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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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2、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

3、一般学者会把研究范围归纳入“微观”或“宏观”层面。“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或个体与其他个体间的决策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经济物品的消费、生产过程中稀缺资源的投入、资源的分配、分配机制上的选择等等。“宏观经济学”则以地区、国家层面作为研究对象，常见的分析包括收入与生产、货币、物价、就业、国际贸易等问题。

4、一般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建基在理性的“极大化”这假设之上，每个人都会在局限下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真假并不重要，只要假设推论出来的可被验证含意，能够解释及推测现实世界，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是有目的的行动的行动公理基础之上。其学派旗帜鲜明的反对把理性状态和极大化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前提。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对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强调了资源的稀缺与选择的问题。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必须做出多种多样的选择，使绝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合理利用。根据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不同内容，可将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本文就微观经济学研究进行一些综合性的探讨、论析。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经济单位，诸如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等。通过研究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在微观经济学中，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应用分析，通常被当作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而微观经济学分析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个量，主要从分析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分析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分析所有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同时决定三个层次上逐步深入的。这种由个别到一般再到全部的总结、推导，形成了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合乎理性的人”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三个基本假设是整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前提。两种分析方法均衡分析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相对稳定，二是相对最佳。各种理论所寻找的最佳答案，最终都是在某种均衡状态确定了它。对于边际分析的方法，要想确定问题的最佳解答，必须考察经济变量在原有水平即边际上所发生的微小变化，以明确事物向最佳状态发展变化的趋势或方向，直至达到极值。需求曲线、供给曲线确定单一变量，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得到供求定理的过程，以及弹性概念的提出及应用都为各种问题的研究、解决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值、供给曲线斜率为正值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基本特征，它表明了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成同方向变动的规律。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影响构造出了市场的均衡状态，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分别是以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作为依据的。效用论分析需求曲线背后消费者的行为，并从中推导出需求曲线，因而效用论也被称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分析供给曲线背后生产者的行为理论，从生产者行为的分析中推导出供给曲线。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结果表现为产品市场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作用及结合结果，即可分析出产品市场的均衡状态。

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可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同时可得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表示一种愿意支付与实际支付的差额，代表着一种状态。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论在函数形式上还是在曲线特点上都非常的相似的长期生产理论等产量曲线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再由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由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线（企业预算线）推导出既定成本条件下产量最大化，既定产量条件下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要素组合；以及原理相对应的消费者的价格―消费曲线、收入―消费曲线，生产者的扩展线，规模报酬及规模报酬曲线，而规模报酬的变化又是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一个特例。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化（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再由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补充了不确定性下消费者的行为。生产者行为理论从企业的本质分析各种类型的生产函数，再由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分析得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短期成本变动的决定因素正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之对应的长期成本可推论出长期生产技术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U型的决定因素，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特征又决定了长期边际成本也呈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长期成本曲线是在短期成本曲线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规模，选择最优后推导出来的。

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内容构成了市场结构理论。市场论的中心是分析不同类型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的决定。在各种市场的类型以及划分市场类型的四个主要因素中，第一市场上厂商的数目和第二产品的差别程度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第三个因素对价格的控制是第一、二因素的必然结果，第四个因素进出一个行业的难易程序是第一个因素的延伸。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需求曲线，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供给曲线。收益取决于市场对其商品的需求状况，成本取决于厂商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因素，收益和成本决定了利润。不同类型的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最有效率的市场类型，为其他类型市场的经济效率分析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比。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供给曲线及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推导得出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三种类型中，垄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最高，寡头市场居中，垄断竞争市场最低。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即论证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得出市场的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出市场的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完全竞争市场最优，垄断市场最差，而垄断竞争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市场比较接近垄断市场。在所有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寻求最优值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宗旨和目标，而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是总结、指导、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但是，认知和研究的局限性、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决定了对现实经济不能简单地以帕累托最优理想状态应用“看不见的手”原理去研究、推理每一个家庭都具有一系列反映该家庭对两种物品的偏好的、向原点突出的无差异曲线及一系列代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所需的劳动和其他投入品的有连续性或平滑的等量曲线，存在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的一系列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存在生产过程中一切投入品的一系列的边际物质产品曲线。我们只有以客观、辩证、唯物的方法，深入市场经济社会实践，总结、认知市场经济社会内在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反过来指导、推动市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方能达到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的真正初衷。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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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是一所培养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应用型人才的新建本科院校，而我国的高考升学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新建本科院校的生源质量不会太高，大多数学生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更倾向于实践和动手操作，更迫切的需要证明自己，展示自己。概括来说，与高水平本科学生相比，我校学生具有以下三个学习特点：第一，部分学生或对学校知名度不满或对未来就业前景缺乏信心或因严进宽出毕业考核形式的无忧，致使学习态度消极，学习目的的功利性较强。第二，部分学生不适应以自主钻研为主的专业课学习形式。传统教育存在将教学的主客体对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占主体地位，学生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师生相互之间交流少，学生普遍反映学习难。具体表现为无法及时适应大学以自学为主的素质教育模式，在学习专业基础课阶段就出现“听不懂，学不会”的状况，进入专业课程学习阶段后更是缺乏信心，厌学情绪进一步加剧。第三，学生之间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整合信息的能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使得部分学生不善于在学习中摸索适合自身的良好的学习方式。3.2教师分析

