集团）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董博声称别人怂恿下进行舞弊，并在法庭上当庭辨认是原来的银广夏董事，首席财务官，总会计师丁功民指使的。

（2）独立董事和监事及其他如同虚设，内部制度和监督部分失去效用。银广夏破产舞弊，虚构利润的巨大，事实上超过了大多数中国股市已经触违规行为。查视银广夏破产前的2001年度报告，证监会发表独立意见也没有异议。根据证监会的调查，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证明证监会的明显过失：如果银广夏破产在1999年和2000年年度报告披露1999年确认公司募集了超过3亿元的基金已经投资承诺分配分配的基金项目，但根据验证实际的投资只有1.78亿元，和其他由银广夏董事局及其控股子公司占用及挪借，其中有1200万元被用于支付董事会费用的。再一次，在2000年年度报告披露内容银广夏破产超临界萃取设备价值4351万元作为投资。

2.注册会计师制度存在缺陷。虽然中国一直强调的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原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但实际情况比制度安排多了更多来影响的独立性。据了解中天勤注册只有为200万元的资金，即使中天勤遭受的最严重的经济制裁，这与其年收入利润超过6000万元相比，这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不直接参与14银广夏审计合伙人立可以即以避免其收入来源的来避免责任责任。可见其低风险。而因为风险是非常低的，更多的是要关注的项目合作伙伴的巨大利益向上提上拉，而不做业务。

其次，在整个行业人员素质上，专业水平低、经验不足及缺乏职业道德观。在银广夏的虚假事实中，天津广夏提供的海关报关单上，所有“出口商品编号”的商品都是空白。违反了报关单的基本知识，如果按常识进行贸易报关，是可以发现的，它但可能不会引起中天勤审计人们的注意。关联交易上，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银广夏不能抵消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未按协议合并子公司的股权比例。据调查，有多达26家控股公司的一些关联交易未合并报表，涉及1.5亿元以上的关联款，银广夏因此巨额虚增资产和利润。

除此之外，证券监管低效，进一步助长了违规造假行为的蔓延。许多研究者并不完全信任银广夏证券，也不认为可以将钱投资进这个股票，相反的证券监管部门没有怀疑过银广夏证券。另几个例子是银广夏事发之前暴露的湖北康赛，中科创业、郑百文事件、黎明股份分公司的业务暴露出来的事件，甚至普通人也可以看到明显的违规炒作，但未能获得监管部门的注意。因此检查出这一系列问题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离法律要求的法定管理的机制监管要求距离太远。我们可以说，舞弊蔓延和升级，近年来大量事件的出现对股市舞弊现象也与证券监管无力的有关系。

四、财务报表的一般预警信号

（一）财务报表舞弊预警信号分析

1.销售的一般舞弊的预警迹象包括：分析性复核表明对外部报告收入过高，以及过低的销售退回、折扣，显然未计提足够的坏账准备。在对外财报表，现金的比例已显著偏低；增加的应收账款幅度比收入的增长幅度高。

2.销售成本舞弊的常见危险的标志包括：分析性复核表明对外部报告的销售成本过低或降幅打，购买购买折扣高、期末存货余额过高或增长幅度过高，库存和销售的成本相关的交易是不完整的，并记录在及时，或在交易中，会计期间和明显不当分类和记录的。

3.负债和费用的舞弊常见危险的信号包括：期后事项分析表明，下一会计期间的所支付的负债金额都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已经存在，但不会被记录；库存盘点过数大于存货会计记录；和出库记录表明有期末验收入库期末存货的，但采购部门未能提供购买发票。

4.资产舞弊的常见危险的标志包括：缺乏正当理由的固定资产进行评估，以评估变化记录价值调整入账；频繁更换的非货币性资产；重大资产剥离；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内并列入研发费用或广告和促销费用。

