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创意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非遗文化创意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非遗”是指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遗产而言的概念。是指各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非物资文化遗产对我们的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元素的创意与创新为基础，再经过现代技术的加工形成的创意与文化相结合的产品，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且较为有潜力的产业。

1 从抢救带生产：“非遗”保护的实践历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头和传统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我国在2004年加入这个《公约》。该《公约》内容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不再只是历史文物与历史遗迹了，还增加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在2005年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使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的目标以及基准原则得到了明确，且使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逐渐形成，2006年，我国设立“文化遗产日”。这些措施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历了三种保护模式，分别是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

1.1 抢救性保护

我国最主要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是抢救性保护。国家的财政投入会偏向那些濒临灭绝的项目，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得到保护，我国推行了文物保护的方式。经济全球化日渐发展，工业画、城市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这使得我国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的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实行了对“非遗”的抢救性保护措施。这几年，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逐渐加大，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制订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制度，同时“非遗”博物馆也开始兴起。

1.2 整体性保护

说到最专业、最科学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那就不能不提整体性保护这一模式了。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人们慢慢认识到“非遗”不存在于空中，而是在其本身发源起来的土地上，“非遗”一旦离开它自己的发源地和发展环境，那么想再对“非遗”进行保护就难上加难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体性保护应运而生。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时候要遵循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把文化生态保护区作为载体，之前都是对“非遗”进行单独保护，现在还需要对它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保护。经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保护模式是非常科学并且有效的。

1.3 生产性保护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积极探索是生产性保护这一模式。在对生产性保护模式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整个工作的核心是保护“非遗”的真实性与传承性，在保证可以传承“非遗”的这个大前提下，借用流通、销售等渠道，把“非遗”包装成文化产品的形式进行保护。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领域实施的都是生产性保护这一模式。国家文化部在2011年公布了41个国家级的“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这对于展示我国对“非遗”的生产性保护的成果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从遗产到资源：“非遗”开发的理论支点

我国一直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模式比较好，结合人类的实践和对事物的认识不断地对其进行分析与探讨。就生产性保护这个概念而言，理论界仍然有一些人对“非遗”的开发与利用没有清楚的认识，不明白对“非遗”进行产业化开发的理论依据。所以就不得不提一下人文资源这一个概念了，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指人类在经过文化创造之后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人类从古代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是静态不动的或者是存在于博物馆中的，与人类没有联系、没有互动，就只能成为遗产，只有当这些遗产与现实生活挂钩，并且可以联系社会实际，这才能称之为资源。可以这么说，人文资源与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画等号，当它故步自封，不与外界联系时，就变成了过去社会的遗留物，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当社会生活与之联系起来时，在具备了可以被文化产业开发利用的价值时，就转变成了资源，我们称之为“文化资源”。

从遗传转变为文化资源，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开发得到了较为科学的理论根据。人们渐渐意识到“非遗资源”不只是有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还具备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民间社会中早已开始了对“非遗”的开发与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赚取了钱财。并且，“非遗”具备一般资源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非遗”的不可复制性、唯一性以及稀缺性，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地方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时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3 创意性保护：“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完美结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非常多，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十个类别：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戏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我国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个地方基于对民俗与节日的开发，大力发展旅游业；二是对传统美术及传统技艺的保护。是否与当今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是区别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源的最好办法，然而仅限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开发与利用并不能说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最大化的开发。特别是如今刚刚发展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发展活力十足，可以说文化创意产业的崛起给“非遗”带来了第二春，让它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即源于个体创意、技能及才能，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有能力创造就业机会的产业，涉及的面非常广，有广告、工艺、设计、休闲软件游戏等。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的文化产业相比，其核心要素是人的创造力，即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对创造力的理解以及创新一个新事物的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意，不能抄袭，必须是原创的、有价值的。践证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对彼此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二者相辅相成，为彼此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首先是“非遗”。“非遗”走进社会和大众生活的有效途径，主要在于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难点主要用于“非遗”很难走进人们的生活，对于人们来说其可有可无，导致活态传承不能很好地进行。然而“非遗”的文化魅力被河南平顶山的少林寺展现在人们面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让“非遗”走向大众生活，不再无路可走，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新世界的一扇大门。

