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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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复杂的校外社会环境，国内高校校园内显示着比较健康向上的风貌，但在经济发展迅速、思想愈加多元的时代潮流中，高校中逐渐滋生出更多的腐败事件。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对于教育系统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十分关注，并提出要创新教育反腐机制，提高反腐力度，为新时期的高校廉政建设设立坚实保障。

一、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化”视角阐释

“内化”视角下的高校廉政文化要求行为对象将廉政理念扎根头脑深处，将其作为指导客观行为的思维方式。“内化”视角下的高校廉政文化系统而广泛，涵盖以下具体方面:在精神层面，是指高校教师队伍中主动带有的廉洁意识和价值观念等，在廉洁自律上有很强的自觉性。例如依托师德师风带动，在教师队伍中充分发扬爱岗敬业、教书育人的师德价值。发挥廉政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促进良好廉政文化氛围的塑造。在制度层面，高校往往规模较大、组织机构复杂，应当建立起相应的科学制度保障，包括校院级领导干部追责制、教师职业道德准则，还有基建招标、招生等重点工作的廉政风险控制细则等，有效规避和约束高校中不利于廉政建设的行为。在行为表现层面，学校依托科学管理制度，使高校内的领导管理层和教师队伍表现出风正气清的廉洁行为，结合各自师资队伍的实际情况和办学特点，展现出独特校园廉政文化风貌。

二、“内化”视角下的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路径探寻

(一)增强管理力度，建立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增强管理力度。高校各层级管理部门之间要相互沟通协调，组织高标准的高校廉政文化建设队伍，对相关工作合理细致的分工，确保管理人员和教师队伍都涵盖其中，不留“死角”和“盲点”。另一方面要建立长效机制，并将这些机制充分落实到校园工作的日常管理中，形成稳定的、常态性的制度细则。

(二)创新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形式。结合自身展开廉政建设的实际情况，探索多样化的廉政设施设置和廉政文化活动的组织开展。首先校园中形式多样的活动是可充分与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包括各种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社会劳动等；其次应当致力于凝聚文化建设合力，将管理层级与规模较大的师生群体有机结合，体现团队优势，如树立模范先锋典型等；最后还尝试利用新兴网络媒体，借助新媒体覆盖范围大、效率高、互动功能突出等长处，以建立校园廉政文化交流平台为例，引导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凸显廉政文化的传播效果。

(三)促进相关理论研究更加全面。充分发挥高校中强大的学术研究实力，组织专家学者对廉政文化理论建设理论进行探讨和研究，抓住与院校联系密切的问题，或者备受社情民意关注的热点话题，围绕反腐的机制原理、教育方法、监督手段等进行研究；基于高校自身的独特身份和特征，分析其相对应的廉政文化建设定义与特点，给出可操作的改善意见；在大局上准确洞悉国内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点与未来发展方向，总结高校廉政建设与国家反腐建设统筹的联系，力争建设出适合高校特点的廉政文化体系。

(四)推进主体教育实施更加深入。廉政文化的主体教育对象包括领导管理层与教师队伍，推进主体教育实施更加深入，在领导管理层首先要加强对廉政规范的基础学习，组织高校内管理层进行讨论探究；其次，高校应当进行岗位规范培训，使管理层加深对自身岗位的理解，认识到其重要作用；再次，应当组织法律知识讲授活动，使高校管理层知法懂法，明确行为将承担的法律后果，时刻铭记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线；最后，要在高校管理层中推出典型，加大宣传力度，烘托出各部门极为重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高校领导群体的思想观念。在师资队伍的廉政文化教育方面，可以依托师职业道德教育实现更好的教育效果。首先，可以组织爱岗敬业教育，强化教师对“教书育人、爱岗敬业”这一教师天职的认同，热爱职业，无私奉献，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在职业中得到自我实现。其次应当组织学术道德教育，在师资队伍中明确学术规范的鲜明准则，要求教师绝对维护学术良知。最后还应当进行为人师表的职业教育，鼓励教师注重维护严肃、向上的教师形象，改善自身文化专业素养，彰显“学高为师”的人格魅力。

(五)力争校园廉政文化更具特色。高校中种类丰富、个性张扬的校园文化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号召力，将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与这些校园文化相互结合，能够有效的增添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例如在校园晚会中编排能够表现廉政价值取向的相声小品、在话剧社组织排演能够表现廉政文化风貌的剧本。各个高校都在长时间的摸索和尝试中，建立起具备自身特色的校园文化，这些校园文化往往也是符合学生特点和当地文化背景的，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如果将这些出色的校园文化作为校园廉政文化的“顺风车”，以山东临沂地区为例，依托古代书法大家王羲之一直以来在临沂故里的影响力，临沂大学掀起“廉政楹联书法展”的活动，结合了地域特色，迎合了师生的兴趣需要，取得了良好的活动效果。

三、“内化”视角下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总结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在促进校内腐败防微杜渐、规范校内廉政行为、改善校内师风面貌等方面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为。立足于“内化”视角，在精神层面，要促进廉政文化建设的充分认知和认同，能够对改善廉政文化建设的效果起到明显作用；在制度层面，要高逐步完善本校彰显特色的廉政文化建设体系；在行为表现层面，高校要拓展对廉政文化的实践形式，尊重自身发展情况与师生兴趣，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使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更加富有生机与活力。

作者:卢英娜 单位:国网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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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体现，从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体现在精神上的观念表达，从廉政文化与政治理想上所形成的心理积淀，并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二是体现在具体的行为实践，将廉政知识与信仰，与相应的生活方式建立关联，并从自觉的行为中来展现廉政精神;三是体现在全面的制度建设上，将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与行为，借助于具体可行的制度和机制，促进生活风气和社会意识的统一;四是体现在不同范围领域上，针对不同的群体，从廉政目标和价值观念上来形成分层的行为方式或价值评价。

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是以校园为载体，以高校教职工及学生为对象，从廉洁从政、廉洁执教、廉洁修身上来贯穿高校文化形态。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教化性，且对社会廉政文化具有辐射性，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高校在承担知识、能力培养使命过程中，对文化的传播与创造，以及对高校师生精神与灵魂的塑造都将起到积极的内涵与渗透作用;二是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对象具有高学历，从廉政文化实施主体来看，高校校园云集了更多的社会精英和专家学者，作为高知识群体，对其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就应该体现出高层次性;三是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具有承袭性，以校园为环境载体的廉政文化建设，将师生的工作作用和观念，以及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等作为统一的价值理念，使其能够从思想上、学习上、生活上、荣辱观等方面，承袭良好的历史传统，并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来进行提炼和升华，最终促进高校师生廉政行为和精神的全面弘扬;四是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具有多层次性，不同群体下对廉政文化建设具有不同的需求，高校行政管理者体现在廉洁从政上，高校教师体现在廉洁从教上，学生体现在廉洁修身与自律上，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各有所需的多层次廉政文化建设环境。

二.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问题及原因分析

开展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是中央对《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具体实施，也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高等院校作为高校师生共同生活和工作的特殊场所，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从廉政环境、廉政精神、廉政行为及廉政制度等多方面来着手。当前，在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廉政文化指标体系构建上显得过窄，各高校多从领导干部的“政绩评价”和教职工的绩效评价入手。如在干部廉政考核上，以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果作为量化指标，是否存在，是否做到节俭自律，是否践行民主决策等，考查指标过于客观，考查方式过于形式，未能从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政精神上加以深化;在教职工绩效评价中，多从教职工的具体贡献和业绩上来考评，如执业能力、授课水平，工作表现等，未能从机制上完善廉政理念;对学生廉政思想的灌输显得单一，未能营造浓郁的廉政文化氛围。二是廉政文化指标建设缺乏针对性和权威性，从近年来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实践来看，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尽管取得了实践性探索，但在廉政文化评价标准上显得模糊和片面，未能从廉政文化价值观上对廉政行为进行综合评价;三是来自指标权重配置不合理，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构建廉政文化评价指标中，需要从各部门及工作岗位进行全面审查和分析，尤其是从廉政文化监督机制的构建上来保障其顺利实施。指标权重作为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总体评价科学化的具体内容，更需要从权重的合理配置上来激发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发挥其指挥棒的作用。四是对于廉政文化指标的可操作性不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需要从建设目标和设施上体现可操作性，无论指标级别还是指标繁简，都需要从评价过程的操作性上来便于实施，如某些评价指标设置不当，在数据的获取上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对于廉政文化建设评价缺乏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难以从奖惩制度上来激励评价的公正、公平。

