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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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20-02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总体上讲,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但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如果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则有可能延缓城镇化的进程,导致农村更加边缘化。

一、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

1.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基本特征。从年龄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农村流动劳动力中青壮年占70%,其中,20～30岁年龄段的流动劳动力所占比重最大,达到48.3%。

从性别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但是性别差异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为54.7%,女性为45.3%。

从文化程度上看,西部农村的流动劳动力尽管属于当地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但是,总体文化程度仍然较低。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体,初中生占51.7%,高中(含职业高中、中专)生占26.7%,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还占到18.3%。

2.农村劳动力的产业流向特征。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产业、特别是流向本地第一产业的极少,主要流向第二、三产业。被调查的两个镇中,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3.3%、50%和46.7%。在第二、三产业中,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粗放型体力劳动工作,比如建筑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流动劳动力。

3.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流向特征。总体上讲,西部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省内及邻省(市)的大中城市。但是,由于西部各省(市、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也存在一些差异。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总体情况是:省内流动占71.7%,其中,流向省内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占55%(流向成都市区的劳动力最多,占41.7%,其次是相邻或相近的雅安市、乐山市和攀枝花市),镇内流动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16.7%。调查发现,近年流向省外的劳动力开始回流,回乡就近就业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两镇的劳动力流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是邛崃市的工业镇,现有70余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多,有26.7%的羊安镇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而天台山镇以农业为主,非农产业主要是旅游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劳动力相对少一些,该镇只有6.7%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

4.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时间特征。如果依据流动时间的长短,把农村流动劳动力分为永久性外出(户口外迁,不再回来定居)、长期性外出(常年在外,户口仍留本地)、季节性外出(农忙季节在家、农闲季节外出)和日常性外出(早出晚归、“钟摆式”流动)四种形式,则西部地区永久性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最小,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较大,日常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因地而异,差异较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情况是:两镇永久性外出的劳动力仅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8.3%,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31.7%和35%;至于日常性外出,由于受各自镇区非农产业发展程度、距离镇区或市区(包括县城所在地的城关镇)远近、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有比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此类流动劳动力的比例大大高于天台山镇,分别为18.3%和6.7%。

二、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本次调查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根据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影响两镇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依次(按照影响程度)为:经济收入因素、技能因素、城镇发展程度因素、信息因素和其他因素。

1.经济收入因素。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引起人口迁移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发展经济学家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模型)也认为,预期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动的现实原因。这些理论在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基本得到了证实。83.3%的流动劳动力在作出流动决策和流向地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至于托达罗模型中影响预期收入实现的重要因素――就业概率,很多流动者考虑得并不多,因为他们坚信尽管城市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只要能够吃苦,就能够就业。事实证明,极大多数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中,只有6.7%的人收入比流动前减少,93.3%的流动劳动力较流动前增加了收入,其中,收入增加2倍的流动劳动力占43.3%,增加3倍及以上的占26.7%。

2.技能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技能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第二位的因素。一般来讲,在非农领域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频率更高,流动的距离更远,在非农产业的竞争力更强,相应地收入水平也更高。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大多在城镇的第二、三产业的“非正规部门”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工作,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非农技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两镇流动劳动力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所以,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或职业教育的人不多。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接受过由地方政府、或受雇单位组织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临时性或针对特定岗位所进行的应急培训,很难达到专业水平,再加上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多数流动劳动力处于“门门技术懂一点,样样技术不精通”的状况。

3.城镇发展程度因素。城镇发展程度主要是指当地小城镇的发展水平。一般讲,城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镇区能够提供比较充裕的非农就业岗位,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就近流动,这不仅可以节约流动的直接成本,而且机会成本也比较小。但是,西部地区的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都不够高,非农产业基础薄弱,缺乏主导产业支撑,又很难直接得到有经济增长点的大中城市的带动,能够吸纳的当地农村劳动力十分有限,所以,西部的农村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了大中城市或省外,流向本镇镇区的人数不多。在调查的两个镇中,由于城镇发展程度存在一些差异,劳动力的区域流向也所不同。相对而言,羊安镇的城镇化水平比天台山镇高,羊安镇镇区比天台山镇镇区吸纳了更多的当地农村流动劳动力。

