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条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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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利益调节；制度体制；公平正义

【基金项目】2014 年河北省委讲师团系统科研课题（201406）。

【作者简介】戈钟庆，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代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物质财富有了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中国也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分配不公等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和要求越来越迫切。

正确认识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贫富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能力不同，占有的生产要素不同，除劳动报酬以外，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等也要参与分配，分配形式呈多元化，因此，收入之间存在差距是一种客观现象，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现实。但同时我们应认识到，收入差距应在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范围内，并且这种差距应具有其合理性。合理的收入差距，可以增强人们的经济发展意识和致富积极性，激励大家主动创业，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相反，如果这种差距是因为权钱交易、非法经营、钻政策空子、分配不公、行业垄断等不正当途径造成的，那么这种收入差距会破坏社会公平正义，长期下去会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因贫富差距而形成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就会产生对立和敌视，如当前存在的“仇富”“仇官”现象，由此而滋生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社会危机。所以，既要允许收入差距的存在，又不能无限扩大，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同时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努力构建人格独立、机会平等、权利行使、话语权表达等与拥有财富多少无关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不同阶层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才能彼此认同、彼此尊重，彼此之间的心理落差、仇视情绪才会消除，大家才会和谐相处。

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建立新的财富伦理观，更新传统的财富观念，转变致富思路。首先，生财有道。要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创造获取财富，在获取财富的同时要对社会对他人做出贡献。“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强调的是追求财富要通过正当合法手段获得，不得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其次，要合理使用财富。财富的获得是个人能力与社会条件有机结合的结果，财富的获得离不开社会，那么财富的使用也应当以回馈社会为归宿。因此，要努力做到富贵不能，戒除贪图享乐的思想，不要做物的奴隶，要做物的主人，学会科学合理地支配自己拥有的财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造福于他人，为生活困难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而不是炫富、摆阔、张扬、无度奢侈等。再次，树立义利统一的财富伦理观。要发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精神。提倡共富理念，既要自己致富，又要体现出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帮扶他人致富。只有共富社会才会和谐、才会稳定。财富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惟一标准。拥有财富的多少不是成功的惟一标志，也不是幸福的惟一标准。财富并不能反映一切，我们必须反对拜金主义和金钱万能论。

抓好制度建设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重要保障。制度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对规范和调整人们的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把公平正义的内容转化为制度设计，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对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具有巨大促进作用。制度制定必须体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生存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不断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不同阶层群众公平分享改革成果。

篇2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尤其是都市人，大多已经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

然而，伴随着这一喜人的变化而来的是都市人巨大的生活压力。都市人已经越来越处于深层的焦虑，如：住房、就医、升学、工作等。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人们处于信息洪流中，犹如没有根的浮萍，无所适从，不知道怎样适应现实环境、工作环境、快速流变的生活环境。

《调解现场》栏目的开办，正好可以舒缓市民的深层焦虑。它的选题切入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切入到现代人深层焦虑的点上。而且在做节目的时候，一般是请四方――当事人双方、节目主持人魏灵洁以及栏目的金牌调解员就一个话题、一个矛盾进行叙述、分析及调解。如2011年2月28日播出的《生活压力，压碎了我的家》。作为丈夫的叶先生，长期在外打工养家，而妻子叶女士每次打电话谈的最多的就是钱。经过栏目组的调解，长期相隔两地的夫妻陈女士与叶先生二人最终答应给彼此半年的时间，来挽救自己的家。正如在节目最后编导手记所写的那样：“生活的压力有时的确让人喘不过气，但是，让我们克服困难直面生活的理由是彼此的关爱……”这段话，不仅是针对陈女士与叶先生，更是对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陈女士”与“叶先生”说的。或许就像现场的调解员所说的那样，陈女士反复提钱，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压力迫使她必须在乎钱。而这一问题存在于中国众多夫妻的生活当中。通过该栏目，或许可以帮助有着类似问题的夫妻，缓解他们因为深层生存压力而产生的焦虑，甚至帮助他们构筑和谐的家庭。

有些问题比较单一可现场解决，有些问题则比较复杂，在现场得不到解决。尽管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让当事人把郁结说出来，由调解员帮助找到症结，同样可以舒缓人们的焦虑心情。

调适孤独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人是群居动物，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突出个性，强调竞争，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体制。人们从过去一切交由组织，到现在一切必须自己打算。为了个人的生存，人们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交际圈日益缩小，因而常常陷入孤独的泥沼而找不到出路。

《调解现场》栏目组看见了社会心理的这种病态，所以把选题的注意力放在了这一点上，使节目内容切合社会的需要。这样一种内容的锁定、调节的方式，让受众感受到的是一种关心，即世间还是有温暖的。这不仅仅是对节目的求助者而言，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亦会感同身受。

这可以用格伯纳的“涵化理论”来解释。即“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真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收看电视的时间越长，这种倾向就越明显。即电视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涵化或是培养、教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 《调解现场》正是利用电视媒介，向观众传递出相互帮助的信息，并且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样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暗示，影响是巨大的。2011年5月5日《争吵中摇摆的承诺》，讲述的是半路夫妻在一起生活五年之后分开。但是，前夫在离婚后未能履行当初的承诺――支付前妻一笔拆迁款，面临生活窘境的前妻遂求助栏目组。然而在节目一开始，两个人就互相指责对方在婚姻生活中的不是，指责对方在节目中撒谎，前夫甚至一怒之下，扔下一句话：“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离开了现场，致使调解中断。但是，调解员并没有放弃。在其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前夫重回现场。而前妻也一改之前的盛气凌人，流下忏悔的眼泪。最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在整个调解过程中，主持人与调解员始终本着为民解决问题的宗旨，希望通过交流的方式，让这对前夫妻能够卸下面具，拉近他们的距离，通过心与心的交流从而解决问题。《调解现场》这种注重当事人内心的想法，走进他们的内心，从而解决问题的方式，打破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为观众建立沟通渠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调解现场》有助于调适人们的孤独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锁定伦理主题，化解亲情矛盾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需要家庭的稳定，家庭是维系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解现场》在做节目时，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锁定社会的伦理主题，注意化解亲情之间的矛盾冲突。

2011年1月6日播出的《亲情利益怎么选》，讲述的是一家四个兄弟姊妹在父亲死后，为父亲遗产的分配而闹出的矛盾。父亲的遗产是一间房子，恰逢拆迁，而使得这四个人闹出矛盾。这个选题突出了时下社会的一个热点――拆迁。“拆迁，拆的不是房子而是亲情。还建，还的不是财富而是恩怨。”因拆迁闹出矛盾的家庭应该不止樊氏兄弟姊妹，还有更多跟他们一样的家庭。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他们知之甚少，也不知如何处理。《调解现场》的调解员徐所长在为樊氏兄弟调解的时候，也同时为潜在的受众答疑。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主打亲情牌。这不仅是希望樊家四弟在利益面前顾及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更重要的是引导电视机前的观众正确看待利益和亲情。不要为了利益，而罔顾亲情。在这一过程中，栏目引导受众处理复杂问题时，遵循主流价值观，而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其次，在两性婚姻当中，该栏目的选题是具有代表性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吗》，涉及到的是整个社会的一种习惯理解，大多数人认为男人有钱更容易变坏。所以该期节目在为求助者调解的过程中，也引导观众有正确的认识。再比如说《农民工婚姻开启幸福生活的密码》，关注的是农民工的婚姻生活状态。“农民工”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群，所以通过一期农民工婚姻的节目，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

亲情和爱情，构成了都市人感情生活的主要方面，二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婚姻生活的质量。所以，对伦理问题的正确疏导，帮助的是同求助者类似的大多数观众，有助于引导他们回归正常的精神部落。

《调解现场》对于现代社会的心理疗治价值，仅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做了分析。当然，它的价值还不仅仅是这三个方面。《调解现场》若要做出更大的影响力，还有待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主持人在引导当事人双方讲述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偏向一方，不利于引导观众辩证地看问题。第二，在调解的过程中，调解员有时会质问一方，不利于现场气氛的和谐，也使观众在观看时产生抵触心理。第三，现代人看这种类型的节目越来越追求实惠。他们带着自己预设的结局看节目，即希望每次的调解都能成功。因此，该栏目组在做节目的时候，可以更多地选择结局圆满的类型来做，而一时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可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播。如果栏目组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进，节目会进一步做出社会影响力。

篇3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阶层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由简单到多元，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初步形成。目前来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经营户阶层、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等10个阶层。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不断扩大，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突出特征。

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在新社会阶层出现的同时，还有大量的新的社会群体产生。除了上述新的社会阶层之外，在城乡流动大潮中我国已经拥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并不能真正融入所在城市，在他们流动就业和生活过程中，形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甚至“流浪儿童”群体。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出现，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新的社会组织的挑战

单位制解体以后，社会流动大大增加的一个必然趋势是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生产、生活和精神的依托和归属地。新时期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组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截至2008年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基金会1390个。实际上，除了上述经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之外，我国社会组织还存在更多其他类型，数量更大。比如，近年来，在城市住宅小区建设和管理中，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和业主的共同需求，很多住宅小区都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代表小区住户与物业公司打交道，表达住户的诉求，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纠纷。