五、财务报表舞弊的防范对策

（一）针对缓解舞弊动机提出的对策

我们因为中国法律规定和会计制度规定而导致引起的虚假财务报表。有以下的情况：在会计计量上的利润和资产决定着净资产收益率受到，而舞弊的动机也必将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在这两个因素里，利润和资产的相关的产物都有人为主观的影响，这些影响是深刻的，所以利润和资产往往会被人们拿来进行操纵。从消除舞弊动机方面讲，我们可以通过抑制着两方面的因素来缓解舞弊的动机。

（二）针对减少舞弊机会提出的对策

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报表是让外界了解和认识这个企业的重要方式。而对外披露也是一个纽带将企业与相关利益人之间联系起来，以此达到完善证券和资本市场，增强资本市场资源的调整和协作配置，这些有益之处是靠财务信息披露所起作用的。相反的是在现实中，证券市场里的上市公司，企图以粉饰财务报表来掩盖许多企业真实信息和情况。鉴于此，为了可以使信息披露的真实，令经济市场产生调节作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其他相关利益者的自身利益，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的公司应该层层减少舞弊的机会，已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是真实准确的。

1.上市公司层面。财务报告舞弊的根本原因是上市公司内部，从根本上控制了公司的财务报告舞弊，加强公司治理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可以从改善股权结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着手。

2.社会监督层面。因为社会监督深刻影响着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体系，所以我们应从社会监督层面来减少舞弊的机会。例如注册会计师应该进行独立审计和公允客观地对报告的真实，并且合法、公正的发表意见。例如：一是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更换机制，二是改善审计市场结构；三是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等方面去加强社会监督。

3.政府监管层面。（1）完善政府的监管制度。加强对财务报告舞弊的政府监管，是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预防和治疗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诸多原因的存在，政府监管体系不是很顺利，导致财务报告舞弊，因此，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防范与治理必须是完善政府监管。

（2）加强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政府监管。目前会计公司财务部门的监督部门，审计部门，证券监管当局。对于财政部门和审计等部门监督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会计市场的发展势必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国家应该尽快地明确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只能有一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而并不是同时所有的监管会计事务所。

（3）使政府监管部门要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还需要建立社会评价和问责制和政府规制行为的约束机制。所谓的政府监管行为的约束是指有一个社会的社会评价和问责机制（民主）审查机制（如社会评估机构的专家，代表和政协委员，公众和其他成分的政府机构进行审查）和政府监管部门承担其后果的制度安排，监管行为的责任。这一机制的建立是消除官僚主义和防止私人滥用公共权利、实现科学和政府监管，提高政府监管效率的重要措施。

（4）健全有关控制舞弊法律制度。因为法律协助规范市场活动和调整市场行为，而法制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在法律以及它的体系约束和制定真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引导着从业者的行为，按照法律所约束下来划分和承担个人责任或过失。由于市场体制不够完善，同时个人道德观念的不足，法律就会成为一种在短时间内最规范最有效可以划分和确定追究责任而控制减少财务舞弊的一针见血方式。

篇3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2-0008-05

引 言

防范财务危机一直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公司法》的颁布实施加大了企业面临的生存挑战，加剧了企业的失败风险。我国《公司法》在最新修订后，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降低了企业成立门槛。新《公司法》的实施使企业数量大幅增加，竞争加剧，企业生存面临的挑战和失败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防范企业失败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回顾高层梯队理论、过度自信特征、财务危机成因和高管可观察特征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财务危机防范提供新思路，为相关领域未来研究提供新方向。

一、高层梯队理论

（一）高层梯队理论

Hambrick和Mason（1984）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提出“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组织的战略选择和绩效部分决定于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

“高层梯队理论”如图1所示。首先，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部分反映了组织所面临的环境。其次，高管背景特征是战略选择的决定因素，并通过这些战略选择影响组织绩效。同时，某些环境要素会与高管背景特征共同对战略选择产生影响。最后，环境要素、高管背景特征和战略选择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组织的绩效水平[ 1 ]。

