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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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4-0052-05

新型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进程中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而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成为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而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就业质量才能保障外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推动外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1]。但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缺乏就业技能，就业能力较弱[2]，这也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2009-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当前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偏低，就业质量有待提升。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基本认同职业技能培训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罗仁福等也指出教育不仅决定农村劳动力能否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且也会决定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3]。因此，把握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15年7月至11月期间，课题组在江苏苏州、无a、常州、镇江等地区的职业培训中心、工会、妇联、定点培训机构等组织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班上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由课题组成员专人负责，问卷完成后集体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729份，回收率为91.12%，其中有效问卷625份，有效回收率为85.87%。调查问卷采用自编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调查问卷”，问卷第一部分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行业等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就业质量现状、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职业技能需求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单选题和多选题两种题型，多选题为限选两项。

（二）样本分析

在被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学员中，婚姻状况：未婚39人（6.24%），已婚564人（90.24%），离异22人（3.52%）；年龄状况：最小年龄为21岁，最大年龄为52岁，平均年龄36.66岁；受教育程度及行业分布，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

鉴于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及其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一）职业技能培训现状及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在所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学员中，有211人（33.76%）表示曾经参加过类似的职业技能培训，为了更好地了解职业技能培训状况，对这211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经历做了进一步分析：从培训组织方来看，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占23.70%（50人次），企业组织的培训占51.18%（108人次），职业院校组织的培训占56.87%（120人次）。从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来看，211人次（100%）表示培训内容为上岗技能培训，108人次（51.18%）表示是在岗技能提升培训，70人次（33.17%）表示是生产安全、法律等引导性培训。从培训费用来看，由学员承担部分培训费用的占到37.91% （80人次），由政府出资的占到7.58%（16人次），公益组织出资占到23.22%（49人次），工作单位出资占到38.39%（81人次）。从培训效果来看，有158人（74.88%）认为培训有效果，而有53人（25.12%）认为培训没有太大帮助。从培训满意度来看，14人（6.64%）表示对培训不满意，有83人（39.33%）表示一般，有114人（54.03%）表示对培训满意。总体而言，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良好，得到了学员的广泛认可，但政府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和资源投入不足，还有待加强，行业协会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

另外，所调查的625名培训学员中，有240人（38.34%）表示自己有“一技之长”。其中，有140人（58.30%）表示自己的职业技能是通过培训获得，100人（41.70%）表示是通过自学或者在工作中向有经验者学习获得。被调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有219人表示有劳动部门所颁发的职业技能证书，占所有被调查者的34.98%。

工资收入、就业满意度、劳动保障和工作稳定性是用来衡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水平的主要指标[4]，在就业质量的工资收入方面，68.8%的人表示年薪在3万元以下，有26.8%的人年薪在3～5万间，有4.4 %的人表示年薪在5万元以上；工作稳定性方面，23.6%人认为自己的工作不稳定，有48.4%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稳定性一般，有28%人认为自己的工作稳定；在就业满意度方面，有24.1%人对自己当前的就业不满意，有60.1%的就业满意度一般，有15.8%人对自己当前的就业表示满意；在劳动保障方面，有3.1%的人表示没有保险，有39.8%的人表示有三险，而有三种以上社会保险的人占到57.1%。总体来说，农村转移劳动力目前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就业质量整体水平偏低，见图1。

为了揭示职业技能培训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卡方检验进一步考察职业技能证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有职业技能证书的人在就业质量的工资收入、就业稳定性、就业满意度以及劳动保障等维度都显著优于没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统计结果见表2。

（二）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分析

只有把握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才能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所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学员中，有539人（86.24%）有职业培训的需求，表示愿意参加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有86人（13.76%）则表示并非自愿参加该类培训。在影响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因素中，有302人（48.32%）表示培训费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有51人（8.16%）表示培训效果是影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因素，而另外有157人（25.12%）表示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培训地点选择上，有324人（51.84%）表示应选择在就业城市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有245人（39.2%）表示培训地点可以选择在邻近乡镇。在培训时间上，有289人（46.2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10天以内，有144 人（23.0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20天以内，有 89人（14.2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1个月，只有48人（7.68%）表示能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在培训机构是否应该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上，有506人表示希望培训机构能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在培训方式上，有 450人次（72%）偏向于面对面的讲授，有392人次（62.72%）偏向于现场实习，有101人次（16.16%）希望可以采用网络、多媒体等方式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在培训费用方面，有391人（62.56%）愿意自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培训如果需要自费，有576人（92.16%）表示可以接受的培训费用为 1000元以内， 40人（6.4%）表示可以接受的培训费用为 1000元以上，只有9人（1.44%）表示可以接受2000元以上的培训费用。

