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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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根据有关经济理论，如果将财政支出的情况不纳入考虑范围内，则当税收向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方向倾向时，快速增加的宏观税负和税收能够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而当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具备匹配的增长速度时，税收才能与经济同步增长。作为相互联系的两方面，企业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成为各专家学者致力于研究的课题。

一、经济增长与税收现状

根据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的相关数据，我国存着着长期并存的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而不考虑某些年份，其还显示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税收增长速度的现象。近年来，在我国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其税收增长也在相应年份产生异常变化，随着我国分税制度的实行，GDP的变化呈现出基本相似于税收的现象，伴随着显著增长的税收，GDP也在迅速增长。根据经济与税收的相对增长情况，除去某些年份，税收弹性基本都大于1，不考虑体制变化，分税制实行后，税收弹性基本浮动于2附近，特别是某些年份，税收增长速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通常情况下，税收受经济影响，优反作用于经济，因此经济增长为税收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根据有关数据可以推论出超常的税收增长往往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但是实际上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维持在9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这一点是否与经济规律相悖？为了研究和探索这一问题，可以利用回归分析，在对相关统计分析软件的借助中，对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探索与分析。

二、经济增长为税收快速增长创造条件

（一）GDP总量与税收收入相关性

根据1985年～2010年GDP和税收收入T有关数据，利用DPS统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可以获得简单的二者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从而得出其R2=0.98。总的来看，其拟合优良，然而DW的统计量却为0.158，与2相距甚远，因而使自相关现象的存在成为可能。利用统计学对相关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序列相关进行判断，残差存在着几期连续为负，又几期连续为正的现象，因而其存在着正自相关的关系。因此，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调整是必要的，通过对迭代法的运用，将AR（1）项进行加入，可以得到新的回归方程，从而得出R2=0.99（>0.98）。对数拟合要好于线性拟合。DW的值也从0.158增加到0.172，使自相关现象得以消除。因此，根据回归结果，GDP与税收之间具有相关性，但是属于对数关系而非线性相关。

根据经济增长率（GDPr）与税收增长率（Tr）存在的相关性，以1985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可以列出回归方程，从而得到决定系数R2=0.174。由此可知方程拟合较差，这一现象主要是受除了经济外影响税收的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税收征管的有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税收征管的强化，使宏观税负水平得以提高，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税收增长。通过将宏观税负（Trate）和GOP增长率（GDPr）作为自变量，将税收增长率（Tr）视为因变量进行新的回归，得出R2=

0.846。根据回归情况，拟合较好。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对应的就增加0.2个百分点的税收增长率。然而，同GDP增长率相比较，税收增长率受宏观税负增长率作用更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的宏观税负，相应的增加1.213个百分点的税收。

（二）税收收入受经济结构变化影响

税收一方面受经济总量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同的产业往往对税收有不同的贡献。因此，通过将第三产业GDP（GDP3）、第二产业GDP（GDP2）、第一产业GDP（GDP1）等分别视为自变量，将税收（T）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列出回归方程并得出R2=0.993。由此可以看出，GDP1前系数为负，这一点有违经济理论，通过相关分析三种产业的GDP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因此，利用岭回归法对其进行改进，结合DPS分析软件，可以获得新的结果。根据相应数据可知输出的第一列被视为岭系数，然后将软件k从0到1默认，将其步长设为0.01，则一共有54个值，在这里只对10个进行列出，将第二列到第四列作为标准化，规范化的岭回归系数。若k值为0.21，回归系数向稳定方向发展，则可以得出这样标准化回归方程，计算出R2=0.964，F=167.325。从这一方程可以发现，第一产业增加值较少贡献于税收收入，每增加1单位的第一产业增加值，税收仅仅获得0.18个单位的增加；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较大贡献于税收增长，这一现象是由税收收入较大征收比重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流转税造成的。

三、税收反作用于经济

根据有关经济原理，任何税收都将造成人们自身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其容易直接导致资本的减少或对资金积累产生影响，所以说，税收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税收往往通过主要税种、税制结构及宏观税负水平等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

（一）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的相关性分析

样本选取来源于1985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和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分析事，将宏观税负（Trate）、劳动力增长率（Lr）、投资增长率（Ir）作为自变量，将GDP增长率（GDPr）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从而计算出R2=

0.882。根据回归情况可知，拟合较好。税收变量前面的回归系数为负可以看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宏观税负，将现将0.2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劳动力较大贡献于GDP也是受我国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

