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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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4-0052-05

新型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进程中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而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成为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而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就业质量才能保障外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推动外出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1]。但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缺乏就业技能，就业能力较弱[2]，这也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2009-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当前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偏低，就业质量有待提升。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基本认同职业技能培训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罗仁福等也指出教育不仅决定农村劳动力能否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而且也会决定农村转移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3]。因此，把握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是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一）数据来源

2015年7月至11月期间，课题组在江苏苏州、无a、常州、镇江等地区的职业培训中心、工会、妇联、定点培训机构等组织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班上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由课题组成员专人负责，问卷完成后集体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729份，回收率为91.12%，其中有效问卷625份，有效回收率为85.87%。调查问卷采用自编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调查问卷”，问卷第一部分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行业等个人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调查内容主要涉及就业质量现状、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职业技能需求等方面的内容，包括单选题和多选题两种题型，多选题为限选两项。

（二）样本分析

在被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学员中，婚姻状况：未婚39人（6.24%），已婚564人（90.24%），离异22人（3.52%）；年龄状况：最小年龄为21岁，最大年龄为52岁，平均年龄36.66岁；受教育程度及行业分布，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

鉴于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职业技能培训需求及其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一）职业技能培训现状及与就业质量的关系

在所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学员中，有211人（33.76%）表示曾经参加过类似的职业技能培训，为了更好地了解职业技能培训状况，对这211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经历做了进一步分析：从培训组织方来看，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的培训占23.70%（50人次），企业组织的培训占51.18%（108人次），职业院校组织的培训占56.87%（120人次）。从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来看，211人次（100%）表示培训内容为上岗技能培训，108人次（51.18%）表示是在岗技能提升培训，70人次（33.17%）表示是生产安全、法律等引导性培训。从培训费用来看，由学员承担部分培训费用的占到37.91% （80人次），由政府出资的占到7.58%（16人次），公益组织出资占到23.22%（49人次），工作单位出资占到38.39%（81人次）。从培训效果来看，有158人（74.88%）认为培训有效果，而有53人（25.12%）认为培训没有太大帮助。从培训满意度来看，14人（6.64%）表示对培训不满意，有83人（39.33%）表示一般，有114人（54.03%）表示对培训满意。总体而言，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良好，得到了学员的广泛认可，但政府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和资源投入不足，还有待加强，行业协会和社会培训机构的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

另外，所调查的625名培训学员中，有240人（38.34%）表示自己有“一技之长”。其中，有140人（58.30%）表示自己的职业技能是通过培训获得，100人（41.70%）表示是通过自学或者在工作中向有经验者学习获得。被调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有219人表示有劳动部门所颁发的职业技能证书，占所有被调查者的34.98%。

工资收入、就业满意度、劳动保障和工作稳定性是用来衡量农民工就业质量水平的主要指标[4]，在就业质量的工资收入方面，68.8%的人表示年薪在3万元以下，有26.8%的人年薪在3～5万间，有4.4 %的人表示年薪在5万元以上；工作稳定性方面，23.6%人认为自己的工作不稳定，有48.4%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稳定性一般，有28%人认为自己的工作稳定；在就业满意度方面，有24.1%人对自己当前的就业不满意，有60.1%的就业满意度一般，有15.8%人对自己当前的就业表示满意；在劳动保障方面，有3.1%的人表示没有保险，有39.8%的人表示有三险，而有三种以上社会保险的人占到57.1%。总体来说，农村转移劳动力目前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就业质量整体水平偏低，见图1。

为了揭示职业技能培训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卡方检验进一步考察职业技能证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有职业技能证书的人在就业质量的工资收入、就业稳定性、就业满意度以及劳动保障等维度都显著优于没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统计结果见表2。

（二）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分析

只有把握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才能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所调查的625名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学员中，有539人（86.24%）有职业培训的需求，表示愿意参加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有86人（13.76%）则表示并非自愿参加该类培训。在影响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因素中，有302人（48.32%）表示培训费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有51人（8.16%）表示培训效果是影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因素，而另外有157人（25.12%）表示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培训地点选择上，有324人（51.84%）表示应选择在就业城市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有245人（39.2%）表示培训地点可以选择在邻近乡镇。在培训时间上，有289人（46.2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10天以内，有144 人（23.0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20天以内，有 89人（14.24%）表示能够接受的培训时间是1个月，只有48人（7.68%）表示能接受1个月以上的培训。在培训机构是否应该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上，有506人表示希望培训机构能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在培训方式上，有 450人次（72%）偏向于面对面的讲授，有392人次（62.72%）偏向于现场实习，有101人次（16.16%）希望可以采用网络、多媒体等方式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在培训费用方面，有391人（62.56%）愿意自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培训如果需要自费，有576人（92.16%）表示可以接受的培训费用为 1000元以内， 40人（6.4%）表示可以接受的培训费用为 1000元以上，只有9人（1.44%）表示可以接受2000元以上的培训费用。

（三）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关于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国内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黄德林等调查发现，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工资水平、耕地数量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显著影响[5]；吴兆明等的调查结果显示，年龄、家庭纯收入、工种职位、培训成本、培训对预期收入的影响、城镇化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素养要求等六个因素对其职业能力培训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6]。本研究所调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中有539人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而另外86人为非自愿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本研究除了家庭特征、个体人口学特征和职业技能培训情况等因素外，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的高低以及当前就业质量的好坏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培训意愿和需求。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需求为“自愿”和“非自愿”的二分变量，因此可以通过建立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logistic回归模型来进一步考察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口学变量、职业技能状况以及工作稳定性、工资收入、就业满意度、劳动保障等就业质量因素对于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Logistic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Pi=F（α+∑nj=1βiXij） （1）

在式（1）中，Pi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概率，α为常数项，Xij为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i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意愿的第j个影响因素，n表示影响因素的数量，βi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通常将事件发生的概率与未发生的概率比值P/（1-P）称为odds比值，此处odds表示为“有培训需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概率与“无培训需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概率之比。通过对odds取对数进行Logit变换，得到logistic回归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Logit（P）=ln（）=α+β1X1+β2X2+β3X3+…+βiXi=α+ ∑βiXi （2）

在式（2）中，P为有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概率，1-P为无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概率，X1，X2，X3，…，Xi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在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前，先对各自变量进行了共线性检验（Colinearity Test），结果显示各影响因素之间共线性问题不显著，说明可以进行后续检验，所建立的logistic回归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统计结果见表3。

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质量中的工作稳定性、劳动保障维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工作稳定性、劳动保障、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具体表现为女性和低学历者更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劳动保障和工作稳定性欠佳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对于职业技能培训有着更为强烈的意愿和需求。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总体而言，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效果良好、满意度较高，但是政府在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和资源投入上明显不足，行业协会以及社会性培训机构的参与度不高，仍需积极引导；除职业技能培训外，自学以及向有经验者学习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提升职业技能水平的有效路径；另外，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质量水平总体偏低，是否拥有职业技能证书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

在职业技能培训需求方面，培训费用是培训学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所关注的首要问题，绝大部分学员还是愿意接受1000元以内的自费培训；在培训时间和地点选择上，培训学员更倾向于就近接受20天以内的中短期培训；除传统的培训方式外，网络、多媒体教学也逐渐被一部分学员所接受；最后，希望培训机构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是绝大部分培训学员的重要诉求。

职业技能会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质量，而就业质量，尤其是就业稳定性和劳动保障性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及需求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除此之外，性e和受教育程度也对个体的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有重要的影响。

Study on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Demand and Employment Quality Enhancement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Liu Xuan， Wu Zh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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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经营方式正由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方式逐渐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经营方式转变，这也是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结果。农业经营方式的这种巨大转变必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方面的变化，现有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情况也越来越不能满足这种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

一、农业现代化及其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一）两种类型的农业劳动力

在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时不妨以经营种植业的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要求其经营者必须具有一定知识、懂得现代技术、同时要善于经营管理，这对于家庭农场的经营好坏至关重要。其次，要分析家庭农场在经营活动中对短期雇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在分析中，暂且把家庭农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二是主要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家庭农场。笔者在对安徽省宿州市的家庭农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这两种家庭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现代大型农业机械能够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力。家庭农场在整个经营过程中仅需在作物收获和销售时短暂雇佣少量劳动力。与之不同的是无论是蔬菜、瓜果还是花卉种植，在其栽种、管理、收获的整个过程中均需要大量人力，经营经济作物的家庭农场就必须雇佣大量劳动力。

（二）对农业雇工劳动的需求特点

种植经济作物对农业雇工的需求虽然较多但极不稳定[7]，总结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对雇工需求的临时性。二是农业雇工多为当地村民，且以50岁上下的留守妇女为多，男性劳力很少。三是农业雇工劳动强度相对较大且工资较低。相对于外出务工或其他工作，农业雇工无论是在劳动强度还是工资水平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

二、农业劳动力供给的现状与问题

（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的向城市转移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就业。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继续提高，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农业劳动力还会继续减少。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外出务工或者经商的都是一些相对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3]。我国农业劳动力所呈现出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特点，且文化水平低普遍较低，年轻农业劳动力甚少，且年轻一代大都不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

（二）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业劳动力质量的下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具有高度筛选性的转移过程，转移的结果便是大多数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留守农村的多是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且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农村留守劳动力质量下降严重[3]。这样低质量的农业劳动力是根本无法满足现代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的发展需求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2.农业后继者缺乏。农村的年青一代大多没有再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不仅需要“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劳动力，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农业零工劳动。组成这种农业零工劳动的主要是较年长（50～60岁）的女性农业劳动为主，倘若再过几年，这一批农业劳动力均已老去无法再继续从事农业劳动，农业中所需的零工劳动又将从哪里来寻找？

三、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一）引导农地流转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在我国，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由于过多的人口被极大的分散了，农业的比较收益低相当一部分原因农户经营土地面积过小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展现代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使农业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就业领域是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二）农业技术进步

劳动节约型技术为农业的规模经营提供了条件，加之土地单产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也才能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产业农业，农业工资以及农业经营收益才能得到快速提高。此外，技术进步实现的对人力劳动的替代，将会减小农业零工劳动的需求。

（三）建立起更为广泛的劳动力流动机制

这种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农村不同区域间的劳动力流动，第二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除以上所讲的几点外：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对改善农业劳动力供给也是相当重要的。

四、结语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最关键的还是要有足够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业劳动力和足够的农业零工劳动。我国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劳动力非均质转移之后农业劳动力出现了数量减少、结构劣化、后继乏人的严重问题，对我国农业安全造成了威胁。实施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从事农业经营尤其关键，此外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对于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也十分重要，农业是弱质产业但更是基础产业，在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时也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总之，保障农业劳动力供给对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非常关键，但涉及范围之广、之复杂还需更为细致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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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以来，江苏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持续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且劳动力呈现结构性失衡。究其根源，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增加以及农村家庭劳动力供给减少是农业劳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农业劳动力减少对农业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容易导致土地粗放经营，复种指数下降和耕地撂荒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一个契机，诱致资本等投入品替代劳动和新的经营方式代替旧的经营方式。最后，提出了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可行性对策。

［

关键词 ］农业劳动力；农业发展方式；要素替代；经营方式创新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2014SJB664）。

［作者简介］张旭青（1979－），男，江苏涟水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何伟（1963－），男，江苏沭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学。

一、引言

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江苏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2015年初，江苏省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力争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要以推进农业现代化为根本目的，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以构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生产体系和产业体系为重点，着力于转变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源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但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特别是2001年以来，农业劳动力快速下降，导致农业生产面临劳动力流失问题。对此，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担心，农业劳动力不足，会危及农业和粮食安全［1］。那么，农业劳动力减少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应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局面？江苏省的农业劳动力下降速度排在全国前列，并且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先行性和典型性，分析和总结江苏经验，不但可以为新时期江苏农业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而且对其他地区也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由于过去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过剩状况，因而以往研究多关注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如何转移过剩劳动力等问题，很少关注劳动力减少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查阅1979－2000年期间的文献，只有少数文献提及农业劳动力转移可能对农业发展造成影响［2］［3］，由于当时资料和数据限制，这些研究均缺乏实证支持。2004年以后，随着中国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逐步显现，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相关文献逐渐增多，主要关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及女性化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4］；老龄化导致种植模式趋于简单化，农民选择劳动力投入少的作物耕种［5］。但也有研究认为，由于生产决策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老龄化并没有对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6］；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对土地利用效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担心老龄化带来农业危机的必要性不大［7］；随着农户农业劳动力年龄的增加，耕地利用效率变化出现倒“U”型的趋势，其中50－60岁年龄段耕地利用效率最高［8］。以上成果给本研究带来了启发。本文以江苏为例，分析农业劳动力减少对江苏农业生产发展方式产生的影响。