探讨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问题存在的原因，不仅有廉政文化建设上的自身不足，还有廉政文化制度上的原因，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于廉政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工作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在廉政文化评价上，缺乏明确的标准和全面的良好机制，对于廉政文化工作评价不够科学。如对于领导干部的考核多集中在年终，忽视了对教职工和学生日常修身文化的监督与落实，将制度建设等同于精神建设，使得廉政文化建设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二是在廉政文化建设上思想认识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于领导干部、教师和学生，随着社会反腐力度的强化，对于高校校园在廉政文化建设实践中，多以走形式、应付为主，没有真正从腐败现象和问题中以身作则，将反腐和廉政建设放在口号上，未能从具体的实施细则上来落实综合考评，阻碍了廉政文化建设的有序开展。三是对于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相对不足，很多高校在组织机构建设上存在不足，未能从纪检部门的工作职能划分上来明确，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科学的计划，以致于高校校园廉政文化监督与评价始终浮于表面。四是对相应的建设责任未能贯彻落实，因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目标和任务缺乏细化，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给予协办，特别是对于责任制问题的落实上，工作重心多以教学、科研为主，为采取有效措施来细化各职能部门及岗位职责。

三.构建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对策

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需要建立在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基础上，而对于当前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实际，更需要从廉政精神为核心，从制度上、行为上、环境上来搭建廉政文化建设平台。为此，以高校校园为载体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1）营造浓郁的廉政文化环境对策

环境是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对于高校校园来说，构建廉政文化环境，从环境文化的美化上来促进教职工和学生身心的熏陶。一方面可以依托校园基础设施，从广场雕塑、警句橱窗上来营造廉政文化景观;另一方面从网站建设上开展廉政从教、廉政修身工作，让教师从行为上加以践行，让学生从思想上得到熏陶，让高校领导干部从行政管理上来提高认识。需要强调的是，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从修身环境的构设上来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别是对高校廉政教育讲座的开展，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从廉政教材的收集与编写上，创新教育方式，融合思想理论与实践，如开展廉政文化演讲赛，廉政知识竞赛等活动，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并从中来耳濡目染，以达到自我修炼的目标。再者，依托高校校园媒体资源，如校报、广播、校园网等设施，从促进高校师生廉政思想建设上，不断强化廉政文化的宣传力度，积极总结经验，对廉政文化教育工作要常抓不懈，发挥好多种传播媒体在廉政文化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2）注重廉政精神文化的构建对策

廉政文化是精神修养的重要内容，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要从促进师生的廉政自律、提倡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品质，更需要从广大师生的言行上来实践，从而树立师德和校风。因此廉政精神建设要从三点来着手：一是注重领导干部廉政精神建设，树立忠诚于党和教育事业的伟大决心，热爱岗位工作，勇于奉献，从严治身，狠抓教学、科研，从服务广大教职工和学生工作中树立崇高的教育理念。同时，注重对大学生修身修德工作建设，以文化为载体，从廉政文化教育实践中引导学生思想转变，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人才成长目标。

（3）强化对校园行为文化建设的对策

廉政建设需要从廉政行为的实践中来体现和诠释，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重点是抓好行为文化。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基地，高校教育工作者要从学生的自我价值实现需要上，从校园文化环境和硬件环境中，极力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增强学生适应社会、适应岗位的能力。在教学中，教师要从高尚的行为操守中树立典范，要从尊重中来传道、授业;高校管理者要从强化学习和落实党政方针上，明确办学方向，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积极从正确领导、科学决策、周密组织、积极服务中来促进高校校园廉政建设工作的全面开展。

（4）注重对制度文化建设的对策

制度建设是规范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准则，也是实现对廉政文化实施、监督和完善的有效保障。当前高校校园廉政文化建设还处于发展期，还需要从廉政教育实践中不断完善制度，增强高校党政干部的廉政自律，规范好教职工的廉政行为，提升高校学生学风水平，树立筑牢防腐的思想认识，落实后小组负责制，并从党政工作机构设置与监督机制的优化上，推进民主监督。规范教师教学行为，切实发挥教师道德行为典范来树立师德师风，促进广大学生养成公平自律、勤奋好学的优良习惯。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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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廉政文化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廉政理论为统领，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廉政文学艺术为载体。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高校校园里运用文化手段，树立正气，宣传先进，对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进行抨击。高校廉政文化的教育对象应该包括高校的管理者、教职工和广大学生。因而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必然建立在教育教学的行业基础之上，必须针对教育工作的管理者、实施者和受教育的对象。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校反腐倡廉形势的需要。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事。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应结合高校实际，利用有利条件，从五个方面入手。

廉政文化以先进的廉政制度为基础，以先进的廉政理论为统领，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廉政文学艺术为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廉政文化与党风廉政建设密切联系，它作为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力量为反腐倡廉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对党风廉政建设作用巨大。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高校校园里运用文化手段，树立正气，宣传先进，对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进行抨击，形成廉政文化氛围，形成褒廉耻贪的共识。高校廉政文化的教育对象应该包括高校的管理者、教职工和广大学生。高校具有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有比较完善的文化传播渠道和系统的文化建设载体，有传统的校园文化和校园精神，因而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必然建立在教育教学的行业基础之上，必须针对教育工作的管理者、实施者和受教育的对象，并由此而凝练形成具有行业特点的文化内涵。

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校反腐倡廉形势的需要。在当前高校腐败现象较多的情况下，为了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除加大打击力度，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外，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显得特别重要。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加大正面宣传引导的力度，形成以贪为耻、以廉为荣的氛围，用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占领思想“阵地”，占领工作环境，从而形成一种强势，既可以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又能为他们克服不良风气，抵制各种各样诱惑腐蚀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事。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现今的大学生毕业后将充实到各行各业，有的甚至进入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其中一部分还会掌握一定的权力，因此，他们是否具有坚定的廉洁信念，将直接影响他们今后如何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进而影响中国当今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乃至若干年后我国的社会廉政风气和状况。对大学生开展“敬廉崇廉”教育，使他们从学生时代就了解反腐倡廉的有关知识，树立“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意识，培养正确、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法制意识和社会责任，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有益的。

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应结合高校实际，利用有利条件，从五个方面入手。一是切实加强廉政教育。高校廉政教育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进行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党纪党规和国家法律教育。高校党校要把廉政教育内容列入党员组织生活和教职工政治学习计划，认真落实。广大学生要以政治理论课和形势政策课为载体，充实廉政教育内容。二是大力树立廉政典型。一方面要积极宣传全国的先进典型，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发掘身边的廉政先进典型。树立廉政典型时，还要注意树立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年龄的人，使廉政先进典型覆盖到学校的各个层面，使大家感到典型就在我们的身边，感到可敬可亲可学。三是要把校园文化作为宣传廉政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将校园文化的丰富形式与廉政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通过讲廉政故事、唱廉政歌曲、举办廉政征文比赛、创作廉政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反腐倡廉理念，清除、贪图金钱、追求享乐的腐朽思想，树立反腐败的信心，努力消除人们对反腐败的疑惑情绪，在校园形成“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浓烈氛围。四是要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可以组织廉政文化宣讲团或小分队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既使大学生在教育他人的同时自身受到教育，更向社会传播廉政先进文化，充分发挥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成果。五是要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体制，形成反腐倡廉教育的整体合力。廉政文化建设要健全制度，营造格局，建立长效机制，形成整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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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知流行文化

（一）流行文化的定义

所谓“流行”，根据1989年版的《辞海》的解释，是指“迅速传播或盛行一时”。流行文化就是具有流行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它是时装、时髦、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奢侈文化、物质文化、流行生活方式、流行品味、都市文化、次文化、大众文化及群众文化等概念所组成的一个内容丰富、成分复杂的总概念。

（二）流行文化的特点

流行文化是伴随现代社会的产生发展而兴起的一种社会现象，包括音乐、体育、互联网、影视动漫、即时通讯、服饰、时尚等元素。它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便是即时性，它首先因为新鲜，特别是表达了某类人共通的情绪而风行起来，但随即又因为不新鲜而被其他流行所替代。其次，流行的东西往往和青春有关。它的发生发展特别符合青年人的心理特点。最后，流行的东西还极具娱乐休闲性，它内容轻松、形式大众化，极符合普通群众的审美趣味，这对整日沉在紧张的学习和生活中的现代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减轻生活压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三）流行文化与青少年教育的关系

中国已进入以多媒体网络为标志的信息时代，21世纪的中学生所面临的流行文化、流行因素越来越多，如明星、流行音乐、动漫、网游等。我们会发现，那些流行文化和流行因素对于学生的吸引力要比语文课堂大得多。

流行是商业的产物，流行文化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它要迁就文化消费者的兴趣才能被接受，才能发挥它作为商品的价值。流行文化存在于市场机制中，其操作深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因而它的发展必然伴随有媚俗的成分，伴随着相当多的言情的暴力的甚至是的东西，其价值定位混杂浮躁、认知逻辑简单、认知的内容表层化，对学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另外，流行文化吸引学生们投入许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沉湎其中而担耽误了学业。

