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调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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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6)02(b)-0122-02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跨越经度最大的行政区域,同时也是蒙古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身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内蒙古草原的文明。蒙古人民历来非常的喜爱体育,具有极为丰富的体育资源,在我国体育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以及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内蒙古的经济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给人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带来了极大地挑战和机遇。只有更好地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保护,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治区经济的建设。

1探析内蒙古地区的在体育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1.1内蒙古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按照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进行区分,名录将体育项目列入到了杂技、游艺以及传统体育类别当中。并与2006年颁布的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名录共有518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游艺、杂技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共有17个项目,这其中就包含了两项内蒙古的文化遗产:达斡尔族的传统曲棍球以及蒙古族的博克。随后的2008年,我国推出了第二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游艺、杂技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共有38个项目入选,这次内蒙古则有3项体育项目入选,分别是鄂温克抢枢、沙力搏尔式摔跤以及蒙古族的象棋。由此可以看出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的单一化。传承方式的单一化,伴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加之经济等许多客观因素的干扰,使得真正传袭之人甚少;传承方式更为狭窄。

1.2内蒙古区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

目前,已经公布的第一批内蒙古地区的去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40项,其中游艺、传统体育以及杂技共计15项,分别是冰上阿日嘎,蒙古族搏克,蒙古鹿棋,鄂温克鹿棋,蒙古马耐力赛,达斡尔颈力赛,达斡尔摔跤,达斡尔扳棍赛,蒙古族赛驼,沙力搏尔摔跤,鄂温克抢“枢”,蒙古象棋,吉日格,诺日布,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2009年6月公布了第二批的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该名录记录了111项,这其中内蒙古地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面共有扩展项目的名录27项,其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5项分别为达斡尔鹿棋,沙嘎游戏,走马驯养技艺,乘马射箭,啪日吉游戏。2011年12月公布的第三批内蒙古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45项,其中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共计3项(如表1所示)。

1.3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凸显问题

1.3.1传承方式单一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类的非物质文化主要以言传身教以及师傅带的方式来进行传承。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使得本来很多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也获得了较大的改变。由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较快,因此,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也获得了较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入城市进行工作和生活。农村本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途径,再加上随着老一辈艺人不断的趋势,而且因为相关的领导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存在较大问题,这使得农村的体育文化遗产的传承严重缺失。1.3.2项目种类单一目前,内蒙古省拥有国家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区级23项,其中传统武术1项,摔跤2项。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该区域具有丰富的摔跤资源,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区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种类单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挖掘整理和开发。1.3.3政府法律保护力度薄弱进入21世纪后,内蒙古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的思想发生很大地变化,各地方政府也以发展经济为主,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重视不够,尤其是传统民俗文化。在这个方面我国的立法还比较的落后,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没有得到通过,虽然我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但公约并不等于就是国内立法。1.3.4缺乏资金投入民俗体育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在体育旅游以及相关的其他民俗旅游,民俗体育的发展对于当地的财政收入带来较大的帮助和支持。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项目的历史价值与传承的意义更高,但是苦于得不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及相关措施的保护。对于其它的支持与保护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做支撑,而支持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民间资本的支持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直接支持。通过分析相关调查分析,内蒙古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制定的近5年保护计划中,需要保护项目较多,需要资金数额巨大。但是总体情况不容乐观,资金到位情况不好。

2内蒙古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对策

2.1校园传承

教育时传承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而校园则是进行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场所。在校学生是文化传播继承的载体,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把体育非物质文化进行教学创新与发展,融入到体育教学的课堂上来。

2.2媒体传播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电视、网络以及其他的现行媒体的出现,也为人们更好地进行非物质的体育文化遗产提供了全新的传播手段。利用媒体的传播能够让人更好地了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在听觉上而且在视觉上可以得到全方位的认识,而且再次背景下由于宣传力度的加大,这就在无形中提高了人们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

2.3法律保护

建立相关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规章制度,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合法化,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使的各项条例落实到实处,使保护开发者有法可依,为进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指南和方向。有了法律的保障,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提高大家的保护意识。

3结语

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但目前大多散落民间,已开发出的种类单一,保护意识不强,缺乏投入资金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可以通过校园传承、法律保护、市场开发、媒体传播等途径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使内蒙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和保护,繁荣和丰富该区域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内容。

