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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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9.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003－02

一、 从劳动力国际流动现象分析其原因

对于劳动力的国际迁移，大概可以追溯到1600年的强制合同时期，主要指这个时期的移民需要受到合同的约束。此后的1790年到1850年，被称做先驱自由定居者增长期，有大量的移民不受任何约束迁移。而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850―1913年。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是亚洲的移民的时代。而在1914―1945年间，劳动力的国际移民受到了战争、萧条和限制的约束。1946年至今，由于各国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移民现象被相对地限制，被称做限制性的移民时期。学者们了解了由古至今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各个时期后，从四个方面对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大量移民流的产生；移民流的波动；大规模（1850―1913年间）的长期移民趋势和近代国际移民趋势。

（一）大量的移民流产生原因分析

大量的移民是由于经济刺激，许多的相关探究都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一战前的大规模移民时代，当时国际移民相对无束缚，经济刺激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释那个时期的移民模式。同时，还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和单身更容易去移民。他们可能更爱冒险和有企业家精神，并且继承更少的原始投资特征，所以移民成本较低，他们同时从流动中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年轻一代的移民，他们能够从工作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收获，同时最小化先前的工作搜寻、对目的地的调整适应等成本。作为单身移民，他们也能够减小自身流动的直接费用。并且，年轻人是没有技术或有很少技术和特别的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移民，就会很少因此失去附加特殊技术性资源而带来的经济回报。

（二）移民流的波动原因分析

研究显示，20世纪20年代的原因探究主要是受到推拉理论的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人们认为这依赖于人们对本国和迁入国的预期收入比较决策，而这由迁入迁出国的工资率差异和在迁入国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两个因素决定；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们认为，本国和迁入国工资率和就业率都可以决定波动，并且，失业率是短期移民的有力决定因素，而长期趋势主要由工资率决定。

（三）移民的长期趋势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实际工资率必须和移出国适龄和农业劳动人口比重一起，才能决定移民率的变化。另有研究得出：有限的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人口压力也会产生移出现象，且农村人口的国际流动率相较城市人口较低。此外，如前所述，相关学者又证明了工作搜寻等成本的减少也能带来移民流；同时，若控制好其他依赖变量，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总结各种研究发现：人口量、相对收入、劳动力结构改变、贫困、农业的落后、移民信息的传播等，这些都会对移民趋势大小产生影响；同时，实际工资率和适龄移出人口比例共同决定了移出率的变化，并得出19世纪10%的流入国资源工资率的增长会带来0.13%的流出国移民；此外，大规模的移民趋势和移出率增长需要本国工资和收入增长作为先决条件。

（四） 近代国际移民趋势原因分析

有学者认为，影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移民的是同一个因素。这能解释瞬息万变的当代国际性移民问题――欧洲收入的戏剧性趋同，特别是在南欧，在所谓的黄金时期从1950―1973年，帮助解释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美洲）的移民比重的大幅下降，说明本国收入的增长，减弱了欧洲国家的移出率。又有研究显示，政策也是一个影响移民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移民由于限额和规定，被大量地限制。所以，移民压力不能被清晰地观察，移民资源趋势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政策。还有一些针对不同国家情况所做的研究。如Germany （1964―1988）、 Karras and Chiswick（1999）证明了德国移民在短期内是由于周期性现象，像失业率影响，而长期因素则是德国和迁出国家的人均收入影响。

二、从劳动力流动理论分析其原因

（一）较早的劳动力流动理论

1.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及其发展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1889）的“迁移定律”。认为人们迁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并对人口迁移的机制、结构、空间特征规律分别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七大定律。人口经济学家E.S.Lee（1966）在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和博格（Burge）的基础上，在其《迁移理论》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推力－拉力”理论。他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况为四个方面：与迁入地有关的因素；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各种中间障碍；个人因素。杨云彦（1994）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这四种因素的内涵，提出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都包含着推力、拉力以及中性因素，其中中性因素对迁移不起作用，而推力和拉力因素对不同的个体是不同的；中间障碍主要是指移民限制、迁移距离等因素；个人因素则是指个体的年龄、价值观、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到个体对外界信息的判断和迁移决定。劳动力是否迁移，取决与他对这些因素的综合权衡和选择。

2.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al theory）及其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关系引入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认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区域差异引起了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的调整，人口迁移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体现。同时，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个人来说，迁移被视为是一种在个人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这种个人投资可以增强自身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生活水平。多数研究表明，人口迁移主要是在市场调节下移民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发展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刘易斯（Arthur Lewis）和托达罗模型。它先后经历了刘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的修正模型、托达罗模型修正三个阶段。

3.新经济家庭迁移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家庭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决策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做出的，迁移（特别是短期迁移）的因素归结为一种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二）新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

1.世界系统理论

主要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人口迁移问题（Wallerstein）。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竞争的结果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自身的发展过程被中断，成为部分核心国（发达国家）的附属国。发达国家的资本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各个角落，控制了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于是双向流动不可避免。在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也向发达国家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工资率差异的结果，而是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2.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迁移理论（模型）

现有的西方关于乡－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或因其重要假设不能在中国得到统计验证（如两部门模型），或因其理论未能形成系统体系（如三部门学说），似乎均难以为中国国内现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朱镜德于1999年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理论模型。

三元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缺乏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和不完全竞争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不可以自由进入、劳动力价格不完全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很高）。两阶段迁移理论是依据乡-城迁移的流向，将整个迁移划分为两阶段。其中，将主要发生在城乡两个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迁移视为迁移的第一阶段，而将此后发生的迁移看作第二阶段，从而解释由于市场开放程度和工资率等因素造成的中国特殊的劳动力迁移现象。

三、总结

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得出，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分析的研究主要分为政策结构、社会网络框架、新古典、新经济、劳动力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全球化等七个方面进行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但由于劳动力迁移问题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新的时期，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如迁出国政策而非迁入国政策、政客动机意图、迁移人口年龄等因素也影响劳动力流动，却并未在之前的研究中包括。因此，我们不但需要理清早期对于劳动力国际流动原因的分析情况，也需要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对迁移因素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研究。如加强理论的综合和包容性研究、加强对相关政策及迁入国政客行为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研究、加强有针对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研究等。

参考文献：

[1] Chiswick， Barry 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Applic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in Myron Weiner and Tadashi Hanami， ed. Temporary Workers or Future Citizens？ Japanese and U.S. Migration Polici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pp. 177-208.

