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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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 要：目的：通过电镜技术观察不同运动负荷下心肌胶原纤维的形态学变化特征。方法：将36只Wistar大鼠随机分成对照（C组）、一般运动负荷组（NS组）、超负荷（O组），每组各12只，分别给予一般负荷、中等负荷、超负荷的运动训练。8周后, 断头处死，取出心脏左心室前壁、左室肌处两组组织块分别作透射和扫描电镜观察。结果：正常组胶原纤维的形态分为粗纤维、细纤维和微细纤维三种；心肌结构完整。一般运动负荷组，心肌束间或肌束内较粗胶原纤维大量增生；心肌细胞体积略显增大，体积增大。超负荷组，心肌细胞间胶原纤维大量增生，心肌束间或心肌束粗大胶原纤维过度增生。结论：运动超负荷可致胶原纤维增生，从而导致心肌扩张功能与收缩功能的降低。

关键词：运动负荷；胶原纤维；超微结构；心脏

中图分类号：G8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10-1365-04

Morphology Changes of Collagen Fibers in Rats Heart in Electronmicroscope under Different Exercise Loads

ZHAO Bing1,2, WANG Qing-zhi3, WEN Xiao-jun3, WANG Li-dong2, ZHANG Xi1

（1.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Henan China; 2. Laboratory of esophageal cancer in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52, Henan China; 3.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 Xinxiang 453003, Henan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collagen fibers in rats' cardiac muscle (CM) in electron microscope under different exercise loads. Methods: Thirty-six rats a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C group), normal swimming group (NS group) and overload group (O group) .Three groups are given normal, middle and overload swimming training respectively for 8 weeks. Then all rats are killed by decapitation, and taken out the antetheca and papillary muscle of left ventricle, and the changes of collagen fibers are observed through transmission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Result: In control group, crude fibers, small fibers and microfilament of collagen fibers can be seen, and the cardiac muscle architectonic is integrated. In normal swimming group, the crude fibers much increase in muscle bundle blank and muscle bundle inner. And the bulk of cardiac muscle cell slight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mitochondrion increases. In overload group, the crude fibers remarkably increase in muscle bundle blank, and the cardiac muscle architectonic is destroyed. Conclusion: Overload training can lead to the crude fibers of cardiac muscle cell increasing, and it may be lead to broaden function and retracted function depressing.

Key words: exercise load; crude fiber; ultramicrostructure; heart

心肌是由心肌细胞和心肌间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构成，心肌间质又以胶原纤维为主，构成心肌的框架结构，是维持心脏结构和功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研究表明，心肌胶原纤维不仅对心肌细胞具有支持和连接作用，而且在协调心肌肌力的传递、营养物质的输送、信息的传递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通过电镜观察不同运动负荷下心肌胶原纤维的形态学变化特征及其对心功能的影响，为最终阐明运动与心脏的生理、病理变化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并为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和有效预防心脏损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动物分组和训练 雄性Wistar大鼠36只，体重180～220 g（新乡医学院实验动中心提供），随机分成3组，每组12只: 对照组，常规饲养，不加干预；一般运动负荷组，进行中等强度游泳训练，游泳池体积为200 cm×70 cm×80 cm，水深60 cm，水温34～36℃，每周训练6 d，1次/d。第一次下水10 min，此后逐日累加到第1周末时游泳时间达到60 min，第2周末时每天达到120 min。以后维持这一运动量直至第8周; 超负荷组，前2周的训练安排同一般运动负荷组，第3周给予高强度训练：开始时每天在大鼠尾部负体重1％的重量游120 min。以后逐渐增加负重，在周末时负重重量达到体重4%～5%。从第4周开始每天上、下午各训练一次，游泳时人为地用玻璃棒驱赶大鼠使其不停游动，发现有力竭表现时（在水下10 s不能浮上），捞上水面休息5 min后继续训练至满120 min，以后保持这一运动量直至第8 周[3～5]。

1.2 标本收集与切片制作 各组大鼠训练满8周后断头处死,取出心脏左心室、左肌处取两组组织块分别作透射和扫描电镜观察。透射电镜组织块大小均为1 mm×1 mm×1 mm，前者置入4％戊二醛固定液，4℃固定。然后组织块经1％锇酸后固定、脱水、包埋、超薄切片、染色后在日立H-7500透射电镜下观察组织亚微结构。扫描电镜的组织块大