参考文献

[1]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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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匡腊英，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361021；张娜，华侨大学华文学院讲师，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G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2-0133-04

从1899年创办第一所华侨学校(小吕宋大清中西学堂)开始，菲律宾的华文教育已经走过111年的历程。菲律宾独立后，自1955年开始限制华文教育，华文学校面临着限期“菲化”的命运，“菲化”之后的华文教育呈衰落之势。至1991年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简称“华教中心”)成立，华文教育方又萌发出勃勃生机。特别是最近十年，华教中心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学生到中国参加华文培训，还会聘请大量中国教师和志愿者到菲律宾培训当地的教师和学生，菲律宾涵盖社会、家庭与学校的华文教育体系日趋成熟。

2010年3月底，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组织了陈永栽先生资助下的“菲律宾华裔学生暑期华文进修团”来到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接受为期七周的汉语言文化培训。作为华文教育的一线工作者，我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向这期进修团的466位学员发放了问卷，以便能够直接了解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的语言使用现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就研究样本、反馈结果等方面加以分析并进行粗浅的理论探讨。

一、研究样本

这次调查共发出问卷466份，收回有效问卷466份。有效率100％。从调查样本的性别来看，男生205名，占总人数的44％；女生261名，占总人数的56％；从调查样本的年级来看，小三1人，占0.2％；小四13人，占2.8％；小五52人，占11.2％；小六70人，占15％；小七19人，占4.1％；中一115人，占24.7％；中二129人，占27.7％；中三57人，占12.2；中四10人，占2.1％。

调查并非随机抽样，但此次华语进修团的学员都是自愿报名，来自不同的学校，随机性较大，本次调查也因此具有了随机抽样的性质。学员的年龄从10岁到19岁，最高学历为中学四年级，最低学历为小学三年级；学员来自27所中小学。466位学员中，454人为菲律宾华裔，9人为大陆人，1人为台湾地区人，1人为香港地区人，1人为美籍华人。祖籍均为福建，分别来自菲律宾的27所中小学，包括光启学校、义德中学、基立学院、圣公会中学等，故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结果能相对准确地反映菲律宾华文教育的某些侧面。

调查问卷由以下四个栏目组成：学员的基本情况、菲律宾的语言环境及学员的语言使用现状、学员的语言认同、学员的华文学习动机。

其一，学员的基本情况：中英文姓名、性别、年龄、国籍、祖籍、学历、就读学校名称。

其二，学员所处的语言环境及语言使用现状：包括教材编写采用语言、华文课堂所用中介语、学校课外交际语言；家庭主要交际语言；主要社交语言、口头交际与书面交际中使用华文的频率等。

其三，学员的语言认同：对华文的看法；与人交际时的语言选择倾向。

其四，学员的华文学习动机：个体自愿还是父母安排；融入性动机还是工具性动机。

二、反馈结果与分析

(一)学员所处的语言环境、语言使用现状

从表1可知，华文语言环境是影响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学习华文的重要外在因素，主要包括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所提供的语言环境。从表1、表2的统计足可看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的华文语言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母语大多是闽南话，次之为英语；在家庭中的主要交际语是闽南语，然后是英语和菲语；主要的社交语言是英语和菲语；与同学交际主要使用英语。华文教材虽然绝大部分用华文编写，但课堂上教师的中介语中却掺杂了不少英语和闽南语，无法创造地道的华文交际环境。综上所述，学生在家庭中、在社会上都缺乏普通话的语言环境，在日常交际和写作时运用华文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只有在华文学校才有较多使用普通话交际的可能。

由表2可以看出，菲华学生学习华文主要是通过学校(44％)，与家人及朋友聊天也是很重要的渠道(35％)，由此可见华文学校之任重道远，如何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法，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以有效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将来努力的方向。

(二)学员的语言认同与华文学习动机

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在学习华文的重要性与实用性方面，有令人欣喜的认知。有高达78％的学生认为普通话应该与菲语、英语等在菲律宾社会共存下去；88％的学生认同华人应该学习华文；同时，720％的学生不认同学习华文是浪费时间；85％的学生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中文有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前途。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学生在认知与行为上的矛盾，因为在交际中，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英语和菲语与人交流，只有9％的学生选择使用普通话交际。

