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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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纵向上说，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基本吻合，而横向比较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人文发展水平也较高，反之亦然。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不是同义语，两者之间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或比例关系。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方面依然存在差别，两者一高一低的例子也不少见。有趣的是，社会发展指标在发达国家往往比较接近，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存在更大差别，包括那些处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

这个观察并不出人意料。有研究表明，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和福利制度，在决定一国人口生存状况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发展指标就越有可能落在经济发展指标的后面，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果那里的收入分配比较平等，同时伴随可行的社会福利措施，它们的社会发展指标往往显著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的甚至超过比自己远为富裕的国家。在亚洲，常常提到的案例包括改革前的中国和斯里兰卡，它们尽管都属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但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它们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之列。印度的喀拉拉邦也是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的突出典型。（注：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Isaac  and  Michael  Tharakan,"Kerala:Towards  a  New  Agend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ldy,5-12  Augnst,1996;Richard  W.Franke  and  B.H.Chasin,Kerala:Radical  Reform  as  Development  in  an  Indian  State,New  Delhi:Promilla  and  Co.,1994.）

本文讨论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发展变动趋势，探讨这些变动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之间的关系。应该承认，判断社会发展不如判断经济增长那么一目了然，原因之一是衡量标准比较复杂。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人口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社会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体制转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人口发展指标的变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先后走上市场化道路。这个转轨过程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对社会经济体制进行了重新安排，引起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由于各国初始条件、改革战略、具体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体制转轨的后果差异很大。

首先，各国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从经济增长速度看，中国和越南无疑属于最成功的，改革以来维持了较高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反，中亚和中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生产骤然下滑的剧烈痛苦。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先后走出低谷，其中一些国家获得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势头，另一些国家仍处于低迷状态，但大部分国家都未恢复到转轨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在前苏联地区。

其次，各国人口发展平均指标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动。这些指标通常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富裕程度，表明人口平均拥有的物质财富，通常表现为人均收入，也反映在例如耐用消费品、住房、食品等人均拥有量以及人均个人储蓄等。(2)能力指标，表明人口的社会平均行为能力，其中首先是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疾病率等，这些指标对人类生命至关重要，因为人必须首先活着才能有所行动，而在活着的人当中，病弱者比健康者在行为能力上通常受到更多限制。此外，在现代社会，人类潜能的充分发挥越来越依靠通过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因此，普遍教育水平是衡量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3)人口变动指标，例如生育率、结婚、离异等，这些虽然是个人行为，但总体变动趋势往往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折射人口对未来的预期，这在社会处于相对动荡时期尤其明显。

从这几方面来看，各国的变动大体与本国经济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即主要福利指标随经济业绩起伏。以亚洲转轨国家为例，（注：Lu  Aiguo  and  Manuel  F.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odon:Palgrave,2002:In  Aiguo,2001,"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  on  Welfare  Changes: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Transitional  Economies",World  Economy  &  China,No.2,pp.46-54；冒天启主笔，朱玲、罗德明副主笔：《经济转轨与社会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和越南，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与经济资源总量有关的所有指标都得到改善，例如人均热量摄入以及人均消费品、居住面积、公共消费品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人均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入学率。应该承认，这些方面的变化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变动，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其中某些指标的改善跟不上经济增长步伐，甚至出现种种问题，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向前发展的。

