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调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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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6)02(b)-0122-02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跨越经度最大的行政区域,同时也是蒙古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内蒙古草原的文明。蒙古人民历来非常的喜爱体育,具有极为丰富的体育资源,在我国体育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以及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内蒙古的经济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人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带来了极大地挑战和机遇。只有更好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保护,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治区经济的建设。

1探析内蒙古地区的在体育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1.1内蒙古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按照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进行区分,名录将体育项目列入到了杂技、游艺以及传统体育类别当中。并与2006年颁布的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共有518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游艺、杂技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共有17个项目,这其中就包含了两项内蒙古的文化遗产:达斡尔族的传统曲棍球以及蒙古族的博克。随后的2008年,我国推出了第二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游艺、杂技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共有38个项目入选,这次内蒙古则有3项体育项目入选,分别是鄂温克抢枢、沙力搏尔式摔跤以及蒙古族的象棋。由此可以看出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的单一化。传承方式的单一化,伴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加之经济等许多客观因素的干扰,使得真正传袭之人甚少;传承方式更为狭窄。

1.2内蒙古区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

目前,已经公布的第一批内蒙古地区的去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40项,其中游艺、传统体育以及杂技共计15项,分别是冰上阿日嘎,蒙古族搏克,蒙古鹿棋,鄂温克鹿棋,蒙古马耐力赛,达斡尔颈力赛,达斡尔摔跤,达斡尔扳棍赛,蒙古族赛驼,沙力搏尔摔跤,鄂温克抢“枢”,蒙古象棋,吉日格,诺日布,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2009年6月公布了第二批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该名录记录了111项,这其中内蒙古地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面共有扩展项目的名录27项,其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5项分别为达斡尔鹿棋,沙嘎游戏,走马驯养技艺,乘马射箭,啪日吉游戏。2011年12月公布的第三批内蒙古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45项,其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3项(如表1所示)。

1.3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凸显问题

1.3.1传承方式单一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类的非物质文化主要以言传身教以及师傅带的方式来进行传承。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使得本来很多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也获得了较大的改变。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较快,因此,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也获得了较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入城市进行工作和生活。农村本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途径,再加上随着老一辈艺人不断的趋势,而且因为相关的领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存在较大问题,这使得农村的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承严重缺失。1.3.2项目种类单一目前,内蒙古省拥有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区级23项,其中传统武术1项,摔跤2项。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该区域具有丰富的摔跤资源,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区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种类单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挖掘整理和开发。1.3.3政府法律保护力度薄弱进入21世纪后,内蒙古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的思想发生很大地变化,各地方政府也以发展经济为主,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重视不够,尤其是传统民俗文化。在这个方面我国的立法还比较的落后,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没有得到通过,虽然我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但公约并不等于就是国内立法。1.3.4缺乏资金投入民俗体育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在体育旅游以及相关的其他民俗旅游,民俗体育的发展对于当地的财政收入带来较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项目的历史价值与传承的意义更高,但是苦于得不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及相关措施的保护。对于其它的支持与保护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而支持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民间资本的支持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直接支持。通过分析相关调查分析,内蒙古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制定的近5年保护计划中,需要保护项目较多,需要资金数额巨大。但是总体情况不容乐观,资金到位情况不好。

2内蒙古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对策

2.1校园传承

教育时传承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而校园则是进行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场所。在校学生是文化传播继承的载体,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把体育非物质文化进行教学创新与发展,融入到体育教学的课堂上来。

2.2媒体传播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电视、网络以及其他的现行媒体的出现,也为人们更好地进行非物质的体育文化遗产提供了全新的传播手段。利用媒体的传播能够让人更好地了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在听觉上而且在视觉上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认识,而且再次背景下由于宣传力度的加大,这就在无形中提高了人们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

2.3法律保护

建立相关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规章制度,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合法化,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使的各项条例落实到实处,使保护开发者有法可依,为进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指南和方向。有了法律的保障,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提高大家的保护意识。

3结语

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但目前大多散落民间,已开发出的种类单一,保护意识不强,缺乏投入资金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可以通过校园传承、法律保护、市场开发、媒体传播等途径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使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保护,繁荣和丰富该区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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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匡腊英，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361021；张娜，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讲师，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G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2-0133-04

从1899年创办第一所华侨学校(小吕宋大清中西学堂)开始，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已经走过111年的历程。菲律宾独立后，自1955年开始限制华文教育，华文学校面临着限期“菲化”的命运，“菲化”之后的华文教育呈衰落之势。至1991年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简称“华教中心”)成立，华文教育方又萌发出勃勃生机。特别是最近十年，华教中心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学生到中国参加华文培训，还会聘请大量中国教师和志愿者到菲律宾培训当地的教师和学生，菲律宾涵盖社会、家庭与学校的华文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2010年3月底，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组织了陈永栽先生资助下的“菲律宾华裔学生暑期华文进修团”来到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接受为期七周的汉语言文化培训。作为华文教育的一线工作者，我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向这期进修团的466位学员发放了问卷，以便能够直接了解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的语言使用现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就研究样本、反馈结果等方面加以分析并进行粗浅的理论探讨。

一、研究样本

这次调查共发出问卷466份，收回有效问卷466份。有效率100％。从调查样本的性别来看，男生205名，占总人数的44％；女生261名，占总人数的56％；从调查样本的年级来看，小三1人，占0.2％；小四13人，占2.8％；小五52人，占11.2％；小六70人，占15％；小七19人，占4.1％；中一115人，占24.7％；中二129人，占27.7％；中三57人，占12.2；中四10人，占2.1％。

调查并非随机抽样，但此次华语进修团的学员都是自愿报名，来自不同的学校，随机性较大，本次调查也因此具有了随机抽样的性质。学员的年龄从10岁到19岁，最高学历为中学四年级，最低学历为小学三年级；学员来自27所中小学。466位学员中，454人为菲律宾华裔，9人为大陆人，1人为台湾地区人，1人为香港地区人，1人为美籍华人。祖籍均为福建，分别来自菲律宾的27所中小学，包括光启学校、义德中学、基立学院、圣公会中学等，故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结果能相对准确地反映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某些侧面。

调查问卷由以下四个栏目组成：学员的基本情况、菲律宾的语言环境及学员的语言使用现状、学员的语言认同、学员的华文学习动机。

其一，学员的基本情况：中英文姓名、性别、年龄、国籍、祖籍、学历、就读学校名称。

其二，学员所处的语言环境及语言使用现状：包括教材编写采用语言、华文课堂所用中介语、学校课外交际语言；家庭主要交际语言；主要社交语言、口头交际与书面交际中使用华文的频率等。

其三，学员的语言认同：对华文的看法；与人交际时的语言选择倾向。

其四，学员的华文学习动机：个体自愿还是父母安排；融入性动机还是工具性动机。

二、反馈结果与分析

(一)学员所处的语言环境、语言使用现状

从表1可知，华文语言环境是影响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学习华文的重要外在因素，主要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所提供的语言环境。从表1、表2的统计足可看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的华文语言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母语大多是闽南话，次之为英语；在家庭中的主要交际语是闽南语，然后是英语和菲语；主要的社交语言是英语和菲语；与同学交际主要使用英语。华文教材虽然绝大部分用华文编写，但课堂上教师的中介语中却掺杂了不少英语和闽南语，无法创造地道的华文交际环境。综上所述，学生在家庭中、在社会上都缺乏普通话的语言环境，在日常交际和写作时运用华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只有在华文学校才有较多使用普通话交际的可能。

由表2可以看出，菲华学生学习华文主要是通过学校(44％)，与家人及朋友聊天也是很重要的渠道(35％)，由此可见华文学校之任重道远，如何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法，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以有效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将来努力的方向。

(二)学员的语言认同与华文学习动机

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在学习华文的重要性与实用性方面，有令人欣喜的认知。有高达78％的学生认为普通话应该与菲语、英语等在菲律宾社会共存下去；88％的学生认同华人应该学习华文；同时，720％的学生不认同学习华文是浪费时间；85％的学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中文有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前途。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学生在认知与行为上的矛盾，因为在交际中，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英语和菲语与人交流，只有9％的学生选择使用普通话交际。

与学习动机相关的统计更令人忧虑，高达73％的学生不喜欢学习华文；将近八成的学生觉得华文很难或比较难；仅仅10％的学生学习华文是出于个人喜好。这也反映出这样的现实：生长在菲律宾的年轻一代华人很大部分并不热衷学习华文，对华文教育也很淡漠。或者可以说，这并非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海外华人后裔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许多孩子的求学都是基于父母的安排，青少年学生本身的认识往往只是把学华文作为工具，为了将来能找到工作，为了繁荣家族的生意。他们对待华文的态度和先辈们已然迥异，虽然在父母的压力下或多或少接受了一些华文教育，但是多数人已经丧失了其祖、父辈当年对于汉语、汉字的高度热情。

