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代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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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3万亿美元。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大量跨国公司的迁人，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无疑，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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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82 年至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3.7%。城市群是城市化道路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高级阶段，是发展现代城市经济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我国计划形成包括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在内的十大城市群，它们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将成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

城市群能否承担带动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提升的重要职能，取决于城市群的承载力――尤其是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否支撑其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升。自“十七大”起就提出了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增长速度之前，表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难，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群的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益凸显，已威胁到区域甚至国家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对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质量提升的分析研究，不仅能使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还能够让我们观察和把握到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状态。

2.文献综述

2.1 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20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年代初，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构建了“世界模型” 对全球的资源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进行评价，提出了经济的“零增长”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Slesser提出了新的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方法――ECCO模型。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等发表了《经济增长、承载力和环境》一文引起了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积极探讨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王学军（1992）提出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这一概念，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和层次分析法，从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定量评价和分析了中国分省区的地理环境承载力潜力[1]。毛汉英（2001）等采用状态空间法作为量度区域承载力的基本方法，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人类活动定义为三维空间状态，定量地描述和测度区域承载力与承载状态[2]。方创琳等（2003）采用多模型互补对接支持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绿洲系统“三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进行了多情景预测分析[3]。中国科学技术大会（2008）主编的《中国城市承载力机其危机管理研究报告》通过预警指标对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交通和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统一。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不断积累，质量提高的重要源泉是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4]。李岳平（2001）拟建立一套在定性规定上的、科学适用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六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5]。刘亚建（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为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产品量，并认为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资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6]。

钞小静、康慧（2009）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7]。钞小静、任保平（2012）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8]。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3.以三个城市群为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分析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包含了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资源结构符合持续发展需要，区域环境功能仍具有维持其稳态效应能力的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9]。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多变量、多层次的动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分析、比较和选择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的，要充分考虑承载体与受载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方式、强度、潜力与相互替代等特点。本文在综合借鉴毛汉英（2001）、李岩（2010）、毕明（2011）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资源承载力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两大分项指标体系，这两大分项指标体系又具体包括19个基础操作指标，如表1所示。

从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并提出要在数量基础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依据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10]。在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广义定性之后，笔者综合借鉴李岳平（2000）和钞小静（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代价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主要方面，在这四个分项指标体系下又设定14个基础指标，如表3所示。

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为例，对这三个地区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别与联系。之所以选取这三个城市群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我国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由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面积较大，所以在资源储量和地域面积的绝对量上占有优势，比如土地面积、水资源总量、主要能源储量（关中地区数据缺失）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方面。京津冀地区主要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储量最大，达30609.42亿吨;人均GDP最大，但万元GDP水耗也最多;森林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最少;经济发展的二元性较为突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高代价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但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分配状况较好。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状况都优于其他两个城市群。2012年GDP产值达108905.27亿元，第二、三 产业产值比重达96.07%，并且在科学技术投入和成果方面最为突出，但付出的经济增长代价也最多;虽然长三角土地面积最大，但人口密度是京津冀和关中城市群的1.5和1.7倍;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关中城市群的森林覆盖率和人均道路面积指数遥遥领先，并且污染物排放量最少，但大部分资源还是相对稀缺，资源承载力相对较弱;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与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最高，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4.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高，例如长

三角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无论是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劣势，并且二元结构突出，但仍有其独有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京津冀城市群资源环境条件和承载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经济增长质量不及长三角地区。因此，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其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的好坏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要追求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就不能忽视支撑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不能盲目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而要根据承载力状况调整发展战略，战略目标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战略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型，战略要素依赖由资源耗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型，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发展转型[11]，推动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学军.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及其区际差异[J].地理科学，1992，12（4）：322-328.

[2] 毛汉英，余丹林.区域承载力定量研究方法探讨[J].地球科学进展，2001，16（4）.

[3] 方创琳，鲍超，张传国.干旱地区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变化情势与演变情景分析[J].生态学报，2003，23（9）：1915-1923.

[4] 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0，（1）：11-17.

[5] 李岳平.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及实证分析[J].江苏统计，2001 （5）：19-22.

[6] 刘亚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J].思想战线，2002，28（4）：30-33.

[7] [11] 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6）：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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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误区在于，“稳增长一定有个具体的目标”，如保8%或保9%。事实上，这种缺乏弹性的目标容易产生至少三方面的负面效果：

一是每次经济增长下滑时，地方政府都希望拿到“稳增长”的尚方宝剑，这样上项目的各种限制放松，许多不好的项目如环评过不了，或有明显争论的项目都是借稳增长之力而“逆流而上”，最终导致不顾后果的扩张。追求短期利益，与长期的调结构转方式产生巨大冲突。中央长期倡导的调结构转方式的战略目标就有被拖延乃至落空之虞。

二是，在实现预设的“稳增长”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代价考量问题。一般的结果是：保住了增长，但代价过于高昂，并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或测算出长期有9%以上的增长潜力，所以要“确保”。这样的论断偏于主观。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提出“保8”，那时中国GDP规模还较小，亚洲金融危机也仅是一种区域性危机，提“保8”还可以接受。

