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信用风险管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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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债券违约是信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2018年以来，受金融去杠杆、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债券集中兑付等多方面影响，我国债券市场累计违约债券金额达1176.51亿元，这使得企业信用风险持续上升。集团企业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联合体，其存在规模大、产业链长、多元化经营、金字塔结构等特征（纳鹏杰等，2017）。集团内部股权关系复杂，通过资产转让、关联担保、关联交易等形成了内部资本市场，其信用风险表现出明显的“传染性”（李丽、周宗放，2015），产生了信用风险传染现象（周利国等，2019）。因此，本文基于传染病模型，结合我国肺炎疫情防控经验，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路径及管控策略。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集中考察信用风险传染的原因、路径及其效应。国外文献中，Davis&Lo（2001）率先研究信用风险传染，发现某一债务人违约将导致其他债务人违约的概率增加；Jarrow&Yu（2001）在企业违约强度模型中引入信用风险传染；Khanna&Yafeh（2005）指出集团内风险传染由管理控制产生；Brune&Liu（2011）认为违约事件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信用风险感知，而且会增强信用风险的传染性；Hatchett&Kuehn（2009）发现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与宏观环境负相关，外部宏观经济环境越不景气，信用传染效应越强；Jorion&Zhang（2009）实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会导致经济主体间信用风险传染；Li&Sui（2016）研究发现集团成员企业间互相担保是信用风险传染的主要渠道；Chakrabarty&Zhang（2012）利用交易数量、交易规模和流动性条件等微观市场结构变量，考察风险传染效应的负面后果；Thumer&Poledna（2013）发现某一债务人发生实际债务违约后，与之存在关联的债务人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也会提高。国内文献中，陈林和周宗放（2010）发现关联企业违约相关性与母公司持有股权比例正相关；肖珉等（2011）发现不恰当的关联交易会直接或间接提高集团内部信用风险；黄贤环和吴秋生（2017）认为集团内关联企业发生风险传染最主要原因是存在各种内部交易；钱茜等（2019）发现风险信息传播对信用风险传染有重要影响；徐凯等（2020）发现存在关联的风险信息对信用风险传染影响较大；李丽和周宗放（2015）研究表明信用风险传染强度与母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无关，而与子公司债务优先偿还次序有关；李光荣等（2020）分析供应链金融信用风险特征，提出信用风险管控对策；纳鹏杰等（2017）发现当集团内某一上市公司风险增加时，次年集团成员上市公司风险会上升，关联交易、担保、债务是集团内风险传染的重要路径；张春强等（2019）研究表明信用风险经行业传染后在一级市场具有定价效应，劳动密集与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传染效应更强；宁博等（2020）则发现市场出现信用债违约后，同城市非违约民营企业会进行更多向上真实盈余管理；周利国等（2019）指出信用风险在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存在传染效应，这种效应呈现出动态特征；张金林和李健（2020）发现异质性个体信用风险具有较强传染性，高密度、低中心型企业集团网络结构放大风险传染效应。与已有文献一样，本文聚焦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路径，探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然而，已有文献集中于管理科学领域，大多运用结构模型、数值仿真、演化博弈等方法。纳鹏杰等（2017）率先运用集团控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风险传染效应，使研究范围拓展到会计领域。此后，关于信用风险传染的实证研究逐步增加，但仍然鲜有案例研究。因此，本文首要贡献在于丰富了研究方法。其次，已有文献虽然认识到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但鲜有研究将信用风险传染和疾病传染联系起来。进一步的，我国成功的肺炎疫情防控经验对企业经营管理是否具有启示价值，仍未得到足够关注。因此，本文的贡献还在于运用传染病模型并结合肺炎疫情防控经验拓展信用风险传染的研究视角。

二、理论分析

（一）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传染病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病原体从传染源排出并侵入新的易感宿主，突破其免疫机能并在一定部位生长繁殖，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感染，具体包括病原体产生、传播、蔓延三个阶段。其中，传播途径又可分为直接接触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及垂直传播。直接接触传播指传染源与易感者直接接触，未经任何外界因素造成的传播；非直接接触传播指易感者并未与感染源直接接触，病原体通过其它媒介侵入易感者，如飞沫传播；垂直接触传播指孕妇与胎儿之间传播。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染路径（见图1）与传染病模型高度吻合。致险因素类似病原体，其不断积累导致施险企业产生信用风险，通过直接接触、非直接接触、垂直接触传播，最终将信用风险蔓延至受险企业。“疫情”加剧施险企业信用风险，导致其传染性增强，扩大集团内部企业信用风险暴露范围。

