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托管服务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儿童托管服务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 R7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7（b）-0053-02

Observation of curative effect on combined atomization inhalation of Budesonide and Compound Ipratropium Bromide in supportive treatment of capillary bronchitis

WU Xiangbin

篇2

中图分类号 R725.6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6）3-0131-02

doi：10.14033/ki.cfmr.2016.3.072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由肥大细胞、嗜酸粒细胞和K淋巴细胞等多种细胞引起的呼吸道非特异性炎症，是儿童时期的常见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儿童哮喘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而完全控制的比例仍未得到明显改变[1]。急性哮喘发作患儿可引起气管痉挛及明显憋喘、气促、胸闷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困难、窒息而危及生命，须采取合理的方法积极治疗[2]。近年来笔者所在医院采用雾化吸入布地奈德和复方异丙托溴铵联合治疗儿童哮喘急性发作，取得较为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2年10月-2014年9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哮喘患儿74例，均符合2008年中华医学会《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和防治指南》中的相关诊断标准[3]，所有患儿均为急性发作期，有不同程度气喘气促、咳嗽等症状，双肺可闻及哮鸣音，排除重度哮喘持续状态、严重心率失常、心力衰竭、呼吸衰竭、伴有肝肾等器官功能障碍及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两组，观察组38例，男25例，女13例；年龄1～9岁，平均（5.3±1.6）岁；轻度哮喘急性发作26例，中度哮喘急性发作12例。对照组36例，男24例，女12例；年龄1～8.5岁，平均（5.1±1.4）岁；轻度哮喘急性发作25例，中度哮喘急性发作11例。两组患儿年龄、性别、病情严重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儿均给予常规儿科哮喘急性发作常规处理，包括吸氧、补液、氨茶碱解痉平喘、盐酸氨溴索祛痰、镇静等，静脉给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酌情给予抗感染治疗。观察组患儿在此基础上给予布地奈德（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和复方异丙托溴铵（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雾化吸入治疗，其中≤6岁患儿的剂量为布地奈德0.5 mg、复方异丙托溴铵液1.25 ml；>6岁患儿的剂量为布地奈德1.0 mg、复方异丙托溴铵液2.5 ml；均为加生理盐水至3.0 ml后雾化吸入，2次/d。

1.3 观察指标

观察和记录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如哮鸣音、咳嗽、憋喘等）、住院时间、不良反应等。并评价两组临床疗效。

1.4 疗效评定标准

经雾化吸入5～6次（3 d）的治疗后患儿哮鸣音基本消失，哮喘、气促、缺氧等症状显著改善为显效；经雾化吸入6次的治疗后患儿哮鸣音减少，哮喘、气促、缺氧等症状有所改善为有效；经雾化吸入6次的治疗后患儿症状、体征均无好转或加重为无效[4]。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行秩和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字2检验，检验水准α=0.05，P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哮鸣音、咳嗽、憋喘等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两组患儿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 d

组别 症状消失时间

住院时间

哮鸣音 咳嗽 憋喘

观察组（n=38） 2.6±0.5 3.1±1.5 1.9±0.6 4.2±0.7

对照组（n=36） 4.1±1.2 5.6±1.8 3.2±0.8 6.1±1.4

t值 4.019 2.765 5.176 3.891

P值 0.021 0.031 0.002 0.024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38） 31 6 1 97.4

对照组（n=36） 19 10 7 80.6

Z/字2值 2.793 5.420

P值 0.005 0.020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儿均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3 讨论

哮喘患儿呈明显的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状态，在各种激发因子作用下引起气道平滑肌痉挛、黏膜充血水肿、腺体分泌增多，导致气道狭窄而出现缺氧、二氧化碳潴留等，因此哮喘治疗的关键是控制炎症反应、解除气道痉挛状态[5]。研究表明胆碱能神经和肾上腺素能神经是支配支气管平滑肌的主要神经，胆碱能神经M受体和肾上腺素能神经β2受体分别分布于中大气道和小气道，因此抑制或阻断胆碱能神经M受体能舒张中大气道，而兴奋肾上腺素能神经β2受体则引起小气道舒张[6]。

布地奈德是一种新合成的非卤化糖皮质激素，能明显抑制花生四烯酸白三烯等炎症介质的合成和释放，抑制炎症细胞活化与迁移，具有很强的抗炎作用，其局部抗炎效果高出地塞米松980倍，与受体亲和力则高出可的松200倍，而不良反应则明显减少，此外，布地奈德还能刺激气道黏膜上β2受体合成、提高β2受体敏感性，通过多种途径来控制炎症、缓解气道高反应性和哮喘症状[7]。复方异丙托溴铵的主要成分为异丙托溴铵和沙丁胺醇，其中的异丙托溴铵为抗胆碱能4价铵化合物，具有抑制气道平滑肌M受体的作用，研究表明异丙托溴铵能拮抗迷走神经释放乙酰胆碱，并阻止乙酰胆碱与支气管平滑肌上的毒蕈碱受体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平滑肌舒张；沙丁胺醇则是一种短效β2受体激动剂，能通过作用于气道平滑肌β2受体来激活肌浆球蛋白的肌苷酸环化酶，减少细胞中Ca2+含量，促进气道平滑肌舒张，还能降低气道血管通透性、增强黏液纤毛清除能力，从而改善肺通气[8]。

雾化吸入疗法是目前治疗哮喘患儿最有效、安全的方式，其原理是经空气压缩雾化使药物形成2～4 μm的药雾颗粒，使下呼吸道和肺部中的药物达到有效沉积量而发挥作用。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常规综合治疗基础上雾化吸入布地奈德和复方异丙托溴铵，发挥布地奈德、异丙托溴铵、沙丁醇胺之间的协同作用，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哮鸣音、咳嗽、憋喘等症状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临床疗效明显提高，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与文献[9-10]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雾化吸入布地奈德和复方异丙托溴铵联合治疗儿童急性哮喘发作效果显著，且方法简单、安全性高、患儿依从性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Gershon A S，Guan Jun，Wang Chengning，et al.Describing and quantifuing asthma comorbidty：a population study[J].Plos One，2012，7（5）：e34967.

[2]蒋应星.布地奈德联合异丙托溴铵雾化吸入治疗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及安全性[J].海峡药学，2012，24（3）：182-184.

[3]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和防治指南[J].中华儿科杂志，2008，46（10）：745-748.

[4]李长金，刘艳，谭秋，等.两种治疗方案对儿童哮喘急性发作的疗效评价[J].儿科药学杂志，2012，18（10）：26-28.

[5] Barnes P J，Adcoc Kim.Anti-inflammatory actions of steroids molecular mechanism[J].Trend Pharmacol Sci，2010，21（14）：436-441.

[6]杨晓荣.氧气驱动雾化吸入可比特联合普米克治疗儿童哮喘急性发作60例[J].陕西医学杂志，2012，41（7）：802-803.

[7]杨义琼.复方异丙托溴铵溶液联合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婴幼儿喘息性疾病的疗效[J].儿科药学杂志，2011，17（3）：34-35.

[8]陈锦平.复方异丙托溴铵在支气管哮喘治疗中的作用[J].吉林医学，2013，34（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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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告知工作人员孩子的过敏史：托管中心有时会举办一些餐会、零食派对。把孩子送到托管中心时，一定要在登记表上写清楚孩子过往的食物、药物过敏史并且提醒工作人员。

3.按时接送：你可以在青少年中心开放的任意时段内把孩子送过去，但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活动中心会在午餐、晚餐时间段有1小时左右的关闭时间。要在关闭时间之前把孩子接走，否则可能会被收取一定的费用。

4.深夜托管服务：有些家长喜欢深夜去娱乐中心玩牌，晚上10点到凌晨时段，青少年中心也会开放，但深夜的托管服务会收费。

5.岸上游托管服务：如果孩子不想参加岸上游，那么可以在岸上游全天都把孩子托管在儿童中心，但要提前预约。

皇家加勒比：海上历奇俱乐部海洋宝贝历奇（6个月-3岁）皇家加勒比的船上的海洋宝贝历奇俱乐部主要面对6个月-3岁的婴幼儿，为其提供专业有素的照看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婴儿托管服务是按小时收费的。

海洋儿童海上历奇（3岁-11岁）海洋儿童海上历奇俱乐部是免费参与的。俱乐部内的工作人员都具有大学学历、拥有相关资质，并拥有儿童急救认证。皇家对孩童活动年龄分层非常细致，在这里，孩子不再是孩子，邮轮公司给不同年龄层的孩子们安排了有趣的身份，航海者3-5岁，探险者6-8岁，航行者9-11岁。孩子们可以参与船上的海洋冒险项目，可以做“科学家”探索昆虫世界，也可以乔装打扮成一个“海盗”，还可以参加睡衣派对，可以做一个“设计师”为芭比娃娃做一次时装秀、设计房间装饰方案……