高管背景特征之所以会影响战略选择从而影响组织绩效，是由于高管背景特征中的价值观和认知基础等心理特征对组织的战略选择产生作用。决策者会把个人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带入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因此真实环境与决策者最终认识到的环境是不同的，决策者最终感知到的环境是经过过滤的。由于某个单独的决策者或整个管理团队都无法注意到组织和组织所处环境的所有方面，所以决策者的认知领域限制了决策者最终所感知到的环境；而由于个体存在选择性认知的情况，所以决策者认识环境的范围又被进一步限制；最后管理层决策制定所用信息是经过管理层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过滤的，所以管理层对环境的最终认知结合了个人的价值观，而这一认知为战略选择提供了基础。另外，价值观除了可以通过影响管理层对环境的认知作用于战略选择外，价值观还会直接对战略选择产生影响。

高管背景特征分为心理特征和可观察特征两大类。由于价值观、认知基础等心理特征是不可观察和度量的，因此“高层梯队理论”强调管理层的可观察特征可以作为价值观、认知基础等心理特征的替代变量。这些可观察特征包括年龄、任职期限、职能背景、学历水平、财务状况等。可观察特征对心理特征起到指示作用。对于可观察特征的研究，Hambrick和Mason（1984）建议从两方面出发：（1）高管团队的平均特征；（2）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在研究团队异质性问题时，年龄异质性、任职期限异质性、职能经验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社会经济基础异质性和财务状况异质性都应被考虑[ 1 ]。

（二）高层梯队理论的修正模型

在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高层梯队理论”之后，该理论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被修正。

1.调节变量的提出

后续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管理层自由裁量权和高管工作负担这两个基本调节变量（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0；Hambrick、Finkelstein和Mooney，2005）。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0）发现“高层梯队理论”应该进行扩展，应加入管理层自由裁量权的调节作用[ 2 ]。Hambrick等（2005）在“高层梯队理论”中加入了另一个调节变量――高管的工作负担。高管的工作负担水平受三种因素的影响：（1）任务的挑战性；（2）股东等对于组织绩效的要求；（3）高管对组织绩效的期望[ 3 ]。

2.行为整合概念的提出

“高层梯队理论”的另一个修正是在理论中加入了“行为整合”的概念。Hambrick发现许多高管团队几乎没有团队应具备的特征。这些高管团队常常由一些“巨头”组成，他们与CEO之间保持双边关系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他们无法构成团队。行为整合是指一个高管团队内部个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一个行为整合的高管团队会共享信息、资源和决策。行为整合已经被证明会对组织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 4 ]。

3.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修正

Carpenter等（2004）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高层梯队理论”原始模型中的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5 ]。

第一，将高管团队作为分析单位的观点存在争议。“高层梯队理论”的原始模型认为研究高管团队比研究高管个人更有意义，因为战略选择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它远远超过了高管个人的能力范围。很明显，原始模型并没有详细阐述将高管团队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但很多研究显示一些重要的个人特征被原模型忽略了，而这些个人特征其实对组织的战略选择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关于团队的定义存在争议。很明显，学者们都希望尽可能多地解释差异性。对这个目标最好的做法是扩展概念范围。

第三，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存在局限性。由于Hambrick和Mason（1984）模型中最重要的因素已经被检验，而且检验结果都证明了高管人口统计特征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作用，因此继续研究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对组织绩效的影响遇到了瓶颈，这个领域缺乏创新的研究话题。所以，后续研究可以分析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如何作用于高管的某些认知和行为，以及作用原因和作用时间。

第四，决策过程存在其他的形式。有研究显示，高层梯队内部很可能存在其他的决策过程，而且这些决策过程可能会贴近现实情况。另外，还应考虑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等要素对高管行为和选择倾向的影响作用，以及高管更换对组织战略和组织绩效产生的影响。关注企业高管团队决策过程的多样化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高管对组织的影响方式。

第五，关于因果关系的观点存在争议。“高层梯队理论”原始模型强调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单方向线性递进的关系。但同时Hambrick和Mason（1984）承认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更为复杂，尤其高管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具有相互的影响作用。

