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与商业结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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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徐州市作为华夏九州之一，两汉文化发源地，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孕育与成长，源远流长。相比其他地区的“非遗”，徐州市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点。

（一）种类繁多，覆盖面广。

徐州市非遗资源丰富，项目众多，属于保护范围的语言文字、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戏剧、民间曲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十余大类，共计101项，其中国家级9项，省级43项。从数量与种类讲，在江苏各地区中名列前茅。

（二）植根乡土，深入人心。

我市申报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呈现形态上都与大众有密切联系。它蕴含着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理念，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征。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邳州等地，“非遗”项目数量众多，并多以传统手工技艺的形式存在，而在某些偏远的山村，“非遗”多以民俗文化、民间音乐等为主。

（三）知名度高，特色鲜明。

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徐州已经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非遗”项目，如徐州剪纸、徐州柳琴戏、徐州香包、沛县鼋汁狗肉制作技艺等。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徐州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列入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有几百次，这种地理环境形成本地独有的尚武、粗犷、豪迈又重情重义的徐州地方文化形象。这一切在徐州市的“非遗”资源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徐州市的“非遗”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多表现出本地特有的热情奔放、不拘小节，如邳州跑竹马，表现金人在受到宋军追击时，迷惑宋军，布阵逃跑的情形，属于战争文化融入百姓自娱自乐的舞蹈活动，它节奏欢快，明亮高亢，队形变换多样，动作夸张，这在江苏的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徐州市“非遗”资源在新时期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非遗”资源的推广度不够，人们的认同度不高，对于本地的“非遗”文化不感兴趣。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保护过程中的错误观念，如功利主义倾向，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冲击，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政府缺乏保护热情，等等。我们调查发现，尽管我市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集中设置了非物质文化展示专厅，但是，展示内容较单一，局限为剪纸、风筝、纸塑狮子头等几个品种；而几次以推广民俗文化为目的的“非遗”项目的集中展示，到最后往往演变为纯粹的商业贸易，如徐州香包变身为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制品，剪纸技艺完全为各种简单而廉价的剪纸产品所取代，而徐州剪纸与其他地区剪纸技艺的区别之处被完全忽略。这种“非遗”资源推广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非但无益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反而会泯灭“非遗”文化本身的特点，导致其日趋衰落。

其二，表现形式已日趋落伍，文化内蕴挖掘严重不足。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丰县糖人贡为例。丰县糖人贡是以白糖为原料，用模具注塑的糖塑艺术品，是传统丧葬祭祀礼仪的重要载体。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去延续下来的丧葬习俗也慢慢开始变化，程序越来越简单。再加上制作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较低，而且手艺往往不传外人，高门槛、低收入，造成糖人贡从业人员锐减，现在糖人贡艺人已为数不多，目前从艺者仅有10余人，糖人贡也几乎成了一种象征，面临濒危和湮灭。出现这种濒危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指出，丰县糖人贡能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录，绝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制作技艺，而是由于它反映出四省交界地区在祭祀方面的独特风俗，而这种非常独特的祭祀风俗正是儒家孝道的民间表现形式，同时融合了佛教与道教的相关思想，其中的“抢贡”风俗体现了人们对生命传承的看重，我们甚至可

挖掘出其内蕴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思想。遗憾的是，近年来虽然市政府对糖人贡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但是其相应的文化底蕴还发掘得不够，如果我们将眼光完全停驻在其制作技艺与民风民俗的表象上，则随着新时期丧葬礼仪的日益简化，丰县糖人贡也将彻底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其三，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新网络载体的传播模式。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与活态性传承的非遗文化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非遗的延续手段被称为“动态传承”。它首先需要传承者从主观上学习相应的技艺，通过主体的演化，成为自身技能的一部分，然后才谈得上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在不断变迁，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人，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停变化。当一个社会的大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非遗”是无法置身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非遗”是一种受制于人的主观倾向的文化模式，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跟网络的确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转变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模式，那么它在网络化全球化为生的今天只会日益没落。

二、挑战与机遇：微博为“非遗”的推广提供新思路

微博时代的来临，深刻影响社会生活，非遗文化身处其中，也难免受其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微博与非遗文化之间存在某种隔阂，但它仍然为非遗文化的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负面影响：“微”文化对非遗文化的解构。