小分别为2 mm×3 mm×5 mm, 呈成条状，4％戊二醛4℃固定, 经冲洗、脱水、干燥、喷金后在扫描电镜下观察、照相。

2 结 果

2.1 不同运动负荷组左心室与左肌扫描电镜观察

2.1.1 正常组左心室与左肌胶原网络的立体形态 在扫描电镜下,心肌胶原纤维比较丰富。胶原纤维呈粗纤维、细纤维和微细纤维三种。粗纤维数量较少，跨越若干个心肌细胞，环绕与心肌细胞群外，有纵、横两种走向，纵向纤维体平行，横向纤维与心肌细胞近乎垂直比心肌细胞大，似“腰带”状把心肌细胞捆扎成束。横向纤维再走行上可以发出分支或斜行。细纤维数量较多，从层面上看，位于粗纤维深层，连于粗纤维之间，交织成网。细纤维的编制形式复杂，规律性不明显。细纤维一般比较短，在几个心肌细胞表面，或跨越邻近的几个细胞（图1）。细纤维可以是粗纤维的分支，向深层像树根一样延伸为微细纤维。微细纤维紧贴心肌细胞表面，排列紧密而细腻，形似“毯膜”,包裹心肌细胞。正常情况下微细纤维形成心肌细胞完整的膜鞘。在相邻的心肌细胞边缘微细纤维存在局部交织粗、细、微细三种胶原纤维相互交织，形成层次分明、立体明显的胶原网络结构，均有一定张力。在心肌细胞表面贴附一些散在的大小不等纤维细胞，有些纤维细胞被悬吊在纤维网之间，形成了细胞外的一个三维空间结构（图2）。

图1 正常组左心室肌，图2 正常组左肌，

扫描电镜，×1 200扫描电镜，×2 000

2.1.2 一般运动负荷组胶原纤维变化情况 一般运动负荷组时，心肌束间或肌束内较粗胶原纤维大量增生，呈“条索状”或“树枝状”样向下逐级延伸，呈波浪形弯曲或线形分布，并相互交织，网络着心肌束(图3)。在肌上也可见到胶原束打成的结节，粗细不等的胶原纤维多呈“条索状”以垂直或斜交的方式借肌内膜心肌纤维连接。心肌细胞肥大且细胞间胶原纤维连接紧密（图4）。

图3 一般负荷组左心室肌，图4 一般运动负荷组左乳

扫描电镜，×2 000头肌，扫描电镜，×2 000

2.1.3 运动超负荷组胶原纤维变化情况 超负荷组，心肌细胞及细胞群间胶原纤维大量增生，胶原从粗到细分级明显，从一大束胶原形成的结节处向下均为细胶原，相互交织成网形成心肌细胞的“网格状”居室，包裹着心肌细胞（图5）；在心肌束间或心肌束过度增生的粗大胶原纤维成束成网呈波浪状、螺旋式或网格型相互编织分布，粗细明显分级分布，细纤维形成明显的网格,心肌束间隙较粗的胶原纤维向心肌层伸入；同时发现左肌有肌纤维与胶原纤维断裂现象（图6、7）。

图5 超负荷组左心室肌，图6 超负荷组左心室肌，

扫描电镜，×2 000扫描电镜，×1 200

2.2 不同运动负荷组左心室与左肌透射电镜观察

2.2.1 正常组心肌超微结构的变化 心肌结构清晰，肌丝排列整齐，Z线、M线、I带、A带清晰，肌膜完整；线粒体数量较多，呈带状排列，嵴排列整齐，规则，线粒体膜完整，核双层结构清晰，核仁明显，闰盘未见扩张(图8)。

图7 超负荷组左肌，图8 正常组左心室肌

扫描电镜，×2 000透射电镜×2 000

2.2.2 一般运动负荷组心肌超微结构的变化 一般运动负荷组大鼠心肌组织结构肌丝排列整齐,数量增加,明暗带相间,结构清晰。心肌细胞体积略显增大，T管亦稍有扩张，同时和肌浆网分布于Z线，线粒体数量明显增多，体积增大，核膜双层结构清晰可见，核仁清楚，线粒体膜完整(图9、10)。