（三）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国内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黄德林等调查发现，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工资水平、耕地数量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5]；吴兆明等的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家庭纯收入、工种职位、培训成本、培训对预期收入的影响、城镇化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素养要求等六个因素对其职业能力培训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6]。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有539人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而另外86人为非自愿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本研究除了家庭特征、个体人口学特征和职业技能培训情况等因素外，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的高低以及当前就业质量的好坏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培训意愿和需求。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需求为“自愿”和“非自愿”的二分变量，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一步考察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口学变量、职业技能状况以及工作稳定性、工资收入、就业满意度、劳动保障等就业质量因素对于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Logistic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Pi=F（α+∑nj=1βiXij） （1）

在式（1）中，Pi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概率，α为常数项，Xij为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i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第j个影响因素，n表示影响因素的数量，βi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通常将事件发生的概率与未发生的概率比值P/（1-P）称为odds比值，此处odds表示为“有培训需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概率与“无培训需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概率之比。通过对odds取对数进行Logit变换，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Logit（P）=ln（）=α+β1X1+β2X2+β3X3+…+βiXi=α+ ∑βiXi （2）

在式（2）中，P为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概率，1-P为无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概率，X1，X2，X3，…，Xi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在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前，先对各自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Colinearity Test），结果显示各影响因素之间共线性问题不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后续检验，所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统计结果见表3。

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质量中的工作稳定性、劳动保障维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工作稳定性、劳动保障、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具体表现为女性和低学历者更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劳动保障和工作稳定性欠佳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对于职业技能培训有着更为强烈的意愿和需求。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总体而言，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良好、满意度较高，但是政府在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和资源投入上明显不足，行业协会以及社会性培训机构的参与度不高，仍需积极引导；除职业技能培训外，自学以及向有经验者学习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提升职业技能水平的有效路径；另外，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水平总体偏低，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

在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方面，培训费用是培训学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所关注的首要问题，绝大部分学员还是愿意接受1000元以内的自费培训；在培训时间和地点选择上，培训学员更倾向于就近接受20天以内的中短期培训；除传统的培训方式外，网络、多媒体教学也逐渐被一部分学员所接受；最后，希望培训机构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是绝大部分培训学员的重要诉求。

职业技能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质量，而就业质量，尤其是就业稳定性和劳动保障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及需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除此之外，性e和受教育程度也对个体的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重要的影响。

Study on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Demand and Employment Quality Enhanc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Liu Xuan， Wu Zh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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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正由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方式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经营方式转变，这也是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农业经营方式的这种巨大转变必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方面的变化，现有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情况也越来越不能满足这种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

一、农业现代化及其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一）两种类型的农业劳动力

在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时不妨以经营种植业的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要求其经营者必须具有一定知识、懂得现代技术、同时要善于经营管理，这对于家庭农场的经营好坏至关重要。其次，要分析家庭农场在经营活动中对短期雇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在分析中，暂且把家庭农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二是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笔者在对安徽省宿州市的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这两种家庭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现代大型农业机械能够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力。家庭农场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仅需在作物收获和销售时短暂雇佣少量劳动力。与之不同的是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花卉种植，在其栽种、管理、收获的整个过程中均需要大量人力，经营经济作物的家庭农场就必须雇佣大量劳动力。

（二）对农业雇工劳动的需求特点

种植经济作物对农业雇工的需求虽然较多但极不稳定[7]，总结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对雇工需求的临时性。二是农业雇工多为当地村民，且以50岁上下的留守妇女为多，男性劳力很少。三是农业雇工劳动强度相对较大且工资较低。相对于外出务工或其他工作，农业雇工无论是在劳动强度还是工资水平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二、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的向城市转移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就业。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继续提高，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业劳动力还会继续减少。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的都是一些相对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3]。我国农业劳动力所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特点，且文化水平低普遍较低，年轻农业劳动力甚少，且年轻一代大都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二）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业劳动力质量的下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转移的结果便是大多数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留守农村的多是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且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农村留守劳动力质量下降严重[3]。这样低质量的农业劳动力是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需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农业后继者缺乏。农村的年青一代大多没有再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不仅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农业零工劳动。组成这种农业零工劳动的主要是较年长（50～60岁）的女性农业劳动为主，倘若再过几年，这一批农业劳动力均已老去无法再继续从事农业劳动，农业中所需的零工劳动又将从哪里来寻找？