由于建校历史较短，我校教师队伍整体呈现人才数量不足，人员质量不高，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教学改革研究所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不够的特点，致使教学效果不甚理想。4以学生为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翻转课堂实施方案

目前，互联网信息资源共享的条件可以提供大量免费且高质量的在线教学资源，而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自身的缺陷，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成为我们关注的课题，考虑到成本问题及资源共享的便利性，下面介绍《微观经济学》课程翻转课堂改革的具体步骤为：4.1学习者特征分析4.1.1 学生的认知水平

授课对象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本课程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学生通过高中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知识以及高等数学函数、微积分知识，已具备学习专业基础课的条件，学习兴趣较为浓厚。4.1.2学生已掌握的知识水平

本节内容学习之前，学生已经掌握了市场机制形成、作用的相关知识，有关市场失灵的产生的几种原因。4.1.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为该门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4.1.4 学生的合作交流意识

学生在学期初就组建了学习小组，初步培养了一定的合作交流意识，这些意识对翻转课堂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2课前任务设计4.2.1教师准备在线视频、讨论平台，组建学习小组

(1)根据学生的学情特点以及教材选用情况，选择了中国大学MOOC网武汉大学文建东老师讲授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在线资源，包括教学视频、知识点、PPT等。另外在视频播放过程中涉及一些练习题，促使学生产生疑问，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提供线上学习平台，学生可以通过注册蓝墨云班课平台进行线上学习和问题反馈。(3)组建学习小组，每小组6 8人，以方便小组内成员互相交流学习为原则。4.2.2 学生自主线上学习

学生在课前自主完成对线上资源的学习：(l)观看视频、PPT筹数字资料，安排时间自主学习和研究，解决视频和作业题中的问题。(2)针对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学习平台上进行反馈。(3)小组成员互相交流学习。(4)课前学习评价。通过蓝墨云课程平台中的测试题进行考核评价，了解学生课前学习的效果。4.3课堂活动设计

课堂活动设计的目标是最大化的提高教学效果，以促进知识的掌握。课堂活动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l)确定课堂活动目标为高阶思维目标，即促进学生掌握和运用课程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学生的知识迁移和创新能力。

(2)设计课堂活动内容。一是课前小组学习汇报；二是教师按照课前问题进行知识梳理；三是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计出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应用问题，学习小组分别进行探究性分析；四是对小组讨论情况进行总结评价；五是课堂内容总结。

(3)课堂活动任务或者策略。本部分主要是通过小组活动的方法促进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高其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一是学习小组进行角色分工，设有组长、记录员、督察员。组长负责总结大家发言，提炼中心思想；记录员负责记录发言，把握时间；督察员负责小组纪律，保障人人参与；小组成员进行深入讨论，分别阐述自己的分析内容和观点，最后形成小组的分析结果相观点，上台分享；二是教师针对学生汇报中未提到的知识进行提问，了解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尤其是存在疑虑的知识点，对学生共性存在的问题进行答疑讲解；三是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充分利用小组讨论，采用“意见圈法”、“交叉组法”、“轮答法”等讨论形式，以及开展小组间辩论，使学生实现对所学知识的消化、内化与升华。

(4)对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评价。可以采取学生自我评价、小组成员评价以及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4.4教师课后教学反思

教师对学习者课前学习、课堂表现以及课后测试的考核测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评测翻转课堂模式的教学效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反思，在后续实践中不断改进和优化教学方案，进一步提升后续教学的效果。4.5基于学习者为中心的《微观经济学》课程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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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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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 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 847页注 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 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 mayer) 。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 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 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 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osenstein 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 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 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 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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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起源的基石，是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基础理论之一，根据其研究内容的差别，西方区位理论可以分为传统区位理论和现代区位理论。

