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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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20-02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速度将进一步加快。总体上讲,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但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如果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则有可能延缓城镇化的进程,导致农村更加边缘化。

一、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特征

1.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基本特征。从年龄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农村流动劳动力中青壮年占70%,其中,20～30岁年龄段的流动劳动力所占比重最大,达到48.3%。

从性别结构上看,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但是性别差异不是想象的那么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男性比例为54.7%,女性为45.3%。

从文化程度上看,西部农村的流动劳动力尽管属于当地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但是,总体文化程度仍然较低。羊安镇和天台山镇流动劳动力中,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体,初中生占51.7%,高中(含职业高中、中专)生占26.7%,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还占到18.3%。

2.农村劳动力的产业流向特征。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产业、特别是流向本地第一产业的极少,主要流向第二、三产业。被调查的两个镇中,农村劳动力流向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3.3%、50%和46.7%。在第二、三产业中,主要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粗放型体力劳动工作,比如建筑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流动劳动力。

3.农村劳动力的区域流向特征。总体上讲,西部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省内及邻省(市)的大中城市。但是,由于西部各省(市、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也存在一些差异。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总体情况是:省内流动占71.7%,其中,流向省内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占55%(流向成都市区的劳动力最多,占41.7%,其次是相邻或相近的雅安市、乐山市和攀枝花市),镇内流动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16.7%。调查发现,近年流向省外的劳动力开始回流,回乡就近就业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差异,两镇的劳动力流向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是邛崃市的工业镇,现有70余家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较多,有26.7%的羊安镇农村流动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而天台山镇以农业为主,非农产业主要是旅游业,能够吸纳的农村劳动力相对少一些,该镇只有6.7%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在本镇就业。

4.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时间特征。如果依据流动时间的长短,把农村流动劳动力分为永久性外出(户口外迁,不再回来定居)、长期性外出(常年在外,户口仍留本地)、季节性外出(农忙季节在家、农闲季节外出)和日常性外出(早出晚归、“钟摆式”流动)四种形式,则西部地区永久性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最小,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较大,日常性外出劳动力的比例因地而异,差异较大。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情况是:两镇永久性外出的劳动力仅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8.3%,长期性外出和季节性外出占流动劳动力总数的31.7%和35%;至于日常性外出,由于受各自镇区非农产业发展程度、距离镇区或市区(包括县城所在地的城关镇)远近、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有比较大的差异,羊安镇此类流动劳动力的比例大大高于天台山镇,分别为18.3%和6.7%。

二、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很多,本次调查设计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根据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影响两镇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依次(按照影响程度)为:经济收入因素、技能因素、城镇发展程度因素、信息因素和其他因素。

1.经济收入因素。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引起人口迁移的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发展经济学家的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模型)也认为,预期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流动的现实原因。这些理论在羊安镇和天台山镇基本得到了证实。83.3%的流动劳动力在作出流动决策和流向地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至于托达罗模型中影响预期收入实现的重要因素――就业概率,很多流动者考虑得并不多,因为他们坚信尽管城市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是,只要能够吃苦,就能够就业。事实证明,极大多数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有大幅度增加。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中,只有6.7%的人收入比流动前减少,93.3%的流动劳动力较流动前增加了收入,其中,收入增加2倍的流动劳动力占43.3%,增加3倍及以上的占26.7%。

2.技能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技能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第二位的因素。一般来讲,在非农领域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频率更高,流动的距离更远,在非农产业的竞争力更强,相应地收入水平也更高。羊安镇和天台山镇的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大多在城镇的第二、三产业的“非正规部门”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简单劳动工作,与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非农技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两镇流动劳动力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所以,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或职业教育的人不多。尽管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接受过由地方政府、或受雇单位组织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临时性或针对特定岗位所进行的应急培训,很难达到专业水平,再加上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多数流动劳动力处于“门门技术懂一点,样样技术不精通”的状况。

3.城镇发展程度因素。城镇发展程度主要是指当地小城镇的发展水平。一般讲,城镇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镇区能够提供比较充裕的非农就业岗位,当地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就近流动,这不仅可以节约流动的直接成本,而且机会成本也比较小。但是,西部地区的多数小城镇发展水平都不够高,非农产业基础薄弱,缺乏主导产业支撑,又很难直接得到有经济增长点的大中城市的带动,能够吸纳的当地农村劳动力十分有限,所以,西部的农村劳动力更多地流向了大中城市或省外,流向本镇镇区的人数不多。在调查的两个镇中,由于城镇发展程度存在一些差异,劳动力的区域流向也所不同。相对而言,羊安镇的城镇化水平比天台山镇高,羊安镇镇区比天台山镇镇区吸纳了更多的当地农村流动劳动力。

4.信息因素。劳动力流动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劳动者总是流向信息对自己相对充分的地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是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指挥棒。可靠的信息会在一次成功的流动以后,引发若干次类似的流动,而不可靠的信息则会对持续的流动起预警作用。在西部地区,尽管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渠道也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还是亲戚朋友。本次调查显示,来源于亲戚朋友、地方政府组织、中介机构和各种媒体的流动信息分别为47%、22%、16%和11%,另外还有4%的流动信息来源于其他渠道。

三、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的对策

1.完善和落实农民增收政策,避免农村优秀人才过度外流。西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流出了农村和农业,特别是文化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丰富的农村优秀人才“非农化”的速度更快,部分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村“空壳”现象――人去屋空、耕地闲置、农田荒芜。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的比较利益较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尽管近年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农民也真正获得了实惠,但是,这些政策还不够完善、已有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实,至少,目前西部的农业和农村对优秀的农村人才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长此以往,西部的农业和农村有可能陷入“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优秀人才外流―农业劳动力[微软用户1]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恶性循环。

2.加强农村基础和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从全国的情况看,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部的问题又更加突出。西部农村流动劳动力之所以在非农领域的就业竞争力弱、就业层次低,至关重要的原因文化程度低、技能水平低。无论是对流动劳动力,还是对留乡(务农)劳动力来讲,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都非常重要,于前者,可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竞争能力,于后者,可以真正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任。

3.建立公共信息平台,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提供信息资源。信息不充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主要原因。目前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亲戚朋友,政府、中介机构和媒体的作用还很有限。政府应该加强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快速、准确地向包括农村劳动力在内的公众提供劳动用工信息和就业信息,科学规划和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职业中介和媒体信息的管理,规范其行为,尽量避免虚假信息误导农村劳动力流动。

4.科学规划、合理定位小城镇的功能,加快城镇化进程。一度时期,西部的城镇化效仿经济发达地区的模式,重点发展小城镇,试图依靠小城镇来“积蓄”农村劳动力,推进城镇化,然而,实践表明,西部地区多数小城镇由于缺乏非农产业的支撑,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有必要对西部的小城镇重新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定位,重点发展具有非农产业基础、有主导产业或经济增长点的小城镇,使之成为经济中心,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吸纳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更多的小城镇作为行政、文化和商业服务中心,发挥连接城乡纽带的作用。有规划地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也许是当前加快西部城镇化进程的主要路径。

参考文献:

[1]陈永正,陈家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兼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都模式”[J].财经科学,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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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回顾

劳动力流动问题一直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所关注。17世纪威廉・配第认为，工业收益比农业的多，而商业收益比工业的多，这种产业间的收益差促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使得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流向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刘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从事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传统和现代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异，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从而引起劳动力的流动。费景汉、拉尼斯在刘易斯二元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础上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工业与农业部门发展间的内在联系和平衡关系。1961年，乔根森对劳动力流动模型做了新的补充，指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是消费需求的拉动导致了劳动力流动。20世纪70年代初，托达罗提出了二元经济劳动力配置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乡相对经济收益，不仅由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决定，同时受进入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和概率影响。李对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和中间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距离远近、物质障碍、文化差异等中间因素，他认为劳动力流动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结果。

国内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理论和模型的学习和借鉴，并根据国内现况提出新的观点。高国力将区域经济收入差距带入托达罗期望收入模型，发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蔡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研究制度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劳动力流动。朱农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中介，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政策演变间的关系，指出在区域初始资本存量较少时，城市政策将禁止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城市需要农村的劳动力的流入来增加城市的产出，城市政策将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入。肖群鹰和刘慧君研究了我国以往省际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间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迁移成本、劳动力分布是省际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际出发，徐育才在劳动力流动推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将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王子成在研究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时指出，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中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是制度工资不同，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工资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由地方政府和企业博弈决定，并非市场机制下的均衡。

二、 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

三、 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在前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基于全国30个省（市）的相关数据，研究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说明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劳动力城乡流动。

1. 数据来源。本文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为7年（2006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30个省（市）的地方统计年鉴。变量包括城镇地区工资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就业概率、资本价格。具体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 实证结果。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资本价格、农村地区收入水平、流动成本呈负相关，与就业概率、城镇地区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产出水平呈正相关，实证分析从量化角度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四、 结论

本文构建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实质上是基于对区域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差异将明显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定的认知。由于区域之间存在这些差异，劳动力具有天然的流动性。理论模型分析得出，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劳动力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收入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减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劳动力就业数量、流出区域工资水平、流动成本资本价格的增加而减少；劳动力流动数量是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函数，劳动力流动数量随流入区域产出水平、流入区域就业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据假设条件，当0

参考文献：

1. 威廉・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 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学术研究，2006，（5）.