（二）信用风险传染管控策略

我国的疫情防控经验有“三项原则”：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控制传染源，就是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就是要实施联防联控，做好消毒通风、体温检测，倡导“戴口罩、勤洗手、少聚焦”；保护易感人群，就是要鼓励加强体育锻炼，针对重点人群与重点场所升级防控措施。集团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管控策略（见图2）与疫情防控机制逻辑相似，具体包括控制施险企业、切断传染路径、保护受险企业，结合信用风险传染特点，确定具体的风险管控措施。

三、案例背景

（一）海航集团简介

海航集团于1989年成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海航集团已从单一的航空运输企业发展为跨国集团企业。2017年6月，国家推动海外投资限制政策实施，海航集团海外投资陷入中断，其开始依靠变卖资产、债务重组等手段填补债务。2020年2月29日，海南省政府牵头的联合工作组进驻海航集团，全面协助、全力推进集团整体风险处置。2021年1月29日，海航集团破产公告，正式宣布进行破产重整。至此，历时1年的风险处置工作宣告结束，海航集团踏上拯救与重生的道路。海航集团自创立至今，通过大规模并购扩张并购，成为了一家以航空旅游、现代物流和现代金融服务为三大支柱的服务产业综合运营商，覆盖航空、物流、金融、旅游、置业、商业、机场管理和其他相关产业。“肺炎疫情”对海航集团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航空产业损失惨重。2020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旗下海航控股公司营业收入117.12亿元，同比下降66.57%，实现净利润-125.41亿元，同比下降2214.81%，预计全年净利润预亏580亿至650亿元，海南航空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同时，海航集团内部庞大的资本市场，如资产转让、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为信用风险的蔓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集团整体的信用风险处于上升趋势。

（二）信用风险的产生与蔓延

巨额的短期债务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产生的“导火索”。2017年，海航集团的短期债务高达1852亿元，长期债务高达3828亿元。仅2017年上半年，海航集团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5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0%。尽管大规模剥离其他板块业务，处置相关非主业资产，海航集团的流动性危机仍未得到有效缓解。2019年7月，高达164亿元的“16海航02”债券构成实质性违约，这表明短期债务造成的流动性风险是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主要来源。航空产业是海航集团重要的“造血”板块，然而海南航空背负巨额债务，资金链岌岌可危，“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其信用风险。2020年，海南航空若干借款、融资租赁款和资产证券化项目均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时偿还，累计未偿本息共计约268.4亿元。各类借款逾期行为触发违约条款，银行、债权人等有权要求公司偿还的借款、融资租赁款、债券本息等共计971.89亿元。事实表明，信用风险在海航集团内部不断蔓延。2017-2018年，海航集团到了“千亿债务集中到期，流动性困难利剑高悬”的地步，董事长陈峰直言“偿债压力巨大”。为了衡量信用风险程度，本文借鉴陈庭强和何建敏（2014）的研究，选取平均利息保障倍数指标进行计算。计算结果显示，海航集团平均利息保障倍数呈显著下降趋势，从2017年6月的2.95下降至2019年12月的1.22，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恶化。2020年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加剧了海航集团信用风险的蔓延，使其利息保障倍数平均值甚至降为负值，为-0.16。收入下滑、资金短缺、债务到期，种种因素使得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不断加剧，集团内稳健发展的公司也难免陷入困境，从而凸显出信用风险蔓延的严重性。