[2] Chiswick， Barry R.，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Selected？ An Economic Analysis” in Caroline D.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pp. 61-76.

[3] Winklemann， Rainer，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The Case of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IZA Discussion Paper， 2000， p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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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劳动力迁移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迁移的劳动力人群在年龄、性别、教育、健康状况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是种自我选择的群体，因此，劳动力迁移或多或少地会对地区差距、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迁移的劳动力可能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对于输出地和输入地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一、劳动力转移概述

在1993年，Braun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劳动力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将导致人均产出速度降低。因此，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劳动边际产出降低，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将下降，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劳动力流出会降低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使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加快。间言之，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会进

步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这结论在多个国家已经得到了验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比如樊纲认为，要素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异；李实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小鲁等人在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产出的贡献进行研究时，证明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地区差距。

二、劳动力迁移对区域间经济差距产生的影响分析

以东西部劳动力迁移为例，以就业劳动力的数量作为参考依据，估算出劳动力的净流动量，相较于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代替劳动力流动和用人口流动代替劳动力流动来说，弥补了其中的不足，具有明显的优势。同时，通过次回归对东西部劳动力的净流动量与衡量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二者的均高度相关的情况下，则从劳动力净流动量的变化规律探讨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差距产生的影响。

（

）描述性分析。运用经济增长模式对劳动力净流入与Theil系数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伴随着东部劳动力流入速度的加快和西部劳动力流出速度的加快，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将会促进地区经济收敛。选取2000年至2010年区域间Theil系数的变化趋势各净流八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比重进行分析。

（二）格兰杰检验。1.东部地区。在进行滞后期为2的格兰杰检验的时候，E代表东部地区劳动力的净流入比重，T代表区域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使用Eviews软件输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结果显示，区域间经济差距形成的格兰杰原因并非是东部的劳动力流入，相反，东部劳动力流入的格兰杰原因是区域间经济差距，这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合。东西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导致了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力的流入，相较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回报率较高，劳动力更倾向于东部地区。

2.西部地区。在进行滞后期为2的格兰杰检验时，w代表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净流出比重，T代表区域间经济差距的Theil系数。使用Eviews软件输出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结果显示，东部劳动力输出的格兰杰原因并非是区域间经济差距，相关，区域间经济差距形成的格兰杰原因是西部的劳动力流出，这

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合。东部地区之所以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与西部向东部的劳动力转移离不开关系。这种转移使得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东部地区，极大地满足了东部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出，使得落后地区的人均量增加，因此，劳动力迁移是区域间经济差距缩小的原因。

（三）劳动力流入（出）与Theil系数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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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ringer和Hole(1971)通过对美国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旨在提高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能力的人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高、低工资者或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别并不大，于是他们认为有理由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分割的，且被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工资：一级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工资较高且工资分布曲线陡峭；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且工资分布曲线扁平。(三)任职要求：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任职者必须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对有些工作来说，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任职者的教育和培训的要求非常低，雇主一般不对员工进行培训。(三)流动性：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是纵向的，而且一般在公司内部流动，体现为升迁机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则基本上是横向的，这种流动不是体现为升迁，而是就业转换。(四)失业风险：一级劳动力市场员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就业稳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则面临着较高的失业风险。简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本质是“同工不同酬”。

根据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中国城乡劳动力是否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则可以化为对下面四个问题的回答：(一)在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分布曲线上，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大致分布于曲线的左右两端；(二)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别；(三)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可以顺利进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就业；(四)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是否有差别?如果有，分别是什么样的?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而第二、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对上述判断的进一步印证。

二、中国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分属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判定

根据上文所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判定标准，计算城镇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与平均受教育程度，目的在于验证“同工不同酬”，这一点是判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核心。理论上判断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位置，应当把城乡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按工资水平从低到高捧列，计算每一个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频数，并考察是否存在以下现象：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低的一端，城镇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高的一端。此操作实施起来的困难在于每一工资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数量的统计。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替代：计算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如果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分布距离越远，则此比值越小。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一比例相对较高，但逐年缓慢下降。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急尉下降，此后总体上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乡镇企业就业是农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90年代初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转折点，这可能是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剧烈变化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加收入。获取较高的工资应具备相应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是否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尚需进一步考察。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从表1来看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外来劳动力中无论是农村迁移者还是城市迁移者，其文盲率均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农村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到中专的水平，占89.4％；城市本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与农村迁移者相似，小学到中专水平的比例稍低，为85.9％；城市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到大学本科，比例接近93％，明显高于农村迁移者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在相应组别上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只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才能克服外地人身份在就业上的劣势。如果按照文盲半文盲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给受教育程度赋权重，则农村迁移者、城市迁移者、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5年、12.4年、9.7年。农村迁移者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农村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约为城市迁移劳动力的77％。农村迁移者大体上涵盖了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重要代表，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后者的这一指标。

表1仅是反映了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表2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此处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既包括农村迁移者也包括留在农村当地的劳动力，而后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前者。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农村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即表2中最后一行的数值，注意到2000年的数据的确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城市的教育推行情况很好，国家的教育政策稳定推进，可以推断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2000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年，此后与此前各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应在9.7年上下变化。同样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情况也是平稳的变化，如表2所示。如果给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绘制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走势将十分平稳，同时可以发现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并不悬殊。另一方面，如图2所示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曲线的走势相对不平稳，且工资的差别大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别。以2000年为例，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仅为0.38，而二者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如果人力资本存量相差无几而工资水平差别很大，或者工资水平的差别大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则不能否认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至此，有理由认为城市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