以开放式问题进一步探究学生不喜欢华文的原因，大部分认为华文很难，又缺乏交际需要，学习华文大多是遵从父母意愿，迫于家庭压力；而愿意学习华文的动机则主要出于功利性考虑，华文很重要，能够增加将来的职业竞争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未来需要和中国人做生意等。和较低的学习意愿相对应，认为自己华文水平不好或很差的学生高达60％，如此低的对学习效能的自我评估，也从侧面说明缺乏内在动机的学习是很难产生良好效果的。

三、理论探讨与华文教育对策

上述调查及反馈结果反映了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华文教育中的一些现状，华文语言环境不尽如人意，学生能够得到的操练机会不多，言语技能未能得到有效的培养与提高，使用华文进行交际的场合

很少等等。

第二语言教学如果不是在目的语国进行，语言环境始终是突出的问题，在此境况下，课堂教学是学生习得目的语的主要场所，教师的课堂语言应该尽可能真实地道，尽可能少地使用中介语，否则学生就得不到足够的目的语语言输入。从问卷反馈结果来看，菲律宾华文教育的课堂语言环境也是亟待改善的。此外，课堂操练中的交际场景纵然尽可能模拟真实，但毕竟只是交际的仿造品而非交际本身，在课堂上学习往往是学习和练习的对象，而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个体才是真实交际的参与者，这也是课堂教学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基于此，我们还必须重视家庭与社会的语言环境，这才是最自然的最真实的言语交际的场所。在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之前提下，多开展与华文语言习得和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班级集体活动、多进行家教联系，将华文教育的课堂延伸至家庭、社区、社会，扩大华文习得的课外场所，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菲华年轻一代在心理上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仍感认同，行为上也受到汉文化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影响，但是对祖籍国的情感日渐淡漠、华人气息渐行渐远也是事实。尽管如此，菲华青少年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对于中华的传统习俗仍有很高的认同感，闽南话和普通话在家庭与华人社团的交际中也仍有一定的使用率，针对华裔子弟的华文教学在菲律宾即是第二语言教育，也是一种特殊的母语教育，从培养中华文化情结、缩短与所学语言的文化的心理距离入手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语言学习动机指的是学习者学习某种语言时的愿望和推动力，它是个体发动和维持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学者们对于动机有不同的分类，于语言学习而言，动机可分为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前者是指个体对于目的语群体抱有特殊兴趣，或者想得到这种语言群体的赞赏和期望，进而期望参与或融入该群体的社会生活；后者则指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与人沟通、社会升迁、功成名就等实质上的功效。心理学研究表明：具备融入性动机的学习者较少受到外界影响，能更好地进行语言学习。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融入性动机，应当成为菲律宾华文教育的重点。现状无疑是让人感到遗憾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对华文感兴趣的并不多，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意愿也很低。在感兴趣的这个群体中，也大部分是出于工具性动机。

在实际的华文教育过程中，依据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切合华裔青少年的心理特点，遵循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规律，改变以分数为主的评价方式，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当能产生良好功效。

[参考文献]

[1]杨启光，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日常用语及其文化认同探析[A]，李如龙，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c]，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2]章卢芳，卢飞斌，菲律宾华裔中学生族群文化认同调查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廖赤阳，黄端铭，杨美美，菲律宾华人学生文化背景与认同意识的调查[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2)

[4]卢伟，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华语教育个案调查与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1995，(2)

[5]吕必松，华语教学讲习[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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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巴蜀文化的发源地，具有独特丰富的自然环境和民间民俗文化。在各族人民的劳动创造中孕育出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在自身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精髓。经过发展和传承，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形成了包涵内容广泛，艺术价值高，知名度高等特征。

（一）调查目的

重庆主城区拥有众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资源丰富。该调查通过专家调查问卷、实地访问等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重庆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其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其目的是确定重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存量状况以及类型、分布、规模和开发程度，并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等相关研究提供基础的数据资料。

（二）调查对象

根据学术界对于旅游资源普遍认同的范畴，对重庆市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甄选，确定了重庆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调查的对象为木洞山歌、接龙吹打、小河锣鼓、车灯、四川评书、四川扬琴、四川清音、川剧、川江号子、蜀绣。

（三）调查方法

首先，通过实地考察法了解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种类、特色以及分布情况，之后，采用专家问卷调查法，向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对调查对象有深刻认识和研究的专家进行调查，获得详细的资料，统计相关的数据，为之后的赋分评价提供参考。

（四）调查流程

本次的旅游资源单体调查表采用统一的评价量表，然后进行评分，得出旅游资源单体的得分并评价其所处的等级。本次调查在充分收集和参考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后进行实地考察，专家问卷调查主要集中在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6月20日，对相关专家进行访问，并对记录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为评分打下基础。

二、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基本类型

（一）旅游资源分类

我国学术界根据各级政府和单位申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划分了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重庆主城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有两个大类和四个亚类，如下表1。

（二）旅游资源类型构成

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构成以及占重庆整个区域的比例，如表2所示：

由2表得出，重庆主城区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重庆直辖市范围内所占的比例较高。

（三）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分析

1、旅游资源数量种类较多

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有10项，其中都较为著名且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强（表1）。重庆主城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有2大主类，4个亚类，占全市标准数目的比例较大。由此得出，重庆主城区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数量较多，种类繁多。

2、旅游资源历史悠久

重庆主城区的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众多项目都是发源于古代，传承至今。如木洞山歌，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经过历史的演变，至明清时期演化形成木洞山歌。接龙吹打最迟在明代末年形成，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演变，至今形成自身独特的曲调和内容。四川评书、四川清音、四川扬琴经过明朝时期的发展和传承，在清代的时候盛极一时，拥有大量的听众。蜀绣在三国时期就已驰名天下、世人皆知，被视若珍宝，更有寸蜀寸金的说法。川剧早在唐代就有“蜀戏冠天下”的名声，清代年间吸收各家戏剧的精髓，揉百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

3、旅游资源根植于实践生活

重庆主城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多为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和曲艺类的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是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积累产生的，在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上与人民群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能与人民群众在情感和精神上产生共鸣。与人民群众的劳作有直接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川江号子、木洞山歌、小河锣鼓等，它们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重庆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都是来自民间的生产和生活，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4、旅游资源雅俗共赏

重庆主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内容丰富，知名度较高。部分项目长期活跃在舞台上供人们欣赏，根植于人民群众的非遗文化不仅传颂于百姓的口中，更在舞台上发挥其独特的魅力。川江号子扎根与底层人民的辛勤工作之中，是船工们的呐喊声。在“印象武隆”中川江号子气势雄厚、震撼人心，让观众陶醉其中。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艺术形式在巴蜀大地上得到和谐的相处。四川清音、四川扬琴较之显得娴静温柔，扬琴的音色清丽婉转、悠扬动听，适合演奏活泼的乐曲。从古至今多少文人雅客、普通百姓在一杯清茶的陪伴下，惬意的聆听着，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放松和舒适。

三、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

（一）主要旅游资源评分

采用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评价标准，旅游资源的评价共100分，主要分为 “资源要素价值”（总共85分。其中含观赏游憩使用价值30分；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25分；珍稀奇特程度15分；规模、丰度与几率10分；完整性5分）、“资源影响力”（总共15分。含知名度和影响力10分；适用期或使用范围5分）和“附加值”（分正分和负分，主要是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三个部分。

按照旅游资源评价赋分标准表，对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评价，其评分结果见表3。

由表3得出，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的得分较高，其中观赏价值普遍得分高，但是知名度得分差异较大，完整性得分不高。

（二）旅游资源等级划分

采用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评价标准，对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评价，评价等级如下表4所示。

由4表得出，重庆主城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旅游等级较高，旅游资源的品质优良，可开发程度高。

（三）旅游资源总体分析评价

重庆主城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等级较高，2个五级旅游资源、4个四级旅游资源、3个三级旅游资源。重庆主城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还未达到应有效果，形象不突出，不完整，没有合理和可持续的的旅游开发体系。整体上还严重缺乏重视和保护，需要各方面的保护。

四、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建议

（一）加强文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随着新世纪现代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巨大的社会变化使得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岌岌可危，许多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因此加强对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显得尤为重要。重庆主城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较之其他自然资源显得较低。所以需要重庆市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与非遗文化相关的文化活动，创造一个非遗文化与百姓生活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媒体宣传，举办走近非遗文化的体验和观摩，向人民群众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演变和精神内涵。此外，还可以充分结合非遗文化与民族传统节日的关联，加深人民大众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度，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从而在重庆市内形成良好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二）突出巴渝特色，创建崭新形象

巴渝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但是在游客心中的印象却不突出，在打造重庆旅游形象和口号时，加入文化元素。例如重庆的朝天门和瓷器口的码头文化，与川江号子是密不可分的。在重庆码头文化的宣传时，可加入川江号子的发展历史。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了解非遗文化。重庆的麻辣火锅闻名全国，在火锅店中加入文化宣传栏，让人民了解火锅的由来和背后所产生的文化。因此可以在各方面打造重庆文化名牌。因此在未来的重庆旅游形象建设工作中，可融入具有巴渝韵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接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用心体验到巴渝雅俗共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整合市场优势，创新旅游形式