青少年海上历奇（12岁-17岁）

青少年海上历奇俱乐部的孩子们也被赋予了不同的身份，领航者12-14岁，青少年15-17岁。12岁以上的青少年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活动：攀岩墙、躲避球、DJ学院、青少年空间还有对青少年开放舞蹈学院。最神奇的是，皇家加勒比邮轮上还有专门为青少年准备的抗痘Spa。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海上历奇俱乐部也有相关的活动，例如会有一些注明“孤独症适应”活动的，具体可以向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咨询。

公主邮轮：亲子扩展课程

婴幼儿托管服务

3岁以下的婴幼儿，可以在家长陪同的前提下进入活动中心，但工作人员不提供看护服务。

3-17岁儿童

公主邮轮针对3-17岁的儿童会提供诸如艺术课、手工课、体育锦标赛等趣味课程，活动同样是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监管的。3-7岁的小朋友可以参与“Princess Pelicans”小组，有睡衣派对、冰激淋批萨派对，儿童舞会，还能看一些电影和动画片等：

8-12岁的小朋友能参加“Shockwaves”小组，有寻宝活动、体育比赛、PS2/PS3等最新游戏、选秀节目等等。

当然，年龄稍大一些的未成年人也能在船上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青少年专属休息室。13-17岁的青少年乘客能在这里结交新朋友、享受休息室的不同世只疃，包括PS2/PS3游戏、桌上足球、午夜电影、DJ研讨会、嘻哈舞蹈课、体验正式晚宴等。

篇4

土地托管到底是啥概念？如何保障农民权益？土地托管的市场前景怎么样？记者进行了调查。

外出打工，地咋办

汶上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共有耕地83万亩，全县66万农业人口中有36.2%的人常年外出务工，近年来面临着“打工顾不上种地、花钱种地成本高”的困局。

据汶上县供销社主任徐锋介绍，现在到江浙一带有手艺的打工者，女工平均收入170元/天，男工平均300元/天；在汶上当地社区、县城打工者女工平均100元/天，男工也将近200元/天，有些技工最高可达到400元/天。外出打工的收益已经远远高于在土地上“刨食”。

“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也无法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汶上县义桥镇房柳村党支部书记王凤喜说。王凤喜今年已经75岁，在村子里干党支部书记已经33年，这些年，她对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土地撂荒深有感触。她说，村里35岁以下的外出打工的小夫妻甚至对自家在村里有多少亩地、位置在哪、种什么都不知道。

汶上县县委书记赵东升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镇转移，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对于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一家一户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农业向机械化、规模化、专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变和提升。”

据了解，目前大田作物（小麦、玉米）生产机械化程度仍然比较低，这也是困扰外出打工农民的现实问题。拿打药和浇水为例，一到浇水和打药的季节，农民们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花钱雇人浇水和打药；二是家里老人浇水和打药；三是外出打工的排队回来浇水和打药，而且还不能在回来当天浇上水，要浇完水则需要2天，或者5天，这几天不能打工赚不到钱，还有来回路费。在整个作物生长期间，浇水和打药要进行数次，打工者每次回家也不现实。

“打工高收入和土地低收益的强烈对比使土地成为农民的烫手山芋，完全靠种地难以维持生计和失去土地心里又不踏实的矛盾心理阻碍了土地的集约化、机械种植。如何实现打工种地两不误、同增益，已经成为农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徐锋说。

全托半托，可以选

“土地托管或许是解决外出打工农民靠种地难以维持生计和失去土地心里又不踏实的矛盾心理的方法之一。”徐锋说。

据徐锋介绍，土地托管的建立，是由农民、县供销社以及本村受群众信任的村民代表或种植大户，三方共同签署土地托管协议，由县供销社所属公司和基层社向受托方提供农资直供、耕种收等托管服务项目，实行统一耕种、管理、收获和分配。

记者在土地托管协议上看到，土地托管分两种方式。

一种是土地全托管服务，包括耕种、管理、收获全过程。协议包括：包产量（以前三年正常年份亩产平均值定产量），亏了由县供销社补足，超产则归农户所有；包费用（按比当年市场价格低10%的标准，确定农资及劳务服务的费用），按生产环节的时间节点向农户收取；包质量，种管收全过程都有村委会和村民代表监督实施。

协议签订后，打破户与户之间的界限，由土地托管服务队实行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统一分配。

另一种是土地半托管服务。根据村民或流转土地大户需求，由县供销社的土地托管服务队按低于同期市场价格，提供耕、种、收等生产环节的半托管服务。

在土地托管上，赚得的利润如何分配呢？徐锋介绍，土地托管服务利润收益分配比例为县供销社60%，村集体30%，乡镇基层供销社10%。

据了解，2012年，汶上县供销社成立了26支共600人的土地托管服务队，投资300多万元购置了播种、浇灌、施肥、喷药、收割等农业机械40台（套），并整合社会机械123台套，形成了可以覆盖全县14个乡镇、为农户提供全方位农业生产的专业服务队伍和网络。截至目前，在收割、运输、还田、耕地、打除草剂、旋地、施肥、播种等8个环节为6.4万余亩土地提供服务，总计实现服务收入1821万元，实现利润收益184万元，为农民节约支出成本361万元。

比起转包，更划算

土地托管和土地流转有什么区别呢？“土地流转只给农民一部分流转金之后，至于在土地上种什么，赚的钱和农民就没什么关系了，农民对土地流转还是有顾虑的，赚钱多了农民也眼红。”徐锋说，而土地托管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不管赚了多少钱，最后都得交给农民，供销社是在为农民打工，在这期间，供销社也获得了利润的收益，壮大了自己。

汶上县义桥镇房柳村1200亩土地已经全部进行了托管，在这1200亩大田里，记者看到全都种植的小麦。对于实行土地托管带来的好处，农民们最有发言权。

村民刘来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外面打工，老人得病不能干农活，家里的8亩地便以500元/亩的价格承包出去了，每年的土地收益在4000元左右。而现在土地托管之后，每亩收麦子1000斤，可以卖1100元；玉米1200斤，可以卖1200元，除去给供销社的托管费用，2012年，刘来路家的每亩土地收益是1500元，比往外转包土地划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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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社企历程

纳迪娅・侯赛尼是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单身母亲，她的劳动所得要么被用来支付房租，要么被用来支付育儿费，因此她的两岁女儿杰斯曼无法获得优质的早期教育，而这在伦敦并不是个别现象。伦敦虽然是一个以经济发达著称的国际化大都市，但在这个城市中，也存在着众多贫民区，尤其是对于英语不是母语的外来移民家庭来说，他们与本地人沟通很困难，更加难以通过其他方法获得幼托服务。

许多贫困家庭的家长明知早期教育对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却也无法给孩子提供优质教育，因为伦敦的生活成本实在太高了。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诞生。

总部设在威斯敏斯特区的LEYF不仅能为伦敦地区六个月至五岁的儿童提供服务，还能为全国各地该年龄段的儿童提供服务。对于这种定价合理的优质幼托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伦敦少儿基金会是全面、细致、有效地满足这一需求的行业典范。

始建于1903年的LEYF比第一家有类似目的的官方儿童中心成立要早100多年，比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早45年。该组织于1910年创立了一家婴儿医学检验中心，于1923年创立了一所育婴护理学院，并于1930年开办了第一家日间托儿所。多年来，又有更多创新产生。1991年，该组织在原有放松训练课程和幼儿俱乐部的基础上，建立了第一家工作间托儿所。在2006年，伦敦少儿基金会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企业的旅程，使经济上可以自我维持，并且能够提供整个城市的家庭同样高品质的幼儿园体验，不论其背景。

一百年过去了，当初困扰着伦敦的诸多难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如今，LEYF已是伦敦最大、最成功的慈善社会企业。“一次一个孩子，借此改变世界”的使命激励开拓者追求卓越、不断创新。

玩转特许经营

LEYF大约87%的资金来源于家长支付的托管费和地方政府的拨款，此外还有外界提供的赞助、咨询服务费和捐款。捐款主要用于补贴贫困家庭，使本来上不起幼儿园的贫困家庭的儿童也能走进幼儿园。从依靠拨款转向自主经营，这是伦敦少儿基金会转型成为一家欣欣向荣的社会企业的关键所在。

自2005年以来，LEYF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在伦敦5个市镇的社区和儿童中心设立了22家托儿所，拥有320多名员工，每年使1700多名儿童的生活得到改观，企业的年营业额也达到了830万英镑。但他们并不止步于现有成绩，立志为更多儿童造福。LEYF目前正在寻求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在未来5年吸引25个特许经营者加盟，为另外5个伦敦市镇的2500名儿童造福；接下来，再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推广铺开。

英国拥有16000多家托儿所，大多数都是独家供应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些托儿所往往乐意接纳LEYF提供的专营权。伦敦少儿基金会认为，与企业有机增长和收购方式相比，特许经营有助于企业为更多儿童提供高品质的托管服务。

LEYF模式的核心是提供公平的儿童托管服务。奥沙利文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收费模式称为“罗宾汉”模式，也就是让相对富裕和开明的家长支付全额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差额补贴”了当地不太富裕的家长，从而让更多市民受益。正如奥沙利文所言：“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明白，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就如同购买‘公平贸易’香蕉：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福祉，还有利于社会的长远利益。”