不可否认，流行文化逐渐成为青少年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流行文化信息丰富、形式多样、动感鲜活，它提倡个性、尊重个性，它渴望打破传统，拒绝墨守成规，这极大的引起了青少年学生的共鸣。

二、流行文化与中职语文听说训练的整合研究

（一）价值与意义

整合的概念是把一些零散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而彼此衔接，从而实现信息系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其精髓在于将零散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并最终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整体。中职语文教学注重知识与现实的衔接，为学生的素质发展和职业适应做好准备，更加注重基本能力的培养，包括语言文字应用、阅读欣赏、写作、口语表达、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等方面的能力。语文教学中的听说训练，就是着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让他们会“听”敢“说”，能“说”会道。中职学生的语文知识面较窄，知识积累单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不足，多数学生只能简单叙述，不会思考分析和思辨。传统的应试教学缺少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致使相当数量的学生对语文学习缺乏参与热情，无法体会到学习带来的成就感和喜悦。

（二）教师应当具备的能力

引入流行文化可以使语文教学内容保持一种动态的更新，对教材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优秀的语文教师在努力维护经典的价值尊严的同时，也应避免进入“陈腐不变”的守旧者行列。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一些对社会、对时代异常敏感的年轻人，不应该拒绝时尚和潮流，而应以敏锐的感觉去触摸火热的社会生活，把握时展的最新信息，与时俱进。

当教师有了充分的知识储备后，应以开放的心态，乐于和学生探讨各种问题，不必把流行文化视做洪水猛兽，加以排斥。“禁之止之不如疏之导之”，与其让学生背着老师讨论得如火如荼，不如引导学生共同公开探讨。

教师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一分为二、扬长避短地看待流行文化。当教师以一种自由的、宽容的心态有技巧地对待流行文化时，学生就会自然地接受语文教学。当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审美鉴赏能力有所提高后，他们对流行文化扬长避短的认识能力也就形成了。

三、流行文化与“听”整合的方法

在语文教学中，“听”通常是指学生上课时注意听教师讲，是一种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听”。其实在中职语文教学上的“听”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学生“听”的兴趣，二是培养学生“听”的态度和习惯，三是培养学生“听”的方法。

流行文化，作为学生感兴趣的载体，在“听”的训练中可以应用多媒体手段，采集丰富的流行文化素材，播放影视动漫，时事短评，等等，来回答问题、开展辩论、讲故事等。对一些传统的知识和经典的文本也不妨以现代的观点加以讨论，不拒绝当下流行的语言或思潮。教师上课生动、有趣了，教学形式不拘一格，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达到激发兴趣、引发思考，培养学生“听”的兴趣的目的。

在“听”的训练中，教师适时的点评，使学生学会在听的过程中，用点头、微笑、赞许、关注的眼神来注视对方；用表情及简短的语言来启发对方；不轻易打断对方的话；允许对方发表和保留不同的意见，不对别人进行讥笑或人身攻击。有准备地穿插讲解一些社交礼仪，来端正学生“听”的态度，使其养成“听”的习惯。

教师可以引用流行文化中各种素材，用正面和反面的例子，不断指导学生学会在听的过程中，注意集中精力，面对说话的人和所表述的话题，注重唤起相关的知识、资料、概念和想象，形成与有关这个话题相关的互动。

四、流行文化与“说”整合的方法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用语言来表情达意的过程就是“说”。中职语文教学中的“说”，不只是教师授课，学生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说”，应该是一种学生主动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技能训练。因此，这种“说”的能力的培养，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一定的时间、任务、环境、标准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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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10(c)-0223-01

关于民俗文化产品翻译,应该适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怎样翻译才能使目的语读者花费最小的努力而达到最佳的认知效果,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同的翻译选择不同的翻译理论进行指导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翻译理论选择上,主要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建构学派和学派。无论哪种学派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总的来看,语言学派中的“关联理论”对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 “关联理论”在翻译操作层面的主要观点

“关联理论”主要从宏观和微观操作两个方面对如何进行翻译做了解答。关联理论的创始人Gutt(认知语言学大家Sperber和Wilson的学)认为:语言交际活动中,包含明说(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两种意义,明说表达一种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即只限于提供交际内容的意图,话语接受者可从中获得语境假(context assumptions),而暗含则传达一种交际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即让话语接受者明白说话人有一个传递信息意图的意图。但由于不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原文用明示手段提供的信息中所暗含的交际意图,往往因不同语言读者认知上的差异而难以被译文读者识别,Gutt主张应将那些“译文读者因语境差异不能从语义内容中推导出的暗含意义转化为明示意义”。通常有两种具体操作方法:一种是间接翻译。译文只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和基本意义,表现形式可做较大改动。Gutt建议,译者应从原文中提取“与该语篇产生最佳关联的信息”,可以对原文形式和内容进行增、删、改。一种是直接翻译的阐释法。在具体应用此法时,Gutt指出“译者可使直接翻译的阐释法变得较为容易一些,那就是通过诸如解释、夹注、集注之类的附加的交际渠道为译文语境提供部分所需信息”,以努力保留原文所有的“交际线索”,旨在“按原语设置的语境做完全等同于原语的阐释”。

2 关联理论指导下的部分东北二人转翻译实例

东北二人转是东北地区典型的民俗文化产品,在东北民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受群众的喜爱。再把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产品向世界进行介绍之时,必须借助英文进行翻译。网上对东北二人转的介绍有这样一段:二人转的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二人化妆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第二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第三种是演员以各种角色出现在舞台上唱戏,这种形式称“拉场戏”。二人转的典型曲目是《西厢》和《兰桥》,单出头的典型曲目是《红月娥做梦》,拉场戏的典型曲目是《包公赔情》。网络上有人给出了这样的翻译: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errenzhuan.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duet sung by a clown and a player who acts the role of a woman.It is part song, part dance,and part storytelling.The most prominent items include The Western Bower and The Blue Bridge.The second type is a solo,in which the player sings and dances, such as Hong Yue'e Had a Dream.In the third type the actor sings the part of a woman or an old man,as in an opera. This is called lachangxi.An example is Lord Bao Gong Makes an Apology.

笔者认为这样的翻译虽然基本表达出了原文的意思,但是会使西方人的理解十分困难。因为原文中所给出的明示意义,无法让西方人产生最佳的语境关联。根据Gutt的观点,此时我们需要为目的语读者创设这样的语境,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省略原文中的枝节部分,只求源语与目的语的主要精神相同；二是采用注解的方法。根据Gutt的观点,可以把原文加上如下注解,以创设关联语境:errenzhuan.:a kind of art,popular in northeast China,in which one\two or many persons perform singing while dancing;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show love to each other at the beginning, therefore,the performance of a male and a female is typical.这样的修改虽然多费了笔墨,但是可以让西方人非常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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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链；文化产业；国际分工；技术含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1CJY006）

作者简介：郭新茹（1981-），女，河南南阳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产业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产业价值链研究；刘冀（1979-），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研究；唐月民（1971-）男，山东德州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数字出版产业链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081-06收稿日期：2013-12-3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互联网经济的高歌猛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被缩短，文化企业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复合型身份，全球文化产业国际分工格局也迅速由产业内的梯队分工，向产品内分工与要素间分工并存的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演进。文化产业国际分工节点的转变，更使其价值链增值环节根据附加值高低的不同开始在国际不同经济体之间进行转移。

从文化产业链的分解来看，文化产业链附加值最低的环节是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制造环节，最高的则是微笑曲线两端的创意设计与品牌营销。

在传统国际文化产业专业化分工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的高低直接影响了国际分工利益的高低，我国文化产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格局中逐渐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呈现出规模增大、质态优化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作为参与全球文化产业链价值分工的重要节点的我国文化企业，与国外跨国文化集团相比，由于受资金、体制以及人才等方面的制约，我国文化企业表现出前期制作与后期衍生品开发相对不足，文化产业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特征。

因此，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宏大目标的指引下，为了更好地测度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并寻求其振兴之路，本文选取近10年的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数据，从技术含量的角度来测度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的位置，试图较为准确地反映我国同发达国家在全球文化产业链分工中的差距，以期找出我国下一步向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路径对策。

二、基于技术含量我国文化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测度方法的选择

在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滞后与实践发展的现实情况下，国内部分学者已经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理论观点，如冯子标（2004）、吕方（2006）指出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升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占有更为有利的地位。尚涛（2011）在对我国创意产业贸易结构、国际竞争力以及创意产业国际分工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我国创意服务业整体处于较弱国际竞争力的结论。但大多数研究仅局限于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弱地位简单的理论阐述上，即使有些实证的研究也是从文化贸易出口结构方面来论证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如：臧新等（2012）、周升起等（2012）均从文化产品出口方面实证了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较低的事实，并提出了一定的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真正从价值链的视角，通过对文化产品技术含量的测度来实证我国文化产业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研究是文献资料中的一个空白，为此本文尝试填补这个空白。

