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特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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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简便验廉，适宜技术社区推广方便

中医是实践医学、经验医学，其简便验廉的诊疗方法及各种中医药特色非药物适宜技术，是中医药在社区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独特优势。首先，在自然观和整体观思维的指导下，辨证论治成为中医药诊治疾病的最大特色。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病史、症状、体征等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以及疾病的发展趋势，从而根据病情个体的差异，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较少依赖大型设备检查及开出大处方。其次，中医药特色适宜技术除大家耳熟能详的针灸、按摩、推拿、气功、熏、洗、敷、贴、刮痧、食疗药膳等，还有属于物理治疗范围的光疗、热疗、水疗等，属于精神情志治疗方法的以情制情法、文娱疗法等，以及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弹琴、书写、绘画等保健干预疗法。[12]这些中医药适宜技术，具体操作简单，易于快速使用，临床疗效明显，群众喜闻乐见。医务人员稍加指导，社区采取各种形式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便可成为社区健康管理中十分适宜的指导和干预措施。以上论述，从医学手段的可行性上为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但我国社区健康管理仍处于探索初期阶段，面临社区卫生资源相对不足、经验比较欠缺、群众需求难以满足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融入中医药开展社区健康管理工作，不仅要借鉴国外社区健康管理的经验，还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参与建设的主体、具体开展形式等方面寻求合理的理论依据与路径依赖，建设持续、稳定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模式，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3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提供的新机理：多中心治理机制

3.1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准公共品凝集

依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性。公共品又可分为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纯公共品因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投资不具经营性，应完全由政府提供，如典型的国防、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准公共品介于纯公共品与私人品之间，具有效益上的外溢性和消费过程的不完全排他性或竞争性等特征，兼具公共需求和私人需求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可经营性，教育、医疗等都属于准公共品的范畴。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属于典型的准公共品，可完全由政府提供，而私人部门亦可根据特殊群体需要，开拓经营市场。

3.2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示

关于政府完全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失灵”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福利危机”的出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无效、低效受到很大诟病。面对公共产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要么“市场”、要么“政府”的二分法模式已不能满足公共事务治理的需求。[13]基于此，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诸多主张中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极端之间，公共事务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由于各类主体在功能、结构、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的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某种单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供给的优化配置。[14]显然，该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主张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提供公共物品，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15]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网络化，超越了企业治理的局限，突破了单纯政府的范围。以公民为主体，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可以提高治理效率、增加效益，缓解政府治理的压力。在我国当前基层卫生服务过程中，行政化色彩过浓、自治性缺乏，多以领导个人偏好提供服务内容，既加重了政府负担，亦不能充分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调动不了群众及各方主体的积极性，效率低下。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实施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应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形成政府主导、公民主体、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局面，构建融合多中心决策机制、供应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在内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尤其要注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培育社区健康管理自治组织。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有利于建立面向社区和群众、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而且有利于拓展服务形式，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4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路径创新

以社区健康管理基本要求为准则，以中医药特色理念和技术为手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政府、医疗机构、高校、社会团体、企业、民众共同参与治理，政府推动、市场补充，既有学术的建设，又有经济发展的激励，建立健全合理、长效的运行机制，是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可探求路径。

4.1政府领航实施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

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下放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弱。政府退出一些竞争性的领域，能更集中有限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基础性的工作中。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1）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制定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发展方向、政策、规划、标准以及其他主体进入的准则等，发挥监督和考核功能，激励与规制各方行为，为各主体的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调动各方积极性。（2）政府发挥宣传和引导作用，向群众普及健康管理知识和中医药知识，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促进人们对中医药理念的领悟以及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技能的学习，提升群众的健康素养。（3）对群众基本健康管理需求的主导投入作用，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依托，保障和加大资金投入，建设社区卫生服务基本硬件设施，大力培养中医全科医生，同时做好社区群众健康信息的采集、监测、评价等基础性工作。

4.2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竞争机制，提高效率

为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人群的需求，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将一些资源配置到有偏好的人群手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企业可以针对特定目标人群的需求，依托自身力量提供设施、人力资源投入、创新的中医药产品和服务，以健康俱乐部的形式，设定合适的准入制度，以“选择性进入”使资源更体现价值和效率。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以人为本设定具体服务内容，充分满足和尊重特定主体的选择性，既提升企业自身发展，又推动中医药知识和技术的传承传播，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3非政府部门的主动参与

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除政府部门领航掌舵、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外，高校、医院、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应当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作，提供科技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实现自身的价值。高校，尤其是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是中医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之地。其功能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范围内搞实验和学术研究。师生应当走出校园，深入社区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及活动，给社区提供实用知识和技术，普及中医药文化价值。如指导社区群众在自家种植一些中草药，不仅美化百姓生活环境，而且能够更好地让百姓认同中医药，在造福百姓的同时实现高校自身价值，促进高校的建设发展。医院同样是知识密集的地方，公立性医院应该采取短期或长期的多种措施，指导和支持社区中医药服务的开展。可开设社区中医服务门诊、举行各类义诊活动等，将中医药文化及技术传播到基层。各类社会团体亦应在健康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公益性作用，以各种形式补充资源。

4.4民众为主体，在民

多元主体治理下实行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核心就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吻合。以促进人的健康和社会和谐，让公民自主化参与，让群众有自主治理的机会，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政府在进行一系列决策时，需充分征求群众的需要偏向。除企业俱乐部形式外，群众亦可自主建立中医药特色健康俱乐部。相同偏好者共同组建自主治理的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俱乐部，共同研习中医药对健康的促进作用，真正激发对中医药的喜爱。政府可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高校、医院、社会团体等提供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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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教育；作用；建设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同时指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方面明确提出了要求——“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开发社区教育资源”。社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顺应了社会治理理念，从社区教育管理进化到社区教育治理，推进了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建设，探索适合社区教育发展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这些都是社区教育管理创新的基本取向和路径选择，也是今后推进社区教育治理发展的目标追求和主流价值。作为现实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社会组织也是社区教育的社会载体与重要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研究社会组织，探索其在社区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区社会组织

徐永祥认为，所谓社会组织，是指不同于官办的社会组织（GONGO），也不同于社区文体活动团队类组织类型，更不同于以经济理性为宗旨的各种市场主体或市场要素（如经济类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教育、文化及体育等营利性机构），而是以追求社会理性，提供非营利的社会服务或社会支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胡伶认为，一方面“教育社会组织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为公众让渡出教育管理空间时产生，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管理措施在微观层面得以贯彻。”由此提出了教育社会组织的概念。另一方面，从社区教育实践来看，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民政局注册的，以枢纽型组织形式孵化社区文化团队，承接政府服务项目，进行文化养老、健康教育培训；另一种是社区文艺社团，例如书画社、舞蹈团等，带有较强的民间自发性质。社会组织可以分为六大类，即事务类社会组织、服务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活动类社会组织、文体活动类社会组织和适应居民服务需求的社区社会组织。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特指参与社区教育的，满足居民学习需求的各类正式注册的专业社会团体，称之为社区社会组织。

二、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教育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的观点一直认为政府和市场“两驾马车”可以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需求，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有效配置资源，提高效率；政府通过“有形的手”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实践证明，仅有这两只手远远不够，特别是在社会问题凸显、社会治理难度日益增大的现阶段，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与社会携手合作，一方面创造条件培育社会组织，使之完善和发挥自身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多方参与合作机制确立其社会治理主体地位，发挥其在社会管理新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

（一）提高了社区教育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社会管理”的表述提升为“社会治理”，体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将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培育与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效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让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治理主体之一，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人与人的理解与融合、促进邻里的和睦与社区的和谐，有利于推进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社会组织紧跟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理念，开创了提高社区教育治理水平的实践途径，提升了社区教育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弥补了政府在社区教育治理中的短板。