LEYF专注于开发儿童天生的好奇心和自信心。这样，在离开幼儿园后，他们会是好奇的探索家。依靠学术研究、与国际早期基础教育组织的合作关系和自身行动研究，LEYF创建了自己独特的课程。

除了核心业务幼儿教育和托管服务，伦敦少儿基金会还寻求通过各种附加服务和项目对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包括旨在帮助青年提升自信心和技能、进而获得就业的指导与实习计划。伦敦少年基金会非常注重与孩子的父母建立并增进互动，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基金组织的郊游和其他多种活动，亲密亲子关系并搭建起托儿所与家庭之间的桥梁。此外，还举办各种以社区儿童为主角的联谊活动，以歌曲、美食和娱乐的手段使社区更加紧密和团结。除此之外，伦敦少儿基金会还参与了罗马尼亚的一个青年指导计划和乌干达的一个托儿所项目，力争使全世界的儿童生活得更好。

拥有杰出的领导者

在琼・奥沙利文的努力下，LEYF这家百年慈善机构如今发展成为一个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社会企业，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决策，正确引导了关于儿童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方向。从它的发展历程、业务模式来看，它在遵循一些普适性的规律，值得我们国内的社会企业借鉴和学习。

自从公司首席行政执行官换成奥沙利文以后，LEYF企业规模扩大了两倍，在她的领导下，LEYF成为英国社会部门中最大的儿童托管服务提供商。奥沙利文的卓越领导还表明，企业转型无关乎组织结构或治理手段，而主要关乎人：关乎人的态度和意向，关乎人的商业技能和专业知识，关乎人追求改变的愿景和雄心。在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保持这种心态是很困难的，LEYF却在过去八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014年11月26日，第16届英国年度社会企业大奖颁奖典礼在伦敦举行。琼・奥沙利文获得“杰出女社会企业家”一奖。

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核心理念还包括公平：这不仅在于它按照家长收入的高低比例进行收费、在于它的产品定位，还在于它对儿童和家长许下的诺言：作为一家机构，伦敦少儿基金会将不断提升自己的积极影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已竭尽所能为彼此搭建一个长期、积极和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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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的父母承受越来越多的经济压力，因忙于工作，而照料和教育孩子的时间明显不足，在中小学校教育中存在下课和放假时间与部分家长的上班时间产生冲突，及部分家长无力辅导学生的家庭作业的状况。但在教育系统越来越强调规范化教学的今天，明确规定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乱收费，于是催生了校外诸多的托管机构，社会上的托管服务机构针对这一状况而推出的托管服务，旨在减轻家长的负担，填补时间差，及辅导学生作业和完善相关教育。社会性托管教育进而也就产生了，即许多家长将自己正在中小学就读的孩子委托给社会托管机构，由他们全权负责孩子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教育，并根据托管的不同形式，向其交纳一定的费用。其中受托管的学生暂称为“托管生”。托管教育可以帮孩子进行查漏补缺，提高学习成绩，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等，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托管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生的学习负担重

孩子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被督促写作业，预习和复习功课了。过重的学习负担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他们很少有时间玩，更没有玩儿的心境和环境。学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理空间，也缺乏一个健康个性的家庭氛围，时间久了势必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

2、学生思想性格存在缺陷

托管学生缺少父母亲情，缺少父母正面的教育和引导，性格多表现为任性、冷漠、孤僻、自卑，内心承受能力差，做事往往依照自己的性子、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断，时常走向极端。尤其是农村小学托管生由于缺乏自控力和约束力，缺少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 致使家庭教育出现空档。

3、行为表现问题多

托管生在校学习中表现为完成作业马虎，学习成绩不理想，经常缺课、旷课，甚至旷课外出，从而容易导致意外发生。有的学生还容易养成对教师的过分依赖，学生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有的学生被托管以后，心理上产生一种盲目的依赖性，不管自己会不会，凡是看着字多，难以理解的题都不愿意多看、多读，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些学生往往过分依赖教师的指导，不愿多动脑筋。又由于学生的作业量较大，内容单调重复，作业时间较长，学生厌学情绪随年级升高呈上升趋势。很多学生感到学习累，心里烦；对某些科目感到无兴趣，对学习缺乏热情，学习既不刻苦也不主动；还有的学生常会找出“头疼”、“肚子疼”等借口逃避学习。做起作业来，不是找本子就是找铅笔，几个字要写半天，磨磨蹭蹭的，学是没有效率。

二、完善“托管生”教育的对策

1、改善学校的教育环境

一是全面优化学校的教育环境，尽力争取学校、家长和托管班之间相互配合与支持，组织可利用的教育力量给孩子营造和谐的学习环境，减少学生不必要的学习负担。一方面应加强教育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缓解因教育物质条件匮乏而影响正常学习的状况。另一方面加强校风、班风等精神文明建设，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心理氛围，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鼓励自信，发展每个学生的个性，发现他的禀赋，形成对艺术创作的才能，以便使他享有一种多方面的完满的精神生活[1] 。二是增强校内课后托管过程规范化管理。与社会托管相比，学校校内托管对学生的教育影响更为直接、具体、系统化。因此，学校校内托管服务应充分体现公益性、服务性、自愿性的原则，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宗旨。

2、完善“托管生”专用制度，加强托管教育管理

教育、卫生、公安消防、公安派出所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应的监管工作，加强对社会托管机构的监管。落实校外托管机构归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未经审批、不符合设置标准，教育质量低，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校外托管服务机构应采取联合检查、联合执法的办法予以取缔。在此基础上制定明确可行的托管学生教育管理制度，加强托管教师管理，重视托管教师职业培训，使社会、学校、家庭通力协作，提高托管学生教育质量，而不是流于形式。

3、加强家庭教育宣传

在人的一生中， 最早接受的是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是儿童出生后的第一个环境： 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 对子女负有义不容辞的教养责任。因为父母与女子之间不仅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更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直接的伦理关系以及生活和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这不仅受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还会产生一种本能的亲切感、依恋感和信任感， 增强父母权威的不可抗拒性和子女对家庭教育的可接受性， 从而提高家庭教育的实效性。家庭教育不仅具有权威性， 而且还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家庭起着抚育、培养与教导子女的重要作用。因此，应广泛开展家庭教育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广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帮助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消除个别家庭环境对儿童教育的不良影响，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科学教育孩子的能力。

4、关心每位“托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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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到来

在伦敦少儿基金会，总有一种“不止步”的情绪推动着该组织不断进步：这种“不止步”不仅在于该组织力图改进，力图进一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还在于它力图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帮助更多儿童。

而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其领导――首席行政执行官琼・奥沙利文。在她来到基金会以后，机构规模扩大了两倍，

琼・奥沙利文于1996年加入伦敦少儿基金会并在2004年晋升为首席行政官。她拥有“小学及幼儿教育研究”硕士学位以及伦敦南岸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经从事过社会工作和儿童早期教育。在奥沙利文的领导下，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活动范围有所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化，并且创建了一种独特的收费模式，使得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能够享受良好的托管服务。此外，该组织还注重与孩子的父母建立并增进互动：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提升家长的技能，通过组织郊游和其他多种活动，搭建托儿所与家庭之间的桥梁。

最重要的是，在奥沙利文的领导下，该组织成功地从历史悠久的慈善机构转变为持续发散魅力的创新型社会企业。

奥沙利文试图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模式推广出去。她认为，总部设在威斯敏斯特区的伦敦少儿基金会不仅能为伦敦地区六个月至五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服务，还能为全国各地该年龄段的儿童提供服务。对于这种定价合理的优质幼托服务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伦敦少儿基金会是全面、细致、有效地满足这一需求的行业典范。

玩转特许经营

作为一家企业，伦敦少儿基金会大约87%的资金来源于家长支付的托管费和地方政府的拨款，此外还有外界提供的赞助、咨询服务费和捐款。捐款主要用于补贴贫困家庭，使本来上不起幼儿园的贫困家庭的儿童也能走进幼儿园。从依靠拨款转向自主经营，这是伦敦少儿基金会转型成为一家欣欣向荣的社会企业的关键所在。

自2005年以来，伦敦少儿基金会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在伦敦5个市镇的社区和儿童中心设立了22家托儿所，拥有320多名员工，每年使1700多名儿童的生活得到改观，企业的年营业额也达到了830万英镑。但他们并不止步于现有成绩，立志为更多儿童造福。伦敦少儿基金会目前正在寻求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在未来5年吸引25个特许经营者加盟，为另外5个伦敦市镇的2500名儿童造福；接下来，再在更广的全国范围内推广铺开。英国拥有1.6万多家托儿所，大多数都是独家供应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这些托儿所往往乐意接纳伦敦少儿基金会提供的专营权。伦敦少儿基金会认为，与企业有机增长和收购方式相比，特许经营有助于企业为更多儿童提供高品质的托管服务。

伦敦少儿基金会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训与研究。该组织拥有一个专门的研究、学习与发展中心，为工作人员和见习生谋求职业发展提供支持。该中心不仅为早教从业者提供广泛的认证课程，还为当地儿童的家长和弱势青年提供创新课程，帮助他们为就业做好准备。

