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变化的宏观现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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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根据有关经济理论，如果将财政支出的情况不纳入考虑范围内，则当税收向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方向倾向时，快速增加的宏观税负和税收能够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而当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具备匹配的增长速度时，税收才能与经济同步增长。作为相互联系的两方面，企业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成为各专家学者致力于研究的课题。

一、经济增长与税收现状

根据我国经济增长与税收的相关数据，我国存着着长期并存的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而不考虑某些年份，其还显示出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税收增长速度的现象。近年来，在我国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其税收增长也在相应年份产生异常变化，随着我国分税制度的实行，GDP的变化呈现出基本相似于税收的现象，伴随着显著增长的税收，GDP也在迅速增长。根据经济与税收的相对增长情况，除去某些年份，税收弹性基本都大于1，不考虑体制变化，分税制实行后，税收弹性基本浮动于2附近，特别是某些年份，税收增长速度明显超过经济增长速度。通常情况下，税收受经济影响，优反作用于经济，因此经济增长为税收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根据有关数据可以推论出超常的税收增长往往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但是实际上我国的经济增长始终维持在9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这一点是否与经济规律相悖？为了研究和探索这一问题，可以利用回归分析，在对相关统计分析软件的借助中，对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探索与分析。

二、经济增长为税收快速增长创造条件

（一）GDP总量与税收收入相关性

根据1985年～2010年GDP和税收收入T有关数据，利用DPS统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可以获得简单的二者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从而得出其R2=0.98。总的来看，其拟合优良，然而DW的统计量却为0.158，与2相距甚远，因而使自相关现象的存在成为可能。利用统计学对相关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序列相关进行判断，残差存在着几期连续为负，又几期连续为正的现象，因而其存在着正自相关的关系。因此，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和调整是必要的，通过对迭代法的运用，将AR（1）项进行加入，可以得到新的回归方程，从而得出R2=0.99（>0.98）。对数拟合要好于线性拟合。DW的值也从0.158增加到0.172，使自相关现象得以消除。因此，根据回归结果，GDP与税收之间具有相关性，但是属于对数关系而非线性相关。

根据经济增长率（GDPr）与税收增长率（Tr）存在的相关性，以1985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可以列出回归方程，从而得到决定系数R2=0.174。由此可知方程拟合较差，这一现象主要是受除了经济外影响税收的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税收征管的有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税收征管的强化，使宏观税负水平得以提高，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税收增长。通过将宏观税负（Trate）和GOP增长率（GDPr）作为自变量，将税收增长率（Tr）视为因变量进行新的回归，得出R2=

0.846。根据回归情况，拟合较好。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对应的就增加0.2个百分点的税收增长率。然而，同GDP增长率相比较，税收增长率受宏观税负增长率作用更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的宏观税负，相应的增加1.213个百分点的税收。

（二）税收收入受经济结构变化影响

税收一方面受经济总量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不同的产业往往对税收有不同的贡献。因此，通过将第三产业GDP（GDP3）、第二产业GDP（GDP2）、第一产业GDP（GDP1）等分别视为自变量，将税收（T）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列出回归方程并得出R2=0.993。由此可以看出，GDP1前系数为负，这一点有违经济理论，通过相关分析三种产业的GDP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因此，利用岭回归法对其进行改进，结合DPS分析软件，可以获得新的结果。根据相应数据可知输出的第一列被视为岭系数，然后将软件k从0到1默认，将其步长设为0.01，则一共有54个值，在这里只对10个进行列出，将第二列到第四列作为标准化，规范化的岭回归系数。若k值为0.21，回归系数向稳定方向发展，则可以得出这样标准化回归方程，计算出R2=0.964，F=167.325。从这一方程可以发现，第一产业增加值较少贡献于税收收入，每增加1单位的第一产业增加值，税收仅仅获得0.18个单位的增加；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较大贡献于税收增长，这一现象是由税收收入较大征收比重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流转税造成的。

三、税收反作用于经济

根据有关经济原理，任何税收都将造成人们自身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其容易直接导致资本的减少或对资金积累产生影响，所以说，税收是经济发展的障碍。税收往往通过主要税种、税制结构及宏观税负水平等对宏观经济发生作用。

（一）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的相关性分析

样本选取来源于1985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受劳动力和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分析事，将宏观税负（Trate）、劳动力增长率（Lr）、投资增长率（Ir）作为自变量，将GDP增长率（GDPr）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回归方程，从而计算出R2=

0.882。根据回归情况可知，拟合较好。税收变量前面的回归系数为负可以看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宏观税负，将现将0.2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劳动力较大贡献于GDP也是受我国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

（二）经济增长受宏观税负的影响

受税收对劳动力收入、投资收益等存在影响因素的制约，其往往从劳动力和投资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形成影响。因此要对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的回归分析，根据1985年～2010年数据，首先对投资与税收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将属于财政支出范畴的用于经济建设的部分支出增长率（投资的组成部分）、宏观税负（税收增加了投资成本，减少了投资收益）、研发费用增长率（研发费用受国家建立新技术产业时间的长短及科技实力强弱的影响，越高的研发费用往往能产出越多的技术创新成果，同时也容易吸引较多的创新者从事创业活动，因而使风险投资需求增加）及（良好的经济走势往往能够为外部投资者和资本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等作为自变量（受利率水平对其影响较不明显，因此将其排除在外）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可知，投资受宏观税负的影响较小，受研发投入和人均GDP影响较大。在对劳动力受宏观税负影响的情况进行分析时，可以将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宏观税负等作为自变量，将就业视为因变量从而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具有较差的拟合，同时宏观税负前具有正系数，这一结果似乎与理论解释存在偏差。但是，通过分析我国基本情况和正系数关系可知，我国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拥有较丰富的过剩劳动力，因而就业受税负的负相关影响往往在受沉重的就业压力下很快遭到淹没，从而使税收替代劳动效应的现象在我国较不明显的出现。

（三）经济增长与税制结构相关性分析

根据一般理论，相比于直接税，间接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因此，税制结构的变化（直接税与间接税构成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为了统一数据，将1985年～2010年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直接税由外国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三部分组成，间接税由关税、消费税、营业税及增值税构成。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可以将间接税负（ITr）、间接税负（DTr）、劳动力增长率（Lr）及投资增长率（Ir）等作为自变量，将GDP增长率（GDPr）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得到回归方程并可知R2=0.893。同样道理，受t不显著检验影响，直接税前面系数呈现正数，这一结果有悖于经济理论，因此多重共线性明显。通过岭系数回归的改进可以看出，当k=0.21时，回归系数向稳定方向发展，因此可以得出新的回归方程，计算出R2=0.824，SE=5.176，F=7.856.根据回归方程，每增加一个百分比直接税，相应的要降低0.1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结果看似不一致与经济理论，但是根据我国国情：较少比重的直接税，且以企业所得税为主导；较小比重的个人所得税；较大比重的第二和第三产业间接税。因此，间接税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特别是对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影响较大的结果也可以理解。

四、结语

结合我国经济和税收增长现状，通过回归分析可知，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经济增长为税收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税收增长反作用于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刘建民，宋建军.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6）

[2]林雨，幸伟.我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29）

[3]雍梅.我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J].市场论坛.2008（3）

[4]曾国安，胡晶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9（8）

[5]高黎，聂华林.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长春税务学院学报）.2009（5）

[6]李红艳.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探析[J].企业导报.2009（8）

[7]曲世友，倪如意，张丽丽.宏观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相关关系研究

[J].上海管理科学.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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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正在深入进行，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联凸显出来。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变化受到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直接影响，教育年限的延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都是导致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因素，不利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从人口结构、劳动年龄人口、经济活动人口进行综合分析，有效掌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规律。

二、我国人口自然结构的现状及特征

（1）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最显著的体现，同时还存在着性别结构失衡的状况。0～14岁少年儿童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减少，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人口比例在逐年增加，在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形势下，老年人口比例仍然会持续增加，而劳动人口会随之减少，劳动经济参与率降低，这是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主要特征。

（2）劳动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人口结构。综合分析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多个方面的因素，25～44岁年龄阶段的人口为主要劳动力，45岁以上年龄人口则视为年老劳动力。近年来，25～44岁年龄阶段的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而45岁以上年老劳动人口则在呈现上升的势头，我国的劳动人口结构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劳动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了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下降。根据我国的而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来看，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1]

三、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的现状及特征

（1）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重要因素。从改革开放为起始点，我国的劳动经济参与率最开始呈现出上升的势头，然后逐渐趋于平缓，最终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有着很重要的联系。1978～1990年阶段是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率持续增长的时期，从1990年开始下降，进入2000年后，我国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速度加快。在劳动经济参与率伴随着劳动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发生改变时，我国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劳动经济参与率与社会体制有着一定的关联，我国的劳动经济参与率一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

（2）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主要因素。劳动人口的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各个年龄阶段的劳动人口的劳动人口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15～2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幅度最大，25～44岁和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程度接近，下降幅度不大。从近年来我国劳动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的形势来看，有着十分明显的年龄区别。女性劳动人口劳动经济参与率下降幅度要远远高于男性劳动人口。尤其是在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当中，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大幅下降。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近几年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来看，初中文化程度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最高，要高于本科、研究生等高学历人群。在高学历人群当中，大学本科劳动经济参与率最低，这与大学本科生占据相对高学历人群的人口比例最高有着一定的关联。另外，城乡间、地区间劳动经济参与率有着很大的差别，农村劳动经济参与率要远远高于城市。受到各地区不同经济结构和发展形势的影响，地区间的劳动经济参与率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而相邻省份劳动经济参与率接近，下降幅度差别不大。[3]

