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格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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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双转移”策略的深入推进和粤东西北产业发展新格局“落子”的逐步到位，粤东西北地区发展快于全省水平，地区差距扩大趋势有所抑制。2012年，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GDP达到47779.56亿元，增长8.1%，占全省总量的79.1%。粤东、粤西和粤北GDP分别为4138.87亿元、4683.43亿元和3821.81亿元，增长10.2%、10.0%和8.6%，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珠三角占全省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下降，可见珠三角地区加快对粤东西北地区的辐射，区域经济两极分化趋势得到抑制。2012年，珠三角人均GDP达84355元，增长7.5%。粤东西北地区人均GDP明显增加，分别为24315元、30271元和23467元，增长9.6%、8.9%和7.8%。四大区域人均GDP最高与最低比为3.59∶1，与2005年的4.56∶1相比，差距明显缩窄。

调结构力度加大，产业结构继续升级。2012年，广东三次产业结构为5.0∶48.5∶46.5，第三产业比重比2011年提高1.2个百分点。各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比均呈上升趋势，反映产业升级水平的结构层次系数较上年提高。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继续增强。2012年，内需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8.2%，外需贡献率为1.8%。经济发展倚重内需特征明显，消费需求保持稳定。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22677.11亿元，增长12.0%。其中珠三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最快，达13.6%，粤北增长11.9%，粤东和粤北分别增长4.2%和9.2%。

区域经济应平衡发展

区域平衡发展仍有空间。全省各市地区发展差异系数居高不下，2012年按21个市计算达0.6359，高于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份。此外区域经济发展呈“哑铃型”（地区发展水平分布呈两头大趋势）变化。2012年，21个市人均GDP低于全省平均水平50%以下的有8个，比2000年多3个；处于中游的地市，即人均GDP在全省平均水平上下25%区间的市，2012年只有3个。

篇2

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沿海地带仍将是投资的热点地区。

首先，从石油、铁矿、粮食、棉花等重要资源的供给看，国内储量不足；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大多从资源开发起步，而资源开发一般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等特点，勘察开发和生产成本高。海外进口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仍具有较大竞争力，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偏重于制造业而非采掘业，虽然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不断加快，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布局的重心仍在沿海。

其次，沿海地区的产业密集度高，企业之间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分工关系，以降低生产成本。

再次，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相对较低。西部建设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往往高出沿海城市好几倍，这自然会影响到对西部投资的经济效果。另外，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国土面积小、社会管理成本低。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总水平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管理水平低，管理成本高。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人口向沿海地区流动，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会有较大程度提高，与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有望缩小。为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国家每年要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财政转移支付和用于改善生态环境、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的资金也会不断增加。

政府投资的倾斜有利于西部地区人民收入的提高。东西合作的加强、城市规模的扩大、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企业活力的提高，不仅能够增加就业，而且能够提高工资水平。随着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改善、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口将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向东部地区流动，西部地区的人口可能出现减少的趋势。“分子”增加，“分母”减少，人均收入必然增加，相应东部地区的“分子”、“分母”同比例增加，因此二者差距有望缩小。

二、三大城市群继续主导中国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不仅发展速度快，而且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引擎。

长三角在上海的辐射带动下，外资增长迅猛，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加工基地。未来30年，长三角腹地将继续扩大，江苏、浙江全省以及安徽一部分地区都将进入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地区将和香港、澳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优势更大，辐射力更强。京津冀城市群中各大城市特色和优势十分明显，互补作用强。北京具有政治、文化和高科技优势，天津具有港口和制造业优势，石家庄具有商贸业优势，一旦突破行政藩篱，发展潜力就会迅速释放出来。可以肯定，三大城市群在未来30年仍将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它地区都难以望其项背。

三、新城市群不断涌现

随着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和城市建设方针的改变，抑制大城市发展的诸多因素将不复存在，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中等城市最有发展潜力，且多是区域经济的中心，随着户籍制度的变革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中等城市将迅速成长为大城市。到2030年，我国10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将超过100座，50万人以上的城市数量将超过200座，绝大多数地区级城市都将跻身于大城市行列。

省域范围内将形成多个经济中心，规模不等的城市大多对应不同范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它们不仅集聚着区域内先进的制造业，也是区域内的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对区域的经济活动起着调节、辐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省的经济中心有可能与行政中心出现偏离，如已经形成或初见端倪的新的省内经济中心有青岛、大连、厦门、深圳、包头等。此外，随着各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各省区经济的发展，会逐步改变省内单一经济中心的格局，逐步发展一批新的经济增长极。

