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形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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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此次检查内容为《实施计划》中提出的五项具体任务的完成情况。其中，第一、第五全面落实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及流动就业统计工作为对区、县检查的重点内容；关于建设三大区域劳动力信息网的情况不列入对区、县的检查范围。

二、检查工作分为自查和抽（互）查两个阶段进行，以自查为主，抽（互）查为辅，自发文之日起至12月20日为自查阶段，96年12月11日至12月20日劳动部将从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抽调人员进行抽查。北京市作为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的重要输入市将是被抽查的重点，请各区县劳动局做好准备，认真积极配合。

三、检查工作完成后，各区、县劳动局应将《实施计划》的完成情况，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拟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等形成书面报告于12月25日前报市劳动局就业管理处。

劳动部关于印发《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的通知

（1996年4月22日 劳部发〔1996〕1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自1994年实施以来，进展顺利并取得明显成效，初步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基本制度、信息系统和服务网络，特别是在1995年和1996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从根本上解决流动盲目无序的问题，还需经过艰苦努力。继续实施“有序化工程”是“九五”期间劳动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年将全面推进这项工作。为此，我部研究制定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切实抓好落实，以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一九九六年实施计划

一、工作目标

（一）初步形成跨地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以下简称“民工”）按需流动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单位跨地区招用的新民工80％实现证卡合一，持证就业。

（二）新民工有组织地输出、输入的比例和老民工有组织地探亲、返岗的比例明显提高。

（三）初步建立与跨地区流动就业相关的服务制度和服务规范，持证就业的民工凭证享受服务。

（四）1997年春运期间盲目外出的新民工明显减少，基本消除因民工流量过于集中而造成的交通客流严重积压现象。

二、具体任务

（一）全面落实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

1.劳动力输出地普遍对新民工实行外出前凭输入地劳动部门认可的用工信息登记发卡的制度。劳动力输出地区劳动部门根据输入地区的管理要求制定简便易行的工作程序，建立监督机制，使大部分外出民工纳入管理；逐步提高劳动部门组织输出的比例。

2.全国各主要城市和重点劳动力输入地区严格实行新民工凭卡办证、持证就业的制度，同时继续与劳动力输出地配合，为1996年春节以前就业的老民工补发证卡，力争在1996年12月31日前使所辖单位使用的外省民工领到标准式样的外来人员就业证，并做到证卡合一。

3.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跨地区流动就业凭证服务制度，制定并公布凭证服务和跟踪服务项目，明确输入地和输出地各级劳动部门的服务职责。

4.争取制定统一的流动就业有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在全国统一标准未出台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应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制定本地区统一的收费标准，并对有关收费的程序和用途明确规定，严格管理。

（二）建设三大区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

1.保证足量、准确的信息上网，并做到信息传输顺畅。北京、上海、天津市要做到劳动部门新批准跨地区招用民工的全部用工信息上网（已招到的注明）；广东省今年联网的市要做到新招外地民工的全部用工信息上网（包括就地招收转换职业的外地民工，已招到的注明）。各省级站保证一定数量的跨地区求职人员群体和个体信息上网，最低数量由三大网中心协商各省级站确定；主要输出地要做到全部由劳动部门组织输往外地的人员情况以群体信息上网。建立用工和求职信息的修正制度和程序，保证网上信息的准确性。

2.各入网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地、县级信息站和信息收集、传报制度。广东、上海、北京对本地各区、市级信息站建立跨地区用工信息传报制度。其他入网省年内至少建立5个地级站，其中至少2个站使用计算机联网，其他站以传真方式传报信息，并建立跨地区求职信息和劳动部门组织输出人员信息传报制度。各主要输出地区至少建立一个县级劳务基地，根据用工信息开展培训，建立劳动力资源库，并做到基地劳动力资源信息上网。

3.劳动部就业司与信息中心联合建立三大网信息监测分析制度，由信息中心具体实施监测。从1996年7月1日起，对三大网网上信息每两周汇总分析一次，并随时对各省级站信息上网情况进行抽查。就业司和信息中心向各中心和省级站定期分析数据。

4.各入网劳动力输入省、直辖市与劳动力输出省、自治区相互配合，探索建立以信息引导为主要手段实施宏观调控民工流动总量的机制和制度。

（三）发展服务网络，开展流动就业各环节的服务

1.大力发展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年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乡镇劳动 服务机构的现状进行一次摸底调查和分类，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对已建立的乡镇劳动服务（管理）站、所加强管理，落实职能，切实将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落实到基层。乡镇建站比例达到80％以上的地区，重点完善机构，强化职能，使乡镇就业服务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乡镇建站比例未达到50％的地区，重点在输出劳动力较多和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地区发展机构，年内争取使建站比例提高5－10％，并通过建立中心站扩大服务的覆盖面。

2.整理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各输出地对驻外地劳务工作机构进行一次整顿，明确职责，提出规范性要求；三大劳务协作区分别制定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管理制度；各主要输入、输出地共同总结推广跨地区劳务工作机构的典型经验，指导其开展跟踪服务，协助当地劳动部门搞好跨地区就业民工管理，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

3.开展对持证民工的服务。输入地与输出地劳动部门加强配合，以多种形式为已领到流动就业证卡的民工服务，广泛宣传服务内容，并协调有关部门为持证民工提供各种优惠和服务，争取让每个持证民工了解能够享受的服务项目，并凭证享受服务。

4.加强对民工的培训。各地劳动部门将提高民工素质作为实现劳动力有序流动的重要措施，列入计划，作出具体安排。输出地劳动部门发挥乡镇劳动服务机构的作用，在民工外出前加强有关知识教育，并根据用工单位的需要，积极开展就业训练；输入地劳动部门指导企业对民工进行必要的教育，组织民工根据工作需要参加各类培训。劳动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对持流动就业证的民工可给予优惠。

（四）做好1997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

1.各主要输入、输出省、自治区、直辖市对1996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总结经验，找出差距，向地方政府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和1997年春运期间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方案。

2.在坚持前两年各项有效措施的同时，1997年春运前集中力量做好民工返乡、返岗的组织工作。指导企业分期、分批安排民工休假；输入、输出地劳动部门共同对民工返乡、返岗进行登记、预测；加强与铁路、交通部门的信息沟通，扩大预订团体车、船票的比例，尽量使春运期间民工客流量保持均衡。

3.下大力气做好宣传工作，加大管理、监察力度，尽可能减少春节后一个月内新民工外出的人数。

（三）加强流动就业统计工作

1.将证卡发放与登记、统计工作相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统计制度，充分利用登记资料，较准确地掌握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情况。

2.按照劳动部《就业与失业统计报表制度》（劳部发〔1995〕436号）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情况统计表”的要求，落实责任，逐级做好统计工作，保证报表质量，按时将报表汇总后报劳动部。

三、保障措施

（一）落实目标责任。劳动力输入、输出较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确定主要领导牵头，专人负责“有序化工程”的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指定专人负责落实凭证管理制度、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建设和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工作。上述各项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级劳动部门，并列入工作考核指标。

（二）加强部门间协调。劳动部和地方各级劳动部门与有关部门建立协作关系，主动协调政策，开展合作，争取支持，共同研究制定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开发就业的政策措施。

（三）制定工作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实施计划制定具体工作计划，作出各阶段工作的安排，并报劳动部备案。

（四）建立检查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于1996年7月底和12月底前对所辖各地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并写出阶段小结和总结报告。劳动部就业司将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抽查。

（五）补贴工作经费。对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按时报送计划、总结、报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根据工作量和目标完成情况给予少量工作经费补贴。

四、活动安排

鉴于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与“有序化工程”实施联系紧密，故将有关活动作出统一安排：

5月10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实施有序化工程工作计划。

6月30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乡镇劳动服务机构基本状况调查报告及典型材料（调查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省上报试点工作总结报告和试点县、市经验材料（试点总结的要求另行通知）。

7月31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流动就业凭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小结。

8月下旬，召开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试点地区促进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和各地开展乡镇就业服务工作的经验。

篇2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 (AHH) combined with controlled hypotension(CH) on haemodynamics and renal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the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 Methods: Forty patients undergoing the scheduled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two groups : groupⅠreceived AHH combined with CH; groupⅡreceived CH alone.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heart rate(HR) and 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were continuously monitored and recorded before AHH(T0)，AHH finished(T1)，stop CH (T2)， the end of operation (T3) and Hb concentration and Hct were determined at T0 and T1.Serum α1MG was determined at every point and concentrations of BUN and CR were determined at T0 and T3. During CH，urine volume was measured and Fromme score of surgery field was assessed.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transfusion were measured . Results: In two groups:MAP，HR at T1 was lower than that at T0，T2，T3， and CVP at T2， T3was higher than that at T0(P

[Key words] 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controlled hypotension;elderly patients; radical operation of carcinoma;haemodynamics;renal function.