中国和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大量人口脱贫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一二十年间，包括不少转轨经济在内，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整个世界的反贫困成绩无疑更加逊色。（注：UNDP,2002,Human  Development  Repor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经济下降的亚洲转轨国家，福利状况或者得不到改善，或者出现倒退，这种情况在东中欧国家也很普遍。一系列数据和和跟踪研究结果显示，（注：UNICEF,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Conditions,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1,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3;UNICEF,Crisis  in  Mortality,Health  and  Nutrition.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2,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4;UNICEF,Poverty,Children  and  Policy:Respanses  for  a  Brighter  Future,Economies  in  Transition  Studies,No.3,Florence:UNICEF  Internati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1995;World  Bank,From  Plan  to  Marke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ranko  Milanovic,Income,Inequality,and  Pover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laned  to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1998;Lu  and  M.Montes,Poverty,Income  Distribution  and  Well-Being  in  Asia  During  the  Transition,London:Palgrave,2002.）转轨开始的最初几年，中亚和东中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人口福利状况急剧恶化。经济下滑越剧烈，人口平均富裕程度的下降幅度越大，生活水平受到的负面影响就越严重，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大量人口迅速陷入贫困，使各国在一定时期内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所谓“过渡性贫困”问题。物质条件的恶化还导致教育、医疗等领域资源萎缩，影响人口社会能力的提高。由于经济下降持续时间较短，或者由于政府采取了某些补救措施减轻冲击，一些国家避免了更坏的后果，但另一些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在俄罗斯，人口预期寿命大大下降，尤其男性人口，由此造成的人口数量减少不亚于一场战争。（注：Giovanni  Andrea  Comia  and  Renato  Paniccia  eds.The  Mortality  Crisis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尽管各国情况不同，但总的说来，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遭受的严重挫折，或者说市场转轨的代价之高，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转轨国家人口福利的变化改变了它们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在人类发展中的排名继续上升。在中亚和东中欧，经济转轨带来的损失使大部分国家排名大幅度下降，其中，俄罗斯和乌克兰1990年以来下降了20个名次，摩尔多瓦和塔吉克斯坦甚至下降了30多个名次，只有匈牙利和波兰的排名有所上升。（注：2002年7月24日在马尼拉关于《人类发展报告2002》的新闻，见"Norway,still  First,US  Sixth  in  Human  Development",Press  Kit,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2/en/。）

总的说来，上述人口福利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状况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假定人口数量一定，经济增长扩大了财富总量，提供了人口得以分享的更多资源，从而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另一方面，人均或整体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部真实面貌，有时甚至掩盖了社会现实，因为现实中生活着的是具有性别、年龄等特点和各种社会属性的人，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经济增长能否最大限度地为全社会分享，能否转化为相应的人类社会发展，最终都会在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上表现出来，这些关系本身同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社会发展状况

社会发展包括以下内容：(1)人口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说人类生态状况，由社会保护、公共安全、个人安全、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构成。人类渴望生活在安宁、健康、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不受动乱、暴力、犯罪、污染、腐败等侵犯和威胁，因此，保证人人享有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无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2)社会分化状况，它反映经济增长受益人口的分布。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人口越广泛，社会成员分享的份额越平等，社会进步的成就越显著。毋庸置疑，转轨国家一直存在各种社会差异，不但在阶级、阶层的意义上存在，同时具有性别、地域、民族、年龄等方面的特征。在转轨过程中，社会差异的变动反映了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模式的转变。

在这些方面，转轨国家发生的变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变化似乎与经济增长或下降没有直接关系。这首先是各国收入不平等显著扩大，其次是新形式犯罪和腐败问题突出。目前，转轨国家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完全改变了这些国家原先的社会面貌。计划经济时代，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相比，转轨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收入分配相对平等，各国基尼系数最高不超过0.28。但在转轨开始后的一二十年内，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虽然城乡之间存在较大收入不平等，但城乡内部收入差别很小，基尼系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仅为0.26，以至中国的分配模式被称做“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度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而不平等未见扩大的良好局面，但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不平等势头趋于强化，到21世纪初，基尼系数达到0.417的高度，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0.4的所谓国际警戒线，使中国由一个以平均主义分配为特征的国家跃居为世界上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列。现存的不平等既由于城乡差距更为严重、地区差别扩大，也由于城乡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注：参见赵人伟、李实、卡尔·李思勤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8～22页；李实、张平、魏众、仲济垠等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Bjom  Gustafsson  and  Wei  Zhong,"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No.5,2002,pp.41-49。）

在其他转轨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收入不平等都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前苏联地区各国在短短10年时间里，基尼系数急剧上升了10～20个百分点。（注：见本期科尼亚的文章；Branko  Milanovic,1998，前引。）这些国家迅速形成了新富人和新穷人群体，后者虽然远不及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无疑是更为庞大的一群。

