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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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轮快速发展周期，平均经济增长率10多年来达到10%左右，GDP总量也由2000年世界第六上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宏观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伴随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是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广泛渗透，金融市场的不断成长。虽历经自2007年10月开始以来的四年大熊市，我国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仍然从2001年的 50.16%上升到2011年的 63.74%，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不可改变，可以预见，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空间还十分广阔，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更进一步需要对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及应对予以关注。

经济金融化的一般内容

（一）经济金融化的概念

迄今为止，金融化并没有一个建立在广泛共识基础上的定义，但不妨碍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用它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保罗·斯威齐在1966年，就将金融看成是与“销售努力”同等的一种吸收剩余的方式，强调有大量的国家“剩余”被转移到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从而导致这些部门资产规模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金融化问题上与斯威齐观点比较一致，他从资本积累出发将金融化看成是“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热拉尔·迪蒙和多米尼克·莱维（2005）从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角度将金融化理解为“金融资本”（由资本所有者的上层和金融机构组成）权力的重新恢复和扩张，即金融资本这样一个食利者特定阶层的收入、财富和权力的恢复及其政治、经济势力的不断增强。

戈拉德·A·爱泼斯坦（2007）在《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对金融化作了一个相当宽泛的界定：“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阿瑞吉(Arrighi)

在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中，把金融化解释为权力转型阶段资本之间和国家之间竞争加剧的结果。格·R·克里普纳遵循阿瑞吉对金融化的定义，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类型，在这种类型中，利润越来越来自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托马斯·I·帕利（2010）采纳了爱泼斯坦关于金融化的定义，金融化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

我国学者王广谦（1996）认为经济的金融化是经济货币化的延伸和发展，定义为一国国民经济中货币及非货币性金融工具总值与经济产出总量之比值的提高过程及趋势，经济金融化的程度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尽管对经济金融化概念的理解各种各样，解读角度比较多元化，但是，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主要特征却是相通的，并无本质区别。本文对金融化的分析更接近爱泼斯坦和帕利对金融化的理解，认为经济金融化是金融体系（包罗金融机构、金融行业和人员等）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扩张过程。

（二）经济金融化的原因

西方学者不少从理论上探究金融化的原因，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经济政策如全球化、小政府、弹性劳动力市场和摒弃充分就业等都是有利于金融资本的，而且都是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实施的，导致的经济结果就是金融化。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在诸多方面都与美国存在很多不同，如体制、发展模式、政府定位等，金融化的动因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资本的逐利特性。马克思笔下的“高利贷资本”就是现在金融资本的影子。资金不仅需要进入实体经济获取利润，而且还要求进入公共领域获取租金，进入金融领域获取利息和红利，从而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必然使得金融部门利益增多。此外，改革开放使国家对经济的管制进一步放松，经济自由度超过以往的时期，特别是民营资金能够进入金融领域，从而为经济金融化创造了条件。

我国渐进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市场竞争的强度逐步增加，实体经济竞争加剧，税负偏重，利润率不断下降，不少资本转投金融产业。这几年来，温州商人不断转战国内外房地产市场，而没有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发展。而不少国企也纷纷涉足金融业，从事保险、信托、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等业务，投资于房地产开发的中央企业曾经更是不胜枚举。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力量的央企大量涉及金融产业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是金融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了金融化的步伐。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套利活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逐步放开资本市场，近年来热钱大量涌入，助长了资产价格的高涨，从而推进了经济的金融化进程。

篇2

1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及产出的影响

金融动荡影响美国投资、消费、就业、居民收入，继而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据世界银行、IMF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最大增长率为0.5%.

(l)中国宏观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又称作对外贸易系数，通常指一个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国GDP的比重，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活动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同时又折射该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外贸依存度又分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则反映一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程度，进口依存度反映一国经济对外的开放程度。表6一n反映了1990一2007年间我国宏观经济对进出口的依存关系。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稳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宏观经济与国外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而且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9.37%。这表明我国国民经济与外部经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我国市场也逐步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这个较高水平的外贸依存度也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要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制约。和进口相比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更为重要，因为出口总额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需求，也就是依赖于世界经济增长状况。当前由于金融危机下世界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大大降低了国际市场需求，从而使我国的出口出现较大的困难。从2008年10月开始，我国进出口净额开始下滑，10一12月月环比增长分别为一9.05%、一14.24%、一3.45%，连续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世界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显露出来，见表6一12.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存在较大依赖性，出口己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特别是2005年以来，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高达24.1%。而本文对宏观经济基准方案预测也显示出，未来我国要保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需加大出口.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面临着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迅速下滑，我国出口产品需求下降，在假定消费、投资、进口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出口总额的VEC模型和假定各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仅为0.5%，可以估算出，2009一2012年，我国出口总额(按1990年价格)分别为42105.68、40682.5、37398.77、35446.47亿元，比基准方案分别减少了9446.63，18802.67，31239.57，43753.35亿元。外贸出口需求下降减少了我国2009年GDP的产出，必然放缓当年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外贸依存度的负面影响，外贸依存度高一方面意味着一国经济开放程度高、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强;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一国经济的独立性下降，经济运行风险大，易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

(2)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吸引外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政策，外商投资既缓解了建设资金的短缺，又引进了先进的生产、管理技术，通过外商投资，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由对外借款转换到外商直接投资，随着利用外资规模逐渐扩大，外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外资已逐渐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因素.

1990一2007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从102.89亿美元已增长到2007年的783.39亿美元(当年价格)，按当年人民币名义汇率换算，占我国总投资比重先从1990年的7.29%达到1994年的18.31%的高峰，此后比重逐步下降，直至2007年的5.35%.

篇3

有望在2009年到达谷底

尽管如此，美国金融市场也很难重演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后整个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各大金融机构倒闭消息纷至沓来的局面。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对次贷危机的严峻程度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预期，而美国政府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救市政策的效果也将逐渐显现。2009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可能逐渐恢复，市场将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笔者认为，金融市场危机有望在2009年到达谷底。

受负向财富效应与信贷紧缩影响，美国居民开始压缩自己的消费计划，而耐用品消费成为重中之重，这也是2008年美国汽车业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也只有美国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才能降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逐步恢复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尽管美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然而随着消费者失业风险的加大，我们认为，美国居民将在2009年继续调整消费，消费增速将继续保持在低位。美国房地产投资从2006年年初就一直陷入负增长，这一负增长将在2009年持续下去。由于对居民消费的预期黯淡，再加上股市下跌与银行惜贷限制了企业的外部融资，预计2009年美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不容乐观。此外，随着欧元区、日本等美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已经陷入衰退，2009年美国的出口增速与2008年相比将会显著下降。因此，次贷危机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大支柱均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将持续到2009年全年。在2010年初，美国经济有望重新恢复正增长。但要恢复到次贷危机爆发前3％左右的增长水平，可能还需要3～5年时间。

新兴市场国家可能会较快走出低谷

即使次贷危机没有爆发，欧元区经济本身也出于周期下行阶段。次贷危机的爆发重创了欧洲的商业银行体系。由于欧元区金融市场中银行间接融资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就意味着一旦银行惜贷，欧洲实体经济将面临比美国实体经济更为严重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欧元区先于美国步入衰退的原因。此外，美国经济衰退也会影响到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尤其是欧元区最大国家德国的出口。我们预计欧元区经济走势基本上与美国保持同步，而且欧元区经济反弹的时间可能晚于美国。

日本经济实际上一直没有能够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的长时间经济萧条中完全走出来。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目前日本主要是依靠对美出口以及对华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同样不容乐观。

整个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在2009年也将集体面临增速显著下滑的局面。次贷危机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传导的机制如下：发达国家进口需求萎缩首先影响到出口产成品的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东亚国家经济减速会导致对能源与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下滑，进而影响到能源与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无论如何，尽管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显著下降，但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极小，且经济反弹的时间将早于发达国家。如果说发达国家经济将走出一个底部较长的U字型，则新兴市场国家很可能走出一个V字型。

次贷危机已改变全球资本格局

次贷危机已经显著改变了全球资本流动的格局。从跨境资本流动上来看，机构投资者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导致国际短期资本流向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显著的资本净流出。以华尔街投资银行与对冲基金为代表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大量的账面亏损，这些亏损既包括直接投资次贷产品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全球金融市场形势恶化之后发生的连带损失。出现大量账面亏损之后，国际机构投资者只有一个选择，即去杠杆化――这意味着进一步出售风险资产，获得现金后偿还之前的日元或美元贷款。去杠杆化事实上也是日元或美元套利交易的平仓。由于国际机构投资者在过去几年内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大举投资，去杠杆化就必然导致国际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上大举抛售，大量的短期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这将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本币贬值、资本与金融账户出现赤字，甚至引爆金融危机。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可能导致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2009年上半年爆发金融危机。而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当前基本面最为脆弱的群体既非拉美国家，也非东亚国家，而是中东欧国家。从经常账户余额与GDP的比率来看，2007年东亚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盈余为5.3%，拉美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为2.2%，而中东欧国家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高达10.1%。从外债与GDP的比率来看，2007年东亚国家为18%，拉美国家为23％，中东欧国家高达53%。进入21世纪之后，中东欧国家不仅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恶化，而且净外部借款的增长额远超过外汇储备的增长额。因此，如果跨境资本继续流出，则部分中东欧国家极有可能在2009年爆发货币金融危机，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乌克兰等基本面最为脆弱的国家。

