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背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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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traditional folk art of Huaibei Flower Drum Opera has a distinct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left a brilliant pac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Huaibei Flower Drum has been cold.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inherit Huaibei Flower Drum Opera， some protective measures were conducted. And the Huaibei Flower Drum Opera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rotection work， to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ural value into the protection work， so as to bette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Huaibei Flower Drum Opera；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1 淮北花鼓戏

1.1 淮北花鼓戏的发展和特点

淮北花鼓戏是起源于明初，发源于淮北地区的一种当地艺术表演形式，通过花鼓作为主要伴奏工具，男角在上场时使用花鼓作为表演道具，因此得名淮北花鼓戏。淮北花鼓戏起初是农业劳动人民在闲暇时进行娱乐的小型歌舞，后来经过逐渐发展，表演场地从农田搬到了舞台，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其他艺术表演形式的特技或动作，其中甚至还包含民间杂技中所含的“顶碗”和“垫子功”等。淮北花鼓戏不仅舞蹈和表演受到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在唱词方面也融合了许多民族曲艺的精华，淮北花鼓戏有着丰富的唱腔曲调，通过将当地的方言与其他艺术唱腔和唱词的融合，形成了淮北花鼓戏独特的唱词系统和丰富的剧本目录。由于淮北花鼓戏发迹于农田，有着较为原始的唱腔和唱调，女角唱腔低回婉转、如泣如诉，跌宕起伏、哀伤缠绵，男角唱腔原始洪亮、沧桑嘶哑，不失为我国传统民间曲艺艺术的一朵奇葩，表演别具一格，富有个性。同时，淮北花鼓戏在舞台表演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当初在农田时自由、原始的状态，对演员性别要求十分宽松，男女演员可以自由改变表演行当，甚至可以进行反串表演。并运用当地居民方言进行唱词，使表演更加深入人心，更受大众喜爱，同时表演内容取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反映淳朴劳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饱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有着其特有的魅力，因此成为全国闻名的曲艺艺术形式。

1.2 淮北花鼓戏的现状和时代境遇

二十世纪中叶，淮北花鼓戏的发展达到其顶峰时期，由周钦全老先生所开创的淮北花鼓戏表现形式已深入人心，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曲艺艺术形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末，淮北花鼓戏由于不能很好地跟随时代的脚步，对传统的表现形式和剧目过于依赖，导致其渐渐被时代抛弃。直到2005年，老艺术家周钦全先生所带领的淮北花鼓戏剧团被迫解散，从此以后淮北花鼓戏渐渐被人们所淡忘。淮北花鼓戏在2006年时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在国家的大力保护下，淮北花鼓戏不至于被人遗忘和抛弃，但淮北花鼓戏逐渐被人淡忘的原因是由于其本身的不足。淮北花鼓戏的传授方式大多是由口传心授，没有系统的教学方式和课程，而很多优秀的剧目由于不受大众喜爱，从而导致这类剧目长期没有进行演出，而老艺术家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此类较为冷门的剧目的教授也有所疏忽，随着对淮北花鼓戏有着颇深研究的诸多老艺术家相继辞世，导致这类剧目和唱腔面临失传的危险。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大众对于艺术的审美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新兴艺术形式的涌现和民间通俗音乐的流行，使我国传统曲艺表演形式受到冲击，淮北花鼓戏也位列其中。同时，淮北花鼓戏由于采用方言作为唱词，进行演出的对象有很大的局限性，导致观众日渐稀少，失去了与现代艺术形竞争的资本。面临目前淮北花鼓戏面临失传的衰败景象，无论是淮北花鼓戏演员还是文化传承部门，甚至是整个中国曲艺界，都应该承担起保护、传承淮北花鼓戏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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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52-02

一、老北京叫卖艺术的由来

老北京叫卖艺术缘起自老北京南城胡同里人们的吆喝声，吆喝声集说、唱、表演等技艺于一身，因为植根于老北京文化，因而具有浓郁的京味、京腔、京风、京韵，它集多种艺术表演形式于一身，不仅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益，更是老北京文化艺术的瑰宝。

关于叫卖吆喝的历史，古已有之，最早的记载是姜太公在肆里做屠夫的时候“鼓刀扬声”；到了宋代，在开封集市上有“喝估衣”者、有“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到了明代，老北京就有吆喝着卖花的；再到清代，老北京的吆喝声就更加绘声绘色，五行八作都有吆喝声。老北京叫卖艺术发展到今天，内容日益丰富多彩，五行八作的叫卖声在一天之中，一月之中，一年之中都不绝于耳。

那么叫卖是如何形成的呢？从商品经济学意义上讲，旧时经济生活，为了把东西挑到顾客家门口，让顾客出门自选，也把小商贩自己的东西推销出去，而老北京都是深宅大院，过去的市场经济没在现在这样繁荣，因而就只能靠着吆喝，伴着一声吆喝声，顾客就出门来了，可以从小商贩的摊位上买东西。叫卖是一种活广告，因而汇总起来，就形成了这种叫卖艺术。

二、老北京叫卖艺术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发展现状

作为老北京传统优秀文化的叫卖艺术是过去老北京走街串巷的一种做买卖的广告形式，历经百年，在建国后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而逐渐消逝。据调查，目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甚至老胡同里，很难听到这种传统的吆喝叫卖声，而精通这些传统叫卖艺术的人更是屈指可数，以前这些老艺人都是专心精研于自己的技艺绝活儿，在行为上基本上是以个体独立表演为主，由此形成了一些“个体王”，如“香烟叫卖王”、“水果叫卖王”等。

目前有些人意识到这一问题，从2005年开始，张振元、臧鸿、张桂兰、卢志冬等一批民间艺人就开始以团队合作形式，恢复老北京叫卖这种表演形式，并逐渐组织了一些叫卖表演团队，宣传老北京叫卖艺术。

（二）面临的问题

老北京叫卖艺术能够被保存下来，并艰难地发展到今天，其成就是来之不易的，但是它面临着自身传承发展的诸多问题，结合笔者的调查归纳如下：

1.城市经济社会地发展与文化语境的移位。城市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面貌、人们的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北京”很少，真正地懂老北京叫卖艺术的更是屈指可数。不理解、不支持，认为老北京叫卖艺术是市井文化的现象和说法也不绝于耳。

2.政府精力有限，扶持力度有待加强。由于文化部门本身的职能限制和所起的作用有限，仅靠其一家并不能做好相关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政府应当于学界、社会三方共建，三方共管，齐心协力地做好这项工作。

3.优秀传承人的缺失与资源整合。目前，已知的老北京叫卖艺术的传承人已不多，除了张振元、臧鸿、张桂兰、卢志冬、孟雅男等一批民间艺人外，再也没有谁能当众表演老北京叫卖艺术了，并且前文已经提到，在2005年之前，老北京叫卖艺术界的艺人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源整合，多数是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做叫卖艺术的传承，这也无形的造成资源不整齐。

4.老北京叫卖艺术后继者的缺失问题。老一辈的逐渐离开，年轻一辈又无法很快地学会老北京的京腔、京味和京韵，形成了人才的断层，必然会影响到老北京叫卖剧的传承。后继者的培养似乎是老者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也必然需要老者们呕心沥血地付出。

三、老北京叫卖艺术的保护

老北京叫卖艺术作为原生态地展现老北京市井生活风俗的一种口头民俗文化，同样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它作为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是对历史的积淀，更有鲜明的老北京文化渗透其中，基于此，对老北京叫卖剧进行深入挖掘和保护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老北京叫卖艺术保护

笔者以为，保护老北京叫卖艺术，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如手：

（1）树立正确的保护意识，保护好老北京叫卖艺术的“生态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为此在保护老北京叫卖艺术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其过度开发利用和商业化操作倾向，在叫卖艺术整合，技艺传承上多下功夫，把叫卖艺术和时代风气结合出来，创作出一批新的叫卖艺术作品。

（2）注重保护发掘“本体风格”。对于老北京叫卖艺术来说，需要保护和传承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更应该注重这种叫卖艺术本身所具有的“本体风格”。“本体风格”就是不同的叫卖吆喝需要由不同的行为主体来完成，例如剔头一类的活儿需要男性来完成，而卖菜、卖水果一类的吆喝叫卖则以女性居多；同时在叫卖用语上、发音方法上、配合的乐器上，都有很多的不同。因而在传承过程中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3）大力保护和发展优秀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的存在为前提而存在的。笔者在这次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些传承人或年老多病，或疲于应对各种事务，或贫病交加，再有一些会此项技艺的人只是把其当作一种平时的爱好或是谋生手段，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传承人的缺失。再有大部分年轻人受新潮社会思想的影响，都不太愿意学习传承老北京叫卖艺术，目前已知的年轻代传人只有上文提到的孟雅男，还有臧鸿老人23岁的孙子臧志彪。

（4）营造有利于老北京叫卖艺术发展的文化语境。老北京叫卖艺术不只是会几句简单的吆喝，而是要从这种吆喝声背后本身挖掘出老北京原生态的文化。可以借助政府、社会受众、高校等力量，不断深入推广普及老北京叫卖艺术，让它走出胡同，走出小巷，真正进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唤起人们对于老北京风土人情的回忆和眷恋。

2.基于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的老北京叫卖艺术保护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准备了土壤，同时全球一体化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有如经济结构转型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结合老北京叫卖艺术，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方式更好地发展老北京叫卖艺术：

（1）在充分挖掘老北京叫卖艺术的基础上，打造出一批精品节目。据笔者调查时发现，在所有老北京叫卖艺术展示现场，几乎场场爆满，大部分观众是地道的老北京，也有很多外来游客，他们听到几十年前的声音，倍感亲切，有回到过去的感觉。

（2）资助艺术家创业，促进文化产业化。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老北京民间艺术团和优秀传承人孟雅男在将老北京叫卖艺术市场化的过程中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成功地将老北京叫卖艺术搬上了舞台，搬上了荧幕，让老北京叫卖艺术走进了校园。

（3）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为老北京叫卖艺术构筑多层次的发展平台。老北京叫卖艺术完全可以在前期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适时召开区域性或全国性的论坛，以各种形式充实论坛内容，唤醒各界对于这一传统技艺的重视，为老北京叫卖艺术的发展营利良好的外部环境。

3.基于影视人类学视野下的老北京叫卖艺术保护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建立在人类学和影视学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发展很快，取得了大量成果，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也凸现出一些认识和实践方面的问题。

当下民俗志记录书写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通过数字化手段记录民俗志内容越来越受到认可，这种记录方式有着直观生动的展示方式，并且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通过数字化记录可以将其纳入数据库范畴；但是在具体记录方式上，一定要坚持有着民俗学学科的框架视野下，坚持民俗学的记录意识；同时在记录过程中要保持其真实性、完整性、艺术性，以其通过照片、影像、调研报告、数据库等数字化方式再现还原最真实的民俗现象。结合笔者本次调研的老北京叫卖艺术，笔者以为在记录时要做到直观形象、科学真实、信息完整性等几个方面。

综上，以影视人类学视角来记录老北京叫卖艺术、以文化创意产业来发展老北京叫卖艺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来保护老北京叫卖艺术，三者结合，在保护和发展这种叫卖艺术的时候为它赋予全新的艺术生命力，让它走出低谷，重新绽放。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杨.社会学与民俗学[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97.