除三大城市群之外，新的城市群将不断涌现。现在已露端倪的有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江淮地区、湖南中部、吉林中部、北部湾、天山北坡等都有希望成为新的城市群。大大小小的城市群、产业带和经济圈将推动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对“诸侯经济”形成冲击。

四、京广线中段和长江中游地区可望崛起

这一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和安徽的沿江沿湖地区，以前被称为中原五省，是中国交通条件最好、资源比较丰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却比较缓慢。近年来，经济发展开始加速，优势重新显现出来，形成具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区，如武汉、襄樊、宜昌三角区，长沙、株州、湘潭经济区，南昌、九江和景德镇经济区，安徽沿江经济带。京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发展很快，武汉、长沙、郑州三大城市呈遥相呼应之势。钢铁、汽车、食品、机械制造等产业已具有相当竞争力。这一地区有望建设成为我国内陆地区以满足内需为主的消费品、中间产品和投资品并重的制造业中心。

五、中国经济重心有北移趋势

中国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东南沿海地区，这是由不同区域所具备的各方面条件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两处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核心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带动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心向西转移存在着一些客观限制。无论从历史的发展，还是从区位条件来分析，北部沿海地区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潜在经济增长核心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水资源条件的改善，制约北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因素将逐步化解，经济重心向北转移的趋势有可能成为现实，广义的环渤海地区的重化工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

篇3

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无力维持在全球的经济体系控制,世界上的新兴经济体也不甘于在经济发展上受到美国的制约,加重了美国全球经济体系崩塌的危机。美国为了继续享受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福利,同时遏制新型经济体的发展,保持自己的经济霸主地位,积极构建了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体,吸纳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两个公约。TTP是由亚太经合组织中的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四国在2005年提出的,在2008年美国加入,并在2009年主导进行扩展。成员国志在建立自由贸易区,在货物贸易、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劳动力、环境、投资等领域加强合作及互惠。在2014年,已有12个成员国,占世界总GDP的40%,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TTIP在2013年开始谈判,致力于使美国和欧盟共同消除双边贸易壁垒、减少关税等,进行自由贸易,如果这一谈判成功,那么欧美之间所有的关税都将取消,在投资和监管方面也将达成一致,非关税的壁垒也将大幅度的减少。欧美的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的50%,如果这两个协议全部达成,并且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话,我国的贸易环境将进一步恶劣,并且在全球的贸易话语权将极大的被削弱。

二、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探索

两个协议的准入标准非常高,并且在这两个协议中,中国、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我国为了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体系,倒逼国内经济市场进行改革,在美国这两个协议的夹缝之间寻找发展路径,探索建立了上海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区是具有进出换、离岸加工、仓储转口等多功能的自由贸易区,占地28.78平方公里,覆盖了4个特殊海关监管区域。这是我国对贸易改革的试水工程,期间还包括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探索、投资领域的改革、贸易领域的改革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可以说,上海自贸区内在的行政机构、制度设施等都与国内其他地区有差异。

为了达成我国建立自己的高层次自由贸易区,推进改革的目的,我们应该从上文中提到的四个方面进行发展的探索。首先,在政府职能领域,要按照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标准,构建与国际贸易格局和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把审批的重点注意到审批中和审批后上来,在审批前对于准入门槛和相关手续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减少行政审批的事项;在货物进入自贸区后,可以采用一次性验收、申报、放行的制度,加快贸易的流转程序,为贸易提供更多的方便;在投资方面,加强对于项目管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商登记这三个环节进行改革,进一步开放六大服务行业,探索投资管理的新体制,最终实现与外商投资管理制度相接轨;在贸易方面,进行高层次的贸易区域建设,推进我国国际贸易的转型和升级,鼓励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亚太地区的总部,提高上海自贸区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和根植力。当前上海自贸区的境外和自贸区货物是不受海关监管的,可以自由的进出自贸区,但是需要遵守我国海关的相关法规,征收一定的税务,这一举措促进了贸易产品流转的效率,吸引了一定的国际投资,为接下来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金融领域,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包括利率的市场化、汇率自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离岸金融业务的创建与完善等。同时要积极的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并允许一些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建立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是要注意对于金融风险进行严格的管控,同时为我国在将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做好准备。