如今，情况完全改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一个较长期的低迷之中，中国GDP基数也增大了数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减弱、新的竞争力还未形成。这种情况下再提“保8”是否有可能、有必要深入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增长目标与代价之间取得平衡。

三是，过于确定的稳增长目标，容易成为各种崩溃论、反宏观调控论的“由头”。中国GDP就不能低于8%吗？低于8%就会崩盘吗？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增长10%，在另一些时期也可能增长7%，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保持8%以上或10%左右的水平。在规模已经很大、外部环境明显恶化、自身结构性矛盾凸显的情况下，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合理的选择，也是降低风险、保安全的选择。

继续保持高增长目标风险较大，甚至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房价不能跌、增长不能低，低了中国社会就不能承受，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带“挟持性”味道的说法，甚至可能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继续保持利益不受侵害的说辞。

走出认识误区之后，可将稳增长目标确定为一个区间，如6%至9%，9%以上的增长代价过大，要主动加以调控，使其降下来；而6%以下的增长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放慢是一种内在趋势，也是结构调整的一种内在要求。增长在6%?9%之间是可以接受的，不能说低于8%就不好，高于8%就是好，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弹性目标，而不是刚性目标；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目标。

在操作层面，为了让地方政府更好地配合“稳增长调结构”，在“十二五”以后的较长时间内，衡量经济发展好坏的指标应做较大调整，最终形成新的政绩激励机制。

未来的发展要看两个速度，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总体来讲，要适当淡化增长速度，同时，明显强化用结构调整速度来评估经济增长的好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但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了，这样的增长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反，经济增长率较高但结构调整速度极慢或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然较低，这样的高增长不必强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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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GDP虽然扣除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转换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并没有扣除为谋求增长而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所谓资源和环境代价，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现行的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低质量的增长。这也是现在各国重视绿色GDP计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生活质量问题

联合国出版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如果增长没有被转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义何在。”因此，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失业程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它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在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过后，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社会出现了两大困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越来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据统计，这几年我国每年下岗职工大约为650万左右，每年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安置200-300万，也就是说每年我国将有400万左右的下岗职工加入失业大军行列。另外，据专家估计，依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和耕地面积情况，农村仅需不到2亿左右的劳动力，而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除外）为3.3亿左右。大量剩余劳动力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极其低下。我国统计失业率通常只有3.5%左右，而实际失业率即使取一个保守的数字也可达8%。（注：李华强等，试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七大问题，山西统计，2001年第6期.）如此之高的失业率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越来越不合理的趋势。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在日益扩大，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90年为2.17倍，1998年为2.51倍，1999年为2.65倍。由于城镇居民还有各种福利收入和补贴，农民收入中扣除生产投资费用和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则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此外，在农村和城镇居民各自内部，收入分配也极不平衡。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264，1990年为0.310，1995年上升为0.34；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18，1990年为0.23，1995年为0.31，90年代末已上升为0.467。从全国来看，按照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我国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1978年为2.7倍，1990为4.0倍，1999扩大到6.6倍。（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页.）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0。据估计，如果包括非正规经济，基尼系数应为0.51。（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ⅩⅤ页.）

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建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富人收入和欲望满足的增长，而且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高失业率和扭曲的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是社会安全的隐患，而且会造成人们享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最终影响到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通过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队伍加入到经济中来，从而促进经济在长期内更快发展。

可见，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是指增长速度的快慢，它还包括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上述种种负面影响，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病。目前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同样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决不能步一些发达国家的后尘，待问题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增长与社会稳定时再来进行补救。我们必须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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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包容性增长最早提出于2010年，该理念强调改善民生，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包容性增长也具有其丰富的时代价值和实践取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下面将对该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二、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与特征

（1）概念。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新的增长观念，具体来说，它是指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同的是，包容性增长更加倡导的是机会平等的增长，最为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的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该理念的提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特征。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对具体工作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它具有自身显著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减少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平等机会。其次，包容性增长倡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同时在经济发展的时候需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环境污染，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最后，包容性增长倡导公平合理分享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成果不能为某部分社会成员所占有，而应该公平分享成果，让广大人们受到实惠，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包容性增长的时代价值

（1）我国国情发展的必然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改善。但我国人口数量多，人口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东部、中部、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的差距，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同行业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较大，并且呈现扩大趋势。另外，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能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问题依然突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在减弱，不公平、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一些社会成员获取高额的收入，一些社会行业获取高额利润，使其他社会成员和行业失去与之同等的机会。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采取新理念，新方法，而包容性增长正好适应这种需要，提出该理念，运用该理念指导经济发展是我国国情发展的必然要求。

（2）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构建和谐社会，就要缩小贫富差距，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每个人的机会平等，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树立包容性增长观念，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为每个人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让人们的机会均等，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谐人际关系，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矛盾得到有效解决，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3）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需要。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总体上步入小康社会。但必须清楚认识到存在的不足，目前的小康水平低，不全面，发展不平衡，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实现更高层次的小康。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努力。目前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在扩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收入分配等领域存在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了改变这些情况，妥善解决迈向更高层次小康水平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按照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制定有效的发展措施和计划，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建设更高层次的小康社会。