二、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提出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不得不面临诸多挑战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之一是外需下降。不仅美国外需下降，次贷危机还造成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外需普遍下降。例如目前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也显著放缓。在外需下降、劳动力成本提高、信贷成本提高、原材料与燃料价格上升、出口退税率下降、环保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等各种不利因素冲击下，中国出口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这种压力为中国出口行业的产业升级与收购兼并提供了外部动力。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压力造成太多的出口企业倒闭，不仅会危及短期经济增长，甚至也不利于长期的结构性调整。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出口月度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两个月出现负增长，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09年上半年。尽管进口增速的下降远快于出口，但2009年上半年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降低至零。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多年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已经步入下降周期，则遭受房地产投资下降与出口下降双重冲击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无疑将大幅下滑。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已经降低至9％，在2009年确保经济增长8％已经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之二是外汇储备价值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两万亿美元，其中至少一万亿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两房的倒闭使得中国机构债面临巨大的潜在损失，而两房的国有化不过意味着潜在损失由美国机构债转为美国国债。2008年年底美国的未清偿国债余额为10.7万亿美元，市场预期2009年美国政府可能需要举债2万亿美元，一旦新增国债供给量（占存量国债约20％）超过市场需求量，新增国债的收益率将会显著上升，导致存量国债市场价值显著下跌，则中国持有的数额巨大的美国国债将面临严重损失。此外，如果美国政府通过印刷钞票、制造通货膨胀来降低救市成本，这将导致美元贬值，使得占中国外汇储备大约70％的美元资产遭受巨额损失。事实上，只要中国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就不可能从次贷危机这一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中脱身。中国央行也很难通过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来降低系统性风险。虽然美元资产面临着信用等级下降以及美元贬值的风险，但如前所述，欧元资产的前景不容乐观，日元资产的收益率太低，而其他币种资产或者市场规模太小、或者流动性不足。从长期来看，如果中国政府不积极调整出口导向的外贸外资政策，不及时地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外汇储备规模将会继续上升，而中国政府也将持续面临外汇储备购买力缩水的冲击，次贷危机不过是冲击的开始。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之三是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国际收支与资产价格的冲击。笔者对2009年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趋势判断是，2009年上半年，由于国际机构投资者依然在进行去杠杆化，这将导致短期国际资本继续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因为资本外流而再度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下半年，随着去杠杆化进程的结束，国际机构投资者将重新面临盈利的巨大压力，在这一压力驱使下，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向可能再度逆转，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更加汹涌的资本流入。这就意味着，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将面临的持续的资本外流，外资的撤离可能进一步打压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同时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速。而到2009年下半年，资本流入导致的外汇储备激增可能再度造成中国国内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而重新流入的国际资本可能再一次推高中国的资产价格，甚至形成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一，是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可能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到目前为止，方方面面的证据证明中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升、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国际能源与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新劳动法的推出、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措施的出台，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优势已经被显著削弱。中国出口行业需要通过收购兼并、产品结构升级换代来实施多元化以及提高产品附加值。但由于出口行业吸纳了太多的就业，造成出口企业利益集团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要目前中国出口商品还有价格优势，出口企业往往就缺乏进行调整的动机。因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一方面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外部需求，另一方面造成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从而将显著恶化中国出口的外部环境。这就给了中国政府对出口行业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机会。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利用这一时机，积极调整出口产业政策，容许出口企业的优胜劣汰、兼并收购，鼓励出口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附加值，这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增进整体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改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缓解随之而来的外汇储备累积和流动性过剩。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二是为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时机。次贷危机启动全球资本市场的风险重估。各大股票市场指数纷纷回落，金融机构与企业的股票价格大幅下挫。目前全球资本市场估值处于较低水平，投资价值相应上升。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中国家性机构的股权投资通常是持警惕和抵制态度的。然而次贷危机爆发后，为缓解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发达国家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现在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财富基金的投资持谨慎欢迎的态度。因此，次贷危机为中国政府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进行股权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中投投资黑石、摩根士丹利的案例表明，如何判断股市的行情是否到了底部，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危机提供了机会，但是如何把握投资的时机以及选择投资的对象，这并不容易。我们建议，中国国有投资机构可以和美国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合作投资，例如让美国机构投资者主投，而中国国有投资机构跟投的方式，用这种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做法来学习美国机构投资者的眼光和经验。中铝和美铝联合投资力拓的案例值得效仿。

次贷危机提供的机遇之三是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的地位逐渐上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很可能加快上述进程。如果中国经济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较快增长，那么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凸显出来，中国经济的引擎效应将会更加明显。虽然中国政府实施了比较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但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化趋势已经比较明显。随着次贷危机造成美元持续大幅贬值，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成为结算货币的概率显著上升。中国政府应把握好次贷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的机遇，积极推进人民币成为一种区域货币。例如，中国政府、中国金融机构和中国企业可考虑在香港等境外金融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债、机构债和企业债，以及设立人民币的清算中心等，这一方面可促成在海外人民币的流转、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此外，于2008年底签署的中韩本币互换也标志着人民币区域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不同地区影响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沿海城市受到的冲击较明显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东西部开放度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国家而言，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各主要地区的冲击是不对称的，简单而言，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出口行业依赖更大、房地产价格泡沫较为严重的沿海地区遭受的冲击更加明显，中西部和内陆地区遭受的冲击要更弱一些，且时间明显滞后。

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省市是中国发展程度最高、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是遭受次贷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重灾区。受外需萎缩影响，这些省份的出口企业面临新增订单不足、进口商拖欠货款甚至赖帐等严重问题。在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时期，为降低未来生产经营成本，很多出口企业囤积了不少原材料，当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突然下跌之后，这些高价购入的库存对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显著不良影响。在次贷危机冲击下，沿海省份有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倒闭。由于大部分出口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企业的倒闭使得非熟练劳动力的失业问题浮出水面。在广东、山东等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多的省份，也出现了大量的外国投资方一夜之间突然撤离的案例。由于净出口以及出口导向的投资在上述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将会显著影响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而快速上升的失业人口也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此外，对以深圳为代表的部分沿海大城市而言，房地产价格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达到了居民收入不能维持的水平，次贷危机的爆发则成为房价泡沫的导火索之一，并加剧了这些城市的房价调整，而这又通过影响房地产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冲击。

内陆城市冲击小，时间带有滞后性

相对而言，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开放度和贸易依存度比较低，受到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较小。但是，当次贷危机的爆发影响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之后，就会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对内陆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第二轮冲击：第一，由于很多内陆地区是沿海企业能源与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因此沿海地区出口企业的集体不景气导致对内陆地区资源与原材料需求的显著下降，从而影响到内陆地区的企业销售收入与政府税收；第二，很多内陆企业是为沿海企业提供配套支持的附属企业或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的不景气将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游企业的经营状况；第三，对中西部很多不发达地区而言，通过输出非熟练劳动力（农民工）而获得的汇款收入是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沿海出口企业倒闭造成的非熟练劳动力失业，导致汇款收入大幅缩减；第四，沿海地区失业农民工的回流也会加剧内陆地区的失业问题与社会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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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趋势，特别是在发生美债、欧债危机的今天，这种全球竞争下的相互救援显得更加重要。由20世纪90 年代以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内容广为人知，中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经济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的大潮。直面经济全球化中的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对国际经济市场的进一步的洞悉和了解。

一、经济全球化及其内涵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革命形成的一种全球性市场、资本、贸易、技术、金融，信息的相互依存的网络。具体包括企业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技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高新技术引起的产业革命和冷战后当代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是“全球化”的根源。市场理念的扩张是“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新产业革命，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 、市场理念的扩张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推进了90年代后的“全球化”进程，新世纪的到来，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结合把经济“全球化”推向了新的发展峰巅。

（一）信息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

由于电脑、电话、电视、电传、电子网络技术等信息手段的广泛应用和普及，现代通信成本的持续下降，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和基础。由于“全球化”以信息全球化为前提，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产业革命)的兴起地域，因此，其与21世纪新提出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对有所区别。

（二）企业主体是全球化的基础

在“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企业把工业化国家的先进技术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利的成本结构结合起来，把生产基地建在距离原料产地、销售市场最近、劳动力成本最低、生产力水平最高、基础设施最好、税率最低的地区，使资本增值的产业链延伸空间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并使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以期实现利润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三）资本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

资本全球化其本意并非指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从90年代的发达国家“资本外逃”和资本跨国流动，到21世纪发达国家的资本智力化和资本运营。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化的本质驱动，为逃避原所在国日益上涨的成本与税负，资本转移和外流现象日益普遍。

二、经济全球化的表征

（一）国际贸易的日趋紧密，将大大促进各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且进一步加速国际经济格局的分工。近年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受美债，欧债的多米若骨牌效应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源动力。其表现在：一是科技知识迅猛增长；二是科学技术发展面向未来；三是科技发展综合化；四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世界贸易总额将超过10万亿美元的同时，技术、技术密集型产品将占主导地位；网络经济与电子商务平台将逐步成为对外多边贸易的连接方式，从而引起世界贸易格局分布的重大变革。

