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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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

宏观经济形势可从四个方面考察：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就此而言，与2007年度甚至2008年初相比，当前我国经济在总体稳定的同时出现了新态势，宏观经济表现出“稳中有变”的特征。

1、物价上涨压力依然显著

2008年5月以来，我国CPI指数出现了逐月回落的态势，政府防止全面性通货膨胀的努力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CPI指数依然在高位运行，2008年上半年的CPI指数为7.9%，如果考虑到国际石油、粮食和钢材等基础性生产要素的价格高企趋势，而国内流动性过剩依然显著、外汇储备剧增趋势明显，则人们对物价走高的预期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出现了强化趋势。

2、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2008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为10.4%，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速依然是令人瞩目的。但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企业发展为基础，在国际增速放缓、外贸环境恶化以及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影响下，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盈利能力整体下降并出现了局部大面积亏损，2008年上半年GDP增长速度也同比回落1.8%，这种经济增速回落的信号意义显然值得紧密关注。

3、就业市场格局出现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增长的就业引致效应也极其显著。但近期就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低素质劳动者的就业劣势更为突出。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在压力，在国家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也具有更多依靠智力资源获取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可以预期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难度将趋于增强。

4、国际收支格局出现变动

当前，我国依然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但国际收支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从经常项目的角度看，我国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降低，国际贸易顺差显著回落，2008年上半年我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了11.8%。从资本项目的角度看，我国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最大流入国，但为了套利、套汇和获取资产型商品的价格差，短期投机性的热钱大量涌入国内，根据估算当前我国的热钱规模约为5000-8000亿美元，热钱大量流入和集中撤退会对物价走高、金融动荡形成潜在挑战。

二、引发我国宏观经济变动的多重因素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稳中有变”的特征，特别是，在通胀压力明显的同时出现了增速放缓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量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趋势，但总量增长并未伴随着结构优化的持续推进，特别是经济体总体上采用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且增长主要是在制造业驱动下依靠工业化加速推进而实现的。这种增长方式在短期可以取得显著绩效，但其隐含的潜在风险值得深思。在外部因素诱发的基础上，粗放型增长内生的风险会集中爆发，这可能是我国出现通胀压力和增速回落并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经济形势不是单因素引致的，它是源于特定经济增长方式、并由多重因素交汇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1、在投资-出口主导和制造业驱动的增长背景下，产业的非平衡发展就是一个必然选择

由此观察，此次通胀压力主要源于食品或农产品价格上涨，当前我国面临着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农业并没有呈现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适应的发展态势。相反，在城乡收入和社会福利差距明显的背景下，农村中的壮劳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向城市流转，而在产业要素生产率差距明显的背景下，“留守”农村的生产者缺乏持续投资农业的足够动力，且在生产资料购置领域和农产品销售环节，以分散化经营为特征的农户并不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结果是，农业发展难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相适应，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型的通胀压力正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表征。

2、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所拉动的，国内消费需求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度相对较小

2007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约为40%，低于美国70%的水平和印度60%的水平。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果是风险应对能力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融资能力弱化，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压缩了企业的盈利空间，次贷危机导致的美元贬值又导致出口受阻，投资和出口回落最终导致增速放缓。问题是，内需为何难以成为增长的主要引擎？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相对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出现了回落趋势，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下降速度更为显著。

3、投资-出口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此，政府已提出将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强调通过小幅度、持续性的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从方向上看，要素价格提升和汇率升值有利于企业向高附加值区域逼近，从策略上看，小幅度和持续性升值有利于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缓冲时间。但是，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且石油、粮食、钢材等出现了突发性价格走高，基础性商品价格走高导致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而国际经济和外部需求放缓加剧了我国企业转型的动荡，外部因素打断了我国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表”，这显然会增大增速放缓长期化、就业形势严峻化的可能性。

三、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到结构性和周期性调整阶段，而此阶段又与全球经济的调整同步进行，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相交织、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相重叠，结果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显著而经济增长放缓的并存。在此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才能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的同时实现？

作为对上述问题的积极回应，政府已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调控任务的转变对政策制定提出了更高要求，紧缩政策通常可以同时实现“两个防止”，而“一保一控”则意味着政策制定经常面临“两难冲突”。显然，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不能依赖单向的经济政策，必须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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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金融、能源和消费品行业在中期将高于各行业平均增长速度。能源价格改革以及强大的潜在需求将推动国内能源厂商的利润增长，尤其是石油公司、大型煤炭公司以及电厂。金融机构的加速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加速开放将吸引国内外资金进入。银行和保险公司，尤其有外国战略投资的公司，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消费增速已十分惊人且未来有利好政策出台，消费品行业将发展迅猛。

目前货币政策基本无效

1997－2005年期间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固定汇率，伴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逐步融入全球，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日益削弱。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国际贸易的增长使中国获益匪浅，同时亦让中国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因此，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增强中国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抵御能力变得十分重要，这要求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扮演更重要、更积极的角色。

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高效、前瞻、逆经济周期的特点。这反映在美国经济增速和美联储利率政策的紧密关系上：经济上升期间利率上升，经济下降期间利率则下降，过去25年里，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名义GDP增速的相关性高达64％(图1)。而且利率水平密切追踪名义GDP的变动情况。

对比而言，我们失望地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基本无效，缺乏前瞻性，且对变化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迟钝。利率水平严重偏离经济增速，两者甚至呈强负相关关系，1998年以来相关性为-60％(图2)。这反映一个事实，即在经济上升期，收入和资本流入快速增长带来的资金面宽松使得利率偏低。低(高)利率往往导致通胀(通缩)或资产价格泡沫(暴跌)，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金融稳定性构成重大风险。

亟需放开利率管制，提高央行独立性

中国货币政策的病根在于汇率不灵活、央行缺乏独立性。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资本控制日益失效，汇率的僵硬大大阻碍了货币政策的发挥。中国亟需把以汇率为导向的货币政策架构转变到关注价格稳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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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103

[中图分类号]F822.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1

1 我国国民经济产生不确定因素的原因

1.1 外部原因

1.1.1 欧洲债务危机影响

欧盟经济遭到持续打击，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竭尽所能出台政策拉动欧洲经济的复苏，但由于存在个别债务十分巨大的国家，欧洲经济仍面临着倒退的风险。中国作为欧盟第二大合作体，受欧洲债务危机波动的影响也是非常强烈的。许多欧盟的国家采用关税壁垒的政策，保护本国的工业企业发展，导致我国的出口业务遭遇沉重的打击。

1.1.2 流动性加剧

当前美元持续走低，欧元区和日本将会持续跟随，全球流动性将会持续呈现加剧的状态，从而对我国的影响也将会进一步深入。从中美债务交易数量来看，美元的持续走低对我国的外汇储备情况是非常不利的。当然，日本作为我国的邻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而且随着流动性的加剧，低迷的经济发展态势一定会影响到更多的新兴国家，包括金砖四国等。这种流动性的影响，对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恶性循环。

1.2 内部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但是我国整体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是呈现畸形发展的态势，在发展前期增长速度过快，现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经济进入“新常态”。

第二，受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我国的出口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主要的出口对象在经济方面都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呈现低迷状况，再加上我国通货膨胀的经济态势，导致成本上涨，丧失价格优势，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第三，国内通货膨胀态势严重。在通货膨胀方面，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原油和金属，这两项对于我国的工业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再加上小商品的价格也呈现小幅增长，无法刺激国民消费。

国内外宏观经济的诸多问题，留给了我国一个非常难的决策问题：到底应该实行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令国民经济回升。对此，本文笔者仅仅从自身观点出发，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2 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

2.1 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经济增长

2.1.1 刺激消费者需求，增加居民收入

通过宏观调控，尽可能降低膨胀率，发展新兴的第三产业，促使消费结构升级。

2.1.2 深化税制改革

积极采用减税、退税、优惠的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对居民必需品进行相关的政策支持。积极推进“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步伐，通过税制的改革刺激居民消费。

2.1.3 城镇化进程和惠农政策相辅相成

加快城镇化进程，启动更多基础类民生工程，拉动内需，利用剩余劳动力。农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因此，要制定惠农政策，给予农民更多的政策保护，在三农问题的上要时刻保持高度的重视，做好民生工程的建设。

2.2 稳健的货币政策微调经济发展

2.2.1 进行金融制度改革

一定要扎实推进利率改革，与人民币的汇率相适应，重视基准利率的作用，完善我国的金融制度，深化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问题，重视收支平衡的国家预算，重视宏观经济对金融制度改革的影响，重点推进农村地区的金融制度改革。农村虽然是我国金融的薄弱部分，但也是我国金融的一块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国家必须深刻关注金融制度的改革问题，良好的金融制度是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

2.2.2 利用信贷关系调整经济结构

刺激内需，通过刺激居民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化升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技术产业要给予大力的信贷资金支持，吸引信贷资金往民生工程的发展。信贷资金应用于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动。对于传统的行业，通过信贷基金做好结构调整，适时淘汰不懂改革产业结构的群体。

2.2.3 防范金融危机及金融风险

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已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本国出现了类似的金融危机或者金融风险，那么打击一定是更加巨大的。只有政府、银行、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国民经济发展理念，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做好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