图9 左心室一般负荷组图10 左肌一般负荷组

透射电镜×4 000透射电镜×6 000

图11 左心室超负荷组透射电镜×8 000

2.2.3 超负荷组肌超微结构的变化 超负荷组大鼠心肌组织结构完整度破坏，肌纤维粗细不均，Z线不规则增宽，肌丝排列紊乱，肌节阶段性变宽或变短，肌丝扭曲断裂明显，部分肌纤维阶段性变性，闰盘失去台阶状结构，闰盘出现明显扩张、甚至有的闰盘失去正形性状。肌纤维与线粒体的排列关系严重破坏，排列混乱；线粒体膜完整性破坏，嵴排列欠完整，发生不同程度的断裂，髓样变，结构模糊不清，甚至消失，基质电子密度降低，有的基质溶解呈空泡结构，核膜还基本完整，但可见周边有切迹或皱缩(图11)。

3 讨 论

3.1 扫描电镜下不同负荷组心肌胶原纤维变化特征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是对心脏与心肌细胞、毛细血管等方面，特别是在运动对心肌超微结构的影响，蛋白质代谢调控在运动心肌适应机制以及心肌内分泌功能，蛋白合成激素受体功能和其他因子调节功能上进行了大量研究，为揭示运动心肌肥大变化机制提供了重要途径。但却忽视了对运动与ECM的探索，而实质上许多心脏病患者都与心肌胞外间质密切相关，ECM的形态结构与生化重塑都会以不同程度影响心脏的功能[6,7],心肌中胶原网络结构的生理意义及其在心脏疾病时的改变成为现代心脏病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热点。Weber等[8]首次提出了间质性心脏病的概念，从而对心脏病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ECM中的微妙结构较心脏本身更易在不同运动负荷中发生变化，甚至影响心脏的功能，进一步观察分析心肌间质胶原网络结构的分布方式对阐述运动心脏的功能变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观察发现，心肌间质胶原网络结构在心肌、毛细血管及心内膜之间大量的胶原纤维基本上以下几种方式相联接，即“网格状”联接，横向纤维与心肌细胞近乎垂直比心肌细胞大，似“腰带”状把心肌细胞捆扎成束，广泛分布于心肌细胞群及肌内膜上，形成心肌细胞的居室，此结果证实了Weder等[9]的观点。“树枝样”联接，细纤维是粗纤维的分支，向深层像树根一样延伸为微细纤维, 以垂直或斜角方式存在于肌束膜、肌内膜上;直线型联接，所有的胶原纤维彼此连续成网，形似蜂窝，相邻的心肌细胞间为一层胶原纤维膜相隔。在若干个心肌细胞之间有较粗大的胶原纤维，这些粗纤维与其他胶原纤维连接成网，粗的胶原纤维位于若干个心肌细胞之间，把心肌细胞分割形成细胞群。陈小讯等认为心肌间质的胶原主要以粗、细两种纤维形式存在，粗纤维主要走行于心肌细胞间，组呈粗大的框架结构；细纤维则以粗纤维为支架编织成网，包裹于心肌细胞和毛细血管的表面，将心肌细胞固定于其间。心肌间质胶原网络的这种组合形式对稳定心壁的结构很有意义,在阻止心肌肌小节的过度伸张,防止心肌细胞在收缩时移位;细胶原纤维编织成的包裹在细胞和血管的鞘状结构可以使心肌收缩时,产生的力在细胞间迅速传导,保证各心肌细胞的功能协调一致。并认为胶原纤维与细胞表面的任何部位均可连接[10～13]。

