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基层治理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互联网基层治理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把政府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交给社会，让社会以自组织、自协调的负责方式来承担，划清不该做的事的界限，不越鸿沟。新兴技术“互联网+”的出现，为政府利用“市场之手”进行社会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项成本)提供了技术支撑;还能在及时收集、准确分析民众的需求与行为的基础上，针对其需求，提供或购买最便利优质的服务。“互联网+”在减少中间环节，实现扁平式、网格化服务的独特优势为政府转变职能，解决顽疾打开了光明的前景。

 

一、夯实基础，建立“互联网+”思维

 

1.营造学习研究氛围。“互联网+”是一个新生事物，政府及其各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带头学习研究，一要学习“互联网+”要“+”什么，能够“+”什么;二是找准“互联网+”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点，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既有产业同频共振;三是加大“互联网+”知识的普及、培训力度，真正弄懂互联网经济是什么，研究“互联网+”的发展趋势。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强4G5G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搭建“互联网+”开放共享平台，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二是加强“互联网+”制度创新。“互联网+”深化发展势必会对既有的利益格局和现存管理模式造成冲击，由此产生负面影响。基层政府要以宽容的态度引导“互联网+”产业的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其运行规律，在发展中逐步规范完善，清理阻碍“互联网+”发展的不合理制度，给予其发展的空间和环境。三是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不仅是未来重要的战略资源，更是企业重要的生产要素。政府作为庞大政务数据的拥有者，应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数据的分析、开发和利用，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预警，使庞大的公共数据从沉睡中醒来，释放“数据红利”，推动“数据经济”发展。四是加大公共数据开放与共享。制定数据信息公开与共享方面的政策法规，加快部门间信息共享平台建设。除依法涉密之外的数据外，政府要分层次、分类型地向社会公开数据，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五是加快智慧政府门户建设。智慧政府门户通过访问数据的分析，判断用户的真实需求;通过改进网站短板，为用户提供精准智能服务;通过对网上服务的动态监测，实时掌握政府网上服务质量，由此展开绩效治理。

 

(三)建立“互联网+”思维。“互联网+”在改变网民理念行为的同时，也给基层政府治理带来严峻的挑战。为此，基层政府要树立四种新思维：一树立阳光透明思维。网民强大的围观力量要求政府部门改变不合时宜的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政府部门当以积极的态度审视存在的问题，过程公开透明，积极加以解决。二树立群众至上服务思维。随着网民“平等思维”的形成，他们在维护自身权益方式上，习惯以自媒体的方式进行吐槽与质疑，希望通过引起关注、发酵形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倒逼政府部门转变方式，维护群众合法群益。三建立快速反应思维。互联网适时便捷的传播，政府部门固化的程序化思维行为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突发事件，容易出现“这边早已身处网民与媒体的舆论漩涡，而那边政府相关部门却毫不知情”的情况，造成政府部门因处置不力产生负面影响。四是善用新媒体思维。善于发挥新闻工作者、新闻媒体消解政府部门与网民及群众之间的隔阂正能量的同时;还要运用政务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强与大众的互动，倾听收集从大众的诉求与建议，完善制度漏洞、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服务能力。

 

二、丰富内涵，实现公共服务整合

 

“互联网+”代表的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信息能源”，能够促使互联网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创新。各行各业都可以在互联网实现不间断无缝隙的数字化连接，用它来“+”上自己的强项、改造自己。

 

1.“互联网+政务”。一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政府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的原则，根据《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梳理、分类，重组优化政府业务流程，全部置于网上办事平台，通过在线申办或在线预审等方式进行办理，为市民、企业提供全天候、更无边界的服务。变政府为“服务者”，公众为“用户”。二是运行流程标准化。对网上办事平台的每个办事项，细化运行流程图，全面公开经办事项的具体要求，让群众轻松知道办结所需材料、经过流程。三是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修改不适应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法律法规，强化共性问题的规范管理，统筹互联网与其他行业融合的立法需求和现有法律在网络空间的延伸适用，完善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基础立法，起草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和跨境流动等立法，明确数据所有、使用、转移等规则，加强数据安全保护。

 

2.“互联网+民生”。一是建立民生资源共享平台。对涉及民生事项的政府部门、社会服务机构的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将可以共享的信息纳入政务微博、微信等公共平台，避免工作人员重复数据录入、材料审核，减轻工作压力，节约时间精力，促进公共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二是创新民生服务方式。加快公共服务的供给侧和供需侧对接，精确分析群众对不同公共服务的具体需求，建立数据，开展定制服务，使服务内容、方式更加丰富多样，大幅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三是增强便民服务效果。针对服务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进，出台更多亲民便民措施，变后端治理变为前端治理，强化公共服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全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互联网+督查”。一是坚持用权必督。针对有权无责、权大责小、责任不清、追责不力等问题，建立电子监察系统，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全过程实时在线监察，实现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网上留痕、全程监控，确保办事人与经办人员在办事过程中的“零见面”、“零接触”，有效杜绝“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二是细化责任清单。针对梳理出的每项权力，对应建立“责任事项、追责情形、追责主体、追责依据和应负责任“五位一体”的责任清单，变行政监察方式由事后监察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察，不仅实现权力运行可视、可控、可查、可纠，而且有效解决了有权无责、权大责小、责任不清、追责不力等问题。三是建立办事流程可追溯。凡网上办理业务，不但要求受理时间、受理单位、责任人等一目了然，还要保持网上留下的痕迹有据可查，群众还可以在网上直接对办事人员进行优差评价，推动政府服务质量上台阶。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腿，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

 

4.“互联网+决策”。科学的决策需要掌握大量的历史数据、即时数据和关联数据，才能有效提高政府决策的超前性、准确性和科学性，避免经验决策的局限性。一是建立决策数据支持平台。决策数据库构成要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在线化和数据化，产生大量实时、可供分析的数据。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对跨部门、跨领域数据进行分析，全面掌握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提供有效供给，实现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活学活用数据思维。领导决策应该时时刻刻养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让数据规划进程。通过分析建模，判断事情的产生原因、发展趋势及相关要素，借助数据分析技术辅助决策。对重大事项进行智慧决策，要在智慧评价公共政策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识别政策改进和调整的方向，实现从分散决策向智能决策转变。三是动态地收集民众需求。问政于民，提高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度，对决策执行效果及时作出评估、调整，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使政府决策更加公平、公正;问需于民，政府充分汇聚利用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实时数据资源，提高政府决策的精确性，增强政府决策社会满足度。四是增强治理主体能动性。通过在线互动等网络表达方式，收集整理政府部门、社会各界、普通民众对立法、公共政策以及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建议，扩展治理主体决策参与面，拓宽利益表达、参与协商渠道，整合凝聚各方诉求、智慧和力量，形成社会共识，发挥各方积极性和创造性。

 