篇4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两大引人注目的新趋势，一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另一个则是区域双边经贸合作的突飞猛进。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WTO为中心，维持自由贸易体制，全球性自由贸易高速运转：另一方面，随着区域化的发展，出现了区域经济合作化，在维系自由贸易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着多边，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也就成为驱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两个轮子。

然而，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加深，去全球化、全球贸易及资本流动的萎缩现象日趋严重，一些国家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达到维持本国贸易平衡和经济利益的目的，这不仅威胁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加剧全球贸易摩擦，也使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而上，积极推进区域经济自由化、一体化进程。事实上，不仅是在外贸形势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为摆脱外需持续低迷千方百计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创造更大的外需弹性，更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始终如一地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方向、坚决反对贸易投资保护的决心。

世界将迎来第三大经济体

按照国际贸易规律而言，区域经济合作一般分为五个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如今，欧盟经济合作已经达到第五个阶段，为最高层次。中国－东盟自贸区正按照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个步骤向前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何成为极富活力的贸易合作方式?事实上，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创造的贸易转移与溢出效应、生产转移与投资转移效应、福利效应等将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各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使集团内部区位更具竞争力。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当前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人口最多的地区。中国与东盟从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至今的18年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91～1996年建立全面对话框架、1997～2002年走向睦邻互信，2003～今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2000～2008年间，中国东盟贸易增长迅速，东盟和中国双边贸易以26.7％的年增长率增长，其增长速度快于中国和东盟各自的总体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2008年，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23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的地位。预计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有望在进出口总额上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到2020年，在GDP总量上超过欧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和北美、欧盟自由贸易区一道成为全球三大贸易支柱。

中国－东盟合作潜力巨大，无论是在产业，投资还是货币金融合作方面都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产业合作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产业协作层面。按照人均GDP、科技发展状况，工业化水平和贸易模式，中国－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属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新加坡，文莱，具有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优势第二层次是马来西亚，属于中上等收入水平，具有中等技术及资金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第三层次是中国和东盟的泰国，菲律宾，印尼，属于中下等收入层次，具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第四层次是东盟北部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属于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优势。如果能够实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其市场规模将在世界上各个区域性经济组织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逐渐形成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相交织的分工体系，从而形成与发达国家间的有力制衡。

投资合作自2002年11月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以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步伐加快，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底，东盟国家对华实际投资520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2008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增速大大加快，同比增长125％，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其海外拓展战略的目的地，与东盟国家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571.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8.3亿美元：同时，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快速增长态势。2008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达21.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25％。今明两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关键时期。按照自由贸易区规定的降税模式，2007年1月1日起，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已降到5.8％；今年1月1日，又进一步降到2.4％。到2010年，中国自东盟进口的产品中，将有93％的产品实行零关税。而随着《投资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一体化的实现和贸易，投资壁垒的降低，产业转移的障碍将大大减少，必然能吸引大量资本向区内转移。自贸区大规模的FDI和迅速增长的地区内贸易促使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呈现系统性改变，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经贸合作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货币金融合作具体而言，自贸区内的货币和金融战略应该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推动扩大与东盟十国进行双边货币互换的规模。目前，中国在该地区只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而且规模也不大。中国应该积极推动与更多东盟国家签署更大规模的货币互换协议，并努力在近几年内将双边机制扩大为区域多边机制，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区内货币互换框架。其次，推动人民币在自贸区内部结算规模的扩大。东盟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境外区域之一。2008年，双方贸易额达到2311.2亿美元。这个金额如果以人民币结算，超过1万亿的规模，对于国内外金融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富矿”，同时也可以改善该地区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再次，推动建立与东盟国家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鼓励一些国家实行与人民币挂钩的汇率机制；最后，在《清迈协议》基础上积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建立机构化的区域危机救助机制，培育包括亚洲货币市场基金外汇储备基金在内的区域金融市场，为推动由“10+3”成员国13种货币组成货币联盟和亚洲汇率联动机制做好制度性准备。

篇5

《意见》指出，充分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统筹“三区”总体规划，调整优化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水利建设、生态建设等专项规划。重点衔接土地利用空间、快速交通系统、水资源利用、生态屏障环境等规划，建立相互融合、协调推进的建设发展格局。明确各自产业错位发展的主攻方向，适时调整兰州高新区、经济区空间布局规划，使之与兰州新区产业发展规划衔接融合，增强“三区”之间的发展关联度。有计划地将高新区、经济区辖区内的装备制造业、新建工业项目，大型物流园区、综合批发市场等向兰州新区转移布局建设。