除了备案登记的草根社会组织之外，还有很多松散型的准社会组织。例如，老乡会、同学会、校友会、兴趣小组、网友会、网络社区组织等等。这些草根社会组织和准社会组织满足了其成员一定的社会需求，有其积极的作用，需要社会正名和政策支持，需要合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是，如果对其不加以有效的规范和引导，使其健康发展，这些社会组织可能妨碍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的社会需求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人们的社会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社会需求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基本生存需求逐渐得到满足，发展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在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发展，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注重精神文化投资和消费，希望能够更加全面地发展。人们渴望能够得到好的教育和培训，能够有好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平台。家长对于子女的教育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城市家庭望子成龙心情更加迫切。

基本需求的标准在逐步提高，权利需求越来越强烈。衣食饱暖等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开始由注重生活的量向注重生活的质方面转变，开始关注和追求生活的舒适和品位。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自身的权利，希望能够有迁徙的自由，希望能够有表达的权利、参与的权利，希望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等能够得到保障和实现。

社会安全需求越来越强烈。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也由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人们的社会安全需求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也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来，人们对于就业、养老、住房、医疗、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由于实际工作不到位、不得力，人们对社会安全的满意度不高。

阶层之间和代际之间需求差异较大。由于收入条件、生活经历等不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需求有很大差异，不同年龄段的人社会需求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老年人追求稳定、安逸，青年追求变化和新奇；80后、90后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们相比，对于工作地点、职业环境、工资待遇、个人权利等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社会需求结构变化表现为社会需求结构的多样化、差别化和高级化。社会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满足需求的方式和手段也随之调整。当前社会需求满足方式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以单位、集体满足为主向市场满足为主转变，但是市场又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传统的社会支持系统功能在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面临挑战；社会保险制度不完善；虚拟世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由于传统的社会需求满足方式和手段的有效性正在减弱，新的社会需求满足方式尚未完全到位，人们的物质家园、精神家园仍处于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生活保障、心灵归属感不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新的社会事务的挑战

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事务，例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管理、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城中村改造，城郊结合部管理；农民市民化的转变。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征地拆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等社会事务。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就业与失业、企业改革、劳动关系、劳动权益保护、劳动力转移和培训、收入分配、市场监管和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多种社会事务。在信息化过程中，出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等社会事务。由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和升级，出现了农民工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家庭关系问题、城市融入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精神文化甚至生理需求满足问题，出现独生子女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出现国际交流与合作、信仰多元化、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问题等。这些新的社会事务使得社会管理工作量大大增加，社会管理难度加大。

新的社会心态的挑战

改革开放之初，解决温饱问题是绝大多数群众的迫切要求。那时，对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成和支持。上世纪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率先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时代的共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的观念也逐步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民财富蛋糕的做大，随着开放的扩大和互联网等信息传播手段的大众化、便捷化和互动化，在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利益群体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对待改革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改革中失利的群体对改革开始持怀疑甚至抵触态度，仇富、仇官心理在少数人心中滋生。

新的社会矛盾的挑战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例如，土地问题、拆迁问题、干群矛盾、劳资冲突、医患关系矛盾、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贫富差距矛盾、黄赌毒、互联网风险、退伍军人问题、库区移民问题、事业单位改革问题等。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党群关系在总体改善的前提下，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些领域和地区干群矛盾还比较突出，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呈现如下一些特点：

干群关系越往基层情况越不容乐观。从工作来看，近年来越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群众上升幅度呈“倒金字塔”型。越级上访表明，群众更相信上级党政领导。的大案要案只是使干部的整体形象不好，直接影响干群关系的还是在基层、与普通群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事件。

篇4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属于SSK流派的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一般来说，爱丁堡学派是SSK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科学知识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决定的?按传统的看法，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实证主义者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反映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否定或贬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确实把对知识社会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进行探析。

一、SSK产生的思想渊源

知识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学的出现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来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赫克曼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给出这样的评价：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所有人都对把自然科学列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可能性持有异义，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长期脱节。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它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及科学知识便以其效用性、严密性、权威性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全能的和有益无害的。正是由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的社会学家也赋予了科学的特殊的地位，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研究早期代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决定”的思想，也从社会角度把思想解释为一种反映在宗教、合作机构等集体表现之中的集体现象。他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但是关于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迪尔凯姆认为，有关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能的，但这一研究比对其他的学术活动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有限的形式。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如何带动了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共同体是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能够使科学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见、成见和学术歪曲；我们也可以分析科学专家的少数派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们难以对科学知识提供社会学的解释，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实科学的，是独立于社会环境的。

篇5

研究对象均为本院东西两部产科在2000年1月至2000年9月收治住院的孕妇进行随机抽样调查120例，按有无合并症或并发症分成两组进行调查，两组孕妇均为初产、单胎，无合并症或并发症（正常组）年龄的孕妇在20-33岁，平均年龄27±3.01

岁，孕周31-41周，平均38+3/7周；有合并症或并发症（异常组）包括合并心脏病、肾脏病、肝内胆汁淤积综合症、系统性红斑狼疮、妊高症、前置胎盘等的孕妇年龄在23-38岁，平均年龄29±3.79岁；孕周24-39周，平均36+1/7周。

1．2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法，在孕妇中晚期初次住院期间有专门护师，先对孕妇作必要的解释，然后由孕妇独立的完成问卷调查。

1．2．1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由Zung于1971年编制，此表共二十个项目，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四级，标准总分为50分〈1〉。

1．2．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由Zung于1965年编制，此表共二十个项目，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分四个等级，按中国常模结果，总粗分的分界值为41分，标准分为53分〈1〉。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有80年代中肖水源编制，量表共有10个项目，大多数为1-4级评分。该量表结构分三个维度：客观支持，指个体所达到的客观实际的，可见的社会支持；主观支持，指个体主观体验到的社会支持，对所获支持的满意程度；对支持的利用度，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度〈2〉。

1．2．4统计学方法：采用t检验和X2检验方法。

2结果

有关心身问题的调查研究指出，在综合科门诊中，74.2%可有不同状态的医学心理临床问题，其中29.8%表现各种心理症状，44.3%可达心理障碍或称心理症的程度；心理性症状的分布为，焦虑症状占30.5%，抑郁症状33.1%，强迫症状为10.9%。

2．1两组孕妇焦虑自评结果的比较和分析(表1)

表1两组孕妇焦虑自评结果的比较

2．2两组孕妇抑郁自评结果的比较和分析（表2）

表2两组孕妇抑郁自评结果的比较

2．3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方面的比较和分析

2．3．1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评分结果比较（表3）

表3两组孕妇在社会支持评分结果比较

2.3.2两组孕妇家庭成员主要支持来源比较（表4）

表4两组孕妇家庭成员主要支持来源比较

3讨论

3．1运用心理护理的技能，减轻焦虑、抑郁情绪

本组资料统计异常组的孕妇，其焦虑和抑郁状况与正常组的孕妇有着显著性差异（p<0.01），主要与异常组的孕妇在缺乏客观因素或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对胎儿生长发育和健康的担心有关，尤其是某些疾病是否会遗传给胎儿，胎儿是否畸形，对于合并症严重的孕妇同时担心自己是否能安全渡过分娩期等等。这些孕妇会出现多思少眠、顾虑重重、忧虑不安、紧张疑虑等表现；有些会出现言语减少、兴趣索然、懊恼丧气等自尊和自信心降低的表现。护士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抚慰法，如应用多与孕妇眼光接触、多倾听、避免称呼床号改称姓名、在产妇宫缩时多抚摸等；采用转移法，如适当指导孕妇增加一些兴趣活动、把握分寸的幽默、暗示语言等；同时给孕妇创造一个轻松愉快、清洁优美的环境。

3．2重视护士的个人品质和技能的培养

护士是与病人的频繁接触者，尤其对于刚入院的孕妇。产科收治的孕妇一般均在孕期的中末期,此时的孕妇正处于情绪紧张度的增高期,处于紧张中的孕妇主要表现自信心不足或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缺乏心理准备〈3〉。而产科护士的一言一行随时影响着她们高度紧张的精神，一旦有不良的因素随时可以引起或加重她们的紧张、焦虑和恐惧等不良心理问题。故护士更应努力学会并识别孕妇对躯体疾病出现的无效应对和不良适应的危险性，并进行相应的心理护理干预〈2〉。同时护士要加强各种基础和专科技能的锻炼，学会全面地系统地对病人实施各项护理措施，以期减轻和治愈孕妇身心问题。

3．3加强孕妇针对性的健康宣教

随着护理程序的运用，整体化病房的逐步开展，健康教育越来越收到人们的重视，如何具体地、连续地、动态地、系统地对孕妇实施健康教育，就必须真正了解孕妇的需求再实施个体化、针对性实施的健康教育，使孕妇在可能出现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心理应对，以减轻心理紧张度。

3．4加强对有合并症组的孕妇的心理支持

从家庭成员的主要支持来源的调查结果表明，孕妇的主要家庭支持者是丈夫和自己的父母。所以护士应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调查还显示有异常组的孕妇的夫妻支持率（93.3%）和公婆的支持率（71.7%）低于正常组的孕妇，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隐瞒或潜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这时护士应巧妙地运用沟通及时得到夫妻双方的理解，为孕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时向孕妇提供可能获得支持途径的信息，如医护人员也是提供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之一，指导他们积极寻求恰当的帮助与支持，主动参与护理活动，自觉调整精神、心理压力，保持情绪稳定，维护心身健康〈4〉。