[3]孟慧英.西方民俗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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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学以及语用学的建立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语言理论工作者和语言教师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语用功能和语言使用的研究，外语教育界日益认识到语言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文化教育在外语教育中的重要性川。把语言的使用与文化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仁。文化问题比语言问题更加严重。文化的范畴很广，本文所指的文化背景是指目的语即英语的文化背景知识。语言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存在，而是与其身后蕴含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一些教师和学者如胡文仲早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文化背景知识对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并对如何培养高校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但近几年来，外语教师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多，尤其对大专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学习方面探讨得还不够。在教学中笔者观察到，男生似乎比女生了解更多的文化背景知识，本文力图通过调查进一步探讨男女生是否在学习目的语文化背景的观念和策略上存在问题和差异。

一、研究方法

(一)调查目的

这项研究是调查大专非英语专业学生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情况，包括对学习背景知识的态度或观念以及为获取这方面知识而采取的一些策略，着重调查男生和女生在这两方面的差异。从自己的课堂观察和对部分英语教师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男生的知识面似乎比女生广，在做有关背景知识方面的听力和阅读材料时，男生对此类知识的敏感度似乎高于女生。所以，表面上看，大部分男生对阅读的兴趣随着年级的增高而有增无减，而女生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针对这一特点，本次调查正是希望通过问卷进一步了解这种现象，寻求大专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背景知识学习方面的障碍，探讨英语学习的有效途径。

(二)调查对象

这项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浙江省丽水学院医学院护理大专和口腔大专06级两个班的学生，是目的抽样的结果。选择大二学生是因为学生通过一年的大专学习，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大学英语学习观念。大部分学生能重视英语学习，相当一部分同学已提前通过了大学英语三级考试，学习态度总体较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一部分学生为自己在一年里获得的英语知识沾沾自喜，殊不知今后的学习难度可能会因为英语文化知识的缺乏而加大。还有一部分学生处于困惑阶段，迫切寻求新的方法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三)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是一份有关背景知识学习情况的问卷。间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家庭背景的了解，包括性别、居住地、父母亲职业等，要求如实填写。第二部分对背景知识学习观念的了解，如:1、学习英语背景知识对于成功学好英语很重要;2、对老师来说在课堂上有必要介绍讲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3、你喜欢了解说英语国家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情况;;4、你在课堂上愿意学习英语文化，尤其愿意学习世界各国文化;5、你希望老师能多提供关于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材料;6、你对学习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感兴趣;7、你对中西文化差异方面的知识很了解。共有7个条目，选项有1二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二不知道，4=基本同意，5=同意。第部分是对方法或策略的调查，如:1、我_参加与英语有关的活动;2、我_读原版英语作品或简写本;3、我—课后看英语杂志或报纸;;4、我看英语电影;5、我通过看中文报纸或电视了解时势。共有5个条目，选项有1=从不，2二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调查由英语课任教师完成。

(四)研究假设

根据笔者的初步观察，男女生在对背景知识的态度及策略方面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拟通过调查统计来验证这个假设。

(五)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问卷由英语任课教师发给学生，发下问卷103份，回收103份，有效问卷为103份。

二、结果

问卷回收，按男女生分类，然后进行统计检验。对两个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别计算出平均值和标准差，对两组独立大样本进行t检验，研究组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报告统计结果见表1和表2。

观念和策略的独立样本t的检验值分别为0.534和0.149 ， t的绝对值都小于1.%，而显著性的概率P大于0. OS，属于差异不显著，大专非英语专业男女生在学习英语文化背景的观念和策略上无显著性差异。而且他们的平均值相差不大，但是标准差男生大于女生，说明要作检验。

本调查显示:大专非英语专业男女生在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观念和学习策略上并无显著性差异。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1)观念的每条目平均得分都高于策略的每条目平均得分，这说明学生的观念强于策略，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并且对文化背景感兴趣，而且认为这方面的知识对他们的英语学习有促进作用，对教师的期待值普遍较高。2)男女生在学习英语背景知识方法上所得每条目的平均分差不多，得分都不高。这说明男女生在获得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方法或策略上都有待于加强。从中也可看出男女生所接受的外国文化教育差不多，表面上看，在接触到文化背景知识时，男生比女生更活跃，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女生更不善于表现自己，而男生的性格却比原来外向，男生的这种性格有利于语言学习，不断提高的成就感又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确实有一小部分男生的文化背景知识较丰富，但从近年该校的学生成绩看，尤其是在大学英语三级考试的成绩上，男生的优势不是特别明显，过关率还是女生高，这可能是因为男生在词汇量方面不如女生，有限的词汇量是阅读和听力的一大障碍，教师在教学中更应该重视加强男生的基础知识;由于平时学生都住校，属于封闭式管理，所以学生与外界接触较少，因特网和电视等现代化的媒体很少触及，尽管有规模较大的图书室和阅览室，但原版的英文书籍杂志等却较少，很难满足学生的需求量。平时教师在这方面的引导也不够，使学生不能利用现有的硬件和软件来获得相关的英语文化背景知识。

本调查结果还显示，无论在观念上还是策略上，男生的标准差值都大于女生，这说明男生间的差异程度要大于女生，男生的观念和努力程度相差较大，而女生普遍较努力。教师在教学中对男生的关注以及正确的引导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把一部分男生的吸引力转移到英语文化背景上，可以此带动他们的语言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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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生产改变了传统生产的发展和经营模式。目前，多数设施农业生产区为了降低设施内的湿度，将生产中的灌溉方式由传统大水漫灌转变为滴灌，这样既减少了水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降低了设施内病虫害的发生规模。但采取滴灌技术后，化学肥料如何合理地施入土壤中、如何科学合理地防治病害等，是设施种植管理人员面临的新问题。

目前，国外比较普遍应用的是以色列生产的温室施肥注肥系统。该注肥系统可以实现多种肥料的同时注入。但这种注肥系统的最大不足是：设备的购买及维修保养成本高，该注肥系统较适合大面积连栋温室使用，使用时要求使用纯净水，不适合在中国大面积应用。

在中国，目前设施生产的施肥方式通常采取人工方法将肥料撒在土壤的表面。也有一些是在灌溉管路中安装注肥器，使其在灌溉的同时将肥料注入到灌溉管路中。但这种方法的最大不足是：每个温室必须都安装1个注肥器，从而增加了温室生产成本，在实际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很困难。另外，目前，设施生产中，仍然采用传统的背负式喷药机喷洒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但是，喷药机的压力不稳定、雾化差，造成化学农药喷施效果较差，农药使用效率低、浪费严重，使设施作物以及土壤中有较多的化学农药残留，影响到设施生产作物的品质和销售。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开发了一款能在设施温室生产中使用的注肥施药一体化系统。该系统可以在多个温室之间移动，可以根据需要电子控制切换施肥、施药功能，能够满足设施生产科学施肥、高效施药的需求，是适合中国温室生产应用的温室专用智能设备。

系统原理

该设备的目的是解决设施作物生产过程中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过量使用的问题，希望通过科学合理施用肥料和农药，减少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加压滴灌系统水流的压力差驱动注肥泵进行作业，完成向滴灌系统的注肥作业：利用加压泵对需要喷洒的化学农药加压，通过喷头对温室作物进行喷药作业。系统利用安装在机架上的塑料罐容器作为注肥系统的盛肥罐，同时该罐在进行化学农药喷洒时又作为系统的盛药罐，利用安装在系统上的电子控制系统来实现系统的注肥和化学农药喷洒系统不同功能的相互转换。图1为电子控制系统原理图。

该系统是将注肥系统和化学农药喷洒系统安装在一起的组合式系统，其构成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机械结构部分，第二部分为管路系统部分，第三部分为系统电子控制部分。系统通过压力模块为注肥和农药喷洒系统提供系统各自所需的压力。当系统作为注肥系统使用时，控制系统可以设定准确的注肥量。当溶液筒的液位达到最低液位时，系统将提供报警并且切断系统电源，停止注肥作业。当作为喷药系统使用时，控制系统则可以对待喷洒农药进行加压处理，并通过压力自动调节模块和专用的喷雾喷枪实现化学农药的高效喷洒。

该系统主要应用于设施农业的精准施肥和病虫害防治，并可以在不同的温室之间进行移动，可供不同的温室精准注肥和农药高效喷洒之用。系统可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10％～15％，节约化学农药20％～30％，可减轻设施农业过量使用肥料和农药造成的环境污染。精准施肥高效施药一体化系统实物图见图2。