犯罪是迄今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的社会恶疾，转轨国家即使在计划体制下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犯罪形式，例如贩卖人口、吸毒贩毒、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前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从未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犯罪率在各国不同，有的国家相对平稳，不少国家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形势相当严峻。例如，俄罗斯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为10‰，转轨开始后，从1990年到1993～1994年间直线上升到19‰，此后尽管有所起伏，到2001～2002年还是达到了超过21‰的高度。（注：见《苏联国民经济》和《俄罗斯统计年鉴》有关各期。）如果说俄罗斯的犯罪增加与经济衰退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犯罪也成为人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改革以来，城区住宅防盗门窗由盛行到普及，反映出人们对遭受犯罪侵扰的普遍担忧，是安全感下降的一个明显信号。

腐败的滋长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问题。1995年以来，在有关腐败的一个国际比较研究中，绝大多数转轨国家被归入高度腐败类型，而在最腐败的10国中，转轨国家年年榜上有名，1999年和2000年分别有3个和4个，俄罗斯、中国、越南在不同年度都曾不止一次地被列入其中。（注：见透明国际1995年以来各年度腐败指数表，transparency.org/index.html。）当然，这种排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纳入国家的数量、衡量标准等，因此，未必完全反映世界现状，但在转轨过程中，权钱交易、少数人合伙瓜分资源的猖獗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能不导致大面积腐败。在中国，严重腐败甚至变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公众中引起强烈不满。（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年度版。）腐败是对公平的经济活动、公正的政治运作以及社会安全的嘲讽。难以遏止的腐败为扩大贫富差距推波助澜，削弱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信赖，冲击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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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V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9（a）-0228-02

1 从湖北的历史上看，不治水、治不好水就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1 湖北历史上的水害频次及造成的损失

据历史记载，千百年来，湖北省境内水、旱灾害频繁、严重，特别是利于人类活动、经济发展的中南部平原，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洪涝灾害经常发生，其间也常有干旱。据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统计，从公元前3世纪至1949年的2200年间，湖北境内发生范围在州、府或5县以上的洪、涝灾害337次，平均15年1次。1949―1995年的46年间，湖北全省也发生重大洪涝灾害8次（1949年、1954年、1964年、1969年、1980年、1983年、1991年、1995年），平均不到6年1次；而洪、涝、旱灾发生的频次越到近代越频繁，灾害损失越严重。

1931年7月―8月发生全流域型大洪水。长江干流自湖北石首至江苏南通，沿程溃决漫溢354处，城陵矶至汉口一片，汉口市内行舟，汉口站最高水位28.28 m，为1865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湖北70个县中就有50个县受灾。整个江汉平原一片，洪水浸泡达3个月之久。死亡14.5万人。

1935年7月3至7日，长江中游发生特大暴雨，暴雨区位于清江、三峡区间下段小支流及汉江中下游地区。鄂西五峰站实测最大五天雨量1281.8 mm，为中国著名的大暴雨之一。潜水、沮漳河、汉江均发生特大洪水。汉江中下游堤防溃决，两岸一片。长江荆江段，由于干支流洪水遭遇，宣泄不及，决口20余处，荆北一片。此次死亡14.2万人，损坏房屋40.6万间。

1948年湖北春夏雨，内湖水位增高，低洼田地多被淹没。大汛期间，江、湘并涨，汉水继之，致中游洪水泛滥。全省受灾30多县，农田55.3万公顷，人口370余万人。汉口最高水位27.03 m，为80年来第三次超过27.0 m。

1954年7月18日武汉关水位突破1931年的28.28 m的历史最高水位。虽然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长江、汉江多处溃口和扒口，荆江大堤沙市水位仍达44.67 m的历史最高水位，而且超44 m高水位持续半月之久。武汉关8月18日最高水位达29.73 m。“全省因灾死3.3万人，死耕畜16000多头。倒塌民房220多万间。浸湿和冲走粮食690多万斤，国营商业财产损失2134062万元合作部门损失1465468万元。9所中等学校房屋全部倒塌，14所部分倒塌。小学校舍遭毁的占灾区原有校舍总数的50%以上全省受灾田地2223万余亩占全省总田亩35%强，受灾人口10347000余人，占全省总人口35%强。”

