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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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变量的总量和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态稳定性是指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短期平衡性。这种稳定关系体现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上，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作用，并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生变动，反过来，这种变动又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当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彼此不再变化时，总体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状态，也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最终的均衡点是最优的，那么其过程并不重要。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化，近几年世界各地频发的经济危机也说明抽象的理性假设很不真实。在金融市场中，其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并不十分完备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在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行，而是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其清醒的状态下，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在部分情况下也会出现失常。做为宏观调控的政府，理应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负责。应是先把醉酒的人使其清醒，然后帮其找到回家的路。因此，按照笔者所接触的案例来谈一下宏观经济管理所涉及的一些实用的逻辑思维方法。

二、建立数字概念

数字概念是一个人从小就建立起来对数学的初步了解与认识，从小商小贩到金融专家，只要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会有自己的小九九，都会对数字有着不同的理解，而我们所谈的是一个经济师所应具备的数字概念。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一）大数定律记心中

大数定律又称弱大数理论，它是概率论历史上第一个极限定理，也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是指概率论中讨论随机变量序列的算术平均值向常数收敛的定律。大数定律是概率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痛则思变，想通过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为了储备起见，又购买美国中长期国债。但是在世界金融市场内，缺乏适用的高流动性资产，因此大规模的美元储备抬高了美国国债价格，也降低了长期利率。尽管各国央行出于对本国的保护，其做法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差异，使得各国的央行与投资者的逻辑思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说，由于这种差异，大数定律就不成立，各国的央行行为也不能代表全体投资者的偏好。因此对经济师来讲，从逻辑思维上讲很简单，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想达到理性的预期，就必须按大数定律来做，即必须存有大量的独立决策的主体。否则将违背经济规律，会事与愿违。

（二）关注二阶变量这一细节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宏观经济管理和工程技术在这方面是互通的。越专业越关注细节，在宏观经济管理专业中，二阶变量就是关键的细节。如船舶工程设计师，除了对船的总长、载重、型深等一阶变量熟悉外，还要对吃水、方形系数等二阶变量细节的设计十分了解。可以说细节的完美是整体工作的点睛之笔。具体到宏观经济管理上来，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二阶变量的重要性。善于投资的组织和个人都非常明白利率的重要性，因为它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收益。做为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利率的认知更是毋庸置疑，这位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却在更体现其专业性的二阶变量上有所含糊，自始至终听之任之。从2001年起，美国经济衰退停止。到2004年6月，利率又从1%调至5%，而当时的十年其国债收益率在5%左右，但格林斯潘对这个二阶变量的利率期限并没有在意，他觉得并不重要，使得美国的房价一直攀升，事过之后，可以看出长短期利率差就是造成房价泡沫的关键变量，但美联储在这整个过程中的细节并不能让人恭维，可谓极不专业。

（三）注重奇点效应

奇点是一个数学概念，即分母极限为0的情况，通常来说就是产生无穷大解的表达式，这种情况数学计算实效。在数学教学中，老师一再告知学生们应用除法时除数不可为零。同样，做为一名经济师，如果除数小到一定程度，其结果就意味着不可靠。下面通过一个典型的房价估值实例来对奇点作一分析。我们知道，地产价格由未来租金流的净现值之和的条件数学期望所决定的。其公式如下：

系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一个优秀的结构工程师，必须要把握系统思想的重点，即通过确定合理的系统参数防止正反馈回路从而维持系统的动态稳定。同样，在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系统中，也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恶性正反馈回路。比如在金融市场中，有银行、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为产生的风险，所有这些都会对所在的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资产价格与其背后的基本面密不可分，如果基本面呈现随机游走状态，那么价格变化会呈现正态分布形式。这种假设理论证实了金融系统存在负反馈回路的自我修复机制，从金融实践看，价格变化比正态分布的概率大得多，这也确实证明金融市场存在某些正反馈回路。

这种正反馈的产生有其原因：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现象。当金融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金融机构和交易交易对手所掌握的金融信息不对称，因此金融机构不能全面了解对手财务情况，使得对整个市场的正反馈产生恐慌。其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参与者通过逐个试错找到最终均衡。有效的市场假设就是比较正确的猜想，但这一预期是事后估计，如果这个关键变量随时产生变动，造成正反馈回路信息受阻，因此不能随机试错。其三是由于市场参与者没有充分的时间评估所掌握的信息，因而出价过低，影响了收益。因此要想完善和体现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形，应把有关宏观经济短期动态特性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下面就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来阐述宏观经济管理的系统思想。

系统动力学最初称为工业动态学，是福瑞斯特教授在分析生产与库存管理等实际问题时所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它是一门交叉综合学科，是专门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从动态系统观点看，如果调整正反馈回路，系统参数会发生变化，这时的均衡概念已失去了意义。如果认定长期是最重要的，那么短期维稳则是实现长期最优均衡的重要一环。因此说宏观经济学者只着眼于系统的边际意义，忽视系统本身，那么其构成的逻辑则是荒谬的。

四、政府与宏观经济管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程逻辑不是为政府的干预提供理由，而是指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可以充当消防员去“救火”。政府的愿望是无为而治，既通过适时恰当的机会给予一定的干预，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就短期而言，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以适应性预期为主，这时的政府对这一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一些微观上的调整。因为系统本身在遇到正向或负各冲击时，它会进行自动修复，不需要外界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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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衍生品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各国的衍生品交易主要集中于商品期货、期权方面，市场发展的空间和速度非常有限。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国际石油危机后，世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剧烈动荡。为了给市场主体提供规避金融市场风险的有效工具，1972和1973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分别开发出外汇期货和股票期权。以此为发端，国际衍生品市场迅速呈现不断创新和急剧膨胀的发展态势。实践表明，尽管衍生品市场的迅速发展可以提供丰富、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是大规模交易也为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近些年来，衍生品交易产生的市场风险已经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有，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衍生品对资本外逃的推动作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向亚洲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那么，衍生品交易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呢?