系统性能指标

系统性能指标如表1。

产品特色

操作面板醒目明了　界面设计简单使用，功能分区明显。左上方是程序输入区，在设备开始作业时用于编写自动工作的控制程序，操作键盘有7个按钮可以根据需要编写控制程序，下方的2个发光二极管用来指示设备的工作状态，右上方是手动操作区，用3个功能按钮来灵活控制设备的工作状态，施肥和施药分别使用2个不同的外接保险，可以保证路损坏后另一路还能正常工作，外置旋钮保险能方便地更换保险管，面板安装了红色醒目急停开关，以方便紧急情况下设备迅速断电，三位功能总开关能控制电路在施肥和施药2个功能之间灵活切换，模式拨打开关能进行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的选择，手动模式下不用程序控制也能使设备正常工作i左下方是简明操作须知，设备的养护和使用注意事项用四句通俗的口诀总结出来。控制箱面板见图3。

喷雾喷枪高效实用　喷枪结实耐用，扣动把手能灵活调整喷雾锥角和喷射距离，采用可以旋转的快速接头与高压管连接，操作时灵活方便，安装防滴装置，在开关间隙能有效地防止喷嘴雾滴滴漏，减少药液浪费。可以喷洒杀虫剂、杀菌剂，也可为叶径类作物喷施叶面肥。图4为高效防滴雾化喷枪实物图。

喷雾压力模块化，易于维护保养　喷雾压力模块选用电流为10 A的高效静音直流蠕动泵提供喷雾压力，泵的出液口采用螺纹密封活动接头，方便维护。该蠕动泵为静音高压泵，工作时噪音极低，长时间工作时散热良好。图5的喷雾压力模块集成了稳压模块，可以自动调整压力恒定在0.8 MPa，当喷雾开始时自动加压，喷雾暂停时停止加压，自动调节压打匣定在额定的工作压力。安装有压力表和充电蓄电池电压表可随时监测压力模块的工作状态。

绕管器灵活调整，药管伸缩自如　绕管器(见图6)安装在设备的前端，把手可收缩回去，喷雾作业时可以两人配合，灵活地收放药管。该绕管器能提高工作效率，也能避免高压药管在地面上摩擦损坏药管保护层，防止温室作业时高压药管因在地面长期摩擦引发管胀裂危险。绕管器选用铝合金材料，轻便结实，也可灵活拆卸，里外全部有防锈漆，可以适应温室湿热环境工作。

简单培训即可操作设备　针对中国目前大部分温室种植人员农机操作技术水平较低的现状，精准施肥高效施药一体化系统专门设计了手动工作模式，一般人员简单培训即可操作设备。另外，将施肥施药两种功能集于一机，这样能减少温室智能农机的购买使用成本和维护保养成本，适合中国大面积推广应用。

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时必须穿专门的防护服，带防护口罩，如图7。喷雾的雾滴直径和喷射距离、喷头锥角可通过喷枪的自动调节开关进行调节，喷射距离的调节范围为0.5 m～3.5 m，基本能满足不同高度作物的植保需求。喷药系统的喷雾压力可以手动调节，分为高、中、低3个压力档值，通过拨打开关进行调节。持续工作时间可达5h(高压力档)，可以在喷药模式下推动一体化系统进行移动作业。一体化系统的外轮廓宽度为0.5 m，能够在温室内道路上灵活推动。

施肥作业配合滴灌管道，在灌溉的同时将肥料按照设定的浓度加入灌溉管路中，在每个温室中都安装了不同接头形式快速接头，接头只能和一体化系统上唯一的管路连接，将一体化系统开关切换到施肥模式，插上快速接头，打开水管阀门后，一体化系统根据预先设定的程序自动控制电磁阀开闭，按照设定的浓度恒定地向滴灌管路中注入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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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市政府1995年第6号令《北京市地方所属城镇企业职工和退休人员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退休人员个人按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按月缴纳大病医疗统筹费。由其户口所在地街道（镇）劳动部门按月在其基本养老金中代为扣缴，并为这些人员建立《医疗保险卡》及办理医疗费报销、结算等有关事宜。

二、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退休人员，应就近选择两所定点医院（指我市公布的大病统筹定点医院）并凭卡就诊。家住外地的人员应就近选择一所县级以上医院就诊。

三、为增强个人节约医疗费用的意识，体现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合理负担医疗费用的原则，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采取分档计算、累加支付的办法，个人需负担部分费用：

年度内，医疗费累计在5000元以下的部分，报销90％，个人负担10％；医疗费累计在5001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部分，报销92％，个人负担8％；医疗费累计在10001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部分，报销94％，个人负担6％；医疗费累计在30001元以上的部分，报销96％，个人负担4％。

篇6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6）11A-0054-05

六年的学校生活，可以给儿童怎样的影响？应该给儿童怎样的滋养？这是我们教书育人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出发点与归宿。也许，家乡的一草一木、地域性的传统文化是促进儿童成长最鲜活的因子。从2010年开始，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中心小学就利用建在校园里的“春江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这一独特的资源，开发实施“春江非遗文化”课程。2014年12月，课程基地在常州市课程基地评选中被评为第一名。2015年5月，“春江非遗文化”课程被评定为江苏省小学特色文化课程。“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的建设促进了学校课程体系的整体架构，促进了学校特色文化的彰显，促进了师生的共同成长。

一、“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缘由

地处长江之滨的春江镇，潮平岸阔、物产丰饶、历史悠久，如何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下面的三个“如何”能很好地解释我们建设“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的缘由，也是我们推进本课程实施的三个导向。

1.学校培育目标如何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学校从2009年8月建校初就确立了培养“既有民族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有根新人”这一育人目标，课程是实现学校培育目标的主要载体。现有学校课程虽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但这些传统文化始终处于学习活动的边缘，难以对学生产生全面而深入的影响，再加上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选择适切的内容与方式有一定困难。如何让课程“好吃又有营养”？我们认为从本地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育人资源，开发“春江非遗文化”课程，让一届届的春江学子怀有深深的家国情怀，应该是可行的。

2.具有多样成长背景的学生如何形成一种新的归属感？

我校的学生有三大来源：第一是原百丈地区的居民子女，他们受着农耕文化的影响；第二是原江心洲拆迁安置居民子女，他们受着渔猎文化的影响；第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成长背景更加多元。三类学生方言不通、习俗不同，在六年的小学学校生活中需要进行文化融合，让这些春江新居民从小了解春江，吸收春江人民“勤劳、善良、智慧”的品质，从知春江到爱春江，从小培养他们建设春江的情感。若干年后这些新一代春江人必然会在一种新文化力量的凝聚下开创春江美好的明天。

3.丰富独特的课程资源如何放大自身的育人价值？

学校有一座全省唯一建在校园里的镇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提供了较为丰富独特的地域性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如果开发一种综合性校本课程，将极大提升场馆的育人价值。春江镇本是一个由原来五乡镇合并而成的新镇，镇政府在2009就提升出“文化兴镇”的建镇策略。在“文化兴镇”过程中，学校应该有所作为，以一种新文化实现学校培育目标，助推春江镇的文化发展。学校骨干教师都是原春江五乡镇居民，对本地优秀传统文化理解深刻，为开发实施校本课程提供了强大的师资力量。

二、“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目标

“春江非遗文化”课程虽然只是一门综合性校本课程，但我们在定位课程建设的目标时却对它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从本课程的学生核心素养的达成到学校整个课程体系的建构，期望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做得实一些。具体的课程目标为：

一是形成课程实施机制。形成较为规范、成熟的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开发、实施和评价的机制。

二是打造课程实践基地。打造一个全镇学生学习、传承春江非遗文化的体验实践基地群。

三是彰显课程整体育人功能。实现学校课程的有效整合，彰显课程整体育人的功能。

四是实现学生素养提升。实现学生情感素养、人文素养、艺术素养和科学素养的提升，帮助学生实现由知春江到爱春江的情感升华，从而形成建设春江的内驱力。

五是促进教师团队发展。成就一支具有“春江非遗文化”传承能力和创生智慧，同时又具有较强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的教师团队。

三、“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举措

由一个场馆到一门课程再到一种特色，这是我们两年课程建设的历程，也是对课程建设缘由中三个“如何”的回应。

1.由一个场馆的展示到一门课程的建设

学校的育人目标是培养“既有民族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有根新人”，“有根”就是指具有民族情怀和家乡情结，让每一个春江学子将来不管身处何地，都能“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这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但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何处入手？刚开始，我们从常州的历史文化入手，从中优选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化元素作为学校“植根”课程的内容，与班队课、品德与生活课和学生德育活动结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没有具体物化资源的支撑，教师说教太多，学生体验太少，实施效果不理想。2010年初，春江地区进行大规模拆迁安置，我们联合镇文化中心把拆迁安置过程中遗弃的体现春江地区特有的农耕、渔猎文化的典型物件收集起来，按照“人文春江”、“儿时玩趣”、“春江人家”、“人生礼俗”、“民间艺术”、“春江农耕”、“长江风情”、“春江故事”八个主题建成了春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从常州历史文化聚焦于春江非遗文化，重点打造了小讲解员社团、舞龙社团、打连响社团、方言社团、唱春社团……。2016年暑期，学校又耗资50多万，进行了非遗馆的升级改造，使之由展示馆变为体验馆，同时新建了与非遗课程教学匹配的“开心农场”和“快乐厨房”，创设了非遗体验长廊、非遗运动区域……，实现了非遗课程资源的传承与创新。

2.由社团活动的组织到课程整体育人的实现

“春江非遗文化”实现由场馆展示、社团活动上升为综合性校本课程，并与其他课程共同来推动“有根新人”的培育，这是我们推进特色文化建设项目的核心目标。2014年初，学校承担了区课程顶层设计的实验项目，围绕“有根新人”的培育目标，学校整体架构了“阅读与表达”、“思维与探究”、“品德与生活”、“艺术与审美”、“体育与健康”五大课程群。但如何在课程顶层设计中体现学校特色？学校先后邀请了成尚荣、彭钢、董洪亮、郝京华、骆冬青、高峰等一批教育专家和高校教授，与全体教师一起进行专题研讨，确定开发建设“春江非遗文化”课程。随后，专家又围绕“春江非遗文化”课程与学校整个如春课程体系的关系，以及课程的核心素养、性质、内容体系、实施方式、课时、评价等进行了具体指导。学校以课程纲要的撰写为抓手，对春江非遗文化课程进行整体性架构，为一线老师具体实施本课程提供了明确的路径。“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纲要的主要内容为：

