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求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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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1-0020-04

一、引言

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探究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以及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工资的接受者，工资是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被决定。其中，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受劳动力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影响而独立决定，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是外生的，给定需求与工资水平，供给被内生决定、受需求的调节，认为在均衡之外不存在多余供给，劳动供求不能调节工资，工资调节着供给以迎合劳动的需求，即长期市场必然完全出清，市场零失业。而马克思从生产领域出发解释工资的独立决定，认为工资由生产过程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与供求无关，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但认为劳动力供给并不受需求的调节，是自发独立决定的，所以当劳动力供过于求时，多余的劳动力被解释为相对过剩人口，由此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市场非出清的原因。但是，马克思没有给出劳动力供给独立决定的原因，而且将失业引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机制，显然理论与现实存在矛盾。

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劳动力的供给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是内生的，假定劳动力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而独立供给，工资水平由最后一单位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形成于劳动力市场内。之后，刘易斯用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完善克拉克无法解释当边际生产力递减至零甚至负数时工资不为零的特殊性。马歇尔提出均衡理论，认为劳动力供求决定均衡工资水平，工资于市场内生，反过来工资水平的不断变化也可以促使劳动力供求均衡。所以从长期看，得出劳动力市场可以完全出清的结论。

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对新古典经济的均衡理论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劳动力市场实际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其出清工资水平，且具有向下的粘性，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失去了对工资的调节功能；二是无论市场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长期内都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人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现实对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供求决定机制提出了质疑。

对此，凯恩斯在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同时，对新古典经济模型中隐含假设价格可以随供求变化而作出迅速反应，即价格具有浮动性提出了否定，引出工资粘性理论解释了现实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出清水平的缘由。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因劳动力存量市场工会力量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工资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粘性，导致流量市场上劳动力的需求量下降，而在此背景下，流量市场劳动力的意愿供给原则上只增不减，这些供给能否实现就业取决于厂商对劳动的意愿需求。显然，当前者大于后者形成失业就是非自愿性失业，对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实情的非自愿失业现象作出了一种理论解析。

然而，凯恩斯学派一方面在劳动力存量市场上指出工资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流量市场用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均衡模型分析问题，造成了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的冲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这一冲突。

二、文献综述

依据新古典学派原理解释，只要劳动力市场完善、健全，市场一定可以形成使得劳动供求均衡的出清工资水平。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没有形成出清工资水平，是因为市场化不健全。庇古给出现实市场出现失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当前的工资水平，其被称之为自愿失业，而因摩擦性因素出现的则称之为摩擦性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典经济学理论，既强调了理论的实用性，也对现实情况做了新的解释。新古典学家认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从长期看劳恿κ谐×闶б档墓鄣悖即在完全市场化前提下，市场能够形成出清工资水平使得市场供求均衡。但是认为工资是内生的，将失业的缘由归结于现实劳动力市场化不健全，造成了摩擦性失业，且是自愿的、短期的。显然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新古典理论与实际的矛盾。

确实，运用庇古市场化不健全观点可以解释部分现实现象。比如说，市场化学说对建成健全的工资决定机制影响深刻。刘俊和徐志强[1]指出要想实现这一机制就要使工资体系和结构随市场化进程相同步，只有使得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水平提高，才能建成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且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以及失业率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城市化方面，张松林[2]指出在完全城市化进程中，市场化完善程度对劳动收入的占比负效应越来越弱，应以市场化来推进城市化，以加快城市发展建设。在收入分配方面，田卫民[3]、陈享光和李克歌[4]指出，正是因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不健全，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有了较大的分化。柴国俊[5]、贺光烨和吴晓刚[6]认为需要加大市场竞争才能改善性别歧视，因为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完善，收入差距因性别差异而不断扩大。

综上，说明从市场化不健全角度出发，确实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了生活中的一些不规则常态。但仍旧无法解释无论经济实况如何都存在的大量失业，还是非自愿的，长期的。事实证明，即使在西方市场化水平已然很高的国家依然是失业与高工资水平并存的状态，说明它们的市场还是非出清，所以现实与理论之间矛盾依旧突出。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市场出清问题作了探究，点明了市场非出清的根源是名义工资粘性的存在，并提出了粘性工资理论，认为工资的决定与劳动力的供求无关。认为是市场内部失灵、有障碍，然而却用工会力量、信息不及时等一系列市场外部原因来解释为何供求机制对工资失去调节功能。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价格形成是由要素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构成均衡水平，即在厂商的生产函数里，要素供给与需求是自变量，价格是因变量。而在凯恩斯经济学生产函数中，不仅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相互独立，工资也与供求独立，供给、需求和工资三者两两独立，所以就出现市场非出清的一个常态，否定了供求关系对工资的影响。换句话说，凯恩斯也认为工资不是由供求机制所决定。

运用凯恩斯模型确实可以解析庇古非市场化论不能解释的部分。例如，王艺明和蔡昌达[7]、杨慎可[8]利用凯恩斯模型分布证明了因成本渠道的存在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和政府财政乘数效应，使得不同类型的政策所起作用差别较大。张四灿和张云[9]在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框架下，解释了中国经济波动出现的平稳化趋势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的不断变化有关。在就业与失业方面，王君斌和王文甫[10]、郭春良和吕心阳[11]在动态凯恩斯主要视角下得出就业波动与非技术冲击相关性不大，应留意市场非完全竞争因素。同样视角下陈利锋[12]发现“失业回滞”问题在中国的存在，解释了我国失业表现出较强持续性的原因，指出失业的持续性及失业超调的幅度会因不同冲击、不同劳动偏好等系数的不同而不同。

显然，凯恩斯模型对市场出清假说作出了重要补充，对于解析现实高工资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有着重要贡献，但是模型自身并没有解析彻底而且只能解释周期性的非自愿失业常态。之所以根据有效市场理论信息不能反映到劳动力供求关系上从而调节工资、工资也不能反过来调节供求关系，是因为工资本身就不在供求框架中形成。显然凯恩斯理论存在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的冲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这一冲突，并理解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机制。

三、经验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经验分析

研究发现，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都是在总量模型内分析价格（工资）与市场出清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可以将前人就此发展脉络概括为表1。

新古典模型隐含了一个对价格的假设，即价格（工资）可以随着供求的变动作出快速的反应，所以得出无论是一般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总是可以长期出清且价格保持均衡的结论。然而，凯恩斯学派对工资具有浮动性或伸缩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经济中，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工资是刚性、粘性的。依据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将总量区分为流通量和非流通量，可以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总量区分为流量与存量。基于存量―流量模型，凯恩斯在谈论工资与市场出清时定义的工资内生其实与古典经济学派、马克思、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外生或内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内生于劳动力存量市场，后者是内生或外生于劳动力流量市场。

经验事实证明，存量市场上的劳动者都是已就业人士，一般情况下，所关注的是工资水平，而流量市场上的劳动者都是求职者，所关注的却是能否成功就业。所以，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形成与流量市场上的就业因素无关，只与存量市场上的非就业因素有关，也就与供求机制无关。在劳动力存量市场上，因劳动力具有一般产品所不具有的激励特殊性，厂商会因为想要得到高效率产能而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防止后者偷懒而只能获取低效率的产能。然而，劳动者若工作努力，会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所以存量市场上的劳动者努力工作程度取决于厂商所愿给予的激励，即劳动力存量市场工资水平的变动由激励机制所决定。

（二）模型构建

本文在徐泓等所用的ROSS激励机制模型的基A上进行修正，构建存量市场员工工资水平与厂商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模型修正的研究思路为：（1）给出模型的基本假设和模型；（2）在前文基础上，指出模型缺陷；（3）在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修正模型。

1.ROSS激励机制模型。激励机制采用线性法则，表示为w0=b+p×y，w0代表员工获得的实际工资，b代表员工的基本工资，p代表员工参与厂商利润的分成比例，y表示厂商利润，即b×y等于员工的绩效工资。

2.模型缺陷。基于w0=b+p×y，模型把员工实际工资表示为是厂商利润一元函数关系，随y的变动而变动。如果厂商的经营长期内亏损，即y长期为负并且数额足够大，员工就面临着要补给厂商一笔钱的可能性，从风险与利益的正相关关系角度来看，员工不仅不存在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意愿。此外，在最低工资标准（w*）的规定下，w0应不低于w*。

基于上述分析，修正的激励机制模型应为：w0=max[w*，b+p×y]。如此修正，使得员工获取的报酬与为厂商赚取的利润水平相协调，使得厂商的激励机制在风险和收益中运作，决定出存量市场劳动者工资水平。

