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意义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8 17: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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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
宏观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它研究的是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变量的总量和其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态稳定性是指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短期平衡性。这种稳定关系体现在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上，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相互作用，并在其他变量的影响下发生变动，反过来，这种变动又对其他变量产生影响。当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彼此不再变化时，总体经济就达到了均衡状态，也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最终的均衡点是最优的，那么其过程并不重要。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复杂化，近几年世界各地频发的经济危机也说明抽象的理性假设很不真实。在金融市场中，其风险是无处不在的，也是难以预料的。尤其是并不十分完备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在按部就班地平稳运行，而是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其清醒的状态下，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在部分情况下也会出现失常。做为宏观调控的政府，理应对经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负责。应是先把醉酒的人使其清醒，然后帮其找到回家的路。因此，按照笔者所接触的案例来谈一下宏观经济管理所涉及的一些实用的逻辑思维方法。
二、建立数字概念
数字概念是一个人从小就建立起来对数学的初步了解与认识，从小商小贩到金融专家，只要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会有自己的小九九，都会对数字有着不同的理解，而我们所谈的是一个经济师所应具备的数字概念。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一）大数定律记心中
大数定律又称弱大数理论，它是概率论历史上第一个极限定理，也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定律之一，它是指概率论中讨论随机变量序列的算术平均值向常数收敛的定律。大数定律是概率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痛则思变，想通过长期的经常项目顺差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保。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为了储备起见，又购买美国中长期国债。但是在世界金融市场内，缺乏适用的高流动性资产，因此大规模的美元储备抬高了美国国债价格，也降低了长期利率。尽管各国央行出于对本国的保护，其做法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各国的经济与政治的差异，使得各国的央行与投资者的逻辑思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说，由于这种差异，大数定律就不成立，各国的央行行为也不能代表全体投资者的偏好。因此对经济师来讲，从逻辑思维上讲很简单，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想达到理性的预期，就必须按大数定律来做，即必须存有大量的独立决策的主体。否则将违背经济规律，会事与愿违。
（二）关注二阶变量这一细节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宏观经济管理和工程技术在这方面是互通的。越专业越关注细节，在宏观经济管理专业中，二阶变量就是关键的细节。如船舶工程设计师，除了对船的总长、载重、型深等一阶变量熟悉外，还要对吃水、方形系数等二阶变量细节的设计十分了解。可以说细节的完美是整体工作的点睛之笔。具体到宏观经济管理上来，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二阶变量的重要性。善于投资的组织和个人都非常明白利率的重要性，因为它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收益。做为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利率的认知更是毋庸置疑，这位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却在更体现其专业性的二阶变量上有所含糊，自始至终听之任之。从2001年起，美国经济衰退停止。到2004年6月，利率又从1%调至5%，而当时的十年其国债收益率在5%左右，但格林斯潘对这个二阶变量的利率期限并没有在意，他觉得并不重要，使得美国的房价一直攀升，事过之后，可以看出长短期利率差就是造成房价泡沫的关键变量，但美联储在这整个过程中的细节并不能让人恭维，可谓极不专业。
（三）注重奇点效应
奇点是一个数学概念，即分母极限为0的情况，通常来说就是产生无穷大解的表达式，这种情况数学计算实效。在数学教学中，老师一再告知学生们应用除法时除数不可为零。同样，做为一名经济师，如果除数小到一定程度，其结果就意味着不可靠。下面通过一个典型的房价估值实例来对奇点作一分析。我们知道，地产价格由未来租金流的净现值之和的条件数学期望所决定的。其公式如下：
系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一个优秀的结构工程师，必须要把握系统思想的重点，即通过确定合理的系统参数防止正反馈回路从而维持系统的动态稳定。同样，在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系统中，也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恶性正反馈回路。比如在金融市场中，有银行、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为产生的风险，所有这些都会对所在的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根据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资产价格与其背后的基本面密不可分，如果基本面呈现随机游走状态，那么价格变化会呈现正态分布形式。这种假设理论证实了金融系统存在负反馈回路的自我修复机制，从金融实践看，价格变化比正态分布的概率大得多，这也确实证明金融市场存在某些正反馈回路。
这种正反馈的产生有其原因：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现象。当金融在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时，金融机构和交易交易对手所掌握的金融信息不对称，因此金融机构不能全面了解对手财务情况，使得对整个市场的正反馈产生恐慌。其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参与者通过逐个试错找到最终均衡。有效的市场假设就是比较正确的猜想，但这一预期是事后估计，如果这个关键变量随时产生变动，造成正反馈回路信息受阻，因此不能随机试错。其三是由于市场参与者没有充分的时间评估所掌握的信息，因而出价过低，影响了收益。因此要想完善和体现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形，应把有关宏观经济短期动态特性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下面就借助系统动力学理论来阐述宏观经济管理的系统思想。
系统动力学最初称为工业动态学，是福瑞斯特教授在分析生产与库存管理等实际问题时所提出的系统仿真方法。它是一门交叉综合学科，是专门研究信息反馈系统的学科。从动态系统观点看，如果调整正反馈回路，系统参数会发生变化，这时的均衡概念已失去了意义。如果认定长期是最重要的，那么短期维稳则是实现长期最优均衡的重要一环。因此说宏观经济学者只着眼于系统的边际意义，忽视系统本身，那么其构成的逻辑则是荒谬的。
四、政府与宏观经济管理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工程逻辑不是为政府的干预提供理由，而是指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可以充当消防员去“救火”。政府的愿望是无为而治，既通过适时恰当的机会给予一定的干预，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就短期而言，市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以适应性预期为主，这时的政府对这一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一些微观上的调整。因为系统本身在遇到正向或负各冲击时，它会进行自动修复，不需要外界进行干预。
篇2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衍生品市场的跨越式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各国的衍生品交易主要集中于商品期货、期权方面，市场发展的空间和速度非常有限。在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国际石油危机后，世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剧烈动荡。为了给市场主体提供规避金融市场风险的有效工具，1972和1973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分别开发出外汇期货和股票期权。以此为发端，国际衍生品市场迅速呈现不断创新和急剧膨胀的发展态势。实践表明，尽管衍生品市场的迅速发展可以提供丰富、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是大规模交易也为国际经济体系带来了若干负面问题。近些年来，衍生品交易产生的市场风险已经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有，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衍生品对资本外逃的推动作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向亚洲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那么，衍生品交易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呢?
二、衍生品交易引发宏观经济风险的途径
(一)衍生品交易风险造成市场混乱
衍生品具有诸多微观属性。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特性如信用性、虚拟性和杠杆性是产生市场风险的根源。一般而言，衍生品交易的微观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战略风险。近些年，衍生品交易引发的风险事件频频发生，如英国“巴林银行倒闭”、美国“橘县破产”、中国327国债期货风波，等等。尽管目前还没有案例表明，单个公司或者金融机构的衍生品交易失败会造成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混乱的局面，但是从理论看，由于具有杠杆交易的特点，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投机攻击或者衍生品交易失败，还是很容易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极端混乱。巨型金融公司的交易活动会由于衍生品的杠杆特性放大冲击效果。如果在“群羊效应”下，交易开始集中于空头或者多头，则很容易使市场流动性急剧丧失。其结果是产品或者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振荡，严重冲击衍生品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并造成金融危机。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就是市场主体运用股票指数期货进行的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而在1992年欧洲汇率体系危机中，大约有20％-30％的英镑卖压来自于动态避险策略的操作。
(二)各种风险在金融体系中发生连锁反应
由于衍生品交易加强了各市场之间的联系，因此也增强了风险在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鉴于市场间联系具有系统性含义，一旦OTC衍生品市场发生重大风险或者大规模违约，问题就会通过市场之间的对冲和套利活动，或者通过市场供求的重新平衡机制传播到交易所和现货市场。更严重的问题是，任何与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失败，都可能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大银行违约会造成第二家违约，再造成第三家银行违约，这样不断波及下去的结果将是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枯竭，最终导致金融体系陷入危机。1997-1998年，美国LTCM公司衍生品交易失败。由于该公司向一些著名银行借贷高达1.000亿美元，因此美国金融市场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为了防止发生连锁性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主动联系LTCM的债权人和交易对手等十四家金融机构，居间协调予以救助，最终防止了可能的连锁危机。
(三)冲击宏观经济运行
与以上两点相联系，金融衍生品交易使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更紧密地连接起来。集中的或者巨大的衍生品交易风险可能通过市场联系机制，从金融市场波及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使宏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与国际资本相联系的衍生品跨境交易，将大大增加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这是因为，第一，期货交易所可以直接为国际投机力量提供攻击平台。第二，OTC衍生品具有比交易所衍生品更强的表外特性，在跨境衍生品交易中很难受到监管，可以更有效地被用于投机活动。在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衍生品交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墨西哥银行广泛使用的台索波诺互换，以及衍生品市场上的其他工具如结构化票据、股票互换、股票回购协议、布雷迪互换等，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放大了市场混乱，最终造成墨西哥金融体系崩溃和宏观经济动荡。墨西哥这次危机的结果是，银行呆坏帐严重，商业银行收不回的贷款高达250亿美元，银行金库在资本抽逃过程中被掏空；经济增长率下降8％，通货膨胀率超过50％。
三、衍生品交易冲击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在机制
(一)透明度降低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与衍生品的表外性相关的是交易透明度问题。所谓透明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资产负债表反映不出实际的风险状况；其二，对于OTC衍生品交易而言，缺乏足够的报告制度和披露制度。这种透明度的降低，一方面是直接地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另一方面则是削弱了当局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首先，资产负债表无法显示市场隐含的巨大风险。在公司或者银行从事衍生品交易活动后，会计平衡表仅能记录表面上的资产和负债信息，很难揭示出实际隐含的风险内容。正因如此，作为表外业务的衍生品交易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加速或者减弱资产负债表隐含的风险。但如果衍生品交易风险不出现连锁效应，宏观经济将不会面临大的冲击。
然而，对于参与衍生品交易的央行来说，资产负债表透明度降低造成的后果就会明显不同。这主要是因为衍生品交易不具有透明性，公众很难准确评价和掌握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而且对央行来说，也不能准确地披露实际外汇储备数量，致使调控汇率或者维持固定汇率的实际能力可能会比表面能力要弱的多，显得“外强中干”。其调控整个宏观经济的能力出现下降，很难有效抑制宏观经济波动。
对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说，由衍生品交易造成的透明度降低同样隐含着极大的风险。可以举几个例子。其一，金融创新会把一些长期贷款和看跌期权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短期特征。如果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这些在平衡表上反映为长期性质的贷款会迅速向国外抽逃。其二，衍生品创新可以改变短期资本的外在形式，如总收益互换会使短期贷款类似于资产组合投资。其三，以保证金或抵押进行交易的衍生品会产生大规模的突发性外汇流动，而这并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外汇债务和证券内容中预先显示出来。
其次，OTC衍生品交易缺乏足够的报告制度和披露制度。正因为
如此，监管当局，交易对手方及其他机构很难对公司信用等级和交易情况进行准确评价。当市场承受压力时，缺乏关于某公司市场及信用风险方面的信息，以及对公司风险管理能力方面的信息，将从多方面冲击市场稳定。一是，在谣言、市场恐慌等不利信息作用下，使债权方撤资，最终损害公司的融资途径。二是，导致市场参加者进行防御性头寸调整。众多市场参与者通过运用衍生品，以较低成本迅速撤离某一市场，将对市场和国民经济构成严重打击。
(二)逃避宏观监管
市场主体利用衍生品可以有效避开政府施加于自身的各种限制，同时也可以降低规定的资本持有要求。例如，在各种会计制度中，往往通过信用评级来区分各种资产和可得收入。为了保持金融和经济稳定，政府会根据信用评级限制金融机构持有某种金融资产。但是金融机构并不会就此止步，而是根据需要，设计出形式多样、合乎需要的衍生品，以避开各种监管防护措施。例如结构化票据可以巧妙地把高收益票据处理成具有高信用等级的金融工具，最终避开政府施加的严厉监管措施。在美国，很多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通过结构化票据完全绕开了当局的监管限制，成功地持有外汇资产。
然而，避开监管防范措施对宏观经济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这是因为，衍生品具有的杠杆易特征在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的同时，于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风险头寸所要求的资本数量。由于风险／资本比率高企，投资者的投资稳定性势必遭到削弱。这样一旦在衍生品市场上出现交易失败，就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威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指出，不断增加的OTC衍生品和结构化票据使用，会大幅增加金融机构的资本头寸。这样，由于衍生品交易存在杠杆性，将使经济系统在多方面面临巨大危险。一是，在经济过热时由于投资兴奋出现决策失误。这种失误往往以高昂的成本为代价。二是，放大各种不利效果，使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面临严重冲击。
(三)制造和深化危机
首先，衍生品市场的投机交易可以制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汇率的稳定性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借助于高杠杆性和较低的成本，各种跨境衍生品交易完全可以影响和冲击汇率稳定目标。对于采取固定汇率的国家而言，从事投机的机构投资者会利用各种跨境衍生品交易直接威胁甚至攻击汇率体系。另外，即使不存在投机攻击，各种用于跨境交易的长期衍生品(如长达15年的外汇互换)也足以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积累起大量的风险。当国内大型金融机构从事的衍生品交易出现损失时，也会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