最后，伦敦少儿基金会还寻求通过各种附加服务和项目对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包括旨在帮助青年提升自信心和技能、进而获得就业的指导与实习计划。此外，还举办各种以社区儿童为主角的联谊活动，以歌曲、美食和娱乐的手段使社区更加紧密和团结。伦敦少儿基金会还与其他社会企业和幼托服务供应商一同从事项目研究并开展活动，分享最佳实践经验，进而实现不断创新。除此之外，伦敦少儿基金会还参与了罗马尼亚的一个青年指导计划和乌干达的一个托儿所项目，力争使全世界的儿童生活得更好。

公平的托管服务

纳迪娅・侯赛尼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从当地就业中心了解到伦敦少儿基金会，仅用正常市场价的一半就让她的两岁女儿杰斯曼走进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托儿所。对她而言，在未遇到伦敦少儿基金会之前，她的劳动所得要么被用来支付房租，要么被用来支付育儿费，两者不可能兼得。

奥沙利文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收费模式称为“罗宾汉”模式，也就是让相对富裕和开明的家长支付全额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差额补贴”了当地不太富裕的家长，从而让更多市民受益。

伦敦少儿基金会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被照管的儿童――它既有利于儿童，又有利于家长；既有利于家庭，又有利于社区。其中一点表现在，有好几位家长已经改行，在完成了伦敦少儿基金会的培训以后，转而为伦敦少儿基金会工作。在伦敦少儿基金会旗下的托儿所中，有近2/3的员工是当地人。2010年针对伦敦少儿基金会进行的一项社会投资回报评估研究表明，该组织通过向儿童、家长和当地社区提供服务，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附加值，也对工作人员和见习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此之外，作为一家提供托儿所和教育服务的机构，伦敦少儿基金会每三年要接受一次英国教育检查团的检查。最近的检查结果非常不错：伦敦少儿基金会是威斯敏斯特区第一个达到“优秀”级别的机构，旗下接近90%的托儿所被评为“良好”或“优秀”。

正因为勇于挑战极限、追求卓越和不断创新，伦敦少儿基金会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篇8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教育部已经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实现“弹性放学时间”，由学校提供课后服务。

“弹性离校”能否破解“三点半”难题这一社会沉疴？如何调动校方开展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如何避免“弹性离校”沦为变相补课？填补课后服务“真空”还有哪些实现途径？

以政府购买服务补公校师资不足短板

胡卫（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下午放学过早，造成“课外两小时”的空档，并由此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安全和隔代教育的问题。

此外，这一问题还助推社会上各类辅导机构的产生，加重家长经济负担；致使某些教师投身到收费晚托班“事业”中，丑化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群众意见大。

同时，公办中小学在社会上的办学口碑越来越差，老百姓认为“公办学校老师不负责任，抓得不严，两点就放学”，所以，有条件的家长都尽力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

“课外两小时”现象，存在已久，社会反响强烈，亟需解决。

建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课外培训机构或者各地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优秀教师到学校授课，以弥补部分公办中小学师资不足的短板。对课外培训机构和培训教师进行资质认定、培训教材和培训方案的审核，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购买服务，可以让公办中小学相关学科教师跟进学习加以培训，相应地可抵扣“十三五”教师培训的学分以激励教师积极参与的积极性。

上海市黄浦区曹光标小学与徐望月艺校的合作，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该校每天下午放学后向五个年级所有学生开放手工、绘画、棋类、舞蹈、科技、电脑设计、体育等各类课程，开学之初向每位同学下发选课单及收费情况，由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有条件的家长可以在放学后自己接回家，也可以不参加艺校报名参加学校的“晚托班”，有专门的老师负责监督学生做作业，这样很好地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大大提高了该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受到广泛好评。

以财政保障解决课后服务“后顾之忧”

熊丙奇（教育学者）

从“一刀切离校”到“弹性离校”，这不只是学生离校时间、方式的调整，更是基于学生实际情况采取的理性举措。治理教育问题，需要改变传统的“推责式”懒政思维，而要以学生为本，从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职责出发，寻求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让教育管理、服务精细化。

2017年年初，南京宣布男卵期起实行“弹性离校”。在南京之前，已有多地调整了以前的“一刀切”做法，恢复托管班。上海公办学校从2014年春季学期开始，陆续开出各种形式的晚托班，解决下午三点半放学后孩子没人接的问题。这些晚托班，教育部门统一称呼为放学后的“看护服务”，对学生完全免费。随后，广州从2015年春季开学起，也全面恢复小学课后托管服务，费用由财政埋单。

总体看来，社会对学校恢复提供晚托服务且完全免费，是积极支持的。由于财政埋单，乱收费问题没有再发生。但也有进一步的问题。比如，如何保障教师加班提供课后服务的权利和待遇？如何给学校购买课后服务的自？还有，政府财政能否持续埋单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课后服务为非义务教育范畴。

如果要收取一定的课后服务费用，则发挥家长委员会的管理、监督作用，便尤显重要了。这就需要学校建立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家长委员会，对收费进行公开听证、决策。而且，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监督，也是避免课后时间用于补课的重要措施。

实行“弹性离校”是教育管理从“一刀切”走向精细化。而要做好精细化，必须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平衡各方利益，有系统配套方案，如果不能有效解决经费问题，精细化管理可能难以落地。

学校无力独“背锅”，大教育观亟待形成

李庆军（中学教师）

在中国的大部分中小学，“清校”已成为学校教学工作中的一个专业名词。到了规定的时间节点，不管有什么理由，学生必须一个不剩离开学校。

个中原因简单粗暴，借用文件语言就是“不得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学生放学是早了，但放学后的学生该去哪里、该干什么呢？家长又开始为孩子早放学而愁眉不展。

不少家长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学校不负责，老师抓得不严”等抱怨经常可以听到。可是，化解“三点半”难题，不能仅靠学校延伸服务。因为学校只是一个教育单位，不能也无力承担对孩子的无限责任。

解决“三点半难题”，应该形成全社会的大教育观：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属于家庭、学校的，也是属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应该激活社会各界的能力和资源，为教育服务。

社区教育在这方面作为了吗？社区图书馆有多少？社区活动中心有多少？体育中心、艺术中心有多少？孩子放学以后，如果社区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项目，且收费低廉，家长怎么会不送孩子去呢？

再者，家庭作坊、教辅机构和专业托管班鱼龙混杂的课后托管行业“脱管”问题谁来监管？教委还是工商？有些托管班还提供晚餐，别名“小饭桌”，那是不是还要餐饮卫生，甚至家政行业的监管？目前看来是一片混沌。

治愈“三点半”这一社会沉疴，学校当然要主动作为，在课后服务方面承担主渠道责任，发挥主要作用。但不能仅靠学校，家长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也应积极介入，形成合力，才能共同解决家长的难题。

不同国家课外托管政策基本内涵一致

周红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小学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不一致，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不同国家课外托管的概念、说法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内涵比较一致。

首先，国家层面出台立法，保障儿童的托管需求。

1971年，美国政府出台《儿童全面发展法案》，规定政府应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看护服务；1983年，美国国会针对“挂钥匙的儿童”通过了“儿童决议”；198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先制定了《学龄社区儿童保健法》，这是地方课后教育正式立法的开始。时至今日，在法律的规范和保障下，美国的托管教育服务得到进一步发展，已经成为公共服务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建立合理的课外托管成本分担机制。

日本投入“放学后儿童俱乐部”的财政预算主要包括了运营费用、设施费用和紧急保育费用。其中的运营费用需要家长承担50%，剩余的50%运营费以及设施费和紧急保育费均由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承担三分之一。

第三，以严格的质量标准保证课外托管的有效性。

澳大利亚依《全国质量标准》对课外托管机构进行审批、评估和分级，旨在促进儿童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并帮助家庭辨别什么是优质的课外托管服务。

篇9

一、托管机构的性质

提供托管服务的学校属于教育机构，这点毋庸置疑。而对于社会托管机构的性质，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有的人认为，社会托管机构属于民办教育机构；有的人认为，社会托管机构属于一般赢利机构。对社会托管机构的性质定位不明，直接导致对谁作为其主管机构的认定比较混乱，容易出现监管缺位。比如：在2003年前，广东中山市的托管班一直由教育部门监管；2003年后，根据相关文件的精神，托管班的审批权转到工商局；2006年9月份，省市两级法制部门认为，托管班兼有教育的功能，其性质与托儿所的性质相似，所以其审批权应该转归教育部门。

笔者以为，社会托管机构是兼有教育性与社会服务性双重性质的机构。社会托管机构提供的服务不仅包括教育、管理学生，而且包括提供饮食、接送等不属于教育范畴的服务，所以不能简单将其归为民办教育机构。同时，在社会托管机构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出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需要，社会托管机构的辅导教师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所以，社会托管机构区别于一般的赢利机构。

托管机构兼具教育性与社会服务性双重性质，但其最主要的职能是教育、管理学生，因此，托管机构的主管机关应该是教育行政部门。同时，教育、工商、卫生、消防等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托管机构进行共同监管。托管机构除了要有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从事教育服务的许可证外，还要有工商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卫生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

二、托管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1　社会托管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2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当家长与社会托管机构签订合同，委托托管机构对其子女进行教育、管理时，意味着家长将其对子女的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了社会托管机构，家长、学生与社会托管机构之间构成委托关系。

社会托管机构除了教育、管理学生之外，还要提供接送学生上下学、安排饮食等服务，这种服务与一般性的社会服务一样，社会托管机构与家长、学生之间构成平等的民事契约关系。社会托管机构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过程就是履行服务合同过程。

2　作为托管机构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5条规定：“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第7条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这里区分了两种情形：(1)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此时，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既不是监护权的委托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事契约关系。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所具有的教育权不是受托于家长，而是来自于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是一种权，而是法定教育权的组成部分。(2)学校为了满足部分学生、家长的特殊需要而提供的服务。此时，学校通过与学生、家长签订服务合同，双方构成民事契约关系。通过该合同，家长也可以将其对子女的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学校。

托管并不是国家规定的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法定内容，而是学校为了满足部分学生家长的特殊需要而提供的一种服务，因此，作为托管机构的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托管机构与学生、家长之间的关系相同。

三、学校收取托管费是否违规?