四、案例分析

（一）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路径

1.直接接触传播资产转让。如表1所示，海航集团内部的资产转让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渤海租赁四家上市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资产转让交易较为频繁。海航控股主要向关联方转让飞机、发动机等资产，渤海租赁主要是向关联方转让租赁资产收益权。由于内部资产转让交易金额较大，关联方承担着较大的现金支付压力，可能诱发其流动性危机。由此可见，内部资产转让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交易。如表2所示，海航集团内部关联交易主要是租赁业务，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凯撒旅业、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其中，海航控股、渤海租赁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交易较为频繁，租赁业务交易金额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海航控股2019年关联租赁交易较2016年增长79.91%；渤海租赁2019年关联租赁较2016年增长160%。渤海租赁的关联出租交易金额非常大，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缓解海航集团整体流动性压力。渤海租赁通过向集团内部关联方提供较宽松的信用政策，减轻其资金周转困难。然而，关联方往往在接受租赁服务后推迟付款，导致渤海租赁现金流陷入困境，资产萎缩，坏账风险不断上升。由此可见，关联租赁交易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关联担保。如表3所示，海航集团的内部关联担保主要涉及海航控股、供销大集、海航基础、海航科技、渤海租赁五家公司，各公司为关联交易方提供的担保金额普遍低于其接受担保金额。例如，海航控股2018年接受担保金额544.86亿元，是提供担保金额164.31亿元3倍多，可见差距之大。尽管接受担保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被担保单位的授信额度，帮助其获得更多外部借款，增强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但是一旦被担保公司无法按时偿还债务，担保公司必须承担代偿义务，这会导致担保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从而诱发信用风险传染。海航控股作为集团内部核心公司，其接受担保的金额也较大。由于航空业务遭受“肺炎疫情”重创，海航控股的偿债能力不断下降，势必影响为其担保的关联方，导致信用风险传播。由此可见，关联担保也是信用风险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2.非直接接触传播相较直接接触传播较为明确的传染路径，非直接接触传播则存在较多不确定。由于集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享有共同的声誉，因此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可能是信用风险非直接接触传播的重要途径。当集团内某一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一方面会直接影响集团内其他公司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会使其利益相关者产生恐慌情绪。这种负面声誉和恐慌情绪积累传播，可能使集团内部公司信用风险不断上升。海航集团面临着声誉危机，特别是受肺炎疫情的冲击，变得更加严峻。2020年1月，海南航空缓发M5级别及以上干部所有工资，一线员工轮休期间不发放薪酬，并解雇了一批外籍飞行员；渤海租赁出售21架飞机，总价51亿元。紧接着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入驻海航集团，目的是彻底摸清海航债务状况，推进更有效的救助和重整方案。海航集团被“接管”“分拆”的传言充斥各类媒体。海航集团债务问题由来已久，2015年其资产负债率便接近80%，此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一方面，海航集团不断加剧的信用风险降低了其整体声誉，不利于内部成员公司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负面声誉不断积累，导致银行降低信用评级、收紧信贷政策，使得部分公司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此外，随着各类负面舆论在电视、报纸、自媒体、社交网络等的不断扩散，使集团的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产生了巨大恐慌，他们不仅失去信心而且试图撤离，这进一步加速了信用危机的蔓延。3.垂直接触传播垂直接触传播类似于“母婴传播”，其传染路径相对明确，即通过股权控制关系，信用风险由母公司传染给子公司，或者由子公司传染给母公司。其主要原因在于母子公司之间具有相似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两者联系紧密，一方遭遇信用风险，势必传染给另一方。在海航集团中，渤海租赁的控股股东为海航资本，海航集团又是100%控股海航资本。渤海租赁采取与海航集团相似的发展战略，不断实施大规模并购。2012年，渤海租赁收购香港航空租赁68.78%的股权，随后又并购全球第六大集装箱租赁公司SeacoSRL和第集装箱租赁公司Cronos。2016年开始，渤海租赁进入保险和证券领域，向多元金融控股平台方向发展。在持续融资、并购、再融资的模式下，渤海租赁债务不断增加，流动性风险不断上升。2020年，受肺炎疫情的冲击，“19渤海租赁SCP002”债券本息兑付存在不确定。此外，渤海租赁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率由-18.9%下降至-69.97%。由此可见，渤海租赁与海航集团类似的发展战略与经营模式，不仅是信用风险传染的基础，也是集团内部信用风险扩散蔓延的重要途径。