3.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鹰，刘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际劳动力迁移动因理论再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07，（4）.

5.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发展.牛津经济论文集，1967，（11）.

8. 王子成.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9. 高国力.区域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迁移.经济地理，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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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指由于各种非市场因素，使得城市劳动力难以流出本城市或者外城市劳动力难以流入本城市，造成了以城市为界的市场分割状态，各城市具有相对独立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各市场之间呈现相对封闭状态，并具有各自不同的城市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资率。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市场分割一样，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资源缺乏流动。

我国自80年代起，确认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并逐步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劳动者享有了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权利。90年代明确实行主义市场后，为了满足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巨大劳动力需求，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国家实行了提倡、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迅猛地流向城市，其规模逐年增加。到90年代后期，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同时，随着城市国有、集体改革的深入，城市劳动力在城市内部的流动也加快进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98年到2000年期间，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累计2100多万人，其中60%以上实现了再就业。然而，相对于此，城市劳动力的跨城市流动却依然是“波澜不惊”，特别是其中的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等中高级劳动力（即所谓的人才资源）并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起来。统计显示，从我国中西部跨地区流出的劳动力中，城市劳动力流动比例不足3%，属于人才流动的就更少了。其中原因何在？

从上讲，当劳动者具有了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他对是否流动和怎样流动具有完全的决定权以后，流动行为的发生与否则取决于该流动能否给本人带来净收益。流动净收益等于流动预期收益差减去流动成本，其公式为：R=(Rn-Ro)-（C1+C2+C3），其中：Rn表示流动后的预期收益；Ro表示不流动维持现有状况的预期收益；C1表示流动的直接成本，包括寻找新工作的费用、费、搬家安置费等；C2表示流动间接成本，指因流动而间接增加的各种额外支出；C3表示流动的机会成本，指因流动而损失的各种可能的收益。（注：个人感情、偏好等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也对流动产生，因其难以量化且不具普遍性，本文不做变量分析）。当净收益R>0时，表示流动可以获益，从而促使流动实现，且R越大，流动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当净收益R≤0时，表示流动无法获益甚至受损，流动不能实现（特殊偏好流动和强制流动除外）。下面，我们运用该公式对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进行分析：

1、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分析。由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别，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就业将立即获得一份明显高于其在家乡务农的工资收益Rn（目前沿海地区农民工月工资约为500—800元），而且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对渴望见世面、“闯世界”的青年农村劳动力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和想象力，进一步增加了其预期收益和流动意愿，尽管这一预期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农村劳动力不流动，继续在家务农的预期收益Ro主要是农产品，按目前标准置换成货币大多低于100元/月，对部分无事可做的闲置劳动力而言，甚至趋于0。其流动成本主要体现在寻找新工作的费用、交通费等直接成本C1上（按照目前标准，跨地区流动一般为1000—2000元，地区内流动一般在1000元以下）；间接成本C2一般较小，因为进城农民工住、食大多由厂家解决，至于其他新增的必要开支，也多是省吃俭用；机会成本C3几乎为0，因为在农村很少有挣钱的机会，而且流入城市也不会失去土地和住房等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特别是对于无所牵挂的未婚青年劳动力更是如此。大致估算以下，一个普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其年净收益R一般可达4000—8000元。对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因而其必然会向城市流动，而且流动愿望很强烈，流动的规模也很大。据统计，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1985年约为3000万人，1993年超过6000万人，2000达到1.3亿人。这一实际情况，从经验上支持了上述理论分析。

2、城市劳动力跨城市流动的净收益分析。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城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1999年和2000年，职工工资最高的三省市的平均水平分别是最低的三省的2.206倍和2.278倍。特别是高新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等高级人才的工资收入，东西差距更为明显，同一岗位或职位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收入比中西部城市高达3—8倍。这种明显的地区收入差距说明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流动的预期收益差（Rn-Ro）很大，已经构成了城市劳动力流动，特别是人才流动的强大经济动因。但是，现实中却出现了流动不畅，从流动净收益公式分析，只能归因于流动成本过高，甚至高过预期收益差(Rn-Ro)，致使流动净收益R≤0，流动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进一步考察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流动的成本C1、C2和C3。目前我国城市劳动力跨城市流动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政府部门批准的计划性流动，包括人员调动、转业安置、婚迁和随迁等；二是市场性自由流动。随着信息、交通高度发达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流动的直接成本C1，对两类流动者的影响都不大。但是，流动的间接成本C2和机会成本C3的影响则有明显差别。对于第一类流动者，其流入新城市以后，立即获得了该城市的常住户籍，成为该城市的合法居民，享有城市提供的公共福利，其人事档案关系、社会保险关系在新城市得到确认和接续，子女家属的迁入也相应得到解决。其在原城市所享有的待遇、福利、社会认同等等在新城市不仅没有失去，反而得到改善，而且拥有了比原城市更多、更好的机会。总之，计划性流动的成本小，预期收益大，因而净收益也大。因此，大家都想方设法往发达城市调动和转业。可是，每年批准的指标有限，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怎么办？自己去！

可是，到了“自己去”，则“不可同日而语”了。首先，自由流动的城市劳动力没有流入城市的户籍，不仅无法在新城市享受到相应的权利，如子女上学、购买经济适用房、平等就业等，而且还可能被视为“黑户”、“盲流”，倍受歧视，甚至还要遭驱逐。如果流入者想要像在原城市那样，平等地享有所在城市提供的各项待遇，则需要向政府申请购买获得当地户籍。一般购买一个发达城市户口需要2—3万元，少数需要4万元以上，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其流动的间接成本C2，如果三口之家一起流动，此项流动成本达到5—10万元。其次，未经批准流入，当地政府对于劳动者原来的工龄不予确认，对其社会保险关系不予接收。这就意味着，其在原城市本可享受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待遇在流入新城市后因保险关系无法转移而全部失去。此项损失（机会成本C3）一般都在10万元以上，而且还可能造成自由流动者“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给劳动者带来极大的不安定感，大大增加了流动的心理成本。再次，住房福利损失。在传统的住房福利分配制度下，城市职工住的是单位的公房或微租房，这就形成了劳动者与单位的依附关系。如果劳动者离开原单位将无法享受这些福利，其损失（机会成本C3）也高达数万元，甚至上10万元。粗略计算，仅此三项给城市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就高达几十万元，虽然年轻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会小一些，但也是数万元。对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劳动力而言，如此高额的流动成本是流动收益差难以弥补的，因而其流动净收益R≤0，自由流动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实现。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现行的户籍、住房、社会保险、调动等制度因素，引起了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高额流动成本，从而阻止了城市劳动力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最终造成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

二、城市劳动力市场地区分割和后果。

从上讲，在市场条件下，只有按照市场机制，充分发挥竞争和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的最优配置。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其配置同样要遵循这一市场经济。如果因为非市场因素，造成劳动力资源难以流动，形成市场分割，必然阻碍市场竞争，使劳动力价格（工资）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具体而言，当前存在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城市间分割产生了以下后果：

首先，城市劳动力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影响经济。在不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城市劳动力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由市场进行优化配置，最后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供求均衡状态。在当前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各城市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则与此不同：在发达城市和地区，由于经济水平高、产业升级快、高新技术发展快、大公司大多等原因，对中、高级城市劳动力的需求会较大，而其本市、本地区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又难以从其他城市和地区引进足够的合格劳动力，从而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短缺、人才不足的情况，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在欠发达城市，则与此相反，经济发展较慢，就业机会不足，而城市劳动力想走又走不动，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资源闲置、人才浪费，进而影响生产效率。总的说来，整个社会的总效益因此而大大降低。

其次，增加了企业成本，降低了社会就业率。发达城市和地区的企业，往往面临中高级城市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获得必要的人才资源，企业只好不断提高工资率，以达到从外地市吸引、招聘人才的目的，这无疑额外地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中高级人才需求比例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其劳动力成本增长幅度更大，从而削弱了其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利于产业技术创新；同时，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又会抑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的增加，给当地扩大就业带来了难度。

再次，进一步拉大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发达城市和与欠发达城市劳动力供求的“双失衡”，发达城市的社会均衡工资率因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上升，欠发达城市的则因劳动力过度竞争而下降，“一升一降”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加剧了地区不平衡。

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还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就业的地区垄断，等于为本地劳动力就业创造了一个封闭的温室环境，这样一个缺乏外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不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育、开发，必然会导致整个城市、整个国家人才综合竞争力的下降。

对个人而言，由于制度因素而造成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的机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能使某些人一生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其不利的境况，这实际上是对积极向上的个人精神的压制，无疑会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三、政策建议