（二）开展国际互动式直接投资也将有突破性的发展。将在几年内从目前数万亿美元的水平达到几十万亿美元。金砖五国已成为即欧美发达国家之后对外投资的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例快速增加。

（三）跨国并购、重组已成为各国对外实施资源重组的重要平台。

（四）后金融时代的到来，为经济全球发展的联动性提供了契机。如从次贷危机引起了美国华尔街风暴，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个过程发展似多美若骨牌，规模之大，影响至深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总的说，可以划成三个内容：第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是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资金融通活动产生疑虑，形成了波及全球的危机。总而言之，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失业、金融危机等都可能引发成为全球问题。由于中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已警钟长鸣，启示愈甚。这也更显示出国际金融在危机传染机制中的新特点。

（五）随着G20会议的召开，气候变暖，保护地球和环境，将更为成为各国关心和重视的重要内容。诸如公海海洋、太空、南北极等处的财富的开发和应用都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六）世界经济的大变局是发展中国家提高了自身话语权，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权威性和职能日益加强。维护全球经济的行为准则将在各国、各集团维护各自利益的斗争中不断得到更正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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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互联网金融主要就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适应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要求，通过互联网相关技术优势来形成新的金融发展模式。针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其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开放性、电子化实时性以及集成性和远程化等多方面特点。首先，互联网金融应当尽量做到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将电子符号作为相关数据的替代，将磁介质作为纸介质的替代，进而使网络数据成为金融信息输出的新型手段。

二、当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阿里巴巴成功上市之后，更是带来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发展也呈现出了日趋繁荣的趋势。互联网金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支付便捷、且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资金供给双方能够直接发生交易的活动，在此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去除掉银行、券商以及交易所等相关金融机构的中介画影响，进而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持，其发展需要移动通信设备、计算机技术以及各类金融业务的保证，在一中虚拟的空间中所形成的各类高效率、低成本的金融模式。

三、互联网金融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还是传统的金融业务都具有重要的冲击效果。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金融的发展契机，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开始开发出新的金融生态链，借助其自身的灵活运作方式对商业银行造成了重要的冲击。其中较为成功的当属支付宝与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对这些平台的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便利人们的生活，其提供的收付款、自动分账以及转账汇款和代缴费用等各类业务都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银行的支付中介职能，触动了商业银行的利益。但是从整体的发展情况上来看，这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却是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来完成更多资金上的运作，并且选择性也更加多样。此外，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保险与基金公司的销售渠道，这些企业可以拓宽自身的互联网渠道来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进而对传统银行销售渠道造成重要冲击。在互联网金融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云计算以及大数据处理等相关科学技术手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网络信用体系的建设，进而对金融服务流程予以改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电子商务平台以及相关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也能够在运营过程中积累大量的客户资源，对这些客户的信用情况进行了解，以便在进行信贷审核时投资者们可以根据其信用状况进行相应的资金支出，保证资金安全。

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及要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与发展，社会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应当加快金融网络化的发展脚步。互联网除了能够被作为信息交流和传播的主要载体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当前社会基本的组织形式。为此，应当在坚持以网络系统理论的基础上，以各企业和用户的要求为出发点，进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以便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灵活的信息服务。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大金融业的创新力度。通常情况下，针对于投资管理、筹资管理以及运营资金管理和利益分配管理等几方面，做好相应的部署规划工作。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应当将金融的业务内容重新划分为投资管理、融资管理、优化资本结构以及资产运营质量和知识资本利益分配等几方面内容。最后，针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还应尽快建立适用金融业务运行的保障和控制机制。从某种方面上来说，互联网金融的集中运营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源的整合给予了一定的前提条件，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为了是互联网技能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还应当尽快建立起能够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运行保障和控制机制。为此应当先进性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为实现互联网金融提供必要的基础；其次，则要为互联网金融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网络环境；最后，针对于互联网的发展特点和需要，还应当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强化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为互联网时代下的金融理论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撑和保障，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持续进步与提升。

五、关于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建议

针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发展来说，我们应当对其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应有的安全保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互联网金融的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困扰其发展的关键阻碍，相关的调查了解到我国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网站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安全问题，这对于投资者们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为此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积极强化网络网站的监管与修复，推动网络技术的进步与发展，通过对网络技术手段的应用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确保客户的私人信息以及支付安全能够得到有效保证。此外，我们还应当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宣传力度，普及相关的基础知识，使百姓们对互联网金融具备应有的认识和理解，使其能够信任互联网金融，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信息共享，我们还应当将各互联网金融机构与企业所掌握的信息在经过相应整理后录入到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中，提升信息的使用效率。国家方面也应当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付出相应的努力，就当前法律空白地带要进行积极制定和完善，明确规定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准入原则，做好相应的监管工作，使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能够处于国家宏观经济的掌控中，保证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六、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互联网金融必将在未来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为此我们必须要重视起互联网金融，针对其中的不足要积极改进和弥补，提升我国互联网金融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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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中国人民银行了2013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据统计，今年1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狂飙，录得2.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倍，环比增长70%；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也创出近3年新高，同比多增3340亿元。社会融资反映非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在宏观经济回升趋势尚未完全确立之时，社会融资规模的超常规增长，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资金面的紧张状况。

客观分析，今年1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迅速增长，是上年末融资需求延后和今年融资需求前移这两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存在“早投放、早受益”的经营惯性。按照现行财务会计制度和金融机构绩效考核要求，若年末大幅发放贷款，不仅当年确认收益有限，而且还要计提贷款损失准备，且增加来年业务增长压力，不符合金融机构经理人员利益最大化要求。针对年末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需求，金融机构往往是在完成审批后并不即时发放贷款，而是延至来年1月份。此外，在我国，社会融资仍是一种稀缺资源，除少数大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政府融资平台、项目投资均需要在生产建设启动前确保资金已经到位，导致部分融资需求前移。

应该看到，社会融资迅猛增长，也是实体经济资金紧张状况的侧面反映。社会融资演变，存在顺周期特性。在宏观经济回升态势尚未确立之时，微观经济主体大多行为谨慎，融资意愿相对不强。除非出现资金面紧张状况，迫切需要外源融资缓解燃眉之急。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和新增贷款的大幅增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实体经济资金面的紧张态势。

事实上，当前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规模仍在高位，财务费用增长较快，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下降，将会明显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资金运转。通常，为保证企业正常运转，同时又最大限度加快企业产品销售，应收账款规模应与主营业务收入保持一定比例。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截至2012年12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规模达8.22万亿元，同比增长16.9%，较2012年6月末提高了0.5个百分点；应收账款与全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8.97%，较上年同期提高了0.7个百分点。以上情况表明，当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向现金收入转化的机制还存在一定障碍，这不仅影响到工业企业经营利润的质量，而且也会给企业内部资金正常流转带来消极影响。企业资金面紧张状况在工业企业财务费用上也有明显反映。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数据，2012年1—11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发生财务费用1万亿元，同比增长27.2%；虽然增幅较上年同期下降4.8个百分点，但财务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1.22%，较上年同期提高了0.18个百分点，显示财务费用已经成为侵蚀工业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合来看，为缓解微观经济资金紧张状况，同时在项目建设之前注入启动资金，是逆周期宏观调控的本质要求，有利于稳定经济回暖基础。但考虑到我国货币存量规模已经很庞大，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大幅增长不仅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削弱融资约束机制作用，而且还会造成资源闲置与浪费。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社会融资和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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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周股市投资者一定很闹心。但冷静下来，投资者是不是可以更多地揣摩出一些股市未来的趋势？其实，不管本轮牛市是不是“人造牛”都没关系，只要这个“人造牛”是“改革牛”，哪怕是“改革牛+资金牛”，只要不是“杠杆牛”，释放出的就是积极的信号。

观察人士认为，本轮“牛市”被中央寄予厚望，不仅要通过它推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转型升级，还要通过它实现中国国有资本的深化改革，并借此参与全球实业资本争夺。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也必须依托股市加以解决，那就是实体经济去杠杆。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数据，中国企业债务率早已超过100%，远远高于80%的国际安全线;如果再将各级政府显性负债加总，中国经济总体负债率则高达165%。尽管这个数据远不及欧美等国动辄200%甚至500%的负债率，但目前作为弱势货币经济体，这样的负债水平已经十分危险了。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要去杠杆、要降低债务率，用紧缩货币政策试图收回债务的手段不仅无效，而且会让经济受到重创。

怎么办？唯一的道路就是加大股权融资规模，从而降低企业负债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如果我们依然采用紧缩货币的方式、试图通过减少企业贷款的方式去杠杆，那结果一定是中国经济恶性循环。

早在2014年3月，光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盛宏清曾提醒说，企业付息负担较重。据他统计，2013年新增贷款不到9万亿，而企业利息支出就达到5.6万亿，占新增贷款总额的60%;占当年17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额的35%。

新增贷款的60%用于支付利息，只有40%是在支撑企业经营，这样的情况还不够严重吗？当然严重，所以必须予以改变。怎么改变？加大股权类融资，在降低企业财务负担的同时加厚企业利润，让企业有能力扩大在新兴领域的投资，并实现转型升级。