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要重视和认清市场需求，满足游客求新、求奇、求特的心理。 可打造新的旅游形式，让游客不仅游览和观赏景点，还可以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和表演中去，切身体验和感受非遗文化，如游客在游览瓷器口古镇时，可以去茶楼聆听评书，在抑扬顿挫的语调中，感受评书的嬉笑怒骂；另外游客可前往重庆市曲艺团里不仅可以欣赏四川扬琴、四川清音的表演，还可聆听国家级传承人对非遗文化的学习历程，感受文化的传承。此外，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时，应积极结合重庆周边的旅游资源，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线路。

篇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是一种容易随时代变迁而被湮没的文化记忆。非遗的无形性使得它的传播需要借助于物化的载体，即空间载体、物质载体、人员载体。寻求合适平台，激发大众参与，对非遗的传播十分重要。城市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BusinessDistrict，缩写为RBD）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形态之一，在城市旅游和文化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RBD面临着文化特色不突出，满足不了游憩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困境。那么将非遗文化引入游憩商业区，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就有可能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双赢，保护与开发的共生。

民众既是非遗的创造者，又是非遗文化的传承者，所以在非遗的保护中应该居于主体地位。民众的文化自省、自觉并主动地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对于非遗保护效果影响极大。所以，在将非遗引入游憩商业区中，需要调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维护他们的利益，并激发游憩者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推动RBD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二、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最早由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提出，该理论最初应用于公司治理。1984年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为人们广泛接受：“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在这个定义中Freeman强调企业与个体或群体间“影响”的双向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

在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活动发展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商业经营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包括游憩者。因而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RBD更好的传播，需要照顾到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发挥他们的主体参与作用.

三、实现路径

（一）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明确强调：“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在游憩商业区内的传承者，既包括国家认定的传承人，还包括RBD内专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手工艺品体验馆的工艺师，非遗商品店的商户，非遗饮食的制作者等。文化自信是指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传承者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才会更好的将他所传承的文化向大众进行传播。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传承者是否热爱自己所传承，传播的文化，以及是否具备将这种文化解读，传播，甚至营销给游憩商业区内的游憩者的能力，对于非遗的传播效果影响很大。

所以，应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其实，对于非遗文化产品开发的过程，就是提升传承者文化自信的过程。在传统生存环境中，许多非遗文化传承者无法靠非遗维持生存，非遗文化面临无人问津的局面，而通过对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非遗得到了市场认可和许多游憩者的喜欢与认同，传承者的文化自信也就得到了提升。所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合理和深入开发非遗文化产品。

（二）深化游憩者的文化体验与文化自觉

游憩者既是非遗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同时也可能转化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甚至是传承者，他们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对于外地旅游者而言，他们可能首先是非遗文化传播的受众，但通过参与非遗活动项目，可以增强他们对非遗文化的了解，认知，进而发展为主动进行传播，如果兴趣足够浓厚，也有可能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对于本地游憩者而言，非遗文化的生存土壤本身就在他们中间，非遗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本地游憩者通过非遗游憩活动项目的参与，可以深化他们最自身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更有可能进行传播，传承非遗文化。

然而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憩者是否会传播，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憩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非遗活动项目，他们获得的体验感受如何。如果感知深刻，感受美好，那么就极有可能推动其对非遗的传播，传承。如果体验肤浅，那么就不会增强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就目前游憩商业区内游憩者的活动而言，根据游憩者融入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体验分为三种，也就是表层体验、中度体验和深度体验。表层体验主要存在于传统的观光中。游憩者往往是走马观花地观光，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没有真正近距离地参与到游憩项目去，也就难以获得独特而难忘的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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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1-0054-03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行动，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使命。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地方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推动地方非遗的保护进程。

1桐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桐乡市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文化底蕴深厚，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古镇文化等交相辉映，石门罗家角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新地里良渚文化遗址有目前已知的全国良渚文化时期最大部族墓葬群。桐乡文化名人辈出，吕留良、茅盾、丰子恺、金仲华、钱君、徐肖冰等文化名人在这里诞生，拥有“文化之邦”“漫画之乡”“摄影之乡”“书法之乡”“篆刻之乡”等美誉。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桐乡市政府近年来提出“围绕人文名城建设，服务文化繁荣，共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指导方针，非常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2012年，根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桐乡市政府成立了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全市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科研编纂和管理等工作。截至2016年6月，桐乡市拥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蓝印花布印染技艺、高杆船技、含山轧蚕花）、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项、嘉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3项。桐乡市通过搭建实体场馆、非遗传承基地等形式，多角度、多形式开展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全市建有1个非遗馆、7个非遗传承教基地、2个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3个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2个非遗保护生态试点区，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地――乌镇非遗经典景区，内有各级活态非遗项目达三十多项，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

2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目前，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途径主要有文献收集与整理、非遗特色馆藏、主题活动推广、传承人进校园、展览、知识竞赛、非遗特色数据库网站的建设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青海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地方名俗节庆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内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开展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海南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海南历史文化博物馆，用于保存和展示与海南非遗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名俗实物等[1]；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粤西非遗资料库，对粤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艺等16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2]；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为非遗文化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3]；吉首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湘西非遗名录文献，开展了湘西文化研究[4]。

纵观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不论从选题、资料收集、人才培养、文化宣传、非遗特色馆藏等方面都趋于完善，但也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图书馆在收集地方非遗资料时会面临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因为非遗文化来源于生活，分散在民间。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会利用“文化遗产日”“地方民俗节庆日”举办非遗展览，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类似的宣传模式比较雷同，效果流于形式。

3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措施

浙江传媒学院于2011年成立桐乡校区，桐乡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学校的研究者开启了新领域。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有责任在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搭建地方文化研究平台。

3.1非遗特色馆藏建设

非遗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图书馆从业人员在资料的采编、组织、数字化服务的提供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高校更是拥有相关的非遗研究专业人才，在资料的挖掘、整理、保存、数字化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搭建一个非遗特色文献资源体系。围绕各级地方非遗名录，收集名录的基本信息、传承人信息、传承人口述历史、传承人纪录片、抢救性挖掘资料、保护与传承情况等的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是非遗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情报检索方面有一技之长，但在地方文献的获取方面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单靠一家或几家高校图书馆无法完成非遗的普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在实践中探索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遗保护部门间的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将图书馆、地方博物馆、地方非遗保护中心等地方文化机构统一纳入非遗资源采集网络系统，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桐乡校区图书馆还成立了专门的非遗项目团队，委派专人负责对接地方文化机构，带领师生团队走出图书馆，深入街道、镇、村，开展走访非遗传承人、调研地方民俗、挖掘非遗文化历史等活动。经过多年的资源积累，目前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已经设立了非遗特色馆藏实体馆，对桐乡地区的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曲艺、民间美术、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12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资料包括书籍、图片、音视频、实物等，同时对原有非遗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基于Web的地方非遗特色数字资源库，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将传统的静态展示延伸到互联网平台，建立互动性、开放性的图、文、声、像并举的非遗数字博物馆，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

3.2非遗宣传教育

非遗文化环境的营造是在高校中开展非遗文化宣传的首要工作。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通过举办非遗展览、“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辩论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高校图书馆内营造文化氛围，提高读者对非遗的认知、关注和保护意识，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促进非遗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与传承。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利用区域办学优势，与桐乡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建立长达五年的合作交流，目前已成为桐乡市设在大学层次的“非遗教育基地”，在“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中相继开展了“桐乡故事”系列展览，桐乡竹刻、书刻、核刻、麦秆画、剪纸、蛋画、灶头画、花鼓戏、乌镇姑嫂饼、定胜糕、蓝印花布印染等一大批优秀的非遗项目走进大学校园，让传统艺术邂逅现代大学文化，碰撞出激情与火花。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通过举办大学生非遗辩论赛、“美丽桐乡，美丽非遗”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大学生自主参与非遗文化学习，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氛围。

3.3非遗人才培养

随着近年来的文化热、文化遗产热，各高校中与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越来越多，目前，全国有50多所高校开设了文化遗产专业，高校对非遗人才的培养走向专业化，但还不够成熟，非遗教育呈现出“散而乱”的局面。重庆文理学院牟延林等人认为，非遗教育应以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性、传习性和拓展性非遗课程相结合的观点[3]；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主张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应将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课内教育应将专业教育与普遍教育相结合[5]；兰州文理学院徐凤提出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唤起大学生的文化保护意识，专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非遗保护单位的从业人员和非遗传承人[6]。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面向师生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按照学生的专业特点开设非遗技艺传承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开展面对面传承教学，有效促进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当前非遗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比如：图书馆与桐乡市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桐乡市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司合作，面向该校服装设计专业开设“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课程；与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合作，面向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开设竹编、麦秆画、竹刻、剔墨纱灯等创作型课程，该院学生具有良好的美术功底，能较好、较快地掌握这些传统技艺；将“巡展式”的短时间非遗体验活动拓展为一门相对系统的非遗课程，能让学生全面掌握非遗项目的制作工艺过程。同时，图书馆在引导学生创作过程中结合专业素养，融入自身对非遗项目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提升现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悟，进而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目前已开展了6个学期，每学期开设2门课程，累计接受培训学生超过500人。