（二）经济增长受宏观税负的影响

受税收对劳动力收入、投资收益等存在影响因素的制约，其往往从劳动力和投资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因此要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的回归分析，根据1985年～2010年数据，首先对投资与税收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将属于财政支出范畴的用于经济建设的部分支出增长率（投资的组成部分）、宏观税负（税收增加了投资成本，减少了投资收益）、研发费用增长率（研发费用受国家建立新技术产业时间的长短及科技实力强弱的影响，越高的研发费用往往能产出越多的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容易吸引较多的创新者从事创业活动，因而使风险投资需求增加）及（良好的经济走势往往能够为外部投资者和资本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等作为自变量（受利率水平对其影响较不明显，因此将其排除在外）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可知，投资受宏观税负的影响较小，受研发投入和人均GDP影响较大。在对劳动力受宏观税负影响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可以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宏观税负等作为自变量，将就业视为因变量从而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具有较差的拟合，同时宏观税负前具有正系数，这一结果似乎与理论解释存在偏差。但是，通过分析我国基本情况和正系数关系可知，我国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拥有较丰富的过剩劳动力，因而就业受税负的负相关影响往往在受沉重的就业压力下很快遭到淹没，从而使税收替代劳动效应的现象在我国较不明显的出现。

（三）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相关性分析

根据一般理论，相比于直接税，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因此，税制结构的变化（直接税与间接税构成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为了统一数据，将1985年～2010年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直接税由外国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三部分组成，间接税由关税、消费税、营业税及增值税构成。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可以将间接税负（ITr）、间接税负（DTr）、劳动力增长率（Lr）及投资增长率（Ir）等作为自变量，将GDP增长率（GDPr）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回归方程并可知R2=0.893。同样道理，受t不显著检验影响，直接税前面系数呈现正数，这一结果有悖于经济理论，因此多重共线性明显。通过岭系数回归的改进可以看出，当k=0.21时，回归系数向稳定方向发展，因此可以得出新的回归方程，计算出R2=0.824，SE=5.176，F=7.856.根据回归方程，每增加一个百分比直接税，相应的要降低0.1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结果看似不一致与经济理论，但是根据我国国情：较少比重的直接税，且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导；较小比重的个人所得税；较大比重的第二和第三产业间接税。因此，间接税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特别是对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影响较大的结果也可以理解。

四、结语

结合我国经济和税收增长现状，通过回归分析可知，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经济增长为税收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税收增长反作用于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建民，宋建军.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6）

[2]林雨，幸伟.我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29）

[3]雍梅.我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J].市场论坛.2008（3）

[4]曾国安，胡晶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9（8）

[5]高黎，聂华林.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长春税务学院学报）.2009（5）

[6]李红艳.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探析[J].企业导报.2009（8）

[7]曲世友，倪如意，张丽丽.宏观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相关关系研究

[J].上海管理科学.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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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正在深入进行，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联凸显出来。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变化受到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直接影响，教育年限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都是导致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因素，不利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从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进行综合分析，有效掌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规律。

二、我国人口自然结构的现状及特征

（1）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最显著的体现，同时还存在着性别结构失衡的状况。0～14岁少年儿童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减少，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增加，在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形势下，老年人口比例仍然会持续增加，而劳动人口会随之减少，劳动经济参与率降低，这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特征。

（2）劳动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人口结构。综合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多个方面的因素，25～44岁年龄阶段的人口为主要劳动力，45岁以上年龄人口则视为年老劳动力。近年来，25～44岁年龄阶段的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而45岁以上年老劳动人口则在呈现上升的势头，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劳动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了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下降。根据我国的而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来看，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1]

三、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的现状及特征

（1）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重要因素。从改革开放为起始点，我国的劳动经济参与率最开始呈现出上升的势头，然后逐渐趋于平缓，最终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有着很重要的联系。1978～1990年阶段是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率持续增长的时期，从1990年开始下降，进入2000年后，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速度加快。在劳动经济参与率伴随着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发生改变时，我国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动经济参与率与社会体制有着一定的关联，我国的劳动经济参与率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

（2）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主要因素。劳动人口的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各个年龄阶段的劳动人口的劳动人口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15～2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幅度最大，25～44岁和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程度接近，下降幅度不大。从近年来我国劳动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形势来看，有着十分明显的年龄区别。女性劳动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幅度要远远高于男性劳动人口。尤其是在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当中，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大幅下降。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近几年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来看，初中文化程度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最高，要高于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在高学历人群当中，大学本科劳动经济参与率最低，这与大学本科生占据相对高学历人群的人口比例最高有着一定的关联。另外，城乡间、地区间劳动经济参与率有着很大的差别，农村劳动经济参与率要远远高于城市。受到各地区不同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的影响，地区间的劳动经济参与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相邻省份劳动经济参与率接近，下降幅度差别不大。[3]