所以，股市很重要。但是，绝不能允许一方面通过股市降低实体经济的杠杆，而另一方面股市自身又杠杆无度。适度的杠杆可以活跃股市，但股市“杠杆泡沫化”比实体经济“杠杆泡沫化”更危险，万一因为某一缘故引发股市下跌，哪怕是正常的深度调整，都有可能刺破股市的“杠杆泡沫”。

因此，要两大措施并举。第一，打掉伞形基金，抑制股市信用过度，这是一个必然的选项;第二，央行加大降准力度，向金融系统释放长期流动性，创造有利于资本形成的金融环境，这当然也是必然的选项。

篇8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触发金融界连串倒闭潮,并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导致美日欧等多国陷入衰退。多国公司陷于财务困境,营运难以为继,裁员、减薪、破产现象频发;政府纷纷出台救市计划,降息、降税、增加补贴、增加投资、金融改革等措施相继出台。而曾经作为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的冰岛在金融海啸中,整个国家的财富几乎全被蒸发,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

一、世界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

2009年底,就在各项救市措施取得初步成效,人们开始对经济有了乐观预期之时,迪拜宣布破产,使经济危机的发展方向变得扑朔迷离。2010年初,希腊再次宣布国家破产,全球股市应声暴跌,世界经济再次遭受重创。至此人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危机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金融风暴将向纵深发展,何时见底的问题再一次变得复杂。

全球性的市场震荡,也使得由发展中国家领跑的全球经济增长局面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近期美日欧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来看,尽管经济的自由落体式下滑已经成为过去,但经济上行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复苏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可以说,我们既要对经济转好抱有信心,又要对前进中的困难和障碍有充分估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用猛烈的经济刺激政策重锤打破坚冰容易,而要融化破碎的冰块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经济的恢复还需要假以时日。

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08年,为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我国政府积极主动,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及时制定完善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央行的连续5次降息和降银行准备金率;出台《国务院刺激经济十条意见》,宣布政府4万亿的救市计划;针对股市、楼市、汇市和保险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大规模减税;实施“家电下乡”及改善民生等政策;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等。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于2009年完成了年初提出的“保八”目标,实现了8.7%的GDP增速,并使我国成为唯一一个在全球经济衰退中迅速恢复增长的大经济体。如图1所示,尽管本轮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创近十年来跌幅最大,但同样很明显的是,从2008年3月到2010年3月,我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了“V”型反转,经济初现复苏曙光。然而经济复苏向好的趋势是否会发生逆转,通货膨胀的风暴会否再次席卷而来,现阶段都还无法确定。2010年国内出现的西部旱灾、南方暴雨、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国际社会出现的希腊破产、全球股市暴跌等不良迹象都将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变得任重而道远。

三、金融危机下的湖南区域竞争力

湖南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省份之一,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就审时度势提出了既符合区域实情又鼓舞人心的“弯道超车”的口号,旨在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利用金融危机对所有区域都不利的影响,在消极的经济环境中积极进取,从而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的差距。而长株潭“两型社会”也是湖南有信心应对金融危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图1也表明,目前在金融大风暴的作用下,我国经济正在再一次探底,“V”型反转之后的总体趋势并不乐观。

(一)金融危机下湖南的基本经济指标

值得肯定的是,在过去的两年里,湖南的基本经济情况是稳定的,其结果也令人们有信心继续对抗新一轮的危机。2008年湖南的GDP是11156.64亿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别为2007.40、4933.08和4216.16亿元。2009年湖南的GDP是12930.69亿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分别为1969.67、5682.19和5278.83亿元。上述数据说明,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势头向好,区域竞争力有望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如图2所示,2009年湖南的GDP、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三项指标值都较2008年有所提高,其中GDP增长了15.9%,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分别增加了15.19%和25.2%,第一产业产值减少了1.88%。

(二)金融危机下湖南的居民消费价格

湖南自2008年至今每个月的CPI指数(见表1),从物价水平的比较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居民消费价格增加的幅度要大于爆发以后。具体表现为2008年的CPI增幅大于2009年,而2009年的CPI增幅小于2010年,即CPI增幅呈“U”型分布。从整体物价水平来看,本轮经济危机造成的物价攀升是明显的,给居民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2008年。尽管2009年的物价水平相对有所回落,但总体上还是偏高,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远还没有消除。2010年,随着经济危机向纵深发展和经济社会未来发展态势的不确定性,湖南的物价水平也呈现了再一次上行的势头。

(三)金融危机下湖南的区域经济结构

2009年,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湖南结合区域经济实际,展开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强基础”的各项工作,而经济结构调整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从各项工作的进展来看,绝大多数经济指标的实绩好于预期,好于同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湖南三大产业的比重为1∶2.5∶2.1,2009年湖南三大产业的比重为1∶2.9∶2.7,可见湖南的区域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目前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突出问题是第三产业比重不够,仍然需要积极有效地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四、金融危机下湖南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十分复杂,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尽管目前湖南经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新一波的危机冲击已经发生,区域经济何时见底具有很强的不可预知性。继续保持以积极的态度应对金融大风暴,扎实推进“弯道超车”计划,是当前湖南的首要选择。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把握“两型社会”机遇,增强抵御风险能力。“两型社会”试验区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这对处在“中部凹地”的湖南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湖南以“两型社会”试验为突破口,结合自身优势,全面提升区域竞争力,力图将湖南的经济结构从过去“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同时“两型社会”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不仅为湖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新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湖南产业的升级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和突破口,这些都将从不同的层面增强湖南抵御金融风暴的能力。

第二,抑制通货膨胀,保障居民支付能力。我国CPI的核算,剔除了房价上涨这一重要因素,因而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可能比公布的CPI指数所反映的要严重得多。要打压通货膨胀率必须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国家要稳定经济就必须对高房价进行适度打压,但又不能打压过猛,如何把握合理的尺度变得十分困难。近几年湖南房价的走势可谓一路高歌,除了2008年下半年有过小幅下跌之外,从2009年年初至今湖南房价实现了又一轮持续飙升。尽管2010年初,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炒房和房价上涨的政策,但由于政府此次的调控对象主要为一线城市,对湖南房价的影响并不显著。湖南现阶段要做的是坚决抵制房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保护居民的消费能力,挪开压在社会总需求背上的高房价。

第三,配合国家政策,改善区域经济形势。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既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手段来保障,同时也依赖于湖南自身对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运用,以此来提振内需、弥补外需的不足以防止区域经济增速下滑。主要做法有:一是夯实基础,稳住投资步伐。抓住难得的国家政策机遇,抓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民生工程建设,重点激活民间投资。二是转变方式,加快结构调整。加快提高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低碳化水平,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开拓市场,发展外向经济。鼓励企业开拓出口市场,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同时努力优化投资环境,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四是办好实事,继续改善民生。把为民办实事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着力提高就业率,加强住房保障,稳定市场预期,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树立居民的消费信心。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2、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篇9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衰退，再次引发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研究。金融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方面，在风险管理、信息提供、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直接反应区域性的特点，而且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的发展水平。因此，探求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制定适合本地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一国经济金融跨越式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1955年、1965年托宾在其《动态总体模型》和《货币与经济增长》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托宾在该模型中引入了货币金融因素，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的机制在于：货币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又影响其消费或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20世纪七十年代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等发展金融学论著问世，标志着发展金融理论的形成。1955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0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以及1967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标志着格利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他们的主要观点有：①货币与各种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类同性与替代性；②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③金融发展的过程是从不发达社会的初始金融制度向发达社会的金融制度的演进；④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创新。麦金农和肖（1973）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这两本巨著的问世，才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提出了金融发展开创性的观点。Kapur（1976），Galbis（1977）等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论证提高利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模型，形成了麦金农-肖学派。Hellmann、Murdock、Stieglitz（1997）等主要从有效需求观点和信息不对称角度批评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上升对经济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可能带来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可能带来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经济增长；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银行从事高风险行业，竞争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也会加剧金融时常的不稳定性。熊・彼特（1990）首先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大影响。此后，第二代金融理论摒弃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把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考虑在内，认为金融体系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形成的，因而也叫内生金融理论。

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这样，导致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金融的运行必然具有区域性不平衡的特点；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的总称，由于自然资源、经济条件、独特区域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重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导致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作用。

1、区域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效率。经济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能够增加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另一方面还可带动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经济运行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通过提高金融市场上融资者和投资者的需求来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同时，经济结构的突变可以导致金融结构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化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导致资源要素的跨区流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会造成金融资源在空间的分布不均衡。

（二）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通过资金优化配置机制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除了要不断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之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注重投资质量比注重投资数量更为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配置，同时金融体系通过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是通过资本积累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资本积累的关键是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首先，金融体系从本身的职能出发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吸收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并转化为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其次，通过金融业务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强、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进而优化储蓄结构、提高边际储蓄倾向；再次，金融机构部门通过利用信用扩张功能，高效运用资金，不断强化风险管理水平，降低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量，增加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将储蓄资金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通过金融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影响和带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内涵增长。金融业是经营资金信用的行业，而资金的运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金融业被称为高风险行业，但同时也是追求经营管理质量的行业，金融部门为规避自身风险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对于其他经济组织则会起到影响带动作用。因此，金融发展不仅从宏观方面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转移，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还能从微观层面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管理机制、经营体制的转换和组织形式演化，推动企业由粗放式向集约化、内涵式方向发展，继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转型。