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对于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主流文化存在解构现象。传统的媒介文化，由于传播者和受传者彼此的局限性，很难实现公众之间信息探讨的互动性。微博则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平等性和开放性，社会公众在共建主题过程中实现言语的狂欢。全部的发言者从“文化批判的大众”转化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广大公众以参与的姿态对个人利益进行大胆表达，实现言语的狂欢。正是由于微博在根本上扭转了我国长期存在的话语体系的单向化、正统化倾向，所以微博在诞生之后短短几年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覆盖。但是与此同时，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媚俗主义的倾向，一些恶俗的网络语言充斥其间，这种话语体系的庸俗化潮流对于社会主流的话语体系存在严重的解构主义可能。而非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正是社会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博在不经意间对于“非遗”文化构成了某种不利的因素。 　另外，微博乐于传播新鲜社会现象，这就与反映传统民风民俗内容的“非遗”文化存在隔阂。“非遗”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能以物质形式固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因此“非遗”的传统制作技艺都是靠师徒之间的教授完成传承的，而微博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所承载的样式通常表现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可固化的信息，要让非遗文化依托微博得以推广，在技术上存在较大困难。

（二）正面效应：利用微博载体推广非遗文化。

微博传播形成微博事件的放大效应，具有以小博大的能量，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微博的影响力惊人，而徐州市作为一个公认的慢热型城市，群众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不够，在这种境遇中，微博的小中见大即迅速放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度的功能，使得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社会新闻进行广泛传播，甚至可以影响大众心理，引导社会舆论。在徐州市非遗文化的推广与普及情况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年龄层次的群众使用微博的情况都非常常见，在“您多久登陆微博一次”的问题中，有92%的人回答：每天登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24小时登陆其微博账号。微博的广泛使用及其形成热点聚集效应的特点，为我们利用微博来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在“若微博等一些媒体方面对‘非遗’进行宣传，你是否会去关注”的问题中，有接近79%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联系到每年的“非遗”保护日，政府进行的宣传工作不可谓不多，然而，由于他们选择的载体多为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介，而这种传统平媒阅读的受众是远远无法与微博相比的，政府忽略的恰恰是微博这一载体，以至于市民缺乏关注度。如果我们在政府的官方政务微博或是“非遗”宣传专项微博推介各种非遗资源，那么其受众必然是呈几何状上升的。

三、微博环境中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实践路径

（一）借鉴微博影响社会生活的方式，适应“微”时代，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体系。

微博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微”，新浪微博只允许不超过140字的内容，迫使微博的传播者只能将全部思想凝练在100多字中，这就直接形成了微博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性特点，它不适合过于深刻的思想表达，而这种语录体式、碎片化的即时表达形式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时，微博表达形式的简单明了符合百姓的“草根文化”的价值认同，微博的草根性必然带来大众性文化传播，而这些文化的表达方式更贴近人性表达与人文关怀。因此，老百姓热爱微博，热爱的正是微博所适合传播的那部分大众性流行文化。

非遗文化所凝聚的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文化本身的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是相对确定的，不适宜过多调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微博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简洁化与草根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表达体系，以符合社会要求，适应时代变化。在话语表述上，要更加简洁明了，摒弃那些琐碎的、长篇大论式的话语模式，而关注最能体现其精髓的那部分内容；在内容上，要展现出其大众化、草根性的一面。“非遗”是来自民间的智慧，很难进入“庙堂之高”，它本身是完全贴近生活、贴近草根的，但是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为了对“非遗”资源进行保护与推广，总是需要先进行整理与归纳，在这一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学术性的一面，在话语体系的创建上，也偏学术性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认为，要在微博上推广“非遗”资源，应完成学术语言到生活语言的转换，因为生活语言更符合大众认知水平，更多地遴选那些能体现“智”、“意”、“情感”类的话语。

（二）挖掘徐州市“非遗”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并适当地赋予其新的涵义。

“非遗”文化能传承至今，除因为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之外，还在于它凝结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很多情形中表现为一种朴素但合理的价值观与伦理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已逐渐落伍，其适用范围慢慢缩小，然而其内蕴的合理的价值观念与浓厚的人文关怀却使得它能够历久弥新。诸如民间口头文学、曲艺、音乐等传统表演艺术及大量的民间礼俗、庙会、节日活动等仪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朴素的人生道理，无论时展到何种地步，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永远不会消失，而这也就是非遗文化能够一直传承的最根本原因。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也许包括非遗在内的某些传统文化样式已经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是如果我们能揭示其最本源的涵义，则很可能会被其蕴含的朴素而科学的价值观念感动，因此，要赋予非遗文化新时期的特征，就必须保持其本源内容的确定性，同时要挖掘出其最能反映劳动人民美好、善良、智慧的一面，这就是韩国的泡菜制作技艺及中国的珠算技艺可以成功申遗的秘诀所在。