四、包容性增长的实践取向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容性增长一种新的指导理念，在落实这项理念与措施的时候，应该坚持增长的理念，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保持经济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不断将蛋糕做大，才能落实包容性增长的物资基础，同时也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支持。

（2）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包容性增长，如果仅仅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远远不够的，该理念对增长速度有一定的要求，但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协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缩小东部、西部、中部之间的差距，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差距，让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3）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思想在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现象，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仍然存在，甚至这种趋势出现进一步扩大的情况。而包容性增长将公平正义作为重要的目标追求，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关注公平问题，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作为主要内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并完善规章制度，加大各项政策措施的执行力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4）重视采取措施改善民生。改善民生，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要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加就业岗位，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让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经济状况，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果实。另一方面要重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他们更好的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此外，还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险、救济、福利等各项措施，让人们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对经济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今后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将其作为指导方针，并注重采取相应的措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并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更好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篇6

一、引言：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年均增长率为近百分之十。就经济总量而言，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比如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不高、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各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这些现象归根到底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同时我们要明确，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因此，如何恰当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

经济增长质量，说到底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显然，不同的学者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总体上讲，学术界一般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探讨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从狭义角度来说，就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效果和经济增长的效率，是一种优劣性问题，而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从广义角度来讲，各个学者尽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看法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但仍旧有不少分歧。如刘树成（2007）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是指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马建新、申世军（2007）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和社会效益以及环境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钞小静和惠康（2011）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概括为：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等四个方面。

三、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测量经济增长质量，学术界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法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一般来说，采用狭义经济增长质量定义的学者大多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而采用广义经济质量定义的研究者往往使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具体包括代数指数法、索洛剩余法、隐性变量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五种方法。其中数据包络分析法具有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作先验设定，不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等优点，在实际应用中较多采用。然而全要素生产率法在测量经济增长质量时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郑玉歆（200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生产要素即期的经济结果，没有考虑要素的长期性，其测算难以避免投入和产出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目前主要有熵值法、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等四种方法。其中相对指数法没有考虑各分项指标之间也许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熵值法未能较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它们均有各自内在的缺陷，而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两者都是依据数据本身的特点而非人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设定权重的主观性（钞小静、任保平，2011）。

上文简要叙述了理论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和测试方法，接下来对从不同角度实证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进行综述。

四、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质量：

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既可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也可以提升存量资产的质量，进而能够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汪春、傅元海（2009）运用统计分析和协整分析都说明FDI 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并且通过实证分析表明FDI 主要是通过直接方式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此外，FDI 的正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五、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

刘亚建（2002）阐述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生产力因素, 认为科技竞争力对于经济增长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和教育投入，积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刘海英等（2004）在借鉴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经典理论基础上, 对人力资本均化指标进行了量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人力资本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与反映各地区平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指标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进一步表明将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地提供给具有更低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

六、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质量：

从理论上来说，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都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可以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也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地提高人民整体的福利水平，这也就自然而然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妙小静、任保平（2012）利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杨斐、任保平（2011）利用改革开放后二十一年内的样本数据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为基础，从碳排放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是寻求减排与保持经济增长的平衡路径。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质量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着三次曲线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倒U型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对于减排措施需要持谨慎的态度，只有通过充分验证，才能够实现在减排目标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七、小结：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大，这是可喜之事，因为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科学评价必须建立在怎样恰当地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当然，我们既不要盲目缩小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更不能任意扩大其内涵和外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阴云仍未散去的国际大背景下，在我国经济增长率最近几个月跌破百分之八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发展战略思路要进一步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型, 战略目标要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党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模式不仅寻求的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平衡与稳定和经济增长结果的合理分享，更多地还包括了经济增长的成本代价这一因素。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目标下，我们既要更加合理地利用外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要关注环境，关注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1]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

[2]马建新、申世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初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7

[3]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

[4]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再认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

[5]江小娟，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2

[6]汪春、傅元海，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湖南商学院学报，2009

[7]刘亚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思想战线，2002

[8]刘海英等，人力资本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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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6.0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6-03-03

经济增长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在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把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当做是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探讨的中心内容都是如何实现经济数量上的扩张，但是却很少涉及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事实证明，片面地追求实现经济数量的增加会为整个社会带来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显然，今天的中国在取得了辉煌经济成果的同时正在品尝着因快速发展带来的苦果。原先一味追求GDP的发展方式已然不可持续，经济的转型势在必行。

一、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

在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之前，必须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进行界定。因为经济增长质量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在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界定分歧较大，而内涵的不同会也导致建立起来的指标体系相差甚远。

对经济增长质量较为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狭义上来对其进行定义，将其理解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如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等。而近些年来被更广泛认同的观点则是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的一个概念与范畴，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即便是对于广义视角的经济增长质量，不同的经济学者从不同的经济视角出发，对其内涵的界定也是差异甚大。

