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信用风险管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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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债券违约是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2018年以来，受金融去杠杆、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债券集中兑付等多方面影响，我国债券市场累计违约债券金额达1176.51亿元，这使得企业信用风险持续上升。集团企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体，其存在规模大、产业链长、多元化经营、金字塔结构等特征（纳鹏杰等，2017）。集团内部股权关系复杂，通过资产转让、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形成了内部资本市场，其信用风险表现出明显的“传染性”（李丽、周宗放，2015），产生了信用风险传染现象（周利国等，2019）。因此，本文基于传染病模型，结合我国肺炎疫情防控经验，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路径及管控策略。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集中考察信用风险传染的原因、路径及其效应。国外文献中，Davis&Lo（2001）率先研究信用风险传染，发现某一债务人违约将导致其他债务人违约的概率增加；Jarrow&Yu（2001）在企业违约强度模型中引入信用风险传染；Khanna&Yafeh（2005）指出集团内风险传染由管理控制产生；Brune&Liu（2011）认为违约事件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信用风险感知，而且会增强信用风险的传染性；Hatchett&Kuehn（2009）发现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与宏观环境负相关，外部宏观经济环境越不景气，信用传染效应越强；Jorion&Zhang（2009）实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济主体间信用风险传染；Li&Sui（2016）研究发现集团成员企业间互相担保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主要渠道；Chakrabarty&Zhang（2012）利用交易数量、交易规模和流动性条件等微观市场结构变量，考察风险传染效应的负面后果；Thumer&Poledna（2013）发现某一债务人发生实际债务违约后，与之存在关联的债务人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也会提高。国内文献中，陈林和周宗放（2010）发现关联企业违约相关性与母公司持有股权比例正相关；肖珉等（2011）发现不恰当的关联交易会直接或间接提高集团内部信用风险；黄贤环和吴秋生（2017）认为集团内关联企业发生风险传染最主要原因是存在各种内部交易；钱茜等（2019）发现风险信息传播对信用风险传染有重要影响；徐凯等（2020）发现存在关联的风险信息对信用风险传染影响较大；李丽和周宗放（2015）研究表明信用风险传染强度与母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无关，而与子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有关；李光荣等（2020）分析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特征，提出信用风险管控对策；纳鹏杰等（2017）发现当集团内某一上市公司风险增加时，次年集团成员上市公司风险会上升，关联交易、担保、债务是集团内风险传染的重要路径；张春强等（2019）研究表明信用风险经行业传染后在一级市场具有定价效应，劳动密集与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宁博等（2020）则发现市场出现信用债违约后，同城市非违约民营企业会进行更多向上真实盈余管理；周利国等（2019）指出信用风险在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存在传染效应，这种效应呈现出动态特征；张金林和李健（2020）发现异质性个体信用风险具有较强传染性，高密度、低中心型企业集团网络结构放大风险传染效应。与已有文献一样，本文聚焦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探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然而，已有文献集中于管理科学领域，大多运用结构模型、数值仿真、演化博弈等方法。纳鹏杰等（2017）率先运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风险传染效应，使研究范围拓展到会计领域。此后，关于信用风险传染的实证研究逐步增加，但仍然鲜有案例研究。因此，本文首要贡献在于丰富了研究方法。其次，已有文献虽然认识到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但鲜有研究将信用风险传染和疾病传染联系起来。进一步的，我国成功的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对企业经营管理是否具有启示价值，仍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本文的贡献还在于运用传染病模型并结合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拓展信用风险传染的研究视角。

二、理论分析

（一）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传染病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并侵入新的易感宿主，突破其免疫机能并在一定部位生长繁殖，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染，具体包括病原体产生、传播、蔓延三个阶段。其中，传播途径又可分为直接接触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及垂直传播。直接接触传播指传染源与易感者直接接触，未经任何外界因素造成的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指易感者并未与感染源直接接触，病原体通过其它媒介侵入易感者，如飞沫传播；垂直接触传播指孕妇与胎儿之间传播。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染路径（见图1）与传染病模型高度吻合。致险因素类似病原体，其不断积累导致施险企业产生信用风险，通过直接接触、非直接接触、垂直接触传播，最终将信用风险蔓延至受险企业。“疫情”加剧施险企业信用风险，导致其传染性增强，扩大集团内部企业信用风险暴露范围。

（二）信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

我国的疫情防控经验有“三项原则”：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控制传染源，就是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就是要实施联防联控，做好消毒通风、体温检测，倡导“戴口罩、勤洗手、少聚焦”；保护易感人群，就是要鼓励加强体育锻炼，针对重点人群与重点场所升级防控措施。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管控策略（见图2）与疫情防控机制逻辑相似，具体包括控制施险企业、切断传染路径、保护受险企业，结合信用风险传染特点，确定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

三、案例背景

（一）海航集团简介

海航集团于1989年成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海航集团已从单一的航空运输企业发展为跨国集团企业。2017年6月，国家推动海外投资限制政策实施，海航集团海外投资陷入中断，其开始依靠变卖资产、债务重组等手段填补债务。2020年2月29日，海南省政府牵头的联合工作组进驻海航集团，全面协助、全力推进集团整体风险处置。2021年1月29日，海航集团破产公告，正式宣布进行破产重整。至此，历时1年的风险处置工作宣告结束，海航集团踏上拯救与重生的道路。海航集团自创立至今，通过大规模并购扩张并购，成为了一家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服务为三大支柱的服务产业综合运营商，覆盖航空、物流、金融、旅游、置业、商业、机场管理和其他相关产业。“肺炎疫情”对海航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航空产业损失惨重。2020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控股公司营业收入117.12亿元，同比下降66.57%，实现净利润-125.41亿元，同比下降2214.81%，预计全年净利润预亏580亿至650亿元，海南航空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同时，海航集团内部庞大的资本市场，如资产转让、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为信用风险的蔓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集团整体的信用风险处于上升趋势。

（二）信用风险的产生与蔓延

巨额的短期债务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产生的“导火索”。2017年，海航集团的短期债务高达1852亿元，长期债务高达3828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5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0%。尽管大规模剥离其他板块业务，处置相关非主业资产，海航集团的流动性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2019年7月，高达164亿元的“16海航02”债券构成实质性违约，这表明短期债务造成的流动性风险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主要来源。航空产业是海航集团重要的“造血”板块，然而海南航空背负巨额债务，资金链岌岌可危，“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其信用风险。2020年，海南航空若干借款、融资租赁款和资产证券化项目均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时偿还，累计未偿本息共计约268.4亿元。各类借款逾期行为触发违约条款，银行、债权人等有权要求公司偿还的借款、融资租赁款、债券本息等共计971.89亿元。事实表明，信用风险在海航集团内部不断蔓延。2017-2018年，海航集团到了“千亿债务集中到期，流动性困难利剑高悬”的地步，董事长陈峰直言“偿债压力巨大”。为了衡量信用风险程度，本文借鉴陈庭强和何建敏（2014）的研究，选取平均利息保障倍数指标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示，海航集团平均利息保障倍数呈显著下降趋势，从2017年6月的2.95下降至2019年12月的1.22，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恶化。2020年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加剧了海航集团信用风险的蔓延，使其利息保障倍数平均值甚至降为负值，为-0.16。收入下滑、资金短缺、债务到期，种种因素使得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加剧，集团内稳健发展的公司也难免陷入困境，从而凸显出信用风险蔓延的严重性。