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真正纳入我国产业统计范围之内也是在2004年之后（孙海鹄，2011），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以及部分细分领域统计口径的缺失，国际上还缺乏通用的测度文化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方法，但测度制造业在GVC中位置的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目前，比较通用的测度一个国家制造业在GVC（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Lall等（2005）所指出的一国的出口商品体现了劳动技能、科学技术价值链中的状况，出口商品越复杂，意味着该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越高，通过比较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度指数来反应一国出口商品的构成进而来测度其在GVC中的位置。此种测度方法应用在文化产业领域，是通过比较我国与先进国家的文化产品的出口结构，反映该国文化产业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相对距离。但由于文化产业所包含的细分门类众多，不同的国家的统计口径又不一样，不同的国家都依据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比较优势，并以此作为其主要的出口文化产品。如：美国的电影业、德国的图书出版业、英国的音乐产业。文化产业相对发达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产品出口结构，并且发达国家各个文化产品的出口结构并无优劣之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以出口文化产品结构的相似度指数来反映我国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相对距离，有失偏颇。二是将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看作是制造业的高级要素，通过测度制造业中高级要素投入来测度我国传统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高低。郭新茹等（2010）通过测度各国高附加值的文化服务和核心文化服务占文化贸易总出口额的大小的测算各国文化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这一方法的最大缺陷是忽视了技术在文化产业价值链中处于高附加值这一特征事实，过多强调了创意服务的作用。三是Lall等（2006）、樊纲等（2006）运用显性技术附加值赋值来测算中国外向型经济中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来测度制造业的产业链位置的方法。在此笔者运用此种方法并略加补充，通过测度对我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来对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产业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技术创新与创意设计处于文化产业链的上游，很多研究将产业链攀升和创新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攀升”是“创新”行为的结果。创新更多地与技术能力获取有关。Baumol（2002）提出了“创新孕育的创新”（innovation breeds innovation）的概念，他认为技术能力的获取（包括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知识的可获取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引致性创新。而创新和为寻找可行的技术方案的研究与开发的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技术产业，正在与文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不断融合，通过文化创意不断地赋予文化产品新的内涵，拓展文化产品新业态，再现和提升文化产品新价值。高新技术在推动文化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一方面高新技术促进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功能升级，使传统文化产品拥有了新的元素与高的附加值。另一方面高新技术通过与传统的文化资源的耦合，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并为艺术、历史等文化内容提供了全新的展示平台，拓展文化创意产品的表现形式，再现和提升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价值。

第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樊纲等（2006）运用显性技术附加值赋值来测算中国外向型经济中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来测度制造业的产业链位置的方法不同，本文选取测度一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国际分工中位置指标的技术含量包含“软技术”（创意）与“硬技术”两个要素。这是考虑到文化产业是知识密集型创新产业，与一般的制造业不同之处在于其附加值的高低除了强调显性技术的创新作用，更需要强调内容创意（隐性技术）的作用，这两者共同创造了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进而推动文化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在此，笔者采用Lall等（2006）提出的产品“复杂性指数”，该指数假设为：一类产品越由高（低）收入国家出口，该产品的复杂性越高（低）。但是，确定某类产品的技术含量不能仅仅根据由哪个国家出口，而应该根据由哪个国家生产。杜修立等（2007）对某一经济体在不同技术含量产品上的出口份额来分析出口贸易结构的测度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借鉴。因此，笔者将计算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的假设重新确立为：文化产品越在高（低）收入国家生产，该产品越具有高（低）技术含量。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事实上，由于文化产品更多依靠人的创意，稀缺的创意人才必然要求被支付高额的报酬来激励他更多的创意，很多文化企业的创意者本身就是公司股权的拥有者，如苹果的乔布斯、阿里巴巴的马云。在该假设下，某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为其生产该类产品国民收入水平的加权和，权数为该国生产的文化产品在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即文化产品j的技术含量指标TCj为：

TCj=∑ni=1psijYi（1）

Yi为国家（或地区）i的人均收入，psij为国家（或地区）i生产文化产品j的世界份额，即赋值权重。

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以文化产品的总生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为计算权重，而“复杂性指标”以文化产品的总出口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为计算权重。两种计算方法不同体现在权重差异上。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不同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倾向不同，前者的大部分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不能体现在国际贸易份额中，而后者的大部分文化产品与服务生产却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份额得到很好的反映，这就造成了同一经济体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贸易份额与其实际生产份额之间的差异。所以，根据文化产品与服务在各国间的贸易分布，不能准确地得到该类产品的平均技术含量。因此，为了更科学地来测度各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本文提出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技术含量指标建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分布、而不是出口分布的基础上。在实际计算中，文化产品生产的世界份额psij的数据不能直接得到，但可以采用近似计算。由于某一经济体文化产品的世界总产出在各国的分布之所以与文化产品总出口在各国的分布不同，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文化贸易出口倾向不同。所以，在各国的文化产品出口份额的基础上，经过出口倾向调整，便可以得到各国文化产品生产份额。由于不能得到某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倾向的数据，而只能得到该国总产出的出口倾向，即出口贸易依存度，所以，以出口贸易依存度近似代替文化产品的出口倾向。于是，各国文化产品在世界文化产品总生产中的近似份额ps′ij为：

ps′ij=esij/tdi（2）

其中，tdi表示国家（或地区）i的贸易依存度。

故文化产品j的技术含量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TCj=∑ni=1ps′ijYi（3）

本文称之为可计算的文化产品j的技术含量指标，它可看作是对产品复杂性指标的修正，简称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也记为TC，这样得到的是文化产品技术含量的美元值。

三、数据选取及实证结果

根据上文提出方法，分析中国出口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需要如下原始数据：全世界所有国家（或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中国的GDP，总的出口贸易额以及国际联合国贸促会中文化产业分类中所包含的工艺品、设计类产品、音频视频类产品、新媒体、表演艺术品、出版印刷品与视觉艺术品等七大类文化产品的总的出口贸易额。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CTAD）的国际贸易分类统计数据库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各国（或经济体）文化产品的贸易数据采用当前美元价格，人均GDP以200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本文选取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10个国家作为评价单位，对其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行综合评价。选取以上国家的依据是：首先，这些国家涵盖了包括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在内的主要文化产业大国，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与代表性；其次，研究对象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文化资源禀赋等众多方面都具多样性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全球不同经济体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所处的低、中、高档的三种态势；再次，对中国来说，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最主要的贸易伙伴，通过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横向比较有利于较为科学地找出中国与文化产业相对发达国家的差距，科学反映出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的位置；最后，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部分指标尤其是主观性的指标的数据无法获得）本文主要选取10个国家作为评价单位。计算结果如表1和图1所示：

（一）中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上升态势明显

2002年～2006年间，我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年平均增幅只有2%左右，2007年以后，这一指标呈快速的增长趋势，平均增幅接近10%左右，这说明在一系列宏观政策的引导与扶持下，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逐渐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之时，全世界不同经济体的文化产品技术含量指标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唯有我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却逆势增长，这表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经济波动、出口遇阻等宏观经济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的创新能力在不断加强，具备了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在2002年～2011年的10年间，我国的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虽然整体上呈上升的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上升的幅度较慢。从2002年的116上升的2011年的171，平均年增长率5%左右，远低于美国文化产品技术含量的增幅7%，虽然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总额在2011年达到125646百万美元，远超过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但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在2011年仅为171，和英国的943、美国的697以及法国的881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说明我国文化产品在“质”的提升上，远逊色于其在“量”上的增加，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虽然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起步较晚，技术含量比较低，但在2002年～2011年间，其出口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从2002年的21上升到2011年的54，年均增长幅度达到20%左右，呈快速上升的趋势。（见图1）

（二）世界文化产品出口技术含量呈雁阵格局

图1显示了2002年至2011年，中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韩国、英国、加拿大等10国的出口文化产品技术含量指标。从整体上看，世界上各不同经济体在不同时间阶段出口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具有不同变化趋势：2002年～2008年间，美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法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除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经历小幅度的降低之后，其从2002年到2011年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同为发达国家的英国和德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基本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加拿大与韩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则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在全球文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结构正在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以技术知识为核心的文化产品的出口已经占了发达国家出口文化产品的相当一部分比重。相比之下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担的是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带动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主要产品属于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而更能体现创意含义和技术含量的产品如专有知识产权与品牌授权、网络游戏、网络文学、音乐创作、创意设计、原创影视节目等还没有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出口产品。此外，与传统的制造业相同，文化产业链的提升也存在路径依赖效应。一国经济体初始嵌入的全球文化产业链中位置越高，就会拥有更优越的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服务能力，并形成更有利与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也更容易跨越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约束壁垒，实现技术技能、创意创新能力的进一步飞跃，形成创新发展的正反馈效应，价值链的进一步提升也非常容易。反之，则比较难。由图1可以看出，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差距虽然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但短时间内差距的鸿沟难以逾越。在此背景下，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加大对文化产品创意、研发的投入，一味地追求总量的提升，忽视“质”的提升很容易陷入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低端锁定”的困境，在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中容易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格局。