（二）丰富了社区教育的实践主体

政府单方面的力量不足以解决社区教育所有的管理困境并提供具有回应性和针对性的服务，所以必须依靠社会的资源和力量。社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正好弥补了政府管理的缝隙。随着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呈现常态化，为不同群体服务的社会组织，通过开发和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满足居民日益多样化的学习与生活需求，日益成为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与各级教委、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市民学校等共同组成了社区教育的实践主体。

（三）提高了社区教育专业化水平

社区社会组织是各种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保持对社会需求以及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和灵活变通，从而提供各种专业化和差异化的社会服务，满足日益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社会发展和居民学习需求。社区社会组织工作者的专业性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社区教育教师队伍和志愿者队伍的整体水平。

三、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障碍与困境

虽然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但仍面临许多困难，既有源自主体内部的，也有来自社会环境等领域的。主要体现在：

（一）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认同度不够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范围广、难度大，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来关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发展创新的工作。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法规建设相对滞后，缺乏相关的具体政策、配套措施，社会组织评估和激励机制还不健全，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时，虽然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并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有部分单位和个人尚未认识到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教育主体之一的重要性，依然将社区社会组织看作是非正规的团体，持不信任、不重视的态度，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和开展社区教育时困难重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效力发挥。此外，对社区社会组织认识与重视程度的差距也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社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二）社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

截止2015年11月25日，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60万家，虽然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类型上都有了较大突破，但是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一是内部组织建设不规范。很多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社会组织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内部组织建设不规范、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有的虽已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但只是为了应付上边检查的一种形式，而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由于社区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以及待遇等原因，因此很难吸引人才，不少社区社会组织的员工存在着素质偏低的现象，文化程度大多不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与指导。这些都影响到社区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三是缺乏诚信透明和自律机制。由于受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社区社会组织的信用度难以建立，加之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又不重视机构自律，结果导致诚信危机。缺乏了诚信，社区社会组织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必将受到影响。

（三）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互动不足

一方面，当前的社区教育实践依然是政府主导，教育部门推动，以社区学院为龙头，社区教育学校为主体，通过聚合社区各种教育力量，如学校系统、市民教育基地等，来实施各项社区教育活动。而社会组织由于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互动机制不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尚未建立，授权合作或互动合作不充分，有些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服务与管理传统思维定势没有改变，没有形成与社会组织协调互动的工作方式方法。造成的结果就是社区社会组织这一主体不得其门而入。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靠自筹资金、社会捐助、政府补贴和服务收费，经费来源不稳定且数额不多。资金的缺乏不仅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再发展，而且就目前来说已经影响到社区社会组织设施建设，进而影响到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此外，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督，而社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督也常处于缺位状态。

（四）信息沟通渠道不够畅通

社区社会组织由于缺乏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合作意识，没有自己的诉求表达途径，来表达自身利益和要求、切磋服务经验与技能以及交流行业信息，无法将自己的社区教育资源共享，也因为宣传不够而无法参与到社区教育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构的发展，影响了社会政策选择中诉求表达的能力。

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路径

（一）做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建设

挖掘和培育社区人才资源，依托地域优势，组建各具特色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做好基本制度的统筹建设之后，应该允许各地区有一定的自主性，鼓励各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在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组织管理等各方面发挥能动性。各地区从自己的独特性出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长期规划，围绕规划有序发展。另外，有必要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支持。一方面，建立地区性的统一的年终评比机制，设立若干奖项。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建立辅激励机制，以年终评比为主形成全面的激励体系。另一方面，应该建立适当的监督和劝退机制，对表现持续不佳的社区社会组织应该有所监督或重新培训，保持队伍的先进性。

（二）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虽然当前社区社会组织尚难以承担社区或街道乃至区一级的社区教育任务，但是在发动和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要充分认识和引导好此类组织的发展方向。合适的培训与指导能够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技能和整体素质。尤其是区级的培训，各区差异较大，区级培训一方面宣传教育本区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可以树立自己的特色。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本地区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社会宣传能够帮助居民更了解社会组织，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人加入队伍，提供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的提升也是稳定现有工作人员的有效手段。

（三）打造区域社会组织品牌

根据本地区社区教育特点，着力打造特色社会组织。可首先建立梯队推进机制，即对成立早、群众基础好、对外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社区社会组织，采取引导提质发展，创新管理模式，积极帮助其打造成为全国有名、全市示范、全区领跑的特色品牌型社会组织，通过培育打造，规范发展，使之变“无形”为“有形”，变“无名”为“有名”。例如，江苏省南京市评选公布了2015年“十佳社区公益服务品牌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助老类社会组织和儿童教育类等。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由社会组织创新的“月文化”特色项目成为全国社区教育品牌，在社区居民中知名度、影响力日益扩大。通过这些品牌社会组织的示范效应，让更多的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激励这些社会组织，进一步成为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的新生力量。

（四）开展交流展示，放大辐射效应

随着社区教育公共服务意识的提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的学习交流和成果展示，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各种社区教育活动，扩大特色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政府直接购买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为政府减负的同时，也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更科学、更丰富、更有效的教育活动。总之，在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区教育创新发展这一问题上，要围绕“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教育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这一中心思想，积极培育，发挥其作为新生力量在社区教育中应用的作用，为社区教育开拓新的途径和局面。

作者：刘蓉 单位：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

参考文献

[1]徐永祥,徐利文,徐选国.新社会组织：内涵、特征及发展原则[J].学习与实践,2015(7).

[2]胡伶.教育社会组织发展与教育行政职能转变[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3)．

[3]刘蓉等,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区教育发展与探索——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J].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2016(2).

[4]中国广播网,基金会中心网统计：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60万家,网易财经[EB/OL].

[5]北京社会建设网,首页——西城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门户网站[EB/OL].

[6]彭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策略分析——基于宁波市北仑区的实践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3(1).

[7]刘红燕.社区教育视角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路径研究[J].成人教育,2014(5).

[8]蔡宜旦.“三元主体模式”下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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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里奇兰社区学院[EB/OL].http：//richland.edu/board.

[11]圣地亚哥社区学院学区[EB/OL].http：//sdccd.edu/public/district/trustees/.

[12]洛杉矶社区学院学区[EB/OL].http：//laccd.edu/Board/Pages/default.aspx.

[13]圣地亚哥社区学院学区[EB/OL].http：//sdccd.edu/public/district/trus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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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智慧治理，提升治安防控新高度。

一是继续完善“智慧安防”项目建设。今年计划投入概算690万元，统筹推进智慧安防项目升级建设;重点做好公共区域、重点部位“人脸识别”点位新增；新型社区及开放式小区监控提升改造及新增；新建道路、新开发地块、及个别部位监控补盲；模拟监控提升改造；大数据分析室共五个子项目，做好系统开发、运用和平台管理等工作，最大限度发挥智慧安防工程增强治安管理和打击、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二是全力推进区级试点智慧工程。2019年区政法委指定街道开展“城市大脑”智慧运用、智慧综治项目、智慧安置小区建设等试点工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统筹资源、组建立体防控体系，街道要紧紧抓住这一试点契机，综合定位、合理布局，充分结合好、利用好已有的监控平台，及时有效地发现和预警风险隐患，优化资源配置，如期完成试点工作，提炼工作经验，更好的服务群众、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三是深化“四个平台”。在已有的工作框架下，重点深化探索联调访调、联防联处、联合执法三项工作机制。强化“三治融合”，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扩充“律师智囊团”、“银色调处人才库”等社会组织，互联多方力量，强化执法支撑、加强站所联动，简化工作程序，着力提升联合执法及时性，实效性，实现联合执法工作常态化管理。通过执法练兵，不断提升部门执法效力，并形成了一定的执法威慑。

二、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群防共治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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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调研组成员：

