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体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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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为指导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其整体情况所进行的实证经济。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产生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产生的背景是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而诞生的专业性术语和知识体系。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将统计学和经济学融合到一起。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出发点却与两个知识体系完全不同，其具体表现出来的是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存在和作用。

在计划经济阶段，单纯使用统计学就可以衡量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但是当我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原有的统计学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但是原有的统计方式也并没有完全被取代，而是调整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所以说，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同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

1.实证性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建立在现实客观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分析方法，具体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特征：一是从现实出发，分析经济运行规律；二是以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为约束，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所使用的统计变量是有时间下标和空间范围的；三是依据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与统计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行的分析。

2.综合性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综合性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总量综合，是指宏观经济总量、结构、经济关联度的综合；二是数据综合，是指总括性数据、结构性数据和关联性数据的综合；三是方法综合，是指统计方法、逻辑方法和辩证方法的综合；四是学科综合，是指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综合。

3.假定性

从现实出发进行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不能排除微规因素的影响，但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宏观经济，一般把微规因素作为条件假定不变，这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一个特点。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

虽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产生和发展为我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分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发展和实践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演变而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可以借鉴，可以说它的发展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探索前进当中难免会犯错误。其次国民经济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特征，想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既整体又分层次的分析，是一个很困难的难题，这就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方向

面对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自身的缺陷以及国内外经济的不断变化，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必须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才能继续更好地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建立科学的信息数据搜集整理体系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大背景，所以只有建立科学的信息数据搜集整理体系才能运用海量的数据进行更佳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这对于进行更全面的国民经济分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想要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发展时代下的大数据，就必须从政府各部门的信息数据做起，必须大力发展政府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让这一个数据基础作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基石。一旦数据平台搭建完善，全国的信息可以共享，那么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就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加准确地衡量出国民经济发展情况。

2.以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统计分析

2006年，我国提出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这就说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必须以创新能力为重要内容。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即便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也必须不能一成不变。事实上，科技统计如何融入经济统计并且让创新分析能力建立在经济体系中成为核心要素，是分析研究发展上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3.产业结构分析和金融统计分析

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一直是近些年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核心内容。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统计分析将是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

除此之外，金融统计分析也十分重要。因为金融体系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改革开放之后，金融改革和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必须要进行金融统计分析，保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准确性。

五、结束语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当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功不可没。但是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必须充分完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这样才能让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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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这是它赖以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财政资金和增加积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和企业职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时也是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之所需。何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量和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人则认为是市场畅销或上缴利润，也有人认为是产值。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考核企业的单项经济指标。马克思曾经说过，“真正的经济――节约――在于节约劳动时间，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产成本，但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这一论断完全反映出现代管理中有关“投入产出法”的实际运用。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根据行业的具体情况，有目标、有规则、有计划地按着“优质、低耗、高产、安全”优化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目标，有程序、有系统地组织企业的生产技术，分配销售等环节的工作，通过产品销售回收资金。在此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数据运用现代数学方法计算其投入、产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从而体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建立，在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真正形成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两个基本层次。对此，分别研究建立它们各自的管理规律和管理途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上述认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八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抓好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经济体制改革上述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提出既指明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管理体制所必须具备的市场条件和微观基础。这标志着我国对于在搞活微观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相对而言的，它们二者之间虽然没有天然的鸿沟，但也决不仅仅是范围的区别、量的区别、层次的区别。

一、从内涵上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主要有两个标志

第一，是否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一个企业、公司，它的范围再大，产值再高，但它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属微观经济范畴。而县、乡的经济，它的范围再小，产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而属宏观经济范畴。在旧的体制下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国家统负盈亏，企业实际上是国家政府部门的附属物，而全国实际上也是一个大企业，也就很难区分宏观与微观经济。第二，是否是经济总体。一般说宏观经济表现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而微观经济则表现为一定的经济个体或经济系统要素。据此，不难得出结论，宏观经济就是指一定范围的经济总体及其总体运行。其外延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总体、地区、城市、部门、县、乡镇总体等。微观经济则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及其活动，其外延包括企业、公司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本经济单位。因此，单从管理主体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凡是国家政府机构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职能所进行的管理则是宏观经济管理。这一点也是划分宏观、微观经济管理的显著标志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宏观经济管理就是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大体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对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所进行的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等过程。在这里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是宏观管理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济总体及其运行是它的客体，取得较好经济效益是目的。规划、调节、监督、服务则是它应发挥的主要经济职能。