安徽安庆江镇初中为留守儿童办起托管班，家长可自愿捐赠2200元，由学校担负起监管3年的责任。后有人向教育部门举报并投书媒体，认为该校以办托管班的名义，向学生家长乱收费。县教育局调查组建议校方清退学生家长的捐款。然而，校方在宣布退还学生家长的捐款、撤销托管班时，却遭到普遍抵制，大多数人请求保留托管班。这样的例子在各地并不少见。那么，学校收取托管费是否违反“一费制”政策的规定?是否属于乱收费呢?

“一费制”主要是为了规范正常的教育收费。物价部门规定学校应按照“一费制”要求收费，但学校对学生的课后托管属于正常教育以外的行为，是学校为了满足部分学生、家长的特殊需要而提供的服务，并不是学校应尽的义务，因此，学校收取托管费并不违背“一费制”政策。当然，托管费的收费标准不能过高，应由物价部门统一规定。目前，广东省物价局已经发出通知，把课后托管费纳入自愿选择的其他代收费项目，并统一规定了收费标准。

四、托管机构的法律责任

篇10

还有人不知道吗，2岁之前的小朋友乘飞机1折票。因此，不少父母都准备占这个“便宜”。但是，过来人告诉我们，这个便宜真心不好占。

首先，你要提前预定儿童座位，很多家长认为到了机场再购买是一样的，但每桨飞机对于儿童票是有限额的，一般情况下是10张左右，如果满员，你的娃很有可能买不到票。各航空公司情况不同，一定要问清楚。

第二，婴幼儿餐也要提前预订。小朋友不是成人，他需要的餐食是更细致的，或是低盐的，这些你都需要提前预订。最好是购买机票时就提前订好，如果等到上了飞机再和空乘讲是没有用的。

第三，由于不到2岁的小朋友是没有座位的，所以，无论飞行时间有多长，家长都需要抱在怀里，非常辛苦。飞机上有婴儿篮，但亦需提前预订。如果是2岁以上的小朋友，可自行携带可安装在座椅上的安全座椅，以保证小朋友的安全。

第四，带娃乘机虽然麻烦，但也有很多便利条件。例如，你可以堂而皇之地走绿色通道。无论安检或是check in、等出租车的队伍有多长，你们全家人都可以面带微笑不用愧疚地走绿色通道。其他人也不会投来异样眼光。

第五，由于带着小朋友需要一些特殊服务，也可以在订票时跟航空公司讲，例如轮椅、人员帮助等都是免费的。

飞行达人支招

以前没有宝宝时经常出游，绝对是说走就走。但有了宝宝后，作为爱玩儿的射手座，我也有了顾虑。首先就是飞机。我自己有过痛苦的经历，夜航从阿姆斯特丹飞北京，一个小宝宝整整哭了一夜，虽然他的父母轮流哄着，但仍然哭了一宿。其他旅客只能无奈地叹气。轮到自己为人父母了，知道带娃不容易，带娃坐飞机就更难了。

首先，要把娃的时差算好.最好能够上飞机前玩儿累了，上飞机就睡，简直是全飞机乘客的福气。奠次，把握好起降两个关键点。如果宝宝没有睡，就要在飞机起降时吃点东西，让他触平稳度过这一关，否则，一旦耳膜难受，那整个飞行旅程都将哭闹不止。第三，长时间飞行，宝宝醒来时间会觉得无聊，也会导致哭闹，一定要多准备―些平时宝宝爱看的图书或是动画片，可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不仅令自己省心，同时也可以不打扰其他旅客。

酒店托管&儿童娱乐

“带小朋友出门是件非常受罪的事情，尤其是带小婴儿出门，那更是罪上加罪。”很多父母如是说。但就是有人迎难而上，把一家的旅程安排得不仅既有“阖家欢”的氟围，居然也有甜蜜的“二人世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其中，酒店托管服务功劳最大。如Club Med等价全包式度假酒店，都设有儿童托管业务，父母可以把小朋友托管到儿童俱乐部，然后就可以享受自己的假期了。这在其他酒店几乎是不可能的。到处都能见到家长大声呵斥自己的孩子。餐厅里小朋友会追逐打闹。如果托管了小朋友，小朋友可以和同年龄的孩子一起玩，不仅可以认识新朋友，也会更开心。

另外，儿童娱乐设施也很重要。就像高尔夫爱好者只要有了高球场就可以不用理他样，有了儿童娱乐设施，家长们就可以放心的自己HAPPY了。因为，宝宝们定比你玩儿得更疯狂。

篇11

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生活压力之大，生活节奏之快。许多父母因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吃饭、午休、按时接送上下学以及课业辅导。尤其在城市地区，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在带来高集聚性、互通性的优势资源的同时，另一方面这种“高效率、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安全因素，诸如交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使许多城市父母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父母对孩子放学后或寒暑假里的人身安全、食宿、课业辅导等问题心生担忧。于是，一个专门负责低龄儿童课后临时看管的新兴行业――“托管班”便应运而生了。

“托管班”也称“小饭桌”，主要指托管机构有针对性地面向由于工作繁忙而无暇照顾孩子的家庭，专门负责接送学生上下学、照顾学生中晚餐和午休，并进行作业辅导、陪伴孩子游戏，为中小学学生集中提供安全、健康的课后教育活动场所。[1] 目前社会上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托管服务：一是由私人开办在居民小区内的专营性托管；二是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或家政公司兼营的托管班；三是个别学校和青少年活动机构，利用自有的场地，临时照看学生。[2] 家长依据需要可选择午间托管、全日托或假期托，收费根据服务类型不同和托管机构软硬件水平的差异一般由上百到上千元不等。

“托管班”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家长在孩子放学后接送、看管和辅导的职责，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教育机构，一方面满足了部分家长的需求，另一方面无疑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在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过程中对“教育空白”的有益补充，弥补了学校及家庭教育的不足，担负了一定社会教育的职责。因此，有必要从教育社会学视角审视托管班火爆的原因及其社会功能，针对托管班实际存在的隐患和问题，探求提高小学生托管服务水平的对策，以使托管班良性、规范化发展。

一、社会转型冲击下“托管班”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1.宏观方面――社会流动的需求

“社会流动”是从动态角度用来描述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的社会学概念，主要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的整体时空范围内，从某一种社会位置向另一种社会位置转移的现象，一般从方向性上分为两种主要的流动形式：一是指从地位、职业或阶级的下层向上层或者从上层向下层的垂直流动，二是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或阶层内的横向流动。[3]

社会分层的客观现实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流动具有社会普遍性。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信息化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教育已成为衡量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个体通过教育获得文化技术等资源，是实现在不同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职业领域的地位转换的重要手段。受教育越多者越有机会获得更多优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参与竞争并取得优势社会地位的机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就像索罗金在其著作《 社会流动 》一书中所描述的，“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教育已然成为个体改变命运、求得发展并促进社会良性流动的重要因素。

我国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流动基本呈平稳水平。但随着社会竞争日益强烈，就业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许多家长在自感危机与压力的同时“见缝插针”般送孩子参加各种托管班，期望孩子在自己暂时无暇照顾到的时间里也能得到充分的优质的教育和辅导，以达到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目的。

2.中观方面――城市家庭职责的社会性外化

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00年的36.22%，到2011年达51.27%，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4] 城市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将人力、能源、信息等社会资源高度集聚，并通过流畅的互通合作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节省资本，以追求最大化利益。新世纪的人们，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以前大不相同，比如结婚礼仪有专门的婚庆所，酒店承办各种宴会，家政公司分担家务，养老院赡养老人，照顾病人有专门的护工，托管班代管小孩等。这些服务性生产逐渐成了产业中心的主要部分，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较第一、二产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步上升是必然趋势。到2010年我国服务业占三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4.6%，比2000年增长7.35%，比改革初期增长22.4%。[5] 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同时，自1978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家庭人口规模不断缩小，尤其对城市双职工家庭来说，在工作繁忙、家庭内人手紧缺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像“托管班”这样专门的社会机构来承担部分家庭职责，将一部分家庭内部的分工转变成社会分工，这样原本由家庭承担的职责向社会外化了。