《意见》指出，全面对接兰州新区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现代物流业七大产业，协调推进“三区”融合，实现兰州新区与高新区、经济区开发建设和产业升级“双轮驱动”，形成“三区”独立运行、优势互补发展新格局，努力提升整体经济实力。把我市建成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兰州新区围绕建设“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重点发展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现代物流业七大产业。积极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着力引进国内外航母式大企业、大集团，培育发展产业集群，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超大型现代物流基地和石油化工基地。

兰州高新区重新规划雁滩园区，主要发展科技研发、产业孵化、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等新型服务业；重点发展高新区榆中园区，将连搭乡、定远镇纳入榆中园区建设“兰州东部科技城”。以“兰州东部科技城”项目为重点，实施国际会议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园等公用配套设施建设，打造集产业转型、科技升级、研发培育为一体的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加快建设重离子治癌中心、航天科技、生物工程与食品、新医药、国家级节能环保产业集群研发中心和省属科研院所集群研发中心，努力把兰州高新区建成西北内陆地区科技研发孵化和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地。

兰州经济区在新区现代物流、高新技术、生态产业园中重点发展物流配送、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生态旅游产业，建设国家战略能源资源储备及转运中心和现代物流、循环经济示范、军民产业结合示范基地。努力把兰州经济区建设成为国际物流产业园区。

《意见》明确，用足用好国家和省市赋予新区和开发区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充分发挥两个开发区条例的政策效应，实现兰州高新区、经济区享有的各项政策融入兰州新区，兰州新区的相关支持政策覆盖高新区、经济区。

到2015年，“三区”生产总值达到1030亿元，占全市比重达到39.6%以上，其中兰州新区、高新区、经济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500亿元、360亿元、170亿元，占全市比重分别达到19.2%、13.9%和6.5%。到2020年“三区”生产总值预期达到2650亿元，占全市比重达到50%以上。“三区”主导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园区增加值的70%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年增长幅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以上。

《实施意见》关键词——

指导意见

重点在规划、空间、产业、政策、机制五个方面加快融合发展，建立相互融合、协调推进的建设发展格局。明确各自产业错位发展的主攻方向，增强“三区”间发展关联度。

政策优惠

充分发挥两个开发区条例的政策效应，实现兰州高新区、经济区享有的各项政策融入兰州新区，兰州新区的相关支持政策覆盖高新区、经济区。

目标：

到2015年，“三区”生产总值达1030亿元，占全市比重达39.6%以上；到2020年“三区”生产总值预期达2650亿元，占全市比重达50%以上。

错位发展

兰州新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和现代物流业七大产业。

篇6

（一）中新贸易合作发展现状

从贸易总额来看，近十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货物贸易额呈现波动增长趋势。自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将两国贸易合作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除2016年以外，中新贸易总额在2014-2018年中都大约在八百亿美元。在贸易差额上，我国的贸易顺差地位显著，而且顺差的走向是波动递增的。尽管中新双边贸易快速发展，两国贸易潜力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两国贸易地位不对称。我国和新加坡出口对于彼此的依附程度总体较低，而且我国出口对新加坡的依附度要超过新加坡出口对我国。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明显提升，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断加强与美国、欧盟等经济强国的贸易往来，在2010-2018年间，中国出口对新加坡一国的依赖度明显减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出之后才有所缓解，在近两年来趋于平稳。我国是新加坡对外贸易的主要合作者，在2007-2018年双方的贸易总额在新贸易总额中所占据的比例平均在25%以上。从2013到2018年，我国一直都是新加坡的第一货物贸易伙伴，同时也是第二大服务贸易合作者。虽然两国贸易总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相对较小，但该指标仍然维持在2%左右，说明新加坡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从中新贸易商品结构来看，中新双边贸易以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为主，初级产品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未分类商品所占比例较少。初级产品在全部贸易商品当中占据的比例出现平缓上涨的走向，在2014年达到30.22%（240.94亿美元）的高峰，近两年有所回落。比较中新贸易在初级产品上的进出口变化趋势，我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特别是食品和活畜类产品的进口自2014年得到了显著提高。技术密集型产品（SITC5和SITC7类）在十二年间的占比平均7.05%，并呈现出先下降再回升的变化趋势。从2007年至2010年期间，此类产品的占比持续下降，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发展持续踌躇不前。2011年，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体爆发，尤其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得到了突出的进步，这一年也成为了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复苏的转折点，化学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的进出口量均稳步增长，但与其他类产品相比，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占比仍然太小。劳动密集型产品（SITC6和SITC8类）所占比重在十年间不断下降，它在中新双边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平均占比高达60.42%。与新加坡相比，我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赋予了劳动密集型产品极大的比较优势，在此类商品的贸易中，中国对新加坡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中国从新加坡的进口量。未分类的产品（SITC9类）平均占比不大，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2012-2018年连续七年间比重均超过8%，以摄影设备、医疗器械为主。