3.4非遗社会实践

大学生只有走出校门，深入民间，对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传承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非遗传承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深入基地对非遗文化进行亲自体验，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神奇魅力，认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社会实践获得的图片、音视频、文字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可以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收集整理的重要补充。为提高社会实践的针对性，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联合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按照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的整体工作部署，设置暑期社会实践非遗专项项目，组织大学生实践小分队对不同的非遗文化进行实地调研。这种高校与地方联动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利用地方各级文化部门的资源，有利于学生深度挖掘地方资源，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

3.5非遗学术研究

高等院校应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指导及咨询服务。浙江传媒学院拥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基地内有多位文化研究专员，基地每年承接省内大型非遗保护项目，同时面向学校设立10个研究项目，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非遗学术研究氛围。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目前已经建立了桐乡地方特藏库和非遗特色资源库，同时拥有一支地方文化研究队伍，为相关项目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实践保证。

4结语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立足地方文化，同地方公共文化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实践活动，建设非遗特色馆藏，开展宣传教育，搭建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及传承。

参考文献：

[1]王贤芬.整合海南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海南记忆网：以海南大学图书馆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0（5）：45-48.

[2]林晓华.粤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型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5（12）：29-32.

[3]牟延林，谭宏，王天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路径：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11（1）：90-95.

[4]朱长菊.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校图书馆的作用：以湘西自治州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5）：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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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积极申报各级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工作。争取和利用资金，为部分非遗项目拍摄抢救性影音资料、购置服装乐器道具等，改善其传承环境。组织包括展览展示、传习体验等方式的“非遗进校园”活动，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和技艺。组织不同层级的非遗项目参加各地的展览展示展销等系列活动，将我市非遗文化以多种载体和形式进行传承和宣传，提升我市非遗文化知名度。

（三）积极引导和推动文化产业良性发展。

走访调研文化产业，及时掌握企业情况，积极引导企业良性发展。利用好现有上级政策，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积极申报各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园区，争取文化产业扶持资金及上级优惠政策补贴。按照上级要求，积极组织我市重点文化产业企业及特色项目调研、参展，学习先进，转变观念，寻找合作平台，增加企业文化附加值。

（四）进一步提升旅游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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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6年底成立了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2010年出台了《茂名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申报评审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茂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立了非遗科，开展非物质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茂名市专家委员会和市际联席会议制度，规范了项目和传承人申报体系。此外，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和相关制度。茂名市已经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保护体系，非遗保护工作逐步全面、规范、细致。木偶戏、信宜镇隆飘色、八音锣鼓、小良横堂班等项目往往与年例“捆绑”在一起。在每年的年例期间，这些表演穿家走巷，是老幼耳熟能详的助兴节目。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深入人心，是群众心中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合江梧村庙会和合江龙舟也类似，成为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一种生活习俗。当习俗成为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一种生活习惯，这些习俗也就容易相互依存地代代相传。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等方式。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保护的方式也因具体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玉雕、传统中医药文化（化橘红中药文化）、化州拖罗饼制作技艺、信宜竹编技艺、笪桥黄瓜干制作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依靠企业，有的依靠个体户经营，在经营利润的支持下，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高州木刻画和缅茄雕刻利润微小，习学时间较长，市场需求较小，精通此技艺的人并不多，但是由于在省内享有一定名气，经常应邀参加省级、市级的工艺大赛，在名誉和微薄利润的支持下，也得到保护和传承。但一些传统舞蹈，在保护传承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化州跳花棚是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也屡次在表演中获得嘉奖，荣誉的光环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了这一民间艺术。而其他的传统舞蹈很难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很多时候需要年轻力壮的青壮年去表演。在毫无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表演纯粹成为了一种兴趣，难以持久激发年轻人表演传承的积极性。山歌民歌也存在这种状况，目前，愿意学习山歌民歌的年轻人较少，而保护传承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的方法是后继有人。

二、茂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设想

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目繁多，各具特色，保护措施应该“因类施护”，根据不同的类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遗文化的保护现状，我就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五点建议：

（一）文化部门应该多挖掘、多发现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非遗文化散落民间，在没有被发现之前，非遗文化只是默默无闻地存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种民风习俗，或者是艺人赖以生存的手艺，或者是家喻户晓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传统小食的制作技艺，或者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民间故事……有发现，才有闪光，才有未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只有社区，群体或个人才能决定什么是他们的遗产”，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人民群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要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承认、认可、拥护。只有多下基层，多调研，多与群众沟通，多思考，精心挑选，细致辨别，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遗文化的发展实况和脉络，擦亮茂名文化这张名片。

（二）完善非遗项目保护机制。各级文化部门应该完善非遗项目的档案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在过去，活在当下的文化。非遗的根源和传承状况需要各级文化部门深入基层探索、整理、建立档案资料。在分析非遗的实际状况后，各级文化部门还应该建立科学的保护规划，有效地指导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

（三）社会各界应该多为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地方人民生活轨迹的间接体现，是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优秀文化传统是地方人民群众的荣誉。历史痕迹需要保护，非遗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社会大型活动等应该多关注非遗文化，为它们提供展示平台。特别是表演类项目，有展示平台，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展示平台，单纯地靠文化部门的保护，犹如有条件的“救济”，勉强填饱肚子就不错，长高长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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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柳书是2008年由山东省菏泽市申报的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口述史最先于20世纪出现在美国，作为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也被我国广泛应用于非遗及其他各人文学科领域中。莺歌柳书在发展过程中遗留资料较少，且目前是濒临消失的状态，好在传承者们的居住区域相对集中，故笔者以传承人口述史为视角阐述莺歌柳书的现状。本文口述史材料基于对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多次采访整理而成。

一、莺歌柳书发展历史

“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中国曲艺集成•山东卷》（下）中说：“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但从目前尚存曲目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②；李梦华老师也在《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一文中论述了莺歌柳书可能存在的五种流变，其一就是莺歌柳书是由明代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但从曲调唱腔对照来看，已难看出两者联系③；何丽丽在其博士论文《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④从伴奏乐器、节奏、旋律及旋法等多方面论证曲艺类莺歌柳书完全是柳子戏【莺歌柳】的简化版，两者的联系是紧密的且是显而易见的，了“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说法。笔者翻阅大量专业书籍坚持莺歌柳书是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的观点。菏泽地区最早的莺歌柳书艺人是清末民初曹县仲提圈的张瞎子（1848--1928），其弟子为曹县张保亮和定陶曹志田；曹县张保亮的再传弟子为曹县郑庄郑玉昆（1904--1976）；郑玉昆晚年又将莺歌柳书技艺传授给曹县郑文祥和菏泽的高志军、平。第二部分莺歌柳书的发展现状将以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口述史为主，并参考笔者的多次田野调研。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整理均为笔者在2020年9月至11月末完成。为叙述方便，口述史不以问答形式呈现。

二、莺歌柳书的现状

笔者于2020年11月30号至菏泽市曹县郑庄乡寻找藏匿在民间唱莺歌柳书的老艺术家——郑文祥老先生。寻找过程算是顺利，据资料显示郑文祥先生1946年或1950年生人；笔者找到年纪相对大的老乡询问，大家对郑文祥先生很是熟悉，大家都知道街上有个唱曲儿的先生。见到郑文祥老先生很是亲切，家里非常朴素，像大多数曹县农村家庭一样，不同的是先生家里摆放了几张很显眼的关于莺歌柳的证书和奖书。郑先生今年高龄73岁，由此看来网上资料不准确，应是1947年生人；老先生自谈有个乳名儿“刘根儿”，街上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喊。郑先生8岁开始学习莺歌柳书，其老师是曹县邵庄镇郭庄的郑玉昆先生（现已离世），在这期间也学习了山东琴书，且郑玉昆先生也只有郑文祥先生这样一个学生；郑文祥先生20多岁的时候，由于家庭和生活原因，就不经常学习和演唱曲儿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9年，2008年莺歌柳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11月，菏泽市文化局命名郑文祥先生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山东省文化厅命名郑文祥先生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市政府和省政府层面开始对莺歌柳书重视起来，在莺歌柳书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后多次邀请郑文祥先生录制莺歌柳书，对即将消失的这一曲艺文化施行抢救性的保存；而且每年会给传承人六千多元的补助。老先生说08年09年那会儿孩子们正好也稳定下来开始自己的生活，他和老伴儿可以享受日子了。据郑先生描述，他的老伴是给他伴奏最多的，老伴拉曲，他唱曲；老伴刚开始不会拉弦，耳濡目染加上他的点拨，日子久了便无师自通了。郑先生说经常载着老伴到曹县的广场和公园里一晌一晌地唱，冬天冷了便唱得少，也有好多围观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他都会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有时候唱莺歌柳书时间久了会随性改口唱段山东琴书，就这样反反复复唱，也不会心生厌倦，觉得让大家听到传统曲艺自己心里也特别开心。笔者总结：郑先生平时演出和休闲演唱的曲目都是传统留下来的，在这过程中没有创新，更没有关于莺歌柳书的创作班子；郑先生教学生也是倾囊相授，那么目前看来，莺歌柳书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目前保存的算是“原汁原味”。郑先生中间收过很多个学生，但坚持下来并唱得地道的只有平老师一个人，其他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不会唱曲儿了。现在莺歌柳书的传承人只有两位，一位是73岁高龄的郑文祥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学生——54岁的平老师。两位传承人老师都在尽全力寻找下一代传承人，唯恐莺歌柳书在此出现断代的情况。