上述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户籍、住房、福利、社会保险等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些制度性因素造成了高额的劳动力流动成本，从而阻碍了流动的实现。因此，要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垄断，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就需要从改革制约城市劳动力流动的旧制度、降低城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成本入手。

首先，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劳动力的户籍与其享有的各项经济、社会权利，甚至权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户籍相当于劳动者的身份，失去了户籍就失去了与此相连的各项权利，这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人身自由权的一种束缚。既然要鼓励和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改革这种禁锢劳动力自由的不合理制度，取消户籍与其他权利的挂钩，实行和完善个人身份证制度，让每一位跨地区流动的劳动者不因户籍的改变而利益受损。这样做在短期内可能会对大城市、发达城市产生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劳动力的流量和流向，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的合理配置。

其次，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住房、福利分配货币化政策；对于已经分给职工居住的福利房，也应逐步将产权卖给职工，最终实现住房产权的个人所有。这样既消除劳动者对所在单位的利益依附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也减少了单位的社会性事务和经济负担，使企业可以从繁杂的社会事务中摆脱出来，专门从事生产经营。当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时，他可以在市场上将现有住房变现，到流入城市重新购置或租赁住房，不必再因流动而受损。

再次，应建立一个社会保障权利货币化、不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基本摆脱原来“企业保险”模式对企业的依赖关系，接下来应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摆脱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的利益依赖关系。应在坚持实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基本保险的基础部分，应将目前的统筹层次由地市级统筹上升为省级统筹、全国统筹，通过国家、行政强制力，在全国范围内筹资并实行统筹调剂，以保证职工在全国各地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保险待遇，体现社会公平。对于基本保险基础部分以外的其他部分，可由各地办理，以体现地区差距，调动职工积极性。地方经办的社会保险待遇全部实行货币化，记入职工社会保险个人帐户；同时对于在旧的保险制度下国家承诺职工享有的社会保险权利，也按照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担的原则，全部实行货币化，记入职工的社会保险个人帐户。职工跨城市、跨地区流动时，其社会保险个人帐户全部储存额随同转移。这样就可以保证城市劳动者在流动前后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险待遇，解除了职工流动的后顾之忧。

此外，还应改革城市职工的人事档案制度，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以劳动合同规范单位和职工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职工档案管理的社会化、电脑化，等等。总之，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为城市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高效地流动创造宽松、有利的制度环境，使全国的城市劳动力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四、结论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对相关的户籍、人事、保险福利制度改革滞后或不到位，没有真正打破计划经济形成的城市劳动者对所在单位和城市的人身依附和利益依附关系，从而导致城市劳动力跨城市自由流动的高额流动成本，阻碍了流动的实现，最终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城市间分割。这种因制度性因素所造成市场分割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当前，改革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相关制度，打破包括城市劳动力市场在内的各种市场的地区间分割和封锁，是应对加入WTO，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要任务。

：

陈甬军：《地区间市场封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主编：《劳动学前沿问题》中译本，

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出版社，1990；

篇4

(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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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111-01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城乡改革给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因人多地少,一些劳动力被剩余出来。打破了原来的“铁饭碗”,竞争机制开始促使一部分人转岗跳槽,有特长的可各显身手,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干自己的事业,另外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三资企业的增多,沿海经济的突飞猛进,需要人的单位也增多了,这些因素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2.外出打工赚钱是改变农村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后,沿海6城市成了科技、信息的窗口,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同时越发达的地区工资就相应越高,这对收入普遍较低的农村来说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于是大批农村青年南来北往,车站、码头、城市、乡村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由于流动劳动力为本地赚回资金。不仅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活跃了农村经济,而且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地方政府为他们制定了优惠政策及保护措施,成立劳务输出组织。

3.社会科技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大量应用,造就了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再加上农村管理水平的提高,广大劳动者不再满足于温饱状态,他们也渴望过丰衣足实的生活,也渴望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要改变这些现状,拥有这样的条件,已不是在家干生产就能解决的,于是很多人就到大城市里去吸收新文化、新技术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1.增加了农民收入。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收人来源单一,农民收入以农业收入和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2.缓解贫困。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东部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3.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45%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策建议

1.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篇6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背景

从国际上看，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世界性普遍规律。

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社会经济发生巨变，我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在流动中实现了由农业到非农、由乡村到城镇的跨越。尽管如此，相对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现阶段我国仍面临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不断转移的较大压力，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较快发展的较大制约。

“农村流动劳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种表现，其实质就是农村隐性失业的公开化。尽管当前城镇下岗、失待业现象非常严重，但从中长期经济发展看，农村劳动力能否充分就业是我国经济能否实现腾飞的关键。我国再就业问题的长期重点不是在城镇，而是在农村。”

为此，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向镇城转移。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引发或加剧了一些矛盾、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村流动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就业结构失调、不适应高技能工作岗位需要等。在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并实现又快又好地转移，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十五”期间河北省农村劳动出现大量富余，流动趋势鲜明。2000年，河北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4％，农村劳动力2707.1万人，占全省劳动力总量的80.8％；全省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3.6亩，低于全国人均4.2亩的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很突出。本年度农村劳动力中社会流动总量达194.75万人，剩余农村劳动力人口500-600万人，全省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140.42万人，其中劳务输出54.33万人。另外还有年增长的70万劳动力数字，实际流动劳动力还要多得多。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待流动的队伍，如何实现他们的劳动转移与就业，任务的确很艰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极为明显，任务相当艰巨。农村劳动力就业在一、二、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61.5％、21％和16.7％，在第一产业就业比例明显偏高，就业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解决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已成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数量逐年增加，但劳务输出增速不快，城镇化水平较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寻找就业岗位。河北省农村劳动力市场自2000年以来发生很大变化，剩余农村劳动力到2007年达1000万人，劳务输出总量累计400万人。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与就业任务比较艰巨。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开始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结构趋于合理，如表1所示。

表1“十五”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情况(包括所有劳动力)

(资料来源：《河北省就业现状与“十一五”劳动力供求趋势研究》)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河北省地处京津塘沿海地区，濒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中心，地理位置上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流出率较高，地处我国华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属于中等或偏下，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状况也属中等，农村劳动力有条件和能力支付流动的成本，从而为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这足以说明：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那些农村经济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的省与地区，流出率当然较低，比如河北省的贫困山区、我国西部地区等。

三、农村劳动力流出的动因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现象有多种因素，分析起来，以下几种原因带有普遍性：

1.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增加经济收入。以河北省为例，许多村庄的建筑风格就像城市里的别墅，有许多农民甚至去城镇购买房产。为了追求更好更高的物质生活，农村家庭里的富余劳动力往往会走出去，进一步提高家庭收入。

2.科学技术解放了生产力，促使农民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劳动，既解放了劳动力，又节省了劳动时间。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盼望丰收，同时丰收又给农民带来巨大的体力考验。如今不同了，农作物的播种收割全部依靠机械设备，又快又省力。由此带来农民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有了进城打工的愿望，从事各种有偿劳动服务。

3.青年农民个体发展的需要，追求高层次职业生活。人人总是在不断地认识自己，认识外边的世界，并在努力地改变自己，改造世界，改善自身的处境。现在的青年农民更是不满于父辈“面壁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抱着挑战的目标和心态，想要摆脱农民的身份地位。因为农民的处境自古以来总是受剥削、受压迫的，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比较低的阶级阶层。因此，对现代社会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始终是他们向往已久的事情。

4.城市文化、城市文明对乡村的渗透和洗礼。信息化、城镇化的浪潮逐步波及到农村，开始影响农民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青年农民影响巨大，其中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每年往返于城乡的农民工大潮可见，以青年农民居多，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外出打工者的年龄趋于年轻化。

5.城镇建设和城市新兴行业的成长与发展为农村流动劳动力提供了市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国外各种资本、资产的流入，一些传统行业开始缩减，新兴行业悄然兴起，许多复杂劳动含量比较低的工种对农民工产生较高的市场需求，比如家政服务、餐饮服务、垃圾回收处理、高险建筑工程等成为农民工主要从事的城市职业。

四、制约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要在短时期内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序流动、高质量流动，提高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还存在

着许多制约因素。就河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情况来看，尽管每年按计划完成一定的流动、转移任务，但是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城镇生活状况并不乐观，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总量、供求结构失衡。从总量上看，7亿多农村人口、5亿多农村劳动力、1.2―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每年还要新增600-700万农村劳动力是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的直接原因。