四、案例分析

（一）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1.直接接触传播资产转让。如表1所示，海航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渤海租赁四家上市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资产转让交易较为频繁。海航控股主要向关联方转让飞机、发动机等资产，渤海租赁主要是向关联方转让租赁资产收益权。由于内部资产转让交易金额较大，关联方承担着较大的现金支付压力，可能诱发其流动性危机。由此可见，内部资产转让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交易。如表2所示，海航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主要是租赁业务，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凯撒旅业、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较为频繁，租赁业务交易金额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海航控股2019年关联租赁交易较2016年增长79.91%；渤海租赁2019年关联租赁较2016年增长160%。渤海租赁的关联出租交易金额非常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缓解海航集团整体流动性压力。渤海租赁通过向集团内部关联方提供较宽松的信用政策，减轻其资金周转困难。然而，关联方往往在接受租赁服务后推迟付款，导致渤海租赁现金流陷入困境，资产萎缩，坏账风险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关联租赁交易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担保。如表3所示，海航集团的内部关联担保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各公司为关联交易方提供的担保金额普遍低于其接受担保金额。例如，海航控股2018年接受担保金额544.86亿元，是提供担保金额164.31亿元3倍多，可见差距之大。尽管接受担保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被担保单位的授信额度，帮助其获得更多外部借款，增强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但是一旦被担保公司无法按时偿还债务，担保公司必须承担代偿义务，这会导致担保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从而诱发信用风险传染。海航控股作为集团内部核心公司，其接受担保的金额也较大。由于航空业务遭受“肺炎疫情”重创，海航控股的偿债能力不断下降，势必影响为其担保的关联方，导致信用风险传播。由此可见，关联担保也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2.非直接接触传播相较直接接触传播较为明确的传染路径，非直接接触传播则存在较多不确定。由于集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享有共同的声誉，因此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可能是信用风险非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当集团内某一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一方面会直接影响集团内其他公司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会使其利益相关者产生恐慌情绪。这种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积累传播，可能使集团内部公司信用风险不断上升。海航集团面临着声誉危机，特别是受肺炎疫情的冲击，变得更加严峻。2020年1月，海南航空缓发M5级别及以上干部所有工资，一线员工轮休期间不发放薪酬，并解雇了一批外籍飞行员；渤海租赁出售21架飞机，总价51亿元。紧接着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入驻海航集团，目的是彻底摸清海航债务状况，推进更有效的救助和重整方案。海航集团被“接管”“分拆”的传言充斥各类媒体。海航集团债务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其资产负债率便接近80%，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海航集团不断加剧的信用风险降低了其整体声誉，不利于内部成员公司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负面声誉不断积累，导致银行降低信用评级、收紧信贷政策，使得部分公司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此外，随着各类负面舆论在电视、报纸、自媒体、社交网络等的不断扩散，使集团的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巨大恐慌，他们不仅失去信心而且试图撤离，这进一步加速了信用危机的蔓延。3.垂直接触传播垂直接触传播类似于“母婴传播”，其传染路径相对明确，即通过股权控制关系，信用风险由母公司传染给子公司，或者由子公司传染给母公司。其主要原因在于母子公司之间具有相似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两者联系紧密，一方遭遇信用风险，势必传染给另一方。在海航集团中，渤海租赁的控股股东为海航资本，海航集团又是100%控股海航资本。渤海租赁采取与海航集团相似的发展战略，不断实施大规模并购。2012年，渤海租赁收购香港航空租赁68.78%的股权，随后又并购全球第六大集装箱租赁公司SeacoSRL和第集装箱租赁公司Cronos。2016年开始，渤海租赁进入保险和证券领域，向多元金融控股平台方向发展。在持续融资、并购、再融资的模式下，渤海租赁债务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不断上升。2020年，受肺炎疫情的冲击，“19渤海租赁SCP002”债券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此外，渤海租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由-18.9%下降至-69.97%。由此可见，渤海租赁与海航集团类似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不仅是信用风险传染的基础，也是集团内部信用风险扩散蔓延的重要途径。

（二）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管控

1.控制施险企业第一，优化融资结构。海南航空本身债务比例较高，加上“肺炎疫情”冲击，利润缩减、资金短缺，信用风险急剧上升。针对施险企业海南航空，应该合理安排融资结构，探索不同资金来源组合，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最大程度降低债务融资风险。第二，创新运营模式，主要致力于拓展混合运营模式，采取高密度布局、低营销成本、低管理成本、低票价，减少座位空间、降低座位成本等方式，有效控制运营成本费用，缓解运营压力。同时，通过对现有航空价格、服务流程优化改造，持续匹配旅客消费需求。第三，调整租赁安排。为避免租赁政策改变导致营业成本上升，应当探索新租赁方式，加强对租赁准则的解读，寻找降低公司风险的最优解决方案，如混合租赁、杠杆租赁等方式。此外，在不违背租赁准则的要求下，也可以签署期限短于一年的租赁方式，可以根据现有合同测算新旧租赁政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选择最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租赁手段。2.切断传播途径第一，合理控制关联程度。集团最终控制方应当全面梳理内部关联关系，合理把控关联程度，采用合适组织架构，避免集团内部企业由于过度紧密关联交易，导致信用风险加速蔓延。此外，集团还应加强非上市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依靠内部关联交易输血来支撑资金运转。第二，加速回归核心产业。集团企业过高的多元化程度，为信用风险传染创造更多途径。应当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度多元化到适度“归核化”，聚焦主业，建立集团企业核心竞争力，避免盲目投资行为。此外，适当出售部分难以管理且与航空业不相关的资产回笼现金。第三，有效减轻外界恐慌。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的恐慌情绪可能会使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播速度加快。要有效控制集团风险产生与蔓延，从根源上减少外部各种负面舆论，改善集团整体外部形象与声誉。3.保护受险企业第一，建立集团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第一步是审视内部环境，重点关注其风险阈值，即信用风险防御能力；第二步是识别信用风险，重点关注其可能的来源；第三步是衡量和评估致险因素的传染性，重点关注各类关联交易、负面声誉与恐慌情绪以及相似战略与经营模式造成的不利影响；第四步是制定应对措施，综合考虑成本和效益，采取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分担、风险降低以及风险承受等缓解信用风险传染；第五步是监控信用风险传染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传染监控体系，确保各项流程得到落实。第二，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海航集团应当发挥航空、旅游、物流等板块的协同效应。建议将航空机场基础设施整合并入航空板块，将传统旅游与IT及互联网等深入融合，将传统物流与电商等产业有机结合。要注重IT产业发展，将IT产业与航空、物流、旅游等板块有效对接，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形成航空板块为核心的产业布局，除实业板块中非机建产业和资本板块外，其余均可与航空板块整合。通过发挥集团不同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篇2

商业银行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加大其风险管控力度是关键所在。在稳健的经济政策下，银监会虽然公布商业银行劣质贷款在不断减少，然而涉及“股改剥离”政策的施行，到2010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劣质贷款高达2.3万亿元，劣质率高达24%。根据财政在区域性金融平台的投资项目中，供过于求的企业较多，房地产项目是其中之一，这一现象导致劣质贷款数额居高不下。以上现状表明，商业银行在面对只增不减的贷款问题时，需要加强风险管控，选择较为稳健的道路。

二、国内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控体制不完善

1.尚未形成正确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

首先，国内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对信贷风险管控认知不足，一味追求业绩，不注重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这无疑给银行带来无形压力。另外，他们只着眼于短期盈利，忽视了未来商机。最后，信贷风险管控理念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在商业银行整个人才体系中全面施行，导致工作人员误入歧途。

2.缺乏信用风险管理专业人才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总体综合素质偏低：社会经验不足、法律知识欠缺、业务方式不当、没有管理分析能力。在工作过程中，工作人员责任感较低，未根据贷款要素对贷款人进行严格审核，缺乏及时处理并调整贷款类别的积极性，没有核实贷款要素是否如实填制。基础数据的不统一和不准确严重阻碍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制水平提高，即使是简单的分析工具也会导致数据出现质量问题，从而造成结果信任度低。也就无法建立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模型，无法把先进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运用到银行实际的信用风险管制中去。信用风险量度模型和技术落后是造成专业人才稀少的根本原因。

3.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法人构架不稳，董事会和监事会权利过于集中，不能相互制衡；其次，风险管制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影响风险管控的效果；最后是银行内部稽核部门没有独立性。我国推行贷款风险分为五大类，但存在很大缺陷：（1）主观性思维比较严重，贷款界限模糊，结果不一致；（2）对资产质量恶化的预估能力较低；（3）分类结果是粗线条分类；（4）利用带块五级分类计提贷款准备不能遮盖银行的信用风险；（5）五级分类不能区分借款人风险和债务风险。我国商业银行信用缓释方式单一不能够分散风险，各商业银行在抵质押率、后续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创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全国尚未实施统一风险要素调整规定，我国拍卖市场不完善，质押品处理难度高，银行不仅仅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更是作为担保人承担责任。

三、加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建议

1.树立全面控制信用风险管理理念

在完善风险认知程度这一方面，不仅需要全面控制管理，还要注重部门全体人员的参与意识，强化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操作执行者的监管问责制度以及参与意识，以此达到增强内部评级体制治理有效性的目的，强化内部控制的目标。银行把分离且落后的业务同互联网结合，加强内部监管力度。银行需要规范员工业务操作，合理设计监管制度。杜绝银行内部犯罪，明确职能权利和责任。银行需要加强奖惩力度和监管考核，以此强化员工在工作中的执行力度。

2.吸收优秀的风险管理人才，培养专门的风险管理团队

银行利用相关待遇政策吸引优秀管理人才，并且调整团队构造，让团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善于发现工作人员特长并且给予合适的岗位。与此同时，银行需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考核，使其技术和体制能够跟上时展步伐，更加不容忽视的是对员工风险意识和专业道德素质训练，以此保持体制的先进性和实用性。银行便能让整个人才系统随时保持在最优状态，员工素质得以提升，以此来降低信贷风险强度。

3.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方法

银行内部创建独立的审核部门，在贷款之后进行跟进工作，不定时对信贷等级进行复核，调整信用等级，还必须保持这个部门的独立性。除此之外，还需加强信息的管理，引入先进的度量模型和内部评级法。银行需要规范员工的业务操作能力，按流程办事，把奖惩制度完善化，加强监督体制，银行还要善于和银监会互相配合，落实相关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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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日益全球化和普遍化的背景下，保理、福费廷、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等基于应收账款转让的新型贸易融资产品迅速崛起，国际贸易融资风险也日渐复杂化，其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莫过于信用风险。