农村迁移者的就业相对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合计占82.4％，并且仅在这4个行业中，农村迁移者的就业比例要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除了农林牧渔、采掘业外，城市迁移者在所有其他行业的就业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4个行业中的比例小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在其他行业的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因此，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农村迁移者与城市迁移者、城市劳动力相比而言。更多的分布在平均收入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发展前景暗淡的行业中。

农村迁移者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设备操作人员两种类型，两者比例合计为83.3％，大约是城市劳动力的1.7倍，是城市迁移者的1.5倍。农村迁移者仅在这两个职业类型的就业比例大于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分布。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此外，农村劳动力更换工作频繁。深圳市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进城后更换工作的比例接近40％，其中更换过3次及3次以上的占3.4％，更换过2次的占17.4％，更换过1次的占18.9％。可见，城市农民工的工作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较频繁地更换工作。在传统正规部门即“单位”里工作的城市居民，由于其工资、福利待遇等与“单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更换工作的比例较低。而大多在私营或个体企业等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市农民工。其工作往往具有临时性。农民工往往根据对工资、工作环境满意度以及自身社会网络资本积累和择业能力。决定是否更换工作。虽然农民工能较自由地更换工作，但往往很难进入城市劳动力所在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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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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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ai Fang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3（2）.

[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篇5

因此，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思路：其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其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统筹城乡就业要求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尽快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实行城乡劳动者公平的就业制度是统筹城乡改革的切入点。各级政府应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国家和各地区的就业规划。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

1．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建立保护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劳动力迁移者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保护其权益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如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很低，工资边清欠、边拖欠，农民工超时间劳动，休息、休假权利受侵犯比较普遍，一些企业任意加班加点的行为没有得到遏制。距离公平就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可否认，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与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关，但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仍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所导致，因制度原因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遭受资方侵害。保障农民工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短期内的劳动用工整治行动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最终需要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和集体谈判制度，工会作用发挥方式和程度以及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劳动立法等方面。

2．公平对待农村劳动力迁移者，逐步形成惠及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当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社会排斥)；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遭受歧视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首先，应当转变观念，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统一管理，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需要，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统筹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的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引导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理、有序流动，努力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我国城乡将长时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必须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多形式并存，多层次展开，努力实现合理、有序流动。(1)在地域流向上，引导农民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是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途径。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2)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在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空间的同时，要重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技能和就业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有新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劳动者就容易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且，劳动力的整体技能较低，也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构成了制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大力提倡订单培养模式。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和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鼓励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这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意义重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土地对广大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不再具有生产资料功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看，大量的农民将会长期亦工亦农，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将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乡务农。在农民到城镇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进退有路，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大量集中于城市，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关系重大。

因此，在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必须依法保障流动就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将所有农村劳动力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留在农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老年劳动力来说，土地难以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他们往往成为农村贫困人口。在他们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时，如果愿意退出农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可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赋予他们对农地承包具有选择性的退出权，根据自身条件在保持农村的承包地和获得不同的社会保障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也愿意放弃土地，可以以农地换取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而那些不愿放弃农地的转移劳动力，则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他们愿意承包上述两部分劳动力退出的承包地，那么根据其意愿承包的土地面积和承包年限支付一定的土地承包费，而这部分承包费则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等到他们到了退出农业生产的年龄时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参保单位，以社区或渔业公司作为社保的工作点。其次，为鼓励渔民参保，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在缴费比例上以“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政策执行。同时，从渔民转产转业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给予每个参保渔民一定数额的补助。

3．建立渔民下岗失业救济金制度。渔民在弃船上岸失去“工作”后既没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保险，又没有计划经济下的各种资助待遇，致使下岗失业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处于“体制真空”状态，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为确保渔民基本的生活，应给予下岗失业且仍处于中壮年的渔民如城镇下岗失业职工一样的待遇。救济的金额和期限，可参照目前国家推行的城镇下岗职工有关规定以及广州市的标准给予适当的救济，以体现国家对达不到基本生活水平的人群及特殊人群应尽的救助责任，体现社会公正原则。

4．建立新型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体制。要建立和维持渔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关键是能提供这一体系或制度运行所需要的资金，而新型的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体制则是筹集和管理这笔资金所必需的。首先，在保证一定的政府拨款前提下，可由政府出面，通过财税部门统一负责渔民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征缴，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关的人力和物力，采取广泛吸收社会捐款，适当征收企业事业税收，按比例提取城镇建设项目费以及购买基金、稳定投资等办法来保证渔民社保资金的充足；其次，统一渔民基本生活保障管理机构，把渔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纳入财政预算的管理范畴，并通过渔民基本生活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加强对其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管理；再次，建立由劳动保障、财政、审计等政府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对筹集和征缴机构的征收行为、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支付行为、财政专户的管理行为以及基金运营情况实施全程监督。

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劳动力迁移的许多旧的体制已经基本消失，其中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就业限制，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的迁移心理成本，增加了就业成功机会，也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迁移的增加，移民网络已经起到提供就业信息、降低心理成本的作用，还有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以及高校扩招和收费的增加，‘都是中国国内迁移规模有可能增长的理由。剩余的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更多可能体现在一些较难改变的体制上，如城市就业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

为更好的了解农村劳动力对政策的需求，以便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2007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廊田镇11个村，共发放问卷调查表6O4份，其中A卷(迁移者)194份，B卷(未迁移者)410份，回收有效问卷552份，其中A卷181份，B卷371份。另外，2007年上半年在城市中进行了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广东省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调查表(全部是A卷)263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两次调查共获取764份有效样本，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和迁移动机，以及未迁移的可能原因，其中对政策的需求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期望

农村劳动力迁移绝大多数人是依靠自身努力所实现的，但并不表明这种纯市场经济行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迁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毕竟是有风险的行为选择，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现阶段，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期望有哪些，哪些对于他们目前最迫切，作者利用A卷(迁移者)调查数据做了一个统计。