其次是文化创意产业。“非遗”使得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资源与素材得到了丰富。在我国河南流传的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员。被国内的影视公司加以改编拍成电视剧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与此同时也给该影视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相碰撞产生的结果，也是两者相结合、开发利用彼此资源的成功典型案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文化创意产业可以获得丰富的资源，这是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

笔者认为，在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这三个保护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保护模式，即创意性保护。在文化创意产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的这一基础上，可以通过创意把“非遗”融入如今的社会生活。创意性保护的宗旨是以创意为手段，激活“非遗”的生命力，这是整个“非遗”保护发展历程中产生的新产物。创意性保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改良型，即适应大众的审美习惯及趋势；二是创造型，令“非遗”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原创创意的这个大前提下，创造全新的文化产品；三是融入型，即经过设计等途径，把“非遗”的关键特点与现今社会中的产品结合起来，如服装设计等。

4 结语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归根结底，产业追求的是利润，是如何使效益最大化，如果“非遗”过度的商业化，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建立文化创意产业时代对“非遗”保护的监测评估体系，同时设立“文化预警”机制，即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与利用之前，相关的部门要先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以防出现过度或者破男缘目发，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使“非遗”受到较小的破坏，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对文化创意产业时代“非遗”保护的新模式作出了一定探讨与分析，但还需要更多的人来探索这个新模式，希望能够给相关从业人员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陈久玲，林宪生.“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对接模式探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

[2] 田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5（04）.

篇2

二、脱离传统的文化消费

生产与消费的时空错位，这是当下全球化大市场体系带来的弊端之一，也将是文化创意产业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然面临的问题。与澳大利亚土著丙烯画产业相类似的个案并不少见，而在努力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地方性的生产也在不断被强化。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其间游刃有余的转化，他们会根据情境的差异作出自我身份的选择。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文化生产的具体情境区分“作为产业的文化生产”和“作为传统的日常生活”，⑤由此而来对文化消费观念的扩展。麻国庆教授曾以“无意识的传承”与“有意识的创造”来区别不同主体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目前看来，“无意识的传承基本上不存在了”。①而由文化创意、生产与消费所带来的“有意识的创造”，则将我们带入对异文化的想象。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全国各地旅游区中经常可以见到把地方婚俗作为一种舞台表演，每天重复不断的表演，甚至许多观众也被纳入到表演当中———男性观众在舞台上可以“娶”到漂亮的少数民族姑娘。这种情境下，文化的庄重、仪式的内涵以及人们的情感都被抽离出来，仅仅婚礼的外壳被保留了下来。在演出者看来，这并非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是一种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复制与生产。当然，作为文化消费者的观众也未必认为当地人就是这样。不单是对于传统的仪式生活，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技艺也被赋予了更加开放的内容。在韩国，汉山苎麻手工业的现代化让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创造过程和结果，不单传统的苎麻织造技艺被传承下来，当地还开发出苎麻添加食品的制造等，甚至苎麻糕成为韩国第一的销售食品。②其实，如同西敏司将食物烹饪的“去社会化”和“无时间规律化”作为当前社会转变的表征一样③，我们所观察到的可能仅仅是文化创意产业“有意识的创造”背后冰山一角，文化创意中的“日常生活缺席”、“去社会化”和“反传统倾向”等越来越明显，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选择。除此之外，在社会生活空间内部，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以市场交换为准则的，或者说是为了满足群体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存在的，其背后隐含着地方社会的秩序与规范。其实不难发现，除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完成从技艺向产品的转化，其他大多不适合进行严格意义上的产业转化，如果一味借此追求经济利益，将会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然而，虽然不能将文化创意产业应用到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当中，但我们不能因此限制在文化传统中衍生的“创意”———这些根植于地方文化逻辑、基于日常生活需求，并由传承人和文化持有者共同进行的“文化创意”活动，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或许萨林斯的叙述能够给我们某些启迪，“在西伯利亚和北美，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的人们，还是通过利用工业技术，来实现旧石器时代的目的”④。其实，不管是刀耕火种，还是机械化种植、收割，人们还是处在农业文明的社会当中。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点来看，我们强调其本质属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变”的属性，是“旧石器时代的目的”，而附属于其上的技术、形象等，都是“可变”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文化传统的“创意形式”，大多附属于地方社会基本的文化逻辑。可以认为，“不变”的文化逻辑与“可变”的文化形式之间，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创意实践，构成了社会内部文化创意生产的自我消费结构。文化创意产业适用于文化生产者与外部社会的互动，或许其间除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外，还有所谓的“中间商”———在某种程度上，中间商扮演了叙述者与需求者的双重角色。贝尼塔•如勒－罗塞(BennettaJules－Rosette)曾写到:“艺术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自不同的文化世界，只能通过艺术换的媒介建立融洽的关系”①。文化生产者通过中间商将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所蕴涵的地方性知识表述给外部世界;与此同时，外界消费者也可能通过中间商表达自身的文化需求，甚至中间商代表了对地方文化生产普适性的需求，是诸多文化产品最初的“消费者”。文化生产者、消费者和中间商等多方群体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性生产与开发进行协商和共谋，是彼此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博弈的过程。

