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5: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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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简便验廉,适宜技术社区推广方便
中医是实践医学、经验医学,其简便验廉的诊疗方法及各种中医药特色非药物适宜技术,是中医药在社区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独特优势。首先,在自然观和整体观思维的指导下,辨证论治成为中医药诊治疾病的最大特色。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病史、症状、体征等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以及疾病的发展趋势,从而根据病情个体的差异,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较少依赖大型设备检查及开出大处方。其次,中医药特色适宜技术除大家耳熟能详的针灸、按摩、推拿、气功、熏、洗、敷、贴、刮痧、食疗药膳等,还有属于物理治疗范围的光疗、热疗、水疗等,属于精神情志治疗方法的以情制情法、文娱疗法等,以及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弹琴、书写、绘画等保健干预疗法。[12]这些中医药适宜技术,具体操作简单,易于快速使用,临床疗效明显,群众喜闻乐见。医务人员稍加指导,社区采取各种形式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便可成为社区健康管理中十分适宜的指导和干预措施。以上论述,从医学手段的可行性上为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但我国社区健康管理仍处于探索初期阶段,面临社区卫生资源相对不足、经验比较欠缺、群众需求难以满足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融入中医药开展社区健康管理工作,不仅要借鉴国外社区健康管理的经验,还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参与建设的主体、具体开展形式等方面寻求合理的理论依据与路径依赖,建设持续、稳定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模式,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3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提供的新机理:多中心治理机制
3.1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准公共品凝集
依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性。公共品又可分为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纯公共品因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投资不具经营性,应完全由政府提供,如典型的国防、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准公共品介于纯公共品与私人品之间,具有效益上的外溢性和消费过程的不完全排他性或竞争性等特征,兼具公共需求和私人需求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可经营性,教育、医疗等都属于准公共品的范畴。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属于典型的准公共品,可完全由政府提供,而私人部门亦可根据特殊群体需要,开拓经营市场。
3.2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示
关于政府完全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失灵”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福利危机”的出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无效、低效受到很大诟病。面对公共产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要么“市场”、要么“政府”的二分法模式已不能满足公共事务治理的需求。[13]基于此,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诸多主张中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极端之间,公共事务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由于各类主体在功能、结构、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的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某种单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供给的优化配置。[14]显然,该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主张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提供公共物品,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15]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网络化,超越了企业治理的局限,突破了单纯政府的范围。以公民为主体,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可以提高治理效率、增加效益,缓解政府治理的压力。在我国当前基层卫生服务过程中,行政化色彩过浓、自治性缺乏,多以领导个人偏好提供服务内容,既加重了政府负担,亦不能充分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调动不了群众及各方主体的积极性,效率低下。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实施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应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形成政府主导、公民主体、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局面,构建融合多中心决策机制、供应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在内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尤其要注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培育社区健康管理自治组织。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有利于建立面向社区和群众、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而且有利于拓展服务形式,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4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路径创新
以社区健康管理基本要求为准则,以中医药特色理念和技术为手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政府、医疗机构、高校、社会团体、企业、民众共同参与治理,政府推动、市场补充,既有学术的建设,又有经济发展的激励,建立健全合理、长效的运行机制,是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可探求路径。
4.1政府领航实施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
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下放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弱。政府退出一些竞争性的领域,能更集中有限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基础性的工作中。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1)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制定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发展方向、政策、规划、标准以及其他主体进入的准则等,发挥监督和考核功能,激励与规制各方行为,为各主体的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调动各方积极性。(2)政府发挥宣传和引导作用,向群众普及健康管理知识和中医药知识,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促进人们对中医药理念的领悟以及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技能的学习,提升群众的健康素养。(3)对群众基本健康管理需求的主导投入作用,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依托,保障和加大资金投入,建设社区卫生服务基本硬件设施,大力培养中医全科医生,同时做好社区群众健康信息的采集、监测、评价等基础性工作。
4.2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竞争机制,提高效率
为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人群的需求,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将一些资源配置到有偏好的人群手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企业可以针对特定目标人群的需求,依托自身力量提供设施、人力资源投入、创新的中医药产品和服务,以健康俱乐部的形式,设定合适的准入制度,以“选择性进入”使资源更体现价值和效率。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以人为本设定具体服务内容,充分满足和尊重特定主体的选择性,既提升企业自身发展,又推动中医药知识和技术的传承传播,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3非政府部门的主动参与
