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和非遗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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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口头文学、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风民俗等。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遭到冲击，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许多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已经失传或正在消失；二是大批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三是民间艺人后继乏人，一些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许多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四是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许多稀有民族工艺品及其技术大量外流。”［1］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取何种形式，怎样才能在尊重文化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地使其实现现代转换，并继续传扬，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共同课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陈出新，应该是精神内核不变，象征符号不变，母题不变，但是表现形式却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充分的现代化。现代人喜欢什么形式,动漫、口袋书、游戏、影视等，都可以。”［2］电影艺术是现代人喜欢的艺术形式，具有形象生动、直观具象、通俗易懂，传播速度快、覆盖面积广等特点，其传播效益和推广力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电影对“非遗”文化传播的正面保护

（一）传播“非遗”、宣传“非遗”

电影艺术的功能除了娱乐、审美和教育，还肩负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劳动和生产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质和地域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藏”于民间，调查表明越是偏远地域其文化保存的原貌越完整，而且表现形式越多样。由于地域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致使许多过去创造的传统在当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面临萎缩甚至消失。传统的文化保护方式以文字记载为主，即便加入照相技术，对于“非遗”的保护也是静态的，文字和图像有其自身的优势，但难以全面、综合、动态、立体地展现“非遗”文化。电影艺术以声音、图像甚至文字等方式，动态、立体地对人类文明进行展现，把“非遗”文化音像化、视觉化，一方面扩大观众对“非遗”的关注，引起国家、政府、学者、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加大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也能激起文化持有人的信心，民族自豪感，使得他们由原来的被动传承到自觉保护的转换。因为“当一种民族文化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并广为传播时，传者和受者必然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重新界定和认识这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估价和确定这一文化的价值，对之进行解读和诠释，而且还会赋予它新的意义”［3］。

（二）普及“非遗”、推广“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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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弘扬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其保护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任何文化项目或是艺术作品。各国的非遗保护措施不同，但都以政府主导为主，成本较高，但保护效果较为显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保护形势除了保护项目本身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加大人们“文化自觉”意识来达到真正的长久保护效果。

但与其他国家的保护情况不同，我国在非遗保护上还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的非遗建立的四级的保护机制，但存在着国家重视地方忽视的困境。非遗保护多依赖政府的扶持，长期处于“输血”，还没有具备独立的“造血”功能，我国非遗想要发展起来需要在保护方式和机制上进行创新。

设计与非遗的关系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而非遗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展现的正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虽然我们的设计展现的是现代文明，我们试图在我们的作品中摆脱一切传统的影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文化如影随形，影响着我们今天设计的方方面面。因此，从本质来看今天的设计和非遗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设计想要服务非遗是具备非常好的先天优势，设计和非遗艺术之间可以快熟的转换，通过现在设计去包装非遗艺术，展现非遗之美，甚至使传统的非遗具备现代的魅力，都是对非遗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

设计服务非遗的保护方式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明确提出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非遗文化通过设计走向一种生产性保护是符合发展潮流的保护方式。

而作为设计来说，非遗的产业化保护道路并不是一两个单一作品能解决的，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从非遗传承问题，到非遗作品缺乏现代市场，到全民的保护意识提升，都需要在保护方式中得到较好的处理。因此，提出设计服务非遗，必须与高校设计艺术教育相结合，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1. 建立非遗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

高校作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场所，引入非遗文化，可以在年轻人中传播传统文化，为长远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直接提高一代人文化保护意识，为后期非遗设计作品提供较好的社会平台，特别是对高校设计艺术学生的宣传中，挖掘更多人才投入到非遗保护的行业中来，直接解决目前非遗缺乏传承人的问题，逐渐转变全民对非遗的刻板认识，形成“文化自觉”意识。