四、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劳动经济参与的影响

（1）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劳动经济参与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微观劳动经济参与决策以及劳动经济参与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微观个体年龄的影响。劳动人口在参与劳动经济的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于参与劳动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不同的，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你，其劳动所获得的回报也在增加，这个阶段参与劳动经济的积极性更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精力下降，参与积极性不高。因此，受到劳动力个体年龄变化的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进而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决策。其次，宏观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影响。由于劳动经济参与率受到人口年龄变化的影响，从宏观整体来看，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即宏观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水平。当前我国社会呈现人口老龄化趋势，45岁以上的年老劳动力人口比例增加，削弱了宏观人口自然结构整体的劳动力。受到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以及参与积极性下降的影响，劳动经济参与水平会随之下降，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培养新生劳动力投入到劳动经济活动当中，加快新老更替的速度，以有效缓解由于劳动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保持良好的劳动经济参与水平。积极鼓励女性投入到劳动经济活动当中，改变传统观念，提升劳动经济参与率，平衡劳动力比重，使劳动经济参与率能够积极适应宏观人口自然结构的变动。[4]

（2）社会因素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劳动经济参与率。宏观劳动经济活动是由微观个体行为组成的，同样也影响着劳动生产率。而社会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一，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其个人的行为能力和人力资本，决定其在劳动经济活动当中的贡献以及获得的回报，影响其参与的积极性。其二，家庭因素。家庭成员组成、家庭成员的收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经济参与率。其三，收入因素的影响，工资率越高，则劳动经济参与水平越高。[5]

五、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人口自然结构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同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结合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和劳动经济参与的现状及特征，有效掌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了解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与劳动经济参与之间的规律，探究其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策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发展。

（作者单位为SMC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王欢，黄健元，王薇.人口结构转变、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02）： 96-105.

[2]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 （05）：15-24.

[3] 程恩富，高建昆.我国劳动力资源变动趋势与预测[J].经济纵横，2012（0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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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常态 影响 经济转型 制约因素

一、新常态视域的中国经济特征

新常态是异于旧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它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新判断。学界认为新常态是一种无法回到过去高增长状态的新的经济态势。新常态下的经济表现有：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人们的物质消费相对减少，社会储蓄数额增加，企业利润相对稳定，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和再监管能力一再加强。从新常态视域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实质特征上是客观经济运行与主观政策调整叠加作用的结果。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受此影响，一旦经济潜在产物难以维持原来的水准，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回落或疲软现状，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二、新常态下制约经济转型的因素

（一）工资性收入增长困难。有关调查研究指出，在社会主义薪酬结构大致固定的情况下，我国工资性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日渐下降，民众工资性收入表现出增长缓慢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我国工资增长速度数次再创新低；长期内，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如2012年，我国工人平均货币工资为35000元左右，比1986年增长了将近30倍，但是同时期人均GDP却增长了将近35倍。专家分析，我国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难度现状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实际工资增长困难，不但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还不利于扩大消费和内需。

（二）劳动力结构变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新常态下，我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所以采取减速策略，除了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调整外，还有就是人口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发展给劳动力的要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生育理念也出现了变化。2012年底，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比净减少约400万，60岁以上人口同比净增加约900万。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资源净减少严重，老龄化人口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渐减退。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劳动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发展困难。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减少对人口的依赖心理，加大技术创新步伐。

（三）宏观经济波动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为了鼓励科技创新，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这极大鼓舞了企业和个人的研发创新能力，许多企业都加大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来源主要来源于内源融资和股权、债权融资，在宏观经济波动频繁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都深受影响，企业现金流下降和分布也表现的更加缺乏规律性，企业创新研发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冲击增加了资本市场的管理风险，企业股权融资难度也不断加大，企业借贷成本、短期融资成本也相应加大。受此影响，许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研发增幅。

（四）地方经济较为脆弱。就目前来说，我国地方经济尤其是乡镇经济始终以粗放型经济为主。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会对刺激性措施进行适当调整，国家对粗放型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会逐渐减弱，财政金融的去杠杆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此一来，地方经济的脆弱性也就表现出来，如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下降，地方债务增长过快，公共债务扩张无序，地实体经济和金融风险加大，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转型；地方政府在管理上会更加小心，在稳中求胜心态的影响下，他们会将经济重心放在房地产、地方资源优势行业上，使得地方经济体系更加单一，地方经济结构趋同化严重。