4.信息因素。劳动力流动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劳动者总是流向信息对自己相对充分的地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是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指挥棒。可靠的信息会在一次成功的流动以后,引发若干次类似的流动,而不可靠的信息则会对持续的流动起预警作用。在西部地区,尽管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渠道也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亲戚朋友。本次调查显示,来源于亲戚朋友、地方政府组织、中介机构和各种媒体的流动信息分别为47%、22%、16%和11%,另外还有4%的流动信息来源于其他渠道。

三、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对策

1.完善和落实农民增收政策,避免农村优秀人才过度外流。西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流出了农村和农业,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丰富的农村优秀人才“非农化”的速度更快,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村“空壳”现象――人去屋空、耕地闲置、农田荒芜。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的比较利益较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尽管近年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农民也真正获得了实惠,但是,这些政策还不够完善、已有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至少,目前西部的农业和农村对优秀的农村人才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长此以往,西部的农业和农村有可能陷入“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优秀人才外流―农业劳动力[微软用户1]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恶性循环。

2.加强农村基础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从全国的情况看,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部的问题又更加突出。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在非农领域的就业竞争力弱、就业层次低,至关重要的原因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无论是对流动劳动力,还是对留乡(务农)劳动力来讲,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都非常重要,于前者,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竞争能力,于后者,可以真正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

3.建立公共信息平台,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信息资源。信息不充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主要原因。目前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亲戚朋友,政府、中介机构和媒体的作用还很有限。政府应该加强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快速、准确地向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公众提供劳动用工信息和就业信息,科学规划和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职业中介和媒体信息的管理,规范其行为,尽量避免虚假信息误导农村劳动力流动。

4.科学规划、合理定位小城镇的功能,加快城镇化进程。一度时期,西部的城镇化效仿经济发达地区的模式,重点发展小城镇,试图依靠小城镇来“积蓄”农村劳动力,推进城镇化,然而,实践表明,西部地区多数小城镇由于缺乏非农产业的支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有必要对西部的小城镇重新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定位,重点发展具有非农产业基础、有主导产业或经济增长点的小城镇,使之成为经济中心,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吸纳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更多的小城镇作为行政、文化和商业服务中心,发挥连接城乡纽带的作用。有规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也许是当前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1]陈永正,陈家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兼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J].财经科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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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17世纪威廉・配第认为，工业收益比农业的多，而商业收益比工业的多，这种产业间的收益差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流向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传统和现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流动。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二元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1961年，乔根森对劳动力流动模型做了新的补充，指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了劳动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托达罗提出了二元经济劳动力配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乡相对经济收益，不仅由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决定，同时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概率影响。李对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和中间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距离远近、物质障碍、文化差异等中间因素，他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结果。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借鉴，并根据国内现况提出新的观点。高国力将区域经济收入差距带入托达罗期望收入模型，发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蔡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朱农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中介，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政策演变间的关系，指出在区域初始资本存量较少时，城市政策将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城市需要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入来增加城市的产出，城市政策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肖群鹰和刘慧君研究了我国以往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间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劳动力分布是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际出发，徐育才在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王子成在研究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时指出，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是制度工资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工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决定，并非市场机制下的均衡。

二、 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三、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劳动力城乡流动。

1.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7年（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城镇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就业概率、资本价格。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资本价格、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呈负相关，与就业概率、城镇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实证分析从量化角度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四、 结论

本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实质上是基于对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将明显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定的认知。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这些差异，劳动力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劳动力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减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劳动力就业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增加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假设条件，当0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2006，（5）.

3.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鹰，刘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7，（4）.

5.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11）.

