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正文】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1.所谓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存在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种虚构。

罗宾逊等人所说的马克思的三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的论述的割裂。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存在三个相互矛盾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一种是历史的或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一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P16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罗宾逊等人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第二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个定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罗宾逊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在举例说明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在给劳动力价值下定义。

2.所谓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共同决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必须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即资本主义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差别。生理要素是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历史或社会要素则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也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变化。从生理要素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差别不大，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从历史或社会要素来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在生活资料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具有弹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1](P165)

3.所谓三个劳动力价值定义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决定劳动力价值量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就没有赖以体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着生活资料的范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就会成为超越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物质产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一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量上小于第二个劳动力价值定义的。

二、劳动力价值是决定工资的基础的观点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并不矛盾

大卫·P·莱文把马克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因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的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分析，无条件地一般化，并从中得出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相矛盾的结论。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资本积累通过对工资产生向上压力而让劳动力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就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格重新降到适合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马克思还指出：“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马克思又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据此，大卫·P·莱文断言：“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放弃了生存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决定看成了产出、价格和投资理论的一部分。”[4](P53)这是以“两种形式出现，首先一种是通过确定独立于产品、价格和投资的劳动力价值，来解决分配问题；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它根据不断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需求来确定工资”[4](P53)。

所谓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矛盾并不存在。

1.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适用历史阶段不同。

马克思关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的论述，是就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而言的，不是指决定工资运动的全部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上我们只是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的阶段，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但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3](P682)资本积累决定工资是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条件下而言的，而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量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关于工资运动的论述，无条件地升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2.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积累量决定工资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劳动力价值是工资运动的基础，工资是围绕劳动力价值来波动的。后者是指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资运动，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原因。所以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是就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而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是就工资变动的原因而言的。

3.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范围不同。 

前者决定工资是指工资变化的界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的生活资料量的价值是工资变化的最低限度，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决定了工资运动的最高限度，即工资的上升不能长期超出劳动力价值，造成剩余劳动减少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大再生产。”[3](P381)所以，资本积累是在劳动力价值确定的范围内，通过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导致工资的变化。在劳动力供给一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最初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资的上升就会远远超出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积累减少，反过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工资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条件下，马克思在论述“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时，不存在放弃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的问题。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是一致的

罗宾逊与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理论是矛盾的。罗宾逊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实际工资真的不变，则利润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卫·P·莱文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利润率，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在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上升的资本强度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就可能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实际工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资本强度的上升。”[4](P70)罗宾逊和大卫·P·莱文虚构的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下降理论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他指出：“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变化，而按相同方向变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显然，所谓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

2.所谓“实际工资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从而造成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的情况下，总资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不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照样可能下降。马克思在利润率下降时指出：“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而引起的工资价值的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减少了。”[5](P245)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值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这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3.在劳动力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变。虽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没有变。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价值不变时，实际工资的增加，改变的只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不会降低利润率。

四、劳动力价值构成的社会要素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是一致的

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争议的分析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再深究工资争议发生的更详细，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就将取决于外部既定的环境”。[4](P61)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是由同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的论述，可能意味着工资会随着偶然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P69)在这里，大卫·P·莱文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分配提出了非难。一是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能力与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相矛盾。二是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业周期的变动。其实，上述责难难是不能成立的。

1.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说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扩大原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值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1](P165)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1](P161-166)这种改变是通过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来实现的，但这不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的能力，它还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2.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总是由一定和一定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

它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变化，是就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变化而言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历史斗争，能扩大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但这不等于工资完全脱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能引起工资的变动，而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数。从特定的时期来看，由于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是既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的变化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生理要素所决定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取决于外在的既定环境。

3.工资的一般变动由工业周期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不等于工资由偶然因素来决定。

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的变动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但劳动力价值并不决定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就成了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引起工资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仍然只是劳动力价格层面上的变动，工资的涨落仍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收稿日期：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理论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篇2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544(2001)04-0030-05

劳动力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和利润率理论的组成部分。国外某些学者为了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了种种非难。本文现以罗宾逊、大卫·P·莱文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进行评析，旨在说明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致的，不存在国外某些学者所说的相互矛盾。

一、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个虚构

罗宾逊在《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一书的第七章《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中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着三个不一致的劳动力价值的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由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来决定，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P146)。第二个定义是劳动力的价值由传统的生活水平来决定。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劳动力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存在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三个定义是：“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那末，这种界限的实际确定总是依供给和需求为转移。我所说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殖民地国家里，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国的工资水平是比较高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入空虚的情况。”[1](P146)罗宾逊认为：“这段话提出，劳动力的价值是诱使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寻找工作或留下来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资。这样一个工资，必须保障生活标准起码等于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或别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三个定义不仅内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实，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

1.所谓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存在的三个定义完全是一种虚构。

罗宾逊等人所说的马克思的三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分析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的论述的割裂。马克思对劳动力价值定义的论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存在三个相互矛盾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来决定。……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一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1](P165)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罗宾逊等人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第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第二个定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第三个定义是根本不存在的，从罗宾逊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在举例说明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在给劳动力价值下定义。

2.所谓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存在不一致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共同决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必须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因此，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即资本主义的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否则，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就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差别。生理要素是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基础，历史或社会要素则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社会和时代的内容。与此相联系，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也取决于这两种要素的变化。从生理要素来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差别不大，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从历史或社会要素来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在生活资料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劳动力价值中包含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具有弹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会剩下。”[1](P165)

3.所谓三个劳动力价值定义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与历史或社会要素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决定劳动力价值量上，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就没有赖以体现的物质基础。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决定着生活资料的范围，没有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就会成为超越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物质产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罗宾逊所说的第一个劳动力价值的定义在量上小于第二个劳动力价值定义的问题。

二、劳动力价值是决定工资的基础的观点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并不矛盾

大卫·P·莱文把马克思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因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的特定条件下所作的分析，无条件地一般化，并从中得出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相矛盾的结论。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指出“资本积累通过对工资产生向上压力而让劳动力获得益处，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围’扩大”，“在这个意义上工资就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价格重新降到适合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资本积累对工资的影响时，马克思还指出：“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马克思又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据此，大卫·P·莱文断言：“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放弃了生存工资和劳动力价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决定看成了产出、价格和投资理论的一部分。”[4](P53)这是以“两种形式出现，首先一种是通过确定独立于产品、价格和投资的劳动力价值，来解决分配问题；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它根据不断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需求来确定工资”[4](P53)。

所谓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矛盾并不存在。

1.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适用历史阶段不同。

马克思关于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的论述，是就资本积累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积累对工资的影响而言的，不是指决定工资运动的全部原因。马克思指出：“以上我们只是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并且这个阶段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时期的阶段，马克思指出：“一旦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但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3](P682)资本积累决定工资是就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条件下而言的，而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量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不能把马克思在特定条件下关于工资运动的论述，无条件地升为一般意义上的结论。

2.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积累量决定工资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劳动力价值是工资运动的基础，工资是围绕劳动力价值来波动的。后者是指资本积累通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资运动，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原因。所以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是就工资运动的基础而言的，而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是就工资变动的原因而言的。

3.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资本积累决定工资的范围不同。 

前者决定工资是指工资变化的界限，劳动力价值的生理要素决定的生活资料量的价值是工资变化的最低限度，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因缺乏劳动力而无法进行，同时，劳动力价值也决定了工资运动的最高限度，即工资的上升不能长期超出劳动力价值，造成剩余劳动减少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程度。马克思指出：“劳动价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的规模扩大再生产。”[3](P381)所以，资本积累是在劳动力价值确定的范围内，通过资本积累量的变化，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导致工资的变化。在劳动力供给一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积累最初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工资的上升。但这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资的上升就会远远超出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导致利润率的下降，积累减少，反过来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使工资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条件下，马克思在论述“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时，不存在放弃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的问题。

三、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是一致的

罗宾逊与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利润率下降理论是矛盾的。罗宾逊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发生，如果实际工资真的不变，则利润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卫·P·莱文则认为：“为了更好地分析利润率，马克思倾向于假定在不断下降的单位劳动成本和不断上升的资本强度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这就可能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是由于实际工资增加，同时也是由于资本强度的上升。”[4](P70)罗宾逊和大卫·P·莱文虚构的马克思工资理论与利润下降理论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马克思没有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运动。他指出：“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变化，而按相同方向变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显然，所谓马克思认为实际工资的上升与利润率的下降是同时发生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版权所有

2.所谓“实际工资不变，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的论断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积累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从而造成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总量在增加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实际工资的变化，不是引起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也照样可能下降。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规律时指出：“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的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减少了。”[5](P245)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也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的下降（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值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这就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从而提高利润率。

3.在劳动力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的提高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价值不变。虽然工人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划分比例，即剩余价值率没有变。资本积累的增加，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样会使可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此，在劳动力价值不变时，实际工资的增加，改变的只是劳动者的生活资料量，不会降低利润率。

四、劳动力价值构成的社会要素与工资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是一致的

大卫·P·莱文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争议的分析过程，“使得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再深究工资争议发生的更详细内容，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利润就将取决于外部既定的环境”。[4](P61)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是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的论述，可能意味着工资会随着偶然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4](P69)在这里，大卫·P·莱文从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分配理论提出了非难。一是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能力与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相矛盾。二是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取决于工业周期的变动。其实，上述责难难是不能成立的。

1.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说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扩大原有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价值的范围。

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仍旧不变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变数。”[1](P165)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的要素是可以改变的，而决定这种改变的因素，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1](P161-166)这种改变是通过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来实现的，但这不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仅仅决定于工人要求和维持货币工资率的能力，它还要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

2.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总是由一定时代和一定国家的具体社会条件所决定。

它在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是一定的。因此，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的变化，是就劳动力价值的长期变化而言的。工人阶级通过长期的历史斗争，能扩大劳动力价值的范围。但这不等于工资完全脱离了劳动力的价值，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只能引起工资的变动，而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的范围。在特定时期内劳动力价值如果没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数。从特定的时期来看，由于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是既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利润的变化就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生理要素所决定的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化。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或社会要素也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价值和利润取决于外在的既定环境。

3.工资的一般变动由工业周期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不等于工资由偶然因素来决定。

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的变动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但劳动力价值并不决定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工资变动的具体方向是由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就成了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引起工资的变动。但这种变动仍然只是劳动力价格层面上的变动，工资的涨落仍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收稿日期：2000-09-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篇3