2. 建立非遗文化的研究机制

高校的设计教育围绕现代设计为主，而非遗作为我们的宝贵财富完全具备研究和发觉的价值。在高校设计中成立专门的非遗研究机制，对现有非遗艺术进行整理归纳，一方面是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做好记录保存工作，另一方面借助高校设计教育的研究优势，对我们的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也是中国特色设计如何体现的一种研究方向。无论是对非遗保护还是高校设计教育都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3. 建立非遗文化的再设计平台

在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做到非遗的“造血”必须要能对现有非遗进行包装推广和再创造。在高校设计类师生和非遗传承人的相互合作中，可以依托高校设计师生的现代思维，加上传承人的技术支持，对传统的非遗作品进行重新的设计，从作品的使用功能，到花色图案的再变形，甚至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引入，都是在保留传统非遗精髓前提下，使非遗作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为非遗作品创造新的市场。从政府依靠，走上自主自足的道路。

设计服务非遗方式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设计服务非遗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实际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首先，非遗与高校设计教育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优势明显，但就目前非遗的分布情况很多在乡村，高校资源比较匮乏，在实际的合作开展上具备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前期准备周期较长，经济效益较慢，会大大影响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合作的热情。其次，非遗名目多，依靠高校的研究和开发力度，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从少数做起，并不是一种能完全通用的保护方式。在实际运作中还需高校、非遗传承人及地方三者合作才可有效开展。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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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4—0103—04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与国际市场的逐渐接轨，在《卧虎藏龙》、《英雄》等影片在国际市场大放异彩的激励下，中国电影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以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等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创作者运用西方电影观念，凭借庞大演员阵容、奇观化的视觉特效和东方故事题材打造中国电影的“大片”梦；同时，另一批有着自己艺术理想的导演则从民族文化内核出发，将电影的民族性、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命题紧密结合，构建着民族现代类型电影体系。回顾近10年的国产电影创作，民俗元素、民族和传统文化题材一直是影视创作追逐的焦点之一。而聚焦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含众多“非遗”元素的“非遗”题材电影则是民族电影中的一个新热点。代表性的影片包括《尔玛的婚礼》（韩万峰，2008）、《十里红妆》（金良言，2009）、《爱在廊桥》（陈力，2010）、《蔡李佛》（黄明升，2010）和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十五届北京放映活动中展映的影片《一个人的皮影戏》（张唯，2011）等。这类题材的电影无论是从影片的拍摄动机还是影片本身的内容叙事，都已经超越了电影作为文化娱乐产品的属性，文化元素不再是影片讲故事的“道具”，影片成为文化影像化表达的独特工具。透过这些影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影片对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映像的描绘，感受其所发散出来的文化思考。因此，深入分析这些影片，发掘其内在本质，不仅有助于把握这类电影创作特点，也有助于理解影片作为理性批判工具所表达出的文化忧患意识，进而理解影片创作的终极人文关怀。

一、文化传承的焦虑

全球化与现代化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提供了多元文化选择，同时也使得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大多数传统民间文化不得不面临传承人缺失的问题，诸多“非遗”题材影片不约而同将思考的焦点聚集到这一问题上来。影片《蔡李佛》中，男主角陈英杰（洪天照饰）出生在广东，从小习武，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生活方式的干扰，也许其师叔陈天虹（元华饰）便是他30年后的样子，但开放多元的时代使其成长过程中接受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放弃练习蔡李佛，选择了出国生活。但长期的国外生活并没有使男主角陈英杰寻找到生活的认同和文化归属感，最后不得不选择回国。从其成长经历看，正是由于前期对蔡李佛拳这项传统文化继承的缺失，才使得蔡李佛不得不面临人才缺失的困境，也是由于文化继承的缺失，其本人不得不通过继续社会化的艰苦过程肩负起蔡李佛拳继承与传承的使命。此外，《蔡李佛》还为我们展示了文化传承缺失的另一种映像，即人才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最初男主角陈英杰草率中答应比武，但真正考虑比赛人选时，陈英杰才意识到“三对三”的比赛中，除了他和大师兄（刘永健饰）外，已经想不到其他人可以参加比赛，“人才荒”的出现是这项延续百年的传统文化事象不得不面对的巨大考验。