本研究与以往研究在胶原纤维束的分类和排列上有所不同。实验观察到粗纤维多位于心肌细胞束间，纵、横两种走向，纵与心肌细胞平行，横与心肌细胞近乎垂直，这些粗纤维主要功能是约束细胞群，使其成为较大的收缩单位；细纤维一般行程短，相互交织成网，笼罩邻近的心肌细胞，这种排列对心肌细胞舒缩时力的传递、防止细胞滑脱和错位、维持心肌张力起重要的作用；微细纤维包裹心肌细胞，形成一层绝缘膜，可能有利心肌电位的传导[14],存在于心肌细胞间及细胞群间，在肌切片上更为常见;总之心肌间质胶原网络是一个由心肌束、细胞群到细胞间、细胞内及心内膜和心肌毛细血管间的一个三维空间结构网络。田振军等[15,16]认为在细纤维之间存在许多纤维同交一点的聚集点，这些聚集点附于心肌细胞表面，细纤维由聚集点向四周辐射，是细纤维的附着点。本研究在不同组均发现有较大的胶原纤维束交一点相汇打结，像树根一样分级延伸为微细纤维，微细纤维附着在心肌细胞表面，排列紧密而细腻，形似“毯膜”,包裹心肌细胞，决定心肌硬度，粗细两种纤维均不与细胞接触,而纤维之间拥有较大的网眼,这一层纤维密度很大,把心肌细胞全部包裹,因此微细纤维是保持心肌细胞正常电位传导非常重要的绝缘体,如果此膜损坏或断裂,可能会影响心脏功能。本文观察结果表明，一般运动负荷条件下，心肌束间，心肌细胞间借肌束膜及肌内膜胶原纤维增生，以适应心肌细胞肥大收缩力增加从而保证心肌间力的传递;运动超负荷条件下，心肌束间，心肌细胞群及细胞间大量胶原纤维不成比例增生，可见胶原纤维粗大成束成网以波浪形或网格状广泛分布，在小动脉壁上及心内膜下胶原纤维过度增生，限制了心肌细胞的伸长与缩短，增加了心肌的僵硬度，使心肌细胞之间力的传递受阻，血管壁的弹性降低，心肌血氧供应功能遭到破坏。发现的肌有肌纤维与胶原纤维断裂现象也许也是因为心脏长期强有力的收缩导致缺氧情况而引起的损伤。同时心内膜对缺血缺氧很敏感，运动超负荷导致心内膜胶原纤维层增厚，内皮细胞受到损伤，这可能是因心肌肥厚的原因导致。此结果与Weber等[9]报道的压力超负荷性心肌肥厚结果相类似。

3.2 透射电镜下不同负荷对心肌亚微结构的影响 心脏的机能状态是决定运动训练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直接关系运动成绩的好坏，尤其对耐力运动员。本研究通过不同运动负荷观察了心肌的超微结构变化。心脏超微结构改变能较直观地反映心肌细胞及间质重塑。构成心脏的细胞中，心肌细胞仅为心脏细胞总数的1/3，而体积却占心脏结构的75%，所以心肌细胞重塑是心脏形态结构重塑的重要方面。心肌间质部分有成纤维细胞、胶原纤维、血管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等。适宜负荷后运动心脏的超微结构特点:1) 心肌细胞体积增大，心肌纤维增粗。2) 线粒体均匀增大，线粒体变密，基质电子密度增强。3) 横小管扩张增大，闰盘连接不同程度改变。长期过度负荷可导致心肌肌丝紊乱，部分肌丝断裂，并出现心肌纤维化、结缔组织增生肌节异常、线粒体肿胀、峭断裂及钙超载、毛细血管密度下降等现象[5]。佟长青等[18]发现运动性心脏心肌超微结构亦有病理变化，主要是水盐代谢障碍，表现为肌浆网扩张，钙超载，而病理性心脏主要表现为蛋白质合成及能量代谢受损。目前研究较一致认为，过度负荷导致心肌损伤的机制是血液动力学及内分泌改变引起心肌缺血缺氧及代谢障碍，并形成恶性循环所致。本研究从微观上证实了运动心脏与功能相适应的结构改变。过度负荷组超微结构显示肌丝、闰盘、线粒体发生一系列病理性改变，可能是由于长期缺血缺氧，或缺氧累加使细胞发生不可逆的结构改变，如肌丝断裂、线粒体膜的融合、嵴结构模糊消失、空泡的出现。一般运动组心肌表现为与有氧代谢功能增强相适应的生理性肥大，线粒体随着细胞体积的增长而成比例的增长，和线粒体数量增加，肌节排列整齐而更适应心脏快速收缩的协调性。可见适宜的运动负荷提高心脏的机能，相反，长时间的超负荷训练对心脏造成损伤。

总之，实验证明运动超负荷可致心肌胶原纤维增生，

可能是导致心肌扩张功能与收缩功能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有关运动负荷与心肌间质胶原网络重塑的调控及分子生物学机制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Weber KT, Brilla CG.Oathological hypertrophy and cardiac interstitium ［J］. Circulation, 1991, 83(6):1849-1865.

［2］ 朱全，浦钧宗，张敏. 游泳方法建立大鼠模拟过度训练模型［J］.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1997, 8(4):137-140.