3．5良好的妊娠心理对胎儿发育的影响

有资料表明孕妇的心理状态，如紧张、敏感、焦虑、恐惧、激动或抑郁均可影响妊娠子宫的血流供应，继而影响对胎儿的氧供应，导致胎儿缺氧或营养不良，造成死胎、早产或胎儿生长迟缓，如果给与合理的心理安抚或社会支持后，可大大增加胎儿的存活率〈3〉。另有报道表明不良心理因素会影响泌乳，使乳汁减少。正确、及时、有效地心理疏导，有利于孕妇保持一个良好的妊娠心态，促进胎儿健康地生长，同时也保证了产后顺利地授乳。

篇6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属于SSK流派的有爱丁堡学派、巴斯学派、巴黎学派等。一般来说，爱丁堡学派是SSK流派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科学知识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还是由社会决定的?按传统的看法，自然界对于自然科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实证主义者认为来自自然界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自然科学知识；反映论者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社会建构论者则否定或贬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科学界内外的人们社会交往的产物，科学知识是由人们社会性地构造出来的，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会建构主义确实把对知识社会性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思想渊源、理论来源和社会背景进行探析。

一、SSK产生的思想渊源

知识社会学是随着社会学的出现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来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先驱是先后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位大师，首先应该追溯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行动……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显然，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著名知识社会学赫克曼对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为知识社会学给出一条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也给出这样的评价：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所有人都对把自然科学列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的可能性持有异义，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长期脱节。启蒙运动将人类整个知识体系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纯粹知识，即科学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它根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故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另一类是非纯粹知识(如宗教、意识形态等)，它明显地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突出的相对性和局限性。这被称为“知识二分法”。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及科学知识便以其效用性、严密性、权威性而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学主义者看来，科学几乎是全能的和有益无害的。正是由于这种科学观，传统的社会学家也赋予了科学的特殊的地位，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去关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仅仅限于非纯粹知识的研究，如知识社会学研究早期代表、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的社会决定”的思想，也从社会角度把思想解释为一种反映在宗教、合作机构等集体表现之中的集体现象。他认为知识是同社会秩序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需要才从社会聚合的基本原则中产生出构成集体表征结构的精神范畴。但是关于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研究时，迪尔凯姆认为，有关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能的，但这一研究比对其他的学术活动领域的研究有较为有限的形式。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明社会发展如何带动了科学的出现，我们可以研究科学共同体是否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能够使科学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见、成见和学术歪曲；我们也可以分析科学专家的少数派观点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们难以对科学知识提供社会学的解释，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实科学的，是独立于社会环境的。

篇7

7月15日召开的广州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上，《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条例》和《广州市社会保险条例》被提议废止，常委会将在本次会上进行审议。

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何耀锦在会上提出废止《广州市社会保险条例》的原因是，其部分内容与国家有关条例不符，所以建议废止。

文章来源：

篇8

程倩，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社会呈现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总体特征，而且整个世界人类都处在了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环境当中。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是社会结构从一种线性模式向网络化的转变。而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不仅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从制度重构的意义上，要求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新时空坐标系中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为此，我们研究既是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叙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

〔关键词〕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管理创新；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5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4-0029-08

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整体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历史地看，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人类社会所创制出来的社会秩序，无论是从哲学基础、科学精神，还是人们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来看，它都体现为一种机械主义世界观和线性决定论逻辑。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旧的社会秩序正遭受挑战，它所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制度设计、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更是越发遭到诟病。当旧的社会秩序在频繁发生的危机当中逐渐表现出各种不适应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基于线性模式而建构起来的创制秩序的延续，而是一种全新社会秩序的逐渐生成，并且它是基于正在生成中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因而，在社会管理的意义上，一方面，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通过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向现有社会管理的制度设计、治理方式，以及思维模式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我们去积极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与服务型政府模式相适应。由此，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考察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社会管理提出的挑战，把握其中蕴含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种机遇，我们才能在这个新的时代坐标系中发现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现实背景、理论方向以及实践路径。也只有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引导下，社会管理创新才可能适应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社会特征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

一、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在当今这个高速流动的世界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既有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存在的共同主题，也有只涉及部分人口的地域性、特殊性的具体问题。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之下，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和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在面对这些共同主题和具体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中心国家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时总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捣鼓，而不愿意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边缘国家则忙着模仿和复制西方既有的制度框架，而逐渐错失为人类社会贡献创造性解决方案的机遇。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还是处在边缘地带的后发国家，不论它们所面对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主题，还是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问题，想要承担起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满足这样两个前提：一是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二是提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正如张康之教授所作出的判断，“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构成了当今社会治理变革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中，从现实走向未来的道路展现出了一幅流动的图景。”〔1〕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边缘国家正享受着来自中心国家的民主和官僚制的“恩赐”，因而导致其社会管理陷入了恶性循环；而在中心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迫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压力，这些国家则在“改革”的名义下强化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使得“改革”陷入到“改良”的庸俗境地。其结果是，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家迷恋于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不仅不愿意打破它们去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并且还乐意于将它们推送给后发的边缘国家，以期建构起中心与边缘的同质性。而对于边缘国家来说，面对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似乎又非常乐意于学习和模仿中心国家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

如果我们在一个时间线上去看待这些问题就会发现，后发的边缘国家所遇到的那些现实的社会管理问题基本都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很多人都如此认为）。因而，发达国家既有的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方式是可以帮助后发国家解决那些眼前的问题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我们在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中去观察我们所遇到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它们非但不是过去出现过的老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新问题，即使它们在某些表现形式上与过去有些类似。因而，如果我们不能以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去看待问题，寻求创造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实现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话，就会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因为走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带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因为挪用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带国家的制度以及治理方式，所以，产生了那些中心地带国家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的问题，再借用它们解决问题的方案，以至于永远追随着中心地带国家的脚步。”〔2〕归根到底，就社会管理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地实现制度设计、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然而，通过我们谨慎但仍然是粗线条式的文献考察，我们却发现，尽管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赞同或至少不否认人类社会处在了全球化进程当中，然而，全球化究竟是怎样的一场社会变革运动，则因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解问题的思维方式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在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过程中，如果不能准确定位全球化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研究和探索中也会因此而误入歧途，并直接导致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这个坐标不仅没有成为我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参照系，反而成为了束缚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巨大藩篱。因而，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时，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应当也必然要作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进行理论创新的坐标之一。

在世界化的空间坐标中，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不是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甚至就连民族国家也只是用它来开展社会控制的一个相对封闭的框架。实际上，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服务于一种精英治理或能者统治的逻辑的，这也正是世界化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我们看到，人类社会的世界化、工业化进程造就的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世界，而是处处呈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正是以此为坐标建构起来的，这也就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决定了它是从属于建构中心―边缘结构之目的的。与世界化进程不同的是，人类社会正身处其中的全球化历史运动则蕴含了一种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诉求，然而，这一诉求却无法通过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而必须通过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和社会管理创新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以全球化为空间坐标并反过来帮助全球化运动完成解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全新课题。在这个以流动性为尺度的开放社会里，人类社会通过管理型政府所开展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遭受了质疑，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人类共同事务几乎都不能作为一种“特殊情形”而在这样一个控制体系中加以解决。如果说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所建构起来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是与管理型政府追求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相契合的，那么，当我们在全球化这个新的空间坐标中去思考如何进行流动性、开放性世界中的社会管理时，则必须充分考虑全球流动所产生的差异性的问题。我们的这种思考在其基本方向上走向了建构一种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新社会管理方式。

如果说世界化和全球化可以定位为社会管理方式的空间坐标的话，那么，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则可以定位为它们的时间坐标。当然，这种空间和时间意义并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定，或者我们宁愿说，世界化、工业化是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时空坐标系，而全球化、后工业化则是我们正在建构的全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时空坐标系。这里，我们同样要注意的是全球化和后工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我们对此的基本判断是，它们是人类社会在这一变革时代中表现出来的两个不同面向。或许，我们可以分别以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去认识它们，但在更加完整的意义上，认识人类正身处其中的这个变革时代，就必须将这二者视作统一的时空坐标系。因而，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时，我们就必须充分考虑全球化、后工业化这个时空坐标系。与全球化这个空间坐标一样，后工业化的时间坐标也同样遭遇不同话语体系的困扰。从社会变迁的现实来看，人类社会正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实际上，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我们既看到了对这一社会现实的描述，同时也看到了以此为时代背景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方案设计。然而，当我们仔细揣摩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变迁时，我们却无奈地发现，大多数学者仅仅是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来标榜其研究或设计的前沿性，而并没有真正地去理解后工业化进程之于人类社会的制度框架、政府模式，以及社会管理体系变革的意义。因而，这不仅破坏了后工业化进程所意味着的社会整体性变迁，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因而，就社会管理而言，工业化进程所塑造出来的是一个追求标准化和同一化，却不断走向领域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需要管理型政府通过控制性规则来实施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新的社会特征则在各个层面上向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而管理型政府却依然想要捍卫自己的领地，社会管理及其改革方案依然是控制导向的，殊不知它所从属的那个时间坐标已经被后工业化进程所替代，即便它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领地。与工业社会追求同一性却制造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不同的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承认和包容差异性而反对不平等。当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无法在不平等问题上继续有所作为时，我们就必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寻求承认差异性而拒绝不平等的社会管理方案。它不是适合于管理型政府运行逻辑的公正的能者统治，而是一种通过服务型政府模式来实现社会管理责任承担的新路径。因而，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上，现实的逻辑起点是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在这个流动性、开放性，以及复杂性的世界中走向了失灵。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对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那么，实际上，这一时代背景也对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和期待。