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除政府部门领航掌舵、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外,高校、医院、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应当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作,提供科技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实现自身的价值。高校,尤其是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是中医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之地。其功能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范围内搞实验和学术研究。师生应当走出校园,深入社区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及活动,给社区提供实用知识和技术,普及中医药文化价值。如指导社区群众在自家种植一些中草药,不仅美化百姓生活环境,而且能够更好地让百姓认同中医药,在造福百姓的同时实现高校自身价值,促进高校的建设发展。医院同样是知识密集的地方,公立性医院应该采取短期或长期的多种措施,指导和支持社区中医药服务的开展。可开设社区中医服务门诊、举行各类义诊活动等,将中医药文化及技术传播到基层。各类社会团体亦应在健康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公益性作用,以各种形式补充资源。
4.4民众为主体,在民
多元主体治理下实行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核心就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吻合。以促进人的健康和社会和谐,让公民自主化参与,让群众有自主治理的机会,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政府在进行一系列决策时,需充分征求群众的需要偏向。除企业俱乐部形式外,群众亦可自主建立中医药特色健康俱乐部。相同偏好者共同组建自主治理的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俱乐部,共同研习中医药对健康的促进作用,真正激发对中医药的喜爱。政府可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高校、医院、社会团体等提供技术指导。
关键词:
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教育;作用;建设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同时指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方面明确提出了要求——“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开发社区教育资源”。社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顺应了社会治理理念,从社区教育管理进化到社区教育治理,推进了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建设,探索适合社区教育发展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格局。这些都是社区教育管理创新的基本取向和路径选择,也是今后推进社区教育治理发展的目标追求和主流价值。作为现实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社会组织也是社区教育的社会载体与重要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研究社会组织,探索其在社区教育中的功能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区社会组织
徐永祥认为,所谓社会组织,是指不同于官办的社会组织(GONGO),也不同于社区文体活动团队类组织类型,更不同于以经济理性为宗旨的各种市场主体或市场要素(如经济类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教育、文化及体育等营利性机构),而是以追求社会理性,提供非营利的社会服务或社会支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胡伶认为,一方面“教育社会组织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为公众让渡出教育管理空间时产生,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管理措施在微观层面得以贯彻。”由此提出了教育社会组织的概念。另一方面,从社区教育实践来看,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民政局注册的,以枢纽型组织形式孵化社区文化团队,承接政府服务项目,进行文化养老、健康教育培训;另一种是社区文艺社团,例如书画社、舞蹈团等,带有较强的民间自发性质。社会组织可以分为六大类,即事务类社会组织、服务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活动类社会组织、文体活动类社会组织和适应居民服务需求的社区社会组织。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特指参与社区教育的,满足居民学习需求的各类正式注册的专业社会团体,称之为社区社会组织。
二、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教育中的作用
长期以来的观点一直认为政府和市场“两驾马车”可以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需求,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有效配置资源,提高效率;政府通过“有形的手”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实践证明,仅有这两只手远远不够,特别是在社会问题凸显、社会治理难度日益增大的现阶段,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与社会携手合作,一方面创造条件培育社会组织,使之完善和发挥自身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多方参与合作机制确立其社会治理主体地位,发挥其在社会管理新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
(一)提高了社区教育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社会管理”的表述提升为“社会治理”,体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将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培育与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效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让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治理主体之一,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人与人的理解与融合、促进邻里的和睦与社区的和谐,有利于推进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社会组织紧跟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理念,开创了提高社区教育治理水平的实践途径,提升了社区教育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弥补了政府在社区教育治理中的短板。
(二)丰富了社区教育的实践主体
政府单方面的力量不足以解决社区教育所有的管理困境并提供具有回应性和针对性的服务,所以必须依靠社会的资源和力量。社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正好弥补了政府管理的缝隙。随着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呈现常态化,为不同群体服务的社会组织,通过开发和整合各类教育资源,满足居民日益多样化的学习与生活需求,日益成为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与各级教委、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市民学校等共同组成了社区教育的实践主体。
(三)提高了社区教育专业化水平
社区社会组织是各种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保持对社会需求以及环境变化的高度敏感和灵活变通,从而提供各种专业化和差异化的社会服务,满足日益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社会发展和居民学习需求。社区社会组织工作者的专业性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社区教育教师队伍和志愿者队伍的整体水平。
三、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障碍与困境
虽然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但仍面临许多困难,既有源自主体内部的,也有来自社会环境等领域的。主要体现在:
(一)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认同度不够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范围广、难度大,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来关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发展创新的工作。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法规建设相对滞后,缺乏相关的具体政策、配套措施,社会组织评估和激励机制还不健全,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时,虽然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并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有部分单位和个人尚未认识到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教育主体之一的重要性,依然将社区社会组织看作是非正规的团体,持不信任、不重视的态度,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和开展社区教育时困难重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效力发挥。此外,对社区社会组织认识与重视程度的差距也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社区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局面。
(二)社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
截止2015年11月25日,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60万家,虽然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类型上都有了较大突破,但是社会组织自身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一是内部组织建设不规范。很多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成立时间不长的社会组织不同程度地都存在着内部组织建设不规范、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有的虽已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但只是为了应付上边检查的一种形式,而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由于社区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以及待遇等原因,因此很难吸引人才,不少社区社会组织的员工存在着素质偏低的现象,文化程度大多不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与指导。这些都影响到社区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三是缺乏诚信透明和自律机制。由于受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社区社会组织的信用度难以建立,加之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又不重视机构自律,结果导致诚信危机。缺乏了诚信,社区社会组织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必将受到影响。
(三)社会组织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互动不足
一方面,当前的社区教育实践依然是政府主导,教育部门推动,以社区学院为龙头,社区教育学校为主体,通过聚合社区各种教育力量,如学校系统、市民教育基地等,来实施各项社区教育活动。而社会组织由于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互动机制不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尚未建立,授权合作或互动合作不充分,有些部门对社会组织的服务与管理传统思维定势没有改变,没有形成与社会组织协调互动的工作方式方法。造成的结果就是社区社会组织这一主体不得其门而入。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靠自筹资金、社会捐助、政府补贴和服务收费,经费来源不稳定且数额不多。资金的缺乏不仅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再发展,而且就目前来说已经影响到社区社会组织设施建设,进而影响到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此外,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督,而社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督也常处于缺位状态。
(四)信息沟通渠道不够畅通
社区社会组织由于缺乏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合作意识,没有自己的诉求表达途径,来表达自身利益和要求、切磋服务经验与技能以及交流行业信息,无法将自己的社区教育资源共享,也因为宣传不够而无法参与到社区教育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机构的发展,影响了社会政策选择中诉求表达的能力。
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创新发展的路径
(一)做好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建设
挖掘和培育社区人才资源,依托地域优势,组建各具特色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做好基本制度的统筹建设之后,应该允许各地区有一定的自主性,鼓励各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在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组织管理等各方面发挥能动性。各地区从自己的独特性出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长期规划,围绕规划有序发展。另外,有必要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社区社会组织工作的支持。一方面,建立地区性的统一的年终评比机制,设立若干奖项。在此基础上,集思广益,建立辅激励机制,以年终评比为主形成全面的激励体系。另一方面,应该建立适当的监督和劝退机制,对表现持续不佳的社区社会组织应该有所监督或重新培训,保持队伍的先进性。
(二)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虽然当前社区社会组织尚难以承担社区或街道乃至区一级的社区教育任务,但是在发动和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教育活动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要充分认识和引导好此类组织的发展方向。合适的培训与指导能够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技能和整体素质。尤其是区级的培训,各区差异较大,区级培训一方面宣传教育本区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可以树立自己的特色。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本地区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社会宣传能够帮助居民更了解社会组织,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人加入队伍,提供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的提升也是稳定现有工作人员的有效手段。
(三)打造区域社会组织品牌
根据本地区社区教育特点,着力打造特色社会组织。可首先建立梯队推进机制,即对成立早、群众基础好、对外有一定知名度的特色社区社会组织,采取引导提质发展,创新管理模式,积极帮助其打造成为全国有名、全市示范、全区领跑的特色品牌型社会组织,通过培育打造,规范发展,使之变“无形”为“有形”,变“无名”为“有名”。例如,江苏省南京市评选公布了2015年“十佳社区公益服务品牌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助老类社会组织和儿童教育类等。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由社会组织创新的“月文化”特色项目成为全国社区教育品牌,在社区居民中知名度、影响力日益扩大。通过这些品牌社会组织的示范效应,让更多的人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激励这些社会组织,进一步成为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的新生力量。
(四)开展交流展示,放大辐射效应
随着社区教育公共服务意识的提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的学习交流和成果展示,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各种社区教育活动,扩大特色社区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政府直接购买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为政府减负的同时,也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更科学、更丰富、更有效的教育活动。总之,在社区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区教育创新发展这一问题上,要围绕“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教育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这一中心思想,积极培育,发挥其作为新生力量在社区教育中应用的作用,为社区教育开拓新的途径和局面。
作者:刘蓉 单位:北京市西城经济科学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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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圣地亚哥社区学院学区[EB/OL].http://sdccd.edu/public/district/trustees/.