二、江苏省农业劳动力变动状况

（一）农业劳动力数量和比重持续下降

本文以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衡量农业劳动力数量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总体上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趋势（见图1）。1978年，江苏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是1937．06万人，在全部从业人数中所占比重为69．7％，此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有所下降，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又有所上升。1991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达到最高值2405．68万人，所占比重为56．3％。1991年以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比重呈现持续减少趋势，特别是2001年以后，呈现了加速下降势头。2013年，江苏省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仅为956．74万人，比2001年减少875．51万人，下降幅度达到48％，快于同期全国34％的降幅。与此同时，江苏省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从2001年的41％下降到2013年的20％。这一比重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是最低的，相当于台湾省20世纪80年代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未来江苏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和所占比重将继续下降，预计2020年左右将降至10％以下。

（二）农业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

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导致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反映农业劳动力价格的指标有雇工工价和劳动日工价。其中，雇工工价是指平均每个雇工劳动一个标准劳动日（8小时）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包括工资和合理的饮食费、招待费等），劳动日工价是指每个劳动力从事一个标准劳动日的农业生产劳动的理论报酬，被用于核算家庭劳动用工的机会成本。由于雇工工价更多的是反映农村雇工市场决定的劳动力价格，而劳动日工价是基于农村人均收入确定的一种理论价格，因而前者往往高于后者。

以水稻种植为例，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江苏省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传统的插秧工等农业雇工越来越稀缺，雇工工价不断攀升，同时家庭用工的机会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见表1）。水稻生产中雇工工价从2002年的22．2元／日增加到2013年的79．7元／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255％。而劳动日工价由2002年的13．0元／日增加到2013年的68．0元／日，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371％。

（三）农业劳动力呈现结构性失衡特征

江苏农业劳动力不仅面临着数量下降、成本上升，而且呈现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以及有文化、懂农业科技的劳动力减少问题尤为突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女性化和低人力资本化趋势。根据课题组对省内一些农村的走访调研，由于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保守估计一些农村社区常住人口数量下降大约三分之二，留守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以及儿童；在现有农业从业人员构成中，50岁以上劳动力约占一半以上，女性劳动力约占60％以上，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约占50％；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导致一些农村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凋敝。

（四）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原因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增加和农村家庭劳动力供给减少是江苏农业劳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首先，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农村非农就业人数只有200万左右；随着20世纪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部分农民实现就地转移就业；到了90年代，以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为主的苏南外向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人口流动政策放宽，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刺激下，苏中、苏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苏南打工；进入21世纪，受城市非公经济和二、三产业发展带动，非农部门吸纳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其次，伴随城镇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全省乡村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随之下降，同时农村家庭就读高中、职业教育以及大学的青年人数增加，受教育时间延长，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农村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数和劳动力参与率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农村家庭劳动力供给减少。

三、劳动力大幅减少对江苏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影响

农业劳动力快速下降，反映了江苏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社会经济结构由过去的农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农业劳动力下降将给全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对于江苏农业发展而言，农业劳动力减少具有潜在的双重影响。

（一）消极影响

在一些农村地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青壮年劳动力数量锐减，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由于许多农民的收入已不再主要依靠农业，一些农户对农业生产变得不太重视，土地粗放经营，复种指数下降，甚至出现耕地撂荒，导致粮食产量低下。以复种指数为例，江苏从1991年的1．77降至2010年的1．60。同时，农业人才的流失也给农业新技术推广带来了困难。面对家庭劳动力减少，一些农户不得不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扩大节省劳动力投入的作物种植面积，导致种植结构单一，增大了作物病虫害爆发的风险。一方面，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小麦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从2001年的22％增加到2013年的28％，另一方面，传统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则从2001年的17％下降到2013年的9％。另外，由于农业劳动力不足，农村通过集体劳动兴修水利设施的情况已不复存在，部分农田水利设施出现老化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维护，对农业生产将构成潜在的威胁。

不仅如此，农业劳动力减少，人力成本攀升，导致农业生产的成本不断增加，近年来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明显高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进城务工人员和总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有增无减。农产品供求关系开始有所变化，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增长速度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农产品进口明显增加，出口趋于减少，贸易逆差大幅飙升。

（二）积极影响

农业劳动力减少，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它诱致了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和经营方式创新，对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1．江苏农业技术发展经历了由早期的劳动替代资金，向现在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全省的温饱问题，农业采用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例如，农忙时搞人海战术、增加复种指数等。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要素禀赋或供给条件发生变化，结合要素需求的作用，导致要素价格发生变化。资本变得相对丰裕和便宜，劳动变得相对稀缺和昂贵。测算结果表明，劳动与资本的相对要素价格比率从2002年的6．4∶1急剧上升至2013年的22．7∶1（见表2）。

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农民会对相对要素价格变化做出反应，以利用市场所提供的机会。他们会依据要素价格变化方向，相应地调整农业生产中要素投入的比例，用资本投入品替代劳动投入。以水稻为例，每亩资本投入（用物质与服务费用衡量）不断上升，而每亩劳动投入（用用工数量衡量）基本上呈现不断减少趋势（见表3）。资本与劳动投入比率从2002年的23．1元／工日增加到2013年的89．1元／工日。这意味着江苏农业生产的资本密集化程度得到显著提高，农业开始从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的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

2．农业劳动力下降诱致新的经营方式替代旧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农村经济体制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制度向的改革。在土地集体所有不改变的前提下，土地被按照农户家庭人口和劳动力数量承包给农户自主经营。这一制度变迁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是早期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一些问题。由于土地承包是与家庭人口数量挂钩，当人口增加时，土地面临不断调整的风险，导致农户经营规模过小，耕地细碎化程度严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超细小的农户规模使得农业几乎无法能够向农民提供与非农部门相媲美的就业收入。当大量劳动力离开农业，甚至家庭整体搬离农村时，农业生产环节服务外包的需求逐渐增加，土地流转的供给也逐渐增加，这给一些停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民提供了出售专业化服务或者扩大经营规模的机会，这部分农民基本上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他们掌握农业科学技术，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依靠出售服务或适度规模经营可获得与非农就业相当或更高的收入。潜在利益的需求，有力地诱导了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

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江苏已经发展出土地集中型、合作经营型和统一服务型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涌现出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据江苏农委的近期调查，2013年江苏家庭农场认定数量为1．58万家，专业大户达到23．5万个，合作社入社农户比例为67．5％。这些新型主体已成为推动农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业劳动力下降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当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时，农业劳动力下降速度也较快。一些研究者担心农业劳动力不足会危及农业，部分是源于对农业发展规律认识不够造成。农业发展规律本质是一个动态的生产要素替代和经营方式创新过程。农业劳动力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诱致资本等投入品替代劳动，并且诱致新的经营方式替代旧的经营方式。如果能够顺应要素动态替代和经营方式创新这一世界农业发展规律，推动诱致性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依靠增加劳动投入转向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现阶段劳动力减少对江苏农业发展的影响不一定是不利的，相反，这恰恰可能是加快转变江苏农业发展方式的一个契机。实践也证明，农业劳动力减少对江苏农业发展的影响是利大于弊。（下转第50页）

（上接第15页）

当然，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能一蹴而就。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协同全社会、工业部门和科研机构来促进要素动态替代，推动技术进步，协同广大农户来创新经营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技术进步和规模经营相结合，将极大地释放农民耕作土地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问题，宏观层面要发挥苏北和苏中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享有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节约劳动力好处；中观层面要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成立农业家政服务组织，就近开展代耕和农田托管等有偿服务；微观层面要重视节省劳动力投入的农业适用技术创新和推广，比如插秧技术、小型农业机械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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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雪枝，钟甫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7）：29－39．

篇4

我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较大，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南方一些省份的农业经济在产业转型背景下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北方的一些老工业区由于产业转型缓慢导致农业经济处于逐渐衰落的境地，同时，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也因地区差异而有所差别，我们对全国的各个省市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显然受到了影响，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求与农业劳动力的削减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因此我们将对其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水平进行分析，总结产业转型的经验和不足，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我国南方各个省份内部的农业经济水平发展也略有不同，其主要特点如下：大多数南方省份南部的的一些县、市的农业经济水平，从近些年的农业经济产值来看，逐渐处于下降趋势，而偏北的一些县、市的农业经济水平处于不断上升阶段，分析其主要原因发现，南部地区由于原本的农业基础比较殷实，发展的空间比较小，而大多数省份的北部区域原始的农业基础比较薄弱，产业转型的背景下，经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机器，农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总值不断增加。同时，北方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的情况也呈现一定的区域差异，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农业劳动力变化特点

对近二十年的农业劳动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整体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趋势。但在不同的区域，变化有所差异，农业经济水平提高的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有所上升，经济水平下降的地区，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有所下降。据了解，由于产业转型工作的开展，使得一些县、市的城市化，现代化步伐加快，工业发展迅猛，农业发展水平有所下降，使得农业劳动力向一些现代化行业领域转移；也有一些地区的农业水平不发达，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农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比较差，最终造成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进行转移；而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工作进行的并不顺利，经济重心需要依靠于农业，并且企业不能消化过多的农业劳动力，从而使得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造成了闲置现象的出现；同时，一些发达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也有所上升的现象，可能要归功于国家和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扶持以及先进技术的引入。

二、农业经济与农业劳动力的关系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产业转型背景下，农业经济和农业劳动力之间主要存在着以下四种关系：

1.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经济水平下降

农业劳动力数量也随之下降，究其原因是城市化水平加快，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更多的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由于缺少动力，农业的经济效益自然有所下降，这样的区域在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进行控制，以保证城乡发展的平衡；

2.农业经济效益降低

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这样的区域不能自暴自弃，要根据地理的特点发展适合自己的农业类型，发展现代化农业；

3.地形条件比较有优势的地区

有可能由于农业技术水平不够先进，农业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同时由于发展比较落后、闭塞，造成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对于这样的区域，政府部门要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同时要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调整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四，农业经济效益在先进农业技术的帮助下有了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力被保留并逐年上升，对于这样的区域，一定不要贪图速度，要稳定进行产业转移，在保证农业经济收入的前提下，合理分配农业劳动力。

篇5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8-0023-05

一、引言

刘易斯（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存在供给弹性无穷大的剩余劳动力，以不变的工资水平为现代部门提供无限数量的劳动力资源。尽管刘易斯并没有直接提出农业存在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但他实际上隐含了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肯定回答。

拉尼斯-费（1961）利用边际产出、制度工资等范式发展了刘易斯模型中隐蔽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他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为零，这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拉费称其为“多余劳动力”；第二个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量（或制度工资），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这些劳动力以隐蔽失业的形式存在，拉费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这些过剩劳动力统称为“伪装失业者”；第三阶段，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甚至超过平均产量，农业劳动力工资不再等于制度工资，农业部门完全商业化，剩余劳动力转移全部完成，不再存在“伪装失业者”。

舒尔茨（1964）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评了刘易斯的零值边际劳动学说和隐蔽失业观点。舒尔茨认为，刘易斯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如果考虑到季节性，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则并不为零，不存在农业隐蔽失业现象。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舒尔茨利用印度1978―1979年流行性感冒对其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并不为零，不存在所谓的“隐蔽失业”。

为了统一刘易斯和舒尔茨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隐蔽失业问题上的相反观点，森（1966）提出了“每人边际产品”和“每人每小时边际产品”的概念。王检贵（2005）将这两个概念提炼成农业劳动力弹性工作负荷模型。根据王检贵模型，当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时，要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只能依靠提高农业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王检贵将这部分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提高留守人员的工作负荷，则农业总产出不得不减少，这部分抽走的劳动力称为“隐蔽失业者”。

纵观上述学者对隐蔽失业问题的观点，可以看出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刘易斯和舒尔茨对传统农业社会是否存在隐蔽失业的观点完全相反；拉―费三阶段模型所指的边际产出是“每人的边际产出”，这正是舒尔茨批判刘易斯的症结所在；森和王检贵没有将季节性特征变量明确纳入进去。可见，前人对农业隐蔽失业研究的缺点在于，他们要么是从劳动时间或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出发，要么是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据此，本文在总结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拟从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建立一个农业季节蔽失业模型，试弥补众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缺陷。