二、过度自信特征

行为公司金融认为过度自信是财务决策中的一种心理偏差，过度自信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等高于其他人[ 6 ]。Cooper等（1988）调查了企业家对成功概率的预期，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会认为自己企业的成功概率高于其他企业，究其原因可能是企业家相信自己对未来的控制力，这是企业家过度自信与过度乐观的表现[ 7 ]。Gervais和Odean（2001）分析了交易者产生过度自信的原因，由于在评估自己能力时，交易者从成功中得到过多的好评，因此交易者变得过度自信[ 8 ]。

已有研究提出过度自信有“控制幻觉”、“知识幻觉”和“自我归因偏差”等特征。

（一）控制幻觉

“控制幻觉”（Illusion of control）的概念最早由Langer（1975）提出。Langer（1975）认为“控制幻觉”是一种心理偏差，这种心理对成功概率进行了不合理的高估，成功概率的预期值高于客观实际值[ 9 ]。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影响事件的发展结果，但事实上事件的发展结果可能主要或仅仅由运气来决定[10 ]。

（二）知识幻觉

过度自信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信息和知识不足，决策者只能依据对事物的有限知识进行判断[11 ]。随着所获信息和知识的增多，决策者会认为判断的准确性也会提高，知识幻觉便由此产生。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幻觉：一方面，决策者会高估自己所获知识的可靠性和价值[12 ]；另一方面，决策者会高估自己的判断能力[13 ]。

（三）自我归因偏差

“自我归因偏差”（Self-attribution bias）是指人们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能力知识等因素，而忽略客观因素的作用，把失败归结为客观环境、坏运气等其他因素[ 14 ]。Libby和Rennekamp（2012）认为管理者存在自我归因偏差，管理者认为个人因素比外部因素在企业成功中的作用更大[ 15 ]。

三、财务危机成因

（一）国外研究回顾

Beaver（1966）认为行业因素对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有影响作用[ 16 ]。Sharma和Mahajan（1980）认为引起财务危机的因素包括两类主要因素。一种是企业外部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不在企业管理者的控制之内，包括经济增长、消费者行为、市场结构变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实力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另一种是企业内部因素，包括战略的计划、执行、监督和评价等。这些内部因素决定了企业使用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17 ]。Goudie和Meeks（1991）研究了汇率波动对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概率的影响作用[ 18 ]，认为汇率波动对财务危机发生概率有影响作用。Mitton（2002）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如较高的外部股权）对公司业绩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从而降低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 19 ]。Cipollini和Fiordelisi（2012）认为影响银行财务危机的因素有银行水平因素、行业水平因素以及宏观因素[ 20 ]。

（二）国内研究回顾

姜秀华和孙铮（2001）认为治理弱化是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 21 ]。吴世农和卢贤义（2001）认为企业成长能力、盈利能力、长期偿债能力、短期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等财务因素与企业财务危机发生概率相关[ 22 ]。陈燕和廖冠民（2006）研究发现国有股比例与财务危机发生概率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可以降低财务危机发生概率，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危机发生概率的关系为非线性，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危机发生概率呈正相关关系，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随着持股比例增加，财务危机发生概率在降低[ 23 ]。姜付秀等（2009）以2002年至2005年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扩张战略会增加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 24 ]。张友棠和黄阳（2011）认为行业环境风险通过与企业战略因素的联动作用于企业财务要素，从而引发财务危机[ 25 ]。许忠达（2012）以宁波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用汽车投资和不动产投资衡量过度自信，以不良贷款金额衡量财务危机程度，研究发现企业家过度自信与财务危机程度正相关[ 26 ]。夏以群和许忠达（2012）认为民营企业过度自信引起的过度消费、盲目扩张和多元化等是民营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内因[ 27 ]。

（三）分析与小结

目前财务危机成因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从企业客观环境和企业策略方面分析财务危机成因，较少考虑高管心理特征这一因素。虽然姜付秀等（2009）、夏以群和许忠达（2012）的研究涉及了过度自信，但主要研究内容是过度自信下的企业战略与企业财务危机的关系，并未直接研究过度自信与财务危机的关系。而许忠达（2012）虽然研究了过度自信与财务危机程度之间的关系，但研究对象仅限于49家宁波民营企业，且过度自信的衡量方法以及财务危机程度的衡量方法存在改进空间。故以高管团队过度自信与财务危机可能性的相关关系为研究内容，进行大样本研究极具意义。