谢志强 朱红文 陶建群 陈楠

初夏时节走进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下称“克区”），我们被这里的景致所吸引：街道洁净规整、树木葱茏茂盛、建筑错落别致，蜿蜒清澈的克拉玛依河穿城而过，呈现一派祥和景象。如果说引水工程给这个昔日的戈壁滩带来了生态改善、经济腾飞的契机；那么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荣誉的取得，则开启了克区社会治理跨越式发展新的起点。

近年来，克区以社区服务作为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切入点，打造社区、社会组织、数字化城管三个服务平台，推出养老、青少年社区教育和楼宇文化三个服务品牌，形成了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社区治理：管理和服务互动融合，构建和谐温馨社区

在北斗新月社区心相印苑走访中，杜女士告诉我们：“我骨折期间，邻居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关爱。”“独居的杜女士得到邻居帮助，得益于楼宇理事会的倡议。”该社区党支部书记冯秀云介绍说，“楼宇理事会是小区的居民自治组织之一，在联系服务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克区现辖58个社区和一个农牧业乡（不含驻区团场），社区的和谐稳定事关全区大局。克区区委书记张虎介绍说，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克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极大挑战：民族构成多样化、群众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亟需创新社会治理的平台和方式。为此，克区以社区治理为突破口，寓管理于服务，倡导居民自治，着力提升居民幸福感。

要做好社区服务工作，就得以人为本，深入了解民情民意，积极化解民忧民怨。克区在探索完善社区治理中，逐步形成了综合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五百”工作机制。据克区区委组织部长梁武军介绍，“五百”工作机制，指的是以150-180户居民为单位，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责任区，由社区关爱居民联络员（两委成员）带领社区党员积极分子、楼栋长、单元长骨干等组成服务管理团队，串百家门、知百家情、管百家事、解百家难、暖百家心。通过“串门”、“知情”了解掌握所在单元及居民的全面情况，通过“管事”、“解难” 及时反馈居民需求，组织提供各类专项服务，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社区居委会的热心和社会各界的爱心送到千家万户，从而实现 “暖心”工作目标。

为保障该工作机制的顺利运行，克区制定出台了配套制度，如“分片包户”、“民情日记”、“一岗双责”、 绩效考核等制度。这些制度调动了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能。在“五百”工作机制的推动下，克区建立了项目齐全的居民档案和社区资源档案，建立健全了社区警务室和社区调委会，组建了由社区民警、协警、义务联防队、红袖标、治安信息员等组成的综治维稳队伍，把社区建成了综治维稳的前沿阵地，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提供了基础数据来源。

如果说社区优美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让人舒心，那么贴心的互助帮扶则让人暖心。在社区服务中，克区还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坚持打造“一楼宇一品牌”，并给予活动经费支持，通过楼宇文化活动进一步扩大居民的参与和互动，有力促进了社区和谐发展。从2008年开始，北斗新月社区就着力打造特色楼宇文化品牌，如心相印苑的“百家宴”、团结苑的“楼组拔河赛”、连心苑的“邻里情”等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克区丰富多彩的楼宇文化活动，营造了亲善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了社区建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克区副区长刘进夫认为，克区社区建设有四点经验：一是以人为本、服务居民；二是资源共享、共驻共建；三是责权统一、管理有序；四是扩大民主、居民自治。目前，克区正朝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区治理体系目标迈进。

社会组织：承接更多公共服务职能，打造“一老一少”服务品牌

“社会组织是为承接政府职能而生，因解决社会矛盾而生，因满足社会大众需求而生。”胜利路街道乐龄社工服务社的总干事岳素君谈起工作滔滔不绝：“社工是社会的剂，每当看到所帮助的青少年打开心扉、融入社会，我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为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克区积极引导培育社会组织，打造专业化的社工队伍服务群众。据介绍，乐龄社会工作服务社是克区首批注册的民办非赢利企业，致力于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专业服务，如社区六点钟学校、重度残障少儿关爱、问题青少年帮扶等项目，在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犯罪，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克区是离退休“老石油”的主要居住地，截至2013年底，60岁以上老人已达27608人。对此，通过有序整合社会资源，克区构建起“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克区相继建成老年活动中心、 25个社区养老日托中心（站）、专业养老机构“克拉玛依黑油山老年社区”等设施，其中，社区养老服务覆盖54个社区，居家养老基础设施服务覆盖面已达社区总数的93.1%。在古尔邦节、春节、敬老宣传月期间，开展对高龄、孤寡、残疾等各族老人慰问，老年优待政策和优惠待遇不断优化，并及时兑现。

截至2014年5月底，克区社会组织达497家，其中，社会团体27家、民办非企业56家、社区社会组织414家，142人取得社会工作师认证。近两年，克区购买公共服务已覆盖了养老、治安、文化、科普、教育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等8个民生领域。此外，克区还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当前共有19617名义工，团体义工队伍共27类703支，开展了医疗卫生、心理辅导、剪纸编制、书法绘画等服务项目。2013年，共开展各类活动20197次，受益群众达189180人。

可以说，克区社会组织发展有序渐进，社会工作形成了社工引领义工，义工辅助社工，义工发动群众，群众参与义工，义工协助社工的良性循环。

数字城管：优化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市民幸福感和安全感

2014年6月10日，监督员阿曼古丽巡查网格时发现园丁小区2号楼旁的上水井盖破损，她于16：45分将信息上报数字化城管平台，半小时后，相关工作人员受理核实，将此案派遣至供水公司，供水公司当即派人赶赴现场并修理完好。事后，监督员再到现场核查并反馈城管平台结案归档。该事件从信息采集到结案归档共用了2小时8分钟。

每天早上，配备具有GPS卫星定位功能的“城管通”的克区城市管理监督员会出现在自己的责任区里，采集、反馈着相关城市信息，包括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交通、施工管理等各类公共问题。与此同时， 城管指挥中心有数十名工作人员同时受理来自监督员、“12319”热线等各渠道反映的问题。

据了解，克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于2008年9月正式开通运行。2009年，克区通过了国家住建部的验收，被授予“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城区”的称号，成为西北第一家通过验收的城区。克区构建的“源头治理、常态管理、应急处置”的服务体系，通过利用基础数据采集成果快速定位，高效协调各业务部门快速处置，有效化解了社会各类不和谐因素。截至2014年5月底，该平台共协调处置各类案件5965起。其中，“12319”城管热线4500起，临时处置案件718起，车辆巡查发现问题747起。案件处置回访满意率达到100%，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除了数字城管的建设，克区还完成了社会事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社区卫生信息系统等信息化建设项目，并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安装了全球眼监控系统，为打造高品质和安全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信息化的应用，不但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安全便利，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还打破了原来的各区独立建设、分块管理的状态，实现了数据和应用统一集中管理，有效整合和运用了各种资源。这种流程的再造、机制的创新，在润物细无声中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变。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陈楠）

责编/王志远 美编/于珊

【资料链接】

克拉玛依社区治理各具特色

南林社区：“1+5”治理模式

南林社区构建起了以社区党总支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区域化党委作为协调机构，以党员服务社、平安家园服务社、爱心互助服务社、快乐时光服务社、健康成长服务社五个社区自治组织为服务载体的治理架构，社区居民在自治中贡献力量、得到帮助、交流情感、收获快乐。

苑泉社区：网格化治理保居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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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上午，青枫社区党委在社区二楼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对照钟楼区委书记沈东所作的《聚焦老城复兴 聚力西进提速 攻坚克难 苦干实干 奋力夺取“双胜利”》的工作报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了钟楼区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