从供求结构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与城市或者非农就业岗位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之间失衡，现代工业部门新岗位的增加需要大量有文化、有技能劳动力的补充，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教育程度与专业技能以及基本素质难以胜任这样的工作，而对专业技能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第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长期以来，国家和地方对农村教育投入欠缺，形成了农村劳动力文化技能素质较低的局面。其后果，一方面表现在劳动就业率不高，劳动力闲置问题较为突出，同时低素质劳动力供给多，一般只能选择一些对技能要求较低、以体力劳动为主、规模较小、工作条件差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而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行业，导致工资水平低，而且缺乏就业与劳动保障。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其法律知识贫乏，法律意识不强，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劳动力素质低，也不利于其对信息的把握，盲目、无序的流动增加了劳动力转移的风险性，从而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降低了预期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流动劳动力年龄及其文化程度与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另一条来自人民网的消息，全国5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0％，高中及高中以上仅占12％，全国92％的文盲在农村，全国2亿多35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

可见，乡村农民亟待教育关注，特别是要促成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转变，必须使其卷入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活动中来，大力提高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第三，制度、政策和观念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阻力。主要表现：一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制度，使农村流动劳动力无法享受与城市平等的待遇。二是土地流转制度问题。家庭经营承包是现阶段和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项制度，导致从事第二、三产业而离开土地的剩余劳动力，选择“兼业”经营方式，带有明显的“两栖”特征，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三是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多是自发的，带有团体倾向，缺乏正规的中介机构，他们主要是依靠亲属、老乡关系实现就业；规范劳动力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管理和披露不畅通。这些都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和效果。四是从观念上与具体操作上还需要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如城市就业中对农民工的差别性待遇依然存在，农民的乡土观念会制约人口向城市的迁移。

五、促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可行性建议

促成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与就业有多种因素，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种因素。其中精神方面的因素包括文化教育因素、政治因素、职业因素等，精神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实现身份的转移、提升具有决定性、长效性作用。

就河北省而言，针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指出系列改革举措：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二是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就业机制，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基本实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与城镇劳动力在就业身份、岗位安排、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一视同仁，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区域间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四是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五是按照市场化和社会化原则，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统筹规划、协调运作的培训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本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职业培训模式和组织形式。六是按照知识经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大力推进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职业培训，使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掌握一至二项专业技能。七是将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劳务输出、推进小城镇建设、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农业的深度、广度进军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级各类职教中心的作用，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八是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在求职信息、职业介绍、技术培训等方面的作用。九是鼓励具备资格的各类培训机构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等等。

以上河北省对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项政治、政策举措无疑对加快河北省劳务输出、输入，推动河北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实践中进一步印证了社会流动的促成必须有一定的前提：开放的社会结构、有利于流动的政策、公平的条件、合理的竞争环境和机制等。“在开放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再依赖于‘先赋性的身份地位’，而更取决于‘自致性的身份地位’。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努力，达到改变自己社会身份、地位目的。这样，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便成了一种十分自然、常见的现象。”

六、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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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老一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49年～1996年）

农民工流动受严格限制的阶段（1949年～1977年）。在改革以前，我国农民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是在城市到农村招工时才会产生劳动力流动。城市中多次进行“清退”工作，将非计划流动的农民遣返回乡。这段时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行政性转移的总体特征。经济与政策的大起大落违背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客观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

农民工流动过渡时期（1978年～1983年）。以后，开始在农村普遍推行，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缓慢转移。在19世纪80年代前期，虽然这时自由流动的空间很小，但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开始了。最早开始流动的人主要是一些具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和敢于冒险的青年劳动力，他们流动方向主要是沿海发达地区。虽然已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但我国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为了保证粮食供应，政策强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总的来说，19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较小，流动的地域范围也比较小。

农民工大规模流动时期（1984年～1991年）。1984年，国家准许农民有条件地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一开放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标志，也是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就业的真正开始。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发展很快，这一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是乡镇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离土不离乡”阶段。

从1989年起，伴随着政策的变化，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就业也出现了变化，由本地转移为主转为异地转移为主。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就业。1989年春节铁路客运的拥挤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民工潮”的提法开始出现。

农民工全方位流动新阶段（1992年～1996年）。1992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进入高峰。在这一期间，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加强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证实，到1993年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人数达到6200万人，1995年大约为7500万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可知，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最符合比较优势的经济原理。在这一时期，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为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低的巨大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实践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即是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对GDP的贡献份额在16%～20%之间。但是，庞大的剩余劳动力也长期地抑制了工资的上升，老一代流动人口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放弃应有的权益，接受苛刻的工作待遇和极低的劳动收入，以这种低劳动力成本奠定了中国多年来经济腾飞的基础。①

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历史演变（1997年～至今）

新生代流动人口进入劳动大军初期（1997年～2002年）。1997年，新生代流动人口开始进入劳动大军。这一时期，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和城镇企业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不利作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变缓，涌现大量下岗人员；农产品供给上升，价格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农民负担很重却不增收。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差，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所有这些新情况、新背景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流动人口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之后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埋下了伏笔。

进入新世纪，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特点渐渐显现出来。2001年，王春光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随后他将这一概念更新为“新生代农民工”，引发了学界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民工荒”与新生代流动人口（2003年～至今）。2003年以来，以十六大为起点，我国的劳动力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有助于劳动力流动的变化。2003年1月5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了保障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措施，进城的流动人口数量再一次迅猛增加。

篇8

1.问题的提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确保现代化农业实现和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在经济发展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着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从一般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工业与农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将发生相应调整，近年来，中央政府把农业发展提升到现代农业发展的高度，能否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业，科学调节劳动力流动是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关键要素。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直到2009年，农村劳动力外流人数达到2.3亿，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50%。数量如此之大，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及专家的极大关注；基于理论如：刘易斯模型、拉尼斯一费景汉模型肯定了工业部门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作用，及收入差距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而过度流入城市进而加剧城市失业，进而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度流动。城乡二元化扩大是加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只有缩小二元化差距，才能缓减农村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发展积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工业，引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第二次转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城乡统一平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提供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转移能力等协调农村劳动力科学流动。本文就与现代化农业及相关指标系数相结合，作出相关分析。

2.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模式及其特征

2.1从流出地的角度

（1）流动原因：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但是中国的户籍制度锁定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与目标，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规律，即“候鸟式”的流动，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回乡。（2）流动特征：从80年代的“离土不离乡”、到90年代的“人离家不离”、21世纪初至今：彻底流出与市民化；发现年轻、未婚、男性以及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更偏好流动，而健康状况、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不明显；在年龄构成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占绝对优势，女性的平均年龄较男性更低；主要流出地为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等地。

2.2从流入地的角度

劳动力流入的区位选择及产业聚集效应。在职业活动上，主要集中在城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运输业等社会服务业，职业层次偏重体力付出；乡镇中流动人口在外出前，绝大多数是务农劳动力，并且除了在校学生外，基本上都是在非正规部门从业。户籍制度是造成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行业、地位、身份存在明显选择性，以及大多数流动人口不能获得城市永久居住权和稳定就业权，进而形成循环流动的重要原因；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入的主要省份：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及山东等。

2.3从城乡发展的角度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巨大的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劳动力这种配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即使在短期内也会缩小收入不平等，而正是由于中国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限制造成了农民和工人收入的悬殊；但在进入21世纪后，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第二次返乡，以增加收入为源泉，积累先进管理理念为基础，基于投资乘数效应，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政府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增大，促进了农村本地就业率，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城乡二元差距，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其发展。

3.结论与启示

3.1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

由于从事于农业的农民年龄趋向老年化的同时文化程度比较低、素质比较低，所以，导致具有大规模的生产意识及能力不强，同时，从事于第三产业获取收入的依赖性强度大、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的不断升级及对质量要求的不断升级，农民生产的产品质量基本上还是能达标。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收益，吸引高素质人才。二是加快农业生产组织创新，规范产业化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弥补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并通过一系列指标确保现代化农业生产得到保障。

3.2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使得技术含量更高、更为先进的大型农业设备倍受关注。明确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应当建立完善的农业技术创新一教育一推广体系，通过科技创新改善农业技术条件，并推广适宜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其次，在科技人员培养上，应该建立每万户中建立一个完整的科技服务小组，每一百农户，具备一名科技服务成员，提高农业生产要素质量，推广技术及技术成果的农业生产过程，确保其科技贡献率越高、则现代化农业生产率也越高。

3.3制度不完善，阻碍土地流转与集中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比例明显低于劳动力流动比例，2013年1号文件对大型农场及家庭农户提出硬性要求：（1）土地集中，（2）土地规模要稳定，（3）土地租期5年及以上，（4）土地规模。当越来越多的经济组织出现，土地的运营模式也在不断变化，由原来的单纯土地流转，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甚至在是是八届三中全体提出分针，加强对农村土地的有偿交易管理，活跃土地流动，增加农民收入，带到农村经济发展。

3.4“两型四化”与农民生产模式

由于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农村空心率比较高，剩下老弱病残劳动力，土地被抛荒率特别高；化肥有效利用系数、电能有效利用系数总体趋势是不断降低的，这些现象表明近年来，资源没有得到更好的配置。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外部不经济行为，加强农村劳动力素质建设，以政府为引导，科学技术为支撑，市场机制为背景，确保农民利润为保障；其次，提高农村信息化水平，有利于农民获取他们所需的信息；通过劳动力转移理论，结合湖南省在“四化两型”背景下及其实际需求数据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农民收入是引导其转移的根本动力，能源有效利用是其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平台，经济有效性及技术创新性是农村劳动力的加速器；因此，建立在市场均衡机制的条件下，应加大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引导力度，使现代化农业发展实现一条可持续性、科学性、生态平衡化的途径。 [科]