三、新常态下消除影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的思路

（一）政府要加强供给管理，提高供给效率，改变过去那种以劳动力、资本高投入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减少环境、资源对经济的束缚，减少落后产能供给，以解决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结构性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整中，变需求管理为供给管理，通过有效的供给管理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经济管理创新。

（二）提高改革成果的共享力度，让社会群体共享改革红利。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应正视利益调整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改变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完善社会福利机制，让改革红利惠及普通大众，增加民众的工资性收入，以实现更加全面的社会公平，增加人们对改革和经济转型的信心。

（三）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差异化发展。地方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方经济繁荣兴盛是消除国民经济转型制约因素的根本。因此，政府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减少对地方政府的投资，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尽快找准定位，提高地方经济管理和服务能力，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放宽市场进入限制，允许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同时提高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公益性和服务能力，完善市场责任制度，争取在多样市场主体的参与下减少市场对资源、人力的以来，提高投资和市场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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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分析。在宏观的发展来看，对于劳动力的研究是以城市或国家为单位的，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市场条件下，劳动者能够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提供的全部劳动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等都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同时，社会保障等政策法规也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有更为强壮的认知和较长的寿命预期，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有更多的倾向，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劳动力；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为劳动者的健康提供基础保障，在医疗保障制度下，劳动者在工作中患病，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由此避免了劳动者因为患病而收入减少的情况。

2.微观分析。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劳动供给，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定义是劳动力个体能够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基础下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时间。这里所说的劳动力供给并不仅仅指的是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括潜在劳动力资源，而要想挖掘出更大的劳动力供给空间，最重要的就是潜在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对劳动力供给的支配是以获得最大限度经济利益为目的进行的，然而因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的劳动力供给往往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就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来讲，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当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在内的指标发生变化时，劳动力供给就会受到影响，劳动力主体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就会有所变化，由此产生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影响。二是健康状况。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主体越健康，能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就会越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二、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现状

第一，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城市劳动者选择医疗机构是存在一定偏好的。一般来讲，劳动者只有在患上大病时才会想到去大医院就诊，而且一般会选择公立医院；劳动者患上小病一般都会选择去药店。在没有医疗保障时，劳动者患病一般不会选择主动就医，但在劳动者加入了医疗保障后，患病就医的主动性得到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医疗保障的健全与劳动者的健康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婚姻状况和性别也影响着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女性劳动者群体中，未婚女性远多于已婚女性，而且妻子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与丈夫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劳动参与率高的已婚女性，其丈夫的劳动收入普遍不高。对女性劳动者而言，除了要参加社会劳动，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的家庭劳动，这就说明了为何女性劳动者没有较为积极的劳动供给反应。第二，在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健康情况有很大改善，城市劳动力供给程度也较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健康也被劳动者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劳动者感觉到身体状况不佳时，会做出增加闲暇时间的选择，由此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就大大减少。而且，在现今的发展条件下，随着医疗保障的发展，社会对人口素质的重视度也大大提升，劳动者逐渐意识到在劳动参与中加入医疗保障的积极意义，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劳动者是否参与劳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如果是同样的就业环境，劳动者更愿意为提供医疗保障的雇佣者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1.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医疗保障显现出较多的不足支出，对于人口健康的积极效果作用不明显，很多医疗保障项目建设都不完善，整体发展还处在改革和确立的状态，不能帮助劳动者有效减少生活成本。而且，如果不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患病花费会极大程度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净收益，另一方面不利于劳动者支出结构的稳定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在解决城市劳动力供给问题上，进一步研究当前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措施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医疗保障发展中，引入了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如在报销比例中，存在着制度上的设计缺陷，作为保障参数，报销比例不仅应该包括医药费支出，还应该包括劳动者的个人情况，对不同工作年限的劳动者采取不同的报销比例，如此才能更好的将劳动者的权利表现出来。另外，在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起付标准也存在着问题，对于一些低收入者，起付标准成为了经济负担，是对其保障权益的损害，而且，医疗保险的期权由于最高限额而降低了价值。上述所说在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问题，都对支出结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很不利的。

2.解决措施。第一，优化医疗保障制度。如果在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上，不把人口健康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医疗保障不能对劳动力供给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就会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一般情况下，身体状况保持良好状态的劳动者会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出勤率，能够提供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对城市发展而言，必须对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优化，以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为劳动力市场输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发展来讲，如果流动人口过多，那么就必须注重加强医疗保障，因为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在流动人口中，其又没有主动就医意识，必然会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整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对劳动力供给造成阻碍。对于非户籍劳动力人口，在医疗保障的实施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性原则，不能差别对待。第二，医疗保障要适度。医疗保障并不是说无限制的，只有保持适度的水平才能既有效促进劳动力供给，又满足城市劳动力人口健康需求。如果医疗保障过度，就会造成劳动供给投资的增加，同时也不利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优化。在城市发展中，医疗保障水平必须控制在城市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其达到既能吸收外来劳动力，又能降低劳动成本的目标，这样才能实现平衡的劳动力供给和最佳状态的劳动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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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农村劳动力总量还在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渐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林牧渔业所需劳动力规模还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业压力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转移空间越来越小。