基于现有理论分析，在一段时期内，基本工资报酬水平很难变动，假定保持不变，而绩效工资报酬水平主要与劳动者的才能t、市场环境ε及努力工作程度e有关。t主要与其自身的学历、工龄、性别等因素有关，ε亦非劳动者或厂商所能控制，故假定t、ε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而由于劳动力的激励特殊性，员工越努力工作，可能得到的利润分成越大，越可能付出更大程度的努力，两者具有双向传导作用。劳动者选择的e由厂商选择提供的激励程度所决定。即p=p（e），且？坠p/？坠e>0，？坠2p/？坠2e>0，意味着e越大，员工可能得到的利润分成比例p就越高。但是，员工努力工作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即c=c（e），且？坠c/？坠e>0，？坠2c/？坠2e>0，c（0）=0，即在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为零。

基于劳动力不同于一般产品所独有的激励特性，如果厂商在一开始就答应提供激励给员工将很大程度上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使得e增大，主要体现在员工的心理满足感这一非物质激励层面上，用U1=U1[p（e）]代表员工因努力工作而被厂商给予的名誉、地位等一系列非物质激励所得到的效用，用U3=U3[c（e）]代表员工因机会成本损失所减少的效用。

无论是员工是否能得到厂商的或口头激励或合同激励，为了不被解雇，员工都在保证一定的工作效率并基于公司前辈们得到过激励的经验上，期望得到一定的激励，虽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用m（y）=p×y=p×y（e）表示员工可以得到激励的确定性物质激励等值。正如上文所述，在存量市场上的员工不再关心就业问题，所以有没有得到厂商的激励对员工来说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效用问题，假设没有得到激励，员工得到的物质报酬水平为w，其效用为U2（w），这样得到激励的员工获物质报酬水平为w+m（y），效用变为U2[w+m（y）]，所以员工从厂商提供的激励中得到的物质激励效用为U2[w+m（y）]-U2（w）。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梳理经济学有关工资理论的发展渊源，发现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探究由来已久，虽然各有精彩但也都有不足，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贡献基础上展开研究，针对凯恩斯理论理论与范式之间的矛盾问题，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存量―流量模型，得出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是在存量市场由激励机制所决定的结论。

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区分了总量模型与存量―流量模型，科学地解释了凯恩斯理论所遗留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之间的冲突。（2）基于存量―流量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存量市场工资水平的决定与供求机制无关，而是由劳动力所特有的激励机制所决定。（3）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劳动力工资研究体系。目前，绝大多数就劳动力工资的研究还是局限于供求关系框架内，而且为简化研究模型，往往并没有区分存量与流量，而是在实际基础上放大了流量的范畴，使得研究结果有所偏差。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1）从员工行为选择角度来看，在保证不被厂商解雇的前提下，劳动力存量市场上的在职员工应选择努力工作以获取更高的工资水平，换取更高的生活水准。基于委托―理论，一味偷懒的后果就是前提被打破，被厂商所解雇。（2）从厂商利润最大化角度来说：厂商想要确保利润最大化，应加大对员工的激励程度，实现双赢局面。作为委托人，在监督成本很高且不太可能妥善处理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如一定的股权激励计划让员工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创造价值以期获取相应的利益，也符合厂商的利益。（3）从政府促进充分就业角度来看，结合上文所述，政府应简政放权，尽快实现劳动市场更加科学的市场化，以市场化推进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帮助其形成一种健康的就职从业理念，尽快尽好地让劳动者过上更好的生活；出台一系列企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企业治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人性化。

与绝大多数研究一样，本文的研究也受限于样本数据，并且为研究简便，做了很多理想性的假设，可能遗漏其他影响因素会造成研究结果与实际有一些偏差。另外，本研究未考虑劳动力市场上的人为操作因素，毕竟无论是厂商还是劳动者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要素，不同的济环境下的不同厂商与不同劳动者，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都可能存在差异，有待后续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俊，徐志强. 工资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问题[J]. 东南学术，2014（2）：134-155.

[2] 张松林. 城市化过程中市场化对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5（1）：44-57.

[3] 田卫民.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J]. 当代财经，2012（10）：27-33.

[4] 陈享光，李克歌.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无形资产的再分配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5（3）：37-42.

[5] 柴国俊.市场化改革中的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及歧视[J].南方经济，2011（3）：3-15.

[6] 贺光烨，吴晓刚.市场化、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收入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15（1）：140-165.

[7] 王艺明，蔡昌达.货币政策的成本传导机制与价格之谜――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研究[J]. 经济学动态，2012（3）：14-25.

[8] 杨慎可. 成本渠道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4（5）：15-21.

[9] 张四灿，张云.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基于扩展的新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的分析[J].当代财经，2015（10）：15-27.

篇2

一、关于失业属性

失业的概念一般被解释为劳动者要素未能与生产资料要素结合。这是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从失业的本质属性出发作出的定义。而从失业的一般属性上讲，失业即是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之间不相匹配，发生失衡。劳动供求失衡是失业问题最一般的市场表现和最基本的市场特征。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要素代表了劳动的供给，生产资料要素则代表了工作岗位，也即劳动的需求。劳动者要素与生产资料要素之间的结合就是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协调配合得好，可实现劳动供求的均衡，反之，就会出现失衡。要素之间的结合包含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所以劳动供求失衡也包含三种状态：(1)劳动的数量供求失衡：劳动资源的数量供给大于市场的需求，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2)劳动的质量供求失衡：劳动资源的质量供给水平偏低，达不到市场对劳动者的质量要求，导致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3)劳动的结构供求失衡：劳动资源供给的技术专业结构和性别年龄结构以及地域结构等与市场所需不匹配，导致一部分劳动资源处于闲置状态。

这三种劳动供求失衡状态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外在形式上，而且体现于内在生成机制上，因而可以说其失业的属性不同，或者说，这三种不同的劳动供求失衡状态，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失业属性。它们可分别被称之为：数量性失业、质量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许多失业问题研究成果也用类似的概念和称谓去划分失业形式或类型，但本文认为，尽管人们观察和描述的可能是同一现象，但“形式”只描述了其外在表现，“属性”则揭示了其内在规定性，而用内在规定性来对事物进行划分，能更好地归纳和抽象出事物的特质，更充分地体现出事物的差异。

从失业理论史上看，似乎除了凯恩斯在谈论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失业的描述时，触碰到了“属性”一词外，尚无人将“失业属性”作为一概念使用。然而人们对失业问题的探讨则多涉及对其固有特性，也即失业属性的分析，以下分别论之。

二、对数量性失业的认识

凯恩斯之前的传统失业理论是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有失业存在的，基于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工资可以随劳动市场供求状况而变化，只要工人愿意按现行工资受雇于雇主，就不会存在失业。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就曾明确提出：“只要有完全自由竞争，就会经常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将工资率与需求相连，使每个人都能就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会出现失业，如果出现，也是“自愿失业”。

凯恩斯理论问世后，承认了仅靠市场自发力量不能达到劳动供求均衡状态，他认为，所谓“供给会自身创造需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即不论就业量取何值，不论产量和就业量在何水准，总需求价格总是永远等于总供给价格，社会上并没有任何阻碍充分就业的力量。凯恩斯认为这一假定是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状况的。他写道：“经典学派之前提，只适用于一种特例，而不适用于通常情形。经典学派所假定的情形，是各种可能的均衡位置之极限点，而且这种特例所含属性，恰不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2J

那么，什么是实际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失业属性呢?凯恩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就业总量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失业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所谓“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本人的解释，就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社会总需求。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之间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即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就愿意多雇佣工人，以扩大产品总量。当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既不增雇工人以扩大生产，也不减雇工人以缩减生产，因为这时资本家预期获得的总利润已达到最大量，从而生产和就业在这个时候达到均衡状态。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资本家就会减少雇佣工人，以缩减产品总量。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由于一个特定的总供给价格和特定的总需求价格都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总就业量来说的，总就业量的变化必然引起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的变化，总就业量与总供求之间的这种函数关系也就说明了就业量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关系，所以有效需求不足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供求关系，也是资本主义“实际经济社会”所具有的“非自愿失业”的真实属性。可以说，凯恩斯是触摸到了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脉象了的，他发现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通过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关系的分析揭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产生机理，又通过对有效需求与就业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出劳动供求之间的均衡机制。应当说已经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某种内在规定性和一定的属性特点。

三、对结构性失业的认识

凯恩斯理论抛出后，虽然一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而很快上升为失业理论正统地位，但由于其观察视野仅局限于总量性失业，且是经济萧条时期的总量性失业。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经济繁荣时期仍存在一定比例的“非自愿失业”，因而受到以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军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质疑。

弗里德曼认为，失业率有两种：一种是“市场失业率”，即市场上实际存在的失业率；另一种是“自然失业率”，即“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的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也就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弗里德曼不同意凯恩斯所谓通过国家干预就可以消除非自愿失业，实现充分就业的观点，认为“自然失业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始终存在的。只要资本积累继续进行，不管实际工资率如何变动，一切与实际工资率结构不相适应的人员仍将被排斥在就业之外。自然失业往往由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要求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转移。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发展，对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的要求提高，使这种转移不能很快完成。在信息不完备、部门之间劳动力供求结构性较强、培训劳动力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部分结构性的、摩擦性的失业。这种失业的存在与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实际结构性特征有关，也与“劳工市场的有效性、竞争和垄断的程度、阻碍或促进人们变换其工作岗位等”实际因素的影响有关，而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无关，是在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均衡但结构不均衡时出现的失业。因此是难以通过政府的反周期政策来消除的。