肿瘤根治性手术因手术范围广、创伤大，出血量和体液丢失量均较大。由于心血管系统衰老退变，循环储备功能下降，对术前禁食禁水及术中出血的耐受力较差，老年患者在行肿瘤根治术时易并发肾功能衰竭。本研究将急性高容血液稀释(acute hypervolaemic hemodilution，AHH)联合控制性降压(controlled hypotension，CH)技术应用于老年肿瘤根治术患者，通过观察血流动力学和肾功能指标的变化来探讨此联合技术对老年患者肾功能的影响。

1 资料和方法

1.1 病 例

本研究经丹阳市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获得患者知情同意。择期行肿瘤根治术老年患者40例，ASA分级Ⅰ～Ⅱ，心功能Ⅰ～Ⅱ级，年龄65～80岁，体质量45～78㎏，估计手术时间2～5小时，术前无禁忌证，血常规中Hb≥110 g·L-1，红细胞比容(Hct)为35%～50%，常规检查凝血功能在正常范围。将40例患者随机分两组，即AHH&CH组(Ⅰ组)和CH组(Ⅱ组)，两组病例一般情况对比见表1。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

1.2 麻醉方法

术前30 min肌注阿托品0.5 mg，苯巴比妥钠0.1 g。入室开放外周静脉通路，“按4-2-1输液法则”(即体质量的第1个10 kg液体维持量为10×4 ml/h，第2个10 kg液体维持量为10×2 ml/h，体质量大于20 kg部分，液体维持量为大于20 kg部分数值×1 ml/h)输入晶体液以补充禁食禁饮损失量。根据手术部位选择硬膜外穿刺点(子宫内膜癌、直肠癌T12～L1或L1～2，贲门癌、食管癌T7～8)穿刺成功后留置硬膜外导管，用8.94 mg·ml-1罗哌卡因行硬膜外麻醉，达到预期麻醉平面并固定后进行全身麻醉诱导，依次静脉注射咪达唑仑0.1 mg·kg-1 ，芬太尼0.5μg·kg-1，阿曲库铵0.5 mg·kg-1，丙泊酚1.5～2.5 mg·kg-1，气管插管后行间歇正压通气(intermittent positive pressure ventilation， IPPV)，潮气量8～10 ml·kg-1，呼吸频率10～12次·min-l，控制PetCO2在30～35 mmHg，FiO2≥80%。术中用丙泊酚4～8 mg·kg-1·h-1，阿曲库铵0.3～0.6 mg·kg-1泵注，咪达唑仑、芬太尼间断推注维持麻醉。麻醉平稳后进行桡动脉穿刺用于监测MAP，右颈内静脉穿刺用于AHH，测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留置导尿管记录尿量。

1.3 血液稀释

穿刺成功后手术前，在血流动力学平稳时即可从颈内静脉快速输入6%HES(15 ml·kg-1，50 ml·min-l)(每公斤体质量含血70 ml，血容量增加约20%，按体质量约60㎏算，需6%HES 840 ml，15～20 min输完)。两组患者术中生理需要量、尿量、术野损失量及第三间隙转移量用晶体液补充，出血以等量的6%HES补充。

1.4 控制性降压

硝酸甘油于切皮前10分钟微量泵泵入(0.5～1.0 mg·kg-1·min-1)，以MAP控制在基础值的65%～75%为目标，CVP≤12 cm H2O，引起出血的手术操作完成后停止降压彻底止血。术中监测血常规，当达到输血指征(Hct25%。患者停止降压后酌情应用呋塞米以排出体内过多液体。

1.5 术中监测

监测HR、ECG、MAP、SpO2、CVP、PetCO2。两组分别于麻醉平稳动静脉导管置管完成后(基础值，T0)、手术开始即刻(T1)、停止降压30 min (T2)、术毕即刻(T3)观察记录MAP、HR和CVP，检测T0和T1、T3三个时点Hb浓度和Hct，测定各时点血清α1微球蛋白(α1MG)浓度并检测两组T0、T3时点的血浆尿素氮(BUN)和肌酐(Cr)值，记录降压期间尿量、Fromme术野质量评分、手术出血总量和输血量。

依据术野出血情况进行Fromme术野质量评分，1分：轻微出血不需要吸引;2分：轻微出血偶尔吸引，不妨碍术野;3分：轻微出血需经常吸引，停吸后几秒钟出血即妨碍视野;4分：中度出血需经常吸引，停吸引后出血立即妨碍术野;5分：严重出血需持续吸引，出血仍妨碍术野。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χ2检验。均以P

2 结 果

2.1 术中血流动力学的变化

两组T1、T2时点MAP、HR值均低于T0时点(P

2.2 血红蛋白浓度和红细胞比容的变化

两组T1、T3时点Hb和Hct低于T0(P

2.3 肾功能指标的变化

T0、T3两时点BUN、 Cr值每组组内比较无明显差异，各组T3时点血清α1MG值高于T0时点(P

2.4 出血量和输血量

两组降压期间Fromme术野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总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输血病例数Ⅰ组少于Ⅱ组(P

3 讨 论

由于本组均为老年患者，因此，降压时需要特别谨慎。我们将MAP维持在基础血压的65%～75%，两组组内比较，术前(T0)各血流动力学指标均在正常范围，用硝酸甘油行控制性降压后(T1)，MAP有了很大程度的降低。CVP在停止降压30 min(T2)和术毕(T3)时均有升高(P

AHH不同于简单的预扩容，而是术中亦能保持血容量呈超容状态，由于血液得到稀释，故手术出血时红细胞的丢失减少。Ⅰ组患者用6%HES行轻度AHH快速扩充血容量，增加了机体的循环储备，减少了术中红细胞的丢失，大大提高了机体对失血的耐受性，避免了不必要的异体血输注，且对生理功能基本无影响。同时于术中行CH，扩张外周血管，降低组织灌注压，可进一步减少术中出血和异体输血。本研究中，术野出血情况按照Fromme术野质量评分表[3]测定，结果两组术野质量和总出血量均无明显差异。但由于Ⅰ组术中丢失的血液中所含Hb和Hct较低，即相对于Ⅱ组而言，Ⅰ组丢失红细胞量减少，因此Ⅰ组的患者术中没有输注红细胞悬液，而Ⅱ组有6例患者术中输注了红细胞悬液(P

以BUN、Cr判断急性肾功能异常的敏感性较低。本研究中，两组患者BUN、Cr值均在正常范围，在术前(T0)和术毕(T3)组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组术中行CH比较适度，围术期肾脏灌注充分，肾小球滤过率(GFR)正常，所以术毕BUN、Cr值没有特殊改变。

α1微球蛋白(α1MG)浓度的变化对提示肾小球和肾小管的早期损伤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5]。本研究中，两组血清α1MG值均在正常范围。因为实验中血流动力学稳定，所以两组术前(T0)、CH后手术开始时(T1)和恢复正常血压30 min(T2)3个时点之间血α1MG值差异不明显，即降压和复压幅度对肾脏灌注影响不明显。两组血α1MG值在术毕(T3)时上升可能与手术刺激引起机体应激反应导致的肾功能改变有关，与张国庆等[6]研究结果相似。两组间比较，α1MG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AHH联合CH技术与单纯CH均可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不影响肾功能，安全可靠。联合应用更能减少术中出血，减少异体血输注，在当今血源紧缺的情况下，推广应用本技术具有临床实用意义和重要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Riley ET， Cohen SE，Rubenstein AJ， et al. Prevention of hypotension after spina anesthesia for cesarean section： six percent hetastarch versus 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J]. Anesth Analg， 1995，81(4):838-842.

[2] 邓 芳，郑洁萍.高容量血液稀释联合腰硬膜外阻滞在围术期的应用[J].浙江临床医学，2004，6(7):625.

[3] Fromme GA，MacKenzie RA，Gould AB Jr，et al.Controlled hypotension for orthognatic surgery[J].Anesth Analg，1986，65(6):683-686.

篇3

酗酒、爱吃甜食、缺乏锻炼是肝脏发生脂肪沉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脂肪肝发生的主要原因。

的确，轻度脂肪肝一般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以至于让不少人忽视。但如果脂肪肝发展到了中度或重度，就会出现肝区肿大、疼痛、肝功能异常及肝纤维化等症状，同时患者身体的抵抗力也不如正常人，容易患上多种疾病。

想不得脂肪肝的话，就要做到以下8点：①控制饮酒，如果要喝，最好选择红酒；②饱餐后别马上喝茶，以免抑制肠道蠕动和增加毒素对肝脏的损伤；③饮食定时定量，尤其控制晚餐别吃太多；④营养均衡，多吃蔬菜、水果、鱼、禽、蛋、奶及豆制品，少吃肥肉和动物脂肪；⑤多饮水，减少在外吃饭次数，尽量少吃自助餐；⑥坚持体育锻炼，增加脂肪分解消耗；⑦保持大便通畅，保持合适体重；⑧如果血脂、血糖升高，要用药物控制。

对于那些已经患上脂肪肝的人，生活方式则要改变一下：①戒酒戒烟，多饮水，忌食辛辣和刺激食物如辣椒、胡椒、咖喱等；②重视早餐，避免“早饭损失午饭补”，少食肉汤、鸡汤等含氮类浸出物高的食物；③不要长时间坐或躺着看书、看电视；④坚持每天进行有氧健身运动，包括爬楼梯、散步、跑步和骑车。

老年人心房颤动须预防栓塞并发症

文/王和平

心房颤动（房颤）是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房颤时由于心房无收缩力，血流淤滞，易于发生心房内附壁血栓，导致体、肺循环栓塞，其中，以脑栓塞和肢体动脉栓塞为多见。其危险性甚大，严重者可危及生命。非瓣膜性心脏病（即，无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或关闭不全等瓣膜病变的心脏病，如心肌病、冠心病等）合并房颤，发生脑卒中的机会较无房颤者高出5～7倍。而老年人持续性房颤有较高的栓塞发生率。因此，有栓塞史、瓣膜病、高血压、冠心病、左心房扩大等病史的老年人，发生栓塞的危险性更大，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接受长期抗凝治疗。对于房颤发作频繁、心室率很快、药物治疗无效者，可行射频消融术，此外，亦可施行房室结阻断消融术，并同时安置按需或双腔起搏器。

反流性食管炎的自我康复

文/伏新顺

1.反流性食管炎病人的穿戴要以宽松舒适为原则，切忌穿紧身衣裤、扎紧腰带等，以免增加腹内压，加重胃食管反流。

2.少食多餐、低脂饮食，可减少进食后反流症状的频率。对于肥胖病人而言，要注意减肥。因为过度肥胖者腹腔压力增高，可促进胃液反流，特别是平卧位尤甚，故应积极减轻体重以改善反流症状。至于减肥方法，要以节食（特别是高脂肪、高糖饮食）、体育锻炼和腹部按摩为主，切忌滥用减肥用的泻药。另外，要忌酒戒烟。由于烟草中的尼古丁和酒中的乙醇均能使食管下段括约肌松弛，可诱发或加重胃食管反流。