其次，金融衍生品交易还会加速和深化危机，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金融危机期间，各种与衍生品紧密相联系的国际资本由于流动性的提高可以迅速抽逃，从而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据估计，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加速了资本外流，大约有160亿美元的台索波诺被用于互换，最终加大了比索的贬值压力。另外，国内大量的衍生品交易也同样会增加信用风险，并造成难以偿付的实际债务。而且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即使某些衍生品交易最初是用来削减和对冲市场风险，也会在危机来临时“摇身一变”，成为增加市场风险和加速金融危机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由于与国际资本流动紧密相关，衍生品交易大大增加了金融危机传染的可能性。从各国经验看，衍生品虽然不是危机的根源，但是却在资产价格下跌之前的积累阶段推动了价格攀升，同时又在危机发生时加速了价格的调整。通过运用衍生品，市场主体能够以较低成本迅速进出市场，这使得由于预防性的原因而逃离一个市场更加容易。一些金融市场的扰动会转变成全面的危机，且危机在于衍生品交易相关联的国内与国际市场得到放大。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有关资金流动的严重程度、传染性和规模大小都受到衍生品交易的影响。
(四)增加危机处理的复杂性
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使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和交易机制出现复杂化，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各国政府处理危机的难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政府处理危机的政策方式相对简单。只要政府把主要的债权和债务方集中在一起，制定一项债务支付方案，就能够较为容易地处理债务危机。而在衍生品市场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危机处理显得非常困难。主要是因为，第一，市场主体复杂化、j多样化。这既增加了各种潜在的i交易对手方，又产生了究竟谁具有未偿还债务或其它义务的要求权。第二，衍生品交易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既成事实，必须迅速给予支付，很难进行调节。而且更困难的是，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波动瞬息万变，致使不断产生新的损失或者扩大损失范围。
四、衍生品交易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与以上分析相比较，衍生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波动。以美国为例，进入21世纪后，健全发达的衍生品市场就有效地防止了宏观经济波动和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为此，格林斯潘指出，衍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使金融系统发展更灵活、有效，世界经济也变得更有弹性。事实上，衍生品在21世纪初的多次金融风波中确实发挥了良好的抑制作用。我们下面具体分析衍生品交易抑制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机制。
(一)微观衍生品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首先，防止行业供求关系剧烈变化。在那些对宏观经济具有较强供给冲击影响、其供求关系直接影响物价总水平的行业(如粮食、石油)中，生产者利用衍生品对其所生产的产品进行套期保值具有明显的宏观意义。第一。利用衍生品进行的风险对冲活动，完全有助于提高生产和供应的相对稳定性，减缓供求关系紧张和过高损失对生产和经营形成的严重冲击。第二，生产者还可以根据衍生品市场上的价格变化，安排投资计划、生产计划和经营计划，增加生产经营活动的持续性和平稳性。因此，从宏观意义上讲，衍生品交易可以从行业稳定和产品供给源头方面，抑制即将出现的产业供求关系紧张和宏观经济波动，进而防止其在短期内出现进一步扩大趋势。
其次，抑制宏观经济波动。如果宏观经济由于其他方面原因出现大的波动，那些能够依靠衍生品市场进行保值，并安排生产和流通的生产者，就会通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对本行业供需关系的影响。这样做的宏观效果是，削弱本行业供求关系和宏观经济总量不均衡的联系，即抑制本行业在未来出现较大的供求失衡，避免加剧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对于一些金融投资者来说，则可以通过与宏观经济总量有着密切关系的衍生品(如股指期货)来减少宏观经济波
动的影响。这样由于金融机构能够比较有效地避免收益状况恶化，从而可以减轻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失衡形成的更大压力。
(二)宏观衍生品对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宏观衍生品是直接针对宏观经济总量变化设计的衍生品，如GDP期货和CPI期货，因此较之于微观衍生品，这些衍生品对于对冲宏观经济风险，减弱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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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107-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周晓波，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一、引言
得益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引进”，我国充分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40年间的GDP总量增长达30多倍（1978-2017年），实际GDP年均增速9.5%，为同期发达国家增速的3倍左右，迅速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其经济成果举世瞩目（林毅夫等，2005；刘小鲁，2011）。①但是也因为“技术引进”模式，使得我国生产力增长和结构演变始终受到国际产业转移和引进技术等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生产力增长和结构演变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强制进化”过程，生产力的各个构成主体间具有多时代生产力共存的多元结构状态，被抽象表述为“生产力非均衡结构”或“生产力多元结构”（陈璋，1990）。②
所谓“生产力一元结构”显然是一个与“生产力多元结构”相对应的概念，所描述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生产力结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力差异仅表现为同时代生产力在各个构成主体间的分布，所反映的生产力结构演变和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历时性和单一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框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而“生产力多元结构”所描述的多时代生产力共存现象，也决定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生产力结构演变和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共时性和复杂性，且与“生产力一元结构”具有本质的不同。“生产力多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特征形成的客观基础和最基本原因，其存在破坏了西方经济学总量分析框架的一系列假设条件，使总量框架在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结构性问题时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分析结论常与现实相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
“生产力一元结构”和陈璋早年提出的“生产力多元结构”分别对应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从长期看，两种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具有重大的差异。“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主要特征：（1）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是原发式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创新研究发明等）始终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2）生产力结构（区域、部门、行业等）相对平衡地演变（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水平）；（3）宏观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总量问题，或为供给侧的总供给问题，或为需求侧的总需求问题，其复杂性相对简单。总之，“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及其问题的产生主要由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决定，同时在“生产力一元结构”下市场机制调节均衡的有效性也更为明显。“生产力多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主要特征：（1）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是引进式技术进步，各种引进技术方式（购买设备、专利、合股、独资投资等）是其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动力，投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生产力结构（区域、部门、行业等）长期处于一种不平衡演变状态（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水平）；（3）宏观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表现为供给侧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需求侧问题，两侧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非常突出。总之，“生产力多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及问题的产生主要由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决定，同时在“生产力多元结构”下不仅市场机制调节均衡的有效性受到限制，而且加速了市场的非均衡演变。
所以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差异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经济理论与分析路径。总量分析适合“生产力一元结构”的宏观经济问题，即将宏观经济问题归结为供给侧或者需求侧的问题，注重的是整体经济中某一侧问题的总量分析，其复杂性相对简单。而结构分析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即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问题，所以表现形式也更为复杂，必須同时分析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包括整体也包括局部。
“生产力多元结构”的形成根源于我国实行的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研究经济结构演变不能不谈技术进步。从要素偏向角度，技术进步可以分为资本体现式和非体现式：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也称为外生技术进步，是一种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比例提高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原发式技术进步便属于这种方式；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则是非中性的技术进步，是一种融合于物质资本投资过程中，通过使用新设备、新软件等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引进技术属于典型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式（Howitt等，1998；Felipe，1999；Gordon，2000；王林辉等，2012）。③我们认为，从结构意义上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问题实际上是在这种技术进步方式下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1.引进技术阶段总供给的结构演变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一般观点，从长期看，总供给结构决定总需求结构，所以探讨我国数十年来的宏观经济结构演变应从总供给结构演变开始，这也意味着整个宏观经济结构演变是从大规模引进式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开始的。
引进式技术进步必然直接影响部门间的供给结构，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实质即国际产业转移。在顺序上，一般呈现为优先转移发达国家的落后产能，所谓“落后”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对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而言则是“先进”产能，这一阶段通过购买设备、专利、合股、独资投资等具体形式完成相关产业（链）的技术引进，相关部门的生产力水平由此快速提高，部门收入也以快于其他部门的速度迅速增长，所增长的收入再被投入新一轮技术引进中。如此循环持续直到该部门的引进技术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引进速度越快，经济增长越快，但由于产业的增长不是“自然”的，导致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间的发展不平衡（包括收入、规模等）。长期的引进式技术进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适应外部需求结构的方向发展，这是在外部需求下降时产能过剩伴随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收入结构看，引进式技术进步会导致部门内以及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收入取决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引进技术过程中，资本积累伴随着技术进步，新增机器、设备和软件等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相对于非引进技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提高较慢；同时改革开放早期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也压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引进技术部门内部资本报酬比例不断提高，使部门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间技术水平差距的扩大也导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Bartel等，1997；张莉等，2012；陈宇峰等，2013；Paz，2014；周云波，2017）。④
2.引进技术阶段总需求的结构演变
传统经济理论中常有“三辆马车”的说法，即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拉动的。但在引进技术模式下，实际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是发达国家需求和生产的分离，需求仍然保留在发达国家内部，生产环节则逐步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体，其出口必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转移发生的初期，接受转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能力低下，为满足大量出口订单，需要扩大投资（资本形成），增强国内的生产能力，这带动国内市场也形成新的需求，导致最终需求比重中的投资和净出口比重上升，而这种上升会随着技术引进步伐的变化在不同部门的最终需求结构中产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同时具有供给和需求的二重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总供给、总需求概念实际上并不完全适用后发国家。其中，投资的需求属性是指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含义相同；而投资的供给属性指能够通过投资实现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引进技术条件下，投资是技术的物质投射，先进技术融合于物质资本的投资过程中，通过先进设备、先进软件的使用即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陈璋等，2016；周晓波等，2019）。⑤我国过去数十年需求侧管理的实质是寻求供给侧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提高（引进技术），这种情形下形成的供给结构具有适应外部需求结构的特点。正是因为投资的二重性，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复杂性的重要体现。
3.投资的“二重性”是引进技术阶段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核心
在引进技术条件下，投资的二重性是联系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枢纽，理解了我国宏观经济投资概念的新含义，才能形成解释引进技术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在西方经济学中，投资是总需求的部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从需求侧的投资开始的。而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投资不仅是需求侧问题更是供给侧问题。因为引进式技术进步，导致投资的高速增长不仅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更对总供给产生了影响。投资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供给侧的核心部分，我国技术水平的快速进步恰恰是投资高速增长引起的。因此与经典理论不同的是，我国的投资同时影响了需求和供给，使总需求和总供给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这种特殊性也是形成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基本原因（結构性概念的核心是整体性）。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概念及其理论难以解释我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