如果《蔡李佛》对文化传承的焦虑还蒙着温情的面纱，那么影片《爱在廊桥》对文化传承缺失焦虑表达得更为直接：一场车祸使得兴盛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路戏几近灭绝，直至20多年后才逐渐恢复。这一现象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常说的“人在艺在，人亡艺亡”，只是影片通过直接而惨烈的镜头叙事进行了再现，用以表达对传统文化事象传承现状的焦虑，意图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传承缺失的关注。影片《一个人的皮影戏》对传统文化传承缺失的描述更为悲怆，老艺人马千里（李军饰）为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不仅自愿教学生，甚至还要去“求”别人来学习。影片导演渴望不在孤单，或许艺人不在孤单时，传统文化也就不再孤单了。

《爱在廊桥》与《蔡李佛》对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传承缺位的“素描”是当代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真实写照。文化是人类创造、保持和传承的，离开了人的接力，任何文化都会失去活力或生命力，出现断层，甚至消逝，而文化传承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有了文化传承才有文化的创新、发展与延续。社会化个体是文化传承的主体，从其一出生就会被各种文化包裹，通过社会教化、自身学习和媒介传播等途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承担起对民族、群体或共同体文化传承的使命。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开放式状态，个体所受文化熏陶已经超脱民族、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多途径的媒介传播为个体提供了多样的文化，多样化的文化又为个体文化继承提供了多种选择，因此，个体文化继承的选择性比以往更为多样。应当承认，多元文化交融丰富了个体的文化选择，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我国传统文化传承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或许在影片的细节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文化传承缺失的原因，但如何唤醒年轻群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认同与文化继承是要现实回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命题。

二、文化认同的焦虑

多元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的差异、碰撞和冲突，个体便会表现出对已有传统的坚持，追求文化生活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表现出对群体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便是文化认同。影片《蔡李佛》中，贯穿整部影视作品文化主线便是这类文化冲突引起的文化认同。当收购武馆的消息出现时，男主角陈英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身份与角色，思考自己与蔡李佛拳馆的关系。同样，当大师兄经过思想挣扎之后，尤其是将“蔡李佛的声誉”置于自身思想的高层时，也对武馆、蔡李佛的延续产生了担忧。在这一瞬间，武馆的生存和蔡李佛的延续成为将大师兄与英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三个人对蔡李佛的文化认同带有强烈的感彩，保住武馆成为三人存在的同一目标。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超越民族国家范围形成的各民族共识的全球认同越来越多，因此便有一些文化霸权伪装成全球认同，“带来新颖的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的同时，解构、碎化着某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或许在陈英杰的眼中，泛美集团所推广的国际化路线可能是一种伪装的全球认同，其目的并不在于文化理想，而在于商业理想，因为全球认同的形成并不一定削弱地方文化传统，有时地方文化传统还会得到强化。

文化认同除了个体对群体或共同体文化的归属感外，还可以表现为他者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超越群体、地域、民族和国家的范畴，在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上体现出很多的一致性。影片《蔡李佛》中，作为蔡李佛拳传承人的陈英杰在谈及空手道时，给予了这一文化表现形式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同样身为日本人的武田少佐（小杉健饰）对蔡李佛拳也给予了充分认可，认同蔡李佛拳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文化认同的影响下，直接决定了武田少佐的行为选择：主动要求学习蔡李佛拳，与陈英杰组成一个团队，共同捍卫蔡李佛拳名誉。

影片《尔玛的婚礼》中，我们也可以时刻看到具有强烈感彩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的正是发生在影片矛盾最为激烈之时，即到底是选择汉族婚礼还是选择羌族传统婚俗。无论是尔玛（尔玛依娜饰）的爸爸（祁润清饰）所说“你是羌族姑娘，咱羌族人的女儿出嫁就得按照羌族的风俗办”，还是尔玛自己所说的“结婚时按照羌族的婚礼举办，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都是文化冲突时个体对共同体文化的归属感体现和希望自己成为怎样的人。文化认同问题的日益凸显与文化现代性和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体所受文化影响已经突破了本群体或共同体文化的限制，多元文化通过多样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个体的文化生活。文化认同最易出现在不同文化发生冲突和交融时，此时的文化认同带有强烈的感彩，当受异文化冲击越强烈时，这种文化情感便越强烈。