关键词:系统观 企业核心竞争力 本质 内涵

哈拉德和哈默于1990年发表《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引起了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讨论和研究的。国内理论界和企业界10多年来从企业体系的多个层次和角度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内涵进行了研究。以国内已有的研究为基础,本文从企业系统的角度探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与内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形成和发展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一直是理论界、政府与企业关注的焦点。从系统观的角度研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内涵,对于整合已有的诸多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识别、构建、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概述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 Rumelt、Wernerfelt和Barton等人提出了“组织的竞争力”这一概念,认为一个组织拥有的竞争力(Competencies)或能力(Capabilities)是其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本原因。C.K.Prahalad和G.Hamel进一步将这类“组织的竞争力”称作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因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组织系统所具有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企业系统在特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所独有的能够使自身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系统竞争能力。企业竞争力是互动竞争意义上的企业能力,是企业主体系统与其所处环境互动中所形成和表现出的企业竞争属性,是企业系统自身内在的功能属性―能力在竞争中的表现。

哈拉德和哈默在《公司核心竞争力》中提出判断核心竞争力的三个标准:核心竞争力必须被市场认可;核心竞争力应当能够给客户带来特别利益;核心竞争力必须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组织的运营目标,都是围绕着如何不断适应市场环境、满足市场需求,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而展开的。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身竞争优势的获取和维持,其关键在于它的核心竞争力。为了识别、构建、发展和维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首先认识核心竞争力的本质内涵。

企业竞争力理论和认识的发展起源于对企业形成和发展竞争优势问题的探索研究。首先古典学派亚当•斯密从分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探索创立了“劳动分工论”,以此为基础,新古典学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立了“企业内在成长论”。其后许多学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企业成长论”,包括:“特殊能力论”、“企业内部知识积累论”、“组织间协调论”、“企业组织惯性演化论”等。在“企业成长论”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又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企业竞争力问题,包括“竞争战略论”、“资源战略论”、“核心技能和多角化战略论”、“动态能力战略论”等。

哈拉德和哈默在发表《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文后,奠定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而形成了以“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动态能力论”以及“企业知识基础论”等为基础的现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企业资源基础论”认为:企业所拥有的战略性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动态能力论” 认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以组织知识为基础的企业能力,它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企业知识基础论”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具有的积累性学识,是系统化的企业知识体系,特别是协调、集成积累性学识的知识。

目前建立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企业体系的某个层次和角度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本质进行研究。这一方面说明了理论发展的阶段性,另一方面说明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事物本身和现象的复杂性。企业核心竞争力必然具有全面、系统的本质属性有待进一步认识。现代全球化创新经济的发展,已使企业组织及其环境演化为由文化要素、创新要素、物质要素有机构成的复杂性系统。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复杂性的系统现象,需要从系统观的角度认识、发现其本质内涵。

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系统化结构

哈拉德和哈默定义核心竞争力为“企业系统所具有的积累性学识”。企业的积累性学识是什么?从企业硬件资源―设备、工具和人力资源的构成要素分析,企业的积累性学识是指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这些要素是构成企业系统的有形的、无形的、硬件的、软件的所有资源的共同的本质的构成要素。

哈拉德和哈默在定义核心竞争力时特别强调“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的知识和能力”。这里提到了企业软硬件资源基本构成要素的协调、整合和系统化问题。系统化的对象是技术和技能,就必定包括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和经验。因为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是企业所有资源本质构成要素的有机统一体。系统化是依靠实现系统化的知识和能力完成的,完成系统化的知识和能力应该是企业的文化、制度、组织、管理和人际关系体系中的知识和能力,这是存在于企业体系中的政治力。

依据以上的线索继续分析,哈拉德和哈默强调的是生产资源要素的整合问题。企业的资源协调整合体系以文化、制度、组织、管理和人际关系网络等为手段,把企业生产资源的本质构成要素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整合为企业的一种力,这种力必然是企业研究开发部门和生产部门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

企业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由诸多战略业务部门产生各自的市场竞争力并形成一体化的合力参与市场竞争。所有的战略业务部门与研究开发部门和生产部门具有同样的资源构成要素,包括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等。因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决不仅仅是研究开发部门和生产部门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而是企业所有战略业务部门经资源协调整合体系分别系统化后形成的诸多竞争力的一体化系统合力。

哈拉德和哈默在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定义中强调研究开发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竞争力,在于这两个战略业务部门的竞争力直接产生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是企业竞争优势的直接来源。企业的所有战略业务部门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有机体系。在其他战略业务部门的支持和协作下,企业的研究开发部门和生产部门才有可能研发和生产出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因此,哈拉德和哈默强调研究开发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竞争力决不是说它们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各个战略业务部门竞争力在文化力、制度力、组织力、管理力的整合下构成的能力系统,是战略业务部门竞争力的协调和集成化。战略业务部门的竞争力是由部门资源的基本构成要素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分类组织、管理、系统化形成的。企业的战略业务部门包括:文化制度部门、组织管理部门、资本运作部门、社会活动部门、信息资源部门、战略决策部门、研究开发部门、工程化生产部门、市场营销部门和环境应变部门。企业核心竞争力由文化制度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本运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信息资源能力、战略决策能力、研究开发能力、工程化生产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环境应变能力的协调、集成化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系统化构成包括四个层次:战略业务部门资源、部门资源要素的系统化、部门竞争力的协调和集成化、企业核心竞争力。部门资源要素的系统化、部门竞争力的协调和集成化由包括文化、制度、组织、管理的资源协调整合体系完成,资源协调整合体系实现企业资源向核心竞争力的转化。

通过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系统化结构分析,可以发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是社会力、文化力、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和物质力。鉴于宗教文化对人类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的久远影响力,还应该包括宗教力。

系统观视角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本质与属性

构成企业能力系统的所有子系统―所有战略业务部门,包括企业和部门的资源协调整合体系,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内涵,即它们都是由智力系统、核心价值观系统、知识系统、技术系统、经验系统和技能系统构成的。企业能力是有形资源、无形资源、硬资源、软资源有机协调、整合后形成的能力体系,无论是有形资源、无形资源,还是硬资源、软资源、人力资源,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结构要素: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因此,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等企业基本资源要素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系统资源本质。

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系统化构成中,企业的资源是基础,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条件;企业资源协调整合体系的整合力是企业资源转化为核心竞争力的协调力、组织力和转化力。包括文化、制度、组织和管理的资源协调整合体系把不同的资源,包括有形的与无形的,知识的与人格的,包括其主体―劳动力、非劳动力等组织协调起来,把他们整合到一个组织体系之中,把企业资源的构成要素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等协调、整合,转化、提升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核心本质是: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等企业系统资源要素与资源的协调、整合和转化。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企业系统与企业系统之间在这个系统核心本质的深层次竞争。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功能表现为:研究开发、工程化生产和市场营销。这三个体系包括知识、技术、经验、技能层次,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层次,多元化业务、多元化产品层次,品牌、市场营销层次,它们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创新体系与机制。

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资源要素:智力、核心价值观、知识、技术、经验和技能,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是企业在长期的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是在复杂系统的生长演进积累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性、历史依存性和积累性。

企业组织的历史路径积累性学识是长期技术创新活动中发现和积累的理论和实践一体化的“积累性活学识”,是企业能力系统结构体系中的“系统性整合学识”,它们的主体通常表现为“隐含性学识”。正因为如此,它们共同转化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市场价值和市场信誉,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战胜诸多竞争对手,并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正因为如此,企业系统积累性学识形成的核心竞争力不会被竞争对手模仿、替代、交易和转移。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下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而适应竞争的一种系统化资源属性和能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和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文化系统的核心价值观;二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需要。核心价值观动力和生存发展动力构成共存、互生、一体化的企业竞争力发展动力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从企业是历史路径演进形成的复杂有机系统出发,依据企业是资源系统、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系统本质能力的思想,抓住企业资源的共同构成要素通过资源协调整合体系向企业核心竞争力转化这一关键点,通过分析企业核心竞争力构成的系统结构,建立基于系统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而且把目前从系统层次和角度研究核心竞争力的诸多理论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基于系统观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思想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可以发现技术创新能力是核心竞争力诸多构成分力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它可以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新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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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2个字为纲领，举一反三漫谈开来，本期漫谈“拍”字。

“拍”字包含三个问题，即：为什么拍？拍什么？怎么拍？

俗话说：“三思而后行”，这“三拍”问题，正是我们摄影创作的思想准备；是摄影造型的构思内容；是摄影行动的策划方案。对于摄影初学者而言，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可是，很多影友拍了几年之后，却也迷茫了，也不知道拍什么，怎么拍了。

为什么越拍越觉得拍不出好片子呢？或许是拍摄时只用了眼和手，没用脑去构思；或许是缺乏更高的摄影艺术造型技法；或许是缺少更好的摄影创作理念，而导致停滞不前。究其根源，原因有三：一是学习还不够；二是学习多年，仍不得其法；三是虽然精通摄影技术，但是缺乏文化艺术修养，尤其是缺乏摄影艺术造型理论指导。

“为什么拍”是首先解决拍摄目的的问题。根据拍摄目的，来确定拍摄主题思想，避免摄影创作的盲目性。

拍摄目的因人而异，大致上可分为三种：

1.为生活兴趣而拍摄。 把照相机当作记事本，为满足个人乐趣而随时随地记录身边的见闻，追求记录价值。如图2，春节期间到农村走亲做客时随手拍摄的图片。

2.为追求艺术而拍摄。 把照相机当作画笔，为满足个人的爱好和追求去创作艺术摄影“光画”作品，追求审美价值。如图3，以写意的造型技法，创作出类似中国水墨画一样的摄影作品。

3.为承接任务而拍摄。 把照相机当作工具，为履行承诺或职责而进行摄影记录或艺术创作，从而追求记录价值、审美价值、经济价值三者兼备。如图4，是受河北省廊坊市旅游局的委托而拍摄的作品。

为什么拍？是摄影人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否则就是盲目地复印客观局部景物。当然，不否认也有人侥幸拍到一些确实有价值的图片，其实，这只是歪打正着。因此，当我们拿起照相机拍摄之前，一定要根据拍摄目的或拍摄任务或拍摄灵感，来确定拍摄主题。正所谓“意在拍先”。例如秦皇岛开发区举办“创业杯摄影大展”，我们想参与该活动。那么，首先要认真研究征稿启事的相关内容，根据大展活动的要求和主题去构思、制定拍摄计划。征稿启事要求征集的作品，要能够反映开发区奋发创业、经济发展、宜居宜业、富庶和谐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内容。由此可见，拍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要记录当前的建设过程和反映已经取得的创业成果。知道为什么拍，有了主题思想，下一步拍什么选择什么题材就十分清晰了。