“非遗”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之初，往往与人们的民间信仰、祭祀占卜、祈福避灾相关，而在之后的流转过程中又往往会发展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操作仪式的流程也有较大区别，发展到现代社会，可能其原初的意义已经少有人知晓，而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仪式本身。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级“非遗”——端午节，多年来人们对于端午的记忆仅限于吃粽子、赛龙舟和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事实上端午最初是以祛病消灾、祝福祝寿、企盼吉祥的美好节日形象出现的，吃粽子主要是时令需要，而赛龙舟的竞技意义已经超越端午本身的纪念意义，至于纪念屈原大夫只是湖南部分地区的局部风俗，从整体上讲，端午的祈福祝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初意义已经荡然无存，端午整体的文化形象遭到损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寻隐藏于种种繁琐仪式后的非遗原初的意义，并以此为契机，赋予传统的文化内蕴新的涵义，进行全新的诠释，文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过时，而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却可以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对端午节的节庆意义重新进行诠释，就应强调其祈求健康长寿、防病祛病、顺应时令的一面，并且可以结合近年来世界各国防治非典、禽流感等大规模的防疫活动，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涵义。

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文化内蕴的开发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微博固然不可能对非遗文化进行全景式展现，但是如果发掘出其合理的人文价值，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特点展现精髓，让其焕发生机。 　（三）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其适合新时期的表现形式。

工业化时代

人们对于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出现返璞归真的心理倾向，这为我们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契机。我们注意到，窑湾古镇的绿豆烧、甜油制作工坊总能吸引大量游客，人们对于纯手工制作的绿豆烧酒与甜油有特殊的好感，设想如若我们抛弃绿豆烧的核心竞争力“纯手工制作、传统技艺打造”，那么游客对其新鲜感将荡然无存。因此，针对传统的手工技艺、民风民俗、节庆活动等传统文化，我们绝不能擅自更改，而应保留其流传下来的最原生态的那一部分。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微博受众的年龄层次偏低，年轻人容易对新鲜事物感兴趣，而类似徐州柳琴戏、徐州梆子、徐州琴书等这些多以方言表述的民间艺术及多展现喜字、窗花、古典传说的徐州剪纸，如果通过微博传播的仅仅是这些内容，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解决的办法在于让传统技艺制作出新产品，让民间声乐艺术展现新生活。近年来，全国各地非遗传承人对于非遗表现形式的创新进行了各种尝试，也取得理想的效果，如三名大学生以珠江三角洲沙门地区的国家级非遗沙门民歌搭配街舞，让民俗专家都拍手叫绝；荆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楚式漆器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精美的纹饰闻名于世，楚式漆器的传人们把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创新制作了灯具、名片夹、笔筒等文化用品，受到了市场欢迎，在传承、推广非遗的同时还增加了收入。徐州市的非遗资源在创新形式方面还有多种可努力的方向，以徐州剪纸为例，表现内容不能仅限于喜鹊登枝、双喜字等题材，可以从水乡风情到壁画、从静物到人物，将画所题材大大拓宽。又如徐州香包，它之所以能从全国种类繁多的香包制作技艺中脱颖而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将刺绣文化、养生中药、中国十字结文化融为一体，具有相当的独创性，目前在表达形式上既可以从香包的刺绣题材入手，展现现代生活，又可以从香包的实际用途出发，将香包用于钥匙链、汽车挂件、钱包、项链、摆件等物品上。一方面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更适合微博受众的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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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际时装周2017春夏系列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更多设计师在设计中融入民族的文化内涵，在设计理念、面料组合和装饰搭配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质。NE TIGER2017高级定制会以“贯通古今 融汇中西”为设计理念，带来了一股民国范儿。例外演绎了东方哲学精神之于服装设计领域的深度延伸，将民族传统手工艺、宋代美学元素基于当代生活方式进行了审美重塑。张义超则把非遗文化元素“夏布”搬到了时装周，再现中国生态。曾凤飞延续了中式服装设计理念，从裁剪、面料运用等方面体现了中国元素。

文化的征服力不分国界不分民族，设计师有责任用自己的设计力量向世界传递那份中国的自信、传递那份属于中国的创造力。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寻根之上，需要更具现代感与时尚张力的转译与嫁接。

