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法律程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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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发生的土地征用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因而《物权法》第44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并给予补偿可以征用私人(包括单位与个人，下同)的土地。这是一条比较原则的规定。什么是“紧急需要”和“土地征用”，其他法律如何规定政府征用土地的权限和程序、如何规定土地补偿等问题，都还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这增加了紧急情况下政府征用土地的操作难度，也必然影响土地财产权利人的利益。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概念辨析

要理解“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概念，有必要先理解“土地征用”的一般法律含义。在我国，以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界限，“土地征用”的一般法律含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之前，关于“土地征用”，通常的理解是：“在我国，指按照规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归国家使用。征用土地时，用地单位应向土地所有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相关的法律表述见之于2004年修改之前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多部法律之中。这一时期的土地征用概念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我国法律没有区分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两种不同情形，而是统称“土地征用”。相关法律表述中基本上只有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而没有关于土地征收的条款。二是我国民事基本法上没有规定土地征用，土地征用仅出现在《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公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之中，土地征用法律关系表现出极强的公法性质。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土地征用概念回复其本来的含义。首先，土地征用概念中已不再包含土地征收的含义。2004年宪法修正案区分了“土地征用”与“土地征收”，明确了土地征用只是土地使用权的改变，而土地征收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2007年《物权法》通过之后，其第42条与第44条的规定将土地征用与土地征收两个概念在法律表述上彻底区别开来。即土地征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强制性地改变私人土地使用权并给予补偿的行为，而土地征收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所有并给予补偿的行为。其次，《物权法》第44条对土地征用的规定使土地征用法律规范第一次具有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昭示的保护私人土地权利的意义十分重大。从物权法的角度看，土地征用涉及的是私人土地权利的变动，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以及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并给予公正的补偿才行，其制度实质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以保护私人的土地财产权。

一般认为，土地征用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发生，土地征用不能用于平时目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只是土地征用的一种主要而并非唯一的形态。土地征用包括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两种情形。《物权法》第44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7条所规定的是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而《土地管理法》第57条所规定的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下的土地征用，则属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紧急情况下可能发生土地征用，但土地征用并不仅仅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用土地，这里的公共利益需要也并非仅仅是指紧急情况需要，而应该还包括非紧急情况下的公共利益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第44条仅规定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而没有规定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这是物权立法不周延的表现。紧急情况下的土地征用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在土地征用目的、条件与程序、补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不同。比较而言，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在行使土地征用权时不必恪守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必须适用的程序性限制。但也正因为此，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对土地权利人的影响也更为剧烈。事实上，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借口行政效率往往更容易侵害土地权利人。《物权法》第44条原则性的规定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这是私人土地权利保护的重要一步，但更为关键的是《物权法》司法解释及相关立法应该明确紧急需要的含义，土地征用的权限与程序以及土地征用补偿等更为具体的问题。

二、关于“紧急需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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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征用；紧急需要；土地征用权限；土地征用程序：土地征用补偿

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发生的土地征用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因而《物权法》第44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并给予补偿可以征用私人(包括单位与个人，下同)的土地。这是一条比较原则的规定。什么是“紧急需要”和“土地征用”，其他法律如何规定政府征用土地的权限和程序、如何规定土地补偿等问题，都还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这增加了紧急情况下政府征用土地的操作难度，也必然影响土地财产权利人的利益。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概念辨析

要理解“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概念，有必要先理解“土地征用”的一般法律含义。在我国，以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界限，“土地征用”的一般法律含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之前，关于“土地征用”，通常的理解是：“在我国，指按照规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归国家使用。征用土地时，用地单位应向土地所有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相关的法律表述见之于2004年修改之前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多部法律之中。这一时期的土地征用概念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我国法律没有区分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两种不同情形，而是统称“土地征用”。相关法律表述中基本上只有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而没有关于土地征收的条款。二是我国民事基本法上没有规定土地征用，土地征用仅出现在《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公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之中，土地征用法律关系表现出极强的公法性质。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土地征用概念回复其本来的含义。首先，土地征用概念中已不再包含土地征收的含义。2004年宪法修正案区分了“土地征用”与“土地征收”，明确了土地征用只是土地使用权的改变，而土地征收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2007年《物权法》通过之后，其第42条与第44条的规定将土地征用与土地征收两个概念在法律表述上彻底区别开来。即土地征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强制性地改变私人土地使用权并给予补偿的行为，而土地征收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所有并给予补偿的行为。其次，《物权法》第44条对土地征用的规定使土地征用法律规范第一次具有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昭示的保护私人土地权利的意义十分重大。从物权法的角度看，土地征用涉及的是私人土地权利的变动，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以及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并给予公正的补偿才行，其制度实质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以保护私人的土地财产权。