（三）进入壁垒与权力不对称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文化产品技术含量差别的外因

发达国家凭借其所累积的“显性”与“隐形”的技术优势，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控制了高附加值的创意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并在这些环节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以保持其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凭借其强大的对全球文化资源的整合能力，在全球文化市场上享受“高溢价”。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制度、人才、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则往往只能通过进入生产制作、贴牌加工、版权引进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而嵌入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在这些环节，由于其进入壁垒较低，具有较低的资产专用性，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获得的利润较低。发达国家把较高的收益又投入技术的创新、文化产品的创意研发中，从而维持其高附加值的竞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获取的是较低的经济租，在全球价值链中容易被走“高端道路”的发达国家所俘获，被长期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形成一种低端路径的依赖。

此外，在文化产业领域，TRIPS的高标准和高水平主要代表了美国等极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使这些国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拥有巨大的利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这一协议在国际文化贸易中设置知识产权壁垒，一方面扩大其文化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占有率，形成国际文化贸易的垄断优势；另一方面，利用其在知识产权具有经济独享权与排他权的特征，通过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来阻止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创新与文化市场进入，从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其文化产业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优势。TRIPS协议又剥夺了此类国家在作品的翻译权、复制权和专利权的强制许可方面的优惠，并迫使这些国家必须通过支付高额的许可费来获取一定的权利，这在增加其财政负担的同时，又使其与美国在信息技术上的较大差距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

（四）市场分割以及“技术”创新应用的相对滞后是我国处于全球文化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内因

政府财政权力的分割以及以经济指标为政绩指标的制度尽管能激励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但这种锦标赛契约本身所固有的激励不相容性，使地方政府出于对自我利益的保护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竞争基本采取的是非合作、非一体化的方式。实现此目标的途径基本依靠行政制度性壁垒、地方法规壁垒等。以动漫产业为例，各地为扶植本地动漫企业的发展均提出了企业的动画片在电视台播出后每分钟有多大力度的补贴，这看似拯救国产动画的一剂良方，但实际上任何以行政力量创设“制度性壁垒”，结果会保护落后，我国从2006年以来出现了大量“鸵鸟式”的动漫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土的动漫企业则不是以发展本产业或是其他长远的目标为本企业的出发点，而以政府的扶助或其他性质的补贴为企业的目标，这不仅会产生大量的寻租及腐败行为，同时也会对政府既定的政策目标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和省际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得我国大部分文化企业基本处于小规模、低成本、价格竞争的手工作坊式阶段。在诸如传媒、广电、广告、报业、会展等众多以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取胜的网络性产业中，行政体制分权带来的市场分割严重损害了文化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割”的策略阻碍了我国文化产业市场的整合进行，限制了国内文化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最终拉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差距。

四、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嵌入GVC中位置的策略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虽然自2002年以来，我国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上升态势明显，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上升幅度相对较慢。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质”的提升，远逊色于其在“量”上的增加，尽管10多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其中进入壁垒与权力不对称是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端锁定”困境的外因，市场分割以及“技术”创新应用的相对滞后是其内因。在世界文化产品出口技术含量呈雁阵格局的现实状况下，推进文化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势在必行。尤其是在当前国际文化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环境下，前瞻性地建立与我国文化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相适应的机制和经济规制，选择切实可行的文化产业升级途径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推进高新科技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力度，通过各种制度创新来鼓励与引导创意创新氛围的产生，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用高新科技来重构文化产业链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在GVC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必要手段。具体策略可以考虑如下：一是不断地发掘高创意与高科技“双高”型文化产品，摆脱依赖资源密集型文化产品的状况，引导国内软件开发商、网络运营商、内容供应商等各类文化企业的合作多赢，共同逐步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特色的高附加值文化产品。二是建立国际合作，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文化交流，通过“借力发力”来寻求我国文化产业技术含量提升的途径。三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来引领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加强数字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证技术，合理制定网上传播版税的分配比例，保证著作权人、制作者、网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在我国大部分文化企业经营对象还以传统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主的现实情况下，文化企业如何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政府如何从政策、体制等方面营造文化产业创意、创新的发展环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如何整合资源，集聚实力企业、优化文化产业结构、降低“文化折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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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the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Technical Content

GUO Xinru1， LIU Ji2， TANG Yuemin3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2.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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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743.3 R289.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

中风中脏腑是中风急危重症，病死率高，预后差。病机多从阳化，以痰热腑实证为主的闭证居多。此类患者除神昏、偏瘫、高热等症外，大多具有痰多、腹满、大便不通、舌红苔黄腻、脉滑等痰热腑实见症。 本研究在常规西药基础上，分别加用连花清瘟胶囊鼻饲或灌肠和针刺疗法，针对性治疗上证中之高热、神昏两症，均取得较好疗效，现将对比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72 例患者来源于 2006年5月—2011年10月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病区的住院患者，经头颅 CT/MRI 证实为脑出血或脑梗死。72例中脑梗死49例（左侧颈内动脉供血区梗死4例，左侧大脑中动脉起始部梗死22例，右侧大脑中动脉起始部供血区梗死15例，基底动脉尖供血区梗死3例，脑栓塞5例）；脑出血23例（左侧壳核出血8例，左侧丘脑出血破入脑室4例，右侧壳核出血6例，右侧丘脑出血破入脑室3例，原发性脑室出血2例）。

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中药组、针刺组和对照组，各24例。中药组男15例，女9例；年龄38岁～79岁，平均65岁；其中脑梗死16例，脑出血8例。针刺组男16例，女8例；年龄41岁～80岁，平均66岁；其中脑梗死17例，脑出血7例。对照组男16例，女8例；年龄 40岁～81岁，平均67岁；其中脑梗死16例，脑出血8例。 两组在性别、年龄、病因、病程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参照 1995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 。中医诊断、分期与证型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制订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中脏腑闭证标准 。

1.3 入选标准 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符合中风病的急性期中西医诊断标准；符合中风中脏腑闭证的标准；年龄30岁～85岁；病程在7 d之内；体温>39 ℃；神志评分采用 Glasgow 昏迷评分

1.4 排除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辨证不属此证型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检查证实合并有肝、肾、造血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患者。

1.5 终止脱落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病情危重，治疗观察期内死亡病例；要求出院或转院等各种原因不能完成临床治疗观察病例。

1.6 治疗方法

1.6.1 对照组 参照 《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 》脑梗死、脑出血的内科治疗，以脱水减轻脑水肿、止血、改善脑循环、抗凝、降纤、抗血小板凝聚，多环节脑保护为主，对症采取吸氧、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控制血压、抗感染、保护胃黏膜等措施。

1.6.2 中药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连花清瘟胶囊（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Z20040063）去囊壳100 mL温水冲汤，每次8粒，每日3次鼻饲或由直肠滴入（每分钟 30 滴，有应激性消化道出血患者适用），连用7 d。

1.6.3 针刺组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针刺治疗。选穴：大椎、十二井、十宣、曲池、合谷、人中。操作：十二井、十宣点刺出血；人中施短暂捻转；大椎、曲池、合谷施毫针刺，用泻法，留针30 min，每10 min行针一次。上述针刺治疗每日1次，连用7 d。

1.7 观察指标 观察3组治疗前和治疗7 d后的体温、神志评分。设定体温下降≥0.5 ℃、神志评分提高≥5分且保持12 h以上或继续好转为起效计时指标，观察3组治疗后体温、神志改善的起效时间。观察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以及其他中医症状指标：痰多、腹满、大便不通、舌红苔黄腻、脉滑等。并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中医症状分级量化标准进行评价。

1.8 疗效评价标准

1.8.1 体温疗效 显效：体温下降≥1.5 ℃；有效：体温下降≥0.5 ℃、

1.8.2 神志疗效 显效：神志评分增加≥10分；有效：神志评分增加≥5分、

1.8.3 临床疗效 参照 “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1995）”；中医症状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医症状分级量化标准进行评价。

1.8.4 安全性检查 治疗中进行常规安全性指标检查，遵守患者所在医院检查指标通用判断标准。

1.9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8.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组间构成比较用卡方检验，组间疗效比较用两样本均数t检验，两组均数比较用t检验，治疗前后比较用配对t检验。

2 结 果

2.1 3组治疗7 d后疗效比较

2.1.1 3组治疗7 d后高热、神志临床疗效比较（见表1） 对于治疗高热、神昏两症，针刺组和中药组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2.1.2 3组治疗7 d后神经功能缺损、中医症状临床疗效比较 各组组内治疗前后比较，神经功能缺损、中医症状临床疗效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3组治疗前后高热、神志量化指标比较