8. 王子成.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9. 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经济地理，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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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指由于各种非市场因素，使得城市劳动力难以流出本城市或者外城市劳动力难以流入本城市，造成了以城市为界的市场分割状态，各城市具有相对独立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各市场之间呈现相对封闭状态，并具有各自不同的城市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资率。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市场分割一样，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资源缺乏流动。

我国自80年代起，确认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并逐步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劳动者享有了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权利。90年代明确实行主义市场后，为了满足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巨大劳动力需求，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国家实行了提倡、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迅猛地流向城市，其规模逐年增加。到90年代后期，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同时，随着城市国有、集体改革的深入，城市劳动力在城市内部的流动也加快进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98年到2000年期间，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100多万人，其中60%以上实现了再就业。然而，相对于此，城市劳动力的跨城市流动却依然是“波澜不惊”，特别是其中的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等中高级劳动力（即所谓的人才资源）并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起来。统计显示，从我国中西部跨地区流出的劳动力中，城市劳动力流动比例不足3%，属于人才流动的就更少了。其中原因何在？

从上讲，当劳动者具有了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他对是否流动和怎样流动具有完全的决定权以后，流动行为的发生与否则取决于该流动能否给本人带来净收益。流动净收益等于流动预期收益差减去流动成本，其公式为：R=(Rn-Ro)-（C1+C2+C3），其中：Rn表示流动后的预期收益；Ro表示不流动维持现有状况的预期收益；C1表示流动的直接成本，包括寻找新工作的费用、费、搬家安置费等；C2表示流动间接成本，指因流动而间接增加的各种额外支出；C3表示流动的机会成本，指因流动而损失的各种可能的收益。（注：个人感情、偏好等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也对流动产生，因其难以量化且不具普遍性，本文不做变量分析）。当净收益R>0时，表示流动可以获益，从而促使流动实现，且R越大，流动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净收益R≤0时，表示流动无法获益甚至受损，流动不能实现（特殊偏好流动和强制流动除外）。下面，我们运用该公式对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进行分析：

1、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分析。由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就业将立即获得一份明显高于其在家乡务农的工资收益Rn（目前沿海地区农民工月工资约为500—800元），而且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对渴望见世面、“闯世界”的青年农村劳动力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和想象力，进一步增加了其预期收益和流动意愿，尽管这一预期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农村劳动力不流动，继续在家务农的预期收益Ro主要是农产品，按目前标准置换成货币大多低于100元/月，对部分无事可做的闲置劳动力而言，甚至趋于0。其流动成本主要体现在寻找新工作的费用、交通费等直接成本C1上（按照目前标准，跨地区流动一般为1000—2000元，地区内流动一般在1000元以下）；间接成本C2一般较小，因为进城农民工住、食大多由厂家解决，至于其他新增的必要开支，也多是省吃俭用；机会成本C3几乎为0，因为在农村很少有挣钱的机会，而且流入城市也不会失去土地和住房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特别是对于无所牵挂的未婚青年劳动力更是如此。大致估算以下，一个普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其年净收益R一般可达4000—8000元。对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因而其必然会向城市流动，而且流动愿望很强烈，流动的规模也很大。据统计，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1985年约为3000万人，1993年超过6000万人，2000达到1.3亿人。这一实际情况，从经验上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

2、城市劳动力跨城市流动的净收益分析。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城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1999年和2000年，职工工资最高的三省市的平均水平分别是最低的三省的2.206倍和2.278倍。特别是高新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等高级人才的工资收入，东西差距更为明显，同一岗位或职位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收入比中西部城市高达3—8倍。这种明显的地区收入差距说明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流动的预期收益差（Rn-Ro）很大，已经构成了城市劳动力流动，特别是人才流动的强大经济动因。但是，现实中却出现了流动不畅，从流动净收益公式分析，只能归因于流动成本过高，甚至高过预期收益差(Rn-Ro)，致使流动净收益R≤0，流动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进一步考察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流动的成本C1、C2和C3。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跨城市流动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政府部门批准的计划性流动，包括人员调动、转业安置、婚迁和随迁等；二是市场性自由流动。随着信息、交通高度发达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流动的直接成本C1，对两类流动者的影响都不大。但是，流动的间接成本C2和机会成本C3的影响则有明显差别。对于第一类流动者，其流入新城市以后，立即获得了该城市的常住户籍，成为该城市的合法居民，享有城市提供的公共福利，其人事档案关系、社会保险关系在新城市得到确认和接续，子女家属的迁入也相应得到解决。其在原城市所享有的待遇、福利、社会认同等等在新城市不仅没有失去，反而得到改善，而且拥有了比原城市更多、更好的机会。总之，计划性流动的成本小，预期收益大，因而净收益也大。因此，大家都想方设法往发达城市调动和转业。可是，每年批准的指标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怎么办？自己去！