四、高管可观察特征与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

（一）高管团队平均特征与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

Taylor（1975）研究发现管理层年龄会影响管理者信息处理和决策制定效果，年长的决策者会搜集更多的信息来制定决策且能够比年轻的决策者更准确地处理信息的价值[ 28 ]。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0）研究发现任期越久的高管团队越倾向于采用持久不变的战略，且所在组织的绩效接近行业平均水平。当管理层自由裁量权越大时，高管团队任期与战略选择和组织绩效的关系越强。Wiersema和Bantel（1992）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低、任期时间越短、教育程度越高的企业更可能发生战略变革[ 29 ]。Boeker（1997）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任职期限越长，战略变革程度越大[ 30 ]。Tihanyi等（2000）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低、平均任期越长、平均教育程度越高、平均国际化经验越多，企业国际多元化程度越高[ 31 ]。

孙海法等（2006）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任期越高或团队规模越大的公司短期绩效越好，高管团队平均学历越高或团队规模越小的公司长期绩效越好，高管团队平均任期越高的信息技术公司长期绩效越差，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高的信息技术公司当期绩效越差[ 32 ]。郝二辉（2011）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和平均任期与企业财务危机发生概率的相关关系为U型；高管团队平均学历越高，财务危机发生概率越低[ 33 ]。林新奇和蒋瑞（2011）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发现学历平均水平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 34 ]。

（二）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

Murray（1989）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短期绩效有利，对长期绩效不利[ 35 ]。Wiersema和Bantel（1992）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教育程度异质性越高的企业更可能发生战略变革。Wiersema和Bird（1993）研究发现日本公司高管团队的年龄异质性、团队任期异质性会对团队更换产生影响[ 36 ]。Boeker（1997）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越大，战略变革程度越大。Tihanyi等（2000）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越大，企业国际多元化程度越高。Carpenter（2002）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职能异质性和任期异质性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战略复杂程度这一前提条件的[ 37 ]。

孙海法等（2006）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越小的信息技术公司长期绩效越差。肖久灵（2006）发现教育背景异质性有利于企业创新，而任期异质性有利于提高高管团队决策效率[ 38 ]。谢凤华等（2008）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与创新绩效正相关，教育背景异质性与R&D绩效和创新过程绩效正相关[ 39 ]。郝二辉（2011）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学历异质性越大或任期异质性越大，企业财务危机发生概率越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越大，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越高。林新奇和蒋瑞（2011）分析发现任职经验异质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三）分析与小结

回顾国内外关于高管团队可观察特征（团队平均特征和团队异质性）与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目前研究较少关注高管团队可观察特征对战略选择（或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机理，即使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也没有从高管团队心理特征角度解释。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团队可观察特征是高管团队心理特征的指示指标，真正对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起作用的是高管团队的心理特征，所以高管可观察特征通过影响高管团队心理特征而影响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而现有研究多通过高管团队可观察特征与战略选择的关系和战略选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来解释高管团队可观察特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郝二辉，2011），没有解释高管团队可观察特征影响战略选择的作用机理。

另外，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可观察特征作为高管心理特征的指示指标，也应对高管过度自信起指示作用。因此如果可以找出对高管过度自信起指示作用的高管可观察特征变量，企业则可通过控制高管可观察特征来控制高管过度自信，从而影响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高层梯队理论、过度自信特征、财务危机成因和高管可观察特征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1）目前国内外关于财务危机成因的研究集中于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研究，忽视了高管心理因素对财务危机的影响，未考虑高管过度自信这种心理特征的影响；（2）目前研究较少关注高管团队可观察特征对战略选择（或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机理，即使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也没有从高管团队心理特征角度解释。

财务危机防范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公司法》的颁布与实施加剧了企业竞争，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加大，因此研究财务危机成因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回顾高层梯队理论、过度自信、财务危机和高管可观察特征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1）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过度自信作为心理偏差的一种，可通过战略选择对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产生影响；（2）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可观察特征决定了高管的心理特征，企业可通过观察和控制高管可观察特征来控制高管过度自信，从而影响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观点为企业财务危机成因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为财务危机防范和高管团队选聘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1] HAMBRICK D C，MASON P 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6.