三、界限的消解

若非在某种理想的范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可能单纯生产一堆产品去迎合市场的需求，否则就丧失其文化的真实性;同样也没有一个专为他们延续技艺而创造的市场体系，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差异性，并没有在两者之间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造成了一种相互混搭、相互依赖的局面。从宏观角度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所涵盖的内容原本就有诸多模糊之处，而对于要明确区分两者之间边界的想法，或许就掺杂了太多理想主义的色彩。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对传统地域范畴的解构、传承人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混乱，以及人们对经济文化发展的抉择困境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无法分割，在两者之间划定明确界限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在我国的国家话语体系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限定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炮制类项目，这或许是与文化创意产业最相似的形式，甚至其运作模式都有许多可彼此借鉴之处。但是这种限制体现出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中的踯躅，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关联性认知的缺位———毕竟这并非是两者之间的唯一交集，或许在DavidThrosby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中就可见端倪。当然，宏观层面上对文化创意产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更加理想化的表述，2013年《杭州宣言: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地位》中称:“我们应当通过鼓励各类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及当代创意表达来推动以文化为导向的城市复兴，特别是公共空间的复兴，以期维护社会结构，获得更多经济回报，同时提升竞争力。我们还应当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基于遗产的城市复兴项目和可持续旅游业的发展，这些强有力的经济领域将创造绿色就业岗位，刺激地区发展，同时鼓励创意”②。微观层面上，从特定社区、群体和个人的角度考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边界更加难以确定，人们往往习惯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以获得更加直观的利益。研究者们看惯了“国家化”等社会背景下民间文化的顺从与反抗，对民间文化发展脉络的梳理也都与社会形势相衔接，但是却经常忽略一些细微的因素变化对人们所选择道路的影响。其实，对于社区、群体和个人来说，不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都只是自身生活的附属，“择其善者而从之”的观念在人们生活实践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白马藏人，随着民族地区旅游的兴起，其日常生活显示出更多的开放性，从旅游饮食与传统饮食的差异中就可以发现当地人的这种心态。对于饮食上的这种差异性，当地人有自己的解释，“外面搞旅游的都是这样，菜的名字要好听，家庭旅馆也要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像白羽毛、夺博风情园、香格里拉这样，游客才喜欢”②。这些叙述背后反映出一种认知的差异，当然也有当地人对社会变迁的某种回应。或许对他们来说更加喜欢金锅银、火烧馍、炒洋芋等日常食品，烹饪羊肉也多习惯用煮的方式，但是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让他们不得不选择腊排、回锅肉和烤全羊———白马藏人在“传统生活”与“现代经济”之间的抉择在餐桌上被展示出来。长远来看，如此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传统生活与现代经济之间的界限还能存留多久，又有谁还能分得清楚呢?