与学习动机相关的统计更令人忧虑，高达73％的学生不喜欢学习华文；将近八成的学生觉得华文很难或比较难；仅仅10％的学生学习华文是出于个人喜好。这也反映出这样的现实：生长在菲律宾的年轻一代华人很大部分并不热衷学习华文，对华文教育也很淡漠。或者可以说，这并非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海外华人后裔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许多孩子的求学都是基于父母的安排，青少年学生本身的认识往往只是把学华文作为工具，为了将来能找到工作，为了繁荣家族的生意。他们对待华文的态度和先辈们已然迥异，虽然在父母的压力下或多或少接受了一些华文教育，但是多数人已经丧失了其祖、父辈当年对于汉语、汉字的高度热情。

以开放式问题进一步探究学生不喜欢华文的原因，大部分认为华文很难，又缺乏交际需要，学习华文大多是遵从父母意愿，迫于家庭压力；而愿意学习华文的动机则主要出于功利性考虑，华文很重要，能够增加将来的职业竞争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未来需要和中国人做生意等。和较低的学习意愿相对应，认为自己华文水平不好或很差的学生高达60％，如此低的对学习效能的自我评估，也从侧面说明缺乏内在动机的学习是很难产生良好效果的。

三、理论探讨与华文教育对策

上述调查及反馈结果反映了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华文教育中的一些现状，华文语言环境不尽如人意，学生能够得到的操练机会不多，言语技能未能得到有效的培养与提高，使用华文进行交际的场合

很少等等。

第二语言教学如果不是在目的语国进行，语言环境始终是突出的问题，在此境况下，课堂教学是学生习得目的语的主要场所，教师的课堂语言应该尽可能真实地道，尽可能少地使用中介语，否则学生就得不到足够的目的语语言输入。从问卷反馈结果来看，菲律宾华文教育的课堂语言环境也是亟待改善的。此外，课堂操练中的交际场景纵然尽可能模拟真实，但毕竟只是交际的仿造品而非交际本身，在课堂上学习往往是学习和练习的对象，而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个体才是真实交际的参与者，这也是课堂教学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基于此，我们还必须重视家庭与社会的语言环境，这才是最自然的最真实的言语交际的场所。在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之前提下，多开展与华文语言习得和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班级集体活动、多进行家教联系，将华文教育的课堂延伸至家庭、社区、社会，扩大华文习得的课外场所，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菲华年轻一代在心理上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仍感认同，行为上也受到汉文化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影响，但是对祖籍国的情感日渐淡漠、华人气息渐行渐远也是事实。尽管如此，菲华青少年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对于中华的传统习俗仍有很高的认同感，闽南话和普通话在家庭与华人社团的交际中也仍有一定的使用率，针对华裔子弟的华文教学在菲律宾即是第二语言教育，也是一种特殊的母语教育，从培养中华文化情结、缩短与所学语言的文化的心理距离入手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者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

语言学习动机指的是学习者学习某种语言时的愿望和推动力，它是个体发动和维持行动的一种心理状态。学者们对于动机有不同的分类，于语言学习而言，动机可分为融入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前者是指个体对于目的语群体抱有特殊兴趣，或者想得到这种语言群体的赞赏和期望，进而期望参与或融入该群体的社会生活；后者则指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与人沟通、社会升迁、功成名就等实质上的功效。心理学研究表明：具备融入性动机的学习者较少受到外界影响，能更好地进行语言学习。培养学生学习语言的融入性动机，应当成为菲律宾华文教育的重点。现状无疑是让人感到遗憾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生对华文感兴趣的并不多，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意愿也很低。在感兴趣的这个群体中，也大部分是出于工具性动机。

在实际的华文教育过程中，依据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切合华裔青少年的心理特点，遵循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规律，改变以分数为主的评价方式，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当能产生良好功效。

[参考文献]

[1]杨启光，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日常用语及其文化认同探析[A]，李如龙，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c]，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2]章卢芳，卢飞斌，菲律宾华裔中学生族群文化认同调查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廖赤阳，黄端铭，杨美美，菲律宾华人学生文化背景与认同意识的调查[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2)