一、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本文由收集整理表现和特点

所谓的信用风险，顾名思义就是基于各种因素而不能及时、适当、充分地履行承诺的可能性。过去，在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有两种内涵，就法律视角而言，是债权风险，即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违约风险；在赊销过程中是指买方到期不付款（还款）或者到期没有能力付款，造成货款拖欠或无法收回的可能。无论哪种角度，都通常被定义为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而给贷款人造成损失的风险。

如今，从组合投资的角度关照信用风险，已不仅仅是单方面损失的问题，投资者（银行）的投资组合不仅会因为交易对手的直接违约而发生损失，而且交易对手履约可能性的变化也会给组合带来损失。一方面，一些如信用等级被降低、投资失败、盈利下降、融资渠道枯竭影响交易对手信用水平的事件一旦发生，公司的市场价值就会下降，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另一方面，现代资产估价和风险衡量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贷款等流动性差的金融产品的价值能得到更恰当和及时的衡量，其发生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可以及时地在资产估价中得到反映。故此可以说，现代银行在贸易融资服务中的信用风险应该包括交易对方的直接违约和其违约可能性变化而对银行产生的风险。

作为国际贸易融资中的关键风险，信用风险具有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一方面信用风险多数情况下取决于用款方向、借款人经营管理能力、借款人财务状况甚至借款人还款意愿等与借款人明确相联系的非系统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系统风险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贸易融资等信用产品的流动性差，缺乏二级市场，信用风险的观察数据少，不易获取。这两大特点的存在提升了管控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力度。

二、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探源

国际贸易融资本身涉及的领域、范畴、事务、层级繁多，其信用风险背后的影响因素也比较复杂，从整体来看主要由如下四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一）就国内环境而言，国人信用意识淡薄，企业信用制度不够完善

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缺乏信用意识酝酿的基础，有的只是朴素江湖义气。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普通的信用观念和意识依旧比较淡薄。特别是国有、集体企业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带着实用理性的思维向银行贷款，对如何还贷考虑不足，甚至没有认真正视这个问题。微观领域的忽视影响了宏观体制的构建，目前国内企业信用制度漏洞百出，问题贷款和资金比比皆是。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截至2000年末，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5家商业银行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犯140户，占改制企业的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虽然，近年的数据有所下降，但问题依旧相当严重。

（二）从国际环境方面来看，海外企业单位鱼龙混杂，信用情况也比较复杂

虽说以欧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区域在金融信用方面的制度、法律支撑和信用意识等方面比较到位，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用问题，尤其是在其强势经济的地位造成的制度霸权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融资实际上存在着违背合理公平信用问题的因子，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下容易引起弱势经济区域企业组织的刻意恶意不守信用的动机。另外，欧美之外的亚、非、拉等其他区域，基于人文地理等方面的不同，在信用方面也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问题，是滋生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温泉。

（三）就法律规程方面而言，担保法和票据法的冲突和缺陷是信用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

目前的社会和世界是法律社会，法律是规范国际贸易融资的主要武器，也是管控信用风险的重要依据。不过，信用风险也容易从法律的漏洞中产生，其中对此影响最大的当属担保法和票据法的冲突和缺陷。对于担保法，我国担保法第7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对保证人的义务及应有行为能力及义务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实际上是“担”而不“保”。对于票据法，由于各国票据法差异很大，在国际贸易融资过程中由于票据适用所产生的冲突不可避免，信用风险由此有了猖獗的空间和可能。

（四）就微观事件而言，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产生的直接因素

应收账款债权作为新型国际贸易融资的核心和法律基础，如果其转让中存在隐患，也就是说债权在转让的合法性和可转让性上存在问题，势必影响作为新型国际贸易融资的顺利进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违约风险与债权的合法性和可转让性直接相关，如果债权的转让人即出让方的债权不合法抑或债权不可转让，而转让

人却转让了债权，那么信用风险就应运而生了。

三、管控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路径分析

对于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追求利润的企业或金融单位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系列途径、方法和模式，其中切实有效且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最保底的原始对策

信用风险衡量标准。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管理的首要问题是信用风险评估，在此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具实践操作价值和公正意义的衡量标准的存在与否及适合与否，所以构建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衡量标准。对此，特定个体企业、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应该根据自身所涉及的国际贸易融资的具体情况，开发、完善、持续改进判断“违约与否”形成信用风险的分类评估模式的模型与方法，进而确立更为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衡量标准。

（二）最舒心的管控模式

企业信用评级管理。由于国际贸易融资的复杂性，信用风险衡量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始终具有滞后性及有限性等特点，一个更有效且贴现的管控模式是企业信用评级管理。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强化对借款人的信用进行动态管理，不但在交易发生时进行信用评级，在交易发生后也定期考察该贸易的进展及借款企业营业情况和财务状况，随时评价其信用等级。国际风险管理协会、全球风险协会、国际内部控制协会等全球性的专业协会及各国内审、金融、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机构组织应该注意关照各个企业组织参与国际贸易融资的表现，以权威第三方的角度进行信用评级，并定期公开评定情况，为相关组织涉入国际贸易融资作参考。对于我国，应该积极培育相应的信用评估机构，以便强化提升评定企业信用的话语权，为国内企业的国际贸易融资事务保驾护航。

（三）最得力的辅助手段

各种信用衍生工具。信用衍生产品是指以贷款或债券的信用状况为基础资产的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有违约互换、收益率全额互换和信用相关票据。信用衍生产品可增强银行调节和管理信用风险的灵活性，可使银行资产的纯粹信用风险可以上市交易，进而使得对信用风险管理有了直接的数据来源和市场参考。利用信用衍生工具将信用风险剥离出来，可避免将投资撤出或转卖对客户造成的不利影响，是管控管控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最得力的辅助工具。

（四）最直接的有效举措

出口信用保险机制。无论哪种方法和模式，在管控管控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有限性，融资主体很难避免剩余风险的存在。对此，如果不想主动接受，可以求助于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借助于信用保险损失补偿机制，出口商收汇有安全保障，银行愿意提供资金融通，便于企业获得出口融资；通过投保信用险，出口商可以了解买家信用情况，加强应收款管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五）最彻底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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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西•贝克就风险和全球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认为这些风险促进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其风险不受空间､时间和社会的限制｡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的影响很好地诠释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银行由于亏损而收紧银根､严格控制信贷,企业面临贷款规模和期限收紧､利率升高､条件从严的难题,市场的流动性匮乏,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美国进口商的资金周转能力｡在危机面前,一些企业会想法设法从供应商那里寻求流动性解决方案,这使得与美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中国出口企业不仅海外欠款大幅增加,而且大量债权会随着美国企业破产而化为乌有｡次贷危机的蝴蝶效应使得远在大洋这边的中国出口企业感受到了唇亡齿寒,其引发的信用风险警示中国出口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必须要加强信用风险管理｡

事实上,中国的出口企业一直就面临着被国外买主拖欠货款的信用风险｡据商务部研究院的保守估算,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商账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而次贷危机更是集中暴露出这种风险,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成为了海外商账的重灾区｡以往信誉卓著的美国买主在次贷经济风暴冲击下也成了“老赖”,中国很多企业遭到美国企业的拖欠,不少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因此,在出口信用风险加大的形势下,出口企业要善于使用信用保险这种市场化的风险转嫁机制,以转嫁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信用保险可以为出口企业提供未偿应收账款保障,使企业免受买主过期拖欠债款或失去偿债能力所带来的风险｡通过信用保险,出口企业还可以获得专业的信用管理服务｡信用保险公司不仅能够对出口企业的客户的信用情况进行连续的监督,还可以依托其信息优势检查应收款项,或对付款和交货条件提出专业的建议｡另外,信用保险还便于企业融资,以应对买主拖欠货款所带来的现金流不足的风险｡购买了信用保险的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更为优惠的贷款条件｡为了控制风险,有些银行在提供融资之前,往往要求贷款人购买信用保险｡

来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次贷危机的影响渐趋显著,美国买家出险相对集中｡今年1~4月,美国买家出险案件132宗,较上年同期增长10.9%;报损金额9301.76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0%;美国买家案件赔款金额689.72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4%｡可见,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美国买家出险案件､报损金额､案件赔款金额等指标都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这意味着那些购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与保障,有助于企业渡过难关｡因此,通过购买信用保险,出口企业就可以缓和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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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经济新常态下，既要充分认识到“三去一降一补”对银行业发展带来的长期利好，也要客观认识到具体落实带来的短期风险。身处江西省受新常态影响相对较深重的区域，如何加强信用风险防控，充分释放金融活力，已成为当前农行新余分行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银行业信用风险现状