[2] FINKELSTEIN S，HAMBRICK DC.Top-management-

team tenure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3）：484-503.

[3] HAMBRICK D C， FINKELSTEIN S， MOONEY A C. Executive job demands： New insights for explaining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leader behavio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3）：472-491.

[4] HAMBRICK D C. Upper echelons theory：an updat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2）：334-343.

[5] CARPENTER M A，GELGTKANYCZ M A， SANDERS W G. Upper echelons research revisited：antecedents， elements，and consequence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composi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4，30（6）：749-778.

[6] 饶育蕾，蒋波.行为公司金融： 公司财务决策的理性与非理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7] COOPER A C，WOO C Y，DUNKELBERG W C. Entrepreneurs' perceived chances for succes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88，3（2）：97-108.

[8] GERVAIS S，ODEAN T.Learning to be overconfident[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1，14（1）：1-27.

[9] LANGER E J. The illusion of control[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75，32（2）：311-328.

[10] SKALA D. Overconfidence in psychology and finance an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ture review[J].MPRA，2008.

[11] RUSSO J E， SCHOEMAKER P J H. Managing overconfidence[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1992，33（2）：7-17.

[12] ODEAN T.Volume， volatility， price， and profit when all traders are above average[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8，53（6）：1887-1934.

[13] SHIPMAN A S， MUMFORD M D. When confidence is detrimental：Influence of overconfidence o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11，22（4）： 649-665.

[14] DOUKAS J A， PETMEZAS D. Acquisitions， overconfident managers and self attribution bias[J].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2007，13（3）：531-577.

[15] LIBBY R，RENNEKAMP K. Self serving attribution bias，overconfidence， and the Issuance of management forecas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12，50（1）：197-231.

[16] BEAVER W H. Financial ratios as predictors of fail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66（4）：71-111.

[17] SHARMA S，MAHAJAN V.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of business failure[J]. Journal of marketing，1980，44（4）： 80-89.

[18] GOUDIE A W， MEEKS G. The exchange rate and company failure in a macro-micro model of the UK company sector[J].Economic Journal，1991，101（406）：444-457.

[19] MITTON T. A cross-firm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2，64（2）：215-241.

[20] CIPOLLINI A， FIORDELISI F. Economic value，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distress in the european banking system[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2，36（11）：3101-3109.

[21] 姜秀华，孙铮.治理弱化与财务危机：一个预测模型[J].南开管理评论，2001（5）：19-25.

[22] 吴世农，卢贤义.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研究[J].经济研究，2001（6）：46-55，96.

[23] 陈燕，廖冠民.大股东行为、公司治理与财务危机[J]. 当代财经，2006（5）：111-115.

[24] 姜付秀，张敏，陆正飞，等.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扩张与财务困境[J].经济研究，2009（1）：131-143.

[25] 张友棠，黄阳.基于行业环境风险识别的企业财务预警控制系统研究[J].会计研究，2011（3）：41-48.

[26] 许忠达.“过度自信”与民营企业财务危机的相关性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2（2）：231-234.

[27] 夏以群，许忠达.过度自信：民营企业财务危机的重要推手[J].商场现代化，2012（8）：98-99.

[28] TAYLOR R N. Age and experience as determinants of manager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ecision making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75，18（1）：74-81.

[29] WIERSEMA M F， BANTEL K A. Top management team demography and corporate strategic chan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2，35（1）：91-121.

[30] BOEKER W.Strategic change：the influence of manage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growth[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40（1）：152-170.

