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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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所谓非竞争性(Non－rivalry)，即增加一个消费者，其公共产品的供给边际成本为零或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所谓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即一种物品一旦被提供，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排除在该物品的消费过程之外，或者不能通过收费和其他机制将其排除在外。在卫生服务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公共产品。例如，利用电视开办健康教育节目，这个节目一旦开播，收视区内的全部居民都可以收看并从中受益，而且未付费者收看节目也不影响付费者收看节目;又如，为控制血吸虫病而采取的疫区灭螺措施，这种服务一旦提供，疫区内的居民都降低了血吸虫病的感染几率，而且付费者享受到安全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未付费者也同样可以享受。因此，公共卫生服务如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健康教育、食品卫生、环境卫生等都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对于这些公共产品，由于未付费者和付费者同样可以消费并获益，所有人都会试图“免费搭车”。既然无论付费与否都可以收看电视健康教育节目，可以避免接触钉螺而减少血吸虫病的感染，那么作为消费者谁还愿意出钱购买这些服务呢?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提供这类产品将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因为“生产这些物品的收益非常分散，单个企业或消费者不会有经济动力去提供这些服务并试图从中获利”，所以私人不会生产这类公共产品。结果在市场机制下，公共卫生服务会处于极端萎缩状态或根本不会存在。由于公共产品消费人数的增加一般不导致成本的增加，而且一经提供会有众多的人享受，所以从社会角度考虑，公共产品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率;然而，在市场机制下这种具有高经济效率和高公益性的公共产品是没有人愿意提供的。所以在卫生领域中利用市场机制所带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卫生服务缺乏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机制在卫生领域中不能实现卫生资源的有效配置。

2准公共产品与基本医疗

准公共产品介于私人物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私人物品的特点是竞争性与排他性，“除了直接消费者之外，该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对任何其他人产生正的或负的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它的一个生产单位，仅对应着一个消费单位，即仅供一个人消费。”由于私人物品的消费可以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因此普通商品的买卖双方可以通过谈判形成双方满意的价格，这就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可能。基本医疗服务虽然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特征，但如果把它看作个人消费品则是错误的。因为基本医疗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存在供方需求诱导，进而会导致市场失灵。医疗服务具有天生的非同质性和供方信息垄断性，医生对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医疗服务的适度性更为了解;相比之下，患者及其家属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和对疾病的恐惧心理，治疗上一般持服从态度。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供方必然追求利益最大化，兼具服务建议者和提供者双重身份的医生可以方便地实现诱发需求的目标。因此，用市场化的方式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二是基本医疗被社会公认为人人都应该得到的不可缺少的必需品。人力资本包含健康资本和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健康状况的改善依赖于医疗卫生状况。如果一个国家具有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必然会在整体上提高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反之，不完善的卫生服务体系则会使居民得不到必要的健康保护，从而损害国家的整体健康状况，最终妨碍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应优先保障所有居民的基本健康权利，当居民缺乏基本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时，政府就应给予资助。因此，基本医疗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范畴。

3外部性与卫生服务的正外部效应

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例如，在一个社区范围内一部分人接种了麻疹疫苗，接种者患麻疹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同时社区内非接种者受到传染的机会也会减小，结果接种者受益，未接种者也受益。正外部效应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传染病的治疗服务，如果一个人罹患疟疾并就医治疗，那么除了他本人康复外，周围的人由于减少了被传染的可能性也将从中受益。具有外部效应的(准)公共产品的经济学特点是:直接消费者对消费效益的估计要比其社会效益小得多。这说明在市场机制下，由于个别消费者对消费效益的估计之和小于总的实际效益，消费者对(准)公共产品的需求量小于社会最佳需求量，从而社会对(准)公共产品的需求不足，供给也不足［3］。因此，对于(准)公共产品单靠市场机制不但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反而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4需求和供给理论与医疗服务价格失灵

医疗需求是人们在一定价格水平下对医疗服务的需要，它要求人们有需要的欲望并具有支付能力。只要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供求曲线就会受价格水平的制约。在完全竞争市场模型中，均衡理论是建立在供求双方拥有价格、质量等充分信息、可以做出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必须具备4个条件:一是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二是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三是行业进退自由，四是供求双方拥有完全的信息［4］。然而，现实生活中医疗服务的市场供给同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相差甚远，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服务具有天然垄断性;同时，医疗服务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垄断条件下，垄断方索取的价格超过了生产的边际成本，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福利损失。如果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适当管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由于医疗服务在很多情况下充满着不可预见性，要求医生在治疗前先同患者谈判，以形成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价格是不现实的。此外，医疗服务存在强烈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医生在治疗过程中通常运用非价格决策规则实施医疗行为。因此，如果医院追求利益最大化，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很容易利用垄断性和特殊性来牺牲患者的利益。医疗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的市场价格机制失灵。

