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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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总人口40.9万人，区共有耕地面积27万亩。其中农业人口25.3万人，农村劳动力16万人，农民人均耕地1.07亩，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如不及时地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民收入就难以持续增加，富民强区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如期实现。只有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为此，把转移农村劳动力作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对待，坚持一手抓就地消化，一手抓劳务输出，多形式、多渠道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了农民就业和增收的路子，收到明显的成效。年全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7.4万人，占全区农村劳动力的46%实现非农总收入3.6亿元，当年全区农民新增收入的70%来自非农产业；其中向外地输出的劳务人员就达2.32万人，年创劳务总收入2.1亿元，人均9000元。年我区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劳务输出先进县（区）年又被评为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先进集体。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一、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立足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实现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向非农产业的快速转移。一是加快招商引资，培植就业载体。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总抓手，引进一个项目，安置一批人员。年以来，区共利用区外资金31.2亿元，新上项目412个，这些项目共吸纳2.8万名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如吉林客商先生投资5000万元兴建的铸钢厂，共安置农村劳动力500多人，人均月收入900多元；台资企业公司吸纳140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同时，还不断强化招商载体建设，举全区之力建设了工业园，目前园区内投产企业已达42家，安置农村劳动力6300多人。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拓展就业空间。进一步放宽政策，完善服务，激活民资民力，形成了千家万户搞个体、干民营的好局面；对骨干民营企业，不断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引导他做大做强。近年来，全区非公有制经济单位总户数、从业人员数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目前，全区非公有经济单位发展到7500户，从业人员3.5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2.8万人，民营经济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三是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吸纳和聚集农村劳动力。农业龙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就业容量大，吸纳能力强。近年来，围绕农业主导产品和优势产品，狠抓农业龙头企业建设。先后投资660万元扩建了金虹食品公司，引资4000万元新建了木业、木业和木业，这些企业已直接吸纳了1100名农村劳动力就业。今年初引资1.6亿元建设的公司今年8月份竣工投产，德国米杜甘地公司投资2200万美元的长毛兔饲养和兔毛深加工项目，近期也将开工建设。这两个项目建成后，可安置农村劳动力3300人。龙头企业在直接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带动了全区长毛兔、生猪的养殖和速生杨的种植。目前，全区长毛兔存养量达到258万只，生猪存栏量达到14万头，速生杨种植面积发展到2.8万亩。四是坚持城乡统筹发展，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抓住行政中心西迁历史机遇，大力实施城市化战略，积极推进城区东扩南移。近年来，城市建成区面积每年新增1.5平方公里以上，直接带动了周边11个村的改造，1.5万名农民实现了向市民的转变。结合城市开发建设，大力发展建筑业，全区共有6500名农民在各类建设工地务工；制定了优惠政策，鼓励农民进城经商，城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已达5000人。做大城区规模的同时，以兴建专业市场、发展工商业户为重点加快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全区小城镇人口达7.2万人。

二、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立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断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一是抓好载体建设，建立稳固的劳务基地。最初，发挥上海老乡的优势，与上海宝山港务局建立了劳务协作关系。后来抓住其下属装卸公司改制的机遇，创立了山东驻沪劳务输出总公司”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安置劳务人员1000余人，年创劳务总收入1800多万元的企业。去年该公司在上海市21个劳务输出基地评比中获第一名，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结合上海法制环境优、工作条件好、工资待遇高的优势，以驻沪劳务输出总公司为依托，与上海松江大学城、上福电子等10多家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劳务关系，上海已成为我区最大的劳务输出市场。近年来，又借鉴上海的经验，先后在广东、浙江、江苏、苏州、青岛、深圳等省市建立了11处劳务输出基地，形成了机械加工、电子、工艺、服装、物业管理、汽车运输、货物装卸等多行业输出的格局。二是健全输出信息网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为有计划地输出和招收劳务人员，狠抓输出信息网络建设。对内，区、镇两级设立了劳务输出服务大厅，今年又开工建设了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区劳动力市场，利用网络、电话、信函等形式，收集用工信息；聘请各村两委负责人为劳务输出信息员，负责本村居富余劳动力和有意外出务工人员的登记造册，全区形成了区联镇、镇联村、村联户的三级劳务信息网络。对外，以各大劳务基地为依托，每年定期不定期地到用工较多的大中城市、关系企业收集用工信息，考察用工单位，及时进行，有针对性地组织输出劳务人员。如镇劳动服务中心主动到青岛、上海等地联系用工单位，积极组织全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去年全镇共输出劳动力5000人，春节前后外出务工人员仅通过邮局汇回的现金就达4000多万元，收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输出百人，致富一村”效果。三是规范管理与服务，精心打造“劳务品牌”把加强劳务输出的管理与服务，培育劳务品牌”作为扩大劳务输出的关键，重点抓了三个严把”严把用工单位考察论证关，选择信用状况、工作环境、福利待遇等比较好的单位，签订招工合同；严把输出人员素质关，对输出人员按照用工单位的要求严格体检、政审，建立档案；严把跟踪管理关，定期到用工单位了解情况，及时帮助输出人员协调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几年的实践，已逐步建立起了考察用工企业，签订用工协议，组织求职报名，严格考核录用，专人护送交接，搞好跟踪服务”工作程序，做到既对用工单位负责，又保证了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全区经区劳动局组织输出到区外务工人员，没有发生一起损害劳务人员权益的事件，没有一名劳务人员违纪违法。仅去年一年就先后有8家用工单位主动到区联系招收劳务人员，劳务品牌效应初步显现。