“拍什么”是根据主题思想，确定拍摄题材和要反映的内容，并且构思出画面的构成要素。构成要素大致分为3个方面：

1.能够反映主题思想的代言主体

2.能够补充说明思想内容的陪体

3.能够衬托突出主体的环境背景

比如，接上例，可以拍摄开发区生态环境建设题材，如图5，画面主体是开发区投资服务中心广场，绿草如茵、生机盎然、市容整洁、环境优美，从而反映了开发区宜居宜业、美丽和谐的投资环境；还可拍摄征用农民土地后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题材，如图6，画面生动反映出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解决了安置农民工作问题；还可拍摄农民安居改造题材，如图7，画面主体是农民新居环境等等，只要能够反映城乡发展变化的题材都可以去拍摄。但是，拍摄画面内容要清楚，也就是要选择好以上提到的3个方面的构成要素。

“怎么拍”是根据拍摄题材的构成要素，确定表现体裁，从而完成画面构图的构思。其要求是：

1.设法突出视觉中心点

2.观察提炼画面结构线

3.营造画面视觉空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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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

（一）城市化的构成要素从城市和乡村截然不同的构成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质便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虽由各个要素的城市化速度决定，但城市化的质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性。无论是三十余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扩张、户籍壁垒、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是潜心于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我们都能从中抽象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载体，是随着经济、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载体上的现象，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和城市地域的升级。从建筑学或景观学角度说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利用角度来说就是以农村居民点和农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乡村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向以城市、建制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过程；从土地产权角度说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其外在表现包括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地域扩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组织和再开发等，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地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城市化现在只是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许多人口学家将其定义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转移与聚集。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学者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乔根森模型都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这一结果，结构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演进理论也认为经济结构的演进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适应，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密切。无论是从劳动力供需的角度，还是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都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居住、就业、游憩带动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化。社会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来源于城市的社会属性，城市社会学中便将城市化作为其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城市化就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本文在这里把社会城市化中的“社会”定义为广义的社会概念，包括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内涵，认为社会的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为解释和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城市化质量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城乡发展与人口的协调性，这是相对以前将人口作为唯一指标研究城市化的进步，但这些研究或仅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或是仅研究其他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协调，缺少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协调性分为内部协调性和外部协调性。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城市化由空间、人口、经济、社会若干子系统构成，他们之间城市化速度的耦合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若将城市化看成一个整体，而研究其与外部要素（如工业化、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就是其外部协调性。目前学者们对城市化的外在协调问题关注较多，如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同步，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上。健康的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人口、空间、社会各要素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它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商品和各种服务，通过相对乡村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品质吸引人口向城市迁徙；它还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材料和人力资源，是城市扩张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它还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会要素城市化提供资金，促使城市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生活品质。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对城市生产、生活等空间的需求，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人口还是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务的主要消费者。社会的城市化代表着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休闲游憩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质、劳动或管理技能，还会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更放心的将财富用于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空间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为上述经济、人口、社会要素提供了空间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等地租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社会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来自空间要素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支持。

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要素都在其中担负着一定的机能，城市化的顺利推动有赖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运行以及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组织结构上，本文借鉴了“四维时空坐标”的概念，在四维时空中，横、纵、高度和时间坐标共同确定物体在时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维都会使物体的位置不准确。在城市化研究中，过去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维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来许多学者又综合考虑了空间、经济等，开展了二维、三维的城市化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却忽视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所导致的问题。通过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四维分析，不仅能更准确、全面的确定城市化水平，还能根据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差异，发现其中存在的协调性问题。

三、要素协调视角的城市化问题分析

很多城市化实践中的问题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间、人口、经济、社会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协调。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与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原因，拉美国家的农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庄园主手里，大量农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极端贫困，加之对城市更多就业机会的预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应对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城市化速度，导致城市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造成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失业率自1998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虽然非正规部门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非正规就业由于其本身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偏低的薪资水平等特点，使得这些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城市空间城市化的速度，大量农民进城后无力购置正规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无主或闲置土地，建成简易住房，这些住房危险系数较高，加上没有纳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差，脏乱成为其代名词，一些成规模的新进城农民的聚居区逐渐演变为贫民窟；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恶劣的空间和经济环境阻碍了拉美进城农民的社会城市化，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质，加之由于预算有限，政府无力负担起广大贫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拉美国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适当的卫生服务和干净饮用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为广大学者所热议的“半城市化”现象，农民工以及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鬼城”现象等。本文从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加以抽象，尝试分析上述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的“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现象，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具体表现在农民进入城市后，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受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收入期望的吸引向城市迁移，通过雇佣关系实现从乡村向城市的空间转换，在城市工作、消费，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城市化。但他们却没有实现空间和社会的城市化，具体表现是：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租住城市的社区住宅，而大量蜗居在租金较低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没有改造的农村居民点，村内基础设施较差，没有城市的空间特征；此外，农民工进城后，尤其是进入大城市后难以获得城市户口，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以上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无法城市化。“鬼城”原本指因资源枯竭而被废弃的城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地出现了很多高标准建设的城市新区因为空置率过高，鲜有人居住，也被形象的称为“鬼城”。被《时代》周刊称为“鬼城”的康巴什就是空间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城市化的代表。始建于2004年的康巴什新区迄今为止建成区面积已达32平方公里，按照高标准规划建设，实现了空间的城市化。然而，到2009年仅有2.86万人入住康巴什新区，人口密度仅893.75人/平方公里，仅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12%，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空间城市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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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系统 物流系统 构成要素 价值增加 系统剩余价值

物流供应链有其完善的体系，但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优化人力资源来使其操作者更好地操控这个供应链体系。从哲学角度讲，劳动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其中劳动对象是物流业所负责的一切即将被运送到消费者面前的商品；劳动工具即我们的供应链体系，它像流水作业中的传送带一样，给商品的传送提供了便捷的平台；而劳动者包括站在平台旁边负责每一环节的操作人员和操控整个物流供应链的管理人员。

物流系统价值增加的途径

（一）改进劳动工具

伴随着产品概念外延的扩大，物流的存在和发展所依赖的工具，从古老的五种运输方式发展到高科技条件下的网络传送，传统的运输方式运输的是实物，而网络传送的是信息产品。如果能够改进劳动工具，实现合理运输，那么物流系统创造的价值就会随之增加。合理运输，是指从物流系统的总体目标出发，运用系统理论和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充分利用各种运输方式，选择合理的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以最短的路径、最少的环节、最快的速度和最少的劳动消耗，组织好物质产品的运输活动。实现合理运输有其重要意义：有利于加速社会再生产的进程，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节约运输费用，降低物流成本。缩短运输时间，加快物流速度，提高物流效率。节约运力，缓解运力紧张的状况，还能节约能源。运输合理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利用运输能力。发展社会化的运输体系。铁路公路合理分流。尽量发展直达运输。合理配载。“四就”直拨运输。就工厂直拨、就车站（码头）直拨、就仓库直拨、就车船直拨等。发展运输技术设备，提高运输信息化：如GPS、GIS等。

（二）劳动对象方面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物流服务的对象是商品，但动态来看，物流服务的对象则是商品由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整个过程，表现为物流的职能。所以完善物流的各大环节可增加物流系统创造的价值。物流的基本职能是指物流活动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以及通过对物流活动最佳的有效组合，形成物流的总体功能，以达到物流的最终经济目的。

包装：分为出场包装、半成品包装，工业包装与商品包装等。改进完善产品包装，可以达到保护物品、便利储存运输、促进销售等目的。

装卸搬运：装卸搬运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以改变物品存放状态和位置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提高装卸搬运的效率可以大大节省物流的时间成本，从而增加价值创造。

运输：运输职能主要是实现物质资料的空间移动。在改进运输工具的基础上，还需要对运输的过程进行综合管理。

储存保管：储存成本是企业的一笔重要支出，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优的储存保管效果是这一物流环节的目标。

流通加工：向用户提供更有效的商品，弥补加工不足等，可以增加产品附加值。

配送：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拣选、加工、包装、分割、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物流信息：21世纪是信息社会，信息即是利润，第一时间获得所需要的物流信息是关键。

（三）提高劳动者的水平

这里的劳动者包含了两层含义：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随着物流业的发展和完善，物流系统越来越像是一个传送带，传送带的两端分别是生产商和消费者，但传送带的不同点上设有多个驿站，分管着物流的各个二级功能，每一个驿站都需要不同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而整个系统的运行需要通晓系统知识的高素质管理人才。通过更大程度地发挥劳动者的作用来增加物流系统的价值创造是本文所倡导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应用于物流领域

（一）以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指剥削自劳动者劳动价值中的利润，即“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那部分价值”。劳动者所创造的表现为产品的价值，劳动者所得到的是其薪酬，剩余价值应该是劳动者所得，但被劳动者之外的资本家所剥夺。把马克思的理论加以扩展，可以把其研究对象中的劳动者个体扩展为一个系统，其输出相当于所创造的产品价值（包含所产生的外部性影响），输入相当于所得薪酬，而其两者之差则可定义为广义的“系统剩余价值”概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作用要实现，其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也即提高劳动力的价值（较高素质劳动者是拥有较多知识和技能的人，这种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费用，所以其价值大）。较高素质劳动者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实现更有成效的管理，能够发明新技术、新材料，改进工艺流程，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这部分增加的利润来源于素质提高以后的劳动力。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在短期内是具有稳定性的，因而付给劳动力的薪酬在短期内固定不变，所以“系统剩余价值”增加；即使考虑到劳动力素质提升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成本费用的增加,那也只是短期的培训费用的增加或者支付给劳动力的固定工资增加，而这笔费用和由于系统效率提高而带来的收益的增加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可见，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内在地存在着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同时由于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客观地促进了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使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外在的压力又推动了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符合社会生产的需要，才有可能出卖掉自己的劳动力。所以，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者自身也存在不断发展的趋势。

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表明，人的劳动将逐步从体力劳动为主向脑力劳动为主转化，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将不断提高，社会再生产会越来越依赖劳动者，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所以，不难看出，马克思已经预见到劳动的创造性不断提高的过程，也就是科学技术日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其结果是逐步实现生产的高度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而一方面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使单位产品价值量不断下降，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延长，使人类有了更多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时间。所以，人的发展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才会持续发展。

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也证明了人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指出，现实经济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条件的，因而规模收益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递增。人力资本增量与已有存量成正比关系，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要快于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国家或地区。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1937－1957年，美国物质资本投资增加4.5倍，对应的利润增加3.5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利润却增加

17.55倍，利润增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5倍。据李元宝对中国1978―1998年的历史数据进行的回归计算结果显示，当年每增加1亿元的人力资本总投资，可带来GDP近6亿元的增加额，而当年每增加1亿元的物质资本投资只带来2亿多元的GDP增加额。

（二）基于剩余价值理论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应用于物流系统

“系统剩余价值”概念运用到具体社会中的某种系统中，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一面。物流系统作为一个大系统，人力资源系统是其中的一个小系统，而且，物流系统已经采用了供应链模式，从产品的包装到被运输到消费者的手中，一体化的操作更需要对物流系统熟悉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来操控和管理。如果对人力资源这个小系统进行优化，它所产生的“系统剩余价值”增加，则可使物流这个大系统的效益增加。