（二）海航集团信用风险传染管控

1.控制施险企业第一，优化融资结构。海南航空本身债务比例较高，加上“肺炎疫情”冲击，利润缩减、资金短缺，信用风险急剧上升。针对施险企业海南航空，应该合理安排融资结构，探索不同资金来源组合，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最大程度降低债务融资风险。第二，创新运营模式，主要致力于拓展混合运营模式，采取高密度布局、低营销成本、低管理成本、低票价，减少座位空间、降低座位成本等方式，有效控制运营成本费用，缓解运营压力。同时，通过对现有航空价格、服务流程优化改造，持续匹配旅客消费需求。第三，调整租赁安排。为避免租赁政策改变导致营业成本上升，应当探索新租赁方式，加强对租赁准则的解读，寻找降低公司风险的最优解决方案，如混合租赁、杠杆租赁等方式。此外，在不违背租赁准则的要求下，也可以签署期限短于一年的租赁方式，可以根据现有合同测算新旧租赁政策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选择最有利于公司发展的租赁手段。2.切断传播途径第一，合理控制关联程度。集团最终控制方应当全面梳理内部关联关系，合理把控关联程度，采用合适组织架构，避免集团内部企业由于过度紧密关联交易，导致信用风险加速蔓延。此外，集团还应加强非上市企业融资能力，减少依靠内部关联交易输血来支撑资金运转。第二，加速回归核心产业。集团企业过高的多元化程度，为信用风险传染创造更多途径。应当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从过度多元化到适度“归核化”，聚焦主业，建立集团企业核心竞争力，避免盲目投资行为。此外，适当出售部分难以管理且与航空业不相关的资产回笼现金。第三，有效减轻外界恐慌。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的恐慌情绪可能会使集团企业内部信用风险传播速度加快。要有效控制集团风险产生与蔓延，从根源上减少外部各种负面舆论，改善集团整体外部形象与声誉。3.保护受险企业第一，建立集团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第一步是审视内部环境，重点关注其风险阈值，即信用风险防御能力；第二步是识别信用风险，重点关注其可能的来源；第三步是衡量和评估致险因素的传染性，重点关注各类关联交易、负面声誉与恐慌情绪以及相似战略与经营模式造成的不利影响；第四步是制定应对措施，综合考虑成本和效益，采取包括风险回避、风险分担、风险降低以及风险承受等缓解信用风险传染；第五步是监控信用风险传染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传染监控体系，确保各项流程得到落实。第二，发挥产业协同效应。海航集团应当发挥航空、旅游、物流等板块的协同效应。建议将航空机场基础设施整合并入航空板块，将传统旅游与IT及互联网等深入融合，将传统物流与电商等产业有机结合。要注重IT产业发展，将IT产业与航空、物流、旅游等板块有效对接，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形成航空板块为核心的产业布局，除实业板块中非机建产业和资本板块外，其余均可与航空板块整合。通过发挥集团不同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公司风险抵御能力。

篇2

商业银行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加大其风险管控力度是关键所在。在稳健的经济政策下，银监会虽然公布商业银行劣质贷款在不断减少，然而涉及“股改剥离”政策的施行，到2010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劣质贷款高达2.3万亿元，劣质率高达24%。根据财政在区域性金融平台的投资项目中，供过于求的企业较多，房地产项目是其中之一，这一现象导致劣质贷款数额居高不下。以上现状表明，商业银行在面对只增不减的贷款问题时，需要加强风险管控，选择较为稳健的道路。

二、国内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控体制不完善

1.尚未形成正确的信用风险管理理念

首先，国内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对信贷风险管控认知不足，一味追求业绩，不注重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这无疑给银行带来无形压力。另外，他们只着眼于短期盈利，忽视了未来商机。最后，信贷风险管控理念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未在商业银行整个人才体系中全面施行，导致工作人员误入歧途。

2.缺乏信用风险管理专业人才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总体综合素质偏低：社会经验不足、法律知识欠缺、业务方式不当、没有管理分析能力。在工作过程中，工作人员责任感较低，未根据贷款要素对贷款人进行严格审核，缺乏及时处理并调整贷款类别的积极性，没有核实贷款要素是否如实填制。基础数据的不统一和不准确严重阻碍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制水平提高，即使是简单的分析工具也会导致数据出现质量问题，从而造成结果信任度低。也就无法建立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模型，无法把先进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运用到银行实际的信用风险管制中去。信用风险量度模型和技术落后是造成专业人才稀少的根本原因。