在调查中发现，在选择政策期望时，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存在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教育程度)偏好。例如，乐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迁移者更注重社会保障，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对农地承包权更为留恋，年轻者考虑计划生育问题更多，而对各项社会保障并不太感兴趣。但统计分析时，看到他们对政策期望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已。:

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担心更多的是失业和居住问题。前者，迁移的根本目的是挣取更高的收入，只要有份工作(或有份不拖欠工资的工作)，就会有一定的收入。出乎意料的是，迁移者对住房的要求比较迫切，迁移者向定居者过渡时强烈要求的具体诉求。另外，迁移者对于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太高，表面上看，由于他们从未得到过社会保障，所以觉得那只不过是城里人“天生”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还不知道有社会保障这一说。况且进入社保还要求他交纳一笔费用，这将减少其现期收入，所以他们对纳入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迫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农民的保障只是原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所以，迁移者无一例外的希望享有原有在农村的一些政策，固他们特别希望保留自己的宅基地。如果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他们将很难适应，结果可能是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二、未迁移者原因

为了更好的了解迁移者的个体特征，调查B卷专门针对在家务农的农村劳动力，希望能做比较分析。未迁移者的原因，作为一个多选问题，在回收的373份有效问卷中，其选择未迁移的原因统计结果。

同样在选择不迁移的原因上，也存在着区域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偏好等因素。其中，年龄大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主要是缺乏相应技能，而女性未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家人拖累，那些回迁者则比较满足于农村的生活状况。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并未选择“在打工地受到一些政策限制或歧视待遇”这一项，由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和长期二元结构的政策影响，农民已经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品德”。

篇6

预期收益=预期工资水平*就业率

当预期收益大于农村收入时，农村劳动力会向城市转移。

笔者认为，可对上述模型作如下改进：

1.加入“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指农民为进城务工而放弃的在农村务农可以得到的最高收入。即：

预期收益=预期工资水平+就业率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越小，预期收益越高，农村劳动力就越会向城市转移。

2.将“机会成本”拆分为“迁移成本+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剔除价格因素)

将机会成本拆为显成本与隐成本：显成本为迁移成本；隐成本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即：

预期收益=预期工资水平+就业率迁移成本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迁移成本越小，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越低，预期收益就越高，劳动力就越会向城市转移。

二、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的分析

由公式可看出，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因素主要有4个预期的城市工资水平、就业率、迁移成本及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若要改变农村劳动力的迁移状况，就要对这四个因素进行分析。

1.预期的城市工资水平

据公式，若要减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压力，就要降低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降低农民心中预期的工资水平。但此法并不可行。

如图，劳动供给曲线为S，劳动需求曲线为D。此时工资水平为w**，劳动力市场上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劳动力，其数量等于N*N*。按照公式，可以将劳动力价格压低至W*的水平，实现市场出清。

但在现实中，此处的“均衡状态”很难达到。第一，现有工资水平W**已是低水平，再压到W*，会使工人工资过低以至于无法支付生活基本开销。第二，底层劳动力市场对价格敏感度较低，供给曲线S较平缓，当工资下降时，城市中减少找工作的人并不多，而企业可以扩招的劳动力也并不多。第三，工人收入水平低将不利于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增加，从而制约经济发展。

2.就业率

按照公式，若要减缓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则要降低城市就业率。但这显然也不可行。实际上，我国目前就业形势相当严峻，更不可能通过降低就业率来减少进城人口。

3.迁移成本

在现实中，农民向城市迁移的迁移成本已非常高。

导致迁移成本高的原因是户籍制度。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住房、福利、医疗等方面均承受着高“成本”。户籍制度是对公民迁徙自由权的限制，并表现出社会公平价值的缺失，其在长远上是要废除的。因而，通过提高迁移成本来减缓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亦不现实的。

4.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在低预期工资水平、低就业率、高迁移成本之下，为何仍有如此多人要进城?根源在于他们在农村获取的收益更低!所以根本之道在于提高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给农民带来福利，减少收入差距，缓解一系列社会问题。以下将对如何提高农村平均实际收入、发展农村经济进行探讨。

三、如何发展农村经济

1.引进技术，发展现代农业是根本

正如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述，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使用的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其资本收益率低下，所以即使加大投入，仍然无法获得较高的收益。所以应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其具有相对于其高资本收益率的低廉的收人流价格。

发展现代农业，关键是要引进创新，可以是新技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也可以是新制度：正如多年前实行的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

2.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

农民的能力作为一种“现代生产要素”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具备很高的资本收益率。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强基础教育(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义务教育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高达17)，建立完整的农村教育体系，同时通过政策鼓励人才前往农村；另一方面，企业到农村投资也会带来高素质的劳动力。

3.综合发展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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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8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 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 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 “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 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 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 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 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 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 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 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 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 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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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Change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Theory

SUN Xiaofang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Shanxi 030006，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macromigration model，micromigration theory，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elaborates on the different concerns in different economic periods.At the same time in the dual econom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n domestic labor migrat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lack of a logical link in the current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failure to come to the nature of the phenomenon of labor migration are the main defects. Considering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tide of rushing home”，“difficult Employment for college students”and “beachhead battle”，the author proposes research priorities that explore the essence of these phenomena and

establish

篇8

二、劳动力迁移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人口流动的决策可由下列公式表示：

其中，Mt：第t期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P：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

Wu：城市工资水平（P.Wu）：预期的实际工资

WR：农村的实际收入（P.Wu-WR）：即为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异

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这一模型表明，只要预期的实际工资大于农村的实际收入，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就会继续下去。只有当预期的城市工资和农村收入水平相等时，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才会停止。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数量和工资水平。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在农村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其生活费用甚至等于零，也就是说即使只能获得很低的工资收入，他们也有向城市转移的倾向。而同时，我国东部沿海城市迅速崛起，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使得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东部城市转移。这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极大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但随着劳动力的持续转移，造成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迁移劳动力工资增长非常缓慢，最终造成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缓慢。