本文在基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五个方面来定义，即：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经济增长潜力、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经济在这五个方面的运行能力共同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

（二）经济增长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将经济结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经济增长潜力、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作为5个一级指标，而二级指标（具体指标）如下：

（1）第三产业占GDP比重；（2）二元反差指数；（3）存款余额/GDP；（4）城镇化率；（5）外贸依存度；（6）GDP增长率；（7）经济波动率；（8）失业率；（9）R&D占GDP比重；（10）人均GDP；（11）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城乡收入比；（14）人均储蓄存款；（15）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6）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7）居民平均预期寿命；（18）单位GDP耗能；（19）劳动生产率；（20）资本生产率；（21）单位污水排放数。

二、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本文将对中国大陆东部的10个省份（直辖市）以前文构建的经济增长指标体系中的21个指标作为变量，从《中国统计年鉴》中选取数据，同时通过直接引用或适度的计算（其中逆指标的处理方法是取其倒数）得到2008-2012年中国大陆10个省级行政区的样本值。

由于变量指标多、数据量大，而且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所以本文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因子分析法对东部10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综合的评价研究。因子分析之后再对其有效公因子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将经济增长质量相近的省份归为一类，从而将10个省份（直辖市）按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对其作出分析与研究。

（二） 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1、实证过程与结果。在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对模型进行适用性检验，即KMO以及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检验的结果显示KMO统计量为0.798，而Bartlett的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统计值为1003.834，P80%），因此这三个已经足够反映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水平。同时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三个公因子中第一因子中载荷较大的指标有二元反差指数、城镇化率、外贸依存度等共15个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经济结构、收入分配、人民生活福利等基本情况，所以可以将第一因子命名为“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因子”。第二因子中载荷较大的指标有单位GDP耗能、失业率等共计4个指标，它主要部分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环境污染以及科技进步等基本情况，可以将第二因子命名为“协调、可持续发展因子”。第三因子中载荷较大的指标是经济波动率和GDP增长率，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经济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可将第三因子命名为“稳定性与持续性因子”。

因子分析之后，通过运用回归法计算得出因子得分，并依据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三个因子总的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出各省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得分F：

F=（66.104× F1+12.522×F2+9.384×F3）/88.009（1）

上式中F1、F2、F3分别代表的是公因子1、2、3的得分。根据综合因子的得分值，对其按照降序进行排列后得到下面的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表：

最后根据各主因子得分以及综合因子得分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得出2012年按各公因子排列的东部10省（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等级结构（见表2）。

2、结果分析。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市，其经济增长综合质量在10个省份中最高。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其综合得分紧随其后。而作为首都的北京，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也明确地体现在了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三者的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得分分别为1.41、0.78和0.69，遥遥领先其他省份，可见，上海、天津以及北京的经济增长质量在东部的10个省份乃至全国都占据了绝对优势。根据表1，很容易看出这三个直辖市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高质量因素是集中在公因子1上，也即“经济社会的综合实力”方面。上海和天津在公因子2上的得分较低，根据原始数据可以看出，这两市在环境资源方面指标明显低于其他省份。值得注意的是天津市在公因子3上得分在10个省份中最低，从原始指标的取值来分析：天津市的经济波动率的系数为1.89，远高于均值0.93，说明天津市的经济增长的波动较大，值得引起警戒。在公因子2上的得分，北京拔得头筹，得分为2.79，远远高于排在第二的0.21得分。这是由于在公因子2所包括的R&D占GDP比重指标上，北京为0.055，远远高于各省份的均值0.01384。R&D占GDP比重常被用来衡量科技进步以及经济的发展潜力，这是北京最大的优势。

处于第二等级的浙江、江苏和广东是传统的经济强省，在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得分上排名也靠前，综合得分分别为0.18，-0.04和-0.12。其中江苏省在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上表现较差，而广东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存在着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较低的经济分享性上。而综合得分最低的是福建、山东、海南以及河北四省。对其观察可以发现，这四个省之所以综合得分较低均是由于它们在公因子1上表现较差，即“经济社会的综合实力”较弱。对于山东，虽然名义GDP排名上，它是仅次于广东和江苏，排名第三，但是其在社会生活、环境污染上的指标都较低，这从某些方面反映出山东省的GDP增长在很大程度是由大型国企创造，经济的分享性很差。而海南省与河北省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在经济总量上与其它省份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作为经济赶超的代价，这两个省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不太注重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更多的是依赖大规模的投资推动，而忽视了对效率的提高。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因素，东部地区发展较早，社会的经济基础较好，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过（下转第16页）程中增长的质量水平也较高。比较明显的特点是“点—线—面”的增长极的特征以及“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并存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以上海、天津、北京为代表的“点”，以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线”，以及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为代表的面等，通过增长极的扩散，使得整个东部地区有着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但是东部地区依旧存在着诸如区域不平衡、创新能力低、较差的经济分享性以及较大的贫富差距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给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东部地区应该进一步推动增长极的优势，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其次，利用税收以及财政的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最后，应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升华，提升本土经济和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实现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的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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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钞小静.经济增长质量[D].西安：西北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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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理论批判[M].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47，58-68.