二、网络结构生成中的社会治理方式变革

观察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需要将之放置在它所隶属的那个特定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才能获得理解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理论正觉，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人类社会正在迈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因而，我们既不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继续维持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也不能将基于这个时代背景所进行的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放置到世界化、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如果说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预示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的话，那么，反过来，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在影响和建构人类社会。我们看到，在这些创造性科学技术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无疑正在影响人类社会的构成方式，并正在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实际上，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的是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形成的线性结构，并努力建构起一种网络结构。如果说一类科学技术的出现并改变人类社会需要很长的进步、演化过程的话，那么，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历史的推动则无疑令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人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节奏发展、变化、更新着。我们看到，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它们却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惊人的推动力。可以说，人类社会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已经处在了涌现的状态，如果说过去百年才能完成从一个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转变的话，那么，在当今这个不断加速的快节奏的社会里，几乎每隔几年我们就已经处在不同时代了。我们生活在快速变革的社会里，未及回首一个时代便已过去，新的时代扑面而来。正是由于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广泛应用于人类的社会生产、生活，才如此加速了社会变革的速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如果说可以在技术层面上将人类正处于或即将处于其中的历史阶段称作为信息社会，或者可以在与工业社会的比照中将之称作后工业社会的话，那么，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无疑正在为人类社会开启通往新时代的门扉，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意味着人类正在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地看，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现实。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是组织化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的缩影，因而，认识社会就可以从认识它的组织形式开始。按照韦伯对官僚制组织的设定，组织的工作本质上可以简化为一切形式的规章制度，通过这些规章制度所架构起来的官僚机器将在组织中活动的人当作机器的零部件。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从简单、确定逐渐走向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官僚制组织形式则是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用来应对复杂任务的一部机器。与农业社会早已存在的官僚制不同，工业社会中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官僚制的运行规则中，人与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分离的，因而，以官僚制为典型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会管理方式则往往也表现为一种决策和执行的分离，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管理者所扮演的是执行者的角色，这就将他们从一个完整的人分割为碎片化的人。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尤其在20世纪，伴随着“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兴起，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垄断性的角色和地位直接决定了人们按照官僚制的组织方式来建构社会的基本思路。在这个行政国家里，官僚们在人们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3〕在组织结构上，官僚制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因而，在20世纪这个由官僚制组织构成的社会里，社会的结构也同样是这样一个中心―边缘的线性结构。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则是不一样的景象，尽管人们对信息技术的未来潜力还比较模糊，但他们相信，通过信息技术所建构起来的虚拟世界正在改变社会及其组织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性变革指向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我们看到，如果说官僚制组织具有等级化内涵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一种线性结构的话，那么，正在生成的组织结构则无疑是具有非中心化内涵的网络结构。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来的政府变革在偏离官僚制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政府当中繁文缛节的减少和等级结构的扁平化都说明了，当我们在逐渐远离官僚制的旧轨而准备踏步前行时，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于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环境的结构。

如果说早期的信息技术发展，比如有线电、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视、电话等，就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可能性了的话，那么，随着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各种可能性都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时时处处蕴含着未来发展的各种潜能。在以往的时代里，人类社会很多制度设计都是基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治理的支持的。而随着创造性技术的涌现，人类社会在制度设计的意义上已经可以突破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并可能很快实现不同形式的制度设计。我们看到，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的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与其他人保持地位平等的联系，正如福克斯、米勒所描述的，“这些虚拟的社区不受地域限制，更多地是依据亚文化、爱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一起。因此，多数人的对话意味着话语的初始形式。如果继续维持的话，它会发展成无中心的、专业化的、分小组的，还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话语。寻找同类总想发展对方。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数不胜数的专业化群体以及同等专业化的语言游戏都有可能出现。”〔4〕通过网络技术建构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消除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地位、财富等身份差异，但同时又不会因此而消灭了人的总体性和个性化。人类社会在构成方式上的变革预示着我们必须通过政府模式变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来满足网络社会结构下的社会治理新需求、新期望。也就是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意义上对社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再次处在了新的历史转折点上，从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来说，像法制对习俗的替代过程将会重现，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也将经历一次社会规范体系的变革。我们看到，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因素越来越多地超脱于现有社会规范体系之外，治理者试图将它们吸纳到现有的法制规范体系之内，却发现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变好，反而变得更加糟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模式需要一种合乎这一社会现实及其特点的规范体系。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创造出来的行为依据和活动规范或许还将起着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的作用，但显然的是法制规范将从它的主导地位上退下来，逐渐被新的规范因素边缘化。在人类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基本社会生活价值的追求中，如果说社会生活中客观性方面可以通过法律规范来进行治理的话，那么，在主观性方面则显然是无法通过法律规范来加以治理的，因而，它呼吁一种全新的社会规范。如果说网络技术的发展意味着虚拟世界的生成，那么，人类穿行于自然界、社会，以及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时，则无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主观性。因而，在虚拟世界中，试图通过法律规范来治理它的构想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很快地便陷入到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因此，在社会管理的意义上，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它需要人类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治理规范和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优良社会秩序的建立。

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的生活空间从物理世界扩展到虚拟世界。人们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如果说人类在物理世界中交往活动时刻受到线性时空的限制的话，那么，在虚拟世界里，社会交往活动则无疑在很多层面上超越了这种时空限制而立体化、多元化地进行着。当时空规则发生改变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也跟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甚至在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层次上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然而，如果我们用旧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框架去看待网络技术等创造性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的话，那么，我们则会仅仅将之定位在良好社会秩序的破坏因素的位置上，并逻辑地采取遏制其发展的措施去对其进行依法治理。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网络技术不只是一种新的生活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变革因素，网络技术及其所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涌现正在变革人类社会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正在生成一个具有网络结构的社会。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网络化趋势正以一股强有力的势头打破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所建构起来的不断分化的、领域隔离的、碎片化的社会，并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中推动人类朝向总体性的方向发展。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整个人类社会都在网络化过程中构成了一个互动系统。作为一项创造性技术，网络技术无疑促成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因而，它的社会意义是远远大于它的技术价值或符号象征意义的。正如张康之教授所指出的，“网络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项技术的价值，它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在于：促成了社会的网络化，让人类社会在它的启发下重新以网络的形式来加以建构。甚至可以说，网络技术直接作用于社会，造就了一个拥有网络结构的社会。这个社会由于拥有了网络结构而正在迅速打破它在以往各个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地域以及族阈边界，朝着总体化的方向迅速迈进”。〔5〕

三、在新时空坐标系中定位社会治理体系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定位理论建构和改革方案所处的特定时空坐标系，那么，它们就很容易走偏。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所进行的政府改革运动以及社会管理方式变革尽管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但是那些方案和理论基本都是围绕着如何维系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而开展的。即使是那些看似有着一些新前景的理论或思想，如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也是出于对管理型政府模式建议修缮的要求而进行的思想叙述。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制度包袱和对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的某种虔诚，西方学者虽然先于我们认识到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及其所蕴含的“第三次浪潮”，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但却没有找到改革和创新的方向和出路，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批判并超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一种全新理论建构是心存畏惧的。因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时空坐标系正在生成，它引导我们走出世界化、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引导我们去在新的时空坐标系中思考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能性。

对社会管理创新所开展的考察，既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预设，也不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推导，而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观察到的变革和创新诉求。因而，当我们将社会管理创新放置在社会现实当中时，我们便会看到，管理型政府在进行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活动时是基于民族国家这个框架的，而如今这个框架正遭受着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冲击，而产生这种冲击的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而是一场全新的历史运动。如果说将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空间坐标定位为世界化是历史事实在理论建构中的呈现的话，那么，我们把服务型政府模式下的社会管理创新的空间坐标定位为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也是符合当前这个流动性和开放性迅速增长的社会现实的。然而，从全球化的视野去观察社会管理创新，我们则必须从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思维窠臼中走出来，走出用世界化的旧眼光观察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思维定势。因而，如果说世界化和全球化是两场不同的历史运动，那么，社会管理创新的坐标定位就要在它们二者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也就是说，在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时候，如果将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与世界化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绑定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流动性和开放性不断增长的世界里继续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继续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开展社会管理活动。最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流动性、开放性的世界里，管理型政府通过固定、封闭的空间所进行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失灵了，整个人类社会也因此陷入到了失序的状态当中，用贝克等人的话说，就是人类陷入了“全球风险社会”。〔6〕

我们将全球化、后工业化确定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时空坐标系，它不会停留在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全球化视野和后工业化取向的简单叙事上，而是要深入到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内部，去探讨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及其建构方向。因而，概括地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线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以及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历史运动。

历史地看，在分析统治型社会治理时，我们是将它放置在地域化、农业化这个时空坐标系中的，而在这样一个坐标系中，农业社会的总体特征是单一性和确定性。我们看到，农业社会在其社会结构上表现为一种等级身份镶嵌结构。因而，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就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社会治理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等级身份镶嵌结构来获得确定性，并因此也就使农业社会的治理问题变得非常简单，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农业社会的统治体系并不复杂甚至非常简单的原因。一个县令带着几个捕快就可以实现对一方的治理了。然而，在世界化、工业化的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长，因而，在这样的时空坐标系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概括地说，世界化、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在这种克服不确定性的确定性追求中，管理型政府建构起了一种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如果这种社会管理方式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那么，人类陷入到风险社会和全球风险社会的现实则无疑证明它已经走向了失灵，而这一变化的现实背景正是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人类社会也因此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维系或修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并通过这种政府模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如果说社会管理创新要打破管理型政府模式下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的话，那么，这种创新就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创造性思维。而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社会条件下的问题解决方式不同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从问题出发去寻求解决方案，这就形成了相应的研究领域或学科领域，那么，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人类社会发展出了创造性科学技术。其实，这也就为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建立一个新的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我们又找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科学技术维度。在这个维度上，我们看到的是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兴起。从科学范式演进的角度去观察科学技术领域，我们看到，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管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巨大藩篱。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