另外，可以通过“系统剩余价值”的大小来判断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每个小系统对社会的贡献程度；由于“系统剩余价值”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创造力，所以如果把“系统剩余价值”引申到整个国家，则可以产生一个更好地反映一个国家国民创造力的指标。

（三） 完善物流系统中的人力资源系统

当今社会，人们已普遍认为，当前经济发展对高质量人力资源的需求比对物资资源的需求更为突出。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剥削的同时，充分揭示了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崇高理念。从这一点出发，一方面在我国现阶段要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要坚决贯彻“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把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作为经济发展最深厚的基础，不断开发我国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逐步消除妨碍人才流动的各种障碍，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由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因此，在分配制度的设计上应充分体现出劳动者的贡献和应得利益，有效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劳动者不断加大对自身教育和培训的投入。

具体到物流系统本身，物流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主要有三类：

第一、物流理论人才，即高学历的物流人才，他们是学习的行家，理论知识丰富，但动手能力差。所以我们需要引进具备高水平物流知识的理论人才,为物流系统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知识、理论储备，从而为物流发展提供后劲。

第二、物流策划、管理人才，即指导现场人员进行物流运作的管理者，他们利用现代物流的理念、先进的物流技术、先进的物流管理软件等，秉承不断的提升物流运作的效率、持续降低物流运作及管理成本的理念。所以他们是将物流知识和理论转化为生产力的策划人和指导者，他们具备学习物流理论人才所总结出的理论知识的能力，也熟悉整个物流操作的流程，所以可以充当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执行者。这一层次的人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三、物流现场人才，即物流现场工作的执行者，工作性质要求物流现场人才必须做到现场第一，这里包括制造业现场物料管理人员，生产线服务人员，第三方物流仓储管理、装卸人员、第三方物流运输执行人员等。这属于操作层的物流人员，企业需要对这一层次的人员做到将灌输理论与技术培训相结合。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必备武器，物流现场人才工作的执行有赖于成熟的理论知识的指引；现场的操作需要操作人员娴熟地操控物流工具，而这方面需要各类培训，包括岗前和在岗培训。

参考文献：

1.大骐.剩余价值[J].南方人物周刊，2009(19)

2.赵炎.我国物流企业竞争力评价与对策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 2005

3.何明珂.物流系统的治理结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

4.黄立君.企业物流系统规划的研究[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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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281-03

一、引言

（一）企业核心竞争力内涵

核心竞争力是整合企业各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财务资源与组织资源）与多种能力（包括生产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技术能力、员工能力）所形成的一种能够确保本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与可持续发展的独特能力。它并不是指某项单独的能力（如生产能力或营销能力），而是企业多种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力集合体。

（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点

核心竞争力的特征是衡量各种资源、知识和能力是否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标准，一般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1.价值性。有的学者也称为增值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是核心竞争力的使命。这种价值创造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必须对顾客感知价值有特殊的贡献，它提供用户所看重的独特的价值和利益。另一方面，它必须对企业成长有特殊的贡献，使企业获得超过同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超额利润。

2.独特性。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是要经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的培育和积淀而成的，企业不同，它的形成途径不同，它为本企业所独具。“它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并能提供持续的竞争优势”。正因为这种独特性，使得它不易模仿、不可交易、难于替代。

3.延展性。又称为延伸性，核心竞争力能够应用于多种产品或服务领域，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种产品或服务。通过核心竞争力在新领域的积极运用可为企业不断创造新的利润点。核心能力应该具备一定的延展性，应该能为企业打开多种产品市场提供支持，对企业一系列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都有促进作用。

4.动态性。企业核心能力总与一定时期的产业动态、管理模式以及企业资源等变量高度相关，随着彼此相关的变化，核心竞争能力的动态发展演变是客观必然的，曾经的核心能力可能演变为企业的一般能力。

二、汽车零部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汽车零部件企业是资本、技术、人才密集的多重复合体，它的核心竞争力构成也是纷繁复杂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的发展又是密切相关的，其发展模式、核心技术、服务等等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似或者相关联的，但是零部件行业又区别于整车行业有其自身独特的一面，所以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跟整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差别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构成要素主要有：

（一）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以及规模经济作为汽车企业共同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它对零部件企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更注重生产的效率、产量以及规模。我国传统的零部件行业是依附于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的基础上的，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小作坊自给自足，缺乏合作与沟通，难以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汽车零部件行业越来越依赖新的技术，新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伴随而来的产量的提高，规模经济的形成，成本和价格上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因而，劳动生产率成为汽车零部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因素。

（二）规模以及盈利状况

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典型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规模经济是决定其生产成本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具有技术密集型行业特点汽车零部件企业来说，低于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无疑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零部件供应商通过重组、联盟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扩大生产规模以此达到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企业的盈利状况也是零部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零部件企业无论在生产、研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如果企业的盈利状况不十分乐观，必将影响到企业在生产、研发、销售等各个领域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导致企业失去活力。

（三）技术研发

汽车零部件企业和整车都必须重视研究与开发，重视产品质量和产品成本。然而，由于两类企业在产业中所处的环节与地位不同，决定了以上因素在两类企业中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就质量因素而言，两类企业都必须注重产品质量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整车与零部件的质量形成过程不同，两类企业对产品质量的管理重点也应有所不同。零部件的加工制造过程及对产品质量的保证程度，对产品质量的形成至关重要，技术创新无疑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

（四）内部管理以及企业文化

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一样，内部的管理对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影响，企业在客户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形象是独特的，不易被等同看待的，因而，汽车零部件企业应该充分意识到内部管理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努力用自身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促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下，经过企业领导的大力倡导以及企业员工的积极认同与实践形成的价值观念、信仰追求、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经营特色以及传统习惯的总和。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影响来达到提升整个企业在市场与社会中的地位。汽车零部件企业越来越往大型企业集团、跨国联盟的方向发展，企业的员工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因而，企业文化因素对于汽车零部件企业是十分重要的。

（五）市场能力与服务

全球化的市场竞争要求汽车零部件企业具备快速的反应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以及旺盛的生命力。零部件企业作为资本与技术的复合体，要求有强大的资金回复能力，企业只有获得足够的销售额以及利润才能生机勃勃。然而要想获得快速的资金回笼能力，企业必须专注于市场份额，企业的主流业务对整个企业起坚强的支撑作用，它直接影响整个企业的经营业绩，从而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零部件企业的固有品牌是维系整个企业运转的基石，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汽车零部件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还要重视新业务的市场拓展，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竞争形势不断加剧，零部件企业的竞争也越来越体现在服务上，具有特色的服务也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六）学习与创新

学习和创新是新世纪所有汽车企业取得可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然而，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由于在产业链中所处的环节是不一样的，他们所要学习和创新的重点也是有所不同的。整车企业的学习和创新在于新的产品，技术，经营战略，售后服务等等；零部件企业的学习和创新在于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新工艺等等。

三、提升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具体措施

（一）通过发展核心产品和核心技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

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的确立，将使企业逐渐形成自己新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模式，能使企业在较长时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和规模经济效益。第一，要建立优秀的科研队伍，实施激励创新机制。汽车零部件企业攻克核心技术，建立科研人才队伍是关键。第二，保证和加大研发的费用。汽车零部件企业要舍得在研发方面花大本钱，企业科研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一般不低于3%，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要在8%以上，只有投入才有成效。第三，坚持通过合资合作，学到最前沿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理念及方法。同时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为我所用，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从而提高我国汽车行业整体核心技术水平，提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二）通过管理创新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要提高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不仅要注重学习国外企业最新的管理经验，最关键的还是要从企业的管理基础工作做起。即通过健全制度、实行标准化和定员管理、完善信息档案管理、加强班组管理与现场管理等一系列基础工作措施，为企业推行现代化管理提供科学的方法，为企业开展各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企业提高内在素质和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三）通过文化创新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内部活的因素是人，企业文化对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最关键的是对人力资源的整合。一是积极引进和培养技术（零件开发，设计）和管理（企业战略，市场营销）人才，给以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空间，赋予一定的权利，对待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要有耐心；二是开展企业和大学的联合开发工作，培育未来的技术开发人才，学校和企业的资源互补；三是各个层次人才的培养要有阶梯性，保证技术体系的不断更新和延续性，人才的流动不应引起技术的流失；四是培育有特色的企业文化，给员工宽松的工作环境。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员工的共同努力才能有企业长足的发展。

（四）通过品牌建设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要明确中国品牌的战略和定位。要进行自主开发品牌调研，充分研究市场环境、目标消费群与竞争者，对企业和行业现状进行把握，对先进产品开发模式进行借鉴，为自主开发产品战略决策提供详细准确的信息。在调研和诊断的基础上确定高度差异化的自主品牌核心价值，制订一个科学而清晰的战略规划，确定高效的自主开发模式。二是找准契入点，实现与国际零部件行业同步发展。新型能源的应用是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在新能源应用领域我们和发达工业国家基本上是处于同一起跑线，这是一个绝好的突破良机。新型能源的应用不光涉及发动机部件，也涉及整车的许多零部件，如果成功，将会是我国整车和零部件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本，也是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体现。三是加大自主品牌的宣传力度，提升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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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F407.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127-03

以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为导火索，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蔓延开来，作为耐用消费品的汽车产业及企业首当其冲。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在2008年底决定提供174亿美元的短期约束性贷款，对通用和克莱斯勒公司进行援助。德国、法国和瑞典等国政府相继出台了汽车产业振兴方案，包括免缴车辆税、信贷担保和紧急贷款等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然而，其实际成效并不明显，美国通用公司最终走到破产保护、瘦身重组的地步。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汽车企业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对其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行重新思考。

一、汽车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分析

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中计划学派的代表人物安绍夫认为，竞争优势是指那些可以使企业处于强有力竞争地位的产品和市场的特性(Ansoff，1965)。波特(2005)认为，竞争优势归根结底来源于企业为客户创造的超过其成本的价值。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是指该公司目前与潜在的竞争对手，无法同步执行该公司现在所执行的价值创造战略(Barney，1991)。综合上述观点，竞争优势是指一种优于一般竞争对手的竞争地位，拥有这一竞争地位的企业的赢利能力高于产业平均水平，其产品或服务可以为客户带来超额价值。显然，从这一基本定义来考察汽车企业，传统意义上的“6+3”都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这里所说的“6+3”，是指全球乘用车市场被6个汽车大集团或联盟和3个大型的独立企业所绝对主导，即通用一菲亚特―铃木一富士重工一五十铃集团，福特一马自达一沃尔沃轿车集团，戴姆勒一克莱斯勒一三菱集团，丰田一大发一日野集团，大众一斯堪尼亚集团，雷诺一日产一三星集团，加上本田、标致一雪铁龙和宝马汽车。