【参考文献】

[1]蒋和平，黄德林.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定量综合评价[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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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51-1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06

Openness and China’s Interregional Labor Migration：

A New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YI Miao1， ZHOU Shen2

（1. School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ain why large scale labors migrate from the interior to the coast during China’s globalization process. We shed a light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y openness effect on lab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when industries agglomerate to Chinese eastern area. We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general equilibrium new economy geography model. We add a nonprofi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ctor to reflect the migration fee. Then， we analyze model’s centripetal force and centrifugal force， mak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model according to Chinese conditions.The results show： during Chinese globalization process， economy openness is the trigger and essential condition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r migration； economy openness will effect shortterm equilibrium， and effect many variables determining labor migration decision， including employment， real wage and price index； economy openness would affect migration through affecting migration cost directly； economy openness would play role on the whol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rocess to effect labor movement； economy openness promote both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abor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is deeper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As long as China insists on basic policy of open economy， industry will still agglomerate in eastern area until centrifugal force beyond centripetal force， and the trend of labor movement from western area and middle area toward eastern area will continue.

Keywords：economy openness； labor migration； industry agglomeration

一、引言

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也在快速增长，1990年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为1983万人，到2000年达到14439万人（见表1），而到2012年达到2.79亿人，较2000年增长94%，约为1990年的14倍。对于中国这样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流动，学者们从多种视角进行了解释，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大多学者比较关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发展经济学认为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符合“二元经济结构”，即一国经济可分为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迅速发展，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最后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劳动力流动。一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即一国经济工业化过程。二是劳动力的地域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即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过程[1～3]。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除了呈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之外，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根据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004年农村外出一个月以上的劳动力达到1.03亿，其中4299万为跨省流动[4]。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1990～2010年全国范围的劳动力流动中跨省流动的比重在逐步上升，且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西部地区

流向东部地区的比重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比如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在1990～1995年占中部地区跨省流动的比重为71.52%，而2005～2010年该比重上升至92.43%，上升了20.91个百分点。那么如何解释我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大规模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我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经济地理学一般均衡模型并对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中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作用。

一些学者的观点支持了我们的想法。安德鲁（Andrew）简明地说明了全球化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全球化可能带来一国经济地理上的发展不均衡，较开放的地区会比欠开放的地区发展得更快、更好，而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差工作环境的地区向高工资、好工作环境的地区流动[5]。朋撒和朱农（Poncet and Zhu）利用中国1985～2000[JP]年劳动力跨省流动数据检验了该观点，认为工资和就业机会的不同迫使中国剩余劳动力迁徙到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全球化加强了东部沿海地区吸纳省外和省内劳动力的能力，同时降低了沿海地区劳动力发生跨省流动的可能性[6]。肖智、张杰和郑征征也发现流入地的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之一[7]。杨云彦、徐映梅和向书坚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带来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促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致使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不平衡，引起沿海地区对中部地区劳动力的就业替代[8]。然而，全球化不仅带来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也有可能导致劳动力回流到中西部地区。王德文、蔡和高文书从全球化的角度解释了“民工荒”现象，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重心发生了相对转移；随着内陆在经济上快速追赶沿海地区，内陆非农就业机会上升和低劳动成本优势的呈现，出现了沿海地区劳动力向内陆地区回流的现象[9]。这些观点说明：经济开放首先使得国内地区发展出现不平衡，东部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中西部，而劳动力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后发生大规模的流动。所以，开放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经济开放作用于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条件，这种不平衡事实上是开放后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表现。这些研究更多地从实证上检验经济开放对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促进作用，有些甚至只是一个观点，目前从产业集聚的角度理论上分析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作用机制的研究还较少。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分析的契机，国内外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大致认为，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正向的反馈促进关系，即产业在某一区域的集聚会引起其他区域劳动力向这一区域的集聚，同时劳动力的集中又会进一步促进产业的集聚[10～13]。敖荣军和范剑勇等认为我国的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符合这种正向反馈机制：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会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又会引发沿海地区的进一步产业集聚[14～15]。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有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聚的角度细致梳理经济开放对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特别在理论模型中较少考虑迁移成本。本文试图通过改进和完善迁移函数建立一个分析中国该问题的综合性框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①建立一个适合分析中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改善不足，丰富迁移函数的部分，使之更符合中国事实：首先，引入近视迁移和远视迁移机制；其次，考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包括物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发现迁移成本的加入对于产业集聚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最后，加入一个非盈利的公共交通部门以反映劳动力流动的交通成本。③在模型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其中部分重要结论在数值模拟中得到验证。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处于封闭状态，整体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程度不高，但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我国整体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工业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同时也带来了沿海和内陆区域经济、人口、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如何在保持全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稳步提高的同时，实现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经济、人口、产业相对平衡发展，成为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清楚经济开放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作用机制，不仅可以合理预测中国经济开放转型期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趋势，更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区域发展、人口流动和对外贸易政策以达到整体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

二、基本模型与均衡条件

为了描述中国经济开放后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及劳动力流动的过程，本文以鲍德温（Baldwin）和胡大鹏的模型为基础。鲍德温的模型丰富了迁移函数的形式，但整体框架却沿用标准的CP模型，不符合中国经济地理结构的特点[16]；胡大鹏的三区域模型符合中国经济地理的结构，然而其迁移函数却过于简单，未考虑迁移成本和迁移者的远期目标[17]。本文综合两个模型的优点并改善其不足，构建了一个适合分析中国问题的综合性理论框架。

1.模型假定

模型有三个区域，分别是区域1、区域2和区域0。区域1和区域2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区域，区域1为沿海地区，区域2为内陆地区，区域2相对于区域1更远离其他国家，区域0为除了这个国家以外的区域。区域2必须穿越区域1才能与区域0发生贸易。区域1和区域2有着相同的要素禀赋、偏好和技术，为了简化，区域0在模型里是一个进出口市场而不进行最终产品生产。因为区域1和区域2在经济结构上是对称的，每个部门它们的方程形式都是类似的，所以下面我们只写出一个区域的方程，以区域1为例。

模型中有三种要素，分别是农业部门劳动力（LA）、城市制造业部门劳动力（LM）、城市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LS）。区域1和区域2的农业部门劳动力是相同的，而且不能在区域之间流动。而两个区域城市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和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初始数量是相同的，在区域间可以自由流动。这些劳动力将会被三个部门加以利用，分别是：农业部门，生产农产品；城市制造业部门，生产最终产品；城市中间产品部门，生产不同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以供给城市制造业部门。

区域1和区域2又分别分为城市和农村，农村只有农业部门，而城市有制造业部门和中间产品部门。区域0生产和出口中间产品，只进口最终产品而不生产最终产品。该国的区域1和区域2都从区域0进口中间产品，也都向区域0出口最终产品。没有国际之间的要素流动，也就是说区域0的劳动力只能在区域0，而不能进入区域1和区域2。

国家内部（区域1和区域2）之间的贸易是有运输成本的，而国际贸易（区域1、区域2和区域0之间的贸易）是有贸易成本的，沿海地区与区域0贸易只有贸易成本，而内陆地区与区域0发生贸易除了支付贸易成本还要支付运输成本。按照惯例，我们采用冰山假设来处理这两类成本。T和τ分别是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参数，T≥1，τ≥0。当T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在区域1和区域2之间运输，只有1单位到达目的地，而运输过程中T-1单位的产品和服务被消耗（像冰山一样融化）；当τ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之间贸易，只有1单位到达目的地，而贸易过程中τ-1单位的产品和服务被消耗或增加。参数T和τ越小，越容易到达目的地。所以，我们把1/T和1/τ分别代表国内运输的便利程度和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1/τ在后面也称作经济开放因子）。

2.消费者行为

我们假设经济体内所有的消费者都符合下面这个相同的效用函数：

（1）模型的向心力。

产业集聚一般是由初始的优势以及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所产生的。经济开放成为区域1形成初始地理优势的触发器。在一个经济封闭的情形下，区域1和区域2是两个完全对称的区域，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无法起到作用。然而，经济开放后，国际市场的存在给区域1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区域1和区域2之间运输成本的存在给区域1出口制成品和进口中间产品带来了初始的地理优势，从而带来了初始的产业集聚。从此，区域1和区域2对称的地理经济结构被打破，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经济开放因素也成为这种自我集聚作用发挥的必要条件。