三、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引导农地流转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在我国，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由于过多的人口被极大的分散了，农业的比较收益低相当一部分原因农户经营土地面积过小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使农业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就业领域是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二）农业技术进步

劳动节约型技术为农业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加之土地单产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也才能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产业农业，农业工资以及农业经营收益才能得到快速提高。此外，技术进步实现的对人力劳动的替代，将会减小农业零工劳动的需求。

（三）建立起更为广泛的劳动力流动机制

这种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农村不同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第二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除以上所讲的几点外：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对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也是相当重要的。

四、结语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关键的还是要有足够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业劳动力和足够的农业零工劳动。我国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劳动力非均质转移之后农业劳动力出现了数量减少、结构劣化、后继乏人的严重问题，对我国农业安全造成了威胁。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尤其关键，此外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对于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也十分重要，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更是基础产业，在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时也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总之，保障农业劳动力供给对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非常关键，但涉及范围之广、之复杂还需更为细致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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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以来，江苏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且劳动力呈现结构性失衡。究其根源，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增加以及农村家庭劳动力供给减少是农业劳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业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容易导致土地粗放经营，复种指数下降和耕地撂荒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一个契机，诱致资本等投入品替代劳动和新的经营方式代替旧的经营方式。最后，提出了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可行性对策。

［

关键词 ］农业劳动力；农业发展方式；要素替代；经营方式创新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2014SJB664）。

［作者简介］张旭青（1979－），男，江苏涟水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何伟（1963－），男，江苏沭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

一、引言

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江苏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2015年初，江苏省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要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根本目的，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以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为重点，着力于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但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特别是2001年以来，农业劳动力快速下降，导致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流失问题。对此，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担心，农业劳动力不足，会危及农业和粮食安全［1］。那么，农业劳动力减少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局面？江苏省的农业劳动力下降速度排在全国前列，并且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先行性和典型性，分析和总结江苏经验，不但可以为新时期江苏农业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而且对其他地区也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由于过去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过剩状况，因而以往研究多关注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如何转移过剩劳动力等问题，很少关注劳动力减少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查阅1979－2000年期间的文献，只有少数文献提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对农业发展造成影响［2］［3］，由于当时资料和数据限制，这些研究均缺乏实证支持。2004年以后，随着中国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逐步显现，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相关文献逐渐增多，主要关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女性化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4］；老龄化导致种植模式趋于简单化，农民选择劳动力投入少的作物耕种［5］。但也有研究认为，由于生产决策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老龄化并没有对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6］；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担心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7］；随着农户农业劳动力年龄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出现倒“U”型的趋势，其中50－60岁年龄段耕地利用效率最高［8］。以上成果给本研究带来了启发。本文以江苏为例，分析农业劳动力减少对江苏农业生产发展方式产生的影响。

二、江苏省农业劳动力变动状况

（一）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持续下降

本文以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衡量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总体上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趋势（见图1）。1978年，江苏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是1937．06万人，在全部从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为69．7％，此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有所下降，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又有所上升。1991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达到最高值2405．68万人，所占比重为56．3％。1991年以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比重呈现持续减少趋势，特别是2001年以后，呈现了加速下降势头。2013年，江苏省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仅为956．74万人，比2001年减少875．51万人，下降幅度达到48％，快于同期全国34％的降幅。与此同时，江苏省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41％下降到2013年的20％。这一比重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是最低的，相当于台湾省20世纪80年代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未来江苏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所占比重将继续下降，预计2020年左右将降至10％以下。

（二）农业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

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导致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反映农业劳动力价格的指标有雇工工价和劳动日工价。其中，雇工工价是指平均每个雇工劳动一个标准劳动日（8小时）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包括工资和合理的饮食费、招待费等），劳动日工价是指每个劳动力从事一个标准劳动日的农业生产劳动的理论报酬，被用于核算家庭劳动用工的机会成本。由于雇工工价更多的是反映农村雇工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价格，而劳动日工价是基于农村人均收入确定的一种理论价格，因而前者往往高于后者。