由于我国农业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和生产技术进步缓慢，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以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多年来没有显著提高，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而人均收入收入未能因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得到明显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较低，纯收入更低，使得其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多年来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的迁移，虽然迁移的速度在放缓。正如托达罗模型所告诉我们的，迁移速度的放缓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和在城市收入差距减小造成的。但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少，并非归因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迁移人口在迁入地收入水平的缓慢增长、无增长，相对于城市居民收入和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甚至是负增长。因此，过去二十多年的劳动力迁移虽然曾经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但并不足以使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必然会进一步拉大二者收入的差距，造成相对贫困的增加。另外，农村人口的迁移使农村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流失严重。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比率越高，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的人才大量流失，使农村在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加剧了农村的相对贫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模式下的人口迁移，短期内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而言，并不能消除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甚至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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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劳动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国范围内省际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现有的资料，从迁移和暂时居住两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在省际之间流动.从劳动力迁移状况看，近年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省际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大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负值；而东部地区多数省区市迁往省外的人数小于省外迁入的人数，省际之间净迁入人数为正值。2000年，东部净迁入人数比西部和中部分别高40.2倍和5.2倍，东部地区除福建、山东、广西三省其余9省的净迁入人数全部为正值，西部地区除、陕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净迁入人数都是负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净迁入人数为负值。从劳动力暂时居住的情况看，全国各地外出务工经商人口远大于省际迁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数要少得多。2000年全国外出务工、经商、服务、当保姆的暂住人口为3786.3万人，其中72.9%集中在东部地区，仅广东省就有1241.1万人，占暂时居住人口总数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力及人口由西向东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及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

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现向东部流动的倾向，最主要是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与此相适应，三大地带的劳动者的报酬出现了较大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省区市之间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有计划配置，从而使劳动力的流动非常缓慢，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不明显，即便在某个特定阶段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某种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现劳动力由沿海向内地流动，那也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非劳动力流动自身表现出来的倾向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方针，东部地区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社会等有利条件，迅速推动其经济向前发展，从而使东部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劳动者收入上的差距随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劳动力的计划配置制度被打破，严格的户籍管理逐步松动。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劳动者开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这是一种利益驱动性流动。因为东部的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有些地区的差距高达一倍以上。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正是这种较大的收入差距诱导劳动者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根据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今后劳动力的流动仍将存在强化的趋势。

其次，讨论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汇总数据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国跨市、镇、县的迁移人口共有3384万，比1987年调查的迁移数量上升约三分之一。其中，迁入城市2088.4万人，占61.7%。由城市迁出628.9万人，占18.6%。迁入迁出相抵，城市净迁入1459.5万人；迁入集镇679.5万人，占20.1%；由集镇迁出637万人，占18.8%。集镇净迁入42.5万人；迁入农村616.1万人，占18.2%。由农村迁出2118.1万人，占62.6%。农村净迁出1502万人。城市和集镇净迁入1500万人(《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3，第434页)。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呈加速的态势，其主要流向是由农村迁入城镇。从暂住人口的城乡分布看，按照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县市区的人口有3323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万人，占61.4%；居住在集镇的333万人，占10%；居住在县的949万人，占28.6%。全部在外县市区的人口中，农村在外县市区的人口1986万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镇的1195万人，占60.2%；居住在县的791万人，占39.8%(《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第213页)。可见，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样是城镇。

农村劳动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镇流动，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诸如追求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利益。由于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镇的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只要城镇居民的收入高于农民的收入，在国家对城乡劳动力流动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就不可避免。城乡发展的差距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愿望就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国家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采取严格的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结果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数量较少。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时扩大有时缩小。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数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达到2.86。城乡居民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势必强化农村人口进城愿望，与此同时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农村人口进城比计划经济时期容易多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进入城镇。他们中有条件的将户口迁入城镇，另外一部分则举家暂住在城镇，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季节性地在城乡之间流动。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

按照劳动力迁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可以推论，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对于那些具有迁移愿望的劳动者来说，收益较高的群体应当是最有可能迁移的群体。那么，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2000年的专题调查，1992年以来，由于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人才外流的数量明显增加。1980—1985年六年间，宁夏共迁出26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早年来自国内东中部地区支援边疆和民族地区的人员；1992—1999年八年间，则迁出7000多人。在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者占80%，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占67%。

关于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1年的工资抽样调查统计资料分析。这次工资抽样调查的范围是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各种类型的职工，调查人数共80万人。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职工的学历层次高低与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学历层次低，其工资就低；学历层次高，其工资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约劳动力的迁移，劳动者的素质则直接影响其收益。由于高学历的劳动者可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所以在迁移成本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高学历的劳动者进行迁移将比低学历劳动者更有利。高学历的劳动者可以通过迁移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学历的劳动者迁移很可能得不偿失。这就是高学历劳动者更具有流动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

经济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和欠发达地区相比，虽然发达地区的高素质劳动者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厌高，水不厌深。高素质劳动者所拥有的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对发达地区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们浏览一下发达地区21世纪的人才发展规划，基本上都有积极吸引人才这项内容。为了把这一人才战略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如在户口、住房、工资待遇诸方面给予优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为了限制城市的规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严格的户籍管理办法，即便是高素质劳动者也不易迁入。近年来一反常规，为了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对原来的户籍管理办法作了重大调整。如有的地方规定，对于外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要本地有单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该地落户；有的地方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愿意在当地工作，可以先落户再找单位。(2)对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由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资本积累及投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地区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较大。发达地区所需要的普通劳动力除了，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一部分以外，还有相当部分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来补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劳动力不愿意干，必须招聘外地劳动力；一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求的报酬较低，用人单位愿意聘用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因此，一般情况下，发达地区对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持欢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仍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当然，由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专业技术，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较低，所以迁居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比高素质劳动者要低得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很难象高素质劳动者那样直接迁移到发达地区就业，而只能季节性地到发达地区劳动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发达地区：(1)对高素质劳动者流动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自然、经济等方面条件较差，对人才吸引力较小，所以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对人才的需求更显得迫切。为了稳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地区在财政较紧张的条件下，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千方百计吸引高素质劳动者到欠发达地区工作，稳定原有的高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为避免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许多欠发达地区在努力提高这些劳动者待遇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质劳动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这些劳动者流出的门槛，阻止高素质劳动者外流。(2)对一般劳动者流动的态度。与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失不同，欠发达地区对一般劳动者的流动持积极的态度。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这些地区普遍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资本积累能力低，投资不足，劳动力就业困难，社会就业压力大；二是生产效率较低，劳动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发达地区一般都希望通过劳动生产输出来缓减其就业压力，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欠发达地区，因此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就业，虽然这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当地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但仍会高于欠发达地区，这是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愿意到发达地区寻找就业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劳动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来中国西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都十分重视劳动力输出，各级政府都设置了专门机构，有的省市在发达地区派驻了办事机构，由这些机构组织劳动力输出，收集劳动力需求信息，帮助劳动者解决外出中遇到的困难。