二、模型的假定和图形基础

（一）假定

1. 假定农业劳动时间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存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2. 当农业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平均产出时，假定农业劳动时间获得的收入等于平均产品。这个收入称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它不是由市场力量而是由习惯和道德因素决定的，且具有变化的粘性特征。

3. 与工业生产过程不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将减少农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替代空间。

4. 假定农业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为相互独立的外生变量，农业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技术的单一函数。

（二）模型构建的图形基础

图1为农业总产出曲线图，横轴代表全体农业劳动者在一年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总劳动投入时间，T+为其最大值，纵轴表示农业总产出。曲线f（Q）和h（Q）代表农业总产出函数，切线t1和t2的斜率表示切点处的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有f′（Q）＞0，f″（Q）＜0。

图2为农业等产量曲线图，横轴表示农业社会一年中人均劳动时间，N+为其最大值（N+的理论值为365天×8小时/人），纵轴表示投入的农业劳动力数量。Q（TA）是一条双曲线段，表示当农业总投入时间为TA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劳动投入时间的不同组合会得到一个相等的产量QA，它是一条等产量曲线，也是一条等总劳动投入时间曲线。同样，我们可以得到一系列其他等产量曲线。

图3为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农业总产量。图2中水平线P1A1B1表示，当农业的劳动力投入数量为P1时，不同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和不同的农业总产出存在各种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关系可通过图3中的曲线Q（P1）表示出来。Q（P1）曲线是图2中P1A1B1的一个映射，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关系，是一条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同样笔者可以画出一系列其他等人口农业总产出线，它们分别反映各种不同人口数量下的农业产出情况。

图4为平均产出线和边际产出线图，横轴表示人均劳动时间，纵轴表示平均产出和边际产出。根据假定（1）和平均产出的含义，应存在一条从左至右不断下降的边际产量曲线和水平的平均产出线。

三、模型的建立和结论

（一）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的定义及其转移阶段划分

给定如下定义：

定义1 农业隐蔽失业和总剩余劳动时间：隐蔽失业是指总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小于其平均产出时存在的失业；总剩余劳动时间是指在维持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而替代的总劳动时间。

图4中，根据假定（2），在D0的右端，尽管MP＜AP，但农业劳动时间同样要获取“固定制度工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存在（N+―N-）单位的剩余劳动时间，总剩余劳动时间为Tts=PM×（N+―N-）。此时，如果人均投入劳动时间从N+减少到N-，则农业总产出将从QM减少到QA的水平。但由于这时的边际产出小于“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则Tts数量的总劳动时间处于隐蔽失业状态，D0点右边阶段存在隐蔽失业与劳动时间总剩余。在D0的左端，AP＜MP，总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引起农产品供给量的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劳动力将获取一个与工业劳动力相等的市场工资，农业生产转入商业化阶段，D0点是商业化转折点。D0点左边阶段的隐蔽失业消失，农业劳动力开始商业化。据此，笔者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 劳动时间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的大小比较关系是区分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存在与否的标志，也是划分其转移阶段和商业化阶段的标志。当MP＜AP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当AP＜MP时，则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时间和隐蔽失业。

（二）隐蔽失业的分类、结构和衡量

定义2 绝对隐蔽失业者和相对隐蔽失业者：绝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可通过延长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相对隐蔽失业者是指，即使将留守农业人口的工作时间延长到理论最大值，农业产出也将受到影响而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那部分劳动力。

假定目前的农业总产出量为QB，等产量线段BMB1与Q（P1）和N+MM共同相交于点B1（图3中假设三点共同相交于一点是合理的，因为QBB1必定与某条等人口产量曲线相交于它的最高点），BM和B1是两个特殊的点。BM表示如果有PM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则要得到QB的农业总产出，需要的人均最少劳动时间为N0；B1表示要得到同样多的农业总产出，如果投入的人均劳动时间延长到最大值N+，则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PM下降到P1。这表明农业劳动力数和人均劳动时间存在替代关系，它使数量为（PM-P1）的劳动力投入减少效应可通过数量为（N+-N0）的人均劳动时间投入延长效应而得到补偿，从而确保农业产出不会受到影响。数量为（PM-P1）的隐蔽失业就是绝对隐蔽失业，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为0，数量的减少对农业产出没有影响，可以也应该彻底转移。当（PM-P1）数量的绝对隐蔽失业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后，剩下（P1-P0）数量的劳动者滞留在农业中，它的劳动时间边际产出MPB小于其平均产出AP，仍处于隐蔽失业状态。与绝对隐蔽失业不同，这部分劳动力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P1-P0）数量的劳动者就是相对隐蔽失业者，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看，它的边际产出不为0，为了确保农业产出不受影响，相对隐蔽失业不能转移，农业商业化进程受到阻碍。由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2 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业产出水平决定了绝对隐蔽失业和相对隐蔽失业的大小和内部组成结构。绝对隐蔽失业的消除不会影响农业产出，可彻底转移；相对隐蔽失业的减少会引起农业产出下降，从而使相对隐蔽失业转移受到阻碍，无法向绝对隐蔽失业顺利转移。

（三）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区分和衡量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如稻谷的最长允许收割时间跨度不能超过N*天。当存在季节性限制时，人均最大投入时间从原来的365天×8小时缩短为现在的N*天×8小时。这种变化可通过在图形2中做一条新的人均最大投入劳动时间限制线N*M*表示出来。N*M*表明，在季节性约束下，要得到QB的农业产出，投入的最小农业劳动力数为P2，而不是P1。图形3中的Q（P2）是与最低农业劳动力数P2相对应的等人口产量曲线，Q（P2）与BMB1相交于B2，与B2对应的人均劳动投入时间为N*。根据假定（3），当农业总产出量为QB时，Q（P2）曲线以下的等人口产量曲线将变成虚线。即只要农业劳动力数小于P2，该农业社会的产量就会受到劳动力不足的威胁。为了分析季节性特征给隐蔽失业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有如下定义：

定义3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指，即使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如果考虑季节性约束的存在，把他们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的那部分隐蔽失业；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指不是由于季节性特征的原因而导致的隐蔽失业。

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绝对过剩，而季节性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大小来看，（PM-P2）是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P2-P1）是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P1-P0）是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其中（P2-P1）数量的失业在这里具有特殊性，当不存在季节性约束时，它是绝对隐蔽失业，当有季节性约束时，它变成了相对隐蔽失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没有季节性限制（事实上不可能），则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将全部向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在这里，（P2-P1）数量的失业具有相对和绝对隐蔽失业的双重身份，二者在某种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为了保证某种季节农产品的生产不受影响，要留用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延长这些农业留用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确保农业总产出不受影响。据此，可得如下结论：

结论3 农业隐蔽失业人口数等于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或非季节性绝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之和。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和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可相互转化，季节性特征的强弱决定了二者相互转化的范围。

（四）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f（Q）往上移动到新的位置h（Q）（见图1），边际产出曲线从MP0移动到MP1的位置（见图4）。根据假定（2），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就可以认为“劳动时间固定制度工资”不变。这样，在h（Q）上必存在一点A*，有MPA*=AW成立。根据假定（1），点A*的位置一定在点A的右上方。即商业化产出线从Q（A）会向上移动到Q（A*），点A0则上移到A0*。Q（P0*）是与A0*相对应的新的隐蔽失业临界等人口产出线。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Q（P0）上移到Q（P0′）（注意：P0=P0′）。图1中A*点一定在A点的右上方，意味着图3中点AM′一定在AM的左下方，从而点A0′一定介于A0和A0*之间，这种位置关系表明，有P0*＞P0=P0′成立。

现在分析劳动生产率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根据假定（4），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农业产出仍为QB，但Q（P1）会上升，且被新的等人口产量线Q（P1′）所代替。显然，有P1＞P1′成立，即（PM-P1′）＞（PM-P1）成立。（PM-P1）和（PM-P1′）分别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绝对隐蔽失业人数。此外，劳动生产率提高前后的相对隐蔽人数分别为（P1-P0）和（P1′-P0*）。由于P1＞P1′且P0*＞P0，必有（P1-P0）＞（P1′-P0*）成立。同时有（PM-P0）＞（PM-P0*）成立。据此有如下结论：

结论4 在农业产出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会引起隐蔽失业数和相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引起绝对隐蔽失业数发生相同方向的变化。

（五）农业产出变化对隐蔽失业的影响

如果农产品需求外生变化导致农产品增加，则农产品等产量线段会往上移动且变短，这相当于农业劳动力和人均劳动力投入时间两个变量相互替代空间的缩小。根据定义2和结论2，绝对隐蔽失业人口数将下降，而相对隐蔽失业数会增加，隐蔽失业总数不变。特别是，当农业总产出为QM时，等产量线段会缩短成为一个点，绝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变为相对隐蔽失业人口；当农业总产出为商业化产量时，等产量线段达到最大值，相对隐蔽失业完全消失，隐蔽失业人口全部转变为绝对隐蔽失业人口。于是我们有如下结论：

结论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减少）导致农业绝对隐蔽失业人数减少（增加）和相对隐蔽失业人数增加（减少）。

四、模型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建立的隐蔽失业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表现在：

第一，统一了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和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刘易斯模型暗含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舒尔茨明确提出农业劳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两种理论观点看似根本对立，但我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统一起来。模型假定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力大于零，这与舒尔茨的非零边际生产力观点相一致。同时，模型中等产量线段表明，可以通过延长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年均投入劳动时间，释放一部分劳动力来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这意味着农业生产中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而这正是刘易斯的零边际生产力观点。

第二，批判了舒尔茨的非隐蔽失业学说。舒尔茨从农业季节性特征出发，认为农业生产中不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笔者的模型同样从农业的季节性特征出发，得出了农业中存在隐蔽失业现象的不同结论。定义3和结论3表明，即使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季节性绝对和相对隐蔽失业，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可以向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转化。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是农业劳动力的一种绝对过剩，相当于刘易斯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可见，笔者的模型与刘易斯的观点相一致，得出了一个与舒尔茨完全相反的结论，是对舒尔茨非隐蔽失业观点的批判或发展。

第三，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笔者的模型从分析范式、研究视角和逻辑结论继承和发展了拉尼斯-费的隐蔽失业思想。拉尼斯-费利用农业总产出曲线、边际产出、平均产出、固定制度工资和农业剩余等范式，从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农业劳动力绝对剩余、隐蔽失业和农业劳动商业化三个不同的阶段，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人口和资金积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结果。视角的局限使该模型同样暗含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为0的假定，并招致其他学者的非难。而笔者的模型继承了拉尼斯-费模型中的大部分分析范式，并将劳动力数量单一视角放大到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双重视角，研究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除了分析范式的相似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外，从结论看，笔者同样认为隐蔽失业的转移存在短缺点和商业化点两个关键点，存在绝对隐蔽失业、相对隐蔽失业和隐蔽失业彻底消除三个阶段。尤其是分析了季节性特征对隐蔽失业产生的影响，明确将隐蔽失业划分为季节性绝对、季节性相对和非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数量依存和相互转化关系，这是对拉尼斯-费模型的一个较大发展。

除了上述的理论意义之外，笔者的模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与隐蔽失业压力的化解。结论4告诉我们：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会使商业化产量向现实产量不断逼近，相对隐蔽失业数会不断减少甚至消失，最终实现农业商业化。这为传统农业将不断向现代农业转化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和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加大绝对隐蔽失业者的就业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消化不断增加的绝对隐蔽失业者，现代农业建设将受到阻碍。

第二，关于农产品贸易和隐蔽失业的减少。结论5告诉我们，当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产品需求量增加且人口总数和农业生产技术不变时，隐蔽失业人数会相应减少。因此，为了减轻我国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我们应该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我国农产品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量。

第三，关于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的结构分析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结论3告诉我们，季节性和非季节蔽失业存在一定的结构和数量关系。季节性绝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加快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鼓励他们“离土又离乡”。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的转移会影响农业总产出，因此，我们不能采取“离土又离乡”的方式将这部分劳动力彻底转移出去，但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毕竟是一种失业，工作负荷不足，具有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如鼓励兼业）熨平季节性相对隐蔽失业者的空闲和工作时间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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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农产品价格；非农业工资成本；农业发展