[4]卢伟，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华语教育个案调查与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1995，(2)

[5]吕必松，华语教学讲习[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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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巴蜀文化的发源地，具有独特丰富的自然环境和民间民俗文化。在各族人民的劳动创造中孕育出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的长河里不断在自身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精髓。经过发展和传承，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形成了包涵内容广泛，艺术价值高，知名度高等特征。

（一）调查目的

重庆主城区拥有众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资源丰富。该调查通过专家调查问卷、实地访问等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和总结重庆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及其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其目的是确定重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存量状况以及类型、分布、规模和开发程度，并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等相关研究提供基础的数据资料。

（二）调查对象

根据学术界对于旅游资源普遍认同的范畴，对重庆市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甄选，确定了重庆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调查的对象为木洞山歌、接龙吹打、小河锣鼓、车灯、四川评书、四川扬琴、四川清音、川剧、川江号子、蜀绣。

（三）调查方法

首先，通过实地考察法了解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种类、特色以及分布情况，之后，采用专家问卷调查法，向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对调查对象有深刻认识和研究的专家进行调查，获得详细的资料，统计相关的数据，为之后的赋分评价提供参考。

（四）调查流程

本次的旅游资源单体调查表采用统一的评价量表，然后进行评分，得出旅游资源单体的得分并评价其所处的等级。本次调查在充分收集和参考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后进行实地考察，专家问卷调查主要集中在2016年6月8日至2016年6月20日，对相关专家进行访问，并对记录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为评分打下基础。

二、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基本类型

（一）旅游资源分类

我国学术界根据各级政府和单位申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划分了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重庆主城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有两个大类和四个亚类，如下表1。

（二）旅游资源类型构成

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类型、构成以及占重庆整个区域的比例，如表2所示：

由2表得出，重庆主城区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重庆直辖市范围内所占的比例较高。

（三）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分析

1、旅游资源数量种类较多

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有10项，其中都较为著名且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强（表1）。重庆主城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有2大主类，4个亚类，占全市标准数目的比例较大。由此得出，重庆主城区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数量较多，种类繁多。

2、旅游资源历史悠久

重庆主城区的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众多项目都是发源于古代，传承至今。如木洞山歌，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经过历史的演变，至明清时期演化形成木洞山歌。接龙吹打最迟在明代末年形成，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演变，至今形成自身独特的曲调和内容。四川评书、四川清音、四川扬琴经过明朝时期的发展和传承，在清代的时候盛极一时，拥有大量的听众。蜀绣在三国时期就已驰名天下、世人皆知，被视若珍宝，更有寸蜀寸金的说法。川剧早在唐代就有“蜀戏冠天下”的名声，清代年间吸收各家戏剧的精髓，揉百家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

3、旅游资源根植于实践生活

重庆主城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多为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和曲艺类的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是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积累产生的，在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上与人民群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能与人民群众在情感和精神上产生共鸣。与人民群众的劳作有直接联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川江号子、木洞山歌、小河锣鼓等，它们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重庆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都是来自民间的生产和生活，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4、旅游资源雅俗共赏

重庆主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内容丰富，知名度较高。部分项目长期活跃在舞台上供人们欣赏，根植于人民群众的非遗文化不仅传颂于百姓的口中，更在舞台上发挥其独特的魅力。川江号子扎根与底层人民的辛勤工作之中，是船工们的呐喊声。在“印象武隆”中川江号子气势雄厚、震撼人心，让观众陶醉其中。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艺术形式在巴蜀大地上得到和谐的相处。四川清音、四川扬琴较之显得娴静温柔，扬琴的音色清丽婉转、悠扬动听，适合演奏活泼的乐曲。从古至今多少文人雅客、普通百姓在一杯清茶的陪伴下，惬意的聆听着，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放松和舒适。

三、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

（一）主要旅游资源评分

采用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评价标准，旅游资源的评价共100分，主要分为 “资源要素价值”（总共85分。其中含观赏游憩使用价值30分；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25分；珍稀奇特程度15分；规模、丰度与几率10分；完整性5分）、“资源影响力”（总共15分。含知名度和影响力10分；适用期或使用范围5分）和“附加值”（分正分和负分，主要是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三个部分。