三、存在问题的梳理

（一）莺歌柳书濒临消失。莺歌柳书在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辉煌过，也曾萧条过，目前已经接近消逝，主要体现在这一曲艺形式面临无人传承的状态，不禁引发思考，存在200年之久的莺歌柳书为何在我们这个时代濒临消失？（二）传承人严重缺乏。经笔者了解，菏泽当地高校菏泽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早在2014年便让学生学习并演出莺歌柳书，并在平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将《偷诗》搬上舞台，但此后并没有学生坚持下来。没有学生自愿长期学习这一曲艺形式，是目前莺歌柳书存在专业传承人较少的主要原因。（三）群众被隔离。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当地人对于莺歌柳书是处于完全不了解的状态，在很多人心中更是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但莺歌柳书目前少有社会参与，当地人对当地的宝贵文化没有熟悉的认知；也就是郑长铃老师所提出的“民众被隔离”。民众被隔离，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保护终究是无根之木，事实上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⑤民众参与进来，让更多青少年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学生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熟知当地非遗文化是当前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四）精神财富不被重视。莺歌柳书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已经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有了隔阂与距离。隔阂越大，距离越远，消逝的速度便会越快。当代社会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传统的曲艺形式似乎不再符合大众审美。莺歌柳书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精神财富累积而成，莺歌柳书面临失传足以以小见大，当精神财富一点点被剥离出去，可想我国传统文化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根魄，我们如何挽救历史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⑥中第七条有明确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建档：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二）保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三）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四）传播：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五）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笔者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针对莺歌柳书存在的以上问题，总结出以下应对措施：分别从官方建设和艺人本身建设两个层面出发。（一）官方建设。1.相关文化宣传机构应加强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工作。从官方层面让大众认识到非遗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莺歌柳书已接近消逝，在此情况下应增加演出次数；增多演出场所；举办非遗文化的专场研讨会、展览会等等；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听见并感受传统文化。让非遗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博物馆、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走进博物馆，任何文化形式的保护与传承都脱离不了群众，只有让大众了解认知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更长久地存在。2.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虽然越来越多的文化被列入省级或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保护单位之间分工不明确；被保护的文化被分层；文化遗产所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保护的认知发生偏差等。针对莺歌柳书的保护与传承，我们要认清一个实质问题，即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莺歌柳书这一曲艺形式的技艺、唱腔、具体内容等多个方面；而不是片面地保护莺歌柳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名分。在实质性的保护工作上，不能让保护工作只是成为一个口号，不应把非遗名录项目从文化的整体性中抽离出来。目前莺歌柳书赖以生存的土壤是鲁西南菏泽地区，我们应把保护莺歌柳书所在地区的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同时注重起来，保护好生存环境，是非遗文化存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保障非遗文化传承人的生活，只有传承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的建设中。3.当地教育部门应适当地对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包含的文化形式。培养当地青少年、高校学生学习传统曲艺，使其了解非遗，了解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教育部门可以提倡教师在音乐课堂和实践课堂中开展莺歌柳书的相关教学活动，教师与学生同时学习传统曲艺，为传统文化注入更多年轻的血液。相关单位已将遗产名录不断地更新、确认、立档、研究、保存，我们当代人的任务就是如何在生活学习中做到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与振兴。（二）艺人建设。1.提高数字化。莺歌柳书发展到当前依旧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种保存传承方式虽然可以将艺术经验更直观地传达下去，但是显然也存在许多弊端。在条件的允许下，传承人可适当做好对当下曲艺的资料记录、视频记录，提高传统曲艺的理论化、多媒体化，让大众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2.增加市场化。面对莺歌柳书社会市场的急剧萎缩，艺人老师们应当在官方部门的帮扶下努力使这一曲艺形式走向市场，并开拓市场，让观众可以进入剧场欣赏莺歌柳书演出中所讲述的故事。3.推陈出新。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宝贵，但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留存少不了创新。在传统曲目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创新呢？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下大众口味的作品，让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人继续传播，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历史，生存于当下，或存续于未来。保护与传承就是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传承历史遗留下的文化，在上迎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审美的艺术文化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从保护的角度而言：面对莺歌柳书这一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应该消除隔阂，拉近大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带着合适的方法融入到非遗文化世界，其实恰巧是这些宝贵的非遗文化遗产丰富地服务于人类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②《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下）.第一版，北京：中国ISBN中心，1982年12月：第1281页。

③李梦华，《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曲艺，2020.10。

④何丽丽，《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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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活动连年精彩

自2005年起，省委、省政府连续组织了10届分别以歌唱、舞蹈、小品、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为主题的“多彩贵州”系列文化活动和9届多彩贵州旅游商品“两赛一会”，7届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

系列赛事的举办，极大提升了“多彩贵州”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三.多彩贵州文化产业发展中心成立

2005年，多彩贵州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开始运营，其核心任务是以产业化这种可持续的运作方式激发“多彩贵州”的品牌价值，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进而实现经济效益。

中心通过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化运作，产业开发取得多项突破，目前已经获得全部46个类别、460个商品（服务）的商标注册证，促进了多彩贵州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四.强力推进品牌外宣

“走出去”的国内外多场宣传推介活动和“请进来”的多项大型采风、采访活动，以及各类外宣画册的推出不断掀起多彩贵州品牌宣传的。

“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的品牌口号近年通过中央电视台响彻大江南北，贵州“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地域品牌形象迅速形成。

五.“多彩贵州风”走向世界

2006年以来，“多彩贵州风”开始全国巡演，并先后赴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多国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及地区，成为引领贵州演艺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和贵州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

六.《多彩贵州品牌“十二五”发展规划》出台

为进一步提升“多彩贵州”品牌实力和影响力，多彩贵州文化产业发展中心编制出台《多彩贵州品牌“十二五”发展规划》，勾画出“一个中心、两大体系、三项标准、四大平台、五大利润模式”的品牌运作模式，为做实、做大、做强多彩贵州品牌提供了智力保障。

七.多彩贵州品牌研讨会召开

2013年10月，以“探源、开放、聚合、创新”为主题的“多彩贵州品牌研讨会”在贵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云南省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在研讨会上对“多彩贵州”品牌的内涵、定位、运营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反思与总结。

八.形成多彩贵州特色文化产业集群

通过商标授权，多彩贵州品牌对与核心价值关系紧密的演艺、主题公园、工艺品、文化旅游网站、酒、茶、酒店等行业、家企业进行了商标授权，为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初步形成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和多彩贵州品牌大家族，取得了良好成效。

九.建设多彩贵州品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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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传承、口传心授的“流变”文化遗产，被我们称为民族记忆的背影。四川扬琴是我国四大扬琴流派之一，作为巴蜀地区独有的民间文化艺术，于2006年8月列入“四川省省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进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川扬琴的保护与传承是至关重要的，而学校是发展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阵地之一，是传承文明的殿堂。2006年，教育部将每年的九月份定为“非遗传承月”，目的是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校园中的宣传与教育。2008年，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入教材、进校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党的十以来，多次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教育事业保护做出重要批示。2014年12月“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专家、官员就此提出建议和意见。可见其重要性。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个动因，一定程度上是中国“非遗”文化传承的产物；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我国教育的目标之一，并且是服务于教育的。“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教育的关系，无疑是教育学探讨的重要论域之一。2007年5月，中国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成都举行，四川地区也陆续开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采用学生们乐于接受的形式来进行宣传。四川扬琴就是其中的一项。如何使这项艺术在校园中得到更好的传承，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四川扬琴进校园的现状调查