5.“互联网+治理”。目前基层治理与服务网络主要针对村居常住人口，无力面对辖区内因社会需求、利益分化产生的职业群体，亟须打破传统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以政府专业治理部门为主导、快速联动的跨部门跨界治理网络。一是科学划分治理基础网格。按照“属地管理、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衔接、动态管理”的原则，将城镇村居划分为一定数量的基础网格，作为服务的基本单元和实施治理的组织基础。二是建立村居基础数据平台。创新基础数据采集方式，变上户全员采集信息为大部分信息居民主动申报，对自主申报的信息开展有针对性审核和上门核查，节约人财物力。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核实后的数据可供区(县)、街道(镇)、村居三级服务大厅和办事窗口使用，市民在开展办理居住证、子女入学、计划生育、高龄补贴等业务时，就无需大量纸质材料的提交、审核，提高办事效率。三是重点加强流动人口监控和出租屋管理。网格员利用手持移动PDA设备和身份证读卡器，采集、录入、上传，建好流动人口信息。对所有房屋进行编码，制作房屋电子地图，实行动态管理，及时跟进出租屋管理，此外，以房屋编码为依据，将治理延伸到居住证、门楼牌发放等其他城镇管理方面。四是充分发挥政务微博功能。将微博的传播职能和服务职有机结合，把政务微博打造成工作服务一体化的平台，提升线上线下联动服务能力，使政务微博成为落实“互联网+”战略的重要载体。

 

三、厘清边界，推动职能转变

 

伴随“互联网+”涌现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务，它深刻地改变着政府治理的宏观环境。基层政府要准确定位自身角色，顺应“互联网+”发展要求，主动转变职能，推动“互联网+”与产业社会的融合度，进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一)遵循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一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随着“互联网+现代生产业”、“互联网+物流”、“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倒逼着政府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健全社会监督机制，扩大负面清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释放市场活力。

 

二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基于互联网共享经济、体验经济和社区经济增长的强劲态势，“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智慧能源”的不断开拓，一大批潜力巨大的O2O企业如雨后春笋，随着这些企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必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三是创新招商引资路径。拿钱、给地、资金扶持的传统招商路径，已经不再适应DT时代。沿海、沿江等区位自然禀赋，也已经不再是吸引资金流、人才流的必然条件。DT(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必须运用互联网思维，完善大数据基础设施，搭建服务平台，培植孵化器，才能吸引企业来创新创业。

 

(二)遵循公权与私权的边界

 

一是打造新型政企关系。为企业提供个性、全面、动态的优质公共服务和高效的办事效率是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的一大法宝，另一大法宝则是政府项目具有一定的可经营性。基层政府可以根据项目本身带来的现金流和费效比，来决定采用特许经营权类的PPP模式、BOT(建设-经营-转让)的模式来或者使用DBFO(设计-建造-投资-经营)模式等，加快基础设施更新换代。

 

二是打造新型政民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利益群体不断分化，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复杂，主要特点体现为多样性、渐增性和交叉性，传统的公共服务模式已很难对此作出及时准确有效的回应。建立新型政民关系关键在于实现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政府方面，政府应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主动做好信息服务和事务办理，为民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服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开辟居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引导民众积极参与，吸纳群众意见，改进服务方式，更好地为民众服务;公众方面，除了完成各种应缴税款、费用以及信息填报等必须履行的义务外，还应积极践行政府倡导的各项方针政策，投身并致力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竭尽所能。

 

(三)遵循政府职能和部门职能的边界

 

篇2

对此，国内知名电商智库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电商快评予以评论解读。

问题一：互联网法院有何优势？

对此，长期关注电商互联网法律监管治理并参与国家多项电商立法课题的业内专家、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为，互联网法院的设立主要有五个有利于：首先，随着网络诈骗、网络售假案件的高发，互联网法院设立有利于充分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为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有效保障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其次，有利于“互联网+司法”、智慧法院的建设；第三，有利于网上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示范体系建设，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第四，有利于现代网络治理乃至网络强国建设的有效制度保障；第五，为全国法院互联网审判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利于我国牢牢把握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特约研究员、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延来肯定了互联网法院对电子商务的积极影响。对于覆盖了互联网和物流等多个领域与平台的电商来说，案件的被告和原告往往相隔千里，打官司常常需要在异地间来回奔波，同时电商诉讼纠纷的证据基本都保留在线上。互联网法庭将有望解决电子商务诉讼的痛点。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认为，互联网法院的成立可以说解决了基层法院的燃眉之急。一来，由于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电商发展突飞猛进，层出不穷的涉互联网案子出现在了基层法院。再者，由于互联网案件往往具有一定共性且短期内数量激增，互联网法院“千呼万唤始出来”。众所周知个别地区基层法院的案件数量畸高，2017年上半年，浦东新区法院收案72753件，审（执）结案件71580件。

此外，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方超强曾表示，通过设立“互联网法院”，探索适合涉网案件的诉讼规则和审判机制，并通过专门管辖的方式，确保裁判法官的业务水平，确保“同案同判”。

问题二：为何选择北京、广州？

对此，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助理分析师贾路路认为，本次选中北京、广州两地再次设立互联网法院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网络经济的原因。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圈，即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中，长三角已经有杭州互联网法院，北京和广州分别是京津冀和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这两个经济圈互联网经济也一样发达，触网纠纷也比较集中。北京和广州有这样的现实的迫切的需求。

第二是空间地理上原因。杭州、北京、广州三大互联网法院在地理上有一定的空间隔离，有利于分散吸收各自经济圈内的触网纠纷，因为互联网法院本身对地理限制有一定的突破性和同时对周边的地区的网络纠纷有一定的辐射性。

第三，网络科技与法律技术的原因。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和维护，不仅需要网络技术的支撑，更需要网络法律理论和实务专家的智慧支持，而北京与广州同样集聚了大量的互联网相关人才。

对此，董毅智认为，随着互联网发展，各地开始追求互联网法院，本次选择北京、广州作为第二批正是考虑到了案件数、地域、科技技术以及审判经验等要素。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设立蕴含技术含量，为当地基层法院解决了案件分流的困难，有效、快速解决了互联网民事案件纠纷，以及其运用科技技术审理案件的方式呼应了当下人工智能大环境。另外，北京成为此次被选中的“宠儿”也不乏有其作为首都的考量。

问题三：互联网法院有何发展趋势？

篇3

电商互联网法律监管治理并参与国家多项电商立法课题的业内专家、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向《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第一，随着网络诈骗、售假案件的高发，互联网法院设立为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第二，“互联网＋司法”有利于智慧法院的建设；第三，其设立有利于网上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示范体系建设，推动我国网信事业发展；第四，它的设立提供了现代网络治理乃至网络强国建设的有效制度保障；第五，为全国法院互联网审判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对于覆盖互联网和物流等多个领域与平台的电商来说，案件的被告和原告往往相隔千里，打官司常常需要在异地间来回奔波，同时电商诉讼纠纷的证据基本都保留在线上。互联网法庭设立有望解决电子商务诉讼的痛点。”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延来也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　　互联网案件数量短期内激增

事实上，早在2017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一度成为国内互联网行业关注的焦点。据报道，截至2018年4月15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受理六类涉网案件7372件，审结4532件，网上立案率高达96％，已关联当事人案件实现100％在线审理。

“众所周知，个别地区基层法院的案件数量高企，2017年上半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收案72753件，审(执)结案件71580件。”上海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告诉《上海金融报》记者，由于近年来电商发展突飞猛进，层出不穷的涉互联网案件也出现在基层法院；再者，互联网案件往往具有一定的共性且短期内数量激增，互联网法院对解决电子商务诉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方超强向《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通过设立互联网法院，探索适合涉网案件的诉讼规则和审判机制，并通过专门管辖的方式，确保裁判法官的业务水平，也确保“同案同判”。

篇4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步入了创新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在我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计划”的新时代，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工作显得十分重要。伴随着我国“互联网+”战略的深入实施，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工作应当上升到更高层面，但目前一些地方在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过程中，还没有将“互联网+”与之进行有效结合，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需要在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到“互联网+”的重要影响，特别是要运用系统思维和创新理念，积极探索“互联网+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有效策略，提升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整体水平。