从基本理论的维度，投资的供给属性包含国家发展战略和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双重含义。改革开放战略的确立和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为引进式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利的可大规模投资的环境，而投资与引进技术结合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正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大规模投资的持续高增长，进而形成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安排下，我国形成了以东南部沿海地区为重心的改革开放先行区，通过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引入技术和固定资本，在形成大规模需求的同时，跨越式地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技术（引进式技术进步，尤其是工业化产品技术），产品供给能力迅速提高，并通过出口及国内市场得以消化。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也是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但这种模式并非无代价。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各部门、地区、行业间的不均匀分布导致了不同部门、地区、行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影响需求结构，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引进技术），而这又反作用于供给结构。
4.后引进技术阶段的宏观经济结构演变
总供给结构和总需求结构之间这种相互影响持续循环直至技术水平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技术开始遇到“阻力”为止。一些学者测算，这一时间点我国大约出现在2007年前后（方福前等，2016；周晓波等，2018）。⑥此时GDP增速下滑，经济结构演变迎来拐点，本文将这一时点以后称为“后引进技术阶段”。在后引进技术阶段，我国已经完成了发达国家除核心技术以外的大部分生产技术的引进，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必然不会再轻易出售核心前沿技术，大规模引进技术变得不可持续，引进式技术进步的速度开始下降。
引进技术速度减慢的背后是投资二重性的减弱，即投资供给属性减弱。供给侧，直接导致资本边际产品价值迅速下降，资本报酬占比进而开始下降，全社会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出现扭转。同时，引进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导致不同部门间的GDP增速差距相对减缓，总体上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善。但由于这种改善主要通过资本报酬率的降低实现，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社会总收入（收入法GDP）增速下降。需求侧，引进技术速度减慢的另一面是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减慢，导致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但得益于收入分配结构的持续改善，最终消费的增速相对更快，出口和投资占比不断下降，最终消费占比不断上升。虽然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导致最终消费的相对增速上升，仍不足以抵消投资和净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投资供给属性减弱带来的由绝对收入增速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总支出（支出法GDP）的增速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时期通过引进技术构造的供给结构是在满足外部需求下形成的，一旦外部需求不足，出现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特殊现象便在所难免。
二、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分析工具
表1是一张一般形式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利用这张表说明投入产出表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性，在此基础上，将其改造为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分析工具。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便可编制一张新表，这种基于原始投入产出编制的表被称为投入产出二阶段表（刘起运，2004）⑧，我们将这一二阶段表命名为“总需求-总供给结构表”，下文简称“结构表”。
将上述结果写成表格形式便得到总需求-总供给的二阶段结构表，以下简称为“二阶段结构表”。
与一般投入产出表的区别在于，表2和表3均以增加值形式表示经济联系，并直接建立了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将生产技术结构隐含其中。其中，表2侧重于反映多部门间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表3侧重于反映各部门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这两张表是对投入产出表的拓展，其意义在于为研究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的平衡关系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工具。
三、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事实梳理
前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相互演变关系，并给出了几条基本结论，下面先对有关结论进行验证，继而运用本文的结构性分析框架进一步展开研究。
1.数据说明
本文编制“结构表”和“二阶段结构表”采用的数据来源于WIOD最新公布的数据（2000-2014年），在对投入产出表的相关部门进行合并基础上，运用前文所述的编表方法并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分别编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生产业与其他服务业六部门的“结构表”与“二阶段结构表”。其中，生产业分类以国家统计局的《生产业分类（2015）》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按此标准，房地产业不属于生产业，这与一般的国际分类不同；其他第二产业具体指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建筑业。如无特殊说明，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所有部门结构分析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本文所编制的六部门“结构表”与“二阶段结构表”并经进一步计算整理。
其他总量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主，具体包括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比、投资与净出口占比，以及基尼系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时间段则与“结构表”及“二阶段结构表”保持一致。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2000-2002年的基尼系数，本文使用胡志军（2012）估计的未经价格调整的总体基尼系数做补充。⑨由于我国收入法GDP核算中不仅包括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营业盈余），还包括固定资本折旧和生产税净额，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理后才能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为方便起见，直接使用WIOD社会经济账户（SocioEconomicAccounts，SEA）中已处理好的收入法GDP数据。
根据方福前等（2016）和周晓波等（2018）学者的测算，我国在2007年前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速度达到顶点，此后逐步衰减，因此，时间段的划分上可以认为2007年及以前为引进技术阶段，2008年及以后为后引进技术阶段。
2.部门结构演变
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我们发现在引进技术阶段，重工业部门的最终需求对各部门经济拉动的作用最明显，由重工業部门最终需求拉动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生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供给分别增长了293%、304%、375%、354%、326%和431%，在各部门总供给中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22%、1.69%、4.96%、0.65%、1.26%和0.78%，且自身名义GDP增长117%，在六个部门中排名第二，由此可以看出，重工业部门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引进技术部门。六个部门中，农业部门的最终需求对其他部门供给的拉动作用最低，自身名义GDP的增长率仅52%，远低于其他部门，是典型的非引进技术部门。接下来以农业和重工业两个部门为例，分析我国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之间的结构演变，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这两个部门单独抽出来制成表4和表5。
根据表4和表5，2000-2006年重工业部门（引进技术部门）由消费带来的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由投资和净出口带来的收入占比持续上升；2007年后出现相反趋势。与此同时，重工业部门内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差距也不断扩大，于2007年达到最大值，2008年之后两者差距开始缩小，且随着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进而反作用于需求结构，使消费占比上升。农业部门中（非引进技术部门），农业投资品在引进技术部门快速增长的投资与净出口需求带动下，来自投资与净出口的收入占比快速上升，消费带来的收入占比则快速下降，但从2008年我国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之后，这种变化速度相对放缓，投资和净出口带来的收入比例在2008-2014年只上涨了4.12%，幅度远低于引进技术阶段。但是，与重工业部门不同的是，农业部门内的劳动报酬持续上升，且变化趋势很平滑，这一方面是由于非引进技术部门内的收入分配结构较少受到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结构演变较为平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几十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向其他部门转移，导致劳动边际产品价值不断上升。农业和重工业部门的收入来源与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如图3和图4所示。
再比较农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间最终需求以及增加值相对比例的变化。从图5和图6可以明显看出，在引进技术阶段，两者间的差距快速拉大，从而导致两部门间的不平衡增长，部门差距迅速扩大。到了后引进技术阶段，引进式技术进步明显放慢，两者间的差距虽然还在扩大，但是变化速度明顯降低。
总体上，农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结构演变与前文两部门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3.总量结构演变
根据图7，我国自2001年12月加入WTO以来得益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加快，GDP从2002年开始呈现加速上涨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高增速；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增速逐步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再看图9的收入结构变化趋势，引进技术时期劳动报酬占比逐年下降，资本报酬逐年上升，结合图8的基尼系数趋势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07年收入分配差距达到最高点；2008年进入后引进技术时期，劳动报酬占比明显上升，资本报酬明显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收入分配结构开始改善，且收入结构和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与GDP增速显现较强的相关性。
而图10反映的支出结构变化趋势显示，2000-2008年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投资与净出口占比持续上升，但从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的2008年开始，这种趋势出现转变，尤其投资与净出口占比下降较为缓慢。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针对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也对投资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为了使分析更为严谨，接下来分别计算引进技术阶段和后引进技术阶段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之比、最终消费与投资加净出口之比，以及基尼系数与GDP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检验其显著程度。
表6和表7的计算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水平上均显著，表明我国经济总量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4.后引进技术阶段隐藏的新问题
从总量结构看，在后引进技术阶段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改善，但实际上也隐藏着新的问题。
第一，为应对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拉动作用不可持续，甚至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数据表明，2008-2014年，其他第二产业部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建筑业）的最终需求对其他部门供给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7年间对六个部门所起的供给拉动作用占各部门总供给的比例分别提高5.09%、4.87%、5.40%、5.37%、3.39和1.0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是在最终产品价值链中，其他第二产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下降了0.22%、0.61%、0.84%、3.52%、2.47%和2.61%，这意味着在最终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占比却在下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收益越来越难以覆盖高额的运营成本，继续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将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并进一步推高政府债务率。
第二，引进技术阶段形成的资本报酬占比过高及由此衍射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扭曲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并对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存在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效率和公平。大量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本质上体现的是资本报酬占比过高，即资本为追求继续增值而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行为，虽然这对经济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相当一部分是以价格上涨形式带来的“虚假增长”，而且这种虚假的高增长是通过挤占其他部门的收入实现的。2000-2014年，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占比近40%）最终需求的拉动作用占各部门总供给的比例除了农业上升1.55%以外，都是下降的，分别下降2.07%、2.61%、2.87%、1.84%和4.51%，但是，该部门在各部门最终产品价值链中的收入占比却分别提高0.23%、0.48%、0.82%、1.04%、1.81%和8.17%。显然过度发展并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既为金融系统带来连锁债务链，也为经济埋下巨大的风险隐患。
四、总结
篇4
美国及发达市场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经济体正享受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这种局部地区获益的背后却隐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三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宏观风险。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可能。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中趋降。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5.2%，消费物价上涨7%，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特别是9月份的物价上涨4.6%，已经低于政府全年的控制目标，其他宏观数据和结构指标升降互见，基本情况还算不错，大有风景这边独好之势。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加深，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场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遇的机会和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金融开放过程所出现的金融危机中获得某些启示，以正确看待和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1.要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规范金融市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分散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首先要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吸纳和配置“热钱”，使其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其次应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提高服务水平，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银行脆弱性；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地位，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领域，实现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最后，要注意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的次序。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放松或解除，应当始于以实际经济活动背景的资本交易(如易变性最低的直接投资)，然后逐渐过渡到易变性较高的金融性资本交易；与实际经济联系相对紧密的资本市场应先于货币市场开放；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又应当晚于中长期债券市场，具有明显投机色彩的衍生产品市场则应放在最后开放。在货币市场工具开放的过程中，长期债务应先于易变性最大的短期债务；在资本流向的放松管制方面，一般的顺序是先放开流人，后放开流出。但在目前国际资本的过快及过度流入的情况下，则应当继续保持某种形式的资本流人限制、同时尽快放松对流出的限制。