篇2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也是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化解三农问题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减少为数众多的农民，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对于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程意义至关重要。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已不少，蔡昉认为，通过剩余劳动力转移，扩大了就业，对于农村增收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潘文卿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向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于以疏导农民就业途径为切入，发展农民职业化教育，使农民本身具有转移的能力，从而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城镇化，推动农村发展。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客观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富余。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会日趋增大。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势必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提及我国的贫困问题人们往往归因于我国人口太多。实际上我国幅员辽阔，人均耕地面积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099公顷，是日本的2．9倍和韩国的2．8倍，甚至比英国高出4％。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却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57．01％，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我国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18公顷，而日本为1．5公顷，韩国为0．7公顷，英国为10．8公顷，分别是我国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大量农民的劳动属于“剩余劳动”（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从而使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远远低于我国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这就是我国农民贫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我国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使农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减免农民税费等）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农村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合理流动。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二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升级。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现阶段由于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的土地过少，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只有6．4台，而日本为470．8台，韩国为103．7台，美国为27．1台，德国为87．2台，法国为69．2台，英国为84．5台；我国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只有1．6台，而日本为248．7台，韩国为49．4台，美国为3．7台，德国为11．4台，法国为6台，英国为7．9台。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农业集约化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密切相关的。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出去，现代农业技术才能推广，我国农业才能真正实现集约化和现代化。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城市居民。城镇作为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乡镇企业、文化、科学、教育、娱乐业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可以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提供优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务及人才、技术支持，而成为“准城市居民”的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又恰恰为城镇的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生产力，促进了城镇的消费、交通、建筑、服务业等，加快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二、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及成因

（一）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现状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截至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 212万人，占42．99％；乡村人口74 544万人，占57．01％；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明全国15～64岁之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15％。由于农村人口政策的现状以及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生活水平较低等原因，农村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在15～64岁之间的比例不会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在一些农村地区并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加上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辍学儿童增多，他们一般在14～15岁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甚至外出打工，因此，这么算来，农村的劳动总人口应不低于53 000万人。而我国土地共有1．27亿hm2的耕地，根据农业部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在农村现有生产力的生产规模条件下，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农村5．3亿的劳动力中，有接近3．8亿属于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从业人员，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很大。但从我国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的状况来看，适合市场需求满足工商业发展的劳动力不足，而既无技术、又不符合用工单位需求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因此，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属于低水平、结构性剩余。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64％，小学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专程度的占4．89％，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就更少，仅占1．81％。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7年。可见，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质量较低，这也就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消化”。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的主要指标。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79年（城市为10年），在15～64岁农村劳动力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4．83亿，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国约有8 500万文盲和半文盲。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大力发展农村各项教育，农村劳动力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离现实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2．技能水平低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通过技术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有0．13％，有技术特长的仅占10．6％，而高达85％以上的农民不具备专业技能，不具备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极大地阻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身体素质不高

由于经济贫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营养、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条件较差，90％左右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农民身体素质总体水平偏低，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状况更不乐观。

4．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弱

我国农村劳动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以及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的影响，缺乏现代经营和管理的知识，经营管理能力低，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未能得到预期的收益。有些农民办的小企业，由于缺乏经营管理能力，造成经营管理不善、资源浪费、效益不高。这种状况阻碍了农村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现阶段阻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而无法顺利“消化”，且综合素质较低，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各种限制性的制度束缚了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家庭的重要财产，当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向城市永久迁移时，失去土地承包权的风险会降低他向城市永久迁移的意愿。出于社会安定的考虑，我国的土地政策历来对土地交易有严格的限制。近十多年来，这些限制开始逐步放松，因为农村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2002年，对《农村土地承包法》进行修改后，对土地使用权转让的限制大为减少，该法为保护土地使用者的权利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提供了法律依据。

2．户籍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分割制度把个人束缚在固定的狭隘的地域范围内，在狭隘的地域范围内人们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单位”里，从而将农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离在城市之外。户口制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国家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限制。但是，对于想进城市并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村人，障碍依然存在。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还必须向所在城市交纳各种各样的费用，如暂住费、计划生育费和城市增容费等。没有城市户口，这些流动人口就不能或很难得到所在城市或单位提供的许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优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说，现行的户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观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别的。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办的学校，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而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就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中央和当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农民自己掏钱支持办教育。因此，在农民收入极低的现实条件下，农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远高于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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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并存着两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层次，城镇企事业单位中的就业人员享受着相对较为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将农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严重落后于城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风险也在不断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担农民抵御生活风险的全部负担，尤其是无法抗拒来自于市场经济的高费用风险。因此，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前农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成功实现转移的制度依托。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对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土地成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职业教育，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还是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从最根本上讲，都离不开农民的知识化。知识化的农民首先要求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包括文化基础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等。针对我国国情，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将农民职业教育区分进行：进行农业就业职业教育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两种。首先理清农村所需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关系，使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进而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逐渐划清农村劳动力与非农村界限。

（一）农业就业职业教育

1．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职业教育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坚决摈弃对职业教育鄙薄的旧观念，确立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应有地位。而政府在农民职业教育中应该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2．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知识化服务的目标，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现存的农村中年成年劳动力，在这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开展农民培训的许多优势。因为这部分人有比较优势：已经完全投身农业，有一定的农业从业经验，且具备接受新知识再学习的能力。因此，培训的这部分人员会是现阶段传统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的培训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学校＋农民”的三结合体系，其中政府主导筹资监督，结合学校师资力量，对适合的劳动力对象进行农村现阶段主要种植业技术的职业教育。