3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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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视角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思考转变，属于新兴经济发展视角之一。循环经济想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可持续发展，所以可以将绿色发展与发展过程中的环保程度作为基本指标。从循环经济的视角下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入手，让经济发展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环保观念相互结合，保证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循环经济基本原则

循环经济理念的提出，是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小化，所以循环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以及“资源化原则”。

1.减量化原则

减量化原则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为了减少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工作人员必须在生产的源头上考虑如何节省资源，提升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可以通过改造生产技术、实施生产清洁的方式来减少污染物排放。

2.再利用原则

再利用原则属于控制性原则，理念是让生产工作者可以多次使用相同物品，或者让同一物品在多种环境下使用。也可以将再利用原则视为延长产品寿命的一种原则，通过这一模式来减少资源整体使用量以及废弃物品的排放数量。

3.资源化原则

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控制原则，让废弃物变废为宝，转换为可以二次生产的原材料，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产出新的产品，将新产品再次投入到生产或者是市场中，通过资源二次利用的方式来减少废物的排放量[1]。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

1.促进经济发展

从循环经济视角的角度入手思考宏观政策可以起到的作用。循环经济模式属于我国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中的基础性思考模式与追求模式，不仅可以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同时也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对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进行调整与掌控，将二者相互结合，通过循环经济的模式制定宏观发展的经济政策，让经济社会实际情况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经济高速发展[2]。

2.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思考宏观经济的作用。循环经济可以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这一要求不仅符合我国当前基本国情，同时也符合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在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将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相互协调，提升宏观经济政策所需的可持续性，保证社会发展质量[3]。

3.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循环经济可以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认同程度较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很少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相关从业人员更多的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经济的保护以及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减少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4.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式

宏观经济政策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只有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才能保证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不会偏离国际整体发展趋势。让循环经济与环保发展理念相互融合，从二者的交集中寻找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方向，提升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与速度[4]。在 2010 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扶持经济发展，如表 1 所示。

三、结束语

从目前我国的基本情况入手进行分析可发现，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比较片面，不能对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宏观经济虽然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循环经济的整体目标不够明确，所以采用的政策与手段也与循环经济的基本需求相差甚远，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循环经济这一辅质的政策不能完全融入到宏观经济政策中。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可以推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目标，比如在财政政策上，可以将激励政策与惩罚政策相互协调。比如在产业政策方面，可以纵向的拓展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将其调整为市场行为。对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来说，需要转变我国政策偏移力度，多关注环境与资源，形成长久的发展机制。为了保证循环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环境及资源政策和金融支持政策等方面入手，制定政策清单。采取多方相互协调的模式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林纯萍.循环经济视角下的绿色技术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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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者，对采取财政金融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都持基本一致的看法。但各方普遍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出台以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象想象的那样明显特别是有些政策，如财政政策，在扩大投资、刺激内需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并不是很多，从己经出台的一些财政措施来看，力度也比较有限

 

本文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经济中“弱财政强金融”的特征有很大关系作为宏观经济的两大方面，财政和金融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各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和机制，也都各有自己的优劣势宏观经济政策要能取得好的调控效果，必须以财政金融的协调配合为基础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削弱，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强的现象，致使宏观调控越来越依赖金融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迟迟不能出台，这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难度加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这种情况，当前的宏观调控应从改变财政金融地位不对称的状况入手，在财政金融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完善宏观调控手段，以顺利实现国民经济的各项中远期目标。

 

“弱财政、强金融”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显著特征

 

(一)我国经济中的弱财政现象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罗纳得。麦金农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弱财政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缺乏一个有效的税收管理制度，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税收流失问题;二是对政府支出特别是预算外支出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导致这些国家不得不面对日益积累，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根据我国的财政状况，弱财政还应包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的特征，也即通常所说的财政两个比重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主要从财政收入方面剖析弱财政的特征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笔者计算了“财政收入増长率/GDP増长率”这一指标，该指标反映财政收入对国民经济増长速度的弹性从计算结果来看，该指标值极不稳定，波动幅度在0.22~1.09之间。而且波动无规律，与时间序列没有相关性说明财政收入増长还没有内含于经济的増长，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増长相适应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机制

 

财政收入下降使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下降财力是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基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使有限的财政收入扣除掉用于政府管理国防、文化教育领域的支出后，可用于经济领域进行财政调控的财力相当有限。统计显示，经济建设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改革之初接近60%的水平，一直降低到1995年的41.9%，下降了18个百分点，表明财政职能总体上日益向消费型倾斜。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财政预算内投资资金的平均増长速度很慢，仅为12.3%。远远低于其他来源的投资资金的増长速度(分别为93.%-152%)，也远远低于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平均71.4%的年増长率。预算内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己经从1985年的35.5%下降到1996年的6.2%，下降幅度近30个百分点如此低的预算内投资，极大地制约了财政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进行投资，以缓解经济发展“瓶颈”制约的努力。

 

除了受到财政收入的限制外，财政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还受到财政自稳定机制方面的影响。众所周知，财政调控包括自稳定器和相机抉择两种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増长弹性极不稳定，波动无规律，说明财政税收制度中的财政稳定器作用还很差好的税收制度能使财政收入内含于经济波动，通过増减居民和厂商的可支配收入自动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显然还没有作到这一点。在经济高涨时期，财政收入没有出现递増比例的増加，有的年份甚至连等比例的増加都没有做到。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财政收入没有出现递减比例的减少，有的年份反而出现高速度地増加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实施经济调控职能基本上不能依靠自动稳定器作用，而只能靠相机抉择的政策操作，这必然使财政调控经济的功能大打折扣

 

(二)我国经济中的强金融现象

 

改革前我国财政与金融的基本格局，是“大财政，小金融”金融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大，基本上只起配合作甩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下金融的附属地位，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学者用计量方法测算了1985年至1996年12年间GDP与M2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该计算期内，我国货币供给与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平均每増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相应可以推动0.4个百分点的产出増长这充分说明改革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増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货币化程度的加深，货币化系数保持在较高水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以M2/GNP表示)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经济越发达的国家，M2/GNP系数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国家的M2/GNP的统计，1994年中国的货币化系数为83.%，仅低于日本的112%，英国的9齡和埃及的86.3%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美、法德意四国都在65%左右，韩国为39.2%，泰国为68.%，印度为55.牴，印尼为39.3%，菲律宾为32.%。

 

2银行可贷资金急剧増长M2/GNP可同时用来表示一国银行的可贷资金状况据统计，我国银行可贷资金状况自改革以来一直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M2由1979年的1350.4亿元扩大到1997年的89259.32亿元，扩大了65倍。M2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也由1979年的0.34提高到1996年的1.13可贷资金的急剧増长，为金融部门扩大信贷规模调控国民经济运行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

 

3.企业生产和投资中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比例发生大幅度逆转。改革以前，我国经济是财政一一计划主导型经济，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绝大部分资金都由财政直接拨付和调配，银行只起一个出纳和记帐员的角色改革使资金的分配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预算在生产和投资中的角色逐步淡化，银行贷款的地位则不断上升。

 

二、“弱财政、强金融”格局下的财政金融关系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弱财政除了直接对宏观经济调控造成影响外，由于财政力量的不足，许多本应该由财政承担的职能，都推给了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微观方面和结构方面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主要的有：

 

1.财政硬化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后，企业转而依靠银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银行使用低息贷款以维持亏损的国有企业改革近二十年来，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父与子”的软预算约束格局面对国有企业长期、普遍的不景气，银行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用低息贷款维持企业的生存。二是国有企业效率长期得不到改善，负债率又过高，成为导致中央银行一再下调存贷款利率的重要原因。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己从1978年的28%升到1997年的66%据估计，1996年国有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5500亿元，需支付利息4680亿元1997年贷款余额达6273亿元，需支付利息7527亿元国有企业如此高的利息负担直接促使了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前四次降息至少使企业少付了3000亿元的利息。

 

2财政无力向企业注资，阻碍了国有企业的财务重组目前，我国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平均的资产负债率己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1997年末，我国各银行贷款余额59317.5亿元中，不良贷款约占25%其中逾期两年以上的呆滞贷款约占5%-6%，预计无法收回的呆帐贷款约占2%呆滞贷款总额己超过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总额这意味着即使动用所有资本金也无法全部核销呆帐金融改革要使专业银行按商业性原则经营，必须首先清理银行与企业的资产负债关系，使银行和企业摆脱历史包袱，在新的起点上运行。

 

对银行、企业进行财务重组的理论方案很多，但各种财务重组的方案都包含着较大的财政成本，如果没有必要的财政收入支持，这些方案都难以付诸实施进一步讲，即使顺利地清理了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资产存量结构调整了。如果财政收入入不敷出的状况得不到根本好转，最终很可能使银行和企业重新复归到初始的财务困境。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麦金农所一再强调的观点:在财政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金融最终会因为财政压力而陷入困境。

 

篇6

[中图分类号] 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09-05

通货膨胀可以被描述为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水平持续地和显著地上涨[1]。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各国都把价格稳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作为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通货膨胀不仅没有被消除，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GDP连续五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再度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