四、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劳动经济参与的影响

（1）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对劳动经济参与有着密切的关联，对微观劳动经济参与决策以及劳动经济参与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微观个体年龄的影响。劳动人口在参与劳动经济的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于参与劳动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不同的，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你，其劳动所获得的回报也在增加，这个阶段参与劳动经济的积极性更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精力下降，参与积极性不高。因此，受到劳动力个体年龄变化的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进而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决策。其次，宏观人口自然结构变动的影响。由于劳动经济参与率受到人口年龄变化的影响，从宏观整体来看，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劳动经济参与率，即宏观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水平。当前我国社会呈现人口老龄化趋势，45岁以上的年老劳动力人口比例增加，削弱了宏观人口自然结构整体的劳动力。受到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以及参与积极性下降的影响，劳动经济参与水平会随之下降，劳动生产率较低。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培养新生劳动力投入到劳动经济活动当中，加快新老更替的速度，以有效缓解由于劳动人口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保持良好的劳动经济参与水平。积极鼓励女性投入到劳动经济活动当中，改变传统观念，提升劳动经济参与率，平衡劳动力比重，使劳动经济参与率能够积极适应宏观人口自然结构的变动。[4]

（2）社会因素的影响。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劳动经济参与率。宏观劳动经济活动是由微观个体行为组成的，同样也影响着劳动生产率。而社会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一，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其个人的行为能力和人力资本，决定其在劳动经济活动当中的贡献以及获得的回报，影响其参与的积极性。其二，家庭因素。家庭成员组成、家庭成员的收入、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经济参与率。其三，收入因素的影响，工资率越高，则劳动经济参与水平越高。[5]

五、结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人口自然结构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影响着劳动经济参与，同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结合人口自然结构变动和劳动经济参与的现状及特征，有效掌握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了解人口自然结构变动与劳动经济参与之间的规律，探究其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策略，促进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发展。

（作者单位为SMC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王欢，黄健元，王薇.人口结构转变、产业及就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4（02）： 96-105.

[2] 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2010 （05）：15-24.

[3] 程恩富，高建昆.我国劳动力资源变动趋势与预测[J].经济纵横，2012（0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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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常态 影响 经济转型 制约因素

一、新常态视域的中国经济特征

新常态是异于旧质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它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新判断。学界认为新常态是一种无法回到过去高增长状态的新的经济态势。新常态下的经济表现有：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人们的物质消费相对减少，社会储蓄数额增加，企业利润相对稳定，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和再监管能力一再加强。从新常态视域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实质特征上是客观经济运行与主观政策调整叠加作用的结果。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不确定性有所上升。受此影响，一旦经济潜在产物难以维持原来的水准，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回落或疲软现状，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二、新常态下制约经济转型的因素

（一）工资性收入增长困难。有关调查研究指出，在社会主义薪酬结构大致固定的情况下，我国工资性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日渐下降，民众工资性收入表现出增长缓慢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短期内，我国工资增长速度数次再创新低；长期内，我国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速度。如2012年，我国工人平均货币工资为35000元左右，比1986年增长了将近30倍，但是同时期人均GDP却增长了将近35倍。专家分析，我国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难度现状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实际工资增长困难，不但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还不利于扩大消费和内需。

（二）劳动力结构变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新常态下，我国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所以采取减速策略，除了因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调整外，还有就是人口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与改革初期相比，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发展给劳动力的要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生育理念也出现了变化。2012年底，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比净减少约400万，60岁以上人口同比净增加约900万。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资源净减少严重，老龄化人口增加，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渐减退。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劳动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发展困难。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减少对人口的依赖心理，加大技术创新步伐。

（三）宏观经济波动不利于企业创新投入。为了鼓励科技创新，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这极大鼓舞了企业和个人的研发创新能力，许多企业都加大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来源主要来源于内源融资和股权、债权融资，在宏观经济波动频繁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都深受影响，企业现金流下降和分布也表现的更加缺乏规律性，企业创新研发也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冲击增加了资本市场的管理风险，企业股权融资难度也不断加大，企业借贷成本、短期融资成本也相应加大。受此影响，许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研发增幅。

（四）地方经济较为脆弱。就目前来说，我国地方经济尤其是乡镇经济始终以粗放型经济为主。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会对刺激性措施进行适当调整，国家对粗放型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会逐渐减弱，财政金融的去杠杆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此一来，地方经济的脆弱性也就表现出来，如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下降，地方债务增长过快，公共债务扩张无序，地实体经济和金融风险加大，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转型；地方政府在管理上会更加小心，在稳中求胜心态的影响下，他们会将经济重心放在房地产、地方资源优势行业上，使得地方经济体系更加单一，地方经济结构趋同化严重。

三、新常态下消除影响经济转型的制约因素的思路

（一）政府要加强供给管理，提高供给效率，改变过去那种以劳动力、资本高投入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减少环境、资源对经济的束缚，减少落后产能供给，以解决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结构性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整中，变需求管理为供给管理，通过有效的供给管理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经济管理创新。

（二）提高改革成果的共享力度，让社会群体共享改革红利。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应正视利益调整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改变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完善社会福利机制，让改革红利惠及普通大众，增加民众的工资性收入，以实现更加全面的社会公平，增加人们对改革和经济转型的信心。

（三）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差异化发展。地方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方经济繁荣兴盛是消除国民经济转型制约因素的根本。因此，政府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减少对地方政府的投资，促使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尽快找准定位，提高地方经济管理和服务能力，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应放宽市场进入限制，允许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同时提高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公益性和服务能力，完善市场责任制度，争取在多样市场主体的参与下减少市场对资源、人力的以来，提高投资和市场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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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分析。在宏观的发展来看，对于劳动力的研究是以城市或国家为单位的，指的是在一定的经济市场条件下，劳动者能够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提供的全部劳动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人口规模、城乡结构等都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同时，社会保障等政策法规也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说：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有更为强壮的认知和较长的寿命预期，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有更多的倾向，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劳动力；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能够为劳动者的健康提供基础保障，在医疗保障制度下，劳动者在工作中患病，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由此避免了劳动者因为患病而收入减少的情况。

2.微观分析。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劳动供给，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定义是劳动力个体能够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基础下为经济发展提供的劳动时间。这里所说的劳动力供给并不仅仅指的是现实劳动力资源，也包括潜在劳动力资源，而要想挖掘出更大的劳动力供给空间，最重要的就是潜在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如果是理性的经济人，他对劳动力供给的支配是以获得最大限度经济利益为目的进行的，然而因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的劳动力供给往往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优化配置。就人口健康和医疗保障来讲，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当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赡养比在内的指标发生变化时，劳动力供给就会受到影响，劳动力主体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就会有所变化，由此产生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影响。二是健康状况。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主体越健康，能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就会越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二、人口健康与医疗保障现状

第一，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城市劳动者选择医疗机构是存在一定偏好的。一般来讲，劳动者只有在患上大病时才会想到去大医院就诊，而且一般会选择公立医院；劳动者患上小病一般都会选择去药店。在没有医疗保障时，劳动者患病一般不会选择主动就医，但在劳动者加入了医疗保障后，患病就医的主动性得到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医疗保障的健全与劳动者的健康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婚姻状况和性别也影响着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在女性劳动者群体中，未婚女性远多于已婚女性，而且妻子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程度与丈夫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劳动参与率高的已婚女性，其丈夫的劳动收入普遍不高。对女性劳动者而言，除了要参加社会劳动，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的家庭劳动，这就说明了为何女性劳动者没有较为积极的劳动供给反应。第二，在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健康情况有很大改善，城市劳动力供给程度也较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追求健康也被劳动者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劳动者感觉到身体状况不佳时，会做出增加闲暇时间的选择，由此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就大大减少。而且，在现今的发展条件下，随着医疗保障的发展，社会对人口素质的重视度也大大提升，劳动者逐渐意识到在劳动参与中加入医疗保障的积极意义，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劳动者是否参与劳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可以说，如果是同样的就业环境，劳动者更愿意为提供医疗保障的雇佣者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

1.存在的问题。在当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医疗保障显现出较多的不足支出，对于人口健康的积极效果作用不明显，很多医疗保障项目建设都不完善，整体发展还处在改革和确立的状态，不能帮助劳动者有效减少生活成本。而且，如果不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一方面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影响，患病花费会极大程度减少劳动者的就业净收益，另一方面不利于劳动者支出结构的稳定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在解决城市劳动力供给问题上，进一步研究当前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措施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在医疗保障发展中，引入了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如在报销比例中，存在着制度上的设计缺陷，作为保障参数，报销比例不仅应该包括医药费支出，还应该包括劳动者的个人情况，对不同工作年限的劳动者采取不同的报销比例，如此才能更好的将劳动者的权利表现出来。另外，在当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起付标准也存在着问题，对于一些低收入者，起付标准成为了经济负担，是对其保障权益的损害，而且，医疗保险的期权由于最高限额而降低了价值。上述所说在医疗保障制度中的问题，都对支出结构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很不利的。

