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的共同性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礼仪的共同性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一、工具的材质

工具以什么材质来制作，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主动选择的问题，但在古代却是唯一接受的前提。不同的材质，具有不同强度、硬度、弹性和加工性能，决定了能制作不同加工方式和能力的工具，决定了制作的工艺手段，最终决定了制品的诸多特征。

在人类文明史上工具所能选择的材料，各个地域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阶段，尽管起迄时间有差别。就中华民族而言，工具材料和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表现为：

石器时期――包括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统称为史前时期，原始人类的加工工具以石器为代表，另见动物的角骨牙、竹木、藤草等，还会用水、火等作辅助手段。石斧、石镰、石刀、石凿、石椎、骨刀、骨针都是这一时期工具的代表。在新石器时期人工合成的陶瓷材料已用作工具制作，如陶镰、陶锉、陶刀、陶纺轮等。

青铜时期――在我国四千年前的夏明了青铜器，从夏商周到战国，青铜工具的制作和使用是这一阶段加工能力的标志。这一时期青铜除能制作农具、兵器外，还能制作手工工具，如斧、锛、凿、锯、锥、钻、锉、针等。有些可以替代原来的石制工具、骨制工具和木制工具并作了改进。如铜斧有垂直装柄的直銎斧，还有横向装柄的横銎斧，极大提高了工作效力。另有些工具如钻、锯是新发明的。青铜材料能根据工具的实际硬度、韧度需要，调节青铜配方，并已掌握了退火、锻打等深加工工艺。

铁器时期――战国起铁器冶炼技术成熟，各种工具都能以铁器制作，铁制工具具有更高的加工能力。这时工具除传统的斧、凿、Q、钻外，还增加了、剪、锯等。工具加工中采用生铁铸造再退火、锻打、淬火的方法，使工具更加精细。在纺织等机械工具中，辗轴、锭子等部件用铁制作，极大提高了效率。这一时期还使用金、银、铝、锡、汞、锌等其它金属来参与工具的制造。

高科技时期――二十世纪以来，不断有新的天然或人工材料被用于制作工具，人工钻石、陶瓷、合成树脂，甚至光、电、水、气都成为工具的组成材料，提高了加工能力。在现代科技尤其是材料科学进步的前提下，有些天然材料经过再加工，会在品质和使用功能上发生突变，从而被从新利用。

二、工具的动力

在石器时期、青铜时期和铁器时期，手工工具的动力为人力和自然力，十六世纪以来机械工具的广泛使用，又使工具的动力采用电力、汽力等机械力。

人力――在数千年的手工工具使用中，人力是主要动力。依靠人的肌肉的力量，驱动手工工具或机械工具，使工具产生直线运动、圆周运动、均速运协、加速运动等达到加工目的。古代陶瓷制作中的陶轮、玉器加工中的砣机、木器加工中的锯刨凿钻等无不是用人力直接驱动。较复杂的机械工具如黄道婆发明的三锭纺车是用脚踩提供动力，用双手操纵。另有些工具是一人提供动力，另一人操纵。

自然力――古代手工艺制作中有些使用风力、水力、畜力这些自然力，如纸浆的加工、陶土的粉碎等都借助这些动力。这些自然力的有效利用，关键在于发明了能量转换构件，如风力的使用在于发明了风轮，水力的使用在于发明了水轮，畜力的使用在于发明了挽具、套具等系驾方法。

机械力――十九世纪末以来，机械工具和一部分手工工具用机械力，如电力、蒸汽力来驱动。我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手工作坊都并合为有一定规模的国营或集体厂，即使手工工具，其动力也开始不用人力而用机械力，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加工能力。如玉雕的砣具用马达来驱动，不再用脚踩踏。随着机械力的使用，器物的加工痕迹也会出现相应变化。

三、工具的类型

工具的材料决定了工具的形式、动力和操控方式，最终决定了工具的类型。据此，手工艺的制作工具可分为手工工具、机械工具和智能工具三大类，代表了工具的三个发展阶段。在后一阶段，前一阶段的工具仍会被保留并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并不能完全被替代，有些手工艺品则是同时采用几种工具来完成不同部件或不同阶段的制作。

手工工具

手工工具在原始时代后期从通用生产工具中分离出来，其制作和使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史前社会一直延续到现在。远古时代有石斧和石锛，以后又增加了刀、锥、钻、凿、锯、刨等，有些手工工具至今乃在使用并无法替代。

手工工具的制作材料开始于石、玉、骨、牙、木、竹、藤、草等非金属材料，以后又用铜和铁来制造。在当代许多新的材料也被用于作手工工具，如金刚石、陶瓷、高分子树脂、高强度合金等，提高了手工工具的加工能力。

手工工具的特点是品种繁多，不同的工艺制作有不同的工具，同一工艺制作所需的工具品种也非常多样，并一般由工匠自己制作，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工具也会有明显差异，都有各自具体的使用技巧和方法。这正是古代手工艺制品风格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机械工具

机械工具古代已在使用，在近代得到重大发展。我国手工艺制作引入机械工具是在十九世纪后期，1885年外商上海百货商店福利公司就建立了第一个机器制造家具的工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各类手工艺的制作都普遍使用机械工具。

机械工具将杠杆、轮轴、手柄、踏板、绳索等组合起来，能产生直线、曲线、旋转、击打等运动，模仿、延伸、强化和变革手工工具的功能，以完成相应加工步骤。脚踏缝纫机是近代机械工具的成功范例。机械工具最初由人力，以后又用自然力和电力、蒸气力驱动。直至近代，有些机械工具仍用畜力驱动。1843――1860年间，上海城北门外由英国伦敦宣道会麦都思开设的墨海书馆中，采用铅字排版和铁制印刷机，因无电力，就用牛来牵引驱动。