[31] TIHANYI L， ELLSTRAND A E， DAILY C M， et al. Composition of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firm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 26（6）：1157-1177.

[32] 孙海法，姚振华，严茂胜.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对纺织和信息技术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J].南开管理评论，2006（6）：61-67.

[33] 郝二辉.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行为选择与财务困境[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1.

[34] 林新奇，蒋瑞.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3）：190-197.

[35] MURRAY A I. Top management group heterogeneity and firm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10（S1）：125-141.

篇4

近年来，企业因财务风险陷入困境，甚至宣告破产的例子己屡见不鲜。但任何企业的危机都是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认识财务风险和财务危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不同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对财务风险、财务危机的界定、成因及财务风险与财务危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一、财务风险

1.财务风险的界定

关于何为财务风险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财务活动中由于不确定因素影响，使企业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造成蒙受损失的机会和可能。第二种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用货币资金偿还到期债务的不确定性。这种观点认为没有债务，则不存在财务风险。Altman（1990）综合了学术界描述财务风险的四种情形，分别为 (经营)失败、无偿付能力、违约、破产。

2.财务风险的特征。归纳起来，企业财务风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客观性。即财务风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2)全面性。即资金筹集、资金运用、资金积累分配等财务活动，均会产生财务风险。（3)不确定性。即财务风险虽可以事前加以估计和控制，但事前不能准确地确定财务风险的大小。（4)共存性。即风险与收益并存且成正比，一般来说，财务活动的风险越大，收益也就越高。（5)权衡性。即财务风险的客观存在会促使企业权衡风险与收益的关系，采取措施防范财务风险。

3.财务风险的成因

财务风险的成因，可以分为两大类：外部成因与内部成因。(1)外部因素。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财务风险称为系统风险，它对所有企业都发生作用，是企业自身不可控制的。这些因素有：市场变动；经济形势变化；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利率变动；汇率变动；税收政策变动。（2)内部因素。受内部因素的影响产生的财务风险称为非系统风险，它是企业的特有风险，由企业自身承担。企业财务活动一般包括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回收和资金分配，在财务活动的每一环节，都有可能形成财务风险。

二、财务危机

1.财务危机的界定

财务危机，又称财务困境。顾名思义，处于财务危机状态的企业必然陷入了财务困境，这类企业要么连年亏损，要么经营不畅。财务危机是财务风险的一种极端表现。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上市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后，其财务危机是有程度之分的。从财务危机出现的那一时点起，直至公司破产都属于财务危机过程。

2.财务危机的特征

（1)客观积累性。财务危机的客观积累性表现为期间概念，它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在资金筹集、投放、分配等各个环节上所出现的失误。（2)突发性。财务危机由于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可以控制和把握的，但也有相当多因素是爆发性的、意外性的，有的甚至是急转直下的。（3)多样性。财务危机的多样性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企业经营环境多样化；企业经营过程多样；财务行为方式多样化。（4)灾难性。财务危机虽然包括多种情况，但不管是资金管理技术性失败，还是企业破产，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情况的发生都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

3.导致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因素分析

使企业经营管理陷入财务危机的因素是值得探讨研究的，兹以“管理矩阵”表说明如下：

上市公司从管理矩阵来看，就像地球的经纬，每一个环节都极为重要，忽略某一环节就可能出现相关的问题。这些类别中所潜藏的财务危机问题有：自发性的财务危机（竞争力的财务危机）；经济循环性的财务危机；经济政策性的财务危机；体制性的财务危机。

三、财务风险与财务危机的关系

任何企业在生存和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若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很可能会陷入财务危机。可见，财务危机是财务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不同企业财务风险与财务危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使同一企业，在不同时点其财务风险与财务危机也有所不同。显然，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必然面临着较大的财务风险，而具有财务风险的企业不一定陷入了财务危机。因为，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企业必然面对；而财务危机是财务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企业若能在有效期间内采取化解措施，就能降低财务风险，摆脱财务危机；若企业面对危机束手无策，或措施不力，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财务危机，甚至导致破产。财务风险与财务危机的关系可用上图表示：