2.解决措施。第一，优化医疗保障制度。如果在研究劳动力供给问题上，不把人口健康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医疗保障不能对劳动力供给造成较大的影响，但是，加入人口健康因素，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就会对劳动力参与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一般情况下，身体状况保持良好状态的劳动者会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出勤率，能够提供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对城市发展而言，必须对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不断优化，以吸引更多的劳动者，为劳动力市场输入更多的劳动力。而且，对于城市发展来讲，如果流动人口过多，那么就必须注重加强医疗保障，因为健康问题一旦出现在流动人口中，其又没有主动就医意识，必然会对城市劳动力人口的整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对劳动力供给造成阻碍。对于非户籍劳动力人口，在医疗保障的实施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性原则，不能差别对待。第二，医疗保障要适度。医疗保障并不是说无限制的，只有保持适度的水平才能既有效促进劳动力供给，又满足城市劳动力人口健康需求。如果医疗保障过度，就会造成劳动供给投资的增加，同时也不利于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优化。在城市发展中，医疗保障水平必须控制在城市居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其达到既能吸收外来劳动力，又能降低劳动成本的目标，这样才能实现平衡的劳动力供给和最佳状态的劳动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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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农村劳动力总量还在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和转移难度越来越大。随着耕地面积的逐渐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林牧渔业所需劳动力规模还将进一步下降。

第二，城市就业压力大，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降低，转移空间越来越小。

第三，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职业适应能力差。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素质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在行业选择上的局限性。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及其他一些行业，大多数从事的是简单劳动。当前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的步伐加快，对员工素质的要求不断提升，素质较低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很难适应这一变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上升，表明社会用人需求在增加。目前，我国城市中低级劳动力市场竞争过度，高级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这也给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增加了难度。

第四，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制度性限制和歧视性政策仍未得到根本消除，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

对于出现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走了一条非均衡式的发展道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采取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提供积累，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受到剥夺，城乡间利益之差也就非常明显。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我国建立了森严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城市人口，并且将户口与就业、福利等挂钩。国家对非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实行“大包大揽”和低价补贴政策，农业人口的就业和福利则由农民自行解决。这种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大量的农村人口被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了农民的全面贫困。改革开放后，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再加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形成了特有的“民工潮”现象，对城市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改革的深化，大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有人认为，农民进城打工抢了城市劳动力的“饭碗”。

许多地方还出台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以期有利于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主要措施包括：清退，即辞退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将其岗位转让给本地劳动力；收费，即向雇用外来劳动力的单位或外来人口个人征收就业管理费、就业调节金、暂住人口管理费，以用于下岗工人安置的相关经费；限制，即限定外来劳动力进入的行业或岗位。实际上，这种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做法效果是令人怀疑的。首先，这种通过“腾笼换鸟”政策腾出来的岗位，本地劳动力往往不愿意接受。由于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没有经过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职业技能普遍较低，无法胜任城市工业的某些现代化劳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从事一些城市劳动力不愿干的工作。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体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全整合。

二、农村就业制约因素

对于农村就业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探讨：（1）对于我国农村就业的特点、范围、趋势、富余劳动力和农村失业、农村贫困、农村和城镇收入的不平衡、移民压力等；（2）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村就业的影响；（3）对农业和非农业增长和生产力的影响，以及对工作数量和收入减少的估计；（4）农村就业中的性别问题；（5）农村就业的政策框架。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整体而言，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还很不平衡。已经建立的中介组织，特别是乡镇级的服务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没有形成相对集中统

一、信息畅通、运作规范的中介服务网络。从劳动力转移的渠道看，通过劳动力中介机构的占少数，多数属自找门路、自行外出，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较大。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进一步转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素质偏低。目前已经转移的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而仍滞留于第一产业、难于实现转移的劳动力多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二是农村劳动力劳动技能低，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不多。三是农村滞留劳动力进取意识较低，保守思想惰性意识较强。

2、转移空间的制约。首先，乡镇企业吸纳能力的减弱。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一批乡镇企业倒闭了，一批好的乡镇企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要求不断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趋于绝对饱和和相对短缺。其次，城市容纳有限。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失业队伍不断扩大，新增劳动力加速，对农民工产生“排挤”。再次，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减弱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功能。

3、配套政策滞后的制约。首先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放弃土地、脱离农村的农民工进城后得不到与城市人一样的医保、养保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使转移劳动力还有后顾之忧，不得不成为离农不离土的兼职农民。第二是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不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土地流转，从而使一部分需要土地的农民不能成为规模经营者；一部分不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因土地的牵制而成为兼业农民。第三是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一部分想脱离农村、扎根城市的农民，因为户口不能解决，而导致住房、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第四是缺少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上的扶持，使农民出国、进城务工支付过高的成本。

三、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市场

1、逐步打破城乡壁垒，取消各种歧视性政策。传统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之间明显的经济势差和社会势差，劳动力市场中也出现了很多歧视性就业政策，最终影响城市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对其实施深度改革。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按照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增大改革收入的原则逐步推进。在这一渐进过程中，关键在于社会总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农业部门吸纳一个劳动力，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基础设施条件的资本投入。同时，应当逐步打破各种行业壁垒和区域分割的局面，使农民能够逐步进入以前只能由城市人口从业的行业，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

2、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政府对劳动力的调控应从仅由面对城镇就业，扩大到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就业，逐步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把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1）加强各地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的力度。要把控制和降低失业率作为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要加快各级政府在提高再就业率、采取再就业措施方面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控制失业率、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摆在优先位置。政府部门应成立对农村劳动力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部门，建立一套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法律和政策体系，包括防止就业歧视、保护平等竞争、维护市场秩序、打击欺诈行为、消除市场障碍等方面的立法和政策，为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地运行创造环境和条件。同时，依据政策法规和劳动合同，开展争议仲裁处理和劳动监察工作。还应打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信息沟通不畅的局面，由各级政府牵头，以劳动主管部门为主，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组建区域性或省级统一的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

（2）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尽量依靠法制调控劳动力市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要以国家现行法规《劳动法》为“龙头法”，通过制定就业促进法、职业介绍法等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维护市场秩序以及政府宏观调控、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等一整套法律制度，为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提供法律保障。应当完善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动用劳动监察手段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督，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以便保护企业和劳动者择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正常发育和运行。

（3）建立完善的劳动监测指标体系。把农村的失业率、工资增长率、工资结构、劳动关系紧张程度等作为监测内容。同时，建立统计监测制度、联络员制度和信息反馈系统、监测预警系统及综合调度系统，逐步实现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监测预警。

篇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9%,尤其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更是稳步攀升,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上升,就业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4%至6%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城镇失业率虽然在4%左右,从数字表面看上去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就业形势严峻,但我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依据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统计计算出来的,这与国际上的调查失业率的统计方法不同,我国的实际失业状况更为严重,中国出现了高增长与低就业并存的现状。

二、中国高增长与低就业原因浅析

宏观、微观经济因素同时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宏观和微观涉及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在经济运行中各种因素一直相互作用和影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转型的不断加剧,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一步强化,共同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高增长、低就业并存。具体的原因如下:

(一)人口总量和结构因素

我国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约束不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表现为劳动力供给过剩,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始时显著不同的一个经济条件。决定一国就业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因素是多元的和多方位的,但其基础是作为劳动力资源――人口的状况。一个国家人口的变动轨迹决定了其劳动力资源的变动轨迹。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较晚,但由于医疗、卫生等条件的改善,我国人口增长率迅速,且劳动参与率高,但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比较低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对劳动力的吸收。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的高低决定了劳动力的供给,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据统计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人口已达1200万人,按8%的经济增长率计算,经济的增长也只能容纳800万人的新增就业,,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二)产业结构因素

我国现阶段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经济增长仍主要靠工业增长拉动,产业增长表现出对投资和资源的高度依赖,不仅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失调,而且三次产业内部各自的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偏热”与服务业“偏冷”并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整体的产业结构水平低。

从中国经济的出口结构来看,产业结构水平低主要表现在由国外直接投资带动的加工贸易迅速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中超过70%的份额投入到了制造业领域。制造业是由设计、研发、加工、营销服务等产业链组成的有机整体,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和营销服务等都在国外,目前我国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但制造业产品附加值还相当低,整体的制造业依然处于中低档产品及中低端生产环节,结果导致了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中低档产品供给严重大于需求,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只能进行低水平的价格竞争,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高的产品严重短缺,必须依靠大量进口。供不应求和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并存,即一方面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导致低价格的恶性竞争,必然带来相关企业的破产倒闭,这些因破产倒闭而被淘汰的企业中原有的就业人员便成为了失业者;另一方面国内有效需求的很大一部分被进口产品替代,进口替代淘汰了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也淘汰了这些生产企业原本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

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例虽然高达90%以上,但国内生产部分大都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组装环节,长期实行的“两头在外”使产业链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难以在国内延伸,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一般贸易增长缓慢。

第三产业起步较晚且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呈下降趋势,这主要与其内部的结构变化有关,第三产业中的传统行业包括零售业、餐饮业、生活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进入90年代以来发展基本趋于饱和,对就业的贡献也大大减弱了,第三产业中的新兴产业包括房地产管理业、金融业、保险业、咨询业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在90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大大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扩大。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素

1992年我国明确提出了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随着经济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但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对就业的“拉动”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通过提高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等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总体影响却是“挤出”效应大于“拉动”效应,但不同时期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扩张,大量投资从国外引进了各种技术,这一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以扩大生产能力为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因此,技术进步总体上引起了就业的扩大。1992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大,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增大;在20世纪80年代对就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乡镇企业,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纷纷被关闭停产,大部分劳动密集行业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也逐渐萎缩,众多乡镇企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整体环境下,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也纷纷引进技术,但大部分技术的路径选择偏向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技术的选择对就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另外,技术水平也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我国整体技术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由于国外对先进技术出口的限制,核心的高新技术也无法通过进口获得,现阶段的整体技术水平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导致了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资本不断深化。