（二）中新投资合作发展现状

首先，中国对新加坡投资现状。根据新加坡国家统计局汇总的新加坡吸引外资数据，中国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总额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由2007年的3.98亿美元到2018年的35.5亿美元，十二年间直接投资总额增长了8.92倍。中新自贸协定签订以来，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规模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2011-2018年期间，我国对新加坡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32.7亿、15.2亿、20.3亿、20.3亿、28.1亿、104.5亿、31.7亿、63.2、35.5亿美元，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且在2015年增长幅度较大，投资规模突破100亿美元。新加坡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经济体，主要经济功能是包括金融、管理、物流、人员流动和贸易等方面的区域枢纽，其经济发展重点在地区的发展引领。中新两国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中包括三个行业，即硬件设施、金融管理、人才培训和培养。受“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我国对新加坡的投资重点聚集在贸易、石油、航运以及电力等行业，近几年来在金融、管理和信息咨询方面的投资合作也开始起步。

其次，新加坡对中国投资现状。根据我国商务部统计年鉴汇总的我国利用外资数据，新方对我国直接投资总额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是我国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除了在2009年、2014年及2016年新加坡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有小幅度的回落，2010年至2013年间投资规模间歇性增长，分别达到54.3亿、61亿、63.1亿、72.3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50.83%、12.34%、3.44%和14.58%。新方对我国的投资领域广泛，从早期的房地产开发和餐饮行业，近年来将投资重点逐渐向服务业、电力、海运及金融等领域。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兴起，新加坡对我国的投资区域也发生了改变，从我国的沿海领域逐步转向了西部及东北地区。

再次，中新双边投资的特点。通过中新双方的投资规模比较可以看出，两国投资合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在利用外资的能力上差距很大。从两国利用外资规模比较来看，新加坡利用外资的总额是远大于中国的，并且在十年内飞速发展，迅速扩大与我国的差距。2014年新加坡利用外资总额约为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73倍。从两国双边投资的战略地位上看，新方对于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是大于我国对新方的重要性的。报告期内，新对中的直接投资占中方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3%-6%范围内小幅度波动，2010-2013年间此比重持续稳定增加，是新加坡对中国投资发展的增长阶段。而中对新的直接投资占新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一直较低，在2015年的高峰值达到5.46%。从2015年开始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地位一度下滑，直至2018年才有所回升。

二、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探讨

（一）跨国区域合作模式的选择

1.自由贸易协定模式。2006年，我国与新加坡就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展开谈判，两年之后，也就是 2008年10月23日，两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订，自此以后两国作为合作伙伴深入开发市场。随“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中新自贸协定的全方位升级也在被打破， 2017年10月，在新加坡进行了第四轮的升级协商，双方在有关投资、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以及其他规则议题等方面进行协商，并达成统一。

自从建立了中新自由贸易区，两国取消了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双方的市场结构从垄断慢慢的变成了完全竞争，其压力迅速增加，让双方企业加快创新研发的步伐，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进而达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更加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两国的双边投资也因为自贸协定的签订而得到显著的发展，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工程承保业务逐年上升，在2018年的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了27.9亿美元;两国劳务合作也日益紧密，2018年末在新加坡的中国劳务人员达到9.7万人，占在外劳务总人数的3.86%。