四是通过资金流导向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提升质量和内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质量与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则。银行业将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和对资产投向的正确引导，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产业、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行业和企业的供给，不断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尽管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本文遵循马尔科・帕加洛（1993）的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揭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假定人口规模是静态不变的，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AK（1）

则经济增长率gt+1为：

gt+1=yt+1/yt-1=Kt+1/Kt-1（2）

为体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该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用于投资。如果用于投资，每期将以δ比例折旧，因此t期总投资为：

It=Kt+1-（1-δ）Kt（3）

假设不存在跨期消费，在一个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总储蓄St等于总投资It。如果金融发展不完美，即总储蓄中有一部分在金融中介过程中损失掉，则总投资仅为总储蓄的一定比例，即：

It=?兹St（4）

将（3）式和（4）式代入（2）式得：

gt+1=It/Kt-δ=A?兹St/yt-δ（5）

去掉时间下标，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率为：

g=A?兹S-δ（6）

其中，s为储蓄率。从式（6）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来影响经济增长率，即θ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储蓄转化为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

（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由（6）式，可以得到：

g＋δ=A?兹S（7）

两边取对数有ln（g＋δ）＝lnA+ln?兹+lnS，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因此假设技术水平和储蓄率在样本期对经济增长不存在影响，可以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GRE=β0+β1FIR+β2FME+β3DSM+β4DIM+ut

（三）指标的说明

1、区域经济增长GDP。本文选择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计量标准。在数据的处理上，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即：GRE=Ln（人均GDP）。

2、金融相关率。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选取云南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均值与该地区当年的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名义GDP。

3、金融中介效率。该指标衡量金融机构资金投放和运用的效率，基于数据可获性，本研究以云南省历年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ME=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名义GDP。

4、股票及证券市场发展程度。股票证券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金融衍生品，反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数据的处理上，本研究将其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水平的度量，即：DSM=股票筹资额/名义GDP。

5、保险市场发展程度DIM。保险是金融重要组成部分，保费收入的多少已经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程度考量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认为，保费收入的高低，可以很容易、很直观地看出该地区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即：DIM=保费收入/名义GDP。

（四）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获性，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09），其中的缺失数据我们利用SPSS软件技术运用线性趋势方法来补足。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的检验。在对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在ADF检验办法下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第一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第二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三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四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五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对时间序列平稳性分析表明，该时间序列组合中的各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这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用ADF法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该序列一阶差分平稳，即序列GRE、FIR、FE、DSM、DI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方程有意义。（表1）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GRE=8.734300-2.007334×FIR+3.285805×FME-1.596637×DSM+38.30740×DIM+ut

t=（29.45565）（-2.438044）（2.975432）（-1.272835）（2.841637）

R2=0.981147adjR2=0.962293

F=52.04057DW=2.374559

从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R2值达到0.98，说明该模型能解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98%，而F值也达到52，其相应的P值也小于0.01，说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该模型是显著的。除DSM变量的统计不显著外，FME、DIM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FME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而DSM变量不显著是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难，近年来虽然不少企业（目前有27家上市公司）通过上市融资，但对经济的贡献还是较少。

（三）误差修正模型。为反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短期作用，我们还引入了误差修正模型（ECM）：

其中，ecmt=ut=GRE-（β0+β1FIR+β2FE+β3DSM+β4DIM）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

GRE=0.260937+1.601170×FIR-2.848265×FME+1.538301×DSM-25.86136×DIM+0.330031×ecmt-1+?着t

t=（2.974781）（1.061053）（-1.232467）（1.392336）（-1.024402）（0.369877）

R2=0.767911adjR2=-0.392537

F=0.661737DW=1.650707

从该误差修正模型来看，拟合效果不好，F值很低，方程不显著，因此需要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利用OLS估计原模型得到残差序列ut，然后利用残差序列的绝对值四次方的倒数作为加权序列，最后利用OLS估计得到新的模型。

t=（6.589094）（-0.212610）（-0.542057）（7.213355）（1.912352）（-4.201929）

R2=0.999999adjR2=0.999996

F=76.34800DW=0.866411

通过修正后，模型的显著性提高，F值也提高了很多，可决系数R2达到0.99，说明方程的解释能力提高。但是DW值有所下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可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作用，这点可以从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看出，长期和短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在长期，金融相关率和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对经济起重要作用；而短期却是保险市场发展和金融效率推动经济的发展，符合云南的实际情况。

（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着力鼓励有实力的地方企业上市融资，推动大中型企业发展，加大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力度，解决其融资难问题。适应当代政策取向，有目标、有步骤地建设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服务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云南地方企业发展、进出口企业融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提供基础与准备。

（二）推动云南地方保险市场发展，扩宽保险渠道，不断增加保险收入。不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云南地方现有金融机构体系，不断进行金融工具与产品创新，适时引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机构落户昆明及周边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昆明开展金融服务，使得整个云南金融体系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从而真正地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中介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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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在经济和金融方面都已经稳居全国各省前列，但广东省内部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巨大的严峻问题；同时，作为金融大省的广东，其经济增长与金融业发展程度的关联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的比较分析，分析了其金融发展差异产生的原因，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广东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提出对未来广东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建议。

一、广东省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现状

(一)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广东的经济发展可从多方面分析，而本文着重提取国内生产总值（GDP）、金融行业发展状况等角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总量增长速度较快，金融资产总额由1993年的5.38万亿元上升到2008年末的62.4万亿元；金融相关率由1978年的92%上升到2008年的207.5%，金融发展的速度要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1]而对广东而言，1978年以来，广东的经济发展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小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1987年以前，广东GDP处于1000亿元以下水平；1988年至1991年增加到2000亿元的水平；1992年至2004年期间，广东GDP每年增加近10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率达到17％。其中，第一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7％，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0.42％，这也说明了第三产业的增长对广东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贡献。

由于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差异，广东的经济发展自然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包括25个市县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顺德、中山、惠州市区、惠阳市、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等)、东翼(包括：汕头、汕尾、揭阳、潮州4市)、西翼(包括：湛江、茂名、阳江3市)，山区五市(主要包括：韶关、清远、梅州、河源、云浮等)四大经济区域。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总量各有偏差,其中截止2009年，珠江三角洲GDP达25606.87亿元，而东翼、西翼、山区五市分别为2104.38亿元、2325.02亿元和2075.36亿元，珠江三角洲地区GDP合计占了广东省GDP的79.74％①。

(二)广东省区域金融发展现状

对一国或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系统性描述可以追溯到戈德斯密斯(1969)，根据他的方法，对金融发展状况规划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是所谓的金融相关比率(FIR)，即一个国家的金融工具总量与实际财富之比。但在现实当中，由于这些存量指标的很难有一个精确地统计，因而往往采取一些变通的方对此进行处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的具体关系，只能依赖于实证研究来解答。”[2]对于我国，由于银行是金融中介的绝对主体，因而谢平(1992)、张杰(1995)、易纲(1996)等所提出的银行存贷款总量与或存贷款总量与GDP之比来表示金融上层建筑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度，这里我们也采用相同的指标。以下表格是广东省各地区1995-2008年的存贷款额度以及存贷比②。从中我们可以得出：

1、广东各项存贷款发展水平。下面图中反映的是广东省银行业金融机构1995年至2008年的存款余额情况③。由表1，反映金融发展情况的各个总量指标的增长都很快，其中各项存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7.79％，而这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8.83％，从而为企业的投资提供了充足的信贷来源；各项贷款余额平均每年增长15.28％。各项存款余额增长较快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长，其原因一是监管当局对存贷比例的控制，二是出于防范风险考虑，银行控制贷款的发放。

2、金融发展的区域非均衡特征。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是广东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一点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也可看出。如表1所示，粤东、粤西、粤北和珠江三角洲的平均存贷比例分别为68.54％、72.58％、66.58%和65.19％。而2008年广东的存贷比例为58.22％，说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存贷比具有逐步降低的趋势，较其他三大经济区域来说资金来源相对宽裕。

3、存贷比的变化。存贷比率是金融结构差异中反映资金聚集与辐射的重要指标。从图1中可看出，1997年至1999年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珠三角地区受到较大冲击，存贷比明显低于粤西地区；2000和2001年两区域的存贷比几乎相当；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经济景气程度提升，珠三角地区的存贷比明显高于粤西地区。这说明在经济不景气阶段，资金更多流向欠发达的粤西及珠三角的惠州与江门，在经济景气时，资金更多聚集于珠三角的发达地区。

从存贷比还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与经营效率的权衡。近1O年深圳金融机构的存贷比稳中有升，并控制在0.8以内，说明深圳金融机构不仅经营稳健且效益良好；广州市相对稳定在0.65左右，东莞市稳定在0.5-0.58之间，这两个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比控制在0.75以下，经营总体风险低，但经营效益将受影响；而其他城市均出现下降趋势，经营风险虽低，但效益也相对低。

二、广东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变量数据的一个总体性规律，但难以对其背后的动因进行更深入有效地分析。因而这里我们拟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计量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选择常用的金融相关率(FIR)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即广义货币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的比值，国内金融相关率通常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与GDP的比值；选取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所需数据均来自广东省统计年鉴。本文将金融机构存款总额(TD)、贷款总额(TL)、GDP、PGDP都以对数（log）形式转化计算金融相关率FIR；同时为了将指标的变化趋势转变成线性趋势，对FIR和PGDP 取自然对数，得变量LFIR和LPGDP④。