2007年初以来，以农产品为主的各类物价不断攀升，消费价格指数变化也一直处于通货膨胀的边缘，中国经济面临极其严峻的通货膨胀威胁。与上世纪90年代情况不同的是，以往的通胀压力主要来自投资过热，而这次我国面临的通胀问题则主要源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同时，在我国以往的通货膨胀中，紧缩货币政策是十分有效的治理策略；而在这次物价上涨过程中，虽然央行实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有效抑制了投资过热，但对快速上涨的物价，却收效甚微。深入探讨近期物价上涨的性质和根源，对采取有效措施摆脱通胀困扰，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物价上涨过程回顾：农产品价格与工资成本的交替上升

回顾近期物价上涨过程，其结构性特征相当明显。去年之初的猪肉突发性涨价是本轮物价上涨的触发点。在猪肉市场供给尚未趋稳之际，又出现粮食价格全面涨价，以及与农产品相关的食品价格上涨。就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城镇农民工短缺程度加剧，表现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对需求不断攀升及农民工平均工资迅速上涨。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统计局估计，2007年，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高达0.98，同期，农民工主要从业单位(集体和私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涨幅接近18％，幅度之大，为历年之最。而农民工工资上涨，进一步推动非农产业部门生产成本的上升，消费价格指数呈现全面上扬趋势，大有“通胀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同时，国际农产品价格和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则使问题进一步恶化。上述价格变化清晰地表明，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工短缺与农民工工资上涨之间的相互推动，是本轮物价上涨由局部价格变化向通货膨胀方向发展的关键环节。作为本轮物价上涨的主要驱动因素——农产品价格变化，是农产品市场供求状况的表征指标，而农民工则是劳动力流动的主力，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变动的表征指标。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显示本轮物价上涨过程缘于经济结构变化，是与长期经济发展过程相关的经济现象。面对此起彼伏的价格潮涌，要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通胀压力，既需要治标——管理价格和控制货币供给，更需要治本——寻找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中寻找问题，消除隐患，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困境。一般而言，通货膨胀作为货币现象，主要与短期经济波动有关，而要将通货膨胀与长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发展规律，分析我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及存在的内在矛盾。

二、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与通胀陷阱

(一)劳动力持续转移导致农业生产萎缩。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或后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是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条件。其中，农业部门同时担负两方面的功能：一是为非农业部门的发展提供劳动力，二是为非农业部门提供农产品和食物。一般而言，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绝对剩余劳动力。此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并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之间互不影响，并无矛盾。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非农部门的迅速发展。政策的重点则在于，实现和保持非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持续增长，创造足够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吸纳农业部门中的过剩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情形。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优惠政策支持，非农业部门得以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力也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当农业部门的绝对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殆尽时，经济发展便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这一时点，通常称为刘易斯转折点。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刚刚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当经济发展超越刘易斯转折点后，不仅收入分配方式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也将发生重要转变。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由于农业部门中已不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若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将会导致农业总产出下降。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产品供给之间，就会产生此消彼长的内在矛盾：若农业劳动力继续转入非农业部门，则必然会缩减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而要保持足够的农产品供给，就需要劳动力留在农业部门，这会导致非农劳动力短缺及非农部门的工资成本上升，从而阻碍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和经济发展过程。

由于我国长期推行城市偏向性和非农产业偏向性政策，即使经济发展到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动力依然强劲。也就是说，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力会继续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而这必将导致农业生产萎缩和农产品供给下降。当前，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农业生产萎缩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近年来农业土地撂荒现象的不断蔓延。除非在短期内农业土地单产水平出现重大突破，否则，农业土地的大规模撂荒，必然导致农业产出的下降。

(二)农产品需求刚性与农业生产萎缩必然引发物价交替上涨。农产品及与农产品相关的食品是生存必需的消费品，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具有向下刚性特征。所谓向下刚性是指当农产品供给充足时，人们的消费需求不会大幅增长，但当农产品短缺时，人们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以获取不足部分。由于农产品需求具有向下刚性，在农业产品供给下降到人们正常生活必需量之前，农产品的价格变化并不明显。只有当农产品供给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价格才会对此发生反应。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下降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突发性特征，即只有当农产品供给小于居民正常生活需求量时，农产品市场价格才会大幅持续上升。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导致农业生产萎缩和农产品供给下降是一个渐进过程。直到农产品供给下降到人们正常需求量以下时，农产品市场价格才会突发性的大幅上涨。正像猪肉价格突然上涨一样，这可能成为物价普遍上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的触发点。

由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导致的农产品供给不足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将诱发一系列经济变动过程。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农业部门收入与非农业部门收入差距有所减小，农业生产的吸引力有所增加。于是，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便中止向非农部门的转移，重新回到农业部门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扩张和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农业产品供给又开始超过人们的正常需求，农产品市场价格也随之下降。但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减少，非农部门劳动力出现短缺，非农业部门的工资及生产成本开始上升，价格也将随之上涨。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回流，农产品价格开始下降，而非农产品价格开始上升，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于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又开始增加，而农业生产则又开始下降。新一轮的价格上涨过程又会重新开始。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过程发生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即农业部门中不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只有在农业部门中不存在绝对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变化，才会同时影响农业和非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当经济发展到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业劳动力转移与非农产品价格上涨之间相互推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称之为通货膨胀陷阱。多种迹象显示，我国当前的价格上涨过程，具有通胀陷阱的特征。当然，农产品需求刚性，并不意味着对农产品的需求是静止不变的。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推动农产品需求和价格上升的力量，如人口数量的增长，必然需要更多的食物；居民收入增长，改变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使每个人消费的农产品数量也在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推动生物能源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农业为人类提供食物的角色，农业开始成为能源的提供者。农业成为能源的提供者，意味着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将会迅速增加。这些因素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推动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在上述因素推动下的农产品需求增长，与刘易斯转折点之后的农业生产萎缩相结合，使农产品市场供给不足问题更加严峻，这将增大爆发通胀陷阱的风险。通胀陷阱不仅会导致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会抑制非农产业的发展，阻碍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过程。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摆脱通胀陷阱。

三、摆脱通胀陷阱的关键在于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业技术进步

要从根本上摆脱当前的通胀压力，需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中寻找对策。当经济发展到刘易斯转折点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则转变为双重矛盾，即农业生产发展与农业劳动力短缺之间、非农产业发展与非农劳动力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双重矛盾的关键在于，在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不能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政策的重点在于，确保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以推动农业劳动力持续稳定转移和非农产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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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04.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73-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06BJL003)。 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效应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资源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原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又集中在农村，这就导致了我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偏好显著，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被普遍采用，而这种替代效应也确实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农业产出没有大的突破，进入了一种“瓶颈”状态。2003年粮食产量为43，069.5万吨，相当于18年前的198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2006年粮食产量为49，747.9万吨，相当于10年前的1996年的粮食产量水平。①本文将以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为基础并引入生产经济区概念对此进行分析。

一、劳动力与资本的替代瓶颈效应[1]

图1中横轴L代表每亩有效劳动力投入量，纵轴k代表人均资本投入量。曲线OE和OF是脊线，在OE之上和OF之下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正值，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非经济区；在OE和OF之间的区域，等产量曲线Q1的Q2的斜率为负值，劳动力与资本可以进行有效的替代，这一区域为生产经济区。

以A点为假定参照的起点，由于资本与劳动力共同扩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就产生了从A到B和从A到C两种不同的扩张路径。

从A到B是在资本扩张的同时，偏重于劳动力扩张，并在B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劳动力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资本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劳动力投入的组合。在B点，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0(MPL=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 MPL / MPk= 0/ MPk =0。

从A到C是在劳动扩张的同时，偏重于资本扩张，并在C点达到资本与劳动力有效投入的最大均衡产量。这一有效投入是指在资本具有相对比较优势而有限劳动充分利用前提下，使用最大资本投入的组合。在C点，资本的边际产量为0(MPk=0)；边际技术替代率RTSLk= MPL / MPk = MPL / 0=∞。

对于进一步的农业产出增长要求，B点农业区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劳动力投入，就会产生如B'点的农业产出下降的结果。同样C点农业区资本过剩而劳动力短缺，如果进一步单纯扩大资本投入，如C'点，也会使农业产出下降。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力与资本缺乏有效的替代，因而使农业产出处于一种瓶颈状态。

二、劳动力与资本替代瓶颈形成过程的现实考察

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初期，政府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了过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局面，农业收入大幅增加，而此时农村的非农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收益优势不明显。农村中有效劳动力投入增大，农业资本投入也不断增加，二者共同扩张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长。这一阶段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初期的普遍现象。在图1中，这一初期扩张过程表现为偏重劳动力投入，但两者比例的差别不是很大。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鲜明的资源偏重差异性，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产出扩张过程。

(一)从A到C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缺乏。受这一条件的限制，农民人均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转向依靠非农业产业。而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传统上一直以发达的农业和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发展有限，因此，这些地区具有“弱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前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这一特征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一方面发达的农业为轻工业提供丰富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轻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起到积极作用。因此，非农产业在这些区域的农村有了迅猛的发展，非农产业的经济收益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农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随之增大。根据劳动力追逐高工资原理，农业劳动力会流向非农产业，农业中劳动力投入会因此而减少。但由于初期“离土不离乡”等政策的限制，农业依然是农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而农业生产中不断减少的农业劳动力投入则主要依靠“以商补农”，即通过扩大农业资本投入来弥补，以促进农业产出的增长。

1992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开始松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人口流动的范围，增加了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投入农业中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一步显著增大。因此，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人数越来越多(见表1)。当非农产业收入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而土地经营收入比例逐渐下降(见表2)，就会使得，一是青壮年男性劳动力大多从事非农产业。现有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一群体常被戏称为“386199”部队。2002年调查农户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6.70个月，而女性劳动力平均农业劳动时间为7.11个月，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农村妇女已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素质较高的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过度流出导致了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需求缺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其也是造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甚至产生了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③二是农户对土地实行粗放是耕作和掠夺性经营，甚至部分或全部弃耕。④而与此同时，原本投入到农业中的生产资源也会随之荒废。我国属于农业自然资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耕地、水资源和林地面积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3和18%。耕地资源不能有效的利用对我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这样，尽管在农村中，农民收入增加而农业却出现了萎缩。[2]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二)从A到B的农业产出扩张过程

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是人均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收益较高，但农业生产方式比较传统。而这些地区又往往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因此形成了以落后的农业和重工业为主的“强二元经济结构”，在表1与表2中排名靠后的省份基本上都具有这一特征。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更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很难实现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在原有薄弱的轻工业基础上，建立新的轻工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农民自身投入又不足，很难形成规模型的轻工产业群。因而这些地区的非农产业发展不充分，相对于“弱二元经济结构”地区而言，农业与非农业利益差产生的投入农业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不大(见表2)，从而不足以促进劳动力的规模性流动，只是有限的转移(见表1)。而这些地区农业资本自身形成不足，地方政府和国家农业资金投入不多，因此在有限的农业资本供给下，只有通过扩大相对富足的劳动力投入，进行精耕细作以促进农业产业的增长，而一旦劳动力供给饱和，农业产出增长就会受到限制。

(三)结 论

农业劳动力转移植根于农业与工业发展不均衡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特点使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农业人口向工业流动上，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自身区域间农业发展的差异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因此以均质二元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区域间二元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性，通过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促进农业产出增长，来为我国解决二元经济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三、对策探讨

尽管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农业资本过剩现象，但这只是相对的，在总体上农业资本仍然是短缺的，而且农业资本以耕地等固定资产为主，其流动性较差。相比之下农业劳动力过剩是绝对的，丰富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农业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已经形成先导和后发趋势。并且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流动，可以延续发挥农业技能，一般不用特别培训，这可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支出，降低转移成本。因此，有效地引导农业劳动力在区域农业间互补性流动应是我们对策关注的中心之一。

农业劳动力流动具有自发性，但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自主就业的表现，我们必须尊重这种权利，不能横加限制。但针对一些地区农业劳动力相对过多流出问题，国家应积极引导新的农业劳动力流入，并且促进土地产权顺畅流转与新流入的农业劳动力有效结合起来。具体措施是：

1.改革土地制度，促进土地经营权的自主流转，使新进入的劳动力有合法的土地经营权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可能