篇4

一、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基本状况

吉林省作为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拥有数量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农民增收缓慢，总体水平不高，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转移就业压力很大。吉林省现有农村劳动力669万人，到2006年底转移出241万人，其中常年在外打工的110万，出国的6.8万人，其他均属于临时性、季节性的转移。按现在农业生产能力计算，种植业有200万人足够，这意味着吉林省还有220多万人在农村属于绝对的剩余，而且每年新增大约100万左右，农业人口中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农业劳动力，还不包括临时性、季节性返乡者。如何根据国情和省情，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吉林省政府从本省实际出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优惠政策，召开经验交流会、建立输出基地、开展技术培训，设立“阳光工程”，从上到下掀起“春风行动”等，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二、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虽然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有了一定发展，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与其它省份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流动速度慢、流动半径小、缺乏品牌意识

首先，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速度仍然较慢，总体水平和输出层次仍较低。近几年，从劳动力当年流动速度来看，始终排在全国第25位以后。其次，在劳务输出上缺乏品牌意识，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致使输出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最后，受传统思想观念和对外省劳务用工信息不通畅影响，大部分劳动力仍是在省内寻找就业机会，表现出流动半径小的明显特征。

2.技术含量低，择业机会少

由于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吉林省农村劳动力以粮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粮食生产以外的劳动技能低下，以从事简单的生产性劳务为主，胜任不了技术较高的生产性劳务。因此，外出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业等产业，基本上是靠出卖体力而获取就业机会。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中，90%以上从事纯体力劳动。另外，在全部劳动力中，受过系统职业技能培训的只占4.5%，说明吉林省农村的成人职业技能教育薄弱。这就造成了吉林省农村外出打工人员从事劳动密集型劳务的比重大，技术密集型劳务的比重小。因而，劳动力就业机会少，劳务收入低。

3.社会保障体系功能弱，劳动力外出务工热情低

劳动力愈来愈强的外出打工欲望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因素，但如果农民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或受到损伤，势必打消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热情。首先是工资无保障。有些用人单位故意长期拖欠、克扣务工人员工资，不按期发放。据500户农民问卷调查资料显示，有54%的农民反映“打工收入不能及时足额兑现，收入没保障”；其次是缺少必要的生产安全保障。如一些在建筑、运输、化工、采掘等单位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不能及时得到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及保护用品，使其生产安全得不到保障；最后是子女就学无保障。一些常年在外地务工的农民，其子女上学非常困难，需要交一些赞助费或高价学费才能入学。因此，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

三、促进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措施

1.从战略的高度充分重视

应从战略的角度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应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并制订出相应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组织协调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地方及有关群体对政策执行的程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出台配套的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并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保证出台的政策能够严格执行。

2.采用系统的观点整体推进

从系统论的角度，把吉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政府、社会、教育等相关各主体单位的共同努力。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有户籍歧视制度、城市就业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素质等。应深入研究各种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便于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流动。通过宏观调控进行制度创新，如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稳步慎重推进农村土地承包与经营权的流转、进一步清理取消对劳动力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等，采取积极措施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只有内外环境和谐，才能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整体和谐发展。

3.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当地政府应紧紧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契机，实施项目兴县战略，努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流动。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就地流动的主要途径。发展县域经济主要包括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小城镇建设、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拓展县域经济四个方面。农业产业化经营既是现代农业的必经之路，也是县域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例如可以通过农产品加工、流通、服务以及相关的专业化组织使更多的劳动力加入进来，还可以带动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力在于特色。当地要进一步结合本地优势资源、综合考虑交通区位、产业结构、市场定位、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

4.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培训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培训工作，围绕全面建设和谐吉林的目标，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为主线，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为重点、综合运用财政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整合使用相关资金、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建立定点就业培训机构。要进一步调动农民个人、用人单位、教育培训机构、行业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就业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步形成市场配置、政府促进、管理规范、流动有序、素质准入的城乡一体化就业新格局。

参考文献

篇5

一、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分析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篇6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尤其是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我国失业问题严重，研究劳动力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我国具有积极的意义。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有很多，但是发现现有理论并不能有效解释当前我国存在的一些劳动力流动问题，劳动力流动的理论与现实存在一定的悖理，在本文中作者基于劳动力流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效解决了现有理论的不足，并结合国家的就业政策和指导方针提出相关建议，为大中小企业、城市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一、劳动力流动异象分析

目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都是基于合理的劳动力流动研究。但是，在我国存在着一些与合理流动不相符的非合理流动，他们与理论中所阐述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离的，我们将其称为“劳动力流动的异象”。“劳动力流动的异象”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在预期不合理的情况下，预期净收益现值小于零即实际是净收益现值大于零。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判断预期净收益现值会小于零，所以劳动力会选择不流动，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比比皆是。近年来，政府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但是，部分农民在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时，由于自身教育水平有限加上政府公信力缺失存在对迁移是否有利的判断错误，做出不愿意迁移的决策。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会向城市转移是相悖的。

第二，预期不合理的情况下预期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即实际是净收益现值小于零。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判断净收益现值会大于零，劳动力选择流动，也就是“盲流”。20世纪50年代初期，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因贫困流入城市。但是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有部分人选择以流浪乞讨为生。劳动力流动在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下，做出的决策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因此现有理论暗含的含义是实际上不存在“盲目性流动”这一现象。

第三，由于预期不合理造成盲目性流动，在发现自身决策出现失误以后，选择及时纠正失误，也就是迅速返回原工作地，也就是通常说的“在短时间内迅速从一个地方流走又流回”。媒体报道，一年以后，“逃离北上广深”的浪潮还未散去，大学毕业生“重返北上广深”的话题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目前相关学者的理论都隐含着一个条件就是，当劳动者预期经济地位能够改善就会选择流动，并且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这种流动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大学毕业生短时间内的“逃离”又“返回”与实际存在矛盾。

我国存在的劳动力流动现象与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悖理，因此政府制定相应的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政策缺乏理论依据，同时劳动者也无法清楚地了解如何尽量正确的规避不合理流动，会造成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异象长期存在。因此，如何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制定新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解决当前理论与实际相悖理的现象势在必行。

二、劳动力流动模型的修正

西方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就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但是在赫伯特·西蒙看来，这种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劳动者在判定净收益现值时存在“预期幻觉”。由于“预期幻觉”的存在，劳动者在决策是否流动时出现差错是难免的。在相关研究学者的基础上，基于有限理性的考虑，我们可以把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关于劳动者是“完全理性”的假设更改为“有限理性”，而模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预期分为合理预期和非合理预期。当预期合理时，如果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劳动者选择流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此时的劳动力流动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当预期不合理时判断净收益现值小于零，劳动力选择不流动，即 “异象一”。当预期不合理时判断净收益现值大于零，劳动力选择流动，这种流动是“不合理流动”，即 “异象二”，现实生活中劳动者的“盲流”情况。由于“盲目性流动”劳动者的预期与实际不符，劳动者选择是否回归。对于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再次迁移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过大，选择不回归。对于另一部分劳动者来说，回到原有的地方或岗位工作效用更大，选择回归，他们在短时间内“流走”又“返回”，也就是“异象三”。决定劳动力流动是否合理的关键因素是预期是否合理，而预期是否合理主要与人的有限理性有关。因此，规避劳动力的非合理流动，主要从影响预期合理的因素出发。

三、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不仅可以改善劳动者本人的经济地位，还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笔者认为在制定相应的政策时主要从避免不合理劳动力流动和促进合理的劳动力流动两个方面出发，本模型隐含的政策建议为以下几点：第一，建立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机制。第二，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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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耶鲁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出版，1964:43-52.

[3]Harris J R，Todaro M.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 Sector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01):126-142.

篇7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西藏、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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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02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研究——以广西百色市为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04LX422。

文化具有静态和动态的特征，文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永恒的定律。中国的特殊国情给文化变迁注入了新元素，农村劳动力流动为文化变迁提供了新动力。

1 研究回顾

劳动力流动原因错综复杂，文化变迁是个综合的系统的课题，应采取整体的观点，多维的模式来认识和解释。

1.1 国内研究

早期的文化变迁散落于文化研究的主题当中，民族学从文化历史方面研究着手。爆发后，大批民族学者深入西北、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地区文化研究空前活跃。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研究热潮因“”而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在“补课论”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研究重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且出现了城市化进程、制度的变革、劳动力流动等新元素。

1.1.1 农村劳动力流动回顾 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认为，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时，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却更为复杂。一是和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转制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可细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性转移的起始阶段（1978～1984年），农村主题是土地承包、发展农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尚属个别零散状态；流动缓慢的发展阶段（1985～1992年），沿海等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地区差异逐步拉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稳步上升；转移规模的迅猛扩张阶段（1993～1996年），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猛扩张；稳定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城乡就业态势趋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持续进行。[1]二是与人口制度紧密相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出现。在《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4）、《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1997）、《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2001）等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户籍制度解冻，人口开始自由流动。随着各界对人口流动的态度转变，从害怕到观望到引导，人口流动相应地从原来的“盲流”到无秩序流动到有规律可循。

1.1.2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 从动态方面看，劳动力流动过程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话”过程，文化变迁是“对话”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对流入地的影响具体有三：①劳动力结构多样化；②城市文化元素多元化；③用工制度文化环境优化。对于流出地，学者较为关注以下研究：首先，就流动结果而言，文化变迁增加了新内容。另一方面，农业部课题组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农村的推力更多的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去。其次，就流动主体而言，文化传播有了新力量。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年轻、未婚、男性（特别是35岁以下），受过更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更易于和偏好流动，换言之，流动群体一般为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群体，他们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起着信息交换的作用，扮演着文化传播的角色。再次，就流动的方式而言，文化变迁有了新形式。蔡昉[2]指出，随着流动的频繁，农村劳动力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1.2 国外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说明了工业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各部门发展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彰显了文化的力量——“宗教”和“信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教徒们通过努力赚钱，克俭节约，奉献各自职业来赎还“原罪”。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是人类行动建构的结果，同时是再行动的条件和中介。原始的资本积累为新教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而新教的“信仰”和“信念”从思维深处和精神世界底层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成为再行动的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机会，而文化观念的变化作为动力，通过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起作用，推动了该行动的现实性转变。