1“互联网+”对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重要价值

农业技术推广是指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应用于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在我国大力实施“互联网+”战略的新时代，对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具有重要价值，重中之重的就是能够进一步强化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进而使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将“互联网+”应用于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当中，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模式创新，特别是能够使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更具有信息化、网络化乃至智能化特点，比如通过构建“互联网+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平台，能够使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更具有针对性和效能性，特别是在应用信息化手段方法能够实现多元化和系统化；将“互联网+”应用于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当中，还有利于提升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互动性，比如通过网络平台建设，可以根据农民的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互动，进而使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具有较强的特色化；将“互联网+”应用于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还有利于提升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实效性，比如运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和分析现代农业技术需求情况，能够为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提供一定的支撑。

2“互联网+”背景下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制约因素

尽管随着我国“互联网+”战略的持续深入实施，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信息化建设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需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加以改进。有的在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过程中缺乏针对性，特别是不注重坚持以人为本，没有从农业、农民的实际情况入手，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信息化建设相对比较薄弱，相关的软件体系和硬件体系建设不够到位，而且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人员的信息素养同样有待加强，这就直接导致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无法实现更大突破，甚至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相对比较薄弱；有的在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过程中缺乏分类性，特别是不注重运用信息技术进行“分类推广”，比如没有将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应用于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当中，在收集和分析需求信息、发展趋势等方面不够到位，同样会制约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有效开展；有的在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过程中缺乏拓展性，特别是在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方面缺乏产前、产中、产后的有效衔接与互动，同时在应用网络技术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培训方面缺乏规范化和系统性，相关的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咨询服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等等。从总体上来看，尽管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信息化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按照较高的标准和要求来看，一些地方在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过程中还不适应“互联网+”时代，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努力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模式，最大限度推动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步入创新发展轨道。

3“互联网+”背景下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优化策略

3.1强化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针对性

推动“互联网+”背景下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定要在强化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针对性方面下功夫，特别是要学会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工作。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把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平台建设上升到战略层面，切实加大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信息化、网络化乃至智能化建设，进而为提升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针对性奠定坚实的基础。比如可以建立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大数据平台”，切实加强对农业技术需求情况的调查、收集与分析，为有针对性的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创造有利条件；再比如还应当大力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APP平台建设，构建农业技术基层培训、指导、咨询服务载体，并且要不断加强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资源体系建设，建立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数据库”。

3.2抓好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分类性

要想在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中更有效的应用“互联网+”，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更加高度重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农民的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推广，进行使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更具有特色化和有效性。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当在构建多元化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平台和载体的基础上，强化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内容的分类性、层次性和系统性，比如可以运用网络技术开展“远程培训”，再比如还可以运用微信、QQ平台开展交流、互动等活动，这对于促进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的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分类性的基础上，还应当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入手，运用信息技术、动画技术、视频技术开展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工作，强化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的理解和认识，进而促进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有效实施。

3.3突出现代农业技术基层推广拓展性

篇5

1、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公平对待，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断创新统一有效管理新机制，结合城镇化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疏堵有机结合，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2、推进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创新，要建立健全对服刑在教人员、刑满释放解教人员、社会闲散人员特别是青少年以及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的常态化帮教管控机制，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教育改造与安置帮教工作双延伸。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要有措施、有方法、有体系，应在有利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发展上下功夫，尤其是应当致力于建构和完善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的机制制度，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篇6

北京互联网法院揭牌。付强 摄

北京互联网法院将受理哪些案件？

这个名称中冠以“互联网”之名的法院，与互联网又有何关系？

据介绍，北京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北京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特定类型互联网案件。

其中包括：互联网购物合同纠纷；互联网服务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互联网著作权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因对互联网进行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等案件交由互联网法院管辖。

此外，北京互联网法院为基层法院，由其一审审结的案件，当事人应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涉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应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互联网法院内景。付强 摄

审判方式有何不同？

据介绍，对当事人来说，通过从立案到执行全流程网上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路”甚至“不跑路”，凸显服务便民的理念。

此外，北京互联网法院虽然以“网上案件网上审理”为基本准则，但互联网法院并非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全部案件的网上审理。

根据9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线上完成。

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

北京互联网法院内景。付强 摄

在互联网法院打官司有何便利？

互联网给普通民众带来的便利显而易见，而在互联网法院，民众打官司的便利性，亦是可圈可点。

据介绍，其便利性主要可归纳为三点：

一是诉讼方式便捷周到。当事人不需要到法院，便可以实现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的网络化办理。此外，当事人还可以随时在线上点播庭审视频，阅读浏览卷宗材料，从而诉讼流程更加公开、更加透明，司法公信力更强。

二是诉讼成本显著降低。一方面，当事人可通过诉讼平台随时随地进行诉讼活动，减少在途时间，降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另一方面，当可运用诉讼风险智能评估、诉状自动生成机等智能技术，大大降低当事人的咨询成本。

三是诉讼服务全面丰富。互联网法院以方便当事人开展诉讼活动为准则，当事人可通过线上宣传片、立案须知、技术服务热线等方式了解诉讼流程，并使用自助立案系统和诉状自动生成机办理诉讼业务。此外，当事人还可以到法院现场感知、当面咨询志愿者亲身体验诉讼流程，即使第一次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也能独立地顺利开展诉讼活动。

北京互联网法院。冷昊阳 摄

Logo设计有何考量？

进入北京互联网法院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巨大的金色logo。

据介绍，第一部分为最外侧的字母e，为英文单词explorer的缩写，是互联网的标志，象征一网互通、共享开放的信息时代；

第二部分为内侧的字母C，是英文单词Court的缩写，亦可理解为China的缩写，代表中国法院将在互联网时代更进一步，发挥更大作为；

第三部分为中心部位的法槌，代表法院，有一锤定音的含义。一方面突出法院审执中心任务，另一方面表现提升我国网络治理话语权的愿景。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介绍诉讼服务中心。付强 摄

科技感十足的互联网法院

记者在北京互联网法院看到，该院运用了人脸识别技术、智能机器人等科技产品，使整个法院的科技感十足。

例如，北京互联网法院运用了人脸识别技术，通过对接公安部身份系统，在当事人注册登陆网上诉讼平台和进入法院时通过人脸识别进行实名认证，以确保诉讼参与人的人员身份真实。

北京互联网法院内的智能机器人。冷昊阳 摄

而大厅内的智能机器人同样很“吸睛”。据了解，该导诉机器人具备法律咨询、程序引导、法规查询、案件查询、法院介绍、院内导航等功能，可通过语音识别或触摸屏触发问答功能，可在诉服大厅对当事人进行法律知识解答、线路指引等工作。

记者在现场也与机器人进行了互动。当记者问“北京互联网法院有何不同？”时，机器人作出了解答；而当记者说“请带我去电梯”时，该机器人则开始移动，将记者引导至电梯间。

网络调解室所采用电子调光玻璃。冷昊阳 摄

此外，记者在网络法庭和网络调解室看到，两地均采用电子调光玻璃。当这些法庭和调解室用于庭审或调解时，法官或调解员可以通过遥控器调整玻璃状态，使之呈雾化状态，避免其工作受外界干扰，亦利于保护当事人隐私。当这些法庭和调解室闲置时，玻璃可被调至透明状态，方便公众了解和体验。