3．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培养未来新型农民中的作用。这一途径主要是针对未来的农村潜在劳动力而言的，在这一过程中，目前最为重要的是要从观念上消除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偏见，从制度上保证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同时，针对农业从业潜在劳动力这部分“新鲜血液”，要将他们打造成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向我们将来的农业产业要效益。在这方面，职业学校要在发挥其特色和优势，依据当地的人力资源，地理环境进行专业设置和师资配备，突出农业科教优势园林园艺、花卉、蔬菜无土栽培等经济农业为主，结合种植业，办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新农”特色。

4．推进农民职业化和就业准入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对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工作，对于农民职业教育也是意义重大。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新形势下，通过执行就业准入制度， 促使农村人口有意识地参加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农就业职业教育

现阶段，一方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业对各等级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国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短缺，从而出现有些企业高薪难聘一位高级技术人才的现象。劳动力市场需要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国性的“技工荒”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告诉我们，技工短缺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从长远看，农村非农就业的职业培训才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当然，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确实是我们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可行切入点。

1．充分认识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农村建设、农业的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而效果却不明显。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农村负担太重，用仅有的一点农业效益加上一点点政府补贴在养活绝对超员的农村劳动力。那就如同一个成年人背着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总是希望有力气多干活，于是，给他多吃饭，补营养，而效果甚微。问题是他的力气在有负担的情况下已经达到极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简单那就是让孩子从背上下来，帮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气，而且有孩子帮他；同时，孩子也会成长的更快。也就是资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现阶段对于我国已经是不得不给农业现代化发展减负时候了，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它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进而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基于这种战略高度的认识，政府必须加强对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服务力度。

2．明确农村非农就业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与对象，突出自身特色。这里，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潜在劳动力，未能继续完成学业深造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强，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是将来成功走出农村，完成转移的主要部分。我们经常会见到初高中生刚毕业就投入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会由于没有专业知识而再次回到农村，成为剩余劳动力，这给农村、农业又造成了负担。针对这种现象，对他们进行非农就业的职业教育就显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坚持常规学历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专和职高的毕业生进行2－3年的系统学习，使他们具备中、高级技工的基本素质，适应“蓝领”、“灰领”或者“银领”工作岗位要求，能够大胆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术培训，取消年龄和文化基础的限制，对现有劳动力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他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或现代农业技术。只有双管齐下，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培训，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同时，职业教育在办学过程中，要始终以就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动对劳动力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专业和开设课程。根据当地剩余劳动力资源的特点和劳动力稀缺地区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切实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

3．整顿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当前，必须加大《职业教育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等有关生产和就业的法律的执法力度。落实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内的各项劳动制度，强制从业者履行接受职前教育或培训的义务，强制用工单位履行按照职业分类安排就业并培训职工的义务，保证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质量和信用，维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落实劳动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合理工资报酬、劳动保护和防护、失业保险、工伤抚恤、休息等）。这些举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民非农就业的难度，但将从根本上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改变农民工素质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从而极大地刺激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前，职业教育培训资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闲置，一旦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上涨，职业教育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职业教育的有效供给也将大幅度增长，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服务技能和技术水平。

四、结语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对我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抓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进行农民职业化教育，对富余劳动力进行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职业分流，最终达到剩余劳动力的安全、合理转移。这必将对我国的农业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灵芝．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4，（7）．

[2] 朱巧玲．转移的思路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3] 聂传定．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就业与新农村建设[J]．台湾农业探索，2006，（3）．

[4] 焦必方，毛作文．农民非农就业的意义、现状及措施[J]．上海农村经济，2005，（10）．

[5] 刘纯阳．农民教育问题初探[J]．农业技术经济，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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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发展；福建省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必然产物。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变革带来深刻和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对农村社会发展的积极一面，也有对农业发展不利的一面。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发展的积极作用

1.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结构存在显著的影响。通过查阅福建省统计年鉴，2000～2010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4196.3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2025.59元，贡献份额达48.27%，而农业收入增加了1279.42元，贡献份额仅30.49%。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逐年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已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2.加快当地农村城镇化进程。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入，一部分从事非农产业活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纷纷在城镇安家落户，这客观上促进了城镇消费需求的增长、基础设施的增加和建设规模的扩张，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拓展了空间。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城镇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

3.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对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一是减少了依靠土地养活的人口对土地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二是推动了农业土地经营的规模化、集约化。事实上，随着耕地资源的减少和农村劳动力人口的不断增加，在耕地资源极度匾乏、人均占有量过少、加之农业基础条件薄弱的情况下，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对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非常排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很低。通过转移富余劳动力，人地矛盾得到缓解，从而突破传统的分散经营和粗放经营的方式，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可能。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自福建农业劳动力发生大规模转移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主力军，他们不论是年龄结构还是文化程度都是农村劳动力中的强者，而留守劳动力多为妇女和老人，于是劳动力转出的农村家庭缺乏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农业生产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一是劳动者年龄结构偏大、劳动能力相对较弱，农业生产梯队“老龄化”加剧。二是留守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劳动者，男女比例不协调。