弗里德曼观察到了劳动力供求的结构失衡这一资本主义失业属性的又一个侧

面，因而是一种理论进步。

凯恩斯失业理论的局限性不仅被其对立学派所诟病，而且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也有人意识到其只注意到了劳动供求关系在数量上失衡这一失业属性，而没有注意到劳动供求在质量上和结构上失衡等其它失业属性。并且正由于这一缺陷，使其无法解释后来资本主义经济中遇到的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与通货膨胀并存的问题。所以，20世纪70年代后，詹姆斯・托宾、杜生贝、约翰・希克斯等所谓“后凯恩斯主流派”代表人物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开始从劳动供求的结构失衡角度对资本主义失业属性进行观察和分析。

结构性失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所引起的失业，因为这种结构性失业具有相当普遍性。在任何技术条件下，失业者都有可能由于技术工种不同而不能填补现存的职位空缺。

托宾认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实际即指劳动市场的均衡，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即意味着劳工市场的失衡。凯恩斯刺激需求的政策只能解决“就业水平”失衡问题，并且正是由于存在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等就业结构失衡的情况，失业人数和职位空缺的数目差额不能互相抵消，所以，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并不一定与失业率的变动直接相关。他也明确质疑菲利浦斯曲线关系，认为通货膨胀的加速进行不可能使不相适应的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得适应起来，从而也不可能因此降低失业率。

杜生贝在托宾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说：失业与职位空缺的并存就意味着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这不仅因为存在工会操纵工资率和大公司操纵价格的情况，更由于劳工市场是由许许多多局部市场组成的，劳动的供给和需求是高度分散的，且各个市场的工资变动状况会相互影响，彼此推动。所以只要个别市场上出现了职位空缺和工资水平的上升，就会推动整个工资水平的上升，推动整个物价的增长，从而引起通货膨胀。

希克斯则注意到，劳动市场上存在着不同的产业部门结构，在同一时期，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是不同的，而落后部门往往基于“公平性原则”去追求与先进部门一样的工资水平，结果一方面推动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落后部门增加劳动雇佣的积极性，加剧了失业。希克斯虽然讨论的是工资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但观察到的则是劳动供求在市场上的产业部门结构差异和失衡。

结构性失业问题本不是托宾和杜生贝等人最早提出的，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的“摩擦性失业”概念，与结构性失业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被看成是“结构性失业”的一种，只不过它较着重于失业“季节性”、“临时性”和“局部性”而已。但托宾等人通过对失业的结构性观察，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并从劳动供求的结构失衡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问题作出新的解释，则是对凯恩斯总量失业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四、对质量性失业的认识

对资本主义失业属性作出重要发现的，还有人力资本理论，特别是以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兹和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舒尔茨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一文中明确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实际上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他认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力资源质量越高，人口受教育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其国内的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就越高。

贝克尔首次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使用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分析，弥补了五六十年展经济学人力计划理论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源建设成本问题的缺陷。

贝克尔还对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决策和成本一效用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时间价值”理论与儿童“量一质”权衡理论。

在舒尔茨和贝克尔之后，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又提出了“收益递增型增长模型”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进一步发展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对于人力资本投入与降低失业率的关系，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使其具有更多的职业选择，更能适应技术进步的要求，从而具有更低的失业风险。

人力资本理论这种将劳动人口素质直接视作为资本要素的观点颇具理论意义，因为它对于解释劳动市场上由于劳动供求质量失衡而引起的失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五、对失业属性变化微观基础和区域差异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新学派，即新凯恩斯主义。它是在原凯恩斯主义受到理性预期学派打击之后，吸取凯恩斯主义与其对立学派的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并在与理性预期学派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新凯恩斯主义者坚持凯恩斯的基本信条，在凯恩斯传统下构建微观基础，并以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的理论观点复兴了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失业的原因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提出了独特而又新颖的劳动市场理论。它主要包括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控制理论、失业回滞理论、隐含合同理论等。

新凯恩斯主义的特点是从微观角度观察和分析引起劳动供求失衡的市场机制，所以其研究显得很局部，甚至很琐碎，但它对劳动市场的功能作了更加深人的剖析，使人们看到了失业属性变化的微观基础和依据，也反映了一种新的理论发展趋势。

不管是新老凯恩斯主义或是货币学派，都把失业问题定位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下工业社会中的经济现象。以刘易斯、托达罗和希金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派注意到了现代世界经济格局中存在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经济区域以及发达经济和欠发达经济两种明显不同的经济社会和发展水平，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经济所面临的失业问题又与发达国家或发达经济不完全相同，其失业属性有着自己的独有特征。

刘易斯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市场呈现出劳动力数量无限供给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呢?刘易斯认为，一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较高，人口总量，从而劳动力资源总量存在大量过剩；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经济发达的现代工业部门和经济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前者获得劳动工资收入，后者只能获得最低生存费用。前者的边际生产力必须大于边际成本才能受到雇佣，后者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为负仍在维持最低费用的生存，所以前者的收益恒大于后者。这种情况下，前者只要开出一个工资水平，并且如果劳动力在两部门间的流动是自由的，那么低收入的农业劳动人口一定会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从而给城市带来几乎是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导致城市中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

托达罗认为：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还不断向城市迁移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迁移者可以考虑城市和农村各种劳动市场的就业机会，但他们通过迁移选择那个能取得最大“预期”收入的工作。

刘易斯和托达罗都是跳出城市来观察城市失业问题，敏锐地注意到由于城乡之间“最低生存费用”的差异而造成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几乎使得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供求几乎永远处于失衡状态。

希金斯则注意到，不发达社会存在一种经济的“双元结构”。一是“先进部门”，二是“原有部门”。“先进部门”首先是通过外国资本投资开始发展的。外国资本带来了新式的先进的生产技术，然而这些技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将许多劳动力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尽管有投资的扩大，但这种技术资本的投入对劳动的吸收极其有限，并且往往其投入系数是固定的，即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度是极低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无论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如何变动，由于技术性的制约，都会产生过剩劳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工业化的过程，且多数国家是通过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因而都难以避免工业化不断地排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结果。希金斯的研究提示了欠发达经济中的另一失业属性，即劳动供求的质量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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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学生自愿性失业；大学毕业生供求；劳动力市场；保留工资

Key words: voluntary unemployment from medical graduates；supply and demand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labor market；reserved wages

中图分类号：F0;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5-0223-02

0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的不断需求，高校毕业生持续增长。从2010年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630万到2012年毕业学生680万之多，使得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国务院关于批转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中指出：“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医学生就业是一个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的“假过剩”，所以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医学毕业生毕业时不找工作，闲在家中，或是不满足已有的工作而继续寻找工作。

1 大学生自愿性失业概念的界定

自愿性失业指有劳动能力的大学生毕业后愿意就业却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据此我们认为，医学生自愿性失业者要满足的条件有三个：

①具备劳动能力；②想找工作；③找不到理想工作[1]。这类主观选择自愿性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毕业后虽然暂时勉强走上工作岗位，但内心并不满意工作机会，在工作中没有全身心投入，以希望再学习等原因放弃的；二是由于专业成绩、性格原因等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三是报考研究生的大学生，由于受到就业竞争压力及其对报考专业的热爱和深思熟虑希望深造，而选择不找工作。

2 医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2.1 从医学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分析自愿性失业 依经济学上的供给需求理论所讲，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我们可以把它们他们看成一种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到就业市场，所以，作为生产要素供求的大学毕业生供求与普通的商品供求是有差别的。在各种工资水平下，当有就业能力和愿望的毕业生数量与有雇佣和雇佣能力的用人单位的用人数量达到一致时处于供求平衡，反之则供求不平衡。

2.1.1 影响供给的因素分析 通常，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主要考虑的是工资和环境，在这种要求下形成的择业心理有：

①看工作环境是不是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有利。于是他们会首选地市级的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当县级及以下企事业单位用人时，他们往往采取观望态度，不主动。②看福利是不是好，工资有没有提升空间。由于城乡不一样的收入水平及有些单位有市场风险，医学毕业生基本上都希望进收入稳定、福利待遇好而且有一定潜在收益的部门。③就业期望值过高。一些医学毕业生总是想把握住最佳机会，宁愿放弃多次机遇，甚至最后闲置在家等待时机。④由于经验上的欠缺和专业学历不高等原因，使得部分医学毕业生缺乏自信，从心理上打退堂鼓，认为只要再苦读几年就能有更好的机会，因此选择失业为经验积累时间。