一、当前通货膨胀的形势及特点

由于价格的相对变化和变化时间的不一致性，温和的低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容忍的。许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坚持这样的看法，温和的或爬行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对产出和就业有扩大的效应。弗里德曼认为，最佳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实际利率的负值。在欧元区和美国，中央银行所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是2%左右；在中国，公众的容忍度和央行的控制目标是3%左右。但是，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以后，从2006年底开始，中国的CPI再度攀升。2007年3月， CPI涨幅突破3%的警戒线；到2007年7月，CPI增速达到5.6%，创出新高。2007年全年，CPI比上年累计同比上涨4.8%；进入2008年， CPI继续上升，1月CPI同比增长达到7.1 %，二月8.7 %，三月8.3 %。尽管下半年CPI有所回落，但大多数商品仍在高位运行或继续上涨。

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发生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生的时机与1994年和2003年的通货膨胀大体相似。二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依然是物价上涨的导火索。我国历次通胀都伴随着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二者总是相伴而来。三是当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次贷危机、美元贬值、全球经济衰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

二、影响当前通货膨胀的因素

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很复杂，既有成本推进的因素，又有需求拉动的因素；既有国内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不合理的因素，又有国际经济形势影响的因素。

成本推进的因素主要是全球石油、粮食及其他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2008年2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有效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连创新高，5月初已经突破了120美元。低油价时代的终结不仅加剧了人们对于能源短缺和高油价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而且，乙醇汽油等替代能源的开发进一步推高了玉米、小麦等粮食价格和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价格。国际市场的粮价上涨直接影响了国内的粮食价格，并形成相互推动，持续上涨的态势。粮食价格的波动逐渐向下游传导，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和猪肉价格加速上涨，直接推动了CPI的上升。尽管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由于国际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不仅推高了国内以此为原料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国控制物价上涨的压力。除上述因素以外，推动成本上升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工资成本的提高。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短期内，部分企业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甚至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需求对本次通货膨胀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2007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升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资产价格上升主要表现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扬。目前，尽管股票价格已经回落，但房地产价格仍居高不下，房价的飙升直接拉动了与此有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相关行业投资的增长和价格的上升。作为中国供求失衡最突出的一个部门，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对本次通货膨胀的产生和进一步恶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的迅速增长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和现行的结售汇制度。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280亿美元。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多年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的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央行不得不对增加的外汇储备按汇率投放等值的人民币；另一方面，为了抵消增加的货币供应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人民银行实行对冲政策，通过发行央票对冲增加的基础货币供应。在当前双顺差的格局下，央行已经无法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通货膨胀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复杂，最主要的是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元不断贬值的趋势以及2007年已经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从全球的角度讲，都离不开美元被刻意贬值的结果。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压力，推动了国际市场上石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

三、当前通货膨胀的类型及根源

确定通货膨胀的性质和类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在现实生活中，单纯的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是很难找到的。萨缪尔逊和索洛提出了“混合型通货膨胀”的概念，指由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起作用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贝多广和朱晓莉(2007)认为，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2]。周其仁(2007)认为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汇率低估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3]。余永定(2007，2008)也将人民币汇率低估、国际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过多作为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属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4]。

目前导致我国目前物价上涨的因素是多重的，不仅仅是货币发行量过多的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导致通货膨胀的包括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等多种因素，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混合型” 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混合型的通货膨胀中，需求拉动的因素偏多一些。

作为经济社会一种常见的病态，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在物价上涨的表象下面，隐藏着经济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这才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源。

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消费需求不足。尽管GDP连续5年以超过1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民可支配收入却增长缓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长期以来内需不足，消费不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短期利益，将土地和房地产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不遗余力的推动地价、房价的上升和房地产业发展；同时，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尽管在短期内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和一时的繁荣，但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恶化、资源过度消耗和贸易摩擦加剧。而房地产市场过热和外资的过多涌入正是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源头。

三是垄断力量对社会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陈志武(2007)认为，普通民众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的分配给了政府和垄断性的国企。由于某些产品和服务缺乏竞争和人为的供应不足，其价格并未因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渐下降，而是显示出较强的刚性，这种现象在银行、石油、石化、铁路、电信、房地产等行业和部门表现的尤为突出。这种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偏离最优，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从表面上看，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猪肉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但在形成CPI的8大类商品篮子中，猪肉的权重是无法与房地产等产业相比的。

四、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困境

无论通货膨胀的近因是什么，通货膨胀都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时会致命的疾病，一种如果不及时治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疾病(弗里德曼，1991)[5]。在通货膨胀扩散的过程中，整个经济社会都受到它的冲击和影响。一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支出大幅增加，生活质量下降。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恩格尔系数相比2006年以来罕见上升。恩格尔系数上升，意味着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增加，福利下降。二是价格上升与通胀预期相互推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不断增加的恐惧，而消费者的恐惧又反过来使物价上涨更快。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形成，并与价格上涨形成互相推动的格局。三是进一步扩大了已经十分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 0.465的历史高点，2007年突破0.48。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抑制了消费需求，而且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四是由于货币的破坏力导致价格系统紊乱，打乱了市场机制的一切有效秩序，干扰了市场信号的传递并使信号失真，造成资源配置失调，降低经济效率并使经济陷于不稳定状态。

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形势的日益恶化，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力求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形势并没有明显的改善，CPI依然居高不下(2008年6月CPI增幅为7.9%)，而且正在与PPI正在互相推动、一起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增加。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明显，一方面通货膨胀具有一定惯性，另一方面，当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就有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当前通货膨胀还具有输入性通货膨胀的特点，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美元贬值和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仅靠国内的经济政策是无法消除的。

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易松不易紧。由于中国的财政支出具有不对称性，即扩张容易、紧缩难，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过热的职能并没有充分发挥。一方面，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党政系统和公务员队伍，公务人员工资及其他各项费用支出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财政政策还具有产业政策的职能，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不可能减缓。此外，2008年是一个多事之年，年初南方发生雪灾，五月份四川发生地震，灾后的重建工作及即将举行的奥运会都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便会带来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综上所述，可以预测，2008年中国的财政支出减少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已有的研究显示，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货币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一是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用于反对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而对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由于本次通货膨胀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对于推动物价上涨的成本推进的因素和国际传导的因素，如粮食价格、油价和工资等因素的上涨，货币政策无能为力。二是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外部时滞，中央银行通过变动货币供给量和利率来影响投资、收入和价格往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三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例如，自去年以来，中央银行在继续对冲的同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以收紧银根。但此时，在住房危机、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等三重危机的强力冲压下，为恢复公众信心和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已经多次降息。在中美存在利差和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推动下，国际热钱正加速流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冲的难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基础货币的供应不可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无法维持，物价上涨的源头也无法消除。

人民币升值无疑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2008年以来出口增速和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一是造成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损失。二是导致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强化了其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加重了继续升值的压力。三是加大了出口企业的成本。人民币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削弱了中国自身的成本优势与竞争优势，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一些出口导向型外贸企业的成批倒闭、外企恶性抽逃资金的现象，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一旦出口减速，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因此，人民币升值也面临两难困境，快速升值还是缓慢升值?升值的幅度应该是多少?都不容易把握。

对冲政策是中央银行面对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实行对冲政策的成本是高昂的。商业银行持有过多的央行票据，收益受到影响。而且，外汇储备的内生性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继续实行对冲政策可能会导致货币供给更大幅度的波动和经济的不稳定。

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广泛，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偏差。它的副作用是严重伤害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严重收缩国内企业的资金流。例如，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下， 沪深股市A股价格再遭重创，到2008年7月初跌幅已达60%以上，令大部分投资者财产急剧缩水，购买力降低。紧缩政策对企业的冲击更大，一些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言，不得不承受激增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贷款利率上调等，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多数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的大量破产不仅造成有些地区经济衰退，而且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而且，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刺激了地下金融的发展，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冲击。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而当前紧缩的货币政策只是一种短期的微调措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不能寄予太高的希望。

五、通货膨胀形势展望及政策建议

2008年下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将更加严峻，并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PPI的持续上涨。2008年5月，PPI增速达到8.2%，创下三年多来的新高。PPI正在通过流通领域传导到CPI。研究表明，PPI向CPI的传导有4～6个月的时滞。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内PPI仍将维持在高位，CPI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继续加大。

二是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仍在继续上涨。在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国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压力增大，虽然国家采取了一定的限价措施，但这种限制很难控制国内价格的上涨，只能使涨幅有所放缓而已。

三是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不断强化，国际热钱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四是房地产价格依然居高不下，价格泡沫破灭的风险依然很大。

通货膨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后依然很脆弱，而且再次对现有的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

通货膨胀危害社会公平和稳定，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和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有丝毫动摇。短期内，具体政策措施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汇率政策

汇率政策在反通货膨胀政策中发挥的作用，除了对总需求和失业总水平的间接作用以外，汇率还通过进口最终产品价格、国内可贸易品价格、进口中间产品价格三条不同渠道直接影响总体价格水平。尽管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减少过多的贸易顺差、抑制国际热钱流入的必要措施。如何应对经济崛起时期的货币升值压力，德国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为了改变货币政策腹背受敌的现状，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必须进一步减缓外汇储备增长势头，采取措施削减外汇储备存量。除了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少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外，中国应扩大对技术、粮食、原材料以及其他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平衡国际收支，充实战略储备，平抑国内物价。