2.农地资源利用率下降。通过查阅福建省历年的统计年鉴，发现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农业劳动力数量均呈下降趋势。粮食作物面积从2001年的1625.72千公顷下降到2011年的1226.79千公顷，下降了24.5%。非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从2001年的1089.52千公顷，下降到2011年的1001.41千公顷，下降了8.1%。劳动力转移后，农业生产劳动力大幅地减少，土地利用水平逐年下降，出现农地抛荒、耕地锐减的现象。农地资源利用率下降，加剧威胁着福建省的粮食安全。

3.农业技术推广受阻。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相对而言大都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农民，而留在家里务农的基本上是老人、妇女、小孩，以及一些病弱残者，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接受科技成果的意识淡漠、积极性不高，并且学习农业新技术的能力也有限，他们宁愿因循守旧以求稳妥，也不愿接受新知识、新事物，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效果。我国目前大约有70%的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推广，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文化素质过低。

参考文献

[1]邓楚雄.劳动力转移下沪郊现代农业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基于113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J].农村经济.2008，（8）：41～44

[2]张思军，吴仁明.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J].云南社会科学.2002，（1）：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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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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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321-01

一、时代进步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随着农村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游离出来转入城市，从事其他高收入的行业，民工潮的大量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提高了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锻炼了人才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素质是劳动力就业竞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用人单位吸收农村劳动力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决定了一个劳动力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过程中的工作和学习，通过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环境，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掌握了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新的意识和观念。

(二)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

农村劳动向城市的转移扩大了城市对粮食、蔬菜、水果、花卉、肉类、水产品、牛奶及其制品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农牧业的技术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三)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只有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农村现代化水平。

另一方面，对于农村经济，现代化意味着通过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充分转移，才能有真正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才能推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沟通了城乡关系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改善了流入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对城市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转移的劳动力，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架起了这座桥梁，对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优势，开拓和完善城乡市场，扬长避短发展城乡联合，具有积极的意义。由此带动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流动，沟通了区域间、城乡间的联系。

(五)利于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客观上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比较优势，把土地资源置换出来，发展用地较少，而耗费劳动力较多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迫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就业容量。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发展农村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发展，将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

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部分人口的大量流出，也会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危及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但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而且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在造成农业资源浪费的同时，也降低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至少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一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

(二)留守老人和儿童疏于照顾

由于父母外出，农村的留守儿童绝大部分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由于爷爷奶奶，年纪较大，文化层次不高，不能在学习上给予有力帮助和指导，这就必然给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一定影响。

(三)农村劳动力投入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成本上升

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绝大多数有文化知识、懂技术的农村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给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影响。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劳动力减少，对农村劳动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造成影响，农业发展成本加大，造成新的农村发展问题。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人才的流失

农村人才的流失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的发展趋势，削弱农业生产的后劲；另外，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过度流出造成土地撂荒现象。农民外出打工赚钱建房，在改善他们居住条件的同时，也占用了大片的耕地，弃耕和增加建房占地现象必然影响全社会的发展。

(五)加剧农业区域经济不平衡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地域跨度大，自然禀赋差异大，各地农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更加剧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民的纯收入与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差距加大。

四、结论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合理流动，使“三农”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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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概述

（一）人口老龄化

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不断提交，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物质资源的日益丰富，社会成员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人们逐步走向长寿时代，人类社会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口老龄化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国际上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占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7%，那么就表明该国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指标

人口老龄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衡量。第一，从老年人口比重来看，一般来说，65岁对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是老年系数，这个系数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程度。第二，从老化系数来看，这个系数是衡量人口老龄化所用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数，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是反映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第三，从抚养人口和被抚养人口的比例来看，如果被抚养人口占抚养人口的比例重，也是直接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程度，这里的被抚养人口主要是指老年人和少年儿童，抚养人主要是指适龄的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二、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一）导致农村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使得农村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浪费，影响农村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和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二）影响新农村建设步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新农村，需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紧密联系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步伐来进行建设。但是，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留守老人和贫困老人增多，给新农村建设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三）阻碍现代农业发展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适龄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由老年人构成，加上农村留守儿童居多，农村的劳动力出现严重匮乏的局面，大量的土地也因此荒废下来，或者承包作为经济作物更种地。这种格局导致农业生产水平却没有得到实质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老化也直接造成农业劳动力资源不足，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农业发展对策

（一）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人口老龄化显而易见，政府应当从制度上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进行保障，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非常必要的，首先要做好农村养老保险的宣传工作，要从思想上改变以前农村人认为保险是白花钱这样的观念，认真做好扎实细致的宣传普及工作，广泛运用电视、广播和报刊等各种新闻媒介和舆论工具，采取板报、标语等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新农保制度的方针政策，使农村老年人自愿参保，积极参保。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要加强对农村养老的投入，总理指出：政府少上项目也要确保对养老保险的投入。所以，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财政实力增强，各地区要增加对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投资额度。政府要制定出符合新农村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村老年人养老做到有保障，有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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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9月27日

一、农村人口迁移的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

二、农村人口迁移加速老龄化过程

（一）农民工以青壮年男性为主，青壮年人口的减少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从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占65.9%，女性占34.1%；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6.3%，21～30岁占32.7%，31～40岁占22.7%，41～50岁占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