3.由活动的开展到课堂教学的深入研讨

一门课程的教育影响最终要通过教学活动才能辐射到学生身上，这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教学性所决定的。“春江非遗文化”课程是一门全新的综合性校本课程，如何突显它的教学特性？无论是一开始点状的活动讨论还是后来每月一次的全校性系统教学研讨，每次活动都提前确定好主题，邀请常州市教育局、常州市教科院、常州市钟楼区教育局等单位的课程专家与学校24位非遗课程骨干教师深入开展课堂教学研讨。每次至少由一位教师进行非遗课程教学，以课例研究的方式围绕非遗课程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关系、各类课型的教学结构、如何备课、如何开展课堂交往、如何评价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为课程的育人实效发挥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4.由一门课程的创生到学校特色文化的彰显

“春江非遗文化”课程是学校的特色课程，只有与其他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相融合才能实现它应有的育人功能。我们除了每周利用地方课程中的一课时进行专门的非遗课程教学外，还向所有学科课程渗透：春江童玩课程向体育课渗透，春江故事向品德与生活课渗透，春江人文地域向综合实践课渗透，春江农耕副业向科学课渗透，春江民风美食向德育活动渗透……。同时，我们还努力用春江非遗元素提升改造整个校园环境，学校“春曦园”地面有显示农耕文化的二十四节气图，墙上有体现春江过去与未来的青铜浮雕“长江之春”，“春晖园”和“春华园”景观中点缀着本地特有的渔船、渔网、石磨、凉亭……这些既是校园非遗景观，也是儿童们课间休闲玩乐的场所。这样，“春江非遗文化”就不只是一门校本课程，而且还成为了一种特色、一种文化。

四、“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成果

从2010年10月开始，“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已经实施了6个年头，从一个场馆到一门课程到一种特色再到一种文化，本课程的实施已经渗透到学校课程顶层设计、课程整合实施、课程评价、学科教学、德育活动和课程资源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春江非遗文化深深影响着每一位师生成长，促进了学校的整体、持续发展。

1.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课程体系

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是课程，在推进“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调整优化整个学校的课程体系，如今学校围绕“有根新人”的培育目标，构建了“阅读与表达”、“思维与探究”、“品德与生活”、“艺术与审美”、“体育与健康”、“世界与未来”六大课程群。其中“世界与未来”课程群包括“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和梦想课程，共同指向“有根新人”培育目标的达成。学校课程结构合理，具有鲜明的校本特色，初步形成了“润泽和融”的课程文化。

2.明晰了“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实施的具体路径

为了让“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实施路径更加清晰，我们边实践边思考，在相关专家与一线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围绕本课程指向的学生核心素养――情感素养、人文素养、艺术素养和科学素养，形成了“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实施纲要。明确了课程的性质、课程实施的理念、课程设计思路、课程目标和内容设置，同时也较为详细地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课程实施具体建议。为课程的规范实施、科学评价提供了较为具体的实践路径。

3.架构了“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的内容体系

我们把“春江非遗文化”化为一个个故事、一次次亲历，每一节课按照“读―说―试―问―评”的结构进行设计与呈现。还把教材分为长课时教材（40分钟）和短课时教材（20分钟）两类，形成了涵盖一至六年级的教材内容序列。我们还把“春江非遗文化”课程的实施与学校各类学生活动相整合，形成了全学年共九次的春江非遗文化学生活动序列。

4.积累了课程实施的具体策略

我们通过每月一次的系列教学研讨，逐步生成了非遗课程课堂教学模型――“诵、学、议、唱”，初步提炼出了认知互学课型、游学感悟课型、品赏体验课型、技能展演课型、视频赏析课型六大课型，同时在非遗课堂教学观课议课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尝试。在具体实施中，我们已经成功把“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向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进行渗透；每周三、四、五下午第三节课，低年段、中年段、高年段分别上选修课，学生按年段自主选择感兴趣的项目去自由体验；彩陶、方言、春江美食、传统游戏、唱春……，这些课程都由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校内教师、民间艺人、家长义工施教，既保证了非遗项目建设的专业性，又充分发挥了学校、社区、家长、校外实践基地的教育合力作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丰富了课程评价方式

课程评价的设计是决定一门课程能走多远的关键环节，在具体实践中，我们从三个维度设计了本课程的实施评价：（1）对课程建设的评价。从学生喜爱程度、课程实施规范性、课程实施成果等方面进行优秀校本课程评选，并给予相应奖励。（2）对教师发展的评价。通过过程性评价与阶段性评价，每学期评出若干“非遗种子教师”并给予相应奖励，通过评价促进教师专业发展。（3）对学生发展的评价。通过每月、每学期、每学年的“非遗金牌解说员”、“非遗小能手”、“非遗小达人”、“非遗故事王”等评选促进学生四大核心素养的提升。为了充分发挥过程性评价的作用，我们也形成了三个较为成熟的展示性评价平台：第一是每周五的“如春舞台”，学生自我申报、自主展示；第二类是与社区和媒体共建的舞台，挑选精品项目定期展示，旨在弘扬“春江非遗文化”；第三类是每学年一次的“春江非遗文化节”，与六一儿童节整合，全面展示一学年来的课程实施成果。通过三类活动平台的创设，有力推进了本课程的高质量实施，儿童们也在知非遗学非遗过程中获得不一样的成长体验。

6.提升了课程资源的育人价值

“春江非遗文化”课程项目的实施不仅优化了学校整个课程体系，促进了课程整合实施的深度推进，而且也彻底颠覆了学校硬件建设的理念，学校硬件建设不再随意、不再被动。目前利用非遗元素建设整个校园，让景观含情、让墙壁说话、让场馆育人，使整个学校成为一个大的春江非遗文化体验中心的理念正得到切切实实的执行，课程资源不断优化，更重要的是资源的育人价值得到不断提升。

一是场馆育人。新建了一千多平方米的地球村，这是一个集科技体验、特色社团活动、标本展示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与“非遗馆”相呼应，通过多种多样的体验活动促使学生成为既有民族情怀又有国际视野的“有根新人”。把校门口陈旧的橱窗改换成了具有春江民居风格的文化展示墙，以学校课程建设、学生发展、教师发展三个板块的内容展示如春教育的自信与自豪。

二是墙壁说话。把原来的陈旧的电子显示屏改换成为“长江之春”大型青铜浮雕，展示了春江的过去与未来，既体现历史的厚重又有现代的多元开放，与学校的育人目标相呼应。把原来的鹅卵石路面改换成刻有“二十四节气图”的时光大道，展示春江地区“春种秋收”的农耕文化，每个节气图都刻有图案与谚语，学生乐于观察乐于朗诵，体现了与学生对话的儿童立场和课程资源意识。

三是景观含情。在校园绿化带中刻着“仁、诚、勤、孝、善、礼”经典故事沙雕――季札挂剑、程门立雪、卧冰求鲤、凿壁借光、张良搭鞋，生动演绎着学校对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把正对校门的花坛改建成黑色大理石浮雕，一群具有“爱心、善心、慧心”的教师引领着“向阳、向善、向上”的如春学子在长江之水的滋润下共同成长，隐含了学校师生发展目标。

五、“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的困惑

在取得成果的同时，“春江非遗文化”课程建设还存在一些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如何取舍？

在课程目标的确定上，泰勒早就提出要区别“适合教育满足的需要”和“适合其他社会机构满足的需要”。如“唱春”不仅是春江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对于小学生来说传承有一定难度，传承一定要在学校以课程的形式进行吗？传承一定是学校教育的责任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体验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探究学习能力作为课程实施的育人目标？还有其他如春江曲艺的学习、春江方言的学习等，从课程建设角度去思考我们应该放弃什么？突出什么？……学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怎么学更重要，对于课程育人目标的舍取需要一线教师的智慧判断。

2.如何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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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19

[中图分类号]G26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1

新媒体时代，民族博物馆的功能、价值、服务范畴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延续传统的陈列、展示、收藏功能，对民族博物馆而言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借助新技术，创新思路，丰富途径，积极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已然是当前民族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必要选择。

1 突出展示功能，弘扬民族文化

民族博物馆最基本的功能是展示和陈列，充分利用这些功能展出与民族文化相关的物件、资料等，能够使广大群众接触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由于部分民族文化具备无形文化属性，因此在展示活动中不应仅展出作品、成果等，而是应采用多媒体技术实现音像、图片、场景的全面展示，使传统艺术、手工艺等生动逼真、活灵活现地展现于参观者的眼前。另外，还可定期举办专题表演活动，将每个民族所独有的非遗文化，以民俗表演的形式展示出来，实现直接、生动的非遗文化展示，以传承与弘扬非遗文化。

2 善用官方网站，培育文化自信

信息化背景下，国家和各级文化部门对民族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均给予了支持，目前，许多民族博物馆已具备相当数量的信息化馆藏资源，已建成或正在筹建官方“网上博物馆”网上博物馆，其较之传统的博物馆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通过网络可以为不能到现场参观的人们展示民族文化的魅力，进而有效扩大受众范围，使越来越多的群众能够随时随地地浏览民族文化信息，增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推广的实效性。例如：广西民族博物馆将铜鼓的制作过程、侗族芦笙舞蹈的表演等上传到网上博物馆，利用网络向广大群众传播民族文化，借此增进群众对广西地区民族文化的了解，从而起到宣传文化的作用。借鉴此类做法，利用网络途径开展宣传、推广、文化传播活动，进而唤醒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并吸引不同地域群众对民族文化的注意力。