二、衍生品交易引发宏观经济风险的途径

(一)衍生品交易风险造成市场混乱

衍生品具有诸多微观属性。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特性如信用性、虚拟性和杠杆性是产生市场风险的根源。一般而言，衍生品交易的微观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战略风险。近些年，衍生品交易引发的风险事件频频发生，如英国“巴林银行倒闭”、美国“橘县破产”、中国327国债期货风波，等等。尽管目前还没有案例表明，单个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衍生品交易失败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混乱的局面，但是从理论看，由于具有杠杆交易的特点，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攻击或者衍生品交易失败，还是很容易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极端混乱。巨型金融公司的交易活动会由于衍生品的杠杆特性放大冲击效果。如果在“群羊效应”下，交易开始集中于空头或者多头，则很容易使市场流动性急剧丧失。其结果是产品或者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振荡，严重冲击衍生品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造成金融危机。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就是市场主体运用股票指数期货进行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而在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危机中，大约有20％-30％的英镑卖压来自于动态避险策略的操作。

(二)各种风险在金融体系中发生连锁反应

由于衍生品交易加强了各市场之间的联系，因此也增强了风险在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鉴于市场间联系具有系统性含义，一旦OTC衍生品市场发生重大风险或者大规模违约，问题就会通过市场之间的对冲和套利活动，或者通过市场供求的重新平衡机制传播到交易所和现货市场。更严重的问题是，任何与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失败，都可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大银行违约会造成第二家违约，再造成第三家银行违约，这样不断波及下去的结果将是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最终导致金融体系陷入危机。1997-1998年，美国LTCM公司衍生品交易失败。由于该公司向一些著名银行借贷高达1.000亿美元，因此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了防止发生连锁性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主动联系LTCM的债权人和交易对手等十四家金融机构，居间协调予以救助，最终防止了可能的连锁危机。

(三)冲击宏观经济运行

与以上两点相联系，金融衍生品交易使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更紧密地连接起来。集中的或者巨大的衍生品交易风险可能通过市场联系机制，从金融市场波及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使宏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与国际资本相联系的衍生品跨境交易，将大大增加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这是因为，第一，期货交易所可以直接为国际投机力量提供攻击平台。第二，OTC衍生品具有比交易所衍生品更强的表外特性，在跨境衍生品交易中很难受到监管，可以更有效地被用于投机活动。在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衍生品交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墨西哥银行广泛使用的台索波诺互换，以及衍生品市场上的其他工具如结构化票据、股票互换、股票回购协议、布雷迪互换等，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放大了市场混乱，最终造成墨西哥金融体系崩溃和宏观经济动荡。墨西哥这次危机的结果是，银行呆坏帐严重，商业银行收不回的贷款高达250亿美元，银行金库在资本抽逃过程中被掏空；经济增长率下降8％，通货膨胀率超过50％。

三、衍生品交易冲击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在机制

(一)透明度降低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与衍生品的表外性相关的是交易透明度问题。所谓透明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资产负债表反映不出实际的风险状况；其二，对于OTC衍生品交易而言，缺乏足够的报告制度和披露制度。这种透明度的降低，一方面是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则是削弱了当局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首先，资产负债表无法显示市场隐含的巨大风险。在公司或者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活动后，会计平衡表仅能记录表面上的资产和负债信息，很难揭示出实际隐含的风险内容。正因如此，作为表外业务的衍生品交易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加速或者减弱资产负债表隐含的风险。但如果衍生品交易风险不出现连锁效应，宏观经济将不会面临大的冲击。

然而，对于参与衍生品交易的央行来说，资产负债表透明度降低造成的后果就会明显不同。这主要是因为衍生品交易不具有透明性，公众很难准确评价和掌握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而且对央行来说，也不能准确地披露实际外汇储备数量，致使调控汇率或者维持固定汇率的实际能力可能会比表面能力要弱的多，显得“外强中干”。其调控整个宏观经济的能力出现下降，很难有效抑制宏观经济波动。

对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说，由衍生品交易造成的透明度降低同样隐含着极大的风险。可以举几个例子。其一，金融创新会把一些长期贷款和看跌期权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短期特征。如果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这些在平衡表上反映为长期性质的贷款会迅速向国外抽逃。其二，衍生品创新可以改变短期资本的外在形式，如总收益互换会使短期贷款类似于资产组合投资。其三，以保证金或抵押进行交易的衍生品会产生大规模的突发性外汇流动，而这并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外汇债务和证券内容中预先显示出来。