机械工具的结构复杂，通用性强，一般由工厂制作，工匠采购适合自己的工具而使用，在操控上不需要非常高的技巧性，如木工的电锯、电钻是典型的机械工具。

机械工具制作的工艺品，更规整、统一，在痕迹上和手工工具也有明显区别，表明了其制作年代。

智能工具

手工工具和机械工具完全由人来操控，而智能工具则由人工智能来操控。广义上说，机械工具中整合了数个工序步骤的复合工具，也是智能工具，人的指令通过机械结构来完成。在今天智能工具由智能控制系统和机械工作系统两部分组成，人的指令通过数字化来实施。分别替代人脑和人手的部分功能的智能工具已完全不需要手工工具和机械工具的使用技巧，不会因操作人员的变更而有区别，电脑绣花机、电子提花织锦机、智能雕刻机、三D打印机都是智能工具的代表。产品没有制作技艺上的个性是其特点或缺点。

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手工艺无论从社会需求还是从经济利益考虑，智能工具的推广使用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工业4.0版的拓展，会有更为先进、复杂的智能工具来替代目前还在使用的手工工具和机械工具，传统手工艺能否再称之为“手工艺”已是科学发展的“论理”话题。智能工具的功用、性质、发展趋势及对当代工艺美术的影响和导向，是需作专门研究并预测的大课题。

手工艺工具的材质、动力和类型是一个不断发展递进的过程。每一时期，每种手工艺都有相应的制作材料，使用动力和操控类型，每种手工艺后一时代，往往保留着前一时代工具某些材质、动力和类型。

深入研究手工艺工具，对传统手工艺及其技艺的认识、传承和保护具有直接的意义。传统手工艺的技术基础是材料、工具和技艺。这三者中，材料的加工必须依赖合适的工具，同时只有在相应工具的使用中才能形成技艺。也就是说，传统手工艺的工具是其全部技术基础的核心。舍弃了传统工具，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的保护必然成为空谈。

（《中国工艺古董教程》绪论节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

图片说明：

1.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人在建筑中采用榫卯结构，加工工艺成熟，应已有专用的制作工具

2.较粗两件为兽骨骨针，中空，可以锥洞后穿线，适用于厚重的兽皮。较细一件为禽骨骨针，顶端有穿线针眼，适用于织品。均有明显使用痕迹，半石化。甘肃采集。

3.扁平，一侧有锯齿。壁孔用于捆扎把柄，孔两面对钻喇叭口，中蜂腰状，和同期玉器加工工艺相似。

4.红陶，直径5.1厘米。中有孔，轮四侧各一对蚁鼻孔，可穿线固定。纺轮较轻簿，使用时惯量小，适用于成纱较细的丝毛类纤维。

5.明万历汇贤斋？本《鲁班经》附图，工具式祥和使用方法至今无明显变化。

6.传统制墨工艺有制烟、合料、杵捣、锤炼、印脱等流程，全部采用捣杵、铁锤、压杆等手工工具制作。2009年拍？于安徽歙县老胡开文墨厂。

篇2

总的来看，课程改革是在步步深入的。但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背景和条件不同，课程改革推进的力度不同，所以，各个地区和学校课堂教学的状况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有的已进入以增强效能为重点的阶段，多数仍处在以模式探索为重点的阶段，有的长期进行理念启蒙，也有相当一部分学校仍然以陈旧的教学方式主导课堂教学。

当前，要深化课程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必须着力于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实效性的研究，努力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课程改革同一切改革一样，工具价值必须服从于它的目标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关注课改的既定目标是否实现的问题。课程改革的推进应当有助于解决原有的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身体与心理素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最终取得提高全体学生全面素质的实效。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将工具价值转换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价值。

刘延东同志主抓教育工作后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转变观念中改革创新，在更新思路中真抓实干，在大胆实践中破解难题。这是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的非常好的诠释。

为了增强课程改革的实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我们应当深化对课程改革的目标、对象和途径的研究。对目标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处理好启迪智慧与培养道德的关系；对对象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从以学生的整体为主体转向以学生的个别为主体；对途径的研究，要着重探讨如何在把握所有学科共通的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把握学科教学的特殊规律，探索各个学科所特有的方法与途径。

一、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

我们有必要由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反思教育目标的达成度。

太原市团市委在对全市中小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现代教育中‘轻道德重智力’问题在我市日趋明显。”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乐于助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仍为未成年人广泛推崇，但中小学生在金钱观念、职业向往和学习目的等方面存在功利性。有18.9％的未成年人认为，金钱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31.6％的人不愿意当普通劳动者，脑力劳动、收入高的职业是中小学生职业向往的热点。只有23.8％的中小学生选择了现在的学习是为了“将来为祖国多做贡献”，而近六成的中小学生把“未来有个好职业、高收入、过舒适生活”作为自己的学习目的。青少年总体上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实践中，对自己的道德行为约束不够，不敢坚持正义。49.4％的学生“在一般情况下不闯红灯，急的时候也会闯”；32.9％的学生选择“在公共场所看到有人损坏公共设施时别管他，与我无关”；当“与同学发生冲突时”，只有54.9％的人选择“主动和解，搞好关系”。

我们再来看两个发人深省的案例。

一个是源于中小学教育资源站的案例：有一个班的部分同学竟然在教室里出租书籍和电脑游戏光盘。一本书以它的厚薄定租金，少至三角，多至一元。光盘三元。“经营者”说是“财源滚滚”、“生意兴隆”。租者认为挺合算，花几角钱就可以看一本书，三元钱就可以安装游戏软件；出租者认为书看过后不用可惜，光盘安装后没用更可惜，租出去，可以赚点小钱。

另一个是源于浙江省一所小学的案例。讲的是观看影片《白毛女》后，教师要求学生写观后感。有的学生指责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钱不还，还有劳人家上门去讨，真不应该，有的说喜儿也真是太傻，人家黄世仁那么有钱，干吗不肯嫁给他；有的说那个大春也太不识趣，家里无钱无权，还想娶美女。