篇3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板块的东端，高原、沙漠、丘陵、平原等地质环境丰富，境内气候跨寒、温、热带，丰富的地貌、生物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五彩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纵向发展上来看，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发展至今的古文明形态。由渔猎采集而入农耕社会，由近代工业化而交叠进入信息化社会，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这份富足而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素材。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设计为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在两个方面进入设计体系并发挥创意素材的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态及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并饱含造物智慧和情感因子，特别是形态丰富的民族民间工艺。以编扎工艺为例，四川的棕编、山东的草编、浙江的竹编以及广东的葵编等精彩纷呈;又如织染，苗族的蜡染、壮族的壮锦、土家织锦以及江苏南通汉族的蓝印花布等争奇斗艳。此外，各地还有民间烧造、服饰、木艺、漆艺、金属工艺等。我们可在产品设计方面发挥创意智慧，将其用于现代的手工艺品、纺织品、电器产品、交通工具、家居与建筑等领域中去，开发出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产品服务体系，以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需要。这就要求我们的设计师要把目光转向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上，在充分与当地居民交流的基础上，共同开发适宜于该地域生活的必需品、流通商品，甚至实施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开发具有高附加值的国际化设计产品。在运作模式上，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民间工艺“造乡运动”，［3］对于当前中国“非遗”中的民族民间工艺品的创意开发，依然具有借鉴意义。这种基于实体的产品设计不仅可以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也在无形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向一种新的转化。除了产品设计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在其他具有传媒性质的设计领域(非物质设计领域)中大展身手。我们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于平面设计、展示设计、电影及视频短片、动画设计、多媒体设计等领域，通过创意加工，为非物质文化素材插上现代技术的载体翅膀，使其获得更有力更全面的传播优势。这必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之外的又一条大道。

21世纪，全球必须面临这样一个新局面:除了使自己的国民经济加入到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进程中来外，更重要的是，也必须使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适应新世纪世界性文化的发展。这就涉及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协调发展的问题。现实情形是，西方国家面对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物质文明引发的问题措手不及时，更需要面临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协调、避免冲突对立，以使各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则面临着如何使自己的非物质文化(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以及保存自身非物质文化独特性的问题。因此，中华民族须面临“文化自觉”问题，即如何认识民族自身文化。［4］值得庆幸的是，联合国已将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提高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等重要地位上。但现实的情形仍然相当严峻，虽然已有学者专家敏锐地注意到:人类现代的物质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样性减少为代价的，而人类现代的精神文明则是以文化的多样性递减为代价的。但认识民族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既要站在全球化与人类文化的角度，又需要有宏观的文化视野与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还需要大批的人力物力投入。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的重建，是一个宏大的文化课题，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是我们思考和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梳理与研究、保护和开发、继承与创新的大背景。

篇4

尽管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有限，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还微不足道，然而从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上看，随着全球文化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我国在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方面在2002年就位居世界第三，达到52.75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和美国。在7项核心文化产品种，我国在图书和其他出版物、录制产品、视觉艺术产品、视听产品等5项产品的出口方面进入世界20强行列，这5种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1994～2002）在20强国家中都属于最快的。

与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相同的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中服务产品贸易的规模虽然有限个别项目的增长率有较大起伏，但是平均增长速度十分可观，即使是竞争力较低下的专有权利与特许费一项也有比较可观的增长（见图1）。

图1 文化创意产业服务产品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平衡表》，世界贸易统计2007年报告