其次，OTC衍生品交易缺乏足够的报告制度和披露制度。正因为

如此，监管当局，交易对手方及其他机构很难对公司信用等级和交易情况进行准确评价。当市场承受压力时，缺乏关于某公司市场及信用风险方面的信息，以及对公司风险管理能力方面的信息，将从多方面冲击市场稳定。一是，在谣言、市场恐慌等不利信息作用下，使债权方撤资，最终损害公司的融资途径。二是，导致市场参加者进行防御性头寸调整。众多市场参与者通过运用衍生品，以较低成本迅速撤离某一市场，将对市场和国民经济构成严重打击。

(二)逃避宏观监管

市场主体利用衍生品可以有效避开政府施加于自身的各种限制，同时也可以降低规定的资本持有要求。例如，在各种会计制度中，往往通过信用评级来区分各种资产和可得收入。为了保持金融和经济稳定，政府会根据信用评级限制金融机构持有某种金融资产。但是金融机构并不会就此止步，而是根据需要，设计出形式多样、合乎需要的衍生品，以避开各种监管防护措施。例如结构化票据可以巧妙地把高收益票据处理成具有高信用等级的金融工具，最终避开政府施加的严厉监管措施。在美国，很多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通过结构化票据完全绕开了当局的监管限制，成功地持有外汇资产。

然而，避开监管防范措施对宏观经济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这是因为，衍生品具有的杠杆易特征在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的同时，于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风险头寸所要求的资本数量。由于风险／资本比率高企，投资者的投资稳定性势必遭到削弱。这样一旦在衍生品市场上出现交易失败，就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不断增加的OTC衍生品和结构化票据使用，会大幅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头寸。这样，由于衍生品交易存在杠杆性，将使经济系统在多方面面临巨大危险。一是，在经济过热时由于投资兴奋出现决策失误。这种失误往往以高昂的成本为代价。二是，放大各种不利效果，使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面临严重冲击。

(三)制造和深化危机

首先，衍生品市场的投机交易可以制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汇率的稳定性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借助于高杠杆性和较低的成本，各种跨境衍生品交易完全可以影响和冲击汇率稳定目标。对于采取固定汇率的国家而言，从事投机的机构投资者会利用各种跨境衍生品交易直接威胁甚至攻击汇率体系。另外，即使不存在投机攻击，各种用于跨境交易的长期衍生品(如长达15年的外汇互换)也足以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积累起大量的风险。当国内大型金融机构从事的衍生品交易出现损失时，也会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

其次，金融衍生品交易还会加速和深化危机，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金融危机期间，各种与衍生品紧密相联系的国际资本由于流动性的提高可以迅速抽逃，从而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据估计，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加速了资本外流，大约有160亿美元的台索波诺被用于互换，最终加大了比索的贬值压力。另外，国内大量的衍生品交易也同样会增加信用风险，并造成难以偿付的实际债务。而且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即使某些衍生品交易最初是用来削减和对冲市场风险，也会在危机来临时“摇身一变”，成为增加市场风险和加速金融危机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由于与国际资本流动紧密相关，衍生品交易大大增加了金融危机传染的可能性。从各国经验看，衍生品虽然不是危机的根源，但是却在资产价格下跌之前的积累阶段推动了价格攀升，同时又在危机发生时加速了价格的调整。通过运用衍生品，市场主体能够以较低成本迅速进出市场，这使得由于预防性的原因而逃离一个市场更加容易。一些金融市场的扰动会转变成全面的危机，且危机在于衍生品交易相关联的国内与国际市场得到放大。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有关资金流动的严重程度、传染性和规模大小都受到衍生品交易的影响。

(四)增加危机处理的复杂性

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使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和交易机制出现复杂化，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各国政府处理危机的难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政府处理危机的政策方式相对简单。只要政府把主要的债权和债务方集中在一起，制定一项债务支付方案，就能够较为容易地处理债务危机。而在衍生品市场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危机处理显得非常困难。主要是因为，第一，市场主体复杂化、j多样化。这既增加了各种潜在的i交易对手方，又产生了究竟谁具有未偿还债务或其它义务的要求权。第二，衍生品交易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既成事实，必须迅速给予支付，很难进行调节。而且更困难的是，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波动瞬息万变，致使不断产生新的损失或者扩大损失范围。

四、衍生品交易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与以上分析相比较，衍生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进入21世纪后，健全发达的衍生品市场就有效地防止了宏观经济波动和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为此，格林斯潘指出，衍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使金融系统发展更灵活、有效，世界经济也变得更有弹性。事实上，衍生品在21世纪初的多次金融风波中确实发挥了良好的抑制作用。我们下面具体分析衍生品交易抑制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机制。

(一)微观衍生品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首先，防止行业供求关系剧烈变化。在那些对宏观经济具有较强供给冲击影响、其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物价总水平的行业(如粮食、石油)中，生产者利用衍生品对其所生产的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具有明显的宏观意义。第一。利用衍生品进行的风险对冲活动，完全有助于提高生产和供应的相对稳定性，减缓供求关系紧张和过高损失对生产和经营形成的严重冲击。第二，生产者还可以根据衍生品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安排投资计划、生产计划和经营计划，增加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性和平稳性。因此，从宏观意义上讲，衍生品交易可以从行业稳定和产品供给源头方面，抑制即将出现的产业供求关系紧张和宏观经济波动，进而防止其在短期内出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其次，抑制宏观经济波动。如果宏观经济由于其他方面原因出现大的波动，那些能够依靠衍生品市场进行保值，并安排生产和流通的生产者，就会通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对本行业供需关系的影响。这样做的宏观效果是，削弱本行业供求关系和宏观经济总量不均衡的联系，即抑制本行业在未来出现较大的供求失衡，避免加剧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对于一些金融投资者来说，则可以通过与宏观经济总量有着密切关系的衍生品(如股指期货)来减少宏观经济波