5福利经济学理论与医疗卫生公平性

在经济处于完全竞争、生产者与消费者获得的信息充分且没有外部性的条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平衡达到最佳状态，市场经济就会显示出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在这样一个制度中，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有效率的，没有一个人的境遇可以在不使他人的境遇变得更糟的情况下变得更好”，竞争性的价格机制能使社会资源和技术通过最佳的组合生产出商品或劳务。但是，尽管帕累托效率颇具吸引力，也不能表明应该把它作为伦理标准，它的缺陷就是对公平问题的漠视，未能以是否公平作为效用分配的依据。庇古认为，货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任何增加穷人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的因素，只要该因素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导致国民所得减少，一般来说就会使社会福利增加。”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原则中，社会公平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医疗保障的完善、社会民生的增进，都属于公平性的实现方式。注重公平同样有利于提高效率，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6公共财政理论与市场失灵矫正

公共财政理论是以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考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以此界定财政的职能范围。市场经济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机制是市场机制，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很多问题只靠市场无法解决，即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效应、垄断、信息不充分、市场不完全、偏好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等内容，为克服和纠正这些市场失灵，就必须借助于另一种力量———政府。政府要弥补市场的缺陷，必须支配一定的资源，从而需要运用财政作为直接配置资源的手段介入经济，与市场互补，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失灵原则规定了政府及其财政的各项活动应限定在市场机制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以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为职责，即提供市场无法足够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解决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外部性、自然垄断问题以及处理市场难以做到的收入分配公平等事务。这种职能界定避免了财政活动对市场不应有的干预破坏，充分尊重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保证了市场效应的正常发挥。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在医疗卫生领域大量存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正外部性卫生项目，市场机制在这一领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只有正确区分医疗卫生的不同项目特性并加以区别对待，才能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篇2

2013年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挑战，以及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制约，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新供给”新在哪里？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属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其“破”，即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扬弃与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国际经验启示提出的理论创新进展；三是新在成体系的思路设计与政策主张。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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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理论的“效率—风险”维度与经济决策

按照经济学对风险的理解，风险就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生“不理想事态”的程度以及那些不利的、经济损失事件后果的“不确定性”（uncertainly）。其中“信息不对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风险就十分突出。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对市场交易等信息的拥有是不对称的，有的参与人比另一些参与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有的则反之。在许多经济领域，如资本投资、商品生产、市场交易、货币信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活动中，经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普遍事实。按照风险经济学的理论，风险存在的本质是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人们的经济理性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所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或对多方案的一种抉择。避免风险的基本途径在于增加成本来增加信息量和扩大信息分析的力度与广度。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经济信息的非对称性必然存在，尤其是在信息完全不能够预知情况下的黑箱判定，其经济决策的风险更为突出［2］。因此，经济决策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维度，即“效率与风险”的维度。经济资源配置收益最大化的实现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资本投资（包括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充满风险性，风险的概率大小和接受程度对不同的人是有区别的。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但也有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因此，经济决策在存在风险的环境下，就存在“最优”“次优”及“再次优”等多种选择方案，但具有高效益预期的投资方式往往也是风险概率预期最高的投资方式；而风险最低的投资方式，其收益水平也往往偏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包括心理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选择。风险分析是经济决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人们在从事劳动、投资，消费等活动，以致在交通出行，接受手术治疗，甚至吸烟，都存在风险和对风险的评估和决策问题。其中投资活动中，人们通常都需要运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评估各种风险对收益和成本的影响幅度与范围，从而进行投资决策。市场经济信用制度的建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避免交易风险，从而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的经济运作效率。而产权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也在于避免经济活动的风险，其中产权明晰的本质在于降低收益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行为扭曲风险，从而促进经济活动的效率提高。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风险性，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制度的建立，以及保险业的建立和发展，也与风险化解有紧密的关系。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人们还需要应对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这是指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欺骗对方所带来的风险，如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交易的另一方带来的风险。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非直接的风险，即所谓“城楼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现象。因此，人们所作出的许多经济决策更多地是基于“效率—风险”的维度而不是“效率—稀缺”的维度。风险投资理论、经济概率理论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效率与风险的关系而创立和发展的。