（二）生育观念的变化对农村生育率产生影响。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中，迁移者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对其生育率产生影响。不可否认，部分农村人口的迁移流动确实存在着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动机，如“超生游击队”问题就曾给我国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因此，对于农村人口迁移流动中所存在的“超生”问题自然不能忽视，城市的相关部门还须继续加强对迁移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的管理，防止超生和多生的发生。但在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的根本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改善其经济社会生活和寻求就业机会，为了逃避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约束而迁移流动也只是极少部分。那么，随着农村迁移人口经济条件的改善，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少生、优生和优育”也就成为主流倾向，即乡-城人口迁移有助于农村迁移妇女生育观念的转变和降低其生育率。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结论，即迁移使得农村迁移人口的生育意愿呈现下降趋势，如吴帆（2009）对新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就显示：52.3%的调查对象只希望生1个孩子，44.42%希望生2个孩子，只有2.33%希望生育3个及以上，还有约1%不想生孩子，即平均生育意愿仅为1.49个孩子，远低于农村非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农村迁移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加速了农村的人口转变进程，并最终加剧了农村老龄化程度。

（三）非永久性迁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重在职业迁移而非地域间的彻底性转移，存在一种独特的“候鸟式”迁移现象，即劳动力已由农业领域转向非农领域，但居住地仍在原籍农村，普遍存在的是季节性劳动力迁移。2007年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占农村劳动资源总量的25%左右，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转移到非农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超过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40%。预计今后几年，每年的劳动力迁移新增人数将维持在500万～700万，增长速度5%～6%。70%的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50%以上的农民跨省流动，60%以上的农民工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

（四）农村人口迁移对家庭的影响。农村家庭受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而发生的改变也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家庭的外向型适应。由于地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的发生，原有的农村家庭成员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流动出去；另一部分留在农村的“老家”。鉴于流动迁移行为的年龄性别选择性，流动出去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轻的男性。随着流出时间的增加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逐渐站住脚跟的年轻男性会将妻子、孩子陆续接出来，夫妻家庭或者带子女的核心家庭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而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往往是年龄与身体条件相对呈弱势的老年父母或者幼儿，对目前农村务农家庭所谓“386061”部队的称呼正反映了这一现实。

人口流动在客观上造成了“分户”的形成，一个原本由老年父母、年轻夫妻及其子女形成的直系家庭，由于流动变成了一个夫妻家庭和一个隔代家庭（如果子女不随父母流出），或者一个核心家庭和一个老年夫妻家庭（如果子女随父母流出）。家庭的客观分化以及迁移流动所带来的不便、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使得家庭的变化趋于小型化。这种家庭的变化趋势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家庭的主要影响。

随着第二、第三次出生高峰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力人口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更是庞大。这一趋势必然会对农村的家庭结构产生影响，是在计划生育从数量上削减家庭规模进而影响家庭养老支持资源基础上的“二次削弱”，主要从距离上造成了作为流动劳动力主体的年轻人口与其老年父母的疏远和照顾不便。

三、发展小城镇必要性分析

（一）农村老龄化的预测趋势。由于大量的年轻人从农村迁移流向城镇，现在与今后几十年农村人口老化程度高于城镇。在比较保守的中死亡率和中生育率以及假定农村向城镇迁移的年龄结构分布与2000年相同的预测方案下，我国2020年农村、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15.6%和9.0%，2050年分别为32.7%与21.2%。21世纪前25年中，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与城镇不相上下，但2050年，农村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比城镇高出约1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现在40～50岁的农村中年人向城镇迁移的几率比年轻人要低。而这一庞大人群在2030年以后将陆续成为最需要照料的高龄老人，并且大多数留在农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庞大人群正好又赶上了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旨在降低出生率且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这些人很多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当他们成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时，其一、二个子女也已成为或即将成为60岁以上老人。其中，不少子女已离开农村，而很多高龄老人仍留在农村。

（二）小城镇对农村人口的截留和分流作用。社科院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城市化过程中每年从农村流出的大量人口将给农村社会带来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大量流出的主要是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力，这将从整体上降低农村居民的素质同时大大提高老龄人口比重，使本身素质较低、老龄化较快的农村地区雪上加霜；二是人口流出之后更进一步降低了本已偏小的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同时会出现大量的空心村，不仅浪费了土地，提升了基础设施的公摊成本，降低了效益，影响到农村现代化进程；三是流出的这批人不仅带走了技术、技能、劳动力，还会带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大批资金，使农村的现代化本身紧缺的生产要素更为紧张。与此同时，数量众多、素质偏低的农村人口对我国大城市将产生巨大冲击，将会加重已经出现的城市病，导致治安混乱、基础设施供应不足等问题，最终很可能严重地阻碍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缓解上述问题，必须也只能由小城镇发挥截留集聚等作用，同时为避免农村人口过快涌入大城市，小城镇必须发挥分流作用，充分创造条件，吸纳、集聚农村人口看，缓解大量涌入的农村人口对大城市带来的冲击.

四、发展小城镇缓解农村老龄化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小城镇发展迅速。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一度得到迅速发展。国家为了满足当时小城镇的发展需求，90年代开始批准大量设立新的建制镇。建制镇的数量和人口也随之扩大。从90年代末起，审批数量大幅减少。2002年停止审批设立新的建制镇之后，因政策因素推动小城镇数量增加的成分减少，小城镇的发展更多地源于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在数量上虽然减少了，但是小城镇人口呈现明显增长态势。镇区人口增长主要是由村庄迁入镇区的农民增加引起的。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全国建制镇总人口为9，296万人，2006年增加到了16，373万人。90年代全国建制镇（不含县城关镇）镇区的平均人口规模一直停留在约6，000人的水平，年增长率只有1%。2000年后，建制镇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底，全国建制镇人口规模扩大到8，352人，2006年，扩大到了9，238人，比2005年增加10.6%。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很多小城镇的人口规模超过了5万、10万，个别小城镇人口规模达到数十万。虽然从可以得到的资料来看，只有建制镇的人口统计，非建制镇和新兴集镇并不在统计数据之内，从建制镇人口增加上可以推断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1990年建制镇的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为20%，2006年增长为24%，加上县城关镇，人口比重为42%，小城镇人口增加速度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小城镇方便农民就业“离土不离乡”。按照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方向，我们大致可以将人口城市化迁移的形式划分为两类：一种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劳动力异地转移，并同时完成了产业转移；另一种是“离土不离乡，进场不进城”的劳动力就地进行产业转移。前者是劳动人口迁移加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而后者由于劳动者从未真正脱离居住地，对老龄化的影响并不大。