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既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展现，同时它也反过来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在社会层面上，它更是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的转变。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承担起了如何在社会网络结构下开展社会管理活动的使命。依我们之所见，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社会变革所呈现出来的网络化、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个性化、多元化等可以按照其逻辑关系归结为三个变迁过程：“网络化―去中心化”、“符号化―虚拟化”，以及“个性化―多元化”。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创新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社会管理创新走向了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即正在生成中的多元社会管理力量都是这一网络结构中作为行动者的节点，在它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没有中心或边缘的合作关系。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管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及其社会管理方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重拾起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并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这既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也是变革政府模式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现实出路。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管理实践的考察，我们发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不论是制度设计、政府模式，还是社会管理方式，都需要放置在社会变革的特定时代背景中去加以认识和理解。这就引领我们去思考人类社会所处的这个特定时代。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的指引之下，我们在反思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而既有的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并不能满足人类在这一变革时代中的新需求，这就导致了我们既有的社会管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我们的结论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造就的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创造性技术，特别是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从网络虚拟世界的生成和社会结构的网络化两个层面上打破人类社会的线性结构。网络结构的生成要求我们超越基于社会线性结构之上的控制导向的社会管理方式，而建构一种基于网络结构之上的社会管理方式，并通过这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来实现社会的良好治理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项考察中，从社会变迁的现实出发，我们为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确定了一个新的时空坐标系，即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在面对这样一个时空坐标系时，我们会遭遇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即便我们的社会进入到并且我们也认识到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然而，如果我们并没有改变既有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而依然用世界化、工业化的思维和眼光去应对我们正在面对的各种社会管理问题，那么，所谓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或许只是表面功夫，甚至会使社会管理实践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二是在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打破旧的思维框框，并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努力实现一种全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塑造，然而，这种创新也要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关怀和理论准备，否则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再好，也会导致理论建构和实践应用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因而使一项很好的理论设想和治理方案遭受诸多质疑。这也就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是与政府模式变革及其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而，对于社会管理体系创新来说，我们必须面向全球化、后工业化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去建构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服务型政府模式的积极引导下，以流动性、开放性、复杂性的社会特征和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为基点去开展社会管理体系创新。

〔参考文献〕

〔1〕〔2〕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修订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3〕See Marx， Fritz Morste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Bureau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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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应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相关人员的合理管理，实现其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的提升，使得其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可以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水平看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二、社会主义经济

（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

社会主义经济是指，以所有制性质角度为定义标准，将社会主义经济看成一种由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国有、集体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组成的经济。这种经济也被称为公有制经济[1]。

（二）社会主体经济的组成成分

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成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国有经济。这种经济是指由国家持有所有生产资料。其中包含运用国有资金进行建设的相关企业。

2.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相比，在这种经济类型中，劳动者可以从其中获得一定的生产资料。

3.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经济是指由多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以参股或联合等形式存在的一种经济类型。

三、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

这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进行分析：

（一）人力资源的特点

与其他资源相比，人力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流动性特点。在企业中，人力资源的流动性特点较为普遍。这种特点的产生原因包含多种因素，如员工对薪酬福利待遇不满意，员工不适应该企业的工作环境，由于员工无法满足企业的基本要求而被企业辞退等[2]。

2.需求多样性特点。与其他资源不同，人力资源中的每个组成个体都拥有自身的判断和要求。对于同一企业中同一岗位的不同员工而言，员工甲可能更加注重薪酬待遇的要求，员工乙可能更加注重该企业的工作氛围，而员工丙则更加注重他在该企业中的晋升空间。人力资源多样化的需求为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3.主观能动性较强。主观能动性较强是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等其他资源不同的主要区别之一。

（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应用现状

为了更好地展现应用情况，这里以某国有企业为例，对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

1.该企业人力资源投资情况。与其他企业相比，该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视程度较高。该企业根据自身实际员工需求及管理需求配备了充足的管理资源。就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而言，该企业在重视自身管理人员培训的基础上，引入了一定数量的专业管理人员，这种做法保障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效果[3]。

2.该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该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较为合理，其后勤、销售等相关部门的人员配备情况符合该企业的实际需求。其人力资源结构的合理性有利于该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进而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3.该企业的员工情况。应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之后，该企业员工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了有效控制。与其他企业相比，该企业员工工作主动性较高，员工对企业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且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4.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该企业中的应用效果。这里从多个方面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第一，招聘方面。应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之后，该企业的招聘信息合理性、招聘过程规范性得到了显著提升。通过面试、笔试以及专业技能测试等多个环节的综合性应聘方式的应用，实现企业员工队伍质量的提升。除此之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有效避免了企业中相关人员任人唯亲等不合理现象的发生。第二，劳动合同方面。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企业与员工的利益通过劳动合同的形式获得了良好的保障。劳动合同签订与使用的规范性显著提升。第三，员工行为方面。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聊天、迟到等现象是影响员工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对员工的行为产生了良好的规范和约束作用。除此之外，该制度的应用还为员工营造出适宜的工作环境，间接促进员工工作质量的提升。第四，薪酬方面。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应用使得员工对自身的薪酬满意度发生了显著提升。在该企业中，员工除了可以获得基本工资之外，人事管理部门通过对员工考勤情况的总结，以及会计部门对员工绩效的计算都会转化成相应的薪酬待遇，这种有针对性的薪酬制度充分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除此之外，该企业以季度为单位，根据自身效益变化情况，对员工的工资进行适当调整。从员工薪酬满意度的变化情况来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该企业中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4]。

四、结论

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源是实现企业获益的重要保障之一。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中，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企业中的应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该制度的应用对员工对企业满意度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而促进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增加。

参考文献

[1]李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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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市教委的2012年科研创新项目《从角色认同与价值认同：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和谐心理建设机制与途径研究》（项目编号：12ZS188）的成果之一。

经过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国经济生活形态发生很大变化的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在这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如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就显得十分重要。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东方智慧的体现，与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理念密切相关。在新的社会阶段和社会治理创新视野下，尤其是在新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的大背景下，如何发挥人民调解的社会功能、使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邻里纠纷、保障人际和谐和优化党群关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就十分重要。

一、转型期社会治理的现状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治理遇到了很多困境，面临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不断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人民调解工作曾经和正在社会矛盾的化解、社会纠纷的解决，人际关系的和谐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要使人民调解工作在现代社会能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对转型期的社会特征和社会矛盾进行必要的分析。

（一）社会治理的范围和管理的领域不断扩大

现代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治理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治理的领域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化，社会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加和常态化，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的社会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人口的流动越来越频繁，新兴行业与社会的新的领域不断出现。这就使社会治理的内容越来越多，社会治理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这种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新兴行业不断增多，新兴组织不断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新的经济领域不断出现，新的行业越来越多。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就业人口和第二产业的工业就业人口在下降，而新兴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增多。除了传统的餐饮、娱乐等服务业，以信息、咨询、计算机和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型服务业更是得到了很大发展。现代社会新型应用服务行业应运而生，生活服务场所迅速增多，表现形式不断“翻新”，花样层出不穷。新行业的发展催生了新兴社会组织的出现和新的社会群体的产生。新的社会组织与新兴行业的出现满足了人们物质、娱乐和精神上的需要，同时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呈现出多样化和阶层化的特点。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人们更追求行为上的独立性，更追求自我的利益，同时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生活方式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多元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出现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人口流动增多，熟人社会的格局被打破。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大多在熟人之间进行。传统社会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生活范围相对比较固定，人口的流动性较低。现代社会已经打破了原来的社会格局，社会生活中人口的流动日益活跃，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出现了比较激烈的经济竞争和比较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在这种人口流动和竞争日益激烈、熟人社会格局不断被打破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人际关系中情感的纽带越来越淡漠，而利益之争越来越频繁。由于经济水平的差异，社会生活中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心理失衡，行为失范，导致了以侵占财产和获取经济利益的犯罪活动的日以增多。

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人口流动越来越广泛，城市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大多都是陌生人的关系。在陌生的人群中，人们的自我约束意识会降低，受着物质利益的驱使，人们的道德意识降低，加大了社会控制的难度与成本。

（二）社会治理难度不断增大

现代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分化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社会治理的难度不断加大。社会治理难度增大主要表现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和社会人口管理的难度加大，预防和打击犯罪的难度加大等几方面。

第一，化解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由于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冲突，社会阶层矛盾和不同群体的矛盾越来越多。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住房需求的多样化和拆迁与土地使用情况的变化等都会造成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矛盾，造成家庭邻里的矛盾。尤其是改革向更广阔的领域扩展，随着各项改革政策的纵深推进，深层次上触及利益机制。而伴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机制的重建，使各种不同的社会矛盾汇集并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加大了社会治理中化解社会矛盾的难度。

第二，人口管理的难度加大。社会流动的加剧和大量的人口从乡村进入到城市打工，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和个体以经营户的出现，使“单位人”减少，“社会人”增多、“农村人”减少，“城里人”增多，同时在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大量的人户分离的现象。这种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带来的变化给社会治理增加了难度。过去那种通过单位或组织了解居民信息、掌握住户现实表现，控制违法犯罪倾向，或是通过单位和组织进行有关居民工作，防止不良情况发生的社会治理机制日渐失灵。现代社会要掌握居住区内的人口状况，要对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越来越困难。