三、经济学理论的“效率—时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时间是经济决策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的反映过程特征的层面。时间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不可储存性与不可逆性的特征。经济活动的所谓效率，在许多层面上是相对时间而言的。如劳动时间或生产过程时间的付出或耗费往往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效率的高低。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存在时间的过程，资金等经济资源的时间占用需要付出代价与成本。资金占用的银行利息的付出，就被解释为是时间的价值体现。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中，劳动时间或闲暇时间以机会成本为转化工具，可以确定出其市场价格。在经济运筹学中，重点研究系统的效率实现与不同要素投入的时间过程以及步骤的关系，这在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许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有时间上的约束条件，如一个建筑工程不仅要求有一定的工程周期，而且对某一工序有完成时间上的严格要求，所谓的效率只有在一定时间约束下实现才能够成立。在时间的约束下开展的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经济决策，以及依此构建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经济理论。时间维度下的效用或价值不仅仅是指物品有用性的存在，还应当包括物品有用性（效用）的时间持续性概念。在投资理论中，投资周期的合理性无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商品的生命周期现象往往与构成要素的稀缺与替代性无关，也不根源于消费者需求的质变，而是与消费生产力提高有关。在劳动经济学理论中，从时间维度出发的分析比比皆是，如企业对劳动力要素的短期需求与长期需求分析，竞争性企业的短期需求被认为是在劳动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的前提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而企业的长期劳动力需求则是在资源自由替代的条件下，追求效率的经济理。在生产活动中，产品的效用和价格高低往往取决于时间，如葡萄酒的市场价格与储存的时间长短成正比。葡萄酒制造商的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的“效率—时间”维度特征就非常突出。制造商既要考虑长期储存对资金占用等成本因素，又要从时间价值变化角度考虑储存的时间长度，从而选择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结束储藏转为出售的最佳时点。在家庭经济学理论中，相对时间的生产性支付，时间在消费领域的耗费也同样被广泛关注。为了实现时间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不仅需要从稀缺和效益的角度对眼前的货币支出作出选择，而且需要对不同的时间付出作出选择。如有的人宁愿节省眼前的消费而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以牺牲闲暇时间而希望获取长远的预期收益，其本质在于追求人生更高的时间价值或时间效率。依照“效率—时间”维度的经济决策与依照“效率—稀缺”维度所作出的经济决策有许多差异，如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可能不惜代价，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产品（如葡萄酒）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过程才能够达到满足人们需求的效用程度，也往往造成资源配置的闲置和低效率利用。这些情况都不符合在“效率—稀缺”维度下的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原则，但是在”效率—时间“维度下，却是人们的经济理性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生命周期和生命预期下完成的，这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劳动与消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时间维度的决策依据。经济分析中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区别，最终来自于人们行为的时间维度差别下的效率判定。在与时间有关的“机遇”问题的经济决策中，机会的把握对获取最大的经济效果至关重要，有时候还起决定性作用。

四、经济学理论的“效率—空间”维度与经济决策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落脚到具体的特定空间。其中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再分布都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布局集中反映了国民经济生产能力（如固定资产和产品）对空间分布的选择；反映了各生产要素、各部门的空间组合和结构以及各经济区域、经济中心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发展比例关系。经济学从空间角度来探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在1826年出版的专著《孤立国》中，分析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的关系，并引出农业空间圈层结构和农业区位的概念。继后有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标志着经典生产布局理论的建立。“中心地理论”又进一步探讨区域开发与城市布局的经济效率问题。区域经济学则按照不同类型的区域的空间分布优化提出理论框架。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克鲁格曼（P.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一般均衡理论涉及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等效率损失与规模报酬递增等结合起来，建立了多种数学模型用来分析产业空间积聚的形成和稳定性等问题。该理论也进一步带动了对于“产业集群”“产业园区”等经济实践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在以分工和个人专业化演进结果的理论框架，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效率—空间”的维度，来研究交易活动及其网络在地理空间的集中对城市兴起与发展的效应（杨小凯，2003）。在土地经济学中，土地的区位条件更是成为经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从市场分工和网络规模的经济学研究新角度，对产品的地域差异、城乡产业布局安排和全球化过程下的国际分工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框架和决策模式。从人的生产与消费等基本行为出发，都有基于“效率—空间”的决策过程。例如人们都往往会考虑家庭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距离及其交通工具的成本选择问题。对一个地区而言，生产要素、经济资源、市场网络、城市结构等都涉及空间布局和对其规划和对多种方案的决策过程。由于不同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地域之间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就成为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因此商业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效率—空间”维度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范围内，市场交换活动可以满易双方的需求，使双方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得到增加和社会总福利得到增进。即使是在企业生产的微观空间，也存在合理、科学的生产设备与生产线的空间布局问题，有时一些细微的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改进，都会对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率提高起关键性作用。