3.微观方面――家长的需求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和教育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家长对托管班的需求是使托管行业新兴繁荣的直接驱动力。总体来看，目前家长对托管班的教育需求主要分三大类：一是因为工作繁忙，对孩子放学后到下班前这段时间和中午休息与用餐的照料上实在无暇顾及，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一部分家庭里虽然有老人或保姆，具备照看孩子的条件，却担心孩子不能得到良好的专业性辅导而将其送到托管班，期望其在专业教师的教育下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提高学习成绩；三是一些家长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或者经过长久时间遗忘了大部分知识，面对孩子的课业辅导不知所措，无奈只能送孩子参加注重课业辅导的托管班。需求决定市场，于是一些人捕捉到了这一商机，开始在学校周围、居民小区等地方成立各种“特色服务”的托管班，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托管行业的新兴和繁荣得益于家长的教育需求和吹捧。

二、从教育功能理论看托管班的社会意义

教育社会学的功能理论以社会学功能理论为基础，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得到深入发展。在这期间，对教育社会学功能理论影响最为深刻的是以社会学家斯宾塞和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早期功能理论思想，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功能学派。在结构主义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莫顿看来，在对社会现象进行功能分析时，需要看到两种同等重要的功能――显功能和潜功能。显功能是有助于系统地调整和适应的客观后果，这种调整和适应是系统中的参与者所预料所认识的；反之，潜功能是没有被预料也没有被认识的客观后果。[6] 通俗地讲，显功能指实现和预期相一致的主观目标并能被人意识到的功能，而潜功能则是指客观实现与预期目标不相一致并一开始就没有被人们期望或意识到的功能。

1.“小学生托管班”的显功能

小学生由于年龄尚小、独立性和自理能力都不够成熟，需要父母的照料和看管。而很多城市父母忙于生计，工作和休息时间一般来说较刻板不够灵活，外加拥堵的城市交通加剧了人们的出行困难，父母的确对孩子放学后就餐和午休问题、上下学接送和下班回家前近两小时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心有余而力不足”。

托管班以学生的时间为主导，有针对性地提供灵活性的服务，首先，迎合了部分家长的需求，为其减轻负担解决了实际问题；其次，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托管班里有一定资质的专业教师为孩子提供课程辅导，及时帮助孩子解决课业难题，有益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并在教师的督导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再次，托管班作为一种“小集体”生活，孩子在一起食宿、游戏与学习的过程中也接受了一种集体教育的熏陶，对锻炼小学生的独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良好生活习惯都有一定的益处；最后，在目前我国青少年课后社会教育活动场所不足的情况下，托管班无疑是孩子最好的去处，避免小学生被一些不安全、不健康的外界环境影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课后教育的问题。

2.“小学生托管班”的潜功能

教育不但是关乎个人和家庭的事业，更是国家强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从“社会秩序和进步”的视角将教育看成是联系和组成社会的中心要素，并有协调、稳定社会的作用，认为社会是个集体性质的有机体，只有集体的所有成员同时得到发展，社会才能得到发展。[7] 教育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力并承担责任。托管班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机构出现在第三产业中，家长需求决定其市场供给，二者属利益相互满足的供需关系。在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课后社会教育责任而政府暂时无力担负的情况下，只能使其流向利益导向的市场途径。目前我国在青少年课后社会教育的健康活动场所建设方面仍不健全，甚至是很缺乏，另外学校教育又受其单一性限制在学生课后教育方面也“无力和无奈”。从这一点来说，托管班的出现对学校教育向家庭教育延伸过程中的“教育空白”无疑做了有益的补充，弥补了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盲点，为小学生提供健康、安全的课后教育场所，一定程度上担负了部分社会教育责任；另外，托管班应市场需求而出现，在活跃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为一部分抓住商机的人带来利益，增加了就业机会，使优质教育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三、目前“托管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托管班作为新兴行业必然有一切新事物发展的特点，存在很多问题和不适应。目前市场上的托管班主要存在两大主要问题：

1.“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阻碍托管班规范发展

由于托管机构提供的服务范围除了教育、管理学生，还包括中午餐、接送等不属于教育范畴的服务，所以不能将其单一归类于民办学校或者是教育培训机构，也不能将其界定为民办教育机构；托管机构市场以需求为导向，属于市场和需求相互满足的利益关系，具有赢利性，但因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它又区别于家政服务公司提供的家政服务，不等同于一般赢利机构。[8] 教育性与社会服务性的双重性质使托管业更具复杂性。对托管机构的性质界定模糊，导致其处在了“家长无奈、学校无力、社会无视”的尴尬处境，到底应该由工商、教育、卫生还是由其他执法部门进行监管呢？出了问题谁负责？托管班到底应该有哪些规范性要求和标准？诸多问题，目前并无明确规定。规范缺失造成了大多数私人开办在学校周围或居民小区的托管班自行规定收费标准，制定服务内容的“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的无序状态，严重阻碍了托管班规范化地良性发展。

2.办学条件不符合标准阻碍托管班良性发展

由于托管班的巨大市场需求，社会上不乏一些人受利益驱动参与到此行业中来，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租一个场地，提供桌椅，再招些人员负责做饭和作业辅导就可以了。加上目前政府对托管班并无相关规范的审核和要求，导致市场上的托管班质量良莠不齐，大多数办学条件不够标准，存在诸多问题和安全隐患：一是相关执教人员没有国家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不具备教学资质，导致学生学习质量下降。有的业者揣着“看孩子”的心理在招进大量学生后，任孩子打闹、看电视、玩游戏养成种种不良习惯，对家长所作出的“精心辅导孩子学习”的承诺成了空话。二是一些托管班的饮食服务人员无健康证明，对食品的采购来源和操作过程缺乏安全保证，操作间卫生条件差，学生碗筷随意堆放，有的托管班虽然提供消毒柜，但常常只是摆设，或者不规范操作，这些都对孩子的饮食造成安全隐患。三是托管班往往追求利益最大化，将投资成本压缩到最小，这就导致狭小的空间内拥挤着几十个学生，师生比例成问题。没有电子空气净化设施，容易引起病毒感染。消防设施也不具备，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都威胁到学生的人身安全。

四、提高小学生托管服务水平的对策

1.建立政府监督、管理机制，让托管班经营合法化、规范化

托管班的出现对学生、家长、学校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目前托管班市场质量良莠不齐、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严重阻碍了其健康、良性地发展。因此，政府应及时给予重视与关注，协调工商、卫生、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相关监督与管理机制，制定详细的相关条例准则，将托管班在市场准入的资质标准、收费标准、场地环境的安全标准、采购食品及操作环境的卫生标准、从业人员的资质条件、消防设施标准和教学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审批程序纳入合法化、规范化的渠道。同时应建立监督与检查机制，不定期对托管班市场进行整顿检查与指导，使托管班的管理和运行有法可依，才能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良性发展。

托管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政府的教育公共服务职能的空白，具有弥补社会教育职责的潜功能。所以政府应积极发挥托管服务行业的引导作用，认真调研分析并尽快明确托管行业的性质界定与主管部门，并适当给予财政支持和政策引导，以确保托管行业尽快走上规范化、合法化的发展之路，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教育环境。

2.放宽政策，鼓励和允许学校以适当收费方式提供小学生托管服务

目前我国青少年的课后社会教育活动场所方面的建设较欠缺，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因其功能单一和局限性也对小学生离校后的教育表示“担忧又无奈”。一些学校尝试以公益项目活动的形式以本校教学资源和场地为基础，在学校内部成立托管班，受到了很多家长的青睐。但这无疑给学校教师增加了工作负担，占据了教师的私人时间。以免费的义务服务方式开展校内托管不切实际，而且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规定，学校不得私自以辅导名义向学生收取费用，这让一些无力自己承担财政压力的学校对校内托管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可以给予学校适当的财政支持，相关部门放宽政策，鼓励并允许学校以适当收费的方式提供小学生托管服务，让家长自主选择是否参与，同时加强对收费标准、教学实施过程的监管和指导。

3.动员条件成熟的社区自行开办小学生托管

在美国，课后托育机构主要是由公立学校与民间组织提供，其中社区在承担各项责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9] 社区可以充分利用其集聚便利、人和人之间熟悉和信任度高的优势，自行组织力量，将社区内的退休教师、厨师、医务人员、大学生等人力资源通过招聘形式充分利用起来，开办社区内部规范化和专业化的托管中心，建立及时与学校沟通教育信息的有效模式，进行上下学集体接送，实施科学、安全健康的托管教育。如此一来，家长在方便接送孩子的同时也能及时了解到孩子的教育信息和具体表现，使家长更加放心，学生也获得健康有益的发展。

总之，“托管班”是应时代要求而出现的，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阻碍，小学托管班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637000）

参考文献：

[1]尤琳.对中小学生“托管”问题的法律思考[J].教学与管理，2008（5）.