以水稻种植为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江苏省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传统的插秧工等农业雇工越来越稀缺，雇工工价不断攀升，同时家庭用工的机会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见表1）。水稻生产中雇工工价从2002年的22．2元／日增加到2013年的79．7元／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55％。而劳动日工价由2002年的13．0元／日增加到2013年的68．0元／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71％。

（三）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失衡特征

江苏农业劳动力不仅面临着数量下降、成本上升，而且呈现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以及有文化、懂农业科技的劳动力减少问题尤为突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和低人力资本化趋势。根据课题组对省内一些农村的走访调研，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保守估计一些农村社区常住人口数量下降大约三分之二，留守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以及儿童；在现有农业从业人员构成中，50岁以上劳动力约占一半以上，女性劳动力约占60％以上，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约占50％；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导致一些农村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凋敝。

（四）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原因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增加和农村家庭劳动力供给减少是江苏农业劳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首先，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农村非农就业人数只有200万左右；随着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部分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就业；到了90年代，以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的苏南外向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人口流动政策放宽，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刺激下，苏中、苏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苏南打工；进入21世纪，受城市非公经济和二、三产业发展带动，非农部门吸纳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其次，伴随城镇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省乡村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随之下降，同时农村家庭就读高中、职业教育以及大学的青年人数增加，受教育时间延长，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农村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数和劳动力参与率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农村家庭劳动力供给减少。

三、劳动力大幅减少对江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快速下降，反映了江苏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社会经济结构由过去的农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农业劳动力下降将给全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江苏农业发展而言，农业劳动力减少具有潜在的双重影响。

（一）消极影响

在一些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锐减，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由于许多农民的收入已不再主要依靠农业，一些农户对农业生产变得不太重视，土地粗放经营，复种指数下降，甚至出现耕地撂荒，导致粮食产量低下。以复种指数为例，江苏从1991年的1．77降至2010年的1．60。同时，农业人才的流失也给农业新技术推广带来了困难。面对家庭劳动力减少，一些农户不得不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扩大节省劳动力投入的作物种植面积，导致种植结构单一，增大了作物病虫害爆发的风险。一方面，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小麦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从2001年的22％增加到2013年的28％，另一方面，传统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则从2001年的17％下降到2013年的9％。另外，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农村通过集体劳动兴修水利设施的情况已不复存在，部分农田水利设施出现老化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维护，对农业生产将构成潜在的威胁。

不仅如此，农业劳动力减少，人力成本攀升，导致农业生产的成本不断增加，近年来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明显高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和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有增无减。农产品供求关系开始有所变化，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增长速度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农产品进口明显增加，出口趋于减少，贸易逆差大幅飙升。

（二）积极影响

农业劳动力减少，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它诱致了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和经营方式创新，对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1．江苏农业技术发展经历了由早期的劳动替代资金，向现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全省的温饱问题，农业采用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例如，农忙时搞人海战术、增加复种指数等。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要素禀赋或供给条件发生变化，结合要素需求的作用，导致要素价格发生变化。资本变得相对丰裕和便宜，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和昂贵。测算结果表明，劳动与资本的相对要素价格比率从2002年的6．4∶1急剧上升至2013年的22．7∶1（见表2）。

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农民会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做出反应，以利用市场所提供的机会。他们会依据要素价格变化方向，相应地调整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的比例，用资本投入品替代劳动投入。以水稻为例，每亩资本投入（用物质与服务费用衡量）不断上升，而每亩劳动投入（用用工数量衡量）基本上呈现不断减少趋势（见表3）。资本与劳动投入比率从2002年的23．1元／工日增加到2013年的89．1元／工日。这意味着江苏农业生产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得到显著提高，农业开始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的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2．农业劳动力下降诱致新的经营方式替代旧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农村经济体制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制度向的改革。在土地集体所有不改变的前提下，土地被按照农户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数量承包给农户自主经营。这一制度变迁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早期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一些问题。由于土地承包是与家庭人口数量挂钩，当人口增加时，土地面临不断调整的风险，导致农户经营规模过小，耕地细碎化程度严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超细小的农户规模使得农业几乎无法能够向农民提供与非农部门相媲美的就业收入。当大量劳动力离开农业，甚至家庭整体搬离农村时，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需求逐渐增加，土地流转的供给也逐渐增加，这给一些停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民提供了出售专业化服务或者扩大经营规模的机会，这部分农民基本上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他们掌握农业科学技术，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依靠出售服务或适度规模经营可获得与非农就业相当或更高的收入。潜在利益的需求，有力地诱导了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