（一）银行业信用风险现状

随着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及“三去一降一补”带来的短期影响，部分区域和行业信用风险显现，银行业整体不良上升。据统计，201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7万亿元，不良率1.67%，全年新增不良达2014年两倍左右，且潜在不良贷款激增。中西部以及环渤海地区不良率正超越沿海地区，成为银行业新的不良贷款“重灾区”。

（二）农行新余分行信用风险特征

近年来，农行新余分行信用风险管控形势日趋严峻，呈现以下特征：

1.不良贷款上升快、增幅大。近三年，部分重点产行业客户关注类贷款转为不良，造成不良贷款持续快速上升，增幅达2500%。

2.行业集中度高，风险蔓延广。由于地方产业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造成贷款主要投放于光伏、涉钢、涉矿企业。随着经济下行期行业性风险暴露，已有13户涉钢、涉矿贸易客户进入不良。同时，风险逐渐向个人客户传导，至2016年9月末，个贷不良率0.25%，上升0.14%。

3.担保圈关联度紧、缓释压力大。涉钢、涉矿贸易类客户采用关联担保方式普遍，贷款金额占到担保圈贷款总额的近40%。部分借款人还款意愿及担保人的代偿意愿不高，且关注类贷款潜在风险大，以时间换取空间进行风险缓释的压力巨大。

二、信用风险成因分析

（一）经济扩张期部分客户盲目跟风、过度投资

在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背景下，银行对企业信贷投放持续加大。由于资金宽松且资产价格不断攀升，部分信贷客户难以抑制投资冲动，转向房地产、矿山开采等领域。当经济下行时，资产价格暴跌、房地产销售停滞，造成企业资金链紧绷，财务成本加重，拖累主业经营，信用风险显现。

（二）经济下行期主导产业持续低迷

新余市钢铁和光伏产业作为两大主导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一度高达78%。自2012年以恚受国内外复杂多变经济形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材价格低迷，当地钢铁行业持续亏损，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光伏业进行“双反”，光伏产业遭遇寒流。

（三）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导致风险加剧

众多涉钢客户形成担保圈，且由于一个实际控制人控制着多家企业，以及各类民间借贷因素影响，将原本不相关的担保圈结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网，呈现出明显风险特征，即：风险成倍或几何级数式放大和快速传导蔓延，易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

（四）财务信息失真，造成客户风险识别不充分

部分企业存在着经营管理不够完善，会计报表不规范，财务信息不真实、不完整等情况，造成商业银行难以了解其真实情况，银企信息不对称，制约了商业银行有效决策。

三、信用风险防控策略

信用风险的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必须加强金融风险管控，缓释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对商业银行而言，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加快优化自身业务结构，强化工作举措，建立起防范信用风险、提升发展质量、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效机制。

（一）立足地方，深挖信贷需求，加快有效投放

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重大技术装备、工业强基工程，以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为目标，深挖有效信贷需求。坚持“量小、户多、真实”原则，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确保实现“三个不低于”，即：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二）创新思路，强化举措，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

完善产能过剩行业名单制管理，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通过债权人委员会等方式制定清晰可行的资产保全计划，尽可能地推动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或债务重组化解风险，减少破产清算。同时，积极为企业发债、上市融资等提供全面的资金撮合、财务顾问和债券承销等金融服务，推动企业优化融资结构，降低杠杆水平。

（三）严守底线，堵住源头，加大风险化解工作力度

视客户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和经营前景，不简单抽贷压贷，灵活确定风险化解和处置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产能过剩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要求，加强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重点关注涉钢、涉煤、涉房地产、涉担保圈信贷客户风险，围绕最终实现化解风险的目标，采取减量授信，补充资产抵押物、追加客户股权、投资、存货、应收账款、在建工程抵（质）押等“一减六补”方式，持续缓释、降低风险。对开工率不足、经营性现金流为负、信贷杠杆率高等潜在风险客户，加强监测预警，防范风险劣变。对经营暂时困难但发展前景看好、还款意愿较强的客户，运用再融资、调整期限和利率等措施，或者采取第三方重组、并购、债务转移等方式，以时间换取空间，实现资产重组盘活，减少贷款损失。

（四）创新方式，多策并举，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

实行法人不良贷款“一户一策”，按照清收处置路径制定具体可行的清收处置方案，逐户开展资产负债核实工作，根据客户不同情况，用足用好现有政策，采取协商、处置抵押品、保证人代偿、诉讼及组合方式，拓宽风险化解渠道，提高不良贷款化解效率。对完全丧失造血能力，或存在逃废债倾向的客户，及时采取法律手段实施资产保全和诉讼清收，营造诚信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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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交易主协议（2013年版）》（以下简称《新版回购主协议》）正式。新版回购主协议引入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机制，采取了诸多制度创新，成为债券回购市场新的“中国标准”。该协议的，必将对债券回购业务风险管理乃至整个回购市场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在此将新版回购主协议对业务层面带来的影响作以浅析。

对市场机构业务开展的影响

（一）签署《主协议》为市场准入要求，逾期未签则不能开展新交易

《新版回购主协议》在文本结构上分为《主协议》与《补充协议》两个部分。根据央行公告，签署《主协议》为市场准入要求，《主协议》后有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满后未签署《主协议》的市场成员将不能叙做新的交易；《补充协议》则由市场成员结合业务实际自主决定是否签署。据了解，目前已有多家机构签署了新版《主协议》。

（二）《新版回购主协议》实现了协议文本的合二为一，简化了签署备案手续

《新版回购主协议》在形式上采用《主协议》（通用条款+两份特别条款）+两份《补充协议》的结构，其中，通用条款约定质押式、买断式等回购交易的共性内容，特别条款约定个性内容。新版回购主协议以一份主协议统辖质押式回购与买断式回购两种交易，在内容上包含了两类回购交易的规范条款，在形式上减少了文本数量，简化了签署备案手续，市场成员仅需签署一份主协议即可叙做两种回购交易，并为未来三方回购等创新交易品种适用主协议预留了空间。

（三）《主协议》实行多边签署，但机构仍可自主选择交易对手

市场机构签署多边《主协议》即获得入市交易资格，当一方签署《主协议》后，其与回购市场上所有签署《主协议》的市场机构将被视为均双边签署了《主协议》。目前，人民币债券回购市场有2000多家参与机构（不含丙类户），各机构业务规模与资信状况不一，市场机构日常开展业务的交易对手一般不超过几百家，签署《主协议》并不等于立即开展交易，而仅是双方开展交易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为防范风险，市场机构仍可通过资质审查、授信额度等内部准入制度严格控制实际交易对手范围。

对市场机构风险管理的影响

（一）升级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丰富信用风险管理手段

《新版回购主协议》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在于引入了国际市场最先进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与工具，包括盯市机制与交叉违约、特定交易下违约、特定实体等加强版信用风险管控条款，充实完善了核心风险管理条款――违约事件的认定标准及处理流程，还针对买断式回购引入了单一协议与终止净额结算机制等。同时，考虑到境内机构现有风险管理能力与国内法律环境，将盯市机制与加强版风险管控条款设置为“签署《补充协议》后选择才适用”，为市场机构进行自主、灵活的风险管理预留了空间。

1.单一协议与终止净额结算

单一协议与终止净额结算机制赋予守约方，在对方发生破产等违约情形时提前终止全部回购交易、按照轧差后的净风险敞口进行支付的权利，能够有效缓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降低坏账损失。基于人民币回购交易结构和我国法律制度，新版回购主协议中仅买断式回购引入了上述机制，能够实现跨交易的抗辩与风险敞口（或债权债务）的轧差互抵。

上述机制的引入将对业务产生以下影响：一是买断式回购的违约成本显著提高，一笔买断式回购违约可能触发全部买断式回购交易被提前终止；二是出于对金融机构破产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担忧，欧美发达国家法律普遍认可单一协议与终止净额结算机制，给予金融机构之间债权债务相抵销的优待。但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上述机制与《企业破产法》的衔接还需强化，从而为该机制的实施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持，帮助市场机构降低信用风险暴露，并相应节约授信额度和风险资本占用。

2.履约前提条件

履约前提条件指一方履行义务的前提是对方未发生违约事件或潜在违约事件。如对方发生违约（如宣布破产）或出现违约的征兆（如针对其他交易对手已发生违约行为），该方即可依据本条款中止在主协议项下全部交易的付款或交付义务，以防止守约方损失进一步扩大，有效缓释信用风险。