动的影响。这样由于金融机构能够比较有效地避免收益状况恶化，从而可以减轻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失衡形成的更大压力。

(二)宏观衍生品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宏观衍生品是直接针对宏观经济总量变化设计的衍生品，如GDP期货和CPI期货，因此较之于微观衍生品，这些衍生品对于对冲宏观经济风险，减弱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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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107-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周晓波，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一、引言

得益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引进”，我国充分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40年间的GDP总量增长达30多倍（1978-2017年），实际GDP年均增速9.5%，为同期发达国家增速的3倍左右，迅速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其经济成果举世瞩目（林毅夫等，2005；刘小鲁，2011）。①但是也因为“技术引进”模式，使得我国生产力增长和结构演变始终受到国际产业转移和引进技术等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生产力增长和结构演变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强制进化”过程，生产力的各个构成主体间具有多时代生产力共存的多元结构状态，被抽象表述为“生产力非均衡结构”或“生产力多元结构”（陈璋，1990）。②

所谓“生产力一元结构”显然是一个与“生产力多元结构”相对应的概念，所描述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生产力结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力差异仅表现为同时代生产力在各个构成主体间的分布，所反映的生产力结构演变和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历时性和单一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框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而“生产力多元结构”所描述的多时代生产力共存现象，也决定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生产力结构演变和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共时性和复杂性，且与“生产力一元结构”具有本质的不同。“生产力多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特征形成的客观基础和最基本原因，其存在破坏了西方经济学总量分析框架的一系列假设条件，使总量框架在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结构性问题时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分析结论常与现实相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

“生产力一元结构”和陈璋早年提出的“生产力多元结构”分别对应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从长期看，两种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具有重大的差异。“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主要特征：（1）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是原发式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创新研究发明等）始终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2）生产力结构（区域、部门、行业等）相对平衡地演变（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水平）；（3）宏观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总量问题，或为供给侧的总供给问题，或为需求侧的总需求问题，其复杂性相对简单。总之，“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及其问题的产生主要由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决定，同时在“生产力一元结构”下市场机制调节均衡的有效性也更为明显。“生产力多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主要特征：（1）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是引进式技术进步，各种引进技术方式（购买设备、专利、合股、独资投资等）是其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动力，投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生产力结构（区域、部门、行业等）长期处于一种不平衡演变状态（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水平）；（3）宏观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表现为供给侧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需求侧问题，两侧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非常突出。总之，“生产力多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及问题的产生主要由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决定，同时在“生产力多元结构”下不仅市场机制调节均衡的有效性受到限制，而且加速了市场的非均衡演变。

所以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差异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经济理论与分析路径。总量分析适合“生产力一元结构”的宏观经济问题，即将宏观经济问题归结为供给侧或者需求侧的问题，注重的是整体经济中某一侧问题的总量分析，其复杂性相对简单。而结构分析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即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问题，所以表现形式也更为复杂，必須同时分析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包括整体也包括局部。

“生产力多元结构”的形成根源于我国实行的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研究经济结构演变不能不谈技术进步。从要素偏向角度，技术进步可以分为资本体现式和非体现式：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也称为外生技术进步，是一种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比例提高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原发式技术进步便属于这种方式；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则是非中性的技术进步，是一种融合于物质资本投资过程中，通过使用新设备、新软件等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引进技术属于典型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式（Howitt等，1998；Felipe，1999；Gordon，2000；王林辉等，2012）。③我们认为，从结构意义上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问题实际上是在这种技术进步方式下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1.引进技术阶段总供给的结构演变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一般观点，从长期看，总供给结构决定总需求结构，所以探讨我国数十年来的宏观经济结构演变应从总供给结构演变开始，这也意味着整个宏观经济结构演变是从大规模引进式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开始的。

引进式技术进步必然直接影响部门间的供给结构，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实质即国际产业转移。在顺序上，一般呈现为优先转移发达国家的落后产能，所谓“落后”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对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而言则是“先进”产能，这一阶段通过购买设备、专利、合股、独资投资等具体形式完成相关产业（链）的技术引进，相关部门的生产力水平由此快速提高，部门收入也以快于其他部门的速度迅速增长，所增长的收入再被投入新一轮技术引进中。如此循环持续直到该部门的引进技术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引进速度越快，经济增长越快，但由于产业的增长不是“自然”的，导致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间的发展不平衡（包括收入、规模等）。长期的引进式技术进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适应外部需求结构的方向发展，这是在外部需求下降时产能过剩伴随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收入结构看，引进式技术进步会导致部门内以及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收入取决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引进技术过程中，资本积累伴随着技术进步，新增机器、设备和软件等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相对于非引进技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提高较慢；同时改革开放早期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也压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引进技术部门内部资本报酬比例不断提高，使部门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间技术水平差距的扩大也导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Bartel等，1997；张莉等，2012；陈宇峰等，2013；Paz，2014；周云波，2017）。④