2.政府的适度干预依然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金融体系具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高度干预等扭曲性特征，因此放松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应是当前主要任务。但这不等于放弃金融管制，在金融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干预依然极为重要。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首先要稳定货币职能。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兼顾激励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长期以来的两难选择，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难点所在。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确无过错。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的含义发生变化，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中，应首先确保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以降低国际货币冲击带来的危害。再次，要加强金融稳定性，健全金融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宏观协调力度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加强国内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与贸易、财政与金融，以及金融各专业管理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信息沟通、政策合作，防止因部门利益带来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协调与双边及地区金融合作。随着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的交互作用的加深金融逐渐变得“无国界”，在汇率机制、外汇储备管理、货币合作、金融业改革、国际银行监管及对冲基金等高杠杆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中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
4.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2007年中央银行交替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央行票据等各种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内流动性过剩起到了一定的收缩作用。但是面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次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将擅长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与擅长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并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2007年，我国陆续采用了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调整出口退税和国债发行等财政措施，对抑制流动性过剩、缓解进出口不平衡和控制资产价格过快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未来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要进一步充分利用税收工具；加大公共支出转型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大财力投人到改善民生、改善环境、改善社会保障上，而一般性支出应更加从紧；进一步启动内需，逐渐从出口拉动转变到内需拉动。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保持金融稳定非常重要。从总体上来看，货币政策既不宜扩张，也不能收紧，而以稳定为要，具体政策手段需要调整，减少数量调节，增加价格手段，给市场主体以选择的空间。
篇5
一、引言
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带来较大冲击，客观上要求我国商业银行更加重视宏观经济波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资产规模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随着世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问题日益突显。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稳健性关乎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一旦商业银行出现信用危机，将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致命打击，而不良贷款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主要的衡量指标之一。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正在加速扩大，同时也面临着巨额资金消耗的风险，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同时还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因此，巨额不良贷款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二、相关文献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业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而银行作为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保证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外诸多学者、政府机构和银行家都对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对不良贷款的成因、解决对策进行论证。
（一）国外文献综述
Olaniyan（2000）[1]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指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抑制通货膨胀。Christopher和Bamidele（2009）[2]的运用五个指标对宏观经济波动加以反映，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这些宏观指标的波动来调整其信贷政策。Bnrros C.P.，Managi S.[3]
等（2012）把不良贷款作为商业银行效率考察的因素之一，测算了银行业技术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二）国内文献综述
在我国，间接融资处于核心地位。银行信贷之所以特殊性，体现在银行不仅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还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果。近些年，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宏观经济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探索性的研究。
王光伟、童元松[4]通过选取2005～2013年季度数据，通过统计描述分析、多元回归法等计量方法，对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具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谢冰（2009）[5]通过收集2004年1季度～2009年1季度的数据，运用相关分析、主成分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影响。李思慧，颜向农（2007）[6]从宏观角度来分析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对不良贷款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岳蓓蓓、郑循刚（2011）[7]通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增长与不良贷款率波动的VAR模型，得出经济增长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波动之间的相关性结论。
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相关理论
（一）信用论
“金融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过程，而经济中存在着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如汇率、利率、价格等经济变量，当其实际值与人们的预期水平不一致时，借款人就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当这种损失累计到一定程度，借款人就可能出现违约，从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出现。由于银行内部期限错配原因的存在，不良贷款成为了银行经营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信用使得借贷双方有了资金的融通与往来，然而信用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其往往是作为国民经济中各部分相互依存、共谋发展的网络中连接的形式，因此无论信用状况如何，企业或者银行都会受到影响而陷入信用混乱的局面之中。所以，由于信用具有的依存性，如果出现银行内部贷款资金使用和偿还时间上的分离，就可能引起不良贷款的发生。与此同时，信用的依存性和广泛连锁性引发的连锁违约也会导致银行业出现不良贷款的规模不断扩大[8]。
（二）不良资产证券化
不良资产证券化（NPAS）包括不良贷款（NPL）、准履约贷款（SPL）、重组贷款、不良债券和抵债资产的证券。就其含义而言，不良资产证券化就是资产拥有者将一部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经过一定的组合，使这组资产具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流，再经过提高信用，从而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流动的证券的一项技术和过程。不良资产证券化是处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较好方法。商业银行将不良贷款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证券化，这种做法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水平，减少了相应的成本。不良贷款证券化是商业银行降低自身不良贷款率水平的显著方式，商业银行应提高不良贷款证券化进程。
四、我国不良贷款现状及其产生因素分析
不良贷款率是我国监管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不良贷款是非正常贷款或还款环节存在问题的贷款，主要是指借款人未能按原定的贷款协议按时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自2002年我国全面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将银行信贷资产分为五大类：正常类贷款、关注类贷款、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其中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主要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不良贷款之所以恶性循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银行自身的经营存在很大问题。对贷款项目不负责、对企业偿还能力、贷款运行质量没有仔细探究，贷款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都是产生不良贷款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国商业银行存在不良贷款的潜在危机。信用风险是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业信用风险的积累，通过分析不良贷款率对银行业的影响，引导商业银行采取有效的手段应对不良贷款率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从而控制银行业的信用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商业银行在运作过程中，不良贷款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企业经营决策失误、经济周期下的资源错配都会一定程度上产生不良贷款。但不良贷款的大小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国际警戒线一般定为10%左右，中国的监管标准要求其不超过15%。银行产生不良贷款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在早期，我国银行形成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和向国有企业提供大规模的政策性贷款，而随着经济发展，我们认为现阶段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同时受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我们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其次，在商业银行贷款中，商业银行需要对贷款人和担保人的贷款资金和偿还能力进行审查，并对贷款人的贷款去向进行跟踪，但在实际的贷款过程中，个人或企业为获得贷款，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报，而银行并不能对个人或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完全的了解，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和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最后，当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各个信用体系之间还没有建立良好的信息体系，这就导致商业银行在对个人或企业进行信用评估时，不能充分评估其可依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的产生。
五、政策建议
银行业作为经营货币特殊的金融行业，其稳定性至关重要，而不良贷款作为衡量信用风险的重要指标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素较多，容易受经济政策，利率变化，贷款集中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宏观经济因素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防范建议：
第一、加强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控制，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应加强管制各商业银行的贷款五级分类，特别是不良贷款的情况，及时合理地处理存量不良资产的进程，关注国家及监管机构的经济政策。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业不良贷款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督促商业银行风险内控制度改善，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第二、深入推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建立有前瞻性的风险监管体制，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加强风险预测。完善银行内部激励和竞争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准备制度，提供银行自身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足够的风险准备金制度，以防止不良贷款的发生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另外，还需要加强信贷资金的审批力度，不能为了保持持续增长的信贷量，一味地扩大贷款量而不注重信贷项目的当前风险和潜在风险。商业银行应完善不良贷款的经营模式，优化内部控制，针对不良贷款建立管理体系以对其进行适度的管控。
第三、加强对社会信用体系和银行业的监管，完善我国的信用环境，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监管奠定基础，此外还需建立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失信的处罚机制，加强政府对信用体系的监督与管理，打造信用环境。监管部门应该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监管措施，全面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制度和体系。创造法律环境，进行强制性的约束。企业的信用等级、投融资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等问题都将是商业银行着重考虑的问题，所以银行在选择发放企业之前，均要对企业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谨慎防范风险。这样不仅能从本质上改善银行的不良贷款状况，还会减少新增贷款中不良贷款量，进一步增加了银行经营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第四、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保持健康稳定、平稳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银行系统的稳定，可以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政策制定部门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