篇5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一、引言

公司破产是财务危机的终点，这已经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根据我国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公司破产的情形主要包括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出现上述情况，即可申请公司破产，也能够清楚确认公司已经发生严重财务危机并已实现财务危机的最终结果。然而，这种财务危机的确认对于投资者来说几乎不存在价值，因为公司破产使得他们所持有的股份转让价值为零。相对于财务危机的终点，投资者更加关注的是财务危机的起点，即公司开始出现财务危险的时点以及财务危机的预兆。如果能预知公司将陷入财务危机，经营者会更加警醒，努力改变公司经营现状和财务状况。本文采用中国学者在研究财务危机时的通用方法，将上市公司被“ST”作为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的标志。

二、判别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1.判别模型的构建

本文采用Fisher典则判别函数中的非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其采用原始数据判别，带有常数项。我们将危机组（即ST公司）的组别设为1，将正常组（即非ST公司）的组别设为0。将估算样本2011-2013年数据分别输入SPSS16.0处理，采用全模型法，可以得到三个非标准化典则判别函数。陷入财务危机前一、二、三年的财务预警判别函数为如下判别式（1）、（2）、（3），可见判别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X5资产报酬率，并且其贡献远大于其他指标。可以看出，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其是否会陷入财务危机。判别式（1）的最大特征根为1.108，正常组组重心为1.035，危机组组重心为-1.035；判别式（2）的最大特征根为1.179，正常组组重心为1.068，危机组组重心为-1.068；判别式（3）的最大特征根为0.227，正常组组重心为0.468，危机组组重心为-0.468。

Y=-0.220X1+0.660X2-0.551X3+0.418X4+15.306X5-0.245X6+0.590X7-1.574X8+0.515X9-0.095X10-1.51

Y=-0.260X1+0.781X2-0.720X3+0.381X4+22.955X5-0.786X6+1.660X7-0.207X8+2.359X9-0.006X10-0.386

Y=0.450X1+0.519X2-1.029X3+3.199X4+7.884X5+2.770X6+4.151X7+0.361X8+1.236X9-1.26X10-3..723

三个判别函数Wilk的λ检验值为0.000，0.000，0.370，其中判别式（1）、（2）统计值χ2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

公司被ST前一年，对危机公司的判断的正确率为83.3%，对正常公司的判断的正确率为93.3%，总体判断正确率为88.3%；公司被ST前二年，对危机公司的判断的正确率为96.7%，对正常公司的判断的正确率为80%，总体判断正确率为88.3%；公司被ST前3年，对危机公司的判断的正确率为80%，对正常公司的判断的正确率为60%，总体判断正确率为70%。可见，公司陷入危机前两年运用本文确定的10个财务指标对财务状况做判别分析，可以较为有效的预测出公司将来是否会陷入财务危机，但运用前三年的数据预测效果不太理想，尤其是将正常公司错误地预测为危机公司的概率达40%。

2.判别模型的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判别模型的预测效果，将2013年20家被ST的上市公司以及20家正常公司作为检验样本测试模型的有效性。将上述公司2010、2011、2012三年财务数据分别带入判别式（1）、（2）、（3），其综合判别结果为t-1的正确率为72.5%，t-2的正确率为77.5%，t-3的正确率为55%。

采用检验样本检验模型有效性时，判别的正确率有一些下降，但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前一、二年的预测结果还是比较好的，正确率均在70%以上。与估计样本的判别结果类似的是，运用三年前的数据进行预测时，效果是最差的，55%的预测正确率对投资者的参考价值很低。

3.结果分析与讨论

综合以上判别模型的构建和检验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运用流动比率等10个财务指标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判别分析，对于预测公司在1-2年后是否会陷入财务危机（被ST）是有效的，具有财务预警作用，投资者可以运用该模型测试公司的财务状况以选择恰当的投资策略，经营者也可以运用该模型评价公司的财务状况以了解为避免陷入财务危机而需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