二、相关结论与建议

1.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将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关的条件发生变化，劳动力流动的这种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劳动力的流向看，不论是迁移还是暂时居住，现阶段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趋势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经济和自然条件差的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虽然人口流动率可能低于劳动力流动率。利益驱动是导致中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由条件差的地区迁居条件好地区的机率高于低素质劳动力。由于高素质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高于低素质劳动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仅更容易找到工作岗位，而且其劳动报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往往表现为迁移，低素质劳动者的流动则表现为暂时居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决定劳动力流动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对待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上，政府和劳动者已基本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理性地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这对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是有利的。

为了促进全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优化配置，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因势利导，积极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加快全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是世界性的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它对于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缩小城乡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动。全国各地应以此为契机，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条件。首先要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隔的制度壁垒，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对所有居民实行统一待遇。不论原有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在购房、就业、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方面都应实行统一政策，平等对待。再次，遵循城市发展规律，根据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学的城市长远发展规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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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持续增收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农业税费的减免、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得到了较快地增加,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农户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村住户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24上升到1985年的0.2267, 2006年更是达到了0.3737(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7)。农民对农户间收入差距及其带来的生活质量和财产差异体察得更深更直接,农户间收入差距会对农民生活态度产生较大影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更易不满分配现状,这会对农村社会治安和农村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以往的许多研究表明,对农业依赖程度低的农户往往是农村中的高收入者,而且工资性收入比例差异是造成农户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近些年来,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已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占到38.省略,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东陵路120号,邮政编码:110866。张广胜,通讯作者,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ail: ,电话:02488488428。感谢陈钊、詹宇波、周晓津在第三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YES)会议上的评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3077, 70973082)和辽宁省2010年博士生访学项目的资助。非常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文责自负。

2010年第4期周密 张广胜 村级迁移率与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

2010年第4期

且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张爽等,2008);社会网络对农户间收入差距的贡献达到12.1%―13.4%(赵剑治和陆铭,2009)。那么一个村外出打工人数的多少对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有怎样的影响?本文选择“村”为研究单位,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从收入方面,在同一个村中,农民会比较自己收入水平的相对地位,若外出务工提高农户收入,则未外出务工的农民可能会“跟随”已外出务工的农民外出打工,这样就形成了迁移网络,同时这也会使村内农户间的收入流动发生变化,导致农户间收入差距变化;另外,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决定了农户间的信息沟通非常迅速,他们往往能够通过小区域内的信息交换形成网络。缩小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对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否则,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过大,不仅会妨碍城乡良性互动发展,甚至会成为经济社会不安定的诱发因素。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村级迁移率的提高显著地扩大了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对既有文献进行了回顾;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基本理论、使用的模型及方法,并介绍了工具变量的选择,这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了基本假设前提与主要的分析思路;第四部分对所使用的数据做以介绍,并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第五部分基于迁移网络的角度,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农户间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 文献综述

传统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理论主要有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差距模型和乔根森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这些都是从部门间收入差异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Stark 等人自20 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构筑起了新劳动力流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Stark and Bloom,1985;J. Edward Taylor and Philip L. Martin,2001)。新劳动力流动理论对劳动力流动理论从微观视角上进行了拓展,信息不对称(Banerjee and Newman,1998) 、人力资本(Masson,2001) 、风险(Xideas,2003)、社会资本(Bian,2005)等因素都被引入了劳动力流动理论来分析劳动力流动的个人决策。在宏观层面上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文献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明显(姚枝仲等,2003;Justin Y. Lin et al.,2004;John Whalley,2004;蔡,2005)。在微观层面上,李实(2003)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整个农村收入差距缩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劳动力流动在一些富裕地区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在一些贫穷地区却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都阳和朴之水(2003)利用中国西部地区4个贫困县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在整体上相对于没有流动的家庭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并且其中相对贫困的家庭较富裕家庭有更高的收入转移比例。李强(2001)利用四川农村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具有高额汇款回乡的倾向。

劳动力流动、社会资本与农户间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网络、信任和规范,目前较多的研究用网络来代替社会资本,而村级迁移率是度量村级迁移网络的较好指标。对于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前人主要从收入汇回角度进行研究(Stark et al.,1986;Milanovic,1987;Taylor,1992;Taylor and Wyatt,1996)。以迁移网络为视角研究迁移与收入差距的文献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是基于农户层面的研究,如Grootaert(1999)发现了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对于减少贫困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是基于社区层面,如Narayan and Pritchett(1997)发现,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能显著提高人们的福利;但是,David M. and Hillel R.(2007)认为迁移对迁出地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迁移者来自哪里、这个地区的初始财富分配如何以及他们迁移决策对其他社区人员的影响。若迁移成本高,迁移者可能来自社区中较高收入的家庭,使社区收入不均等增加;若迁移成本不高或无限制,低收入的农民也可能迁移,造成社区收入差距下降。Lucas and Stark(1985)指出,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流动者的流动动机,如果流动动机是“利己”的,则流动对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分配状况影响甚微;如果流动动机是“利他”的,则流动会改善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分配状况。Espinosa and Massey(1997),Munshi(2003)等研究表明净迁移成本内生于迁移过程,在不同迁移历史的村庄,迁移对其在不平等上有不同的影响。目前搜集到的文献中鲜有基于迁移网络的角度研究中国农村村级迁移率对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与收入差距的文献做出补充:第一,运用CHNS数据,以村为视角,研究了村级迁移率与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关系。第二,根据中国国情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以解决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而且采用GMM估计方法以减少信息损失。并利用差分模型考察了迁移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以剔除随时间变化而不变的因素的影响。