2.跨国城市共建模式。1994年，在我国国务院核准后成立了苏州工业园，地处苏州市吴中区，是我国与新加坡第一个政府合作项目，该合作区占地八十平方公里，管辖三个县，具有常住人口超过七十二万。通过十年的快速发展期，截至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整个苏州市1993年的水平，各媒体将其描述为“十年再造一个新苏州”。该项目大获成功的关键在于双赢二字，新方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本及创新优势，利用当时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资本中注入了新的力量，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中国获得了世界前沿的科技知识共享，把握人才培养和吸引外资的机会，成功将园区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创新综合试验区。苏州工业园的发展不仅使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国内外都具有示范、领导和辐射的作用，随后和宿迁市合作创办了苏州宿迁工业园区，与老挝合作了万象综合开发项目，而且与印度、以色列等各国各地区积极进行国际合作交流。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席卷各国，2008年，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津生态城项目开发计划应运而生。天津生态城作为世界上首个由国家间开发建设的生态城区，不仅将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发挥到极致，依靠其强大的发展潜力吸引力众多境外优质企业进行投资。中新天津生态城与吉宝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了中新合资公司，其注册资金为四十亿人民币，两方各占比五成。而且，中方投资公司与新加坡各优质企业一起成立了涉及生态城能源、建设、市政以及环保等四个领域的专业公司。中新生态城区具有地理优势，滨海新区中央大道，西、南方向和蓟运河相连，北部与津汉快速路相连，交通便捷，能源供应保护条件更好，可容纳40万居民，提供就业21万人，计划投资500亿，综合收益3000亿，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

3.跨国经济走廊开发模式。中国-新加坡的经济走廊的两个起始点在南宁和昆明两个城市，经过东南亚各国，连接到新加坡公路与铁路网，以物流、人流以及信息流和资金流当做发展基础，结合贸易投资、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双方做到优势互补，各个区域之间的合作发展成立了跨国陆路经济带，即南新经济走廊（南宁-新加坡）和昆新经济走廊（昆明-新加坡）。

截止到2012年，从南宁到新加坡的公路几乎全部投入使用，广西开通了南宁到友谊关的高速路，而且防城至东兴的高速路也投入施工，另外取得准许开通至越南的国际道路运输路线共计24条，其中有十条已经使用。目前南宁到新加坡经过越南的荣市、老挝的他曲以及泰国的那空拍农的公路全程在3600公里左右，相当部分是一级和高速公路，沿线地势平坦，物产丰富。南新沿海线铁路规划建设完毕之后全长共计5100公里，此铁路建成之后，北部和我国铁路网连接，南部和新加坡相接，将会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东亚大陆桥。

根据《云南对接中国（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及沿线重点园区合作研究》的剖析，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途经各国园区高达上百个，而且云南园区也已进入建设中。得益于跨境园区合作的蓬勃开展，经济走廊的沿线各国与地区的经贸水平都获得较大的提升。2015年，中国（昆明）新加坡经济走廊，包括沿线的东南亚五国进出口贸易额在云南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比达44%，云南企业在上述五国中的实际投资在同期所有对外实际投资中的比重高达70%。

（二）“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一带一路”包括北线、南线以及中线，途经我国珲春、延吉、长春、北京、郑州、西安、乌鲁木齐、泉州等数个城市。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计划的提出，各沿线城市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不断加强，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更紧密，空间互动潜力更大。根据地理位置划分，以长春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和以乌鲁木齐、兰州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与新加坡的經济联系强度最弱，其次为以北京、郑州、连云港为代表的华北、华中、华东地区。这些地区位于“一带一路”的北线及中线沿线，很难与新加坡直接产生空间上的交互共鸣。而泉州、福州、广州、海口以及北海五个城市在“一带一路”南线中处于核心地理位置，是连接东南亚与南亚之路的经济枢纽，它们与新加坡的经济联系强度远超过其他城市，其中，以广州的联系最为紧密。广州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其人均GDP在2012年便突破了10万元大关，近几年受“一带一路”战略计划影响，经济快速发展，人均GDP在2018年时高达157668元。广州在珠江三角洲的北源地带，南部与粤港澳大湾相连，和新加坡的直线距离只有近2540公里，仰仗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将为新加坡提供很大的经济合作舞台。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中新双边贸易与投资地位不对称，商品结构与投资范畴依然有完善的余地。在贸易合作方面，我国贸易发展水平与新加坡相比具有较大的优势，新加坡与我国的贸易合作在新方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国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次是初级产品，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较低。在投资合作上，新加坡吸引外资能力远超我国，新加坡是我国外资来源的重要伙伴国家。两国双边投资领域多集中于房地产、电力、海运等传统行业，在金融、人才培养、信息管理等领域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二，中新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具有多样性与时代性的特点。随“一带一路”战略计划提出，两国合作模式能够顺应时展转型升级。自中新建交以来，两国先后实现了自由贸易协定模式、跨国城市共建模式和跨国经济走廊开发模式的合作。由最初以吸引外资、发展现代工业为目的的苏州工业园，到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天津生态园，再到大数据时代以互联互通为主题的重庆战略性项目，两国政府间合作项目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升级。