按照旅游资源评价赋分标准表，对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评价，其评分结果见表3。

由表3得出，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的得分较高，其中观赏价值普遍得分高，但是知名度得分差异较大，完整性得分不高。

（二）旅游资源等级划分

采用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游资源评价标准，对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评价，评价等级如下表4所示。

由4表得出，重庆主城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旅游等级较高，旅游资源的品质优良，可开发程度高。

（三）旅游资源总体分析评价

重庆主城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等级较高，2个五级旅游资源、4个四级旅游资源、3个三级旅游资源。重庆主城区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还未达到应有效果，形象不突出，不完整，没有合理和可持续的的旅游开发体系。整体上还严重缺乏重视和保护，需要各方面的保护。

四、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建议

（一）加强文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随着新世纪现代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守护。巨大的社会变化使得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岌岌可危，许多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因此加强对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显得尤为重要。重庆主城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较之其他自然资源显得较低。所以需要重庆市相关部门积极开展与非遗文化相关的文化活动，创造一个非遗文化与百姓生活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媒体宣传，举办走近非遗文化的体验和观摩，向人民群众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演变和精神内涵。此外，还可以充分结合非遗文化与民族传统节日的关联，加深人民大众对非遗文化的认识度，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从而在重庆市内形成良好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二）突出巴渝特色，创建崭新形象

巴渝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但是在游客心中的印象却不突出，在打造重庆旅游形象和口号时，加入文化元素。例如重庆的朝天门和瓷器口的码头文化，与川江号子是密不可分的。在重庆码头文化的宣传时，可加入川江号子的发展历史。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了解非遗文化。重庆的麻辣火锅闻名全国，在火锅店中加入文化宣传栏，让人民了解火锅的由来和背后所产生的文化。因此可以在各方面打造重庆文化名牌。因此在未来的重庆旅游形象建设工作中，可融入具有巴渝韵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接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用心体验到巴渝雅俗共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整合市场优势，创新旅游形式

重庆主城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时要重视和认清市场需求，满足游客求新、求奇、求特的心理。 可打造新的旅游形式，让游客不仅游览和观赏景点，还可以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和表演中去，切身体验和感受非遗文化，如游客在游览瓷器口古镇时，可以去茶楼聆听评书，在抑扬顿挫的语调中，感受评书的嬉笑怒骂；另外游客可前往重庆市曲艺团里不仅可以欣赏四川扬琴、四川清音的表演，还可聆听国家级传承人对非遗文化的学习历程，感受文化的传承。此外，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时，应积极结合重庆周边的旅游资源，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线路。

篇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是一种容易随时代变迁而被湮没的文化记忆。非遗的无形性使得它的传播需要借助于物化的载体，即空间载体、物质载体、人员载体。寻求合适平台，激发大众参与，对非遗的传播十分重要。城市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BusinessDistrict，缩写为RBD）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形态之一，在城市旅游和文化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RBD面临着文化特色不突出，满足不了游憩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困境。那么将非遗文化引入游憩商业区，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就有可能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双赢，保护与开发的共生。

民众既是非遗的创造者，又是非遗文化的传承者，所以在非遗的保护中应该居于主体地位。民众的文化自省、自觉并主动地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对于非遗保护效果影响极大。所以，在将非遗引入游憩商业区中，需要调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维护他们的利益，并激发游憩者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推动RBD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二、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最早由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提出，该理论最初应用于公司治理。1984年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为人们广泛接受：“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在这个定义中Freeman强调企业与个体或群体间“影响”的双向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

在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活动发展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商业经营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包括游憩者。因而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RBD更好的传播，需要照顾到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发挥他们的主体参与作用.