2.引进技术阶段总需求的结构演变

传统经济理论中常有“三辆马车”的说法，即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拉动的。但在引进技术模式下，实际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是发达国家需求和生产的分离，需求仍然保留在发达国家内部，生产环节则逐步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体，其出口必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转移发生的初期，接受转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能力低下，为满足大量出口订单，需要扩大投资（资本形成），增强国内的生产能力，这带动国内市场也形成新的需求，导致最终需求比重中的投资和净出口比重上升，而这种上升会随着技术引进步伐的变化在不同部门的最终需求结构中产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同时具有供给和需求的二重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总供给、总需求概念实际上并不完全适用后发国家。其中，投资的需求属性是指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含义相同；而投资的供给属性指能够通过投资实现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引进技术条件下，投资是技术的物质投射，先进技术融合于物质资本的投资过程中，通过先进设备、先进软件的使用即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陈璋等，2016；周晓波等，2019）。⑤我国过去数十年需求侧管理的实质是寻求供给侧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提高（引进技术），这种情形下形成的供给结构具有适应外部需求结构的特点。正是因为投资的二重性，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复杂性的重要体现。

3.投资的“二重性”是引进技术阶段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核心

在引进技术条件下，投资的二重性是联系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枢纽，理解了我国宏观经济投资概念的新含义，才能形成解释引进技术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在西方经济学中，投资是总需求的部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从需求侧的投资开始的。而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投资不仅是需求侧问题更是供给侧问题。因为引进式技术进步，导致投资的高速增长不仅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更对总供给产生了影响。投资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供给侧的核心部分，我国技术水平的快速进步恰恰是投资高速增长引起的。因此与经典理论不同的是，我国的投资同时影响了需求和供给，使总需求和总供给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这种特殊性也是形成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基本原因（結构性概念的核心是整体性）。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概念及其理论难以解释我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

从基本理论的维度，投资的供给属性包含国家发展战略和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双重含义。改革开放战略的确立和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为引进式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利的可大规模投资的环境，而投资与引进技术结合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正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大规模投资的持续高增长，进而形成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安排下，我国形成了以东南部沿海地区为重心的改革开放先行区，通过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引入技术和固定资本，在形成大规模需求的同时，跨越式地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技术（引进式技术进步，尤其是工业化产品技术），产品供给能力迅速提高，并通过出口及国内市场得以消化。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也是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但这种模式并非无代价。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各部门、地区、行业间的不均匀分布导致了不同部门、地区、行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影响需求结构，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引进技术），而这又反作用于供给结构。

4.后引进技术阶段的宏观经济结构演变

总供给结构和总需求结构之间这种相互影响持续循环直至技术水平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技术开始遇到“阻力”为止。一些学者测算，这一时间点我国大约出现在2007年前后（方福前等，2016；周晓波等，2018）。⑥此时GDP增速下滑，经济结构演变迎来拐点，本文将这一时点以后称为“后引进技术阶段”。在后引进技术阶段，我国已经完成了发达国家除核心技术以外的大部分生产技术的引进，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必然不会再轻易出售核心前沿技术，大规模引进技术变得不可持续，引进式技术进步的速度开始下降。

引进技术速度减慢的背后是投资二重性的减弱，即投资供给属性减弱。供给侧，直接导致资本边际产品价值迅速下降，资本报酬占比进而开始下降，全社会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出现扭转。同时，引进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导致不同部门间的GDP增速差距相对减缓，总体上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善。但由于这种改善主要通过资本报酬率的降低实现，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社会总收入（收入法GDP）增速下降。需求侧，引进技术速度减慢的另一面是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减慢，导致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但得益于收入分配结构的持续改善，最终消费的增速相对更快，出口和投资占比不断下降，最终消费占比不断上升。虽然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导致最终消费的相对增速上升，仍不足以抵消投资和净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投资供给属性减弱带来的由绝对收入增速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总支出（支出法GDP）的增速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时期通过引进技术构造的供给结构是在满足外部需求下形成的，一旦外部需求不足，出现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特殊现象便在所难免。

二、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分析工具

表1是一张一般形式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利用这张表说明投入产出表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性，在此基础上，将其改造为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分析工具。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便可编制一张新表，这种基于原始投入产出编制的表被称为投入产出二阶段表（刘起运，2004）⑧，我们将这一二阶段表命名为“总需求-总供给结构表”，下文简称“结构表”。

将上述结果写成表格形式便得到总需求-总供给的二阶段结构表，以下简称为“二阶段结构表”。

与一般投入产出表的区别在于，表2和表3均以增加值形式表示经济联系，并直接建立了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将生产技术结构隐含其中。其中，表2侧重于反映多部门间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表3侧重于反映各部门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这两张表是对投入产出表的拓展，其意义在于为研究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的平衡关系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工具。

三、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事实梳理

前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相互演变关系，并给出了几条基本结论，下面先对有关结论进行验证，继而运用本文的结构性分析框架进一步展开研究。

1.数据说明

本文编制“结构表”和“二阶段结构表”采用的数据来源于WIOD最新公布的数据（2000-2014年），在对投入产出表的相关部门进行合并基础上，运用前文所述的编表方法并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分别编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生产业与其他服务业六部门的“结构表”与“二阶段结构表”。其中，生产业分类以国家统计局的《生产业分类（2015）》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按此标准，房地产业不属于生产业，这与一般的国际分类不同；其他第二产业具体指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建筑业。如无特殊说明，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所有部门结构分析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本文所编制的六部门“结构表”与“二阶段结构表”并经进一步计算整理。