3 关注移动互联，丰富服务途径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全面兴起，人们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并善于运用微信、QQ、微博等APP进行娱乐、交流，新媒体背景下，借助移动互联技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无疑是丰富公共文化服务途径的必然趋势。利用多种常用APP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宣传活动，能够使各个年龄段、各种身份的群众主动参与公共文化交流、传播、创新活动中。对此，民族博物馆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方式推送民族文化常识、历史故事、名人轶事等，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弘扬民族文化。除此之外，民族博物馆还可通过社交软件、官方微博等推送民族博物馆的活动信息，如：民族文化夏令营、主体民族文化展览、民族艺术表演活动等，以提升各年龄、各阶层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发挥博物馆应有的作用。

4 支持非遗保护，传承地域文脉

新媒体时代，多元文化在社会中不断碰撞和发展，多元文化背景下，一些靠言传身教流传下来的传统技艺、民间艺术不断被淡忘乃至遗失，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使不少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后继无人、濒临绝迹的危险，进一步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势在必行，而民族博物馆，更是被赋予了明确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收藏、研究和展示职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地域文化，完善民族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重要途径。对此，民族博物馆应积极承办、组织学术研讨活动，联合各级文化主管部门、高等院校、教育部门等，积极举办非遗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使非遗保护得到学术层面的支持，并组织专家学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制订科学的指导计划和方案。此外，民族博物馆可向非遗产业方向拓展业务，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传承、弘扬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此，在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与研发中，应有意识地突显非遗文化魅力，遵循民族文化传统，以提升利益参与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适应中得到保护与传承。

5 结 语

新媒体背景下，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已经全面融入公共文化领域，在大众文化传播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机构之一，应审时度势，借助新技术创新文化服务途径、服务方式，拓展文化服务内容，以真正承担起现代民族博物馆的文化服务责任。

主要参考文献

[1]谢沫华，陈大元.民族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现状、需求及对策研究[J].文化遗产，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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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剧视觉元素

京剧是集文学、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于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其视觉艺术形象多种多样，可以分为服饰以及舞台道具、装饰这两种类型。其中服饰涵盖了服装和化妆这两个方面，主要涉及京剧人物的脸谱、服装以及附属用品，用于表现京剧角色的人物身份以及性格特点。舞台道具以及装饰物品包括文房四宝、烛台、船桨、马鞭、各种武器等，同时也涉及到整体的舞台摆设。例如桌椅是最常见的舞台装饰道具之一，结合不同的戏剧情节可以充当不同的用途，像桌、山石、床等。这些视觉元素是组成京剧的重要部分，也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载体。

（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形象

综合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形象来讲，主要指的是当消费者针对这一产品进行初步浏览时，第一时间可以通过视觉捕捉到的相关元素，例如构图、形状、颜色、文字搭配、背景画面等（张琦、周杨静、曹艺馨：《中国传统纹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探索――以南京博物院文创产品为例》，《大众文艺》2019 年第19 期）。这些元素能够为消费者评价这款文创产品提供依据，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产品设计融合的主要桥梁。通常来讲，这些视觉形象可直观反映该产品的实际用途和设计意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现。近些年，国家大力推动非遗文创产品研发，故宫博物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均进行了文创产品设计。结合具有历史文化气息和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具有实用性的文创产品，不仅能够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力度，也可以使消费市场内的产品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三）京剧视觉元素与文创产品设计的联系

在京剧表演过程中，蕴含了多种多样的视觉元素，这些元素具有极强的个性化和独特性特点。视觉元素和视觉形象之间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在设计非遗文创产品的过程中，为了凸显京剧的实际内涵和文化寓意，需要将京剧表演中的诸多视觉元素转化为视觉形象，并且与文创产品的实体结合起来，通过视觉形象来体现产品的实际功能和想要表达的内涵，当这样的产品流通到消费市场后，不仅能够提升文化产品的实际价值，也可以有效实现京剧文化的传扬和发展。在设计文创产品的过程中，挖掘京剧表演中的文化元素，并且将其转化为视觉形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文创产品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京剧视觉元素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形象转化方式

（一）常见的京剧视觉元素

常见的京剧视觉元素通常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京剧脸谱。脸谱是京剧的代表元素，也是观众在观赏过程中能够非常直观感触到的。当人们看到色彩多样的脸谱时，第一反应便是京剧，因此对京剧来说，脸谱是应用价值最高的视觉形象符号。其次是京剧服饰。京剧服饰按照其功能可以分化成蟒、靠、帔、褶、衣这5 种形态。京剧服饰不仅沉淀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韵味，也表现出极为强烈的视觉美感。再次是京剧头饰。京剧头饰也分为多种类别，例如旦角的头饰有正凤、偏风、六角花、包头帘、串蝴蝶、蝴蝶顶花以及泡条等。京剧头饰涵盖了繁复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极为丰富的文化底蕴，集技艺和精巧于一体，已经成为京剧的主要代表元素。

（二）京剧视觉元素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形象转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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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高等教育教学中，公共艺术课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以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研究还较为肤浅，对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艺术课程而言，对其研究应该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然而，我们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可以了解到，从学校的总体重视程度，到教师的教授，再到学生的学习等各个环节，都不能与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相适应，也不能满足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改革显得十分迫切。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公共课保护教育的必要性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渊源悠长，其中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不胜数，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并且就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如各种各样的艺术表演与实践的形式；形式多样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知识体系，以及民间传承下来的各种各样能工巧匠的绝技、绝活，还有千古传承文化工艺、实物与文化场所等。可以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量在世界位居前列。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范畴

我国是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56个少数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文化生态和艺术资源非常丰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量之多且独具中国特色，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所难以媲美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几方面：1.口头传承。是以语言为文化载体的传承形式，如口传民间文学、口传语言文字、口传濒危神话谣谚故事等；2.表演艺术传承。是以音乐、舞蹈、戏曲为文化载体的传承形式，如民间地域性很强的曲艺、音乐和舞蹈等；3.民俗传统。是以民间活动为文化载体的传承形式，如礼仪、节庆和游戏等；4.天象干支传承。是以天、地、人为文化载体的传承形式，如天文、地理、医药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5.手工艺技能传承，即以美术手工和制作技艺等为文化载体的传承形式，如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6.各类文化和自然保护区域等。

（二）高校公共课程教育应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我们仍要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改革，这对高校教育是一项责无旁贷的义务之举。因此，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下，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是改革和创新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处在全面深化的时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培养相关人才是高校教育教学的当务之急。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高校公共课程改革

（一）公共艺术课改内容

高校需要重新认识公共艺术教育，改变传统的单一授课模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合其中，提高其所占比重。要创新教学方法，提倡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使学生产生兴趣，并主动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活动中去。

公共艺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推动力，亦是一种新的教育方式。高校要想在根本上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就要摆脱传统的教学体系结构，研究公共艺术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永久传承下去。

从教学内容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提供给公共艺术教育更多的教学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中所代表的时代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让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教育，能够更直接地让学生接触到我国的传统文化。

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与时俱进，提升文化内涵是十分必要的。艺术教育也要与时代文化和人民需求融为一体。在传统课程中加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会提升学生的感知力，而课程中的互动模式也能让学生更快、更好地吸收教学内容。传统课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融可以突破文本形式教学的障碍，且更加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心理需求。

公共艺术课程本身就是要向学生宣传公共责任，更好地塑造学生的优秀品格。公共艺术教育可以和各个学科相融合，针对不同的情况，各个学科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设课程，使其在不同的环境中都有效传承。

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要强调地方特色。文化的不同所带来的课程效果也不同。文化教育能够增强民族归属感，使公共艺术教育更加完善。地方文化特点可以引导出学生内心的自豪感，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且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基础。

（二）公共课程的改革目标

首先要创新教学模式。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使课程水平整体提高，同时让优秀的师资力量与文化资源相结合，制定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计划，突出课程特点。教师在授课时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讲解，或者在课外进行相关内容的体验，以达到传承非遗文化的目的。

其次，在对非遗文化的教学中要将实践放在首位，创新课程内容，培养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通过学校组织的活动与展览，深入了解文化内容与文化现状，调动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高知识水平专业人才培养的目的。在教学中，为了保证多样性，要与其他学科教学内容相融合。另外，公共艺术课程中涵盖的学科要保证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爱好和需求。

高等院校应该积极寻找机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企业进行合作，建立创新型的教育模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企业合作可以给学生提供崭新的学习天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对相关企业的调研也能够使学生更好地理解非遗文化的深刻内涵。

结语

总而言之，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中，公共艺术教育应该进行课程的创新改革。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充分运用自己的优势，要将非遗文化产业发扬光大，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深深地印到每位学子的思想之中，落实到他们生活和学习的践行之中。

（注：本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等艺术实践教学改革中的传承与拓展”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G2014010838）

参考文献：

[1]魏娜.试论素质教育背景下的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改革[J].职业技术，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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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档案法》实施给非遗保护带来的机遇

2004年的《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未提及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中没有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地位，也无非遗档案必须向各级档案机构移交的相关条款。新《档案法》在第四章的第三十四条提出“鼓励档案机构开发利用馆藏档案，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新《档案法》是鼓励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1.参与非遗保护有法可依。非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档案法》由以前的“只字未提”到“鼓励”，肯定了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虽然“鼓励”看起来变化不大，但是对档案机构能够积极借助档案馆藏资源参与到非遗保护意义重大，是有法可依的。2.有利于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新时代档案机构尤其是档案馆利用馆藏和现有的平台来实现宣传非遗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的档案式保护让非遗的文献资源保存得更久，且档案机构利用参与非遗保护，来重塑档案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形象，提升档案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二、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一）调查概述

1.调研方式。为明确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采取直接访问省市级档案机构网站的形式，具体调研中是采取对省级档案网站和百度以“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的文献进行统计。2.调研内容。明确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形式。赵跃博士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表示：截至2019年8月，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主要形式为收集、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业务指导共7种。结合档案机构实际工作，在结合赵跃博士的分类基础上，稍做调整，保留征集、采集建档、建数据库、展览传播、申报支持5种，将收集更改为接收（含捐赠），增加移交、修志2种形式，共计9种参与形式（见表1）。