关于竞争优势的来源，波特的竞争理论是从产品市场的角度来考虑竞争范围，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外部，即企业所选择的市场空间。竞争优势的两种基本形式是成本领先和差异化。资源基础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那些在要素市场不能买到的、内生于企业连续行动所累积的资源与企业能力。徐二明(2002)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资源配置的模式与经营范围的决策，即竞争优势既可以来自企业在产品和市场上的地位，也可以来自企业对特殊资源的正确运用。而格林沃德等(2007)则认为，只存在供应、需求和规模经济三种真正的竞争优势。希尔等(2007)将竞争优势的来源表述为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并认为竞争优势包括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等四个构成要素。很显然，这四个构成要素都是创造条件来进一步实现成本领先或差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是竞争优势的基本构成要素。

考察各大汽车企业的竞争优势，美系汽车和德系汽车主要凭借差异化、日系汽车和韩系汽车主要凭借成本领先奠定竞争优势。通过提升规模经济的水平来造就竞争优势在汽车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美系、德系还是日系汽车企业，其规模性都非常突出。比如大众汽车2007年全球产量高达621.3万辆，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8.3％，接近我国汽车总产量的70％。并购重组丰富和提高了企业的资源与能力，而全球范围内的持续需求则在很长时期内促进了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此次金融危机，从显观原因看，需求萎缩导致各汽车企业产销出现困难。但实质上是企业在资源与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充分显示了一些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脆弱性。

二、案例分析

通用汽车作为一家百年老店，对美国经济曾作出了巨大贡献，整整影响了美国四代人的生活。作为曾经的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品牌名传天下。今天，美国的道路上仍行驶着至少3000万辆通用品牌汽车。近几年，国际油价起伏不定，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特别是金融危机导致企业流动性枯竭，通用汽车经营日益困难，美国的市场份额已从1980年的45％下滑到2008年的22％。尽管通用汽车采取了削减产能、大幅裁员、调整品牌等举措，但其市值仍加速蒸发，商誉每况愈下，最终寻求破产保护，成为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受损最典型的实例。为便于分析，我们将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的经营作为比较对象，并从竞争优势所包括的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等四个构成要素(希尔等，2007)切人。

首先是效率。得益于其出色的全球制造体系，通用汽车的生产制造工艺不断稳步提高。在过去几年中，通用汽车的生产效率提升了22％，是提升幅度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汽车平均每15.85小时就能装配一辆汽车，在北美各整车生产企业中，生产效率名列榜首。但从人力成本上看，通用汽车生产的每辆汽车上所承担的员工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成本高达1500美元，而丰田汽车仅为200美元。2006年通用汽车员工每小时薪水为73美元，而丰田汽车在美国的员工每小时薪水为48美元。过去两年里，通用公司累计亏损额超过120亿美元。很显然，由于过高的员工工资和福利，通用汽车的高生产效率并没有带来成本优势。

其次是品质。通用汽车以豪华、宽大、内部舒适、速度快、马力大为特征，在很长时间里满足了美国消费者追求身份象征、乘用舒适的需求。但美国人的汽车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逐渐把它视为一种纯交通工具。石油危机使得通用汽车的大马力并不能提高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再加上交通阻塞、停车困难，从而引发出对小型、节能车型的需求。这就给丰田汽车提供了机会。尽管丰田汽车自身在品质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但引入性价比这个指标，丰田汽车的优势就凸现出来了。比如，丰田汽车的高档品牌凌志车以稳重、豪华、精细、高档为特征，比同级的奔驰车还要便宜30％。美国人喜欢凌志车，尤其欣赏其无与伦比的性价比和令人晾讶的低噪音。相比较而言，无论是花冠还是佳美，丰田汽车在与同类型的通用汽车比较中，其优越的性价比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造就了品质上的竞争优势。

第三是客户响应。通用汽车旗下各种品牌的汽车虽然车型常出常新以提升客户响应水平，却多数是油耗高、动力强的传统美式车。从2000年开始通用汽车在美国国内销售量连续九年下降。尽管在欧洲、亚洲和美洲其他地区都创下新的销售记录，但国外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国内的损失。丰田汽车在美国正式销售以来，一直致力于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响应水平。他们的销售策略从来不是针对某个竞争对手，而是面对消费者，不断研究市场需求。他们在美国销售的29种车型，款款都有专门的消费对象。2008年，通用汽车全年销售了835万辆汽车，丰田汽车全年销售了897万辆汽车，通用汽车在77年之后

将全球最大汽车制造企业的宝座让给了丰田汽车。

最后是创新。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节能车型已成为汽车产业的一个发展方向。但通用汽车长期以来在降低油耗方面没有多少实际行动，特别是其悍马品牌的越野车更是高油耗的代表。丰田汽车一直以节油著称，其在燃油经济性等方面的出色表现是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尾气零排量”的要求下，丰田汽车推出了采取电气马达与汽油发动机组合的动力系统的普锐斯车进入美国市场，并发展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品牌。时至今日，普锐斯已发展到第五代。以普锐斯为代表的混合动力车已占到丰田汽车在美国总销量的10％。由此可见，不断创新从根本上奠定了丰田汽车的竞争优势。

三、结论与启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同种类型的企业在相同的环境中可能表现各异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的是世界汽车产业，受损最严重的是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同为汽车巨人的通用汽车和丰田汽车表现不尽相同。通用汽车走到破产保护、瘦身重组，而丰田汽车尽管也损失较大，却一跃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企业。这充分说明，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在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表现，从而使得不同的企业竞争优势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2　竞争优势构成要素之间存在关联性

学术界对一个企业是否可以同时实现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存在争论。有些管理专家认为企业不可能提供价格便宜的差异化产品，理由是差异化必然带来更高的成本(孙树杰，2005)。但效率、品质、客户响应和创新四个构成要素之间却具有很高的关联性。不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方式还是有所不同。从汽车企业的实践来看，卓越的品质可能有助于实现卓越的效率，但并不尽然；而创新则有助于提高效率、品质和客户响应。

3　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实现竞争优势可持续性最根本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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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语言能力是劳动者工作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特别是在以智力劳动为主的生产领域。在全球化以及信息化不断深化发展的今天，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的母语能力、外语能力以及利用计算机处理语言信息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语言能力在劳动能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次，有许多语言职业、语言行业都主要是以语言、语言知识、语言技术为劳动凭借或生产对象的。例如语言教育培训业，语言翻译业，播音业，导游、导购等导引业，辞书编纂业，广告业，语言文字艺术业，语言治疗与语言康复业等。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产生了一批新的语言职业和语言行业，如语言编码、字库设计、语言速录、信息检索、网店客服等。

语言产业是绿色产业、智慧产业，几乎不消耗自然资源，而且很多都跟高新文化、高新技术相关。它的发展前景无限，经济效益巨大，能提供海量的就业岗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有研究指出，2010年我国的外语培训市场、翻译市场以及外语出版市场的总值接近1000亿元；我国手机产量约占全世界手机产量的60%，基于输入法所产生的收入高达8000亿元；未来5年，中文语音市场产值将达到1300亿元……

这些年，教育产业、文化产业、高新产业等概念，在我国已逐渐为社会知晓，“网络就业”“网络经济”的说法也开始见诸报端。但是，语言产业由于弥散在不同的领域里，虽有学界呼吁，但尚未得到社会及时回应。事实上，从语言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度看，从语言能力的劳动力性质看，从语言产业的特性和未来的发展看，都应当从经济和产业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

篇10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具有明确直观含义却又不易精确把握的概念，但它主要是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城市价值是由城市企业或经济人创造的。每一个城市的产业群都由若干产业组成，每个产业又分若干个产业部门和环节，每一部门和环节又有不少企业，城市价值体系是所有企业价值体的集合。所有影响城市价值体系的各种因素或力量的综合即是城市竞争力。城市价值体系的状况及变动表现着城市竞争力的状况及变动。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其众多的要素和环境子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共同集合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创造城市价值。概括地表示：  

城市竞争力＝F（硬竞争力、软竞争力）＝城市产业竞争力之和

硬分力＝人才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聚集力

软分力＝秩序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

人才竞争力包括城市劳动者队伍的数量、质量和未来潜力。资本力包括资本的存量、可得的便利性和金融控制力。科技力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的存量，也包括科技的创新和转化能力。城市结构有广泛的含义，结构力这里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城市产业专业化程度及城市的空间结构等。环境力指城市环境状况，如气候条件、环境质量、风景名胜等。区位力这里是指城市综合区位力，包括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区位、科技、政治区位等。聚集力指城市的人口、生产要素的聚集和企业、产业的群集状况和能力。秩序力指城市政治、经济及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稳定性、经济安全性和社会治安状况等。制度力是城市、城市企业以及城市所在的国家在城市层面表现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制度等。文化力是城市所特有的市民社会意识、道德观念、城市文化氛围和风俗习惯。管理力包括城市、城市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水平及管理效率。开放力包括城市内部各要素、城市与区域内外（包括国内外）联系的程度。

  2.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

城市基础设施是以物质形态为特征的城市基础结构系统，是指城市可利用的各种设施及质量，包括交通系统，通讯系统，能源动力系统，住房储备，文、卫、科教机构和设施等。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是真正属于城市的不可移动要素。设施力是一定的基础设施所形成影响城市产业价值形成的力量。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类型、水平直接影响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城市基础设施质量（基础设施个体质量、空间匹配）的状况影响城市的产品成本和竞争力。城市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力将成为城市总体产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础设施对提高城市竞争力作用中，技术性基础设施越来越至关重要。技术性基础设施状况决定一个城市产业的水平，拥有发达的高技术的基础设施，可以吸引和培育高技术高附加的产业（包括金融业），创造和持续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城市竞争力。

基础设施通过影响城市产业收益回报率，塑造城市吸引人才、技术、资金、资源等要素的能力，将影响城市的产业规模和产业素质。

  二、中国24城市竞争力的计量和分析

检验和分析城市竞争力与城市基础设施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说，首先要设计表现它们的指标体系，选取样本城市，运用有关方法采集和处理样本指标数据，应用有关分析方法计算出各样本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

  1.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标设计

(1)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根据理论框架，本文选取了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四个关键性指标，构建一个简单的指标体系。①市场占有率。它是企业竞争力大小的最直接表现。对于城市而言，市场占有率反映一个城市域外产品需求的大小，反映其产品在全部城市产品市场中的份额，反映了一个城市创造价值的相对规模。②GDP的增长率。城市竞争是贸易竞争，更是增长的竞争。城市吸引、占领、争夺、控制资源和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潜力及持续性决定于GDP的长期增长。GDP增长率反映了城市价值扩展的速度及潜力。③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城市技术水平和各种经济效益，即城市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它从质量上反映城市竞争力，它是城市创造价值的投入产出效率的一个集中表现。④居民人均收入。即居民收入的综合性上反映了城市在域内和域外创造价值的状况。它能把城市的域外收益表现出来，能反映城市的对外吸引和控制能力。它也是一个反映水平的指标。