三、实现路径

（一）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明确强调：“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在游憩商业区内的传承者，既包括国家认定的传承人，还包括RBD内专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手工艺品体验馆的工艺师，非遗商品店的商户，非遗饮食的制作者等。文化自信是指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传承者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才会更好的将他所传承的文化向大众进行传播。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传承者是否热爱自己所传承，传播的文化，以及是否具备将这种文化解读，传播，甚至营销给游憩商业区内的游憩者的能力，对于非遗的传播效果影响很大。

所以，应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其实，对于非遗文化产品开发的过程，就是提升传承者文化自信的过程。在传统生存环境中，许多非遗文化传承者无法靠非遗维持生存，非遗文化面临无人问津的局面，而通过对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非遗得到了市场认可和许多游憩者的喜欢与认同，传承者的文化自信也就得到了提升。所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合理和深入开发非遗文化产品。

（二）深化游憩者的文化体验与文化自觉

游憩者既是非遗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同时也可能转化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甚至是传承者，他们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对于外地旅游者而言，他们可能首先是非遗文化传播的受众，但通过参与非遗活动项目，可以增强他们对非遗文化的了解，认知，进而发展为主动进行传播，如果兴趣足够浓厚，也有可能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对于本地游憩者而言，非遗文化的生存土壤本身就在他们中间，非遗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本地游憩者通过非遗游憩活动项目的参与，可以深化他们最自身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更有可能进行传播，传承非遗文化。

然而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憩者是否会传播，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憩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非遗活动项目，他们获得的体验感受如何。如果感知深刻，感受美好，那么就极有可能推动其对非遗的传播，传承。如果体验肤浅，那么就不会增强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就目前游憩商业区内游憩者的活动而言，根据游憩者融入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体验分为三种，也就是表层体验、中度体验和深度体验。表层体验主要存在于传统的观光中。游憩者往往是走马观花地观光，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没有真正近距离地参与到游憩项目去，也就难以获得独特而难忘的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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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1-0054-03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行动，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使命。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地方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推动地方非遗的保护进程。

1桐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桐乡市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文化底蕴深厚，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古镇文化等交相辉映，石门罗家角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新地里良渚文化遗址有目前已知的全国良渚文化时期最大部族墓葬群。桐乡文化名人辈出，吕留良、茅盾、丰子恺、金仲华、钱君、徐肖冰等文化名人在这里诞生，拥有“文化之邦”“漫画之乡”“摄影之乡”“书法之乡”“篆刻之乡”等美誉。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桐乡市政府近年来提出“围绕人文名城建设，服务文化繁荣，共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指导方针，非常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2012年，根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桐乡市政府成立了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全市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科研编纂和管理等工作。截至2016年6月，桐乡市拥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蓝印花布印染技艺、高杆船技、含山轧蚕花）、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项、嘉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3项。桐乡市通过搭建实体场馆、非遗传承基地等形式，多角度、多形式开展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全市建有1个非遗馆、7个非遗传承教基地、2个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3个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2个非遗保护生态试点区，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地――乌镇非遗经典景区，内有各级活态非遗项目达三十多项，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

2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目前，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途径主要有文献收集与整理、非遗特色馆藏、主题活动推广、传承人进校园、展览、知识竞赛、非遗特色数据库网站的建设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青海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地方名俗节庆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内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开展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海南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海南历史文化博物馆，用于保存和展示与海南非遗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名俗实物等[1]；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粤西非遗资料库，对粤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艺等16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2]；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为非遗文化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3]；吉首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湘西非遗名录文献，开展了湘西文化研究[4]。

纵观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不论从选题、资料收集、人才培养、文化宣传、非遗特色馆藏等方面都趋于完善，但也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图书馆在收集地方非遗资料时会面临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因为非遗文化来源于生活，分散在民间。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会利用“文化遗产日”“地方民俗节庆日”举办非遗展览，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类似的宣传模式比较雷同，效果流于形式。

3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措施

浙江传媒学院于2011年成立桐乡校区，桐乡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学校的研究者开启了新领域。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有责任在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搭建地方文化研究平台。

3.1非遗特色馆藏建设

非遗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图书馆从业人员在资料的采编、组织、数字化服务的提供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高校更是拥有相关的非遗研究专业人才，在资料的挖掘、整理、保存、数字化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搭建一个非遗特色文献资源体系。围绕各级地方非遗名录，收集名录的基本信息、传承人信息、传承人口述历史、传承人纪录片、抢救性挖掘资料、保护与传承情况等的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是非遗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情报检索方面有一技之长，但在地方文献的获取方面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单靠一家或几家高校图书馆无法完成非遗的普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在实践中探索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遗保护部门间的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将图书馆、地方博物馆、地方非遗保护中心等地方文化机构统一纳入非遗资源采集网络系统，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桐乡校区图书馆还成立了专门的非遗项目团队，委派专人负责对接地方文化机构，带领师生团队走出图书馆，深入街道、镇、村，开展走访非遗传承人、调研地方民俗、挖掘非遗文化历史等活动。经过多年的资源积累，目前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已经设立了非遗特色馆藏实体馆，对桐乡地区的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曲艺、民间美术、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12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资料包括书籍、图片、音视频、实物等，同时对原有非遗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基于Web的地方非遗特色数字资源库，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将传统的静态展示延伸到互联网平台，建立互动性、开放性的图、文、声、像并举的非遗数字博物馆，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