(二)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

由于本次通货膨胀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必须结合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以减轻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财政政策主要应包括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一方面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和国内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减轻通货膨胀对他们生活的冲击。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引导和扶持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上。

(三)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源头，日本和美国的教训值得深思。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不仅仅是一个需求过度的问题，人为的供应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必须打破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商的利益链条。一是降低地价，降低土地和房屋交易的各项税费，减少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依赖；二是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市场供应；三是在房屋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尤其是境外热钱和国内投机资金的炒作。

(四)能源和原材料

近年来，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40%，中国也早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尽管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和长期以来国内能源价格的扭曲使中国已经错过了理顺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油价上涨也会增加治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理顺扭曲的价格机制仍是非常必要的。

(五)粮食

粮食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不应人为压制，农民生产农产品获得合理利润的要求应当被理解和尊重，靠价格扭曲牺牲农民利益得到的廉价农产品和物价稳定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久的。本轮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应使我们更加重视粮食安全，增加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建立保障系统缓解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者的压力。

(六)预期

预期主要包括通货膨胀预期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当前通货膨胀最令人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公众日渐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余永定，2008)[7]。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增加交易费用。同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吸引国际热钱源源不断的流入，抵消紧缩政策的有效性。预期一旦形成，便会不断的自我强化，很难消除。要消除预期，必须要树立公众对政策的信心，“树立对规则的信心比规则本身更重要”。政府要通过不断加息、增加转移支付和减税来稳定通胀预期。

面对不断涌入的国际热钱，我们应在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中国的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资本管制不能轻易放弃。政府应密切关注和防范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国际热钱，最好出台政策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对外资的流入进行限制，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消减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在短期内，为了防范通货膨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措施并无法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不解决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通货膨胀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治理的代价会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在坚决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加快推进市场体制改革，尽快纠正不合理的、扭曲的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汇率制度、利率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通过结构调整扩大内需。长期政策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减税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不得不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这种结构性的失衡是无法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纠正的。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需要，货币政策紧缩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尽量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为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国民福利，扩大企业和个人抵抗通货膨胀的能力，

国家应大幅削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真正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

(二)放开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

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不解决，即使通货膨胀率能降下来，过剩的流动性仍会不时地对经济造成冲击。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抑制新的过剩的流动性产生；另一方面，应当积极为已经产生的过剩的流动性寻找出路。除了推动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以外，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放开准入限制，引导过剩的流动性流向实体经济。这样不仅可以通过竞争降低某些垄断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减轻整个社会价格上涨的压力，而且可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三)完善金融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问题中，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不能让货币政策沦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如果在放弃资本管制之前建立不起健康、完备的金融体系，持续、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便无法保证。货币当局必须通过制度建设，让利息率在货币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引导过剩的流动性向国际资本市场回流。

综上所述，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矛盾中暴露出来的一个方面，其背后所存在的问题要比其本身要严重得多。我们应该借助这一事件，认真的审视我们的经济制度和增长方式。通货膨胀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站在了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的十字路口。中国必须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变，就是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国内的消费，而不是靠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改变那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对于中国而言，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会，机会永远大于挑战。借助于治理通货膨胀，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759.

[2]贝多广，朱晓莉.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J].经济研究，2007，(9)：33-47.

[3]周其仁.汇率低估是通胀的根本原因[EB/OL].新华网，2008-4-14.

[4]余永定.2008年中国经济：应对三大挑战[J].国际经济评论，2008，(5-6)：5-9.

[5]弗里德曼著，安佳译.货币的祸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92.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82-584.

[7]余永定.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十个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08，(1-2)：22-24.

Inflation and Dilemma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Li Zh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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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392（2008）11-0053-02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我国的通货膨胀成因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分析。

（一）国内因素

1.我国的金融投入重点仍然在中长期基本建设上。金融数据显示，全年1至6月份，银行全部贷款增加了27341亿元，同比只增加15.17%，中长期贷款增加16355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中，中长期贷款占比达51.0%。

2.国家政策性银行中长期贷款增长过快。以今年1至5月为例，国家政策性银行从商业银行购买金融债券4281亿元，同比增加2500亿元。

3.商业银行绕过信贷规模通过信托产品发放贷款。据分析，仅2007年一年，有1万亿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投资。

4.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投资冲动，搞基本建设，是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又一重要因素。这里既有体制问题，也有管理问题。

5.成本推动是通货膨胀的又一重要原因。一个是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另一个是企业的社会负担加重。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大大提高，一时难以消化，这一方面降低了出口企业的国家竞争力，另一方面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国际因素

1.国际市场上农产品､原材料､能源等结构性供求矛盾是这次世界性通胀的重要因素。这几年，世界经济持续发展使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少数寡头的过度投机和操纵，使世界粮食､石油等许多产品己经被金融产品化，经济规律被破坏，产品价格被严重扭曲，短期内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2.热钱大量流入。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热钱大量流入我国这是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押至2007年底，通过包括贸易等各种渠道流入的热钱约有5000亿到8000亿美元，若加其盈利部门，应在一万多亿美元，接近我国外汇储蓄余额。它加大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造成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目前，美国次贷危机远没有过去。为了度过这次危机，美国增加数以千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干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多次降低利率，致使美元大幅度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所有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我国同样也遭受了严重损失，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在一定意义上使我国失去了货币政策操作的。这实际上是美国通过货币政策搞的一次社会财富再分配。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转嫁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使自己获益。

二､几点建议

解决我国通货膨胀的问题，必须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去寻找。在国家上，着重在美元政策上去寻找。避免世界通胀给我国经济带来更大的损失。如果看不到我国通胀和世界通货膨胀的联系及其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在认识上将陷入一个很大的误区。其结果，必然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样，如果只看到我国通胀和世界通胀的联系，而看不到我国通胀自身的成因及特点，将会变得束手无策和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治理通胀的时机，造成更大损失。

（一）建议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灵活的金融政策相结合，大力支持小企业､民营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证明，单一实行从紧货币政策在执行时往往错位。该紧的基本建设贷款没有管住，该保的小企业､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没有保住。其结果，只是进了效益好的小企业､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需求，把经济搞死。在治理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时候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

1､对小企业､民营企业中长期贷款实行计划单列。

2､多方面组建金融担保机构。

3､建立小企业､民营企业扶持基金。

4､中央银行的再贷款，重点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的资金需要。

5､保障小企业､民营企业适销对路产品的流动资金需求。

6､搞活非商业银行的信贷市场。

7､经有关部门批准，发行债券。

（二）适度放松价格管制，逐步理顺能源价格､农产品､食品价格，对中低收入居民实行财政补贴

鉴于这一轮世界性通胀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就应当有一个较长期的对策。强制的价格管制违背经济规律不能持久。世界性通胀复杂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及输入性也不允许我们实行强制的价格管理。强制价格管理只是把涨价的压力往后推移，为后续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埋了隐患，价格适度放开后，对低收入家庭会造成较大影响，消费结构会产生较大变化，建议对低收入居民实行生活补贴。

（三）免征利息所得税

利息所得税就其本意讲，是居民储蓄利息收入的再分配，在正利率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在许多国家只有正利率超过4个百分点时才征税。我国90年代之所以迟迟没有恢复这一税种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只是到了储蓄利息补贴率为“0”以后，才得到恢复。在通货膨胀､股市低迷的情况下，居民没有其他投资渠道，居民为了养老､子女教育､买房､防治疾病等需要，不得不把节省下来的钱存入银行，这实际上是一种被迫性的储蓄，暂时免征利息所得税不应当看作是减少财政收入，而应当理解为取消不合理的税收。

（四）淡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严格治理热钱流入问题

人民币升值预期是热钱流入的重要动力。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05年2.56%，2006年3.35%，2007年6.90%，有人预测今年升值幅度不会低于10个百分点。要淡化人民币升值预期，实行温和升值，也可以让人民币汇率双边波动，改变单边走势。同时，也可以向市场持续传递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信息和信号。

对流入热钱的各种渠道有关部门要严格管理，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对查出的问题要进行整改。对大案要案进行严肃处罚，加大对假借合同非法输入热钱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处罚力度。

（五）适当上调今年计划的通货膨胀率

这主要基于以下儿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通货膨胀的全球性､非短期性及复杂的经济性和政治性。二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及其向全球转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三是放松价格管制，理顺能源､价格､农产品､食品价格后所释放出来的涨价压力。四是财政对城乡低收入阶层的物价补贴。五是适度放松小企业､民营企业流动资金的需求，从单纯的紧缩转向大力支持经济的发展，维护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六）密切注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变化，相应制定我国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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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外贸进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末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出现顺差现象。进出口贸易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后遗症的出现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进几年我国日益扩大化的经常项目和相关的金融项目、资本项目出现了双向顺差。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产生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愈来愈高。