其他总量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主，具体包括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比、投资与净出口占比，以及基尼系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时间段则与“结构表”及“二阶段结构表”保持一致。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2000-2002年的基尼系数，本文使用胡志军（2012）估计的未经价格调整的总体基尼系数做补充。⑨由于我国收入法GDP核算中不仅包括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营业盈余），还包括固定资本折旧和生产税净额，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理后才能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为方便起见，直接使用WIOD社会经济账户（SocioEconomicAccounts，SEA）中已处理好的收入法GDP数据。

根据方福前等（2016）和周晓波等（2018）学者的测算，我国在2007年前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速度达到顶点，此后逐步衰减，因此，时间段的划分上可以认为2007年及以前为引进技术阶段，2008年及以后为后引进技术阶段。

2.部门结构演变

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我们发现在引进技术阶段，重工业部门的最终需求对各部门经济拉动的作用最明显，由重工業部门最终需求拉动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生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供给分别增长了293%、304%、375%、354%、326%和431%，在各部门总供给中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22%、1.69%、4.96%、0.65%、1.26%和0.78%，且自身名义GDP增长117%，在六个部门中排名第二，由此可以看出，重工业部门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引进技术部门。六个部门中，农业部门的最终需求对其他部门供给的拉动作用最低，自身名义GDP的增长率仅52%，远低于其他部门，是典型的非引进技术部门。接下来以农业和重工业两个部门为例，分析我国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之间的结构演变，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这两个部门单独抽出来制成表4和表5。

根据表4和表5，2000-2006年重工业部门（引进技术部门）由消费带来的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由投资和净出口带来的收入占比持续上升；2007年后出现相反趋势。与此同时，重工业部门内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差距也不断扩大，于2007年达到最大值，2008年之后两者差距开始缩小，且随着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进而反作用于需求结构，使消费占比上升。农业部门中（非引进技术部门），农业投资品在引进技术部门快速增长的投资与净出口需求带动下，来自投资与净出口的收入占比快速上升，消费带来的收入占比则快速下降，但从2008年我国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之后，这种变化速度相对放缓，投资和净出口带来的收入比例在2008-2014年只上涨了4.12%，幅度远低于引进技术阶段。但是，与重工业部门不同的是，农业部门内的劳动报酬持续上升，且变化趋势很平滑，这一方面是由于非引进技术部门内的收入分配结构较少受到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结构演变较为平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几十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向其他部门转移，导致劳动边际产品价值不断上升。农业和重工业部门的收入来源与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如图3和图4所示。

再比较农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间最终需求以及增加值相对比例的变化。从图5和图6可以明显看出，在引进技术阶段，两者间的差距快速拉大，从而导致两部门间的不平衡增长，部门差距迅速扩大。到了后引进技术阶段，引进式技术进步明显放慢，两者间的差距虽然还在扩大，但是变化速度明顯降低。

总体上，农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结构演变与前文两部门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3.总量结构演变

根据图7，我国自2001年12月加入WTO以来得益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加快，GDP从2002年开始呈现加速上涨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高增速；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增速逐步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再看图9的收入结构变化趋势，引进技术时期劳动报酬占比逐年下降，资本报酬逐年上升，结合图8的基尼系数趋势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07年收入分配差距达到最高点；2008年进入后引进技术时期，劳动报酬占比明显上升，资本报酬明显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收入分配结构开始改善，且收入结构和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与GDP增速显现较强的相关性。

而图10反映的支出结构变化趋势显示，2000-2008年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投资与净出口占比持续上升，但从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的2008年开始，这种趋势出现转变，尤其投资与净出口占比下降较为缓慢。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针对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也对投资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为了使分析更为严谨，接下来分别计算引进技术阶段和后引进技术阶段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之比、最终消费与投资加净出口之比，以及基尼系数与GDP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检验其显著程度。

表6和表7的计算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水平上均显著，表明我国经济总量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4.后引进技术阶段隐藏的新问题

从总量结构看，在后引进技术阶段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改善，但实际上也隐藏着新的问题。

第一，为应对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拉动作用不可持续，甚至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数据表明，2008-2014年，其他第二产业部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建筑业）的最终需求对其他部门供给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7年间对六个部门所起的供给拉动作用占各部门总供给的比例分别提高5.09%、4.87%、5.40%、5.37%、3.39和1.0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是在最终产品价值链中，其他第二产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下降了0.22%、0.61%、0.84%、3.52%、2.47%和2.61%，这意味着在最终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占比却在下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收益越来越难以覆盖高额的运营成本，继续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将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并进一步推高政府债务率。