2 研究评价及展望

总体看来，既有研究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视野宏大，对农村文化的变迁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①鲜见针对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且缺乏系统理论成果。应在吸取中西方、传统和现代以及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不断创新，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变迁理论。②国内的研究学科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具体文化形态变迁实证研究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③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动态性研究关注很少。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民族文化断层、乡村文化没落，其保护与发展问题不得不提上日程。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一课题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1] 崔传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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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5-0113-04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urban Migration

——Based on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

LI Dan1，REN Jie2

（a.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Shc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064）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more than 300 questionnaires of new generation rural labor force as research sample；using survival analysis method，it studi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s rural labor flow and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The result shows that：the new generation has a stronger willing and liquidity of going to the cities than the old generation；their human capital stocks in general have larger ascension，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low decision making；so as farming income and family support burden.Finally，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including cultivating the correct choosing profession idea，improv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tructure，reforming the rural land use system and perfecting the social protection policies of employees.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migration；survival analysis

1 引言

30年来，我国在经济转轨时期产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受到社会各界与学者的长期关注。200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2978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占到60%以上，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作为上世纪80年代诞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与其父母辈间存在差异与联系，为此，中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意愿是什么？哪些因素是影响其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关键因素？不同性别与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对其进城迁移决策有何影响差异？从实证研究的视角，上述问题显然还没有得到广泛一致认同的答案，而有效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找到促进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路径与政策有着积极作用。本文就以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省为例，基于详实的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考察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合理流动，分类有序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劳动力迁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长期受到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及政治学学者的长期关注[1]，但经济学家的贡献尤为突出。西方学者主要提出了三大流派的移民理论，一是以刘易斯[2]、托达罗[3～5]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移民理论（the 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他们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了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提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农业与工业部门边际生产力差异等影响了劳动力流动。二是被称为基于历史—结构方法的移民理论（historical-structural approach），提出了经济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6～7]、双重劳动力市场等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结构性因素[8～9]。三是新劳动力迁移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将分析单元从个体扩展到家庭层面，强调了相对贫困感、分散家庭风险等是劳动力流动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10～12]。上述经典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理论与方法。

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我国学者从理论与经验两个角度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总体特征、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宏观与微观因素等，从而揭示了中国特定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系列特征。蔡昉对我国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13]，并指出相对贫困感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4]。李强应用“推拉”模型研究发现，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关键因素是户籍制度[15]。李实通过建立劳动力流动模型，研究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和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所引起的劳动力迁移[16]。朱农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流动的影响[17]。王莉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在所在村收入水平、培训情况等因素与农村劳动力流动间的关系，发现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在所在村的收入水平、是否参加培训及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显著性因素[18]。还有学者关注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所引起的农村社会分层现象[19]。

在诸多经验研究中，除对预期收入差距、相对贫困度、年龄、婚姻、社会网络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外，关于性别、人力资本、家庭抚养人口、土地面积等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20]，因而有必要运用不同地区、更有代表性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目前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21]。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动机从解决生存问题向追求生活转变[22]，那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异？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实证研究中尚未达成一致结论的影响因素着手，从人口特征、人力资本、家庭经济特征及社会地位等维度选取了7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运用生存分析方法，探讨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的影响机理，进而提出其政策启示。

3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就业的问卷调查，四川省是我国劳动力输出大省，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具有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配额抽样方法，共调查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村劳动力350个，历时三个月（2010年10～12月），样本具体分布地域包括成都市郊区、地（市）县级郊区（乐山、眉山、雅安等）及其他农村地区。最后回收有效样本318个，回收率90.86%。其中男性162个，女性156个。25岁以上的有113人，20～25岁的有166人，20岁以下的有39人。95人已婚，223人未婚。

3.2 研究方法——生存分析法

生存分析法是研究所关注事件在什么时间发生的一种事件数据分析方法[23]。事件可能有好有坏，但在生存分析中我们统称事件的发生为“failure”，所以“failure”发生之前的时间就是所谓“生存时间”。生存分析法在医学、生物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等学科中应用广泛，它是一种既考虑结果又考虑随访时间的处理生存数据的方法。生存数据包含生存时间、观测结果以及相关因素。

在本文中，以接受调查时农村劳动力的年龄为观测时间，在观测时间内调查样本是否发生迁移（这里的“迁移”定义为进城务工）是本文所关注的事件，劳动力离开学校和农村后得到第一份工作（即事件failure）时的年龄即为生存时间。在观测时间内，进城务工事件发生“failure”值为1，若没有发生其值为0。

生存分析主要包括3种分析方法，即非参数分析法、半参数分析法和参数分析法。非参数分析法又包括生命表分析法和乘积限法；半参数分析法有Cox比例风险模型等；参数分析法有Weibull回归、指数回归、对数正态模型等。非参数分析法没有外生变量，从本研究中来看即只与非迁移时间长度相关；半参数分析法部分与外生变量相关，但不依赖于特定的分布假设；参数分析法则会依赖于特定分布的假设。本文运用3种方法分别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1）非参数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状况用Kaplan-Meier存活函数表示，如图1～图6所示，横轴为样本年龄，纵轴为新生代非流动人口的生存概率。由图1可知，15～25岁之间新生代农村劳动力非流动存活率急速下降，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自15岁开始（义务教育刚结束后）即大量发生流动，说明被调查者几乎全部进城务工。

图2为分性别的劳动力存活函数分布。反映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女性在流动时间上虽然较男性稍迟一些，但两者间差别不大。

图3显示了技能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本研究中将技能划分为无技术或低技术、中级技术、高级技术、基层管理和中层管理五类来分别观测，从而得到分技能水平的生存函数曲线。由图3可知，具有技术的农民工更容易流动，同样时间下，具有高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更强，而管理类的流动发生时间较技术类更迟些。

图4和图5分别表示受教育程度和土地收入重要性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民工流动情况相近，“高中及以上”类别由于受教育年限较长，所以流动发生时间相应延后。从土地收入重要性对流动的影响来看，认为土地收入对自己家庭越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会越迟选择流动。图6表示健康状况对流动的影响。本次调查采用健康评价中广泛应用的健康自评法得到健康状况评价，分析结果表明：认为自己健康不佳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趋势最为缓慢。

从非参数分析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单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趋势。在非参数分析法中，劳动力迁移的风险函数只与时间相关，而实际生活中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往往是多种因素影响迁移发生。为更好地了解多个变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下面采取半参数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的作用进行量化分析。

（2）半参数分析

本文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量化分析。模型基本形式为：λ（t）=λ0（t）exp（X′β）。X为外生变量，λ0（t）为所有外生变量X均为0时的基准风险函数。运用Stata10.0软件得到Cox风险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结果显示：①在95%置信区间下，性别、健康和家庭供养人口数的P>|Z|值均大于0.05，即对流动没有显著性影响。②由于调查设计中“土地重要性”选项是按重要性降序排列的，所以此处得到的土地重要性对流动起正向作用（Z值为正）的实际意义是相反的，即认为土地收入越重要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流动的趋势也越缓，这与非参数法存活函数分析结果相同。③受教育程度对流动呈负向影响，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学习时间越长，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延后的事实。④再分性别来看，除“教育”外，其他几个影响因素则体现了性别差异。“技能”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正向作用（其P>|Z|值为0.016，小于0.05），但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影响不显著（P>|Z|值为0.619）。“土地收入对家庭重要性”及“家庭供养人口数”对女性流动的影响强于男性。⑤“所处社会地位”越低，则越可能发生流动。

为进一步验证半参数分析结果，本文运用Weibull回归方法进行参数分析，以求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

（3）参数分析

经Weibull分布拟合验证，图形基本呈直线状，即样本数据符合Weibull分布，所以选用Weibull回归方法进行分析：λ0（t）=（1/σt）（1/σ -1）。σ表示形状参数，当σ>1时，风险率随时间递增；σ

表2给出了参数分析Weibull回归对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同半参数分析原理类似，通过P>|Z|值来判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从表2可以得到与半参数分析相同的结果是：“技能”对男性流动影响显著，而对女性流动作用不明显。“供养人数”及“土地收入的重要性”对女性流动呈现出比男性更为显著的影响。与半参数法分析结果有所不同的是：表2显示了“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与“家庭供养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均有显著影响。

一般来说，对于符合特定分布的数据，利用参数法的分析结果比非参数法或半参数法的结果更精确。

通过上述变量分析可知：“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与“家庭供养人口数”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迁移影响较男性更强；“技能水平”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迁移影响显著，但对女性流动影响不明显；性别、健康状况与社会地位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没有显著影响。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高发年龄段为义务教育刚结束后（15岁开始），在流动时间上基本上没有性别差异。这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普遍毕业即主动流向城市寻求发展机会的现实特征是一致的。同时，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较男性流动性差，女性更多选择留在家乡照顾家庭或务农的群体特征有显著区别。所以，进城务工已成为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共同的选择。

技能水平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女性流动影响不明显。即技能水平越高，男性越容易发生流动，反映了人力资本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就业的促进作用；“技能”因素对女性流动没有显著作用的原因，可能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所从事行业主要集中于普遍没有技能分级或要求的餐饮服务、美容美发、零售等服务业有关。以往也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男性农民工流动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影响不显著[24]。说明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强度有一定性别差异。

一般来说，土地收入越重要，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农村的可能性越大；家庭供养人口数越多，则进城务工的动机越强。同时，这两个因素对女性流动性的影响要强于男性。这似乎反映了女性的主观流动意愿要稍弱于男性。有学者指出：村庄农业、非农业发展水平越高，外出者越少[25]。显然，土地收入的重要性一直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由此，可得到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应积极倡导契约精神，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正确的择业观。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具有远远高于其父母辈的认同感，外部环境诸因素对其个体和群体价值观乃至流动去向将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稳定有赖于我国社会环境中构建起利于其稳定的新的价值观与择业观，那种让无形的市场调节手段去驱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纯自由主义的做法应当有所节制，建议在全社会倡导契约精神，倡导对职业的忠诚精神。

第二，改革不合理的职业技能培训结构，并健全中小企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从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空间的拓展与提升。

应改善我国教育体制中现行不合理的培养结构，加大职业教育力度，尤其是人力资源大省或用人大省如四川、广东等，大幅度提升职业教育受众面的广度与深度，有针对性地开办机械、电气、电子、土木工程等基础产业中各短缺工种的短期技能培训；加大在中小企业中专业技术岗位上岗资格证制度与技术职称评定制度的实施推进，是稳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有效措施。

第三，改革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培育新农民，从而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益。

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宜于当地农村土地利用的新模式，改善目前普遍存在的因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导致承包地撂荒的现象，努力提高农村承包土地的使用效率与收益，鼓励有志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新生代农民能立足于本乡本土，以利于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的改善和农业、农村的稳定。

第四，健全劳动者社会保护政策，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条件。

完善劳动者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及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劳动条件与劳动保护的法律约束，提高执行的监管力度，使我国农民工整体工作环境有明显提升，从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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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罗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3，1：111.