3.盯市机制

《新版回购主协议》引入了回购债券的动态盯市机制，在本质上即是回购交易的担保机制，共包括三项：质押式的调整机制、买断式的调整机制与履约保障机制（即保证金/保证券）。盯市机制即在回购交易存续期间，将债券市值与滚续本金进行动态比较，对差额部分实行多退少补，这可降低回购交易存续期间因债券市值波动引发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盯市机制在签署《主协议》后并非自动适用，需签署《补充协议》特别约定后才会适用。市场机构在决定是否适用盯市机制时需考虑以下三点：一是当回购业务量较大时，机构自身中后台系统能否支持估值、通知及调券等相关操作；二是未及时履行盯市义务将构成违约事件，会导致相关交易1被提前终止；三是盯市机制中的调整机制，在交易操作层面主要体现为回购债券的变更，实务中可通过“更新交易”或者“删除交易并重新叙做”等方式实现，上述方式如何进行账务处理，是否会与机构内控制度或操作风险指标监控产生冲突等。

4.充实完善违约事件

除支付或交付违约等基于交易对手自身信用风险因素的常规性违约事件外，《新版回购主协议》将最严重的信用风险事件――破产事件明确列为违约事件，将交叉违约、特定交易下违约、特定实体违约等违约情形作为加强版信用风险管控条款的内容，如交易对手在回购以外其他业务项下违约（交叉违约）或其关联实体发生违约（特定实体违约），将触发交易对手在回购业务项下的违约，这大大扩展了违约预警监控的业务范围与实体范围，丰富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监控指标，提高了风险监控的灵敏度。

与盯市机制相同，上述加强版信用风险管控条款亦需签署《补充协议》特别约定后才会适用。市场机构在决定是否适用上述条款时需考虑两点：一是如双方同等适用，则自身触发违约事件的概率也相应提高；二是机构内部是否具备监控上述风险事件的管理能力及机制流程，若不具备，适用上述条款将构成对自身的单方约束。

（二）《补充协议》设置为可选文件，市场机构可进行差异化风险管理

考虑到回购市场业务规模巨大、参与主体众多、各机构风险管理能力不一、对金融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等因素，《新版回购主协议》将盯市与交叉违约、特定交易下违约等加强版风险管控条款均设置为“默认不适用，选择才适用”，即市场机构需签署双边《补充协议》并明确约定适用上述条款时才会适用。对于双边《补充协议》，市场机构可结合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及实际业务需要，决定是否签署以及签署的方式等。

签署《补充协议》体现了市场机构风险管理精细化的发展方向。市场机构如需签署《补充协议》，可按照机构类型、风险状况（资本金、资产规模、内外部评级等）等因素对交易对手进行分层分类，制定差异化的《补充协议》谈判政策与标准版本，提高信用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资信状况不同的对手可约定适用不同的违约起点金额、特定实体范围、盯市的频率、最低转让金额等。如对于资信较好的对手，可约定盯市频率为每月一次或两次，以及较高的最低转让金额；对于资信较差的对手，则可约定盯市频率为每周一次或逐日盯市，以及较低的最低转让金额，以防范信用风险。

对市场机构管理成本的影响

（一）核心机制向市场通行主协议靠拢，统一风险事件处理标准与流程，降低机构风险管理成本

目前，国际银行间市场开展外币债券回购与金融衍生品交易分别签署GMRA/MRA协议2与ISDA协议3，境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则签署NAFMII衍生品协议4。《新版回购主协议》借鉴了国际及国内相关经验，引入了单一协议、净额结算、债券替换、盯市等国际先进风险管理机制，充实完善了核心风险管理条款――违约事件及其后续处理条款，使得人民币回购协议与外币债券回购协议、金融衍生品协议在结构体例、文字表述、风险管理机制及违约处理标准与流程方面更加统一。同一种违约行为或其他风险事件在各份协议项下的认定标准、处理方式及操作流程更加趋同，避免市场机构风险管理机制及流程的重复建设，也为中资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交易奠定了规则上的对话基础。

（二）规范质押券替换流程，降低交易协商成本

《新版回购主协议》引入了债券替换机制，交易一方提出债券替换要求且经对方同意后即可实施。该机制仅适用于质押式回购交易，且为《主协议》默认适用。《新版回购主协议》前，如交易双方需要替换回购债券，并无标准流程可循，双方须自行协商替换的标准、流程等。《新版回购主协议》则详细规定了质押券替换的法律效果及标准操作流程，降低了双方自行协商的成本及产生争议的风险。

在实践中，市场机构进行质押券替换操作时，还需考虑以下两点： 一是与盯市机制类似，替换在交易操作层面也体现为回购债券的变更，应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如何进行账务处理，是否会与机构内控制度或操作风险指标监控产生冲突等；二是回购业务量较大，频繁换券会对中后台造成一定压力，内部系统是否支持替换操作功能等。

未来展望

新版回购主协议针对买断式回购交易引入了单一协议与净额结算机制，但目前约占人民币债券回购市场交易总量90%以上的质押式回购仍未实现多笔交易的风险敞口互抵与净额结算，且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质押券如因被冻结在正回购方的账户中而无法实现快速处置，逆回购方实际上面临较高的信用风险。与质押式回购相比，买断式回购的信用风险暴露较小，在一定条件下可节约授信额度及风险资本占用，交易结构也与国际通行回购更为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引导业务由质押式回购向买断式回购过渡的可行性。

（本文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

注：

1.根据《新版回购主协议》中的《通用条款》第五条第（一）款和第（八）款，若为质押式交易盯市违约，守约方仅有权终止该笔质押式回购交易；若为买断式交易盯市违约，守约方仅则有权终止全部回购交易，包括买断式与质押式。

2.GMRA/MRA协议是国际通行的债券回购交易主协议，英文全称为Global Master Repurchase Agreement/ Master Repurchase Agreement，目前国际市场上叙做债券回购交易签署GMRA/MRA协议已成为市场惯例和机构自身的内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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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业务经营转型要体现资本约束的要求，在适度较低的资本占用水平下，保持信贷规模的有效增长，将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客户建设和产品创新等关键环节，以节约资本、实现预期收益。第一，把握信贷政策导向，推动客户基础建设。以三级核心客户和区域优质客户为主体，充分利用区域差异化信贷政策，积极介入总优客户落地项目，大力营销地方支柱产业客户，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关注重点区域，实现增量投放。将地方经济发展与我行信贷业务发展结合起来，在发展中调整客户，将信贷资源配置到高评级客户群体上，从而实现法人客户结构的成功转型。咸阳分行以西咸新区和关天经济区产业集群带为核心，加快投放，A+级以上优质法人客户贷款占比达到94%。第二，把握客户需求，提升市场竞争力。我行已经成熟的新业务，如融资租赁、银赁通、发债、跨境人民币信用证等，既能实现收入、转移风险，又能满足客户融资需求，展现农行的竞争力。咸阳分行先后为多家企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5.6亿元，远期跨境人民币进口信用证业务9200万元，帮助辖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融资券融资8.5亿元。第三，把握服务重点，稳步推进农户贷款转型。鼓励依托地方产业，联合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农业产业链农户贷款为重点，积极支持特色农业和城镇化建设。咸阳分行围绕陕西渭北苹果产业和关中商品粮产业，借助多家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以“公司+果品运销大户”、“公司+粮食收购大户”等形式，发放农户经营贷款，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用信总量和收益大幅提升，探索出一条适合当地产业特色的“三农”信贷业务路径。第四，把握管理要点，压降贷款承诺。对贷款承诺的管理容易被边缘化，但承诺确实占用着较高的经济资本。加强贷款承诺管理，首先要引起重视，将其作为重要指标，纳入信贷经营考核。其次是建立常态化的管理机制，实行定期监测、按月清理的工作制度。通过增加报备环节等管控措施，严控新增法人贷款承诺。对大额合同逐笔核查，及时撤销无效合同额度。第五，把握过程控制的方向，体现精细化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坚守不良管控目标不变，加大不良和逾期贷款清收力度不变，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控制计划不变。我行精准发力，细化信贷风险措施，严格落实新风险“零容忍”制度，对有关责任人实行跟踪问责。对高风险支行治理、空心化支行治理、无不良贷款支行创建等重点工作实施按季督导。信贷前后台依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合力把控，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此外，在责任追究机制建设上，坚持按月召开信用风险管控例会，及时分析和解决信贷风险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持续保持全行对信用风险的高压态势。对每一个业务环节、每项资料做到细查勤对，落实细节分工，加大监测力度。同时充分发挥风险条线一线监督作用，严格按照风险管控流程，实行早提示、早监督，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点。