第二，引进技术阶段形成的资本报酬占比过高及由此衍射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扭曲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并对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存在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效率和公平。大量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本质上体现的是资本报酬占比过高，即资本为追求继续增值而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行为，虽然这对经济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相当一部分是以价格上涨形式带来的“虚假增长”，而且这种虚假的高增长是通过挤占其他部门的收入实现的。2000-2014年，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占比近40%）最终需求的拉动作用占各部门总供给的比例除了农业上升1.55%以外，都是下降的，分别下降2.07%、2.61%、2.87%、1.84%和4.51%，但是，该部门在各部门最终产品价值链中的收入占比却分别提高0.23%、0.48%、0.82%、1.04%、1.81%和8.17%。显然过度发展并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既为金融系统带来连锁债务链，也为经济埋下巨大的风险隐患。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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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及发达市场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经济体正享受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这种局部地区获益的背后却隐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三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宏观风险。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可能。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中趋降。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5.2%，消费物价上涨7%，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特别是9月份的物价上涨4.6%，已经低于政府全年的控制目标，其他宏观数据和结构指标升降互见，基本情况还算不错，大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势。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加深，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场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遇的机会和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金融开放过程所出现的金融危机中获得某些启示，以正确看待和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1.要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规范金融市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分散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首先要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吸纳和配置“热钱”，使其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其次应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提高服务水平，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银行脆弱性；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地位，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领域，实现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最后，要注意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次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应当始于以实际经济活动背景的资本交易(如易变性最低的直接投资)，然后逐渐过渡到易变性较高的金融性资本交易；与实际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资本市场应先于货币市场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又应当晚于中长期债券市场，具有明显投机色彩的衍生产品市场则应放在最后开放。在货币市场工具开放的过程中，长期债务应先于易变性最大的短期债务；在资本流向的放松管制方面，一般的顺序是先放开流人，后放开流出。但在目前国际资本的过快及过度流入的情况下，则应当继续保持某种形式的资本流人限制、同时尽快放松对流出的限制。

2.政府的适度干预依然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金融体系具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高度干预等扭曲性特征，因此放松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应是当前主要任务。但这不等于放弃金融管制，在金融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干预依然极为重要。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首先要稳定货币职能。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兼顾激励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长期以来的两难选择，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难点所在。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确无过错。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的含义发生变化，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中，应首先确保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以降低国际货币冲击带来的危害。再次，要加强金融稳定性，健全金融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宏观协调力度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加强国内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与贸易、财政与金融，以及金融各专业管理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信息沟通、政策合作，防止因部门利益带来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协调与双边及地区金融合作。随着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的交互作用的加深金融逐渐变得“无国界”，在汇率机制、外汇储备管理、货币合作、金融业改革、国际银行监管及对冲基金等高杠杆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中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

4.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2007年中央银行交替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内流动性过剩起到了一定的收缩作用。但是面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次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将擅长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与擅长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并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2007年，我国陆续采用了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出口退税和国债发行等财政措施，对抑制流动性过剩、缓解进出口不平衡和控制资产价格过快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要进一步充分利用税收工具；加大公共支出转型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大财力投人到改善民生、改善环境、改善社会保障上，而一般性支出应更加从紧；进一步启动内需，逐渐从出口拉动转变到内需拉动。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保持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从总体上来看，货币政策既不宜扩张，也不能收紧，而以稳定为要，具体政策手段需要调整，减少数量调节，增加价格手段，给市场主体以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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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带来较大冲击，客观上要求我国商业银行更加重视宏观经济波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资产规模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随着世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问题日益突显。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稳健性关乎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一旦商业银行出现信用危机，将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致命打击，而不良贷款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主要的衡量指标之一。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正在加速扩大，同时也面临着巨额资金消耗的风险，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同时还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因此，巨额不良贷款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二、相关文献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银行作为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保证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诸多学者、政府机构和银行家都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对不良贷款的成因、解决对策进行论证。

（一）国外文献综述

Olaniyan（2000）[1]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指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抑制通货膨胀。Christopher和Bamidele（2009）[2]的运用五个指标对宏观经济波动加以反映，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这些宏观指标的波动来调整其信贷政策。Bnrros C.P.，Managi S.[3]

等（2012）把不良贷款作为商业银行效率考察的因素之一，测算了银行业技术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二）国内文献综述

在我国，间接融资处于核心地位。银行信贷之所以特殊性，体现在银行不仅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还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近些年，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宏观经济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探索性的研究。

王光伟、童元松[4]通过选取2005～2013年季度数据，通过统计描述分析、多元回归法等计量方法，对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具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谢冰（2009）[5]通过收集2004年1季度～2009年1季度的数据，运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李思慧，颜向农（2007）[6]从宏观角度来分析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对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岳蓓蓓、郑循刚（2011）[7]通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增长与不良贷款率波动的VAR模型，得出经济增长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波动之间的相关性结论。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相关理论

（一）信用论

“金融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过程，而经济中存在着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如汇率、利率、价格等经济变量，当其实际值与人们的预期水平不一致时，借款人就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当这种损失累计到一定程度，借款人就可能出现违约，从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由于银行内部期限错配原因的存在，不良贷款成为了银行经营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信用使得借贷双方有了资金的融通与往来，然而信用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其往往是作为国民经济中各部分相互依存、共谋发展的网络中连接的形式，因此无论信用状况如何，企业或者银行都会受到影响而陷入信用混乱的局面之中。所以，由于信用具有的依存性，如果出现银行内部贷款资金使用和偿还时间上的分离，就可能引起不良贷款的发生。与此同时，信用的依存性和广泛连锁性引发的连锁违约也会导致银行业出现不良贷款的规模不断扩大[8]。