五、经济学理论的“效率—公平”维度与经济决策

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显然无法摆脱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其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处理效率问题的同时，也必须顾及经济活动中涉及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学理论在提供解决稀缺的经济资源配置的原理和决策方法的同时，也需要解决市场交易的平等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等规范性问题。客观地讲，古典经济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超市场的经济行为的否定和批判。亚当•斯密(A.Smith)作为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大师，他提出的“经济人”概念中就隐含着市场交易的“公平”思想。他从市场交易层面上的“效率—公平”维度出发，认为个人要达到私利的目的，也必须顾及到他人的利益。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公平交易的市场活动中，才可以达到交易双方的互利和社会的总福利增进的客观效果。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期，瓦尔拉斯在论述应用经济学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时，就认为公平的要义是“把个人所应有的归还给个人”，但经济伦理问题应当与要素的效率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3］。后来由克拉克(Clack)所创立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进一步确定了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边际收益分配关系，把“效率—稀缺”维度下的分配关系在理论上精确化［4］。但是后来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力图回避对经济决策必须面对的公平判定问题，认为经济学只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证性”问题，“规范性”问题不应当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经济学多维度理论发展的一种认知倒退。虽然古典经济学初创时期就产生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是直到20世纪初由庇古(A.C.Pigou)等经济学家创立了福利经济学，才开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部分领域转移到对“公平”的判定和处理问题上。福利经济学在理论创立时即明确表示，在人类经济决策中，还需要为人们提供解决“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手段和方法。该理论强调的是对经济活动，尤其是财富分配“公平”判定的新维度，认为个人与经济利益集团在决策时，如果不考虑公平的因素与问题，最终该经济活动会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减少，因此缺乏公平原则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低效率或无效率。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其“效率”往往不是指直接的经济过程的收益或利润，而是指经济活动的最终正效用—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净福利。缺乏“公平”标准判定经济活动是难以实现社会最终福利最大化目标的。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对一个经济活动的评判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由直接收益所代表的效率的高低，还需要增加对其是否“公平”的评判标准，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交易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交易的平等规则和自由竞争的原则（亚当•斯密标准）。值得关注的是，帕累托除提出“效率—稀缺维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优化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外，还从“效率—公平”维度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原则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5］。“帕累托改进”是在“效率—公平”维度下所达到的经济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也是实现“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理想方式。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和希克斯又相继提出了具有“效率—公平”维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及“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其中“非帕累托改进的经济补偿”原则（卡尔多—希克斯原则）是指“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善了”［6］。这里的“社会总福利增进”体现了效率方面的约束条件，“经济补偿”体现了“公平”方面的要求。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经济决策维度就基于“效率—公平”关系的统一视角而提出的。因此，福利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效率—公平”维度的系统发展。制度经济学属于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但其理论的维度设置上却具有“效率—公平”的特征。所谓“制度”的本质在于安排的规则是否为交易的多方以及社会的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制度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所隐含的基础是“公平”或“平等”“正义”。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提出的产权经济理论，其核心就是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的公平性对效率实现的影响关系。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明晰，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经济外部性问题，迟早会自动地纠正“市场失灵”，这里的“市场失灵”包含有低效率和交易不公正的双重意思。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交易成本”高昂与效率的低下，往往还体现为制度安排的公平性的缺失，如在市场交易规则或制度安排上的不公平，以及对政府公共资源等的社会分配不公平，必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等微观组织和政府的效率实现，如理论上已经证明了对职工分配不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方式就包括:怠工，非正常流动，缺乏创新精神，消极管理，劳资纠纷与冲突，等等［7］。政府实施的一些“非自愿交易”，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搬迁；乃至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等，都存在对公平的处理不当问题。中国目前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也更多地是要求判定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往往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确定其平衡点。但是“效率—公平”维度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至今与科学化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人们不难发现，依据“效率—公平”的维度所进行的决策广泛存在于人们对市场交易、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许多经济活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如果缺乏公平，经济的效率是难以实现或持续实现的。缺乏公平的经济制度安排，以及缺乏公平的社会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安排，也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的实现。新制度经济学则主要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的视角，强调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低成本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全社会经济效率的增进作用，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制度变革的因素往往比资源配置优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例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即来自于市场化改革与制度变迁为标志的“改革红利”。

六、结论和启示

1.经济学理论的“经济理性”行为假设应当具有多维度特征

经济决策多维空间的存在，表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假设或表述是不尽完善的。过去人们对于由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效率—稀缺”关系的维度，所以对人们在追逐效率的过程中对资源稀缺的行为反应的总结是不全面的。经济理性的最核心的内涵在于：经济行为是在一定资源条件的约束下，人们总是会采取一种较有利的途径，而不会去故意选择一种不利的结果。但是，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选择一些非收益最大化的举措方案，或所谓在多方案中去选择“次优”的方案。按照传统的基于“效率—稀缺”维度的经济理性假设，对有关的行为就无从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认为，所谓“经济理性”，是指人们普遍在从事每一种经济活动时，不仅从资源要素的稀缺程度或取得的易难程度来考虑其路径或方案的选择，还自觉、不自觉地从获利的风险程度来选择；从经济活动的时间配置与程序，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与布局，以及获利的手段、交易规则安排的公平性等维度来进行决策。只有效率兼顾了稀缺、风险、时间、空间与公平等维度的经济决策才是一种完整的经济理的决策。

2.大多数个人“偏好”行为属于按照其他维度决策的理

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往往用个人的行为“偏好”来加以解释。但是人们经济决策的“偏好”行为，多数与他们的决策维度差异有关。因此，现代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人的经济行为假设在“效率—稀缺”的维度之外，还必须增加“风险”“公平”“时间”“空间”与“效率”的关系的决策维度，这些维度的存在都符合人的经济理的规范。如果说人们在经济决策中存在个人的偏好，那么也是按照“效率—公平”“效率—时间”“效率—空间”或“效率—风险”维度考虑其偏好行为的。例如，从“效率—稀缺”的维度出发，人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完全理性的，而且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悖论”。但是从“效率—风险”等维度，这些人的经济行为则是完全理性的，所谓的“悖论”也就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个人“偏好”可以认为是个人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空间偏好”与“公平偏好”，在相应的维度下无疑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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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斌琴（1980-），女，福建福安人，嘉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卢志成（1979-），男，福建南靖人，嘉应学院体育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高等体育教育。（广东梅州514015）