    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双顺差现象导致国际经济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产生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所以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扩大内需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和谐、平衡发展。此方法的具体实施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来支持，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外汇盈余情况明显且在不断增加，持续增长的外汇导致我国的物价一直不稳定，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的力度远远不够。所以为解决和纠正外部经济失衡的状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采取积极相关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税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内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从内在因素分析要解决此种矛盾仅仅依靠一些财政措施是很难实现的，如当前的金融体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员的相关考核体系不完善、政绩考核不科学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缓解矛盾，必须把财政和税收政策同时利用起来。

    一、提升公共消费的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

    首先，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费，所以政府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需从实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投资来扩大内需，另一种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二者只要有一个方面扩大需求，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以往通过投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效果。

    从当前状态看政府消费是集中式的，我国居民消费比较分散、很难起到明显效果，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从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来分析，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为短期收入和长远预期收入二种。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的水平，此状况导致我国很有消费愿望的人没有能力消费，购买能力、消费能力相对很弱，此部分在我国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国依靠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居民的未来收入很难保证，因此其消费愿望更加难以实现。所以从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由于我国的钢铁、房地产、水泥最近几年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原材料供不应求，因此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导致煤、电、油等出现紧张的局面。因此，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当前经济发展，必须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投资转移到消费。从消费的形式来分析，消费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居民消费，另一种是政府消费，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居民消费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自然把消费的问题落在政府身上。从长远角度来分析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必须依赖国家好的公共财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之所以如此难以启动，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未来的一些消费是必须的、具有刚性的特征。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居民的未来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当前要想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必须从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消除广大的居民的担心，解决他们的未来若干问题，如此状态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费、大胆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我国当前的外资导向不合理，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导向比较明显而对产业的导向比较弱。对我国的沿海地区投放力度比较大，而内地的关照程度较低。从经济特区到经济开发区再到经济引导区逐渐递减投放，从我国的东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种不均衡发展状态导致我国的外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我国的东部税收政策优惠比较明显，中西部很难享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我国外资利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导致其产业导向较弱，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平衡，从高新技术产业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大都体现在沿海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基本享受不到。外资的投放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资还流入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房地产等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的行业和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很难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国的外资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险、银行、电信、证券等领域流入，而这些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国加入wto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国的外资依然在享受超国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状况在国外是很少见的，也给内资本带来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现内资通过国外注册公司，最后把资金通过国外转入国内，形成所谓加外资现象。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和国际社会倡导的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给我国产业发展和升级带来了很多问题，产业无法转型，外资优惠政策不一致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我国当前必须积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达到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减轻资本贸易顺差给我国人民币造成的升值压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若干问题，为提升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对于一些具备优势但又缺少资金的产业，要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扶持，防止所谓假外资现象的产生。对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进行逐步淘汰，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三、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保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要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调整税收政策，达到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平衡。从我国与美国欧洲等国的贸易摩擦来看，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来看不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从本质来看我国贸易顺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国经济出现降温的一种表现。因此我国的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内需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很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更加明显。如此下去导致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争端和摩擦会进不断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我国当前的对外贸易状况，如何更好的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式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认真思考，全面分析，必须通过优化对外贸易的方式来达到贸易的协调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注重自主创新品牌产品出口，加大自主创新品牌的出口力度，控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出口比例。进口方面我国更加重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国内短缺资源。我国采取的对外贸易若干政策中，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运行起到很重要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更好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强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质量，有效的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我国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限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的出口，其中最显著的措施就是通过控制出口退税，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对一些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征收出口税，为我国出口高质量、高技术含量产品提供重要的税收政策支持。因此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从具体实施状况来看，无论是对出口退税还是对出口增税，都是调整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的手段，通过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在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上找到平衡点，才能减少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才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才能更好的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其实就是一个杠杆，通过此杠杆可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同时我国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才能促进结构优化和升级，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只有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才能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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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15－07

引言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以各国(或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就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磋商和协调，或适当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或采取联合干预市场的政策举措，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或经济危机所形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系统性危机爆发后，单个国家的利己行为不但难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反而可能因损害他国利益而最终不利于危机治理。Copper(1968)指出，在“溢出”效应存在下，国际政策协调往往有助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一致的、共同加强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避免负外部性而有利于整体经济运行。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扩展为系统性金融风暴，世界经济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2008年美国GDP于第三季度负增长0.5％，第四季度负增长3.8％之后正式进入衰退。而在此之前，欧洲和日本在2008年第二、三季度就已连续负增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正遭遇双重打击，一方面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援助资金更难获得。那些经常项目处于严重逆差、财政状况不佳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危机。来势汹汹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已使单个国家的抵抗苍白无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为重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七国集团(G7)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体都频频行动，出手救援。其中，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IMF则主要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进行了危机救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1　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变，美国及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显著削弱。1975年G7产生，多极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局面形成。此后G7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日显重要。在经济领域，其磋商的最频繁、效果最显著的领域主要涉及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以及金融危机救援等。此次金融危机中，G7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通过采取同向救市措施、扩大货币互换、政府间紧急贷款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协调。

(1)主要国家采取了同向的救市措施。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美国家的金融系统遭受了最直接、最严重的打击。为拯救金融系统，欧美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解决问题资产和银行的重新资本化。以美国为例，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接管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MG)等濒临破产并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以防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2008年10月初，美国出台了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法案”，基本服务于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2008年11月份，美国又通过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其中6 000亿美元用来购买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等机构发行的债券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次是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为了激活货币市场流动性，美联储创造了包括TAF、TSLF、PDCF、AMLF、CPFF以及MMIFF等一系列新工具，政府还为市场提供了各种担保。与美国相对应，欧洲也对金融系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8年10月初，英国推出5 000亿英镑救市计划。除了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之外；英国央行和政府还联手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央行向银行系统提供了2 000亿英镑的短期融资贷款，政府为银行间拆借提供约2 500亿英镑的担保。英国在2009年1月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中政府将增持银行股份，为银行存在的风险资产和债务提供担保，并通过资产收购计划帮助金融机构融资。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基本上以英国模式为蓝本。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渗透不断加深，各国的救市重点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首先是协调性降息举措空前密集。在2007年6月29日至2008年5月16日期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指向相去甚远：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降息，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保持利率，其余国家则升息。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显著降低以及金融危机的恶性影响逐渐显现，主要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为了刺激经济，除了降息别无选择。2008年lO月份以来，C7以及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入全球性联合降息的行列。到2009年初，美、日两国利率接近零，而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有向零利率迈进的趋势(见表1)。

除了降息之外，发达国家还纷纷推出实体经济救援计划。美国在2008年11月份推出的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就试图通过2 000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款工具(TALF)计划帮助消费信贷。2009年2月，美联储将该TALF计划的规模提升至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一项总额7 870亿美元的新方案，旨在通过增加开支与减税创造就业机会。欧盟于2008年11月份出台的2年期欧洲经济复苏方案，动用20004L欧元来提振消费和商业信心。具体内容涉及进一步降息、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及一系列惠及中小企业的政策。2009年初，欧洲各国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救援力度，着重加强对能源、基础设施、汽车行业的投资与扶持，竭力阻止失业率的迅速上升。与此类似，日本早在2008年10月底就公布了价值约27万亿日元(约2 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年初，日本又提出75万亿日元经济振兴方案，着眼于刺激内需。

(2)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除了在国内采取同向的救市措施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跨越国界的协调――货币互换和紧急贷款来应对全球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问题，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扩展。

首先，提高货币互换安排额度。由于各国银行纷纷需要储备美元以防御对手之违约风险，美

元资金需求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为配合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安排允许全球各央行从美联储获得美元资金注入国内银行体系。2008年10月13日起，美联储通过与欧洲三大央行(英国、欧洲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安排向市场“无限量”提供美元资金。欧洲三大央行随即把与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扩大到与美元融资需求所匹配的水平。此后，美联储与其他央行的临时货币互换协议也频频达成。截至2008年10月底，美国与各大中央银行的临时货币互换总额已达7 550亿美元。

其次，政府间提供紧急贷款援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冰岛遭受了沉重打击。2008年10月底，冰岛总理吉尔・哈尔德宣布金融危机给该国带来的损失达1.1万亿克朗(约合94亿美元)，相当于其2007年GDP的85％――冰岛濒临破产边缘。对此，一些国家(地区)向其伸出了援手。2008年10月初，俄罗斯向其提供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法罗群岛于10月底承诺了3亿丹麦克朗(约5 100万美元)的贷款；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向冰岛提供25亿美元贷款；欧盟也声明将提供少量资金支持。此外，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因遭遇了类似于冰岛的巨大不幸，均在不同程度在得到他国政府的支持。美国、英国、阿联酋等国承诺帮助巴基斯坦稳定金融市场；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欧盟则向匈牙利提供65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支持。在2009年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日本承诺提供1.5万亿日元(约170亿美元)帮助亚洲地区应对金融危机，主要流向湄公河及南亚地区。

2　国际经济组织的危机救援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I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uN)的有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的主要机构。其中，IMF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MF主要致力于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等目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1MF的职能重点逐渐转向对各国汇率政策的监督。同时它还继续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助其平衡国际收支，也致力于减债减贫、技术援助和培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于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救援上。此次危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其次是巴基斯坦、韩国等亚洲国家。拉美的形势相对乐观，但阿根廷仍处于经济减速和债务危机的双重阴影之中。IMF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使用了不同的贷款工具实施救援。