一、传统区位理论

传统区位理论主要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分析影响微观区位或厂址选择的各种因素，其研究对象一般均是以所求成本最小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抽象的、理想化的单个小厂商及其聚集体――城市。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古典区位理论和近代区位理论。

(一)古典区位理论。古典区位理论主要是指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杜能是西方区位理论的先驱者，他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第一部关于区位理论的古典名著。他提出了实践经验较强的区域经济理论――孤立国理论，即资源配置的地理空间效应。他认为，城市周围土地的利用类型及农业集约化程度都是随其与城市距离的远近而呈带状变化的由内向外的一系列同心圆，这些同心圆被称为“杜能圈”，每个圈都有自己的主要产品和自己的耕作制度。杜能研究农业圈层现象的理论意义在于：他引入了运输成本作为农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从而形成了农业区位论，为区位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中后期，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促进了钢铁、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公认为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者。韦伯首先引入了“区位因素”这个前人未曾用过的概念，他是第一个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经济学家，并完成了一般区位理论的构造，使古典区位论，特别是工业区位论达到了一个顶峰。

(二)近代区位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逐渐代替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由此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区位论的研究逐渐从以成本为重心偏向市场。区位理论即由古典区位理论演变为近代区位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在其博士论文《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从区位选择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和其他级别的中心地等级系统的空间结构理论。中心地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城市是中心地腹地的服务中心，根据所提供服务的不同档次，各城市之间形成一种有规则的等级均匀分布关系。

中心地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在不同地区对其进行了检验。有学者在澳大利亚南部、美国华盛顿等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心地体系并不符合克氏模型。因此，许多学者开始放松中心地理论中严格的理论假设，探索不同消费水平、消费者行为和不均匀运输表面等条件下的中心地变化。20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心地理论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正，进而取得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集中见于他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的空间分布》一书。从经济区位的观点来看，他的区位理论是以最大利润原则代替韦伯的最低费用原则为特点，标志着区位论研究从古典区位论发展为近代区位论。廖什第一个把需求作为空间变量，引入成本和需求两个空间变数。同时，廖什也发现最佳区位问题不能只考虑单个厂商，还要考虑到厂商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样，问题的复杂化使区位系统的平衡不能再用图解的方式来表达，而只能以一个实际上可能不易求解的方程式系统来表达。总之，市场网络的分异和排列由多个因素影响并取决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原则。由这种市场网络按经济原则排列所形成经济分布空间的等级序列，廖什称之为“经济景观”。

二、传统区位理论向现代区位理论的过渡

传统区位理论主要指二战以前对单一企业或工厂和城市区位的研究，这无疑都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以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下的厂商理论为基础；它的分析方法是局部均衡的和静态的；它只注重运输费用或劳动力费用等经济因素，忽略了制度、技术创新以及经济政策等的作用。

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到三十年代，地区性的经济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加剧。为了缓和地区性结构矛盾，各国都开始注重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区位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

帕兰德对工厂区位和市场区域进行了研究，他是第一位论及市场地区范围问题的经济学家。美国学者胡佛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位结构，他还以函数的形式来表达区位布局问题；艾萨德在《区位和空间经济》一书中阐述了区位理论的一般原则；亚罗索提出地租区位论，认为地租决定着城市产业布局，得出城市的同心圆理论。

纵观区位理论的演化，可以看出，区位理论是通过不断放宽假设条件，同时将各个理论与其他学科和现实问题相联系、融合而发展的过程。

三、现代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学的产生

二战后的十几年，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冲击了几乎所有的国家，极大地改变了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区域经济问题。为了科学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区位论学者、区域经济学者和人文地理学者进行了广泛地合作，促进了区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地区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的推导变为力求接近区域实际的、可应用的区域模型；所研究的产业部门的扩展；对人及其行为进行了考虑等。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区位理论的空间区位理论和方法，即现代区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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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法律经济分析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经济方法不再使用适用于当前的经济管理需求，法律作为约束各类行为的有效方式，需要发挥其强有力的经济分析价值，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将基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进行评判，提出一些相关观点与思考，希望能够对法律经济的相关分析活动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法律的经济方法发展