[3] 林左鸣.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17.

[4] 徐丽萍.啤酒品牌高档化如何更上一层楼[J].中华商标，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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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环境问题的根源。引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如技术落后、地方保护主义、环保法制与体制不得力……但归根究底是发展观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一直在思想上存有误区，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四个片面”：一是片面认识“发展”。狭义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出现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诸多问题；二是片面对待“发展”。一些开发和建设活动不尊重客观规律，甚至违背自然准则，不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对自然界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造成难以弥补的环境后果；三是片面追求“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推动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在制定重要的规划、开发计划时，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许多环境问题的防治主要依赖于末端，大大提高了防治成本；四是片面评价“发展”。政绩考核偏重经济增长、忽视全面发展，偏重短期效果、忽视长远利益，未能把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行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创造了GDP年均增长9.8%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高速损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全国高利税企业，排在前面的全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现在世界环境问题非常突出，中国不能再模仿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发达国家要紧张得多，发达国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时候改善环境，而我们却要在人均3，000美元时就面临生态的严重压力，我们那微薄的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促进发展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他们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努力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既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也不利于人们保持良好舒畅的心情，不利于生产的进行。另外，污染治理和资源短缺不但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甚至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经济增长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值，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

第三，发展经济要有可持续性。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第四，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和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就难以奏效。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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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周期的上升期大体为3-4年。这一轮上升期从2002年走出1998年以后的经济低迷算起，到2007年达到11.9％的峰值已经6年，持续时间之长是少见的。这一轮上升期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从稳定性角度看，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连续5年保持在10%-12％，最近两年连续高于11％。尽管其间出现过局部地区和行业的投资过热，国家随即采取了总量紧缩和结构调整并举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没有伤及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从协调性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基础产品供给能力增强，如粮食连续四年丰收；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现合理变化，2005年和2007年消费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略大于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

经济增长存在周期性波动的内在规律，持续一段时间的上升期达到顶点后，自然会进入回落期。2007年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开始小幅回落，今年一、二季度继续呈现回落态势，这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在进入下行通道。我们不妨把回落期视为“修整期”。毕竟，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节能减排降耗的形势相当严峻，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然迟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不够理想。因此，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一些、进入修整期，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有利于为解决这些矛盾创造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

同时，也要正视和防范经济增长回调幅度过大的风险。去年年底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新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外需下滑、内需不稳、美国次贷危机加深、国际油价高涨、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不利影响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年上半年，扣除美元贬值和国内通货膨胀因素，我国实际出口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较多，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从国内需求看，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投资实际增幅比去年同期下滑；消费实际增幅虽然达到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近年来支撑消费升级和经济景气的住房、汽车购买需求出现回调，下半年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的空间受到制约。加上前期的一些紧缩性调控措施，这些变化已经导致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的市场预期看跌，也成为“热钱”由流入转为流出、股市深度下跌的诱因。鉴于经济运行处于周期性回调阶段，需要防止当期需求加速下滑与之叠加，避免造成回调过猛、“刹车容易启动难”的被动局面。

二、价格形势喜忧参半，防通胀任务依然艰巨

当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逐月趋缓，这表明防止通货膨胀和刺激短缺农副产品供给增加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在产生积极成效。今后几个月，国家采取的鼓励肉蛋奶和粮食生产的政策和高位运行的价格信号，还会继续显现刺激供给增加的效应。随着肉蛋等产品供给增加和今年夏粮连续第五年丰收，食品价格涨幅会继续回落。去年消费价格上涨带来的翘尾因素，在今年下半年也会明显减弱。因此，预计今年消费价格涨幅会继续保持回落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导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存在较大落差，而国际市场粮价持续高涨，很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推高国内粮价和食品价格。此外，近年来国内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涨，水、电和成品油价格逐步提高，使得居住和服务价格也出现较大涨幅。这些都可能成为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新因素。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年内消费价格指数回落幅度很可能比较小，全年平均水平仍会高于去年。

生产资料涨价幅度继续走高，是当前价格形势比较复杂的一个突出表现。今年7月生产资料涨价幅度上升到11.7％，已超过2004年10月10.9％的近期高点。这一轮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外铁矿石、煤炭和石油价格上涨的拉动，具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从根本上说，这反映了我国长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供给趋紧的矛盾。这一轮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宏观经济背景与以往有较大区别，即今年以来投资需求实际增速持续下降，并没有出现由投资过热引起的生产资料普遍紧缺，而且下游产品生产能力充裕，市场竞争激烈，企业难以通过涨价来转嫁成本。在短期内，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还不容易迅速向居民消费价格传导。但如果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持续时间较长，必然会削弱下游产业对成本提高的消化能力，从而推高工业消费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供求矛盾加剧，并正在向高价格时代转变，这对我国价格上涨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因此，我国面临相当大的中长期通胀压力。