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江苏已经发展出土地集中型、合作经营型和统一服务型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涌现出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据江苏农委的近期调查，2013年江苏家庭农场认定数量为1．58万家，专业大户达到23．5万个，合作社入社农户比例为67．5％。这些新型主体已成为推动农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业劳动力下降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当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时，农业劳动力下降速度也较快。一些研究者担心农业劳动力不足会危及农业，部分是源于对农业发展规律认识不够造成。农业发展规律本质是一个动态的生产要素替代和经营方式创新过程。农业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诱致资本等投入品替代劳动，并且诱致新的经营方式替代旧的经营方式。如果能够顺应要素动态替代和经营方式创新这一世界农业发展规律，推动诱致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依靠增加劳动投入转向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现阶段劳动力减少对江苏农业发展的影响不一定是不利的，相反，这恰恰可能是加快转变江苏农业发展方式的一个契机。实践也证明，农业劳动力减少对江苏农业发展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下转第50页）

（上接第15页）

当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能一蹴而就。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协同全社会、工业部门和科研机构来促进要素动态替代，推动技术进步，协同广大农户来创新经营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技术进步和规模经营相结合，将极大地释放农民耕作土地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问题，宏观层面要发挥苏北和苏中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享有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节约劳动力好处；中观层面要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成立农业家政服务组织，就近开展代耕和农田托管等有偿服务；微观层面要重视节省劳动力投入的农业适用技术创新和推广，比如插秧技术、小型农业机械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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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雪枝，钟甫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7）：29－39．

篇4

我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大，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南方一些省份的农业经济在产业转型背景下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北方的一些老工业区由于产业转型缓慢导致农业经济处于逐渐衰落的境地，同时，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也因地区差异而有所差别，我们对全国的各个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受到了影响，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求与农业劳动力的削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因此我们将对其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水平进行分析，总结产业转型的经验和不足，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我国南方各个省份内部的农业经济水平发展也略有不同，其主要特点如下：大多数南方省份南部的的一些县、市的农业经济水平，从近些年的农业经济产值来看，逐渐处于下降趋势，而偏北的一些县、市的农业经济水平处于不断上升阶段，分析其主要原因发现，南部地区由于原本的农业基础比较殷实，发展的空间比较小，而大多数省份的北部区域原始的农业基础比较薄弱，产业转型的背景下，经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机器，农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总值不断增加。同时，北方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的情况也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农业劳动力变化特点

对近二十年的农业劳动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整体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但在不同的区域，变化有所差异，农业经济水平提高的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有所上升，经济水平下降的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有所下降。据了解，由于产业转型工作的开展，使得一些县、市的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工业发展迅猛，农业发展水平有所下降，使得农业劳动力向一些现代化行业领域转移；也有一些地区的农业水平不发达，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农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比较差，最终造成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进行转移；而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经济重心需要依靠于农业，并且企业不能消化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从而使得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造成了闲置现象的出现；同时，一些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也有所上升的现象，可能要归功于国家和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扶持以及先进技术的引入。

二、农业经济与农业劳动力的关系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产业转型背景下，农业经济和农业劳动力之间主要存在着以下四种关系：

1.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经济水平下降

农业劳动力数量也随之下降，究其原因是城市化水平加快，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由于缺少动力，农业的经济效益自然有所下降，这样的区域在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进行控制，以保证城乡发展的平衡；

2.农业经济效益降低

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样的区域不能自暴自弃，要根据地理的特点发展适合自己的农业类型，发展现代化农业；

3.地形条件比较有优势的地区

有可能由于农业技术水平不够先进，农业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同时由于发展比较落后、闭塞，造成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对于这样的区域，政府部门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同时要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调整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四，农业经济效益在先进农业技术的帮助下有了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被保留并逐年上升，对于这样的区域，一定不要贪图速度，要稳定进行产业转移，在保证农业经济收入的前提下，合理分配农业劳动力。