在学习中，青枫社区党委书记蒋俏艳同志结合全会精神，围绕“攻坚克难、苦干实干”对社区全体工作人员提出要求：一要抓好理论武装，打牢思想基础，坚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到日常工作的全过程。作为社区工作人员就是要转变工作作风，热情服务群众，为居民办实事、解难事，用贴心、耐心的服务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群众满意度。二发挥党建特色，立足服务定位。按照一个小区一个特色，不断完善党建工作网络，深入开展党建工作示范小区工作，进一步开展“争做红色领航员”，打造“一支”经常性收集民情的队伍、上下联动的诉求回应队伍。三要不怕苦不怕累，发挥“铁脚板”精神，脚踏实地走进百姓当中，以聚焦居民需求为抓手。今年上半年在社区党委牵头下组建了小区共治沙龙、物业经理联席会议、社会单位联系会议等协商平台，充分发挥党员、居民志愿者力量，成立五支志愿者队伍，打造小区治理“共同体”，给辖区内居民提供多元性、专业性、便民性的服务。下半年更是要以建设“品质青枫”为目标，党建引领、多元联动，打造社区治理名片。

会后，社区工作人员纷纷交流了学习心得，表示要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加入建设“新钟楼”的大军中，努力为钟楼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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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既涉及到地方政府管理，又涉及到居民自治，是多元参与的动态复杂过程。实现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效衔接，有利于促进基层自治组织成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基层社会管理理论分析及阶段模型

就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而言，扩大社会化管理和民主政治、减少政府行政控制是必然趋势，但是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根据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和发育状况，相应调整和转变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适时地缩小干预领域、调整干预力度、变换干预方式，扮演好政府不同阶段的角色。

在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管理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充当着“监护人”角色，尊重社会力量的独立性并适时地培养扶持和监督指导，与其互补共治。如图1所示，政府作用的发挥会经历“抚养培育-辅助成长-指导监督”三个时期，在完全实现社会自治之前，政府不仅要承担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责任，而且应积极培育和强力促进社会力量的成熟。社会自治力量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经历与政府相对应的“索取依赖-学习进步-成熟独立”三个时期。图1中显示了二者相互对应的不同时期以及各自在社会基层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图1）

我国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功能尚不完备，存在官方色彩浓重、自主独立性差、影响力不强、经费来源难以稳定以及内部治理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这种自立能力尚弱的“幼小”主体急需“监护人”（政府）营造良好的环境，给予必要的帮助，以适度的干预形式组织、协调和推动其迅速健全成熟。当前阶段，地方政府不仅不应放手，而且应发挥主导作用，将关注的重点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转到重点培养基层自治组织发育成熟上来，主动承担相应责任，积极辅助和培育社会自治能力，视社会力量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干预的程度和领域。当基层自治组织发育成熟、功能完备、有能力实现社区“自治”时，政府必须放眼于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指导，放权于基层自治组织，将现行“强政府”性质的政府主导管理结构转变为社区自治为主、政府仅做必要引导和严格监督的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管理服务与政府监督指导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直至完成“政府主导-二元治理-社会自治”的过渡和交接。

二、基层社会管理实践探索及评价

在我国，曾先后出现过行政主导的“上海模式”、社区自治的“沈阳模式”、半行政半自治的“江汉模式”以及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杭州模式”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它们或将社区建设的重心放在街道办事处，以行政支持、加强地方政府作用为导向，或界定责任和功能边界，“多中心”组织保证，或以政府下放权力、注重社区自治为特色，或注重社区结构性体制创新，构建“选聘分离”的管理体制。这些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在不同程度上理顺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展示并推动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在我国社区管理和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各类治理和相应成效之间的关联看，基层社会管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和尝试。

（一）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的分权。1998年民政部在全国选定26个国家级社区建设实验区，开展社区建设实验和社区体制改革，并于1999年至2000年先后出现了“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沈阳的“自治型治理模式”提出了政府与社区分权的课题，但是没有破题。当时，全国社区体制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居委会没有自治性，仅仅是区街政府的“一条腿”。与“沈阳模式”相比，“江汉模式”注意从初始制度的创设上着力消除“沈阳模式”未触及的“体制瓶颈”，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江汉模式”体现了不少科学理念和价值取向，但由于没有触动城市行政体制，随着政府职能社区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

（二）逐步让权社区的探索。2000年以来，有的城市开始了社区体制改革的新探索，试图弥补江汉区社区体制改革的不足。理论界把这一新的探索成果称之为“社区工作站模式”。从学术角度来看，社区工作站模式是政府职能社区化模式，是为实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在社区设置承接社区行政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许多城市纷纷掀起了创建社区工作站的浪潮。与“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相比较，社区工作站新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创新勇气，不同程度地理顺了政府与社区关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走出社区行政化困境需要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

这些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也充分表明相对成熟、成功的社区建设都以资金投入为健全基础设施和宜居环境的重要保障，以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为重要基础，以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居民自治组织为重要力量，以人文关怀为重要感情维系。而这些条件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关心支持和引导投入。这些实践也充分验证了在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采取政府主导基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三、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导作用

政府应弱化具体细致的管理，加强监督，鼓励并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根据社会自治力量在当前阶段呈现出的特点，调整对其干预的程度、形式和领域，特别应注重对社会力量的培育，扮演好政府现阶段在社会治理中的“监护”角色。

（一）出台政策规章，保障社区法制化管理。面对社区管理的新形势和基层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社区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以制度的力量依法治理社区。一是制定和不断完善发挥市场机制、共建机制、志愿机制作用的政策，特别是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政策、扶持企业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政策以及鼓励志愿服务深入持久开展的政策，使政府从“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做更加需要政府关注和下工夫的事；二是制定和完善向新建社区、人口密集社区、困难群体聚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区倾斜的政策，促进平衡发展。

（二）抓好组织整合，凝聚社区建设力量。长期以来，存在于社区的单位和其他组织，由于对社区事务不够了解，又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社区服务，不愿也难以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政府应发动各类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首先，整合地方政府力量，组建由政府负责人挂帅、民政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社区管理办公室，统筹规划社区建设，形成合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其次，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鼓励社区所有成员参加的社区建设联席会议，整合区域所有成员和资源，协调区域内各群体的利益关系，并服务于各群体，使辖区内的社区管理有秩序进行，和谐统一。可以整合基层政府的工作机构，在街道层面设置“一站式服务”，改进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养老等福利项目。

（三）创新管理体制，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在制度层面，地方政府担负着加快社区配套制度建设、切实保证社区组织自治性质的使命，应通过完善各项制度，解决社区居委会的职能界定、权利义务以及与各个方面的关系，用制度保障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区自治作用，地方政府要着重做好几个转变：一是把与社区群众关系密切的事项交给社区，提升社区组织管理地位，实现由微观具体向宏观统筹的转变；二是主动帮助社区排忧解难，搞好服务，做好协调，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指导、服务转变；三是对社区建设成效考评中，居民满意度指标要占合理权重，促使社区组织对民负责、为民办事，实现由上而下垂直考核向兼顾上级认可和群众满意的综合考评转变。

（四）培养扶持NGO，提高社区自治能力。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和角色的重新定位，从政府转移出来的大量公共服务职能需要更多微观主体来承接和具体实施。与此同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参与主体不够多元而受到制约。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政府之外的NGO存在并有效发挥作用，承担从政府集权式管理向社区治理过渡的中介角色，促使政府职能转换，完成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衔接。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鼓励、促进、推动基层社区领域NGO建设，在其建立、发展过程中进行适度培育和合理引导，使其与社区自治组织一起进行社区管理和建设。可以通过建立机制营造环境来培植NGO，促进NGO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发挥作用。

（五）搭建沟通平台，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建立高效便捷的沟通渠道，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对社区居民的情绪宣泄、意见表达、问题反馈进行快速收集和及时回应。对矛盾进行化解，对或愤怒或悲伤的情绪给予抚慰，对群众意见、建议充分考虑和负责任地处理，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完善政府自身建设的同时，推动基层社会健康发展。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还是社区建设管理的实践，都明确和验证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应坚持政府主导的模式。地方政府不仅应在当前阶段介入和干预社会基层管理，而且应该将培育社会自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力争在法制建设、规划设计、组织整合、体制创新、培育NGO以及搭建沟通平台等方面有所突破和成效，为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修好路”、“加满油”。

（作者单位：1.河北行政学院；2.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2]邓名奋.论社区自治进程中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思路.学习论坛，2007.1.