情况，防止泡沫的形成与破裂。因此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密切关注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前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将会对商业银行下一步的信贷政策提供指引。另外还需要加大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策的研究，要建立能够针对宏观经济波动提前反应的机制，加强宏观经济运行和国家政策分析。
第五、城市商业银行要扩大自身的规模，提高总资产，通过银行相对规模的增加来加强抵御风险的能力。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按照市场规律合理配置自己的资金，提高自身总资产收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的市场约束，避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从而避免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在利率市场化情况下要加强监管，因为银行可能会由于利润空间的下降寻求更大的风险投资，增加了不良贷款率。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需要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和力度，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避免对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冲击，导致银行不良贷款风险的增加。所以，在新的金融环境与监管环境下探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影响因素，不仅给不良贷款的控制以及存量的处置提供了解决思路，而且也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商业银行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需要增强适应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竞争能力，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探索出适应我国情况的新产品、新工具，从而更好的适应经济的波动。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和贷款余额的总额。当同一家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良资产率降低并不一定是该银行不良贷款减少，也有可能是该家商业银行增加贷款的发放量，虽然不良贷款总额没有变化甚至增加，但表现出来的不良贷款率却是降低的。所以商业银行应该真正实现自身不良贷款率的降低。要降低不良贷款的总额，争取发放优质贷款，使商业银行在盈利的水平上保持最小的信贷风险，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Olaniyan，O.The Effects of Instability on A ggregate Investment in Nigerria [J]The Nigeri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2000，42（1）：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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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尽管今年上半年我国遭受了突入其来的“非典”的袭击，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但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这一冲击是暂时的、有限的，没有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30.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比较“热”（2 8.1％认为“偏热”，2.6％认为“过热”），比重比去年提高近20个百分点，为1995年调 查以来的最高值；一半以上（5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正常”；认为“偏冷”或“过冷” 的仅一成左右（10.5％），比去年减少近15个百分点，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值。调查结果 表明，企业经营者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走势明显升温。
1、投资强势增长，出口持续攀升，消费不足缓解
为了从需求结构分析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本次调查涉及了企业经营者对投资、消费和 出口需求状况的判断。
从投资需求看，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政府投资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很旺”、“较旺” 的企业经营者均占一半以上，分别比去年增加11和19个百分点；认为投资需求“合适”的比 重与去年大体相当；认为政府投资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不足”的比重分别比去年减少9和2 0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表明，今年投资需求呈强劲增长态势，其显著特征就是民间投资迅速 攀升，说明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
与投资需求相关的钢材市场、铁路运输出现了供不应求状况，电力则出现大范围短缺现 象。调查结果显示，一半左右的企业经营者认为钢材市场“供求平衡”，28.4％认为“供 不应求”，比认为“供大于求”的多近7个百分点；近6成的企业经营者认为铁路运输“供求 平衡”，26.6％认为“供不应求”，比认为“供大于求”的多11个百分点以上；认为电力 “供求平衡”的占三分之一，认为“供不应求”的接近三分之二。
从消费需求看，调查结果显示，23.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消费需求“较旺”或“很旺 ”，比去年增加8.6个百分点；30.8％认为“合适”，比去年增加6个百分点；46.1％认 为“不足”或“严重不足”，比去年减少14.7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需求不足现象有所 缓解。
从外贸出口需求看，32.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出口需求“较旺”或“很旺”，比去年 增加13.9个百分点；28.2％认为“合适”，比去年增加6.8个百分点；39.4％认为“不 足”或“严重不足”，比去年减少20.7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外贸出口的持续攀升，显示 出我国产品和劳务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断加强的趋势。
企业经营者对于国内外市场的判断进一步说明市场需求转暖的趋势。关于国内市场形势 ，调查结果显示，37.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好于2002年，42.3％认为“未变”，20.2％ 认为“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17.3个百分点。
关于国际市场，调查结果显示，27.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今年的出口形势好于2002年 ，58.2％认为“未变”，14％认为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13.8个百分 点。
2、“非典”冲击影响有限，“入世”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
为估计今年上半年“非典”对企业的冲击程度，了解中国加入WTO对企业生产经营和我 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次调查涉及了这两方面的相关问题。
关于“非典”对企业的影响，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今年6月初曾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 本次调查再次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调查结果显示，32.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非典”对 企业生产经营“没有影响”，比6月初的调查增加了25个百分点； 11％认为“非典”对企业 有“正面影响”；56.7％认为有“负面影响”。不过，认为负面影响“很大”或“较大” 的只有30.7％，比6月初的专项调查结果减少了20个百分点。
从“非典”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国外商家订货的影响情况看，调查结果显示，10.6％的 企业经营者认为国外商家“不履行原有订货”合同或将“订货转移”，15.2％的企业经营 者认为“减少订货”；另分别有19.9％和13.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国外商家“推迟订货” 和“订货要求更严格”。
由此可见，“非典”的冲击是暂时的、有限的，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其对经济的 负面影响小于当初的估计。
关于“入世”对企业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四分之三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竞争加剧” ，远高于选择其他各选项的比重；其次，42.9％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技术升级”，四分 之一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规模扩大”；此外，20.1％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产品（服务） “品种增加”，15.6％选择了“出口增加”。同时，也有19％左右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 人才流失”和“效益下滑”。由此可见，“入世”对企业影响的主导面是积极的，加大了企 业的竞争压力，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升级、规模扩大和产品结构调整。
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选择“竞争加剧”和“技术升级”的比重均高于东部地区，说明 强大的外在竞争压力对企业技术升级的推动在技术相对落后地区的作用更加明显。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感受到竞争加剧的程度高于非国有企业，作为结果之一，其选 择“人才流失”的比重比非国有企业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非国有企业选择“规模扩大” 、“出口增加”的比重都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二、企业经营状况继续向好
1、企业经营总体趋好，但企业间差异明显
关于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47.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状况“ 良好”、四成左右认为“一般”、10.7％认为“不佳”，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 的多37.1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明显地高于2000年以来连续三年徘徊在20～25个百分点（认 为“良好”的与认为“不佳”的企业经营者比重的差值）的水平，显示良好的企业景气状况 。
在企业经营状况总体趋好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企业呈现明显的差异。总的来说，东部 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好于小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好于国有企业，但差距在缩小 。
从不同地区看，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比认 为“不佳”的多4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均为30个百分点左右，前者比后者多13个百分 点。这说明在当前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东部地区企业在发展上仍然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从不同规模看，规模越大，经营状况越好。调查结果显示，大型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经 营状况“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55.6个百分点，中型企业多39个百分点，小型企业 多20个百分点。调查结果表明，在当前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形势下，某种程度上说，企业规 模成为影响企业经营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经营状况方面的差距明显地缩小。去年国 有企业认为经营状况“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10个百分点，而非国有企业则多40个百 分点，两者相差30个百分点。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与非国有企业的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 点，而国有独资企业的情况甚至好于非国有企业的平均水平，说明国有企业竞争力呈现提高 的趋势。
从不同行业看，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呈现明显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采掘业、电力煤 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以及制造业中的黑色冶金业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 经营状况“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建筑业、房地产业以及制造业中 的医药、塑料、有色冶金、普通机械、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电子及 通信设备制造业介于40～50个百分点之间；制造业中的食品、纺织、化纤的经营状况相对不 够理想，认为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经营者比认为“不佳”的仅多出不到10个百分点。
2、企业产销两旺、库存正常、价格下滑、盈利微增
关于企业目前的生产状态，调查结果显示，6.6％的企业处于超负荷生产状态，比去年 提高1.3个百分点；84.8％处于正常运作状态，比去年提高2个百分点；而处于停产、半停 产状态企业的比重，则从1998～1999年的20％左右、2000～2002年的12％左右降到今年的8 .6％。其中，东部地区停产、半停产企业比重不足6％，中部地区为11.3％，西部地区为1 3.2％。
与去年同期相比，55.6％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的生产（服务）量增加，27.6％认为 基本持平，16.8％认为减少，认为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38.8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明显高 于2001年的22.4个百分点和2002年的30.3个百分点，进一步显示经济扩张的迹象。
关于企业的销售情况，调查结果显示，56.2％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的销售量增加，2 4.7％认为基本持平，19.1％认为减少，认为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37个百分点。与生产 情况类似，这一结果也明显高于2001年的18.5个百分点和2002年的27.3个百分点。
关于企业产品（服务）的销售市场，调查结果显示，近9成（8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 企业主导产品（服务）的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认为“以国际市场为主”的仅占11％。 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市场的需求。由于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对今后经济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将继续提供有利的支持。
从不同分组看，东部地区企业选择“以国际市场为主”的比重相对较高，为15.3％， 比中西部地区高出9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选择“以国际市场为主”的比重达35 .1％，比其他类型企业高出23个百分点以上，充分反映了外资企业的外向型特征。
上述结果反映了企业产销两旺的状况，从库存情况看也反映了企业产销衔接的改善。调 查结果显示，73.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库存“正常”；15.8％认为“不足”；认为库 存“过大”的仅占10.8％，比2000、2001年的调查结果低5个百分点左右。
关于企业产品（服务）的销售价格，调查结果显示，18.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比去年 同期“上升”，35.8％认为“持平”，45.9％认为“下降”，认为“上升”的比认为“下 降”的少27.6个百分点。
受价格下滑的影响，企业盈利增长慢于产销的增长。调查结果显示，63.1％的企业经 营者认为企业上半年盈利，盈利面比去年扩大1.4个百分点；15.8％认为收支平衡，21.1 ％认为亏损，二者均比去年略有减少。
调查结果显示，51.4％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企业盈利水平“正常”，7.1％认为“高 于正常”水平，41.5％认为“低于正常”水平。
3、质量、领导者素质、管理和创新是企业竞争的主要优势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对于了解当前推动经济增长的微观 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什么是企业的竞争优势，调查结果显示，位居首位的是“产品（服务）质量”，选 择比重为58.2％；其次是“领导者素质”和“内部管理”，选择比重为45％左右；再次为 “持续创新能力”和“产品（服务）技术”，选择比重分别为37.9％和35.8％；其他选择 比重在20％以上依次包括：“产品（服务）价格”（29.8％）、“应变能力”（29％）、 “市场占有率”（23.7％）和“劳动力成本”（22.8％）。由此可见，质量、领导者素质 、管理和创新是企业竞争的主要优势。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更强调“产品（服务）技术”、“应变能力”，选择比重比中西部 地区高3～4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选择“劳动力成本低”、“政府支持”和“自然资源优势 ”的比重相对较高，比东部地区高4～8个百分点。这反映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竞争模 式略有差异，东部更重视技术含量和市场应变能力，中西部则比较注重发挥自然资源和劳动 力成本优势。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选择“产品（服务）质量”、“持续创新能力”作为竞争优势 的企业经营者比重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两者相差6～8个百分点左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选择“政府支持”的比重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两者相差5个百分点以上。
三、未来经济走势预期乐观