同时，北京互联网法院还应用了诉讼风险智能评估、诉状自动生成机、文书自动生成系统、语音互动音响、人工智能翻译机、VR眼镜等高端智能科技，既可以方便当事人，也有助于民众体验。

延伸：中国有几家互联网法院？

北京互联网法院并非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法院。

篇7

[DOI]10.13939/ki.zgsc.2016.38.097

随着“互联网+”概念的提出，给高校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应紧跟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推进校园治安防控网建设，提升校园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水平，增强高校治安整体防控能力。

笔者认为高校平安校园建设工作是一个全方面参与、多方力量协作、内外结合、科学合理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大量资金的投入，不断完善和提升校园技防的科技水平，又要有新生的人防力量，不断改进和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既需要学校对安全管理重视与投入，还需要能够联合校园及周边多方力量共同维护校园及周边安全稳定，这样才能建立起“全员参与、内外协作、打防结合、响应迅速、处置高效”的高校治安防控体系，打造安全文明有序和谐的平安校园。

1 构建分级领导责任制，细化安全管理目标，落实校园治安综合治理考核

高校安全管理工作须在高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开展，应建立“校党委行政负总责，各二级单位（部门）分头负责，各科室、各年级具体负责”三级责任体系，通过综合治理责任状、安全管理协议书、治安管理聘任书等不同形式明确责任内容，细化治安管控任务和任务考核指标，明确每一个层级和安全管理责任人的责任与权力，将安全管理的职责和权力下放，确保每一级的责任人都能够抓落实，抓整改，将管理责任落实到个人，落实到细节，要从思想上引起每一名师生员工的重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能够形成上级对下级放权，下级对上级负责，一层抓一层，逐级抓落实，师生员工齐抓共管的良好风气和工作局面。

2 建立健全群防群治队伍，构建师生参与齐抓共管的治安防控网络

师生员工是高校安全管理工作的受益者，又是履行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的主体，因此高校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亦离不开师生员工的参与。高校应按照“教育为主，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综治工作原则，切实加强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宣传群防群治的重要意义，呼吁全体师生员工关注校园安全，树立“校园安全，人人有责”的整体安全意识，广泛动员师生员工积极参与校园治安管理，加强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整合基层维护社会管理的资源和力量，建立健全专群结合的治安防控网络。

3 研判校园治安形势，确定安全管理重点和难点，合理部署治安防控力量

高校应结合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特点，研究部署校园治安防控策略，将校园划分为不同的防控区域，科学合理分布治安防控力量，落实治安巡查制度，对校门、楼宇大门和校园主要干道要加强安全检查，对外单位进入校园的人员车辆，要严格检查登记，构筑校园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对于人员活动密集的学习、活动场所（如研究生工作室、体育场馆、食堂、超市等），要明确安全责任人，落实安全管理规章，对进出的师生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对于存放重要、贵重仪器和设备的教学、科研场所，要安装视频监控、红外报警、防火防爆等技防设施，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人，监督和督促其他人员严格执行，建立和完善重点要害部位台账资料。

4 关注和研析网络舆情，建立灵敏高效、全覆盖的动态信息网

维护校园政治稳定，是确保高校各项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高校在发展过程中，作出的每一项决策都与师生员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一旦在师生员工中产生连锁反应，就会波及范围较大，很容易酿成，严重影响校园安全稳定，因此，要做好校园安全维稳工作，便要及时、准确掌握师生员工思想动态，第一时间捕捉到具有群体性、苗头性、倾向性的不安定因素。高校应建立以党政办、学工办、宣传部、保卫处为中心的动态信息网络，通过各基层党委、党支部、优秀党员建立畅通的党政信息渠道，及时捕捉教职员工的思想动态，尤其是青年教师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辅导员老师、学生骨干建立扎根于学生中的学工信息渠道，搜集和发现学生中的异常动态和热点问题；通过宣传部、校园网、网络安全员建立实时的网络舆情渠道，特别是在重大节假日、政治敏感日，要能够及时捕捉网络舆情中蕴含的不稳定因素。

为获取深层次情报，高校应建立一支由政治素质好、作风正派、群众基础好的师生员工组成的政保信息员队伍，关注微博、微信、贴吧等网络媒体平台，通过对话、谈话、访谈等沟通方式，掌握师生员工思想动态，对发现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严格履行保密制度，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及时化解各类矛盾和纠纷，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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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程同顺：“村民自治的时代困境及未来趋势”，《人民论坛》，2013年第26期。

③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5年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信网，http：///，2016年1月22日。

④吴景双：“外出务工致农村人才流失超8成，职业农民培养难”，新华网，http：///，2015年5月11日。

⑤齐东杰，周海生：“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农业现代化研究》，2015年第2期。

⑥李丹丹，杨雨奇，赵欢：“12起村官巨腐案涉22亿”，《新京报》，2014年8月7日。

⑦曹溢：“‘村官巨贪’戏码缘何不断上演？”，《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10月22日。

⑧刘苗苗，宋明爽：“社会治理理论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探析”，《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⑨叙岚：“反家暴更须关注留守妇女权益”，中国青年网，http：///，2016年3月10日。

⑩潘岳：“环境不公加重社会不公”，《t望》，2004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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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推印⑵笠荡葱隆⑿幸荡俳、资本融入是互联网法律服务模式创新的主要动力。本文分析2015年来互联网法律服务的模式创新和主要难点，探讨互联网法律服务四方面的公共价值。

互联网法律服务三点创新及主要挑战

早期，以“找法网”“中顾网”“律云”为代表的“门户网站”模式，通过提供律师信息和分类检索功能，方便了用户与律师的线下联络。相继而来的是以“法大大”“无诉案例”为代表的“法律工具”模式，为法律工作者提供了合同和案例搜索工具，提升合同签署效率。以“绿狗”“知果果”为代表的“垂直法务”模式，提供了专为中小微企业，或者针对知识产权等特定业务环节的法律服务。这些模式对于推动法律服务的透明化、标准化，提高工作效率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近两年来，以“律兜”“口袋律师”为代表的平台则走向了互联网法律服务的第四条路，即针对普通大众，建立公众与律师良好沟通关系的“社交服务”模式。此类平台均由具有律师和互联网行业背景的人士创办，整合全国性的法律服务资源，实现普通网民需求和专业律师服务的有效对接。围绕服务谁、提供什么服务、谁来提供服务三个基本问题，“社交服务型”互联网法律服务模式做出了三点创新。

一、拓宽社会覆盖面，面向普通公众提供个性化的法律服务。

“社交服务”模式的平台，针对公众找不到、用不起合适的律师这一社会问题，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法律专业服务的集成融合，让老百姓与律师成为朋友，随时随地享受法律服务。公众原来不被重视的、分散的、碎片化的、轻量级的法律需求被聚合在一个大平台上，使得平台发挥了互联网的长尾效应，通过整合律师的碎片化时间进行供需对接。

二、以用户体验为导向，优化产品结构并建立信任关系。

这一轮的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即时响应、普惠式收费、信任关系的建立上：互联网平台突破时空界限，保证对公众需求进行7×24小时的即时响应；移动互联网平台因为利用了律师的碎片化时间，又可以把很多微小的诉求集约化处理，因此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成本；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会通过详细核实和公开律师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平台咨询量、用户评级等信息，进行咨询质量监督、抽查、用户回访、跟踪，对律师进行服务培训，采用末位淘汰等方式来保障公众获得更好的服务。