过去国内消费者对欧美大牌盲目追捧，对国外生活方式痴迷，现在中国的消费市场越来越成熟，并正形成中国人的消费观，这对于设计师来讲是非常好的促进，也让设计师更好地和市场结合。

中国的时尚产业需要不断进步，不断成长，而设计师是整个时尚产业链中的一部分，要服务于整个中国时尚产业的发展。对于这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的设计师来说，他们的挑战在于观念的更新，如何有效保留他们所坚持的中国文化同时又能让国际市场接受这个文化？

提到这，不得不提这几年在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的设计师王汁（UmaWang）和张卉山（HuishanZhang）。两人虽然成长路径不完全一致，但在生活阅历、设计与商业表现上却有许多共性：都是成年后去海外求学，相对于在国内的设计师而言，所背负的“民族”负担较少，对各国文化与理念的包容性更大，但与此同时，又没有丢失本民族文化中骨子里的审美哲学，比如内敛、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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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文化概述

文化广义上讲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人是文化主体，文化是一种内涵，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人口将近14亿，群众文化的覆盖面广。参与对象之众是其他类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我国群众文化源远流长，而且是最早产生的，最古老的文化艺术活力的基本形态。

真正开始使用“群众文化”是在1953年。群众文化，是指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群众文化概括了主体为群众，客体为活动；群众文化内容广泛，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文化包含了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工作、群众文化事业、群众文化队伍。人民群众是一种思想内涵，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特殊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原有的群众文“组织、培养、辅导、创作”指导下，发展新的形式群众文化是现代群文工作者的一种责任；在现代人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修养的不同，人群的需求也不同，适应新人群新需求，就需要新项目，新创意，新的形势新的理念，新的群体创新的项目。

二、以深圳为例的群众文化建设

深圳市是一个人口倒置，外来工和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不相匹配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要创建的新型国际大都市。群众文化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新形势而转变的，群众文化的方式要适应这个城市又区别于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的不同方式来创新。具体来说，有企业文化、校园文化、街头文化、商业文化、老年文化、青少年文化、残疾人文化、军营文化、外来工文化、非遗文化、旅游文化、网络文化、游戏文化、服饰文化、休闲文化、声频和视频文化、礼仪文化、建筑文化等等项目非常多，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项目，下面来具体讨论。

（一）街头文化

重新重视这一街景，群众晨晚练舞蹈、器乐、拳道、街边山歌、街舞等等艺术形式。

（二）商业文化

其含量更大，服饰、首饰、装饰、灯饰、工艺品、广告、造型、雕塑、艺术品、车型、漫画、油画、动画、国画等等它们都是文化又是产业，这些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交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三）军营文化

军队的业余文化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当兵几年都不能回家，远离市场文化，那么军营的文化基地建设是群文工作者必须坚守的阵地，美术书法摄影，舞蹈合唱卡拉器乐戏剧等项目进入，战士们的业余生活活跃起来，站岗，训练都更有劲头，战士在艺术的熏陶环境里成长，同时也学会多几种技能。

（四）外来工文化

深圳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是外来工，远离故乡，远离亲人，文化水平不高，从农村走向城市，集体宿舍，流水作业，三班倒的作息时间，城市文化的差异，生活的不习惯都给这个人群的产生很大压力。对此，深圳采取了一些特殊方式来满足外来工的文化需求，主要有：群文的百场电影进社区、厂区活动，广场的节庆演出，艺术类别下企业的培训，外来青工的艺术节，周末音乐会，周末剧场等等服务，在这种氛围下，深圳已有多个外来青工艺术团队伍产生。在人口倒置的深圳，为加强服务，群文工作者的加班和工作项目增加是根据群体的需要而有多个项目创新，政府又根据项目需求跟进资金，编内不够人手就想办法向民办艺术团队实行购买服务方式解决。

（五）非遗文化

“普查、宣传、保护、传承”，在全国掀起了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把祖国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在新时代得以发扬光大，不断创新，拓展视野，改革创新。深圳究竟用什么作为文化的理念，客家文化还是移民文化？“深圳是海洋文化为主理念，客家和移民文化为普的一个新移民城市”大办海洋文化活动。讲座和文艺演出，比赛等项目，提高深圳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同时保护非遗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现代人对民族文化的沉淀容易忽视，应传承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发扬民族文化，以民族文化原生态结合现代人欣赏角度和方式表达“民俗村”方式，群体和景致结合，文化与旅游结合；沙头角“鱼灯舞”原始居民和香港居民一起舞动鱼灯跨过国界，原始鱼灯舞、少儿鱼灯舞、舞台鱼灯舞、广场鱼灯舞，老百姓舞动着鱼灯舞追求艺术享受，在舞台上展示新人生，以此祈求着幸福平安，促进了社区和谐，又传承了祖先留下的非物质遗产项目。