（二）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检验对LFIR和LPGDP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DLPGDP是对LPGDP进行二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是LPGDP的增长量，同理可得DLFIR。从表6可知，广东省实际LPGDP和LFIR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O%显著性水平的MacKinnon临界值，无法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LPGDP和LFIR两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对它们进行二阶差分后，再进行ADF检验，发现DLPGDP和DLFIR的ADF检验值均小于1%显著性水平的MacKinnon临界值，得出DLPGDP和DLFIR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平稳。

（三）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知，非平稳序列LPGDP和LFIR经二阶差分后成为平稳序列，是二阶单整的，符合协整分析的条件。采用EG两步法，检验LPGDP和LFIR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以LFIR为自变量、LPGDP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OLS回归：

LPGDP=β0+β1LFIR+εt （1）

得： LGDP=3.303586LFIR+6.392807+εt（2）

(0.313753)(0.263648)

R2=0.853694 DW=0.31598

其中：括号内为回归系数t统计量，在显著性水平为5％、样本容量为21、解释变量为1时，查表得dL-1.221，dU-1．420，因为DW项=0．316

在log(PGDP)对LFIR回归中添入AR（1）项和AR（2）项，得到新的回归结果：

LGDP=1.817995LFIR+8.347549+εt+[AR(1)= 1.499108]+[AR（2）=-0.568159]

（3.7713）（6.122036）

R2=0.975966DW=1.605822（3）

此时dU

式（3）已不存在自相关问题，整体拟合程度好，且解释变量与常数项通过t检验，具有显著意义。

之后再对式（3）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选择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并由SI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1，结果显示(表7)，残差序列的ADF检验值小于l%显著性水平的MacKinnon临界值，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残差序列滞后一阶平稳。检验表明，LPGDP和LFI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广东省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DLPGDP和DLFIR两个序列进行检验。

从表8可知：

1、当滞后一期时，DLPGDP和DLFIR都不是对方的格兰杰成因；当滞后两期时，DLFIR在1%显著性水平上构成DLPGDP的格兰杰成因，认为DLFIR是DLPGDP格兰杰成因的错误概率仅为0.00067；当滞后三期时，DLFIR在1%显著性水平上构成DLPGDP的格兰杰成因；DLPGDP在10%显著性水平上构成DLFIR的格兰杰成因。

2、DLFIR和DLPGDP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并非同时相互影响，DLFIR滞后两期P构成DLPGDP的格兰杰成因，而DLPGDP则在滞后三期时与DLFIR相互构成对方的格兰杰成因。

由此得出：（1）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滞后期为两年；（2）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也推动了金融发展，滞后期为三年。（3）广东省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相促进，相互交错推动进步。

相关分析表明，广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且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引起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对反过来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广东省金融发展水平受其前期影响巨大且显著，经济增长跨期影响推动金融发展，间隔为3a。目前，广东省处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相互推动、互相影响的阶段。

前面的分析是基于金融发展的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但由于经济总量对金融工具总量的释稀作用，因而有时直接的总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并不能很好的反映二者的关系，

珠三角的金融相关比率平均每增长8％，GDP将增长15％，远高于其它三大经济区域的发展水平，说明珠三角的金融发展深度相较于其它地区要高得多。

三、结论、成因与政策建议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

（一）广东省及各经济区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强相关，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金融资产的合理流动，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产业结构。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可归结为以下原因：广东经济在全国各省份中较为发达，金融产业发展较快；广东作为全国华侨最多的省份，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大量粤侨汇回家乡的资金，从而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比邻港澳国际金融中心让广东的资金融通与资金流动更为方便，促进了广东金融发展。

（二）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金融发展深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同步增长现象，但珠三角发达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欠发达地区金融深度和经济水平差距逐渐距扩大。这是因为无论在经济基础，投资环境等硬件，还是市场深度、政策支持等软件，珠三角地区都优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金融市场结构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使社会资金在资金富余者和资金短缺者之间流动，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尚未满足这一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速度、金融业发展都位居全国前茅，整体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储蓄扩大，这种持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3]例如，广东也面临二元经济的瓶颈：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是欠发达的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广东经济总量中75％以上来源于珠三角，而广东51个山区县虽然占全省总人口的40％，占总面积的64％,但2008年其GDP仅占全省的11％⑤。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广东省人均GDP为37589元人民币，其中珠三角人均62643.83元人民币，东西两翼约16648元人民币，而山区只有15539元人民币，珠三角人均GDP是山区的3.76倍⑥。已形成明显的金融区域二元结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金融政策僵化，没有针对具体地区制定。广东金融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很大程度上与现行“一刀切” 的金融政策有关。[4]从存款准备金制度看，由于法定准备金率全国统一，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面流通货币信用化不足，资金又向珠三角地区流动，使得该地区的货币乘数小于珠三角地区，导致当地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远远小于珠三角地区，带来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此外，珠三角以外地区的边际利润率低于珠三角地区，由于利率管制造成的统一存贷款利率，使得珠三角地区实际上享有利率优势，吸纳更多其他地区的资金。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与珠三角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资本市场仍处于滞后状态，存在资本市场结构极不平衡，筹资能力差距大与地区资本市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深圳证券交易所使大量其他地区资金涌向珠三角地区；沪深股市广东籍上市公司中有8O％ 以上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同时，各种投资基金在珠三角以外地区尚属空白。这些因素制约了珠三角外其他地区的发展。

3、金融机构布局差异。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布局发展较快，形成了国有银行、商业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齐头并进的局面；相比之下，广东省除珠三角外的其他地区仍是以国有银行为主题，缺乏竞争导致可持续发展乏力。

4、部分地区信用缺失严重，金融生态环境薄弱。那些整体金融生态状况排名比较靠后的城市，基本都是金融主体基础较为薄弱，金融生态环境不够理想，容易遭受各种内外部冲击的影响。以梅州为例，当地因为信用环境尚未根本好转，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一些企业在经营困难，甚至仅仅是出现临时性效益滑坡时，往往采取极端方式，逃废银行债务，以牺牲银行利益来保全自身利益。据统计，2005年度，梅州市金融机构企业贷款共计8509笔，违约笔数高达6542笔，违约率76.188%。[5]信用缺失已经扭曲市场运行机制，企业贷款违约现象普遍，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制约了银行信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导致了商业信用无所作为，制约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潜力未得到有效发挥。

广东省政府公布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案中，政府明确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珠江三角洲地区空间布局，以广州、深圳为中心，以珠江口东岸、西岸为重点，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发展，形成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地区优势充分发挥的协调发展新格局。”并提出如下政策：①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②优化珠江口东岸地区功能布局；③提升珠江口西岸地区发展水平；④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⑤带动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发展。[6]以上面的分析为基础，为解决存在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如下对策措施：

1、政府主导，改善广东珠三角地区以外的投资环境。这方面要从软、硬件两方面入手。硬件上，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企业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具体策略上，一是产品竞争力战略。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现产品高端化；推动出口产业从资源、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品牌密集型转变，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东盟、南美、非洲、中东、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积极开拓服务产品出口；积极拓展外资来源地，实现贸易、投资、技术、人才和资源市场多元化。三是企业国际化战略。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培育本土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实现标准国际化。[7]这些珠三角以前一直在做的事情，现在珠三角外地区也要积极去做。在书记提出的“腾笼换鸟”政策支持上，珠三角外地区应大力吸收珠三角转移企业以及产业，发展自身经济；软件上，改善珠三角以外地区的社会信用状况。要大力提高这些地区企业信用评级和信息透明度，增强公众信用意识。最后，政府要在产业投资方向上给予指导，为商业性资金投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并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

2、建立和健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额金融服务体系。为了做到这点，要积极扶持全国性或区域性商业银行在欠发达地，积极培育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市场区设立分支机构。在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珠三角外地区的同时大力发展民间金融，诸如交通、中信、光大、兴业、招商、华夏、平安等全国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行去这些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应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立条件，适当降低这些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条件；同时，大力促进当地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并努力提高金融效率。众多金融机构的引入形成了有序竞争的格局，可以大大提高间接融资效率，从而为当地经济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3、大力培育和发展由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发起的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同时破除农村信用社垄断，使地下金融正规化。而要破除农村信用社的垄断地位，就必须建立农村金融商业机构。从目前来看，小额信贷是为了解决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金融中介，按照组织化、制度化、商业经营原则，为具有一定潜在负债能力的低收入阶层提供无须抵押担保的小额、短期、简便、连续的信贷服务。小额信贷组织不吸收存款，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捐赠资金或单一来源的批发资金，资金运用限定在对区域内农户和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贷款利率由借贷双方按有关法律法规自由协商。因此小额信贷具有资金周转快、覆盖面大、还贷率高、经济效益好等特点。

4、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加大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权的尊重，倡导政府部门带头守信，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诚信企业的支持，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金融机构落实金融债权，从严打击企业逃废债行为，消除银行由于对诚信度不高的企业而引起的疑虑和担忧， 实现金融安全区和社会信用建设的良性互动，为金融机构的安全生存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金融机构应当加强与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协调沟通，推动信用社区建设。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数据来源于历年来《广东统计年鉴》