3.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法人构架不稳，董事会和监事会权利过于集中，不能相互制衡；其次，风险管制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影响风险管控的效果；最后是银行内部稽核部门没有独立性。我国推行贷款风险分为五大类，但存在很大缺陷：（1）主观性思维比较严重，贷款界限模糊，结果不一致；（2）对资产质量恶化的预估能力较低；（3）分类结果是粗线条分类；（4）利用带块五级分类计提贷款准备不能遮盖银行的信用风险；（5）五级分类不能区分借款人风险和债务风险。我国商业银行信用缓释方式单一不能够分散风险，各商业银行在抵质押率、后续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创建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全国尚未实施统一风险要素调整规定，我国拍卖市场不完善，质押品处理难度高，银行不仅仅承担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更是作为担保人承担责任。

三、加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建议

1.树立全面控制信用风险管理理念

在完善风险认知程度这一方面，不仅需要全面控制管理，还要注重部门全体人员的参与意识，强化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操作执行者的监管问责制度以及参与意识，以此达到增强内部评级体制治理有效性的目的，强化内部控制的目标。银行把分离且落后的业务同互联网结合，加强内部监管力度。银行需要规范员工业务操作，合理设计监管制度。杜绝银行内部犯罪，明确职能权利和责任。银行需要加强奖惩力度和监管考核，以此强化员工在工作中的执行力度。

2.吸收优秀的风险管理人才，培养专门的风险管理团队

银行利用相关待遇政策吸引优秀管理人才，并且调整团队构造，让团队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善于发现工作人员特长并且给予合适的岗位。与此同时，银行需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考核，使其技术和体制能够跟上时展步伐，更加不容忽视的是对员工风险意识和专业道德素质训练，以此保持体制的先进性和实用性。银行便能让整个人才系统随时保持在最优状态，员工素质得以提升，以此来降低信贷风险强度。

3.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方法

银行内部创建独立的审核部门，在贷款之后进行跟进工作，不定时对信贷等级进行复核，调整信用等级，还必须保持这个部门的独立性。除此之外，还需加强信息的管理，引入先进的度量模型和内部评级法。银行需要规范员工的业务操作能力，按流程办事，把奖惩制度完善化，加强监督体制，银行还要善于和银监会互相配合，落实相关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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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日益全球化和普遍化的背景下，保理、福费廷、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等基于应收账款转让的新型贸易融资产品迅速崛起，国际贸易融资风险也日渐复杂化，其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莫过于信用风险。

一、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本文由收集整理表现和特点

所谓的信用风险，顾名思义就是基于各种因素而不能及时、适当、充分地履行承诺的可能性。过去，在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有两种内涵，就法律视角而言，是债权风险，即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违约风险；在赊销过程中是指买方到期不付款（还款）或者到期没有能力付款，造成货款拖欠或无法收回的可能。无论哪种角度，都通常被定义为借款人不能按期还本付息而给贷款人造成损失的风险。

如今，从组合投资的角度关照信用风险，已不仅仅是单方面损失的问题，投资者（银行）的投资组合不仅会因为交易对手的直接违约而发生损失，而且交易对手履约可能性的变化也会给组合带来损失。一方面，一些如信用等级被降低、投资失败、盈利下降、融资渠道枯竭影响交易对手信用水平的事件一旦发生，公司的市场价值就会下降，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另一方面，现代资产估价和风险衡量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贷款等流动性差的金融产品的价值能得到更恰当和及时的衡量，其发生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可以及时地在资产估价中得到反映。故此可以说，现代银行在贸易融资服务中的信用风险应该包括交易对方的直接违约和其违约可能性变化而对银行产生的风险。

作为国际贸易融资中的关键风险，信用风险具有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一方面信用风险多数情况下取决于用款方向、借款人经营管理能力、借款人财务状况甚至借款人还款意愿等与借款人明确相联系的非系统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系统风险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贸易融资等信用产品的流动性差，缺乏二级市场，信用风险的观察数据少，不易获取。这两大特点的存在提升了管控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力度。