二、强化信贷风险管控

正确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是确保信贷业务稳健、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于信贷业务来说，更是如此。贷后管理是信贷风险防控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安排，要建立一套有形的、可操作的管理体系，来实现贷后管理防风险、减损失的目的。首先，树立“从严治贷”的经营理念，视贷款质量为银行的生命，使营销管理能力与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在全行上下营造严控风险的经营氛围，将到期贷款100%收回率和零不良劣变率作为贷后风险监管的工作目标。其次，建立以经营行为主责任，部室按条线监管，二级分行风险管控例会定期督导，合规、监察部门严格追责，行长亲自主抓的信用风险管控机制。行领导定期主持召开例会，找差距，查问题，逐笔分析逾期和新生不良贷款的具体情况，打通思想，传授方法，督促风险贷款的清收。将风险管控目标与高管人员履职考核相结合，由合规部门定期认定发生逾期及形成不良的责任，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强化信贷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客户部门按分管产品明确风险防控包抓责任，信贷部门按周监测公布到期贷款管理情况，按月对信用风险管控情况进行通报分析。近两年，咸阳分行采取以上措施，到期贷款现金收回率始终保持在99.9%以上，其中几个季度末达到100%，新形成不良贷款大幅减少。到期贷款收回率实现100%，无一笔新增不良贷款。最后，充分运用清收处置政策，切实压降不良。在严控新增不良的同时，要将存量不良贷款的清收处置作为信贷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视为贷后管理的重要环节，一户一策，充分运用清收处置政策，压降不良余额和占比。按金额大小和难易程度，形成了分层次管理的格局，行级领导亲自包抓重点处置项目，分行直接参与大额不良贷款的处置工作。在加大直接清收、诉讼清收、责任清收的同时，对符合减免息条件的，积极寻求政策支持，抓住有利时机，尽早最大限度地收回不良贷款。对符合核销条件的，结合实际，申报核销，内销外挂，落实管理责任，持续加大监控和清收力度，维护农行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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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业银行；风险管控体系；建设问题；分析研究

1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含义

商业银行风险指的是商业银行在其经营过程中受到若干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银行经营取得的实际收益与预计收益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银行产生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指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是管理层在制定银行战略过程中一直贯穿于银行各项经营活动中，用来识别对银行经营活动可能产生影响的未来事件中的不确定因素，根据银行经营的目标，将经营风险控制在银行可接受的范围之内的管理活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采取全面性、全员性、全程性的全面风险管理方式。

2商业银行风险的类型

2.1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在经营活动和交易过程中由于借款人或者交易对象违反合同的规定或者信用质量降低，而使债权人或者金融产品的持有者带来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的主要特征是：信贷比较集中，中长期贷款比重大，资金的使用、投向和行业集中性强；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放慢，企业经营遇到了困难期，使商业银行经营和资产质量出现下滑的风险概率在增加，信用风险会逐步加剧；商业银行的存贷款期限配比不合理，突出的表现是中长期贷款占定期存款的比例逐年增加，定期存款到期可能出现兑现的困难，银行的存款活期化与贷款的中长期化的矛盾比较明显，使商业银行运营过程中会出现潜在的风险。

2.2商业银行的市场经营风险

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来自于利率和汇率的波动给银行未来收益产生的不确定性。我国对利率和汇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废除管制制度，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制度逐步形成，商业银行的经营自在不断的放开，如果市场利率和汇率在短时间内产生大的波动，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市场经营方面的风险。

2.3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

依据国家《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论述，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管理系统、工作流程以及发生的外部事件而引起的各种风险统称为操作风险，也就是说操作风险存在于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各个过程中。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式比较多，主要有：商业银行违规操作；优质客户不断分流，商业银行之间的市场竞争加剧；银行机构规避监管等都会加大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

2.4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资金流动不足产生的风险，按照流动性风险产生的具体原因分为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两种类型的流动性风险。其表现形式有两种情况，一是商业银行缺少资金不能及时足额的满足储户的平常取款的需要；二是商业银行在管理方面出现问题，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按照预期调配在其他项目方面投放的资金，会造成银行暂时的支付困难和流动性风险，甚至于会造成商业银行出现极端的情况，而被清算破产。

3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控体系的建设措施

3.1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体系建设

商业银行在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方面要有整体规划，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要素包括：银行内部控制环境、银行内部风险分析、识别与评估、银行内部控制措施、信息传递与反馈、监督评价。商业银行应按照风险管控要素的要求和银行内部管理流程设计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内容，其具体路径的走向展开：建立健全银行内部风险管控的组织体系、内部风险管控的部门责任体系、银行内部控制的业务流程以及管理流程体系、银行内部控制的方法措施体系、银行内部控制的风险分析考核评价体系等。在具体的风险管控体系设计时，应该考虑管理的层级以及要始终保持与相关法规的协调一致，确保风险管控体系能够体现银行内部绩效考核、内部审计管理和外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协调统一性。

3.2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平台建设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平台可以划分为银行内部业务流程、银行内部管理流程和银行管理环节的控制风险点。在管理平台建设过程中必须关注银行内部的岗位责任制的要求来实施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控体系平台建设。使其发挥能够根据风险管理预警信号提示管理者采取风险规避的具体实施。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管理策略，银行内部控制管理平台也需要不断优化管理流程，使其在风险管控过程中更加有效。在具体的管理平台建设过程中应该根据银行金融产品线进行设计，必须做到对银行的金融产品的品种全覆盖；内部控制操作体系完全独立；做到计量科学，预警灵敏。

3.3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责任体系建设

确定商业银行各部门责任，是确保风险管控质量的重要方面。它是风险管理信息传递和银行全面风险管控的具体内容。在设计中要遵循全面风险管理与银行业务管理平行进行，管理的效率性、协调性、内部不相容职务的牵制性以及各种管理程式的定位性。根据各层级确定职责权限，设计不同层次的风险管理岗位，成立风险管理机构，领导银行风险管控工作。对各部门、各层次进行业务风险监测、登记、提出报告和进行分析考核。

3.4改善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环境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影响着风险管控工作的质量，改善银行内部控制环境，会提升风险管控工作的效率。首先创造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氛围，必须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组织机构对风险管理工作的认识。银行董事会需要将风险管控作为银行战略管理的重要工作来进行强化管理，提高银行内部各层级的风险管控的认知程度。银行内部的高级管理层，应该认真执行银行发展战略，必须将风险管控作为内部管理的重点来抓。不断创新管理方法，调动风险管控部门和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始终保持风险管控、人人有责的工作理念的思维状态。其次要加强商业银行风险信息披露的相关工作，对表内信息例如：银行资本信息、利率风险、银行信用风险等应该按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披露。要建立健全科学的银行资产评估体系，进一步提高银行的资产管理水平。而对于表外的相关信息需要建立统一的衡量和检查测试标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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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是指银行通过制定信息政策，指导和协调各机构业务活动，对从客户资信调查、付款方式的选择、信用限额的确定到款项回收等环节实行的全面监督和控制，以保障应收款项的安全及时回收。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银行业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一、大数据给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带来的机遇

1、推动风险决策模式的创新

现在商业银行进行行风险决策，主要是由审批权限的工作人员的主观性判断，缺少全面的判断信息，导致在作风险判断时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同时商业银行对其判断的标准不一致，使业务的整个流程工作效率降低，管理的复杂度也相应的提高，加大风控的难度。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风控模型。借助风控模型为商业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中做出准确的决策。同时，借此分析客户的消费倾向，锁定客户群，增加客户量，从而提升银行的获利能力。

2、促进风险量化管理技术发展

大数据可以通过风险决策模型，对风险进行量化，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量化管理技术，对客户进行定位，掌握客户自身状态的变化规律，建立相应的点位，有利于商业银行进行风控。根据对应的点位计算风险量化结果，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在这种动态的量化风险评估过程中，增加了银行信贷风险管理能力。

3、推进风险管理体制改革

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基本原理及理念，以客户为中心建立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对客户价值挖掘及针对性维护，然后对流失风险预测，建立稳定、准确的客户流失预警机制。在此基础上，完善各部门、各机构打造数据信息共享平台。

二、大数据给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带来的挑战

大数据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中运用，首先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信息的集成与整合，因为面临大量且复杂的数据，而且数据的来源、类型都是多样化的。其次是大数据存储与开发的难题，由于数据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对数据的存储和平台的开发要求更高。然后是大数据信息安全管理，数据关联到每个客户、企业及银行的安全问题，必须纳入风险管理体系之中进行统一监管和治理。最后是大数据分析人才匮乏的挑战，大数据人才必须具备很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及数据建模和数据挖掘的技术能力。

三、对策建议

1、建立多元化数据获取渠道，加强对数据的收集与管控规范

银行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是构成整个社会大数据重要来源之一，因此，要对数据监控、数据处理和数据结果反映做出正确的反映。一是确定主要的数据采集渠道。二是一定要科学、依照规则来进行数据处理，杜绝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现象。三是处理后的结果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范进行使用，避免影响银行声誉的风险事项产生。

2、提升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技术水平

在银行数据大集中的基础上，采取数据仓库技术作为银行海量数据的提取的实现方法，将数据集中在数据仓库中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和提炼。对于多元、高速、高噪音的数据，银行必须制定出整合、整治和分析的解决方案。数据包括客户信息。交易信息、邮件、客户信函、票据、语音文档等。