篇10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2-0060-0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7

收稿日期：2014-08-11;修订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企业视角的人口老龄化应对策略研究”（14BRK005）。

作者简介：沙勇，管理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劳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The Labor Heterogeneity， the Flow Direction

and the Paradox of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HA Yong1， LAO Xin2

（1.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42， China; 2.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ince the year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but it still worthy to further the study on whethe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hug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 are many literatures abou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but the heterogeneity and flow direction of the lab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 seldom to be considered in them. We analyzed the channel which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construct mathematical model included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lab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and the flow direction are important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inally， we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Keywords：labor; heterogeneity; flow direction; paradox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然而中国经济的腾飞却来自于城市和工业，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段过程中，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的差距迅速被拉开，这种差距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自主或者不自主地进入城市谋生，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包括未来的一部分时间，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市民和农民群体都将依靠流动的劳动力这种载体来实现财富的转移以及差距的缩小。而实践和绝大多数学者都已经证明，流动人口这种形式在加快农村发展速度、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具有一定意义[1-5]。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流动人口虽然增加迅速，但是城乡差距并没有随之缩小[6-7]。表1清晰地表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自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正逐步扩大。

从表1中可以发现，1989-2010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虽然自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开始下降，但这种下降一方面可能是差距在长期增长趋势下的一个短期的向下波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中国政府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所做出政策的暂时弥补性结果。所以，一方面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

提高了农村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这段时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比也在进一步增大。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与区域差距之间关系研究较多，而有关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关系的文献则比较缺乏，在这其中考虑劳动力异质性和流动方向的文献就更少了[8-10]。蔡P发现了流动人口规模和城乡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并对此进行研究，认为这种悖论是由我国户籍制度造成的，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流动只能是短暂的流动行为而不是永久性的迁移行为，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人差距的条件^[11]。目前，绝大部分学者都将流动人口规模与城乡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归因于户籍制度[12-14]。本文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解释又是不全面的，它是从支出的视角解释城乡差距悖论，然而影响收入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生产方面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生产率视角对城乡差距悖论进行解释。

二、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渠道分析

通过分析劳动力流动行为本身以及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本文将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渠道分为如下三种：收入回流渠道、户口转移渠道以及技能获取渠道。

1.收入回流渠道

收入回流渠道指的是流动人口凭借一技之长或者凭借体力由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一般而言，由于城市发展水平要高于农村，工业的边际效益也远远高于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所能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在农村务农所能得到的收益，这种收益之间的差距将以年为周期，以务工收入的形式由流动人口从城市带回农村，这些收入能够极大地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状况和改善农村的贫穷状况，但显而易见，收入回流渠道只能在某个速度界限以内加快农村的发展速度，这个速度界限就是城市和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农民通过收入回流渠道来加快农村发展的速度是不可能超过城市和工业本身的发展速度的。收入回流渠道本质上是一种农村为辅、城市为主的分配渠道，农村、农民、农业通过这个渠道得到的收益是不可能超过城市、市民和工业的，因此，依靠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回流渠道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距是不可能的。

2.户口转化渠道

鉴于目前我国城市发达，农村较为落后的现状，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户口转化渠道指的是原先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获得城市户口变为市民。由于我国目前户籍制度的存在，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离开农村获取城市户口一般只存在四种途径：城市多年务工满足落户条件、与市民结婚、城市化进程转化、考学。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一方面能实现通过减少农村人口间接减轻农村负担，另一方面农村人口逐渐转向城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但必须指出的是，户口转化渠道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和缩小城乡差距，但这是有较强的前提和限制条件的，难以完全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3.技能获取渠道

农村和城市最大的差距可能在于农业和工业的差距，而农业和工业的差距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目前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采用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城市和农村的

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大农村

劳动力的教育和培养力度是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方法，同时，由于技术要素的产出弹性远远高于传统资本、劳动等要素的产出弹性，因此，依靠技能获取渠道来消灭城乡差距这种途径是可行的。

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回流渠道和户口转移渠道只能够帮助农村逐渐获取部分城市发展的成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但是这两种渠道无法消灭城乡差距。实际上，目前的研究大都忽略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在于工业和农业的差距，而这两种差距可能是两种产业目前所处的技术水平差异所导致的，因此，技能获取渠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现有的研究中，城乡劳动力被认为是同质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影响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由此提出的缩小城乡差距政策是很难奏效的。因此，本文在现有框架下，通过区分城乡劳动力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对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更具现实意义的政策启示。

三、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1.理论模型

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

Y=f（K，L，A）（1）

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一般用GDP指标来衡量，K为资本，L为劳动力要素，A为技术要素，根据（1）式，本文在如下假设的前提下分别构建城乡各自的经济增长方程。

假设1：城乡经济增长模型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和技术要素的差异，资本要素不存在差异。

实际上，城乡不仅在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上存在差异，在资本要素方面同样存在差距，但是由于资本要素属于政府能够控制的范畴，其在城乡之间的均衡分配很容易由政府来实现，如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资本在政府控制下能够通过“剪刀差”大量流入城市，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绩时，政府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如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将资本更多地分配在农村。因此，假定资本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存在差异，至少在长期内不存在差异是合理的，由此可以得出城乡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型：

YC=f（K，LC，AC）（2）

YR=f（K，LR，AR）（3）

其中，变量的下标R，C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

假设2：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城乡技术水平存在的差距可以在劳动力要素指标上表现出来。

技术研发水平和技术运用水平是技术水平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无论哪一个部分都和劳动力

要素密切相关，技术研发和技术运用所需要的劳动力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即A=h（L），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也可被写成如下形式：

YC=f（K，LC，h（LC））（4）

YR=f（K，LR，h（LR））（5）

可以由动态经济学方法，由公式（1）推导出如下经济增长率形式：

GY=αGK+βGL+λGA（6）

其中，GY、GK、GL、GA分别为经济增长率、资本要素增长率、劳动力要素增长率和技术要素增长率。由假设1，增长率可化简为：

GY=βGL+λGA（7）

由假设2，经济增长率方程可进一步化简为：

GY=βGL+λGA=βGL+λh（GL）=g（GL，h（GL））=φ（GL）（8）

其中φ（GL）GL>0，上式说明经济增长率最终只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率相关并且呈正相关关系，在城乡之间存在差距的前提下，城乡差距缩小乃至消除取决于城乡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关系，现在利用公式（8）探讨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差距之间的关系。

2.劳动力异质性、流动方向与数值模拟

考虑到城乡间劳动力的异质性，本文分劳动力均质和异质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和数值模拟。

（1）城乡劳动力均质情形。

劳动力均质假设意味着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没有区别，此时实际上意味着流动方向没有过多意义，但是考虑到研究的全面性，在此同样考虑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两种情况。

情形Ⅰ：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

GYC=φ（GLC）（9）

GYR=φ（GLR）（10）

图1城乡劳动力均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单向流动

与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由于劳动力均质，城乡劳动力要素LC，LR之间不存在能力的区别，因此，城乡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率，在单向流动的假设下，GLC>GLR，又因为φ（GL）GL>0，故GYC>GYR，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原本落后的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城市的经济增长率，这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为了更清晰地表明这一过程，本文采取简单的数值模拟对此进行展示。由于城乡劳动力均质，城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劳动力数量L标准化为1，经济增长率随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的边际产出φ（GL）GL恒定，利用Matlab7.0软件，根据公式（1）-（10）对城乡经济增长过程分别进行模拟得到图1，可以看出在城乡劳动力

均质且单向流动的情况下，农村的经济增长率会一直低于城市经济增长率，这种情形只会使得城乡之间差距越拉越大。

情形Ⅱ：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不仅意味着农村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城市的劳动力向农村流动，更重要的是这种双向流动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城市流向农村的劳动力数量要多于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数量，也就是在这种假设下城市的净流入劳动力数量为负，而农村的净流入劳动力数量为正，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双向流动看成是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单向流动。同样根据公式（9）、公式（10），可以知道在这种假设下，情形刚好与单向流动假设的情况相反即GYC<GYR，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的经济增长率将高于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城乡之间的差距才会缩小乃至消除，但是这种情形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因为劳动力均质的假设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城乡差距的缩小意味着农村的劳动力增长率大于城市的劳动力增长率，然而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农业尤其是现代化农业是无法吸纳比工业更多的劳动力的，因此，依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缩小城乡差距只是在城乡劳动力均质假设下的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具备实践性和指导性。