首都师范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在《2007年北京市高中学生思想道德发展测评报告》中，就高中学生的价值观状况得出这样的印象：(1)现代意识强，现代性比较突出。对科学、公正、民主与法制价值高度认可。(2)责任意识较强。能较好地体会个人责任与国家命运的关系。(3)有一定的尊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关心、照顾父母。在与他人相处，特别是与老师、邻居、来访客人相处时，表现出较好的尊重态度，但对同伴与父母的尊重稍差。(4)人生价值意识呈现多样性。关于人生价值观，按照重要程度排序出现多种答案。有的把健康放在第一位，有的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也有相当多的学生把友谊放在第一位，有六成学生把金钱、地位、名誉和权力放在后面。(5)独立意识与依赖意识并存。在争取进步时，具有较强的独立观念，热衷于表现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强的合作观念、较好的乐群性和开放性。但面对困难和挫折时，独立承受和解决问题的观念薄弱。呈现出高中学生依赖性与独立织的复杂现象。(6)诚信意识非常淡漠。对诚信的认同与践行都十分薄弱。只有23.9％的学生没有抄袭过作业，有一半学生在考试中做过弊，有的对抄袭作业是否属于诚信问题存在异议。(7)创新精神普遍缺失。普遍依赖权威知识，满足于掌握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缺乏对课本知识的理性反思，对问题多种途径的解决缺乏探索欲望。

学生的价值观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也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校教育的效能。

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对教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们正处于一个思想活跃、观念碰撞、文化交融的时代。主流价值观、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封建价值观等多种价值观并存。主流价值观是我国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进步价值观的融合。我们在教育活动中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并将这种导向贯串于全部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年轻作家韩寒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的第一次说谎常常是从写作文开始的。这提示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教育活动本身是否会产生负效应?

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启迪智慧，一方面要弘扬道德，而在现实中，一些启迪智慧的教学活动有时会有悖于弘扬道德。

以下我们从两节有争议的课看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

有这样一节小学语文课：教

师用启发式教学的方法讲《灰姑娘》。分析课文后，教师启发学生思考：如果你是灰姑娘的继母，你是让灰姑娘去参加舞会，还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参加舞会?结果，多数学生回答，还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教师说，这说明继母的做法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我们应该学会宽容。这节课曾被不少专家评为“好课”，因为它拓宽了学生的思路。但是，如果我们只让学生拓展思路而不引导学生明辨是非，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教师运用启发式教学这种工具的水平提高了，但教学生如何做人的价值目标却迷失了。

在广东某大学中文学院文秘专业的课堂上，任课教师要求学生写一份“打劫银行”的计划书，称目的是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学生们也普遍反映作业题有创意。有些人提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但教师解释说，这是国外的教育方式，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曾用过的教育手法。今年4月我到美国访问时见到一位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专家，向他求证，他说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当时参与我们谈话的还有一位专家，即美国Upubfic教育咨询公司总裁迈克・波，他说：道德比智慧更重要，如果说智慧应该多一点的话，那么，多出来的那一点就是要懂得“道德比智慧更重要”。

这两节有争议的课说明，我们在课堂教学中重视了启迪智慧，重视了启发式教学，但并不意味着培养人的目标都能实现。要深化课程改革、增强实效性，就必须关注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与引导学生明辨是非两者结合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必要强调，在全部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

刘延东同志前不久在谈到文化问题时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这是我们在思考如何实现启迪智慧与弘扬道德的统一等问题时应该关注的一个思路。

美国学者拉思在《价值与教学》中谈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按他个人的价值观行事，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抓住价值观，发展学生的道德意识、判断和选择能力。要让学生在内部的道德冲突中澄清自己的价值观，反对公式化的说教和死板的灌输。”

因此，正确处理智慧与道德的关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是增强教育效能的重要课题。

二、在大班编制背景下，坚持个别化教学的探索

大班编制与个别化教学是一对矛盾，两者的统一是一个难题。

汶川地震救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口号就是“决不抛弃，永不放弃”，“只要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如果我们教育工作者都能够把这两个口号贯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那就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本。

基础教育不是选拔适合教育的学生，而是创造适合不同学生的教育。如同过去有人把“为人民服务”与为每个具体的人服务分开来一样，我们在课改中，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把“以学生为主体”与为一个个具体的学生的发展服务分开来。

1900年，法国的心理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奈成功地发明了“智商测试”，测试的结果被称为“智商”。而常识告诉我们，许多被认为是智商高的人，在步入成年以后未必有成就，而有些被认为是智商低的人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在学术上的成就。智商理论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单一的智能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对很多问题作出解释。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专家提出了多元的智能理论，以回答单一的智能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心理学家戴维・韦克斯勒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概念。心理学家巴布娜・柳纳1960年提出情绪智力的概念。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1983年出版了《智能结构》一书，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了《情商》一书。心理学家斯腾伯格于1997年提出了成功智力的概念。

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智力是多元的。这就大大扩充了智力的内涵，使我们能够超越传统的智力测验的范畴，对人的智力水平作出评价，不以智力测验的结果作为衡量智力高低的唯一依据。

但是，传统的、单一的智力理论在上个世纪对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产生了一种学校观，即学生的智商水平差不多，因此可以以班级授课为学校的组织形式；产生了一种评价观，即智商高的人就是潜力大的人；产生了一种学生观，即智力水平高的学生就是好学生。

这些观念的局限性在于，它只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评价标准，只通过传授学业知识发展学生的智力。这样，不仅对学生智力的全面发展产生了直接的不良影响，而且也从整体上导致了学校教育以片面追求学业成绩为目的。