[2]王佳.提高小学生托管服务的若干思考[J].科技信息，2011（18）.

[3]马和民，高旭平.教育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4][5]苏晓海.托管班现象折射出的新世纪社会变化[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9）.

[6]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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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福利；美国

相比于欧洲国家，美国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的理念较为保守。美国人认为只要肯努力工作，就有机会摆脱贫困状况，太过慷慨地给予穷人福利只会让他们产生依赖从而不思进取。受这种保守思想的影响，美国直到1935年才正式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是发达国家中福利项目实施的最晚的，在福利资格、福利发放范围和福利的开支方面的限制也是最为严格的。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在罗斯福总统到约翰逊总统时期经历了发展完善阶段，然而随着福利项目的扩大、福利支出的膨胀，一系列问题应运而生，从尼克松总统时期开始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一直处在不断调整当中，直到克林顿总统时期颁布了《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协调法》，才完成了社会福利政策的重大改革。该改革标志着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由过去的现金援助转变为帮助接受福利救济者逐步自立，摆脱贫困。

一、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确立发展时期

1929年美国股市突然暴跌，经济危机席卷全国，经济大萧条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陷入贫困。据统计，当时美国有100万至500万左右的无家可归人口，贫困率高达40%至50%。而占到全国劳动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失业人口多达1200万至1500万左右。巨大的经济危机使社会动荡，全国自杀率上升，许多家庭举步维艰。经济大萧条改变了人们对于社会福利的看法，认为政府有责任帮助穷人。人们开始意识到穷人陷入贫困并不完全是出于自身原因，无法控制的外在原因例如经济危机也会使人陷入贫困。为了应对经济大萧条，1935年罗斯福政府通过了《社会保障法》，美国终于建立了全国性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欧洲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相比，该法案具有三大特点：

第一，对于接受救济的人群有一定限制。和欧洲不同，在《社会保障法》的众多条款中对于贫困人口的救济是有针对性的发放的，例如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儿童，并不包含所有贫困人口和家庭。即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福利项目扩大时期，能够享受福利的人群也是有限制的。

第二，各州的福利待遇有差别。《社会保障法》的条款规定，美国各州可以自行决定享受福利的人群范围以及福利数额，所以各州的福利情况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否享受福利、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如何，是由他所在的州决定的。

第三，医疗保险不包含在《社会保障法》当中。当时大多数的欧洲的工业化国家都已经拥有了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在罗斯福总统时期的美国的福利项目中并不包含有医疗保险。罗斯福总统曾经考虑将医疗保险加入《社会保障法》中，但由于南部一些州的议员和“美国医疗协会”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战后美国经济开始繁荣，贫富差距加大，各种社会问题随之而来。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民权运动开始兴起，反对种族隔离与歧视，争取平等的民利。民权运动同时也非常关心数百万挣扎在贫困当中的美国公民的经济状况，为穷人争取救济。同时美国繁荣的经济也为推动福利项目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的福利项目得到扩大，并且政府制定了新的福利计划。在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时期，这些得到完善和新增的福利项目包括：1960年肯尼迪政府将“未成年儿童补助”（ADC）项目改为“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救济对象由原先的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扩大为抚养未成年子女、父亲失业的双亲家庭。1964年食品券项目正式启动，1965年通过了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法。1971年全国统一标准的食品券计划在国会通过并于全国各州推广。1972年通过了《收入补充保障》（SSI）法案，并于1974年生效。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美国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急剧扩大，救助范围也大为增加。对于为何这些福利项目没有取得预期成效，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青少年的未婚生育人数大大提高，加上离婚率的大幅度上升，导致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尤其是单亲母亲人数猛增，对于他们的救济费用也相应地大大增加。

第二，无论是“未成年儿童补助”（ADC）还是“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都是直接予以现金救济，并没有可以帮助这些贫困家庭就业自立从而摆脱贫困状况的支持，例如儿童托管服务、岗位技能培训服务等。所以这些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很难摆脱对福利的依赖，只能长期领取救济金，接受政府救济。

第三，福利成为了民权运动的一种延伸，是救济许多遭遇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的一种途径，作为对他们遭遇的社会不公平待遇的一种补偿。

二、美国社会福利的调整改革时期

虽然美国的社会福利发展完善时期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稳定了社会，使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得到增强，不过随着福利项目的不断扩大和福利开支的不断增加，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进入了调整改革时期。

尼克松总统提出了家庭援助计划，希望帮助接受救济的人摆脱福利依赖，通过工作得到自立。除了年老体弱者和抚养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外，其他接受救济的人必须参加工作或者参加岗位技能培训才能得到福利。但是这一提案虽然两次在众议院通过，但都遭到了参议院的否决。随后的几任总统都提出了针对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方案，但都遭到了失败。

1988年，在里根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国会通过了《家庭援助法》（FSA），该法案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非婚生子女的亲身父亲的身份。法案要求州政府确定享受福利救助的非婚生子女的亲身父亲的身份，如果州政府的确定比例达不到一定数额，将会面临处罚。

第二，提供工作岗位和岗位技术培训服务。除了身患疾病的人以及残疾人之外，其他享受福利救济的人必须参加各州制定的“工作机会和基本技能培训”项目，来帮助他们获得工作所需的技能，走向自立。“工作机会和基本技能培训”应该包括教育项目、岗位培训、就业准备培训和就业安置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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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17（2013）09-0007-04

【作者简介】李妹绮（1985-），女，四川达州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2011级硕士研究生。

美国“2l世纪学校”项目（School 0f the 2l stCentury）是由耶鲁大学教授爱德华・齐格勒（EdwardF。Zigler）倡导，以小学校园为基地（school-based），以促进儿童的最优化成长与发展为目标，向学前儿童及其家长、家庭等提供综合的支持系统。该项目从1988年发展至今，已在全美20个州拥有1300多所成员学校，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一、美国“21世纪学校”项目的缘起

（一）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化的诉求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独自抚养幼儿的未婚妈妈开始出现；因各种原因导致家庭破裂带来的，由父亲或母亲一方教养儿童的现象增多；工薪家庭中年轻父母双方同时上班，年幼孩子无人照料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数据显示，孩子年龄在6岁以下的母亲中有65%在上班，而孩子年龄在6岁-12岁之间的母亲中有78%都在上班，那些孩子年龄在1岁以下的母亲中，59%的在上班或者在找工作。在学龄前儿童中，据保守估计有700万的儿童在其父母上班时独自在家。口恫时，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导致稳定的工作愈发难寻.失业人员持续增多，年轻的父母一方面要面对经济窘迫所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又无法逃避教养孩子所形成的压力。

（二）早期保教服务供给不足的需要

在全美范围内，家长能负担得起而又优质的托儿服务资源匮乏，有些州甚至无法保证最基本的托儿服务与儿童校外安全。1971年，旨在强化联邦政府儿童托管与保育责任的儿童全面发展提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在白宫会议上遭到否决。同时，美国的传统小学一般只在学前班（kindergarten）招收5周岁的儿童，5周岁以下幼儿的保育和教育与其无关。正是由于美国社会无法提供低价而且优质的儿童保育资源，而联邦及州政府又未将儿童保育全面纳入公共责任，对此齐格勒寄希望于让小学延伸其服务职能来解决美国早期保教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齐格勒提出基于小学的综合模式――“21世纪学校”项目模式，试图将早期保育教育服务纳入小学的职能框架。

二、美国“21世纪学校”项目的实践

自1988年第一所“21世纪学校”诞生以来，现在已有近20个州的1300多所学校实施了“21世纪学校”项目。其中，康涅狄格州与肯塔基州已经在全州范围内推动了基于该模式的项目或计划，而且伴随着大众日益增长的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准备启动该项目的试点工作。

（一）项目服务的原则

“21世纪学校”项目秉承的信念是：所有需要优质儿童保育和教育服务的家庭都能够且应当获得必要的服务。为实现这个目标，该项目的服务遵循以下原则。

1.家庭支持、参与原则

研究表明，家长的参与对于儿童的优化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家长的积极参与已成为学校变革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21世纪学校”项目承诺与家长建立良好关系.努力创设引人注目的学校环境，并邀请家长参与项目的计划，提供各种机会满足家庭的需要。

2.项目普及原则

“21世纪学校”项目认为，所有的家庭都应有机会享受有质量、能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与教育服务。该项目采取按收入高低滑动折算（富人多付钱）（sliding scale fees）的方式来收费，以增加中、低收入家庭获得服务的机会。符合一定条件的家庭可以直接获得来自州或地方政府的专项补贴。在一些社区，当地企业还通过捐赠基金来帮助那些既无法获得公共补贴又无法支付最低服务费用的家庭。

3.儿童全面发展原则

“21世纪学校”项目倡导儿童的全面发展，包括身体、社会、情感与智力的发展。例如，早期保育和教育的子项目主要强调幼儿的游戏和社会互动；低年级学龄儿童的托管子项目中，除了监督儿童完成作业以外，还提供体育锻炼、消遣娱乐以及其他非学术性活动。