［课题项目］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d10xjy02）和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项目“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基于专业设置模式改革的视角”（项目编号：2010tjk3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12-0008-04

一、高等教育：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

在当今激烈竞争的时代，为了生存与发展，任何组织都要面对来自外界的竞争。同样，竞争已成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诚如加里·贝克尔所说：“无论是推动教育发展，还是促进啤酒生产，我都相信竞争的巨大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美国世界领先，而这个领域是美国竞争进行得最为激烈的领域。”①在我国，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过去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以政府的调控为主，国家对高等教育大到立法、规划、评价，小至高校的办学目标、培养计划、机构设置、人事安排、专业设置、招生就业等，均通过各种制度予以严格规定。在此背景下，高校依附于政府，并无实际办学自，只需依政府的指令行事，而无须太多考虑外在的社会需要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之计。因此，大学之间虽存在一定的既得利益冲突与矛盾，但作为资源拥有者与调配者的政府在主观上鲜有让大学进行竞争的意图。作为非完全独立的行为主体，大学也基本上没有竞争的想法和欲望，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学竞争有意无意被掩盖了。②当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与优胜劣汰原则被逐渐引入，大学作为独立的法人办学实体已经得到承认及规模扩张后高等教育“买方市场”的逐渐形成，大学也正逐步失去过去政府提供的全面保护，必须走向市场，通过竞争获取资源。竞争既是大学获取“稀缺资源”、战胜对手的手段，也是现在乃至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方式。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也是这个竞争大潮中必须参与的一个重要支流。

资料来源：赵应生、洪煜、钟秉林发表在《教育研究》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地方高校经费保障问题及对策”一文。

二、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竞争中的弱者

我国现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262所，而目前这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发展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趋同，这在其发展定位、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均有体现。如，定位向“985”“211”大学看齐，争当“一流”、争变“研究型”；向多科性、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专业高度雷同等。在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趋同的后果就是大家在同一平台内进行同质化竞争，争夺有限的办学资源。而事实上，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同质化竞争中是没有优势甚至是处于劣势的。因为各级各类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是有高低之分的，高校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高低既有办学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其维持和获取办学资源能力的强弱。我国现有各级各类普通高校2358所，高等教育场域“是一个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式的系统，自下而上分别是民办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普通地方专科学校、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地方重点高校、百余所211高校、三十余所985大学、8所所谓‘重中之重’的985大学，最后是位于塔尖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③对处于高等教育场域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在获取办学资源方面与处于高等教育场域顶部的高校有较大差异，成为竞争中的弱者，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政府经费投入：亲疏有别。当下，我国高办学经费的投入虽然正逐渐走向多元化，但是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依然是主要部分。在教育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对高校经费的投入依据是其在高等教育场域位置高低，选择“亲疏有别”的重点投入政策。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部属高校财政性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高校则由地方政府承担。④地方院校受地方政府工作财力不足的制约，经费保障水平与中央部属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且二者之间有扩大之势（如右表所示）。除此之外，对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顶部的“211”和“985”工程项目的高校还能从政府获得“超国民”待遇，得到额外巨额资金投入。如，在“985”工程一期项目的“2+7”格局中，定位于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和清华，三年时间内从教育部各获得18亿元的投入；其余最初定位“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中国科技大学等7所高校也从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或者中央部委获得三年10亿元左右的投入。⑤在长期办学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大幅度的经费支持对高校的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众多地方高校受经费投入水平的制约，仅能维持基本运转，用于教学和科研的经费严重不足。

2.招生被“忽视”与就业受“歧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使得不仅政府根据这个金字塔体系进行教育规划，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社会如家长、考生、用人单位也以此为标准自上而下考量大学的“优劣”。在他们眼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北大、清华及其他“985”“211”院校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层次。学生进入这类大学学习，不仅是家长培养子女获得阶段性成功的标志，同时也意味着将来可能比进入处于金字塔底部“一般”院校的学生有更好的出路。因此，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院校自然是考生、家长们报考的首选，而位于底部的地方院校则往往被“忽视”。这也使得一些地方院校开始陷入了“生源危机”，不得不降低投档分数线方能勉强完成招生指标。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依据高校在金字塔体系中的位置高低判别毕业生质量“优劣”，毕业生的“出身”对其就业极为重要，位于金字塔底部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受到歧视现象屡见不鲜，其就业率也明显低于211、985院校。《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年）》的调查显示，2007届、2008届“211”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90%，非“211”院校毕业生则为90%、87%。