参考文献：

[1]汤究达，2008，《1995~2004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方向性实证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艾洪德、徐明圣等，2006，《区域金融研究：以辽宁省为例》，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郑长德，2007，《中国转型时期的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4]黄湘雄、，2004，《广东区域金融发展实证研究》，《南方金融》，第9期

[5]李鲁云，2005，《构建泛珠三角金融合作平台，推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广东经济》，第11期

[6]国家发改委，2008，《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

[7]张文云、徐润萍，2004，《珠三角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支持的效应分析》，《南方金融》，第6期

[8]黄德权，2008，《广东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开发研究》，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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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2-0038-03中图分类号:F830.3文献标识码:A

在中部等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如何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银行发展搞好服务,银行如何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思路,加大支持力度,在提高金融机构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从而实现金融与地方经济的“双赢”,既是一个理论课题,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

一､当前金融与地方经济的矛盾及原因

近年来,在中部等欠发达地区,随着区域经济的转型和金融业务改革的深化,地方经济与金融的矛盾日益显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许多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只强调金融业的资金供给功能｡在实际工作中,仅把金融业作为一个“柜员机”,需要资金支持时则按一按,而对金融业的产业定位､产业功能､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产业发展和产业环境等方面则关注甚少,严重地制约了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

二是企业逃废债现象比较严重｡在外部环境驱使下,某些地方企业在经营困难,甚至仅仅是出现临时性效益滑坡时,采取极端方式逃废银行债务,以牺牲银行利益保全自身利益｡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信用差,一些国有企业借改制､重组､破产之机逃废银行债务,而且这种行为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

三是地方司法行政环境欠佳,金融债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行政､司法环境不理想,对金融债权保护未予以重视｡有的地方政府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虑,在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使得银行在债权债务诉讼中“胜诉率高､执行率低”｡执法不严,案件胜诉后执行难,在落实债权､处置抵押物､强制执行等方面受到有关方面的干预,保全债权困难｡

四是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行政不作为现象,金融机构正常业务得不到保障｡受地方财政能力有限的制约,政府在举办大型市政项目时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但政府在有关项目投入运营后出现了不履行职责､行政不作为等损害金融机构利益的现象｡银企关系趋于紧张,金融信用环境的恶化在严重影响金融业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

五是金融支持力度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坚持“抓大放小､择强舍弱”的市场原则,不断增加对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的资金投入,县域金融支持力度日益弱化｡农村的大量资金流向了城市,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村成为金融资源的净供给者,使得本来就相对薄弱的农村金融资源经过多番“抽取”,农村可用资金越来越少｡

金融与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相互沟通､交流､合作不够,信息渠道不畅｡从根本上讲,银行发展和企业､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由于缺乏沟通和理解,影响了贷款的良性运转｡一方面,政府和银行之间相互沟通不够,缺乏经常性的交流渠道和机制｡特别是政府部门对银行反映的问题和困难有时候重视不够,对金融部门指责的多,理解关心的少,一些部门领导对金融规律认识不够深入,惯用行政手段干预银行经营,还有的政府职能部门不能及时向银行提供有用的信息,对银行信贷的推介､引导不够｡另一方面,银行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比较严重｡银行从企业以外获取其信用状况等财务信息的渠道不多｡不少企业财务管理不够规范,规避财务风险的意识不强,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提供虚假信息,资金链出现问题时拒绝和银行合作｡

二､实现金融与地方经济双赢的基本思路与对策

银行与地方经济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地方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企业的壮大可以促进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既能提高效益,又能化解金融风险｡因此,地方和金融要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牢固树立共存共荣的思想,建立起相互支持､诚实守信､风险共担､共同发展的良性发展机制,促进金融与地方经济共同发展｡

(一)转变观念,客观看待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和地方经济的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金融和地方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新的变化,金融部门首先追求的是自身的发展,当然,其自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又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对地方来说,支持和推动金融发展,能为经济建设提供积极有效的保障,对金融来说,地方经济是金融发展的依托,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就是发展和保护金融本身｡因此,地方和金融都应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牢固树立共存共荣的思想,进一步加强银地､银企合作,促进金融与地方经济共同发展｡

首先,地方政府应认真研究金融改革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前,我国金融改革正逐步深入,银行在管理理念和方法上逐步与国际接轨,与以往粗放式管理相比,信贷投放安全性要求更高｡各级党政领导应加强对现代金融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了解,加强对金融改革的研究,超前把握趋势和影响,积极研究应对措施｡

其次,把银行业真正作为产业来对待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产业化运作越来越强｡各级各部门要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银行是国家的“钱库”和“出纳”的观念,把银行业真正作为产业来对待,关心､支持其发展｡只有把这个产业本身做大做强了,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再次,银行业应树立辩证的风险观｡现在一些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顾虑很多,这与上级行考核力度大有关系,但也不排除怕担风险的因素｡对银行贷款风险要辩证地看,要看到风险本身也蕴含着收益,风险处理把握得好,经济效益和回报就高｡应摒弃以不作为来防范风险的消极做法,在发展中防范风险,在发展中化解风险｡把增强自身效益和承担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二)加强信任合作,建立政､银､企长效合作沟通机制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推动工商企业和各银行以及各相关部门密切合作,诚信为本,以市场为纽带,以“双赢”为目标,努力建立新型银企合作关系,

第一,政银企三方应建立信任合作和沟通机制｡在地方党政､银行和企业之间,应相互理解,多联系,少指责,多沟通,少猜疑｡地方政府应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创造性地培育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主动向所在地金融机构推荐优质信贷项目,积极争取信贷资金,并积极帮助金融部门清理逾期贷款,化解金融风险｡工商企业要不断加强信用建设,按期还本付息,加强与银行的合作和联系｡河南省新乡市积极搭建银政､银企沟通平台,建立了由市政府牵头,综合经济部门､各金融机构参加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议制度,收到了明显成效｡各地要经常举办工商企业融资及金融新产品推介会,为银企双方的信息沟通搭建平台,推进银企合作｡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服务和监管,切实为企业､为各商业银行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不断探索新办法､新路子｡

第二,地方政府应建立信贷投入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应加强对金融机构支持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激励,为在当地信贷投入大的金融机构提供优惠政策,以调动金融机构的信贷积极性｡一是根据金融机构对地方经济的信贷支持贡献度情况决定财政性资金的存放｡二是根据金融机构贡献度在土地购置､网点建设､税费等方面进行约束和激励｡三是设立金融创新奖,对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活动成果显著的金融机构及有关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所需奖励费用从专项资金中安排｡

第三,金融部门应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金融业要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努力在支持地方经济中实现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千方百计争取上级银行放宽对地方的贷款规模,使信贷资金投放增长高于全年GDP的增长｡商业银行新增存款中要保证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正确处理支持经济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努力做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样才能确保存款和贷款的永续增长,使银行经济效益的源泉永远涌流,实现区域经济与金融机构的“双赢”｡要进一步增强服务经济的创新意识和发展意识,积极主动地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和企业,主动到贷款户､企业了解情况,寻找客户,发现大量回报率高的项目,像组织存款一样组织发放贷款,加大筹资融资力度,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近几年来,交通银行郑州分行在促进河南经济发展中,使自己获得了根深叶茂的沃土,成为全国金融业的先进典型｡

(三)加强诚信建设,为双赢创造良好环境

今后,区域间资金的流动,将更多地取决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只有营造出一个良好的金融运行环境,才能赢得有效信贷投入的增加,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小康目标的全面实现才有可靠的资金保证｡当前经济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风险隐患和突出问题,影响金融业的正常运行和经济金融稳定,阻碍着经济发展,使双赢难以顺利进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必须坚持诚信为先,大力整治社会信用秩序,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第一,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为主体,分步推动”的原则,逐步建立企业信用记录､信息征集､信用评价､信用信息咨询服务等社会化网络体系｡在信用建设中,要加快信用政府建设,打造诚信政府｡政府信用建设既是信用建设的主体,又是社会信用建设的先导｡要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为目标,加快行政许可､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加强公务员行为监督,落实行政过错追究制,加快推进依法行政的步伐｡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减少对金融业不正当的行政干预,规范对金融机构的检查｡

篇12

近年来，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省市之间合作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部门之间合作更加紧密，企业之间合作快速发展。《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也可能将在近期出台，无疑将大大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但相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合作体制机制仍不完善。京津冀地区的国家区域规划指导和省市政府间高层对话机制尚未形成，合作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二是区域互动发展机制仍未形成。缺乏区域整体发展的理念，区域内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现象依然存在。区域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程度较低，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缺乏有机衔接，相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缓慢。三是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仍不协调。京津冀区域内部，产业配套水平相对较低，产业融合度不高，合作范围局限于产业链的低受益环节，很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零配件在区域内没有形成配套，科研成果也难以近距离扩散。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相对较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识上不统一。由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差异，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过程中，河北省的态度非常积极，但北京和天津相对较弱，制约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在这一情况下，对于河北来说，完善产业体系建设，提升自身地位，在参与区域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金融危机对河北完善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

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看，金融危机爆发阶段已经结束，但影响依旧存在，全球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体系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金融危机后，第三次产业革命爆发式的技术进步阶段已经结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产品已在全球普及，新技术产品正从产品研发创新逐步进入生产工艺优化和满足个性化需求阶段。同时，新技术已经充分应用于传统产业改造，依靠新技术的运用提升传统产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已经不大。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优势必然会减弱，新兴工业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将有所提高。