［3］ 叶剑飞.过度训练的病理生理及康复―I・大鼠过度训练模型的建立［J］.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1992, 11(1):15-21.

［4］ 朱全，浦钧宗. 大鼠游泳训练在运动实验中的应用方法［J］.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1996，15(2):125-129.

［5］ 田振军, 熊正英, 郭进,等.大鼠游泳过度训练模型的建立及心室构型改建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24(3):104-109.

［6］ 邓昌明，黄晶，刘东，等.型心肌病心肌纤维化血清指标观察［J］.临床心血管病杂志, 2002,18(3):106-107.

［7］ 王长谦,黄定九,陈润芬,等.大鼠心肌胶原网络重构及血清评估指标［J］.中华内科杂志, 1998,37(7):451-454.

［8］ Weber KT, Cardiac interstitium in health and disease：the fibrilar collagen network［J］.K JACC,1989,13:1637-1652.

［9］ Weber KT，Clark WA，Janicki JS，et al. Physiologic Versus pathologic hypertrophy and the pressure-overloaded myocardlum［J］.J Cardiovasc Pharmacol，1987，10 (Suppl6):S37-50.

［10］ Robison TF, Cohen-Gould L, Factor S. Skel, et al. Framework of mammalian heart muscle. Arrangement of interand pericellular connective tissue structure［J］.Lab Tnvest, 1983,49(4):482-498.

［11］ Icardo JM, Colvee E, Collagenous.Skeleton of the human mitral papillary musule［J］. Anat REC,1998,252(4):509-518.

［12］ Weber KT, Sun Y, Suresh C, et al. Collagen Network of themyocardium: function, structural Remodeling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J］.J Mol Cell cardiol,1994,26(3):279-292.

［13］ Tanaka K, Mistushma A. Apreparation method for observing intracellular structures by scaning electron microscopy［J］.J Microse,1988,133:213-222.

［14］ 卢兴.心肌间质网络结构的生理和病理意义［J］.基础医学与临床,1992,12(6)：17-21.

［15］ 田振军.过度训练对心肌间质胶原、心肌舒缩性能和血管Ang II 变化的研究［J］.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1994,11(6):573-577.

篇2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商品价值由商品体到货币体的“惊险的跳跃”的过程，在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会发生。这种“跳跃”发生的几率甚至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反复而趋于减小。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得“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如果单纯依靠资本投入的扩张，就会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导致劳动力价格过快上升到“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程度。对于资本来说，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生产方法，从而使所生产的每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就可以暂时地取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同时淘汰其他竞争者。个别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增进劳动生产力就越是成为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实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越有必要。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单向变化就成为一种常态：不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增加，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减少。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变化必然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这种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为结果，进而成为资本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资本驱使下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导致的消费需求萎靡。生产与需求的这种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剩余价值就会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停滞和萎缩而无法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突然中断，以商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费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暂时缓解

（一）透支消费的目的与实质客观地讲，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来说，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趋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正是这种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支配的资本蓄积规则及财富分配规则相冲突的结果。如果不能依靠压缩生产能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寻求缓和。突破“量入为出”的观念，决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的必然产物。“透支消费”的观念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恰是日趋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蓄积的过程，资本蓄积越快则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也就越尖锐化。资本蓄积正是通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能力的扩张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却会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所具有的消费购买能力相对地变弱。要缓解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必须改变一部分社会劳动生产物的性质和用途，使生产与需求暂时达到耦合状态，使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从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物质载体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已经补偿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力，所以其性质和用途不能再作改变。唯一还可以改变用途的劳动生产物，就是那些补偿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耗费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值形态即是剩余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透支消费（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消费透支，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财政透支）本质上都是将剩余价值的用途暂作改变，在抑制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得以成功实现。

（二）透支消费的必然性与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费来缓解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归纳为：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这种使资本可以继续行使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和对剩余生产物的索取权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刚刚形成并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必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使剩余价值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日臻完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越来越遭到全体劳动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快，实行这种“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相对于危机爆发时销毁过剩商品并消灭生产能力的那些危机应对办法，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可以在尽可能小地破坏生产力的前提下，尽量地缓和因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将社会储蓄基金部分转变为社会消费基金，暂时减缓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速度，以破坏相对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另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资本牺牲的是对已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的直接支配权，换取的是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平稳运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以“高福利、高消费”著称的福利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全社会范围内多层次的透支消费，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了一种毋需废除资本对生产支配权力的应对办法。实行透支消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注定了透支消费只能暂时缓解社会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并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