相较于传统的法学内容而言，经济分析方法具有数量分析方式等方面的区别，针对于法律经济分析的法学家，主要是为了追求法律解析的相同性特点。基于传统的法学理论而言，法律的研究活动主要具有逻辑性、正义性以及权力性特点，需要秉持着良好的态度，更好的对法律经济进行深入分析。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属于微观经济学中的相关内容，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经济分析的重点与经济分析的前提，明确价值判断的基础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依据等等。相关法律经济研究学者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其中的效率，并将其作为法律经济分析的重要基础。这种观点的实际价值，需要基于大量的实践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基于法律经济分析的自身而言，在参与各项法律经济分析活动中，先需要明确法律分析的具体方向。相较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开展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的时间相对较短，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活动相对比较匮乏，进而直接影响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开展效果。在当前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对相关效率内容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基于的经济决定论可以看出，经济分析的方式中，效率会直接影响法律的整体价值，故而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仍然需要明确认识到法律分析中效率的重要意义。

经济学的特点不但表现在研究成绩实质等方面，还表现在法律分析中的方方面面中，能够通过法律分析活动，展现其技术性特点与细致性特点，这是传统的法律方式所难以代替的。人们通常喜欢借助法律来表达一件事情的公正性与正义性，故而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中，也具有操作性、适用性的特点。但是由于实际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会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故而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也会具有局限性的特点。

在现代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思想与法律正义的观念中，充分发挥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使用价值，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发挥法律的公正性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发展。

二、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方式的对比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基于经济学的核心假设而展开，即为“人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种假设的思想，代表着以波斯纳等人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研究学者沈宗灵认为，波斯纳尽管注重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但是实际分析中却应用了较多的经济血概念与术语，故而整体学说中的思想假设，具有一定的自我利益性特点，是基于历史唯心主义思想而展开的，将思想动力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或者是说的影响性力量。波纳斯的思想理论出发点与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不符合当前经济历史发展的动向，故而实际应用价值也难以得到凸显。基于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分析方法的对比，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的经济分析方法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马克思注意的经济学思想理论观点中，比较注重经济变化与经济生活中，与经济发展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思想理论具有一定的宏观性特点，注重基于整体进行综合分析。但是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则主要是基于细节进行讨论，具有微观性特点，并且将微观经济学视为主要的经济分析方式。的思想核心，主要是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认识，是基于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理论，构建起来的一种整体性思想模式，经济分析的过程中具有可执性、必然性的特点。但是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变的态势，法律、政治的分析等均需要与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相互融合，较为基于实际生活进行法律经济的深入分析，细致探究某一项法律案例或者相关法律原则等，并基于问题进行讨论。

其次，的经济分析方式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中，在相互融合的方面具有相同性特点。从宏观的角度而言，思想中也具有经济分析法的相关内容，思想与经济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共同之处。马克思法学理论，被一些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学者称之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虽然马克思主体思想中经济分析方式和当前以波纳斯为代表带教经济分析法学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连接关系，但是经济分析法中的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实际上具有中有关于法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子，具有紧密的连接性与互通性特点。

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各类相关领域研究学者所思考的重要内容，理论研究中坚持传统观念的人相对较少，多是基于理论研究实际与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融合型分析。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在当前的时展背景下，应当加强对法律与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将法律和经济的关系作为各类法律经济的重要前提。

三、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存在问题、局限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方式，对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构建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为法律制度的实施以及法律现象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参考性价值，将中国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有效消除。效率的经济分析方式，能够为法学相关研究学者带来更多的思维启发，但是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特点，其中包含着诸多困惑，而且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法律分析方式。

法律比较突出的基本属性，即为确定性属性，法律的确定性和合理性特点，在各类现象中均比较显著，且具有相互冲突的情况。法律规则在实现确定性的过程中，通常会牺牲很多的合理性内容。这种问题的影响下，造成很多法律的经济分析活动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影响了法律经济分析的实际价值。

法律规则的作用之一，在于提升行为的可预测性能力，降低法律合法性中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因为行为规则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变化，具有自由波动性的特点，故而任何一项法律经济活动，均会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出现转变，进而会造成最终法律经济分析价值没有得到完全凸显或者价值消失等情况。

市场价值波动频率难以预料，针对于这种情况，则需要在相同的方式引导下，对某一种行为，采用相同的规则或者不同的规则予以解释。但是这种情况下，也会因为规则之间的逻辑冲突情况，造成解释矛盾等情况，致使行为者在法官或立法机构做出明确解释之前无所适从。