资本深化是指每单位劳动所占有的资本不断增加的过程。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加可以带来平均每单位劳动产出的增加,在规模报酬不变、不存在信息成本、不存在外部性、技术外生且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假定条件下,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

可以推导出

上式表明了平均每单位劳动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全要素增长率和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长率与资本产出份额的乘积,由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每单位劳动所占资本的增长率的提高,即资本的增长率快于劳动的增长率,亦即同样多的劳动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或同样多的资本吸纳了更少的劳动,投资增长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拉动了数倍于资本投资量的经济总量增长,但却没有拉动就业的同步增长。

(四)经济转型因素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效率的提高与经济体系中的隐性失业是不相容的,所以在经济转型中必然带来隐性失业的公开化。

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不断使隐性失业显性化,这是导致城市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国有企业改革释放出的冗员是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的隐性失业人员,国有企业改革逐步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按照边际产出雇佣劳动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拉动了经济增长。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是导致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原因之一。

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加上计划经济时期的户籍制度和一系列的城市化抑制政策,农村劳动力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相关政策的松动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用地的不断减少等导致了农村劳动力与土地之间的配置比例严重失调,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隐性失业不断显性化。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镇,另一方面由于体制转轨,城镇职工下岗人数日益增多。尽管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同的就业竞争领域,但国企下岗职工中大多为技能不高、年龄偏大的人员,农村劳动力随着寻求就业经验的提高和通过种种技能的学习不断积累的技能的提高,这些城乡人员对有限的就业岗位的竞争就不可避免,竞争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使得城镇失业率不断上升,也恶化了整体的就业形势。

转型背景下的低度城市化导致现有的城市化水平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向乡镇企业转移。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乡镇企业在生产要素供给、产品的市场需求上占有很大优势,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对量和绝对量都在降低。低度城市化也是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第三产业内部的就业创造。

三、结语

我们着重从人口总量和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转型这四大方面分析了我国高增长、低就业现状的的原因,但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试图分析了其中的几点原因后,根据这些原因,为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指明了方向:制定相关政策,实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调整所有制结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积极调整城乡结构,促进城市化进程;消除价格扭曲,促进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等,除了这些建议,为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仍然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参考文献:

篇7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市场，其波动往往能反映一国经济的景气程度，是观测一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微观层面上劳动力市场也非常重要，它对人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每个人一生都至少有一个阶段要参与其中，劳动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劳动力市场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稳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大国。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其丰裕程度往往被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人口结构的转变，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庞大的失业人群成为社会的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劳动力资源未被利用或者未充分利用的情况通常我们称为失业，失业率表示失业人口数占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数之和的比例。但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仅靠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来，劳动参与率也是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中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小。与就业率相比，劳动参与率能够更准确地反应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如果劳动力总量不变但是劳动参与率下降，表示经济活动人口减少，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要多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一部分失业工人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失去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部分工人被称为“受挫折的劳动者”。与单纯的失业者相比，这部分“受挫折的劳动者”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失业者对寻找工作并未失去信心，尚属于经济活动人口；而“受挫折的劳动者”已没有了提供劳动的愿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一国的劳动供给将相对减少，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劳动参与率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劳动经济学中经济周期与劳动参与率的两个假说，第三部分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影响劳动参与率的诸多因素进行划分，在理论基础上建立本文的研究模型；第四部分使用1990—2012年20年的统计数据，用OLS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经济周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实际影响；第五部分应用劳动经济学理论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二、理论基础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参与率波动与经济周期的运行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这种波动的变化却有差异，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在一些衰退时期，总劳动参与率上升，而在另一些衰退时期，总劳动参与率下降。针对这种状况，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劳动参与假说：附加性劳动力假说与悲观性劳动力假说。

这两种假说建立在成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周期的反应不灵敏的相同假设下。这个劳动力群体不管劳动力市场如何变化，总是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中，这个劳动力群体被称为一级劳动力。与之相对应，中年妇女和16—18岁的青年人组成的劳动群体被称为二级劳动力，二级劳动力经常会在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之间流动，参与率对经济运行周期有较灵敏的反应性；而他们选择的变动，往往也是引起劳动参与率波动的重要原因。

附加性劳动力假说认为，在经济总体水平下降时期，失业增加，为了保证家庭收入水平，二级劳动力走出家庭寻找工作。因此，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经济衰退时，二级劳动力参与率反而提高，进而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

悲观性劳动力假说认为，在失业上升时期，一些一级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但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许多二级劳动力对寻找新的工作持悲观态度；对于他们来讲，相对于主动保持一种失业状态，寻找工作而未果或者被辞退带来的打击更大。因而他们宁愿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愿成为失业者。因此，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正向关系：经济衰退时，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从而导致整体劳动参与率下降。

在经济衰退时期，附加性劳动效应与悲观性劳动效应同时存在，但是由于两种效应作用方向相反，所以在经济周期中，劳动力参与率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波动方向。当附加性劳动力效应的作用更强一些时，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大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当悲观性劳动力效应的作用更强时，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存在正向关系。

三、模型建立和数据选取

（一）模型建立

为了着重研究宏观经济状况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本文将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分为经济周期因素Et和非经济周期因素NEt，其中非经济周期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社会福利制度等人口和社会因素。对变量之间进行简单的线性拟合，t年的劳动参与率LPRt可以表示为：

由于人口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在现实中变化十分缓慢，因此在短时间内，比如连续的两年可以视为变化很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影响t年劳动参与率的非经济周期因素与t-1年是相似的，因此t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可以近似地看为就是t-1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更进一步，t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可以用t-1年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来近似衡量。

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上下波动的循环运行过程，一般是通过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周期波动可以用GDP的波动来衡量。

这样，（1）式就可以变形为：

（二）数据选取和来源

根据（2）式，本文的分析需要两部分数据，一是劳动参与率，二是国内生产总值。

1、劳动参与率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但是各国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各有不同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附录中主要统计指标解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16岁以上人口，包括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

2、国内生产总值

相关数值显示，1990年—2012年中国的GDP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国经济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是历年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四、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出现，对（2）式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构造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方程：

要验证GDP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需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3）式进行估计，以确定系数γ2。

（一）单位根检验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如果对两个非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导致出现“伪回归”问题，即：即使它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也可表现出较高的决定系数，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之前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扩展后的ADF检验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1、检验形式（t，c，n）中，t表示趋势项，c表示截距项，n表示滞后变量的阶数；

2、滞后变量阶数根据SIC准则选择；

3、***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表1可以看出，lnLPR和lnGDP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直接对（4）式进行OLS回归。

（二）OLS方程估计

用OLS法对方程（3）进行估计，得到以下结果：

由相关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估计结果残差不存在自相关；R2= 0974472，表明方程的拟合度很好；P值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的，因此方程（4）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五、理论分析和总结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GDPt的系数为-0.011434，即GDP和LPR呈反向相关；GDP每增加1%，劳动参与率下降约0.01%。由于本文用GDP来衡量经济周期，故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周期变动趋势是相反的。

对应经济衰退时的附加劳动力效应，在经济繁荣时，家庭收入增加，因此并不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出外劳动以维持生活，二级劳动力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使社会劳动参与率降低。同样对应悲观性劳动力效应，在经济繁荣时一级劳动力不会退出劳动市场，同时一片向好的经济形势会激励那些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二级劳动力重新开始寻找工作，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上升。

根据前文的分析，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变动趋势相反，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参与率降低，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在中国，第一种效应大于第二种效应。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如前面所分析，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央民生政策的实施，居民工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每个家庭愿意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逐渐确立，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部分收入对工资收入产生了一种替代效应。由于非工资性收入不一定要通过参加劳动获得，这种替代会使得劳动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不同于其他短期因素的冲击，经济周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持久性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参与率这种逆经济周期的趋势不会有太大改变。我们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时间内劳动参与率还会继续下降。（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Almut Balleer，Ramón Gómez-Salvador and Jarkko Turunen.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 Area a Cohort Based Analysis.Working Paper Series by EURO Central Bank，2012（5）

[2]Joanna Abhayaratna，Ralph Lattimore.Work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 How Does Australia Compare？.Australia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Commission，2006（12）

[3]Mark Schweitzer，David Tinsley.The UK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Business Cycle and Trend Influences，The Bank of England’s Working Paper，2004

[4]Public and Corporate Economic Consultants，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s of the Over 55s in Ireland.Final Report for a Study for the Expert Group on Future Skills Needs and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Council，2001（12）

[5]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6]陈铭，葛苏勤.经济转轨中的劳动供给变化趋势：理论、实证及含义[J].上海经济研究，2000（4）

[7]方琦.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状况与成因：基于吉林省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8]郭新华，黄贞贞.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非一致性关系——以 1997-2012 年数据为依据[J].现代经济探讨，2011（3）

[9]李丽林.劳动参与率：一个被忽略的重要数据[N].光明日报，2005-06-21

[10]李萍，谌新民.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就业增长的影响[J].产经评论，2010（4）

[11]林和森.经济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基于台湾地区的实证分析（1979 年—2005 年）[D].厦门：厦门大学，2006

[12]万相昱，张世伟.我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状况与成因——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2）