1998年长江流域自6月11日进入梅雨期后，各地暴雨频繁。7月份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出现的次数最多，仅7月11日间歇一天。1998年汛期长江流域共出现74个暴雨日，其中大暴雨为64天，占暴雨日总数的86%，特大暴雨日为18天，占暴雨日总数的24%。湖北省有66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3688万，死亡345人。农作物受灾254万公顷，绝收58.8万公顷，倒塌房屋122万间。全省有545个民垸堤溃或扒口行洪，淹没面积20.4万公顷，涉及受灾人口545万。被水围困589.6万人，紧急转移安置477.8万人，经济损失达500多亿元。武汉市7月21至23日的特大暴雨，导致武汉三镇一片，被淹面积46 km2，占总城区面积的1/5，渍水1.3亿立方米。

1.2 历史上的旱害频次及造成的损失

湖北的旱灾也十分严重，从1470年到1948的479年间发生重大旱灾26次，平均18年一次，从1949年到1990的41年间发生重大旱灾12次，平均3.5年一次，从1990年到1998的9年间发生重大旱灾4次，平均2.2年一次，干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损失也越来越大。

1988年旱灾，全省受灾面积269.8万亩，粮食减产30亿公斤，棉花减产1.7万吨，受灾人口占农村人口的51%以上。

1998年鄂北地区干旱严重，379.3万亩减产或绝收。

2000湖北省大部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严重春旱，鄂北地区的旱情是“重中之重”，夏收作物大幅减产，春耕春播严重受阻，农业经济损失66亿元多。

2011湖北全省遭遇冬春连旱，降水量50年来最少，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87县（市、区）989万人受灾；6万人饮水困难，农作物受灾1800万亩，其中绝收39万亩；直接经济损失71亿元，武钢2009年的利润76亿元相当。

从以上可以看出，一次水灾不但淹没房屋和人口，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且还卷走人产居留地的一切物品，包括粮食，并淹没农田，毁坏作物，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洪水还会破坏工厂厂房、通讯与交通设施，从而造成对国民经济的直接破坏。一次旱灾，不但可以造成农牧业减产，人畜饮水发生困难，使农牧民群众陷于贫困之中，还能够引发严重的生态灾难。无论是水灾还是旱灾都能够给湖北这个特殊的省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管子说：“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大。”，管子所说在湖北表现尤甚，不治水或治不好水将直接影响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

2 从湖北治水的实践上看，治水、治好水就能产生减灾效益

1998年，湖北省受灾最严重的为例，据不完全统计，98湖北水利工程抗灾减灾效益就达1009亿元，2012年武钢的利润为17亿元，抗灾减灾效益接近60个武钢2012年的利润。

2007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经过初步测算，今年入汛以来全省水利工程设施共减少淹没耕地980.5万亩，减少受灾人口736.3万人，避免34座城市进水，实现减灾经济效益159.7亿元。2007年减灾经济效益相当于2012年武钢的利润的9.2倍，显示了水利工程设施在防洪减灾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的巨大作用。

2008年湖北省气候异常，4月至8月频现13场暴雨洪水，有4个站点的降雨强度超过百年和450年一遇、25年一遇或者为当地历史第一；有近千条河溪突发山洪，沮漳河等9条主要中小河流多次现峰，有的超历史最高0.05 m；先后有1590座水库、17座水电站水位突破汛限，省内四条主要湖泊水位超汛限最高2.02 m，其中长湖超保证0.03 m，为历史第三高。防汛工作初步总结中获悉，今年该省在抗御多场次暴雨洪水中，通过人力防守和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设施，保护了下游21座县级以上城市、223万亩农田和166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一举解除了沿岸125家大中型企业、50万亩农田和5万居民用水污染，维护了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安全。与近十年洪涝灾害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值、死亡人数均值相比，分别降低约30个百分点、79个百分点，防洪减灾社会效益达83.7亿元。防洪减灾社会效益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5倍。