二、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探源

国际贸易融资本身涉及的领域、范畴、事务、层级繁多，其信用风险背后的影响因素也比较复杂，从整体来看主要由如下四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一）就国内环境而言，国人信用意识淡薄，企业信用制度不够完善

传统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缺乏信用意识酝酿的基础，有的只是朴素江湖义气。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初级阶段，普通的信用观念和意识依旧比较淡薄。特别是国有、集体企业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带着实用理性的思维向银行贷款，对如何还贷考虑不足，甚至没有认真正视这个问题。微观领域的忽视影响了宏观体制的构建，目前国内企业信用制度漏洞百出，问题贷款和资金比比皆是。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截至2000年末，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5家商业银行经过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犯140户，占改制企业的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虽然，近年的数据有所下降，但问题依旧相当严重。

（二）从国际环境方面来看，海外企业单位鱼龙混杂，信用情况也比较复杂

虽说以欧美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区域在金融信用方面的制度、法律支撑和信用意识等方面比较到位，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用问题，尤其是在其强势经济的地位造成的制度霸权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融资实际上存在着违背合理公平信用问题的因子，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下容易引起弱势经济区域企业组织的刻意恶意不守信用的动机。另外，欧美之外的亚、非、拉等其他区域，基于人文地理等方面的不同，在信用方面也存在着程度不一的问题，是滋生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温泉。

（三）就法律规程方面而言，担保法和票据法的冲突和缺陷是信用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

目前的社会和世界是法律社会，法律是规范国际贸易融资的主要武器，也是管控信用风险的重要依据。不过，信用风险也容易从法律的漏洞中产生，其中对此影响最大的当属担保法和票据法的冲突和缺陷。对于担保法，我国担保法第7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对保证人的义务及应有行为能力及义务没有进行明确规定，实际上是“担”而不“保”。对于票据法，由于各国票据法差异很大，在国际贸易融资过程中由于票据适用所产生的冲突不可避免，信用风险由此有了猖獗的空间和可能。

（四）就微观事件而言，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产生的直接因素

应收账款债权作为新型国际贸易融资的核心和法律基础，如果其转让中存在隐患，也就是说债权在转让的合法性和可转让性上存在问题，势必影响作为新型国际贸易融资的顺利进行。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违约风险与债权的合法性和可转让性直接相关，如果债权的转让人即出让方的债权不合法抑或债权不可转让，而转让

人却转让了债权，那么信用风险就应运而生了。

三、管控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的路径分析

对于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追求利润的企业或金融单位在实践过程中摸索出系列途径、方法和模式，其中切实有效且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最保底的原始对策

信用风险衡量标准。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管理的首要问题是信用风险评估，在此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具实践操作价值和公正意义的衡量标准的存在与否及适合与否，所以构建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衡量标准。对此，特定个体企业、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应该根据自身所涉及的国际贸易融资的具体情况，开发、完善、持续改进判断“违约与否”形成信用风险的分类评估模式的模型与方法，进而确立更为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衡量标准。

（二）最舒心的管控模式

企业信用评级管理。由于国际贸易融资的复杂性，信用风险衡量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始终具有滞后性及有限性等特点，一个更有效且贴现的管控模式是企业信用评级管理。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强化对借款人的信用进行动态管理，不但在交易发生时进行信用评级，在交易发生后也定期考察该贸易的进展及借款企业营业情况和财务状况，随时评价其信用等级。国际风险管理协会、全球风险协会、国际内部控制协会等全球性的专业协会及各国内审、金融、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机构组织应该注意关照各个企业组织参与国际贸易融资的表现，以权威第三方的角度进行信用评级，并定期公开评定情况，为相关组织涉入国际贸易融资作参考。对于我国，应该积极培育相应的信用评估机构，以便强化提升评定企业信用的话语权，为国内企业的国际贸易融资事务保驾护航。