三、文化资源开发的焦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关系的思考过去一直在学术界争论，如今诸多“非遗”题材影片聚焦非遗开发，并通过影像叙事将其引入更为深层的思考。在影片《尔玛的婚礼》中，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已经通过镜头进行了展示：羌族少女歌舞队、老年羌族演唱仪式以及村寨的文化旅游等，村落里的文化资源被工业化和商业化浪潮夹裹着，被打上商品的标签，进行同一模式的生产，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品。这些现象是当下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最为普遍的现象，影片对这些文化资源开发的叙事如蜻蜓点水，点到即止。然而在影片《蔡李佛》通过多个冲突的设置，已经触及了对蔡李佛拳产业开发的深层思考。当泛美集团对蔡李佛拳馆的收购，提出的条件可谓优厚，如宽敞的训练馆、先进的训练器材及国际武术大会交流等，这些条件可使拳馆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得到提升，同时个人也可以名利双收；在收购与反收购过程中，蔡李佛拳馆内不同角色人物给出不同的答案，大师兄最初的态度可以代表一个观点，即支持产业开发，而以男主角陈英杰则代表了另一种对立的观点，坚持固守百年的传统。也许影片导演已经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犹如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产业开发有助于非遗事项保护、传承与传播；另一面是可能产生的过度开发对非遗项目遗产价值的消减和文化认同的削弱，且有时这种开发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新障碍，所以才有了这一情节的设计。在矛盾展开的过程中，大量商业元素也渗透到比赛过程中，如高额的商业赞助和丰厚的比赛回报以及比赛现场浓郁的商业气息等。从影片情节设置来看，影片男主角在比赛中的胜利似乎给出了蔡李佛拳产业开发与否这场冲突的暂时答案，但影片结局将这一看似解决的问题引向了另一个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即蔡李佛拳馆在很多国家都开有分馆，这种产业开发形式对蔡李佛拳以及类似的文化事象传承与传播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影片《一个人的皮影戏》同样触及了非遗资源产业开发问题，其对非遗资源的产业开发的担忧与反思则更为深刻。影片将皮影戏传承人马千里置于多重关系中，如文化保护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自我发展的关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设置的本质是探讨作为特殊社会群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何协调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个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影片导演已经注意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因此，影片试图通过对传承人的角色解读和精神的窥探寻找出文化保护与产业开发中间道路的尝试恰恰是以前非遗保护过程中所忽视的视角。

四、文化冲突的焦虑

文化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当不同的文化进行交流与接触时，如果不能产生有效的文化认同，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差异和分歧，此时便容易产生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的类型有多种形式，不同族群、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甚至代际之间也会产生文化认同上的差异，进而形成文化冲突。《蔡李佛》和《尔玛的婚礼》两部电影对上述类型文化冲突都进行了自己独特的阐述和剖析。

影片《蔡李佛》在“讲故事”的同时，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面临的文化冲突的焦虑娓娓道来。这其中的文化冲突既有代际文化冲突，也有新旧文化冲突。影片中的代际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男主角与父亲陈天来（洪金宝饰）的观念冲突，男主角陈英杰早期对蔡李佛游移的态度和父亲对儿子继承传统观念形成的鲜明代际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个体所处时代的文化差异所引起的，一般称之为“代沟”；影片对新旧文化冲突的叙述主要体现在器物上，男主角在参观泛美集团的现代化武术训练室之后，潜意识内将其与蔡李佛拳馆内陈旧的老式武术训练装备的对比，并由此产生的愤懑情绪，这负面情绪表现了陈英杰内心对现代化训练设备的渴望和与其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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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化薪火相传的过程。现代文明可能会遭遇种种的冲突，文明冲突当中的困惑如何去解决可能要回到传统去寻找。”文化之旅嘉宾、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在论坛上如是说。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守护古今相承的精神家园，正是宝马一以贯之的追求。宝马于2007年正式发起“BMW中国文化之旅”，过去六年间，“BMW中国文化之旅”的探访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今年，宝马第七次探寻中国文化的旅程在江西大地展开。