多元智能理论被教育领域借鉴以后，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大大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提供了对人的更为全面和清醒的认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它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优势智能。学生没有“不好”，只有“不同”。人人都能成功，都有成才的潜能。所以我们要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的优点，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缺点。在深化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要重视不同学生智能结构类型的差别，通过创造适合不同类型学生的教育，使不同类型的学生的潜能都得到充分开发。即通过因材施教，达到人尽其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上个世纪末，法国教育思考委员会向法国政府建议的教育改革目标是“让失败率为零”。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其重点是不让可能掉队的孩子掉队；2006年，布什实施《美国竞争力计划》，其重点在于不让天才学生掉队。2006年12月1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伯明翰的特色学校与学园信托大会上讲话时说：“当今教育的要旨是个性化学习，要充分认识到不同的儿童在不同科目有不同的能力。”英国特色学校促进会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好的教育能教人变好，好的教育能够改变人的生活。教育好一个孩子，你就给了他一个机会。教育不好，他可能一生中都得不到一个机会。”由此可见，各国政府在新世纪提出的口号，都将教育的关注点放在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上。

“教有法，无定法”。教学活动的基本原则是适应学生发展的不同需求因材施教。适合学生发展的，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要努力实现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要推进大班化背景下的个性化教学的研究。特别是要用更多的精力研究学生――要研究学生的共性特点，特别是现代学生的新特点。要研究分层分类教学的问题，研究班级学生的主要层次、类型，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要研究有代表性的个案，加强班主任

对学生个案的研究以及跨学科团队对学生个案的研究。当然，更为理想的是进行全员性的个别教学，创造条件，实现新形势下的复式教学。

我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西澳洲的尼德兰小学听了一节语文课，内容是讲马可波罗。这个班共有20多个学生，教师在授课时特别关注不同学生的需要，共发了6种自学提纲。我想，如果我们的教师也能像他们那样，将关注点转向研究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那么，我们课堂教学的效能就会大大提高。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丁宁在《中国杂技：仅有高难唯美是不够的》一文中谈到：“我国杂技演员对演出节目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对观众的关注，这是国外马戏和中国杂技最大的区别。”他曾经在加拿大观看太阳马戏团的演出。4个多小时的表演，“小朋友们看得眼睛都发绿了，家长拉他们回家，小朋友都不走”，这是因为，整台节目调动了小朋友的情绪，让他们觉得太有趣了。“杂技本身从‘耍把戏卖艺、牵猴撂地’走来，是地道的‘草根’艺术，进入剧场演出后也要回归大众。”我们现在的做课、评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教师做了一节非常精巧的课，获得了专家的好评，但实际上，教师与学生并没有更多的心灵上的交流。我们切不可满足于拿出一节唯美的课，而忽视了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

我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由于教育资源总体不足，或者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所以大班额现象十分突出，初中51％以上是大班或超大班。近年来，城市地区大班额现象更为突出。这使得我们难以进行个别化教学。因此，逐步减少班额是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质量的当务之急。

当然，在短时期内使班额大幅度减少是难以实现的，况且，仅仅减小班额是远远不够的。2008年4月2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教育方法比“小班化”更重要》的文章。其核心观点是：班额小并非意味着教学方法好，只有小班额，而不调整教学方法是不行的。比如：麦迪逊大学的亚当・盖莫伦教授的研究结论是：“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班额变小后，教师的教学方法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有的教师很好地利用了小班额的优势，而有的教师没有。各种情况都存在。”康奈尔大学的罗纳德・艾伦伯格研究团队发现，只要教师调整了教学方法，减少班额的潜在益处就会比现在观察到的大。英国教育专家、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迪伦・威廉认为，“使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性价比是减少班额的20倍。”

我国目前的正常班额已是国外的大班额，甚至是超大班额，因此，在严格执行有关限定班额的各项规定的同时，增强个性化教学的意识，加强对学生情况的了解和研究，改进与创新教学方法，是大班额背景下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课题。

三、在普及课改通识理念的过程中，坚持加强学科建设

学科教学研究是当前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学科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点。我们在前一时期着重于普及关于课改的通识理念是必要的，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一些同志忽视学科特点，用一般性原则对待所有学科的教学。

美国卡内基促进教学基金会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舒尔曼曾提出教师应具备7类专业知识，即学科知识，一般教学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习者及其特点知识，教育背景知识，教育目标、目的和价值观及其哲学和历史背景知识。他认为，这7类知识中最重要的是学科教学知识。

2007年3月，中日举行了一次有关小学数学教学的研讨会。在对中日两国11节课做比较后我们发现，两国教师在学科教学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从教学目标的排序看，日方把兴趣放在第一位，而中方把知识与技能放在第一位。从内容编排与设计看，日方的教科书更像故事书，教学容量小、进度慢，而中方的教科书就是教科书，教学密度大、进度快。从数学思想方法上看，日方止于感悟，不系统总结、点破，而中方则终于归纳，注重总结与点破。从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方面看，日方的师生之间是朋友共享的关系，而中方是师生互动的关系。从教学活动的设计上看，日方是一节课一个活动，教学内容蕴涵于全部活动过程中，而中方是在一些不同的关键点上设计一些非常精巧的活动。从教学手段上看，我们比较重视使用ICT手段辅助教学，而日方比较重视就地取材，多使用普通的原始教具。从教学效果的考核与评估方面看，日方最终的客观评价比较少，主观评价比较多，重视学生在活动中的兴趣与参与，而中方最终评估教学效果的方法是做练习题，通过客观测验来检查学生是否掌握了知识点，注重学生对学习过程的反思。

这种比较很难看出孰优孰劣，但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学科的理解和认识是存在差异的。

近几年，一些学校在学科建设方面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比如：北京四中在全体数学教师中统一了数学教学的理念，提出了全面数学教学观，并将这种数学教学观作为数学学科建设的基础。这个数学教学观充分体现出几个特点：(1)统一性。他们筛选与整合各种教育教学新观念、新方法，整合教师群体中有效的教育教学心得成果，形成统一的数学教学观。在教学中，保持全校数学教学的根本一致性，减少因教学基本观念不一致给学生造成的适应困境，切实保证与提高教学效率。(2)全面性。既重视数学内容的形式化、抽象化的一面，更重视数学发现与创造过程中具体化、经验化的一面；既注意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业水平和数学素质，也注意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注意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3)开放性。全面数学教学观既有稳定不变的一面，又有开放且发展的一面，能够不断整合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观念、新方法，不断深化对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4)辩证性。坚持课堂教学中数学内容与非数学内容的统一，课堂教学中尊重认知规律与把握认知过程的统一，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发展与教师发展的统一。