第一，保持现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变⑤，除国家征地外，农村土地不得用于非农用途⑥，对于放弃农村户籍进入城市定居的农民，其土地应由相应的村委会收回。第二，对于暂时进入城市谋生的农民，就要相应地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具体措施：一是制定相关法规，依法保障农民应有的土地权利，杜绝侵害农民合法权益行为的发生；二是稳定土地承包制，只有确立土地承包权的长期化和固定化才会有农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合理流转；三是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考虑客观条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承包期内，农户对承包的土地有自主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流转权，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土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土地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租金等收益应由流转双方协商确定，可采取多样化的收益分配方式。四是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由土地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信息收集、登记工作，及时信息，搞好土地招商，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3]第三，对耕地的占用要严格审批，要严格遵循审批制度和程序，不得随意占用农民耕地和基本农田。对于因征地而失地农民，要依法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拓宽安置渠道。

2.增强农业劳动力信息反馈的灵敏度，建立健全农业就业服务体系

一般劳动力市场只关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信息，而对农业自身劳动力供求缺乏有效的反馈，而常常被忽略。农业产出作为一项生产活动对于劳动力的供求同样也离不开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反馈，因此，第一，政府要加强信息服务工作。省、市各有关部门要收集农业生产的劳务市场的各种供求信息，及时向各种中介机构及劳动力聚集地，要建立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和宏观决策系统。第二，要建立健全农业生产的劳务输出中介机构，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中介机构不仅要提供基本的农业生产的劳务介绍服务，还要提供指导、培训，代办社会保险以及开发公益岗位。尤其要建立地区间劳务协作交流机制，开展多种劳务交流活动，要定期交流地区间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信息。第三，要推进劳务输出的产业化建设，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规范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的劳务输出模式，通过建立以培训机构为输入系统、介绍机构为输出系统的联合运作方式，扩大劳务输出的规模，提高劳务输出的质量。[4]

3.保护新流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限制歧视性待遇

第一，严格执法，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第二，保障新流入的劳动力成为流入地的重要组成群体，应该将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住房和医疗等需求纳入流入地公共服务的范畴。

本文以我国国内区域农业间劳动力转移为例，实践中还可以促进农业劳动力在在全球范围内的农业生产间转移。

[注 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第478页。

②资料来源：莫荣. 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③2007年5月13日中国社科院报告认为，我国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由此而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但这种劳动力短缺在区域间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一些农业区域所能提供的农业劳动力必然不足，而另一些还会存在过剩的农业劳动力。

④这也成为许多农业土地非农化的借口。最近我国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如猪肉、鸡蛋价格上涨，无不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息息相关，必须保障农用耕地不被侵蚀。

⑤当前存在将目前的集体所有土地改变为国有土地的观点，其实不可取。一旦转变为国有土地，承包权也必然转变为全体国民拥有，如果只承包给农村居民则缺乏法理上的依据。

⑥土地制度改革给予农民土地流转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将土地作任何用途的处置，对于其非农用途必须严格限制。

[参考文献]

[1]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2-103.

[2]刘志澄.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J].农业经济问题，2007，(2)：4-7.

[3][美]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吴爱华，赵 芳.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539-541.

[5]盛泽中，韩东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以山西为例[J].经济问题，2006，(2)：45-47.

The Research on Farm Labor Force’s Complementary Flow among Regional Agricultures――The Substituting Effect of Work Force and Capital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hou 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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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知多少

尽管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但这一数据是否真实反映了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数，值得商榷。如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66亿，扣除城镇从事第一产业的360万人之后，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62亿。这一数据与实际相符吗？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两组数据看，第一组数据：2010年扣除城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后的农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76亿；第二组数据推算：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农村就业人数-（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个体），计算结果为1.96亿，与第一组以产业来分类获得的数据相差约8000万。

为何两个数据相差如此巨大呢？笔者理解认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就业人员可分为全职（full time）和非全职（part time）两类，如美国劳工部在统计时就有这样的区分，但中国统计部门并没有作如此区分。此外，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构成中也可以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接近40%。因此，相差8000万的原因，可以理解为这8000万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还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

那么，剔除非全职的第一产业劳动者之后，剩下的1.96亿就算是全职农民了吗？笔者认为仍存在疑问。国家第二次农业人口普查显示，2006年末，以农业为主要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年龄41-50岁的人口占23.1%，而51岁以上的占32.5%（表1）。与1996年第一次农业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当时51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为18.11%，相当于此后年均增加1.44个百分点。其中，51-60岁农业人口比重在第一次农业普查时为10.81%，第二次农业普查时则上升至21.3%。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已经显现。

2006 年至今，时间又过去了6年，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老龄化问题应该更加突出。从不少草根调研的数据看，全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在50岁以上者估计占到70%左右。更有学者（朱启臻、，2011）调研了10省的20村，发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中，50岁以上劳动力占87%（表2）。因此，当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体时，第一产业的全职人数接近2亿的可能性不大。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50岁以上人口为1.7857亿，占乡村总人口的比例为28.92%，若我们乐观假定5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70%（剩余30%为从事非农业劳动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并同时假定50岁以上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整个农业劳动人口的70%，那么，由此可推算2009年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约为1.79亿。或再乐观假设农村60岁以上人口的务农率为80%（据2010年《中国人口年鉴》统计，2009年全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为0.91亿），又假定这部分人口占到农业劳动人口的60%，由此推算2009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大约为1.21亿。由于农业劳动力人口是逐年减少的，故我们认为，即便是扣除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兼职从事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劳动，并获得一定报酬的8000万之后所剩下的1.96亿劳动人口（2010年），仍然是偏高的。

因此，根据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构成比例、老年劳动力的务农率，大致可推算出中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表3）。

从全球范围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如1995-2004年间，日本农村30-59岁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27.73%下降到21.47%；60岁以上农村男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男性劳动力的比重从60.59%上升到70.58%；60岁以上农村女性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女性劳动力的比重从55.65%上升至 65.37%（李应春、翁鸣，2006）。此外，如美国、南非等国家的农民平均年龄也接近或超过60岁。

为何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呢？这主要是由行业劳动报酬率的平均水平决定的。从很多案例看，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与该行业的平均薪酬水平有很大相关性。如我国的园林养护、环境卫生等行业也存在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如园林养护行业的平均薪水较低，故吸引不了青壮年劳动力，“据园林管理处统计显示，450名园林工人平均年龄为60岁左右，月工资1000多元”（摘自《永康日报》2012年5月24日）。同样，环卫行业也有类似之处，“来自贵阳市城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该市有环卫工1.2万余人，其中一线临时聘用人员约1.1万余人，占总人数的90%以上。而他们中的90%又来自偏远农村，多为女性，文化程度低、年龄结构偏大，45岁以上的占70%，部分人员还有轻微残疾”（摘自中国新闻网2012年7月15日）。而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薪酬往往还低于园林和环卫行业的劳动薪酬，在中国劳动力流动已经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老龄化就成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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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的实施以及科技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使莱芜市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自1990年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明显加快，然而其总量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进一步转移的压力有增无减。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将会严重影响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使得人均农业收入增加，而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居民的时间资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众所周知，农业劳动力平均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不充分，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由就业不足转向较为充分的就业，从而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特别是存在兼业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中，非农收入构成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总量，这是不争的事实。1990年以来，莱芜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从1990年的822元增加到2007年的5912.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2.3%。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攀升。在表1中可见：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占66.5％，而非农收入只占到33.5％，为农业收入的一半；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8.4％，非农业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占到51.6％；2005年，非农收入的比重继续上升，达到52.39％。可以预见，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继续推进，非农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上升趋势将会持续。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民纯收入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0―2007年期间，非农收入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8.1％，远高于农业收入41.9％的贡献率。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决定性因素，转移的数量越多、速度越快，对农民增收地促进作用就越强。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效应

1、理论模型说明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结构主义增长理论认为，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产业结构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转移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或结构转换效益问题，这种部门间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的劳动力生产效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势必会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效率。因此，在测量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作用时，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效益。那么，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究竟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下面使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测度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作用。

社会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总劳动生产率P与投入劳动力数量L的乘积。用G（X）表示各要素的增长率，则可得：

GY=GL+GP+GLGP（1）

这说明，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二者乘积之和。因此可以分别得到考察期内劳动力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L，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P，以及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共同作用不可分解部分对产出增长得贡献ELP。

GP=（I1GP1+I2GP2）+（I1GR1+I2GR2）（2）

式（2）中I1、I2分别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GP1、GP2分别代表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记为A（P）。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以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Eap=A（P）/GP；EaY=A（P）/GP（3）

在具体测算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为：

A（P）=GP-（I1GP1+I2GP2）（4）

2、实证分析

利用莱芜市1990―2007年的统计数据，采用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出1990年以来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表2中看出，1990―2007年，莱芜市GDP年均增长率10.39％，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6.78％，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增长3.69％和5.38％；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19.23％，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1.61％。

分段来看，1995―2000年，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GDP年均增长9.8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达到10.89％。在此期间，农业劳动力素质得到一定提高，青年劳动力不愿再从事脏、苦、累的农业生产，开始向城市转移，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18.25％，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14.45％。2000―2005年，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为9.13％，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12.76％，比上一时期有所下降。但2005―2007年以来，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效益又有所回升，对GDP增长的贡献上升为15.29％，这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党和政府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直接结果。

总体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构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尤其突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律，寻求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显得十分重要。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选择

在莱芜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各区（县）先后创造和总结出以下几种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

1、进入乡镇企业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农民可以在工作之余从事农业生产，就地转移使劳动力的可分性较强，农业和本地兼业之间易于协调，而且农民的转移成本小。缺点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较低技术含量下增加投资的外延扩张。自1995年以来，乡镇企业由于有机构成提高、资源浪费严重，没有形成较好的规模经济，与城市工业竞争的优势不断减弱，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2、进入城市

这种转移模式的优点是弥补了城市就业的供求缺口。城市建筑、家政、餐饮等脏、险、累的行业，其工资水平和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较低，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因而需求与供给缺口相对较大，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好弥补了供求缺口，也有利于加快城市化的发展。缺点是农民进城与城市待业人员急剧增加之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相对减少。另外，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转移到城市的成本较大、土地及家庭等因素都使农民转向城市就业受到一定的制约。

3、在农村内部消化吸收

这种转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促进农村各要素的重新配置。莱芜市目前有大量的三荒地、荒山等资源，如果将这些资源开发利用，可以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实施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不但可以缓解城乡转移的就业压力，从长远来看，还可以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缺点是，由于目前许多地方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四、结论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规律，寻求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分析得出，莱芜市农业剩余劳动力应选择以向城市转移为主、本地兼业转移为辅的转移模式。

（注：本文系莱芜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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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06-1169-04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6.0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of national and central region， as well as accompanied by women oriented phenomenon， reasons for the ageing and its effects 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n Anhui were pointed ou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eplying the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and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ageing agricultural labor；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ood security； land circulation； Anhui

诙力一直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劳动力的状况直接关系着整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1]。作为农业大省，安徽正加紧推进农业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农业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技能水平等受到严峻挑战。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流向非农业产业和城市，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年龄结构日益老化，进而给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并导致农业的不景气，甚至产生衰退[2]。如何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安徽的现代农业，是当前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之一。

1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

1.1 安徽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人口老龄化同样具有城乡差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3]。据2014年《安徽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安徽常住人口总量达到 6 030万人，老年人口系数（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2.24%；另据2014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显示，同期安徽省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2.7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由表1可知，综合比较2005～2013年安徽省老年人口系数和同期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发现除2009年外，安徽省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从2005年的10.87%上升到2013年的12.74%。可见，安徽农村老龄化表现出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样的特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高于城镇水平，农村人口老龄化极其严峻。

1.2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高龄化、妇女化形势严峻

国际劳工组织把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划为老年劳动力人口。当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人口比重在15%以上者为老年型劳动年龄结构，而在15～64岁成年劳动力群体中，50～64岁人口所占比例呈现日趋增高的态势时则称之为劳动力高龄化[4]。由表2可知，安徽在2006年底，仅51～60岁一个年龄段的农村劳动力占比就达18.59%，已经超过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老年型劳动年龄结构15%的标准，尚未将41～50岁和60岁以上这两个年龄段中符合规定的人数计算在内。若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进行估算，安徽农村老年劳动力人口占比至少达到30%，远远超过国际规定。此外，表2的农业普查数据还显示，安徽农业劳动力高龄化（51～60岁和60岁以上占比）程度大于全国和中部地区的水平，且年龄越高，安徽劳动力高龄化程度越大。在51～60岁年龄段内，安徽农村常住劳动力占比为18.59%，全国平均水平为17.10%，中部平均水平为17.80%，安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9个百分点，高出中部平均水平0.79个百分点；在60岁以上年龄段，安徽农村常住劳动力占比为10.02%，全国平均水平为7.89%，中部平均水平为8.43%，安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13个百分点，高出中部平均水平1.59个百分点。另外，安徽农业劳动力不仅呈现出高龄化现象，还表现出妇女化现象。安徽农业男性劳动力占比（49.4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83%）和中部平均水平（50.35%），而安徽农业女性劳动力占比（50.54%）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17%）和中部平均水平（49.65%）。总体来看，安徽农业劳动力早已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和妇女化现象，且这一趋势在不断加重。因此“农民荒”、“‘三八’・‘六一’・‘九九’部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写照，农业发展危机与农业后继无人等问题随之而来[2]，安徽尤为明显。