(2)城市设施竞争力指标体系。①基本基础设施。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城市能源、交通、道路、住房等八项具体指标综合构成，反映城市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的水平；对外基础设施综合指标。由城市货运量和客运量指标综合构成，反映城市公路、铁路、水运等基础设施状况，这是一个主客观综合指标。②技术基础设施。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反映城市基本技术基础设施的现状和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交通、通讯、信息设施的综合指数，由先进交通设施指标港口个数、机场等级、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个数、光缆线路数加权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③社会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公共藏书量、文化馆、影剧院指标加权综合构成。反映城市的文化设施状况。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卫生基础设施综合指数，由医院个数、万人医院床位数综合构成，这是一个主客观结合指标；设施力指标从基本设施、社会基础设施、技术性基础设施三方面反映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状况和技术状况。

  2.样本城市指标数据的采集和处理

(1)样本城市的选取。本文根据有基本统计数据和有代表性两个原则，选取了24个样本城市。这些城市一般都有城市统计年鉴或城市年鉴，它们同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从规模上看，它们之中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从地区分布上看，它们之中有：西部城市，中部城市，东部城市；东部地区的城市又有珠江三角洲城市，闽浙沿海城市，长江三角洲城市，环渤海湾地区城市等。

(2)指标数据的处理。由于城市竞争力各项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因此，要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集成，所有指标数据都必须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城市综合竞争力及城市基础设施竞争力的计量

数量统计中的主成份分析法原来是用于处理多维随机变量在线性变换下其分量相关问题的，它通过求协方差阵或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根运算，按指定的贡献率求出集中原来随机变量主要信息的、相互无关的主成份。它可以用来计算多变量样本的相对数值，即构造样本的指数。利用主成份原理编程，输入标准化的数据，计算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的得分和排序，如表1、表2。利用主成份分析构建的竞争力指数有一部分为负值，这里的负值并不代表其竞争力的真实含义，而是说明该城市在被选城市的所有城市中的相对地位，即是处在平均水平之下的。

  表1  城市综合竞争力及表现要素得分和排序表

附图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1997-1999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从表1第一列可见，在24个样本城市的得分中，上海得分最高，为1.47。24个样本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从1到24的排序依次是上海、深圳、广州、北京、厦门、无锡、天津、大连、杭州、南京、珠海、东莞、青岛、武汉、温州、福州、重庆、苏州、成都、宁波、石家庄、西安、哈尔滨、南昌。从区域整体的角度上大致地看，从强到弱依次是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闽江流域、环渤海地区、我国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前十强的城市都在东部地区，在前十名左右的城市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东南沿海的几个中等城市，东莞、温州等城市的竞争力竟在武汉、重庆之上。

  表2  24城市设施力及构成要素得分及排序

附图

数据来源：指标数据由1997-1999年《中国城市经济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有关部委专业年鉴的有关数据拟合而成。

表2第一列给出样本城市设施竞争力指数的计算结果：即设施竞争力得分和排名。设施力排在前4名的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其中深圳最好，因为深圳的基础技术水平比较高。北京因缺乏水路设施排名大受影响，排名靠后的城市为石家庄、西安、南昌、哈尔滨。表明这些中西部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总体上看，沿海地区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西部好，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比中小城市好。

  三、城市竞争力与基础设施关系的检验

  1.城市竞争力与基础设施力关系假说验证的方法和程序

模糊曲线分析法是由世界著名的实验室诺斯—阿拉姆斯实验室适应系统应用中心金融分析小组最新开发的非常有价值的统计方法。它主要是用来压缩输入数据的维度，发展影响产出变量的重要因素。由于它通过求相关度、贡献弹性，根据样本点拟合样本曲线，最后选取出影响变量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这一方法不仅能初步检验城市竞争力的有关影响因素的假说，实证分析城市竞争力的问题，而且能通过对现有变量及指标的筛选，为进一步研究城市竞争力提供条件。

根据模糊曲线的原理，编制计算程序在SPS软件上操作，输入城市竞争力总力、分力指数，输入标准化后的相关要素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分别得出包括资本力在内的城市竞争各分力及各要素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性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城市竞争力各分力间的相关矩阵、二元相关矩阵。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城市设施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利用模糊曲线方法，计算并绘制城市竞争各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表格，绘制了城市竞争力对于资本竞争力的函数关系的拟合曲线。利用2次拟合即ax[2]+bx+c拟合，计算并绘制城市竞争各分力构成要素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表格，绘制了设施力构成要素指标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拟合曲线。然后，根据数据表格与图形进行理论检验和实证分析。

  2.结果及初步检验分析

  表3  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标准化后）

附图

所有城市竞争分力与城市综合竞争力都呈正相关。其中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相关度最高，为0.111。

  表4  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总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附图

表4给出了城市竞争力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各分力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更能准确地验证城市竞争各分力对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各分力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弹性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是不等的，本表的贡献弹性系数是平均贡献弹性系数，上表显示所有分力对城市竞争力都有正贡献。其中资本力贡献最大，贡献弹性系数为0.164，其次是文化力、设施力、聚集力、管理力、科技力，最小是结构力。这进一步证明：资本力是竞争力综合的最重要的力量，设施力是第三重要力量。

  表5  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的相关矩阵

附图

表5给出城市竞争力各分力之间的相关矩阵。矩阵显示资本竞争力与其他力之间均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见表5的F5行），其中设施力与资本力、科技力、劳动力、相关系数分别为0.861、0.769、0.708，表明与这些分力相关性很强。表明设施力通过这些分力对城市竞争力将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

表6给出城市竞争力二元相关程度的数据。数据显示城市设施力与其他分力之间均存在着二元相关性，且总体相关度较高，反映设施力与其他分力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传递性。

  表6  城市竞争力各分力间的二元相关矩阵

附图

为了更深入地检验假说，本文还分别对城市竞争力与要素指标关系进行分析。表7给出了城市各分要素指标对城市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表中的F1-F13分别表示劳动力、资本力、科技力、结构力、设施力、区位力、环境力、聚集力、秩序力、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和开放力（表8同）。表7中第一行的数字表示第一列中，各分力的组成要素指标的代号。表8给出各要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表7  城市各分要素指标对竞争力的多元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F1  　0.0202

0.0173

0.0091

0.0201

0.0101

0.0238

F2  　0.0201

0.0104

0.0174

0.0186

0.0169

F3  　0.0138

0.0102

0.0103

0.0101

0.0111

0.0097

F4  　0.0097

0.0096

0.0293

0.0185

0.0089

F5  　0.0113

0.0102

0.0127

0.0119

0.0098

0.0095

F6  　0.0209

0.0100

0.0164

0.0110

0.0093

0.0105

F7  　0.0095

0.0096

0.0097

F8  　0.0157

0.0170

0.0119

0.0183

F9  　0.0138

0.0102

0.0103

0.0101

0.0111

0.0097

F10　0.0109

0.0107

0.0136

0.0130

0.0118

0.0128

F11　0.0120

0.0093

0.0122

0.0121

0.0087

0.0146

F12　0.0175

0.1118

0.0136

0.0097

0.0117

F13　0.0116

0.0143

0.0123

0.0100

0.0168

  表8  各要素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系数  

1

2

3

4

5

6

F1　  0.0218

0.0217

0.0023

0.0220

0.0108

0.0202

F2　  0.0210

0.0148

0.0239

0.0223

0.0239

F3　  0.0213

0.0098

0.0087

0.0090

0.0173

0.0048

F4　  0.0060

0.0047

0.0167

0.0218

0.0043

F5　  0.0092

0.0062

0.0191

0.0137

0.0049

0.0046

F6　  0.0214

0.0048

0.0245

0.0182

0.0086

0.0101

F7　  0.0043

0.0050

0.0095

F8　  0.0207

0.0207

0.0148

0.0204

F9　  0.0213

0.0098

0.0087

0.0090

0.0173

0.0048

F10　0.0177

0.0178

0.0248

0.0189

0.0184

0.0238

F11　0.0200

0.0068

0.0164

0.0105

0.0004

0.0252

F12　0.0230

0.0050

0.0248

0.0073

0.0215

F13　0.0920

0.0119

0.0179

0.0124

0.0228

从表7、表8可以看出，设施力的构成要素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相关性和贡献弹性系数总体上不太高，但F5-3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的贡献弹性为0.0191，在城市竞争力70多个构成要素中属比较高之列。F5-4城市现代交通、通讯、信息设施的综合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弹性为0.0137相对设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属比较高的。总体上看，技术性基础设施远高于基本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F5-1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对外基本基础设施指数对城市竞争力指数的相关系数、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113、0.0092。表明对外基本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积极的贡献作用。F5-2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市内基本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对城市竞争力的正相关性系数、正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102、0.0062。表明市内基本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较小。F5-3所对应的数据显示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对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系数和贡献弹性系数为0.0103、0.0191，表明基本技术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相对较大。F5-4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正贡献关系，且数据也稍大，分别为0.0101、0.0137。表明，城市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起重要贡献作用。F5-5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文化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和正贡献关系，其相关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098、0.0049。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贡献。F5-6所对应的数据显示城市卫生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呈正相关和正贡献关系，其相关和贡献弹性系数分别为0.0095、0.0046。城市卫生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有一定贡献，但比文化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贡献要稍微低一些。

综合表3—表8中的一些数据，可以验证：设施力是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比较这些曲线和有关数据，可以发现技术性基础设施对城市竞争力的作用远大于设施力的其他构成要素。

  四、政策含义

在当前和今年一段时期内，面对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国际竞争，中国城市政府仍然要把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战略重点。不断增强城市对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的吸引和承载能力。

在基础设施体制方面，要引进和实行先进的管理和制度尤其是融资制度。要放松政府管制和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积极推行特许经营、BOT等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的制度和办法；要积极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市场融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资金。

大力推进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环境。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方面一定要考虑技术的先进性，考虑与国际接轨，加快推进城市信息化进程，为城市科技创新和高技术、高管理产业的发展创造硬环境。

围绕城市个性，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城市其发展目标不同，对城市基础设施的载体要求不同，不同的产业集群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也不同。城市政府应根据其目标，精心设计和规划城市基础设施目标重点实施步骤和具体方案。