经济发展好的小城镇不仅吸引了本镇范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吸纳跨区农村劳动力。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表明，2006年小城镇吸纳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总数的39%。由于小城镇就业门槛低、就业风险低、生活成本相对于大城市低，天然地成为农民就地城市化的载体。农民或将居住地迁入镇区从事非农产业，或白天进城务工经商，晚上返村居住，尤其在东部地区这种“离土不离乡”模式比例更高，这一高比例也得益于农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公交、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小城镇发展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支持了农业企业化、专业化经营，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保证了农民收入持续稳步增长，加快了农村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的优势

1、小城镇建设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提供良好的载体。小城镇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为就业提供广阔空间。将一般加工环节、零配件生产放在农村，既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又可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带动本地农村服务业发展。农业产业链条向城市延长，在农业和加工业之间形成产业链，通过近距离批发、零售，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

2、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较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包括转移的机会成本、生活成本、运输成本和心理成本（风险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成本）。农民流动到小城镇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较低，小城镇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远远低于大中城市，其容纳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又比大中城市低得多。据调查，在小城镇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提供生产性投资和商业服务性投资，约为5，000元，而在大城市，仅生产性投资就需10，000元以上。不仅如此，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融入而言，小城镇可使农民继续在较为熟悉的接近乡土的环境中获得一种心理保障。因此，小城镇不仅是缓解农村人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而且是转移劳动力心理适应上的缓冲带，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较大中城市更有优势。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城镇化道路[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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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请记住我站域名/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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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口老龄化和农村人口养老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人口老龄化的界定，国际社会公认的标准是，如果65 岁及以上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或者60岁及以上人口占该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该社会就可称为老龄化社会。2010年，河南全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786万人，占人口比重的8.36%，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12.73%。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河南省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579.4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5.71%。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重较全国高10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显现。

河南省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形势下发生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显得极为重要。新农保制度在推行中出现了覆盖面小、养老保险水平低、激励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基金管理层次低、基金保值增值难，河南如果不未雨绸缪，提前应对，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新形势下河南省农村养老出现的新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使得养儿防老的传统模式受到冲击。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政策逐渐放松对城乡壁垒的控制，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大量空巢老人家庭在农村出现。即使子女能够为父母提供一定的物质资助，也无法实现对老年人的适时照料，无法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河南省宝丰县在村级主办，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建起的“新农村互助家园”，是河南农村养老发展的新模式。“新农村互助家园”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互帮互助的生活方式，深受老年人的欢迎，在实现“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道路上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由“互助家园”到“幸福乐园”，让农村老人有吃、有玩、有住，让他们的生活开心快乐，让外出务工子女无后顾之忧。

为此，各地应进一步健全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尽快出台地方性法规，建立弹性补贴制度或农产品换养老保险的制度，推行农业补贴与缴纳养老保险费相结合的机制。在保障每个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可以领取养老保险费的同时，建议“自助家园”式的养老模式在逐步完善、提高的基础上向河南省内推广，为辛勤劳动一生的农村老人安度晚年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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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结构迅速老化，“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成为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之一。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末，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2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9%。根据联合国2012 年的预测，2050 年这一比重将到30%～40%，届时，每3 个人中就有1 个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截至2014 年末，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已上升至10.1%。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国家。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从分地区的情况看，我国东部地区人口老年化进程快于中、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已逐步转变为老年社会的年龄结构。。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不断膨胀并存，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方式，使控制人口数量与缓解人口老化之间存在突出的矛盾，人口老龄化更具有“中国特色”，也使得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二、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一）劳动力的供给角度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劳动力人口年龄偏大占比加大，将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双重影响。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资源数量与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充足，劳动力老化程度和总抚养比均相对较低，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增长率，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但从长期来看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由于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偏低的制约， 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受制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满足企业对高素质劳动了的需求。

（二）劳动力的消费结构方面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不同，消费方式也大有区别。对于老年人口来说，其消费倾向、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具有与其他年龄人口不同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结构。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这种消费结构性将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化。因此，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状况和变动趋势必将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致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因人口老龄化而带动的以老年人服务为目标的老年产业的需求，将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调整国民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结构，并有力促进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实质上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实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调整。

三、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 产业结构的政策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从劳动力供给、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产业结构，我国产业升级的节奏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显得过于缓慢。针对这些情况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一）重视人力资本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随着老龄化的出现，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发展也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转向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向了依靠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上来也要加快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能。，我国应继续加大对教育及科研行业的投入，把原来追求劳动力数量转换为强调劳动力质量，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创新性人才，提高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率，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加速推动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人口老龄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会有力地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目前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社区、家庭和个人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一般占50%以上，我国目前只占20%左右。人口老龄化带动发展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老年医疗、老年保险等行业除外），包括社区服务业、家庭服务业、个人服务娱乐等，服务项目比较简单易做。这些行业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比较低，适合质量不高的劳动力就业需求。但这也同时决定这些行业的发展主要由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来推动，而与劳动力质量提高的关系不大，将可能促使我国第三产业现存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两方面的增长很不协调的局面继续扩展，不容易消除“人数增长较快而每人产值增长较慢”的特征。