围绕“物华灵秀，古今相承的精神家园”这一主题，今年的文化之旅分为“物华”、“灵秀”南北两条线路。两支车队分别造访“千年瓷都”景德镇、“中国最美乡村”婺源、“南国药都”樟树、“江南望郡”吉安、“道教正一派祖庭”龙虎山等江西文化重地，全部行程达1300多公里。

宝马还对“永新盾牌舞”、“铅山连四纸制作技艺”、“金星砚制作技艺”、“湖口青阳腔”、“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婺源纸伞制作技艺”等亟待保护的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项目予以总计100万元的捐助，继续助力传统文化保护。

在深入赣地探访传统文化的同时，宝马还邀请文化专家学者加入车队，除了儒学文化论坛，还举办了景德镇陶瓷文化论坛、樟树中医药文化论坛以及关于“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各具特色的文化论坛，共同探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之道。

另外，除了9月份的探访活动外，宝马表示，还将鼓励和支持全国经销商在当地开展相关的文化促进活动，并带动广大宝马车主参与其中，以唤起更多人的文化自觉性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一起“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

非遗之美与保护之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

中国于2004年加合国非遗保护公约。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同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挂牌成立。

此次“BMW中国文化之旅”探访了江西省20多项国家级及省级非遗项目，所到之处，《汽车商业评论》记者感觉到，这些凝聚着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之美无不让参与者叹服。

在瓷都景德镇，车队成员近距离领略了瓷器艺术之美。景德镇自五代开始生产瓷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如今，当地的制瓷艺人依旧保留着祖辈积累下来的精湛手工技艺。从泥坯到烧制成精美的瓷器，其间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许多制瓷艺人可能终其一生都在钻研其中的一道工序，手法炼得炉火纯青。

2008年被评为“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王炎生，祖上五代拉坯，他从小跟随父亲学习这项技艺，终于熟练掌握，一次成型可以拉出多达13节而且中空的葫芦，而这份手艺，他一干就是六七十年。

而画茶花碗的手绘艺人，完成一个小型茶花碗的绘制仅仅需要21秒。“这样一种经过长期手工磨炼表现出来的不假思索的工艺，就是我们常说的无心之美，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的个性美，这种无心之美在非遗保护中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内涵。”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邱春林与车队成员分享他的感受。

在机械复制时代，这种手工技艺之美殊为可贵。不过，陶瓷业的机械化生产正日益加剧，随之而来的是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人才的生存空间快速萎缩。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和“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本刊记者跟随2013“BMW中国文化之旅”北线车队探访这些非遗项目，在领略非遗之美的同时，也深深感到非遗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以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青阳腔为例，这个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显赫地位的古老剧种，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徽剧、赣剧、川剧、黄梅戏等剧种的形成与发展，如今正面临生存困境。

最大的困难是继承人的培养，目前，湖口县青阳腔的两位国家级传承人都是80多岁的老艺人，一位省级传承人也40多岁了。年轻人外出打工，这种古老戏剧很难传承下去。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可登台演出青阳腔的乡级农民剧团，平时的演出也很少。仅靠民间自行传承很困难，申报国家非遗项目之后，青阳腔有了少量的保护经费来支持。

青阳腔研究专家刘春江30年来四处收集青阳腔资料，苦心钻研。他说：“青阳腔往回看是京剧的爷爷辈，我们再不保护说不过去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光要靠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还要全民来保护，光靠某个地区某个人去保护那是不行的，因为它是不可能再生的资源。”