[3]石庆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国集体经济，2007.7.

[4]陈伯涛.构建和谐社区的主体及途径.领导干部网，200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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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从“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再到“智慧社区”，“智慧”一词逐渐占据了城市治理理念的核心一角。社区是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实现城市社会整合的普遍形式。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成熟度，而智慧社区的建设将会成为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智慧社区及其建设的动力机制

（一）智慧社区的含义

智慧社区一词最早源自1998年美国戈尔提出的数字地球概念。国外对于智慧社区的研究是作为智慧城市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其中以IBM给出的智慧城市定义为主流，即“智慧城市是指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1〕。国内关于智慧社区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综合学者们的多维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智慧社区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第一，智慧社区的参与主体。社区是居民获得社会服务的基本单元，因而社区建设不仅关系到居民全体，而且涉及到公共服务提供的多方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而智慧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以一种更为“智慧”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最大限度的满足居民需求。而在社区领域，生产、生活等服务的提供脱离不了社区的诸多构成单元，因而智慧社区并未超出社区治理的范畴，而是同样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不同的是智慧社区在治理主体参与的方式、载体、效率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

第二，智慧社区的实现载体。智慧社区与一般社区治理的根本区别在于治理方式、工具的创新。智慧社区的“智慧”之处在于将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融合到了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它不是一个个单一系统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相互交错、错综复杂的综合体系，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基于大数据处理的信息化技术是其载体，承担了社区治理某些方面的主要职能，包括社区相关信息的收集、处理、储存、公布，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多元化提供等等。

第三，智慧社区的实践效能。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实现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其本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运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全面整合社区资源，通过社区智能化服务平台的搭建，为居民提供智慧医疗、智慧管理、智慧交通、智慧环境、智慧监控、智慧安保、智慧学习等多领域、高效率、高质量的社区公共服务。

总而言之，智慧社区是指一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样态，它强调的是基于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参与，借助于互联网、计算机、云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实现社区资源的全面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的“善治”，也即社区服务的效率、质量、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提升。

（二）智慧社区建设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唐京华，孙宏伟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沈阳 110169）

[摘 要]智慧社区建设是改善我国社区治理状况的重要环节，但在具体实施中还面临着政府引导力不足、居民参与率低、虚拟平台运行不规范、缺乏专业人才及技术等制约因素，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智慧社区；动力机制；制约因素；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动力机制

伴随着智慧社区建设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作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其建设的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消解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社区治理的水平、效率均有不小的进步，然而从全国社区治理的实际状况来看还存在诸多困境。例如多元主体参与率低下，行政化趋势明显，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社区管理成本高以及治理主体之间矛盾丛生等。原有的社区治理方式已很难在这些问题的化解上有所创新，因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来消解困境，这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直接动力。

第二，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扩展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间接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进入了飞速更新换代阶段，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社会生活面貌的极大变化，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3951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信息技术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计算机、通信、传感等技术的进步不断寻求应用领域的延伸，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设早已进入技术延伸的范畴，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自然成为信息技术延伸的目标范围，技术应用的扩张需求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了间接的推动力。

第三，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是智慧社区建设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的公共服务要求。单一服务模式、普适化服务标准、慢节奏服务速率以及单向交流方式等已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个性化、高效率、高质量、双向交流服务越来越成为社区居民需求的偏重点，原有的以人工服务为主的社区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面对社区居民不断攀升的服务要求，智慧社区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二、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各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企业、居民都对智慧社区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综合全国智慧社区建设状况，可以发现要将智慧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实现整体推进依然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

（一）政府引导力不足，保障体系不完备

“智慧革命将深刻影响城市社区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这也必然倒逼社区对其传统的管理理念进行根本性的变革”〔2〕。在强行政压力环境下，政府行政导向在社区治理中依然具有主导地位，政府指导体系的不健全将深刻影响智慧社区建设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级政府或街道对辖区内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缺乏科学性，没有专业队伍作为指导，存在盲目推进的现象；二是政策、法律规范不完善难以为智慧社区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政府指导囿于技术层面而实用性不足。

（二）居民参与率低，政社互动性缺失

强化互动沟通是智慧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之一，然而从智慧社区建设的实践不难看出，现阶段智慧社区建设更多的是政府、社区等单方实施主体的行为，居民作为目标对象并未广泛参与其中。匮乏的双向互动沟通主要源于几个方面的工作不力：社区消极不作为，将智慧社区建设当做“形象工程”应付了事；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社区与居民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智慧社区具体项目建设的实际效用不高，居民未能从中得到真实便利；智慧社区应用的操作难度较大，居民难以达到参与的文化程度要求等。较低的居民参与度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智慧社区建设的意义黯然失色。

（三）专业人才匮乏，应用技术不成熟

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扩大，数据处理技术将面临着更新换代的难题，此外虚拟平台的构筑、不同系统间的完整对接等都需要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改进，目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尚处于模拟探索阶段，应用技术也处于不成熟状态，未来智慧社区建设还需要攻克各种技术难题。与此同时，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素质偏低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大障碍，据调查现有社区工作者不仅一般不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技术能力，而且拥有社区工作资格证书的也在少数，智慧社区所要求的核心技术人员难以寻觅。

三、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政策选择

面对智慧社区建设的多种制约因素，从政策上加强规范和引导是有效降低建设难度、有条不紊的实现社区治理“智慧化”的保障。

（一）以居民服务需求为动力导向

“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要空间，也是城市社会开展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地域单位，社区的智慧化建设水平直接关乎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便捷与和谐”〔3〕。居民的需求导向是社区服务发展的指示灯，智慧社区建设应当以居民的实际需要为前进方向，优先解决居民最为急切的要求。社区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主体，各个社区状况千差万别，在智慧社区规划、筹建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居民意见汇集社区共识，着力构建居民关于健康管理、商业消费、生活安保、社区医疗、社区养老、志愿服务等基础社区功能模块，然后配以单一社区居民特色需求功能板块，打破僵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从而打造各具特色的智慧化社区。

（二）以强化政府支持为实践保障

社区虽是居民实现自治的群众性组织，但在社区发展中政府作为全局支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慧社区建设有赖于政府的积极作为。首先，政府的社区治理理念应当具有前瞻性，将服务型社区当作未来社区建设的模型，正确引导社区构建的发展方向。其次，“政府要承担起顶层设计的职责，各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框架下进行智慧社区建设的统一规划、部署和协调”〔4〕，打破社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全面统筹社区资源，实现信息的交流、共享，构建社区总体布局，为更大范围的社区科学管理提供数据资料。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标准、评估体系、风险监控、违规处罚等规范，实现智慧社区管理的制度化，降低智慧社区管理的不确定性。

（三）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推进重点

智慧社区建设强调多元主体的互动参与，政府或社区的单方面推动只是外力而非内力，智慧社区稳步扎进的关键力量是多方主体参与形成的合力。其中政府应作为全局的掌控者，聚焦社区治理的大局，做好方向引导、“后勤”保障；自治组织要摆正服务提供者角色，以居民需求作为自己的行动导向；社区居民要明确自己主人翁的地位，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社会组织与企业则要扮演协调、辅助者的角色，在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同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造福社区。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一股关键力量。

总之，智慧社区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各方面条件协同配合的基础上分步骤、有重点的推进。在建设过程中强化政策引导以规范实践进程是完善我国智慧社区建设的基础保障。