可是，到了“自己去”，则“不可同日而语”了。首先，自由流动的城市劳动力没有流入城市的户籍，不仅无法在新城市享受到相应的权利，如子女上学、购买经济适用房、平等就业等，而且还可能被视为“黑户”、“盲流”，倍受歧视，甚至还要遭驱逐。如果流入者想要像在原城市那样，平等地享有所在城市提供的各项待遇，则需要向政府申请购买获得当地户籍。一般购买一个发达城市户口需要2—3万元，少数需要4万元以上，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其流动的间接成本C2，如果三口之家一起流动，此项流动成本达到5—10万元。其次，未经批准流入，当地政府对于劳动者原来的工龄不予确认，对其社会保险关系不予接收。这就意味着，其在原城市本可享受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待遇在流入新城市后因保险关系无法转移而全部失去。此项损失（机会成本C3）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而且还可能造成自由流动者“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给劳动者带来极大的不安定感，大大增加了流动的心理成本。再次，住房福利损失。在传统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下，城市职工住的是单位的公房或微租房，这就形成了劳动者与单位的依附关系。如果劳动者离开原单位将无法享受这些福利，其损失（机会成本C3）也高达数万元，甚至上10万元。粗略计算，仅此三项给城市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就高达几十万元，虽然年轻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会小一些，但也是数万元。对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劳动力而言，如此高额的流动成本是流动收益差难以弥补的，因而其流动净收益R≤0，自由流动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实现。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现行的户籍、住房、社会保险、调动等制度因素，引起了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高额流动成本，从而阻止了城市劳动力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最终造成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

二、城市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和后果。

从上讲，在市场条件下，只有按照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竞争和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的最优配置。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配置同样要遵循这一市场经济。如果因为非市场因素，造成劳动力资源难以流动，形成市场分割，必然阻碍市场竞争，使劳动力价格（工资）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具体而言，当前存在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城市间分割产生了以下后果：

首先，城市劳动力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影响经济。在不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城市劳动力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由市场进行优化配置，最后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供求均衡状态。在当前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各城市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则与此不同：在发达城市和地区，由于经济水平高、产业升级快、高新技术发展快、大公司大多等原因，对中、高级城市劳动力的需求会较大，而其本市、本地区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又难以从其他城市和地区引进足够的合格劳动力，从而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短缺、人才不足的情况，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欠发达城市，则与此相反，经济发展较慢，就业机会不足，而城市劳动力想走又走不动，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资源闲置、人才浪费，进而影响生产效率。总的说来，整个社会的总效益因此而大大降低。

其次，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社会就业率。发达城市和地区的企业，往往面临中高级城市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获得必要的人才资源，企业只好不断提高工资率，以达到从外地市吸引、招聘人才的目的，这无疑额外地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中高级人才需求比例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劳动力成本增长幅度更大，从而削弱了其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利于产业技术创新；同时，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又会抑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的增加，给当地扩大就业带来了难度。

再次，进一步拉大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发达城市和与欠发达城市劳动力供求的“双失衡”，发达城市的社会均衡工资率因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上升，欠发达城市的则因劳动力过度竞争而下降，“一升一降”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加剧了地区不平衡。

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还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地区垄断，等于为本地劳动力就业创造了一个封闭的温室环境，这样一个缺乏外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育、开发，必然会导致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人才综合竞争力的下降。

对个人而言，由于制度因素而造成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的机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使某些人一生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其不利的境况，这实际上是对积极向上的个人精神的压制，无疑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三、政策建议