三、打破多重局限，整合全国律师资源积极参与公共法律服务。

国内律师地域分配不均；行业内靠关系吃饭，论资排辈现象突出；不同律师专业领域不同，隔行如隔山……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打破了上述局限，对资源进行了重新整合。首先，整合更广泛的律师资源，利用律师们的空闲时间来提供服务。其次，打破资历限制，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年轻律师也可以通过用心服务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等。第三，平台可以智能化地根据专长、职业年限等标准对抢单律师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向他们分配公众需求。

当然，尽管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正在努力进行创新和突破，他们依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连接大众的互联网法律服务平台并没有迎来用户的爆发，厌诉情绪始终笼罩着大多数当事人；互联网法律服务是一种低频的刚需，公众对服务期待的个体差异也比较大；不断累积的服务数据资源需要进行深度开发，但是难度比较大，不同平台都还存在很多观念上、技术上、制度上的难点和薄弱环节。

互联网法律服务发挥四方面公共价值

将互联网透明、公开、便捷、高效的特性融入法律行业，不但可以消除行业自身的信息不对称，还能够最大程度地整合综合服务资源，运用技术手段构建一体化服务平台，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更多地向社会治理末端延伸。

我国的公共治理应该学习美国比较成熟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具体体现为顶层设计能力（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和制度设计）、社会化能力（建立由政府、协会、企业、智库等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体系）、协同化能力（建立由其他公司、部门组织间信息交流、合作共享机制）等三种能力。今后，互联网法律服务的企业平台会与公共部门形成互补和融合，在长远发展中发挥出四大公共价值。

一、建设移动互联网互动矩阵，提升普法效能。

随着移动互联网不断发展，网络平台的普法渠道将齐头并进，逐步形成互联网普法矩阵，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推进普法工作，将普法落实到城乡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群体，实现全民智慧普法。

二、引入市场竞争活力，促进服务创新。

从服务方与需求方的交易模式到服务的流程，再到服务的保障体系，都是各个互联网服务企业重点开发、不断完善的必争之地，这一过程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使相关产品和服务得到不断优化。

三、共享数据和人力，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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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部署“早”，组织领导到位。按照《琼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琼结县基层残联组织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琼政办[2021]26号）文件精神，精心谋划，及时成立了琼结镇基层残联组织专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抓、率先垂范，分管领导具体抓、组织实施，领导小组成员各尽其责、密切配合，从目标要求、工作内容、组织实施、队伍保障等方面，对社区残协建设作出安排部署，确保社区残协建设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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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社会中的个体和组织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需求变化、公众诉求改变都可以成为再次推动社会进步、进一步释放改革内在潜力的重要途径。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考察社会管理创新，既可以有效释放城镇化建设中的改革红利，也可以充分调动多方社会主体的积极能动性，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新型城镇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

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的外延式扩张，新型城镇化是更注重发展质量的内涵式扩张，要求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全方位发展。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对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的研究，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呈现一条S型轨迹曲线，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期阶段人口城市化率为30％以下，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为30％～70％，人口城镇化率会快速增长，后期阶段达到70％～90％，进入成熟的城市化阶段。在由中期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受到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约束，会出现结构调整和社会管理滞后带来的相关问题，面临城市发展的瓶颈。在这一阶段，适当的转型战略、制度变革和管理创新是保证城市化深化发展的必要基础。社会管理的功能在于满足社会发展中人们的多样化需求，协调社会生活各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的利益关系，通过制定社会规则、社会政策，通过一定的执行手段，借助各类社会主体来实现社会进步[1]。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然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更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手段来加以解决和化解，对社会管理的内容、机制和措施进行变革和创新。

二、新型城镇化引起社会管理需求变化的因素

1.经济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快速向工业化社会转变，产值结构、就业结构转型速度加快，从1978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至636463亿元，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从28.2%、47.9%和23.9%调整至9.2%、42.6%和48.2%，就业人口比重从68.2%、18.3%和13.6%调整至29.5%、29.9%、40.6%①。就业结构从传统的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占绝对优势的现代就业结构转变。2.人口与收入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和人口结构变化，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农村转移人口。2014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98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53亿人。全国农民工总量2739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①。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5。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为2.38（见表1）。可见，我国城乡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城镇化进程势必要进一步深化。3.利益诉求多样化市场经济改革后，分配形式多元化带来了居民收入多元化，导致我国在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出现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形成了新时期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经济地位的改变决定了人们的利益追求发生了变化：弱势群体的基本诉求是关注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普通医疗、上学、住房等问题，富裕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参政意识不断强化。而且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更加重视个人发展和个人权益，利益诉求和表达愿望日益增强。不同社会阶层对社会管理的内容提出了不同需求。4.社会问题复杂化在近年的城镇化过程中，我国不同地区、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加大，社会结构和公众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多元化、差别化和高级化的特点。由于整个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大大加强，信息化程度加深，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发展，不同利益主体各种诉求相互交织。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引发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我国现有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措施出现了滞后。5.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所有制性质的变动使社会关系结构相应调整，社会成员的活动空间扩大，社会流动性加剧，人口转移、各社会阶层开放流动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赋予了社会更多新的权力资源。我国形成了知识分子、职员、企业经理、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多种阶层。社会阶层分化后，逐步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由许多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众多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不断涌现，社会组织结构从一元化向多元化和异质性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中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