然而在看到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有两点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我国的出口及其不均衡，有些产品的出口大大高于其他产品。如在核心文化产品中，发展速度最快，金额最大的产品是视觉艺术产品和视听产品。视觉艺术品包括绘画、雕像、雕塑品、装饰品等，视听产品则包括已曝光和冲洗的照相胶片、已曝光和冲洗的电影胶片、电视游戏带。中国的视听产品出口中99%是视频游戏，其强大的竞争优势的确无人可敌。然而如果将视频游戏排除在外，印度和其他高收入国家而不是中国将成为这类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中国在核心文化创意产品出口世界排名第三的地位必将受到威胁。

与第一点相关联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国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结构和层次。显然带动文化创意产品出口的主要产品相比较而言属于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而更能体现原创意含义和技术含量的产品如专有权利和特许费、文化遗产、影视、音乐、设计、表演艺术等还没有成为我国的主流出口产品。我国在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情况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图2显示与2003年相比,2005年我国版权贸易逆差的总体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录音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产品的逆差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从2003年的1159和145项下降至2005年的201和77项。然而应当看到的是我国在各类版权贸易上的逆差仍然在高位持续存在。各项版权贸易逆差在经历了持续的降落后2006年又有所回升，特别是图书版权逆差是总逆差回升的主要来源。

图2 我国版权贸易逆差变化（2003～2006，单位：项）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2.我国文化创意产品的进口需求。与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相比,我国文化创意产品的进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格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流动，1994～2003》的报告,2002年我国的核心文化产品进口世界排名为15,国内对核心文化产品的进口需求只有11.13亿美元,当年顺差达到41.62亿美元。在进入前20名核心文化产品进口大国中，我国只是在报纸与期刊(排名20)、录制产品（排名第七）和视听产品（排名第19）三项产品中进入前20名。与排名前三位的美国（153亿美元）、英国（78亿美元）和德国（41亿美元）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属于核心文化产品消费小国。

在文化创意服务产品贸易方面,我国的总体贸易情况呈现出逆差逐年上升的态势,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是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一项,该项占文化创意服务贸易产品进口总额的56%以上,并且这一项的逆差逐年增大。到2006年除了专有权利使用和特许费的逆差逐年扩大外,其他服务项目的贸易逆差已经全部转为顺差(见图3）。这一变化一方面说明我国在知识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差距在加大的同时,其他大多数服务产品的竞争力在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服务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是国内需求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外的需求。这再次说明我国从总体上讲是一个文化产品消费小国。

文化产品消费需求低下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反映了一个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从以上数量分析得出的结果也证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结论，即国民收入与文化产品的消费量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与这些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也是正相关关系。高收入国家（9386美元以上，世界银行，2003）不仅是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占世界总额的近70%，同时也是世界上主要文化产品的消费国。2002年高收入国家对核心文化创意产品的进口额占世界总额的73.2%，达到440亿美元；而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组国家的进口总共只有90亿美元。

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规模和消费需求分析

一个国家某种产品进出口规模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该产业的国内发展状况，因而从文化创意产品国际贸易统计数据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揭示了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状况，还说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所在。下面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模和消费需求的分析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结论。

篇5

车库关注最早期的创业，关注那些仅仅是有些想法并且愿意付诸实施的创业者，还有那些项目已成型、团队已建立的初创期企业。车库从来不做行业类别的区分，创业者在这里不会遭遇任何门槛。只要你想创业，都可以在这里尝试找到需求点。

而3W联合创始人马德龙认为，“在创业生态链中，创业咖啡馆处于源头，很多伟大的事情都是在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在中国创业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在咖啡馆里呆着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正是有3W咖啡馆等机构的进入，中关村创业街的气氛才被很好地带动起来，才有越来越多的创业服务机构不断地参与进来，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融入其中。