二、理解、掌握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特征

综观我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包含了两个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坚持搞活企业，搞活微观经济；二是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这两个基本方面是相互统一、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忽视任何一个方面，国民经济就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管理体系，这是由它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首先与微观经济管理相比，它的特点主要是：（1）管理主体的行政性；（2）管理客体的总体性；（3）管理方式的间接性；（4）所需信息的综合性；（5）管理目标的全局性。其次，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有本质不同，主要表现在：（1）指导思想不同；（2）管理主体与客体不同；（3）管理内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总之，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宏观经济体系不同于过去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在指导思想、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从指导思想上说，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而宏观调控体系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力求做到计划与市场即价值规律调节的统一。从管理的内容上看宏观调控体系则以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开为前提，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混淆一起，统包统揽。宏观调控体系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对整个宏观经济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进行规划、调节监督和服务上。从管理方法上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主要运用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指导性计划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方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引导，而传统的国民经济管理则运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计划、行政手段为主的方法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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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最终产品部门，通过在最终产品部门引入了市场机制，改善了对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这一政策意图清晰地反映在农村、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实施的经济责任制、承包制以及后来的股份制改造等，同时实行的开放政策也稳步地降低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扭曲）。现在看来，产品部门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之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机制。

然而，中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格局。与此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有禀赋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过强

我们认为，造成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存在禀赋的因素。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劳动力市场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因为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而中国存在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的禀赋条件。

此外，继续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乃至全球产业链转移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租”（ 有关研究表明，如果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则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

其二，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政府对经济主导性过强。

客观上讲，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均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大量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权还集中在中央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手中，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所制造的行政垄断，导致整个资源要素价格被人为地扭曲。

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政府基本上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价格。提供廉价土地使用权，是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另外，缺乏严格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在经济改革的初期以及当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很少考虑污染治理，目前的发展通常是以延后环境治理的成本为代价的。换句话说，目前企业的盈利中包含了本应由子孙后代享受的好处。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由于政府对各种资源拥有强大的掌控权，企业被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生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大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得不以变异的行为寻求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机会；银行同样被政府的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因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

简单核算一下吧，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亿，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个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盈余近1.1万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6万亿，接近占到GDP的30％。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可以预知的是，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在上升。中国的“高投资”问题远非规模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体制之虞，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投资效率的问题。

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下的经济失衡

其一，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近年来企业和项目的微观盈利的飙升，尽管不乏宏观景气因素、企业管理改善因素，但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所制造的“经济租”显然是带来“超额利润”最为基本的因素，更多反映为一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或者说是权力资本化在加速深化。这是中国投资持续高烧不退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扭曲的成本会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增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

其三，最根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造成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因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由于金融生态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民营资本融资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资源越来越向着大企业、大客户和垄断部门集中，信贷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因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国内消费启动不起来，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不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来平衡。

其四是内外失衡的格局下，旨在控制投资规模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陷入一个“死局”。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所以当在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了更大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讲，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只跷跷板。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这或许是当下以收缩流动性和限制流动性运用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总是难以持续的根本因素。即便是在加息和提升准备金率起作用的情况下（当然目前更为直接的效果是通过行政措施，如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显然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是无法形成内需替代，而中国进口基本取决于国内的投资需求，因为进口的90％是投资品，如原料和能源包括技术等，消费品进口比例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这是当下国际产业分工以及产业链不断向中国转移的必然结果）。所以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减速，而在外部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形下，顺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我们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与进口增速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而与出口增速的关系不甚显著），此时投资消费的内部失衡就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事实上，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便是如此，2004年以抑制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的一个直接效果是，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美元。这种效应在2006年的宏观调控后愈发显著，7月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扩大，当然其中也不乏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和贸易政策调整所导致的贸易部门企业行为的改变。

随后必然是增加的贸易顺差又形成基础货币的供给，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过剩，自我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下，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中国的风险在于金融压抑使得金融市场发展极其滞后，资金基本靠银行体系，而当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信贷条件事实上的放松，实体经济的利率事实上的下降，加息效果又化为无形，经济中投资过热局面又可能卷土重来，如此循环使得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因素已经越来越难觅踪迹，每一次调控的效果保持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

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

理清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后，就需要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重新定位。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其核心内容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等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如当下，资源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因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进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作出权衡，是否需要对于通胀目标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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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大多数高校在学生考核方面做出了调整，即除了考试成绩，还着重开创了部分实验课程，但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没什么显著的改变，仍是以教师灌输为主。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被动记笔记，由于授课篇幅较大，学生往往赶不上教师的进度，所以学生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索。

2、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教学是由教和学组成，有着两次含义，所以教学不仅局限于较，更为重要的是学。但传统教学方式与灌输式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学生的积极性，盲目听从教师的安排，即上课听教师讲，没有独立思索，课后等教师安排作业等。在学习中，学生仅注重教师所讲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没有真正做到学，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意识，缺乏运用所学知识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无疑降低了教学效果。

3、理论联系实践不够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的创建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说，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纵观国外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他们在教材中有效融合了学生身边的案例，而我国却无法选取较为适宜的安排模仿经济形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体制存在差异性，教师缺乏丰富的经济社会经验。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