3.人才引进：缺乏吸引力。师资力量不足，师资水平不高是诸多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在发展初期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此，各院校出台了相关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通过提供住房、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安排配偶工作等优惠政策吸引高职称、高学历的人才，以提高师资队伍的水平。但是，由于新建本科院校大多位于地级市，有的甚至是欠发达地区的落后城市。无论是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院校的财力、办学条件、学科建设水平、科研基础与氛围、工作环境、发展机会都与一些重点院校存在较大差距，这导致众多高层次人才宁去大城市的专科院校也不愿落户在小城市的地方本科院校。不仅如此，既有的人才亦有可能留不住，或被其他院校挖走，或读博离校。

4.科研竞争：先天不足。由于大多地方院校办学历史较短，特别是一些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本之前的专科办学阶段，科研基础条件差、对科研工作不重视，地方院校的科研普遍起步较晚、起点较低。这使其科研竞争力明显落后于“211”“985”大学，突出反映在其承担的课题上。如在2006～2010年公布的“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地方院校承担的数量不到1/4⑥，其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承担的更少。

三、差异化竞争：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理性选择

面对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竞争及其弱势地位，如何突出重围？选择何种发展战略？这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需要作出抉择的问题。在自然界，处于同一生态位的各物种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相互竞争，生态位重叠程度越严重，竞争越激烈。此时，为减缓竞争压力，处于同生态位的物种会选择生态位分离或移动的方式对群落的时间、空间和资源的利用以及相互关系方面，倾向于用相互补充来代替直接竞争，即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使由多个物种组成的生物群落能更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

在社会领域，差异化竞争已是经济学、管理学各学派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主要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伯川德悖论（Bertrand-Paradox），该理论认为两个以上的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以不变的规模收益生产同类产品，以边际成本销售，会失去获利空间。回避伯川德悖论的最现实和最常见的做法是实现产品差别化。作为企业竞争战略的差异化竞争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教育组织的研究，用来分析院校的发展。高等教育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又受其制约，而社会发展又是复杂、多样性，其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再加之我国的区域、城乡之间在社会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高等教育只有多样化、差异化发展，才能灵活应对这一多样化的外部环境。另外，从受教育者的角度而言，学生的个人智力水平、学习能力、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等亦是多样性的，大学也应差异化发展，以满足社会个体的多样化需求。伯顿·克拉克曾经断言，“实施高等教育的最差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鸡蛋都往一个篮子里装——高等教育最忌讳单一的模式”⑦。也正因如此，走差异化竞争道路，已成为当下世界高等教育办学的共识。从本质上讲差异化竞争就是追求独到之处，以特色求发展。⑧潘懋元先生也说过：“每所大学能够生存，能够发展，能够出名，依靠的主要是特色。”虽然，当下对何谓办学特色有不同的理解，但可简单地概括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这应该是对差异化竞争的最好诠释。

对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而言，由于在高等教育场域竞争中的弱势地位，更需讲求差异化竞争策略，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来寻求合适的发展空间，强化自身的独特性、稀有性，走出发展初期的向金字塔顶端的院校模仿的泥淖，避免同质化竞争的劣势，形成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比较优势，提高和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品牌，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

四、特色办学：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差异化竞争的路径

总的来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特色办学的“特”，要体现两点：其一，地方性。即面向地方，立足区域。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即为其使命，脱离了这一点，新建本科院校则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生存和发展之基础。我国地域辽阔，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且各具特色。不同区域在文化积淀、经济发展重点及社会发展战略上的差异，为新建本科院校实现服务社会的理想，形成自身特色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建本科院校正可根据自身发展条件，结合区域发展现状，确立服务重点，进而突出特色，最终形成服务地方的特色优势，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其二，独特性。即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管在其办学定位，还是专业设置、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等方面都要和研究型大学、高职等其他类型院校有所区别，为自己争得在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因此，具体来看，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既要通过走特色办学之路实现差异化竞争战略，又要做到以下几点：

1.立足区域，科学定位。办学特色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与目标追求过程中形成的。但若无合理目标与科学的定位，不仅难以形成特色，甚至会影响学校的健康发展。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大学并无实际办学自，这也导致其“无目标办学”，以致一些院校经过几十年发展仍“原地踏步”。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应立足区域，科学定位：首先是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即学校是一所地方性高校，即使未来办学层次提升，获得硕士点博士点，招生面向扩展，但是社会服务面向与发展空间仍主要是学校所在区域。其次是围绕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特色办学，强化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重点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科技服务，并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获得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支持。如广东嘉应学院的办学宗旨是“立足梅州、面向基层、服务广东、辐射全国、延伸海外”，其定位为办出“植根侨乡，服务山区，弘扬客家文化”的特色。基于此定位，嘉应学院开展了一系列服务地方的活动，2008～2009年该校受当地兴宁市委、市政府的委托，为其制定《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最终，研究成果不仅获得兴宁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认可，还获得了“广东省2008～200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以区域社会发展需求为基点打造特色新专业，吸引生源。社会需求是推动大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大学专业的设置主要取决于社会的需求。地方院校的专业设置只有密切联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迎合地方社会需求方能创出特色。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各地区产业结构、经济基础大相径庭，各有特色，这对地方院校的专业设置自然会有不同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区域的重要产业往往是该区域的特色产业，需要特殊的技术、人才。因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充分利用其区域的优势，积极主动搜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信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设置特色专业。如福建龙岩学院根据当地煤炭资源丰富，需要大量研究、开采煤炭的高级专业人才的现状，果断地增设了采矿工程、地质工程、测绘工程本科专业，并与福建省煤监局、省安监局合作办学。龙岩学院为煤炭企业培养定向人才，而企业则为签订定向培养协议的学生提供学费、专业奖学金，并分配工作。这种校企合作办学的模式，很快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成为龙岩学院的办学特色和品牌专业。