(1)备用信贷安排(sBA)。2008年中期以来，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之下步履维艰，汇率大幅贬值，双赤字严重，银行系统存在巨大风险，实体经济遭重创。2008年11月5日，IMF为乌克兰提供为期2年的164亿美元的SBA。按照惯例，接受IMF贷款，乌克兰必须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并在2009年实现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实现预算平衡；政府资金须介入银行业重组，以避免经济减速进一步延长和加深。

除了乌克兰以外，2008年10月份以来，冰岛、匈牙利、巴基斯坦、拉托维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都已求助IMF这一道“最后的防线”。IMF已先后向冰岛、匈牙利和巴基斯坦、拉托维亚等国分别提供21亿美元、157亿美元(匈牙利获得251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其中，IMF提供157亿美元，欧盟和WB分别提供81和13亿美元)、76亿美元、23.5亿美元期限各异、附加条件不一的SBA。2008年11月14日，塞尔维亚与IMF达成了总额为5.2亿美元的应急信贷协议。12月31日IMF向白俄罗斯提供25亿美元紧急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全球金融危机。

(2)贷款安排创新――短期贷款安排。欧美国家的严重信贷紧缩使得部分经济基本面良好的新兴经济体也陷入了短期资金困难的尴尬境地。由于接受IMF的SBA往往需要附带各种限制性条件，并且，SBA的申请国会被认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从而对国际市场信心产生冲击。针对这一问题，1MF于2008年10月底推出名称为“短期贷款安排”(SLF)的新计划，面向那些虽陷流动性困境但基本面依然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总额至多1 000亿美元(有资格获得该项贷款的国家最高贷款金额为其向IMF缴款份额的5倍)的3个月期资金。SLF并不要求受援国对国内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但是，为了获得这种基本无附加条件的救援贷款，各国必须展示其公共和外部债务处于可持续水平，并且必须在IMF拥有良好的过往记录。比如，IMF认为阿根廷不符合救援条件，因为该国已有一年多没有接受IMF的财政状况评估，并且在2001年曾出现贷款违约。根据IMF对SLF对象的限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巴西、墨西哥、希腊、葡萄牙、土耳其等国有可能符合条件。但由于该项贷款的申请是保密的，因此，最终哪些国家接受援助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3　发展中国家在协调中的作用

C7作为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由于缺乏杰出新兴市场的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始，其协调作用已日趋下降。为了更好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早在1999年9月，七国财长就创造了G20(二十国集团)，作为G7的有益补充。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主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19个国家、欧盟以及列席会议的IMF和WB不仅探讨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议题，也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2008年11月中旬的G20峰会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决定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峰会的最重要成果《高峰会关于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宣言》总结了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原则。虽然宣言达成的原则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这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效果及缺陷

国际政策协调各主体的不懈努力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主要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提振了市场信心

危机爆发以来，美、欧加大存款保险政策实施力度，并积极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功能。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策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球市场信心。以美国为例，拥有“隐性”国家担保的政府支持企业(GSE)“两房”由政府接管之后，其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纽带”作用得以继续发挥，避

免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信贷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在全球投资者中的相对吸引力也得到提升。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流动性政策协调也使银行间的拆借意愿大大提高。TED息差(Treasury-EurodollarSpread)作为3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与3个月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之差，是观察全球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感受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该值越高表明银行间的拆借意愿越低。从1986年到2007年上半年，它平均维持在0.5左右。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后，它迅速飙升，并曾一度达到最高纪录4.63(2008年10月10日)。2008年10月份以来，各国加强了政策协调后该值逐步下降，至2009年2月13日降为0.948(图1)。

此外，各主要发达国家针对实体经济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将为今后的经济复苏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其积极效果的充分显现还需要一定时日。

2　IMF的救援避免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崩溃

2008年10月份以来，IMF为冰岛、匈牙利、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拉托维亚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40亿美元的SBA。其中，匈牙利、乌克兰和拉托维亚所获得款项数额分别高达三国在LMF份额的1015％、802％和1 200％，大大高于从前125％的限定。IMF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防止了“重灾区”小国陷入经济崩溃。同时，涉及1 000亿美元的SLF因能克服SBA的某些缺陷而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它只会提供给经济面良好的国家，能够起到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与SBA的分阶段拨付资金相比，SLF采取快速审批通过大额款项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信心崩溃导致的流动性危机。

国际政策协调在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

(1)发达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的不足。首先，危机爆发初期，对金融危机认识的不一致使各国错过了集体救市的良好时机。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爆发时由于各国所受冲击程度不同，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因此危机初期并没有引起各经济体的足够重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雷曼倒闭后，仍认为本国的银行系统运行健全，能充分应对信贷紧缩。因此，各国曾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危机爆发之初，美国政府曾呼吁西方各国协同救市以拯救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及G7机制本身的非正式性，发达国家首脑之间的会晤并没有出台有效的经济政策，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

其次，从危机爆发直至2008年10月初，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初，美国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并呼吁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积极参与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而德国曾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参与美国的金融救助计划。事实上，即便是在欧盟内部，系统性应对措施也不够迅速，不够有力。在银行担保问题上的协调不力曾致使国家间相互埋怨。爱尔兰于2008年10月2日正式立法为银行资产提供全面担保。但英、法等国随即严厉指责爱尔兰的担保计划导致原本位于伦敦的资金流入了爱尔兰，从而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尽管欧盟最终于2008年11月份出台了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但其并未真正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扩大公共开支以及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在欧盟内部取得广泛一致，各国因财政赤字超标幅度以及何时纠正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2)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也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危机中国际政策协调的效率。首先，IMF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责任。其一，IMF监督不力。亚洲金融危机后，IMF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对汇率问题的监督，而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监督不力。其二，IMF欠缺预警体制，对金融危机预警不及时，致使各国政府没有充分的意识到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其三，应对措施不及时。直至2008年10月中旬，IMF基本上尴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其次，1MF的资金有限。随着此次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IMF的资金短缺问题异常突出。其可贷资金总额仅约为2 500亿美元，且其中的大部分在危机救援中已有明确的安排。尽管日本在2009年2月份与IMF正式签署注资1 000亿美元的合约，但要根本上改变IMF的窘境，需要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改革。此外，IMF对受援国苛刻的融资附加条件也使不愿放弃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国家望而却步。

(3)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仍不够强大。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但这绝不足以说明它们已有能力主导国际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G20以及IMF中的地位仍有待于大幅提高。G20是由七国财长会议创造的，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C7各国仍在G20中占据主导地位。在IMF中的投票权总额中，发达国家约占60％，其中美国占16.77％，美、日、德、法、英仍是投票权最多的5国。相应地，中国、俄罗斯及印度三国的发言权总占比却不足8.7％(中国的发言权占比为3，66％，俄罗斯为2.69％。印度则与孟加拉、不丹和斯里兰卡三国共同拥有一个执行董事，其发言权占比为2.35％)。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

金融危机与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完善

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和蔓延，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困境，实体经济遭遇寒冬。对此，世界各国加强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尽快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并确保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应该说，政策协调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但在协调过程中其弊端也进一步暴露无疑。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间加强宏观政策协作，对现有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新秩序成为必然。

1　完善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此次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力度较大的救市措施，但却也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一方面，危机起始阶段，各国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的不一致，使各国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并蔓延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8日，虽然出现了六大央行联手降息的空前之举，之后各国也基本采取了同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各国的政策均是根据本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做出的决定，较少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集体陷入

衰退之际，西方大国又在酝酿着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风潮。这不仅将大大削弱各国已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协同效应，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加强各国协商与合作的“互信”基础，进一步完善G7等发达国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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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经济增长速度角度看，还是从预期调控指标角度看，国家宏观调控均必须体现出不同地区发展阶段性特征。同时，国家必须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周期性特点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基于不同地区在经济周期、约束条件、发展重点等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以至于统一的宏观政策（政策目标统一、调控周期统一、实施方式统一）难以满足各个地区宏观调控的需求。

一、当前宏观政策对我国经济结构影响现状

1.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综合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既有助于稳增长，又尽可能避免刺激经济的最好政策，就是实施结构性减税。

结构性减税一方面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推进结构调整，对扩大内需也将有很好作用。”高培勇表示，明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管出于宏观调控的目的，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考虑，都必须瞄准“内需”这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

2.中国经济发展要有新的突破，立足内需

在当前，这也是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政策操作。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围绕结构性减税，目前中国已经推出了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从目前试点经验看，“营改增”已经具备继续推而广之的基础，相信这一试点在明年还会在区域和行业间扩大。从这一角度，中国已经踏上了大规模推行结构性减税的道路。

3.从财政政策看，我国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

我国正在严格控制赤字规模和债务余额规模，特别要加强对地方债务的监管，反对铺张浪费，避免出现年终突击花钱的现象。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多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要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减轻企业的负担；加大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

二、当前宏观政策变动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作用的内驱性

1.实现宏观调控机制

实现宏观调控机制民主化、法制化及程序化是地方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以此有助于保障地方的持续稳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调控目标和政策重点的选择与地方政府利益和发展要求不相符，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且不同地区对宏观调控目标及其政策的要求也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性。