三、 理论、模型与方法

理论上讲,劳动力迁移网络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当原始迁移开始时,由于需要高的迁移成本,只有那些较富裕的人才能支付得起,因此迁移者多是高收入的人群,而迁移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又扩大了农户间的收入差距;随着迁移网络的扩散,低收入的人群可以通过迁移网络降低迁移成本,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会因此缩小。但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不高,户籍制度的分割造成劳动力的迁移与定居是分离的两个过程,而且,目前中国农村迁移网络是否形成,作用如何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因此劳动力的迁移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本文通过经验分析,揭示了目前中国农村村级层面劳动力迁移网络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除了迁移网络作为解释变量以外,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也应考虑:

第一,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间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而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也不同。在村级层面,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普遍采用村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数来表示。

第二,村级经济发展水平对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根据库兹涅茨倒“U”形理论,在经济发展的开始阶段收入差距会随经济增长呈现扩大趋势,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又会呈现收敛趋势,即收入差距又会缩小。因此,村级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变量,而人均纯收入可作为村级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

在实证分析中,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基于村级层面的迁移网络衡量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村级迁移人数(zhao,2003),另一种是村级迁移率(Chen et al.,2008)。由于数据的限制(每个村调查的农户样本有变动),选择绝对数误差会大一些,因此我们选择村级迁移率(即被调查者中迁移人数占被调查人数的比例)作为迁移网络的衡量指标。

对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可建立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lginii=α0+α1migi+α2mig2i+∑γixk+εi (1)

其中,lginii表示第i村农户间收入的基尼系数对数,migi表示第i个村村级迁移率,mig2i表示第i个村村级迁移率的平方,xk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k=1,2),包括:edui为第i村人均平均受教育年数,cinci为第i村人均纯收入。由于migi可能存在内生性,因此选择工具变量的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迁移网络工具变量的选择可借鉴以下几种方式:Woodruff and Zenteno(2007)用地区的历史迁移数量作为目前迁移量的工具变量。David Mckenzie(2007)研究墨西哥村级的迁移网络与村级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用不同时期州的历史迁移率作为迁移网络的工具变量。本文没有选择历史迁移数量的原因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由于中国劳动力大规模迁移发生在90年代中期,距今的迁移历史时期不长,而且CHNS的数据只有97年之后的关于劳动力迁移的数据,因此,我们不能选择历史迁移数量或迁移率作为迁移网络的工具变量;第二,政策变动对迁移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国的政策往往具有渐进性,选择前一期的迁移数量或迁移率比选择历史迁移数量或迁移率作为中国劳动力迁移网络的工具变量更具有说服力;第三,由于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比较复杂,“熟人社会”的存在,使得前一期迁移的人数或迁移率对后一期迁移的影响很大,用前一期村级迁移人数或迁移率作为迁移网络的工具变量更合适;第四,被调查农户在不同年份之间会存在差异,所以选择前一期村级迁移人数作为工具变量可能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影响,因此选择前一期村级迁移比率作为迁移网络的工具变量可能是较好的选择。这样我们采用04年和06年的调查数据,第四部分会详细介绍数据的使用情况。为减少信息损失,本文采用GMM方法,将迁移人数与迁移率同时包含在工具变量中,造成过度识别。同时,04年与06年村级迁移率的相关系数为0.71(P=0.000),这表明04年的村级迁移率与06年的村级迁移率显著相关;而04年迁移率与06年基尼系数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19(P=0.0524),这说明04年的村级迁移率与06年基尼系数在5%范围内不显著相关;04年基尼系数与06年基尼系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741(P=0.0743),这说明04年的基尼系数与06年的基尼系数在5%范围内不相关。以上的简单分析表明,用前一期的村级迁移率作为本期迁移率的工具变量具有相关性与外生性,可以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

为了排除天气或者历史环境等因素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变量的影响,我们还对迁移网络变动对收入差异变动的影响进行差分分析,设定如下差分回归模型:

Δlginik=β0+β1Δmigk+β2Δmig2k+∑γkxk+ηk(2)

其中,Δlginik表示第k个村农户间收入的基尼系数变动,Δmigk表示第k个村村级迁移率的变动, Δmig2k表示第k个村村级迁移率变动的平方,控制变量包括:Δedu为村人均受教育年数的变动,即06年村人均受教育年数减去04年村人均受教育年数;Δcinci为村人均纯收入变动,即06年村人均纯收入减去04年村人均纯收入。村级迁移率变动的内生性问题可同样采取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解决,本文为减少信息损失,将前一期村级迁移率差分与村级迁移人数差分作为工具变量,形成过度识别,运用DIFFGMM方法进行估计。

鉴于理论分析的不确定性,劳动力迁移网络与村级农户间收入差距是否会呈现倒U型的关系?我们设置了如下模型,如(3)所示,其中Δmigk为第k个村村迁移率变动,即第k个村06年村迁移率减去其04年村迁移率;migk,04表示2004年第k个村迁移人数。这里拟通过设置迁移率与迁移人数的交互项以显示劳动力迁移与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呈现出倒U型的关系,04年的迁移人数越多,则表明该地区的流动性越高,若村级迁移率提高,即Δmigk>0,则越可能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因此预期β2

Δlginik=β0+β1Δmigk+∑γkxk+β2Δmigk*migk,04+ηk(3)

lginii=α0+α1migi+∑γixi+α2migi*edui+εi (4)