本次调查范围是在成都地区的中小学和高等院校展开。主要内容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各学校为传承“非遗”文化所开展的工作；在校师生对于四川扬琴的认识；被调查人对于校园传承四川扬琴的一些建议。调查对象主要针对在校的老师和学生，以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并辅以重点走访、个别座谈及电话访问等途径。调查问卷共发放90份，其中，中小学50份，高等院校40份；收回有效问卷86份。在调查的学校当中，有将近23所学校在进行“非遗”文化校园传承的工作，并入选了“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民族音乐”四川省课题实验项目。其中，成华小学在常规的音乐课堂教学外，还把川剧、曲艺纳入小学生的第二课堂和课余活动当中，引导孩子们学习。青羊区的万春小学、树德实验中学等等也都开展了“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感受戏曲、曲艺的巨大魅力。在高校当中，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分别选择了川江号子、羌族民歌以及羌笛作为研究课题。据电子科技大学该课题负责人何帆介绍，学校已经从各个学院选出对川江号子有兴趣多名学生，通过传承人和专家的传授，他们在逐步了解并掌握这门古老的音乐。电子科技大学还准备将川江号子纳入公共选修课并编制教材。来自成都师范学院的校长刘存绪表示，“传承文化是高校的四大职能之一，我们成都师范学院音乐系一直在积极地思考和探索着，四川扬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这一古老文化艺术，不仅是传承人和文化部门的责任，也是成都师范学院作为高校传承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成都师范学院于2014年7月2日，与来自川渝两地的国家级、省级“四川扬琴”传承人、专家及学者聚集成都进行交流研讨，“四川扬琴”传承培训基地当日在成都师范学院正式挂牌成立。基地的挂牌成立，使得四川扬琴的保护与传承正式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四川扬琴，并感受其艺术魅力，从而愿意传承这一艺术形式，主动参与到四川扬琴的保护传承工作中来，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散发新的活力。

二、四川扬琴校园传承的措施

从上述调查的结果来看，在所调查的院校中，基本都上开展了“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有的还开设了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但对于四川扬琴的宣传与学习还远远不够。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政府途径或者面向社会，对四川扬琴进行宣传。其中，学校的板报、报刊、海报都是很好的宣传阵地，可以定期开展曲艺文化的系列活动，以丰富学生的曲艺文化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此同时，可以通过系列活动的专题版块来举办“四川扬琴”保护的相关活动。如举办图片展和宣传栏，开设相关的专题讲座，或组织以“爱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扬琴”为主题的文艺汇演。这些都可以通过学校和相关的曲艺机构或团体的合作来实现。其次，对学校而言，引进相关师资，甚至将传承人邀请到课堂让学生现场拜师学艺等，并由此增加相关专业课程及第二课堂。也可以对专业团体进行实地参观与考察，挂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培训基地，并建立相应的实习基地。另一方面，可以招标图书馆资源建设，购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文本或影视资料，重点收藏四川扬琴等相关曲艺类的图书音像资料，倡导并支持对已有相关资源的利用，通过组织相关的趣味活动来鼓励更多的师生参与到四川扬琴的保护传承中去。再次，对于学校的艺术团或音乐学院等相关的专业机构来说，可以在现有的艺术人才中选择适当的人选来进行四川扬琴的学习与专业训练，比如说通过对扬琴、民族打击乐、二胡等专业的学生进行选拔，此部分学生是有一定的器乐演奏技能的，在此基础上通过普修或选修声乐，再进行四川扬琴的专业培训，从四川扬琴的培养上可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随着学生专业技能水平的提高，可以定期进行一些演出与实践，来扩大四川扬琴的影响度，由此，我们可以成立相关的扬琴社团。通过社团的演出与宣传，扩大四川扬琴在校园中的影响力，获得更好的阶梯式的宣传与影响，以达到传承的目的。

三、四川扬琴校园传承的思考

在当今整体物质化、市场化的经济时代下，特别是在我们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还有一定的困难，尤其是曲艺四川扬琴的保护与开发。结合我们对部分学校的实地调研，学校课程设置与相关活动开展还不够，专业教师甚少。虽然部分学校都有相关的课程或系列活动，但其开展的内容大多是停留在对四川扬琴的具体艺术形态进行介绍，在落实到艺术形式方面的传承与如何保护等重点问题上却涉及较少。而且对于四川扬琴或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多是在“文化遗产日”前后段时间，组织一些相关的图片展或是以演出等形式进行简单的宣传，周期不长，而最终对于这些活动的影响也少有关注。且相关社团还不够强大，在校园中的影响较小，此外，学校所藏相关资料并不多，运用也不是特别充分。另一方面，大多数师生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层面上，对于四川扬琴这种技艺性的艺术形式多半只停留在兴趣性的观赏上，很少会去进行下一步的学习，也不会去过于深入的进行了解，更不会对其进行研究。虽然师生都对非物质文化保护持积极的态度，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却很少。就算有学生参加了相关团体，多也是一时兴趣，能够坚持下来的并不多。相比于其他的非遗文化项目来说，四川扬琴有她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说，她需要乐器的演奏训练与声乐唱腔等训练为基础，而每件乐器的学习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声乐训练更是对学员自身的嗓音条件有一定的要求，且两者之间还需要一定的磨合才能把这门说唱艺术演绎好。四川扬琴的学习周期比较长，对技术的要求较高，这也是四川扬琴校园传承中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

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更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具有深远的意义。四川扬琴的保护开发与校园传承模式是非遗文化传承中的一个很好的尝试。虽然这个过程中会面临一定的问题，也有其自身的弊端，但只要能将她坚持下去，并不断地完善下去，四川扬琴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即将会迎来更加骄人的成绩。（责任编辑：尹雨）

参考文献：

[1]彭科伟.浅论四川曲艺的保护和传承[J].中国音乐. 2013（4）；

[2]张强.四川扬琴中扬琴的运用与演奏艺术[J].大舞台2015（11）

[3]洪霞.四川扬琴坐地传情谱新春[J].四川戏剧.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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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链接民族情感的纽带，是蕴含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的载体。河北省是文化遗产大省，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地区之一。近年来，河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传承人命名、遗产普查、重点项目保护和重大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取得了积极进展。白洋淀芦苇画自2009年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同时，也促进了保定市乃至河北省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文化强省，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白洋淀芦苇画项目开发利用特征分析

白洋淀芦苇画采用纯天然芦苇，经手工整料、雕刻、着色、粘贴、装裱而成。芦苇画虽源于民间，却美而不俗，大气十足，尤其符合国际上追求环保、自然的理念，倍受中外雅士名流的垂青。1990年芦苇画在五省市工艺美术展中被评为一等奖、1998年荣获“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2002年荣获美国第35届圣诞礼品展特殊荣誉奖、2004年芦苇画被全国妇联、文化部、中央电视台授予“最佳优秀才艺奖”、2008年荣获河北省文化产业产品十佳品牌并入选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展品、2009年，白洋淀芦苇画被确定为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荣获第七届花卉博览会金奖、同年芦苇画被选为“世博”展览品、2010年参展河北（香港）经济贸易洽谈会、《河北文化宝岛行》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温哥华《河北文化周》文化交流活动、参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其中《池塘月色》作为河北省政府礼品赠予上海世博会中国元素运营团队并被收藏、2011年代表河北省参展成都举办的“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芦苇画不仅仅是一种工艺品，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白洋淀芦苇画于2009年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作为特色民间工艺逐渐为人熟知。但是，芦苇画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挖掘保护和传承中欠缺扶持力度、传承过程中存在急功近利心态、缺乏有效的规划整合、宣传力度不够、规章条例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这些都是制约芦苇画进一步开发利用的障碍。目前，白洋淀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合理开发利用己经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发展芦苇画文化产业，对白洋淀芦苇艺术产业发展之路进行研究，将有利于我国芦苇产区民间文化产业的健康开发，更是通过这种民间技艺的传承开发不断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精髓。

二、理论模型构建与调研

（一）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美国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框架，在此基础上对白洋淀芦苇画非遗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利用情况进行理论分析。“钻石模型”是由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它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的成因。波特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发展状况主要由四个方面因素构成的，它包括生产要素（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且这四方面因素具有双向性作用，形成一套“钻石体系” ，如下图：

图 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

（二）调研策略

本文利用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中的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及支持产业和企业战略四个主要因素对白洋淀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现状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可行性研究，探讨了开发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观点、新思路。在白洋淀芦苇画非遗文化产业项目开发利用的实地调研中，通过发放“芦苇画工艺开发利用”的调查问卷、走访及座谈的形式对白洋淀地区的居民、游客以及从事芦苇画生产经营和的销售的社会群体、考察、采访白洋淀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始人、实地考察芦苇种植经销企业的生产经营现状、参观学习芦苇画制作工艺行等来了解芦苇画的市场需求状况，收获颇丰。

三、白洋淀芦苇画文化产业项目开发利用分析

（一）市场需求要素

目前，芦苇画的消费市场主要在国内，国外市场的开拓时间较短，且市场上的芦苇画尺寸不一，价格范围低达几十元，高至上千元；芦苇画的种类可分为艺术类、礼品类、旅游商品类等，也可量身定做来稿加工并承揽大型宾馆、酒店、及私人住宅墙画设计业务；芦苇画的消费群体主要为白洋淀观光游客，85%的游客会选择尺寸为30cm*40cm或40cm*50cm的芦苇画，价格区间为80元至200元，用于收藏和留念。