2.2.1 3组治疗前后高热、神志量化指标评分比较（见表2） 对于治疗高热、神昏两症，3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明显好转（P

2.2.2 3组治疗高热、神昏起效时间比较（见表3） 针刺组和中药组治疗高热、神昏的起效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

2.3 安全性检查 治疗中进行常规安全性指标检查，结果无明显异常变化；疗程之中及其后随访2周，均未发现不良反应。

3 讨 论

中风病起病急骤，病情重，变化快，急性期以标实为主，表现为热毒袭肺，瘀结痰热，浊邪癕盛，随即阳明腑实出现浊邪蒙闭清窍气血不能上承而神识不清。当急则治标，迅速去除热毒浊邪、泄热开窍为关键。 应用清瘟解毒、泄热通腑法治疗可使阻于胃肠的浊热积滞得以降除，使浊邪不得上扰心神，克服气血逆乱以防内闭；可使腑气通畅，气血得以敷布，达到通痹活络促进疾病向愈发展；可降温以防毒热伤阴而呈阴竭于内、阳脱于外之势。 痰热去则阴液存，浊毒清则神自明。

针刺之法开窍泄热、疏风行气，化瘀通络，所取治疗本证功效早得印证并多有报道。临床中试用连花清瘟胶囊，取其宣肺泄热，通腑解毒之功用，宣上疏风降温醒脑，通里攻下釜底抽薪，共得降体温、醒神志之殊功。特别是与针刺疗法对比，在显效率和起效时间两个方面更具明显优势，且该药经济易取、服用方便、安全适宜度高，应当推广成为临床治疗中风中脏腑阳闭证的常规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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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德新，王育珊.昏迷程度的评定方法[J].中国社区医师，20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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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指数建构之所以具操作性，因为有理论基础和现实氛围：（1）当下，腐败令广大群众深恶痛绝，成为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的人为毒瘤。为根治这一毒瘤，创新有利于廉政文化建设常态化的有效路径是大势所趋、群众所盼、工作所需。（2）近年来，廉政文化工作扎实推进、创新开展，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在全党形成了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特别是，当前关于加强廉政文化考核评估的需要日益显现、实践日益丰富，为廉政文化指数的编制创造了良好条件。（3）目前，指数评价已从传统的经济系统走向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软实力也要硬指数”，不仅经济领域有“CPI”“PMI”“PPI”，社会文化系统也相继出现了“幸福指数”、“文明指数”、“创意指数”、“廉政指数”等评价指标体系，这为廉政文化指数的建构、编制提供了心理预期和实践参照。

二、廉政文化指数的建构原则

从方法论角度，建构廉政文化指数在完成内涵界定工作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建构原则。科学建构廉政文化指数的基本前提，是必须把握廉政文化的特质，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廉政文化指数要反映廉政文化的内在特性。廉政文化具有社会价值文化属性，是先进的价值观，这一特性决定着廉政文化发展的方向。二是廉政文化指数要反映廉政文化的核心要素。廉政文化指数要评估的是各领域廉政文化建设水平。所以，廉政文化指数的研究、编制必须把握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三是廉政文化指数要反映廉政文化的建设规律。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发展状态，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拔苗助长。建构廉政文化指数必须契合廉政文化的过程性、阶段性特点。除此之外，建构廉政文化指数还应遵循一些一般性原则，包括：（1）系统性。廉政文化指数评价体系应能全面反映廉政文化的特质和建设要求，各个指标层相互独立，从宏观到微观层层深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评价体系，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简明性。廉政文化指数评价体系要精选指标，抓住主要矛盾和核心因子，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做到既一目了然又经济实用。（3）可操作性。廉政文化指数的评价体系的指标数据采集较容易，数据处理科学简便。（4）可比性。评价结构既可以纵向比较又可以横向比较，还可以进行结构性比较，可以了解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类别廉政文化建设的水平和变动趋势。

三、廉政文化指数的框架体系

制定框架指标体系是构建廉政文化指数的关键环节。根据综上所述的廉政文化指数的内涵和建构原则，廉政文化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的构建，应以廉政文化的特质及实践指向和廉政文化工作的基本要求及关键举措为主要架构。据此，廉政文化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为：环境、机制、方式、成效。在四个一级指标之下可分别分解为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又会分解为若干个三级指标。这样，一级、二级、三级指标就构成了廉政文化指数的框架。高校作为社会的特殊公共领域，置身于多元化的风险社会中，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已成为各类危机易发的高危区。[4]按照这一逻辑，本文以高职院校廉政文化建设为例，制定了高职院校廉政文化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该框架体系共有4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和相应权重值构成。

四、廉政文化指数的生成与应用

指标体系正式确立后，指数的生成就成为整个指数开发工作接下来最重要也是最具体的操作环节。该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采集和计量后得出具体指数，是一个严肃而规范的技术过程，因此必须遵循必要的原则和严格的步骤，以保证指数的客观性与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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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和重要目标，对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廉政文化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旨在加大预防力度，使反腐倡廉教育面向全党全社会，使党员干部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犯或少犯错误。廉政文化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氛围，它代表的是社会正气，它指向的是社会廉洁、健康的发展方向。只有发挥具有先进性的廉政文化的作用，才能对抗腐败文化、腐败亚文化等落后文化的滋生和干扰，维护和引导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能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文化具有很强的渗透力，给人很强的震撼力，先进文化的力量直接影响着党员干部的价值准则、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维模式。先进文化可以养廉，反腐败要以先进文化为指导。党风廉政建设与廉政文化有紧密的同一性、互动性。先进文化是健康、科学、向上、有蓬勃生命力的文化。建设一支清正廉明的干部队伍，就要用正直、廉洁、为民等高尚的价值理念来感染人、塑造人。只有用先进的廉政文化同各种腐败文化作斗争，才能构筑起一道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能整体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发展。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整个体系的整体推进。实践证明，廉政文化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设。具体到反腐败工作，廉政文化既解决人的思想道德问题，促进树立领导干部的廉政价值观，是“治心”的强大思想武器；它又是以廉政伦理和权力伦理约束权力运行，是“治权”的伦理标尺。廉政文化既解决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问题，又提供丰富的制度意识、制度思维、制度规范。因此，廉政文化建设是一种从根本上综合性解决问题的解题思路，这正符合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需要。

廉政文化建设对惩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潜在的力量，通过一定的形式，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导向作用。廉政文化也和其他一切文化一样都具有社会属性，对社会有较强的辐射功能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它赞扬什么，反对什么，都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廉政文化可以让人民群众在获取各种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的熏陶，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廉政文化一旦形成，能够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引导、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可以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稳步推进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人们拒绝腐败的能力，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净化社会风气树立鲜明的导向。

规范作用。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了一种无形的约束作用。如果违反了道德准则，廉政文化的软性控制力就会发生作用，对自己的行为自觉加以纠正，从而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监督作用。廉政文化的监督作用，不是其本身去监督，而是在于激发群众的监督热情。腐败现象往往见不得人，所以最怕公众和社会舆论。廉政文化的监督作用，在于它能增强人们的监督意识，能产生强大的感召力而激发人们去监督。各种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既能丰富人民群众廉政文化知识，又能强化人民群众主动监督的意识。

凝聚作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团结统一，文化的凝聚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廉政文化是一种文化体系，一种廉政理念，它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在同一类型和模式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从而以相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将广大党员干部联系起来、聚集起来，使整个队伍因同一的文化渊源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力。

预防作用。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目的在预防腐败。预防腐败，重在抓“制度反腐”，但同时要抓“文化反腐”。因为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持久。腐败现象可怕，但最可怕的是腐败获得一种文化上的支持，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即腐败文化。腐败文化巨大的腐蚀力，致使许多国家由兴到衰、由盛到败。廉政文化能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廉政意识教育筑起党员干部的心理防线，通过文化的内敛机制产生的主观动机，起到遏制腐败现象的作用。