（2）城乡劳动力异质情形。

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意味着经济增长率方程（8）式变为如下形式：

GYC=φ（G′LC，GLRC）（11）

GYR=φ（G′LR，GLCR）（12）

其中，GLRC，GLCR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速度和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流动速度，G′LC、G′RC分别为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净增长速度，诸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G′LC=GLC-GLCR（13）

G′LR=GLR-GLRC（14）

φ（G′LC，GLRC）G′LC>φ（G′LC，GLRC）GLRC>0（15）

φ（G′LR，GLCR）GLCR>φ（G′LR，GLCR）G′LR>0（16）

同样分为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两种情形进行研究。

情形Ⅰ：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

劳动力在城乡间单向流动意味着GLRC>0，GLCR=0，故公式（11）、公式（12）分别变为：

GYC=φ（GLC，GLRC）（17）

GYR=φ（GLR-GLRC）（18）

由于φ（GLC，GLRC）GLRC>0，φ（G′LR，GLCR）G′LR>0，在这种情形下很容易得出GYC>GYR，即在城乡异质劳动力的假设下，城乡间劳动力的单向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

情形Ⅱ：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

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意味着GLRC>0，GLCR>0，故公式（11）、公式（12）分别变为：

GYC=φ（GLC-GLCR，GLRC）（19）

GYR=φ（GLR-GLRC，GLCR）（20）

对公式（19）、公式（20）进行线性化处理有：

GYC=mC（GLC-GLCR）+nCGLRC（21）

GYR=mR（GLR-GLRC）+nRGLCR（22）

由于φ（G′LC，GLRC）G′LC>φ（G′LC，GLRC）GLRC>0，φ（G′LR，GLCR）GLCR>φ（G′LR，GLCR）G′LR>0

故线性化参数mc>0，mR>0，nC>0，nR>0，由于mC（GLC-GLCR）、nCGLRC与 mR（GLR-GLRC）、nRGLCR异质，但是mC（GLC-GLCR）与nCGLRC，mR（GLR-GLRC）与nRGLCR对于城市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是分别“同质”的，根据这一原理可继续对公式（21）、公式（22）进行线性化处理：

GYR=（k+nR）GLCR或GYR=（mR+k′）GLR（23）

GYC=（l+nC）GLRC或GYC=（mC+l′）GLC（24）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乡间流动的劳动力而非城乡各自的劳动力存量，因此，我们采用第一种化简形式进行分析。

GYRGYC=mR（GLR-GLRC）+nRGLCRmC（GLC-GLCR）+nCGLRC=（k+nR）GLCR（l+nC）GLRC=（k+nR）（l+nC）*GLCRGLRC（25）

（k+nR）（l+nC）是由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由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之比，我们可称其为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而根据目前我国农业落后于工业，农村落后于城市的实际情况，技能效应是大于1的，因此，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比就取决于GLCRGLRC项，与技能效应类似，我们将该项称为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数量效应，当GLCR>GLRC时，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和数量效应都大于1，因此，农村的经济增长率将大于城市经济增长率，城乡差距毫无疑问会逐渐缩小乃至消除，采取同样的方法对此过程进行模拟，具体模拟时各块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其结果如图2。

表2数值模拟的参数设置

参数参数对应取值

k+nR0.440.620.780.911.001.201.321.461.60

l+nC1.601.461.321.201.000.910.780.620.44

（k+nR）（l+nC）

0.280.420.590.761.001.321.692.353.64

图2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单向流动与

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当GLCR<GLRC时，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大于1，而数量效应小于1，城乡差距能否缩小乃至消除取决于技能效应带来的正向影响能否弥补数量效应带来的负向影响，如果技能效应足够大，城乡差距依然能够缩小。在GLCR<GLRC的情况下，通过设定技能效应（k+nR）（l+nC）的大小来模拟城乡经济增长过程，发现在GLCR<GLRC的情形下，只要技能效应较大，城乡差距同样能够缩小（见图3）。

图3城乡劳动力异质性假设下劳动力双向流动与

城乡经济增长过程模拟

根据上述两种假设四种情形的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在城乡劳动力均质的假设下，城乡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和双向流动都无法实质性地缩小城乡差距;在城乡劳动力异质的假设下，城乡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同样无法实质性地缩小城乡差距，而在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的情形下，如果由城乡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技能效应足够大，城乡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乃至消除。

四、政策含义与对策措施

通过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城乡差距是不可能缩小乃至消除的，因此，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必须将城乡异质性以及流动方向作为政策制定的突破点和着力点，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稳步推进城镇化战略，巩固现有城镇化成果，发挥城镇化战略的户籍改革作用

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较大以及公共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背景下，冒然打破现有“不近人情”的户籍制度既不科学，所导致的后果发达区域和城市也无法承受，实际上目前正在实施的城镇化战略本质上就已经是一种比较缓和的、逐步的、层次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方式，随着我国城市化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了市民，户口转移渠道也随之发挥作用，因此，政府需要出台和完善保障“新市民”生活的政策法规，这样不仅能够巩固现有城镇化已经取得的成果，同时还能为尚未城镇化的农民起到示范作用，推动城镇化战略的顺利进展最终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市民，进而缩小城乡差距。

2.实施准市民落户政策，以点带面加快人口转移，发挥户口转移渠道作用

一般而言“准市民”指的是户口在农村，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这部分人户口所在地尚没有城镇化战略政策，故无法通过城镇化战略成为市民[15-16]。传统意义上的“准市民”特指农民工这一群体，但是本文认为“准市民”这一群体还应该包括大学生这一群体：一方面大学生群体规模较大，据教育部数据公布，2012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数量在3000万以上;另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后落户城市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应该出台让“准市民”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政策，同样应该出台让“准市民”大学生落户城市的政策，让想留在城市尤其是原本家在农村的学生能够顺利留在城市。这不仅要求落户政策的完善，同时也需要相关的保障房、廉租房政策进一步完善，这样既能够保证“准市民”的权益，同时还能以点带面更大程度地发挥户口转移渠道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

3.调整人才下乡战略方向，改善下乡人才结构，最大限度发挥技能效应

我国的城镇化战略与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战略是相辅相成的。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快农村的发展水平，而人才下乡战略则是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的人才下乡战略仍存在较大缺陷，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下乡人才中的技术人才比例太低，以大学生村官群体为例，在该群体当中工科农科学生所占比例远远低于文科类学生的比例，然而文科类大学生村官更多的是起到管理服务的作用，而工科农科的学生往往能够直接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发挥技能效应方面，文科类的学生其传播作用较小，因此，为了进一步加快农村和农业发展速度，应该调整人才下乡战略，技术化人才组成结构，引导更多的技术型人才流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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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返乡潮”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蔡昉（2010）、于学军（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认为是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解释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变化，难以对劳动力流动的结构变化作出有力解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异质性作用的表现，在此带动下，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步由自发流动转为自主流动。

一、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发展

异质性原本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遗传异质性是指表现型一致的个体或同种疾病临床表现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来，异质性被推广到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企业异质性资源为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它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来源。劳动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这种体力和智力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超过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异而导致的劳动力差异的存在：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们将这种不同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称为劳动力的异质性。

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仅仅来自于天赋，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训、经历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将劳动力的异质性看作是投资的结果，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能则直接赋予劳动力以资本的属性，他首次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强调劳动力的差异源于劳动者拥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仅认为教育可以使劳动与物质资本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主张将这种价值增值归因于“教育”差异导致的劳动力的不同。马歇尔虽然不主张将资本属性赋予人，但他首次将劳动力从实质上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资本型劳动力，在使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更加清晰的同时，关注人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将“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资本型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而明确了劳动力异质性作为投资产物取得价值增殖的归属。正是由于将劳动力视为投资的结果，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和资本同质性假设，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认为，将“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时，即成为人力资本。至此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主要内容。原来笼而统之的劳动力一方面分化为一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从而使抽象的劳动力异质性通过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有人力资本层次和多寡的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通过不同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层次、多寡来体现，从而有了一般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区分。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然而，劳动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期，劳动力主要是体力，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智力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智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后，劳动力的异质性就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层次和多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后，在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主要内容的同时，劳动力的外延发生了拓展：在劳动者体外存在又依附于活着劳动者个体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为支撑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结构等社会资本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利于劳动者知识共享与传播，有利于声誉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和损失，有利于信息市场传递中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利于集体理性的实现。拥有同等体力、智力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劳动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又一来源。

二、劳动力异质性演变与劳动力流动阶段变迁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其表现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劳动力异质性的不同表现推动了劳动力流动阶段的变迁。

1.劳动力同质化与劳动力自发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大量过剩，生产过程表现为大量剩余劳动在激烈竞争中寻求与资本结合的过程，初级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较低，导致高层次劳动者被迫从事低级的简单劳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竞争中被抹煞，异质的劳动力被“削平”为同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体现得最为显著。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部门急剧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然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释放，且劳动力需求还受工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竞争加剧，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现了大学生、研究生与高中生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高层次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一般性工作，劳动力的异质性难以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技术型劳动力，现代化生产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劳动力异质性被同质化为技术工人，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得相应的薪酬。劳动力同质化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易于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中职生的就业率超过95%，远远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水平；二是高级技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据报道，济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会上，高级技工岗位给到8000元的月工资，仍是一才难求。

劳动力的同质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发的。在劳动力同质化时期，劳动力仅仅作为简单劳动要素寻求与资本结合，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劳动者为追求更高劳动收入而自发地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二是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劳动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亲情、家庭生活、儿女教育等均让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劳动者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现象。三是工资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劳动力被同质化，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质的，工资成为劳动者决定务工地和从事行业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资水平高就向哪个地区流动，哪个岗位工资水平高就进入哪个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跳槽现象频发。四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集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集聚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典型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描述的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的流动就体现出这种自发流动的特点。