建设适宜的生活性和社会性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为吸引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实力，培育城市的科技转化能力创造基础设施硬环境。加大对教育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建设，建立适应地方经济的教育基础设施体系。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独具特色、优美怡人的城市人工环境。总之，应建立适合城市发展和有利于居民福利不断提高的基础设施体系。

收稿日期：2002-03-22

【参考文献】

[1]  郝寿义、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以若干城市为例》，载《经济科学》1998年第2期。

篇11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7-0015-04

[基金项目]2011年河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研究”（批准号：114572142）

[作者简介]盖宏伟，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高等教育。（河北秦皇岛066004）

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是以与集群品牌价值关联的要素及相互关系为基础，以集群品牌价值发展创新为运作内容，具有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较强的推动能力和促进作用，在以品牌竞争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能够为区域竞争优势及其绩效取得带来实质性意义。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营造不仅可以增强企业、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力，也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在区域经济竞争激烈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营造适合区域经济社会、产业集群发展的品牌生态系统，应该得到广泛重视。由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涉及诸多环境因素，要素丰度效度、相关产业及辅和支持性产业、区域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产业结构及竞争态势等都对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产生多层面影响。细致梳理和规整这些环境要素既是保证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结构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发挥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功能体系的首要前提。在不断适应内外环境过程中，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功能体系，主要包括品牌价值扩展功能、集群优势强化功能、环境资源整合功能、区域经济带动功能、产业链延伸功能、品牌效应提升和动态演化功能。

一、品牌价值扩展功能

集群品牌相关要素之所以愿意集聚起来，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和功能表现，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有机体能够给集群品牌带来任何一个相关要素都无法比拟的功能效应，使得集群品牌价值从不同程度得到扩展和提升。集群品牌价值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本价值等。经济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首要基础。也是集群品牌拥有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体现集群品牌竞争和创新优势，反映集群品牌获取利润、加快资金周转、减少产品库存、节约品牌价值成本、提高品牌产品生产效率等，因而是促进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集群品牌拥有企业能够为市场和顾客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消费者生活需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区域社会环境，促进区域社会进步；提供劳动力就业岗位，吸纳区域剩余劳动力就业，维持区域社会秩序的合理稳定。生态价值是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背景下集群品牌价值目标的发展方向，它要求集群品牌产品生产和技术开发过程必须倡导生态、低碳和节约的理念，最大程度地避免对区域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努力实现集群品牌经营管理的高效化与节约化。人本价值是集群品牌价值的精神内核，既表现为集群品牌产品要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也表现为集群品牌企业要注重员工综合素质和技能的培养，尤其突出员工心理素质的养成教育，使得企业不仅成为员工发挥聪明才智的场所，还要成为员工健康和谐成长的环境。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内，通过创设有利于集群品牌产品研发、生产和创新的氛围，构建有利于集群品牌发展的物能循环网和信息传递链，能够实现系统内部要素的高效互动与持续交流，增强品牌价值不同层面之间的有机关联性，促进集群品牌价值的提升发展。可见，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能够有效推动品牌价值各层面之间的融合，获得集群品牌价值整体效应。

二、集群优势强化功能

集群品牌价值创造发展的有机性和统一性，要求其过程必须基于稳定的平台环境或背景下，而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营造正好能够适应和满足这种要求。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过程中，集群品牌的各种关联要素在相关目标、制度的引导和约束下，通过彼此之间功能、角色的互补以及相互交流学习，一方面形成了集群品牌发展所依附的要素关系结构，保证了集群品牌发展过程的合理有序进行；另一方面形成了反映集群品牌发展的知识信息、规章制度和规则要求，并深深影响集群品牌企业或系统主体的思想活动和行为取向。集群品牌与集群竞争优势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集群品牌发展可以提高集群竞争优势，集群竞争优势可以促进集群品牌成长。可见，集群优势强化功能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集群层面的优势强化，具有整体辐射性，能够有效提升集群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使得集群更好地适应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推动集群持续健康发展和演化，为区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二是集群内部构成要素层面的优势强化，对于各构成要素而言集群能够带来自身不具有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会随着集群发展而不断发展，给集群内企业及其他构成要素提供持续性支持。不论是集群层面还是群内构成要素层面，优势强化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这种时效性又往往取决于集群品牌生命周期的演变。也就是说，当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发展期和成熟期，这种优势强化功能比较明显且突出，而当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形成期和衰退期，优势强化功能就表现得不明显，甚至会影响到集群内部企业的发展。此时，一些企业就会选择战略转型，进而转向其他领域，原有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强化基本上也就消失了。

三、环境资源整合功能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较强的品牌价值和竞争优势效应，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有效整合与利用集群品牌内外环境要素，实现集群品牌环境条件、因素的系统化、统一化和协调化，这些构成了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绩效的重要基础。一方面，丰富的环境条件和因素可以使得系统在环境体系中选择最有利的条件因素来获得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也可以减少环境条件和因素选择成本，使得系统主体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品牌价值发展专项研究，进而降低系统运作成本。任何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都不可能充分享有环境体系中的所有条件和要素并取得持续竞争优势，尤其是当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已有的资源格局和要素体系很可能不适应系统快速发展时期的资源要求时，如果不进行资源格局优化和要素体系创新，就必然影响到系统正常发展所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有效供给。因此，要合理构建系统内外环境关系，满足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资源需求，为集群品牌价值创造提供基础条件。通过梳理系统内外环境关系形成资源结构体系，既可以实现系统运作资源需求的有效满足，又可以增强系统对环境资源的整合能力，提高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竞争优势。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其发展运作所需的环境资源大致可以分为知识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知识资源是指可以反复利用能够给产业集群及群内企业带来利润、价值增长的资源总称。知识资源一般是随着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逐渐积累的，它不仅表现在文件资料、档案材料和活动程序中，更存在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实践之中。技术资源也是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一种特殊资源，主要包括解决实际问题相关的软件方面的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使用的设备、工具等硬件方面的知识。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素质层次较高的人才群体，通常表现为杰出的、优秀的人力资源，能够给企业发展带来明显作用的人力资源，突出强调人力资源的质量，主要包括员工解决问题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管理能力和心理能力等。信息资源是指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文件、资料和数据等信息的总称，信息资源贯穿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运作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知识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主要存在于与其紧密相关的大学、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通过技术研发、科技咨询、政策措施、市场运作和资本流动等，实现环境资源层面的沟通互动。也正是基于此，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实现了运作发展。

四、区域经济带动功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递进深入，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渐明显，已经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和载体。国家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强力实施和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进一步推进了各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从产业集群覆盖的行业来看，也逐渐从纺织、服装、皮革、五金制品、工艺美术等传统行业，发展到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等高新技术领域，龙头骨干企业和区域品牌不断涌现。产业集群带动区域品牌实际上就是产业集群品牌的形成发展和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完善强化。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够带动系统内部集群品牌价值、企业效益、商品质量、技术优势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稳步提升，而且能够吸引系统外部更多品牌企业、科研机构、公共组织、社会团体的加入。这些被吸引进来的企业、科研机构并不是简单、随意地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内部构成要素结合起来，而是通过彼此之间已有的竞争优势及其存在的互补关系进行合理配置，由此便形成了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新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这种规模和范围无疑是系统开展品牌增值活动的基础。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具有的吸引整合作用一旦形成以后，便会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态势，原有品牌、技术与新吸引品牌、技术之间融合渗透的关系越紧密，其形成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就越大，对于提高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竞争优势的作用也就越显著，反过来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品牌、技术，既能够不断扩大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规模和价值范围，也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进而使得系统内外品牌、技术之间的互动融合转化为系统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融合。实际上，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也是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社会价值的充分体现。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有助于“强化专业化分工、发挥协作配套效应、降低创新成本、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等”，进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和协调发展，这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产业链延伸功能

对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如果说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其社会价值的宏观体现，那么延伸产业链则是其社会价值的微观反映。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演化不断提高了集群品牌的竞争优势，使得系统主体能够按照集群品牌产品的功能特性，细化品牌市场结构，并结合品牌市场不同顾客群的需求确定品牌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作为集群品牌产业发展的重要体现，产业链延伸是一个动态过程，它主要由集群品牌产品生产分工的细化所决定。具体而言就是，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提高了系统内部要素的生态活度，优化了系统内部结构关系和功能机制，增强了系统的竞争优势和动态适应能力，促进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互动和深度融合，同时，也进一步细化了集群品牌产品生产过程各主体、环节和部门之间的分工，提升了集群品牌产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集群品牌产业链也得到了延伸。集群品牌产业链延伸具有一定的条件性，首先是建立在集群品牌产品生产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有效协作。各主体、环节和部门之间仅有分工没有协作是不能够促进产业链延伸的，分工只是产业链延伸的必要条件之一，它还需要基础分工的互动协作。其次是集群品牌产品结构、功能和形态的可解构性。集群品牌产品的可解构性越强，其具有产业链延伸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并不是具有可解构性强的集群品牌产品就一定能够实现产业链延伸，集群品牌产品解构过程还必须依附于科学合理的方式手段，解构方式手段选择得不合理及其使用得不科学，都会影响到集群品牌产品解构的结果。最后是集群品牌产品的价值宽度。价值宽度是集群品牌产品所具有的价值维度总和，其大小范围决定集群品牌产品的价值空间。价值宽度大的集群品牌产品通常具有较高的价值空间拓展可能性，也越容易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六、自我强化功能

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优势就在于系统内外要素及环境关系的协同性和适应性，而这又主要取决于要素之间、内外环境之间关系的合理稳定和有效互动。系统内部要素关系和外部环境关系，一方面保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和系统运作的持续进行；另一方面保证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当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系统可以借助已有的关系结构体系与外部环境进行正常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即便存在结构关系调整的情况，也只是局部甚至是微小的。而当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突发性动荡时，系统主体就必须通过要素层面和结构层面的调整优化以应对环境变化及其影响。此时，系统主体应急素质能力的不高、应急意识的滞后或者应急机制的不健全、不合理，就会影响到系统适应行为的选择和适应过程的有效开展。因此，大多数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会提高系统主体的应急意识和能力，科学设置应急机制以适应环境变化，增强系统的动态适应能力，这种过程有序进行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根据组织行为学的理论观点，自我强化可以理解为组织依据强化原理通过相关的行为活动来完成阶段性目标，最终实现结果性目标。对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而言，自我强化更多表现为自组织协同、自组织演化的实施。然而，这并不等于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不会出现衰退的现象，相反当自我强化功能达到一定程度和水平时，就会形成一种固化，使得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此时集群品牌生态系统极易出现不适应环境变化的症状，由此诱发衰退也就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自我强化功能具有条件性和双向性。条件性表现为自我强化功能需要基于一定的环境条件，没有环境条件的支持必然影响到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自我强化功能的形成和发挥；双向性表现为自我强化功能既会产生积极、正向且有利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的作用力，也会产生制约和弱化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发展的影响力，要求管理者和决策者必须有效把握和利用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自我强化功能。

六、动态演化功能

产业集群品牌是指体现产业集群产品、服务、文化和特色的标示，它形成于产业集群生存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作为产业集群的特殊标志，产业集群品牌可以给产业集群发展带来实效，但产业集群品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条件性，这种条件主要体现为产业集群品牌必须基于一定的环境资源和条件，不同区域的环境资源和条件具有差异性，进而决定了产业集群品牌形成发展状态的差异性。正是不同产业集群品牌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当某个产业集群品牌与外部环境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时，它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功能形态，可以理解为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关于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研究，国内学者首推王兴元教授。王兴元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概貌，对于推动品牌生态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理论成果，结合生态系统的概念本质，可以将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理解为产业集群品牌在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关系结构和稳定功能形态的有机系统。从概念中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包括构成要素、结构和功能三方面内容。构成要素就是产业集群品牌及其发展所依附的环境条件、因素；结构就是产业集群品牌及其所依附的环境条件、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关系结构；功能就是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表现出的功能特性。从形态上看，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可以是某个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生态系统，也可以是几个彼此关联紧密的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生态系统。前者可以视为单独型的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后者可以视为共同体型的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是“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目标顾客、终端市场、金融机构、政府、网络媒体、竞争者以及集群所在区域环境要素之间互动过程”，这些环境条件和要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和影响产业集群品牌生态系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兴元，等.名牌生态系统分析理论及管理策略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2]康胜.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J].未来与发展，2004，（2）.