作为有影响力的汽车企业，宝马充分发挥了企业公民的作用。2008年，在“BMW中国文化之旅”的第二年，宝马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启了政府和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合作的先例。截止今年，这一具有显著社会意义的公益项目，已经连续六年被列入我国“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能宪表示：“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BMW中国文化之旅’，一方面体现了BMW的社会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为全面实践‘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参与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它的自然濒危，以及人们对它的刻意保护，都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宝马参与非遗保护，不光为非遗项目提供了资金援助，更重要的还有精神支持。宝马车队成员的来访，给这些传统文化传承者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快速发展的社会没有忘记他们。

目前为止，“BMW中国文化之旅”累计行程超过一万五千公里，足迹遍布20个省份及直辖市，探访了中国六大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及17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其中69项亟待保护的非遗项目和研究课题进行了总计700万元的捐助。

“BMW中国文化之旅”带动BMW员工、经销商、车主、文化专家、媒体、社会公众等多方成员深入中国乡土社会，促进各个地域、民族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为所有喜爱传统文化的参与者提供了绝佳的人文体验，并将非遗保护的知识与深远意义传达给广大的公众。

作为企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榜样，“BMW中国文化之旅”唤起了更多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自觉意识。当然，CSR从来不是单纯地做做公益这么简单。

“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在中国寻求商业发展和社会贡献相结合的长期和谐发展”，这是BMW在中国的CSR理念。BMW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承诺主要体现在三大领域：资源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以及教育支持。

近年来，宝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增添其品牌在人文、责任等精神层面的元素。在中国，宝马做CSR的重要经验是同时把车主、经销商、媒体、公众结合在一起，并长期持续地做下去，形成品牌效应。

要说做文化之旅，汽车企业中也不止宝马一家，但像宝马这样深入扎实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的并不多。一开始，宝马就把“BMW中国文化之旅”项目上升到战略高度，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结盟，也保证了该项目的专业性与连续性。

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挽救濒危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并非一家跨国汽车企业的责任义务。但宝马这么做了，并且做出了口碑。“BMW中国文化之旅”的持续开展，为宝马近年来孜孜以求的中国化和本土化添力不少。

“在宝马的企业公民战略中，‘BMW中国文化之旅’这一特殊的项目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已经连续四年参与文化之旅的探访活动，他的亲力亲为也表明了宝马高层对文化之旅活动的重视。

他说：“我们希望深深植根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表达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限敬仰，并以多种方式与更多的朋友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彩魅力，唤起他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冬吴相对论》主讲人梁冬先生，今年第三次参与“BMW中国文化之旅”项目。

梁冬对文化之旅有一番这样的解读：“如果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去，就可以产生累积效应。作为一个企业公民，宝马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BMW中国文化之旅’已经连续做了七年，宝马对中国的‘非遗’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也是在广结善缘，广种福田。”

东风公司参加中国慈善展会

9月21日～23日，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慈善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东风汽车公司以“中国梦 东风润”为主题参展，全面展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取得的成果。

在此次慈善展会上，东风公司对“润”计划内容和东风公益基金会相关情况进行了全面展示，并重点介绍了“润计划”在公益与环境责任方面开展的三大特色履责项目――“东风润苗行动”、东风“碳平衡”生态林项目、湖北“三万”活动，吸引了众多观展者参观询问。

在综合运用图片、视频、文字介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展示公司社会责任工作的同时，东风公司还展出了新能源汽车E30L等实物，以展示公司作为车企在新能源汽车研发领域取得的成绩，传递公司“节能环保地造车，造节能环保的车”节能环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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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区是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发祥地，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行政区域，承载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故本文以呼和浩特玉泉区为研究对象，从考察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入手，引入社区教育模式，为玉泉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个新思路。