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是，法律是理性的，故而可以采用经济内涵进行深入分析。但是除去效率相关内容之外，法律官员还受到合理决定观念中固有的约束和规范，这些约束和规范深入渗透在思想和分析方法当中，具有长期性的特点。这意味着经济学难以对法律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

经济学分析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内容，需要涉及到各类传统文化、道德信仰以及伦理内涵等等，纵观当前我国法律经济分析的实际情况，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相关理论研究与分析活动比较匮乏，有关于传统文化、道德信仰等相关内容的渗透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影响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断价值。采用经济分析方法评价相关规则运用的合理性与否，还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增加情况，经济学走进法学领域中的复杂性因子相对较多，很多法学研究学者困惑于此，但是又忐忑不安。

国内学者批评经济分析法学多引用德沃金对波斯纳的指责，德沃金从他的权利论出发，对效率论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尖锐批判。经济分析法学家宣称，在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等法律领域，法官发展的几乎每一项原则都可用来表明是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这一集体目标服务的。但是在实际的法律案件分析过程中，很多法官会将他们的评断，建立在相关政策基础上，而其中效率也是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根据德沃金批判说可以看出，针对于不部分情况，这些思想理论存在着相反的情况，比如法官的相关判断是公平公正的，并不是基于功利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判断。

一些理论研究学者指出，经济学语言的运用需要区分场合，采用权力语言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划分经济语言的相关内容，明确各项经济语言内容。正如德沃金所言，经济学家对法律的分析和经济法学的分析是不同的。比如经济学家对法律的分析中，可以遵循帕雷托效率定理：如果资源和财富的分配不会使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而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就是实现了帕雷托效率。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可以基于法律分析的实际内容，最大限度增加社会财富，充分展现法律经济分析的价值，提升法律经济分析的综合质量。

马老一将符号学理念应于到实际的经济分析过程中，指出传统的经济发展分析方法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这种不足之处产生的原因在于过度应用实证经济学分析的理念。马老一在2000年出版的《法律和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了“法律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理念，将法律、经济、符号等相关理念相互融合。马老一所提出创造力的概念，与波斯纳所提出的理念具有一定的差异。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效率和正义的冲突设置成法律与市场经济的首要的紧张状态，这个过程中主要是通过社会责任、道德环境的设置等方式，得到经济分析方式的提升。这种经济分析的方式具有一定动态发展过程中，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特点。财富的形成与社会的繁荣直接具有密切联系，故而在社会调查过程中需要发挥相互影响的作用，并且使之成为一种财富。

在实际的法律与市场理论研究中，效率不应当置于首要位置。实际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在全面调查、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创造性价值。法律与市场经济具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不但能够提供更多可靠的数据、大量的财富，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强迫性、混乱性的过程，具有更多不可抗力因素。在实际的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将各类意识形态、不同学派理念等融入到整体经济分析中，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四、结束语

法律的经济分析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研究方式，法律的颁布有助于提升行为的可预测性能力，降低法律合法性中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因为行为规则会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变化，故而需要加钱归队法律经济方法评判的相关分析，进而为法律制度的实施以及法律现象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参考性价值，将中国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有效消除。在当前的实际法律经济分析过程中，需要在明确法律经济分析价值基础上，明确法律分析的具体方向，充分发挥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使用价值，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发挥法律的公正性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秀尧.法经济学范式理论研究――兼评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N].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55-57

[2]林立.论经济学理念在法律推理中之局限性――以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方法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04，05：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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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思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及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为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思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现代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发展，到逐步成长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前后也不过30年的时间；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诞生，就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但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契约 经济学理论 、委托—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1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资本主义 世界出现了全面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结实资本主义这一痼疾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就使一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学说遭受重大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渴望自由 市场 的回归，并把目光纷纷投向崇尚经济自由化和个人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但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接受实践 检验 的过程中，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暴露无遗，如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零交易费用”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符合实际；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尽科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等等。此外，新古典主义理论还倾向于把个别范畴一般化，绝对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掀起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他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木问题》中提出的“产权”和“交易费用”己成为该流派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分析，从70年代开始，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大量涌现，由此产生了许多对现实具有很强解释力和 指导 意义的相关理论，如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寻租理论、法与经济学理论等等。科斯在其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规模等问题。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 成本 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那一点上。科斯用以解释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概念被后来者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从而使交易费用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这篇文章也被公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开山之作。