2.劳动力异质性与劳动力自主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升级分化，劳动力需求的层次性越来越明显，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变化，中高层次的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过系统教育、有较长工作经历、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即劳动力异质性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这些劳动者不仅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结构发生变化，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拥有者开始获得年薪、股权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物质资源，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劳动力异质性的显现直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劳动力异质性时期，由于劳动力已经分层，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主流动特征。与自发流动相比，劳动力自主流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流动呈现主动流动。劳动者运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动地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区域、实现领域，从而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方式、模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卢卡斯通过对非洲博茨瓦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赵力涛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每增加一年教育，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相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的机会就增加18.8%；卜长莉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靠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第二，非经济因素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对出生地的眷恋、对家庭因素的考虑、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选择、对社会认同和满意度的反应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动决策，经济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杨荣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流动有着正相关关系。第三，劳动者效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异质性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不再是决定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为劳动者的追求目标。2013年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因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地位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劳动力自主流动不再具有集聚效应。劳动者不再被动寻求资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与各类资本相结合，选择适合的区域、部门、行业作为流动方向。由于劳动力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的劳动力会有不同的决策依据，因此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走向均衡。斯卡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异质性使得尽管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但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

3.劳动力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换的条件

无论在自发流动阶段还是在自主流动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由自发流动转变为自主流动，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劳动力异质性显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使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特征。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劳动由被动转为主动，工资开始上升，允许劳动者表达个人意愿的环境逐渐形成，劳动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自主流动的基础条件。第二，劳动力需求升级。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创新过程”。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复杂劳动的需求随着产业升级会不断上升，而简单劳动会逐渐退出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原来对劳动力的同质化需求被打破，由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逐渐过渡为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型脑力劳动者为主，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从而具备了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社会条件。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异质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劳动者在流动中才能够拥有主导和控制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第四，劳动者效用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收入最大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态极大改善，劳动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响因素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且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时，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体意志而非集体意愿，劳动者的异质性不断得到彰显，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增强。

三、自主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劳动力的异质性被抹煞，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发流动特征，民工潮时常引发经济社会波动。当前，劳动力流动呈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自主流动阶段。

第一，从2003年季节性“民工荒”现象到当前常态化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无限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自主性流动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据蔡昉等人研究测算，期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根据联合国2009年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30年达到最大，预计为14.62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就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形势，即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对这些变化的到来作出回应，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是极具特征的反映。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最近每年增长15%到20%，自2000年以来的12年中，我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已经增长至原来的4倍。

第二，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升级，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从事R&D的人员总量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标，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亦应与GDP增长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分层：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技术型、知识型劳动的吸引力和需求会逐渐增强，简单体力劳动者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会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将吸收大量中低层劳动力。产业布局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使得不同层次劳动者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范围扩大，劳动力的异质性作用凸显，农民工大量“东南飞”的传统流动模式正在消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且聚集于经济发达区域和高端产业，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

第三，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劳动力自主流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住宅等生产要素作为其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劳动者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过程社会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劳动力也在就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大的教育投资使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与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据最新公布的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比2008年增加780万人，已达1.2亿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年，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劳动者已经从简单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转变为携带更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劳动者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力和推动力。

第四，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已由经济（物质）因素转变为非经济（精神）因素。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达到6977元，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由2011年的3。13：1缩减为3.1：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劳动力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断产生，包括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对自我经济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自我的社会认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其受社会记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观，更加浓厚的自我意识，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济因素作用日渐弱化。劳动者对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多元化，仅用工资差距难以解释的现实表现为失业与民工荒并存、返乡潮、就近就业、用工短期化、“农民荒”等现象。

四、推动我国劳动力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异质性的凸显推动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标志着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迎接劳动力自主流动，是未来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异质性，提升流动能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推行订单培养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篇12

关　键　词:土地利用;城乡劳动力流动;农地利用

Abstract:Farm labormi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gricultural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Current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peasantworker’swage and impro-ving of policies about peasantworker flow， farm labor opportunity cost is increasing in China，whichwill affect labor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eventually affect the farm land-use change.This paper reviewsmajor line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rm labormigration. Sev-eral contributions pointout that research perspective ismoremicrocosmic， non-economic drivingfactors of labormigration arewidely considered and impacts ofdifferential inpiduals and settingson farm labormoving outare taken into accoun.t Meanwhile， it reviews research advances in im-pacts of 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Due to complexity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there are no generalization results about this issue ye.t Hence， itneeds further study the effects of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Key words:land use; labor rural-to-urbanmigration; farm land use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土地资源正经受着沉重的压力。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之间对土地需求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同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样[2-4]，中国正经历着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过程[5];且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政府对农民工流动政策的改变，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6]，使得农业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另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低端劳动力正由相对过剩向相对短缺转变[7]。虽然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短缺机制的认识存在分歧[8-10]，但劳动力的短缺无疑会使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上升。

作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大量劳动力的析出会直接造成农地利用的变化，例如劳动力的短缺造成某种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经济优势而退耕或转为他用。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也会间接影响农地利用，例如农户或农场因此调整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使农地利用的集约度或生产率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改变土地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也会通过退耕或集约度的升降影响到土地利用对于生态的压力。

总之，有必要将劳动力流动与农地利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把握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乃至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脉络，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文首先总结了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旨在认识城乡劳动力流动或农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综述劳动力流出对于农业发展和农地利用影响相关研究的进展。

1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脉络

1·1　早期劳动力流动的经验假说英国统计学家Ravenstein被认为是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劳动力迁移现象的学者[11]，并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12-13]。他的人口迁移法则也可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如根据他的理论，农村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更容易流动。

后来，Lee在Ravenstein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推-拉理论”[14]。虽然Lee的理论是基于区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根据Lee的理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两种不同力的影响，一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即推力，另一个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即阻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动过程中的障碍和个体特征。在以上四类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行为的解释为:①每一个既定区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较多，净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间的条件差别不大，农业劳动力流动率低;②特定地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人口需求的行业有关，后者决定能否克服流动过程中的困难;③劳动力流动过程具有人口选择特性，一般来说高素质和年轻劳动力更容易流动。Lee的理论和假设直观、简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缺乏科学推断和假设检验，且在政策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　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

从时间上看，上述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提出是在二战以前。二战以后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劳动力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动理论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则，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最为著名，代表性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刘易斯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6]。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别;且在维持生计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推动力。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投资，并且以固定工资吸引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随着投资的增加，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资本主义部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

刘易斯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①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7];②不能解释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劳动力失业时农村劳动力仍向城市流动的现象[15];③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就业竞争和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影响;④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和工业扩张的唯一动力，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⑤认为人口增长落后于资本积累，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针对上述缺陷，Ranis和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完善[18]。他们在接受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生产率和人口增长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一是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工资率固定不变阶段;二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刘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资率开始提升的阶段，即出现“第一转折点”;三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相当的阶段，农业和工业开始竞争劳动力的阶段，即出现“第二转折点”。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Lewis-Ranis-Fei二元经济模型，简称LRF模型。

LRF模型虽然考虑了刘易斯所忽略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仍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与现实不相符;农业工资是常数的假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工资变动的情况[19];认为城市工资水平由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现实情况却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是上升的[20-21]。

另外， 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个二元经济模型[22]，同样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与LRF模型不同的是， Jorgenson的模型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农业、工业工资不变的假设。其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为:①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不变，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劳动力投入;②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③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根据Jorgenson模型，粮食供给超过人口增长时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多少有关。与LRF模型相比， Jorgenson模型将人口因素内部化，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但是不能解释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Todaro放弃了二元模型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动过程存在两个阶段，而非一个阶段，即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首先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然后再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并提出了依据这一判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5]。该模型的主要观点为:①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城乡预期收入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别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人口流动得就越多;在任一时期，迁入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③流动人口在城市待得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能较好地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9]。

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乡和部门等宏观视角去解释劳动力流动机制，都假设流动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依据城乡的收入差(实际或预期)考虑是否流动。城乡收入差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结论已被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也是宏观层面解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忽略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其它关键的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23]。

1·3　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很少。如否定了劳动力流动是相关众人决策的事实，没有考虑家庭规模、人口构成、习俗、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4-26];没有考虑风险和其它限制因素(资本、保险、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7-28]。另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不是随机过程，外出人群与教育、家庭特征、经验、年龄、性别等有关，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能满足计量经济学的经典假设[23]。

可见，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以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New Economics ofLaborMigration)试图弥补上述缺陷[29]。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相关的众人决策过程，而非个人决策，强调家庭是决策的主体，认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在新经济学流动理论的框架下，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该理论主要观点有:①认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为规避风险，家庭会依据其成员的比较优势，让部分劳动力外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程度[30]。②该理论认为资金约束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农民融资困难。因此，家庭派部分劳动力外出，外出收入或汇款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③“相对贫困”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周围的人群进行比较，所处地位较好的人群会产生满足感，所处地位不好的人会产生摆脱贫困的愿望，这种相对贫困会导致流动发生;而且，汇款在迁出地导致的物价上涨进而引起的相对贫困也能促进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为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决定作用[30， 33]。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受过教育、具有特殊专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最早流动，劳动力素质不仅影响收入高低，也影响就业机会的大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进一步劳动力流动。⑤累计效应理论。该观点将流动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流动本身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累计效应理论由一系列流派或观点构成，主要包括流动网络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34]。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因素由经济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环境差异。该理论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更注重从农户层面分析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影响。但从农户层面看，农户差异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更复杂，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

2　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研究就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更多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35-36]。直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解释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被视为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2·1　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自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变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解释性假说。有影响的假说有:马尔萨斯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Boserup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Geetz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直接针对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情况，认为当人口不再是农业的压力或者竞争性行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上升，农业就会萎缩。土地利用上，表现为要么集约度下降即粗放化经营，要么面积收缩，即退出生产(边际化)。

这里应该根据劳动力的供需分成两种情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劳动力流动就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稀缺时，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37]。总结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38-3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弥补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农业发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区的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证实，汇款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民选择高产种子的影响，认为具有高收入的劳动力流动行为(如国际间流动)，能促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农业先进技术[42];Grau等驳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山区农业利用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和山区可持续发展能相互促进[38]。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有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农村因依赖汇款而丧失粮食自给，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43-45]。