一、坚持智慧治理,提升治安防控新高度。
一是继续完善“智慧安防”项目建设。今年计划投入概算690万元,统筹推进智慧安防项目升级建设;重点做好公共区域、重点部位“人脸识别”点位新增;新型社区及开放式小区监控提升改造及新增;新建道路、新开发地块、及个别部位监控补盲;模拟监控提升改造;大数据分析室共五个子项目,做好系统开发、运用和平台管理等工作,最大限度发挥智慧安防工程增强治安管理和打击、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二是全力推进区级试点智慧工程。2019年区政法委指定街道开展“城市大脑”智慧运用、智慧综治项目、智慧安置小区建设等试点工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统筹资源、组建立体防控体系,街道要紧紧抓住这一试点契机,综合定位、合理布局,充分结合好、利用好已有的监控平台,及时有效地发现和预警风险隐患,优化资源配置,如期完成试点工作,提炼工作经验,更好的服务群众、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三是深化“四个平台”。在已有的工作框架下,重点深化探索联调访调、联防联处、联合执法三项工作机制。强化“三治融合”,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扩充“律师智囊团”、“银色调处人才库”等社会组织,互联多方力量,强化执法支撑、加强站所联动,简化工作程序,着力提升联合执法及时性,实效性,实现联合执法工作常态化管理。通过执法练兵,不断提升部门执法效力,并形成了一定的执法威慑。
二、加强队伍建设,完善群防共治新要素。
专题调研组成员:
谢志强 朱红文 陶建群 陈楠
初夏时节走进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下称“克区”),我们被这里的景致所吸引:街道洁净规整、树木葱茏茂盛、建筑错落别致,蜿蜒清澈的克拉玛依河穿城而过,呈现一派祥和景象。如果说引水工程给这个昔日的戈壁滩带来了生态改善、经济腾飞的契机;那么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荣誉的取得,则开启了克区社会治理跨越式发展新的起点。
近年来,克区以社区服务作为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切入点,打造社区、社会组织、数字化城管三个服务平台,推出养老、青少年社区教育和楼宇文化三个服务品牌,形成了社会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社区治理:管理和服务互动融合,构建和谐温馨社区
在北斗新月社区心相印苑走访中,杜女士告诉我们:“我骨折期间,邻居们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关爱。”“独居的杜女士得到邻居帮助,得益于楼宇理事会的倡议。”该社区党支部书记冯秀云介绍说,“楼宇理事会是小区的居民自治组织之一,在联系服务群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克区现辖58个社区和一个农牧业乡(不含驻区团场),社区的和谐稳定事关全区大局。克区区委书记张虎介绍说,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克区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极大挑战:民族构成多样化、群众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亟需创新社会治理的平台和方式。为此,克区以社区治理为突破口,寓管理于服务,倡导居民自治,着力提升居民幸福感。
要做好社区服务工作,就得以人为本,深入了解民情民意,积极化解民忧民怨。克区在探索完善社区治理中,逐步形成了综合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五百”工作机制。据克区区委组织部长梁武军介绍,“五百”工作机制,指的是以150-180户居民为单位,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责任区,由社区关爱居民联络员(两委成员)带领社区党员积极分子、楼栋长、单元长骨干等组成服务管理团队,串百家门、知百家情、管百家事、解百家难、暖百家心。通过“串门”、“知情”了解掌握所在单元及居民的全面情况,通过“管事”、“解难” 及时反馈居民需求,组织提供各类专项服务,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社区居委会的热心和社会各界的爱心送到千家万户,从而实现 “暖心”工作目标。
为保障该工作机制的顺利运行,克区制定出台了配套制度,如“分片包户”、“民情日记”、“一岗双责”、 绩效考核等制度。这些制度调动了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能。在“五百”工作机制的推动下,克区建立了项目齐全的居民档案和社区资源档案,建立健全了社区警务室和社区调委会,组建了由社区民警、协警、义务联防队、红袖标、治安信息员等组成的综治维稳队伍,把社区建成了综治维稳的前沿阵地,为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提供了基础数据来源。
如果说社区优美的生活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让人舒心,那么贴心的互助帮扶则让人暖心。在社区服务中,克区还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坚持打造“一楼宇一品牌”,并给予活动经费支持,通过楼宇文化活动进一步扩大居民的参与和互动,有力促进了社区和谐发展。从2008年开始,北斗新月社区就着力打造特色楼宇文化品牌,如心相印苑的“百家宴”、团结苑的“楼组拔河赛”、连心苑的“邻里情”等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克区丰富多彩的楼宇文化活动,营造了亲善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增强了社区建设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克区副区长刘进夫认为,克区社区建设有四点经验:一是以人为本、服务居民;二是资源共享、共驻共建;三是责权统一、管理有序;四是扩大民主、居民自治。目前,克区正朝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区治理体系目标迈进。