篇3

[文章编号]1006-1959(2009)12-0172-02

重型药疹发病急骤,病程长,病情重,累及范围广泛,几乎遍及全身皮肤粘膜,皮损初期呈麻疹样或猩红热样,逐渐加重,融合成全身弥漫性红肿、水疱剥脱、糜烂;随后大量脱屑,手足呈手套或袜套样脱落,可伴有高热,口、眼、外阴粘膜、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损害,甚至累及各系统重要脏器(心、肝、肾),可因继发感染或全身衰竭而死亡[1]。患者伴随出现焦虑、恐惧、皮肤完整性受损、感染、家庭及个人应对无效等一系列护理问题。2008年3月25日我科收治1例左肺癌伴颅内多发转移并发重型药疹患者,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于2008年6月26日痊愈出院。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护理学已从疾病护理发展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整体护理。针对该患者在疾病不同时期出现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等护理问题采取疾病症状对症护理、心理护理、家属及医务人员坚持救护的共同信念等相应措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现将该病例报道如下。

1 病例介绍

患者,女,54岁,院外确诊为左肺癌伴颅内多发转移一月余,行左颞叶手术18d后出现全身皮疹(具体用药不详)于2008年3月25日急诊平车入院。入院时神志清楚,痛苦面容,恶液质,头痛,右侧肢体肌力正常,左上肢肌力1级,左下肢肌力2级,全身可见密集米粒样红色斑丘疹伴瘙痒,双球结膜水肿,伴大量分泌物,口腔粘膜溃疡,伴白色粘附物,触之易出血,张口、吞咽均困难。于3月27日始患者头、面、颈、躯干、四肢见大量水疱破溃、糜烂、脱落,大量渗出液及大面积剥脱,类似Ⅱ度烫伤,创面红肿,触痛明显以颈部、躯干、腰部为甚,不能自行翻身。生化检查:总蛋白44.1g/L、白蛋白20.3g/L、谷丙转氨酶86IU/L、尿素氮1.3mmol/L肌酐26umol/L、尿酸95umol/L、钠123.8mmol/L、氯86mmol/L。入院后即予使用足量糖皮质激素、抗过敏、能量支持、全身大面积换药、抗肿瘤等对症支持疗法,并予全面、精心、细心的护理。于2008年6月26日患者全身皮肤愈合出院。

2 护理

2.1 心理护理: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心理护理越来越受到重视,医学心理学研究证明,疾病的发展受心理因素的制约。因此,不仅要注重患者的疾病护理,更要及时了解心理状况,做好心理护理[2]。针对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出现的焦虑、恐惧等心理问题我们采取了相应的护理措施。

2.1.1 患者在治疗原发疾病肺癌的过程中突发了皮疹,并且不确定引发皮疹的原因,使患者对治疗及护理产生了不信任、不安全感,引发了抵触情绪。疾病初期,本着和蔼亲切,充满爱心的话语安慰患者,进行说理、开导;尽量提供患者所要获取的信息,满足心理需求,消除抵触情绪,取得患者初步认可、信任、安全感以使患者尽快配合治疗和护理。

2.1.2 疾病高峰期,病情发展迅速,患者全身皮肤大面积的糜烂、肿胀、剥脱、疼痛剧烈,不能穿衣,肢体功能障碍,不能自行翻身,口腔溃

疡,张口吞咽困难,引发患者恐惧心理,害怕再次出现过敏,加重病情,并且大面积皮肤剥脱影响形象产生悲观情绪自卑感,对治疗失去了信心。在此阶段我们给患者及家属解释疾病的发展过程及其转归,详细讲解治疗方案和护理计划,例举成功案例以鼓励患者;并适当讲解医院的医疗设备,医疗水平;以增加对医院、医护人员的肯定。并鼓励其说出心中的感受,给予耐心指导,使其接受事实勇敢面对,消除恐惧心理,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在疾病恢复期,对患者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给予肯定。护理人员积极鼓励并耐心细致的指导患者做肢体功能锻炼。病情好转时鼓励病人自我修饰,指导更衣,选择宽松、柔软、棉质衣裤。

2.1.3 剥脱性皮炎是多种因素引起的表皮大面积剥脱、糜烂、渗液,伴有恶臭,护理上需要每天换药[3]。医护人员没有厌恶、怨言等不良情绪,每天及时予换药,清除异常分泌物,将创面好转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患者。及时清扫床单位皮屑,保持干净整洁,整理病房环境,使患者舒适。用关心、体贴的话语和行动感化患者,始终如一,不离不弃。

2.1.4 患者病程长,病情重,反复多变,无法预知治疗效果,不但家庭经济负担重,而且需要家属的悉心照料,配合治疗护理。患者家属在整个救治过程中,始终保持积极心态,极力配合护理和治疗,仔细认真的做好基础生活,及时将病情反馈给医务人员,主动与医务人员沟通,使得医务人员能及时掌握病人病情、思想动态,采取有效措施。并在医护人员的鼓励下积极参与护理,学习部分专业知识用于实际,以致于能更好的照顾患者,并体会到能为患者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而快乐,促使治疗性的人际关系更融洽,使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2.2 饮食护理:①因药疹起因不明确,因此疾病初期主要以高热量、高维生素流质饮食为主,如肉汤、牛奶、碳水化合物等,并增加专业营养师制订的匀浆饮食,少量多餐。②护理会诊营养指导,与营养师、家属共同商讨、制订菜谱指导家属极力配合。③不能经口进食期间,遵医嘱予鼻饲管置管,定时予鼻饲,选择富含营养流质饮食,如能全素、肉汤等,每次小于200ml,每次间隔时间大于2h。④病情稳定后,指导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鼓励经口进食,先喂少许开水,无不适时再进食温凉流质食物,少量多次,喂时宜慢,抬高床头,保持头高位,防止呕吐及呛咳,床边备吸引器。鼓励多饮水,每日饮水量达3000ml,加速代谢,保持大便通畅。⑤勤漱口,保持口腔清洁,并讲解经口进食有利于促进唾液分泌,锻炼口腔功能,防止口腔感染。