规模收益递增在自我集聚的回馈机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间产品部门以及制成品部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都给产业集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对于这种正面的回馈机制非常重要。因为中间产品的种类数目是由中间产品劳动力的数量决定的（nS1=LS1/lS1），如果一个区域有更多的中间产品劳动力，那么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这个区域将会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中间产品。如果规模收益递增的作用足够大的话，在劳动力相对富裕区域的劳动力将会得到更高的工资。高工资又会进一步地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这个区域。

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叫“后向联系”机制。劳动力常常会把自己的收入在工作地点支出，人口转移将导致消费支出的转移，任何企业都选择消费市场规模大的区域1生产（市场接近效应），因此，消费支出的转移又导致生产活动的转移。生产活动的转移将使得区域1就业增加，进一步刺激人口转移。上述过程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机制称为需求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也叫“前向联系”机制，指生活成本效应的自我强化过程。劳动力流向区域1将扩大区域1的劳动力数量和生产规模。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在本地出售无须支付交通成本，生产的转移将降低区域1的相对生活成本，有利于劳动力向区域1迁移。

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对向心力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由公式（9）可知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使得迁移成本随之下降，由动态迁移方程组可知迁移成本的下降又会导致人口迁移的增加。“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是指人口转移幅度的增加使得人口迁移的交通成本减少从而进一步促进人口转移的过程，对其他向心力带来的人口迁移起到加速度作用。

（2）模型的离心力。

本地竞争效应，也叫市场拥挤效应。劳动力向区域1转移扩大了区域1的生产，这种趋势将加剧区域1企业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因而降低收益。为了保持收支平衡，区域1企业将支付较低的名义工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较低的名义工资将妨碍区域2的劳动力向区域1转移。

在远视迁移中，拥塞成本效应来自人口迁移带来的生活拥挤效应。人口过多的地方会带来生活的不便，比如基础设施供应紧张，医疗条件恶化，环境污染加重，等等，这些由于居住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都会阻止未来迁移者的迁移决定。由远视迁移动态迁移方程组可知，拥塞成本不仅是人口迁移数的平方关系，而且拥塞成本还会随着人口迁移数的上升而上升（γ0t=c1+c2Mi（t-1））。

迁移交通成本递增效应是与迁移交通成本递减效应相对的，同样它对离心力也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当由于本地竞争效应或拥塞成本效应，人口转移幅度呈下降趋势时，迁移交通成本会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下降而上升，从而进一步地妨碍劳动力的流动。

综上所述：①产业集聚的发生是向心力与离心力权衡后的结果，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那么经济的正向自我回馈机制将会促使产业集聚。②规模经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这三种向心力之间是相互促进集聚的过程，而迁移成本递减效应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前三种向心力达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扩大的作用效果，可以理解为一个对集聚的加速度作用。③劳动力向区域1流动和产业向区域1集聚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2.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制

宏观层面，经济开放是整个产业集聚过程和劳动力发生区域间流动的触发器和必要条件。经济由封闭到开放使得区域1和区域2的对称地理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同时，经济开放又是整个产业集聚过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经济开放的条件，区域1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地理优势就会丧失，可能因此中断整个集聚过程。而开放条件下劳动力跨区域的流动，无疑是产业集聚过程的重要部分，经济开放因素既是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触发因素，又是保持劳动力持续流动的必要因素。

微观层面，经济开放因子1/τ体现的是贸易成本。首先，1/τ会影响短期均衡从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1/τ直接通过影响生产商进口中间产品和出口制成品的贸易成本从而影响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的价格以及区域1、区域2和区域0中间产品劳动力的名义工资，而这些变量又会影响到其他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区域1和区域2劳动力的名义工资和就业，以及区域1和区域2的价格指数。其次，1/τ会影响长期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决定，影响整个产业集聚过程，从而改变整体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趋势。最后，1/τ会通过影响公共交通迁移成本直接进入劳动力流动的迁移函数，从公式（9）可看出，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与经济开放成反向关系，即经济越开放的国家，越可能加大对公共交通的补贴，从而减少公共交通成本，有利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四、数值模拟

我们使用MATLAB软件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以下我们仅给出近视迁移模拟的结果。为了模拟中国的情况我们对模型参数设定如下：考虑到我国农业劳动力较多，而制造业部门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又多于中间产品部门熟练劳动力的数量，三部门初始劳动力要素禀赋设置为：农业部门，LA1=400，LA2=400；中间产品部门，LS1=100，LS2=100，LS0=320；制造业部门，LM1=200，LM2=200。

其他参数设置如下：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制成品替代弹性参数σ=3，农产品替代弹性参数δ=5，制成品份额υ=0.5；制造业部门生产函数中，中间产品要素的份额

α=0.5[21]，不同种类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φ=1.68[22]；公共交通部门固定成本d=10；拥塞成本的固定成本c1=100、 边际成本c2=2.5。

其他参数的数值会根据需要发生变化，反映在后面的数值模拟结果中。以下所有数值模拟结果都是根据不同参数设定经济系统从对称经济结构达到均衡状态的过程。

1.经济开放对产业集聚的作用

在一个两区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集聚一般使用要素份额或产出份额来度量。本文选择使用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产出比（M1/M2）的变化来反映内陆地区（区域2）向沿海地区（区域1）产业集聚的过程。如果M1/M2>1并且Δ（M1/M2）>0，我们就说发生了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另外，选用1/τ度量全球化的力量和经济的开放程度。

如图2所示，x轴表示的是达到均衡所用的时间t，y轴表示的是区域1和区域2制成品产出之比M1/M2，这三条折线分别表示的是τ=0.83（实线），τ=2（短虚线）和τ=10（长虚线）的时候经济系统的均衡过程。由于M1/M2>1且折线斜率为正，所以以上均为区域2向区域1的产业集聚过程。从数值上看，实线的均值>短虚线的均值>长虚线均值；从斜率上看，实线的斜率略大于短虚线的斜率，短虚线的斜率略大于长虚线的斜率。这说明经济开放对产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系统其产业集聚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经济开放可能是影响模型中向心力的正面因素。

区域1产出增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生产效率的提高或生产要素（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的扩大，我们可以从均衡过程中人均产出比的变化（见图3）看出，经济开放程度不同的折线轨迹趋于一致，说明在模型中，经济开放因素对区域之间产出比的促进作用不是来自于经济开放对生产效率的提高作用，而是来自于经济开放因素对生产要素，也就是劳动力和中间产品投入增加的正向作用。

图5和图6中显示的是在不同的经济开放条件下，均衡过程中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见图5）和制成品部门劳动力（见图6）在区域1和区域2的分布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均衡过程中，LM1/LM2数值上要比LS1/LS2大，说明制成品劳动力在区域间分布比中间产品劳动力在区域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当τ=0.83（经济开放程度较大）时，LS1/LS2和LM1/LM2同时表现为持续增加的过程，但增加的速度由快变慢。然而，经济开放程度的变化对中间产品劳动力分布的影响比对制成品劳动力分布的影响更大。当经济开放程度变小，即τ=2和τ=10的时候，LM1/LM2仍然保持增加的态势，只是受到经济开放程度变小的影响其斜率变小，增加的速度减缓；而LS1/LS2在τ=2的时候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在τ=10的时候LS1/LS2出现完全下降的过程，这说明经济开放对中间产品部门的影响更大。另外，我们知道中间产品数目和种类由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决定，所以图5曲线的变化不仅仅代表中间产品部门劳动力的分布变化，同时也代表中间产品数目和种类区域间差异的变化。而中间产品部门是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部门，这说明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经济开放很可能对规模收益递增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区域2向区域1集聚的过程。

品劳动力Mim和所有劳动力Mi从区域2流向区域1的数量变化，正值表示从区域2流向区域1，负值表示从区域1流向区域2。 经济开放对Mis和Mim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τ=0.83（经济开放程度较大）时，Mis和Mim的数值大多为正，表现出先增大后下降的趋势。当经济开放程度变小，即τ=2和τ=10的时候，Mim仍然保持正值与先增加后下降的态势，只是受到经济开放程度变小的影响其总体流动规模在变小；而Mis在

τ=2的时候已经出现负值，表现出从负值上升到正值然后下降到零的过程，在τ=10的时候Mis的所有值都为负且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Mi的三条折线轨迹和Mim的轨迹类似，这可能是由于Mim占所有劳动力流动的比重较大。

图2～9结果说明：①经济开放对产业和劳动力流向区域1都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大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②经济开放可能对城市部门规模经济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③然而经济开放对制成品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程度不同，当经济开放程度足够大时，开放的条件会使得制成品和中间品劳动力都向区域1集聚；当经济开放程度不够大的时候，制成品劳动力仍倾向于流向区域1，但中间产品劳动力更可能会流向区域2。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试图解析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的结论是：①劳动力流动迁移成本的加入对于产业集聚起到了加速度的作用。②产业的集聚或分散是向心力与离心力权衡后的结果，经济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并且经济开放可能是引起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③经济开放是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的触发器和必要条件；经济开放会影响短期均衡，从而影响决定劳动力流动的诸多变量，包括就业、工资、物价指数；经济开放会通过迁移成本直接影响迁移决定；经济开放会通过影响整个产业集聚过程来影响劳动力流动。