3.探寻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区域特色课题。科学研究是大学的职能之一。受办学条件等限制，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机会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院校在科研方面可以无所作为。地方院校完全可面向区域特色文化，以研究区域特色课题作为科研的突破口。一是寻找区域特色文化资源，研究区域特色文化。如广东嘉应学院依托地处客都梅州的区位优势，成立客家研究院，其客家文化研究作为一项特色在海内外均有较大影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也因此成为获批准成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二是积极利用地缘优势开展特色“产、学、研”课题研究。地方院校对教师科研项目的考核应淡化“级别”，鼓励教师面向区域经济建设主战场，从事直接为区域经济生产服务的应用型课题研究，将科研拓展至当地企业，形成自己的区域性科研特色，并以此获得地方政府、企业的支持和科研项目与资金，实现院校与区域社会发展的互动。如龙岩学院资源工程学院，成立“南方不稳定煤层开采研究所”，将其打造成校、企联系的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桥梁，对煤炭行业的重大课题展开技术咨询，针对企业对不稳定煤层开采技术迫切需求和所面临的重大技术难题确立研究课题，为地方经济建设，特别是福建省龙岩市煤炭资源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以此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紧抓煤炭行业特点及专业特色的研究，带动了龙岩学院资源工程学院科研的长足进步。

4.面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为地方培养特色应用型人才是地方院校特色办学的主要目的，也是其核心竞争力。因此，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课程体系设计突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课程体系设计是根据人才培养规格确定的，必须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进而满足社会需要。为体现人才培养特色，满足特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及区域社会发展需要；课程体系在内容上应紧密围绕人才培养规格、目标设计，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在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的基本要求为框架，构建科学、协调、可操作的课程体系；在形式上应增加选修课的比例，加大学生自主选课权，以拓宽其视野，培养创新能力，体现一专多能的人才培养目标，扩大毕业生的就业面。二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构筑实践锻炼平台。重理论、轻实践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对于面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培养特色的应用型人才，需要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积极寻求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合作，为开展实践教学环节构建实践合作平台，满足学生开展社会实践锻炼的需要。如嘉应学院通过建立定向人才培养基地与当地企业长乐烧酒业公司开设“长乐人才培训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开设“移动人才培训班”，整合学校和企业双方优势资源，契合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的发展需求，打造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的平台，为学生开展学习培训、营销实操、企业实践等项目，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其就业能力。

5.分层次、分类别地建设师资队伍。不管是区域特色办学目标的实现，还是特色专业的建设、特色课题的开展及特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最后都有赖于师资队伍的质量，归结为师资队伍的建设。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目前在这些方面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是特色学科、特色专业的人才紧缺，师资队伍结构和人才梯队对特色办学的可持续性和长久性也是个考验；二是教师的实践性和动手能力有待加强，“双师型”教师紧缺，有的老师固守已有的理论研究，不愿拓展在实践能力和应用性方面的研究。因此，为更好地实施特色办学，落实差异化竞争发展策略，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更应紧紧围绕学科建设需要，以优化结构为目标，有针对性、有重点、分层次、分类别地建设师资队伍。对于前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一是引进与培养并举。一方面，建立特色学科带头人引进的保障机制，确保特色学科建设投入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引进外来人才固然重要，但是内部培养也不可少，毕竟现有的教师对于学校的特色办学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有更多的积累与准备。二是重视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强化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人才梯队建设，把大力培养青年学术骨干、青年学术带头人作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为学校的长远规划做准备。如某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实施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三年为一周期，并给予相应的专项科研经费，即取得了显著效果。三是做好柔性引人工作。对于学校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不必尽求为我所有，但能为我所用即可。对于后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可以将教师下放到企业进行挂职，特别是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如机械工程专业的教师，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在引进人才时要加强对其应用性知识、技能和实践能力的考核，特别注意教师已有的实践性知识基础和动手能力是否适合相应专业、满足该专业的需求；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可以与地方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和协议，定期聘请企业具有实践经验和动手操作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到学校进行讲学，对本校教师进行培训。

［注释］

①朱科蓉.竞争——英美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核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2）：88.