〔参 考 文 献〕

〔1〕邹佳佳，马永俊.智慧城市内涵与智慧城市建设〔J〕.无线互联科技，2012，（04）：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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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这一论断具有特殊意义。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表现出财富大增加、社会大流动、身份大转变、结构大改变等鲜明特点。换言之，我国社会正在面临一次崭新的重构。在单位制已然式微、小家庭成为主要社会细胞的情形下，何处才是抵御社会原子化、碎片化的堡垒，何处才是安放漂泊心灵的港湾，何处才是我们的家园？此时，社区和社会组织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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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社区中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社区的发展已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在重庆隆重召开，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国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与路径选择，“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理念应运而生，为推动社区发展，创新社会社区治理的机制、构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并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下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推进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所谓“三社联动”就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并实现“三社”相互支持、协调互动的过程和机制。由于社区建设在我国大陆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更是处于初创时期，在近年来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的发展中，三者之间虽然开始了“联动”，即互动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一些“联动”多是双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现实”权衡而形成的临时性关系，有的甚至还有“两张皮”现象。“进入新世纪，置身于我国大力开展社区建设的新形势，面对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任务，在社区积极推进“三社联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联动”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标、任务，认识及定位。通过建立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共享彼此所拥有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促进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现阶段的社区建设与治理中，通过引导和激励社区社会组织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反映和表达社区成员或特定居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开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从而构建“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二、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1.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城市基层组织的最小分子，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作用关键。社区治理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区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存在政府部门管理越位、服务缺位、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功能错位、居民自治意识不强等问题。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要重视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2.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居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众民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选择

1.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生活共同体，塑造社区文化与社区认同，让老百姓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前我国社区规模扩大了，类型增多了，然而人际关系却疏远了，服务也单一了。社区没有成为人们所需要的共同体，没有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要改变社区建设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建设的现状，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心转移到营造社区共同体上来。因此，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夯实社会治理基石，成为当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2.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不断推动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当前，社区建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政权建设混同，把社区居委会当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太多的政府职能，工作不堪重负、疲于应付。为此，必须明确城市社区治理功能定位，加强社区自治规范和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方式多样化。

3.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市场化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权利垄断，推动竞争-合作主义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垄断，扩大社区居民选择权，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当前，政府角色失调和行为失范是影响社区建设深入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变倡导者、指导者为控制者、领导者，超越了其本来的职能与权限，没有很好地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通过转换思维模式，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通过营造法治环境，开展法治活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相关法律规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四、小结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实现良好的社区治理局面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势在必行。“三社联动”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时期群众公共服务需求及表达途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及社会治理困境加剧的背景下日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的优势，实现“三社联动”发展，这不仅是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不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全面推进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性路径。

参考文献

[1]史云贵.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理性路径[J].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吴淑珩.连云港市创新探索“三社联动”提升社会管理水平[J].中国民政报，2012年.

[3]谢志强.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J].人民论坛2014（S1）：77.

[4]徐福海.“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J].中国民政，2015（12）：16-28.

[5]吕青.创新社会管理的“三社联动”路径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2（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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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学习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大力宣传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全面提高全社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

2、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深刻认识依法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快“法治滨海”建设步伐。

3、积极开展以“每月一法”为专题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根据国家法律颁布时间，制定具体普法计划，切实落实好每月的主题法制宣传活动。

二、广泛开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4、围绕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广泛开展与促进就业、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环境保护、住房拆迁、物价调整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积极打造“法律惠民”的服务品牌，依法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5、学习宣传推进科技进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促进我市率先科学发展，实现蓝色跨越，建设幸福宜居的现代化国际新城区作保障。学习宣传与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推进蓝色硅谷、西海岸经济新区等重大战略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6、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使全社会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理念，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的大众化、社会化。

三、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

7、深化“法律进机关”活动。认真落实机关普法联络员制度，并坚持“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不断增强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实现机关普法制度化。

8、深化“法律进乡村”活动。全面推广“一名党员（或普法骨干）联系十户家庭”的农村“1+10”普法模式，落实农村法制教育阵地“五个一”建设，加强农村“两委”成员的法律知识培训，实现农村普法多样化。

9、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一长三员”（楼长、普法宣传员、矛盾调解员、治安信息员）普法队伍的作用，提高社区自治和服务能力，实现社区普法规范化。

10、深化“法律进学校”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作用，开展“关爱明天·普法先行”、“小手拉大手、我与家长同学法”、“模拟法庭”和开展青少年法制漫画比赛等活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实现学校普法社会化。

11、深化“法律进企业”活动。开展“诚信守法企业”、“文明守法经营户”等评比表彰活动，企业要聘请法律顾问，健全企业和企业职工维权机制，推动法律进车间、进班组、进工地，实现企业普法阵地化。

12、深化“法律进单位”活动。全面落实“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普法工作责任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和“属地化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实现单位普法管理属地化。

四、扎实推进法治创建工作

13、继续健全完善法治创建制度体系。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法治机关、法治乡村、法治社区、法治学校、法治企业和法治单位”6个创建标准。

14、巩固“法治滨海”创建成果。继续开展“法治乡村”

“法治社区”、“法治单位”、“法治企业”、“法治学校”的创建活动，培育推荐各类典型,做好各级法治创建工作的评比表彰准备工作。

15、评比表彰“民主法治村（社区）”、“依法治教先进学校”和“诚信守法企业”。年内，受到各级表彰的民主法治村（社区）达到68%。

五、大力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

16、按照市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标准，全面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年内争取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一处。

17、巩固完善青少年法制教育“四六制”工作格局。即以“六类”（在校、落榜、失学、待业、服刑在教和刑释解教）青少年法律需求为突破口；以青少年普法“六进”（进家庭、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监所）活动为平台；以创建“六项机制”（领导机制、制度机制、队伍机制、资料机制、经费保障机制、档案规范化机制）为保障；以建设“六个”普法渠道（广播电视普法频道、报刊法制栏目、互联网普法网站或网页、普法信息广场、青少年普法教材、普法维权平台）为载体，实现青少年普法教育的常态化、集约化、规模化效应，全面营造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浓厚氛围。

六、切实加强重点对象学法用法

18、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健全并落实党委中心组集体学法、党政联席会议会前学法、法制讲座、法制培训、法律知识考试考核等制度，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示范带动作用。

19、加强公务员学法用法守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采取多种形式，加强通用法律知识和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学习，加大公务员法律知识测查和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公务员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20、积极开展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提高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能力。把法律知识培训纳入企业负责人培训计划，把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情况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重要内容。

21、扎实开展农民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四民主两公开”自觉性。宣传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农民依法参与村民自治活动，提高其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能力，提高村务公开、财务公开质量。充分发挥农民工法制学校作用，定期对农民工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消除乡村和社区法制宣传教育“死角”和“盲点”。

22、加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使其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打下坚实基础。

23、拟于12月份，组织全体机关干部、村（居）“两委”成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行法律知识统一考试。

七、积极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24、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作用。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丰富法治文化活动载体和形式，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站，引导法治文化产品创作和推广。

25、整合优化社会资源，鼓励各类文化团体参加法治文化建设。探索建设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文化团体和公共文化场所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优势，推动法治文化与机关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乡村文化的有机结合，培育一批有特色、高品味的法治文化示范点，打造滨海法治文化精品。

八、全面加强普法队伍和阵地建设

26、要按照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普法队伍的要求，全面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专职队伍、各级普法讲师团队伍、普法宣传志愿者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各类普法骨干。

27、抓好普法骨干培训。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全面提升全街道普法宣传教育骨干队伍素质，拟于上半年对全街道普法骨干进行集中轮训，使全体普法骨干掌握《“六五”普法规划》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方式方法，为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28、大力营造全民参与的普法氛围。在开展好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世界环境日和全国法制宣传日等集中宣传活动的基础上，把12月份作为全街道“法制宣传月”，每个季度的第4周作为全街道“法制宣传周”，每月4日作为全街道的“法制宣传日”，充分利用法制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时机，开展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使普法教育落实到每一个角落。