1、企业订货情况良好
企业订货作为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走势。调 查结果显示，60.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企业订货处于“正常”水平，17.4％认为“高 于正常水平”，认为“低于正常水平”的为21.7％。
关于下期企业订货情况，调查结果显示，47.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订货将“增加 ”，39％认为“持平”，13.2％认为会“减少”，认为“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34 .6个百分点。这表明企业良好的订货预期预示着需求的增长和未来良好的经济走势。
2、未来投资意愿增强
企业未来的投资意向对未来经济走势一般会产生重要影响。调查结果显示，59.2％的 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未来计划投资额将“增长”，26.2％认为“不变”，14.6％认为将“ 减少”，认为“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44.6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意愿相对较强，其次为西部地区，再次为中部地区；分规模看 ，大中型企业投资意愿明显强于小型企业；分经济类型看，非国有企业投资意愿明显强于国 有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7成以上计划增加投资。
3、企业经营状况继续看好
在相对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和较强的需求推动下，企业经营者对未来企业经营状况充满信 心。调查结果显示，39.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下期企业经营状况将“好转”，55.2％认为 “不变”，5.5认为会“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3.8个百分点。
分经济类型看，非国有企业对未来预期更乐观一些，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 多36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则多28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及制造业中的医药、交通运输设备 、电子及通信设备、食品、服装、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预期比较乐观，认为“好转”的比 认为“恶化”的多40个百分点以上。
从企业经营者对所在行业发展前景的评价上，也能得到类似的结果。调查结果显示，房 地产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以及制造业 中的医药、电子及通信设备、交通运输设备、专用设备、塑料、食品、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等对本行业发展前景普遍看好，认为前景“很好”或“较好”的比重占70％以上。
企业经营者对经济环境和改革热点的判断
一、企业生产经营外部环境趋于改善
关于企业生产经营外部环境，本次调查涉及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政府办事效率、市场 秩序、就业形势等方面；同时，调查以基础设施、市场秩序、政府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和地 区企业竞争力等为五个因素，根据企业经营者的评价，综合反映各地区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 环境状况。
1、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关于基础设施环境，调查结果显示，68.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企业经营所在地的 基础设施环境比去年“好转”，28.4％认为“未变”，仅2.8％认为“恶化”，认为“好 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66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近年来不断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所取得 的成效。
当问及企业所在地区基础设施环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情况时，调查结果显示，东部 地区55.4％的企业认为“较好”或“很好”，而中、西部地区这一比重均只有25％左右。 由此可见，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现状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为反映企业经营者对所在城市（或地区）基础设施环境的基本判断，我们对基础设施环 境的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平均得出评价值，计算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所在城市（或地区 ）基础设施环境较好的前十个地区为：上海、北京、广东、江苏、浙江、天津、山东、辽宁 、福建和河北。
关于生态环境，调查结果显示，56.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企业经营所在地的生态 环境比去年“好转”，31％认为“未变”，仅12.7％认为“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为“ 恶化”的多43.6个百分点。这表明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的更好一些，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5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多42个百分点；中 部地区多39个百分点。
2、政府办事效率提高
关于政府办事效率，调查结果显示，41.6％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比去年有所“提高”，4 7.2％认为“未变”，11.2％认为“降低”，认为“提高”的比认为“降低”的多30.4个 百分点。由此可见，政府办事效率有了提高。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政府办事效率的提高程度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一些。
当问及企业所在地区政府服务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情况时，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 41.3％的企业认为“较好”或“很好”，比中、西部地区这一比重高21个百分点以上。
为反映企业经营者对所在城市（或地区）政府服务的基本判断，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了 综合平均得出评价值，计算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所在城市（或地区）政府服务较好的 前十个省份为：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北京、山东、福建、天津、吉林和重庆。
3、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
关于地方保护现象，调查结果显示，25.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比去年有所“好转”，5 9.7％认为“未变”，14.9％认为“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10.5个 百分点。
关于不合理费用摊派，调查结果显示，35.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比去年有所“好转” ，51.3％认为“未变”，13.6％认为“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21. 5个百分点。
关于项目招投标规范化程度，调查结果显示，42.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比去年“提高 ”，47.7％认为“未变”，9.9％认为“降低”，认为“提高”的比认为“降低”的多32 .5个百分点。
关于各类企业资质认定的规范化程度，调查结果显示，43.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比去 年 “提高”，51.1％认为“未变”，5.8％认为“降低”，认为“提高”的比认为“降低 ”的多37.3个百分点。
当问及企业所在地区市场秩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情况时，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地区 44.3％的企业认为“较好”或“很好”，而中、西部地区这一比重分别为15.1％和16.2 ％。
为反映企业经营者对所在城市（或地区）市场秩序的基本判断，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了 综合平均得出评价值，计算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认为所在城市（或地区）市场秩序较好的 前十个省份为：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北京、天津、山东、吉林、福建和辽宁。
4、东部地区企业外部环境相对较好
为了反映各地区企业的外部环境状况，本次调查从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秩序、政府服务 、社会中介服务、本地区企业竞争力五个方面，根据企业经营者对所在城市在上述五个方面 的情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的判断，是“很好”、“较好”，还是“一般”，还是“很差” 、“较差”，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企业外部环境。通过对每一项的平均计分得出评价值，再综 合五项评价值取平均，得出各城市的企业外部环境综合评价值，用以反映企业经营者对这些 城市作为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场所的看好程度。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外部环境综合评价值较 高的十个省市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依次为：上海、浙江、北京、广东、江苏、山东、天津、 福建、辽宁和吉林。
5、就业结构问题突出
为了解企业的人力资源环境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本次调查涉及了当前企业的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营销人员和普通员工的现实状况。
关于技术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近8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本企业的技术人员“短缺”， 19.5％认为“饱和”，2.2％认为“富余”。
关于管理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本企业的管理人员“短缺” ，41.5％认为“饱和”，7.7％认为“富余”。分经济类型看，非国有企业认为管理人员 短缺的比重远高于国有企业，两者相差14个百分点。
关于营销人员，调查结果显示，73.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本企业的营销人员“短缺” ，23.3％认为“饱和”，2.9％认为“富余”。
关于普通员工，调查结果显示，与以上情况相反，一半以上（51.7％）的企业经营者 认为本企业的普通员工“富余”，42％认为“饱和”，6.3％认为“短缺”。从地区分布看 ，中西部地区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普通员工富余的比重比东部地区高；从企业规模看，大型 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普通员工富余的比重比中小型企业高；从企业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经 营者认为企业普通员工富余的比重远高于非国有企业，两者相差20个百分点以上。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企业人力资源供给存在比较大的结构矛盾：一方面技术人员、 营销人员严重短缺，一方面普通员工相对富余，这种情况在国有企业显得更加突出。
二、改革成效明显，重点有待突破
根据当前的改革形势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次调查主要涉及了企业经营者对政府职 能转变、垄断性行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产管 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改革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这些改革取得成效的比重大多明显高于 认为“尚未见效”的，尤其是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产权制度改革等所取得的成效评价较高 。
1、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效果较好
关于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49.6％）的企业经营者认 为“效果较好”或“效果很好”，是在对上述几项改革评价中评价最高的。此外，有7.9％ 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尚未见效”，另有42.5％认为“效果一般”。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经营者认为“效果较好”或“效果很好”的比重（53.1％） 明显高于中部（44.5％）和西部地区（45.9％）。
从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生活费发放情况可以看出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效。调查结果显示，在 企业离退休人员生活费发放的各种类型中，排在首位的是“完全由社保发放，企业无需负担 ”，比重为34％；其次是“由社保发放，企业有补差和福利费”，比重为31.9％；第三为 “完全由社保发放，并享受企业福利”，比重为17％；完全由企业自己负担的比重为11.1 ％。
分地区看，“完全由社保发放，企业无需负担”的比重，东部地区（39％）明显高于中 部（28.2％）和西部（27.9％）地区；分企业规模看，小型企业（44.8％）明显高于大 型（22.9％）和中型企业（33.1％）；分经济类型看，非国有企业（40.7％）明显高于 国有企业（12.4％）。
2、简化手续、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应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
对于近两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成效，调查结果显示，3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效果 较好”或“效果很好”，49.2％认为“效果一般”，13.8％认为“尚未见效”。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经营者认为“效果较好”或“效果很好”的比重（41.8％） 明显高于中部（31.2％）和西部地区（31％）。
关于什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较高的依次是“ 简化行政审批手续”（80.4％）、“坚持依法行政”（74.3％）和“政务公开、信息透明 ”（61.8％）。这三项的选择比重远远高于其他选项，反映出企业经营者对这三方面政府 职能的转变有较强的期待。
对于什么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的其他选项，企业经营者的选择按比重大小依次为：“ 推进电子政务，提高办事效率”（33.2％）、“增加公益性投资”（31.5％）、“推进国 有经济战略性调整”（29.8％）、“推进事业单位改革”（22.3％）和“合理划分中央、 地方政府职能和权责”（18.9％）。
不同类型企业关于政府职能转变重点的选择大多比较一致，只是在“推进国有经济战略 性调整”方面选择比重的差异较大。其中：西部地区企业经营者选择的比重（35.4％）高 于东部（26.9％）和中部地区（31.7％）；大型企业（40.6％）明显高于中型（29.9％ ）和小型企业（22.2％）；国有企业（41.7％）更是比非国有企业（25.1％）高出16个 百分点以上。
3、产权制度改革取得成效，国企改革继续深化
关于产权制度改革，调查结果显示，40.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效果较好”或“效果 很好”，比重仅次于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评价。另分别有46.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效 果一般”，12.8％认为“尚未见效”。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经营状况认为“效果较好”或“效果很好”的比重（42.8％ ）明显高于中部（37.9％）和西部地区（36.2％）；分企业规模看，中小型企业经营者认 为“效果较好”或“效果很好”的比重（41％左右）高于大型企业（37％）；分经济类型看 ，非国有企业经营者认为“效果较好”或“效果很好”的比重（45.3％）明显高于国有企 业（27.1％）。
关于国有企业的出售情况，调查结果显示，6.1％的国有企业经营者表示其企业“已经 出售”或“正在出售”，33.7％表示打算出售，明确表示不打算出售的为60.2％。
分地区看，中部地区国有企业已经或打算出售的比重（42.1％）高出东部地区（38.7 ％）与西部地区（39.3％）3个百分点左右。
分企业规模看，小型国有企业已经或打算出售的比重（50.3％）高出大型企业（36.2 ％）与中型企业（38％）12个百分点以上。
关于国有企业出售的对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56.4％）的企业经营者表示“ 已经”或“打算”将企业出售给股份制企业，其他出售对象的比重依次为“本企业职工”（ 43.9％）、“本企业经理层”（35.8％）、私营企业（34.6％）和外资企业（31.5％） 。
从企业的并购方来看，调查结果显示，8.8％的企业经营者表示其企业“已经”或“正 在兼并”国有企业，24％表示打算兼并，67.2％表示不打算兼并。从不同企业类型看，主 要表现为大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希望兼并国有企业的比重相对较高。
4、国有资产管理改革重在建立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由于尚处于探索阶段，企业经营者认为“尚未见效”的 比重（24.1％）相对较高，而认为“效果较好”或“效果很好”仅占2成左右（21.1％） ，54.8％认为“效果一般”。
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排在第一位的 是“建立经营者激励和约束机制”，比重为74％，其中国有企业选择比重高达81.1％，比 其他选项比重高出15个百分点以上，这表明如何充分调动经营者个人的积极性、规范经营者 行为，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
选择比重超过一半的选项还有三项，依次是：“重组改制，结构调整”（58.3％）、 “建立市场经济的选人用人机制”（58.1％）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53.4％）。说明 企业经营者认为，除了用好人，调动经营者积极性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还在于 企业改制。
此外，还有45.3％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研究制定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33.5 ％选择了“对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和绩效评价”，13.6％选择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预算管 理”。