数值模拟分析的结论是：①经济开放对产业和劳动力流向沿海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且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经济系统其产业和劳动力集聚的程度越高、速度越快，经济开放可能是影响模型中向心力的正面因素。②经济开放可能对城市部门规模经济作用的影响较大，从而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③经济开放对制成品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程度不同，当经济开放程度足够大时，开放的条件会使得制成品和中间品劳动力都向沿海集聚；当经济开放程度不够大的时候，制成品劳动力仍倾向于流向沿海区域，但中间产品劳动力更可能会流向内陆区域。

只要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变，在离心力超越向心力之前，劳动力仍将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持续流动。然而，产业和劳动力在东部集聚也带来了房价上涨、环境污染等问题，再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我国出口环境恶化，这使得离心力得到加强而向心力在减弱，由此可能带来劳动力东移的趋缓甚至回流。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应着力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把高质量、高技术的外资引进来，把高附加值、高科技的产品输出去，从而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的流入；中部地区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应利用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固有优势，在出口和引进外资上实行具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比如对带动就业的行业和部门加大出口退税的幅度，为外来资本提供优越的投资环境，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简化投资行政手续，把各类人才留住，并着重培养和提升支持高水平开放行业劳动力的素质；西部地区则应立足自身条件的改善和当地资源开发和高效利用，对于有优势的出口行业，如农业、畜牧业等，应该给予重点扶持，在出口和外资引入上都应实行特殊行业优惠，对于这些行业有专项技术的人才要千方百计地吸引过来。这样，东、中、西部可为我国新时期进一步开放的质量效益导向提供支撑，也促成开放与劳动力流动的长远良性互动。同时，只有实行差别化的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政策，才能使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流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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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16].

篇10

一、城市化与劳动力流动

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的统计值为44.94％，与发达国家甚至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比较显得落后。城市化往往遵循着一定的内在规律，诺瑟姆把这一规律概括为一条被拉平的S曲线并将30％和70％分别作为第一、二阶段和二、三阶段的分界点。城市化起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规模和功能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工商业的中心和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量。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致的。

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早期的城市化，还是之后的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城市化进程都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政府主导下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有效地推进城市化建设是必然选择。因此，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劳动力流动幅度会比较大。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没有根本的改变，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看是畸形发展。社会分层的不合理影响资源配置和人才合理流动，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一)劳动力流动正反方面的影响

按照经济学家托达罗的观点，劳动力流动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一个农业劳动者是否迁入城市是根据他对城乡预期的收入差异而不是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判断来决定的。任何时期的劳动力迁移行动就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城乡工资差距、城市的失业率以及潜在迁移者对迁移后果的反应程度。因此，目前社会分层下的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和地区差距过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劳动力流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有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让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流向农村地区，发挥农村和农民的比较优势。让更多更有冲击的观念走进农村地区，这也许是国家政策都无法干涉到的领域。流动的是美好的，这是经济发展的“交换”思想的最好体现。但是，处在转型期和发展机遇期的中国，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跨区域流动，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劳动力的流动是人力资源在地区间的转移，也是人力资本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并且存在“智力流失”的问题。

(二)劳动力流动现状分析

国家统计局2007年根据全国1％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所做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我国跨省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以劳动年龄劳动力为主体、劳动力构成以中等文化层次为主等特点。报告称具有较强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是跨省流动劳动力的主流。而且经济因素正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可见，这种社会分层主导下的劳动力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二者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另外，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流动劳动力多以简单劳动为主。

三、改革户籍制度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篇11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目前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处于初级形态，还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着力以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分割为视角，进一步总结分析此视角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口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技术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及城乡差距导致的劳动力结构性剩余或短缺等，使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劳动力流动选择与劳动力市场分割机制这一影响劳动力市场完善的重要机制尤为重要。

一、劳动力流动选择

劳动力流动作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普遍现实状况，是调节行业、地区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形式。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正是劳动力的持续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趋于均衡。不过通过实践与研究表明，现实中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存在，劳动力流动一般难达到市场均衡。一些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流动做了深入研究。

1.户籍制度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障碍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关键体现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上。”①户籍制度与一系列政策相联系，如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外来的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在行业进入、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等方面，或多或少受到与本地居民不同的待遇，增加了这些外来劳动力的流动成本。众多学者也从户籍制度研究了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因素。

杜鑫（2011）等人曾总结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包括四类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力群体：本地非农业户籍、本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其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上述四种户籍特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逐次上升，而失业率则逐次下降。可见，户籍特征对劳动适龄人口在劳动市场上的就业状态具有显著影响。李骏、顾燕峰（2011）则直接指出，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相比，包括本市农业户籍、外地农业户籍、外地非农业户籍等在内的其它户籍特征都易于使劳动适龄人口处于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状态，户籍身份的差异确实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状态产生了显著影响。“户籍制度更体现了社会地位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②

2.产业结构演变

部分学者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解释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产业结构流动的矛盾与问题。姚先国、张俊森（2006）等人研究了全国和六省市的产业结构变迁规律，劳动力产业间流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工农两大产业之间，中西部与沿海城市差距较大。从总的就业流动调整思路来看，产业结构变动仍是影响就业流动变迁的最终因素，因而仍需要坚持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核心方针。

另外，部分学者也采取不同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性问题。例如杨云彦、陈金永（2007）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提出基本假说：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户口登记状况和单位性质等对劳动力的收入（工资）有着显著的影响。这种分层对城市劳动力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外来劳动力将随劳动力市场的愈渐开放，对本地劳动力就业产生竞争与替代效应。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我国四五十年代，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和政策选择基本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之上，至60年代，这一传统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挑战。如何看待我国在转型时期下劳动力市场分割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点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对此做了分析。

第一，以蔡（2005）为代表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他们以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探讨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观点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分割影响要素配置效率，随之产生的效率差异则是导致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原因；在改革之前，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态势是政府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改革以来则受到城市利益集团的施压影响得以维持，其中户籍制度就是关键所在。

第二，许多学者则直接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赖德胜（2009）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变，而李建民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既有古典性又具制度性，后者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主要原因，聂盛（2004）用实证结果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从所有制分割向行业分割演化。

第三，金一虹（2000）等学者则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除体制性原因，还有非体制性因素，如劳动者禀赋等差异。其指出可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规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即认为在没有外力制度性的作用下，依市场自身运作也会产生的分割。目前中国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趋势，其存在和发展对加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弹性，讨论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走向及发展条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因此，结合各学者观点，从劳动力流动与分割机制上思考，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综合了“内部―外部”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的制度性分割。具体阐述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特征，从劳动权利演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特殊的“城乡二元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注释：

①蒋倩，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经济纵横》，2011第5期。

②金成武：“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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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原.职业―产业结构与地区就业结构转型.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3]蔡，都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9）.

篇12

中图分类号： F0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5-0000-00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1]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匮乏，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及其利用率至关重要[2]。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需求迅速膨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其中，跨省流动占389%，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珠三角、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北京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否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能否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如果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内在的机制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文献综述

劳动力流动很早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大量文献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探讨了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如Schultz [1]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能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中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引起人力资本的区域集中，通过“干中学”形成明显的“外溢效应”，能促进流入地人力资本的形成[3]-[4]。而对流出地人力资本的影响，学者们存在分歧，Shioji[5]、Ritsila[6]、Toya[7]等人认为，劳动力流出使流出地无法收回其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其人力资本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但相反的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劳动力会产生“教育激励”效用，当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机会，并获取更高的收益率时，劳动力流动会激励流出地的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8]。然而，国外学者很少从宏观层面研究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问题，这可能与其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有关，当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时，劳动力流动本质上就是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另外，学者们关注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效应，主要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寻找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各自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而不是对流出地和流入地整体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及其水平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国内学者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样本调查数据，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状、结构、动因及其内在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极化效应明显，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地区集中，[9]至于其内在机制，黄翔、敖荣军[10]基于劳动力的异质性提出，客观存在的技能互补性导致了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之间存在内生性的累积循环。王金营、贾少萌[11]则从区域工资水平差距、资本密度、空间距离和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区域人力资本集聚的机制。劳动力流动导致人力资本的地区集中，能否提升我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大部分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徐桂鹏、郑传芳[12]等认为，我国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较低，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增强了劳动力的危机感，一方面能挖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潜能，提高人力资本含量，另一方面能促使劳动力更加重视自身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但是，现阶段我国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消极作用也是存在的。曾宪荣[2]从人力资本配置方式的角度指出，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市场机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配置的结果，导致人力资本配置严重失当。王彦军[13]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指出在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会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负面影响。可见，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并不单一，虽然大部分学者肯定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但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有多大？在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答案。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文献要么研究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的关系，要么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而没有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事实上，当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地区集中，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时，这种流动就会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反，如果劳动力流动引起人力资本地区集中，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那么必然会阻碍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因此，只有将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文献侧重理论上的分析，实证研究很少。黄翔、敖荣军[10]采用了回归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其研究的重点是劳动力省际流动对区域人力资本差异的影响，没有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本文试图弥补现有文献的以上不足，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以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为基础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利用帕累托标准衡量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揭示出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第二，利用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分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分离出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及其贡献。第三，定量测算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大小及其变化趋势。