（三）大力发展人口老龄化相关产业老龄产业伴随老龄化现象应运而生的，也是老年人口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研制、开发、生产适宜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产品，鼓励和引导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老年人口虽然购买力不强，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银色浪潮”所形成的需求是不能忽视的。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宏观调控或政府主导的力量，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入民间资本，为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老龄事业的投资。

（四）推进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体现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为农村地区养老社会化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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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单一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型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稳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农村社会风险。河南省是位于我国中部的农业大省。目前也正处于农村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农村社会风险，构建和谐中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1转型期河南省农村社会风险的构成

1．1农民人身风险

1．1．1贫困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河南省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状态整体上有很大的提高，但农村仍然存在贫困风险。有关统计显示，2008年底，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6400万人的10．5％，在全国仍是一个贫困人口大省。河南农村贫困风险具有以下特征。

(1)家庭负担重，第一产业就业比例高在贫困家庭中，老人和孩子比重较大，家庭负担相对较重；在劳动力就业方面，2008年，贫困家庭劳动力第一产业就业率高达9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生活水平低下统计显示，2008年河南农村贫困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948．36圆，是全省平均水平的62．6％，恩格尔系数为0．43，全省农民平均水平为0．38。

(3)种植结构单·贫困家庭依赖于种植普通粮食作物，优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非常低，种植结构相对单一。2008年，人均优质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分别为0．75亩和0．6亩，低于全省1．10亩和1．03亩的平均水平。

1．1．2疾病与健康风险

在河南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较为普遍。由于缺乏相应的医疗保障，农民面临疾病健康风险。当前，河南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基金筹措机制不健全，分担结构需优化在新农合参合资金中，政府补助占80％。随着医疗费用的自然增长，财政将面临压力。另外，由于受农民价值观、社会文化特点等因素影响，少数年轻、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民认为合作医疗保障水平低，自己不会生大病，不愿参保，而年龄大、收人水平较低的家庭才愿意参保。受制于财力，可能导致合作医疗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难以提高。

(2)农村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卫生服务职能弱化很多地方的卫生防疫机构只设置到乡镇一级，没有设立县乡村分层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由于总体上卫生服务职能的弱化，导致农村的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的医疗资源不足、技术老化，部分乡镇卫生院已经很难再开办下去。

1．1．3养老风险

与全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老龄化呈现以下特征。河南农村人口

(1)速度快，未富先老河南由成年型人口结构进入老年社会的转换只用了不到2O年的时间，是发达国家的1／4。发达国家基本上在人均GDP为5000—10000美圆时才步入老龄化社会，而河南进人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

(2)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加快，年轻农民涌向城市，农村的“留守”老人迅速增加，家庭趋向小型化，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遭到削弱。

(3)规模大，收入低，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大河南省农村有老年人852万，数量居全国之首，且低收入老人多。在农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老人生活水平很低。虽然6O岁以后，仍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具有较强的生活自给能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迅速下降，到8O岁时，绝大多数老年人需要子女或亲属抚养、照料。

1．1．4失业风险

据有关部门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分别为2967万人、3245万人、3274万人和3277万人。2008年底，全省虽然有1800多万人转移到非农产业，但还有1500万处于隐性失业状态。河南省政府提出“十一五”期间转移750万，到2010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达到2300万。即使这一目标实现，仍然将有945万农村人口处于隐陛失业状态。

1．2民间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受限

农村民间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河南省作为农业经济大省，近年来，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发展比较快。有关统计表明，2007年河南省登记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有2255个，各类农业专业技术协会达到12000个。这些专业经济协会主要是提供农林牧渔业生产、销售、技术推广等服务的经济类社会团体。虽然当前河南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就长远来看，还存在着受重视程度不够、专业组织实力较弱等限制其发展的不利因素。

1．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突出

河南省是农业人口大省，每年都要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到外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社会风险。

1．3。1农业生产风险问题

一是导致农村人口结构失调。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给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结构问题。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内部劳动力质量大大降低，增大了农业生产风险。二是农田耕作效率、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耕地处于抛荒或隐性抛荒状态。

1．3．2家庭伦理矛盾突出

一是老人负担沉重。本应该颐养天年的农村留守老人，因为子女的外出务工，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二是留守儿童问题。据河南省统计局统计，这一群体在河南已达300万，一些青少年由于心理不成熟、是非判断力和自控力较差，迷失人生方向，甚至出现违法行为，由此造成诸多社会问题。三是不稳定家庭增多。如有的留守家庭之间的异性男女因在生产劳动中长期接触，逐步失去自控而陷入婚外情，而农村婚外情的增加直接导致农村离婚率上升，甚至由此产生的刑事案件也有所增多。

1．3．3农民工社会保障缺乏

大批的农民工选择在陌生的城市工作，而且多在高危险、高污染行业工作，甚至还有许多农民工根本没有和用人单位签定劳动合同，导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就医、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等等，都还无法得到全面的社会保障。

篇12

李悦，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101班

摘 要：人力资源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然而在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一些劳动力自身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本文从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视角出发，对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存在的问题，以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就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者生产能力提出相关建议，以推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正常、快速和健康转型。