九、健全和完善普法保障机制

29、及时调整、充实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确保机构健全、人员到位、领导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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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区**路街道办事处下辖3个社区，居民4813户，13922人。其中：党员449人；下岗职工722人；贫困户1589户，4205人；流动人口45户，108人；“两劳两放”人员15人；“”重点人10人。

二、辖区治安状况

04年治安案件10起，刑事案件1起；05年治安案件7起，刑事案件1起。

三、主要工作

一、高度重视，上下联动，努力把建设“平安街道”工作纳入重要日程

1、健全平安创建的组织网络。**路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平安建设”工作，将其纳入党政重要工作议程。在领导办公会上，多次讨论研究建设“平安街道”的有关工作，并成立了由党工委书记亲自挂帅，分管领导及派出所所长直接负责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各社区有专职联络员，形成了上下和谐统一抓创建的工作格局。制定了创建平安街道工作实施规划，努力实现“五个确保”，即：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确保经济运行稳健、确保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舍得投入资金。为进一步体现对建设“平安街道”工作的重视，办事处在财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今年投资1万元，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对下岗职工、特困人群、残疾人给予了救助，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从而消除了辖区内外不安全隐患，营造了平安建设的良好氛围，

3、重视综治干部的业务培训指导。办事处综治委从加强队伍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入手，定期请区委、区综治办领导到办事处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办事处班子定期深入到社区、深入到群众中检查工作落实情况，针对发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既进行综治理论的培训，又注重实际操作的指导，有效地提高了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了专兼职人员的工作本领，有力地推动了工作开展。

4、认真开展平安建设的宣传工作。及时制定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实施方案，利用社区黑板报、宣传栏和文化长廊刊登创建“平安街道”、“平安社区”的宣传内容，把创建平安工作的目的、意义、创建的内容等宣传给广大社区的群众，先后张贴宣传标语48幅，悬挂条幅5幅，散发宣传单1500张，制作工作牌板4块，书写永久性宣传标语20条，形成了创建平安街道人人有责、辖区居民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把工作的评判权交给群众，不断增强服务意识，热情为群众办好事、实事，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平安街道”创建活动中，经测评，群众满意率达98%以上。

二、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努力把建设“平安街道”工作落到实处

1、健全基层平安管理机制。为把建设“平安街道”工作落到实处。**办街道党工委及时成立了**路地区建设“平安街道”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任组长，派出所教导员及学校负责人为成员。并制定了例会制度、情况汇报制度、督导检查制度等，及时交流和掌握单位创建平安工作开展情况。

2、强化治安防范机制。在建设“平安街道”工作中，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综治机构组织协调，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专群结合、整体联动、高效运转的打防控管一体化工作机制，强化各项防范措施的落实，针对辖区群众反映的居民区丢盗问题，办事处召集综治成员单位进行分析，研究解决办法，采取加大社会面的控制力度等措施，在人防上下功夫。一是对流动人群进行重点管理。掌握人口流动情况，每季度对卡入户一次，发现流动人口及时登记，并按流动时间长短和年龄对他们进行分类，把中、青年和居住地点不固定的人员列为重点管理对象，动员群众有针对性的防控。如：一对退休的老干部夫妻，每天通过散步进行巡视，通过连续几天的观察，发现一个刚刚居住此辖区的流动人员可疑，及时向派出所进行报告，干警布控三天，在该人勾结外来人员实施入室盗窃时，将该团伙抓获，制止了入室盗窃案件的发生；二是对“两劳两放”人员进行重点管理。辖区累计两劳释放人员15名，办事处社区组织专人与他们结成帮教对子，从思想上帮助、从生活上关心。办事处积极为他们寻找生活出路，在金星公司砖厂、**矿和光彩家园社服中心安置10人就业，有5人在从事运输、饭店、食杂店等个体经营；三是搞好辖区群众的提示教育。定期请公检法干警及法制教育辅导员为居民讲法律、法规，在讲授法律常识的同时，深入社区向居民讲解如何识别犯罪嫌疑人，遇到紧急情况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报警等，假期请辖区共驻共建单位的学校品德教师对青少年进行道德养成教育，全年共培训12次，受教育人数达1800人次。

3、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为了有效地遏制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办事处成立了调防一体化组织机构，把居民矛盾纠纷分成几大类进行处理：对家庭纠纷、邻里纠纷，主要由社区进行调节。难度较大的由办事处与社区共同研究、共同解决；对因生活困难引起的纠纷，主要由街道办事处负责解决。为此，我们筹办了“慈善超市”，为400余户贫困户捐赠棉衣、棉被等物品1200余件，送过冬取暖用煤10吨，稳定了人心。同时，我们积极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创造条件，建立了再就业培训基地和再就业安置基地，举办就业信息会、招聘现场会等形式共培训120余人，使400余人实现了就业、再就业。今年，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27起，调处率达100%，其中，通过及时调节，制止了4起可能发生的刑事案件。由于我们工作到位，辖区内未发生和越级上访事件。

5、强化安全生产工作。为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方针，办事处制定措施加强安全工作。加大安全知识宣传。把安全知识的宣传作为重要任务纳入安全工作计划，利用一切资源和有利条件，抓住一切时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办事处、社区定期请分局消防科进行安全知识讲解、家庭小火的扑救以及遇到火灾如何逃生等知识。对辖区重点地段进行安全大检查，对存在隐患的街道，做通群众工作及时拆除，打通防火通道2000余延米，撤换老化电线10000多米。

三、用活载体，创新机制，促进建设“平安街道”工作向纵深发展

机制创新是做好平安建设工作的重要保证，在这方面，我们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创新。

1、创新治安管理网络。为充分调动驻辖区单位参与平安建设的积极性，落实平安建设属地化管理要求，在各个社区成立“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调委员会”，制订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项制度，八项职责”，即《矛盾纠纷调处例会制度》、《社会治保组织工作职责》、《暂住人口管理工作职责》、《社区巡逻组织工作职责》、《社区安置帮教工作职责》、《社区法律服务工作职责》、《社区人民调解工作职责》、《社区普法依法工作职责》、《普法宣传员工作职责》，将驻地单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部纳入到管理网络中来。

党工委组织开展了“平安在社区”活动，各社区也成立了以党员志愿者为骨干的集治安、保卫、调解、帮教、普法为一体的巡逻队，设立了7处报警点。形成了全方位社区治安防控体系。为防患于未然，把各类矛盾尽可能消灭在基层，党工委充分发挥社区矛盾纠纷调处和民事调解的作用，做到了居民纠纷不出社区、不出街道，有效地防止了各类民事或刑事案件的发生。今年以来，办事处会同居委会、派出所、驻地单位协调处理各类纠纷案件27件，调处率达100%。

2、创新工作机制。工作无小事。对社区内的重点人物采取办事处、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三级信息管理，利用社区稳定工作信息员，及时掌握重点人物的信息，做好社区稳定工作。对辖区老上访户给予多方面的帮助，让其感受到政府的关怀，安心生活。

3、创新安全生产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制定了安全生产工作意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采取有力措施，搞好安全生产工作；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当前安全防范，积极开展“地毯式”的隐患排查工作，找准隐患的“源头”；对安全生产事故和火灾、火情必须按规定及时上报，并认真调查处理。