一般认为，土地征用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发生，土地征用不能用于平时目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只是土地征用的一种主要而并非唯一的形态。土地征用包括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两种情形。《物权法》第44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7条所规定的是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而《土地管理法》第57条所规定的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下的土地征用，则属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紧急情况下可能发生土地征用，但土地征用并不仅仅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用土地，这里的公共利益需要也并非仅仅是指紧急情况需要，而应该还包括非紧急情况下的公共利益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第44条仅规定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而没有规定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这是物权立法不周延的表现。紧急情况下的土地征用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在土地征用目的、条件与程序、补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不同。比较而言，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在行使土地征用权时不必恪守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必须适用的程序性限制。但也正因为此，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对土地权利人的影响也更为剧烈。事实上，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借口行政效率往往更容易侵害土地权利人。《物权法》第44条原则性的规定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这是私人土地权利保护的重要一步，但更为关键的是《物权法》司法解释及相关立法应该明确紧急需要的含义，土地征用的权限与程序以及土地征用补偿等更为具体的问题。

二、关于“紧急需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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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集体土地征用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规定,由于法规规定比较原则性,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一)土地征用的主体不规范

根据土管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在省政府作出同意批准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后,对拒不配合交出土地的,应当由行政土管部门向土地使用者作出《责令交出土地行政决定》。而行政执法实践中,土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均可以作出《责令交出土地行政决定》,虽然地方政府与土管部门具有行政隶属关系,但是由于根据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明确规定土管部门的行政职权,因此地方政府作出交出土地决定,明显违法法律规定,属于无权行政。

(二)土地征用的公告程序不规范

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土地征用有两个必经程序,即地方政府对同意批准征用土地文书进行公告和土管部门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公告。实践中,1、公告主体混乱。出现了应当由地方政府公告的,却由土管部门公告;应当由土管部门公告的,却由地方政府公告;由地方政府或土管部门一方名义作出批准公告和拆迁安置公告。2、公告程序缺乏。在省级政府作出同意批准征用土地后,地方政府未经公告,并且直接向当地农民发出拆迁通知。

(三)征地的补偿标准、范围问题标准不一。

征地的补偿标准、范围问题,指征地的补偿标准确定主体、依据,被补偿人对该补偿标准的异议的解决机制,以及征地补偿的范围。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征地补偿标准和范围是直接授权省一级单位采取立法方式作出规定。如我省即通过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制定《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实践中征地补偿标准“政出多门”,同一城市中不同的村、乡、镇政府规定不一,因此在征地补偿上具有一定的混乱性,而被征地的农民群众普遍认为征地的补偿标准太低,补偿范围太窄,补偿费用太少,因此产生大量的现象。

(四)征地补偿费用的归属、分配问题不公开。

土地补偿费具体包括哪些项目,其受益究竟农民群众可以获得多少,以及归属于哪一级的集体经济组织,如何监督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支配、分配土地补偿费。而这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往往是村委开个会、几个人内定,这种不公开的做法导致了经常有农民集体为要求确认土地补偿费归其所有而上访或诉讼的现象,村民认为确定分配标准的程序不合法、分配标准不统一、分配不公平等等。