2010，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评估报告显示，在抗御今年洪涝灾害中，堤防防洪减灾效益达248亿元，全省水库保护了下游337万人、52.5万亩农田、13座县城的安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108亿元，泵站通过田湖统筹排涝，减灾效益296亿元，解除了1850万亩农田渍涝，占受渍涝威胁2399.5万亩农田的77.1%。全省水利工程设施防洪减灾效益高达652亿元，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38倍。

三峡工程建成以后，历史性地减轻了湖北的防洪压力，带动了钢结构桥梁、升船机制造等新型产业的等一批重点企业崛起，促进了旅游产业做大做强。2010年7月，流量达7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进入三峡水库。这是三峡水库建库以来的最大一次洪峰，峰值流量甚至超过1931年、1954年和1998年的特大洪峰。三峡水库削掉了每秒3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当年累计拦洪260多亿立方米，防洪经济效益266.3亿元，相当于武钢2012年17亿元利润的15.6倍。

从以上各年的防洪减灾所产生的效益看，治水就能够减灾，就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就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3 从湖北的地貌特点和社会经济布局上看，治水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3.1 湖北的地貌特点

湖北地势总体上是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约成一个形似马蹄的不完整的盆地。其中西部山地为武当山、荆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一般海拔千米以上，最高点神农顶3105 m，为华中第一高峰；北部有大洪山、桐柏山，东北部是大别山，东南部为幕阜山、九官山，一般海拔500 m以上，高峰在1500 m左右。长江从四川巫山入境，自西向东，沿湖北中、南部，过阳新、黄梅后进入江西、安徽，在湖北境内流程1046 km；汉江从陕西白河县入境，自西向东，纳丹江后折向东南，于武汉汇入长江，在省境内流程864 km。在长江、汉江交汇前的三角区域，形成一个3万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称之为“江汉平原”。据匡算，全省海拔400 m以上的山区面积占全省总自然面积的56%，50 m以下的平原湖区面积占20%，山区与平原之间为丘陵岗地，面积占垒省总自然面积的24%。4300余条长度在5 km以上的中小河流，一般都从山区发源，从南、北、东、西向长江、汉江和中南部的平原湖区汇流；史称湖北为“千湖之省”，就因省境内中南部低平，四周中小河流汇注于此，壅塞成千百个积水洼地，形成“水袋子”之故。

3.2 湖北社会经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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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教育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与发展的，又对社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动力源”高等教育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首先,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现代劳动力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技术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而作为劳动者,如果不经过系统专门技能训练,是无法参与到其中的经济活动的因此,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充分的人才储备和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种人才结构，是区域经济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高等学校承担着为本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在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高等教育沾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后发型地区要实现赶超,迫切需要高等教育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高等教育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通过扩大学校的招生规模，提高人才储备的数量；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学科专业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多规格多层次多样化的劳动者,不断改善本地区的人才锤构，从而推动和保证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高等教育是带动区域高新技术发展的基地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高等学校人才荟萃,科研实力雄厚，处于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地位，能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持，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国外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高等学校在增强地区竞争力方面有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选取高校集中的地区建立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大力发展高科技生产，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制胜法宝，如美国的斯坦福科学工业园（娃谷）犹他州的盐湖城地区曰本的筑波科学城韩国的大德科学城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等。

2.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敎育改革和发展的影响

(1）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着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随着高等教育地方化发展,地方政府对区域内高每教育资源的统筹权在不断加大,并直接为公办高等学校提供经费支持,地方财政拨款成为高等教育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高等教育要谋求更深远的发展,就必须取得属地在教育经费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扶持而地方财政收入受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只有区域经济发展了，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提高教育经费投入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是增加教育投入的基础和前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能够在教育经费上投入的就越多，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反之则投入越少,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就越慢