第三，以广州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地区与新加坡经济联系紧密，给予中新两国的深入合作带来新契机。泉州、福州、广州以及海口和北海五个城市作为“一带一路”的南线城市，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领先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构建与新加坡的城市引力模型中表现出了优异的空间互动潜力。

（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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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交通优势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基础设施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承载产业。承载了产业的交通，能有效避免高速时代带来的“虹吸效应”。黔南州按照已有交通路网，统筹推进产业布局规划，狠抓产业培育和结构调整。依托丰富的磷矿资源，着力打造“两高”工业经济走廊，形成瓮福、金正大、芭田、川恒化工为重点的磷化工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茶叶、蔬果、烤烟、刺梨、中药材、生态畜牧等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实现农业“接二连三”;围绕把文化旅游业和商贸物流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促进第三产业升级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为黔南州经济发展综合测评排名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一方阵提供了坚强保障。

依托交通优势构建城镇发展新格局。城镇发展离不开交通的先导作用。交通要道、要地必然汇集人流物流，带动城镇空间拓展。黔南州以都匀市成为国家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契机，统筹做好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规划，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不断完善城镇功能，构建山地特色新型城镇体系。初步形成以“大都匀”为核心，福泉、瓮安、贵定、独山、三都为“卫星”的城镇集群发展新格局，推进“贵惠长龙”城镇带建设。同时注意发挥交通建设纽带作用，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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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结构调整行动：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调整需求结构的战略重点，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形成消费主导、内外需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到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2.8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87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6500亿美元，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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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以特有的区位和影响力，引领海派文化，依托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带动长三角，辐射全中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要求，上海将提升大都市圈的功能层级，担负起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责任。上海加快推进全球城市建设的战略布局，使上海成为全球经济城市、全球科技城市、全球治理城市和全球文化城市。作为全球性大都市，上海对外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建设全球性城市；对内转型升级，引领辐射，促进经济协同发展。

二、发展绿色新兴产业，启动上海经济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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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政策差异的消除将使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具有稳定性

区域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优势，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率先开放的政策，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经济增长的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经济政策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东部地区从区域政策上的经济增长获益空间趋窄。相反，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局限，受我国改革开放梯度战略的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在享受区域经济政策上存在时间上的滞后。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政府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这样，区域经济政策性的区域差异将不断消除，东部地区不再具有区域经济政策上的优势。已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弱。相反，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的时间较短，改革、开放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为实现中西部发展战略而配套的各项区域经济政策处于不断落实之中，这些区域经济政策将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直接作用。由于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得以实现。中西部发展战略的长期性决定了中西部区域经济政策将不断得到深化和细化，区域经济的深化与细化的持续性将使中西部地区取得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将具有稳定性。

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将有助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新格局的稳定性

城市化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化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市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17．9％提升到2008年的43．9％。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城市化仍然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城市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城市化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从城市化水平提升中的获益是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根据《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2006年，东部的一些最发达地区城市化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高城市化水平使东部地区从全国城市化提升的进程中获益的空间相当有限。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刚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鉴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西部地区的低城市化水平为将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中西部地区将从城市化的提升中获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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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要再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续写海上丝绸之路辉煌，必须着眼以下几点。一是推动粤港澳融合，打造一体化大自贸区。以解放思想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全方位推进粤港澳经济和社会的融合，提升粤港澳区域发展的国际竞争力。创新合作模式和体制，深化合作领域，打造一体化自贸区。构建合作新平台，创新金融体制，推动政策突破。在完成内部整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粤港澳大平台，推及与东盟的合作，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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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就是要在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获得新发展、取得新成就、迈上新台阶。

一是促进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要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用更多的力量，在制度、政策、投入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促进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在目前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和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必须加大惠农政策增收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拓展农村非农产业增收渠道，积极开辟外出就业增收空间，着力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机会，努力形成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合力。