1.新型城镇化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新型城镇化是研究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同时也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要求，二者在理念、内容和目标上具有具有紧密联系（见图1）。赵辉：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与体系构建第一，新型城镇化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一致的价值理念。新型城镇化摒弃传统城镇化的粗放式扩展，不再仅仅强调人口和建设的城镇化，而是更加注重公众生活质量提升，尊重公众意愿和需求，以实现个体的需求和价值为核心，是以人为主体的城镇化。新型社会管理以人的需求为导向，围绕实现公众诉求、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并激发社会活力对社会管理的内容、机制和措施进行创新。从理念上看，新型城镇化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即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和服务。第二，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是依托于工业化的扩张。由于我国前期经济发展过度强调工业化扩张，在被动发展下促成的城镇规模、形态、功能、设施和生态环境等都难以满足现代化城镇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新型城镇化带了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和社会问题复杂化，同时也对社会管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从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出发，在政府服务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社会组织建设、公共政策提供等多个层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第三，社会管理创新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保障。新型城镇化是一项涉及农民市民化、产业支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必然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新型社会管理机制和手段来加以化解，社会管理发展的越完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就越小，改革才能顺利推进。2.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社会管理是在公众认同和参与的基础上，通过多方社会主体协商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在于，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管理滞后引发的相关问题，建立符合新型城镇化要求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模式，进一步改善民生、保障权利、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新型社会管理系统。创新内容主要体现在：第一，体制创新，深化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自治；第二，机制创新，以新型城镇化引致的需求为导向，借助市场力量实现社会管理机制的构建；第三，方式和方法创新，通过社会管理体系重构，培育多元化社会管理主体。3.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管理创新的阻力与动力任何改革和创新都会面临束缚和障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同样要突破各种阻力和瓶颈。阻力（1）观念变革阻力。观念和思想上的滞后是制约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层次阻力。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包揽了几乎全部社会工作，全能型政府在现实中往往演变为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方式。这种强调政府作用、轻社会管理、忽视社会其他多元参与主体的思想严重制约社会管理创新。要实施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转变观念，将以人为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观点贯彻到社会管理工作中。这种观念和思想的转变不是仅仅依赖于道德建设和思想宣传，更要依赖于相关的制度设计，通过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方式，保证公共事务和社会管理需求能够真实、全面表达，并及时获得信息反馈，树立依法管理、多元参与、协作治理的社会管理观念，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推动力。（2）路径依赖阻力。社会管理创新即是要突破原有的社会管理路径和模式，这一过程中，必然要突破既有发展路径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企业办社会”的社会管理方式使社会需求和社会力量被极大的压缩和忽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由于惯性的力量，旧的社会管理模式、机构设置、基层管理方式等仍然会在原有路径“自我强化”。突破路径依赖可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的激进式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变革主体来自基层，是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变革。显然，政府过度干预已经是现行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而社会管理创新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也决定了政府的主要职能除提供必要的法律、法规方面的制度供给之外，是仅以社会管理的多元化主体之一参与社会管理。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在于实现潜在的外部利润，利用经济体内部实现非均衡力量的自发进展，再沿着非均衡的发展路径施加以外部推动力，保证改革沿着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相一致的路径前进。社会管理创新，正是要摒弃原有的权力主导过程，政府以制度支持为社会其他主体参与社会管理、争取自身利益营造政策环境，实现利益关系调整和权益保障，平衡各类社会主体和各阶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使其能够通过参与社会管理工作追求并实现自身利益，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实现公民自治。（3）既得利益阻力。变革创新的过程就是不同群体之间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必然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当前我国的改革进程已经从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正是通过发挥社会力量再次释放改革红利的途径之一。经过之前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管理的利益格局趋于固化，政府相关权力部门和基层管理部门难以放弃既有利益，不仅使社会管理难以有效开展，还会严重阻碍公众对社会管理过程的参与。社会力量与经济变革一样蕴藏着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潜能，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必然要突破原有利益格局的僵化状态，重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利益格局的打破也是实现制度变迁的基础。动力（1）外在动力———改革要求。外在动力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制度改革，但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以及一些已经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管理模式。加之经济体制改革后公众对社会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使我国的社会管理呈现出一种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非均衡的状态，这种制度非均衡是推动制度创新的主要推动力。（2）内在动力———社会需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实现以服务为宗旨、多元参与、动态协调和源头治理。人口流动、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组织发展对社会管理的理念、机制、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扩大，社会组织、公众的自发利益需求会驱动其参与社会管理，将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变革需求，这些需求会形成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驱动力。（3）直接动力———利益驱动。相关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理性选择形成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直接动力。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能够得到自身权利和利益的保障，获得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参与的个人利益。现有的社会管理制度已经制约社会主体获取利益的机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主体个人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形成对社会管理制度变革和创新的直接推动。4.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社会管理机制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机制是实现社会管理功能和目标的必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管理模式从管控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基础（见图2）。⑴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利益诉求是社会利益主体表达利益愿望、维护利益权利，以实现利益要求的行为。当前对利益冲突的调节与整合，仍然是基于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的关系和机制，这在新形势下带来了社会风险和社会问题方面的隐患。只有利益表达渠道通畅，才能通过各社会主体间的沟通、反馈充分反映社会需求，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激励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化解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实现从根本上塑造社会管理的动力源。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应实现：第一，加强利益表达制度建设，通过立法规范利益表达、贯彻平等参与原则、关注弱势群体，积极引导利益群体理性合法的表达利益诉求；第二，疏通和拓宽诉求表达渠道，利用大众传媒和社交平台的利益表达窗口功能；第三，搭建灵活多样的诉求表达平台，发挥互联网在信息传递上的积极作用，迅速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诉求表达机制是将社会管理需求的决定权交给社会，通过满足公众合理需求推动社会管理工作的完善和创新。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变革最核心的问题是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协调机制，是社会系统变化中协调不同利益主体间相互关系的组织、制度和作用方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层面。市场机制是调节利益关系的基本机制，协调多元社会主体的基本经济利益，需要充分利用市场为不同利益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加强执法部门、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维护社会各阶层主体合法追求自身利益。第二，政府层面。针对市场失灵，政府提供基本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法律、法规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来协调利益关系，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建设有效渠道鼓励民众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利。第三，道德层面。道德通过对社会舆论、信念、教育的影响来实现对利益的协调。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公共生活中利益协调的基本准则。⑶加强权利保障机制。收入水平、知识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公民权利保护意识提高，并对政府保障公民权利需承担的责任提出越来越合理、细致的要求。加强权利保障机制建设要健全科学有效的就业权、健康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基本公共服务权、政治参与权等保障机制。健全法律和法规建设，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⑷改进矛盾调处机制。个体或群体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时，会出现利益关系引发的矛盾。社会风险管理和社会问题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虽然全能控制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有所改变，但仍存在行政管制过度、管理者对上级负责的社会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处在对立状态，社会上经常发生的一些冲突问题也正是由此而起。改进矛盾调处机制要求改变原有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培育多元化社会管理主体，建设多方协商的交流渠道，以民主共商、共建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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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当前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尖锐化的形势下，迫切需要以“全民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导，打造一套科学完备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5年10月13日，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会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对于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社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现状

（一）整合矛盾调解专项平台

矛盾调解专项平台，主要是以各地现有的、具备一定专业经验的矛盾调解中心和各类调解委员会、调解室为依托建立起来的专业的矛盾调解专项综合平台。以许昌市为例，矛盾调解专项平台，主要是以各区县已经建立的、并有一定工作经验的矛盾调解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依托而整合起来的，目的是实现矛盾纠纷统一受理、分流处理、专项解决机制，努力形成人民{解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协作配合的矛盾纠纷调解专项平台，逐步将家庭关系、邻里纠纷、环境保护、消费纠纷、物业管理等的相关纠纷集中到专项平台进行调解。

1.整合有效平台，集中资源配置。我国在多元化解机制中应积极有效的整合各类平台并优化资源配置，夯实多元化解机制的基础。许昌市各县区结合本地实际，努力健全软、硬件设施，建立了高标准、多功能的专业的矛盾调解中心。各县区的专业人民调解中心有专职队伍、有固定经费、有规章制度等，并已经受理了大量各类矛盾纠纷，实现了矛盾调解专项平台建设的良好开局。具体如下：禹州市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建起了集协调管理和调解于一身的专业人民调解综合平台：魏都区以许昌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依托，建设专业人民调解中心；丁庄办事处将专业人民调解中心与已经建立的“说事评理帮帮团”和“巧嘴说事”有效衔接起来，开辟了更好的矛盾纠纷收集和化解渠道等。

2.建立规范制度，健全调解机制。科学、规范、便民的调解制度是多元纠纷化解机制长期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国家应重视多元化解机制的制度构建和体系建设。许昌市各县区矛盾调解专项平台普遍提供“统一窗口、内部分流”的便民调解服务，建立“统一受理、分流处理、专项解决机制、限时办理、监督反馈”机制。在值班考勤、评价反馈、综合管理等各项制度下，完善一系列、流程化的工作制度，实现矛盾调解专项平台的专业化、综合化。

3.选配金牌调解员，壮大调解力量。工作在矛盾调解一线的调解员是我国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最终落实及实施效果的保障，国家应重视对矛盾纠纷调解人员的吸引和培养，加强调解队伍建设。许昌市各县区在优秀人民调解员的基础上，还积极组建以各行业具有行业专业背景和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专家组成的专家库，在专业领域不断着力，以期及时有效地解决各项纠纷，此外在调解队伍的建设过程中，各县区十分重视选调调解经验丰富、勤勉敬业、热心调解事业的优秀人民调解员，在队伍组建之后，强调专业人民调解中要用语文明、举止得体、服务高效等，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人民调解服务。