（二）不良资产证券化

不良资产证券化（NPAS）包括不良贷款（NPL）、准履约贷款（SPL）、重组贷款、不良债券和抵债资产的证券。就其含义而言，不良资产证券化就是资产拥有者将一部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经过一定的组合，使这组资产具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再经过提高信用，从而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流动的证券的一项技术和过程。不良资产证券化是处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较好方法。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证券化，这种做法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水平，减少了相应的成本。不良贷款证券化是商业银行降低自身不良贷款率水平的显著方式，商业银行应提高不良贷款证券化进程。

四、我国不良贷款现状及其产生因素分析

不良贷款率是我国监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不良贷款是非正常贷款或还款环节存在问题的贷款，主要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自2002年我国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五大类：正常类贷款、关注类贷款、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其中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不良贷款之所以恶性循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银行自身的经营存在很大问题。对贷款项目不负责、对企业偿还能力、贷款运行质量没有仔细探究，贷款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都是产生不良贷款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国商业银行存在不良贷款的潜在危机。信用风险是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业信用风险的积累，通过分析不良贷款率对银行业的影响，引导商业银行采取有效的手段应对不良贷款率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从而控制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商业银行在运作过程中，不良贷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企业经营决策失误、经济周期下的资源错配都会一定程度上产生不良贷款。但不良贷款的大小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国际警戒线一般定为10%左右，中国的监管标准要求其不超过15%。银行产生不良贷款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在早期，我国银行形成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和向国有企业提供大规模的政策性贷款，而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认为现阶段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同时受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我们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其次，在商业银行贷款中，商业银行需要对贷款人和担保人的贷款资金和偿还能力进行审查，并对贷款人的贷款去向进行跟踪，但在实际的贷款过程中，个人或企业为获得贷款，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报，而银行并不能对个人或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完全的了解，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和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最后，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各个信用体系之间还没有建立良好的信息体系，这就导致商业银行在对个人或企业进行信用评估时，不能充分评估其可依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的产生。

五、政策建议

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特殊的金融行业，其稳定性至关重要，而不良贷款作为衡量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较多，容易受经济政策，利率变化，贷款集中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防范建议：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控制，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应加强管制各商业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特别是不良贷款的情况，及时合理地处理存量不良资产的进程，关注国家及监管机构的经济政策。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业不良贷款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督促商业银行风险内控制度改善，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第二、深入推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建立有前瞻性的风险监管体制，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加强风险预测。完善银行内部激励和竞争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准备制度，提供银行自身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足够的风险准备金制度，以防止不良贷款的发生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另外，还需要加强信贷资金的审批力度，不能为了保持持续增长的信贷量，一味地扩大贷款量而不注重信贷项目的当前风险和潜在风险。商业银行应完善不良贷款的经营模式，优化内部控制，针对不良贷款建立管理体系以对其进行适度的管控。

第三、加强对社会信用体系和银行业的监管，完善我国的信用环境，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监管奠定基础，此外还需建立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失信的处罚机制，加强政府对信用体系的监督与管理，打造信用环境。监管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监管措施，全面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和体系。创造法律环境，进行强制性的约束。企业的信用等级、投融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等问题都将是商业银行着重考虑的问题，所以银行在选择发放企业之前，均要对企业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谨慎防范风险。这样不仅能从本质上改善银行的不良贷款状况，还会减少新增贷款中不良贷款量，进一步增加了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第四、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保持健康稳定、平稳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银行系统的稳定，可以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政策制定部门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

情况，防止泡沫的形成与破裂。因此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密切关注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前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将会对商业银行下一步的信贷政策提供指引。另外还需要加大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策的研究，要建立能够针对宏观经济波动提前反应的机制，加强宏观经济运行和国家政策分析。

第五、城市商业银行要扩大自身的规模，提高总资产，通过银行相对规模的增加来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按照市场规律合理配置自己的资金，提高自身总资产收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的市场约束，避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从而避免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在利率市场化情况下要加强监管，因为银行可能会由于利润空间的下降寻求更大的风险投资，增加了不良贷款率。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需要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和力度，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避免对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冲击，导致银行不良贷款风险的增加。所以，在新的金融环境与监管环境下探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影响因素，不仅给不良贷款的控制以及存量的处置提供了解决思路，而且也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商业银行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需要增强适应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竞争能力，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探索出适应我国情况的新产品、新工具，从而更好的适应经济的波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和贷款余额的总额。当同一家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良资产率降低并不一定是该银行不良贷款减少，也有可能是该家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的发放量，虽然不良贷款总额没有变化甚至增加，但表现出来的不良贷款率却是降低的。所以商业银行应该真正实现自身不良贷款率的降低。要降低不良贷款的总额，争取发放优质贷款，使商业银行在盈利的水平上保持最小的信贷风险，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Olaniyan，O.The Effects of Instability on A ggregate Investment in Nigerria [J]The Nigeri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2000，42（1）：23-26.

[2]Christoper，S.and Bamidele，I.The Impact of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on the Banking Sector Lending Behavior in Nigeria，Journal of Money [J]. Investment and Banking，2009（7）：88-100.

[3]Bnrros C.P.，Managi S，Matousek R.The technical efficiencyof the Japanese banks：Non―radial directional performance meas-with undesirable

[4]王光伟.童元松.WANG Guang-wei.TONG Yuan-song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5～2013年宏观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期刊论文]-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3）.

[5]谢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6）：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