三、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激化与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

（一）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向金融资本转变当资本家以“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办法来缓解被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时，资本不会放弃对转变了用途的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最终支配权。透支消费暂时转变剩余价值用途的过程，只是通过信贷或公债的方式，将作为这部分剩余价值物质载体的剩余生产物的使用权暂时让渡给消费者或政府。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的财富分配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资本家对已实现剩余价值的即时索取权转变为对已实现和将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长期索取权。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虽然没有转化为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中完整循环的产业资本，却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到期还本付息的规则，不仅将过去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收回，还额外地从因这些剩余价值的垫付而得以实现的新的剩余价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来。这些游离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金融资本，表面上看只是当作商品的货币，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P383）。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盛行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并不是资本给劳动者的无偿馈赠，也不意味着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发生了改变；实行透支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本可以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并将资本对劳动者以及对社会生产的支配进一步深化。

（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金融化与货币过剩常态化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越是盛行，越来越大比例的剩余价值会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这种形式的转化非但不可能使业已存在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得到彻底解决，反倒会使这种矛盾关系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导引作用使产业资本周转效率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既定剩余价值所需的产业资本预付量减少了。这一改变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资本蓄积的速度不是减慢了而是加快了。资本蓄积速度的加快推动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加速变化，不变资本比重进一步上升，可变资本比重则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速了劳动者购买力弱化的过程，实现剩余价值的目标使社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快速放大。这表现在扩大的透支消费使得对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债权关系和信用关系作杠杆，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成倍放大。金融资本借由透支消费取得的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支配作用，使得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不再直接表现为商品过剩，而是表现为常态化的货币过剩。金融资本流向哪个产业部门，哪个产业部门就会在供需两旺的形势下迅速膨胀；反之，金融资本一旦撤出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会因需求的萎缩而迅速衰落。对商品的需求往往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也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无关。在这种形势下，不仅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金融资本，甚至在实体经济部门中循环周转的职能资本也有向金融部门流动的趋势。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经济加速金融化。最近20年美国经济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很能说明这一趋势。从衡量货币发行量的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94年美国该指数为62.16%，但到2012年已达89.92%；再从衡量资产证券化的股票市场交易额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88年时美国该指数仅为33.97%，在1997年达到123.73%，在2000年时则达到321.88%，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50.19%。①

（三）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和货币过剩的常态化，非但没有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反倒将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在各种金融衍生品的遮蔽下悄然生发。以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例，次级抵押贷款本是面向信用程度差和还债能力弱的借款人的一种高风险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却将这些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利用担保债务凭证等工具面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为购买这些债券融资。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因为有各种方法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以劳动者为主的消费群体购买力越是随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相对弱化，金融资本为实现剩余价值而鼓励透支消费的动机就越强烈，手段就越翻新。金融资本对透支消费的支持，扰乱了价格信号反映并协调生产与需求关系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信用货币的高度不稳定性，成为频繁引发以货币过剩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不同于金属货币，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具有高度的可伸缩性。当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较容易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极力延长信用链条，大量的信用货币被创造出来，并带动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加速。但当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实现新的剩余价值而让渡出去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个人和政府债务的累积；一旦债务无法清偿，信用链条的崩溃会使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急速萎缩，并加剧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信用货币的不稳定性，正是金融资本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控制没有消除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的外在表现。扩大再生产越是加速进行，劳动者购买力越是萎缩，与透支消费相联系的信用货币过剩也就越严重。当过度扩张的信用也无法帮助资本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出来时，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就引发现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从商品过剩向以货币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态转变，是金融资本通过透支消费取得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支配权的必然结果。通过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转化为金融资本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导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但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起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金融资本既然不能改变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只能使这种对立激化导致的经济危机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四、危机形态转变的经济后果