三、寻求稳定增长与抑制通胀的平衡，需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探索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正在加速，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活跃，处于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时期；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开放型经济，也扩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我们有信心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我国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众多，就业压力巨大，改善民生的要求日益强烈，客观上需要保持较快的、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关键领域的改革，特别是理顺资源价格机制，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体制保障。

无论是实现平稳快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有效抑制通货膨胀，都需要以不失真的市场价格体系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决定机制已经市场化，形成了真实的市场信号和灵活的微观反应机制，增强了经济活力和供给能力，为稳定价格总水平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是，资源类重要生产要素价格仍然长期维持低水平和行政性调价。计划经济时期行政性管制的低价格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隐性通货膨胀，其直接后果表现为生产者积极性受压抑、供给持续紧张、价格上涨压力不断积蓄，而这种被压抑的涨价压力迟早要释放出来。最近几年反复出现的煤、电和成品油供给紧张表明，资源价格扭曲、形成机制不合理的负面影响日渐突出。为维持低价格，国家被迫支出大量财政补贴，表面上保持了价格稳定，实际上引发紧缺资源外流，反而加剧供求矛盾。实践证明，加快理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已经成为深化价格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性条件。

持续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使我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成本面临逐步提高的压力。我们在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时，也不得不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日益增大的新挑战。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改革，在短期内会加大价格上涨压力，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应当看到，合理的资源价格会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替代，更多地增加有效供给，这有利于在中长期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

寻求稳定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没有可以简单照搬的一定之规，需要在实践中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探索。根据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来确定稳定增长的合理区间，可能是比较妥当的。控制通货膨胀则要尽量保持价格的低水平，同时也要综合考虑稳定经济增长、加快资源价格改革的客观需要，以及开放条件下国际输入因素的影响。因此，把价格总水平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不拘泥于往年价格失真时的低通胀水平，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有利于为深化价格改革创造条件。

四、把握调控的节奏、时机和力度，实行有助于实现平衡的政策组合

根据当前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要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区间并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需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时机和力度，实行有助于实现平衡的政策组合。具体来说，就是保内需、增供给，松财税、紧货币，改价格、稳汇率。

篇11

在之后的十年内，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快于消费增速，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缓慢下降，到2000年降至令人担忧的46%。不断扩大的投资和贸易顺差由此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这两个环节迅速扩张，推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以上。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内，由于处于破产境地的中国各家银行亟需救助，消费与投资和出口以更快的速度背道而驰。

到2005年，消费的占比降至40%这一前所未有的最低水平。在总理领导下，中国政府决心推动经济均衡增长，提高家庭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低消费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现有增长模式的根本特征。不放弃现有模式，就无法改变低消费。果不其然，中国政府不愿意这么做。于是，接下来的5年里，家庭消费比重进一步下滑到35%，令人愕然。

中国经济的极速增长受到了大规模家庭财富转移的推动。家庭财富的转移为制造业和投资的繁荣提供了补贴，并为不良贷款埋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央行制定的极低利率。在低利率的作用下，每年从家庭转移给银行和贷款者的财富起码占GDP的5-7%。家庭财富减少，自然导致家庭消费下降。

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并非中国所独有。许多国家都有过成功的先例，但也都遇到了同样的困境。迅速扩张、受政府指导的投资往往存在配置不当的问题。所造成的损失会被巨额隐性利率补贴掩盖起来，但不会因此消失。

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资本错配的规模之大已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因此，现在中国政府必须允许家庭从近几十年产生的巨额财富中获得更大份额，使消费取资，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这中间暗藏隐患。再平衡要求中国降低投资增速。不良投资累积越多，就必须从家庭转移出越多财富，来维持那些投资。然而，投资减少势必导致经济增长骤然放缓。加快投资步伐是政策制定者维持经济高增长的唯一途径。

这就是中国国内这场争论变得如此激烈的原因所在。改革派认为，要形成一种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就必须减少投资，放慢经济增长步伐。反对者――主要集中在受益于现有增长模式的行业――则认为高增长和低消费之间不存在关联。他们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在不导致投资减速的前提下扩大消费。

篇12

增长模式；增长质量；环境问题；发展代价

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近年来，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屡见报端，受到了人们的日益关注。这从一方面反映出了经济增长是有代价的，而环境的破坏则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之一。人们注意到在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城市人口密集、生活质量下降等严重问题也随之伴随而来。E.J.Mishan于1967年的《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从人的需求及社会幸福的角度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虽然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增加，但它同时使人们失去了许多美好的事物。而人的幸福不仅仅由于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它同样会由于不易度量的“美好事物”如闲暇的时光、清新的空气的损失而减少。Mishan对“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生活水准的提高”的论述进行质疑。Donella H. Meadows等人于1972年发表的《The Limit to Growth》较早的对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环境问题，进行了关注。Meadows认为增长存在着由于地球资源有限性所引起的极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限制增长的速度，实现零增长。