3.2非遗宣传教育

非遗文化环境的营造是在高校中开展非遗文化宣传的首要工作。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通过举办非遗展览、“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辩论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高校图书馆内营造文化氛围，提高读者对非遗的认知、关注和保护意识，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促进非遗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与传承。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利用区域办学优势，与桐乡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建立长达五年的合作交流，目前已成为桐乡市设在大学层次的“非遗教育基地”，在“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中相继开展了“桐乡故事”系列展览，桐乡竹刻、书刻、核刻、麦秆画、剪纸、蛋画、灶头画、花鼓戏、乌镇姑嫂饼、定胜糕、蓝印花布印染等一大批优秀的非遗项目走进大学校园，让传统艺术邂逅现代大学文化，碰撞出激情与火花。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通过举办大学生非遗辩论赛、“美丽桐乡，美丽非遗”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大学生自主参与非遗文化学习，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氛围。

3.3非遗人才培养

随着近年来的文化热、文化遗产热，各高校中与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越来越多，目前，全国有50多所高校开设了文化遗产专业，高校对非遗人才的培养走向专业化，但还不够成熟，非遗教育呈现出“散而乱”的局面。重庆文理学院牟延林等人认为，非遗教育应以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性、传习性和拓展性非遗课程相结合的观点[3]；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主张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应将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课内教育应将专业教育与普遍教育相结合[5]；兰州文理学院徐凤提出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唤起大学生的文化保护意识，专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非遗保护单位的从业人员和非遗传承人[6]。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面向师生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按照学生的专业特点开设非遗技艺传承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开展面对面传承教学，有效促进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当前非遗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比如：图书馆与桐乡市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桐乡市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司合作，面向该校服装设计专业开设“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课程；与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合作，面向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开设竹编、麦秆画、竹刻、剔墨纱灯等创作型课程，该院学生具有良好的美术功底，能较好、较快地掌握这些传统技艺；将“巡展式”的短时间非遗体验活动拓展为一门相对系统的非遗课程，能让学生全面掌握非遗项目的制作工艺过程。同时，图书馆在引导学生创作过程中结合专业素养，融入自身对非遗项目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提升现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悟，进而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目前已开展了6个学期，每学期开设2门课程，累计接受培训学生超过500人。

3.4非遗社会实践

大学生只有走出校门，深入民间，对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传承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非遗传承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深入基地对非遗文化进行亲自体验，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神奇魅力，认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社会实践获得的图片、音视频、文字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可以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收集整理的重要补充。为提高社会实践的针对性，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联合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按照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的整体工作部署，设置暑期社会实践非遗专项项目，组织大学生实践小分队对不同的非遗文化进行实地调研。这种高校与地方联动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利用地方各级文化部门的资源，有利于学生深度挖掘地方资源，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

3.5非遗学术研究

高等院校应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指导及咨询服务。浙江传媒学院拥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基地内有多位文化研究专员，基地每年承接省内大型非遗保护项目，同时面向学校设立10个研究项目，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非遗学术研究氛围。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目前已经建立了桐乡地方特藏库和非遗特色资源库，同时拥有一支地方文化研究队伍，为相关项目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实践保证。

4结语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立足地方文化，同地方公共文化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实践活动，建设非遗特色馆藏，开展宣传教育，搭建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及传承。

参考文献：

[1]王贤芬.整合海南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海南记忆网：以海南大学图书馆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0（5）：45-48.

[2]林晓华.粤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型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5（12）：29-32.

[3]牟延林，谭宏，王天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路径：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11（1）：90-95.

[4]朱长菊.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校图书馆的作用：以湘西自治州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5）：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