可以说，创业咖啡馆在推动一个城市创业文化的塑造上有着天然的优势。首先，很多的创新思想是在咖啡馆里相互碰撞过程中产生的。其次，咖啡馆与科技媒体、体验展示、路演等功能的集成，增强了互动性，让创业服务变得更具观赏性。再次，咖啡馆对项目的无缝对接，为创业产品的输出提供了可能。

未来，“通过一条街，从而带动一座城的创业文化营造”，是这些创业咖啡馆的美好愿望。在这条街上，创业咖啡馆也将继续扮演着各自的“资源对接者”的角色。

车库咖啡：要沉下心来做事情

车库咖啡是中关村创业街的元老，是这条街最早的咖啡馆。可以说，正是车库咖啡推动了整个创业街的形成。

车库咖啡是国内外第一家做创业服务的咖啡馆。面对新来者，车库咖啡公关负责人李燕接受《中关村》记者采访时说，“目前，街区有9家咖啡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百花齐放，各自有侧重的业务，把整个服务做起来，让创业者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选择。”

对于创业服务机构的汇聚，李燕认为，汇聚是有力量的。“回想车库从创立开始，没有做任何的宣传，从第一家客人进来，一直到现在，都是靠口碑逐渐将名气打响。”

车库咖啡也一直在与其他机构包括政府不断地沟通，让政府认识到创业服务的重要性，由此便有了中关村创业街。

行业汇聚会有很多的意义在其中，包括车库咖啡在内的十几家创业服务机构都认同这一点，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在这里扎根。未来，会有更多的创业服务机构和平台来到此处，基于各自的出发点，服务于创业者。

但是，李燕也不无担忧，在创业街区形态被大家所热衷的同时，创业服务者自身是否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事情。

“我们不希望炒概念，不是说挂着创业咖啡的牌子就会摇身一变成为创业咖啡。”

从这一点来说，车库咖啡很务实。从车库咖啡的经历来看，创业服务是一件琐碎的事情，要求服务者要专注于创业的产生，还要有事无巨细和全盘把控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创业者，这一群体时刻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市场是残酷的，创业服务机构将规划定得大而空，对创业者没有任何意义。

另外，面对新来者的进入，这家老牌咖啡店显得颇有自信：创业服务市场很大，相互不存在竞争，创业服务机构越多，越容易将创业这件事做起来。

“车库一直把创业者、创业企业的需求放在主体的位置。我们从很小的切入点出发，摒弃高大上，只做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汇聚了众多的创业群体，这也是未来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据李燕介绍，车库咖啡的服务对象是企业创始人，在这里，经常组织一些创始人关于创业的各种探讨。

“从一个项目出发，站好位置，找到有创业方向的企业，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如今，这个平台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他们愿意在这上面发展出无数的创业链条。咖啡馆也愿意让创业者自由地在这里生长。

“我们坚持自己做的事情，也愿意配合所有做创业服务的人，来推动中关村创业街的发展。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推动一座城的创业服务的发展。”

3W咖啡：

将创业服务辐射到全国

3W咖啡馆在海淀图书城的新址有一层孵化器，几乎是按成本价租给创业者。正是车库、3W咖啡馆等汇聚于此，才有了后来的中关村创业街。

对每个申请入驻的创业者，3W咖啡都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儿便宜，你们才来？”创业者给咖啡馆的答案基本就两点，3W有隐形的人脉和开放的商务资源。

这家创业咖啡馆的创始人大多是互联网从业人员。3W咖啡的创始人许单单是互联网分析师，背后还有100多位股东都是商界精英和知名投资人，比如徐小平、沈南鹏、曾李青等。

从2012年初，3W咖啡将活动品牌化，推出了3W公共课。北京的3W咖啡自开业以来已经举办了几百场活动，现在则保持了平均每周10场活动的频次。

创业街开街后，3W咖啡联合创始人马德龙对此表达了很好的憧憬，“街上的创业人流将会越来越多，全国各个城市都将关注街区创业形态，这条街将成为全国创业服务的焦点和核心，对3W创业咖啡馆来说，将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街区聚合的形态，可以将全行业焦点聚集于此，所有的新鲜事情都可能在这条街上发生。“这条街曝光的力度和动用的资源会让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提升；其次，相互学习的能力会提升，也会相互傍着一起走，对行业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推动。”