[13]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王珂.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结构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15]袁殷.我国劳动者劳动时间变化趋势及原因初探[J].南方人口，2012（3）

[16]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2003（6）

篇8

引言

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业部门流动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转型和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长期以来农民工以相对较低的工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工的低工资是无法维系的，工资上涨的压力已经出现并将持续，无论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是环境污染加重，均需要经济发展模式做出转变，改变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析了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离开农业的过程中，其收入的特征，以及农民工工资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根据分析结果，从企业微观经营和政府宏观调控两个方面提出发展建议。

对外开放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现状与农民工收入特征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现状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为保证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限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工业中的城市居民和农业中的农村居民被区别对待，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中，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面实施，解放了生产力，同时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大批工人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产生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户籍限制被打破。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一是农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二是从事非农业的收入高于农业收入；三是城镇的生活条件优于农村，农民希望自己或者子女能从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人数稳定上升，到2011年，农民工的人数上升至25278万人（见表1）。

（二）对外开放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贸易的开展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解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首先，国际贸易通过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增加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吸纳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而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收入；其次，我国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中，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使得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吸收了不少劳动力，其中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规模较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低技能劳动者的收人水平。

反过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外贸的蓬勃发展。外贸企业劳动力成本长期保持优势，农民工的低工资和农民工的吃苦耐劳是两个不可缺的因素。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农民工收入特征

总体上，农民工的收入持续增加，年人均收入从2003年的8424元增长到2011年的24588元（见图1）。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主要是制造业，2009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数量占农民工总数的44.4%，往后顺次为服务业，比例为12.4%，建筑业比例为9.8%（王萍萍等，2011）。劳动强度大仍是农民工工作的特点。

据统计资料显示，农民工的年收入已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但对这个结果的解读要谨慎，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城市中的农民工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社会福利，比如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医疗、住房、子女受教育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困难。农民工受雇单位或企业为其缴纳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比例较低。并且，考虑到农民工经常超时工作，若以小时工资衡量其收入水平实际是很低的，同时农民工还遭受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歧视。因此，尽管统计数字显示农民工收入上升，但考虑到所享有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和高水平的劳动强度，农民工工作条件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对外开放条件下农民工工资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受资本积累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以低工资向工业部门提供大量劳动力，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蔡，2007）。

“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在当前工资水平下，劳动力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速度，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使供需均衡（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经济增长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我国长期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其典型特征，企业和政府都充分利用了低廉的劳动力来发展企业和社会的经济。但是当刘易斯转折点临近，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企业和政府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环境。

企业面临的情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引发的就业市场的变化、农民工工资上升引发的用工成本上升、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发展和工作环境改善的诉求、我国外贸由高速发展期进入结构调整期。这都要求企业的经营策略做出调整。

政府面临的情况是：首先，劳动力工资上升引发的我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化。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无法维系，需要政府引导企业和社会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化。其次，农民工地位上升提高了自身的话语权，有助于形成保护自身利益的机制，需要政府解决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合法利益的侵蚀。进一步地，需要政府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福利，给予农民工同城市居民平等的市民身份。

总体而言，企业的经营方式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乃至我国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态，都曾经建立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上，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都面临着上述情况，需要做出调整。

二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

（一）企业微观经营的对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缴纳比例。2008年1月1日，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可以说，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企业遵循《劳动合同法》规定，给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加班付双倍工资，辞退员工要有经济补偿，是一个利于企业经营的选择：首先，良好的员工待遇有助于留住老员工，企业在老员工中的好口碑有利于吸引老员工的亲属及乡亲，有助于解决企业招工难的问题。较低的离职率意味着员工工作的熟练程度高，废品率的减少，产品质量的提升，交货速度的加快。其次，顺应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实，尽快调整企业的经营策略，有助于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第二，迁往更利于企业经营的位置。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面对用工成本上升、“招工难”的问题，可以考虑向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的地方迁移。但是，这需要迁入地尽快发展相应的配套设施，比如完善物流系统、促使供应链中各个环节的厂商集聚等。

第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制造”除了需要认真研究如何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改变位于价值链底端的生产模式，产品附加值低是企业生存艰难的主要原因。我国企业若只能得到低端的制造或加工环节的利润，而高端的产品设计、采购、仓储运输一直到零售的价值均无法获得，那么生存条件必然恶劣，压低劳动力成本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注重整合产业链，推广自主品牌进而提高企业的利润。

第四，重视国内消费市场。国外市场持续低迷，而国内市场正蓬勃发展，国内市场不仅容量大且多样化，这也是外国公司看重我国市场的原因。转向国内市场有利于扩大企业的销售渠道，分散国际市场的风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受雇于外向型企业，而外向型企业能够承受的最高劳动力价格由国际市场、汇率变化等因素“外部给定”（江霈、冷静，2008），当外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时，就业市场也陷入困境，当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依靠外需拉动转向依靠内需拉动，就业市场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也会减弱。

（二）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第一，采取措施使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首先，政府需要严格监督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情况。其次，建立农民工维权渠道。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实施，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范畴，使农民工享有与城镇职工一样平等的社会保险权益。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企业有意规避或者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损害了农民工合法利益。政府除了严格执法外，还应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普法宣传工作，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法律意识不强，并且由于以往的制度缺陷还不了解新颁布的法律是如何保护自身权益的。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诉诸于法律，又无可选择的维权渠道，最后采取极端的行为反抗社会不公。

第二，关注农民工子女问题。一方面是关注随农民工进城的子女，另一方面是关注留守儿童。随父母进城的儿童虽有父母陪伴，但他们在有差异的新环境中的茫然和不适应都需要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心理疏导。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都不仅需要政府投入足够的教育资源，还需要学校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心理问题、学习问题，使所有的儿童有一个公平的教育起点。

第三，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工技能。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环境压力增大，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浪费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为显著。虽然目前出现了农民工工资上升、大学生就业困难工资低的局面，使得农民产生教育回报率低的想法，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低教育水平将无法适应新的工作需求。因此，制定和实施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考虑的战略选择。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我国继续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以满足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资源、环境发生变化的新阶段的要求。

第四，改善中小微型企业的经营环境。中小微型企业是容纳就业的主力军，当面临成本上升和经济下滑时，吸纳就业能力就会大幅下降。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融资困难使得中小微企业步履艰难，而其享受的政策优惠，同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是比较匮乏的。在我国经济史上，农民工一度被排挤在国有企业就业市场外，农民工进入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遇到金融危机经营困难，或裁员或倒闭，从而产生了民工返乡潮。扩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其税收，改善其经营环境，使得企业自身取得发展，才有能力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此，从政策上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不仅增强了经济活力，扩大了就业市场，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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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重要的概念：教育平台和成组课程。“教育平台”源于计算机科学中的计算机平台，由于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中的若干课程之间，高等职业教育中文科与工科的若干课程之间，高等职业教育文科或工科不同专业中的若干课程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多相同部分，但由于各自服务的对象目标不同，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不能替代。但是借助于平台，他们中的一些相同的部分，就能服务于不同的对象目标体系。“成组课程”源于现代机械工业的成组技术。教育科学借助于成组技术的概念，将内容相关的学科组合成成组课程，服务于一个共同的对象目标，同样也能达到提高教育效益，降低教育成本的目的。

2．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的框架模型。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的框架模型主要是由教育平台和若干组成组课程构成。在成组课程中又根据课程的特点区分为核心课程和拓展课程，所谓的核心课程是指该成组课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相对稳定的部分，其服务对象相对来说比较宽广；所谓的拓展课程是指该成组课程中明显带有个性的部分和显著变动的部分，其服务对象相对来说比较专一。所以该模型又可简称为P-C模型，如下图所示：

第一教育平台：公共基础平台。该平台由高等数学、大学语文、英语、计算机基础等核心课程以及若干拓展课程构成。所有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生都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到达这个平台。登上这个平台之后，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路径选择。一是进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文科类课程学习；二是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工科类课程。第二教育平台：大类专业基础平台。进入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学生在登上公共基础平台之后，可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继续攀登大类专业基础平台。我们以文理兼收的管理学为例：根据现行的国家颁布的专业目录，文理兼收的管理学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大类专业，一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大类，二是工商管理大类，三是公共管理大类。第三教育平台：专业基础平台。学生经过努力在登上大类专业基础平台之后，可再次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和社会需求继续攀登专业基础平台。

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在一个专业中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设立多个专门化方向。现以工商管理大类市场营销专业为例，市场营销专业可根据营销方向的不同，分为商品营销、房地产营销、保险营销等等，在商品营销专业中仍可根据商品的类型，分为汽车营销、家用电气营销、服装营销等等，在商品营销专业中还可根据商品的业态，分为电子商务、连销经营、百货经营，甚至移动商务等等。该平台由市场营销、国际市场营销、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等核心课程以及若干拓展课程所构成。其中的核心课程都是市场营销专业的主要课程，无论哪一个营销方向都离不开这些课程。这部分约占整个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的50％左右，另外50％的课程，为拓展课程，是根据各个专门化方向的特殊要求而设定的，相对于前者来说，他们更容易发生变化。

以上是我们构建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动态适应经济发展框架模型的基本内容，当经济发展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时，我们的第一教育平台；第二教育平台和第三教育平台，可基本保持不变或进行少量的变化，专业成组课程中的核心课程也可相对保持不变，需要变化的仅仅是专业成组课程中的拓展课程，而这一部分课程占专业总课时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技术和方法