篇5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8-0023-05

一、引言

刘易斯（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存在供给弹性无穷大的剩余劳动力，以不变的工资水平为现代部门提供无限数量的劳动力资源。尽管刘易斯并没有直接提出农业存在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但他实际上隐含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

拉尼斯-费（1961）利用边际产出、制度工资等范式发展了刘易斯模型中隐蔽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他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为零，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拉费称其为“多余劳动力”；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量（或制度工资），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这些劳动力以隐蔽失业的形式存在，拉费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这些过剩劳动力统称为“伪装失业者”；第三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甚至超过平均产量，农业劳动力工资不再等于制度工资，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剩余劳动力转移全部完成，不再存在“伪装失业者”。

舒尔茨（196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了刘易斯的零值边际劳动学说和隐蔽失业观点。舒尔茨认为，刘易斯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如果考虑到季节性，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则并不为零，不存在农业隐蔽失业现象。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舒尔茨利用印度1978―1979年流行性感冒对其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并不为零，不存在所谓的“隐蔽失业”。

为了统一刘易斯和舒尔茨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隐蔽失业问题上的相反观点，森（1966）提出了“每人边际产品”和“每人每小时边际产品”的概念。王检贵（2005）将这两个概念提炼成农业劳动力弹性工作负荷模型。根据王检贵模型，当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时，要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只能依靠提高农业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王检贵将这部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提高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则农业总产出不得不减少，这部分抽走的劳动力称为“隐蔽失业者”。

纵观上述学者对隐蔽失业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刘易斯和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社会是否存在隐蔽失业的观点完全相反；拉―费三阶段模型所指的边际产出是“每人的边际产出”，这正是舒尔茨批判刘易斯的症结所在；森和王检贵没有将季节性特征变量明确纳入进去。可见，前人对农业隐蔽失业研究的缺点在于，他们要么是从劳动时间或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出发，要么是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据此，本文在总结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拟从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建立一个农业季节蔽失业模型，试弥补众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缺陷。

二、模型的假定和图形基础

（一）假定

1. 假定农业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2. 当农业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时，假定农业劳动时间获得的收入等于平均产品。这个收入称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它不是由市场力量而是由习惯和道德因素决定的，且具有变化的粘性特征。

3. 与工业生产过程不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将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替代空间。

4. 假定农业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相互独立的外生变量，农业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技术的单一函数。

（二）模型构建的图形基础

图1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图，横轴代表全体农业劳动者在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总劳动投入时间，T+为其最大值，纵轴表示农业总产出。曲线f（Q）和h（Q）代表农业总产出函数，切线t1和t2的斜率表示切点处的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有f′（Q）＞0，f″（Q）＜0。

图2为农业等产量曲线图，横轴表示农业社会一年中人均劳动时间，N+为其最大值（N+的理论值为365天×8小时/人），纵轴表示投入的农业劳动力数量。Q（TA）是一条双曲线段，表示当农业总投入时间为TA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劳动投入时间的不同组合会得到一个相等的产量QA，它是一条等产量曲线，也是一条等总劳动投入时间曲线。同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其他等产量曲线。

图3为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农业总产量。图2中水平线P1A1B1表示，当农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为P1时，不同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和不同的农业总产出存在各种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关系可通过图3中的曲线Q（P1）表示出来。Q（P1）曲线是图2中P1A1B1的一个映射，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关系，是一条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同样笔者可以画出一系列其他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它们分别反映各种不同人口数量下的农业产出情况。

图4为平均产出线和边际产出线图，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和平均产出的含义，应存在一条从左至右不断下降的边际产量曲线和水平的平均产出线。

三、模型的建立和结论

（一）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的定义及其转移阶段划分

给定如下定义：

定义1 农业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隐蔽失业是指总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其平均产出时存在的失业；总剩余劳动时间是指在维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而替代的总劳动时间。