2新制度 经济 学 的主要内容

2.1 关于交易费用的一般化。

科斯最早将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来考虑并转为交易费用概念，此概念现在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交易 合同 的费用、执行交易与监督违约行为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即制度运行费用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组织出发，把现实世界中远不为零的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transformation costs)一块计入，纳入经济分析体系(诺斯，1992)。

2.2 关于制度的起源与构成。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是合作的前提和沉淀。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理解制度起源是科斯制度理论的一个特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规定了人的选择的维度，提供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激励或限制。人类把非正式制度逐渐提升为正式制度，规则逐渐硬化(诺斯, 1994)。

2.3 国家与产权理论。

诺斯把国家当作一种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国家有充当使 社会 福利最大化和使统治集团收入最大化的两面性，其授订的产权安排就可能偏离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2.4 制度变迁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技术、偏好与制度的配置是一个联动的体系，制度变迁意在实现更高的制度效率，表现为制度均衡的动态寻找。初始制度既限定了当期资源、技术与偏好，又使制度变迁产生某种依赖性，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发生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2.5 制度供需及均衡。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典供需分析可拓展到制度分析领域。制度需求受制于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 宪法 秩序、技术和 市场 规模等;制度供给受制于现有知识积累、制度设计实施 成本 、制度存量和宪法秩序及意识形态等因素。

3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 经济学理论 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 历史 性而挽救它，并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你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我国的经济制度转型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个好的实践 环境 。

参考文献:

［1］孙绪娜，《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概述》，《资料通讯》，2007年第7期。

［2］胡泓，《新制度经济学简介》，《党政论坛》，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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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性行为》，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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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不明

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要实现何种目标，恐怕很多任课老师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绝大多数任课教师本着完成教学任务的精神，重点放在如何按现有教材安排教学内容上，没有全面思考这门课程学下来，学生能学到什么知识，要实现何种目标。经济学基础内容包括微、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微观经济学主要介绍的是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即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宏观经济学则是从国家经济层面来思考如何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等。很多教师都能讲清各部分的目标，但是从课程全局来看，没能弄清学了这些内容后能干什么。虽然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性课程，但笔者认为其在现实中的应用相当广泛，应该要让学生了解价格变动背后的动力，成为精明的消费者、投资家、企业家等才是我们的教学目标。总而言之，应该做到“学以致用”。

（二）教学内容老套

绝大多数高职经济学基础教材都沿用了高鸿业等主编的体系。这类教材体系完整、资料全面、理论水平高，微观部分从经济学定义、均衡价格，到消费者、生产者理论，再到市场类型以及市场失灵等问题给予全面分析；宏观部分则从GDP的核算、国民收入分配，到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与就业等问题作了详细介绍。这个体系把经济学知识介绍得面面俱到，适用于本科或研究型学生的学习，但是并不适合高职专业的学生。一是由于高职专业的学生数量分析能力不强，很难适应其中大量的数理分析，二是这个体系内容太多，全部讲下来，整个课程至少要安排80学时以上，而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经济学基础课程学时数不超过54课时。因而应该对老套的教学内容进行科学删节，以达到高职的必需、够用的要求。三是具体案例等跟不上经济实践步伐，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变革的要求。现有很多教材中所举案例来自国外的经典案例，很少把发生在身边、国内的经济案例引入教学中来，无法让学生深入体会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

（三）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方式不具有启发性

本课程在教学方法、教学方式上基本与中小学的灌输式教育无异。任课老师仍用灌输方式向学生介绍各种定理理论、各种经济知识，基本上忽略与学生的交流，无法实现双向互动。在案例等知识的讲解上，教师把重点放在了知识点的讲解，却忽视了案例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不能启发学生自我思考自身经济行为。

二、高职经济学课程改革原则

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符合高职的教学理念，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教学效果，因而有必要对高职经济学基础课程进行深入改革，从而推动商业意识的传播，促进创业理念的提升。针对高职的特点以及经济学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笔者认为，高职经济学课程改革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理论必需够用原则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顺应时代要求，近些年得到快速发展。为保证职业教育中实践教学的比例和完善职业教育特色，提出了“理论必需、够用，重视实践“的高职教育发展原则。1991年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就提到，基础理论的教学要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掌握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在之后的各种文件和高职教育研讨会上，都提到了必需、够用原则，从而确认了高职基础理论教学的必要性。经济学基础作为高职经管类各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也应符合高职教学的基础原则和规律，做到“理论必需、够用”。