（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1.参与数量少且比率低。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综合档案馆3337个。调查中发现仅有107家不同级别档案机构参与到非遗保护，占比3.2%，比例低；参与的107家机构中，按照档案机构的级别划分，有13家省级（直辖市）档案机构，36家地市级档案机构，58家县区级档案机构。可见，档案机构整体参与的数量较少，参与比例低（见图1）。2.参与形式呈现被动性。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9种形式中，征集、编史修志、建数据库、采集建档被归入主动参与形式，而接收、展览传播、业务指导、申报支持、移交则归入被动参与形式。调查发现，对107家档案机构涉及的9种形式统计后共得到总参与数为145次，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接收34家、采集建档29家、展览传播28家，后三名的依次是移交3家、修志4家和建数据库5家；主动和被动形式分别占比为40.69%和59.31%。对接收非遗保护中心移交的非遗档案的档案机构仅有3家统计，分别为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常州市和河北省固安县的档案机构。调查发现，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还以接收、展览传播等浅层次的被动参与形式为主，而编史修志、建数据库的主动参与形式占比不高。3.参与类型单一。为掌握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形式的丰富度，对档案机构参与类型进行统计。统计发现，有81家档案机构仅有1种参与形式，占比高达75.7%；而参与形式在3种、4种和5种的档案机构分别有1家（云南省）、2家（湖北省和张家港市）、2家（武汉市和扬州市），占比均不足2%。由此可见，档案机构参与类型单一、不丰富。

三、我国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现状原因分析

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实践存在数量不多、参与形式单一等问题，这与学界期望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身份未得到“官方确认”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机构是文化部门。自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后，国家层面就非遗保护已出台《非遗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管理办法》等9部政策法规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列举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保存和传播的主体机构；文化部牵头的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9个成员单位，也没有国家档案局身影。官方确认的非遗保护主体机构中并没有提及档案机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具有接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定期移交档案的职能。但早在全国部署非遗普查工作时，文化部就指出：“在普查中搜集的非遗实物资料所有权归国家，由各级政府授权的有关保护机构保管。”《非遗法》中也未有非遗档案必须移交到档案机构保管的相关条款。新修订《档案法》特别规定“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保存的文物、文献信息同时是档案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由上述单位自行管理”，这意味着非遗保护中心等主体机构产生的非遗档案不一定得向档案馆进行移交。文化界和档案界相关法规政策均未将档案机构列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机构，这意味着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只能充当“社会参与”力量，参与非遗保护的地位也很难得到其他相关主体的认可，这也是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数量少的原因。

（二）档案机构工作机制不适应非遗保护

档案机构改革后，档案馆属于文化事业机构。一直以来，档案机构保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移交的档案，是一种基于传统档案形式的服务官方机构的工作机制；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开性和广泛的包容性，两类型机构存在本质区别。具体到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由于很多非遗项目是植根于民间，属于非官方机构的工作，档案的官方机构身份与非遗植根民间存在天然的不适应。档案具有保密性，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25年向社会开放；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类档案，可以少于25年向社会开放；而非遗传承在保障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是以传播和传承、振兴为目的，需要更多人了解非遗、使用非遗，甚至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档案的保密性与非遗的社会参与性存在矛盾。

（三）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主动性不高

在官方身份没有得到明确的情况下，档案机构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一定的魄力。但很多地方档案机构对档案馆职能的理解十分狭隘，认为只需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愿主动介入，也不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竞争，更不愿“越位”参与非遗保护。目前，仅有江苏省、云南省、湖北省的档案机构主动与文化部门联系洽谈非遗档案移交事宜并付诸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不主动参与非遗保护势必会造成档案机构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弱。

（四）保存类措施相较保护类措施处于“弱势地位”

《意见》明确非遗建档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由此可见，非遗建档仅被窄化理解为“收集、整理”，和档案界界定的建档是“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相比，唯独少了“保存”。可能从语义上理解，非遗的建档“保存”本身就是一种“保护”。但是无论是《公约》《“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都将非遗保护措施分为保存类措施和保护类措施，其中认定、记录、建档保存类措施针对所有非遗项目，而特别优秀的且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容易造成保护优于保存的印象。而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多为认定、记录、建档的保存类工作，保存类措施的“弱势地位”可能导致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

四、新《档案法》实施背景下我国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的档案特色化出路

（一）充分发挥档案机构专业优势，筑牢非遗档案式保护

1.保持“前端”业务指导优势。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应主动与文化部门加强联系，协助完成非遗保护规章制度的制定，介入并指导非遗中心对非遗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确保对非遗档案规范完整等方面的“前端”业务的指导，利用业务优势积极参与非遗保护。2.利用档案技术延长非遗档案保存时间。档案修复技术是档案保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能提高档案耐久性。在开展非遗保护过程中，会重点关注传承人的实物档案、纸质档案以及声像档案，而在保护过程中又形成不少的纸质档案，利用先进的档案修复技术进行杀虫、除菌、脱酸等服务，延长非遗档案的保存时间；还可以主动向采用家庭式保管非遗的传承人提供免费的档案修复、加固、装裱等修复服务，以解决非遗家庭式保护条件局限造成非遗档案保管不规范的问题。3.通过编史修志来开展非遗保护。档案机构利用编史修志的优势，联合地方志主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编写全面反映地区非遗项目规模及非遗保护工作的志书，如《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用档案机构独有的编史修志方式，记录非遗保护的脉络的形式来开展非遗保护。4.档案记忆工程延续非遗传承脉络。国家档案局于2000年正式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是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建立具有本土地域特色、完善的乡村记忆档案信息资源库，有效提升档案部门的公众文化形象。档案机构在开展乡村传统村落档案建设工作时，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特色资源的抢救性保护结合起来，在抢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等过程中，尤其重点收集含有非遗项目的资料，创编成文字、视频资料形式，并按照故事、技艺、习俗等分类整理成专项档案数据库。通过乡村传统村落档案的建档工作，将档案资源数字化，建设资源库，在保障传统村落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的同时，保障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延续，保护各个时期的历史记忆。

（二）借助特殊档案建档契机，丰富非遗保护的多元化形式

1.将家庭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档案机构抓住为非遗传承人建立家庭档案和非遗传承人个人档案契机，全面、客观、真实记录非遗传承人表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元的艺术内涵，并借助文字、声像、实物及口述等载体形式实施非遗保护。例如张家港市已经为48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全部建立家庭档案，并完成档案的数字化。2.口述档案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口述档案将历史“原音再现”，可以很好记录那些濒临失传的老记忆、老手艺。档案机构合理筹划、多方联系，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工作，逐一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对象实地走访，并进行口述档案视频采集、现场录制，待后期加工制作完成后，将资料存档于档案馆永久保存。3.方言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地方方言承载着乡愁、乡情，其中不乏许多优秀的非遗项目，如南京的吆喝、南京白话和南京白局。档案机构在开展方言建档工作中，要善于抓住方言中的优秀非遗项目，比如传统方言戏曲、方言童谣、方言故事、方言说唱等，通过方言建档的形式更好地保存方言、留住乡愁，并传承优秀非遗文化。如陕西省档案局的《传承非遗文明，纪录方言文化》就是以方言建档的形式开展非遗保护。4.精准扶贫建档和非遗建档相结合。2018年的《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就对精准扶贫档案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开发利用做出明确规定。“非遗+扶贫”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很多精准扶贫档案，档案部门要注意收集非遗扶贫过程中这部分特色形态的档案，将其归入“精准施策类、精准脱贫类”两类中，真实、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和保存精准扶贫工作的全过程，同时也是对非遗的保护。

（三）遵循非遗保护趋势，加强非遗文化传播

1.关注非遗传播工程，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传播。档案机构作为我国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关注文化传播工作的新动态，加强非遗文化知识的传播。首先，利用档案馆建成的档案网站开展非遗知识传播，可以在档案展览下设立非遗文化传播专栏，开展非遗文化的图片、视频形式的传播。其次，利用档案机构已经建成的官微官博进行非遗文化的传播，通过撰写推送非遗小知识等相关推文的方式传播非遗文化。再者，可以借助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制作非遗短视频等方式来推进非遗文化的传播，促进社会共享。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活态传承的文化服务、文化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继续把握新机遇。第四，拍摄专题片进行非遗传播。档案机构可以拍摄以“传承地方优秀文化”为主题的宣传片开展非遗保护。如浙江省档案馆面向全省档案馆启动电视系列节目“跟着档案去旅行”，传承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古城古镇古村文化，运河、钱塘江等世界文化遗产，地方传统曲艺、传统手工艺、饮食等非遗文化，乡贤文化、浙商文化等乡土文化，诗书画文化等。2.重视文化传承服务，开展档案非遗知识服务。非遗传承是非遗保护永恒的话题，尤其是教育、培训是非遗传承的重要方式。因此，档案机构除了提供非遗档案借阅等服务外，还可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部门合作，通过引入传统编研的成品、VR等先进技术的视频形式来构建非遗教育资源库，为教育和培训的传承提供知识服务。3.寻求多方互动合作，集中优势资源保护非遗。档案机构利用现有的非遗档案资源，并积极与文化部门、文化产业等主体机构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推广社会化合作模式来打造档案特色的非遗文化产品。利用新媒体形式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宣传，如采取举办展览、编辑书籍、录制声像作品等形式进行传播，助推非遗走出国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非遗。档案机构应把握非遗保护的前沿趋势，提升参与非遗保护的主动性，发挥专业优势，“有为才有位”，做历史的守护者、记忆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传播者，成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参与力量。

参考文献：

[1]倪永宁，徐拥军.档案机构如何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北京档案，2011（08）：37-38.

[2]陆国强．为新时代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06-24：10.