图4中，根据假定（2），在D0的右端，尽管MP＜AP，但农业劳动时间同样要获取“固定制度工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存在（N+―N-）单位的剩余劳动时间，总剩余劳动时间为Tts=PM×（N+―N-）。此时，如果人均投入劳动时间从N+减少到N-，则农业总产出将从QM减少到QA的水平。但由于这时的边际产出小于“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则Tts数量的总劳动时间处于隐蔽失业状态，D0点右边阶段存在隐蔽失业与劳动时间总剩余。在D0的左端，AP＜MP，总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引起农产品供给量的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将获取一个与工业劳动力相等的市场工资，农业生产转入商业化阶段，D0点是商业化转折点。D0点左边阶段的隐蔽失业消失，农业劳动力开始商业化。据此，笔者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 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的大小比较关系是区分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存在与否的标志，也是划分其转移阶段和商业化阶段的标志。当MP＜AP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当AP＜MP时，则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

（二）隐蔽失业的分类、结构和衡量

定义2 绝对隐蔽失业者和相对隐蔽失业者：绝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相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即使将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延长到理论最大值，农业产出也将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

假定目前的农业总产出量为QB，等产量线段BMB1与Q（P1）和N+MM共同相交于点B1（图3中假设三点共同相交于一点是合理的，因为QBB1必定与某条等人口产量曲线相交于它的最高点），BM和B1是两个特殊的点。BM表示如果有PM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则要得到QB的农业总产出，需要的人均最少劳动时间为N0；B1表示要得到同样多的农业总产出，如果投入的人均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值N+，则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PM下降到P1。这表明农业劳动力数和人均劳动时间存在替代关系，它使数量为（PM-P1）的劳动力投入减少效应可通过数量为（N+-N0）的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延长效应而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数量为（PM-P1）的隐蔽失业就是绝对隐蔽失业，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为0，数量的减少对农业产出没有影响，可以也应该彻底转移。当（PM-P1）数量的绝对隐蔽失业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后，剩下（P1-P0）数量的劳动者滞留在农业中，它的劳动时间边际产出MPB小于其平均产出AP，仍处于隐蔽失业状态。与绝对隐蔽失业不同，这部分劳动力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P1-P0）数量的劳动者就是相对隐蔽失业者，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不为0，为了确保农业产出不受影响，相对隐蔽失业不能转移，农业商业化进程受到阻碍。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2 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业产出水平决定了绝对隐蔽失业和相对隐蔽失业的大小和内部组成结构。绝对隐蔽失业的消除不会影响农业产出，可彻底转移；相对隐蔽失业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下降，从而使相对隐蔽失业转移受到阻碍，无法向绝对隐蔽失业顺利转移。

（三）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区分和衡量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如稻谷的最长允许收割时间跨度不能超过N*天。当存在季节性限制时，人均最大投入时间从原来的365天×8小时缩短为现在的N*天×8小时。这种变化可通过在图形2中做一条新的人均最大投入劳动时间限制线N*M*表示出来。N*M*表明，在季节性约束下，要得到QB的农业产出，投入的最小农业劳动力数为P2，而不是P1。图形3中的Q（P2）是与最低农业劳动力数P2相对应的等人口产量曲线，Q（P2）与BMB1相交于B2，与B2对应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为N*。根据假定（3），当农业总产出量为QB时，Q（P2）曲线以下的等人口产量曲线将变成虚线。即只要农业劳动力数小于P2，该农业社会的产量就会受到劳动力不足的威胁。为了分析季节性特征给隐蔽失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有如下定义：

定义3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指，即使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如果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不是由于季节性特征的原因而导致的隐蔽失业。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而季节性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大小来看，（PM-P2）是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P2-P1）是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P1-P0）是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其中（P2-P1）数量的失业在这里具有特殊性，当不存在季节性约束时，它是绝对隐蔽失业，当有季节性约束时，它变成了相对隐蔽失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没有季节性限制（事实上不可能），则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将全部向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在这里，（P2-P1）数量的失业具有相对和绝对隐蔽失业的双重身份，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为了保证某种季节农产品的生产不受影响，要留用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延长这些农业留用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总产出不受影响。据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3 农业隐蔽失业人口数等于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或非季节性绝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之和。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可相互转化，季节性特征的强弱决定了二者相互转化的范围。