关键词：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劳动力；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其中劳动力因素更是推动农村技术进步，促进其经济发展实现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当然其中存在的劳动力转移不均衡、构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也更加突出。

首先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平衡性加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生迁移行为的主体是青壮年，而且文化水平相对较高，而留在农村的都是劳动能力较弱的老弱妇残，或者文化水平较低的农业生产者。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农村还存在大量资源和荒地可以开发，农产品加工利用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不仅需要科技和资金，而且还要大量知识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人员参与，而现在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部分农村人力资源的损失和粮食减产，影响农村经济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不利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

其次是农村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偏低。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村教育资源贫乏，教育水平不高，而且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农村劳动者在接受教育的同时却忽视自身的职业以及技能培训，造成许多农村劳动力不仅文化素质偏低，而且所具备的技能也相对贫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政府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偏向于基础教育，而对职业技能培训这一块不够重视，这与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中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不相符。

最后是我国农村人口结构更加不合理。当前，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思想观念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选择了晚婚少育。这样使得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这种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给农村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结构中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员比例将上升，而年轻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下降，造成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老年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而在当前的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不断被新技术和工艺所取代，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以中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表现就更为明显，有技术有文化的青年劳动力需求旺盛，而没有文化，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将会过剩，面临着失业，再就业也非常困难，对未来劳动力供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另外由于老年人口增加，政府对养老保障投入增多，而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投资相对会减少，这样也会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二、对于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问题的建议

第一要正确认识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利与弊。市场本身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有其自身规律，但其滞后性和自发性是其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因此政府必须完善宏观调控，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对农村市场进行一定的调控和支持，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权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充分开发和利用农业资源，不断增强技术进步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增产的突出作用，使农产品商业化、现代化，引导农民进行自主创新；其次是要加强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作用，鼓励和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乡镇企业由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吸引更多的外出劳动力留在家乡，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另外政府可以构建和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服务平台，通过各种渠道掌握劳动力需求与服务信息，建立农民就业指导中心，及时引导农村劳动力正确流动，调节劳动力供给关系，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最后，政府要加强制度保障。通过颁布相关的政策方针，从法律的角度来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各项权益，提供保障和依靠。

第二是要加强建设农村的教育事业建设。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尤其要加强16～40岁这个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工作。在条件具备的地区，要坚持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方针，大力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可以在农村设立职业技能培训点，另外可以通过规范农村文化市场，营造农村人才培育的良好环境，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质量；其次是通过宣传引导农民改变传统观念，意识到加强其自身的职业与技能培训的重要性，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的技能，从而更加适应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最后还要建立有效健全的人才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选拔人才，对做出贡献的社会精英进行激励，使得一部分有文化、懂技术，且善于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人才留在农村，从而促进丰富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转化为适应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转型需要的、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人才资源。通过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生产水平，促进农村技术进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

第三是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大，农村劳动者所承担的负担越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应坚持以家庭为主，同国家支持相结合的原则，为农村老龄人口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从而减轻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负担。另外政府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兴办旅游业等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第三产业，以及兴办乡镇企业等吸引部分在外的劳动力回乡工作等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总之，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存在的问题，是历史长期形成的，绝非短期内可以解决，我们不可急于求成，但也并非听天由命，我们要正确认识劳动力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兴除利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各项制度，合理有序的处理各项问题，从而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

参考文献

[1] 肖云：新形势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境与对策[J].社会科学，2010（8）

篇13

一、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特征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首先，人口整体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现，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其次，未富先老，这种情况在农业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农业作为劳动力重度需求的产业，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者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极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往往也是贫困的那一批人，老龄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最后，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各个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于我国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涌入，对于该地区来说，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相对来说，劳动力就会比较充分，老龄化趋势也就相对较缓慢，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大量年轻劳动力的流出，劳动力的缺失，更加剧了该地区农业发展的难题，这种东西部农业人口老龄化不同，也是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农业人口老龄化对于农业的负面影响

（一）拉大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经济发展水平在农业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生产工具的差别，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由于地势和经济发展水平，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更为普及，从而也加大了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也更小。而对于西部来说，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需求大，这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人口的老龄化可能说是致命的，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二）给粮食安全带来挑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的供应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我国粮食的供给体系，从整体上来说，仍然以自给自足为主，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家具，对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带来严重的挑战，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下的中国农业更显得脆弱不堪。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显得更为脆弱。

三、从农业发展全局解决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保障传统生产要素的作用充分发挥

传统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力、资本要素。应鼓励农民回乡务农，逐渐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一方面，应实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增加农业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转移实则是农业种植业劳动力过剩的转移，要抑制农民工外出的脚步主要还是要为他们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制定政策扶持农业经济发展，使农村经济在发展中吸引农民回乡。农业的发展最终还得靠农民自身的身心投入，由于农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还不能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政府要继续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务农，而地方要实实在在地落实这些政策。

（二）对农业适龄劳动人员进行能力培养

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存在很多问题，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现有农民的知识水平又不高，总体素质低。2006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95%以上为初中及以下的文化水平，其中约10%的农民处于文盲状态，由此可见，农民对现代农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接受状况非常有限。如今农业人口呈现老龄化，适龄劳动人员的责任和负担加重，其自身的能力素质显得尤为重要，要加强对适龄劳动人员的能力培养。一方面，政府应着手对适龄农，ALkY～的农业知识培训。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专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对农民、特别是返乡农民工进行农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帮助农民从事先进农业生产。

（三）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