3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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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功能派翻译理论

1 德国功能主义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赖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等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该理论以翻译行为的目的作为理论核心，将研究的焦点由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转移到译文所产生的预期效果［1］，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作为功能派的创始人，德国学者赖斯于1971年率先提出将文本功能作为翻译研究的对象，通过分析原文与译文在功能方面的关系，来完成对翻译行为的评定。由于当时赖斯的理论仍是以等值理论为基础的，是一种相对较灵活的对等，因此这种功能方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等值。

而赖斯的学生费米尔奉行功能派的观点，阐发“译文功能论”的概念，提出了目的论（skopostheory）这一功能派的主要理论，指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当考虑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贴切程度，而是译文在目标语这个特定环境下预期达到的某种或某几种效果。而后德国学者诺德又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功能+忠诚”［2］的概念，认为“翻译是创作出一种具备某种特定功能的目标语文本。该文本与原文的关系，应当根据目标语环境下的预期功能或某种特定要求加以明确”［3］。从这里可以看到，诺德认为译文虽然需要“忠诚”，但却不一定是原文的刻板再现，而是可以根据某些要求加以改变的。译者需要处理自己同原文作者，读者乃至出版社书商等之间为明确译文预期效果而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从而突现译文的某种特定目的。

2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独特性

从这里可以看到功能派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翻译活动的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不再纠缠于文词句段等字面处理手段，而是着眼于如何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或是实现翻译发起方（initiator）对译文效果的特定要求［4］。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特定的预期效果决定了译文的处理手段。根据功能派的理论，原文是译者为达到预期功能所使用的信息源之一，不再具有唯一的决定性意义，而应当服从服务于预期功能；但削弱原文绝对性的工作并不是无限发挥的——功能派理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原文功能与预期设定功能在宏观上存在一致性的特点上，即预期功能无论怎样变化，也不会完全背离原文所体现的初始功能，于是翻译活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有了足够的保证，这也是诺德提出“功能+忠诚”的原因所在。不过这种尺度的把握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如果保证“忠诚”？如果不最大程度地忠实原文反而根据功能对原文进行调整，又何来准确有效的译文？

二 有争议的“直议”

那么，究竟为什么翻译要忠实原文，又当以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忠实的直译”呢？理清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功能性翻译策略与再创作的本质区别，认清功能派理论与直译的辩证关系。

1 早期直译理论发展

忠实，就是准确翻译，就是“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5］。这是直译理论一个比较公认的概念。但如何做到？围绕这一问题却存在着千百年的争议。

早期的直译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就是以希腊语翻译《圣经•旧约》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在宗教观念的影响下，所谓的翻译就必须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强调的是原作的绝对尊崇地位，译者没有权力进行修改，任何照顾读者理解的处理都被认为是叛道离经，是不可容忍的。这种翻译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虽然这种观点只是翻译理论发展初期的阶段，但直到近现代仍有相当多的支持，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当属鲁迅和前苏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iadimir nabokov）。鲁迅主张“宁信不顺”，宣称宁可因译文不通顺而令读者“痛苦”，也不改原作原貌［6］，因而也留下了后人存疑诘难的空间；而纳博科夫主张绝对精确地制作复制原作，主张宁可用注释来解释，也要保存译作与原作间高度的形似，甚至在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全文1200页，但译文仅有228页，其余的全是注释。极端的结果就是矫枉过正，乔治•斯坦纳和劳伦•g•莱顿都曾撰文批评称这是极不现实的做法［7］，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否认翻译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在复制原文；而否认翻译，虽然未必就一定是假命题，但经验主义并不能作为科学验证的依据，在人们真正了解语言了解翻译之前，这么做无疑是比较武断的。

2 近代语言学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而实质上，这种早期的翻译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死译”。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曾在区分翻译类别时，明确指出了直译与死译的界限（literary translation vs interlinear translation）：他认为直译中，目标语文本放弃了源文本的语法形式，而保留了源文本词语的意义；而死译则是同时复制源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于是目标语文本自身的语法结构也遭到破坏，就很难承担交际的责任了［8］。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尊重语言的使用场合，也就是有没有根据目标语的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突破。

而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又为直译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不再拘泥于词句等形式上的简单对应，转而开始认识到潜藏在形式之下的内容的重要性，研究“深层结构”。这种理念认为不同话言虽然形式各异，却应当存在更高层次的普遍意义，一种超越语言这种表层载体而为所有人理解的深层“信息”，而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形式的转化，体现成为各种可以理解的语言［9］；而反其道行之，就是翻译。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很多，而真正的支柱却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这种意见更多地强调“功能对等”，取代传统的形式对等，是直译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但遗憾的是，这种理论的视角是对内而非对外的，虽然不断精研内在语义结构，却没有办法看到外在因素对意义的影响，道路难免会越走越窄。［10］

尽管如此，但直译理论在坚持原文这个目标上却一直是最彻底的，面且其相对精确性也位列各类翻译策略之冠。虽然由狭义的假直译（死译）发展到广义的真直译，忠实的标准及内容不停地经因着变化与修订，但忠实原文，准确把握原文意思，却是始终也没有改变过。林语堂先生说过：“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11］。忠实原文，所忠实的应当而且必须是原文原意，而问题仅仅是出对“忠实”标准坚持程度上的差别。

三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直译特质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坚持“直译”的