（二）企业战略支持

白洋淀当地企业或加工作坊通过扩充产品种类，扩大产品销量，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以迎合市需求。它们生产的芦苇画工艺品分为艺术类、礼品类、旅游商品类等，也可量身定做来稿加工并承揽大型宾馆、酒店、及私人住宅墙画设计业务。如河北安新县白洋淀芦雁工艺品公司是当地技术力量雄厚的一家芦苇画制造销售的代表企业，注册资产3000万元，拥有河北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1人、专业工艺师12人、员工85人，年生产芦苇工艺画能力80万幅，安新县白洋淀芦雁工艺品公司是白洋淀专业生产芦苇工艺画的龙头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芦苇艺术研发中心，该企业被命名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示范基地。芦雁工艺品公司也相继开设了寨南芦苇编织工艺品厂、安新县丙军芦苇画店、保定芦苇画艺术馆等机构，并在国内外设有多个销售网点。同时，红韵水生植物种植有限公司种植芦苇的区域由143个淀泊形成，水域面积366平方公里，专业技术人员40余人。目前，芦苇的价格为每株0.20—0.60元，该公司60%左右的芦苇提供给当地企业来制作芦苇画，促进了当地芦苇画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近几年，芦苇画工艺师杨丙军先生通过参与成立河北大学芦苇艺术研究所、安新县职业技术学校芦苇画培训基地等机构，把白洋淀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带到课堂教学中，让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芦苇画文化，对于推广宣传这项省级非遗项目作出贡献。

四、对策建议与结论

（一）迎合政府扶持战略，为芦苇画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支持保障

根据相关政策法规，积极促进本地芦苇画文化产业的良性竞争，形成区域性的合作格局；其次，不断加大地方财政扶持力度，增加对文化企业的财政投入和资金支持，为投资创造良好环境，从而为芦苇画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再次，地方文化部门要结合本地芦苇画发展状况定期做出战略规划，在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和培训基地中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资料库，引导促进工艺创新，为芦苇画注入新鲜血液。

（二）不断加大要素提升战略，促进芦苇画工艺的长久发展

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要使得文化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关键要把握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等要素。除了企业本身的特征，还要加大力度培养高技术人才和重要工艺传承人，其次，抓住消费热点，刺激市场需求，有效需求能够不断刺激芦苇画的有效供给，进而促进芦苇画工艺的长久发展。

（三）着重加强人才高地战略

充分发挥河北白洋淀地区芦苇画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深入挖掘人才资源优势，构筑文化人才高地。培养和扶持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经营有方的文化制作人和文化企业管理人才；同时，还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才能使芦苇画重要制作工艺得以流传和传承，例如：传承人享有政府提供的定期生活补助；授予传承人名誉称号，为其获取生活资源创造有利条件；提升传承人的社会声望和地位，提供传承空间与传承条件；重视与传承人的思想交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延续文化遗产的自觉。

（四）注重品牌提升手段与途径，增强市场竞争力

充分利用白洋淀地区芦苇资源优势，重点打造文化旅游品牌，规划建设一批特色文化旅游板块，突出发展和加强白洋淀旅游经典线路与管理，突出培育白洋淀精品休闲旅游区。同时，要积极承办文化赛事活动，在竞技的同时，广泛推广宣传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影响力度；重点打造民间工艺品牌，注重芦苇画工艺的传承，用产业化思路运行开发，形成规模发展态势。

（五）充分发挥重点文化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

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发挥其辐射、示范的产业龙头作用。河北安新县白洋淀芦雁工艺品公司作为安新县知名的芦苇画生产企业，在发展芦苇画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交流与渗透，带动芦苇画的开发利用，从而提升芦苇画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

（六）加强本地企业间合作，整合文化产业资源

河北白洋淀地区芦苇画生产企业众多，文化产业的布局要坚持分工合作、本地结网；对于文化企业的选址要明确以文化产业集群为导向，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紧密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的体系，协调好不同文化产业基地间、不同文化产业园区间的关系，实现本地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促进沟通与交流，推进芦苇画工艺的传承与革新，掌握核心技艺，保证市场需求。

综上所述，白洋淀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仅仅作为旅游资源为人熟知，更重要的是挖掘它的潜在价值。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四要素——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及支持产业、企业战略为我们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白洋淀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了创新思路。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扶持战略、要素提升战略、人才高地战略、品牌提升战略、龙头带动战略和本地合作战略六个方面的作用，对白洋淀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开发利用提出具体对策建议、进行科学规划和发展，这对白洋淀芦苇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杨丙军.白洋淀芦苇艺术产业发展之路[J].大众文艺， 2010.

[2] 郭锴.辽宁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分析[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3] 王伟.提升和壮大特色优势文化产业[N].甘肃日报， 2013（1）.

[4] 萧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文化遗产，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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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7-0074-02

黎族3000年的文化沉淀是海南本土文化的核心

之重。

在国家“非遗”目录中，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钻木取火技艺、树皮布制作技艺、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三月三节、打柴舞、服饰等12项入选其中。

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存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黎族传统村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自然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瑰宝”。作为“有形”的传承载体，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则显得弥足珍贵。直面城乡建设规划与古村落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诸多不和谐因素，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行融合、良性互动，有效地、开放式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强调文化的附加值越来越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健。

本文就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着眼点放置于黎族“非遗”文化的空间载体――传统村落文化上，同时就建筑学、设计艺术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媒体艺术与技术学科的角度做了跨界整合与“内容与形式”的物化探讨，在国内实属先例。

1 “痛定思痛”，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软实力（城市名片）的再认识

近年来，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大背景下，关于黎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民俗文化生态研究等的研究性课题、书籍与论文越来越有分量。特别是2012年6月由海南省民族学会、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和海南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国黎族》（电子书）首发式暨黎族文化数字化保护学术研讨会，会议推出的《中国黎族》电子书是大型文献工具书，涵盖了100多万的文字资料，600余幅图片图表，还有海南5大方言10种土语常用词句语音，以及1928年以来的珍贵影像和30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歌，是对黎族文化进行梳理乃至有效传承的关键史料。

现在的问题是，海南黎族船型茅草屋作为黎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在面临“人走屋塌”的厄运。如果全部拆掉船形茅草屋，黎族的建筑历史将变成空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在调研中的发现业已印证了这一点：不少原来保存较好的古村落也相继受到破坏，传统风貌受到侵蚀。痛定思痛，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就是保护传承黎族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开放式保护少数民族民居暨黎族传统村落、黎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黎族历史文化就是保护传承人类的活历史。

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既然始终存在“无形”和“有形”这两种事物，作为文化力量和文化创新产业相互作用，正如我们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以提振经济增长不断地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

2 “有效保护”，数字化交互技术应运而生

我们高兴地看到，新媒体这个划时代的媒介应运而生所带来的巨大变革。数字化传承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交互性逐渐变成重要特性，数字交互设计方式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新的技术保障。

一是数字交互技术对“非遗”这一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新领域新技术对另一个领域技术上的保障性应用，是在地域性民俗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传统村落文化及其民间艺术的抢救以及传播过程当中以讹传讹现象的纠正。二是数字交互技术应用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将产生新的传播模式。三是作为一道亮丽的独特的风景线，黎族传统村落在海南国际旅游岛“民族风情游”中不可或缺；发展“乡村游”、“农家乐”，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用不可低估。四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端正厚重、历久弥新。

3 “应用研究”， 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在路上

我们进行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其创新点就在于采用实证主义精神。我们侧重于运用数字交互技术对黎族非遗项目空间载体进行研究，在深入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数字交互设计平台研究黎族村落及其文化，并予以永久性保留的先例，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黎族地区的典型性与研究的细致深入性，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融合建筑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学等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二是将非遗文化与其载体结合一起，设计数字虚拟博物馆网站建设，同时对于海南其他非遗项目，提出了借鉴发展模式。

3.1 应用研究思路和方法

通过测绘、摄影、摄像、录音、采访等手段进行研究， 其间运用比较分析法、归纳法。主要运用建筑学、艺术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支撑。主要思路有四点。

一是可行性分析。海南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海南黎族民俗文化的取材提供了便利条件，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表现形式为媒体艺术展现提供了创作的依据，多学科的研究学者打通专业壁垒，互通有无，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关键是海南省作为国际旅游岛，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其核心就是“文化创新”，新媒体艺术当仁不让成为创新教育前沿，三亚学院正在建设中的创业园区，也是本课题从理论转为实践可行的试验场地，高标准的技术设备与手段为研究文本的取样保存提供硬件

支持。

二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数据源的采集。包括传统民居村落测绘、民俗风土素材采集等。本文课题经过成熟的思考和论证、长期的收集和调查，海南日报2012年8月25日与9月1日分别对课题组主要成员陈琳带领师生前往洪水村测绘调研，进行报道。课题组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为课题应用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可操作性条件。

三是黎族传统村落文化数据整合转化，即数字化过程。其中建立数据库，一则可以对数字化有效保护；二则可以支撑数字博物馆的构建。数据信息与展示。与此同时，业已掌握研究相关理论书籍。

四是造就永不落幕的黎族传统村落文化经典。我们知道，数字化交互技术在上海世博会上的应用。也正是数字化交互技术为世博会各个场馆的设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方法，“网上世博会”的开通、“永不落幕的世博会”的定格，海南，后发优势，有勇气、有信心、有能力造就永不落幕的黎族传统村落文化经典。