（六）服饰文化

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现代人对经济建设当中出现的问题容易觉察而文化当中的一些元素容易忽视。比如一个国际性的活动，中国人应该穿什么衣服，14亿人没有一个总体概念，那么这个项目就要出大问题。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个礼仪之邦，不同身份的群体服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明确一个民族的原始文化，在“立新”的同时也要渗入自己的独特元素，比如深圳的“良子香云纱”“衡韵”服饰等等。拥有自己民族的服饰是不容忽视。

深圳市是担任特殊历史任务30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创造了“设计之都”，“时尚之都”等神话。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文化消费有了许多选择，如以商品形态存在的，休闲形态存在的，总之是以各自的角度不同需求，释放压力，追求精神享受的一种途径。这些多样的文化样式，赢得人们的青睐。而传统的群众文化单一枯燥，不能满足人们随意洒脱自然和消闲的心境而被人们所淘汰。其次，大众传媒对群众的冲击，收音机电视网络，谁占领媒体市场，谁就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市场经济下要促进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就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过去人们印象中的文化，只是组织演出展览和娱乐活动，或只是供圈内人、专业人士自娱自乐的。如今的文化与经济社会融汇在一起，概念越来越宽泛，可以说无所不在。因此，如今的文化工作与文化管理就要联系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局，了解时代流行趋势，掌握市民需求，拓宽工作思路。如拓展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空间。通俗文化、广场文化、网络文化等要发挥现代人的想象创新能力，拓展视野求发展。

视频利用网络把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精品形成系统的展示网络平台，群众需要了解的电影、电视、动漫、纪录片、纪实片、教育片、自拍视频；音频也是一样，音乐作品、声乐作品在网络上分类存入，伴奏和原声分开存入，全面在网络上形成世界级的系统不断连接，让其形成交流视看的最大系统――“网络剧场”。

文化建设“以人为本”，把文化作为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重要方面，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公益”“零门槛”，这都源于深圳长期以来对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懈探索，深圳文化工作者们一直致力追求的，就是让文化成果惠及广大市民，让所有市民公平、平等地享受文化权益。“可以说，相对于经济来说，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上还处于弱势。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担当着增强文化实力，增强文化影响力的重任。面向未来，我们还要努力在营造和谐文化氛围，提高市拓展民生文化福利上面下功夫，努力让文化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每个环节中，成为生活链条中重要的一环，让文化成为深圳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增强城市软实力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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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绣；花式纹样；传统文化；家居设计

一、汉锈的文化背景及分布

蜚声三楚的“汉绣”，是武汉的传统手工艺，据史书记载，汉绣始于汉代，兴于唐，盛于清末民初，此时，湖北地区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荆州江陵，汉剧因作为军事重地的汉口镇得以广泛传播，汉绣随着汉剧的发展，武昌最终成为生产基地。不单单宗教要用到荆州刺绣，同时民俗服饰、地方戏剧配行，甚至连船只上标志吨位和其他事项的旗帜也是汉绣绣品，汉绣成为雅俗共赏的地方名绣。究其历史不过几百年，然追根溯源，则达两千余年。

清末时期，汉口镇的市井文化直接影响到汉绣的绣品种类、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形成，汉绣店铺都集中在汉口，形成了武汉一个有名的绣花街。在绣品选择上，也更加地注重强烈的视觉冲击，追求色彩的艳丽、浓烈，绣品常用高明度的正五色绣线在深色绣地上绣制图案纹样，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在汉口现存的道观寺庙中，古德寺比较集中地保存了刺绣的宗教用品。武汉市博物馆藏有古德禅寺重新修建时捐出的门帘，它完成于1923年2月，门帘以红色绸缎为绣地，顶部中间用篆体刺绣了“古德禅寺”四个字。汉口镇人们的闲暇生活中，最值得记叙的就是看戏听曲逛庙会，这也致使了传统戏剧服装成为汉绣的第一大宗产品并延续至今，使武汉成为全国三大戏衣生产地之一。