3、增加大数据平台的投资与建设

大数据时代将带动整个社会交易模式的转变，在服务这一块是逐渐向虚拟化发展，更多的服务将有网络来承担，强大的大数据平台及网络系统是银行未来经营管理的利器。因此，银行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适应大数据平台发展的技术。优化系统的架构体系，提高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使得体系更加具有灵活性和拓展性。资源的投入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并且兼顾到当前的实际情况。争取在初期到成熟这个过度阶段，尽可能的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

4、高度重视适应大数据技术的人力储备

大数据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技术，当然更离不开拥有高技术人员。高质量的技术人员的储备能给银行带来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可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当前，拥有数据分析特长，有懂得行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少之又少，而大数据的发展直线前进，不会停留下脚步，所以银行大数据技术的人力储备迫在眉睫。当然这类复合型人才仅仅经过大学培养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我国银行对此类人才的储备相当不足，抓紧人力资源储备更为迫切。

参考文献：

[1]谷增军.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防控之道[J].甘

肃金融，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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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信用社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其所遭遇的风险也更多。其中既有内部风险，也有外部风险;既有人为造成的风险，也有制度带来的风险。综而言之，信用社的风险主要来自于七个方面：(一)信用风险，即借款人不能按合同要求偿还贷款本息而导致损失的风险;(二)市场风险，即利率波动、客户竞争、个人贷款违规流入资本市场、资金涌入房产行业等引起的风险;(三)流动性风险，即因资金短缺导致资金调度和紧急流动应变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四)操作风险，即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带来的风险;

(五)道德风险，即内部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监守自盗或外部人员伪造信息、套取资金带来的风险;(六)科技风险，即综合业务系统、卡业务、ATM等自助业务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风险。

信用社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自深化改革试点工作以来，各级信用社的风险管理理念不断强化，风险管理方法持续完善，风险计量工具广泛使用，风险管理水平有所提升，但由于长效管理机制尚未建立，系统风险防范体系缺失，内部控制仍较薄弱，风险管理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缺乏系统的风险管理战略。由于对风险管理认识的片面性，很多信用社偏重于信用风险管理，忽视道德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方面的管理，从而缺乏系统全面的战略规划。二是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没有形成完整的集风险识别、风险决策、风险计量、风险评估、风险补救和风险评价于一体的管理体制。部门间责任不明确，定位模糊。三是缺乏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制度覆盖不够全面，执行力度弱化。内部监督多以事后为主，事前、事中预测及监督力度不够。四是缺乏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文化没有根植于所有员工的心中，没有贯穿于整个业务的全程。

风险管理理念没有得到全面树立，风险管控落实不够到位。五是缺乏科学的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技术落后，在计量方法、硬件设备、客户群体等因素的影响下，成熟的风险管理IT信息系统尚未建成，关键风险点识别、风险实时监控、预警、报告缺乏及时性和准确性。风险管理方法单一，对各类风险仍以主观定性分析为主，缺少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和模型，精细化管控不足。

信用社加强风险管理的对策

风险管理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全面性的工作，要遵循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保障的原则。信用社的风险管理应防患于未然，把重点放在事前预测与事中控制方面，而不是在事后风险处置上。因此，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强化风险管理。

确立风险管理战略。根据市场定位、发展战略和资本实力，结合经济金融政策、监管要求、股民价值回报、同业竞争水平等综合因素，确立整体的风险管理战略，进行总体筹划。应将风险体系指标具体化，明确承担的风险类别、承担程度及预期收益，将资本充足率、风险资本总量、各类风险资本占比等指标细化和量化，及时做好风险转移，科学分配风险压力。风险管理战略必须着眼于从董(理)事会到经营层的整个垂直职能体系，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责任。董(理)事会作为最终责任主体，要负责全面管控信用社的各种风险。包括确立整体发展目标，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监控风险系数，确定可承受的风险水平;根据战略规划，优化组合、配置资本提高收益;掌控风险环境，保护资本安全等等。

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完整的风险管理体制必须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对同行业与相关行业的历史数据及现实市场分析，及时、准确地提供承受风险的状况和市场风险动态的预警信号。二是风险决策系统。制定信用社的风险管理政策并作出相应决策。三是风险计量与评估系统。对每项交易中风险的大小和影响程度进行估量，为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四是风险补救系统。对已出现的风险，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以防止风险的恶化和蔓延。五是风险评价系统。通过确定风险控制环节，分解、落实各部门、各岗位的管理职责，并对其风险管控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和考核，强化风险管理责任。信用社完善风险管理体制，需要明确定位理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的功能，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三位一体风险管理体系;促进业务部门、风险部门、监察审计部门分工合作，筑造风险管控的三重防线从省联社到基层信用社，逐级设立风险管理部门和岗位，配备专业风险管理经理，集中统一管理，分级授权实施，加强风险信息传导及联动处置，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风险管理整体合力和系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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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信用衍生品出现之后，商业银行可以积极主动的进行信用风险管理以分散集中于银行体系内部的信用风险，因此，信用衍生工具得以快速发展。但是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将信用衍生品使用的利弊置于风口浪尖之地，很多人认为是信用风险转移工具的滥用诱发了此次次贷危机，因此定量定性分析信用衍生品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所产生的影响就尤为重要。

近年来，关于信用风险转移（CRT）对发行机构及整体银行系统影响的文献大量增加。Rule（2001）分析了跨部门的风险转移机制，指出CRT交易有助于银行达到风险风散化的目的，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2003）认为银行通过参与CRT市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信用风险，并可以灵活地调整资产组合以适应各种监管要求。也有一些研究对CRT市场的迅速发展持谨慎态度，认为CRT交易弱化了银行传统信用风险管理方式的作用，所导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会严重影响市场的效率，并可能带来新的法律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风险。本文试图从信用衍生品对银行的行为以及对银行的风险水平两个方面来详细分析其对银行体系的影响。

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我们选取美国信用衍生品市场交易最活跃的13家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此外我们选取2003年第4季度到2013年第2季度为研究期限，共39个时间序列季度数据。本文衍生品交易数据来自于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其他数据来自于彭博数据库。

我们选择以下两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银行系统的表现：1.贷款规模占总资产的比例LTR，衡量银行贷款规模。②资产收益的波动率VAROA，衡量银行的风险水平。我们选择以下几个可能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的变量的季度数据：①信用衍生品交易占总资产的比重CDAR，用来衡量样本银行的信用衍生品交易规模；2.对数总资产LNTA，为样本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③权益资本比例EQ，为银行权益资本占总资产的比例。④美国联邦基金利率FED。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估计。

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由于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从而有可能导致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即“随机解释变量”问题，针对以上情况，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很好的解决了上述问题。本文就是使用一阶差分矩估计的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对三家大银行和其他11家中小银行的数据分别进行分析以区分其不同。对于四组数据模型的过度识别检验均不能拒绝原假设“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扰动项自相关检验也不能拒绝原假设“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因此差分GMM估计有效。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危机发生之前，信用衍生品的使用的确显著地增加了中小银行贷款规模，但是对于大银行，信用衍生品的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在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针对中小银行还是大银行，信用衍生品的使用对贷款规模的这种积极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虽然在这一时期，信用衍生品的渠道依然存在而且具有相当的流动性，但是实体部门的衰退导致了新增贷款的缩减。

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信用衍生品的使用显著地放大了中小银行的资产回报率的波动性，也就是增加了中小银行的风险。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大银行的信用衍生品交易对标准差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大银行有更高的风险管控能力。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小银行还是大银行，信用衍生品的使用对银行风险影响的消极因素依然存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监管的加强再加上对信用衍生品的风险性重新审视，各规模银行信用衍生品交易重归于理性，这可能就是金融危机发生后信用衍生品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的原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利用美国商业银行信用衍生品市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信用衍生品交易对银行贷款规模以及风险水平的影响，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对于中小银行，信用衍生品交易规模对其贷款规模的积极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对于大型银行，信用衍生品交易的这种积极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各银行对信用衍生品持有更为谨慎的态度，无论是中小银行还是大型银行，信用衍生品交易规模对贷款规模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2.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由于中小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差，信用衍生品交易显著地放大了其风险水平，对大型银行，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由于重新审视衍生品交易风险，加强风险监管，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大银行还是中小银行，信用衍生品的交易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都不显著。

鉴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对我国信用衍生品市场提出以下建议：

1.积极发展金融市场。只有在金融市场具有丰富的交易品种以及巨额的交易规模的时候，信用衍生品交易市场才有可能得到支撑以迅速发展。

2.建立健全我国的信用评级体制制度。

3.商业银行应设立独立的信用风险管理部门并树立积极的信用风险管理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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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利用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国内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对贸易规则的规范化和信用保障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内贸险具有保障国内贸易安全的作用。国内贸易信用保险主要承保买家信用风险，包括因买方破产、无力偿付债务以及买方拖欠货款而产生的商业风险，可缓解企业因资金链条断裂带来的风险。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的基本功能就是当上述风险发生时，在企业难以收回货款，造成应收账款损失时，提供损失补偿。2012年，商务部发文五成补助力推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同时确定补助项目承办机构的七家保险公司。企业可以在内贸业务中，有效地利用国内贸易信用保险，降低财务风险。