5、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困扰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调查结果显示，8.3 ％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目前的资金“宽裕”，43.4％认为资金“正常”，48.3％认为资 金“紧张”，认为资金“紧张”的比认为“宽裕”的多40个百分点。
由于资金紧张，企业间资金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拖欠情况。调查结果显示，21.9％的 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企业的应收帐款“多于正常水平”，60.4％认为处于“正常水平”，1 7.7％认为“低于正常水平”，认为“多于正常水平”的比认为“低于正常水平”的高出4 个百分点以上。
不断推进的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完善企业的融资方式和渠道，解决企 业融资难问题。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效，调查结果显示，27.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效 果较好”或“效果很好”，51.5％认为“效果一般”，21％认为“尚未见效”。
关于企业今年的融资形势，调查结果显示，25.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近年的融资形势 比去年有所“好转”，58.6％认为“未变”，16.1％认为“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 为“恶化”的多出近10个百分点。
金融体制改革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于企业信用状况，调 查结果显示，27.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其他企业的信用比去年“提高”，59.4％认为“ 未变”，13.2％认为“下降”，认为“提高”的比认为“下降”的多14.2个百分点，说明 企业信用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为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6、垄断性行业改革亟待突破
近年来尤其是“入世”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垄断性行业改革的力度，关于这项改革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19.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效果较好”或“效果很好”，46.4％认为“ 效果一般”，34.1％认为“尚未见效”。认为此项改革“尚未见效”的比重在所有改革评 价中是最高的，这反映了企业经营者对此项改革有较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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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5年最值得一提的特征是艺术品市场规模的大幅度扩张。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到2011年，艺术品销售额翻了一番还多。全球艺术品市场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多年发展之后在1990年达到顶点：当年全球艺术品销售额约为27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纪录。然而，艺术品市场的勃兴在1991年戛然而止，销售额在一年之中缩水将近65％，跌至不到100亿美元。之后的市场便渐渐地从衰退中恢复，艺术品销售在1991年到1994年期间呈现缓慢的正增长。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艺术品市场在美国等经济体的消费推动下恢复增长。从1995年到2000年，市场总值增长了约55％。但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的销售额仍未能回复到1989年到1990年之间的巅峰水平。实际上一直到2004年市场才回复到如此高度，也就是说几个月时间内就跌入深渊的艺术品市场花了将近15年的时间才重回高峰。自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7年之间，艺术市场虽然经历了几次波动，但总体情况是积极的。全球艺术品市场从2003年起稳步增长。在2006年猛涨超过50％后，各主要艺术品市场均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销售额、平均价格和赢利均显著增加，市值与2002年和2003年相比翻了一番还多。
在多年增长之后，艺术品市场总值于2007年达到660亿美元的高位。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而艺术品市场规模也在短短的5年内扩大了一倍多。不过，自2008年末至2009年末，艺术品市场受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大幅下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瘫痪，特别是在艺术品销售方面。以美元计算，全球艺术品市场2008年收缩幅度达到6％，2009年再度大幅下跌36％，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下跌。英美等成熟市场2009年的受害最深，分别下行55％和41％，而中国则逆市而上，销售额上涨超过35％。
经历了2009年的跌幅，2010年，艺术品市场在美国艺术品销售强势反弹和中国艺术品市场持续繁荣的带动下迅速恢复。其增长势头延续到2011年，市场总值以欧元计算增长7％，这种增长主要受中国市场的发展驱动，而其他市场的复苏步伐仍然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艺术品全球化冲击市场分配格局(配图2)
过去25年，全球艺术品市场分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过去10年中尤为明显。上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大多数年份，美国一直都在全球艺术品市场总销售额中占有最大的比重，伦敦和纽约在那20年中合计占有全球市场不少于75％的市场份额。截至1990年，美国在全球艺术品销售额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一半，1997年便已增至57％。但是随着英国和中国市场份额的增加，美国市场在全球艺术品销售额中的比重2008年降至1／3，到2011年更是降至29％，以1个百分点的差距滑落世界第二，位于中国之后。英国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大多数年份都稳定地保持在美国之后世界第二的位置，直到2010年被此前连续迅猛增长5年的中国超越。
上世纪80年末和整个90年代，虽然艺术品交易地点仍以大西洋两岸的伦敦和纽约为主，但在市场活跃的重量级买家的国籍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分别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2005年以来崛起的日本和中国。包括俄罗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一些新兴的市场与中国不同，他们单纯以强大购买力著称，国内市场并不兴旺。这些国家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主要受到经济因素的驱动，特别是国民财富的不断扩张。
GDP增长助推艺术品市场繁荣(配图3)
GDP、人均GDP和国民财富增长可以有力推动国际艺术品购买，因而呈现出“艺术品跟着钱跑”的趋势。艺术品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简单明了：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个人收入都能强力并有效影响市场对艺术品的需求。过去25年中，英美两大主要艺术品市场最严重的收缩发生在1991年和2009年。这两个年份刚好是英美两国遭受经济收缩的时期，这表明GDP增长和艺术品贸易之间是存在密切联系。当经济处于增长阶段时，人们有更多的钱可以用于艺术品购买，用于推动艺术品市场正增长。中国的艺术品增长无疑推动了其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但俄罗斯和印度等其他新兴市场规模远远小于中国的事实也说明，国家财富的增长可能根本无法推动本土市场的发展，反而只能拉动国际买家的消费，因为供给方面的基本因素对于一国的艺术品发展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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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分析
据海关统计，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长2.3%。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下降0.6%；贸易顺差2.35万亿元，扩大45.9%。按美元计价，2014年，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3.4%、6.1%和0.4%。在全球大宗商品供过于求、价格持续下跌的前提下，我国对外贸易能够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总体而言，我国的对外贸易暴露出一些阻碍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外贸环境境况不容乐观。首先，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额呈现连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印度、越南、墨西哥等的此类商品出口额表现为增长势头。其主要原因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多的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到人工成本相对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其次，对外贸易集中于其它贸易大国和组织，这就意味着，我国在进出口的依赖性方面容易受制于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依存度存在着很大的变量，贸易摩擦的发生概率越来越大，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越发突出。第三，就国内外贸企业而言，普遍存在企业规模小、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先进管理手段等弊端，导致行业整体性的收益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差，难移突破“低端产品—低廉价格—低收益”的经营怪圈。
2.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不合理。首先，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信息产业、金融业务、保险服务等产业所占份额过低。传统的运输贸易服务、旅游服务业等服务类产业的贸易顺差优势受到压制。其次，受对外贸易范围较为集中的因素限制，国内一些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企业，在对外贸易或对外合作的过程中，经常遭遇反倾销、贸易壁垒等，直接打压了我国高新技术、高附加值商品的真实价值，影响了我国产业升级换代的发展速度。
3.贸易壁垒的形式依然很严峻。虽然WTO倡导世界经济一体化，在消除贸易壁垒方面做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但是，贸易壁垒，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依然很顽固地存在着，这些贸易壁垒主要分作三类：（1）技术壁垒。技术壁垒是WTO明文规定可以存在的，但是在现实中，一些国家或组织出于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等多种原因，以技术壁垒为借口，对我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高新产业和商品进行封堵，阻挠其进入该国市场。（2）“绿色壁垒”。“绿色壁垒”的本意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是，某些发达国家经常以不符合环保指标为理由，对我国价格相对低廉的商品挥舞制裁大棒。（3）“蓝色壁垒”。“蓝色壁垒”的本意是维护劳工福利，但是，某些发达国家实行双重标准，更有甚者，绑架人权等政治术语，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横加指责，希冀以此为裂隙，打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
4.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可持续性。以往，我国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许多行业存在着高耗能、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这种粗放式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可以起到快速提升经济发展速度的目的，随着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很多行业都已经步入以技术为支柱、以环保促发展的升级阶段。如果不能认清发展形势，仍旧依赖落后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不能保持有效的可持续性发展势头。
三、提高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的策略
1.开拓外贸市场，优化外贸环境。在政府层面，积极开拓对外贸易市场，是开拓外贸市场，优化外贸环境的最有效的手段。现在我国政府大力提倡并维护发展的“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构思，就是连接亚欧非大陆，联系寻找发展机遇的相关国家，通过加强国与国的良好沟通，完善基础建设，开发经济潜力，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创造外贸收益的新型增长点。在搭建好良好的对外贸易平台之后，在国内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企业革新，逐渐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和国际品牌。
2.优化产业结构，增加贸易附加值。通过制定并落实国家政策，健全法律法规建设，积极鼓励小微企业的发展，扶持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信息产业、金融业务、保险服务等产业，加大国际间的技术、市场、资本的合作，进一步放开国内金融界与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强化企业与科研单位的合作，支持具有创新精神的高新科技产业，积极转化科研成果，使之尽快投入到实际的生产与贸易当中，最终实现优化产业结构，增加贸易附加值。
3.提升管理水平，打破贸易壁垒。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们有实力有时间做好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工作，加大科学技术的投入，实现企业生产力的升级换代；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恢复并保护适于人居的自然环境；加大人力资源管理力度，遵守法律法规，关注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保护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通过加强促进经济发展的软性与硬性条件的打造，创造和谐的发展氛围，建设绿色宜居环境，打破贸易壁垒，维护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4.坚持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低水平的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趋势了。值此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应该树立以技术革新为核心，运用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以“互联网+”为运营模式，引入低成本高效率的经营模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为己任，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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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务管理的目标
广大的企业利用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效益和推动企业的进步发展的，这是广大企业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落脚点。不管企业进行什么样的营运活动，企业基本上全是大力的围绕财务管理的工作进行的。国家利用统计，分析企业的大致数据信息就可以利用财务管理工作辨别现在企业所处的经济形势，让应该进行的宏观调控可以更好的发挥出它现实的作用和效果，而且也可以决定怎样行之有效的优化资源配置，助力企业全面平稳的发展。
2 财务管理工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1）企业的财务管理帮助和保证了企业发展的目标制定，监督企业以最佳的状态去服务社会的经济发展。因为一个企业，它最本质的目标就是盈利，企业通常都是以自身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类经济组织。这样的性质也在本质上决定了企业管理的目标是生存发展的。而对企业自己来说，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但是存在于企业管理的每个部门里，并且它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应该为企业自己的生存保证需要的全部资金，如果企业在财务管理上入不敷出，很大的可能就是该企业不能在它的经营的活动中取得相应的利益，让企业不再继续的生存，得不到任何的发展。所以，怎样让企业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益，是企业管理的基础目标。财务管理是所有企业在管理工作的活动最有效的方式，使用它的会计核算系统可以助力企业的负责人精准的和及时的发现企业在全部的活动中与经营的活动中的实际情况。企业的运营情况通常会在某些层面上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负责人需要对优化企业自身的财务管理工作，在态度上需要重视起来，让这个工作以最佳的状态去服务中国的经济发展。
（2）财务管理的数据和信息，它的综合性应该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要达到和满足社会上对财务管理数据的要求。当下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的活动已经越来越变得完善了，所以在同一时间的财务管理的信息服务对象在范围上也渐渐的扩大了，而且趋势是非常的明显。财务管理的数据和信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管理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具有诸如综合性比较高的特点，它为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提供了非常准确的参考信息。企业的负责人利用财务的管理工作可以取得及时有价值的财务数据和信息。债权人使用财务管理提供的数据和信息可以迅速的判断投资风险的高低，这样可以保护投资人自己的利益。通过效果显著的财务管理工作系统可以很好的为税务政府部门提供财务的信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呈现稳定性，促进其快速的发展。