创新发展廉政文化是深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动力和源泉

廉政文化建设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只有推陈出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建立健全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从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解决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只有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纳入各级各部门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充分发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协调作用，才能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落实。注重发挥宣传、文化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合力。健全廉政文化建设联席会议等制度，规范工作程序，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上下联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目标管理，构建主体明确、责任到位、运转顺畅的责任机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加大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投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保障，对廉政文化建设所需经费要列入财政预算重点保证，健全廉政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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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基层廉政文化建设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筑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发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一、博野县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博野县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与加大反腐倡廉工作有机结合，使廉政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更加贴近博野县实际、贴近工作与生活、贴近干部群众，廉政文化的社会覆盖面逐渐扩大，说服力和感染力明显增强，形成了廉政文化建设“七进”（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医院）的工作格局，在全县形成了“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为促进全县经济发展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注重“三个到位”，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一是组织领导到位。博野县高度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把这项工作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廉政文化联席会议制度，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态势。二是制度保障到位。精心策划廉政文化建设内容，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博野县廉政文化“六进”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工作目标、方法步骤、具体措施，让组织者明白怎么做，让参与者明白做什么。三是宣传发动到位。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及时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系列信息，通过博野廉政在线、博野县政务公开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站、博野县电视台等媒体全方位、立体化报道廉政文化工作组织开展情况，在全县营造了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共同推进的良好氛围，有力地推动了廉政文化建设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2.突出“三个带动”，抓好廉政文化“六进”工作。一是借力带动。结合新农村建设、党务公开、创先争优等活动，创造性地开展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工作。在家庭，以干部家属为教育重点，通过举办家庭助廉座谈会、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评选十佳廉内助等活动，把反腐倡廉的意识和观念渗透到家庭生活中，促进尊廉崇廉践廉社会风尚的形成。二是试点带动。本着试点先行的原则，先后培树了县工商局、交通局两个市级示范点和兴华小学、大北河村等16个县级廉政文化建设示范点，并根据各单位实际，制定下发了示范点建设标准，要求示范点建设做到有计划、有制度、有活动、有场地、有氛围，努力做到“创建一个，带动一片”。三是示范带动。2014年，在工商局召开了博野县廉政文化进机关现场观摩会，组织全县各单位到廉政文化“六进”工作先进单位进行现场观摩，起到了明显的示范带动作用，有力地推进了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3.坚持“三个结合”，推动廉政文化繁荣发展。一是将廉政文化建设与反腐倡廉教育活动紧密结合。组织举办了廉政书画征集展览、廉政文艺节目汇演、“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演讲比赛、博野县廉政文化暨警示教育图片展、廉政公益广告创意征集、反腐倡廉教育征文、廉政短信征集、反腐倡廉知识竞赛、唱红歌等活动。二是将廉政文化建设与本地实际紧密结合。注重将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本土化，切实增强廉政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与宣传部、电视合开办《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专栏，大力宣传全县各行各业涌现的先进典型。编写了《农村干部预防职务犯罪手册》，用身边人、身边事、身边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农村干部。三是将廉政文化建设与拓展平台紧密结合。开通了“博野廉政在线”网站，充分利用各栏目版块，全面推介博野县反腐倡廉工作的新举措、新经验、新成就。强力推进电视平台建设，联合宣传部、检察院、电视台等单位先后在博野县电视台开办了“廉政空间”、“法在身边”、“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等专题栏目，搭建教育平台，扩大廉政文化的宣传范围。

4.实现“三个转化”，彰显廉政文化成效。一是廉政教育内容系统化。将理想信念教育，党纪法规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岗位廉政教育，正面典型示范教育及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等融为一体。对党员干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教育，坚定了理想信念，增强了法纪观念，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二是廉政文化建设方式多样化。充分利用多种媒体资源，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教育活动，使廉政文化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增强了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三是廉政文化活动经常化。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教化、悟化、感化的过程，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为此，我们坚持把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作为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坚持经常抓和长期抓，做到常抓常新。日前，领导干部讲廉政党课已形成制度化，廉政书画展览已面向大众化，廉政文艺演出活动已步入常态化。

二、经验与启示

总结博野县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经验和实践，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加强领导，齐抓共管是廉政文化建设取得实效的前提。基层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个或几个部门很难取得最佳效果，必须要整合资源、全党动员、全民参与，形成合力，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才能事半功倍。

2.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是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要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统筹谋划抓普及，突出特色抓亮点，以点带面、分类指导，才能不断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

3.立足实际，争创特色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廉政文化建设能否收到实效，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实际，充分考虑党员群众接受程度。必须善于挖掘和整理本地宝贵的廉政教育资源，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和喜闻乐见的载体和形式，使广大干部群众乐于参与，易于接受，才能增强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三、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博野县廉政文化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干部群众对廉政文化的内容存在认识模糊，理解不够全面的问题。二是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内容一般化、形式单一化、缺乏时代气息的问题。三是工作部门合力有待加强，气势氛围不够浓厚等等。下一步将以执行力亮剑活动为契机，认真查找博野县廉政文化工作中的短板，积极探索创新，确保廉政文化收到实效。

1.要在提高对廉政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上下功夫。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省、市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工作内容和目标要求；大力宣传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进一步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切实加大典型培树力度，进一步规范廉政文化示范点建设，真正做到用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要在丰富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和形式上下功夫。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准本地廉政文化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敏锐把握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脉搏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选择新颖、通俗、有效的载体，拓宽工作思路，突出地方特色，打造博野廉政文化名片，进一步增强教育的吸引力、凝聚力。

3.要在积极探索建立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上下功夫。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廉政规章制度，靠制度管人管事，提升社会对廉政文化的认知感、认同率，着力解决廉政文化建设深层次的问题，不断巩固和扩大廉政文化建设成果。

（作者单位：博野县纪委监察局）

参考文献：

[1] 谭东华等，基层廉政文化建设的难点及其探解[J]，学理论，2012

[2] 郑又贤，廉政文化建设的难点及其探解[J]，东南学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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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建设在发动主体上存在困难发动主体上的困难主要存在两个层面:首先，全体教师和教辅人员对于加入建设主体行列的态度不积极。例如学者郑又贤在谈到廉政文化建设的困难中说“就目前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而言，还是难以令人满意的”。［3］在实际社会生活实践中，教师对廉政文化建设缺少热情，不想接受廉政校园文化的改造，不喜欢对一些人和事务进行评判和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职师范院开展廉政文化建设。

(二)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建设在改造主体思维上的困难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包含廉政文化思想、廉政文化制度和廉政文化行为。因此，廉政文化建设只有进入人的主观意识范畴，逐渐形成人的行为和组织制度，对于高校而言才具有现实意义。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相关理论具有丰富的观点，是新颖而且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例如郑教授所说:“这些好的经验或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开始转化为人们、特别是公务员或领导干部的自觉理念或追求?无需讳言，实际情况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4］。因此，高职院校在廉政校园文化建设上存在认识误区，其主体的廉政文化意识认知不足，从而使主体产生内化困难，进而导致建设主体自觉参与性薄弱。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不足，这无疑会导致一些腐败文化在高校乘虚而入［5］。因此，廉政文化的建设主体内化思想的提出，在现阶段高职师范院校存在各种思潮的情况下更具现实意义。

二、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内化”困难的原因分析

(一)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内化”的要求具有层次性从文化原理来分析，首先是核心层的高校精神层面廉政文化内化，具体来说是指广大教职工形成的廉政价值理念、廉洁意识等。其次是高校廉政制度层面，具体而言包括领导廉洁自律制度、教师的廉政职业道德等。最后是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行为的内化，即规范有序的办事模式的养成。不同层次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实践层面上具有一定的困难。

(二)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主体的内化需要经过认识、认同和内化阶段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主体的“内化”在实践上是一个分为三个阶段的动态系统，必须经过认知、认同和内化三个阶段。在认知阶段，内化主体需要认知廉政文化基础知识，具备高校廉政主体的责任意识、耻感意识、法制观念和民主监督意识;在认同阶段，高校领导干部、教师、学生面对各式各样的文化潮流时，既有积极向上的思想思潮，也有享乐主义等腐朽落后的负面思潮，需要内化主体进行分析、判断和选择，形成廉政文化的思维模式;内化阶段，指主体将廉政理念和文化成为人的思维模式，成为固化的行为方式。

三、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文化“内化”的路径探解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需培育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内心深处认同廉政文化，才会视为自己的职责，才会具有主人翁姿态。

(一)丰富廉政文化教育内容，促进主体的认同。主体的认同感需要建立在各自责任意识的基础之上，认同廉政文化，从而内化为各自主体的主观意识行为;同时，主体的耻感意识是主体责任意识建立后的自感，在个体的行为活动违背公共利益时，在遭受到否定后而在内心产生的羞耻感。因此，应加强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校园文化主体的法治意识，主体从认知到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法治从根本上保证廉政文化体系的长期推行;还应加强高职师范院校廉政校园文化主体的民主监督意识，其职责担当、荣辱观念、法制意识和民主意识这四个要素构成主体廉政文化内化主要意识结构，主体廉政意识本体感的积极性的加强，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