2.1.2 影响需求的因素分析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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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起，以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为代表，并开始波及中、西部地区的“用工荒”现象开始质疑我国作为劳动力大国的现状。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强调“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在探寻“用工荒”背后促因的同时，构建生态型、再生性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是激活劳动力市场的当务之急。劳务派遣作为一种新型的用工模式体现出化解劳动力市场现有机制的不足、解决就业问题、扩大就业规模、优化人力资源等诸多实效。

一、劳动力市场现状

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劳动力供求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制度这三方面因素，据预测，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未来的十年间，每年的劳动力需求增量约在600―1000 万人之间，但供给总量将缓慢增长至2015年，转而逐步走向负增长。新一轮的劳动力供求“缺口”估计会在2016―2020年出现。200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中提出警告：中国将要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取向和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政府对失业的控制应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纯GDP取向，而着眼于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帮助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转换能力，加强对具有就业吸纳倾向的小企业的政策扶持。

根据杭州专业技能人员交流中心、杭州人力资源市场、杭州第二人力资源市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及杭州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公益性就业网络提供的数据，对杭州市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二季度期间劳动力市场供求情况季度为分组变量，由Statistics18.0生成求职人数和求人倍率历年各季度时间序列图（图1、图2）。两个序列整体都有较为明显的季节特征，每年各季度求职人数的最低点与求职倍率的最高点基本吻合。求职人数序列呈现一定的下滑趋势，而求人倍率序列则从2009年第一季度起出现了较为强劲的攀升势头，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前景、生活成本、求职意愿是造成求职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市场在应对供给不足的自我调节方面出现失灵。社会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持续旺盛，但是低失业率和高求人倍率并存与岗位空缺的问题不容乐观。

二、劳务派遣对劳动力市场的激活效用

1、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局限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使劳动力价格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无法实现统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因为地域化、城乡差异、产业结构等分割因素而失衡。大地域范围的劳动力迁徙单纯依靠现有劳动力市场的自发机制，显然是力不从心的，经常性的阶段用工需求井喷已经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发达地区整体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近几年随着国家“振兴中西部”举措的推行，中西部地区投资热潮兴起，原有的东西部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化差异在发生逆转。劳动力市场因为经济杠杆所表现出的过于“理性”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地域化程度在加剧，并直接导致企业用工问题的不断升级。

在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之前，劳务派遣打破了现存的各类分割局限，在增强地域之间合作、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弱化产业垄断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构建区域化服务网点平台已成为所有派遣公司的共识。一方面加大自身体量的规模化，拓展区域网络，同时加大行业内的合作力度，以应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区域性变化。调查中，80%的派遣公司已在省内县/区级以上城市设立服务网点，23%已经在全国省市地区建有服务机构，40%利用互为的业内合作形式，实现了城乡横向互通、省市区镇纵向互贯的整体布局。通过人事外包、人事派遣、人才培训、人才招聘、人才猎头、项目外包等业务与央企、国企、民企、外企、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建立业务往来关系。特别是针对农村劳动力输出、垄断行业用工配套、外资企业员工解决等领域已逐步形成专业机构的专项服务体系，创造了基于流动就业组织化和灵活就业组织化的区域用工、异地委托、全程服务的人力资源整体服务体系。

2、弥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

反映劳动力市场中失业率与岗位空缺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贝弗里奇曲线表明当劳动力市场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时，势必造成了一定的岗位空缺率，表现为求人倍率上升并超过1。现阶段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问题正是贝弗里奇曲线在发生位移。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走强，相应就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失业率的下降，但是岗位空缺率却反向上升，仅依靠现有劳动力市场的自有配给能力短时间内很难化解“用工荒”所带来的空岗率和求人倍率，实现贝弗里奇曲线岗位空缺率的良性回归，要借助于外力的补偿。

杭州劳务派遣企业每年以近35%的增速在为用人单位解决用工需求问题，累计派遣劳动力已突破800万人次，成功推荐职位近30万个。在调查中，70%的派遣公司都在积极探索“按需订制”的专业化模式，不仅是数量，更从质量上全面提升劳动力与用人单位、需求岗位之间的贴合度。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供求失衡的局面中，劳务派遣企业具有更为广泛的就业信息和更为灵活、广阔的就业空间，能够为劳动力提供更为充裕和适当的就业选择机会。未来劳动力市场的雇用政策，就是以满足劳动力对就业方式需求多样化，与企业对用工需求灵活化为前提，以减少结构性或摩擦性失业为目标的，劳务派遣将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缓解供求错位的调节系统之一。

3、优化工作搜寻过程，改善空岗匹配效果

Phelps在1970年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说明求职者在开始职业搜寻前首先会设立自我预期，通过比较工作搜寻的边际成本和可能获得的边际收益来决定是否继续搜寻。Holzer在对搜寻决定因素、搜寻过程和搜寻结果的拓展性研究过程中则证实了不同搜寻渠道的差异性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机构的有效性。国内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的滞后，增加了供求双方的搜寻成本，无形中延长了搜寻时间，加剧了摩擦性失业的产生。“用工荒”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不及时、劳动力求职预期过高、人岗匹配失调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结果。过于放任地自由搜寻，会造成结构性或摩擦性失业与岗位空缺率提高、劳动力成本巨增、劳动力市场供给失衡的局面。因此，合理引导搜寻过程、提高搜寻效率、改善搜寻结果是探寻劳动力市场内生机制的一个重要方向。

劳务派遣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中间纽带。首先，劳务派遣加强了用工信息的集中和发散，并且借助自身和行业的区域化网络，能够更为高效地多维度传递。其次，劳动派遣统筹劳动力的功能，能够更为合理地引导劳动力进行理性的工作搜寻。一般情况下，劳务派遣公司在招工和培训过程中会针对派遣企业的特点，派遣岗位的要求和性质进行二次以上的人员筛选。再次，劳动派遣在实现人岗匹配功能方面更为专业，派遣用工的岗位匹配度大大高于企业自行招聘的人员。我们发现派遣的劳动力退工人数占总派遣人数的比例不到0.1%，85%以上的派遣劳动力表示通过派遣公司提供工作岗位的成本低于在劳动力市场自谋岗位。

4、实施职业生涯规划，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长期看，我国的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我们需要把劳动力的开发重心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同时进一步优化现有和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模式。劳务派遣的服务职能已从最初的职业中介介绍转变成为以人力资源库建设为平台、职业生涯规划为抓手，促进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现代化人力资源服务组织。

以杭州劳务派遣公司的派遣劳动力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79份，有效率为89.5%。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为主，对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对劳动力的影响效果进行调研。影响因素包括提高就业成功率、提高自身与就业岗位匹配性、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满足对于就业行业的需求、就业更为灵活、降低工作搜寻成本、显著提高了个人收入、减少与用工单位的正面冲突、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促进自我的人力资本积累等十个方面，采用Statistics18.0作为问卷统计分析工具。问卷各项指标间的相关性指标KMO值为0.727，大于0.7，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的P值为0.000，小于0.001（如表1所示），适宜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旋转成份矩阵如表2所示，并进行可靠性统计，Cronbach's α系数为0.845，满足信度要求。通过主成分数据表现，“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和“促进自我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两项均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表明在整体的劳务派遣影响效果方面，这两个因素对派遣劳动力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注：本文属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劳务派遣现状与激活劳动力市场效用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的研究成果，编号：L2011F013。）

【参考文献】

[1] 蒋茜、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J].经济纵横，2011（5）.

[2] 蔡：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A].中国劳动问题研究[C].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3] 黄安余：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J].理论建设，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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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 mary 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 secondary segment )。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 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 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

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 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 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赌博，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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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产生及二元学派的核心思想

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不悦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一些理论不过是囊括了不同制度因素的影响，这是对传统理论的拓展；而另一些理论则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是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义学派。

分割主义学派既起源于比较时髦的现代社会，也起源于源远流长的历史陈迹。其现代起源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60年代对美国城市劳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基点在于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改善其物质财富，但却以失败而告终；二是按阅历划分的方法，为激进经济学家将美国工人阶级“肢解”为政治“条块”的理论提供了武器。从历史渊源看，其源头也许要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的时代。穆勒和凯恩斯曾公开反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性质的学说，而倾向于具有非竞争性的其他学派；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北美制度经济学家来说，两人的学说则奠定了劳动力市场细化和结构化的基本概念。

现代分割主义学派的理论可谓多种多样。它们的分析过程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研究兴趣的关注点（报酬或流动），市场分割的界限（如按工作划分、按产业划分、按性别划分、按人种或年龄划分等等），所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按“两分法”梳理这些分歧，顺藤摸瓜，便可得到一个双元结构图，其间，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初是由皮奥雷（Piore，1970）提出来的。相对于职位竞争学派和激进学派而言，二元学派的研究较为具体，针对性也很强，故本文重点在简要介绍其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启示。

现代的双元结构理论就是按与穆勒相似的命题来发展的。皮奥雷的下列描述是著名的。

一级市场的就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作业的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但相比较而言，二级市场的工作便大为逊色：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武断且粗暴，毫无个人升迁机会。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双元结构的分界线主要在于劳动报酬。二级市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工资低，极易失业；此外，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无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报酬，甚至不允许向一级劳动力市场流动。