一、玉泉区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玉泉区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按照我国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规定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划分，可分为：（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包括;王昭君传说、月明楼的传说、四眼井的传说、御泉井的传说和皮裤裆街的传说等;（2）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包括大召壁画和小黑河南台什村民间山曲;（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包括：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梦回元古》皮囊酒壶制作工艺、《梦回元古》皮雕艺术花瓶制作工艺、民间木嵌技艺、传统银奖制作工艺、铜匠、手工皮毛制作工艺和王一帖膏药等;（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包括查玛、西水磨九曲灯和走山登高民俗传统;（5）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大盛魁行商文化、青城德兴源烧麦和庆春园肉油旋制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保护应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建立保护名录、民族之方式、以学术研究带动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保护传承人、多元文化教育方式。”目前，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保护和开发的初级阶段，尚未完全进入具体传承阶段，玉泉区已建立非遗保护名录，截至2013年，玉泉区文化局与镇、街道办事处、社区合作，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与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汇编工作，并出版了《呼和浩特玉泉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汇编]》一书。该书整理了玉泉区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传承人、生存状况、保护措施和申报情况，为下一步非遗的保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据笔者统计，玉泉区现有的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9项非遗还处于收集整理阶段;仅有9项有传承人并采取了产业化的模式经营;4项基本并没有保护措施，甚至4项没有保护措施的非遗中，3项非遗已面临濒危的生存状况。所以，对玉泉区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要刻不容缓。除此之外，笔者了解到，玉泉区现阶段正在准备重新撰写《玉泉区志》，其中对非遗也将进行整理和记载。上述玉泉区对非遗的保护尚不全面深入，缺乏动态性和系统性，甚至由于某些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文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如果对某种文化进行比较优质的保护和开发，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种文化以最能融入人们生活的方式传承下去，为世世代代人所学习和创新，使其与本民族融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扮演着不能替代的重要角色。“从根本上来说，非遗的保护和开发是为了文化传承。教育传承不仅能引发对民族活态文化的再认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整合发展，而且被视为现代社会保护非遗的最佳形式。”

二、玉泉区“非遗”的社区教育保护模式实施的必要性

通常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社区教育）三个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家庭结构和教育观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现代文化压过传统文化、经济资源代替文化资源，而且少数民族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家庭教育面临着由父母教育转变为隔代教育，文化的传承也就面临着断带的危险。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一种文化要成为传统，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显然，家庭教育已不能够满足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同样学校教育也并不如人意，“随着应试教育的价值导向、整齐划一的课程设置和脱离现实生活的教育模式以及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宗教性、内隐性和群众性特征，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出现传承目的敷衍化、传承内容碎片化和传承过程形式化等问题”。

总之，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途径就应定位在社区教育中。首先，社区在一个人的一生的文化习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社区教育在地域上涵盖了家庭和学校教育;在内容上补充了家庭及学校教育的不足;其本质与家庭及学校教育一样都是为了充实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健康全面成长。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利用的目的，不在于‘对’非遗进行守护，而应该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守护和创造人类丰富生活之中得以发现”。而社区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给社区内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职业的全体居民，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样化的教育机会，满足他们的教育学习需求。在满足其教育需求的同时完成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从这点看非遗保护与社区教育发挥着共同的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发展。

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社区教育，文化的保护要注重文化土壤的培养和培育，如果离开了其所产生的地域，其文化的进一步传承和振兴就无从谈起。因此，要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要立足于本地，服务于社区，选择和设计适合本社区非遗保护的教育模式，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充分体现地域特色。这样才可以说是找到了文化保护的源头，而不是断章取义。另一方面，社区教育也同样离不开非遗，尤其是在文化资源，特别是非遗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教育与非遗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扶持。 玉泉区非遗社区教育保护模式的实践途径

社区教育作为非遗保护的一种模式，既包含了传承人的保护又包含了多元文化教育模式。为了实现非遗在玉泉区能够完整的、生态的、持续的、动态的保存下来并传承下去，形成比较适应当地的、本土的又不片面的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模式，玉泉区的社区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