[3]赵跃.新时期档案机构参与非遗保护的反思与再定位[J].档案学通讯，2020（02）：40-48.

[4]王巧玲,辛文琪.我国国家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正式制度研究[J].浙江档案，2020（12）：29-31.

[5]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DB/OL].

篇11

活动的背景要从一次非遗宣传开始，2015年，乳山市文化局在我校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30多块看板详细向学生展示牛郎棍、糖画、镂绣、木板年画等4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的展出，引起了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大家对就在身边却毫不熟悉的新奇“玩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校的深度思考：乳山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乳山人民精神和物质财富的结晶，可是老祖宗传下的好东西孩子们却不认识了，许多传统工艺更是濒临消亡，非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这些老手艺在校园“活起来”，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校是传统文化特色学校，多年实施的经典诵读工程和传统文化课程使教师和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相对浓厚，对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情感，为非遗文化在我校传承和弘扬提供了最佳契机。

二、乳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实施过程：

（一）建立互助合作的非遗传承形式

非遗进校园，师资是关键，如何能有使非遗才艺得到老师的“真传”？为解决这一问题，我校积极协调乳山市文化馆，建立一种互助合作的非遗传承形式。由文化馆为学校提供师资。2018年4月份，双方在二实小举行了“非遗传承项目进校园”启动仪式，正式签订了《乳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合作协议》，会上，学校领导郑重为指导教师颁发聘书，承诺共同承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基因的重任，协作扛起保护和传承“非遗”的大旗，将其发扬光大。

（图片全找原板）

（二）非遗项目正式纳入拓展课程

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及学校原有的拓展课程学科特点，学校从以下几方面做了大的调整：

1、人员调整：首先，对部分社团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将原有内容可相融的社团合二为一，并从中吸取了部分学生组合到非遗社团中来，我们号召有兴趣爱好的老师、家长参与到非遗项目的学习和指导中来，为今后的社团活动储备力量。

2、设备器材购买：进驻我校的葫芦烙画、砂陶器制作、糖画等，都需要配备相应的设备和器材，为此，学校根据需要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设备和器材。

3、调整上课地点：因为砂陶器及糖画制作都需要宽敞的、楼层较低的活动教室，为此我们重新进行了社团活动地点的调整，为非遗社团学生活动提供最大的方便。

4.课程的设置

经过调整，非遗传统项目：葫芦烙画、木板年画、糖画、砂陶器制作、平绣等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式纳入课程。

我们感谢潘周、姜傲波、于淑兰等八位民间大师，感动于大家对传统文化的执著与坚守，更感动于大家无私地传授技艺，传递正能量。我们借校园文化节这一契机，将我们乳山的非遗文化在师生、家长中间传承开来，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动手操作非遗技艺，会让更多的少年儿童了解和热爱我市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学校“快乐星期五”社团活动的内容，拓展了少年儿童的知识和技能，同是也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非遗保护传承后继有人。

（三）乳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研学活动

多处校外教育基地。学校相继组织学生开展了“作家冯德英”、“书法国画传统艺术品鉴”“红色教育研学之旅”、“小手拉大手 共筑碧水蓝天”等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学生亲近自然、热爱祖国河山和悠久历史，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情感，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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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历史机遇，发挥好“桥头堡”作用，在“十四五”中展现新作为，作好“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为主的非遗文化产业文章，建议发展壮大我区非遗产业良好基础，依托位于安富街道的**陶文化创意产业园、**高新区广富工业园将我区打造成为文、产、旅融合发展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通过做大做强“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吸引、辐射带动泸、内、荣、永及川渝周边等地非遗资源集聚，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个以弘扬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传统工艺美术、现代创意产业等协同发展的百亿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推动我区逐步打造成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孵化中心、展示交流中心、人才集聚中心、非遗传承中心、文旅集散中心，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建立一条文化连接纽带，持续推动双城经济圈传统文化产业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成渝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

一、文创产业相关背景

（一）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和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

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创意产业作为知识密集的新兴领域，已经成为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要产业。

（二）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是以文化根基的新园区

创意产业中心作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具体载体，其形成包括四个基本条件：一要有与文化相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二要有鲜明的文化形象，三要有包括生产、发行、消费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链，四要有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种功能。

（三）发展理念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文化性、创意性、产业性三个基本特点。根据**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建设文创产业中心路径的发展理念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即：落实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遵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围绕上述基本要求，**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发展理念为：绿色、智慧、活力。

绿色主要是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要保护好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在项目的设置和开发上走生态优美、节能低碳之路。

智慧主要是指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时代潮流与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在项目的设置和开发上注重搭建创意经济的平台，把集聚创意人才和产业作为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活力主要是指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遵循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形成和壮大文化创意的产业链，形成新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群，为**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升级打造新的发展引擎。

二、**打造双城经济圈文创产业中心发展优势

我区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安富境内陶产业和陶文化在全市乃至川渝两地范围内一枝独秀，具有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良好条件。

（一） 深厚的文化优势

**素来有“海棠香国”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特色文化、特色产品、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陶器、折扇、夏布等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且产业链相对完整，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二） 独特的品牌优势

安富是中国的三大陶都，是中国四大名陶的主产地，陶业发展历史悠久。数百年来陶文化从未间断，是川渝两地不可多得的陶文化重镇。2010年，**陶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陶列入重庆首届“巴渝十二品”。

安富作为川渝两地陆路要冲，是巴蜀文化的交流融合地，生态环境优美，人文资源丰富。辛亥文化、抗战文化、兰草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相互交织，五里长街、烧酒房、寨子山、鸦屿河、生态园等多种文化载体相辅相成，具有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先天优势。

（三） 蓬勃的产业优势

近年来，**把非遗文化产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而且实现良好的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产业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成功打造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处，重庆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处、示范基地4处，重庆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6处、非遗传承教育基地7处，区级非遗传承教育基地14处。

（四） 便捷的区位优势

**是重庆的“西大门”，正好处于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的“一小时经济圈内”，是成渝经济区腹心地带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具有“东西传递”、“双向开发”的独特区位优势，是成渝合作的“桥头堡”，不仅可以直接辐射四川、重庆两地，还可间接辐射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湖南5个省市，辐射人口3.69亿人。成渝公路、成渝铁路和成渝客运专线贯穿境内，成渝客运专线建成通车后，大大缩短了**与成渝两大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至重庆20分钟、至成都40分钟）。

“潼荣高速公路”在**陶文化创意产业园内开设出口，**陶文化创意产业园距泸州深水港码头50公里，距四川第二大机场—云龙机场仅20公里，往北可融入陕西、山西高速公路网，往南可融入云南、贵州高速公路网，往东可融入湖南、湖北高速路网，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与此相对的是，川渝两地已进入文化消费井喷期，但相关产业或者说集聚产业群还未形成，周边城市也处于各自为政阶段，在打造文化中心工作方面还属于空白，具有异军突起的可操作性。

三、存在问题、现状

（一）现状

目前，全区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5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30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388名。吸引区外国家级、省市级大师设立工作室15个，吸引文化创意与经营管理人才1500余名，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化产业共计7万余人。非遗文化产业初见雏形，2017年底，文化企业数2500余户，非遗及关联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其中三大国家级非遗及关联产业产值突破50亿元，市级和区级非遗项目及关联产业产值近60亿元。

（二）问题：

一是文、产、旅融合发展示范效应未进一步体现；二是文创产业体量小，产品体系单一，价格普遍偏高；三是集聚效应不明显，我区范围内的非遗产业分布都较为分散，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四是人才培养、传承问题；五是文化多创意少，产品附加值低。

四、关于抢抓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全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意见建议

1.将“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或“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产、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纳入我区“十四五规划”并争取纳入重庆市“十四五”规划。

2.加快实现文产旅融合发展。按照笔者的观点，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接二连三”的产业，既可以是狭义上的文化创意设计、知识版权等相关产业，又可以是将文化创意物化制造出来的相关实体制造业，是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要搭建政企共商新渠道，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构建良好营商环境。一方面政府要鼓励**本土的企业走出去，组织非遗文化企业和产品亮相国际、国内的各大展会，并给予其一定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要鼓励文创类的企业进驻**文创园区，吸引麻织品、陶器、折扇等“老字号”入驻，对入驻园区的企业给予各类补助。二是要创新城市形象传播方式，要重点考虑年轻化和时尚化的受众群体，结合年轻人喜爱的传播方式，利用“抖音”等平台策划打造非遗“网红”，同时深化与主流媒体合作，综合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作用，探索事件营销、活动营销及渠道营销等旅游营销方式，增强**文创品牌的影响力。

3.打造双城经济圈特色主题活动。以活动为载体，策划组织周边市区来荣开展特色文旅活动，提升影响力和美誉度。例如把**陶文化艺术节上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艺术节，并成为永久举办地，每两年常态化开展；同时用好国家级综合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成渝两地文化交流、培训活动，整合现有文化相关技能比赛、交流活动等，将每年一次举办的**陶职业技能大赛上升为双城经济圈非遗职业技能大赛，持续吸引非遗人才、文化创业产业人才来荣交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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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40-0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与前沿课题。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及其对内对外传播过程中，在口头传承、实物展示、亲身实践和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传播技术与媒介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协同的传播效应。为此，本文将选取典型案例来深入探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传统传承与媒介融合的理论问题。

一、黄酒技艺：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活体媒介，中国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浙江省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的项目数量位居榜首。近年来，浙江省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酒文化无疑具有较高的世界公共认可度，而产自中国的黄酒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在黄酒当中，以绍兴产的黄酒最为悠久有名，不仅具有广泛的市场认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艺，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续的技艺传承。其中，“绍兴黄酒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花雕制作工艺”则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前者系黄酒本身的酿造技艺，而后者主要表现在黄酒外包装上的绘画雕刻设计等工艺，这表明绍兴黄酒不仅有内涵之质，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传承：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日常形态与媒介影响