二、信用风险的事中防范

1.加强合同管理，把好风险防范的之门业务合同是企业风险防范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完善、有效的合同，可以有效对各方权力和责任进行约定，也是解决纠纷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企业所有商品贸易业务均要签订书面合同，并按合同管理办法及法律风险防范的有关规定，切实做好合同的签订和履约，防范合同风险，确保企业权益不受损害。因此，签好合同，按规范操作，对风险的防范和规避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合同管理中，要注意以下几条：（1）加强合同管理，确定合同归口管理部门，明确合同拟定、审批、执行等环节的程序和要求，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定期检查和评价合同管理中的薄弱环节，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合同有效履行，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2）签订合同，内容一定要完整、准确，要件不能有遗漏。对合同格式和文本拟定，争取主动，应尽量采用本企业的标准版本，如果使用对方格式合同，应用本企业的版本加以对照，从差异中寻找对我方不利的条款并加以修正，争取增加对我方有利的条款。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范和规避以后环节发生风险。严禁签订显失公平、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合同。（3）企业签订合同，应履行必要的基本审查，重点关注工商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证件、授权委托书、特殊商品的经营许可证等。特殊情况下，还应征求法律顾问的意见。（4）企业应加强对合同履行的监控，强化合同履行情况及效果的检查、分析和反馈。在合同履行中发现条款有误、对方有欺诈行为，或因政策调整、市场变化等客观因素，已经或可能导致企业利益受损，应当按规定程序及时报告，并经对方协商一致，按照管理权限办理合同变更或解除事宜。协商不成，应采取补救措施，将风险降至最低。应特别注意，在合并履行中，对同一客户同一品种的大宗商品贸易实行单结单清，在上一合同未履行完毕之前，严禁新开信用贸易合同，防止用新合同掩盖旧合同存在的不足，造成更大的风险。

2.加强客户信息跟踪，及早识别突发信用风险定期拜访重要客户，了解其生产经营情况和资信变动情况。进行信用等级评估，对信用等级偏低和资信异常的客户，及时采取收紧信用等措施，防范信用风险，保障货款的及时回笼。企业应制订客户信用额度制度，根据客户信用档案记录、市场情况等，区别不同客户类别，合理确定客户的信用额度和信用周期。对单一客户应设置赊销总额限制，每一客户的信用额度应与其支付能力相对应，严禁对客户超额放大财务杠杆。及时调整客户的信用额度，调整应收账款的状态，做好应收风险与客户资信相匹配。

3.加强信息化建设，固化内部控制制度流程完善业务风控信息化系统。加快推动各成员公司优化完善业务软件系统，将业务流程中识别的风险嵌入ERP系统，在业务运行中实时动态提示和及时处置。最好让技术公司在ERP管理系统中增加“国内贸易”、“境外贸易”两个模块，使其反馈的内贸业务信息更加及时准确，切实消除了人为风险因素。

三、事后信用风险防范

1.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企业应制定和完善应收款项管理制度，实行应收款项责任管理，做到每笔应收款项有专人负责。销售部门负责应收款项的催收，催收记录应妥善保管，财务部门负责办理资金结算并定期与销售部门、客户对账，督促款项回收。要定期通过函证等方式，与客户核对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和预收账款等往来款项。企业要建立销售考核责任制，明确业务人员的销售考核包括应收账款的回收、账龄以及追收额度与销售绩效奖惩挂钩，形成销售业绩和货款回笼并重的管理模式。

2.加强法务管理与风险应对建立逾期账款管理办法，根据客户的最新情况，及时采取催收、资产保全、法律诉讼等管理程序，根据信用风险的状态和程度，及时启用相关程序，甚至法务程序，以便及时做到风险管控，从而最大程度减少信用损失。在确认无法收回时，也及时与相关保险公司进行索赔，通过信用保险，降低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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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电网这一新型电网技术的不断推广，从传统电网运行方式到智能电网的改革必然要求电力营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在日趋激烈的而电力市场竞争中，通过构建智能电网，能够有效的实现生产电能到输变电传输以及到终端消费全过程每个环节的市场竞争。笔者从分析智能电网对电力市场的影响出发，以电力营销为突破点，站在与传统电力营销模式的对比角度，从客户知识管理、客户负荷管控、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4个方面阐述了电力营销体系的实现路径。

一、智能电网对电力市场的影响

智能电网背景下，电公司采用的分布式电源接入方式，这对电力企业是实现节能减排提供了重要手段，但这对供电系统的安全可靠性有一定影响，因此，在供电过程中，电力企业需要采用技术手段消除谐波电流，以提高供电质量。同时，电网智能化形势使得传统的电力垄断的格局被打破，电力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在电力市场汇总掀起了一场改革之风。此外，智能电网背景下，用户用电需求也日趋多样化，因此电力营销必然会朝着多样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智能电网背景下电力营销体系概述

在全面建设智能电网背景下，以传统电力营销为基础，同时结合最新智能电网技术，本文主要针就面向电力用户的双向智能营销模式进行了构建与研究。智能电网背景下的电力营销体系包括客户知识管理、负荷管理、信用风险管理和关系管理四个模块，各模块运行的技术支撑包括智能控制中心、通信网络、数据挖掘及相关软硬件，在各个模块的协调配合下，最终实现电力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实时互动，最大限度满足电力用户对新型电力技术的多样化需求。

三、智能电网背景下电力营销体系的实现

智能化电力营销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繁杂的工程，在体系构建过程中，既要求抓好各项工作的协调性，也要求管理者具备高度的统筹兼顾能力，如此才能保障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一）智能电网下客户知识管理智能化体系

在智能化电力营销体系中，对于客户知识的管理主要由信息中枢负责处理完成，因此实现客户知识管理模块的智能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是保障其余三个模块实现智能化的基础。客户知识管理智能化体系是整个电力营销体系的信息处理中枢，负责对体系客户信息的管理，确保体系内其他模块的正常运转。因此，客户知识管理模块是智能化电网运行的前提，在客户关系体系的支撑下，其余体系将分别根据自身对客户知识的需求，从体系内直接调取有用的数据和信息，在一系列智能化运算后，生成客户信息的测评报告，作为相关部门作出营销决策的审核依据，为客户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最后将测评结果上传至客户知识管理体系中，完成数据的归档与更新工作，将多有体系的工作形成一个高效封闭的过程回路，实现体系内外信息的共享，通过对客户知识体系的动态管理，完成智能电网下客户知识管理的优化工作。

（二）智能电网下客户负荷管控智能化体系

客户负荷管控体系的智能化，起始于对电力用户数据的收集、传输、整理与分析，据此制定出相对应的措施并实施，接着对用户负荷管控效果进行反馈，进而实现供电企业和电力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相较于传统的负荷管控体系，智能化的用户负荷管理系统主要具备以下优势：

第一，实现了数据通信的智能化。智能通信系统的应用，有助于加强电力企业与电力用户之间信息交互的及时性，提高信息数据传输效率，令供电企业及时掌握电力用户个人信息，并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等方式向用户发送实际用电量、用电建议以及最新电价政策等。

第二，实现了数据处理的智能化。数据处理智能化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数据管理和数据甄别两个部分组成，操作简单高效，准确性高，为客户负荷管控体系智能化的实现奠定了数据基础。

第三，实现了用电监测的智能化。与过往传统人工检测方式不同，客户负荷管控体系智能化的智能化采用终端监测设备将供电企业与电力用户之间联系了起来，减少了人财物的指出，同时保证了用户信息采集的准确性与采集效率。

第四，实现了负荷控制的智能化。负荷控制的智能化是构建智能化客户负荷管理体系的关键，在电力用户信息审核过程中，通过自动化控制技术以及相关智能软件，可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送。通过对智能通信技术的应用，保证电荷质量，降低稻菸蟛睢

（三）智能电网下客户信用风险管理智能化体系

智能电网下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主要包括客户信用风险预警、信用风险决策及信用等级评价三个子模块，借助一体化的信息集成技术平台，实现与客户知识体系的信息共享，进而提高对于电力营销的辅助决策水平，同时引导电力用户不断提升自我信用等级评分。智能电网下，智能化的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对传统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客户信用风险预警上，该体系通过预警指标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对客户端风险发生概率的准确预测，进而最大限度减少供电企业所面临的用户端偷电漏电、拖欠电费等所造成的损伤。其次，在客户信用等级评价上，该体系通过对客户用电行为的评价量化其信用水平，进而完善了电力用户的信用评价机制与方法，为提高电力用户的信用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最后，在客户信用风险决策上，供电企业可依据客户信用风险预警结果，以用户信用水平为依据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并且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并积极引导电力用户规范自身用电行为，促使电力用户自觉提高自身用电信用水平。

（四）智能电网下客户关系管理智能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