2·2　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农民是理性的(舒尔茨)，且部分参与投入和产出市场

[46]。

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农民会改变其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综述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从宏观视角看，引入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农户的生产决策就会独立于消费决策，农户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反应就可以预见[47]。如果用社会价格表示①，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价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资本的社会价格相对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46]。而劳动力流动也直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包括面积变化(或称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48]。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宏观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农户将用资金替代劳动力，即土地利用的劳动力集约度下降;同时，以役畜为主的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摈弃。应该说，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支持这一推断。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和畜力投入减少[49]; 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马拉维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民对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农户[50-51];Clay等在卢旺达的研究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52];Alan de 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涛等[55]在亚洲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随劳动力外流，农户的劳动投入在减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将资本投入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会快速增加。陈瑜琦等[56]通过分析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的资本投入构成，发现省工性投入(机械)的比重明显增加，而增产性资本投入(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比重在减小。

(2)劳动力外流会导致土地被撂荒，特别是那些低投入、低产出的农地将会首先被抛荒[57]。土地抛荒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民放弃土地种植，即真正意义上的抛荒。有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推断。根据在欧洲[58]、地中海国家[59]、日本[60]、中国台湾[61]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耕地撂荒。在中国很多研究结论也说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种是劳动力外流致使土地复种指数下降，而引起的季节性抛荒。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双季稻改单季稻[66]可视为这种抛荒。

从微观视角(农户尺度)看，流动劳动力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具有农户尺度上的个体差异。但基于微观尺度的直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只能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推论，得出相关研究的结论。其中Low在非洲诸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南部非洲各国1970年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停滞和衰退现象。

认为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Low的重点是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但他的模型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鼓励了劳动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劳动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农业生产，致使那些耗劳动力多、产出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一般是偏远的坡地)被粗放经营或抛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农户并不是将全部土地撂荒，以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为主的多数农户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土地利用变化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留守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类型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农业生产理论和农业家庭理论，当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时，农户会根据各种农作物的单位劳动产出最大化进行作物选择[6]，继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但这个结论未得到其它实证研究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黄季琨、陈瑜琦、郑有贵等在不同地区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但都未进一步分析农户是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作物选择[67-69]。

(2)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Low对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首先， 1970年代，随城市化、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国际援助和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条件下，南部非洲各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停滞。当时，对农业停滞的一般解释是政策、制度上对小农经济的忽视。因此，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小农发展。但结果农业生产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产条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当时的情况与中国近年的发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国正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耕地撂荒[63]、复种指数下降[70]、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存在区域差异，在西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 70]，在中部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增加[68])等现象。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和南非当时一样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施行农业补贴等。而政府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鼓励农业发展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南非诸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3　结论和讨论

纵观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城乡-部门-群体-家庭)发展;流动动力由经济决定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性，甚至有学者主张应在真实的环境研究真实的人[71]。“二元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总体趋势;而新经济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地理差异性;新家庭经济学及其家庭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假说把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对于农业和农地利用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获得系统性的结论。从宏观层面看，有许多研究支持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劳动力集约度下降、粗放化经营、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观点，但宏观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之间的差异和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农户层面看，往往是机会成本高的劳动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种变化在区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观层面的结论。但是，农户尺度的研究因农户之间及其内部差异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因此，关于这一命题还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当前中国土地需求冲突激烈，大量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更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为:(1)需要加强从农户层面对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要重视这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即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劳动力流动对生态脆弱区、山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对生态安全的政策启示。

(2)在深入分析农户对劳动力流动响应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的情景分析。

(3)劳动力流动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启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促使机械替代劳动力，加速土地规模经营，但据我们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和生态环境脆弱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导致大范围规模经营趋势。部分地区以“服务集中”的形式出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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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技术创新和发明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沿着机械技术的方向进行的，例如与农业机械化相关的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新型动力的引进等等，这种创新是为了节约劳动力而进行的。另一类技术创新活动是沿着生物技术的方向进行的，如动植物品种的培育和改良，化肥农药的发明及其施用方法的改进等等。其目的是为了节约土地而进行的，结果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认为，农业生产对于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特定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农民总是选择那种能够节约稀缺生产要素，并能更充分的利用丰富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由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禀赋不尽相同，因而这种诱致性技术变迁的途径也不一样。

我国的农业生产要素禀赋特点是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所以应选择旨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生物技术以及节约土地而多用劳动力的作物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在这方面，我国的台湾省较为成功。我国的台湾省具有耕地缺乏的典型特点，在发展的早期，台湾省利用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形成了少占用土地而多使用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结构，并成功出口了蘑菇，芦笋、鳗鱼和食用蜗牛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形成了自己的农业比较优势，取得了较好的农业收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台湾农业逐渐丧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随即转向生产资本密集型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相应改变，转向出口一些具有高附加值的园艺产品。

我国政府应根据农业生产资源情况和市场需求情况，制订规划，加强宏观指导，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农民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现时期，农业部门应下大力气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多样化指数和复种指数，面对加入WTO后，国外优质廉价农产品所带来的压力，我国农业应切实注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发展绿色农业，实现精品农业，改粗放式经营为精耕细作，改追求产量为追求质量。这样既可以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劳动投入，又可以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

二、提高农业公共投资，培养坚实的农业基础，增加农民就业的机会有研究表明，由于农业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可相互替代，故增加农业领域的公共投资，如农业科研、水利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可使生产者在私人物质投入（如土地、化肥、机械动力、种子和其他物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得到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或者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必要投入和私人成本，或者在增加一定私人成本投入的同时得到更高的产量。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单位产品的私人成本都可能降低，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提高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政府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至少有三点启示：

首先，政府应舍得投资于农业领域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农田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路筑桥，疏浚河道，完善市场设施等。在开展上述工程时，政府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形式动员当地农民，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其次，农业公共投资的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村生产及流通环境的改善可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对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农户而言，当农业生产的收益水平提高时，农户就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投入，从而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

最后，农业公共投资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民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而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其就业岗位的获得机会及收入之间呈现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面做详细的论述。

三、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促使农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和转移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已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表明，在广东，有近一半以上的电子通讯产品的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基本上停止招收初中及高中毕业生，因为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不断在升级，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相应的要求较高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但是企业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培训成本远远高于直接从人才市场上招收高素质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才的成本。所以，企业对低素质的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了，而且，对劳动力总量的需求也在下降。这一研究虽然是基于广东进行分析的，但其结论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具有普遍意义。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1985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仍以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占90％以上。在农村中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也较少，以广东省为例，1998年，农村中受过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只有13.8％。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高要求，一方面是大量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以下的一组数据也许更使人们清楚农民素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相关性。有资料显示，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是我国农村人口中的精英阶层。首先，他们年轻，72.3％的农民工年龄在30岁以下；其次，他们通常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据湖南省攸县农调队调查，目前攸县在外县外省从事劳务，打工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约占2.1％，中专文化的约占7.2％，高中文化的约占14.4％，初中文化的约占58.8％，小学文化的约占16.9％，文盲或半文盲的占0.8％。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远高于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最后，他们不少都有一技之长，48.2％的农民工在进入城镇就业前都会一门以上的技术，而全部劳动力中会一门技术的仅占22.9％。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就可能或较容易地在城镇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低素质的劳动力将会被拒绝于城镇之外。

农村劳动力素质不但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而且，还直接关系着城市管理成本的大小。经济学家比尔约翰逊曾指出：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则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的抵触，而且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以及减少城市管理的成本。可见，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实现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条件。

就如何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均进行过有益探索，总结之，其基本思路如下：1、政府应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有关研究表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初等教育的回报率都是最高的。所以，应将发展初等教育放在农村教育体系的重要地位上。政府投资于农村教育的资金应确保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正常发展，有效降低农村学生的辍学率。2、将基础素质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结合起来。这种办学方式在我国农村的一些中学已进行了很有益的尝试，并获得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有关部门应下大力气将这种教育模式发扬推广。

四、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城市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不少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进入本地市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在大城市，本地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劳动力却占据着大量的岗位，如果把由外来劳动力所占据的岗位转移给本地下岗职工，就可以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为了保护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各地对农民进城务工设置了形式繁多的限制，具体包括：1、设置“经济门槛”，提高使用农民工的成本，迫使各单位、部门不吸纳或少吸纳民工；2、按不同工种限制外来工的吸纳比例；3、城市各部门、单位招用外来民工都需要经过劳动部门批准，否则要清退、罚款。

由于保护性市场低技能劳动工资的高估，导致低技能劳动力期望工资过高，影响到其在开放性市场上的竞争力，他们被保护性市场排出后，要么选择自愿失业，要么再难以找到工作。保护性市场还存在高技能劳动力工资低估的情况，由此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从保护性市场流向开放性市场，最终导致保护性市场中的劳动力的“逆淘汰”，影响整个经济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将不可避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有关政府部门应转变思想，打破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大市场，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对于日益增多的进城农民，不能简单的采取堵、卡、驱的限制性措施，而要认真研究农民流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结合目前的新情况，应着重以下工作：1、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向城乡一体化的户口登记制度转变；2、实行身份证管理，建立新的劳动就业运行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接轨；3、依据劳动法规等加强监管和保护劳动者权益，完善农民进城落户后的社会保障体系；4、建立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网络，使农村宜流动劳动力及时获取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准确信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和成本。

五、积极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为转移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

非正规就业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的有别于传统典型的就业形式。包括：1、非正规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这里的非正规部门指在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之外的规模很小的经营实体单位。包括三类：一类是由个人、家庭或合伙自办的微型经营实体，如个体经营户，家庭手工业户、雇工在7人以下的个人独资企业等；二类是以社区、企业、非政府社团组织为依托，以创造就业和收入为主要经营目标的生产自救性和公益性劳动组织；三类是其他自负盈亏的独立劳动者。2、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动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即“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