第三，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加大。人口管理与居民家庭状况和个人状况管理的困难，直接导致了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困难的出现。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变化和信息量的不断扩大，使诱发、滋生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当前整个社会治理和预防犯罪的机制相对薄弱，同时犯罪智能化、组织化和信息化的特征越来明显，新型犯罪不断增多，使打击犯罪的成本增加而违法犯罪的成本降低，这种种变化都增加了社会控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

（三）社会治理手段滞后，社会秩序治安化倾向明显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生活的日趋活跃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程度的加深，社会治理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人们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强烈，人们对宽松的社会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多。要适应这种变化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对行政管理对象、手段、方法进行调整，取消一些行业、场所的审批，同时需要政府简政放权，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公民自主管理创造条件。但现实的情况却是，由于立法滞后、职责不清等因素，造成了很多管理缺失、断档，管理措施跟不上，导致一些行业、场所秩序混乱，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小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使社会的治安案件越来越多，社会治理治安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目前我国的社会治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社会治理的大多数职能由政府部门承担，公民各种公益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我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大量与公民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要由各种社会组织来承担，但由于我国的社会组织比较弱小，社会组织管理规范和制度建设还不健全、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还不清晰，法律建设在很多方面还是空白，政府还没有学会简政放权，政府在社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多顾虑，因此很多本该由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来办的事还在由政府主导，使社会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还没有真正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载体，大量民间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导致了很多公民公益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很多社会事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从而引起老百姓的不满，造成一定的社会治安问题。

第二，政府职能与提供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不适应，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不高。现代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社会。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在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中，老百姓的公共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老百姓对社会事物的知情权和公共决策的参与权的认知越来越多，老百姓对政府提供的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多。[1]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社会的保障体系和社会治理制度还不够健全;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以非公有制为代表的新生社会组织迅速成长，而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尚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滞后，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不足，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不强，这种种管理上的不足导致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度不高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第三，社会治理手段简单化和单一化的倾向明显，强调刚性管理，柔性管理的手段不足。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有以法律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执法为手段的刚性管理，也要有以心理疏导、社会组织和社会中介为载体的柔性管理。但是现代社会中我国的管理手段却比较单一，无论是城市的社区管理还是乡村的村镇管理都是以政府主导和行政手段为主，强调依法治理和执法工作，而忽略了柔性管理。在城市管理中，城管的暴力执法导致了城管与小贩矛盾冲突的层出不穷，在征地与补偿中政府强势而为，强拆与强征成了主要的手段，在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的解决中越来越多的人强调运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社会稳定的维持方面采取强行阻止上访者的方式实施面子工程。这种行政主导和强势执法的刚性管理方式，并没有使社会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也没有使家庭和邻里关系变得和谐，而更加重了社会组织和群体间的不信任。

总之，目前的社会治理模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的需要，因此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模式需要不断完善，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寻求新的途径解决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2]

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必须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使人民群众实现自我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具有群众性、自治性、民间性的特点，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手段，是将群众工作和社会治理紧密结合的重要途径。因而人民调解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大有可为。

二、社会治理创新中人民调解工作的定位及运行机制

人民调解工作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工作。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人民调解工作是一项被法律认可、专门排解民间纠纷，解决民间矛盾的一项群众性制度。这项制度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它既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中天地人万物和谐的世界观，又体现了我国文化中重义轻利与道德教化为主的价值取向。[3]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10年人民调解法的颁布和实施，进一步使人民调解工作朝着法制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4]虽然在现代社会人民调解工作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人民调解法的颁布进一步规范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流程和工作模式，对人民调解工作沿着制度化与法制化道路的发展具有指引作用。但是人民调解工作也存在着工作定位与调解目标，民间性质与政府主导、调解人员的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等方面的矛盾与问题。[5]

在目前的社会治理中，要使人民调解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更加清晰的定位，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目标和功能以及它的社会地位进行有效的梳理与研究。

（一）现代社会人民调解工作的性质与定位

人民调解被认为是东方之花，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间矛盾和民间纠纷的社会治理机制。在我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利益冲突的增多，人民调解制度和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和解决民间的冲突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人民调解所具有的增强凝聚力、传承道德价值，以及协调公序良俗的特殊作用，是判决所不能替代的。”[6]人民调解工作按照性质来说是一项民间主导，解决社会纠纷的工作，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民间性和自治性。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人民调解工作是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来组织和实施的，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有民间组成的，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着行政化与司法化的倾向，这就削弱了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矛盾解决中的作用。通过对不同地区人民调解工作实践的调查和工作情况的总结，我们认为要使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就需要更加准确的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定位。

1. 坚持人民调解工作的自主性与自治性。人民调解工作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工作，是以解决民间纠纷、化解老百姓之间矛盾的工作。这项工作能发挥作用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与我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很多细小的、出现在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由老百姓自己信任的人民调解组织出面解决其效果要好于行政力量的干预和司法的干预。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减少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大力发展和培养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导、由专兼职人员具体实施和操作的工作，就具有民间性的特征。所以在人民调解工作的定位上，就一定要坚持人民调解工作的自治性和自主性特征，政府不要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过多的干预、发挥人民调解协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调解工作作用与功能的发挥。

2. 坚持大调解工作中人民调解工作的基础性。大调解工作是我国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所建立的由党委和政府牵头，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一项社会治理工作。大调解工作作为一项化解社会矛盾的创新机制，在解决很多复杂的利益问题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大调解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各地结合自身的条件探索出了不少大调解模式。[1]但是在大调解机制的运作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过多行政化和官僚化的趋势，存在着民间性质的人民调解边沿化的倾向。[2]因此在解决社会矛盾与纠纷时，要使人民调解工作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理顺人民调解工作与其他调解工作的关系，构建合理的大调解体系。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上海的很多区县，强化大调解的机制，坚持人民调解基础性的特征，使人民调解在大调解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市闵行区从2007年就探索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社会调解为补充的“四位一体”良性互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在这个工作体系中人民调解是最基本的调解工作，其他几项调解工作的运作是对人民调解的补充和深化。这种以人民调节为基础建立的大调解机制模式，解决了大调解工作官僚化与过分行政化的矛盾。

（二）现代社会人民调解工作的运作机制

社会治理创新视野下的人民调解工作要发挥作用，除了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准确定位之外，还需要在人员上，经费上和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运作上进行很多探索。我们认为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大背景下，要使人民调解工作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矛盾的化解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需要依靠社会力量建立人民调解的人员队伍，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使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得到保障，依靠建立大联动机制的方式，使人民调解工作的运行得到保证。

1. 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机制。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需要有一定的人员保障。在人民调解工作的实践中如何组建合理的人民调解工作队伍是值得探索的问题。除了社会基层政府在基层管理和社会治理中需要借助人民调解力量解决社会矛盾，人民调解法也规定企业也必须建立人民调解工作队伍。但是到底如何组建这支队伍和人民调解如何产生和人如何构成，法律没有刚性的要求。

现代社会的人民调解工作人员一般有三部分人构成：一是基层的人民调解员，主要是基层调解员队伍。他们分布在各村（居）委调委会、企事业单位调委会等居民和员工聚集的地方。承担一般民间纠纷的预防、排查和调解。二是专职调解员队伍。这只专职队伍是以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的形式招聘组建，分布在地方政府组建的调解受理中心、行业性调委会及各乡镇街道的预调中心，承担各类疑难、复杂和专业性矛盾的调解工作。第三部分是志愿人员。这类人员是在职的活着退休的专业人员。他们主要是以自愿者的身份出现，帮助基层或者专职的人民调解人员解决复杂的专业问题，比如律师、警察、医生等专业人员为人民调解工作中遇到的有关法律纠纷、医患矛盾、非诉讼案件等提供专业上的帮助和指导。

虽然很多社会治理专门化程度和创新意识比较强的城市和地区，已经组建了有着三部分人组成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但是在很多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人民调解工作队伍。因此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队伍建设是完善人民调解工作运行机制的核心和关键。

2. 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人民调解工作是依靠民间的力量化解各种纠纷，减少社会矛盾，预防犯罪的工作，也是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社会效益的工作。要使人民调解工作能有效运作，就需对人民调解工作提供经费保障。人民调解法对各级政府在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的规定中，就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经费支持和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民调解人员实施奖励。但是如何使经费得到保障和合理的运用在人民调解的实践中各地的情况不同，采用的方式不同。有些地方采取经费划拨的方式保证人民调解协会和各委员会成员的基本待遇，有的是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人民调解成员在调解工作中提供的服务多少和质量好坏，为调解人员予以支持。

我们认为为了使有限的经费能发挥大的作用，在人民调解工作中，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是比较合适的。政府购买的服务不仅仅是专职的人民调解员的服务，还包含着针对某些特殊事件需要有专门人员和第三方机构出面进行评估和参与解决问题的服务。这种以财政支持为基础，采用政府购买服务进行运作的经费保障和使用模式，可以提高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也可以使人民调解工作得到了经费上的保障。

3. 大调解工作的联动机制。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社会矛盾的多发性与复杂性使社会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发。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单靠人民调解来化解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各地都在探索大调解的格局。我们已经知道大调解就是整合各种资源对社会矛盾进行化解。但是如何使大调解工作在运作中能有效的防止过度司法化和行政化的倾向，使人民调解工作在大调解的机制中不会变成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如何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基础性是值得思考探索的问题。