上述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户籍、住房、福利、社会保险等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些制度性因素造成了高额的劳动力流动成本，从而阻碍了流动的实现。因此，要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垄断，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就需要从改革制约城市劳动力流动的旧制度、降低城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成本入手。

首先，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劳动力的户籍与其享有的各项经济、社会权利，甚至权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户籍相当于劳动者的身份，失去了户籍就失去了与此相连的各项权利，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人身自由权的一种束缚。既然要鼓励和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改革这种禁锢劳动力自由的不合理制度，取消户籍与其他权利的挂钩，实行和完善个人身份证制度，让每一位跨地区流动的劳动者不因户籍的改变而利益受损。这样做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大城市、发达城市产生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劳动力的流量和流向，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配置。

其次，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住房、福利分配货币化政策；对于已经分给职工居住的福利房，也应逐步将产权卖给职工，最终实现住房产权的个人所有。这样既消除劳动者对所在单位的利益依附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也减少了单位的社会性事务和经济负担，使企业可以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生产经营。当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他可以在市场上将现有住房变现，到流入城市重新购置或租赁住房，不必再因流动而受损。

再次，应建立一个社会保障权利货币化、不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基本摆脱原来“企业保险”模式对企业的依赖关系，接下来应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摆脱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利益依赖关系。应在坚持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基本保险的基础部分，应将目前的统筹层次由地市级统筹上升为省级统筹、全国统筹，通过国家、行政强制力，在全国范围内筹资并实行统筹调剂，以保证职工在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保险待遇，体现社会公平。对于基本保险基础部分以外的其他部分，可由各地办理，以体现地区差距，调动职工积极性。地方经办的社会保险待遇全部实行货币化，记入职工社会保险个人帐户；同时对于在旧的保险制度下国家承诺职工享有的社会保险权利，也按照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担的原则，全部实行货币化，记入职工的社会保险个人帐户。职工跨城市、跨地区流动时，其社会保险个人帐户全部储存额随同转移。这样就可以保证城市劳动者在流动前后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险待遇，解除了职工流动的后顾之忧。

此外，还应改革城市职工的人事档案制度，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以劳动合同规范单位和职工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职工档案管理的社会化、电脑化，等等。总之，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为城市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高效地流动创造宽松、有利的制度环境，使全国的城市劳动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四、结论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对相关的户籍、人事、保险福利制度改革滞后或不到位，没有真正打破计划经济形成的城市劳动者对所在单位和城市的人身依附和利益依附关系，从而导致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自由流动的高额流动成本，阻碍了流动的实现，最终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这种因制度性因素所造成市场分割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当前，改革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相关制度，打破包括城市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的地区间分割和封锁，是应对加入WTO，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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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甬军：《地区间市场封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主编：《劳动学前沿问题》中译本，

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出版社，1990；

篇4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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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111-01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城乡改革给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因人多地少,一些劳动力被剩余出来。打破了原来的“铁饭碗”,竞争机制开始促使一部分人转岗跳槽,有特长的可各显身手,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干自己的事业,另外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三资企业的增多,沿海经济的突飞猛进,需要人的单位也增多了,这些因素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2.外出打工赚钱是改变农村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后,沿海6城市成了科技、信息的窗口,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同时越发达的地区工资就相应越高,这对收入普遍较低的农村来说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于是大批农村青年南来北往,车站、码头、城市、乡村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由于流动劳动力为本地赚回资金。不仅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活跃了农村经济,而且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地方政府为他们制定了优惠政策及保护措施,成立劳务输出组织。

3.社会科技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大量应用,造就了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再加上农村管理水平的提高,广大劳动者不再满足于温饱状态,他们也渴望过丰衣足实的生活,也渴望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要改变这些现状,拥有这样的条件,已不是在家干生产就能解决的,于是很多人就到大城市里去吸收新文化、新技术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1.增加了农民收入。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收人来源单一,农民收入以农业收入和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2.缓解贫困。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东部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3.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45%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策建议

1.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