2.为了推进我国平稳发展

政府部门相继提出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同时，为确保这些区域发展战略更好的落实到位，政府部门将区域性增长点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充分展现出区域发展极的战略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极布局只有建立在区域核心竞争优势之上才能够实现宏观调控的高效性。受经济差异性的影响，使得大国经济呈现梯度效应，这种梯度效应促进欠发达地区率先形成带动经济增长发展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快速稳定发展，不断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3.为保证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性

各地区必须落实到宏观调控工作。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持续下行，再加上通货膨胀日益显著，以至于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趋势较严重。此背景下，若我国政府一味强调需求管理，忽视了供给管理，将导致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发挥，并且也不利于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久而久之，造成宏观经济目标在保增长和反通胀之间难以实现均衡。为规避这一现状，需要政府部门在做好需求调整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供给管理力度。北大经院院长刘伟提出，运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变宏观调控方式，推进我国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在整个过程中必须重视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如信贷政策、汇率政策及利率政策对企业成本和效率的供给效应产生重要影响；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企业和劳动者的供给效应产生重要影响。

三、当前宏观政策变动对我国经济结构作用的结果

1.从供给管理来看

供给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其中供给管理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政策、区域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收入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企业激励和劳动者薪酬政策及经济增长政策等。基于供给管理直接关系着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效率，而政府部门直接面向生产者和劳动者，因此政府部门在调控供给管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需求管理方面，地方政府部门难以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受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需求方面处于对立状态，当区域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地方政府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为了协调各区域经济保证投资平衡，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当区域经济处于萧条期时，地方政策不断缩小投资规模，甚至不作出任何投资行为，为了协调各区域经济保证投资平衡，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地方政府投资。

2.从投资需求体制角度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隶属于行政上下级关系。在这层关系的基础之上，中央政府可采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或控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与经济投资商存在市场性联系，并且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项目时通常不考虑自身所拥有的财力，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采用“招商引资”的手段吸取更多的资金，以保证投资项目资金的正常流动性，给予投资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中央政府可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而地方政府却不能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投资者进行投资，仅能够采取市场谈判的形式说服投资者进行投资。当陷入投资热潮时，中央政府为保证各区域投资增长平衡，可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投资扩张，而地方政府不能够运用行政手段强制性要求投资者退出，否则地方政府将承担高昂的投资费用。由此可见，在投资需求调节上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呈现周期和反周期差异，以此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立矛盾日益显著。

3.从消费者需求调节上看

内部需求包括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所以为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不足需着眼于上述两大方面，当前我国多个地方政府调节内部需求时偏向于刺激市场需求，不注重消费需求，究其原因在于通过刺激消费者需求虽能够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不足的缺陷，但会造成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扩大消费者需求关键在于增加消费者收入，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消费者不一定在当地消费，即使在当地消费也不一定购买内地企业产品，以此不仅不能够实现弥补内部需求不足的预期目标，而且还会造成大量的资金流失。实现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性，有助于保证保增长与反通胀的均衡。

四、结论

对于供给管理来说，其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质量为基本目标，地方政府通过落实供给管理能够刺激经济发展，降低企业成本通货膨胀，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遏制需求过快扩张，从而促使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稳定提升。另外，地方政府在调节投资需求的同时，必须重视起调整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和质量问题，保证供给管理能够在宏观管理目标实现过程中发挥积极效应；地方政府在调节消费需求的同事，必须重视起保障消费安全，维护消费秩序，规避当地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推进地方经济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张炎涛.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再研究—基于阈值协整的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01）

[2]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9（07）

[3]车春鹂，高汝熹，李铁霖.低消费率对中国经济危害的实证分析及对策[J].宏观经济研究.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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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发达市场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经济体正享受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这种局部地区获益的背后却隐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三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宏观风险。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可能。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中趋降。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5.2%，消费物价上涨7%，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特别是9月份的物价上涨4.6%，已经低于政府全年的控制目标，其他宏观数据和结构指标升降互见，基本情况还算不错，大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势。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加深，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场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遇的机会和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金融开放过程所出现的金融危机中获得某些启示，以正确看待和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1.要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规范金融市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分散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首先要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吸纳和配置“热钱”，使其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其次应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提高服务水平，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银行脆弱性；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地位，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领域，实现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最后，要注意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次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应当始于以实际经济活动背景的资本交易(如易变性最低的直接投资)，然后逐渐过渡到易变性较高的金融性资本交易；与实际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资本市场应先于货币市场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又应当晚于中长期债券市场，具有明显投机色彩的衍生产品市场则应放在最后开放。在货币市场工具开放的过程中，长期债务应先于易变性最大的短期债务；在资本流向的放松管制方面，一般的顺序是先放开流人，后放开流出。但在目前国际资本的过快及过度流入的情况下，则应当继续保持某种形式的资本流人限制、同时尽快放松对流出的限制。

2.政府的适度干预依然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金融体系具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高度干预等扭曲性特征，因此放松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应是当前主要任务。但这不等于放弃金融管制，在金融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干预依然极为重要。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首先要稳定货币职能。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兼顾激励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长期以来的两难选择，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难点所在。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确无过错。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的含义发生变化，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中，应首先确保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以降低国际货币冲击带来的危害。再次，要加强金融稳定性，健全金融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宏观协调力度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加强国内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与贸易、财政与金融，以及金融各专业管理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信息沟通、政策合作，防止因部门利益带来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协调与双边及地区金融合作。随着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的交互作用的加深金融逐渐变得“无国界”，在汇率机制、外汇储备管理、货币合作、金融业改革、国际银行监管及对冲基金等高杠杆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中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

4.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2007年中央银行交替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内流动性过剩起到了一定的收缩作用。但是面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次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将擅长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与擅长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并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2007年，我国陆续采用了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出口退税和国债发行等财政措施，对抑制流动性过剩、缓解进出口不平衡和控制资产价格过快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要进一步充分利用税收工具；加大公共支出转型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大财力投人到改善民生、改善环境、改善社会保障上，而一般性支出应更加从紧；进一步启动内需，逐渐从出口拉动转变到内需拉动。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保持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从总体上来看，货币政策既不宜扩张，也不能收紧，而以稳定为要，具体政策手段需要调整，减少数量调节，增加价格手段，给市场主体以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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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显示了不良贷款率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低迷的CPI使美联储调低利率刺激需求，也使银行放松贷款审核，导致信贷快速扩张，信贷高增长会引起未来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趋势反转时，美联储为抑制资产价格增长调高利率、收紧银根，企业资金链断裂，偿债能力出现困难，大量不良暴露。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前些年为促进复苏我国采取4万亿投资和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会影响信贷质量。因此，分析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与不良贷款的关系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宏观经济与不良贷款的关系，Gambera（2000）[1]and Fofack（2005）[2]分别研究美国和非洲银行，发现不良贷款主要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周忠明（2005）以江苏省379户企业为样本进行调查，得出约70%不良贷款的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有关。[3]李思慧（2007）[4]和李麟（2009）[5]分别采用主成分回归和VAR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指标呈强负相关。

对于货币政策与不良贷款的关系，Jimenez（2008）and Ioannidou（2009）分别研究西班牙与玻利维亚银行的“风险效应”，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带来更高的信贷风险。于一（2011）采用1999-2009年50家银行数据考察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风险，风险的动态性将其延续到货币政策紧缩阶段。[6]

由此可知，大多文章忽略了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实际上，不良贷款率在随

经济波动而变化的同时，货币政策也会影响信贷质量，本文将同时考虑两者的作用。

三、机理分析

经济增长会对不良贷款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不良贷款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波动而波动。随着经济增长，企业盈利能力提高，有足够多资金偿还贷款，可降低信贷风险，即宏观经济状况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另一方面，国家往往会采用宏观调控来熨平经济波动，央行会收紧流动性，这将增大银行风险暴露，不良率上升。

货币政策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具体可分析如下：当经济低迷时，央行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时银行放松贷款准入条件，扩大信贷规模，使得一些盈利能力较差的项目也获得贷款，企业财务状况变好，拥有足够多的资金用于还贷，使得当期不良贷款率下降。但实际上信贷高增长会降低贷款质量，引起未来银行不良贷款大量积聚的风险。等到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央行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货紧缩的出现使得大量不良贷款开始逐渐暴露。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会对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削弱，两种效应究竟哪一种效应占主导，需要采用实证的方法加以研究。

四、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实际GDP增长率（GDPR）反映经济景气程度，采用M2增长率（M2R）、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BIR）和存款准备金率（RE）作为货币政策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不良贷款率（NPLR）。采用2004年Q1至2012年Q4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样本对象为我国商业银行。为使结果更准确，本文采用施华强（2005）的方法[7]将银监会网上的不良率数据加以变换，计算剔除剥离的不良率，即NPLR。

2.实证研究过程

首先采用ADF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都是I（1）序列。其次进行Johnso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NPLR，GDPR，M2R，BIR，R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本文选用VAR模型来具体分析各宏观经济变量对不良贷款的影响，滞后阶数由LR、FPE、AIC、SC和HQ值确定为2。由脉冲响应函数可知GDPR对NPLR的冲击为负，这表明宏观经济形势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M2R对NPLR的冲击为负，BIR和RE对NPLR的冲击为正，这表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带来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当经济形势良好时，虽然货币当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抵消一部分不良贷款率的下降，但总体而言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还是下降的。根据方差分解，可得出NPLR受其自身影响最大，其次为GDPR和M2R，而受BIR、RE的影响较小。这也说明货币政策只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消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且BIR和RE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较小，与脉冲响应结论相一致。

五、结论及建议

1.结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这表明虽然货币政策会从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增长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较小。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故扩张性货币政策会降低不良贷款率。

（2）在货币政策工具中，M2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最大，而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较小，这与我国实际情况相一致。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而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较为猛烈，故我国常采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

2.政策建议

（1）由于货币政策会影响信贷质量，所以央行要对其风险效应做出前瞻性和系统性把握。在衰退时，当期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较快带来经济企稳回升的效果，但这一过程积累的风险会在随后几期释放，为随后经济复苏中的风险埋下隐患。

（2）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在贷款增长较快时期投放出去的，因此为保证银行稳健运行，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央行有必要抑制信贷过快投放。

参考文献：

[1]Gambera M. Simple Forecasts of Bank Loan Quality in the Business Cycle [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2000.