(五)房屋等土地附着物的评估不规范

在征地安置过程中,对农民房屋以及装修部分的价值计算缺乏相应的依据,侵犯农民的实体权益。实践中,对房屋价值的计算,行政机关采信的评估结论,采用的是公式计算法,用拆迁房屋面积乘以造价,而不是市场价评估,忽视了房屋个别情况对价值的影响;对房屋装修和附着物的计算,单方面委托评估机构评估,但是评估结果不与当事人见面,评估报告不进行送达。

(六)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意识淡薄

征地对于农民来说就意味着“三失”,即“失地、失业、失所”,使他们变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被征地的农民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安置,尤其是无力承受重新安居的负担,因此,他们一般并不愿意拆迁搬走,而是阻挠拆迁,但是他们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往往也不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征地拆迁中遇到行政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导致诉讼权利的流失。

二、土地征用行政非诉案件的对策

(一)修改法律,加强土地征用的立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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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用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1、土地征用应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

各国有关征用土地的概念和称呼虽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征用的目的应当是公共利益的需要。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对“公共利益”有不同的理解。一般来讲，根据法律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不能动用国家公权为个别团体或私人谋利。我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目前还比较原则，但是有关实施条例也不够具体，至使征地权常常被扩大话使用。

2、土地征用的主体必须是国家。

只有国家才能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中充当征用主体，只有国家才能享有国家建设之需要依法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尽管直接需要土地的并非是国家，但是他们作为土地需要的单位只能根据自己的用地的实际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土地机关提出用地申请，并在申请批准后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另外还要明确国家虽是征用土地的主体，但是实际行使征用土地权的是各级土地管理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外代表国家具体行使此权。

3、土地征用是国家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并非民事行为，而是国家授权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依据和程序所实施的行政行为。①这是因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的主体－－国家，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土地征用法律关系的产生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而是基于国家的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无需被征用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国家征用土地的指令，是行政命令。对此，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服从。

4、征用土地必须以土地补偿为必备条件。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与没收土地不同，不是无偿强制而是有偿地强制进行，但是又与土地征购不同，它不是等价的买卖而是有补偿条件的征用。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给予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土地为国家征用，但是土地补偿费以及其他费用并不是由国家直接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包括以下几个程序：

征地方案的拟定。需要征地的市县政府拟定有关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征地方案。用地单位向拟定机关所属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建设项目说明书和有关方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所报材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的，在5日内上报本级政府审核。

批准机关的审批。

有关市县政府对其审核同意的征地方案，连同其他有关材料，逐级上报有批准权的政府审批。

批准机关的内部批复。

批准征地的政府作出同意征地的决定的，直接行文或者由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代为行文向下一级政府作出内部批复。

征地决定的外部送达。

《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规定，“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由被征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地用途、范围、面积及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口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

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实施状况

征用补偿范围和标准不合理。

据调查，在我国现有的征地中80%以上的征地都是基于商业利益需要，一块农地一旦被征用其市值就会上升几十倍甚至百倍。而农民所获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按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集体土地对农民而言不单是生产资料，还是保障资料。土地征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永久性转移，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的经营权，失去生活的可靠来源和保障。农民失去土地后，征地补偿收入就是他们的养老钱，但是他们目前所得这笔钱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职责。因此在土地补偿中应考虑这一特殊性，使补偿收益更多地偏向失地农民，并指导他们合理使用这部分收益，用于再就业及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

2、土地征用程序不规范。

我国土地征用的程序仅是针对土地的保护，没有体现出对农民权利的保护，政府在 征用农村土地的方案做出后，由县级以上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征用方案和安置方案均在批准之后才公告，这时农民不管有任何理由，都不会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

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思考

完善立法，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既然“公共利益”是 法定的行使征地权的前提条件，那么这一法定条件就必须明确而具体。因为不同的人对“公共利益”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 对“公共利益”进行扩大化解释，不仅可以使征地权力的行使名正言顺，而且还可使部分单位和个人获得可观的利益，那么对“公共利益”扩大化解释就会继续下去。“公共利益”这一本来旨在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立法规定，由于立法本身的漏洞却成了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因此法定条件应当具有特定性和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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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各地都在进行规模空前的城市化改造， 征用农村土地是推进城市化进城必不可少的措施。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劳动资料，现行有关征地补偿的政策、法律和体制上存在的缺陷使农民利益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从而使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也导致了近些年出现的不和谐的农村抵制征地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系统研究，从而既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又能保护农民了根本利益。