（3）企业的财务管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企业的营运风险通俗的来讲就是财务上的风险，所以强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就显得比较的重要和迫切了，它是企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准持续的提高是保证中国经济稳定的发展，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主要方法和方式。企业应该优先从财政的方面开始降低成本，例如需要满足国家的各种税收的优惠政策，借此降低企业的纳税金额；还有就是要使用借贷还有负债的合理性降低企业的成本等等，这样就可以增加广大企业的利润。企业管理的中心是财务的管理，这是需要广大的企业负责人要认清和记住的事实。不管企业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市场战略，它的每项决定出现的结果最后全部都会集中的反映到财务的成果中来，因此企业一定要重视财务管理的相关工作，必须要自始至终的坚持把财务管理当作企业管理的优先内容，大力的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的水准。企业需要结合国家的宏观调控的相关经济数据和社会的趋势进行改变，利用稳定的投资策略，大力的提升企业自己的管理水准，迎接更大的挑战。
（4）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有着积极的推动效果。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里发挥着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运用经济职能进行调控市场经济的时候会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情况做出比较科学和合理的论证和判断，并且会明确市场经济今后的大致趋势，让每个企业都可以及时的改变战略的发展目标，好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最大限度的确保企业的效益还有国家的财政稳定。市场经济受企业经营情况好坏的制约，所以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在企业的管理中或是市场经济里都是处在中心的地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财务的管理数据和信息可以直观的反映出一个企业的真实发展情况，这对企业和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3 结语
总而言之，广大的企业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持续的提高财务管理的工作水平，要创造性的发展企业财务的管理模式，适合社会经济的快速改革和进步，这样就可以提升企业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更好的为人民和国家服务。
参考文献：
[1]陈欣.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成木管理模式探析[J].财会月刊，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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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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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破经济运行中的不良循环链
由于某些部门的产能过剩，国内市场需求相对不足，迫使过剩产品寻求国外市场，造成出口增加。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外贸顺差明显增加，外汇收入相应增加。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货币当局不得不增发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的增加，使得国内信贷供给相对宽松，为投资的过快增长提供了资金基础。由于国内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拉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宽松形成的隐性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造成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投资品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相对背离，却没有直接形成消费价格指数的明显上涨，而是使资产价格水平，包括房地产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这种状况更形成了在某些短期有利可图的上游产品部门的盲目投资热，而在未来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外贸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状况仍然在进一步发展。除个别城市外，全国总体房地产价格还在较明显地上升。因此此一轮宏观调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抓住关键环节，采取必要措施，打破经济运行中的不良循环链，不仅解决好短期问题，同时为解决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打下基础。
一段时期以来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良循环的直接孪生物。不良循环中过高的货币供给和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投向，就是房地产业。在过去一段时期中，相当数量的违法使用土地案件涉及到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业通常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之一，房地产业获得的信贷数量通常也是增长最快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贷款总额达到2743亿元，同比增长56.4％，增幅比去年全年高35个百分点。从这些情况来看，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也应该是当前宏观调控着力解决好的问题。
然而与解决外贸不平衡主要需要依靠货币和财税政策通过市场调节来进行不同，进一步解决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问题，需要更多地使用政府行政手段。受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影响最严重的是普通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与控制房地产价格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由于住房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二重性，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市场来解决所有居民的住房问题。住房作为私人物品，其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作为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要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基本的住房需要。
3. 解决好地方政府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响应问题
在诸多矛盾中,地方政府对中央调控政策的响应程度不高,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一个重要问题。某些地方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各种化解措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以及目前干部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中尚存的急待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央与地方目前存在着财权与事权的日益不对称。城市化建设、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生态的保护与恢复,任务艰巨,需要大量的投资支撑。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当地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落实这些目标的具体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任务。在事权划分上地方政府的事权大大增加了。而在财权划分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权却有相对减小的趋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的划分比例,1990年约为34∶62,2000年上升为52∶48,2004年已经上升到55∶45。虽然中央政府在不断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但对大多数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转移支付的规模与他们的期望，与当地发展需要相差甚远。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下,地方必然产生通过发展工业,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以解决当地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内在动力。地方往往在把上项目、求发展，片面追求GDP放在首要位置，而存在忽视保护耕地、保护环境，和忽视采用先进技术和要求规模效益的趋向，特别是地方不太关心宏观经济“过热”会引致通货膨胀的问题。
4. 努力完成“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2006年是执行“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目前确实还存在着与“十一五”规划要求相悖的倾向。在经济结构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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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制度的确立是以法律形式来体现，即通过税法规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目前我国缺少一部真正意义的资源税税法，以暂行条例为依据，法律层次和水平低，弱化了资源税的法律执行效力。另外，资源税名义上为共享税，实际上除了海洋石油企业的资源税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征收管理且收入完全归中央之外，其他资源税均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完全归地方政府支配。这种分税制的管理模式随着资源的日益耗竭，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现在的资源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二)资源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
第一，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
由此可见，从量计征的资源税课税方式资源禀赋差异考虑不充分，调节深度不足。一方面，从量计征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各类自然资源的丰度、地理位置、开发技术难度的不同。
第二，资源税征税范围狭窄。目前的资源税税制只对矿产资源和盐征收资源税，而对于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没有征税，难以遏制对其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并使利用资源和平的下游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刺激了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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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机遇和困境,国家和企业要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开拓创新解决问题。以自主创新解决问题意味着:要跳出框框、解放思想,做到三个最基本的“不能”:不能在西方战略框架下思考自主创新;不能相信西方走过的路我们就一定要重复;不能对人才有地域、年龄、性别、学历、国籍等的歧视。
基于以上基本原则,笔者提出以下解决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三农”问题、走持续发展道路的几个思考和建议:
应将“发展知识经济”提升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地位
一个不创新的国家或企业可以生存,但难以繁荣。繁荣与有钱不同,繁荣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果,而发展知识经济是国家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并走向繁荣的一条创新之路,也是有效解决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和“三农”问题的共同框架。我们应把这三个领域作为下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知识经济的工作重点。
知识经济作为解决问题的框架是指:“创造知识+知识产业化+产业知识化。”创造知识不是指多写几本书,而是国家和企业要在社会的各个范畴和空间创造价值――最终创造就业和消费;知识产业化意味着将创造的知识转换成技术、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这种转换可以是农业、工业、服务业――最终转换成就业和消费;发展知识经济并非要放弃制造业,因此,产业知识化就是要将现有先进知识和新创造的知识(包括先进技术、管理诀窍、商业模式、营运流程等)应用到现有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升级和改造――最终转换成促进就业和消费的催化剂。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均属于知识经济发展的范畴结果。发展知识经济将带来新的产业结构、新的就业、新的消费、新的增长和模式,也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提升。
大力投资农村的“基本生产要素”将是驱动内需经济增长的新起点
开发中国农村8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由于农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低,简单地把产品推向农村以带动消费很难解决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投资以下三个方面的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将既有助于扩大内需,又能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向农村倾斜,缩小城乡差距。
1.投资有形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而非城市化)是可持续发展之路。经济发展要以经济活动作为基础媒介。将公路、桥梁、铁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延伸到最偏远的村寨,使农村与城市发展相连接、与国民经济相连接,结束农村封闭的现状,是促进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使他们获得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应该指出,“农村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基于“跟随工业化”的思路――征地、建厂房、招工人,是短期行为;而后者是基于发展知识经济和“创造价值”的思路,是可持续的行为。因此,要科学地规划新农村建设,而非简单地征地、盖房、建加工厂。另外,要考虑为这些地区提供家庭用清洁能源和工业用水。
2.大力投资无形的教育基础设施,特别是“母亲教育”,以帮助农民提升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能力。母亲对幼儿的教育将强烈地影响着孩子一生的成长。因此,母亲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孩子的素质。面对中国8亿农村人口,大多数农村母亲没有得到与城市人同样的教育机会,因此低文化的母亲是影响农村人口低文化和低素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母亲教育”应确立“母亲职业”的地位。除了提高母亲和准母亲作为初级“教育工作者”应有的综合素质外,还可以根据农村特点,引导她们在完成对幼儿和学前儿童的初级教育后,进入社会服务业(如家政服务、农村商业服务等)或创业,从而进入就业和消费的循环圈。
3.扶持农民创业,允许农村、社区集中金融资源创造各种金融机构。过去,农村为发达地区提供了超过1亿5千万的农民工,这些受过职业培训和见过“世面”的农民因金融危机而返回农村,他们是最有条件在农村创业的一支队伍。农民创业不但是农村居民参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跟进路径,而且,农民创业将扩大中小企业的队伍,刺激一系列就业和消费循环发展。
发展知识经济下“农业安全”的头等问题是“保护耕地的可持续性”
中国是人口大国,对中国农业来说意味着粮食的基本自给能力只能提升、不能放弃。从“自力更生”到“自主创新”,这一原则不能改变。因此,粮食安全是“农业安全”的核心,而保护耕地不受荒漠化、水土流失、农药污染和城市化侵犯的损失,是“农业安全”的战略性关键。
保护“农业安全”的一个重要措施要靠知识经济的先进技术和创新商业模式来解决:中国平均人口拥有土地面积非常之少,如何在增加单位耕地面积的投入与产出效率的同时,确保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因此,创新的焦点在于:
1.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种植。例如,通过对计算机的应用,提供长期的天气预报资料、农田水分的分析情况、详细的卫星地图地形分析以及每日市场价格、期货合约、先进农作物品种、肥料、虫害控制、设备选择等等内容。当然,教育和建设一支农民专家队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2.对于影响农业安全的粮食生产,应将国家政策保护和市场经营相结合。例如,一方面开放市场,增强公共和私人对农业的投资。通过竞争允许私有经营(拥有和经营不同)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方式;农民或经营农业的企业要获得政府项目,其条件应包括接受专门的培训,并且业务要有商业规模。另一方面,政府要认真研究能激励农民的合理价格、收入、补贴(包括农闲时的补贴),以确保农民不受价格动荡带来的损失,出口管制和关税是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同时,政府要有监管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任何因短期利润诱惑而牺牲长远利益的行为。
发展知识经济的第一资源保证是要建立“T型”人才体系和变革教育制度
一个企业或组织产业创新能力的强弱表现在创造价值(如技术进步、产品更新等)和获取价值(如创新商业模式、制定竞争规则等)的能力。这不仅仅需要前沿技术和工程方面的创新型人才,更需要有全球视野和全球经验的变革管理、战略思想创新型人才。前者为自然科学类,后者为软科学类,二者合称为“T型”人才。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两类人才作用不同,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