4.质量确保原则

“21世纪学校”项目力图通过提供高质量的项目与服务来满足儿童与家庭的需要。该项目主要通过员工资质、师幼比、团体规模、员工流失率以及其他相关标准来确保质量的维持与提升。

5.培训与晋升原则

项目工作人员的素质决定了服务的水平，并直接影响儿童与家庭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因此，“21世纪学校”项目努力通过专业培训或技术支持来帮助项目人员以及合作机构的职员，以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与服务水平。同时，该项目还通过改善工作条件、增加晋升机会、提高薪酬待遇等方式，稳定工作人员队伍，控制人员的流失率。

6.自由选择原则

并非每个家庭都需要来自“21世纪学校”项目的服务，因此，该项目是非强制性的。家长与儿童在选择项目服务上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选择参加全部或部分子项目的服务，也可以完全不选择。

（二）项目服务的内容

作为一种综合服务模式，“21世纪学校”项目包括多个子项目，提供面向家长、幼儿、保育机构工作人员等的多重服务内容。

1.提供家长参与机会，增进家庭保教信息来源

鉴于家长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1世纪学校”项目向一切适龄儿童的家长开放。该项目还特别致力于拓展服务范围，将低年级学龄儿童的父母也纳入支持对象中，定期与父母见面并讨论广泛的孩童教养问题。“21世纪学校”项目向家庭宣传当地的儿童保育机会以及高质量保育的标准。他们还向家庭提供卫生保健以及与增进家庭及儿童幸福有关的社区服务信息。项目的推进方式是多元的，有的项目把清单式的当地资源打印成书面材料，有的项目则是让工作人员通过热线回答父母的问题，多数项目则利用发放传单或者小册子的形式来为家长免费提供当地服务资源的相关信息。

2.整合当地社区资源，提供早期保教服务

“21世纪学校”项目设在小学校园或小学的合作基地内，为包括O岁～5岁的幼儿提供发展适宜性的保育和教育服务。这些早期教育经验为孩子进入学前班学习和儿童未来在学校学习中取得成功做了准备，还为学校与家庭合作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与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合作的基础上，“21世纪学校”提供了一系列与幼儿健康问题相关的服务与教育，主要包括卫生、营养以及减肥等内容。如在阿肯色州，该项目提供的内容就包括：身体健康服务、发育筛查、心理健康评估、营养信息、减肥活动以及牙科治疗等。

3.构建服务机构工作网络，提供交流和培训机会

尽管各学区已经开始承担一些儿童保育的职责，但由私人机构提供儿童托管与教育的服务仍广泛存在。研究表明，儿童托管服务提供者的知识和技能是影响其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21世纪学校”项目通过建立服务机构网络来加强当地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联系。该网络通过提供培训机会、技术支持小组以及内部通讯来帮助社区中的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者，尤其关注小学周边区域的家庭日托服务提供者。

（三）项目实施的程序

“21世纪学校”项目的总部设在耶鲁大学的社会政策与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目前的负责人是马蒂亚・冯・史蒂文森（Matia Finn-Stevenson）教授。他所带领的研究和工作团队是“21世纪项目”的全国性资源中心。此外，在一些项目规模较大的州都设有该项目的主基地（host sites）或者全国示范基地（national demonstrating sites）。“21世纪项目”实施的程序主要包括：需求评估、生成支持、资金筹集、行动计划、团队协作、持续评价等。

1.需求评估

项目实施过程的第一步是进行需求评估。需求评估的意图在于充分了解社区的现实需要和现有资源。申请该项目的小学通常要利用问卷、焦点小组（focusgroups）以及访谈的综合方法来收集社区的信息，并获取能表征当地儿童及家庭需要的数据。由项目中心工作人员提供需求评估的工具模板，鼓励学校收集难以接近群体的意见，帮助学校用可理解和有说服力的方式展示评估结果。

2.生成支持

小学的领导和学区的成员必须具有对项目重要性的信念。项目中心会委派工作人员前往这些学区，商讨项目带给该学校以及更广泛的社区的潜在影响。“2l世纪学校”工作人员会和当地的董事会成员沟通，阐释项目的具体服务内容，预期可能产生的效果，分析具体项目实施的经验和教训。

3.资金筹集

新的项目需要资金来进行场地设施建设、维持人员培训以及其他项目的启动。新申请“21世纪学校”项目的成员学校需要有稳定、持续的资金链条来保证项目的维持与发展。项目中心人员通常拥有丰富的筹款经验，无论是对于新建的还是成熟的学校，他们都能在寻求资金帮扶上给予卓有成效的支持。

4.行动计划

“21世纪学校”项目中心会要求成员学校拟定一份3年～5年的行动计划，详细说明实施该项目的各子项目的目标和举措。计划还包括学校用来达到项目相关目标的具体策略和途径，同时包括实施的进程以及评价的方式。项目中心会通过帮助学校选择适宜的目标以及可行的策略来完善其行动计划。耶鲁大学推荐学校采用渐进式的发展战略，运用社区需求评估的结果来分析决定先进行哪一个子项目。

5。团队协作

团队协作是“21世纪学校”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团队协作能帮助项目在小学的顺利进行，比如为幼儿及其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避免服务内容的重叠、保障资金的持续、使服务更加综合化等。项目中心负责帮助小学寻找潜在的合伙人，向重要的利益方（stakeholders）宣传“21世纪学校”项目，并利用各种资源帮助成员学校形成公共关系网络，推动各子项目服务的有效开展。

6.持续评价

“21世纪学校”项目开始运行后，家长、小学领导、项目工作人员、立法者以及资助者都希望知道项目是否达成了目标。项目中心研究人员帮助成员学校修订评价工具、完善评价技术，这样学校就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持续地提取相关数据以跟踪项目的发展。项目中心还提供不同的评价模式指导，比如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等，其目的都在于推动成员学校持续地提升项目服务质量和运行效果。

（四）项目影响的评价

对实施“21世纪学校”项目的小学进行的跟踪研究表明，由该模式提供的综合服务已经对儿童、家长和学校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

1.对儿童的影响

参与“21世纪学校”项目服务三年以上的儿童比未接受服务的儿童，在数学和阅读方面有更好的成绩表现；3岁开始参与项目服务的儿童能更好地进行入学前班的学业准备，并在学前班筛选测试中取得了良好的表现。根据对教师的调查，“21世纪学校”成员学校中的学前项目有助于在教育过程的识别并解决儿童的特殊学习需要，学龄儿童的托管服务使儿童可以获得持续的成人监督和优质的家庭外教育，这也有助于儿童健康的成长与发展。

2.对家长的影响

与普通小学相比，实施“21世纪学校”项目的小学的家长会给予学校在学业关注、关心与敏感、学校与社区联系、协同决策等方面更高的评价。接受“21世纪学校”项目服务的家长声称，依据亲职压力指数测试，他们的压力显著降低，他们在儿童保育上花费更少，耽误的工作日也更少。根据对教师的调查表明，该项目还帮助家长与学校更早地建立了更为积极的关系。

3.对学校的影响

针对“21世纪学校”小学校长的访谈显示：家长的参与以及对学校的评价均明显提高；学校公共设施与环境的破坏大幅度下降；一二年级的教学实践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多地反映出发展适宜性实践（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学校由于服务范围扩大而形成了积极的公共关系网络。“21世纪学校”的小学教师则认为学校在很多领域都获得了明显的改善，如领导、成就与动机、家长和教师参与决策、学校与社区的联系等。

三、美国“21世纪学校”项目的特色

美国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各类基金会针对提升儿童保育教育质量，进行了一系列的项目尝试，影响较大的如开端计划、家访计划、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等，但“21世纪学校”项目独具一格、影响深远，具有普及化、一体化、综合化、个性化的服务特色。

（一）普及化

美国类似的其他项目服务往往只针对特定的目标群体，如开端计划只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幼儿，早期干预项目也只针对10%的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而“21世纪学校”项目则向所有的幼儿及家庭开放。首先，该项目是公益性质的，项目中心不但提供小学相关的可获得的资金信息，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帮助各小学筹集部分资金。其次，实施该项目的小学采取按收入高低滑动折算（富人多付钱）（sliding scalefees）的方式收取服务费用，这样低收入的家庭仅仅需要支付最低程度的费用即可享受“21世纪学校”项目的服务。最后，如果低收入家庭急需服务但却无法负担最低程度的费用，项目中心则会帮助他们申请公共补助资金或私人捐助。

（二）一体化

“21世纪学校”项目遵循“三位一体”的实践理念，即以小学作为基地，家长支付费用，社区提供资源，充分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区三者的合力，来实现其共同的目标――增进早期儿童的最优化发展。该项目在有些社区被称为家庭资源中心（FamilyResource Center），努力把传统的小学转变成一所全年无休的综合服务中心，为儿童提供一天24小时高质量、可获得的服务。该项目的实施促使小学、家长和社区紧密合作，扩大了小学的职能，增加了家长的选择，促进了社区保教资源利用，真正实现了“三位一体化”的发展。

（三）综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