②别敦荣.我国地方大学的使命与发展战略［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4.

③赵炬明.精英主义与单位制度——对中国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案例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178.

④纪宝成.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历史性变革［J］.中国高等教育，2000（10）：5.

⑤宋维强，廖媛红.大学竞争的政治学分析：以“985工程”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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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精神；科技政策

英国学者梅森曾说过，“科学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1]。” 科学起源的这两个传统使其兼备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双重特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人文精神逐渐窒息，科学的技术理性却过度膨胀，使得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如何控制这种异化，如何保证科学能在正常规律下发展，就少不了政策的规范与引导了。在伴随着政策不断出台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兼顾精神的传统。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科学精神与科技政策的关系进行分析了。

一、科学精神的内涵

对于科学精神的研究可以说是一幅百花争艳的局面。从早期R.K.默顿的己被普遍引用和评论的观点:“科学的精神特的质是指用以约束科学家的有感彩的一套规则、规定、惯例、信念、价值观和基本假定的综合体。”开始不同的中外专家学者进行了不断深入的研究他们对科学精神内涵的看法各有千秋，然而笔者认为， 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1.求真精神注重实践反对空谈是科学的求真精神。

2.理性精神崇尚理性思考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

3.实证精神科学基于事实，科学实验是科学定律和科学理论的最终源泉和最高检验标准。

4.批判精神怀疑和批判可以促进科学进步。合理怀疑是科学理性的天性。

5.创新精神科学的生命就是创新，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灵魂。创新精神是科学得以创造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6.协作精神 团结互助的协作精神已不容置疑地成为科学事业得以继承和发展的保证。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是贯穿科学的内在动力。无论是针对科技的学习、建立科学体制、形成科学方法以及发展科学思想都离不开科学精神。它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的一种意识，是需要具备的一种态度，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是科学活动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二、科技政策的内涵

政策是行为规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下的产物。政策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其他行为规范不能取代的作用. 科学技术随着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它已经不再仅限于一个狭窄的领域，而往往是对全球、全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几乎是所有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政治、法律等等问题，都会有科技问题掺杂其中，并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当科学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几乎所有的科技活动都被纳入国家或政府的规划之下,因而国家或政府为了有效的管理和引导科技的发展,制定了各项科技战略、科技规划和立法,这三项措施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科技活动的强大的外部控制[2]。这就使得科技政策在各种政策当中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由于科技政策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的，也并非与其他领域的政策相隔绝，而是与许多领域的政策有交叉重叠之处，并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当今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对国家、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对于科学精神与科技政策的关系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探讨的。

三、科学精神是科技政策的灵魂

在政策过程的两大阶段都需要科学精神的指引，因此说科学精神就是科技政策的灵魂。我们以科技政策的制定这一阶段来说明。

科学精神有引导科技政策制定的主体和客体的作用。任何有悖于科学精神的东西都会对具体的政策造成影响，也会出现相应的政策失灵现象。在科技政策制定的主体当中，在国家层面就要坚持理性求真的科学精神，任何科技政策的失误都会对科技的发展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或破坏。

从政策制定到政策目标的实现之间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还存在着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只有科学精神的正确指引，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否则，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

由于缺失了科学精神的指引也往往会出现执行的偏差，造成科技政策失灵的现象。而恰恰是少了科学精神的约束，往往在政策的后制定阶段就会导致监督的有效性受到挑战，就会出现一些失灵的表现.

四、科技政策是科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科学精神是在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国内国外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并在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被运用，把这些精神或思想内化在他们的主观取向中，并在他们制定和执行科技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科技政策是科学精神的载体，科学精神是“本”，而科技政策是“末”。科学精神给科技政策制定和科技活动指出目标和方向，倘若本末倒置，科学精神就会成为诠释科技政策的附庸存在，科技政策亦会变成没有根基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技政策失去了科学精神作为指导，就会陷入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非理性化、非规范化的泥潭，而在非理性化的科技政策指导下的科技活动就必然表现为有悖科技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盲目活动[3]。

五、小结

科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不断地完善整个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是科技发展政策能够不断地发挥它对科技研究的催化。在不断完善科技政策与对策时，我们必须沿着科学精神对整个科技发展的启示，它的启示就是在遵循科技发展规律的同时，又要不断地去追求和弘扬科学精神，那使这些精神能够真正的贯彻到科技发展过程中，使得科技变得更加的开放与包容，也是科技发展变得更加的纯洁与高尚。

作者简介：

1.殷常涛，郑州大学学院2008级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

2.马姗，郑州大学学院2010级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创新与科技政策研究。

3.谈新敏，教授，郑州大学学院教授，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室主任，科学技术哲学学位点教授。

参考文献：

[1]斯蒂芬.F.梅森. 周熙良等译.自然科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李侠等.浅谈科技政策失灵现象[J].科学学研究,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