本意其实就是为了更加全面而准确地传递信息，使读者能够在较少干扰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源信息”。直译的“直”主要是指坚持信息的真实度，而在文本的具体处理形式上则渐渐开始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而这种尝试也正是功能派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功能派与直译也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1 功能、解码与信息真实

功能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源文本作者在特定的语域背景及特定的语境下，预期自己的作品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在这里，语域背景成为解读作品，实现作品价值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是想完整地通过译作在目标语语域背景下再现原作的预期效果，还是想通过译作在目标语文化中实现某种特定的功能，语域背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源语文本。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在文本信息编码的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方式，乃至解读这种信息的背景知识，都将走完整解码信息所不可或缺的，或者说，这些也是信息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要素，而仅仅是将文本的意义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姑且假定这一步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没有潜在的语境来进行二次解码，作品仍是不知所云的，因此这样的翻译活动就是没有意义的。　功能派认为，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必须考虑预期功能，这实际上就是将那些被传统意义上死译理论者所忽视的背景，视作与原文文本同等显要的要素，将其视为构成完整信息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解码原文时，就完整地考虑文本信息在特定背景下所能够表达的“真实”信息，并在编码时，将完整表达信息视作翻译的最优先目标，在翻译时从目标语语域背景出发，将该背景下所缺乏的要素实体化，以文字的形式直接表达，或是将冗余要素剥离，删除多余的信息，目的就是达到一致的效果，奈达对此虽有论述，但他对此的认识是“黑箱”式的，即不明述具体的中间过程，只表述最终的结果，这虽然是翻译认识上的进步，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而功能派则提出了相对明确的处理原则，以形式上的背离来换取信息按收的真实，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破坏原意，反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更多地保留了原意。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译文相对于原文的“准确”，其实也正符合了直译理论的目标。

2 “功能”，灵活的直译

功能派所阐述“目的”“功能” 的理论，往往做出读为乱译，理由是功能派理论褫夺了原文的绝对化地位，而只将之视为比较主要而非唯一的信息源，更多地强调译文的“目的”以及目标语的语境，因此与其说是翻译，倒不如说是再创作。但这样做的理由，都是为了更完整而准确地传递信息，牺牲形式进而保留意义，这又何尝不是传递“真实信息”的翻译，何尝不是“直译”呢？

功能派的翻译活动同样是在源信息的基础上加以处理，也并没有背离信息准确性的原则，更不是肆意地自由发挥，仍然是固守翻译的种种策略，即使是最“自由”的“发起人决定目的”式的策略，仍然是要以源信息为依据的——毕竟“功能”仍是翻译策略之一，与再创作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处理的结果，其实无不符合“直译”的标准，因为它真正地做到了广义上的“忠实”，不是忠实了原文的文本，而是忠于作者原本的意图，或是意图之一。换言之，完全有理由将功能派的翻译策略视为直译的一种变体。

3 忠实的“原意”

而另一方面、功能派理论中发起人（initiator）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则是另一处争议较大的地方，因为发起人对原文的期待也许并非原文所要表达的本意，那么在发起人预期目标的影响下，翻译未必能够达到“直译”的标准。

而事实上，发起人也是原文作者的预期对象，他对原文的预期，也不可能超越原文预期功能。而功能派的处理策略，则能够动态地分析种种可能的目的，从中提取更有针对性的某种或某几种目的，进而以译者兼读者的身份，更好地解读原文的功能。也就是说，发起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而非削弱或是取消了原文的预期效果，因而也是以另一种形式地支持着原文原意，自然也无法将之剔除于“忠实”这个看似严格实则弹性的标准之外。也就是说，这种处理应当并且有理由归于广义的“直译”范畴之内。

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功能派事实上并没有背离翻译标准中的忠实原则。虽然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形式，但却是以牺牲形式为代价换取信息的忠实，这种做法不但在效果上远远优于传统意义上的直译策略，而且究其实质，根本就没有摈弃直译理论中的种种理念，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忠实，也是当之无愧的直译。

四 结论

由于突现理论创新的缘故，功能理论在阐释时过多地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削弱原作对译文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往往被误读为背离直译的忠实标准，也造成了自己在理论上的尴尬处境。但事实上，当深入研究功能派翻译理论之后，人们会发现功能派的这种翻译理论，其实不过是对直译系统的另一种解读方式，无论是从信息内容角度还是文本预期功能角度，功能派理论都是在忠实地围绕着源语文本进行更为合理的处理——只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与传统观念在形式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而误读的情况才屡屡发生。究其实质，“功能”和直译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否认功能派理论中的直译因素，不但是对功能理论的误解，也是对直译标准乃至整体翻译理论的误解。不同功能类型的文本在与原文近似度方面的差别，是哲学概念中“量”的差别，是译者根据具体翻译要求加工信息时所作处理的差别，是从属于直译标准这个宏观体系的，而绝非“质”的差别。刻意地将功能派中的直译成分剥离，否认功能理论的直译特征，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也是不符合翻译实践的。只有进一步摈弃传统的语法式的翻译思想的束缚，把握“功能”的真正目标，才能在翻译实践领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仲伟合，钟钰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j］中国翻译，1999（3），47-49

［2］ nord,c & katharina reiss (1997)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m］manchster:stjeromepublishing

［3］ nord,c(1991)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theory,methodology,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m］amsterdam:john benjaminspublishingpp28

［4］ schaffner,c(1998)(ed)translation and norms［m］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5］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英汉互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7

［6］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 李和庆，黄皓，薄振杰西方翻译研究方法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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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扇历经百年发展与变革，以其独特的精湛的技艺成为吴文化的精髓。然在现代文明下，发扬传统手工艺必定得紧跟时代审美步伐。培植苏扇土壤，增加产品受众，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其前进发展的根本动力，依托人才队伍促进行业的繁荣强盛。