(2）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到高校毕业生

就业状况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的生源办学乃至生存发展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矢,每年进入就业市该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持续增加，仅2014年,就有727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就业压力剧增由于地方高校毕业生主要面向地方经济建设和奋会发展服务，因此，地方经济的结构和发展状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十分突出当区域经济发展越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大，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就会越多，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就越好

(3)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因和条件

    高等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的要求M高等教育对现代社会的适应,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的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学科与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规格等方面符合社会和经条建设发展的要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数量结构质量等方面的具体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势必要亲高等教育做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主动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水平结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布局结构等等,M而推动高骞教育的教学理念，力学体制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深化,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二、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路径择

1.要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引导服务和协调的多重作用

政府是高等教育与区域良性互动的发起者支持者服务者监督者和协调者高等教育与区域的良性S动离芣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依据区域发展现状和未菜发展的战略目标,统筹兼顾，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使区域内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有机结合与协调羞展同时由于诠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中会涉及不同b利益主体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目标和动机,政府还要积磁主动地采取各#有效的手段和措施,发挥协调支持引导服务监督等作用和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殛良性互动邊供法律政策制度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持,如加大舆论宣传力，为嵩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纽带作用，协调高等学校企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各参与方通力合作,卖现共赢,促进互刼的良性发展等等。

2.高等学校要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区域发展服务

属地政府在资金土地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是区域高等学校可持续浚展的重要保证因此,高等学校必须凸显服务地方的大学精神，主动融入区域发展,立足地方，服务地方,依托地方，“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致力于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源”和“助推器”首先要加快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高等学後要为区域发展培养和造就各种特色和能力的专门人才，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就必须使学校的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相适应因此，高等学校必须依据本地区资源优势产业结构和未来的发展目标,加快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培养新型和特色学科,优化专业结构和资源配置，设置一些直接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特色专业，使之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其次要立足地方科研需求开展应用型研究高等#校必须坚持科技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立足地方科研需求，立足于地方特有资源的研究与开发,从地方特有资源的研究培育独特的科研方向，开展应用型科学研究,提升区域竞争力再次要充分发挥学科综合和人才汇聚的优势,着另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为当地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实际操作方案。

篇4

休闲和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是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一种过程。社会学家把“休闲”看成一种社会建制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人个性的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对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体育运动方式来进行休闲，是一种由内部动机引发的自觉行为，使人能在知觉上感到自由，在活动中体会快乐，在交友中形成信任，对工作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它能使人暂时逃离现实世界、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

休闲体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子正在加快，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及家庭成员不断减少，这会使以前由子女照顾老人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社会，而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国民体质，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的积极对策。①

休闲体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都想选择一种让身心愉悦快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健康才是人最大的财富”，“有健康才有未来”。由此看来，体育消费需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有效组织体育生产活动、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条件，可以带动体育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来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②

休闲体育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力质量。体育运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10%。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休闲体育活动来实现。

休闲体育可以拉动体育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休闲体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不但对体育用品需求量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能够体现人性化、个性化、时尚化的体育用品将是消费者的首选。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被大多数接受，体育培训、咨询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体育消费逐渐兴旺，体育产业潜力巨大。

休闲体育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开发。休闲服务与其它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城市化和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并依靠自身实现企业化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由盲目针对全体大众的经营理念逐渐瞄准固定对象的经营理念开始突现，根据消费者的口味来设置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活动环境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越来越多，新的服务理念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营效果，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体育休闲会馆越来越多。

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趋缓且不稳定，总体消费水平普遍较低。根据消费的一般规律，居民消费支出按照梯次推进的顺序，依次用于购买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体育消费属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范围，需要的收入弹性较大，因此，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不会有较快的提高。另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体质的改革正在陆续出台。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将全部由居民自己承担，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同时面对下岗待业、收入增长趋缓且不稳定的情况，人们从紧消费。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使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尤其是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难以形成排浪式、成规模的需求。