一、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应遵循的原则

（一）征地补偿的主体为失地农民

土地被征用，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本身，更是失去了一系列由土地而产生的权益，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征地补偿中实质上的权利人应该是失地农民本人，而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是土地权利的实质性主体，农民既是相对独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也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一员， 虽然土地补偿费是给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最终还是要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使用，农民才是实质性的最终的补偿费用收益主体。

（二）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应遵循公平市场价格

首先，土地征用补偿以市场价格标准，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市场价格是最可接受的合理适当的衡量标准，它充分考虑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仅补偿了被征土地的现有价值、未来价值，而且同时还补偿了因征地而导致邻接土地所有者、经营者的损失，充分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其次，土地征用补偿以市场价格为标准有利于保护耕地，减缓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速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依靠市场“这只手”才能真正控制用地需求，只有通过遵循公平的市场价格原则来制定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提高征用土地的成本，才能减缓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速度，从而有效保护耕地，避免城市的畸形发展。

二、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立法的不健全

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该条的规定使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有了宪法的保障。但是，该条款规定的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的规定如何补偿，并且我国也没有出台相应的单行法律来具体规定补偿标准，因此在实际中可操纵性差，从而使得该条款其对实践的作用变的及其有限，甚至成了一纸空文。

（二）征地补偿标准极不合理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六至十倍；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被征用上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补偿标准的不合理性，平均年产值这个概念过于抽象和不科学，综合考虑我国每年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影响以及物价的波动等社会环境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每年的产值都不是在一个恒定的范围内变化，因此测算出来的补偿标准也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三）农村土地征用补偿程序不健全

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根据该规定，土地征用补偿过程中应当有公告和听证程序，但由于农民的法律和权利意识较低，公告没有多少人在意，而听证程序更是很少实施，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得不到保障。

（四）争议解决机制不健全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被征用土地的相关权利人，不服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征用土地决定的，只能依法提起行政复议，且该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知，若农民不服政府的土地征用决定，只能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因此，就出现了在土地征用管理中，政府既是管理者、决定者，又是裁决者，其根本不可能做到公正裁决，农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真正保障。

三、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建议

（一）加强土地征用补偿的立法

只有设定科学公正的土地征用程序才能防止土地征用权被滥用， 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利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我国应该加强土地征用方面的立法，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补偿程序，将补偿标准由政府制定修改为按市场价格而定，将征地补偿方案修改为由征地实施机关或征地的实际使用者与被征地者协商确定，这样既可以保障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目的，也可以使土地被征用者损失获得公正的补偿。

（二）提高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决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快速发展而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能为了降低建设工程成本而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在补偿的标准上，应该以当地土地市场价格作

为主要参照依据，公平等价地补偿。

（三）制定规范的征地程序

应加强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政府的征用土地直接关系到农民财产权利的处置，因此告知程序上应该采用更多、更加直接的方式，而不仅限于公告方式。另外，还必须将相关土地权利人所享有的听证权利及期限等与征用相关的内容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征地涉及的农民，听证形成的决议必须有效的执行，这才能保证土地征用中听证程序不会形同虚设，真正让农民享有参与权。

（四）完善征地补偿救济途径

改革行政复议终局模式，行政复议终局模式不仅不能真正保护失地农民正当权益，而且在本质上也违背了司法最终的原则。因此，我国法律应当规定任何政府做出的与土地征用相关行政复议，都可以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让法院发挥其监督功能， 通过公正的司法权保障政府合法的土地征用权， 制约其违法、违规、滥用土地征用权的行为，让司法的力量在处理土地纠纷中起到终局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对各类非农建设用地需求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征地补偿制度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必将得到逐步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房绍坤，王洪平.法律制度纵论-不动产征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楼培敏.中国城市化：农民、土地与城市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王达.集体土地征用法律若干问题研究[J].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