建立合理的大调解工作的联动机制是发挥大调解工作功能，避免人民调解工作过度行政化和空心化倾向的主要途径。所谓大调解的联动机制就是整合不同的化解矛盾部门的资源优势，使不同层次的人民调解工作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使其他组织与部门的调解工作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使各种社会资源形成活力。目前我国城乡承担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和预防犯罪的部门很多。各地的综合治理办公室，犯罪预防和调解中心、医疗纠纷解决中心和人事仲裁机构等都承担着解决矛盾，调解纠纷的职责。除了由政府主导的部门之外，很多民间机构和社会志愿者服务机构和社会公益组织也扮演着社会矛盾调解者的角色。虽然解决社会矛盾的机构与组织很多，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在不同的机构与部门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建立联动机制，使各个部门的工作形成合力，促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

在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大调解的联动机制方面不少地区已经有了不少的探索。比如在解决医患矛盾方面温州与宁波就在具体的实践中，出台了相应的文件都成立了医疗纠纷理赔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来解决医疗纠纷。这种人民调解部门与医疗事故鉴别机构，医疗纠纷理赔机构联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机制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另外在民事诉讼调解中人民调解工作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上海长宁区在2003年就把人民调解工作引入到法院系统，在法院开创人民调解调节窗口，使人民调解工作与其他司法调解共同解决民事纠纷。[2]

三、社会治理创新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模式探索

人民调解工作是一项化解矛盾的工作，这项工作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有的是细小的摩擦和纠纷，有的是复杂的事件与矛盾;有的发生在亲人和家庭成员之间，有的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有的发生在个人与组织之间。由于所需要调解的纠纷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同时矛盾发生的地域和社会文化特征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别，这就决定了人民调解工作模式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有学者对城市的人民调解工作与乡村的人民调解工作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在城乡人民调解工作中，只有采用不同的模式才能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作用。[3] 要使人民调解工作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好的作用，使人民调解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相适应，就需要根据调解对象的特点与调解纠纷的性质加以分析。

通过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把目前人民调解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工作模式归纳为三种类型：心理疏导模式、居间调解模式与专家参与和裁定模式。

（一）心理疏导模式

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化解矛盾与纠纷。产生矛盾与纠纷的原因很多，很多矛盾与纠纷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和情感上的对立而产生的，面对这类矛盾和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者的职责就是帮助当事双方或多方能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这类矛盾与纠纷的化解最主要的工作模式就是心理疏导模式。

现代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逐渐降低，在城市社会中，外来人员和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这种社会特征和社会心理特征导致人们对自己情绪情感的控制力的下降，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化和表面化倾向的出现，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良人际关系的增多。在社会生活中，很多矛盾和冲突，很多纠纷不是因为实质上了分歧和比较明显的利益之争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心理上的不平衡，当事人之间缺乏相互的理解和宽容产生的，面对这些矛盾纠纷人民调解人员工作的重点就是帮助当事人理清关系，使他们能相互理解和相互担待，避免矛盾的激化与扩大化。

心理疏导模式在人民调解的工作中占据有广泛的应用：家庭纠纷、亲属间的纠纷和邻里纠纷、社会生活中比较细小的纠纷都可以使用心理疏导模式化解矛盾。家庭内部夫妻关系的调解，父母子女关系的调解和兄弟姐妹关系之间的调解，亲友之间的调解与邻里之间纠纷矛盾的化解大多都适合于采用心理疏导模式。家庭、邻里和朋友关系都是熟悉人的关系，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亲朋好友的关系是建立在亲情和友情之上的关系，邻里之间也是相对于其他人比较熟悉的人际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情感基础。这些具有一定的情感基础和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为可贵的关系。如果纠纷和矛盾出现在这种具有一定情感关系的人们之间，人民调解工作中就需要从情感出发，做好当事人之间的调解工作，帮助当事人理解保持良好关系的价值与意义，使当事人在某些利益面前都能保持克制，使他们避免因为某些细小的利益之争而伤害他们的感情或者给自己的心理带来消极的后果。

心理疏导模式不但适用于熟人之间产生矛盾与纠纷的调解工作，在陌生人之间产生小的矛盾冲突和纠纷时同样可以发挥作用。顾客与商家发生矛盾，患者与医生发生矛盾时也可以根据矛盾的性质和事件的大小采用心理疏导模式帮助当事双方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心理疏导工作作为一种促进当事人之间从心灵上接纳对方，原谅对方，不再纠缠于某些细节和小的利益的工作，它的价值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在现代这种工作不但有益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人际关系的改善，避免矛盾的激化，对降低和预防犯罪也具有一定的帮助。

（二）居间调解模式

居间调解模式是人民调解工作应用最广泛的模式。在很多矛盾纠纷中，人民调解人员的角色就是一个居间调解者。现代社会很多矛盾和纠纷都是利益纠纷和利益矛盾。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拆迁问题、旧区改造问题、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农村的邻里宅基地纠纷和征地补偿问题、城市行车过程中细小的碰擦问题，消费者与商家的买卖纠纷问题等等都是与利益有关的矛盾冲突。这类矛盾冲突在现代人民调解工作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多，以上海某区为例，人民调解部门从2008年到2011年四月共受理各类人民调解事件74188件，成功化解和处理了69889件，其中人民调解员扮演居间调解角色，为当事人出具调解协议书的事件是33100件，占到整个人民调解事件的近一半。这数据充分说明了居间调解模式的作用与价值。

居间调解就是当事双方产生了某些利益之争时，需要第三方作为中间人，协调当事双方之间的分歧，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的调解方式。在居间调解模式中调解人员的角色是调停者的角色和信息传递者关系沟通者的角色，要促进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调解人员不但需要耐心同时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由于当事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是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而是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在调解过程中，会出现谁也不想让步的现象，也会出现一方不理性而漫天要价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调解人员不能受当事人的影响，要保持理性和公正的态度帮助双方达成协议，使纠纷得到解决。

在现代人民调解工作中，达成协议之后，人民调解人员要协助当事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

（三）专家参与和裁定模式

专家参与和裁定模式是人民调解工作中新的工作模式，尤其是在建立大调解机制之后，在人民调解中，专家参与和裁定模式被运用的范围越来越广。由于很多纠纷的产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些纠纷与矛盾的解决就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在人民调解中专家的引进和专家的参与就不可避免。

在现代生活中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所有的问题都要经由法院来判决，这就会大大的增加司法系统的负担，也会增加当事人解决问题的成本，使当事人的个人形象或者企业形象受损害，也会使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进一步肤浅化和利益化，同时根据我国以和为贵和不到万不得已不打官司的文化传统和心理习惯，很多事件都采用非司法化的调解方式加以解决。而这些事件多为专业性比较强的事件，一般的调解人员不具备很强的专业性，这就需要专家的参与，组成有专家参与的人民调解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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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4 — 0025 — 03

英国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认为，“互联网是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方面”，“互联网不仅对现存的尚未互联网化的制度形式产生了影响，互联网创造了新的规则、标准、程序和社会目标。换言之，互联网自身是制度创新的源泉，而且，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些新制度。”〔1〕社会管理创新，是指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变革传统管理模式和方法，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和过程。在网络时代，通过网络媒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这种新趋势孕育和催生了网络执政这一新的执政模式。而网络执政，是指党和政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畅通民意、汇聚民声、凝聚民心，制定与民沟通的网络工作机制和制度规范，有效提高执政能力，密切联系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的现象和执政模式。它是执政党和政府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在互联网时代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创新社会管理、提升执政能力的执政新模式。

一、网络执政创新社会管理的机遇

通过互联网联系群众、凝聚民心、开展工作的网络执政方式，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它为党和政府搭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平台，奠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群众基础，并将成为政府提升社会管理创新能力的强大动力。

（一）网络执政搭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平台

由于传统社会管理体系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应时展的要求，执政者必然要在原有社会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对不合适宜的思路、内容等方面进行创新，以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网络执政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趋势，它要求执政者顺应网络时代的社会管理要求，改进执政方式，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求我们必须以民意主导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只有充分倾听群众需求，吸纳群众意见，积极回应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政府的社会管理措施才能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网络执政可以说是适应了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网络已成为政府联结民意的一个执政平台。特别是政府微博这一执政平台的出现，正成为民意展示的重要窗口。政府微博的开设和建设，可以及时了解民情、搜集民意，并有针对性地反馈民意，积极落实和解决民意所反映的问题，这种以积极的态度来回应民意的举措，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表现。显然，我党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网络对执政的影响力，将网络视为倾听民意、汇聚民声的前沿阵地，同时可以利用网络这个平台作为执政的最新载体来达到与百姓更好地沟通、交流的目的，从而加快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

（二）网络执政奠定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群众基础

网络政治时代的到来，改变着现实社会信息的传播方式，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也为执政党夯实统一的群众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网络的出现克服了地域、交通、身份及其它因素的影响，扭转了公民因客观条件不能够准确获取信息的被动局面，因此网络执政开辟了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网络执政的兴起突显了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意识不断增强，“人民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所思、所盼，政府官员认真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政策的及时给予解决，能够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凝聚力，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2〕党和政府应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形式，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出台与之相对应的政策及法律法规，推进政府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以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网络执政提升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

社会管理创新有利于推动政府执网能力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及常态化发展，党和政府应认真总结网络执政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将局部地区的创新管理方式制度化和常态化，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其推广实施。积极推进网络执政的制度化、常态化发展，了解网情民意是重点，这也是当前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意。以网络执政能力建设为动力，以新的标准和要求切实推进社会管理工作的优化和改进，使民智民情民意在互联网上汇聚，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和落实，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渐进式变革；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实现电子政务同网络执政的有效衔接，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网络化。