Mishan和Meadows都属于反经济增长学家，都关心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环境所带来的众多负面效果，提出了应限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目前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经济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中国的经济增长

现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和增长模式：在一个后起的已经有了一定工业基础且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拥有成为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潜力，人口中较高比重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构造了低成本的格局，改革开放在使需求释放、供给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引入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机会。

刘世锦的论述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力低成本和先进生产要素的引入为特点的。改革开放的制度变革中实现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先决条件。翟立功同样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给予肯定，认为中国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体制变革。改革开放激活了市场需求，释放了供给潜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样刘伟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一文中同样肯定了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是使效率提高成为增长的动力。文章不仅认为改革是形成目前增长模式的原因，同样认为改革是处理目前社会矛盾，使经济增长模式再次进行根本转变的因素。

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增长不一致，属于典型的资本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经济增长。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来看，其增长率高，波动性大，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周期。 中国是一个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驱动而非技术驱动，因而中国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不是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率波动，而是因政策变动造成的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和干扰。这种冲击和干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沈利生通过研究增加值率认为中国的增加率在下降，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下降。2002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工业变重，服务业变轻，使得经济增长质量变得更差。文章认为通过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利用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提高增加值率，把我国的增加值率进行提升。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不匹配。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和资源驱动，改革开放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

三、中国的环境问题

Lucas认为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研究开发投入、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水平。强调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技术进步能够改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并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推动经济拉长，并非依靠增加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和能源消耗使产出增加。王国印则认为环境问题的人类根源：科技进步非对称性。自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愈演愈烈的环境问题正是由不断强化的科技进步非对称性所导致的。科技进步在变迁中分化出A、B、C三种类型。

1、A 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有开发和生产功能而客观上却容易造成环境问题的科技进步。它能为其实施者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但又会由于实施不当或实施规模过大而造成环境问题。

2、 B型科技进步是一种具备环境治理和环境优化功能的科技进步， 属于环境科技进步的范畴。其实施能为社会带来环境效益和远期经济效益， 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C型科技进步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兼有经济功能和环保功能的“绿色”科技进步， 如清洁生产技术 、循环经济技术等等。 它被用于经济活动而不会对环境构成负面影响（ 或对环境影响很小） 但它会通过科技进步的替代效应（ 以 C 型科技进步替代 A 型科技进步） 减轻环境污染。A 型科技进步由于受到特别重视而得到有力的推动和规模化实施； 而B 、C型科技进步则往往不被重视而较少得到推动和实施。其结果是前者在水平、成果数量和实施规模上都占有绝对优势， 而后者则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

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由于历史、地理和政策的原因，在19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技术创新活动和工业化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省市，从而扩大了地区间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反过来，工业生产活动的集聚地区推动了思想和技术知识的交流，进一步提高了集聚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反作用于不同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东部先进省份淘汰下来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内陆迁移也将污染同时转移到了内陆。内陆落后地区面临着比东部发达地区更加严峻的环境问题。

四、政策建议

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和我国过去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密切联系的。过去“粗放式 ”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使资源面临紧张和短缺，环境持续退化，经济增长的质量降低。 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避免中国模式落入“增长的极限”。

1、新进企业必须通过环评报告

在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规划时，要把各种产业、各种产品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积极发展低碳经济，严格限制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发展。

2、推行清洁生产工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针对中国环境资源短缺、利用率低的现状，将资源节约放在首位 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强化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环境管理力度

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的功能对接起来， 统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相结合，在保持生态环境系统容纳能力的基础上，为生态系统提供最合理的环境支持，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

4、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结构性污染

调整产业结构、减少结构性污染，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利用政策倾斜驱动和政府推动来加速消除结构性矛盾。

【参考文献】

[1] E.J.Misha.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M]. Weidenfeld & Nicholson，1993.

[2]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rgen Randers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M]. Universe Books， 1972.

[3] R.E. Lucas.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n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342， 1988.

[4]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观察与思考[J]. 社会科学辑刊， 2012.02.

[5] 刘世锦. 关于我国增长模式转型的若干问题[J]. 管理世界， 2006. （02）1-9、17.

[6] 刘伟. 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J]. 经济研究， 2006（01）4-10.

[7] 杨智斌，曾先峰.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研究综述[J]. 经济地理， 2010（06）899-905.

[8] 沈利生.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加值率变动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03）126-134、160.

[9] 王国印. 环境问题探源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01）11-17.

[10] 简泽. 技术外部性、工业集聚与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J]. 南方经济，2007.11.37-52.