（三）最得力的辅助手段

各种信用衍生工具。信用衍生产品是指以贷款或债券的信用状况为基础资产的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有违约互换、收益率全额互换和信用相关票据。信用衍生产品可增强银行调节和管理信用风险的灵活性，可使银行资产的纯粹信用风险可以上市交易，进而使得对信用风险管理有了直接的数据来源和市场参考。利用信用衍生工具将信用风险剥离出来，可避免将投资撤出或转卖对客户造成的不利影响，是管控管控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最得力的辅助工具。

（四）最直接的有效举措

出口信用保险机制。无论哪种方法和模式，在管控管控国际贸易融资信用风险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有限性，融资主体很难避免剩余风险的存在。对此，如果不想主动接受，可以求助于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借助于信用保险损失补偿机制，出口商收汇有安全保障，银行愿意提供资金融通，便于企业获得出口融资；通过投保信用险，出口商可以了解买家信用情况，加强应收款管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五）最彻底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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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西•贝克就风险和全球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认为这些风险促进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其风险不受空间､时间和社会的限制｡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的影响很好地诠释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银行由于亏损而收紧银根､严格控制信贷,企业面临贷款规模和期限收紧､利率升高､条件从严的难题,市场的流动性匮乏,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美国进口商的资金周转能力｡在危机面前,一些企业会想法设法从供应商那里寻求流动性解决方案,这使得与美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中国出口企业不仅海外欠款大幅增加,而且大量债权会随着美国企业破产而化为乌有｡次贷危机的蝴蝶效应使得远在大洋这边的中国出口企业感受到了唇亡齿寒,其引发的信用风险警示中国出口企业:发展对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必须要加强信用风险管理｡

事实上,中国的出口企业一直就面临着被国外买主拖欠货款的信用风险｡据商务部研究院的保守估算,中国企业被拖欠的海外商账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5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增加｡而次贷危机更是集中暴露出这种风险,次贷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成为了海外商账的重灾区｡以往信誉卓著的美国买主在次贷经济风暴冲击下也成了“老赖”,中国很多企业遭到美国企业的拖欠,不少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因此,在出口信用风险加大的形势下,出口企业要善于使用信用保险这种市场化的风险转嫁机制,以转嫁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信用保险可以为出口企业提供未偿应收账款保障,使企业免受买主过期拖欠债款或失去偿债能力所带来的风险｡通过信用保险,出口企业还可以获得专业的信用管理服务｡信用保险公司不仅能够对出口企业的客户的信用情况进行连续的监督,还可以依托其信息优势检查应收款项,或对付款和交货条件提出专业的建议｡另外,信用保险还便于企业融资,以应对买主拖欠货款所带来的现金流不足的风险｡购买了信用保险的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更为优惠的贷款条件｡为了控制风险,有些银行在提供融资之前,往往要求贷款人购买信用保险｡

来自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次贷危机的影响渐趋显著,美国买家出险相对集中｡今年1~4月,美国买家出险案件132宗,较上年同期增长10.9%;报损金额9301.76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0%;美国买家案件赔款金额689.72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4%｡可见,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美国买家出险案件､报损金额､案件赔款金额等指标都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这意味着那些购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与保障,有助于企业渡过难关｡因此,通过购买信用保险,出口企业就可以缓和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冲击｡

篇5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经济新常态下，既要充分认识到“三去一降一补”对银行业发展带来的长期利好，也要客观认识到具体落实带来的短期风险。身处江西省受新常态影响相对较深重的区域，如何加强信用风险防控，充分释放金融活力，已成为当前农行新余分行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银行业信用风险现状

（一）银行业信用风险现状

随着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及“三去一降一补”带来的短期影响，部分区域和行业信用风险显现，银行业整体不良上升。据统计，2015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7万亿元，不良率1.67%，全年新增不良达2014年两倍左右，且潜在不良贷款激增。中西部以及环渤海地区不良率正超越沿海地区，成为银行业新的不良贷款“重灾区”。

（二）农行新余分行信用风险特征

近年来，农行新余分行信用风险管控形势日趋严峻，呈现以下特征：

1.不良贷款上升快、增幅大。近三年，部分重点产行业客户关注类贷款转为不良，造成不良贷款持续快速上升，增幅达2500%。

2.行业集中度高，风险蔓延广。由于地方产业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造成贷款主要投放于光伏、涉钢、涉矿企业。随着经济下行期行业性风险暴露，已有13户涉钢、涉矿贸易客户进入不良。同时，风险逐渐向个人客户传导，至2016年9月末，个贷不良率0.25%，上升0.14%。