二、网络执政创新社会管理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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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何为“智慧社区”并没有权威的概念界定和统一的判定标准。百度百科把“智慧社区”定义为“充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涉及到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把握新一轮科技创新革命和信息产业浪潮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信息通信（ICT）产业发达、RFID相关技术领先、电信业务及信息化基础设施优良等优势，通过建设ICT基础设施、认证、安全等平台和示范工程，加快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构建社区发展的智慧环境，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的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模式，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社区形态。”“智慧社区”建设以提升业主的幸福感作为基本出发点，通过打造智慧社区为百姓提供便利，从而推动区域社会进步。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智慧社区”将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智能管理系统，有望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便捷、舒适、高效。

1.2“智慧社区”的体系结构

“智慧社区”的体系结构包括基础环境、基础数据库群、云交换平台、应用及其服务体系、保障体系五个方面。（如图所示）

1.2.1.基础环境：基础层主要包括全部硬件环境，如家庭安装的感应器，老人测量身体状况的仪器，通信的网络硬件，如宽带，光纤，还有用于视频监控的摄像头，定位的定位器等。

1.2.2.基础数据库群：基础数据库包括业务数据库、传感信息数据库、日志数据库、和交换数据库等四大数据库。

1.2.3.云交换平台：云交换平台主要实现各种异构网络的数据交换和计算。提供软件接口平台，或提供计算服务，或者作为服务器。

1.2.4.应用及其服务体系：应用服务体系包括个人信息管理系统、日志管理系统、应急呼叫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广播系统、智能感应系统、门禁系统、远程服务系统等，由这些系统完成为社区各类人群的直接服务。

1.2.5.保障体系：保障体系包括安全保障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管理保障体系三个方面，从技术安全，运行安全和管理安全三方面构建安全防范体系，确实保护基础平台及各个应用系统的可用性、机密性、完整性、抗抵赖性、可审计性和可控性。

2“智慧社区”建设给物业管理行业带来的机遇

2.1“智慧社区”建设有效降低物业管理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物业管理行业“招工难、人员流动性大、人力成本高，服务质量差”的弊端一直困扰着广大企业“，智慧社区”建设为解决上述难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以物业安全管理为例，依靠网络化、信息化平台开发的“区域整体安全监控系统”包括远红外线设防、电子巡更系统、门禁系统、紧急事件报警系统以及各类识别系统，它的投入使用有效减少了秩序维护员的配置，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支出，真正实现了用技防、物防取代人防，用先进的智能技术提高社区安全性，从而达成了人、物、技防的和谐统一，大幅提升了物业服务质量和整体效率。

2.2“智慧社区”建设让物业服务企业更好地满足业主需求

物业服务企业根据“智慧社区”的特点所开发的在线购物、管家服务、便民服务、家庭百科、休闲娱乐及可选配的智能家居等信息化平台，使得业主可在电视机、智能手机、电脑终端上在线购买送货上门的蔬菜、食品、日用品等；可通过“智慧社区云终端”直接调取小区安防视频在家观看；可通过智能管家平台预定车辆、送餐、衣物干洗、洗车、收发快递、票务等服务；可在线报修、投诉及与物业企业互动，完成家政服务安排，点播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获得二手房交易与房屋租赁等中介服务。此外，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使得客服部门只要输入单元门牌号就可方便地查询业主（住户）的基础信息和资料；智能抄表系统可以快速完成整个小区电表、水表、气表数据的读取，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物业服务费、水电费、气费等计缴数据，并将缴费信息发送到每一位业主（住户）手机上；客户只需要登录信息服务平台即可查询过往计缴费信息并实现银行自动划帐缴费；客户的投诉、报修和装修等业务也可通过信息系统直接进行接待、处理、数据储存、统计和跟进。

3“智慧社区”建设给物业管理行业带来的挑战

3.1“智慧社区”建设标准与规划缺乏，物业企业维护管理难

建设部住宅产业化办公室早在1999年12月就出台了《全国住宅小区智能化系统示范工程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由于该导则和2000年出台的GB50314-2000《智能建筑设计标准》中都没有详细规定每个系统的设计及施工规范，实施过程中往往只能参照各相关系统的有关标准执行，有的甚至是凭感觉，因而导致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设备选型的随意性较大。各厂家的相同产品的兼容性、互换性、开放性差，给未来系统的集成与数据共享带来很大困难，不利于物业企业进行维护和管理。

3.2物业服务企业缺乏胜任“智慧社区”管理的专业技术人才

智慧社区应用了丰富的现代信息技术，其管理与服务模式与传统社区有很大不同。因此某些重要岗位不是一般人员通过短时间培训能够胜任的，所以物业服务企业需要配备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通过高素质的人才保障“智慧社区”软硬件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比如一个安防系统，由于系统管理不善，导致其它人员误操作，使得系统通信参数被修改，致使整个系统瘫痪，而物管人员却不会恢复。这一方面反映了物业企业规章制度不严，管理不力，同时也说明物管人员的技术素质亟待提高。

（三）“智慧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供应商选择难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物业管理肯定是线上与线下的结合。要做好服务平台供应商和加盟商的筛选，选择品牌知名度高、产品质量有保证的商家来提供专业服务，并厘清各方权责利，完善服务及产品质量纠纷的处理机制，避免因第三方服务或产品质量缺陷导致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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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而且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调整信息迅速捕捉，促进生产和需求的有效协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三大特征：它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条件下运行的；分配方式采用按劳分配，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它的作用是能维护整体利益的一致性。

二、现代企业理财现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企业也同时得到提升与发展，但是企业内部的理财也存在着风险。主要表现在：企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公司风险管理意识薄弱，管理能力不充足。企业内部重视财务的报表审查，财务的核算，力求规范，严谨。但是却往往忽视企业的财务管理，不能有效的对资金进行管理和调动，而且影响资金使用效率等；企业单纯的追求利润，将获得利润作为企业经营的根本，而一味的利益追求，也会带来财务上的负面作用，比如说财务报表数据失真，而且存在短期行为；企业过度追求规模，企业在市场中的定位不明确，一味的想扩大企业规模，并且不断的筹集资金，并将此作为企业的理财目标。但是企业并没有将筹集的资金有效的调动，科学的使用，企业内部没有好的准确的可以运营的支出项目，相应的企业资金就不能带来相应的效益，得到的回报远远低于筹集资金，最终，企业的理财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种情况还会导致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差；企业理财人员的实践能力和理论知识不足，我国更新的财务知识不能被完全吸收和利用，管理人员的知识大多停留在最原始的知识水平，停留在老师或自身摸索的传统知识经验上；对财务理论的应用能力差，而且企业不重视加大物力以及财力对财务人员的后续知识以及技能进行培训。企业内部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一味的重视业绩，盈利，而不注重提升员工的自身素质，缺乏对财务人员会计制度，财务制度以及各项管理知识的定期测评和考核。财务管理人员不重视资金的优化配置调动，缺乏企业以及财务的管理能力，思想达不到市场经济下的理财要求，而是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多要钱，多筹集资金的理念上。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理财机制

要注重资本存量管理，存量管理是对库存物品的库存量和订货时间的管理。其目的是确定合理的库存量和合适的订货时间，使现有资本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使资金效益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发挥，在企业现有的实际条件下，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在资源投入具有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主要实现实际产出的最大化。经济效益除去现有的经济效益，剩余的叫做潜在经济效益。当企业资源投入量没有被充分利用以及资本闲置过多时，就会产生潜在经济效益，这些剩余企业资本还可以继续创造价值和经济效益。

要注重资本增量管理，一个企业仅有资本投入管理和资本存量管理是不够的，资本增量管理也是企业持续经营发展的关键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企业要注重提高自身的专业开发能力，市场竞争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正视自身企业的资产规模以及场地规模，把握好资本投入的程度，形成合理的财务管理模式，并作用于企业扩张以及集团组建。在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体制快速膨胀的阶段，企业要处理好收益与风险的关系，用科技提升生产力，注重创新以及新型技术的学习和引进，在资本的筹集上，要拓宽资本筹集渠道，发展多元化的资本筹集方式，不仅要注重资本的数量，更要注重资本的质量，增强筹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要做好企业的风险投资估测，选择科学合理的财务决策程序，使企业资金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并获取最大化的投资收益率。

要注重资本收益管理，资本收益管理包括资本收益过程管理，资本收益业绩管理和资本收益分配管理。筹集资金，运营资金，获取收益，进行收益分配都是相辅相成的资本运营模式，企业的资本管理都是以资本筹资为起点，以收益分配为结尾，这样的运营模式以及收益管理可以维持一个企业的长远经营，因此，资本收益管理是维持企业资本经营的一个重要条件。

要注重资本配置管理，资本配置是一个企业资本经营的核心问题。资本配置管理的目的是要提高资源配置的使用率，获取最大经济效益。就算资本存量管理或者资本增量管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企业还是存在资本配置的问题。一定量的资本如何在不同产品，不同渠道或不同用途之间如何进行配置，以及一种产品如何在各种资本资源之间进行优化配置，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提高资本配置的经济效益，使投资收益率最大。在资源投入一定的情况下，配置资源产出大，获取的利益就多；产出一定的情况下，配置资源使用投入小，获取的利益就大，这两种情况的实现都会获得资本配置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