本文提出的职业教育新专业开发技术和方法是在借鉴了国外职业教育开发新专业中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之后总结而成的，是建立在宏观经济分析、劳动力市场分析、职业能力分析和教学分析等四个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1．宏观经济分析。要开发一个新专业，首先就要对该区域的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做出分析。这种分析往往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实现。通过分析，就能初步把握学校所在的经济区域内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哪些产业属于朝阳产业，就应加强开发相关专业；哪些产业属于夕阳产业，相对应的新专业的开发工作就不能继续进行下去。

2．劳动力市场分析。一是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分析。主要通过对区域内的常住人口的总量进行分析，通过修正，得出每年该区域的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再根据普职比、大学毛入学率计算出今后若干年就读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数量。二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实时分析，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中获取有用的信息。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供不应求的职业有哪些，当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职业有哪些，从而根据供求情况设置有市场需求的专业。三是对竞争对手的分析。是否开发一个新专业，除了必须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之外，还必须考虑自身的情况和竞争对手的情况。自身的情况主要是看将要开发的新专业是否具有相应的教师、教学设备和教学经验。而竞争对手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要分析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分析参与竞争的对手的总量，分析每一个竞争对手的具体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你无我有、你有我好、你好我特、你特我全”的策略。

3．职业能力分析。职业能力分析是新专业开发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做职业能力分析时必须注意以下三点：选择合适的人选。职业能力分析应选择两类人员参与，一是来源于基层第一线的负责人；一是企业的领导者和总工程师。前者拥有丰富的生产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是对该职业最具发言权的人，他们能够准确地、直观地、生动地描述职业的种种要求；后者则是站在该行业的高处，能够清楚地了解该行业国际最新发展的动态和今后若干年行业发展的总体趋势。两者有机地结合是该职业能力分析的最佳人选。兼顾长远，与经济同步。众所周知，教育需要一个周期，当前决定的事，往往要在三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才会有毕业生。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似乎在所难免。因此，职业能力不应只涉及到当前，还应顾及到不久的将来，即3～5年后的情况。准确定位、定时。职业能力分析不仅要准确地提出某一职业所需的全部技能，还需要确定掌握某项技能所需的培训时间。这就要求计算每一项专业技能的重要程度系数、难度系数和频度系数，然后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该项专业技能获得所需的培训时间。

4．教学分析。教学分析是新专业开发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新专业开发的最关键的环节。教学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职业能力分析中某个职业所需的全部专业技能点逐一转化成知识点，然后将这些知识点按照新的技术学科的要求组合成一门门新的技术活动课程。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的基本目标是满足企业的需求，学生的需求，教育自身的要求和各级各类教育衔接转换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开发必须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实现从“供给驱动”向“需求驱动”的转变；必须立足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深入人才市场或有关行业产业进行专业人才需求的调研，根据宏观微观经济理论和现状进行合理地预测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为专业开发计划的制定提供指导。在四个分析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调研资料，按照技术学科和能力双导向的指导思想，将专业按不同的内容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对每一方向进行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再结合学生综合素质和发展能力的分析，制定专业培养目标，进而设计教育平台、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

刘来泉．世界技术与职业教育纵览——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邓泽民．CBE理论与在中国职教中的实践．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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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摘 要：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在显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的刘易斯转折点，到迎来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日本经过了30余年，韩国将经过40多年，而中国充其量只有9年。中国这一特殊性可以较好地解释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的严峻性，以及工资增长的巨大幅度。研究指出，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和适应，同时提出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招工难；工资增长；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On Wage vs. Labor Productivity

CAI Fa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characterized by labor shortage and wage increase to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urning point at which working age population stops growing and dependence ratio stops declining took over 30 years in Japan, and it will take more than 40 years in Korea. Such a time slot for China to pas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is 9 years at most.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experience can well explain why the labor shortage has been so severe and wage increase so fast.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of wage growth depends on whether the enhanc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can keep pace with or even surpass the wage increase. It provid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how labor productivity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difficulty for recruitment; wage increase; labor productivit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2012年春节后，民工荒再次成为各地热点和难点，而且严峻程度大大高于往年。令人费解的是，不久以前，人们还深深地沉迷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幻觉，何以突然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就面临着如此严重的招工难以及由此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加薪压力。严格地说，劳动力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短缺，企业能否雇到所需工人，取决于能否支付工人所预期的工资水平。提高工资的能力，无论对企业还是对整个中国经济而言，都在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得到同步提高。正如有的企业家所说，不涨薪是等死，涨薪是早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其实，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企业能否生存，则在于劳动生产率能否赢得这场比赛。

遭遇到动荡的世界经济负面打击，也经历了以治理通货膨胀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为优先目标的宏观调控影响，2011年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有所减速。然而，不像以往那样，实体经济增长减速并没有导致严重的就业冲击。与人们预期相反，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已经成为常态，为劳动者免受就业冲击提供了坚实的屏障。201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41%。周期性现象常常预示着结构性变化，因此，从表面周期现象看到背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有助于决策者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防止以短期的手段解决长期问题的缘木求鱼倾向。沿海地区部分企业的经营困境，看似缘于出口不振和中小企业融资难，但其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问题，即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比较优势，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重大变化。与此相应，则是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的转换，各种看似对立的现象同时存在，提出崭新的挑战。本文将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解析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早熟特点，对劳动力短缺现象和工资上涨的前景做出判断，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提出政策建议。

一、工资上涨压力来自何处？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示实质性的提高。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或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然是无限供给了。

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起点是刘易斯转折点。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有两个刘易斯转折点（Lewis, 1972；Ranis and Fei, 1961）［1］［2］。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

鉴于此，许多研究者愿意将其看作或者称作刘易斯转折区间。一方面，把刘易斯转折看作是一个区间固然有不方便之处，如无法具体指出转折的时间点，妨碍讨论中的措辞。另一方面，这样认识刘易斯转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这样有利于观察两个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距离或者需要经过的时间。由于我们无法预测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这里可以引进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点。从统计上说，这个转折点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停止长期增长的趋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作为参照，来理解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因为后者是理论意义上存在，终究需要一个具体的象征性的时间点来代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供给绝对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迅速趋同的压力。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间，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易斯转折区间，是二元经济到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区间，其间劳动力市场性质是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特征并存，区间的终点便是新古典占主导的模式的起点。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将会经历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人们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不再增加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口红利转折点。如果说前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警钟，其到来之后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的话，后一个转折点则是一个事实，其到来将给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画上句号。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很重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没有显而易见的共同轨迹可循。但是，东亚发达经济体经历过这个阶段，可以作为参照系，对我们应该有所借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和人口统计及预测，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Minami, 1968）［3］，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的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Bai, 1982）［4］，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见图1）。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的调整时间。更不用说，如果像许多我的同行所争论的那样，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蔡、杨涛、黄益平，2012）［5］，则不是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便是人口红利转折点率先到来。不过，这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已经不增长了，遑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不管怎么说，两个转折点间隔如此之短，对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说日本和韩国的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关系，主要是由劳动力转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决定的话，中国则更多地受到人口转移速度或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转折点上的这个特殊性，给中国应对挑战带来更大的难度。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民工荒现象这么严重，工资上涨压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不会消失。

二、工资提高是可持续的吗？

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的同时，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并进而停止增长，必然推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法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相应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不能支撑工资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就会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宏观层面上导致通货膨胀。那样的话，经济增长相应也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

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能承受得起工资的上涨吗？从数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上涨之间，在工业部门基本保持了同步，农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特别是，长期以来工资上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近年来的工资提高也有补偿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我们对此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

首先，当我们计算部门劳动生产率时，所依据的劳动者数据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而这些工人常常没有进入企业就业人员的正规统计中。例如，2010年城镇居民的总就业中，大约有11亿人没有进入企业和单位的统计报表中。而农民工没有被企业列入统计报表的比重显然更大。如果把这部分工人计算在内的话，意味着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分母会显著加大，实际劳动生产率一定会降低。

其次，目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续性。通常，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达到的。例如，根据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预计进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则相应从1978―1994年的469%下降为1995―2009年的318%，进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 2010）［6］。

由于在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的持续提高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因此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教训十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日本在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约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十分显著。然而，1991―2000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变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2008）［7］。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中国近年来也显示出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如图2所示，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迅速上升，资本边际报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资上涨速度的情况下，由于两者并不同时发生，所以也会出现名义物价上涨的现象发生，即工资提高引起消费扩大，进而拉动物价上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总体上是不影响实际生活水平的，但是，整体上涨的物价水平，终究对低收入者有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护低收入者的社会保护政策。换句话说，在预见到这种基本趋势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对物价上涨过度敏感，而应该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宏观经济高度关注通货膨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调控对象往往倾斜地指向中小企业，造成后者在面对日益提高的生产要素成本压力的同时，还经常会遇到融资困难。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时期，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阻碍这种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领先或同步于工资上涨速度，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都会上升，会伤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因此，争取宏观经济稳定，不仅有赖于执行适当的调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有三点。第一，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劳动力短缺现象将继续存在，产生对工资上涨的压力。第二，在工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赛跑中，两者能否保持同步或者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一些，是工资上涨健康与否的关键，做不到这一点则会导致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第三，单纯依靠提高资本―劳动比的办法不能长久支撑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对于任何国家的任何发展阶段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以及陷入“失去的20年”的日本经济，都是因为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惊险的跳跃。具体来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两条途径，分别要求有适当的制度环境予以开通。