2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原因

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业已成为农业生产的常态化现象，是社会老龄化、流动人口涌向外省、农村高龄老人被迫从事农业、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安徽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客观现象。然而为保证粮食安全及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不能长期建立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基础上[5]。因此，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作为农业大省，安徽必须积极应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稳定发展。

4.1 培育新型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人才支撑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顺利转型的关键。效率的源泉主要有两个，一是规模扩大带来的效率提升，二是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7]。不管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还是利用农业技术，这都对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技能提出新的挑战。基于安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十分严峻的客观情况，大力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知识素质、技能水平，鼓励新型农民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运用现代化农业装备，无疑是推进安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此外，懂得农产品生产经营的职业农民，掌握新的农业科技知识和经营理念的农业人才，了解农业发展政策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型职业农民都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民增收的生力军和人才基础，都需要政府大力培养、重点支持。

4.2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

城镇化的推进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进而使安徽的农业生产对新的主体产生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11]。然而，在中国传统农业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农业面临家庭承包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15]。现阶段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带来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不高；而且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造成大量土地浪费，懒人农业和老人农业现象普遍，妨碍农业生产大户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因此，为保证农业生产、粮食增收，安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允许专业大户、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进而实现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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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对零值农业劳动的赞成

阿瑟・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1954））一文中，首先提出了“零值农业劳动”这一概念。他认为，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劳动力是如此丰裕，以致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小，为零或负的情况下，农村出现劳动力剩余。在这个学说中，其认为在农业的生产活动中，一些劳动力对农产的增长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即使是有些人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所以，刘易斯认为这些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所以，其认为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活动中剥离出去也不会对农产的生产造成任何的影响。

对于零值农业劳动并没有考虑到农民劳动能力方面存在不同，而且也没有把一些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排除在外。1943年，P・N.罗森斯坦-罗丹通过对东欧以及东南欧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其发现这些地区的零值劳动力的比例在25%左右。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在这个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并且波兰的农民有20%被德国抽调，这样并没有导致农业产量的减少。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通过对印度劳动力的实证研究得出，针对印度的目前劳动需求，零值劳动力的比例在25%左右。

二、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反对

R・S.埃卡斯在其《不发达国家的要素比例》（1955）一文中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假设是：农业要素技术无替代，这是在适用余量存在的条件下，然后通过对穷国农业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论点，通过例子的形式来说明零值农业劳动力的存在。瓦尹纳在《对“隐蔽事业”概念的某些说明》中提出：“我发现，要是人文在其他生产要素的数量及形式都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已知的方法，即通过更仔细地选种和播种，更广泛地锄草、耕作、间苗和施肥，更辛勤的收割、拾穗和清扫谷物来追加劳动不会使产量有某些增加，这是不可能的。”

西奥多・W・舒尔茨在其“拉丁美洲经济政策教训”一文中，首先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存在提出质疑；在《改造传统农业》（1967）一书中提出“零值农业劳动”不存在，其通过对零值农业劳动的各种理论和思想进行评述，并且使用1918-1919年流行性感冒的数据对零值农业劳动进行实证检验，舒尔茨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学说。它有一些值得怀疑的根源，它建立在一些不可靠理论前提之上。从经验分析角度看，舒尔茨（1964）认为零值劳动假说如果成立，就应能在一个贫穷农业社会观察到以下现象：农业基础生产条件没有改变前提下部分劳动力脱离农业时，农业产出仍能保持固定不变。需要注意的是，已实现现代增长国家曾经历农业劳动力减少与农业产出增加同时发生的事实，并不构成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的经验证据，因为这可能是伴随农业技术现代化与资本深化结果。支持零值劳动假说经验证据要求，在基本没有发生上述变革前提下，农业劳动力显著下降不会导致农业产出显著减少。

森从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经验含义和统计检验两方面对舒尔茨检验提出挑战。森认为，通常理解的剩余劳动力假说认为，如果农业劳动力减少方式服从一种特定的家庭或地区分布，那么N%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不会引起农业产出的下降。森之所以强调劳动力减少方式因素影响，是因为他认为市场不完美导致劳动和土地再配置过程需要较多时间或存在较多局限。就“特定分布”的具体含义，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命题，农业经济中转移出N%劳动力，只要是在经济激励作用下发生的，譬如外出务工，那就不会对总产出产生影响。他认为在经济激励下，边际生产率越低的家庭将有越多的转移劳动力。由于印度大流感造成的人口损失在地理与家户上具有集点，森认为舒尔茨应用印度大流感事件来检验剩余劳动假说有不适当之处。

李远芳，卢锋，Kyle P. Chauvin，陈思丞在《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假说的“自然实验” 检验--来自印度大流感与中国的证据》（2012）一文中，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1960的作为个案对零值农业劳动进行实证研究。其得出了在这个期间，零值农业劳动不存在，和舒尔茨的观点相一致。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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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11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20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机械、杂交种子、良种种植、化肥和农药等这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的进步，使我国农业产出不断增长，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大幅的巩固。农业技术偏向上的差异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有多大以及这些影响在多长时间内反映出来？哪种类型的农业技术偏向主导了农业劳动力的变化？这些问题是转型时期农业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的合理解决可以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关于农业技术对劳动力调整影响的争论，也可以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寻求有效途径。

1 文献综述

农业技术及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是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中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领域之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不同的农业技术生产要素的偏向对劳动力调整和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对此，学者们持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生产要素偏向增加了劳动力需求。速水佑次郎［1］把技术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机械技术，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另一种是生物和化学技术，被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农业增长被看作是人造的投入品替代劳动和土地的过程，因此，劳动节约型技术就成为对劳动的替代品。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进步，劳动力使用总量下降。相比而言，土地节约型技术成为土地的替代品。土地节约型技术的进步，土地使用总量下降，而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土地节约型技术上升，与其相应的劳动力需求上升，土地的总产量增长。常向阳［2］指出农业技术选择对农业生产具有显著影响，且相对增加机械投入对农业生产具有正效应，单位耕地面积劳动力投入量和化肥投入量对农业生产都具有正效应。李淑颖［3］认为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也仅为40%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农业产出增长率中，科技进步所占的比率已达到81%左右；一部分学者相信农业技术生产要素偏向促进了劳动力的供给。Minten［4］把区域地理特性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对马达加斯加实证研究表明乡镇可以通过劳动力使用型技术和资本使用型技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从而带来更低的粮食价格。提高非熟练工人的真实工资，增加劳动力供给，社会福利指数上升；一部分学者深化对农业技术生产要素进行研究。陈开军，贺彩银和张永丽［5］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通过资金、劳动间的替代效应，引起渐进累积的资本偏向型技术创新，在短期增加农业产出，在长期形成农业生产的资本深化过程。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劳动力调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Chen［6］指出中国各地的农户边际土地产出、边际劳动力产出、边际资本产出和边际化肥产出都是显著不同的。东部地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农业劳动力具有低弹性的特点。农业中村庄过剩的劳动力导致更低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李仙娥［8］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主要靠第三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农业技术偏向对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农业技术生产要素以及农业劳动力调整等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侧重于从投入产出角度分析农业技术和劳动力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忽视农业技术偏向本身对就业结构调整；突出了独立的特定分析，并未对相互关系如何作用进一步深入说明；更注重其定性的分析，没有定量对各地区的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行探讨。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如何处理好农业技术偏向与农业劳动力调整的关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旨从农业技术偏向与农业劳动力调整的关系角度出发，为农业政策的制定以及农业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预测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机制进行理论基础分析；第三部分建立描述两者关系的模型并对广东省农业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得出相应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王雅俊等：广东省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的定向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2 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机制: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扩展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的机制可从费景汉-拉尼斯的模型中进行挖掘。费景汉-拉尼斯［7］-［10］对传统的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建立了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的模型。该模型的中心思想是：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必须生产足够多的农业剩余，才能维持工业部门的发展。经济体制的重心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两部门资本、劳动和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农业技术进步促进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二元经济获得同步发展。本文采通过此模型，把侧重点从工业部门转到农业部门，提出相应的假设条件，并扩展该模型的适用范围。

2.1 农业技术偏向的实质衡量

假设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Q = F(K,L,t)，其中资本为K，劳动为L，时间为t。εLL为边际劳动率对产量的弹性，εKK为边际资本率对产量的弹性。εLL+εKK=ε，ε代表两个生产要素的综合强度。按照生产函数的构成，本文将农业技术偏向按照农业技术的生产要素偏向划分为劳动力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希克斯定义技术要素偏向是：HL= fLt/fL ，表示单位时间劳动力边际生产力（MPL，记为fL）的增长百分比;HK= fKt//fK，表示是单位时间内资本边际生产力（MPK，记为fK）的增长百分比。J代表技术进步的密集度，表示在假定资本、劳动力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完全由于每单位时间的消逝而出现的产出的部分增加。为了将创新的要素偏向区分出来，引进衡量任意时间t上的创新偏向程度指数：BL=HL-J，表示是创新的劳动力使用偏向程度，BK=HK-J，表示是创新的资本使用偏向程度。农业技术的生产要素偏向衡量标准就是：

(1)中性技术偏向：BL=0或者BK=0；

(2)劳动力使用型技术偏向：BL＞0或者BK＜0；

(3)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BK＞0或者BL＜0。

2.2 劳动力调整与农业技术偏向关系的理论模型

劳动力转移就是劳动的重新配置过程，从二元经济的角度分析此问题就是农业部门转移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对t求微分fL=fL(K,L,t)，符号η表示一定时间内变量的变化率。例如ηL代表一定时间内劳动的变化率。单位时间劳动力边际生产力ηf的计算过程具体如下：

dfLdt=fLLdLdt+fLKdKdt+fLT

ηfL=dfL/dtfL=fLLLfLηL+fLKLKfLηK+fLtfL

=-εLLηL+εLLηK+HL

=εLL(ηK-εLLηL)+BL+J（1）

农业部门不断转移劳动力（η=0）。在二元结构中，农业部门的劳动调整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技术创新活动的强度和特点。由（1）就推导出：

ηL=ηK+BL+JεLL（2）

假设资本积累的速度是外生的，农业部门的劳动调整取决于技术创新的强度η≠0。较高的技术创新强度和劳动使用偏向促进劳动创新的转移。由此可见，尽管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出，但由于资本偏向型的技术创新持续进行，农业部门的产出仍然增加。劳动力调整依赖农业技术偏向，劳动力的调整是技术偏向的直接相关。在二元现实经济下“农业部门的成功发展必须实现关键性最低努力”［8］，即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可以迅速带动创新强度，而创新的资本使用偏向必将致使劳动力报酬递减规律。

3 模型及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我国劳动力调整依赖农业技术偏向实证研究，本文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Labort= c +α1CapTecht + α2LabTecht +εt

这里Labor、LabTech和CapTech，分别在下文中简称为劳动力、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下标t代表时间变量，ε为回归残差。本文的样本为广东省从1990至2008年期间时间序列数据。以第一产业劳动力作为衡量农业劳动力的变量，这样能更好反映农业劳动力的水平；从劳动力使用型技术偏向中选择农业机械总动力实物量为代表变量；从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中选择农业化肥使用实物量为变量。样本截取范围为1990年至2008年，共选取19年的数据。本文所用数据均来自《广东省农业统计年鉴》。对所选取指标及其取值做如的处理是分别取第一产业劳动力、机械总动力和农业化肥使用实物量的自然对数，得到Labor、LabTech和CapTech，分别在下文中简称为劳动力、劳动型技术和资本型技术，并且用这三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消除数据的剧烈波动。从表1中可以看到，广东省从1990至2008年期间，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最大值是1990年的1 600.8万人，最小值是1995年的1 432万人。机械动力最大值是2008年1 847万kW，最小值1990是1 279万kW。化肥使用量的最大值是2008年的700万t，最小值是1993年的536万t。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Variables均值Mean中位数Median最大值Maximum最小值Minimum标准差