3.2 应用研究形式和成果

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形式和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调研报告、系列学术论文、专题网站建设。特别是网站建设，可以为黎族少数民族资源在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发挥其“窗口

效应”。

试想，我们可不可以做到既能保护保留黎族村落原生态；又能不断提高黎族居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质量。

很有意思的是，黎族传统村落大有讲究：要么山包围村、要么村包围田、要么田包围水；有山有水、四季葱茏。“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原来如此。见到眼前的画面，就是庄子也会发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感慨！不是吗？村落是黎族生产生活最重要的空间载体，海南黎族村落的民居形态真真是自然古朴而富有美的质感。你说，这对于我们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创新海南黎族村落文化载体，不是“道法自然”、“活色生香 ”吗？！

如果说运用数字化交互技术对海南黎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应用研究有了可行性且是进行时的话，那么，在信息飞速发展时代，新技术会层出不穷，而真正接地气的黎族传统村落呢？或者连同她的文化底蕴会不断消失吗？我甚至想要呐喊：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尤其是她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担当起“保护神”、而不是“掘墓者”！我不禁反躬自问，我们奋起保护乃至应用的速度比不过流失的速度吗？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民族文化要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寻求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使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承式保护；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在保护民族文化中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引导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变迁中实行良性互动，这里也有一个合作（互信）共赢的问题。是的，我们不缺少执着的追求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参考文献

[1]宋华友，傅君利.先有海南后有天堂――国际旅游岛建设导读[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

[2]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黎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74[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3]张跃，周大鸣.黎族（海南五指山市福关村调查）――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4]陆志远.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

[5]熊澄宇，金兼斌.新媒体研究前沿[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6]刘帅东.海南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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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瑰宝之一的燕赵文化以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作为走向世界的桥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对河北省向世界展示民族形象与文化软实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翻译的研究工作，为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突出了传统特色文化价值与魅力，促进了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提高我省国际影响力与综合实力，为建设精品旅游项目提供实践指导。

1.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中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文章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侧重翻译技能与技巧的应用，如选择翻译规范程度、译文质量与认可度、翻译人员个体差异对文化内容的影响等；第二，以语言实际使用为契机，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功能与特点，结合具体语境，采用辩证的方法展开外宣翻译。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翻译应将归化和异化策略统一。第三，基于目的文化产业的实际，注重体验式外宣翻译。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翻译，常常采用易于读者接受与认同的目标语，在译文中体现原文化的思想。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和翻译多为宏观研究，从翻译实质、目的和技巧的角度阐释翻译问题。注重翻译策略的同时却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与文化差异。本文借助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和相关翻译技巧等研究成果，从语言和文化差异出发，研究跨文化视域下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具体分析翻译中出现的不同文化信息问题。

2.跨文化意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的体现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或项目名称的翻译集中体现跨文化意识。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河北省拥有大量文化遗产，无论是保定直隶总督署、邯郸赵王城遗址，还是吴桥杂技、衡水内画，无一不饱含古今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其中许多名胜古迹的名称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常常与朝代名称或历史事件相联系。由于中、西方文化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简单直译或仅从字面的解释难以达到预期反应和效果，不易被理解和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译者需保留中国文化本色和非遗项目的异域特色，树立跨文化意识，通过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展示历史典故，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海外宣传与传播。

此外，跨文化意识还应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本的语言描述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资料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描写多引经据典、措辞华丽，语言概括能力较强。翻译时，译者选择文化词汇应考虑目标语读者不同的思维习惯及审美心理，在介绍历史人物时，可适当补充人物背景介绍，通过意译方式使目标群体更易理解并深入了解中国历史。针对不同文化间出现的“文化休克”现象，译者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信息时需将跨文化意识渗透其中，巧妙避免跨文化冲突，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动态对等。

3.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翻译现状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深入和“一带一路”的提出，河北省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我省举行。全省各地、各级政府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与县域文化产业布局，实施“一县一业”策略，打造出例如吴桥杂技、曲阳石雕等一系列县域文化品牌。我省源远流长的原始、古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众多内容丰富的原生态宣传活动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此考察学习，仅张北县草原摇滚音乐节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余万观众，外宣翻译在县域文化产业中的作用进一步得到提升。然而，翻译作为解决语言障碍的工具与中外文化沟通桥梁，在此领域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课题组收集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资料，其中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资料没有外宣译文，只有少数传统手工艺品的资料介绍外宣英译，如蔚县剪纸、武强年画、唐山皮影等。通过实地走访与调研发现，各地举办大型宣传活动时，翻译工作一般由外聘译员完成。尽管外请译员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字翻译经验，但对民族、民俗文化却了解甚少，不能完全理解并表达文化遗产的深层含义。由此可见，当前我省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还远远不能满足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要求。

4.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一是并未充分重视现代化翻译手段与应用平台在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虽然近年来河北省文化产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对于河北省非遗文化产业项目阐述、背景介绍大多单一使用中文。例如，集中展示河北省多种县域民俗文化的电视宣传片中，大多数都只有中文介绍，并未配有英文字幕或制作英文版。在网络广泛使用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使用互联网了解河北省文化旅游项目并将其作为其旅游、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除部分县域文化产业项目在其官方网站上设置了英文模块外，部分文化产业项目并没有相应介绍。例如，河北新闻网对于河北省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并没有相应的英文介绍，这将成为制约我省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瓶颈。

二是河北省外宣翻译人才数量与文字资料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的大量需求。从项目组收集到的外宣翻译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非遗文化产业对外宣传翻译工作不容乐观。外宣翻译需求和现有高水平外宣翻译人才数量不成比例，文化产业专业翻译人才稀缺。项目组走访了文化局、旅游局、博物馆和一些民族民间艺术品销售种类比较丰富的商铺后发现，采集到的多是一些不利于保存的零散资料图片或是对某一类艺术品的笼统介绍，无法深入艺术品发展历史、制作工序、工艺特色、文化价值等细微方面。甚至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只是简单的名目列举，缺乏详细的文字描述。编辑成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物较为有限。目前尚未实行有效的外宣翻译人才引进机制支撑外宣翻译水平的提高，导致大量县域文化产业项目的外宣翻译中存在漏译误译现象。例如，在对于河北省著名红色旅游景区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的网络宣传中，虽然在其官网上设置相应英文版快，但与中文介绍进行对照，其内容被大幅删减，外宣翻译过于简单，未能详尽介绍其历史和文化背景。

三是在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的外宣翻译中，未能充分重视跨文化意识的作用。中西方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都有所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策略不完全符合翻译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相同词汇可能产生不同的语言联想，所表达感情会有所不同。译者在翻译的同时，多局限于语言本身，表达方式受制于汉语思维模式的束缚，没有对原文隐含信息深入理解，忽略背后文化内涵，导致原语文化词汇处理不当，译文过于片面，不够简洁规范，错译、漏译等现象时有发生，欠缺对目标群体思维、文化等审美差异的考虑，不能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其文化内涵，影响译文的信息传递。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理解和表达两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由于译者知识面和专业素质有限，或缺少相关可供参考的工具书，或在此领域没有可咨询的专家，在未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文化信息的情况下，对其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造成文化误译；从语言表达角度上，因文化空缺造成文化词汇不对应，或是在翻译旅游外宣文本中的文化信息时使用了不恰当的翻译策略或方法，这些都会导致文化误译现象的出现。

5.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的对策与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到外宣翻译在提高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利用网络平台不断丰富外宣翻译形式和手段。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英文版）建设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采用超链接技术适当添加背景介绍或注释解释，搭配地图、视频、公文等内容。在介绍项目本身的同时，阐述项目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发展历史。通过开通公众平台或社交媒体向海外介绍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县域文化产业项目相关宣传网站上设置英文模块，相关管理部门应对外宣翻译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制定相应评定体系和质量标准，杜绝误译现象。

第二，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更离不开我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相关部门应从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出版，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调研，进行文化遗产翻译研究，开展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研讨活动，探索出一套适合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标准。由政府主导，对现有的英文翻译资料给予纠错、更正，组织相关部门专门负责翻译工作和译文质量的审核，请专家和学者一起研讨难度较大的外宣资料翻译。

第三，省内各高等院校重视外语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各高校外语人才培养应考虑地方因素和地方特色，不仅要重视语言知识、翻译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民族文化知识教育，开辟民族文化知识课堂，结合地区对外翻译宣传的实际需要，不断探索、创新，摸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能真正适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解决专业翻译人才紧缺问题。

最后，培养跨文化意识，坚持“文化自觉”的原则，将归化和异化有机结合。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原文所处文化背景及情感倾向；积极了解外国文化、语言习惯、价值观念和受众的思维模式。在内容上，忠于原文文化内涵；在语言翻译层面，遵循目标语言语言习惯和习俗，能够准确传递原文信息。

综上所述，作为河北省向世界展示民族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文化产业对外翻译工作的研究，不仅为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与智力支持，而且以旅游为媒介既能有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壮大，彰显其独特魅力与人文价值，更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对增强我省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具有非凡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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