1、创新教学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学了需要认真听讲与记笔记，更为重要的是主动思索，这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其理论精髓。所以，教学方式需要创新，也就是说在传统课堂灌输的前提下，增添课后复习与课前预习阶段，让学生在课前先整理一下本节课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标记出自己无法理解的知识，带着问题听讲，课后再加以复习。基于课前、课中与课后三阶段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而且有利于内容的融会贯通。从课堂灌输阶段来看，可以在传统教学方式上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如小组讨论、主体讲座等;可以增加热门话题讨论，如对人民币升值的看法等，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2、引发学生思考，提高积极性

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点，针对同一个问题，每个学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导致答案不同甚至相反。为此，教师首先需要引导学生对各个学派提出的观点，以及观点的限制与背景等加以分析，从而解除心中的疑惑，即学生会发现各学派对于同一个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在于它们假设的前提存在差异性，所以不存在哪个学派推导不正确的说法。基于问题的思考及思维的分析，有利于帮助学生明白每一个宏观理论都具备假设的前提，不是绝对精确的真理。这样，在日后理论模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便会对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与假设条件加以重视。其次需要引导学生积极讨论与交流，以批判性眼光分析各种经济理论，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基于不同观点的碰撞，主动创建自己的知识系统。批判地吸收与掌握不同学派的观点，既可以帮助学生开发思维又可以帮助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了解与认识。最后，需要引导学生进一步掌握宏观经济学的特征，鼓励学生大胆讲述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发展较短，不够健全，不是一门较为精确的科学，在处理相关经济问题与解释相关经济现象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难与选择，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学习素养。

3、加强理论联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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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总体规模中国自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以后，从2005年至2014年13年的时间里直接对外投资总量平均年增长45.12%，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状态，如表1所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4.4%，位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排名的第6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投资范围广、投资幅度增长快、投资数额不断提升等特征。虽然投资总规模有明显涨幅，但是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差异，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为美国的9.4%，英国的30.9%，并且投资率与发达国家也有一定差距。（二）投资区位分布投资区位极不平衡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特点，中国对外投资区位主要集中于亚洲及拉丁美洲。这两大区域成为中国直接对外投资主要区域，其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地理位置关系，亚洲是中国所在的大洲，无论是从地缘关系，还是从地域文化都有极强的相似度；第二，受优惠待遇的影响。中国大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会投向有经济优惠条件、政策优惠条件的区域，以使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第三，受税收政策影响，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税制不同，投资者会巧妙的躲避较高税制以降低投资风险。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近些年，中国在南美、非洲的投资持续上升。（三）投资行业分布从投资行业的视角进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位居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其中，商务服务业在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了1422.6亿美元，金融业与采矿业也分别达到673.9亿美元与670亿美元，如表2所示。单纯的从投资金额来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是有失偏颇的，更应该从境外投资企业所在的行业来进行分析。从投资企业所在的行业视角进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则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以及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很明显，这三个行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利用了低劳动力成本这一优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宏观经济效应机理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通常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越扩大，越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正向推动作用，这是由于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促进原材料、投入品以及机械设备的出口。同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定是希望可以获取投资地的优良资源，例如先进的管理经验、生产技术等，而这些都是企业发展所急需的战略性资产，这样就会可以促使形成产业内关联效应，促进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近些年中国持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却没有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初期，对外贸易经验不足，技术进步缓慢，并且就业结构也相对落后，传导机制不完善、不通畅，这就说明中国直接对外投资整体水平还是相对落后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落后直接限制了母国的产业升级。（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中国大体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三个地区的人均收入以及就业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三个地区的就业影响又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中国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金融业成为主导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企业大都来自于中国的东部地区，因此，这个地区的金融业人才就业情况受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形势一片大好。与东部相比，中国的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促进中西部经济快速增长是提升就业率，改善就业现状的必经之路，促进中西部经济快速增长，就要进一步的实现对外开放。中西部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大型企业数量较少，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持续增长，但是就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影响而言是相对较弱的。（三）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技术进步效应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投资动机不够成熟，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都将投资目标定位于赚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并没有将技术引进与提升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目标之一，同时，受投资规模所限，对先进技术的吸引力明显不足。第二，吸收能力不强。促进技术进步，需要具备可以将他人的技术拿来为自己所用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涉及技术的吸取、改良与创新，中国研发能力落后制约了先进技术的学习与吸收。第三，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与区域分布不够合理。中国对外投资行业偏向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这些行业的技术要求低，对技术创新没有外部推动作用。同时，对外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为主，这些地区尚且希望可以从投资方获取先进的技术，自身根本没有能力给投资方提供技术。（四）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用效果却不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14%，而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数额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42%，由此可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远没有外商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效果明显。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其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远小于外商对华投资规模，因此，对经济产生的促进作用与其相比相差甚远。其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是间接实现的，周期长，传导机制复杂，并且具有较强的滞后性。因此，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无法与外商对内投资相提并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