（二）以社区作为调解平台的根本点

从根源上看，社区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在基层最集中的表现。社区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中最基层的工作单位，当前已成为大多数矛盾纠纷的交汇地、直接发生地。许昌市各县区一直在实践和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力求将矛盾解决在内部、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有力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区自治。

1.网格化管理延伸服务触角。全面实行矛盾调解网格化管理，不仅体现了我国高效便民的法治思维，提高了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的效率，还是我国社会管理模式不断提高的表现。许昌市魏都区、许昌县、鄢陵县、襄城县、禹州市、长葛市按照无缝覆盖、动态调整、便于管理的要求，将村居（社区）划分为四级纵向网格，点面相连，更好地层次化、针对性进行调解服务，同时推动网格内的协作互助，定期流转服务、强化交流，实现“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其中魏都区还建立了专项信息平台，将社区、街道、楼院三个层次，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技术手段综合管理。全区所有人口和所有的房屋、场所均纳入平台管理，形成了一个强大数据库，在信息平台上进行工作调度和安排。

2.服务细节化，切实保障民生。建立网格服务机制和网格排查化解机制，在网格内推行排查小隐患、控制小苗头、调处小纠纷、办理小事务、解决小问题、整治小环境等“六小”微服务。

3.多队伍群防群治。即村级警务助理工作队伍，法制宣传队伍，信息收集队伍，人民调解队伍，义务联防工作队伍，网格联防队伍。

4.多网防控，筑牢立体防控。即社会面巡逻防控网，视频监控技防网，群防群治防控网，出城过滤卡口防控网，网络信息防控网，信息收集网，特殊人群关爱服务网，安全防范法制教育网。

（三）调解诉讼无缝衔接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与诉讼的无缝对接，不仅可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还可以法院的工作压力，促进法律。政策和群众利益的平衡。许昌市各县区均推出了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其中，魏都区还创新建立了访调对接，检调对接，实现诉与非诉的无缝对接、快捷化解。诉前先调解，引导当事人不急于进行诉讼，到人民调解中心或行政调解中心先行调解：诉中联动调解，适时与乡村、社区等各部门进行对接，实现联动调解；诉后做好安抚工作，及时向乡村和部门通报案情，共同向当事人作判后释明工作，实现案结事好。在司法指导、委托调解和司法确认三大抓手下做好纠纷解决工作。

二、我国基层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困境

（一）矛盾多元化解机制仍以诉讼为主

国家虽积极引导和鼓励基层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但事实效果并不理想，矛盾化解仍以诉讼为主，解决方式仍相对单一。虽然许昌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通过网格化管理，已经渗透到各县区的城市社区、农村社区、街道和村路。但是作为一个城市，社会阶层复杂，随着社会利益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和调整，人们对于纠纷的利益诉求也更加复杂，更多的人有纠纷解决的困扰，但是仍然有大部分群众不知道纠纷解决的多种方法，仅仅对于诉讼较为熟悉。此外，建设法治社会的呼吁使得民众对于除诉讼之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甚了解，而是动辄采用诉讼的解决方法，这也使得法院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二）人民调解员的数量缺乏，调解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人们最能够认同的“说和”的纠纷解决方式，比讼来，是不断协商，能够相对不伤感情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同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治进程不断推进，人民调解制度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也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人民调解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调解进程的推进以及调解结果对于调解员的依赖性过高，同样的纠纷，不同的调解员来解决可能结果大相径庭，这不符合法治社会的基本初衷，因此人民调解员的整体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以许昌市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调解员大多是有着公益热情的普通老百姓担任，他们更多的是利用传统文化中的基本道理以及说教的方式对当事人进行调解，而不是运用基本的法律法规等，这对于社会法制的发展处于不利状态，这使得人民调解工作陷入尴尬。人民调解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公益性，即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其供养需要政府、社会等，其资金来源限制性较强，基于我市的情况，对于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显然很有制约，因此，资金问题也是人民调解制度进步的重要阻碍。

（三）矛盾化解主体分散化，难以协调统一

矛盾往往是由各种原因和条件相互交织而成，经常会出现“一果多因”或“一因多果”的复杂关联，社会矛盾由于社会各个因素的交叉存在，更是使得各类社会矛盾之间相互纠结叠加、复杂难解，因而也必然要求矛盾化解体系本身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此外我国社会管理是习惯于将国家公权力主体凌驾于一切之上，公权力的管辖范围几乎没有遗漏，这种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很容易不恰当地排除其他社会力量。但是，政府的力量毕竟有限，在应对复杂社会矛盾过程中其显现出来的资源、能力不足也使得其自身公信力不断下降，这对于纠纷解决百害无利。事实上，现存矛盾化解体系主要采取的是按类型分别应对，各个主体之间按照既定工作模式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缺乏有效的综合协调，甚至多个主体之间存在着职能交替叠加或者存在推诿可能。

（四）各类解纷主体衔接协调不够

在现实运作中，诉讼与非诉机制缺乏应有的衔接，诉讼方式过于被青睐，也同时导致非诉方式很难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其被重视程度也不断下降，导致当事人在选择解决方式的时候不会优先考虑。此外，在制度中对于非诉和诉讼的衔接也没有合法规范的呈现形式，显得无章可循，使得诉讼中的法官、非诉中的主体机关无所适从，既不想过多地照管对方，也确实无法形成良性配合和规范化的模式。非诉讼解纷方式之间也同样存在着互补衔接机制不足的问题，没有规范的管理方法和模式，可供选择的解纷渠道不足，纠纷冲突最终还是进入诉讼渠道。

三、完善我国基层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议

（一）加大宣传多元化理念，提高解纷主体多元化意识

我社会快速转型发展使得各类矛盾增多，而现有解纷机制显得力不从心，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正体现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制度安排。正是将纠纷解决权由国家垄断逐步向社会回归，建构一套“以诉讼为核心、以调解为基础、以社会为依托、以法制为保障”的多元化解纷系统。因此，应不断加强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的宣传，使普通百姓更深入地了解各种矛盾纠纷化解的程序、优势和效果，能主动寻求不同的纠纷化解机制，切实使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得理念深入人心。

（二）构建信息联网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是一种将计算机信息处理功能与便利的通信网络相结合的诉讼外争议解决模式，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在网络空间的运用。”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工作生活与网络结合得越加紧密，网络和信息化在为人们生活提供高效便捷低廉服务的同时，也由此产生了新的纠纷和纠纷解决机制。

1.ODR的充分利用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渗入的工作领域和工作模式在不断改变着传统的行业和领域，对于纠纷解决领域也不例外，利用互联网进行管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lC）的第36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8.4%。手机网民规模达6.74亿。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来说，纳入ODR是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化的重要变现，ODR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一“元”。

2.建立网格与网络相互嵌套的多元矛盾化解机制。ODR作为一种新型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其运用过程和运用结果也是衡量我国纠纷解决成效的重要一环，决不能排除在外，对于ODR要用较为包容的态度，在规范中发展，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规范方式，让其更适应现在社会的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在互联网虚拟世界之外，将既定基层行政区划中的街道、社区、村镇等基层单位划分为若干个管理网格，在、公安、司法、工商等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下，充分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协同参与，使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地覆盖更多的普通民众。从而使纠纷化解在萌芽阶段，最大限度地发挥预警机制的重要作用，从而高效及时地化解社会纠纷。