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带有城乡和地域差异。目前，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体育消费的差异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从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已经成为本地区社会投资的热点，人们对体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体育休闲娱乐市场空前繁荣，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都制约着体育经费投入水平、体育消费水平和人们需求等方面的发展。

闲暇时间不足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居民体育消费。体育消费要大众化除了提高城市化水平之外，还需要有时间上的保障。从经济学上讲，人的自由支配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二是必须有钱充填这个时间。在闲暇和收入之间，人们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收入，而更多地选择闲暇，这时体育消费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保证。③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影响休闲体育的发展。居民体育活动离不开必要的体育场所，而居民体育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众多，场地奇缺。中国的体育场地还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数不属于社会，不属于社区，而多属于部门和系统。中国城市中很少能找到社区体育场馆，农村更谈不上体育场馆。对象和场所不足必然会制约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发展我国休闲体育的策略

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参与体育活动意识的新观念。体育活动意识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内容、方式、方法、手段、体育活动各种内外关系等方面。正确的体育活动意识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1世纪，人们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已在情理之中，“花钱买休闲”的观念己深入人心。对小康社会的人们而言，新价值观正在取代旧价值观，这一时代的人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世界观转化过程之中，也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创造一个扎实的基础。

利用多元化投资，大力开发场地设施，提高现有场所、场地的利用。体育场地设施是大众体育的基础条件之一，体育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加快体育设施建设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之外，各地区的体育行政部门也要做好引导工作，运用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模式，鼓励非国有投资人与社区联合兴建多功能体育场馆、设施，并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位为居民提供健身场所，带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④

充分发挥职能与媒体的宣传功能。在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发现，只有少部分居民了解全民健身计划，大部分居民对此并不了解。没有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体育活动的主体。针对这些情况，也可以采用一些集体活动，最重要的是对此进行大力宣传，开展一些宣传性活动来扩大社会效应，促进体育本身的发展。广泛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开展持久的宣传，使体育活动深入人心，同时，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感召，进而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媒体的宣传功能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积极配合，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为居民体育健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氛围。

结语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满足人类追求、体验文化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表现固有精神价值、推动体育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主动参与意识。“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不运动可能会使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疾病越来越多；而运动既可以缓解脑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平衡，又可以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上的。因此，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型健康观的形成，休闲体育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生命意义，探索生命价值，将成为这段时期人类反思的主题，而人们追求的轻松愉快、健身强体、修身养性、缓解压力与恢复体力的生活方式，将为休闲体育的繁荣架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时，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大大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幸福生活，进而达成实现现代化生活的共同意愿。

注释

①刘立峰：“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学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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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和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是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一种过程。社会学家把“休闲”看成一种社会建制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是发展人个性的方式。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对休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以体育运动方式来进行休闲，是一种由内部动机引发的自觉行为，使人能在知觉上感到自由，在活动中体会快乐，在交友中形成信任，对工作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它能使人暂时逃离现实世界、寻找自己的生活空间。

休闲体育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当前，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子正在加快，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同时，由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家庭及家庭成员不断减少，这会使以前由子女照顾老人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社会，而要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国民体质，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的积极对策。①

休闲体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都想选择一种让身心愉悦快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已意识到“健康才是人最大的财富”，“有健康才有未来”。由此看来，体育消费需求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有效组织体育生产活动、发展体育产业的重要条件，可以带动体育市场的发展，刺激消费、鼓励消费，开拓新的消费热点来扩大内需，以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②

休闲体育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生产力质量。体育运动有利于改善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比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平均高出0.6%~10%。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首要要素，其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的提高，进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休闲体育活动来实现。

休闲体育可以拉动体育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休闲体育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人们不但对体育用品需求量有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同时能够体现人性化、个性化、时尚化的体育用品将是消费者的首选。同时，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已被大多数接受，体育培训、咨询将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使得体育消费逐渐兴旺，体育产业潜力巨大。

休闲体育推动体育服务业的开发。休闲服务与其它服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城市化和以物质商品生产为主要基础的经济模式，并依靠自身实现企业化和掌握信息的能力。由盲目针对全体大众的经营理念逐渐瞄准固定对象的经营理念开始突现，根据消费者的口味来设置项目、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活动环境的休闲娱乐活动场所越来越多，新的服务理念常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营效果，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体育休闲会馆越来越多。