第三，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职业适应能力差。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素质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行业选择上的局限性。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大多数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当前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的步伐加快，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素质较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很难适应这一变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会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国城市中低级劳动力市场竞争过度，高级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这也给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增加了难度。

第四，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视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

对于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走了一条非均衡式的发展道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采取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剥夺，城乡间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显。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国建立了森严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将户口与就业、福利等挂钩。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实行“大包大揽”和低价补贴政策，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福利则由农民自行解决。这种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大量的农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农民的全面贫困。改革开放后，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现象，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有人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抢了城市劳动力的“饭碗”。

许多地方还出台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辞退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将其岗位转让给本地劳动力；收费，即向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或外来人口个人征收就业管理费、就业调节金、暂住人口管理费，以用于下岗工人安置的相关经费；限制，即限定外来劳动力进入的行业或岗位。实际上，这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怀疑的。首先，这种通过“腾笼换鸟”政策腾出来的岗位，本地劳动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没有经过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职业技能普遍较低，无法胜任城市工业的某些现代化劳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一些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工作。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整合。

二、农村就业制约因素

对于农村就业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讨：（1）对于我国农村就业的特点、范围、趋势、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失业、农村贫困、农村和城镇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压力等；（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村就业的影响；（3）对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和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对工作数量和收入减少的估计；（4）农村就业中的性别问题；（5）农村就业的政策框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还很不平衡。已经建立的中介组织，特别是乡镇级的服务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统

一、信息畅通、运作规范的中介服务网络。从劳动力转移的渠道看，通过劳动力中介机构的占少数，多数属自找门路、自行外出，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较大。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进一步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素质偏低。目前已经转移的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而仍滞留于第一产业、难于实现转移的劳动力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低，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不多。三是农村滞留劳动力进取意识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识较强。

2、转移空间的制约。首先，乡镇企业吸纳能力的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一批乡镇企业倒闭了，一批好的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趋于绝对饱和和相对短缺。其次，城市容纳有限。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队伍不断扩大，新增劳动力加速，对农民工产生“排挤”。再次，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减弱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功能。

3、配套政策滞后的制约。首先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放弃土地、脱离农村的农民工进城后得不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医保、养保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使转移劳动力还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成为离农不离土的兼职农民。第二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土地流转，从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农民不能成为规模经营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因土地的牵制而成为兼业农民。第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一部分想脱离农村、扎根城市的农民，因为户口不能解决，而导致住房、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四是缺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上的扶持，使农民出国、进城务工支付过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

1、逐步打破城乡壁垒，取消各种歧视性政策。传统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之间明显的经济势差和社会势差，劳动力市场中也出现了很多歧视性就业政策，最终影响城市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对其实施深度改革。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则逐步推进。在这一渐进过程中，关键在于社会总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农业部门吸纳一个劳动力，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资本投入。同时，应当逐步打破各种行业壁垒和区域分割的局面，使农民能够逐步进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从业的行业，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2、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政府对劳动力的调控应从仅由面对城镇就业，扩大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就业，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把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1）加强各地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业率作为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加快各级政府在提高再就业率、采取再就业措施方面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控制失业率、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摆在优先位置。政府部门应成立对农村劳动力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部门，建立一套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法律和政策体系，包括防止就业歧视、保护平等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打击欺诈行为、消除市场障碍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为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地运行创造环境和条件。同时，依据政策法规和劳动合同，开展争议仲裁处理和劳动监察工作。还应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信息沟通不畅的局面，由各级政府牵头，以劳动主管部门为主，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组建区域性或省级统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

（2）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尽量依靠法制调控劳动力市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要以国家现行法规《劳动法》为“龙头法”，通过制定就业促进法、职业介绍法等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为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应当完善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动用劳动监察手段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督，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以便保护企业和劳动者择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正常发育和运行。

（3）建立完善的劳动监测指标体系。把农村的失业率、工资增长率、工资结构、劳动关系紧张程度等作为监测内容。同时，建立统计监测制度、联络员制度和信息反馈系统、监测预警系统及综合调度系统，逐步实现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监测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