社会组织:承接更多公共服务职能,打造“一老一少”服务品牌
“社会组织是为承接政府职能而生,因解决社会矛盾而生,因满足社会大众需求而生。”胜利路街道乐龄社工服务社的总干事岳素君谈起工作滔滔不绝:“社工是社会的剂,每当看到所帮助的青少年打开心扉、融入社会,我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为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克区积极引导培育社会组织,打造专业化的社工队伍服务群众。据介绍,乐龄社会工作服务社是克区首批注册的民办非赢利企业,致力于为青少年群体提供专业服务,如社区六点钟学校、重度残障少儿关爱、问题青少年帮扶等项目,在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犯罪,促进家庭、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克区是离退休“老石油”的主要居住地,截至2013年底,60岁以上老人已达27608人。对此,通过有序整合社会资源,克区构建起“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克区相继建成老年活动中心、 25个社区养老日托中心(站)、专业养老机构“克拉玛依黑油山老年社区”等设施,其中,社区养老服务覆盖54个社区,居家养老基础设施服务覆盖面已达社区总数的93.1%。在古尔邦节、春节、敬老宣传月期间,开展对高龄、孤寡、残疾等各族老人慰问,老年优待政策和优惠待遇不断优化,并及时兑现。
截至2014年5月底,克区社会组织达497家,其中,社会团体27家、民办非企业56家、社区社会组织414家,142人取得社会工作师认证。近两年,克区购买公共服务已覆盖了养老、治安、文化、科普、教育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教等8个民生领域。此外,克区还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当前共有19617名义工,团体义工队伍共27类703支,开展了医疗卫生、心理辅导、剪纸编制、书法绘画等服务项目。2013年,共开展各类活动20197次,受益群众达189180人。
可以说,克区社会组织发展有序渐进,社会工作形成了社工引领义工,义工辅助社工,义工发动群众,群众参与义工,义工协助社工的良性循环。
数字城管:优化社会治理方式,提升市民幸福感和安全感
2014年6月10日,监督员阿曼古丽巡查网格时发现园丁小区2号楼旁的上水井盖破损,她于16:45分将信息上报数字化城管平台,半小时后,相关工作人员受理核实,将此案派遣至供水公司,供水公司当即派人赶赴现场并修理完好。事后,监督员再到现场核查并反馈城管平台结案归档。该事件从信息采集到结案归档共用了2小时8分钟。
每天早上,配备具有GPS卫星定位功能的“城管通”的克区城市管理监督员会出现在自己的责任区里,采集、反馈着相关城市信息,包括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交通、施工管理等各类公共问题。与此同时, 城管指挥中心有数十名工作人员同时受理来自监督员、“12319”热线等各渠道反映的问题。
据了解,克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于2008年9月正式开通运行。2009年,克区通过了国家住建部的验收,被授予“全国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城区”的称号,成为西北第一家通过验收的城区。克区构建的“源头治理、常态管理、应急处置”的服务体系,通过利用基础数据采集成果快速定位,高效协调各业务部门快速处置,有效化解了社会各类不和谐因素。截至2014年5月底,该平台共协调处置各类案件5965起。其中,“12319”城管热线4500起,临时处置案件718起,车辆巡查发现问题747起。案件处置回访满意率达到100%,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除了数字城管的建设,克区还完成了社会事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社区卫生信息系统等信息化建设项目,并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安装了全球眼监控系统,为打造高品质和安全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信息化的应用,不但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安全便利,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还打破了原来的各区独立建设、分块管理的状态,实现了数据和应用统一集中管理,有效整合和运用了各种资源。这种流程的再造、机制的创新,在润物细无声中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变。
(执笔:人民论坛记者 陈楠)
责编/王志远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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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社区治理各具特色
南林社区:“1+5”治理模式
南林社区构建起了以社区党总支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区域化党委作为协调机构,以党员服务社、平安家园服务社、爱心互助服务社、快乐时光服务社、健康成长服务社五个社区自治组织为服务载体的治理架构,社区居民在自治中贡献力量、得到帮助、交流情感、收获快乐。
苑泉社区:网格化治理保居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