篇13

人类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的建设、环境的治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五个统筹发展为主调的新发展思路，这将对今后一个时期内的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可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

1经济增长的瓶颈与代价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走的是传统经济的老路，那就是不考虑人口质量的问题，更将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排斥在外，增长出现了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的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一些主要资源产品的单位消耗水平，往往都成倍甚至成十倍地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生产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能源消耗，我国是日本的11.5倍、法国和德国的7.7倍、英国的5.3倍、美国的4倍以上。许多重要资源，如石油、铁矿、有色金属和木材等，现在已经捉襟见肘，相当程度上依靠进口维持。中国的粗放式发展还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污染在近年来已经变得相当严重，需要修复的任务已经很艰巨。如“三河三湖两区”是我国区域污染严重的地区，也是我国“九五”期间治理的重点；中国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已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态势，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积累起积重难返的沉重代价。

2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2004年中国GDP实际增长达到9.5%，高于2003年的9.1%。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2005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专家分析认为，2004年中国的经济社会资源更加朝着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理配置，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近十几年来最好的时期，继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两次经济增长高峰之后，目前进入第三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说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是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中国逐步壮大的消费市场推动的结果；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经过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和扩大内需的努力才出现的结果。然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经济问题的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一些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特殊国情，存在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协调的情况。例如，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失业率仍在上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问题依然没有好转，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与一般消费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相对应的内需不足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保障巨大压力并没有减少。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经济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

3中国经济增长应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创新———可持续发展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在保护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达到最大”。要实现具有可持续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改进资源开发和使用的方式，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减少单位经济所生产的环境压力。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由于知识的无界性，可以连续创造，因而可以成为消耗不竭的资源，使人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3.1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本质要求———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和制度变革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当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看，当务之急是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改革与制度建设，建立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保障机制。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性的增长方式转变。过去我们的增长方式是粗放式的，是以数量扩展和价格竞争为主的，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带来许多弊病。而转变后的集约型增长则是以技术进步和要素效率的提高为主导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它是一种低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经济增长。

3.1.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与加速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变动不仅具有增长效应，而且属于集约增长效应，因为产业结构的增长效应是通过提高生产率这一途径实现的。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促进资源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把现有的产业结构推向具有更高经济效率的产业结构上，使经济结构在技术上、内容上、组织上、效益上都有一些根本性的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靠科技进步来推动。近20年来，科技进步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技术更新越来越快，这使得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国家既有的经济实力、产业基础、在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等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技术创新速度以及保障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等因素变得更加重要。可以说就长期经济增长而言，推动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在于技术进步。

加速技术进步意味着掌握更多新技术、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在竞争中取胜；意味着能够满足生产需求升级，拉动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改变生产技术基础和生产结构；意味着能够借助科技创新，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产业的投入产出状况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效率，从而加速淘汰过时的和低效率的产业及促进新兴产业成长，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并使产业出现融合趋势。大量事实表明，哪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越活跃，对创新成果的吸收和融合能力越强，创造力越强，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速度越快，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波及效果，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结构突变———实现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和升级。

3.1.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建立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保障机制

目前有几个方面的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明显的制约，这些因素决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进程能否顺利实现。为了建立起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保障机制，迫切需要:建立合理的经济体制，如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优胜劣汰机制，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有效的法律体系；建立技术进步的制度保障，如能够对合法产权和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加强与人力资本有关的教育、职业和专业技术培训等，使持续的技术进步有动力和条件；改革政府自身，形成对政府工作的舆论监督和其他形式的公众监督机制；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受到行政干预、地方割据和部门分割，阻止了市场导向的产业重组、整合和企业兼并，从而导致了低效率竞争的领域，政府非常有必要制定相关战略，采用某些产业政策以排除行政割据等体制障碍，促进跨所有制、跨部门、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加速市场引导的产业重组。

3.2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柱———推进循环经济科学

生态资源与环境生产要素高度短缺问题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遇到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而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消耗增长过快、资源利用效率过低、资源再生率不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循环经济是将过去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非成本要素———生态环境从经济系统之外独立出来，进入经济系统内部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从而改变企业获得利润而要社会大众承担生态环境成本的不对称的经济运行机制。其核心内涵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倡导节约型经济。

推行循环经济，要求所有企业排放的废弃物必须达到国家标准，所有企业开采自然资源必须按照生态保护和恢复的标准进行。那么首先，从技术层次面上，要大力发展工业生态学。所谓的工业生态学是指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设计工业系统，以及工业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物质流和能源流，通过谨慎的和合理的方法来获得那种想要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以实现经济、文化和技术的持续进步。过去工业生产中物质一次性投放，产品只占其原料的20%左右，绝大部分作为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其结果是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经济是在开放体系中运行。工业生态学试图改变经济在开放体系中运行的思路，应用基本的物理学的、化学的原理，通过废物、零件、组分及原材料的循环、回收和再利用，从开放的物质流体系向封闭性的物质流体系转变，从而实现物质的永续利用，减缓自然系统中“墒”的加快增长过程，从而实现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转变为“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强化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同步可持续发展。其次，从社会角度上，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正面激励机制。循环经济企业进行污染治理和资源的循环利用与再生化需要付出成本，需要技术创新支撑，他们必须能够与直接利用初始资源获取经济效益的生产方式在成本上取得平衡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政府在对企业进行惩罚性激励进行生态保护的同时，还应该实施正面激励，建立鼓励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和社会机制。只有解决了制度问题，才能使企业改变生产方式，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参考文献

1周叔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2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晨昃,陈追红,程超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