二是发挥主体作用，培养新型农民。让农民参与进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原则。针对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必须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储备人力资本。政府部门必须多形式多渠道地大规模培训农民，不断提高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要通过村民自治、政策扶持和社会支持，激发农民改善农村面貌、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形成参与合力。改革创新始终是新农村建设的强大动力。要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要积极鼓励社会各界的人才、智力、资金等资源流向农村、支持农业、服务农民，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建设新农村的浓厚氛围，开创全社会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生动局面。

二、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

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就是要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农业基础。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比较效益低的产业，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建立完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和各项补贴的力度，调动各级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提高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构建支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要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尽快改变农业基础设施长期薄弱的局面。

二是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农业效益。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科技进步，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切实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实施，加强农业科研联合、协同攻关，力争在农业重大领域、前沿科技的研发和应用上取得突破；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水平，加快推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强化公益，健全机构和队伍，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广泛开展农民培训，提高农民接受和运用科技的能力。

三是构建服务体系，发展农业产业。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密切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和经营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加大对农户的经济和技术服务，帮助农户增强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就是要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的同时,保持城乡经济社会制度、机制的统一,从经济、社会、空间布局等方面融合城乡发展,实现城乡统一互动、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篇13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均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当中获利，为人民币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此后，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在这个期间获得了显著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也更加科学，为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货币奠定了坚持的物质基础。尤其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依然独领，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表现的也越发坚挺，于是，关于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可能性的探讨便成为了热门话题。就目前人民币的发展情况来看，在我国周边的国家与地区，尤其是在香港和澳门以及与我国接壤的邻国中间，人民币已经流通的数量已经非常巨大，并成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贸易时的默认使用的首选货币。我国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货币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众多的国际著名经济学者均一致认为，我国的人民币会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之后的第四大货币，同时，人民币在成为未来亚洲统一货币候选货币的竞争力非常强大。

但是，根据“最适度货币区理论”，人民币究竟会成为区域货币还是世界货币，主要还是取决于人民币在成为以上货币之后的成本与收益情况。“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认为：第一，在经济联系十分紧密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维持固定汇率乃至共同采用一种货币，将可以获得显著的货币效率收益。其具体表现在通过减少企业从事对外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成本与风险，促进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第二，货币区域化也使区内各国付出了成本，其集中表现为经济的独立性下降，因为固定汇率或共同货币安排使各国独立运用汇率和货币政策以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大大降低。第三，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取决于货币区域化的收益和成本，如果一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该国就应该加入货币区；否则就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货币体系。但是，综合目前的世界发展形势来看，中国还是要在认真考量以上问题之后，研究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货币新格局才是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全球货币新格局下需要长期应对人民币的外升内贬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改革产生了不利影响，并迟延了优化与改革的进程，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经济转型的重要性。目前，在人民币方面，我国已经达成了两点共识：

首先，人民币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不仅导致国民财富被别国刮走，而且导致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速度缓慢。此次危机中，外需依赖型经济无一幸免。即使经历出口产品升级换代阵痛的日本也不例外。经济中内外需失衡并非出口产品升级换代能解决的，只有修复币值以补足内需短板，才能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其次，人民币价格压制过低。目前，中国名义基准利率高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2 个百分点之多，但实际利率已连续8 个月为负；而美国通胀率则要小得多，因此其实际利率也较高。低利率的根本意图是刺激投资，这在通缩时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策手段。低利率已经成为资源合理配置的一个障碍，也使收入分配向不利于低收入者方面倾斜。

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或者途径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在经济持续发展、持续过热中的问题，这需要众人的智慧。笔者的建议如下：

第一，增加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透明度，并强化其弹性。以上要求是顺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举措，并且，最好有效结合实际汇率调整与名义汇率调整，以期最大程度上发挥汇率调整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汇率调整方面，我国要认真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确保我国人民币升值的温和性，避免汇率的剧烈波动，同时，还要参考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保证汇率调整与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差额的一致性。我国的央行需要对美国的利率水平与通货膨胀水平实施密切的监控，保证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的温和升值是在我国的严控前提下的。

在宏观经济方面，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应该优先选用采用数量控制的货币政策，而在利率政策的使用方面则需要非常的谨慎，这是因为，调整利率更多地表现为对通胀的被动追赶，它不仅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进程产生了阻滞作用，还显著提升我国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成本。同时，认真研究利率政策工具的使用技巧，以便能够在应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化时产生更好的使用效果。

参考文献：

［1］史晨昱.中国如何应对全球货币新格局［J］.中国经济周刊，2010，(43)

［2］刘伟.银根收紧何以效果甚微［J］.新财经，2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