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增长趋缓且不稳定，总体消费水平普遍较低。根据消费的一般规律，居民消费支出按照梯次推进的顺序，依次用于购买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体育消费属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范围，需要的收入弹性较大，因此，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不会有较快的提高。另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已全面推开，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体质的改革正在陆续出台。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来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及子女上学等社会保障，将全部由居民自己承担，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居民预期支出加大。同时面对下岗待业、收入增长趋缓且不稳定的情况，人们从紧消费。普遍存在的这种心理和行为，使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尤其是体育服务产品的消费难以形成排浪式、成规模的需求。

经济发展不平衡并带有城乡和地域差异。目前，我国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与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体育消费的差异和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导致人们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从地区看，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的大中城市，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已经成为本地区社会投资的热点，人们对体育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体育休闲娱乐市场空前繁荣，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些都制约着体育经费投入水平、体育消费水平和人们需求等方面的发展。

闲暇时间不足和生活方式制约了居民体育消费。体育消费要大众化除了提高城市化水平之外，还需要有时间上的保障。从经济学上讲，人的自由支配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时间可以自主安排；二是必须有钱充填这个时间。在闲暇和收入之间，人们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选择。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收入，而更多地选择闲暇，这时体育消费才会有更多的时间保证。③

体育场地设施不足影响休闲体育的发展。居民体育活动离不开必要的体育场所，而居民体育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众多，场地奇缺。中国的体育场地还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数不属于社会，不属于社区，而多属于部门和系统。中国城市中很少能找到社区体育场馆，农村更谈不上体育场馆。对象和场所不足必然会制约人们参与休闲体育活动。

发展我国休闲体育的策略

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参与体育活动意识的新观念。体育活动意识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对体育活动的内容、方式、方法、手段、体育活动各种内外关系等方面。正确的体育活动意识有助于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21世纪，人们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已在情理之中，“花钱买休闲”的观念己深入人心。对小康社会的人们而言，新价值观正在取代旧价值观，这一时代的人正处在一个典型的世界观转化过程之中，也为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创造一个扎实的基础。

利用多元化投资，大力开发场地设施，提高现有场所、场地的利用。体育场地设施是大众体育的基础条件之一，体育设施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是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原因。加快体育设施建设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之外，各地区的体育行政部门也要做好引导工作，运用国家、集体、个人多元投资模式，鼓励非国有投资人与社区联合兴建多功能体育场馆、设施，并以优质的服务和合理的价位为居民提供健身场所，带动居民参加体育锻炼。④

充分发挥职能与媒体的宣传功能。在居民对全民健身计划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发现，只有少部分居民了解全民健身计划，大部分居民对此并不了解。没有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主体，也是社会体育活动的主体。针对这些情况，也可以采用一些集体活动，最重要的是对此进行大力宣传，开展一些宣传性活动来扩大社会效应，促进体育本身的发展。广泛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开展持久的宣传，使体育活动深入人心，同时，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感召，进而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体育锻炼。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媒体的宣传功能会在全民健身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的积极配合，能够充分动员社会力量，为居民体育健身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氛围。

结语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满足人类追求、体验文化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表现固有精神价值、推动体育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由此提高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主动参与意识。“生命在于运动，健康在于锻炼。”不运动可能会使人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疾病越来越多；而运动既可以缓解脑力上的疲劳，获得生理上的平衡，又可以赢得精神上的自由，营造心灵上的。因此，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新型健康观的形成，休闲体育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生命意义，探索生命价值，将成为这段时期人类反思的主题，而人们追求的轻松愉快、健身强体、修身养性、缓解压力与恢复体力的生活方式，将为休闲体育的繁荣架起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同时，这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大大提高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幸福生活，进而达成实现现代化生活的共同意愿。（作者为新乡学院体育系副教授）

注释

①刘立峰：“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学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