(二)夯实师范院校校园廉政文化的制度建设，使主体在内化时间上获得保障师范院校的“师风”“师德”校园文化的形成需要从学校培养人的各个环节进行渗透和浸润，同时其形成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动态过程，需要校园廉政精神和廉政理念内化为人的意识和行为，外在体现为调节各主体行为的具体的固化社会关系。从廉政文化制度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在制度的长期约束下，各主体会“照章办事”，制度会逐渐地内化为各建设主体的自律意识，从而获得与己相符的同质感。高职师范院校的校园文化由于扩招和学校升格等原因也存在一个规范问题。鉴于高职师范院校的在主题内化方面需要长期性，并具有复杂性，所以，师范院校校园廉政文化需要制度为其提供保障。应进一步夯实高职师范院校校园廉政文化的各项制度基础和执行力度，力争和师范院校特有的“师风”和“师德”校园文化相互融合，在学校的各个育人环节进行渗透和浸染，从而在源头上培养优秀的“德高为范”的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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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以“廉政”为主题，围绕“廉政”开展一系列主题文化教育活动，其目的在于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廉政文化作为新时期的一种文化形态，多以文化和艺术的表现手法，使得党风廉政宣传教育和文化活动互相融合、渗透，使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更具人性化、情趣化，发挥着引导、教育、塑造、激励和鼓舞的重要作用。同时，为适应新时期反腐倡廉形势以及先进文化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廉政文化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体现廉政文化的鲜明时代性。

廉政文化活动是廉政文化的主要载体，通过活动的开展来营造廉政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并促使广大党员干部积极组织和参与，从中获益。因此，廉政文化活动是建设性的活动，廉政文化只有深入广大群众才能使其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各种新颖独特、影响广泛的廉政文化活动，使廉政理念渗透到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领域。廉政文化活动通常借助于大众传媒的手段，营造出适合大众口味，具有时代气息，体现出活动形式和载体的多样化。因地制宜，应时而生，结合地方文化、行业文化，充分体现地方特色、行业特色，充分拓展了廉政文化活动的外延。

在实践中廉政文化活动逐步形成教育式、体验式、感悟式、惊醒式等类型。常见的有廉政党课、主题教育会、廉政理论交流、廉政文艺节目、评选勤廉先进典型、廉政文艺创作、廉政书画展示、案例警示会、廉政公益广告等等。通过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活动让无形的廉政理念通过一定的载体外化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物质的、具体的、实在的东西。

二、廉政文化活动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和实践性

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在不同岗位，职位、工作性质、文化程度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教育对象的不同，往往需要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承载着不同的活动载体。同时，廉政文化活动需要经过认真探索和努力实践，创新形式，不断开创出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新载体，从而增强廉政文化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发挥出廉政文化的最佳成效。近年来，各单位、各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努力用廉政文化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深化内涵，创新方法，拓展领域，使廉政文化活动取得新成果，积累新经验。但与当前反腐倡廉工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不完备的地方。

一是认识错位，缺少推动力。尚有不少干部甚至于一些领导干部，对开展廉政文化活动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错误地割裂经济建设与廉政建设的辩证关系，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现象，总认为经济建设是硬指标，廉政文化建设是软任务，对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组织不力、支持不够、推力不足，缺乏对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强有力的领导。有的未将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项目纳入议事日程，统筹安排考虑，实行齐抓共管，片面地认为廉政文化建设完全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情，部门之间缺乏协作配合，使纪检监察部门“单打独斗”、“单兵突进”，唱“独脚戏”。过多地强调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教育，而忽视了对普通群众廉洁意识的灌输和廉洁行为的培养，造成参与性不强，覆盖面不广，社会基础不实。

二是内容呆板，缺少吸引力。有的单位没有贴近群众、走进生活、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干部群众的实际需要，没有考虑不同岗位、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人群的特点和教育需求，往往凭组织者的口味和想象开展教育活动，无法做到因人施教，对症下药，感化力不强。有的单位对廉政建设的理解不到位，并没有把业务工作和廉政教育有机统一起来，而是就业务抓业务，就廉政抓廉政，形成了业务工作、廉政教育“两张皮”，结果使廉政教育变成了空洞无物的口号。有的单位没有有效把握警示教育的受众面，警示教育开展偏多，正面引导相对偏少，容易造成部分群众对我国反腐败工作产生片面认识。

三是方法简单，缺少渗透力。不少单位缺少组织廉政文化活动的灵活性和时代感，廉政教育跳不出旧框框，说教味浓厚，教育的方式方法机械教条，缺乏创意，没有运用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组织活动，群众参与的热情不高，渗透性不强。有的廉政文化活动往往是局限于记在纸上、贴在墙上、停留在口头上、落实在会议上，再拉上几条标语、喊上几声口号，放上一两部廉政教育片，就这么简单的“老三套”。廉政文化活动推进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廉政文化同地方传统、文化底蕴、民族风情结合不紧密，缺少亲和力和感染力；没有广泛进入到社区、学校、企业、单位和家庭中去，缺乏渗透力和影响力。

四是机制缺陷，缺少生命力。廉政文化活动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形式更多的侧重于文化层面，而对制度、体制上的设计和安排缺乏系统性，不够健全和完善，刚性约束不强，超前性研究不够，制度建设显得相对滞后，特别是在廉政文化建设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长效机制等方面研究得不深，可操作性不强。廉政文化活动是一个课题，有的单位对其概念、内容、对象、举措等方面认识模糊，不知抓什么、怎么抓，也没有纳入整体工作部署之中，纪检监察部门的组织协调缺乏刚性机制保障，很多情况下处于单打鼓、独划船的尴尬状态。有的单位对暴露出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的、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也没有相应的防范措施和风险预警，“前腐后继”现象仍然存在，个别“问题干部”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达不到惩前毖后的效果，造成不廉洁现象出现的反复性和蔓延性。

三、廉政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要不断完善和创新

开展廉政文化活动，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改进，突显其思想性、艺术性、创新性、特色性、时代性，这样，廉政文化才有生命力和魅力，才能被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接受，不断增强活动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一是要提高认识，理顺“三个关系”。处理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立足”与“面向”的关系、“大众餐”和“特色菜”的关系。切实加强对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建设和构建惩防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整体工作部署之中，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廉政文化活动既要立足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这个重点，同时要面向全社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既要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完成好“规定动作”；又要充分挖掘本地区、本行业特有的教育资源和文化优势，完成好特色鲜明的“自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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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全过程，广泛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教育、示范、熏陶和导向作用，在全系统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为实现创先争优目标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二、主要任务

要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引导党员干部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重点，紧密结合本部门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大力倡导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公道正派的社会文化，树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的价值理念，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机关廉政文化建设活动。通过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学习反腐倡廉理论和法律法规，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以及廉文荐读、知识测试（竞赛）、发送廉政短信、实行廉政承诺、廉政宣誓、观看廉政电教片，征集廉政书画作品，建立图文并茂的廉政文化宣传栏、板报，组织到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创办具有机关特点的廉政文化图片阅览室，制作有关反腐倡廉的电脑桌面和屏保图片，在办公场所引人瞩目的地方设置党纪条规和廉政格言警句，在会议室、走廊悬挂廉政图片，在办公室摆放廉政格言的台历等一系列活动，着力营造浓厚的机关廉政文化氛围，大力倡导廉洁奉公、爱岗敬业、公道正派的思想理念，规范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和从政行为，增强机关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

具体工作主要是开展好“五个一”活动：

一是上好一堂反腐倡廉主题教育课。领导带头上廉政文化教育课。要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敬业精神、人格品德、廉洁操守。

二是开展一个读书思廉日活动。每月利用一天的时间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学习县纪委推荐的廉政图书和文章，学习反腐倡廉理论和法律法规、开展党的纪律教育。

三是观看一部反腐倡廉电教片。认真组织观看由县纪委推荐的反腐倡廉内容的优秀廉政电教片，激发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

四是举办一次廉政文化建设活动。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县人社局、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县文联等单位组织，机关工委具体实施组织一次活动。如文艺晚会、演讲比赛或书画展，各单位要积极组织人员参加。

五是制作一组廉政文化建设宣传屏保图画。在办公电脑安装廉政文化建设宣传屏保，使干部时刻受提醒，教育，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环境。

三、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6月）

按照《县直机关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全面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工作，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并于7月1日前将实施方案报局党总支。

（二）组织实施阶段（7-11月）

联系实际，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抓廉政文化的硬件软件建设，按照活动的内容和方法有计划、有步骤、有声势、有成效地开展各项活动。

（三）总结阶段（12月）

对开展活动情况进行自查，总结经验和做法，形成书面材料于12月中旬前报送。12月下旬考评组将对各单位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考评。

四、工作要求

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廉政文化建设扎实有效，促进反腐倡廉工作深入开展，为交通建设和发展服务。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既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也是加强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其它工作一起部署、落实和检查，要形成制度，逐步建设长效机制。单位领导要认真组织开展，明确责任，扎实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各单位要指定一名领导和一名干部负责廉政文化建设工作，确保廉政文化进机关活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统筹安排，推进全面开展。根据本单位的特点和优势，统筹规划，组织开展一系列有特色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