在国内外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绍兴黄酒文化得以传承传播，其实与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也与传统媒介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绍兴黄酒技艺能够得以保护、流传和不断优化改进，不仅由于它的产品本身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还与黄酒传统的广泛的传播方式有着深切的联系。与黄酒技艺有关的宣传、普及融合了各种传播媒介，形成隐性传播与显性宣传互相作用的传播模式，使得黄酒为中国百姓所熟知，黄酒文化、黄酒技艺也借此得以传承传播。经过考察分析，其传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传统酒俗与日常生活消费进行传播。绍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城市，它的风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这种地方特色的重要内容。在绍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酒发生联系，寄托着当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头酒的传统习俗。当孩子满月时，要剃头，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摆酒宴请，还要向邻里亲友分送染成红色的“红鸡蛋”等。在拜过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发师用一盅酒代水，给婴孩润发，然后剃“瓦片头”。接着就是亲友轮流抱过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头酒”。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得周酒”，即孩子长到一周岁，同样得办酒席，以款待亲朋好友。还有寿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绍兴酒俗当中，最为著名的是“女儿酒”，又名“花雕酒”。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女儿酒为旧时富家生女、嫁女必备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儿时，就酿酒埋藏，嫁女时就掘酒请客，形成风俗。到后来，生男孩子时，也照样酿酒埋酒，盼儿子中状元时庆贺饮用，又叫“状元红”。可见，在绍兴，酒俗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黄酒成为当地人的日常消费品，其传播的主要方式为人际传播、口碑传播和群体传播。

（二）借助言传身教的知识传承与亲身实践。“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主要是借助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进行知识传承。根据2010年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专访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省级传承人潘兴祥的解说介绍，尽管目前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是在酿制过程中，还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把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所谓的“开耙”，他反复演示和操作，初看起来很轻松，但是经由潘师傅现场讲解起来，开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别细腻，不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点，还有手感温度、抓握起来的粘度等，都需要师傅的准确把握，一个酒厂里面，往往仅有少数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诀。另据2011年12月9日《绍兴县报》头版报道，当年87岁高龄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被誉为中国“黄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的酿酒车间，为新酿手工黄酒开耙，并向酿酒师傅们传授开耙技艺。这说明传统的手把手传授，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传统价值。学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脱离长期的亲身实践和持续的熏陶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隐秘的传播方式，还是心口相传和体验学习过程。当然，现代的传播媒介已经可以将影像完整记录下来，但可记录的形态并不一定都可复制、可实用，内在的精髓难以仅仅借助媒介传播而完全传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传统媒介的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在新媒体和融合媒体出现之前，黄酒文化必然借助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在当今，这种传统媒介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书籍对酒文化的传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与讲究，各种与酒相关的书籍、书中与酒相关的桥段不胜枚举，黄酒文化得以在各类书籍中散发魅力，而其背后的黄酒酿造技艺、花雕制作工艺也得到无形的传播。对酒文化的介绍比较有意趣的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携杨早博士编选的《酒人酒事》[1]，书中有多篇涉及黄酒文化的记录，多为文人轶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发二级传播，从而形成较好的口碑效应和文化影响，同时此类作品适于对黄酒品牌进行二次传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对于黄酒文化传播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报刊，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报刊的文字图片传播具有便于阅读检索和便于携带投送等特点，是酒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载体。例如，《钱江晚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华夏酒报》等报纸长期以来持续关注绍兴黄酒文化的各类活动，关于绍兴黄酒本身的介绍有文章《持蟹饮酒，绍兴黄酒是绝配》等；关于黄酒文化活动介绍方面则涵盖黄酒节开幕、黄酒博物馆开放等；关于黄酒产销方面则有《绍兴黄酒恋上“创新营销”》等。除此之外，这些传统媒体还致力于保护黄酒品牌，澄清舆论，在黄酒酿造用水遭受公众质疑时，《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发文《绍兴黄酒可放心饮用》以抚人心。再如，一些黄酒生产企业也办有自己的企业报刊，具有传播黄酒文化和提升黄酒制作技艺的潜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献文档价值。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龙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家黄酒生产经营企业，该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为一个月，发放方式为在固定的高消费酒店进行免费发放；该公司还出版《古越龙山报》和《古越龙山》电子杂志，该杂志的封面口号即“让世人了解黄酒，让黄酒走向世界”，这恰恰体现了一种传承传播黄酒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三、媒介融合：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数字化、参与性及产业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当前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手段，例如运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获取与传播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信息，运用影像技术、动漫艺术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细节和工艺过程等，可以给人以惟妙惟肖、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研究者在借鉴国内外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产业化、数字化、规范化、传承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出科学、可行性较强的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传承与发展模式”[2]，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发展趋势。

所谓媒介融合，其实它作为新闻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一个学术术语，主要是指“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不同媒介生产者、内容、渠道、接受终端之间，传统边界日渐模糊、趋于融合的轨迹日益清晰的现象和过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类型包括：“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4]（P5-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当中，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纳新技术，事实上也呈现出媒介融合传播的趋势，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互相关联的三个层面。

（一）数字化与影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基础。数字化，实际上将各种信息资料都变成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在计算机中进行制作交换的基础信息，不论是文字、图片、符号还是影像、音响、音乐、动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媒介内容融合的一个基础。数字化传播技术意味着传受双方可以清晰地传递各类精准信息，在内容平台上达到了某种融合共通。对于黄酒技艺方面的信息，数字化记录可以做到将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各种动作、形象、语言及姿态等都保留下来，还可以通过动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识点，让人们易学易记，获得直观印象。

对于黄酒文化的各种仪式和相关酿制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记录保护，或者制作成纪录片，拍摄成电视剧、电影引起大众的关注、了解、喜爱乃至吸引后继者的努力学习传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中就有拍摄到黄酒酿制技艺在食物转化过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说辞写道：“立冬的清晨，绍兴的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对酿酒师傅们来说是个好征兆。酵母菌喜欢江南冬季，这种绵长而又不剧烈的冷……每一年的仪式都是酿酒师们对自然表达的一种尊重。绍兴的黄酒冬酿即将开始。”这里面就有种文字之美与影像之美的内在融合。此外，还有浙江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千年陈酒》，著名编导刘郎在片中根据绍兴黄酒的酿造工艺流程，精心设置一条明晰的主线：原料糯米经过筛选、浸米、蒸饭、摊冷、落作（加麦曲、淋饭、鉴湖水）、主发酵、开耙、灌坛后发酵、榨酒、澄清、勾兑、煎酒、灌坛陈酿（3年以上），即为成品酒；同时他又将绍兴黄酒文化作为一条副线，依次展开叙述绍兴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励军士的越王，有兰亭的“曲水流觞”，有沈园的借酒浇愁，还有当地酒俗、绍剧风韵，以及鲁迅、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典故。这也是在内容层面的传播融合，即将工艺技艺与历史文化的贯穿融合。

（二）参与性与仪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动力。参与性是指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要让广大的受众、消费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在互联网上有着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原创内容，就体现了广大网民的参与性，这种自主自在的表达，所创造出来的内容，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融合传播创造价值。第一，用户可以将其参与（包括饮酒、自酿酒、学习体验酿酒技艺、学习体验花雕工艺）的内在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这样，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与文化的传承传播，让更多的人获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许更多的人对具有某种隐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大开放度的接触，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间得以亲自体验。例如，在中国黄酒博物馆中，据笔者访谈，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已经在博物馆中展示绍兴花雕制作工艺过程，游客可以近距离亲身感触到工人在绘制雕刻的细节，看到灰坛、沥粉、油泥堆塑、彩绘装饰等工艺环节。同时，黄酒博物馆还将增加具有吸纳游客体验参与的传统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的生产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扑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产过程；第三，营造仪式化的传播空间，形成更为鲜活生动的传播场域，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际，15家绍兴黄酒企业代表举行盛大仪式共庆冬酿，按传统之仪恭请酒神，诵读祭文，上香祭拜，其辞曰：“……稽山青青，朝晖夕映，三十六源，万壑归流。良心酿酒，神灵昭鉴，团结携手，黄土变金……”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也产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仪式与盛大集聚的户外场景在更高层面和更大空间形成了文化意义的融合升华。

（三）产业化与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然，最为重要的且能将技术技艺完全落到实处的是产业化，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当作一项可以赢利、可以创造新价值的产业活动，将其纳入到健康有序的经济轨道当中，使其通过商业化运作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电视剧《女儿红》2015年9月在绍兴开机拍摄，希望或许能带来如同韩剧带动韩国饮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应，带动酒文化和黄酒饮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为火热的“互联网+”概念也将助力黄酒文化产业化。例如，可以通过“众筹”和互联网金融的方式，获得民间资本的青睐，从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项目当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设“特色小镇”的战略规划，“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一批37个小镇名单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黄酒小镇”，即绍兴东浦镇。这将为黄酒文化产业化带来新的契机，不仅包括黄酒酒业本身的发展，还有以黄酒文化为引领的旅游、休闲、养生、健康、创意、设计等多方位的协同发展创新，这就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即绿色、生态、共享、融合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创新。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黄酒技艺的传承传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辩证关系，即一方面传统文化礼俗、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和传统媒介传播依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影像化、动漫化等新技术又不断渗透到非遗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在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和终端呈现中形成不断的媒介融合趋势，并且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传承传播形态，同时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从而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黄酒文化和黄酒技艺的传承保护，一旦能够在浙江省政府引领的特色小镇或者创意文化小镇的建设中，得到落地开花，则有可能形成新的传播媒介空间形态和创意文化产业形态，这一点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观察研究。无论如何，在非遗文化传播中，多种媒介的融合发展，传统传承与时代创新密切结合，必将开辟出越来越宽广的发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1]夏晓虹.酒人酒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郑燕飞，沈磊，李博，孙东芳.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模式――以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为例[J].现代商业，2014（36）.

[3]邵鹏.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生产[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4]蔡雯.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廖卫民（1971-），男，浙江平阳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新媒体、网络传播、文化产业等；

高 晶，张泽茜，景 歌，均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本科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