（二）商业意识导向原则

我国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已经建成市场经济体系，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推动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经济活动都是为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要想在商业社会中站住脚，成为成功的商人，就必须懂得商品经济体系的运行规律。面对各种商业机会，商业从业人员应该具有商业意识，从而把握市场脉搏，获得成功。商业意识是一种能够贯彻于商业的诸多环节的思维想法，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商业上超前的意念和想法，通过对商业未来的展望，和以往商业经验的利用，从而取得相应的利益。通常认为商业意识包括市场洞察力（发现商机或者发现问题）、反应能力（制定相应策略）、执行力（策略制定后强大的后期执行能力）三部分的内涵。由于我国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没有商业意识的培养，因而经济学基础课程承担着向学生介绍这些基本规律的任务。这个任务要和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高职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商务类专业的学生，核心思想是要让学生能在商品经济大潮或者市场经济体系中自由翱翔，就是要用商业意识去武装学生们的头脑，使学生们能了解经济运行规律，把握经济运行动态，具有洞察商业机会的眼光。因此，经贸类、管理类专业的教学应该要以商业意识为导向，而经济学基础则承担着落实商业意识的首要责任。

（三）能力培养本位原则

高职经济学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商业意识培养要求我们具有市场洞察力、快速反应能力以及执行力。根据这些能力的要求，经济学基础课程重点要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活动过程中，应将每一单元界定相应的能力标准，使能力培养有相应的载体。

（四）紧密结合实际原则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被很多学者归为纯理论课程。对于这种归类方法，笔者认为是有偏见的。笔者认为，该门课程虽然理论内容比较多，但是这门课程却可以指导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应用性。课程内容中，微观部分可以指导个体经济行为，如消费是否合理、机会成本高低等，也可以帮助经济体认识周围的经济事物。宏观部分则主要是讲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对于经济体的投资行为等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知识在学生走入社会后迟早都会碰到，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因此在讲授经济学课程时，特别是针对高职类学生，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数理的分析研究，更需要的是要结合实际，把能够用于个体的经济知识传授给学生。

三、高职经济学课程改革内容

谈到高职经济学改革时，很多学者从各自的教学需要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和意见。比如，要求将课时增加到72（周4课时）课时以上，要求介绍近现代经济学流派，甚至要求进行双语教学等，这些方案或意见或许有用，但笔者认为并不实际。笔者从实际出发，认为当前的高职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应该压缩教学内容，修正教学方向，调整教学方法，结合现实案例来实施。

（一）压缩教学内容

传统的经济学课程将所有微宏观章节包括在内，如果要完成所有教材内容，那么所需要至少总课时72节以上。然而，高职的理论课程都被要求压缩，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的经济学基础的课时安排在54课时以下，肯定无法完成传统教学中的教学内容。因此，有必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压缩。压缩原则上不能破坏经济学体系，其次教学内容应基本完整，最后教学内容都是理论必须。因此在高职教学内容中，微观部分重点介绍经济学的定义、均衡价格及弹性、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等知识；应考虑删除的内容有：动态均衡、福利经济学、分配理论等，简略介绍市场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理论。在宏观部分，重点介绍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模型、通胀与失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应考虑删除的内容有各种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等），开放条件下的经济模型等，对于其他新学派的观点和知识都无须在高职经济学基础中作详细介绍。

（二）培养商业意识

笔者认为，经济学的教学重点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商业意识。因此在经济学基础的教学中，要将这种观点体现于教学内容和教学重点上。传统的教学重点在于介绍各章节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新的概念等，缺乏对这些知识背后的动力的解释，即商业利益是推动各行为主体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要培养商业意识，要从商业和商人的角度，来介绍各种理论的出发点和应用以及如何去利用这些知识，使自身的利益或福利水平提高。比如，在介绍影响商品的需求因素时都会讲到偏好、收入、相关商品价格等因素。在这里，相关商品价格就是一个培养商业意识的一个很好知识点，商品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应用。我们可以用性能相当但价格更合理的商品来替代另一种产品，此时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可以省下一些货币。举例来说，摩托车和电单车作为上班交通工具是相互替代的。在当前经济条件下，电单车就是一种更好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电单车流行、销量日增原因，是经得起理论考验的。再比如讲消费者行为，一定要讲到消费者行为差别明显，女性喜欢流行的、时尚的商品，而且也愿意花大价钱消费，主要是因为女性认为流行和时尚的商品的边际效用高。这也是俗话说的女人的钱好赚的原因。从商人的角度来看，以后同学们经商做生意也可以考虑经营女性商品。在讲厂商理论的时候则更要体现商业意识，传统理论主要介绍企业的生产函数以及企业的生产成本等，这些知识只要稍稍介绍一下，而重点要放在当前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原因上。传统的书籍出版业、运动品牌实体店等在萎缩，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电子商务这种交易方式改变了传统利益格局，从传统的多级代销转为真正意义上的直销模式。这种模式削减了中间商，使生产商和消费者能从价格的下降过程获取利益。这也是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根本原因。具有商业意识，人们才能更早发现商机。因此培养商业意识，关注利益背后的动因，应该是经济学教学的方向。