3W是一个交流加基金的综合体，也可以称其为3W孵化器。马德龙认为，3W咖啡馆是这条街上最注重交流的地方。“3W举办的沙龙是整个中关村、北京市发生行业交流最多的地方，很多先进的思想都在这里发生，我们是交流的源头。同时，我们有给一些很好的项目一些小的基金，我们有一个几千万的盘子，我们不仅支持想法，还支持行动，让创业可持续的进行。

我们是以基金的方式快速进入项目，为创业者提供纵深服务。首先，由180多位国内顶级企业家对项目进行辅导，加上招人的配套服务，以及媒体影响力，来综合地去影响创业者，释放和提升他们的力量辐射到全国。

如今，3W咖啡馆已经发展成为涵盖交流、基金和人才招聘等综合服务的创业平台，用马德龙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大3W的概念。未来，3W咖啡馆将以这一形态，在全国的互联网领域和高科技的园区里开设分店。

“我们计划于今年到明年上半年之间，在全国开十五家分店，以北京为中心，把我们的互联网的精髓辐射到全国各个科技园去。另外，我们会把基金这项业务做得更精细，依靠分店的力量在全国物色最优秀的项目，为他们提供最早的启动基金推动项目顺利持续下去。同时，3W咖啡馆还可以凭借拉钩网这个招聘平台为创业者提供人才招聘服务。

Binggo咖啡：

着眼于未来的天使投资

随着中关村创业街的落成，一个崭新的咖啡馆――Binggo咖啡也同时诞生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咖啡馆的投资方正是中关村创业街的运营方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事情变得简单了，Binggo咖啡的一举一动或许都能说明街区运营者的意志走向，就连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新闻会，也选择在并购咖啡举办。

6月18日，第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新闻会在中关村创业大街Binggo咖啡厅召开。北京赛区以“创青春、赢未来”为主题，分为企业和团队两组，通过预赛、复赛、决赛最终评选出十强。即日起至7月15日，创业者可登录“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统一报名注册。预赛、复赛、决赛将分别于7月底、8月上旬和8月底举行。

据清控科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秦君介绍，入围选手将获得入驻空间、投资推荐、创业辅导、政策扶持、资金等资源，同时可以参加清控科创主办的“易路演”、Binggo俱乐部、投融资洽谈会等活动，与创业导师、天使投资人、企业进行交流。

秦君表示，借助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新模式，“创业大街”将推动中关村创新创业的生态链逐步完善、复制，打造一张支撑科技型创业的中国名片。

秦君介绍，创业的年轻人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低廉的办公场所租金、快捷的行政审批流程、体系化的服务咨询、专业的培训等等初创必要支持，构成创业生态环境。

对于引进的专业服务机构，运营方有着独特的考量。秦君说，引入服务机构都是功能上错位互补的，不会恶性竞争。比如，联想之星擅长培训，车库咖啡吸引草根创业，Binggo咖啡着眼未来天使投资，这都是生态圈必不可少的。

“将专业的创业服务机构、中介机构汇聚在此，可以为年轻人在中关村创业奋斗提供一个入口。”秦君说，除了获得从培训、孵化、天使投资，甚至到A轮投资外，创业者还可以在这里建立属于他们的“圈子”，促成未来更大的发展。

据媒体报道，作为中关村的一位“老村民”，秦君认为，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关村履行了那个时期国家赋予的重要定位，也带动区域内高校、院所、机构、企业形成唯尚创新的理念。然而，近年来，“电子大卖场”在中关村西区正成为占用资源较多、产出附加值较低的业态，还会产生诸多社会管理问题，产业亟待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