（三）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

国家应积极支持鼓励地方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虽然目前许昌市有些县区也在尝试和探索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但是目前三个调解之间的衔接还不够深入，工作尚未完全展开，未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有机衔接，对于解决具有行政性质的案件，如山林权属争议等具有无可替代的最好效果；人民调解与公安、劳动、农林业等行政部门的民行调解衔接，是人民调解可优化的最重要领域，这些方面覆盖了大部分的调解案件，应该予以充分重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紧密结合，是现代法治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仅仅依靠司法、依靠国家强制力难以化解纠纷于无形，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因此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的衔接是开辟诉讼与调解对接的“绿色通道”；与此同时，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者的衔接联动也至关重要，如法院、公安、司法部门等联合建立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诉调衔接工作机制，使交通事故纠纷“三调”联动处理有规可循。

（四）拓展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调解组织

篇13

“民情地图”

是一张什么图

松阳县地处浙江南部山区，境内多山，道路崎岖，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是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生态风险严重；由于地处山区，交通闭塞，松阳县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相对落后。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户籍政策相对宽松，很多辖区居民外出打工，也有许多外来人员涌入，导致松阳县人口流动相对频繁，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时有发生。这些情况对松阳县基层社会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做好基层社会管理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12月，松阳县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即在浙江省舟山市推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基础上，结合松阳实际情况，绘制“民情地图”。

截至2011年，松阳县共手绘完成了401个行政村的2406张“民情地图”。“民情地图”由村情民情图、产业发展图、组织体系图、重点人员图、结对帮扶图、防灾避险图等6张“地图”组成。

其中，村情民情图主要是村庄地形地貌，包括山林、农田、河道、山塘水库、道路等，以及农房分布及房屋结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分布情况；产业发展图主要标注村庄产业分布、发展和农户从业情况，包括每个农户的农田、山林及从事种养业情况，以及经商办企业、外出务工创业等情况；组织体系图主要标注村级组织及村级基层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结对帮扶图主要标注需要结对帮扶的农户和优抚对象等情况；重点人员图主要标注需要重点联系、重点关注的人员情况；防灾避险图主要标注自然灾害隐患区域及避灾抢险线路等情况。每张地图各有侧重，组合起来是一个全面、直观、准确反映村情民情的综合体系。

此后，“民情地图”不断升级，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松阳县将全县各种情况全盘摸清，并统一绘图标准，实行数字化管理，建成了一张网络版的“全情图”，建立了“民情地图”服务地理信息系统。该系统成为汇集该县20多万群众基础信息的民情大数据。

为了进一步巩固该项创新成果，确保系统的使用安全，2015年3月，松阳县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授权。2015年10月，以松阳县民情地图为基础开发的“一种民情地理信息系统”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松阳县绘制“民情地图”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典型案例。这种管理方式的创新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增加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基层干部管理社会、服务群众的能力。

“民情地图”的绘制也使基层干部更加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源头信息、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等数据，在处置、安全问题和自然灾害时，反映更加迅速，处置更加及时，措施也更具针对性，对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时，“民情地图”大数据为地方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有效地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松阳县为做好“民情地图”，发挥其最大效应，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

一是扎实做好民情调研工作。明确要求把全面深入掌握村情民情作为重要目标，把走访每一个农户作为基本任务，县领导带头蹲点调研、走访农户，乡镇干部深入农村开展村情调研，机关部门干部深入开展结对联系服务调研，网格服务团队深入开展村情民情走访调研。通过挨家挨户走访每一个农户，开展民主恳谈、民情分析、民主听证等方式，全方位掌握农村基层情况，全面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所忧所困，广泛听取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绘制“民情地图”做好基础工作，收集好第一手素材。

二是构筑“民情地图”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专门的地理信息系统。松阳把每个村的“民情地图”统一录入平台，形成电子版“民情地图”。研发松阳县“民情地图”地理信息系统，通过增设“民情地图”社区、部门和企业三大板块，变静态的二维图为动态的三维图，使其具有修改功能、搜索功能、分类功能、保密功能、备用功能，进一步拓展了“民情地图”服务范围，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同时，明确规定村情民情一旦发生变化，必须及时进行更新，促使广大干部第一时间掌握基层动态，保证“民情地图”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三是健全工作机制。松阳县专门组织编印了培训教材，内容包括“民情地图”制作要求和使用常识、农村工作政策法规、农林水电以及民政、计生、社保、等方面的知识、案例等。而且要求每位干部每年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集中培训和学习。并且，建立起应知应会能力考查机制。依托“民情地图”计算机管理服务平台，建立了“民情地图”应知应会能力考试平台和题库，通过试题测试和“应知应会能力大比武”等形式，定期对乡镇和县级干部进行考查。

另一方面，健全完善督查、考核机制。通过集中检查、暗访抽查等方式，加强督查指导，把握工作进度，发现解决问题，确保取得实效。同时，把“民情地图”工作纳入乡镇、机关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纳入乡镇、机关干部和网格服务团队成员个人年度工作考核，纳入村干部年度工作实绩考核，并与村干部工作报酬挂钩。另一方面，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如果出现对群众事务重视不够、处理不当、作风浮夸，造成群众不满的，对相关领导干部、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将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等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将依据党纪政纪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松阳经验

的普适意义

党的十指出，各级政府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努力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管理精细化，并且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当前，积极探索并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已经成为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松阳县绘制“民情地图”的做法，对推进基层社会管理有重要启示：

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观念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行政活动从“消极行政”、“干预行政”向“积极行政”、“福利行政”的转变。政府在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职能，对此，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曾以政府任务的复杂性增长为主要线索，对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和任务作了如下概括：起初是传统的维持社会秩序，然后是对社会补偿的公正分配，最后是应付集体性的危险情况以及公民权益的保障。他还特别指出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政府的行政活动，尤其是预防性活动，必须在其中展开的时间限度内日益扩展，政府的行政目标应逐渐转向以风险预防为主的积极行政、预防行政和福利行政。

其次，要深刻认识“大数据”的意义，科学使用大数据。松阳县建立“民情大数据”至少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促使干部更深入群众，走村入户，掌握村情、社情、民情的一手资料，从而切实了解民生所需所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另一方面，收集来的大数据，可以为领导干部作出科学决策，提供全面准确的一手资料，从而提高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效益。

大数据运用在社会管理中至少有三个作用：一是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可以成为支持社会管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促进政府从传统的依赖经验的粗放型决策向依赖大数据分析的科学决策转变。二是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加强社会风险控制，提高政府预测预警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三是利用大数据可以实现社会管理从碎片化向网格化的转变。社会管理的碎片化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协同性差，“信息孤岛”现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扩大信息共享的范围，降低各部门在数据和信息收集、处理和应用等方面的成本，提升数据和信息的使用效能、效益，有助于推动政府部门的协同与合作，进而促进社会管理体制从碎片化向网格化转变。

再次，要将“互联网”运用到社会管理中去，形成“互联网+社会管理”的新型治理模式。互联网的发展对社会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它推动了社会经济转型和重组以及社会群体组织、人员互动模式的变革，对社会管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阿基米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如果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等比作地球，社会管理比作杠杆，那么“互联网+”就是支点，可以“四两拨千斤”，“互联网+”在社会管理领域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