1.挖掘社区教育新资源

社区教育资源涉及其教育内容，教育主体及教育形式。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对非遗进行保护和传承，是因为它能够更好的调动并整合社区内和社区外的资源，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护非遗，社区教育可以通过挖掘本地区社区的非遗教育资源来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在非物质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的玉泉区，社区教育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

首先，充分利用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玉泉区有两所社区学院，分别是小召街道办事处・五塔北街社区科普大学和内蒙古老年大学大南街办事处小西街社区分校;此外，玉泉区拥有其小西街社区于2010年6月14日与呼和浩特市广播电视大学联合成立的社区教育学习中心等社区教育资源。应把两者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场地。

其次，把非遗传承人作为社区教育人力资源纳入社区教育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承、延续和发展的。”所以，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的过程中，传承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样不仅可以在经济生活中对传承人进行支持，还能在精神上给与鼓励。以此为非遗的传承人提供了更好的传承空间和传承条件，使其的传承更便利，还能够提升其社会声望，并实现其自身价值。

再次，挖掘玉泉区中23项非遗中包含着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及其传承形式。在此基础上，社区教育应把非遗的内容融入到社区学院和社区教育中心的课程设置中，丰富社区教育内容。社区教育内容可分为：职业谋生型、文化消费型和主体发展型。那么，玉泉区的非遗可按社区教育内容类型一次予以补充和充实。如针对职业谋生型的社区教育内容可融入蒙古族香牛皮靴制作技艺、“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等技术培训;文化消费型内容可融入传统艺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的学习;主体发展型内容根据社区居民的自身发展需要融入相应的非遗内容。这样社区教育在内容上保护了非遗。

此外，玉泉区的非遗在融入社区教育内容和形式中时，最重要的是充分考虑社区居民的需求层次，不同年龄有不同的需求。因此，社区教育要根据不同的需求层次来引入其非遗内容，如针对青少年，设置讲述民间传说的方式去了解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会对其更有吸引力;针对老年人设置一些有关民间医药相关的非遗课程，包括“蒙奥神”膏药制作技艺和王一帖膏药等。这样通过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完成非遗在社区教育模式下进行保护。通过上述种种方式，不仅避免了社区教育形式过于僵化，内容缺乏吸引力的情况出现，而且可以让社区居民体会自身文化的魅力，认同并欣赏其他民族的文化。

2.多元文化整合

玉泉区是由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等民族构成，所以其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的脉络，有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玉泉区之所以选择社区教育来保护非遗，是由于社区教育能够在其本身的系统化之上，建立对民族文化整体化、系统化的保护，而不是断裂的、分散的技能培训。韩红杰也认为教育应该形成一种具有生机的传统文化整体氛围的浸润，不能仅仅把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定表现形式和手段割裂出来进行技能型的培训。由于这种教育太偏重形式，受教育者很难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那么作为一种比较系统的非遗保护模式，一方面，社区教育完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实现非遗文化的纵向发展;另一方面，社区教育可联系玉泉区各个社区内外各种资源，不仅可产生非遗自身力量的保护，还能借鉴其他地区非遗的保护形式，完成非遗横向发展并实现文化创新。不仅如此，社区教育可整合或融合玉泉区各民族文化，在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促进玉泉区内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发展，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3.充分利用社区的文化传承场

非遗的保护离不开传承，而传承又离不开传承方式和传承场，那么社区教育作为一种传承方式，针对不同的非遗形式，要选择符合它的社区中的传承场，如大召壁画作为一种非遗，它的教育传承场当然要在大召寺进行，因为只有在寺庙中这些非物质文化才能够表达出他们的真实面貌。此外，仪式作为一个传承场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祭祀仪式，都可以通过仪式进行非遗的教育，使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涵着的优秀民族宗教信念和价值观，挟着本民族的各种深层心理与精神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深入人心。

总之，对拥有多项非遗的玉泉区而言，把社区教育引入其中，在保护非遗的同时，不仅能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使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借鉴与融合，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并创新传统的民族文化。又能丰富社区教育内容，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新局面，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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