（三）调整教学方法，以启发式教学为主

经济学基础是一门以思维和意识为主要培养目标的课程，应该以启发式教学方法为主，引导学生思考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中小学阶段的灌输式、应试教育等仍然在高职、本科院校盛行。很多学生仍然习惯于中小学阶段的题海战术等教学方法，这一类的教学方法无法适应高职经济学教学目标的要求。经过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对于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探讨，笔者认为，经济学教学方法可以把提问式、案例式、实验式、考察式等方法结合起来启发学生思考，从而达到培养商业意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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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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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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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一、关于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通论》提出的最有影响的见解是经济大萧条产生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律”和“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市场完全有可能出现供求非均衡状态。同时由于价格和工资存在“黏性”，市场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不能迅速发挥作用，而政府干预的公共支出却能够作为外生性工具发挥替代作用。这一见解推动了当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并且为宏观计量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一般均衡”理念的指导下，希克斯等人提出的IS-LM模型与AD-AS模型一起成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

二、关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模块的划分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的整体经济运行及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影响经济运行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财政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宏观经济学基本框架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模块

1.国民收入的核算。国民收入是反应整个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亦是国际投资者非常关注的国际统计项目。国民收入的核算主要包括两个指标，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另外一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收入的核算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2.IS-LM与AD-AS模型。IS-LM模型是希克斯和汉森根据凯恩斯观点提出的，该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多恩布什把IS-LM称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该模型通过利用利率的传导机制，分析了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成为战后各国主动干预经济运行的首选理论依据。但从实践来看，该模型存在不少缺陷，特别是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崛起，对传统凯恩斯理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由于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落后，大多国内经济学教材仍然继续沿用这一思路。但在国外许多国家，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AD-AS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进一步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合起来解释国民收入与价格决定之间的关系，就是AD-AS模型。

3.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二是人均产量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程度可以用经济增长率来描述。哈罗德（1948）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多玛（1946、1947）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由于两个模型几乎相同，所以一般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一般的表达式为：尽管哈罗德多玛模型存在重要缺陷，但不能否认该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经济增长理论最有影响的是索罗提出的“slow增长模型”。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创立的，用来说明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自建立以来，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个变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模型表达式为：索罗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富裕的根源在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高的储蓄率，并认为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两个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中期被提出，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增长理论仍然处于当代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研究的活跃时期。

经济周期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和总就业的波动，主要理论有熊彼特经济周期，萨缪尔森提出的乘数―加速数模型等。

4.失业与通货膨胀的问题。1958年，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同时，货币工资就是通货膨胀率，这条曲线就表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1968年，弗里德曼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忽略了影响工资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对通胀的预期。对工人来说，实际工资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名义工资变化率必须用通货膨胀率来纠正。工资变化率部分地由预期通货膨胀率决定，部分地由实际失业率决定；通货膨胀率等于工资变化率减去生产率增长率。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现代菲利普斯曲线）：短期的现代菲利普斯曲线就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保持不变时，表示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曲线；在长期，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调整通货膨胀的预期，所以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从自然失业率出发的一条垂直线，它表明在长期内，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替代关系，从一地程度上解释了滞涨现象。

5.开放经济下的经济模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多恩布什模型为代表。Mundell（1963）、Fleming（1962）提出了一种开放经济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通过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从而对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Dombush（1976）在存在适应性预期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形下，发展了汇率的波动理论。分析了汇率、利率和其他经济变量间的关系，具体阐述了货币扩张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较好地解释了货币超调现象。作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延伸，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是本知识模块的主要内容。

三、结论

与微观经济学不同，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个国民收入的总体运行情况，但国民经济是个庞大的体系，需要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模块，同时需要剖析他的内部结构和相互间的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按照模块进行知识分类，帮助学生建立框架性知识体系，教给他们建立知识模块化的方法，这将有助于学生全面和系统地把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11，第一版.

[2]Mundell，R.A.1963，“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29，pp：475-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