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注重供给方和劳动者个人等因素的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强调需求方和制度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可以把双元结构派看成是强调工作特征，而不是强调工人特征。但是，强调工人特征的双元结构理论也是存在的：二级市场的工作多由非白种人、妇女以及年青人来承担，按劳付酬的规则在这里一般是行不通的。

一级市场的工作看上去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就是说，工资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等与就业结构有关的事宜，是由管理及制度性规则来调控的，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此类工作安排优先考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甚至可以说只向现有的组织内部成员开放；这些组织可能是企业、公共机构，也可能是行业协会或工会组织。内部市场的工资结构安排主要根据组织内部的需要来制定，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态没有多大关系。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靠工资波动来解决，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却不是这样。内部劳动力市场解决供求失衡的措施主要有招聘、培训、工作的重新设计、分包、调整产出量等。

二、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新意与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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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23-01

一、中国失业现状分析

失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2012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称，全球劳动力市场在经过连续3年的危机状况之后，在当前经济活动有可能继续恶化的前景之下，全球至少有2亿人失业。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转轨时期，就业问题是这一时期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2013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压力凸显，面临“最难就业年”。当前劳动力市场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就业压力大。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第三则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使更多人口能够加入就业大军，成为我国目前首要任务。

二、从马克思失业理论分析我国当前失业原因

我国现阶段的失业问题，一方面有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与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普遍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以及当前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的特定阶段，我国的失业问题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具有特殊性原因。

（一）劳动力资源总量及供求关系的矛盾

正如《资本论》所阐述的，资本的积累过程当中，伴随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得以提高，必然出现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和劳动力供给的日益增长。我国的人口规模大、增长快，这样一来，必然造成我国城乡劳动力供给超过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社会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这一原理与马克思所阐述的相对过剩人口是一致的。

（二）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实行“低收入、高就业”模式，导致人员富余过多，效率低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为增强竞争力，进行改革，减员增效，造成了一定的就业压力。

（三）结构性矛盾导致供求错位

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即就业难与用工紧张并存的现象已经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并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另外，农民工就业成本上升和就业观念变化，正在使一些岗位丧失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除了上述原因外，就业能力是制约就业率的最大障碍。其他如“高校扩招造成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就业指导缺乏”、“就业信息不充分”以及“片面的就业观念”也是造成就业难的长期原因。

三、对策建议

依据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理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减少失业人口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增加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多渠道就业。十报告指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经济的发展能带来就业容量的增加，但不同产业的增加量不同。研究表明，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第三产业多达1000个。因此实行积极的产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2 扩大劳动力输出规模。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低的国情，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很大改变，在国际劳务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因此将劳动力输入到国际市场，能大大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3 大力发展技能培训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技能培训教育体系，培养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结构性失业多是由于知识结构、专业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的，解决这一失业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规范技能培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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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分析方法很难做到让人满意，所以有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的替代分析方法。這种分析方法是将劳动力市场一分为二，第一级的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工作比较安全等等，第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工资比较低、工资条件比较差、晋升的机会比较少、就业也不稳定、是非常容易进入的行业等等。有了对劳动力非匀质性认识的深化，使得经济学家将关注点转移到劳动力市场歧视的方面。人们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可以选择的方法。在一个适度的时间界限之内，人们要想对所有的就业机会做出判断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首先要决定哪类企业是值得你考虑的对象，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企业的各种基本信息再来进行寻访。 

二、劳动力的非匀质性问题 

劳动经济学是一门与其他经济学科联系十分紧密的学科，它与宏观经济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固定工资制度，经济滞涨问题才能够有可能得到解决。利润的分享制影响着就业的稳定，它能左右就业水平的高低，比如韦茨曼他认为劳动力需求出超导致充分就业，而充分就业有利于维持就业的规模的稳定，因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从一个极点上来看，如果工资水平是由效率工资理论来决定的，那么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工资制度与分享制度就只具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分享制既不能影响就业稳定，也不能影响就业规模。 

利润分享制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的影响，它的基本原理是利润分享制使劳动报酬能够对宏观经济波动迅速地做出反应，因为工资能够更加直接地对总需求做出反应，所以利润分享制能够使反通货膨胀计划的成本处于降低。尤其是在美国，工资地合约一般是以三年为期，所以即使在合约期内宏观经济出现了较大地波动，但是由于合约没有满，工资仍然不能发生变动。因此，在合约期内就业数量成为了调整地重点对象，如果工资按比例与利润挂钩，调整的重点就可以一部分转向价格要素。 

利润分享制受益的对象是全体的员工，它评定的基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的绩效，所以它是一项特殊的群体激励计划。在固定工资制度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所得与劳动投入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因此，为了确保劳动者能够投入全部的脑力与体力，企业就必须建立一个由各个管理层面组成的复杂的监督体系。假如用物质激励员工的方式，将员工的工资报酬与工作的努力程度联系起来，那么员工工作的热情就会大大的提高，员工的劳动绩效就会获得相应的改善。除此之外，因为是一种群体的激励制度，一个人的劳动报酬与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工作勤奋程度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每一个成员都有监督其他成员工作勤奋程度的动力。来自于群体成员间的监督压力有利于提高员工劳动投入的质量与数量，这就改善了在传统工资制度之下，员工偷懒而其他员工视而不见的现象。 

三、劳动力市场 

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主要是靠工资的波动来解决，而内部劳动力市场却不是这样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解决供求失衡的主要措施是招聘、培训、工作的重新设计、分包、调整产出量等。早期的双元结构理论的前沿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劳动力市场的维度。它与双元结构理论的联系最为紧密，它特别强调的是就业稳定及持续能力。第二个是双元结构图的综合程度，最初的双元结构派他们是拿城镇中一少部分人的工作经历与其他手工业者相比，这是不全面的分类。最后有增加了分类的类别，在原有的双元结构之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分支。第三个是双元结构学说本身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结束语：劳动者作为人的经济价值却常常只有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劳动经济学才能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 

参考文献 

[1]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王询.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N].光明日报，2000-04-20（Z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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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我们称之为工资转折。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内生变化和外生变化两种机制。所谓内生变化，就是指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乃至短缺，进而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工资水平上升。但在实际中，工资上升往往独立于内生因素，而由外生变化引起，如劳动力价格会因某些导致传统部门更加富裕的因素的发生，进而增加供给的机会成本而导致工资率的上升；他们可能有限制资本利润率的伦理观，如也许认为25％的边际利润是合理的，这样他们就会在生产率增加时适当提高工资(见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

二、如何看待“民工荒”

应当说，我国当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审慎分析。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追溯：

(1)随着中央政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税费的大幅下降、粮食价格的提高都提升了农业部门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提高了劳动力进入工资经济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供给；

(2)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的普遍提高，在劳动力细分市场中，表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上移。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处于金字塔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带来工资上涨。事实也确实如此，民工荒伴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我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教育深化使学历型人才在市场中供过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育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因此，当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而非劳动力的整体性短缺；

(3)从劳动力的特质和对劳动力的典型态度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优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就业观念同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工资偏低、长时间加班、工作条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这却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他们对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劳动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们对于超低工资、差工作条件的无声反抗。调查表明，我国民工工资待遇10年中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人民币；

(4)从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来看，刘易斯观察到依据“不变制度工资”理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应使工资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工资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资的增长比我们预言的要快得多”(见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传统工资制度总是基于劳资对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劳资双方博弈中“此消彼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企业倾向于采取诸如工资分享制、效率工资等手段来激励工人和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这无疑提高了工资水平。总之，当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结构性、局部性的，而远非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形成机制上，而非绝对供给的因素。其结果是助推工资的适度上涨，而这正符合刘易斯“第一转折”的真实含义。

三、两个转折点不能混淆

针对这个第一个转折点，刘易斯如此评论，“达到第一个转折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即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工资不变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为此，刘易斯提出了“第二转折点”的概念，“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谓第二转折点是指劳动需求赶上劳动供给，此时劳动力资源将出现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我们称之为供求转折。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工资转折而非供求转折。

显然，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解读是存在偏差的。当前，国内学者广泛使用“刘易斯转折”这一术语，其意所指是劳动力供求关系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并由此导致工资上涨。显然，混淆了第一转折点和第二转折点。刘易斯强调经济摆脱长期“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涨的原因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给短缺的内部因素。也就是说，工资上涨并非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相反，工资上涨仍将在较长时间内伴随着劳动力的充裕供给，而这正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情形，切不可将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全面短缺相等价起来。

而且，在刘易斯的理解中，第一次转折点并非至关重要，而非当前国内诸多讨论中所视为的“洪水猛兽”――人口红利的结束，比较优势的消失、发展战略的转向等等。应当说，工资增长往往先于劳动力短缺，“自然不会跳跃”，工资水平的调节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过程，大可不必诚惶诚恐。