Standarddeviation观测个数Observations劳动力（万人）1 519.821 532.21 600.81 43255.6419机械动力（万kW）1 652.751 6841 8471 279160.5819化肥使用量（万t）602.52603.17700.22536.237.9819

3.2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

在EViews6的环境下，对Labor、CapTech和LabTech及其差分形式进行平稳性检验，滞后长度的选择依据赤池信息准则。即在AIC值最小时，滞后长度为最佳。在确定选取何种类型单位根检验时，我们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时间趋势图的观察来予以确定，检验表明变量CapTech和LabTech在1%、5%、10%三个显著水平下都存在单位根，并且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I(1)；变量Labor在1%显著水平下不显著，在5%、10%三个显著水平下都存在单位根，并且为一阶单整时间序列I(1)；所以在5%、10%两个显著水平下满足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根据Engle和Granger［11］的协整理论，对于各I（1）序列，虽然它们本身不平稳，但却可能存在一个向量，使各I（1）序列的线性组合成为平稳序列，这时序列就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按照两元协整方法，对于两向量CapTech和LabTech，首先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若序列平稳，则存在协整。协整关系对应着误差修正模型（ECM）。当我们考察农业劳动力和农业技术水平的关系时，如果多元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则说明农业技术水平对农业劳动力表现出相对稳定的一致运动。由于Labor、CapTech和LabTech都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所以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根据两步法建立协整关系。

[JP2]Labort=6.637746***+0.428766**CapTecht+-0.277611**LabTecht+ε

［8.482001］ ［2.69063］［-2.840898］

R2=0.41795 F=4.667424 adj R2=0.328404 DW=0.692564

[JP][HT9.5SS]其中，***为1%水平下显著，**为5%水平下显著并由此得到残差序列：

[HT9.5,7.]εt=Labort-6.637746 -0.428766CapTecht+0.277611LabTecht[HT9.5]

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ε在1%显著水平下不显著，在5%和10%两个显著水平下都不存在单位根，为零阶单整时间序列I(0)。

3.3 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上述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可以得到更加一般化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由D(Labor)=ECM+D(Labor (-1))+D(CapTech (-1))+D(LabTech (-1)) +c[HT9.5]得出：

由[JP3]D(Labor)=-0.142559+0.527529-0.189755*-0.165999**+0.005472***[JP]

［-1.27782］ ［2.03992］ ［-2.22953］ ［-0.67252］ ［0.78851］

R2= 0.754681adjR2=0.64565 F-statistic= 6.921733

其中，***为1%水平下显著，**为5%水平下显著，*为10%水平下显著。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反映出动态调整过程：当t-1期劳动型技术提高时，对t期的劳动力需求偏离均衡，劳动型技术对劳动力产生影响，这反映在ECMt-1值为负，在负的调整系数的作用下，劳动力需求下降。这里的调整系数预示着上一期的失衡将有多大比例在下一期的到纠正。调整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小，存在有限的传递。同理，当t-1期资本型技术提高时，劳动力需求下降。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劳动力与劳动型技术、资本型技术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资本型技术的系数为正，说明资本型技术有同向趋势，劳动型技术为负，说明劳动型技术有反向趋势。劳动型技术与农业劳动力显著正相关，而资本型技术与农业劳动力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农业在发展中更多的使用了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技术。误差修正模型的调整系数确实为负，说明了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存在自我校正的机制。实证印证了速水佑次郎［1］的观点：化肥被当作替代土地的要素的代表或指标。拖拉机马力被当作替代劳动的要素的代表或指标。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拖拉机马力相联系的土地劳动比率的变化与每公顷土地投入的资本型技术相联系的土地生产率的变化之间的正相关。表明通过增加每个农业劳动者所拥有的机械可以增加其耕种土地的面积，减少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

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确定一个变量的滞后项是否包含在另一个变量的方程中。如果VAR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平稳，则可以直接使用标准F检验来检验。

在这里，F*=F*(p，t-2p-1)，其中p表示滞后期数，t表示时间序列的跨度。我们这里给出的是5%显著水平下的F*值。当时F>F*，我们认为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零假设，即认为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出，从第二期到第四期的滞后期中，劳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型技术偏向的始终互为格兰杰原因，科技进步对劳动型技术和资本型技术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第三期的滞后期中劳动力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互为格兰杰原因，但是到四期的滞后期中只有劳动型技术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所以认为劳动型技术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成立，即只有劳动型技术是替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资本型技术不是替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

3.5 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

协整检验主要是考察劳动力和资本型技术偏向与劳动型技术偏向的状态，而误差修正模型则初步刻画了物价的动态调整。为了进一步从动态角度考察劳动力和化肥与机械的跨期相互影响，我们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变换，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并称为新息合算，它们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有用工具。

(1)脉冲响应分析。从实证结果来看，我们把资本型技术和劳动型技术序列对劳动力的影响（脉冲响应函数）表明：脉冲响应在t+8期后，系统平稳。劳动力的冲击使得资本型技术需求上升，而劳动型技术的需求下降。当在第三期劳动力冲击达到0.02个单位最大值时，对资本型技术的冲击只有其的五分之一，而在第七期对资本型技术的需求量迅速提高，由此可见，资本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的吸收需要一个滞后5期的吸收过程。冲击后只有其资本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对劳动力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并不显著。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冲击使得劳动力需求迅速下降。从第一期到第四期劳动型技术的冲击增加一倍，机械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使得劳动力需求减少一半。

(2)方差分解。考察在第t期做关于t+s期的预测，由于这s期中发生的冲击是预测不到的。因此，预测误差就是由这段时间内各个新息变量的冲击造成的。将总预测方差归因于各个新息变量的过程就是方差分解。

当我们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型技术偏向和劳动型技术偏向序列作为VAR模型的变量时，脉冲响应分析的经济含义在于，在某一时刻受到资本型技术偏向和劳动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对以后各期劳动力的影响。方差分解则说明了从某时期起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力受到资本型技术偏向和劳动型技术偏向冲击而产生了波动，该波动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资本型技术偏向冲击造成的，又有多大比例是由劳动型技术偏向冲击造成的。从表3所示的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随着考察期的延长，劳动力冲击在总方差中的比重逐渐趋于稳定。以第10期的考察期为例，有以下结论：来自劳动力自身的冲击在总方差中逐渐下降，而来自资本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在总方差中仍居主导地位，表明资本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的冲击远远超过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影响。劳动力的波动主要受到自身和资本型技术波动影响，而资本型技术的波动更多的受到自身的影响，具有相对惯性，劳动型技术的波动受到资本型技术波动影响。

表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

Tab. 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ables

滞后数Lag Num零假设Null hypothesisF值F ValueF临界值（5%）0. 05 Critical Valuep值P Value结论Conclusion2劳动型技术不是资本型技术的格兰杰原因4.083.980.05接受2资本型技术不是劳动型技术的格兰杰原因4.583.980.04接受3劳动型技术不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3.973.860.07接受3劳动力不是劳动型技术的格兰杰原因8.083.860.02接受3劳动型技术不是资本型技术的格兰杰原因55.363.86

农业劳动力的调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中国转型经济成功发展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经济社会现象之一。农业技术偏向在改变农村就业人口结构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农村经济和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借助于对“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扩展，分析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力调整这一关键性问题。本文认为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与劳动力显著正相关，而资本型使用型技术偏向与劳动力显著负相关，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的冲击超过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的冲击。劳动力和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与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在长期内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劳动力与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有同向趋势，与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有反向趋势，这就说明资本型技术与劳动力显著负相关，劳动型技术与劳动力显著正相关。农业在发展中更多地使用了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的农业技术。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在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的始终互为格兰杰原因，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型技术和资本型技术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说明了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是替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但是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不是替代劳动力的重要原因。同时，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对劳动力的吸收需要一个滞后5期的吸收过程。机械技术的冲击可以使得劳动力需求在滞后4期内减少一半。劳动力的波动主要受到自身和资本型技术波动影响，而资本型技术的波动更多的受到自身的影响，具有时间的连续性。

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的结果来看，广东农业技术进步位于全国农业的前列，农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调整日益凸现。因此，正确处理好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就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大土地节约型技术偏向生产要素的投入，加快农业科学研究的速度。由于人口对土地的强大压力，考虑效率与公平兼顾问题，开发那些偏向土地节约型或者劳动使用型技术，或者至少在劳动力使用上是中性的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新的种子化肥技术是偏向土地节约型技术。在劳动力使用问题上基本是中性的。土地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在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因为生物技术通过改良农作物，充分供给和利用农作物自身的特性，有利于把照射在土地上的太阳能更多地转化为农作物的更高水平的产量。广东省人口稠密，人均耕地稀少。粮食耕种面积稀缺，高科技农业必须走土地节约型的农业技术路线。加大土地节约型技术的实际投入，以种子改良、化肥和农药等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开发、栽培和饲养方法的改善为主要特征的技术进步模式，培育高产、耐肥作物两种，提高化肥和生物技术对土地的边际替代，提高土地的生产率，稳定农业生产水平。

(2)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生产要素对劳动力的吸收。由于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与农业劳动力显著正相关，推广劳动型技术要求更多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同时，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对操作者技能的要求提高。种子、农药、化肥、饲料、农机、灌溉设备等资源的合理使用，经济作物的田间管理，产品加工，市场推销，信息咨询等都需要一支精通业务，善于管理，洞悉市场的队伍。只有健全农业教育培训机构，通过多种渠道，鼓励农民参加农业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使得土地节约型技术落到实处。

表3 预测方差分解(%)

Tab.3 Variance decomposition (%)

时期PeriodLabor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aborCapTech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CapTechLabTech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LaborCapTechLabTech11000024.8375.1709.8367.88A22.29299.5800.4214.8466.3518.814.2164.1131.67398.101.590.3215.6866.0318.292.2470.5427.22490.478.421.1115.6368.5615.811.5274.0024.47580.0417.232.7313.6469.7916.572.0474.2023.76669.5826.204.2212.3471.0216.642.8574.2522.90759.9934.365.6611.2072.4216.373.6474.0622.30852.2340.836.9410.1273.3716.514.3573.6422.01946.3145.777.929.2974.1216.594.9173.3121.781041.7849.548.688.6474.7616.605.3473.0521.62

(3)多渠道调整农业劳动力，稳步增进农民收入。由于劳动节约型技术与农业劳动力显著负相关，所以农业劳动力调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农业的科技推广降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解决这部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摆在自然面前。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就必然需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如何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转移的速度都会影响农业技术推广的主动性。针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加快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及城镇的有效转移，合理配置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使科技兴农真正落到实处，农民得实惠。多样化经营利用农业中闲置资源，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才能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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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endency and the Labor Adjust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NG Yajun WANG Shubin

篇13

【摘要】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法对山东省邹平县兼业农业工人供求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该县兼业农业工人供求当中存在季节性供不应求、长期性供求失衡、劳动力素质差、需求总量有限和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季节性供给数量不足、利益博弈与信息不对称、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机械化与规模化的影响、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等。对此，可实施以下措施：一是继续推进土地流转，提高机械化水平；二是加强供求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三是多途径提高劳动者素质；四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五是提高组织化程度。

关键词 兼业农业工人；供求问题；利益博弈；个体理性

【作者简介】孟祥东、赵承强，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张志桐，山东省菏泽市农业局。

一、引言

“三农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我国这一农业大国关注的焦点，农业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则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劳动力流动速度的加快，约有2.69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但仍有大量农业劳动力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其中有一部分劳动力不仅经营自有耕地或其他自有农业项目，还以获取劳动报酬为目的被他人雇佣从事农业劳动，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即兼业农业工人。兼业农业工人的存在对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以及现代化农业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现实中存在的兼业农业劳动力供求难以均衡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切实解决好兼业农业工人供求矛盾将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本文着眼于山东省邹平县兼业农业工人供求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运用相关的经济理论分析了问题的成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该县兼业农业工人供求问题的相关对策，期望能够为以后相关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兼业农业工人供求中存在的问题