（一）劳动者地位的弱势化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透支消费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曾给人以一种幻觉：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而提高，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可以保证劳动者不再依附于资本。但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表明，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并没有丝毫改变，并且随着危机形态的转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化的倾向。一方面，在金融资本引导下不断加快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使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被制造业部门所排斥，劳动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在遭遇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还出现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表明，美国平民失业率自1974年1月突破5%，1982年曾一度攀升至10.8%，直到1997年5月初才首次降到5%以下水平。②另一方面，劳动者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个人生产力趋于贫乏。在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比重从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③相对于非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劳动者的财富创造能力增长更为缓慢。劳动者经济地位弱势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与需求对立加深、经济危机频发的直接原因，又因新形态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加剧。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导致金融资本失去支持透支消费的能力，转而要求政府和个人清偿因透支消费而累积起来的债务，以便将垫付出去的资本回收。政府和个人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不仅导致福利资本主义破产，还将劳动者推至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消费者行为的虚荣化消费者的一切消费行为，原本都应当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的。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人的劳动的目的和消费的目的应当是一致的，即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劳动，也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消费。金融资本对社会生产的支配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更加深化，与危机形态转变相伴生的货币过剩也使消费者迷失其行为的目的，陷入消费目的虚荣化的境地。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将需求的范围限定在人的衣食、生殖、居住、装饰等动物机能上。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透支消费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较低层次的人的动物机能方面的需求，却不能满足更高层次的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全社会透支消费培养起来的“消费至上”的观念，无助于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满足，也就不能达到再生产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使消费者出现“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倾向，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相对于动物机能方面需求的满足也是过剩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各种透支消费的机会，使消费者可以仅仅是为了虚荣而非为了需要进行消费。名牌箱包等奢侈品在使用价值上与一般商品并无差异，但是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故让众多消费者哪怕背上债务也要购买。消费者行为普遍虚荣化既是经济危机形态转变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形态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消费者出于虚荣心而做出的消费决策，使生产者误以为商品供不应求是可以持续的状况，从而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加剧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使这种虚荣消费失去财富支撑，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就显现出来。普遍的虚荣消费越是与透支消费紧密结合，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就越是容易造成货币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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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积淀而成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深刻剖析，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对于经济危机发生根源的阐述。另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做出全面解答，并在此创立了科学的系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同时，马克思还认为，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实质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其危机实质在于生产的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一种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过剩。社会生产出的产品并没有被广大劳动人民消化吸收，而是显得过剩，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质上留有大量剩余，继而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第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体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发尖锐，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认为，第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在当代世界经济关系中，危机的这两种可能性形式，取得了新的现实性形式，货币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并凸显为经济危机的新特征。回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之路，可以看到，他认为：在封建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危机的两种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出现了买和卖的分离，这种分离使原来相统一的 W-G 和G-W之间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种种事例表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的经济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在其它形式的经济环境中，很难形成波及范围较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想要彻底消除经济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第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的描述。过去的经济危机发生时，其表现形式与现在有所不同，或轻或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具有直接的联系。现在，全球发生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为大众所看到的现象依然是商品的大量滞销，闲置的生产资料，企业、银行、商场的倒闭和破产以及激增的失业人员。伴随着这些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飞涨、信用关系遭到严重破坏，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秩序极度混乱，股票市场、证券交易等方面受到巨大威胁。这些现象背后显现出来的本质依旧是相对于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生产过剩，即生产的相对过剩。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思考

2008年，一定是会被载入资本主义经济历史中的一年。这一年，美国首先爆发次贷危机（即次级房贷危机）。随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大面积地爆发，并且经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传播逐渐波及世界其它各国，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的疲软。这场经济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截至到目前，这次危机仍然是国际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首先，在美国社会中，存在收入水平相差较大的问题，而社会中的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部分人需要安家的房屋，同时需要购入生活必需品，但是，由于收入的限制，导致其购买力匮乏。其次，社会范围内，大部分过剩的房产资源需要售卖，信贷中介在此时发挥作用，将购买者与购买物联系起来。此时，金融机构充当了无担保的中介。但是由于社会购买能力无法满足房产的过剩消费，加上货币链条的中断，最终导致美国信用危机的爆发，不但冲击了国际金融领域，还冲击了国际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是从这场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在这部书中找到了自己想到的答案，并为降低危机的可能性后果努力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国家，我国在2008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这次危机的影响。如何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更好的解决危机后的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第一，缩孝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提高社会实体购买力。这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只有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缩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由此引起的问题；第二，加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整个金融业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降低出口依赖。我国是一个出口依赖略显严重的国家，这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对我国的冲击巨大，所以，只有切实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竞争力，才能在发生经济危机时平稳度过，免受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 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决策参考，2006.

[2] 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当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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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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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