四、低工资不等于比较优势

篇10

一、人才资源配置分为外部配置和内部配置两种

1、外部配置

外部配置（也可称人才流动）是指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的地区、不同部门、单位之间进行的人才配置。

2、内部配置

内部配置是指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在单位内部各部门、各岗位进行的人才配置。

3、人才配置的目的

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目的是在现有人员条件基础上，力求实现人、财、物最完美的结合，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配置实行统包统配的配置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过分讲求社会主义优越性、强调低工资多就业，实现人人有工作的目标，导致出现了“3个人的活5个人干”吃大锅饭的现象，造成工资分配上严重的平均主义，极大地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导致难于根据实际需要对人才资源进行外部配置和内部配置，人才资源流动严重。

4、人才配置市场化

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是人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即各类资源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配置。

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以商品形态存在，具有一定的价值，并以价格货币形态表现出来。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形式，其作用必然反映市场经济下价格作用的基本规律。

（1）工资必须真实反映劳动力价值。国家分配给劳动者的工资，虽不可能是其劳动的全部（因国家需从中扣除一部分作为扩大再生产基金、社会后备基金、公共事业基金等），但总体上均能体现劳动力的价值。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虽由商品的价值所决定，但供求关系也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工资作为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格表现形式，必然要反映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当一行业的资源（劳动力）供小于求时，价格上升，从而引致相当量的社会资源进入这一行业。当供大于求时，价格下降，部分资源就可能离开这一行业。通过这一作用过程，工资作为一种特殊的价格机制调节着人才资源在各行业之间的配置。由于这种配置方式以客观经济规律——价格规律为依据，真实反映了市场上人才资源流动的实际情况，因而比较科学合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工资的价值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

所谓工资价值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能否反映劳动力价值，决定着人才资源流动的方向。

1、工资价值导向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商品的价值。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工资同样必须真实反映其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得不到合理的价格反映，建立在基础上的劳动关系不可能巩固。劳动力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必然向着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方向流动。市场经济中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工资福利、劳动条件、个人志趣、人际关系等劳动者自身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中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货币表现形式，体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起着引导劳动者主观流动的作用。

2、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

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含义是将合适的人才安排到社会需要的岗位上。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保证这些岗位能够提供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的价格—工资。只有在劳动力的价值能够得到合理价格体现的情况下，人才资源才能按照价格机制的作用规律向这些岗位流动。如若不然，人才资源不仅不可能流向这些岗位，反而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从这些岗位流失。

三、工资的供求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所谓工资的供求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反映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行业、岗位之间的配置。

1、工资供求导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总是向着能提供较高价格的方向流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也不例外。当某一行业，某一岗位的劳动力价格较高时，劳动力资源将会大量涌入这一行业和岗位；而当劳动力价格较低时，劳动力资源又会相继离开这一行业和岗位。基于工资价格形式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不同数量表现，就为劳动者而言工作的选择提供了特殊的价格信号。依据这一特殊的价格信号，人才资源按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得以配置。

2、特殊地区工资人才资源配置

国家在边远地区设立艰苦地区津贴，对于苦、脏、累、险行业及岗位设立艰苦岗位津补贴，在工资上实行倾斜政策，通过工资的供求导向引导人才向这些地区和岗位流动，保持现有人员的稳定。

3、工资分配在人才资源配置上的作用

市场经济规律在工资分配上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工资必须能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即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质和量必须得到合理的工资体现。这就要求在工资分配中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原则，确定职工工资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按劳分配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基本精神，而且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能得到合理体现，为人才资源在工资这种特殊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合理配置。

四、案例

某单位利用工资的调节职能，稳定了人才队伍。使企业充满了活力。主要做法是：

1、坚持制度创新，转变观念，制定了《项目、创新、贡献分配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性、公开性，公正性，得到了员工的认可和支持，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2、调整分配重点，拉开分配差距。将原来的分配重点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调整增加经营管理、技术等关键人才收入为主，突出管理、技术、知识的作用，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拉开分配差距，真正做到贡献大收入高。

3、实施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极大地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他们的知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增强了企业竞争能力。

五、结束语

通过合理的工资分配关系，促进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流动，使人才的开发、使用、配置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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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7-0162-02

“刘易斯拐点”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与现代的工业部门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多,生产率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当工业部门提供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此时,来自农业部门的普通劳动力处于一种“无限供给”状态。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我国出现了新一轮的“用工荒”,广东、浙江等地的企业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招聘工人,却依然无法满足企业用工需要,其中比较明显的原因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输入的大幅度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下降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去年第四季度该市劳动力需求人数达194.4万,求职人数为112.5万,用工缺口为81.9万。从这一角度出发,外来农民工的减少而导致东部地区用工荒现象的出现,符合“刘易斯拐点”理论的一般特征,而我国城乡二元制的经济结构,也的确符合刘易斯所认为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金融危机期间失业返乡的大批农民工哪里去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月份的调查报告,2008年末有约7000万农民工返乡,春节过后80%以上再次进城务工,其中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1100万人仍处于寻找工作状态。在这一事实面前,“刘易斯拐点”理论就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换言之,该理论在我国当前的“用工荒”面前失灵了。

1 “用工荒”概况与特征

简单的理解,“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要找出“民工荒”现象的原因,首先要分析中国“民工荒”现象的特征。

(1)发生地域扩展。从地域上看,2010年春节后出现的用工荒较之以往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地域范围由传统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一线城市率先开始并逐渐向全国范围内蔓延,连中西部的安徽、湖北、重庆、新疆都出现了用工荒的问题。为增强就业吸引力,今年以来已有十几个省份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整幅度在10%以上,其中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超过21.1%。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凸显了各地为增加就业吸引力,缓解本地企业的“招工难”问题的一种对策。

(2)普工出现短缺。与以往“用工荒”以技工短缺为主要特征不同,今年以来的用工荒很大程度上是“普工荒”。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部门统计,2010年春节后第一周人力资源市场登记求职人数10.68万人,登记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岗位却高达40.86万个,供求比达到了1:3.83。在这样的背景下,招工变成了“抢人”,很多企业打出“没有技术不要紧,进场再学没关系”的招工广告,普通短缺已成为“用工荒”的突出特征。

(3)技工依然缺乏。一直以来,技能型、高素质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征,这一特点在本轮的“用工荒”中依然存在。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致使素质型工人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从而造成岗位空缺,而新一代的农民工虽比上一代在知识水平和技能上更具优势,但依然无法达到产业升级所需要技能水平,“技工荒”的问题依然存在。

2 不能用“刘易斯拐点”理论分析用工荒现象

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便会出现“刘易斯拐点”。结合我国目前“用工荒”的基本特征,“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能解释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用工荒”问题。

(1)中国并未出现实质性的劳动力短缺。2008年两会期间,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田成平在全国“两会”上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国就业工作仍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每年在城镇要求就业的有2400万人,但只能提供城镇就业岗位1200多万个,同时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大约有800万人。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08年《迎接中国十亿城市大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在2025年将增加到9.26亿,现有移民和未来新移民将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0%左右,移民成为未来城市化的驱动力。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数量多、就业压力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农村中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理论所依据的“劳动力短缺阶段”。

(2)“既定工资”缺乏吸引力导致普工短缺。按照“刘易斯拐点”理论的基本假设,在农村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用工荒”,而工资水平依然处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阶段。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9)》统计数据,2008年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是1.33万亿元,如果平均到2.3亿农民工身上,每个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约在5800元左右,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由此比较,工业部门提供的“既定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一般收入,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理论上仍旧具有一定吸引力,但考虑到农民工在城市的支出要远高于在农村支出,并且城市生活成本还在不断上涨,同时又要面临职业不稳、社会保障缺乏、缺乏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在城市打工未必就比生活在农村更为理想。所以,目前的“既定工资”水平偏低,是导致普工缺乏的主要原因。

(3)经济环境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依托世界贸易、面向全球市场的出口加工型经济结构,支撑这一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就是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低廉劳动力优势。这种经济结构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所以金融危机来虽然在发达国家爆发,却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民工的大面积失业。这种“国际―国内”市场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商品生产地与消费地分离,其直接结果就是生产地不断扩大规模压低收入,降低成本,去迎合消费地的需求。同时,国内也存在一个“城市―农村”二元经济结构,当这种城乡二元经济面临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的时候,城市经济未必能有大规模提高工资以及进行产业转移的积累和能力,从而导致了“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而“刘易斯拐点”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环境是相对封闭的城乡二元制经济体系,并不能代表我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结构。因此我国目前出现的用工荒,也并非“工业部门在既定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而出现的“刘易斯拐点”。

3 “用工荒”现象的原因分析

(1)经济因素。以东部沿海地区分析,本轮“用工荒”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企业规模普遍不大,而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回暖,导致这些企业用工需求集中上升,但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谋求利润,很难提高工资水平。同时,这些企业主要依靠订单生存,招收的以短期工为主,不能给农民工提供良好的职业保障,“用工荒”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用工荒”的出现,也说明这一地区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依然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升级成为解决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这一地区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劳动力市场上高质量的工人依然缺乏,“技工荒”继续存在。就此来看,“用工荒”现象的存在,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对称所致,而非来自于劳动力数量的绝对不足。