二、汉锈的表现形式与艺术价值

武汉曾流传这样一句俗谚：“无女不绣花，无男不驾船。”足以体现出汉绣当时在武汉地区的重要性。在好奇心促使下的我们开始搜集有关汉绣文化及纹样的资料，深深被汉绣精深的文化与优美的纹饰纹样所吸引。为什么汉绣现在很少出现了呢？由于现代化的冲击，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追捧及汉绣并没有很好地与现代装饰等相结合，造成了它的没落。每个人都有家，有家就要装饰，这样汉绣能够得以运用的范围就广了，同时汉绣文化也得以发扬。

武汉市汉阳区有一家民办汉绣博物馆，馆内珍藏多幅汉绣精品在此地免费展出，最值得惊喜的是参观者可以在体验区学习制作汉绣，感受汉绣别具一格的魅力。汉绣的绣品有着自己的定式，花式纹样是汉绣中常见的纹样，寓意对生活的向往与美好祝愿。当汉绣纹样与软装饰不期而遇，引导出另一种创意风尚和现代设计形式，又诠释出传统汉绣现代设计的语言表达形式。传统汉绣多用于当地民俗产品、闺阁陪嫁、戏装道具等当中。艺术品市场多元化的今天，若是把汉绣花式纹样运用于抱枕、沙发、地毯、室内壁挂等，具有浓郁的艺术文化气息和低调中带有奢华，奢华中透露着花样的立体感的视觉体验。这种花样立体感，层次分明，充实堂皇的气氛多与色彩搭配和针法有关。汉绣具有十种左右的针法，线层一层叠着一层，错落有致，纹路清晰，花样娇艳欲滴，具有浓厚的楚文化底蕴。汉绣的每一针都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巧妙的运用在现代设计软装饰中是汉绣的创新发展趋势，浓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表现形式，使得生活品质感十足，可谓汉绣花式纹样源于生活也最终归于生活。

要想发扬和传承汉绣文化，就要敢于在汉绣中注入新的艺术活力，这个活力可以是纹样绘制上的创新，也可以是在应用方面上的创新，将汉绣在家居软装饰中的创新，就要以新的方法新的纹样注入汉绣中的，加强汉绣绣品的开发。在“阳春白雪”即高端精品的路线中探索创新，同时要很好的去把握汉绣它本身的装饰性与实用性，在“下里巴人”的大路线中，博得一定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扬汉绣文化。如今人们开始发扬中国元素，那么蕴含着深厚的地域性文化色彩并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的现代设计的汉绣纹样的家具软装，一定会深受消费者们的喜爱，年轻人们追求个性、中老年人们更是对传统纹饰喜爱不已。汉绣作为楚地独有的特色，代表了地方文化的精髓，鲜明亮丽的色彩、夸张的手法、生动形象的造型、精巧多变的针法，体现出了独有的文化特色，汉绣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三、汉绣装饰元素在家居用品中的体现应用

汉绣艺术的发展需要研究新的工艺、要双脚走路线：一是完全继承传统的道路，设计古典精品汉绣，作为欣赏品；二是发扬提高的道路，结合现代审美需求确定新的艺术品和日常生活品，从而生产出新的好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扩大市场需求量。此外还要考虑到汉绣艺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关联性，要充分考虑传统的造型元素和现代艺术设计的结合，注重家居用品中的体现应用，让现代艺术设计拥有有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也让现代艺术设计在汉绣这个传统艺术的宝库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汉绣艺术也可以通过现代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获得新发展，使汉绣顺应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需求，展现汉绣的地域特色、民俗特色和艺术价值。

在现代艺术设计专业领域，汉绣在软装饰中展现出不同的韵味，从大到墙面装饰，小到一个书签的造型，在软装饰中运用汉绣的特色，将现代技术与汉绣结合，可以体现在，窗帘、墙纸、地毯、墙面铺装、装饰画、艺术品等等。将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时尚创新结合，让汉绣在传统国粹上演绎时代的时尚气息。

四、结语

汉绣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由于汉绣工艺繁杂、选料精细、制作讲究，因而从事汉绣织做的手工艺人少之又少，将汉锈装饰元素与生活更好的结合起来，在现代装饰艺术中发扬楚文化，使得汉锈更能融入人们的生活，发现其独特的观赏价值并且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汉绣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断推广，促进其繁荣发展，使这项事业真正地延续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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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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