4、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特色活动。为了进一步推动“平安街道”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坚持“群众安全了，社区就稳定，社区稳定拉，社会就安定。”的思想认识，按照区委的要求，充分发挥社区的优势，开展创建特色社区活动。如11社区，失业、无业人员较多，就制定创建“以就业促稳定特色社区”，先后安置就业200多人，此做法得到市领导的充分认可，市政法委编发了简报向全市推广。其中，一个叫刘善芳的群众通过社区的帮助开蔬菜店生活稳定后，今年为11户救济户无偿赠送蔬菜达300多斤。如十社区，贫困户多，就选择创建“服务群众保稳定特色社区”，社区主任筹措资金开了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粮油店，一年来，先后为低保户、贫困户佘米、面、油达300户，解决了群众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保证辖区的稳定。同时为了充分挖掘群众中的综治人才，壮大创建平安社区街道工作力量，我们在群众中开展了“争做综治带头人”活动。九社区一名叫赵连任的老党员，利用自身搞医的优势，为全社区1415户居民建立健康档案，为孤老，下岗职工无偿赠送药品700余元，为416户居民进行义诊等。开展特色社区以来，辖区未发生一起群众进京、进省、进市上访事件，辖区始终保持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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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是一项涉及到居民群众学习利益诉求的社会事业，社区教育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不仅对社区教育管理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社区教育管理创新指明了基本思路与发展路径。

一、社区教育管理的理念创新

理念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在认识事物中具有先导、指导的作用。而这里所说的理念创新，又主要指关于社区教育管理的本质，管理者之间、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及价值的诠释与定位。

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社情、民情，在社区教育管理中，究竟要创新并树立哪些新的理念呢？笔者以为：

一是要树立多元主体的理念。政府、社会、市场都是推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又是互相平等的主体。要从历史上单纯重视政府作用、单纯采取行政管理、轻视社会主体作用、排斥市场取向的传统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树立多元主体的理念，从一元独进向多元协同管理转变，这是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理念创新。

社区教育管理，要改变过去单一行政管理的状况，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看作相互平等的主体，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居民是社区教育真正的主人，要尊重居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互平等尊重，确立共同愿景，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二是树立公共治理的理念。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良性互动、合作协商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单一政府的权威，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社区教育原本就带有较大的自治色彩，是居民群众自发参加、自主管理、群体享受的事情，因此，在社区教育中，引进治理的理念，既有现实的民众基础，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治理当然包含管理的意涵，但治理是在主体之间平等尊重理念指导下所实施的行为，只要居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就能开创社区教育的新局面。

三是树立社区教育主体性发展的理念。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笔者理解，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以发展为本，居民是社区发展的中心，社区发展的主体，社区发展的目的。社区教育原本就是群众性、平民化的教育事业，为了居民，依靠居民，成果惠及居民。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认知度、认同度、参与度，居民广泛发动起来了，参与到社区教育中来了，居民的智慧力量贡献给社区教育，把社区教育办成为居民满意的教育，社区教育才能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没有居民积极主动的参与，社区教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四是树立管理即服务的理念。领导就是服务，管理也是服务，服务居民是社区教育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发展社区教育是为了居民，居民自己的事情，要支持居民自己来管，而不是只靠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管控。政府也好，教育及相关部门也罢，办好社区教育，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恩赐，而是一种服务，一种服务惠民。如果居民不能从社区教育服务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素质提高、学习快乐、精神享受，社区教育就是南辕北辙、本末倒置。

二、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传统的管理理念往往把政府视作惟一的主体，带有较大程度的行政指令色彩，具有自上而下管制的内涵，而被管理者则是政府的附属，两者在管理中的地位和价值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不平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政府行政管理必须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管理与单位管理有机结合，综合运用多种管理手段，逐步形成管理与服务融合、有序和活力统一的多元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思路、新模式。

我国的社区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实验探索，业已形成“政府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新格局，为社区教育管理改革创新奠定了制度基础。

要深化社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下一步要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作为社区教育的领导主体，如何创新执政的理念与方式，从直接管理、具体管理中解放出来，着力培育并发挥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作用；社会、社区要成为一个主体，如何改变目前组织化程度以及素质均不够高的现状，提高参与管理的素质与能力，从配角变成主角，从而取得与主体地位相称的话语权；社区教育本质上是一项公益性事业，而市场则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益性行为，但公益并不等于无偿或免费，如何在公益性和私益性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适度引进市场机制，促进社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进一步从制度体系、政策法规方面，明确规范政府、社会、市场几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职责功能，都需要假以时日予以解决。

管理不是控制，但也不是不要管理。在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许多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变成社区人，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依附—游离—组织的变化过程，管理和秩序是必要的。但管理的理念与价值观需要变革更新，在平等尊重引导的观念指导下，帮助与支持人的发展。特别在城镇（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更要通过社区教育的管理与服务，把农民转化为市民，进而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公民。

三、创新社区教育管理载体，实现教育惠民根本宗旨

坚持重心向下，推进社区自治、居民主体的社区教育发展。社区自治，这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自治的本质特征，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直接管理与干预，而是依靠居民及其组织的力量，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居民组织起来，民主选出代表，自信自立自律，带领居民发展；调动居民积极性创造性，运用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与途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建设社会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居民自己的精神家园。

成都市锦江区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对社区教育实行网格化管理，坚持重心下移，注重基础建设，从去年开始，在居委社区层面建立居民学习点的基础上，又往下延伸，分期分批建立“院落学习室”，拓展社区教育服务空间，配备服务设施，提高供给能力，扩大服务覆盖面，把社区教育学习送到居民院落、家门口，形成方便居民的“学习服务圈”，使居民群众从社区教育服务中，得到更多实惠。

上海嘉定区多年来，通过实验项目的形式，注重创新社区教育载体，初步形成了五种社区教育新的学习载体：一是嘉定工业区于2005年启动了 “百姓学习中心户” 建设项目，将教育学习重心下移到了具有一定素质和能力的中心户，带动周边居民的学习；二是嘉定镇街道2007年由草根团体发展而来，建立了以学习为动力，扩及邻里互助的“睦邻点”组织形式；三是华亭镇2006年建立“农家书屋”，形成了一个方便居民学习和培训的园地；四是徐行镇借助“村组党建”平台，建立了社区教育的基层学习载体“村组家园”；五是马陆镇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小区，2007年建立“社区学习中心”，形成了又一种新的新市民学习组织形式。总体上看，上述几种教育学习的载体，深化延伸了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覆盖面，走出了一条重心向下、方便居民、教育惠民、特色鲜明的发展新路子。

从社区教育的本质看，民间组织是居民主体性的价值追求，是居民主体性的组织表现。总的看来，社会成员必须通过提高其组织化程度，来表达意志、反映诉求、体现参与、贡献才智的。在今后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将作为一个主体，包括代表公众利益的社团，或代表部分群体利益的社团，与政府合作，共谋发展。特别是在强调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势下，在地方性、社区性的社会治理中，民间组织（包括志愿者组织）更可以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起到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各类以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生活休闲为主体的、居民自发性的社区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发动和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教育活动，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尚难以承担街镇乃至区县一级社区教育的任务，距离一个社会主体的角色要求还要继续历练与攀登。

四、搞好支持服务，重在教育惠民

社区教育管理的现实要求，是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根本宗旨则是教育为民、教育惠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更要追求优质服务。搞好社区教育中的服务，主要表现在：

（一）调查需求，满足需求

社区教育是以成人为重点的全民终身教育，必须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满足需求为宗旨，因此，坚持经常性的需求调查，以需求作为制定社区教育计划、决定学习内容与形式的重要依据，应当成为社区教育治理第一位任务。

（二）建设学习资源，搞好资源供给

教育资源供给与群众对教育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搞好社区学习资源供给，就要整合优化现有各类资源，特别是社区内学校教育以及各类文化资源，开放共享，扩大效益。目前，已经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习资源建设指导委员会，加强全民终身学习资源建设的统筹协调，有计划地整合、建设、推介、评优，给居民群众提供尽可能适需对路、特色优质的学习资源。

（三）搭建学习平台，搞好支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