(2)制度因素。从制度因素角度考虑,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助长了“民工荒”的蔓延。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以“户籍属地管理”为依据,将户籍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置于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各自独立运行的管理模式。农民工在城市中属于弱势群体,基本享受不到当地与户籍挂钩的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权利,同时又缺少话语权,“同城不同权,同工不同酬”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在户籍这道门槛下,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寻找到“家”的归属感,只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这是“民工荒”形成的制度根源所在。

篇12

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1]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

从内涵来说，马克思所说的t[，1]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

W＝f（N，t）

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

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

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

W＝t[，1]＝nt

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

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为单位商品个别劳动时间，n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b＝B／A为供求系数或产品需求率或产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产品需求率b列为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而把供求关系列入了价值决定。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供求变动就决定了价值变动，进而决定了价格变动。从这种新观点来看，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并不是商品价格与价值偏离，而正是有规律地必然地向价值接近，与价值相一致。

再从供求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种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价格弹性，会把供求、从而也把价值和价格拉向一个均衡点。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时，A＝B即b＝1，因此，就一定时期整体来看，价值决定公式仍然应该是：

W＝bT＝T

w＝bt[，1]＝t[，1]

这个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发生作用，实际上这个公式成立的条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实际上供求在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从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总之，在以上价值决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实际劳动时间（t和T），又包含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和T[，2]）。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劳动生产率因素。其中也就隐含了决定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和多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产过程、产品供给和劳动耗费因素，又包含了交换过程、产品需求和劳动效用因素，而在产品需求中也就隐含着产品的效用因素。因为没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两者总是成正比。因此，这一公式既保留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又融合了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要素论、生产费用论、积累劳动论的合理内核，从而这个公式是一个既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又综合了各种价值论合理因素的价值决定公式，它适用于产品个量价值和总量价值的计算，经得起生产和交换实践的检验。以这一公式为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吸纳各种价值论的合理因素而使劳动价值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种价值论（和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沟通和综合。

（二）价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二

马克思关于价格与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见，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计量单位是时、分、秒；外在的价值尺度是货币、计量单位（以我国现行纸币来说）是元、角、分。商品的价格应该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关于价格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又一重要内容。有人由此认为，理论价格就等于价值，诸如1小时劳动＝10元之类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时有所见，其实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这里，至少要加入一个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转换系数h，才能使两边相等：如只有当h＝10元／小时劳动，才能使10元／小时劳动×1小时劳动＝10元。我们设商品价格为G，商品价值为W，货币系数为h，以上关系式可通化为价格决定公式：

G＝hW＝hbt[，1]

这里的价格只是一般理论价格，实际市场价格与这个价格还会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负的差价，这些差价有的是由不同地点、不同流通环节商品中包含着某些追加劳动、从而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条件变化（如季节、气候变化）、市场竞争因素、国家政策因素、消费心理因素、社会时尚变化，以及种种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价值决定的内生变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劳动量变动即价值变动引起的差价可纳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和差价可用G表示，列入价格决定的一个子项，从而上式可完善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负，从社会总产品来看在一定时期可作为正负值互相抵销，也就是∑G＝0.从而使社会产品总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即总劳动时间乘上货币系数，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般以一年计算）来说，G应该用全年全国劳动者国内生产净值计算，W或T应该用全年平均劳动者人数乘劳动者全年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由于目前统计指标和数据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从业人数（R）乘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时间（T）计算，即：

h＝GDP／RT

通过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计算出h值的年变化率h′。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为基期年份）

根据以上公式和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一国h值和h′值。以我国近几年为例，可通过测算列出表1：

表1中国h值测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费

（亿元）（万人）（小时）（元/小时）（%）储蓄利率物价指数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说明：T根据我国从1994年实行每周5.5天工作制、从1995年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从1999年节日假由7天延长至10天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以上测算结果表明，h、h′都是客观存在、可以计算的，h值实际上是以货币计算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h′部分地反映着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部分地反映着货币币值的变化，h′值与物价指数和利率水平都存在着正比例或正相关关系。h′值变化表明，同量劳动在不同年份会对象化为不同的货币量，其货币量一般会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货币在不同年份会代表着不同劳动量，其劳动量（从而价值量）会逐年减少。由此可见，一定量货币、投资额会发生有形无形贬值，给予适当利息补偿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价格决定公式，也就是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式。这个公式表明，价格与价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显区别，同时又有密切联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关的关系，归根到底，价格是现象，价值是本质，价格是形式，价值是内容。正如列宁所说：“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传统理论上总是把供求关系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把投资利息排除在价值构成之外，这样就使价格与价值越来越远，使价值越来越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使等价交换只能成为偶然现象，使价值规律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也就不成其规律；相反，不等价交换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从而具有规律性。现在我们通过以上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的理论和公式的确立和推导，价格与价值、理论与实践就能无限接近，趋向一致，价值范畴就能从价格形式上经常得到反映，使价值真正成为价格的规律，使价格真正成为价值规律的表现，使劳动价值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劳动价值论视域的利息理论和利息率公式

马克思关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观点是：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种决定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润率，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经济学在利息理论上则有时间偏好论、节欲论、迂回生产论、投资和储蓄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论、由资本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论等等。我国学者对利息的存在一般是从资本的贡献、资本的稀缺性、激励投资的必要性等方面来解释的，而利息的来源仍然是剩余价值或社会纯收入。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从劳动价值论上对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学的说明。

其实，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从劳动价值论视域来认识和说明。事实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价值的剥削收入，也不是由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利息率的决定，不只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关系决定，也不是纯粹偶然、纯粹经验、没有规律地决定的，而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由投资贬值、投资费用、投资风险、供求关系等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资本额或投资额都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量，代表着投资者提供的积累下来的一定劳动量和价值量，但同一价值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为不同的货币量，通常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发生货币贬值，这是投资的有形贬值，理应得到补偿。其次，“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因此，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说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是投资的无形贬值。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必要的投资额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离不开作为过去劳动积累的资本的一份贡献。因此资本的无形贬值可以而且应该在资本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的限度内得到补偿。例如，从以上表1可知，同样1小时劳动，如将劳动复杂程度变化忽略不计，其价值量是相等的，但却表现在逐年变化的货币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这里有货币贬值、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资1.19万元，至2000年就应获得本利和6.28万元，其中获得的5.09万元利息，是投资者投资有形无形贬值的应有补偿，是投资者投资所代表的劳动量和价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没有占有任何人的劳动和剩余价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原因和变故，投资会有部分乃至全部丧失的风险，股市有风险，银行贷款有风险，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资也有风险，因此，适当的风险补偿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劳动和费用，如1999年我国银行系统职工人数已达205万人，（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劳动、工资和费用；股民需要关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长期劳动积累的资金投放到某个项目上，对谁都不是一种小事，都是一种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劳动。资本的成功运用和运作所要求的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劳动和努力，决不比其他劳动来得差。（注：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序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由于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资有形无形贬值、投资风险、投资费用必要的补偿，是对过去积累的劳动和正在进行的投资劳动的必要的补偿，是劳动耗费的一部分，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此外，资本供求率始终是市场利息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样，理论利息率的决定和计算就有了客观依据，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论利息率＝（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本贡献率＋投资风险率＋投资费用率）×资本供求率。

（四）劳动力价值公式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观点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还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训练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医疗保健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也就是支付给雇用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佣工人所得的工资将全部用于生活消费而没有分文剩余，其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符合他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论。

第一，今天的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是挣一文吃一文而无分文积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至2000年，中国个人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已达10万亿元以上，加上个人经营投资和住房投资已达20万亿元以上，股民已达5800万户。（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更远远高于中国。这些新情况是传统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和积累理论解释不了的。因此，现代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已经不仅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而应该包括更多的项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其他商品的价值都包括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两部分，那么劳动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部分，仅有这一部分还不足以生产和再生产、培养和造就出现代劳动力，这里必须付出两种不可或缺的活劳动，这就是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