一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化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就是实现资源重新配置的经典路径。计量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为82%，占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343%。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一贡献因素将趋于下降。不过，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转移仍有潜力，未来的转移主体，将是那些年龄超过40岁，跨地区转移有困难的农业劳动力。根据人均GDP为6000美元到12000美元的国家的平均农业劳动力比重看，中国在未来的10年中每年至少要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如果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程度上尽快从沿海地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有利于挖掘劳动力转移潜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仍可获得。

二是通过行业内部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集中。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要想生存就必须通过采用新技术、改善管理、改革体制、提高职工素质等手段获得技术效率。如果存在一种竞争环境，效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效率低的企业相应萎缩乃至被淘汰，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就能够得到明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就会良好，因此有利于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由于农业比重已经很小，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已经微不足道，因此，其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主要表现在技术效率的提高，并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企业。例如，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表现为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到1/2（Foster, et al., 2001; Foster, et al., 2008）［8］［9］。

妨碍中国经济通过上述两条途径实质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在于探索动态比较优势过程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介入。在一个国家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从而面临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投资者和企业必然对此做出必要的反应和调整，相应地，也要承受转型的成功和失败后果。要激励投资者和企业将这种探寻健康地进行下去，需要构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环境，即让失败者退出，把成功者留下并由此生存、发展和壮大，同时形成一种适当的风险补偿和分摊机制，帮助投资者敢于和甘于承受创新的风险。如果这种创造性毁灭机制不存在，社会的这种旨在探寻比较优势的风险投资，相比其应有的水平就会低很多。这时，探寻动态比较优势的努力，就会呈现出一种假象，似乎这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活动，单个的投资者和企业缺乏激励去做，因而，政府取而代之或者介入其中，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正如可以看到的，这类政府干预可以体现在一系列政府战略和政策之中。首先，在诸如实施产业振兴规划、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等产业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等长期发展政策中，政府实现着干预投资领域乃至直接进行投资等意图。其次，在应对宏观经济周期现象时，政府通过出台经济刺激方案等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或直接投资于自己确定的优先领域，并存在把刺激政策长期化、常态化的倾向。再次，政府通过对企业、行业、产业进行补贴等保护性政策，实现自身的投资与扶持意图。现实中，上述三种政策手段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和协调执行的。

这类政策手段潜在地具有妨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作用。首先，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加速，具有与这类地区比较优势相背离的倾向，不利于实现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例如， 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化程度更高了。其次，不利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比重过高，国有经济仍然具有垄断地位，相应地，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如融资方面的歧视对待。在国有经济受到更多的保护，并且相应地形成对非公有经济相对抑制的情况下，创造性毁灭的机制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必然产生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

因此，为了防止出现没有劳动生产率根基的工资上涨趋势，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增长，既不能违背劳动力供求关系抑制工资上涨趋势，也不能人为推动工资上涨，而政府应该着眼于创造良好的优胜劣汰政策环境，让各类企业充分竞争，达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Lewis, Arthur.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ur, in Di Marco, L. (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75-96.

［2］ Ranis, Gustav and Fei, John C.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4): 533-565.

［3］ Minami, Ryoshin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8,82(3):380-402.

［4］ Bai, Moo-ki.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J］.Developing Economies,1982(2): 117-140.

［5］ 蔡,杨涛,黄益平.中国是否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 Kuijs, Louis . 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R］.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10,No. 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7］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APO Productivity Databook 2008［R］.the 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 1-2-10 Hirakawacho, Chiyoda-ku, Tokyo 102-0093, Japan:23.

［8］ Foster, Lucia, John Haltiwanger and C. J. Kriza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Lessons from Microeconomic Evidence, in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M］ .NB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篇11

在改革开放以后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示实质性的提高。这并不奇怪，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做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或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然是无限供给了。二元经济向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起点是刘易斯转折点。发展经济学一般认为有两个刘易斯转折点(Lew-is，1972;Ranis and Fei，1961)［1］［2］。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鉴于此，许多研究者愿意将其看作或者称作刘易斯转折区间。一方面，把刘易斯转折看作是一个区间固然有不方便之处，如无法具体指出转折的时间点，妨碍讨论中的措辞。另一方面，这样认识刘易斯转折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这样有利于观察两个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距离或者需要经过的时间。由于我们无法预测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时间，这里可以引进另外一个同等重要的转折点，即人口红利消失点。从统计上说，这个转折点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停止长期增长的趋势，相应地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的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作为参照，来理解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商业化点，因为后者是理论意义上存在，终究需要一个具体的象征性的时间点来代表。也就是说，在劳动力供给绝对量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迅速趋同的压力。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间，我们可以认为是刘易斯转折区间，是二元经济到新古典模式转换的重要区间，其间劳动力市场性质是二元经济特征与新古典特征并存，区间的终点便是新古典占主导的模式的起点。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脱胎于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将会经历两个转折点，一个是人们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力不再增加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人口红利转折点。如果说前一个转折点是一个警钟，其到来之后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的话，后一个转折点则是一个事实，其到来将给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画上句号。因此，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很重要，关系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明显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没有显而易见的共同轨迹可循。但是，东亚发达经济体经历过这个阶段，可以作为参照系，对我们应该有所借鉴。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和人口统计及预测，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Minami，1968)［3］，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的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4］，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见图1)。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的调整时间。更不用说，如果像许多我的同行所争论的那样，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蔡昉、杨涛、黄益平，2012)［5］，则不是两个转折点同时到来，便是人口红利转折点率先到来。不过，这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都已经不增长了，遑论劳动力无限供给。但不管怎么说，两个转折点间隔如此之短，对中国的挑战是巨大的。分析表明，如果说日本和韩国的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关系，主要是由劳动力转移速度或需求方因素决定的话，中国则更多地受到人口转移速度或供给方因素的影响。很显然，在转折点上的这个特殊性，给中国应对挑战带来更大的难度。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民工荒现象这么严重，工资上涨压力如此之大，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不会消失。

二、工资提高是可持续的吗?

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的同时，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并进而停止增长，必然推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这就是劳动力供求关系法则。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相应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但是，工资增长的可持续性在于劳动生产率保持同步提高，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滞后，不能支撑工资的增长，在微观层面上就会造成企业的经营困难，在宏观层面上导致通货膨胀。那样的话，经济增长相应也会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那么，总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能承受得起工资的上涨吗?从数字表面看，2003年以后在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上涨之间，在工业部门基本保持了同步，农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特别是，长期以来工资上涨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近年来的工资提高也有补偿的因素。但是，如果更深入地进行分析，我们对此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首先，当我们计算部门劳动生产率时，所依据的劳动者数据通常是被低估的。目前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而这些工人常常没有进入企业就业人员的正规统计中。例如，2010年城镇居民的总就业中，大约有1.1亿人没有进入企业和单位的统计报表中。而农民工没有被企业列入统计报表的比重显然更大。如果把这部分工人计算在内的话，意味着计算劳动生产率的分母会显著加大，实际劳动生产率一定会降低。其次，目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不可持续性。通常，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力，表现为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的全面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基本上是靠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达到的。例如，根据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的估算，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的45.3%提高到了1995—2009年的64.0%，并预计进一步提高到2010—2015年的65.9%。而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则相应从1978—1994年的46.9%下降为1995—2009年的31.8%，进而2010—2015年的28.0%(Kuijs，2010)［6］。由于在劳动力短缺条件下，资本—劳动比的持续提高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因此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日本的教训十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日本在1960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也较高，如在1960—1991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大约在50%上下，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十分显著。然而，1991—2000年期间，资本—劳动比提高的贡献一下子提高到9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变成－15%(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2008)［7］。与此相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中国近年来也显示出资本报酬递减的现象。如图2所示，伴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迅速上升，资本边际报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工资上涨速度的情况下，由于两者并不同时发生，所以也会出现名义物价上涨的现象发生，即工资提高引起消费扩大，进而拉动物价上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总体上是不影响实际生活水平的，但是，整体上涨的物价水平，终究对低收入者有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今后我们不可避免地与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共舞，要形成有效保护低收入者的社会保护政策。换句话说，在预见到这种基本趋势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应对物价上涨过度敏感，而应该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宏观经济高度关注通货膨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实施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方面，调控对象往往倾斜地指向中小企业，造成后者在面对日益提高的生产要素成本压力的同时，还经常会遇到融资困难。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时期，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阻碍这种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一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能领先或同步于工资上涨速度，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都会上升，会伤害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因此，争取宏观经济稳定，不仅有赖于执行适当的调控政策，更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篇12