（一） 季节性供不应求

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农作物的成熟往往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人力难以对其进行直接调控，农作物成熟时一般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收获，在农忙季节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在现实中，种植大户或合作社等主体在必要的田间管理和收获季节往往难以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因而出现兼业农业工人季节性供给不足的现象。以该县韩店镇一位种粮大户为例，在收获130亩玉米时劳动力明显不足，尤其是负责运输和摊晒工作的人员不足，仅雇佣到2名运输工和3名60岁以上的摊晒工，刚刚收获的玉米含水量大，由于不能及时摊晒，部分粮食出现了发霉现象，导致粮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了其售价，最终以每市斤低于市场价0.23元的价格出售，经济损失高达9000多元。

（二） 长期性供求失衡

在农忙季节，往往出现兼业农业工人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在较长时期的非农忙季节则既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也存在供过于求的现象。在我们所调查的9家种植大户中，表示能够在较长时期内雇佣到合理雇工数量的仅有2家。以一位韭菜种植户为例，种植韭菜17亩，每天平均需要除自家劳动力之外的3名兼业农业工人，但往往这样的人数也难以维持较长时间。以4月份为例，每天拥有6名兼业农业工人的天数为1 天，拥有4 人的天数为6天，拥有3人的天数为7天，拥有2人的天数为14天，拥有1人的天数为2天。这种兼业农业工人多于或少于合理用工人数的现象十分普遍，并且此类现象出现的频率在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中高于粮食作物的生产。

（三） 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

在所调查的103位兼业农业工人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有23人，占22.33%，全为男性；30～45岁的有8人，占7.77%，全为女性；45～50岁的有72人，占69.90%，男性9人，女性63人。45岁以上的兼业农业工人占多数，且女性兼业农业工人占绝大部分，占总数的68.93%，兼业农业工人的老龄化和女性化的特点十分突出。其次，部分兼业农业工人的职业素养有待提高，以韭菜收割工作为例，无论有无雇主的监督，兼业农业工人往往会集体放慢收割速度，且收割后的捆扎工作也比为自家收割后的捆扎效果差很多，参差不齐，品相不佳。此外，兼业农业工人技术水平整体偏低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以花卉苗木基地的苗木修剪为例，雇佣的兼业农业工人大多数仅会种植简单的粮食作物，而修剪技术水平较低，导致苗木修剪质量状况较差。

（四） 需求总量有限

兼业农业工人的需求方多数是种植大户、合作社或家庭农场，供给方为一般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单从数量方面来看，需求方的数量远远少于供给方，且所能提供的岗位数量也是有限的。以规模为130亩的种粮大户为例，该种粮大户常年雇佣的劳动力人数即长工为2人，其余全为临时性雇工。再以韭菜种植为例，在韭菜种植专业村苏家村，一般种植5亩以上的种植户才会产生雇工行为，而绝大多数韭菜种植户的种植规模多在5亩以下。该村韭菜种植的总规模约为1100余亩，其中种植规模在5亩以上的有42户，共230亩，以每20亩需要3名兼业农业工人计算，仅需要不足40人，总体看所需兼业农业工人数量并不多。

（五） 组织化程度低

兼业农业工人在供给时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在农忙季节比非农忙季节稍高一些。在农忙季节，同村的兼业农业工人往往“三五成群”地外出务工（从事农业劳动），但非农忙季节则会单独或2人结伴外出务工，一般不会超过3人。例如，在大棚韭菜春节前集中上市的10天内，苏家村的收割队成员数量为7人，春节过后该收割队又分为了4组，其中1组3人，1组2人，2组1人，且分开之后相互之间的工作信息交流次数较少，出现了一种“各管各家，互不往来”的现象。兼业农业工人的供给者需要自己搜索用工信息，兼业农业工人多而分散，在与雇主就报酬进行谈判时往往雇主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并且这也导致了需求者难以一次性找到足够的雇工。

三、原因分析

（一） 季节性供给数量不足

首先，兼业农业工人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自己也经营一部分土地。在农忙季节，农作物集中成熟，种植大户需要大量用工的季节也是兼业农业工人们自己需要自有劳动力的季节。在这一段时期内，大量兼业农业工人将会退出劳动力供给市场，只有在完成自己经营的小规模土地的相关工作之后才会向种植大户提供劳动力。其次，由于农忙季节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兼业农业工人在完成自家的相关工作后往往耗费大量的体力，需要休息一定的时间恢复体力，这样一来无疑又延迟了向种植大户提供劳动力的时间。此外，也的确有一部分农户在观念上存在为种植大户服务是一种降低身份的行为，为种植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打工就好像是在旧社会为地主做工，因此不愿意加入兼业农业工人的队伍。基于以上原因，造成在农忙季节兼业农业工人供给数量的季节性不足问题。

（二） 利益博弈与信息不对称

为便于表述，兼业农业工人在此处简称雇工，需求方简称雇主。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就是地域上的分散性，雇工与雇主往往需要相互搜寻。按照契约的相关理论可知，交易双方都想在交易谈判中获得优势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交易双方会展开利益博弈，获得优势的一方可以获得更多收益。对于兼业农业工人供求双方的行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加以说明（图1）。

被搜寻方一般是稀缺资源供给方，往往处于优势地位，收益较高。雇工面临主动搜寻雇主和等待被雇主搜寻两种选择，雇主面临等待被雇工搜寻和主动搜寻雇工两种选择，无论对于雇工还是雇主，为了获取交易中的优势地位，都会主动选择被搜寻，最终的博弈均衡解即为（等待被雇主搜寻，等待被雇工搜寻）。由此便产生了一种现象，雇主有劳动力需求，雇工有劳动力供给，但是双方都会选择等待被对方搜寻，结果便是雇主不知道雇工是否可以被雇佣，雇工也不知道雇主是否需要自己的劳动力，兼业农业工人的供求便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现象。交易双方不愿采取互相主动搜寻的行动，从而（主动搜寻雇主，主动搜寻雇工） 的理想状态较难实现，供求信息无法及时有效地传递，实际供求也就难以实现均衡。

此外，由于缺乏约束性较强的劳动规则，使得兼业农业工人的行动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尤其是在请假方面，这也是造成兼业农业工人的需求方难以长期拥有合理数量的雇工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由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高，所以粮食作物用工量少于经济作物用工量，再加上劳动力供求信息不对称，便造成了兼业农业工人多于或少于合理用工人数的现象在蔬菜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中较多的现象。

（三） 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改变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中的优质劳动力大量转入城镇，农村劳动力结构已随之发生了改变。城镇中的企业往往对工人的年龄、体质、学历等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故流出农村到城镇的劳动力素质较高且多为青壮年，而留在农村的劳动动力多为老人和妇女。以邹平县一个拥有2107口人的村庄为例，20～35岁专门经营农业的劳动力数量仅为3人，且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5岁。老人和妇女为主要组成人员的兼业农业工人队伍由于缺乏相应的规则约束，加之本身所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发生“败德行为”的概率也相对较高，并且由于这部分兼业农业工人自身学习能力和生产经验的缺乏，他们的各项劳动技能也自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总的来说，农村劳动力中的青壮年优质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较小，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还将会继续流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数量还可能继续减少。

（四） 机械化与规模化的影响

同时，为兼业农业工人提供的就业岗位总量有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两化问题”，一是粮食作物的生产机械化水平高。先进的农业机械的使用替代了大量农业劳动力，从而减少了大规模种粮主体对兼业农业工人的需求数量。目前，邹平县的粮食生产机械化率已经高达97%以上，以韩店镇一户规模化经营的种粮大户为例，已实现了利用小型飞机喷洒农药，仅这一项就替代了至少10个人的手工喷药工作。二是经济作物规模化生产程度不够高。以当地的韭菜生产为例，绝大多数农户的生产规模在5亩以下，用工量虽比粮食生产大，但规模较小，家庭自有劳动力稍微提高些劳动强度便可不再用雇工。单户韭农种植规模不大主要是由于经济作物的效益较高，出于收益考虑不愿流转出土地，难以形成大户。再者，经济作物尤其是蔬菜生产技术要求较高且不耐储存，大规模经营风险非常高，温室大棚等设施农业的投资量也大，一般农户难以负担大规模设施农业的费用。

（五） 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

一般来讲，个人会在特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将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追求目标，即个体理性。在现实中，兼业农业工人往往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集体成员产生利益冲突。个体间利益的冲突来自资源的稀缺性，对于兼业农业工人来讲就是农业劳动就业岗位稀缺。仍以韭菜收获为例，一亩韭菜4个人可以在1天内收割完毕，每人获得1天90元的报酬，若这些工作由1个人来完成，则可以连续工作4天，一共可以获取360元的报酬，因此收割韭菜的兼业农业工人为了获得更长时间的工作来获得更多的报酬往往不愿意与其他人组成团队，也不愿介绍过多的人与自己一同工作。在现阶段，整个兼业农业工人群体处于一种分散竞争状态，组织化程度极低，形同一盘散沙，整个兼业农业工人群体在工作报酬方面的谈判能力不强，因而在劳务报酬的定价上自然就处于劣势地位。

四、完善的对策

（一） 继续推进土地流转，提高机械化水平

土地流转可以使农民所经营的土地进一步减少或不再进行小规模分散经营，从而在农忙季节可以较快地完成自家的农业劳动或完全不用从事自家的农业劳动，这样就能为种植大户和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通过土地流转将农民从自家小规模土地上解放出来，一部分农民可流入城市务工推动城镇化，一部分农民则留在农村成为农业兼业工人，为规模化经营主体服务，这样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和农业生产规模化，也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使兼业农业工人在自家土地上的劳动时间减少和劳动强度得以降低，从而在农忙季节能够使兼业农业工人尽快完成自家的农业生产活动，从而能更加及时地为相关主体提供劳动力供给。此外，应当转变部分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使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积极参与到农村劳动力市场中去。

（二） 加强供求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应当着力加快建设农村劳动力供求信息服务平台，切实解决好兼业农业劳动力供求信息不畅通的问题。一是可以依托农村的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兼业农业工人供求信息服务组织，不同村庄或地区间的服务组织相互交流兼业农业工人的供求信息，及时为本村兼业农业工人和雇主提供相关的农业用工信息。二是建立网络服务平台，目前农村网络的普及率已经较高，可通过地方电视台字幕和建立网络用工平台及时传递兼业农业工人的供求信息，但应当注意对广大农民进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相关培训，可通过“农村书屋”和“科技下乡”等活动开展培训，使农民能够真正获得利用网络技术的能力。

（三） 多途径提高劳动者素质

一是鉴于兼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的特点，可以试探性建立“兼业农业工人营养餐计划”来提高和保持兼业农业劳动力的身体健康，采取从财政资金中划出部分预算为年龄较大的兼业农业工人发放“营养餐补贴”的形式进行，但在实行过程中应当注意对兼业农业工人的界定，可将重点着眼于用工量大的种植大户和合作社等规模较大的新型经营主体所雇用的农业劳动力。二是针对兼业农业工人生产技术水平低的问题，可由人社部门和农业部门联合起来定期组织生产技能培训班对农民进行培训，可通过发放听课券和奖励农业生产资料等实用形式，切实提高和保障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和培训效果。三是雇主应当通过适度激励和加强监督措施，防止和减少兼业农业工人的消极怠工等“败德行为”，例如有条件的大型家庭农场或合作社可以制定类似于工厂的用工规范。

（四）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可通过大力发展吸收劳动力较多的农业项目，以增加对兼业农业工人的需求总量。蔬菜等经济作物在生产中的用工量较大，尤其是温室大棚等设施农业可吸收大量劳动力，进行规模化生产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因此，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可适当鼓励发展规模化生产蔬菜等经济作物，可通过对规模化发展蔬菜等经济作物和温室大棚等设施农业的大户或合作社等主体提供奖励性生产资金、补贴以及生产技术服务的形式来开展，这些措施主要应当依靠当地农业局等相关部门来保障实施。同时，可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企业发展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延长产业链，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更可以为兼业农业工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五） 提高组织化程度

一是加强宣传工作，可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等具有号召力的主体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使兼业农业工人认识到组织化程度提高带来的市场谈判地位的改善及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通过合理方式提高组织化程度，可以将同村从事相同或类似农业工作的兼业农业工人进行组合，组成专业性较强的专业服务队。在此基础上，还可成立综合服务队，既可避免组织过大带来的内部激烈竞争，也可增强服务效果，增强兼业农业工人队伍的市场竞争力，如专业的蔬菜收割队、专业的苗木修剪队和专业的收粮运输队等等。同时，各类农业服务队也要做好自身的营销工作，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可选出专门的市场开拓人员专门为组织成员寻找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样既可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又能让成员享受到组织化程度提高带来的益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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