第三，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中完全必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务已经成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员从事的这种服务在家庭内部也应该视同商品，承认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很快被家人消费了，但家务劳动者仍然是创造价值的。这种劳动完全是生产劳动力的必要活劳动和必经工序；否则，婴儿甚至无法长大成人，更谈不上再生产劳动力。再则，按照传统理论，同样两个劳动力，如果一个使用保姆，一个不使用保姆，由于有无保姆费用的不同，两者的劳动力价值就不同，工资也应不同，这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指出：“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家庭内的生产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家庭和其他居民户，事实上都可视为小型的工厂。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产出极有价值的商品及服务。”“现在的确是把家务劳动也算在GDP里面的时候了。”根据一位教授的统计，“美国从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为止，家庭内的生产值，超过了GDP的20％以上，而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人力开发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内的生产值占全球生产值的比例，竟然高过40％。”（注：加里·贝克（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中文版，140～14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学劳动是现代劳动力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力培养和劳动力价值中，人们往往只重视教师劳动和教育费用，求学劳动往往被忽略不计。其实，学生和成人的求学劳动是劳动量更大、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劳动。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学习是劳动，并且应当永远是劳动，是充满了思想的劳动。”（注：乌申斯基：《教学法原理》，中文版，125页。转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录》，2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实上，同样的生活资料和教育费用，同样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培养出的劳动力的素质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学是内因，学生的劳动比教师的劳动更重要。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格化、人才化劳动比物化劳动更重要。当今世界，经济是知识经济，教育是终身教育，社会是学习社会，社会组织是学习组织，求学劳动更为长期，更为艰巨，更为重要。据统计，至2000年，我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已达2.2亿人，占全国人口17.4％，约占6－60岁人口22％。（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据我国学者王琪延研究，中国城市男女居民在终生总时间中，有45％属于生活必需时间。29％属于闲暇时间，10.5％属于工作时间，8.5％属于家务劳动时间，7％属于学习时间。（注：王琪延：《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4），第93页。）在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三项劳动时间中，工作时间占40.4％，学习时间占26.9％，家务劳动时间占32.7％。可见，学习时间加上家务劳动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作时间。因此，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应该研究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是一种凝结于劳动力价值中的潜在价值，这里不去多说）；我们研究劳动力价值，应该包括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等劳动力生产中所必要的活劳动所形成的价值。

由此可见，劳动力价值（以V表示）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教育培训费用和医疗保健费用（以V[，1]表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构成部分；其二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家务劳动形成的价值（以V[，2]表示）；其三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求学劳动价值（以V[，3]表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较为完整的劳动力价值公式，即：

V＝V[，1]＋V[，2]＋V[，3]

这个公式更符合现代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客观实际，能合理解释劳动者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的价值源泉。

（五）成本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产品成本（K）包括生产资料耗费即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其中包括劳动资料价值C[，1]和劳动对象价值C[，2]）和工资即劳动力价值（V）这两项。从现代社会化全球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分工协作关系看，产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种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1]＋C[，2]）外，还应该包括各种非物化劳动有偿转移的价值（C[，3]），如各种外购服务产品和知识产品转移的价值。同时，除了这些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外，还应该包括各种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

其一是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这些公共产品包括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环境等等。这种公共需要是从人类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现在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电子化、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的发展，不仅一个企业内部需要严格的科学管理，而且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强宏观的科学管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切政治上的劳动都是间接的生产手段，都是整个社会劳动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恩格斯说过：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阻碍两种不同的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邹东涛教授以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为例，论证了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注：邹东涛：《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载《理论动态》，第1522期。）我国近50年来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而优越的社会制度等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公务人员付出艰巨复杂、优质高效的公务劳动。这些公务劳动所形成的价值一般是间接融合和实现在其他各种社会产品中，是通过税收等形式实现补偿和再生产的。因此，国家税收并不完全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税收中用于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国防的费用，用于科技教育卫生事业和环境保护的费用，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资利息，如上所述，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劳动耗费和劳动补偿，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包括为了开发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矿藏、生物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劳动和支付的费用，这也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土地资源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土地是自然资源，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开垦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资源，也有人类劳动凝结在其中，也有价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劳动报酬，一种间接成本。

由此可见，传统上所说的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还应该包括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为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S[，1]为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S[，2]为投资利息，S[，3]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

（六）剩余价值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也是商品价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反映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对这一传统理论，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再认识：

第一，剩余价值始终是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因而剩余价值范畴与价值范畴一样，是商品经济所固有、并与商品经济共生共灭、始终并存的历史范畴，它适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从而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不同社会，剩余价值有不同归宿，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归资本家所有，反映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归社会公众所有，反映着劳动者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剩余价值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不是一种个人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产物，理应归社会公众所有，为社会公众造福，为社会进步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进步、更优越的真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应该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

第二，传统理论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税金都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税金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产品社会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我们应该把这些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较为确切地计算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计算公式为：

M＝W－C－V－S

第三，传统理论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现代化社会化全球化的大生产大流通表明，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利润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也来自于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而且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或总体工人的剩余劳动，还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科学技术成果潜在价值的转化和实现，来自于生产力巨系统中的系统效应。因此，剩余价值的来源决不只是一个而至少有三个：一是来自劳动者（包括生产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总体工人）活劳动中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1]）；二是来自无偿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知识剩余价值或技术溢出价值（M[，2]）；三是来自生产力系统中系统效应形成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社会剩余价值或系统剩余价值（M[，3]）。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把不属于剩余价值的社会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价值的来源从一个扩展为三个，从而就能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以及活劳动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中计算剩余价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简化形式上只是加减法，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要应用现代数学和现代系统科学。

篇13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也随之而来。劳动者的收入所得是归于劳动要素项目下的收入形式，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所得占国民总体收入所得的比重相比许多国家都低得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即说明了我国在理论上对劳动工资的认识存在误区，更说明了我国在实践上对劳动工资的行动也存在较大的误区。

一、现有的劳动工资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工资理论也逐渐形成并发展。这些理论的产生既没有对传统的按劳分配制度进行否定，又对市场经济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肯定和实施，这些思想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使以下三个工资理论得到了发展：

（一）供求分配理论――按要素价格――事前分配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想办法使用将生产要素制定价格的方法来解决好人们的收入分配的问题。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替换和生产要素的同质要素的相互竞争实现供应和需求的平衡。这样的解决方式使得在生产过程之前的分配方式对劳动力的价格起着重要的影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马克思对这种价格的决定方式做了客观的评价。虽然现在我国劳动力的市场价格的确定和马克思当年的评价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相对价格的不断变化对我国劳动者自身利益越来越不利。

将生产要素定价的分配方式是一种以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中心，将劳动者自身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不断适应供求法则的变化。这种分配方式的不当之处就是将劳动者自身的要素同物质要素当成是相同性质的生产要素，采取相同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劳动者的工资是支配需求和支配供给的系列条件决定的，并不是由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所决定的。

（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按贡献――事后分配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形成是对上述的供求分配理论的发展。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由克拉克进行的，克拉克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人们可以进一步合理地运用自然规律，劳动者所从事的任何生产行为通过分配所得到的收入，都应该通过劳动者生产所获得的实际成果来进行衡量，也就是说，市场的自由竞争是将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所取得的价值的一部分给予劳动者自身，将资本家们通过资本所取得的价值的一部分给予资本家，将调和职能所取得价值的一部分给予企业家。

在现实社会中，职工作为企业的劳动者，其自身对企业的贡献是随企业对其自身的技术的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受企业对生产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也受社会中有多少劳动者可以提供相同或类似的生产技术所影响。换句话说，劳动者自身的边际生产价值不一定完全由其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自身对企业所付出的努力来衡量，还会受到社会或者他人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按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的方式给社会中的人带来的感觉就是：工资高的人，其自身的贡献也就越大。这种分配方式对社会中的强势集团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从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的差距和分化。

（三）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资决定理论

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资决定理论是由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有大量剩余，然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当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就会越来越低甚至为零。如果想要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产生剩余现象，就要将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劳动者的工资始终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一直持续到社会的资本积累超过入口数量，这样社会就不会再出现劳动力剩余的现象，整个过程也会因此现象的产生而停止。在这种现象发生之前，如果有企业或者其他生产单位将劳动者的报酬提高的话，企业或者生产单位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同时也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行这一分配制度的国家不仅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发展，反而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度剩余的现象，收入分配情况便更加恶化，而收入分配更加不均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二、劳动工资理论的矫正

上文所提到的劳动工资理论在许多高中、大学的教科书上均有体现，这些理论也被当今社会的许多经济学家奉为圭臬。我国内部的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劳动法》的贯彻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不利于我国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发展，害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将资本投资转移到第三世界中的某些国家。但是，劳动工资理论的信息遗漏程度越来越严重，这些信息对缓解和改善当今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有着积极的影响。

被雇佣者和资本家之间力量的悬殊，使得自由的市场交易并不是公平公正的。在对劳动者的工资进行争议的过程中，劳动者与资本家相比大都处于不利地位，产生不利地位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是因为劳动者自身具有损耗性，许多劳动者由于家庭或者自身的原因，一旦离开了劳动，劳动者自身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这样的原因会使劳动者的利益进一步的丧失，资本家也会产生的可能；第二是对于我国体力劳动者的低微地位，国家应该重视并且制定相关的法律保护体力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问题一方面要求市场对其进行缓慢调节；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的干预。宏观上，要求我国政府要着力创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劳动者劳动环境，要对资本家的雇佣环境加以控制；微观上，政府要着力创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雇佣关系，要对劳动者的尊严和社会地位给予尊重和保护，从而使雇佣关系得到缓解和改善，创建社会良好、健康的雇佣关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