一、我国二元转型程度和劳动收入份额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总量和人均GDP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按照GDP总量指标计算，我国已于2010年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结构不平等的问题日益凸显。其中，作为衡量收入分配重要指标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根据省际收入法核算数据，1978至1993年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相对稳定。1993至2011年间，劳动报酬比重从50.7％缓慢攀升到1996年的最高点53.4％，然后一路下滑到2010年的37.6％。特别是2002年以后，劳动收入份额加速下降，短短8年内劳动收入份额骤降13.3个百分点，降幅达22％。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前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都保持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即便考虑统计口径的变化，“我国近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持续趋降”这一判断仍然是稳健的。我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熟练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相似，属于稀缺要素，非熟练劳动力（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却存在无限供给的异质性特征。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的非农增加值比例和经济人口中的非农就业比例两个指标代表二元转型程度。可以发现，我国二元转型程度不断深化。农业剩余劳动力依然总体过剩，但是已经开始出现结构性短缺，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从2000年的7849万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1.4亿，然而增长速度已经显著降低。随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刘易斯拐点到来，我国二元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二、推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随二元转型程度呈U型规律，并且二元转型程度低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负效应大于工资的正效应。我国二元转型程度在各个地区差异很大，但由于劳动力是流动的，各个地区并不彼此分割，这导致二元程度较高的地区，比如四大直辖市，尚未单独出现劳动份额上升的现象。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持续下降的态势，使库兹涅茨曲线尽快经过拐点，缓解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最根本的措施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现状。我国是具有典型二元特征的大国经济，决定了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发展水平长期存在差异，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限制。这一特征不利于二元经济的发展，但人口红利示微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又为其发展提供了机遇。（1）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非正规化趋势，30％～40％的城镇本地劳动者，约1亿多人口，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农民工灵活就业比例更高。从农村来看，政府应当进一步清除劳动力供给的制度障碍，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加大力度保障进城农民工的福利待遇。（2）从城市来看，应当通过加强执法力度维护普通劳动者的权益，充分发挥工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应提高再就业服务的效率，如增加中介服务和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在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有助于减少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降低自然失业率。以上措施均可以在现有格局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增加劳动力供给，起到抑制工资过快上涨的效果。（3）从宏观角度，应当充分利用地区间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式”，即根据各个地区不同比较优势，形成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4）针对经济危机的外部冲击，在危机余波尚未消退时，应当加强对广大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力度，充分发挥其反周期作用。此时的教育、培训成本相对较低，正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最佳时机。同时为之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蓄积力量，推动劳动收入份额尽快经过U型拐点。

参考文献

[1]谢攀，李静．劳动报酬、经济周期与二元劳动力市场——基于周期性反应函数的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9）：107～117

[2]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5）：25～35

篇13

    中国汽车市场现状

    关于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从两个角度来说,宏观角度与微观角度。宏观上,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国外的厂商陆续进入了中国市场,使得竞争进一步激烈;微观上,企业面临不得不降价的处境,处在亏损的边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汽车进口关税就一直在下调,这是履行WTO的义务,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鼓励竞争,优化中国市场。在2004年底,中国的加权平均关税水平下调到了8.9%。2006年7月1日,我国汽车进口关税下调到25%。这都是为了履行WTO的义务。同时,中国早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近百家汽车企业的混乱局面,所以国家降低关税,就会下降国外汽车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使得其更具竞争力,从而使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内企业的售价就会相对较高,使得其不得不退出市场,达到优化市场的效果。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的国外企业进入了中国,搞起了合资,本质上就是以技术换市场。这里面有大众,标致,丰田,奔驰,宝马等公司。根据2000年的资料显示,中国汽车市场份额中97%属于合资企业,而20多家国内企业仅仅占到了3%的市场份额。可以说,中国的汽车企业就是在夹缝中生存。

    在2004年11月22日,东风标致实施降价补偿的销售策略,引起了中国汽车行业的轩然大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竞争之激烈。好多的厂商也都不得不推出降价的策略,这无疑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幸。2004年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汽车的亏损面达到了16%之多。

    除此之外,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先后推出了关税下调预期,取消进口配额、实施《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法》、进口车自动许可登记办法,整车特征办法,落地征税政策,允许外商进入汽车服务贸易领域等政策,这无疑对于中国的企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中国汽车市场现状的分析

    04年中国汽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91%,销量占世界总销量的8.41%。数字比较,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汽车进口的国家。理论上说,降低关税有利于消费者的福利。但是进口的汽车大都是高档车,对于这一部分的消费者来说,他们不在乎这辆车的价格,而是车子带来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更高的价格,会有相对少的人来买,这样就会使得这一产品在生活中比较稀缺,使得消费者感到了更大的满足感。这是高档车所特有的虚荣效应。

    06年1-5月份的统计资料显示,1.6升及以下排量轿车占轿车销售总量的54.22%。这一数据表明,中国的汽车销售以低档车为主。低档车为主的销售数量跟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分不开的,2004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270美元,就是说普通家庭买得起车,但是只是买低档车。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买车是一项相对大的消费,所以需求弹性会比较大,就是稍微高一点的价格会使得有较多的消费者选择不再购车。所以对于低档车的售价和消费税更低的话,消费者的福利会增加更多,而且会增加很多。

    统计资料显示,06年1-5月份中国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销量249,17万辆,市场占有率是83,77%,同比增长0,59个百分点。前十位依次是: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北汽,奇瑞,哈飞,广汽,吉利和江淮。记得我们关注的是奇瑞与吉利两个企业,他们是中国自主研发企业的代表。这两个企业的产品都是集中在低档车,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里,低档车是大众需求的,是销量最好的。下面的资料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奇瑞、吉利和华晨产销同比分别增长72.15%、55.62%和62.11%。

    04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是21辆/千人,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133辆/千人。从市场的饱和度来说,中国的市场还尚未饱和。04年欧美系车型在国外的价格是:标致307(2.0L)19.0万元,帕萨特V6(2.8L)23.0万元,奥迪A6(2.4L)28万元,宝马325i 23万元;而在国内这一数字分别是19.2万元,32.0万元,39.5万元,40.8元。所以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有超额利润的市场。

    中国汽车企业的策略

    首先,在竞争的市场里,一个企业想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话,根据竞争性市场供求关系,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无疑是最根本的策略。我们从技术与劳动力两方面考虑。

    对于中国的汽车业,其技术大概是国外30年前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技术引进。因为专利保护是30年的期限,所以我们的企业就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引进较为先进的技术。以中国的要素禀赋来看,中国是一个劳动密集的国家。对于中国现在的汽车企业来说,处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所以其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率比较大,在考虑引进西方的过去技术方面,资本相对劳动力的价格比小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率,所以引进西方过去的技术是有效率的。

    说到中国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是世界上相比很便宜的国家。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0.9美元/小时,是墨西哥的1/3,是韩国的1/9,是英国的1/21,是美国的1/25,是德国的1/37。所以中国的汽车企业就可以就地取材,中国的中年劳动力是绝对过剩的。当然对于青年劳动力来说,他们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很好的培养潜力,因为他们接受新技术没有沉淀成本,也没有就技术对其的锁定效应。无疑对于汽车企业还是劳动力来说这项雇用关系是很好的:企业可以得到廉价的可塑造的工人;工人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稳定的工作。双方的福利都是增加的,双方都是获益的。由于中国的90年代的下岗,有很多比较有技术的,但是年纪比较大的技术人员存在,这些人是低廉的劳动力。对于每个下岗的人员来说,他们不再会要求有很高的薪水,一旦没有找到高薪水的工作,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也失去了眼下的比较低薪水的工作了,因为他不知道别人是不是选择这项低薪的工作。所以这些下岗的人员可以为新兴的企业作为技术人员雇用。

    这就是为什么新兴的民营汽车企业的成本很低,一是他们有西方的技术可以引进,在技术上,因为民营企业没有沉淀成本;二是中国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很廉价的,但是好多也是由于被迫下岗的比较有技术的人员。

    但是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降低了生产成本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西方不认为我们是市场经济,市场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调节着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行为。所以呢,对于厂商来说,要想知道消费者的选择,就必须了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做市场调查。这里有两个方面:宏观与微观。宏观上,调查市场上各种车型所占的销售份额,这样有助于厂商可以做出决策来生产哪种车型,生产多少。微观上,对于某种特定的车型,消费者的偏好,这样消费者就能够做出生产成本的分配。

    宏观上,在中国的销售量中,1.6L及以下排量的汽车占总销售量的52.44%,也就是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以低档车,小排量车为主。微观上,美国近几年做的一个关于消费者偏好的调查显示“在以往的二十年里,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偏好的是汽车的款式而不是性能。”每年日本生产的汽车中23.4%的汽车有一个较大的款式的变化,而美国国产车这一数字仅是15%,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汽车在美国畅销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最好的就是拥有自己的技术。真正的生产出具有垄断性质的产品就要自己做R&D,生产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同时又受消费者欢迎的汽车。就像海尔推出了微型冰箱一样,中国的汽车企业通过做R&D可以生产出消费者喜爱的车型,拥有自己的专利。但是现在我们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是落后于西方企业的。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消费者,了解中国的资源,了解中国的风俗,了解中国人的心理。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我们企业的优势,从中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出发,设计出适合中国消费者的车型。在中国的市场上制定我们中国企业的规则,让西方人按照我们制定的规则来生产汽车。现在汽车产品不再仅仅是技术的产物。更多的新的领域,比如汽车里的多媒体技术,数字技术等等。还有就是适合中国的家庭用车。真正的产品升级是在现有的技术上添加的辅助设备,或者是动力设备的改进。现在世界上已经推出了太阳能动力车,电力车,氢能源车。所以现在的产品升级集中在动力改进,人性化设计等等,中国的汽车企业可以在这一领域开发自己的新产品。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管理。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尤其像汽车这种生产企业,企业的管理是尤为重要的。对于技术人员采用发明奖励制,让工程师从自己的发明中得到切实的经济利益,这样有利于加快技术的创新。对于车间工人,采用奖优罚劣,每天下班都会公布一下表现最好的和最次的。连续几次最好给与物质奖励,连续几次最次则会被开除。对于管理人员,其工资可以由基本工资加上生产提成组成,增强其管理生产的积极性。管理就是本着人都是理性的,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的,物质的奖励是最有效的这几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