从河北情况来，虽然金融危机对河北经济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但对河北省来说，金融危机和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带来更多的是机遇。

河北的钢铁、石化、装备制造业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也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从产业分工上来看，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这一领域即将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主战场和产业发展的重心。河北省凭借生产规模的优势，依靠与生产环节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成本优势和产品的多样化可全面提升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河北省支柱产业是钢铁、石化、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在这些行业河北省具有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产业配套体系也比较成熟，产业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今后，随着传统行业对外生性技术进步的依赖减弱，竞争将更多的依靠资源、成本、规模和配套体系等内生因素，这对于河北省发展这些行业非常有利。尽管在创新能力方面，我省排名还比较靠后，但只要我们能充分依靠河北省已经形成的产业规模和产业传统的基础，抓住产业创新主战场的转移的机遇，借助军民结合创新体系的构建，大力提升河北省的创新能力，依靠产业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提高现有产业的生产效率，必将全面提升河北省的产业竞争优势。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河北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

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用“两环”优势，可以促进河北省完善产业体系建设，从而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同时，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新情况，也为河北省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新的机遇。根据这些新的情况，河北省参与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1.总体战略――以竞争促合作求发展

在以往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中，京津地区凭借其在科技创新、人才、交通、市场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产业形成了较强竞争力，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河北由于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同一区域内河北省在吸引投资项目、人才和资金的竞争中处于下风。20多年来河北省一直比较重视环京津战略，但事实上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京津地区对与河北的合作重视不够。京津地区在科技创新、人才、交通、市场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突出，在优势产业上，虽然与河北省进行产业合作可以降低一些成本，但与其自身具备的优势相比，降低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并不能显现出多少优势，诱惑力不大。另一方面，京津地区的郊区与市中心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在劳动力、土地的成本方面与河北周边差距也不是十分明显，京津两地优势产业的生产环节和配套产业大多建设在远郊的一些开发区里，向辖区外扩散的较少。在这一情况下，导致京津冀合作，河北“一头热”的现象。京津冀产业合作缺乏，京津冀地区的产业配套程度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金融危机爆发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为河北省带来机遇，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制造环节将成为创新的主战场，规模、资源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形成的成本因素将成为传统行业竞争的主要领域。河北省优势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使得河北省有机会提高自身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的地位。

河北省要依靠自身优势，抓住发展机遇，采取自主发展战略，以竞争者的姿态在多领域进军京津地区的优势产业，以竞争促进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

实践证明，只有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发达地区的优势产业才会将一些生产环节转移到最适合产业发展的区域。例如，在长三角地区，上海市作为中心城市具备引领区域产业发展的优势。为防止产业扩散，上海市在周边远郊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区，想通过产业在辖区内的分散缓解产业转移的矛盾。但实施效果却不理想，这些园区经历一段时间后并没有发展起来，产业还是转移到了苏南地区。根本原因就是上海地区优势行业的企业在市场中感受到了来自苏南地区同类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迫于降低成本的压力，上海地区优势行业的企业不得不将某些生产环节转移到苏南地区。苏南地区通过与上海优势产业的竞争促进了上海与苏南地区的产业合作。

目前，金融危机和国际产业分工变化已经给河北的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交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对接的建设将使河北省在空间上缩小与京津地区的距离。随着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的推进，城市承载能力增强和公共服务环境改善，使河北在地区发展水平上缩小了与与京津地区的差距。京津地区在交通、信息、科技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已逐渐为河北所共有，而河北在自然资源、产业传统方面的优势在京津冀地区却为河北所独有。因此，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河北省在未来京津冀地区区域合作中将逐渐起到主导者的作用。

以竞争促进合作，在合作中求得共赢，应该成为未来河北省在京津冀区域合作中的总体战略。具体来讲，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行战略的调整：

2.产业合作上变“产业链错位发展”为“产业链延伸竞争”

由于京津地区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以往河北省环京津地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时，一直实行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实施错位发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环节。

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将使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格局发生大的变化。在市场竞争中，产品研发创新的作用将日趋下降，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满足个性化需求将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竞争领域。这种情况下，京津地区创新能力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优势将有所下降。河北省凭借高新技术产业制造环节的规模和产业配套体系，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将提高。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将成为创新的主战场，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将更具体，更多的与生产结合，也使河北省自身的创新力量能更多的参与进来。河北省可以借助军民结合创新体系的建立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力量，通过自主创新与引入科技、人才要素结合，通过制造环节的优势逐渐向研发渗透，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直接与京津地区在产业链的高端竞争。

3.合作方式上变“产业转移”为“要素转移”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上，以往强调更多的是产业转移，河北省也大都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做文章。其实，随着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产业转移的概念只适用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而未来的发展趋势京津冀将是在同一区域一体化的产业分工上合作。

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将使京津地区的信息、科技、交通等优势为河北所共有，要素将在三地快速流动，甚至很快就可以建立一体化的市场。因此，在合作方式上，河北考虑更多的应是如何吸引三地中资金、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和如何更多的占有共同的市场。河北将与京津地区共同竞争这些生产要素。例如：北京地区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科技和人才的优势，但在北京的大部分高水平研究机构、高校，只是因为地利的原因更多的参与了北京的经济建设。在一体化的将来，河北必将更多的与这些科研机构合作。

4.区域发展上变“中心依附”为“中心替代”

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多年来河北省实施的环京津战略一直为依附战略。在产业上与京津地区“错位”发展，发展京津地区优势产业的配套产业。在区域发展方面，在规划、建设上也一直以京津地区为中心，为京津地区服务。这样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京津地区的优势，但客观上也增加了对京津地区的依赖性。

随着交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接轨建设，将使河北更多城市进入京津地区“一小时”经济圈，与京津的基础设施对接逐渐加强。从空间上缩短了与京津地区的距离。另外，随着河北省城市面貌三年大变样的开展，河北省的城市承载能力增强，公共服务环境改善。在发展水平上减少了与京津地区的差距。这些条件的改变，使廊坊、唐山等地区具有了与京津地区相当的投资环境。而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又使河北这些地区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

在这一情况下，河北在环京津地区的发展上要实行战略调整，变“中心依附”战略为“中心替代”战略。在唐山、廊坊和石家庄等有条件的城市发展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京津地区的优势产业，凭借成本优势与京津地区开展竞争与合作。例如在唐山、廊坊发展总部经济、中心商贸，在石家庄发展金融服务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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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9-041-01

一、引言

源于美国房贷市场的次贷危机，逐步演化为金融风暴，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并向实体经济扩延。在经济全球化中迅速崛起的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虽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损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冲击。我们必须抓住这次金融危机带来产业重大调整和重新洗牌的机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这其中，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至关重要：一是，在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加工型企业而临生产要素供给从紧，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用群体的力量增强区域抗风险和经济高增长能力。二是，加强地区政府间的合作以发挥其引导作用，减少市场的盲目性，保证跨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

二、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现状

（一）区域经济合作已取得了一定进展

近年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区域融合不断深化，国家四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望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生力量。目前，东部地区三大城市圈经济合作活跃，如“长江三角洲”地区15个城市，通过协议分工的方式，在旅游业合作等方而达成协议，共同开拓和开放市场，共同获利。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处于浅度竞争层而，中部地区在经济互补的基础上初步进行了经济合作，西部地区在较低的经济层而上开展了制度导向互补型合作。

（二）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较低

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垂直分工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由于白然条件差异、交通条件的限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长期以来，我国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在技术合作、资本提供、环境污染治理及管理经验交流等方而的合作上缺乏积极性，这增加了企业在地区间投资交易费，直接或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竞争力。同时合作形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良好的区域产业链。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由于缺乏合作经验及相关的法律保证，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尚未形成。未成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在区域合作出现摩擦时仍主要由中央协调，并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同时由于缺乏区域性空间规划，导致区域合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产业结构趋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粗线条”的区域发展政策有很多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区域政策市根据东中西三大地带和四大板块为基本范围制订的，虽然比“一刀切”的政策有所进步，但仍失之过粗。区域政策的制定应按照区域类型“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

三、加强我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一）搞好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规划

做好区域经济合作规划，根据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力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区域合作发展战略、主要任务和重点布局。统筹安排区域内城市功能定位、骨干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水资源保护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努力实现区域内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共享、文化互融。

（二）建立相互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

加紧清理地方立法和政策体系中涉及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和条款，建立相互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各地方政府遵循同样的社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共同的经济行为规范，大大减少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体制，如大体一致的就业条件、充分合作相互支持的市场管理机构以及大体一致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和制度等。

（三）建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

成立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负责编制区域性空间规划、主持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提出促进特定地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负责跨省市行政区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实施，负责跨省市行政区流域的综合治理与环境保护、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促进国际次区域的合作等。

（四）构建良好的区域产业链

各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根据优势互补、利益共赢的原则，充分利用各区域生产要素的差异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互补型，通过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在地区间的转移，实现产品的横向分工。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区在各产业中努力构建相关产业链，各地区分别承接其中的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如此形成的一条产业链有利于发挥各区域自身优势，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扩大就业，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五）加快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突出企业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