[3]贺祖斌.高等教育生态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李存金.产业集群品牌形成的四个基本机制[J].科技和产业，2011，（8）.

[5]李明武.产业集群的品牌生态系统演化与集群成长[J].企业经济，2010，（1）.

篇12

(一)流通的内涵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独立的经济活动。流通是“商品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在现实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成为一系列的买和卖”;“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讲,要求等价物的交换”;“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综合(主要讲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些独立的非生产单位,如服务业,被马克思称为“追加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从单个再生产过程看,生产成为决定其他环节的关键因素。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性质、规模和方式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从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指生产与消费)的媒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流通的前提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生产”;“生产方式的综合的性质决定这两种流通(即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而更直接地决定的是商品流通”;“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一定的生产能力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在每一瞬间都相互制约、并且相互影响,以致于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时候,“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只有当生产变成商品生产时,“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要经过流通”,生产就“以流通,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生产是流通赖以进行的基础和归宿,生产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流通是生产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决定、互为媒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脱离一方谈另一方。在卖方市场,是生产决定流通;到了买方市场,是流通决定生产。

(三)流通与分配、消费的关系

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序列中,分配在前,交换(流通)在后,分配的经济只能是借助社会经济规律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各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之后相互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从而达到最终消费。分配与流通这两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表现在:由于分配插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它属于国内收入的初次分配,这种分配首先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然后在全社会进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根据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包括两种,一种是产品的分配,一种是生产资料的分配。两种分配都必须借助于交换(流通)才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满足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分配方式决定交换方式,分配的数量和结构影响着流通的规律和结构;而交换对分配则有能动作用,不仅调节着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而且对分配能否进行到底起着决定作用。

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生活性消费是消费品的消耗,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都必须借助交换。“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它们相互进行了交换并被消费,流通就此结束”,这里流通对最终消费起到决定作用。但消费具有多样性,消费水平、结构、速度都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相互衔接的速度及消费速度”。流通是消费实现的必要前提,流通对扩大消费规模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消费对流通也有积极作用,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马克思流通观的结论对现在依然可用。

当前流通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没有在继承流通理论的基础上完整而有效地建立可以完全解释流通的分析框架。透过流通业的发展史发现,流通是一个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技术背景进行的经济活动,并且是一个多维度的、互相联系和作用的网络群。流通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流通在社会分工驱动下并按照交易费用最低原则进行演化,演化有一定规律有循。流通论的特点是从社会大生产角度论述流通的地位、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的关系等等,其不足之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建立多维度的流通的基本单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流通模式的研究,因而未能预测未来流通模式演变的趋势。

虽然马克思从分工视角和要素秉赋角度论述流通分工的演化,但未能准确地解释流通模式的变革动力和多样性原因。其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准确描述流通过程的基本单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

尽管马克思将流通分为生产资料流通和生活资料流通,但目前理论界对流通基础理论研究仍属于通论研究。而对生产资料的流通模式和生活资料的流通模式都是限于具体的业务层面的运作研究,而对两者的差异性研究不多,国内文献非常少。

总而言之,现有流通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基本是线性、单维度的研究,缺乏现代数学工具,特别是应用最新自然科学的成果来研究流通现象,解释流通规律。陈文玲指出现代流通业发展的特征之一是“混沌化”,则恰恰说明了流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事实上,流通模式演变历史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趋于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只是需要变更或改进原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多维度、非线性的流通现象。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流通研究需要依赖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流通的基本思路之一是沿用马克思流通论的基本观点,从研究微观单个交易过程——交易单元着手,进而构造流通过程。因为流通是由一个或若干个连续的且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单元组成。

交易元模型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一)交易元的定义

无论是贸易还是流通都离不开一个最小的基本单位,也就是买卖双方之间发生的单次交易活动,本文称之为交易元。由两个连续的、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元组成的经济活动称为贸易;由两个以上连续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元组成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交易链,称为流通。而不同的交易元构成不同的流通模式。因此流通模式的研究可以纳入交易元模型的组合研究。

(二)交易元的构成要素

任何一次交易的发生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媒介、支付方式等及它们之间的时空组成,本文称之为为交易元要素。任何一个交易都需要以下要素:

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交易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人。交易主体在交易中的职能是交易决策。交易对象或交易客体。它是指具有交易价值的有形商品、服务或有价物,如商标、知识、技能等。用以交易并具有衡量尺度功能的商品等价物。原始交易是等价的物物交换,到后期发展到具有固定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体——货币、有价证券、电子货币等。

交易场(平台),指能促进双方公开公平进行交易的时空结构。空间可以是来自民间风俗约定的场所,也可以是买卖双方指定的场所,也可以是第三方公共管理机构指定的场所,早期是约定的特定市场,现在发展到交易所和网络交易平台。时间是指交易发生的时刻,因为交易一般具有时效性和不可逆性,所以交易时间和交易空间构成了交易场。

交易原则及规则。交易原则主要是指等价交换原则、自愿原则、法律许可或道德许可原则。以上三原则之间是共存关系,否则交易就不能连续,形成不了交易链。当三个原则不同时满足,单次交易可以存在,如欺诈活动等。交易规则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方式,包括时间、地点、包装等条件。

交易对象的转移活动或者说所有权的转移活动,这包括商品的转移方式和货币(等价物)的支付方式。商品的转移活动称之为物流,货币的转移活动称之为资金流。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分离。当一般商品和货币交换同时产生,称之为现货交易,当两者分离时,分两种情况——当商品转移发生于货币转移前时称之为赊账或信用;当商品转移发生于货币转移后时,称之为预购。当货物转移、货币转移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职能实施者,当该职能实施者为交易双方当事人时为直接交易;当该职能实施者为各自的人时则称之为间接交易,且关系可以是单级和多级。如现代的物流公司就是货物转移职能的实施者,银行就是货币转移职能的实施者。

信息。信息自始至终地存在于所有的交易活动中,而信息依赖于信源、信宿和信息传递(又分信息载体和信息途径)。交易信息包含时间特征、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而信息的处理过程包括收集和输入、存储、传输、处理、输出。信息的传播方式可以表示如下:信息发出方(信源)用何载体以何途径(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方(信宿)接收效果及作用。而且任何交易信息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时间特征、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

(三)交易元模型的定义

按照系统理论,所谓交易元模型,是指通过一次买卖,双方完成一次简单的交易所必须具备的一组交易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形式化地表示为:

交易元模型={(交易元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交易元要素=(交易主体,交易标的物,交易等价物,交易规则,交易场,交易信息),这些要素不是简单的标量,是矢量。交易元模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交易元要素构成的集合,另一部分是这些交易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集合。从交易元模型可以外延出流通领域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很多问题,如渠道及其冲突、流通模式、渠道联盟等等。很显然,对这个系统的特征及演化规律的把握需要复杂的数学工具。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利用相关数学分析工具来研究流通模式及其演变规律。

参考文献:

1.孙薇.流通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

2.李,徐从才.论现代流通成本.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2)

3.丁俊发.重新认识流通(上).中国流通经济,2003(5)

篇13

金融协调是指在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建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和健康发展。亚洲博鳌论坛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成为学者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包容理念在金融领域的破题，蕴含了金融地理学的协调发展思想。“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及“六个统筹”背景下，基于包容性增长的河南省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研究对非平衡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原经济区建设等均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金融、经济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

为了衡量金融、经济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综合性指标体系，本文采用9项指标评估各区域狭义金融系统的金融效率，包括金融机构年贷款总额、金融机构年存款余额、资本形成总额、保费收入、国际金融机构指数、国内金融机构综合指数、上市公司数量、证券市场年交易额及县以及县以下万人金融机构覆盖度。同时引入反应经济及社会系统发展状况的8项指标（经济力、开放力、设施力等），涵盖38项要素以评估广义金融系统的协调度，探析这些要素如何作用于狭义区域金融系统，影响其健康与协调发展。金融协调不仅包括“小金融”的内部协调，也涵盖了“大金融”各分力及各分力要素的协调。

（一）“小金融”内部协调分析

对“小金融”进行主成分及因子分析，由因子载荷矩阵可知：首先，公因子F1在金融机构年存款余额、金融机构年贷款总额、保费收入、上市公司数、证券市场年交易额、资本形成额、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机构上的载荷值都较大，可称为金融发展水平。其次，F2公因子在县以及县以下万人金融机构覆盖度的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这个指标的纳入纠正了以往只注重省均金融发展水平，忽视城乡金融差异的倾向，而城乡金融的协调联动显然是中观金融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再次，综合得分F为将各因子得分以其方差贡献率占两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之和：F=(F1×70.509+F2×14.666)/85.175。由此，可以得出各个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河南省排名第12位，尽管在中部6省中，河南省金融发展状况最优，但是依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得分-0.109）。河南省F1为0.07，F2为-0.97，说明其金融发展存在严重的城乡失调，农村金融成长滞后的问题已经日益明显，势必影响其未来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河南省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资本形成额不足，对外开放力度不够，成为金融协调的短板，而其他指标均领先于中部地区，且位列全国前10位。从各项具体指标来看，河南省存款总量、贷款总量及保费收入均高于中部各省平均水平，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接近省均值，而国际金融机构指数和证券化比率则同其他省份存在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