3.担保圈关联度紧、缓释压力大。涉钢、涉矿贸易类客户采用关联担保方式普遍，贷款金额占到担保圈贷款总额的近40%。部分借款人还款意愿及担保人的代偿意愿不高，且关注类贷款潜在风险大，以时间换取空间进行风险缓释的压力巨大。

二、信用风险成因分析

（一）经济扩张期部分客户盲目跟风、过度投资

在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的背景下，银行对企业信贷投放持续加大。由于资金宽松且资产价格不断攀升，部分信贷客户难以抑制投资冲动，转向房地产、矿山开采等领域。当经济下行时，资产价格暴跌、房地产销售停滞，造成企业资金链紧绷，财务成本加重，拖累主业经营，信用风险显现。

（二）经济下行期主导产业持续低迷

新余市钢铁和光伏产业作为两大主导产业，占规模工业比重一度高达78%。自2012年以恚受国内外复杂多变经济形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我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材价格低迷，当地钢铁行业持续亏损，与此同时，美国对我国光伏业进行“双反”，光伏产业遭遇寒流。

（三）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导致风险加剧

众多涉钢客户形成担保圈，且由于一个实际控制人控制着多家企业，以及各类民间借贷因素影响，将原本不相关的担保圈结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网，呈现出明显风险特征，即：风险成倍或几何级数式放大和快速传导蔓延，易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

（四）财务信息失真，造成客户风险识别不充分

部分企业存在着经营管理不够完善，会计报表不规范，财务信息不真实、不完整等情况，造成商业银行难以了解其真实情况，银企信息不对称，制约了商业银行有效决策。

三、信用风险防控策略

信用风险的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必须加强金融风险管控，缓释存量风险，严控增量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对商业银行而言，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加快优化自身业务结构，强化工作举措，建立起防范信用风险、提升发展质量、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效机制。

（一）立足地方，深挖信贷需求，加快有效投放

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重大技术装备、工业强基工程，以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文化旅游等重点产业为目标，深挖有效信贷需求。坚持“量小、户多、真实”原则，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确保实现“三个不低于”，即：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小微企业贷款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户数，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二）创新思路，强化举措，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

完善产能过剩行业名单制管理，对长期亏损、失去清偿能力和竞争力的“僵尸企业”，或环保、安全生产不达标且整改无望的企业及落后产能，通过债权人委员会等方式制定清晰可行的资产保全计划，尽可能地推动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或债务重组化解风险，减少破产清算。同时，积极为企业发债、上市融资等提供全面的资金撮合、财务顾问和债券承销等金融服务，推动企业优化融资结构，降低杠杆水平。

（三）严守底线，堵住源头，加大风险化解工作力度

视客户还款能力、还款意愿和经营前景，不简单抽贷压贷，灵活确定风险化解和处置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产能过剩行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的政策要求，加强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重点关注涉钢、涉煤、涉房地产、涉担保圈信贷客户风险，围绕最终实现化解风险的目标，采取减量授信，补充资产抵押物、追加客户股权、投资、存货、应收账款、在建工程抵（质）押等“一减六补”方式，持续缓释、降低风险。对开工率不足、经营性现金流为负、信贷杠杆率高等潜在风险客户，加强监测预警，防范风险劣变。对经营暂时困难但发展前景看好、还款意愿较强的客户，运用再融资、调整期限和利率等措施，或者采取第三方重组、并购、债务转移等方式，以时间换取空间，实现资产重组盘活，减少贷款损失。

（四）创新方式，多策并举，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

实行法人不良贷款“一户一策”，按照清收处置路径制定具体可行的清收处置方案，逐户开展资产负债核实工作，根据客户不同情况，用足用好现有政策，采取协商、处置抵押品、保证人代偿、诉讼及组合方式，拓宽风险化解渠道，提高不良贷款化解效率。对完全丧失造血能力，或存在逃废债倾向的客户，及时采取法律手段实施资产保全和诉讼清收，营造诚信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