关键词 传统手工艺；苏扇；人才；创新

根据国发〔2006〕18号文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苏扇作为传统手工工艺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历了百年来的艺术技艺的沉淀，苏扇艺术由原来的使用性价值转为了艺术审美性价值。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行业兴盛后，由于传统手工艺被现代机械化生产所替代的大社会环境趋势下，苏扇行业由盛而衰。目前从事苏扇行业的企业、人员不及其兴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苏扇技艺逐步走向了非遗濒危项目的境地。然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艺术收藏的升温，另有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苏扇行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机。

由于苏扇技艺的特殊性，目前发展的社会环境形式虽然好转，但行业的兴起还得依托于人才的培养。目前，苏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技能水准、艺术鉴赏等各个方面差次不齐。尤其是年轻人崇尚“快生活”，对传统手工艺寥无兴趣，更谈不上从事这一行业。古老的传统文化如果没有了年轻一代的继承和发扬，那么再优秀的文化也会失去生长的根基，不断萎缩直至消失。把苏扇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工艺发扬光大是苏扇创新型人才的必修之路。培养和扶植苏扇的新兴力量是关键。职业教育将企业和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教育教学的中心是为学生能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和基础的职场能力。苏扇产业的发展需要年轻一代力量的补给，给与这个已有百年历史的优秀传统手工艺充满新的气象，获得新的力量。高职校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对苏扇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

1　校企合作，传承精髓

苏州是苏扇的发源地，清道光6年（1826年），当时的益美斋扇庄（苏州）主要生产竹折扇。清同治年间苏州成立折扇业公所，地址在桃花坞韩衙庄内。苏扇包括了折扇、檀香扇、绢宫扇。其中檀香扇是以檀香木为材料制成的扇子，传统的苏州檀香扇用料非常考究，必须采用印度老山檀香木。由于原材料的珍贵，使得檀香扇更是一扇难求。传统的檀香扇制作工艺有开料、锯片、拉花、烫花、雕花、组装等，多达14道。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本土手工艺，创始于道光六年的百年老字号“如意”檀香扇与苏州本地高职校合作，通过校企合作平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高职校成立了“非遗苏扇传承基地”。苏扇技艺系统课程采用教学嵌入式模块于高职校艺术设计专业课程。对苏扇单元化课程做出科学设计，并符合高职人才培养方案，切实落实具体的教学实践。教学方式呈现多样性。并邀请企业行业专家到学校进行授课，传播苏扇文化和制扇技艺。感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博大精深。本地的职业学校为本土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和力量。苏扇创新性人才的素养培养是其从事该行业的重要任务。

2　结合时代，开创新品

创意设计是关键，也是苏扇提升品质的有效手段。创意设计主要是体现在苏扇的5个“新”意方面：一是新图形，二是新材料，三是新工艺，四是新色彩，五是新包装。苏扇的创意发展从其面世以来一直跟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由男扇到女扇，由中式风格到现代风格，由单一主题到多个主题，由传统题材到现代图形等等，苏扇的发展道路无不体现了创意带给苏扇的变革。创意是苏扇产业能得以推动推动力前进的主要动力，具有创造财富增加价值的功能。创新性人才必定要对苏扇设计的创新由一定的见解。

在高职教育中的传承教学中，其重要任务和核心课题就是创意。一方面从企业现状分析来看，原有的设计团队人员流失改行，年龄呈现老化，即便现在任然从事本行的设计者，虽有丰富经验有高超技艺，但缺少新意和活力。培养专业的设计人员耗时长，任务重，企业用人成本上升，并且人员流动大，导致企业要有专门培训研发人员动力不足，因此，苏扇新品严重呆滞，没有创意。另一方面从学校来看，工学结合是高职教育发展趋势，学校缺少企业真实项目，在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生能获得真正的职业能力，并强化专业能力，学校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学生具有新型的活力，有很好的创意设计但缺少实体项目。综合看来，只有将两者连接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强大的力量。而苏扇产业与高职艺术设计教育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正是创意设计。通过传承教学在高职校课程中得到实施，不仅传递了苏扇技艺这样的工艺美术经验，还要进行苏扇的美术创作教学活动，以及苏扇的工艺美术鉴赏活动。普及非遗，扩大受众，培植土壤，对于宣扬中华传统工艺起到了积极作用。将大批专业性的设计人才吸引到檀香扇的创意设计中来。这样的校企合作教学，既满足了企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还解决了高职校实景化教学的问题。

3　积极推优，开拓市场

现代社会的营销无疑是重要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在设计专业之外，营销艺术也是必备素养。在2010年8月20日上海久光百货二楼中庭举办了限量版“夜上海”檀香扇全球首发式。这一活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对檀香扇创意设计是个全新的解读，当日围观和成交客户都是年青人。除了其扇面本身的艺术造诣方面，具有古朴的造型与现代的建筑完美融合的价值外，其营销手段也是值得反思的。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有的，但如何推广产品需要合适的方式方法，依赖才智解决。市场上对苏扇的需求一直都存在。对于苏扇而言，择优推广名品，打响品牌，塑造名师大师等多种营销手段多管齐下，必将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拓展市场应当在当前做好市场调查，运用当前有效的推介手段。由此可见，创新型人才所具有的素养应是职业能力的反应。现行高职课程中有针对创业知识的必修课，职业能力的培养正是高职教学的目标。在高职校中培养苏扇高技能、高素养的综合型人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

苏扇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等基本特点。从其面世以来的百年发展历史道路上我们不难发现，在各个方面经历了多次的改革和创新，这种与时具进的意识一直没有改变。正如任何企业任何产业的生存发展只有符合时代潮流才能经久弥新。苏扇的创新是必须的。创新并不是要摒弃原有的优秀的工艺，而是将这种独特的产品推广开来，有更多的受众才能有更广阔的消费市场，有了市场认可，苏扇产苏扇产品才能有更好的、坚实的发展根基。《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提出多样性培育了创造性，体现了人类适应和改变生活条件的能力。苏扇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必将对苏扇行业起到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