[2]Fofack， Non-performing loans in sub-Saharan Africa：Causal Analysi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2005.

[3]周忠明.不良贷款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银行业监管，2005，6：45-46.

[4]李思慧，颜向农.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因素相关性实证分析[J].时代金融，2007，5：45-46.

[5]李麟，索彦峰.经济波动、不良贷款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J].国际金融研究，2009，6：55-63.

[6]于一，何维达.货币政策、信贷质量与银行风险偏好的实证检验[J].国际金融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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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

今年以来，在债务上限的约束下美国财政政策发生较大调整，主要包括增税和减支两方面。

1、财政收入政策

美国年初开始实行增税法案，内容主要包括上调富裕家庭的所得税、拒绝延长实施两年的工资减税计划、增加房产遗产税等。根据国会批准的法案，富裕家庭在年收入超过45万美元的情况下需要按照39.6%的新税率纳税；高于500万美元的房产遗产须按照40%的税率来缴纳税收，而不是按此前35%的税率纳税。另外，国会没有批准对实施两年的工资减税计划进行延期，意味着减税的终止。据预计，今年美国家庭的全部劳动所得平均值最高可达11.37万美元，这些所得需按6.2%的税率纳税，比2012年的4.2%高出两个百分点。

以上措施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从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数据看，美国2013财年前8个月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2360亿美元，其中居民收入税收增长1440亿美元，占增长额的61%，主体部分是取消税收减免后增加的1180亿美元工薪税。企业所得税增长240亿美元，反映了企业可计税利润的增长。社会保险增长620亿美元。

2、财政支出政策

减支政策主要包括国防部门支出的下降、对房利美与房地美的净支出下降、能源计划支出以及紧急失业救济（EUC）计划付款的减少等。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2013财年前8个月的财政支出下降了1.9%，即460亿美元。其中国防支出下降了280亿美元，失业保险支出下降25%，即170亿美元。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财政净支出下降了250亿美元。对于能源计划的支出下降了26%，即60亿美元。

然而在部分领域，财政支出仍保持了增长。社会保险支出增长了6%，即280亿美元。养老保险支出增长4%，即130亿美元，医疗补助增长7%，即120亿美元。农业部门的支出增长了150亿美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财政支出增加了90亿美元，主要是为了应对今年的飓风桑迪。从目前看，美国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首先，为促使经济复苏，政府刺激性财政支出增加。其次，人口增长使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支出增加。再次，经济衰退使更多人生活贫困，医疗保险及其他社会救助项目支出增加。

3、债务上限控制

2013年出台的《没有预算没有支付法案》（No Budget No Pay Act of 2013 Public Law 113-3）将原先法定16.39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期限从2月4日延期到5月18日。根据该法案，在16.4万亿美元的限额外，财政部不得增加债务。因此，财政部启动了一些特殊措施，包括为了避免触及债务上限，推迟了公务员退休金和残疾基金、邮政退休人员健康福利基金的发放，并将州和地方政府系列债的发行延迟到5月20日至8月2日之间等。

5月19日财政部将债务上限进一步提高为16.699万亿美元。目前在16.699万亿美元的未偿债务中，11.9万亿美元为公众持有的国债，4.8万亿美元为政府账户债务。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5月的预测，新的债务上限可能在今年10月或11月用尽空间。

总之，在以上财政政策的作用下，2013财年美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赤字明显下降。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13财年前8个月美国财政赤字为6270亿美元，比2012财年同期减少2180亿美元，同比下降25.8%。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13财年全年的财政赤字为6420亿美元。

（二）美国财政政策的变动趋势

1、奥巴马政府2014财年预算报告

奥巴马政府2014财年预算报告纳入了旨在减缓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其他联邦福利开支增速的一系列措施。未来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仍将继续保障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削减财政赤字，促进美国中产阶级振兴、就业岗位增加和经济增长。具体内容包括增加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支出，帮助学校发展应急准备项目，支持重点科研领域等。在税收方面，一是将联邦烟草税由每包香烟1.01美元上调至1.95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为中低收入家庭四岁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二是让银行及其他机构就衍生品交易缴纳更多税款。三是限制富裕人群的税项减免。2014财年美国财政预算收入为3.034万亿美元，其中收入税占46%，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工资税占34%，企业税只有11%，消费税、关税和其他税收占9%。

根据该预算报告，2014财年美国财政预算支出3.778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2.4%，略低于2013财年。预算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主性支出两部分。首先，强制性支出是由国会各项法案法定的支出。2014财年强制性财政支出约2.3万亿美元，占总支出的61%。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补助计划、公务员和军人退休金支出以及国债利息支出等。其次，自主性支出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商议决定，包括除强制性支出外的所有其他支出。2014财年，美国自主性支出被削减至1.242万亿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39%，主要由政府开支构成。其中大约50%为国防支出，下降为6180亿美元。如果计入其他政府部门对国防事务的资金支持，国防支出将接近7452亿美元。除国防部的国防支出外，其他各部门预算支出总额有增有减，具体情况如下：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支出增加至783亿美元，教育部支出增加至712亿美元，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支出减少至331亿美元，司法部支出减少至163亿美元。

综上，美国2014财年政府预算支出有所增加，主要是由强制性支出大幅增加引起，自主性支出则有所降低。短期来看，要削减赤字只能通过削减自主性支出，尤其是国防支出实现。但由于自主性支出占预算支出比例较小，削减空间将十分有限。长期来看，减少财政赤字首先需要平衡财政预算支出的内部结构，即国会应修改或废除某些法案以减少强制性支出。

2、2014—2023年美国财政赤字变动趋势

国会预算办公室5月公布了更新后的预算赤字预测，对2014—2023年财政赤字的预测为6.3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将保持在GDP的70%以上，相比2008年之前40年39%的比重高出许多。根据目前的法律，公共债务将从GDP的76%（2014年）下降到2018年的71%，其后又有所回升，到2023年达到GDP的74%。未来10年这样高的债务将产生严重后果，即当利率提高时，联邦的利息支出也会增长。

相比2月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的2014—2023财政赤字下降了6180亿美元。一方面是因为调低了财政支出的预期，2013年降低980亿美元，此后10年共降低5220亿美元。减少的部分主要来自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救助计划和公共债务利息等支出的下降。另一方面提高了今后10年的财政收入预期，其后10年每年提高950亿美元，约2%，增长主要来自于居民和企业的收入税。

综上，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将进入财政紧缩时期，10年内将逐步降低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在财政紧缩政策下，税收的增加将对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拖累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削减不仅会使短期内的增长放慢，而且科学和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也将削弱中期潜在增长。

二、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与趋势

（一）美国货币政策的实施

2013年6月19日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继续维持现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一是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0—0.25%的区间不变。二是维持目前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措施不变，即每月购买45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和400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证券。

维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是，美联储认为虽然近期美国家庭消费支出和企业投资保持增长，就业继续改善，整体经济在进一步温和扩张中，但目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2013年美国财政政策已经进入紧缩周期，与宽松货币政策构成反作用力。为了防止紧缩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美联储认为目前还不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成熟时机。

（二）美国货币政策变动趋势

总体上，美联储对于未来美国经济状况持较乐观态度，将2014年美国GDP增速预期由此前的2.9%—3.4%，上调至3.0%—3.5%。这反映了美联储试图向市场传达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条件正在形成。未来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量化宽松政策。若今年下半年经济没有受到紧缩财政政策的明显拖累，能够保持适度稳定的增速和动力，使得美联储认为QE已经达到了推动就业实质性增加的目的，则美联储有可能在今年后期开始逐步实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措施将是平衡有序的，即逐步减少每月购买证券的总量，并在2014年完成退出。美联储认为当失业率降低到7%时，意味着就业市场出现实质性改善。因此，资产购买结束时失业率可能在7%左右。尽管长期来看美联储的投资应以国债为主，但在货币政策常态化过程中不会急于出售抵押债券（MBS），而是会在长期通过逐步的出售来减少持有的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