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第三部分构建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实证分析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

本文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首先分析劳动力流动决策，把握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的变化，然后判断这种变化对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一）劳动力流动决策分析

有两方面的因素会促使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一是根据要素边际报酬规律，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会吸引更多的物质资本积聚，并促使该区域预期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11]与其他区域间的工资水平拉大；二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劳动力就业的概率较大。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劳动力相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流入地的就业概率相对较高，从而，他们面对的区域间的预期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大，因此，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是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不断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

（二）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人力资本配置的优化是指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主要是物质资本）更为有效的组合，以实现生产要素的均衡配置[3]。劳动力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是否是人力资本配置的优化，是否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本文用帕累托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

根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生产函数：

Y=AKαRβrγ（5）

其中，K、R、r分别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α、β、γ分别为其产出弹性。

K和R的边际产量分别为：

MPK=αAKα-1Rβrγ，MPR=βAKαRβ-1rγ（6）

从而，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为：

MRTSKR=ΔRΔK=MPKMPR=αAKα-1RβrγβAKαRβ-1rγ=αRβK（7）

假设将全国分为两个区域，区域i和区域j分别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和较高的区域，由于区域j往往拥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及较高的收入水平，劳动力及物质资本在逐利的驱动下从区域i流向区域j，从而，区域i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更加稀缺。但相比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区域i的物质资本相对于区域j更为稀缺，理由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往往也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区域。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在1978-1994年为453%，2005-2009年提高到647%，预计到2010-2015年会进一步提高到659%，[16]从这点来看，人力资本较低的区域之所以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资本劳动比相对较低。因此，区域i的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iKR要大于区域j的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jKR。

由此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否提升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当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时，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并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当非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并使得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集中时，会降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三、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1990-2010年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该方法最初由Daniel和Creamer相继提出，主要用于分解区域经济变量，从多个层面解释变量的变化及各因素对变量变化的贡献，近年来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吴继英用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分析了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来源，段春锦、范爱军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边界地区的就业增长[18]。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将其应用于人力资本增长的研究。本文尝试利用Esteban模型的思路对人力资本增长进行分解。

全国人力资本水平①可以定义为人力资本总量R与就业人员数N之比，为了考察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将进一步分解为各省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加权平均：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如果该项为正，说明劳动力流向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改善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并促进了全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如果该项为负，说明劳动力流向了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降低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δ衡量劳动力是否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由于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往往是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因此，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也会促进全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与人力资本变化情况

1990-2010年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膨胀，省际流动人口越来越向主要的输出地和输入地集中，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倾向，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接受的省外流动人口最多，与此同时，省外流入出现“中部塌陷”现象，这一点在图2-a中表现得很明显。图2-b显示，2010年我国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区域就业人口密度差异拉大，31省区的标准差从1990年的223增加到358，就业人口呈现出向东部三个集聚中心集聚的上升趋势。

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根据受教育程度计算得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分别按3、6、9、12、15、16、20年计算。 不断提高，1990年为733年，2010年提高到9年，但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扩大，31省区的标准差从076上升到105。2010年，共有17个省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广东、黑龙江、山西、河南、海南、江苏、内蒙古、陕西、湖北、河北、新疆、湖南。

（二）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分解

根据式（11）中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分解式对1990-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增长进行分解，为了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在整个时期内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以2000年为时间节点，将整个时期分成了两个阶段，结果见表1。

1990-2010年全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了2266%，其中，9794%是由于各区域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造成的，即主要是各省市的“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所做出的贡献为206%。其中，β为正值，说明总体上来说，劳动力从最初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省区流动到了最初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省区中，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为144%。δ为正值，说明劳动力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较慢的省市流动到了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较快的省市，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为062%。由此表明，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并提升了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分阶段的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并非总是起到了改善人力资本区域配置的作用，而是经历了由降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阻碍人力资本形成到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转变。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形成了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的“双轨”运行机制，1990-2000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负向作用，说明非市场力量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劳动力没有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流动，这一结论与曾宪荣[2]的观点一致。这一时期，劳动力净流入的省份有16个，其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2，在此期间增长725%，而流出地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48，在此期间增长了752%，整体来看，流出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要快于流入地。当然，这一期间省际间的城乡流动大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其返回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劳动力流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提升产生积极作用。2000-2010年，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率为504%，其中，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的贡献率为451%，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的贡献率为053%，这一时期，劳动力净流入的省份增加到23个，其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99，在此期间增长144%，而流出地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62，在此期间增长了1407%，整体来看，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要快于流出地，说明劳动力流动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揭示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离出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及其贡献，并定量测算了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大小及其变化趋势。主要结论及启示如下：

第一，劳动力流动对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当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时，劳动力会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这本质上是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能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当非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并使得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集中时，会降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膨胀，但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还很小，其贡献仅占206%，人力资本的提升还主要依靠各省市的“内部增长效应”，这表明利用劳动力流动优化人力资本的配置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及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我国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发生了质的转变，1990-2000年的劳动力流动主要由非市场力量主导，导致劳动力没有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降低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阻碍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2000-2010年劳动力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贡献率上升到504%。

第二次东北振兴规划及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提出，势必引起新一轮的劳动力流动浪潮。在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力流动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让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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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027-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研究——以广西百色市为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204LX422。

文化具有静态和动态的特征，文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就是“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永恒的定律。中国的特殊国情给文化变迁注入了新元素，农村劳动力流动为文化变迁提供了新动力。

1 研究回顾

劳动力流动原因错综复杂，文化变迁是个综合的系统的课题，应采取整体的观点，多维的模式来认识和解释。

1.1 国内研究

早期的文化变迁散落于文化研究的主题当中，民族学从文化历史方面研究着手。爆发后，大批民族学者深入西北、西南民族地区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一时期的民族地区文化研究空前活跃。遗憾的是，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研究热潮因“”而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在“补课论”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研究重新进入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并且出现了城市化进程、制度的变革、劳动力流动等新元素。

1.1.1 农村劳动力流动回顾 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认为，城市的拉力强于农村的推力时，人口向城市流动。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却更为复杂。一是和经济政策息息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转制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可细分为四个阶段：恢复性转移的起始阶段（1978～1984年），农村主题是土地承包、发展农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尚属个别零散状态；流动缓慢的发展阶段（1985～1992年），沿海等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地区差异逐步拉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稳步上升；转移规模的迅猛扩张阶段（1993～1996年），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逐渐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猛扩张；稳定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城乡就业态势趋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持续进行。[1]二是与人口制度紧密相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突出了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严格的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偏重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出现。在《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1984）、《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1985）、《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1997）、《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2001）等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户籍制度解冻，人口开始自由流动。随着各界对人口流动的态度转变，从害怕到观望到引导，人口流动相应地从原来的“盲流”到无秩序流动到有规律可循。

1.1.2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文化变迁 从动态方面看，劳动力流动过程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话”过程，文化变迁是“对话”的结果。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流入地和流出地两方面，对流入地的影响具体有三：①劳动力结构多样化；②城市文化元素多元化；③用工制度文化环境优化。对于流出地，学者较为关注以下研究：首先，就流动结果而言，文化变迁增加了新内容。另一方面，农业部课题组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农村的推力更多的是农村经济的衰败把众多的农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去。其次，就流动主体而言，文化传播有了新力量。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年轻、未婚、男性（特别是35岁以下），受过更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更易于和偏好流动，换言之，流动群体一般为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群体，他们在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起着信息交换的作用，扮演着文化传播的角色。再次，就流动的方式而言，文化变迁有了新形式。蔡昉[2]指出，随着流动的频繁，农村劳动力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有所提高。

1.2 国外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说明了工业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各部门发展的关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彰显了文化的力量——“宗教”和“信仰”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教徒们通过努力赚钱，克俭节约，奉献各自职业来赎还“原罪”。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理论进一步论证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是人类行动建构的结果，同时是再行动的条件和中介。原始的资本积累为新教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而新教的“信仰”和“信念”从思维深处和精神世界底层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成为再行动的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机会，而文化观念的变化作为动力，通过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起作用，推动了该行动的现实性转变。

2 研究评价及展望

总体看来，既有研究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视野宏大，对农村文化的变迁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地方：①鲜见针对中国农村文化变迁的研究，且缺乏系统理论成果。应在吸取中西方、传统和现代以及各个学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不断创新，总结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变迁理论。②国内的研究学科视角和方法相对单一，具体文化形态变迁实证研究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③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动态性研究关注很少。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民族文化断层、乡村文化没落，其保护与发展问题不得不提上日程。因此，完全有必要将这一课题继续深化。

参考文献

[1] 崔传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