（四）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f（Q）往上移动到新的位置h（Q）（见图1），边际产出曲线从MP0移动到MP1的位置（见图4）。根据假定（2），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就可以认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不变。这样，在h（Q）上必存在一点A*，有MPA*=AW成立。根据假定（1），点A*的位置一定在点A的右上方。即商业化产出线从Q（A）会向上移动到Q（A*），点A0则上移到A0*。Q（P0*）是与A0*相对应的新的隐蔽失业临界等人口产出线。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Q（P0）上移到Q（P0′）（注意：P0=P0′）。图1中A*点一定在A点的右上方，意味着图3中点AM′一定在AM的左下方，从而点A0′一定介于A0和A0*之间，这种位置关系表明，有P0*＞P0=P0′成立。

现在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根据假定（4），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农业产出仍为QB，但Q（P1）会上升，且被新的等人口产量线Q（P1′）所代替。显然，有P1＞P1′成立，即（PM-P1′）＞（PM-P1）成立。（PM-P1）和（PM-P1′）分别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绝对隐蔽失业人数。此外，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相对隐蔽人数分别为（P1-P0）和（P1′-P0*）。由于P1＞P1′且P0*＞P0，必有（P1-P0）＞（P1′-P0*）成立。同时有（PM-P0）＞（PM-P0*）成立。据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4 在农业产出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会引起隐蔽失业数和相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引起绝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同方向的变化。

（五）农业产出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如果农产品需求外生变化导致农产品增加，则农产品等产量线段会往上移动且变短，这相当于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劳动力投入时间两个变量相互替代空间的缩小。根据定义2和结论2，绝对隐蔽失业人口数将下降，而相对隐蔽失业数会增加，隐蔽失业总数不变。特别是，当农业总产出为QM时，等产量线段会缩短成为一个点，绝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变为相对隐蔽失业人口；当农业总产出为商业化产量时，等产量线段达到最大值，相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转变为绝对隐蔽失业人口。于是我们有如下结论：

结论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减少）导致农业绝对隐蔽失业人数减少（增加）和相对隐蔽失业人数增加（减少）。

四、模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建立的隐蔽失业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表现在：

第一，统一了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和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刘易斯模型暗含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舒尔茨明确提出农业劳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两种理论观点看似根本对立，但我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统一起来。模型假定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这与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相一致。同时，模型中等产量线段表明，可以通过延长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年均投入劳动时间，释放一部分劳动力来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这意味着农业生产中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这正是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

第二，批判了舒尔茨的非隐蔽失业学说。舒尔茨从农业季节性特征出发，认为农业生产中不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笔者的模型同样从农业的季节性特征出发，得出了农业中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的不同结论。定义3和结论3表明，即使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季节性绝对和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可以向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一种绝对过剩，相当于刘易斯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可见，笔者的模型与刘易斯的观点相一致，得出了一个与舒尔茨完全相反的结论，是对舒尔茨非隐蔽失业观点的批判或发展。

第三，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笔者的模型从分析范式、研究视角和逻辑结论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拉尼斯-费利用农业总产出曲线、边际产出、平均产出、固定制度工资和农业剩余等范式，从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农业劳动力绝对剩余、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商业化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人口和资金积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视角的局限使该模型同样暗含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为0的假定，并招致其他学者的非难。而笔者的模型继承了拉尼斯-费模型中的大部分分析范式，并将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放大到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研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除了分析范式的相似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外，从结论看，笔者同样认为隐蔽失业的转移存在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两个关键点，存在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和隐蔽失业彻底消除三个阶段。尤其是分析了季节性特征对隐蔽失业产生的影响，明确将隐蔽失业划分为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数量依存和相互转化关系，这是对拉尼斯-费模型的一个较大发展。

除了上述的理论意义之外，笔者的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隐蔽失业压力的化解。结论4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会使商业化产量向现实产量不断逼近，相对隐蔽失业数会不断减少甚至消失，最终实现农业商业化。这为传统农业将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化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加大绝对隐蔽失业者的就业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化不断增加的绝对隐蔽失业者，现代农业建设将受到阻碍。

第二，关于农产品贸易和隐蔽失业的减少。结论5告诉我们，当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且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技术不变时，隐蔽失业人数会相应减少。因此，为了减轻我国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我们应该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量。

第三，关于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结构分析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结论3告诉我们，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存在一定的结构和数量关系。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加快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鼓励他们“离土又离乡”。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我们不能采取“离土又离乡”的方式将这部分劳动力彻底转移出去，但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毕竟是一种失业，工作负荷不足，具有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如鼓励兼业）熨平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者的空闲和工作时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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