四、 数据

本文采用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数据这里选择2004年与2006年是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得性与平衡性问题。只有从1997年的调查才有关于劳动力迁移的问题,但1997年缺少辽宁的数据,2000年的数据是完整的。同时,有些村没有连续参加调研,鉴于数据的可比性,我们也排除掉了这样村的样本。。样本覆盖了我国沿海、中部和西部9个省(自治区)的农村与城市居民,内容包括家庭的基本情况、家庭和个人的收入状况、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数据。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选用农村样本,其中每个省有4个县,每个县有4个村,年龄为15―65岁的有效个人样本量为7593,有效村样本量为216。

被解释变量为基尼系数的对数,是通过对同一个村内不同户之间的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基尼系数,然后对其取对数。CHNS中家庭总收入包括工资收入、家庭园艺收入、务农收入、畜牧收入、渔业收入、商业收入、住房补贴、育儿补贴以及其他各种补贴收入。采用每户当年的人均纯收入作为收入指标来计算基尼系数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根据新劳动力流动理论,劳动力的迁移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考察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差距更能反映迁移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其次,对家庭总收入加以均等化,能更好地捕捉家庭各个成员对家庭资源的利用情况(Deaton,2003)。

本文计算的村级基尼系数是在家庭人均纯收入基础上估算的,之所以选择村级基尼系数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农村居民的活动单元为自然村,村民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都能激发劳动力选择迁移还是不迁移。其次,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迁移网络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村级层面上的收入差异是分析的单元。数据结果显示2006年的村级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比2004年略有上升,从0.4528上升到0.4584。

表1 变量描述

解释变量迁移的界定是在CHNS问卷中,通过询问“是否住在家中”,让被调查者在“在家居住,在外上学,服兵役,外出打工,出国,其他,不知道”中进行选择,如果选择“否,在外打工”就界定为劳动力迁移。在调查样本中,村级迁移人数有所增加,从2004年11人增加到2006年14人,迁移率也从2004年15.86%提高到2006年17.48%,这表明最近几年来农村外出务工的人数在增加。由于调查问卷中没有村级人均受教育年数的统计,本文根据“最高受教育程度”估算出每个人受教育年数,再对一个村的劳动力受教育年数取平均,即得到村级人均受教育年数这里我们按照小学毕业6年,初中毕业9年,高中毕业12年,中等技术学校、职业学校毕业为12年,大专或大学毕业16年,硕士及以上19年的权重估算出每个劳动力的受教育年数。。表1结果显示,2006年村级人均受教育年数比2004年低1年,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具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永久定居在城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样本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差。村级人均纯收入的计算是对每户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取平均,得到村级层面的家庭人均纯收入,2004年村级人均纯收入2492.91元,2006年则达到2483.316元。

五、 实证结果和分析

首先利用线性模型对劳动力迁移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的第(1)列只考虑了村级迁移率对村级收入差距的影响,Hausman检验表明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人均受教育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迁移率增加会显著扩大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为检验是否存在倒“U”形趋势,在第(2)列中加入了村迁移率的二次项,同样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出迁移与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但二次项的影响并不显著。为排除内生性的影响,我们选择前一期村级迁移率作为本期迁移率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3)、(4)列,本文还对回归后的结果进行了同方差检验,发现不能拒绝同方差假定,因此模型的估计是可靠的。(3)、(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迁移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对通过迁移网络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加入村级迁移率二次项的工具变量之后,迁移率与收入差距之间反而呈现出U型关系,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工具变量的F值以及F2值均大于经验值,表明工具变量具有相关性,同时前一期村级迁移率的外生性豪斯曼检验表明其具有外生性。第(5)、(6)列中加入了迁移人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SYSGMM估计方法,得到同样的结果,即迁移率的提高会扩大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但还没有形成倒U型的趋势。加入村迁移率与村人均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结果如第(7)列所示,从中发现,在不考虑受教育程度(即人力资本差异)的情况下,村迁移率的提高会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而不考虑迁移网络差异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提升会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但是结果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可能由于村级层面的同质性要远远高于农户间的同质性。

表2 线性回归结果

注:(1)括号内为t值;*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 ]内为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下同。(2)工具变量A为滞后一期的村迁移率,工具变量B为当期迁移人数。

其次,本文采用差分模型对迁移率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列示于表3。第(1)列只考虑村迁移率的一次项的OLS回归,结果表明迁移率的提高会显著扩大村内农户间的收入差距。第(2)列加进了二次项,迁移率的变动与收入差距的变动呈现倒U型的关系,但是二次项的系数仍不显著。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我们选择前一期的迁移率变化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分别列示于第(3)、(4)列,我们发现迁移网络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虽然呈现倒U型,但影响并不显著,同时F值、F2值都通过检验说明工具变量选择与解释变量间具有相关性。为了减少信息的损失,我们将村级本期迁移人数与前一期村级迁移率一起作为工具变量运用GMM方法,进行差分模型的广义矩估计,结果列示于(5)、(6)列。回归结果同样显示迁移网络对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倒“U”形,但影响并不显著,F值、F2值都通过检验说明工具变量选择与解释变量间具有相关性,针对GMM的Sargan检验也表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适的。第(7)列的结果用以检验模型(4),从中我们发现迁移率的变动与04年村迁移人数之间成反向作用的关系,即随着迁移人数的增加,迁移率的提高反而会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这与前面的理论预期相符。但是,该系数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目前迁移网络作用的发挥没有达到显著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的阶段,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劳动力迁移模式造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定居是不同的过程,由于户籍制度的藩篱、城市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桎梏,导致大量农民工没有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在城市的收入远高于在家务农的收入,这会造成农户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注:工具变量C滞后村级迁移率变动(=04年村级迁移率-00年村级迁移率),工具变量D迁移人数变动(06年迁移人数-04年迁移人数)。

为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考察迁移网络规模不同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本文对差分模型的样本进行了划分,分为高流动地区和低流动地区。样本的选择是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将06年村级迁移率由低到高五等分划分,并依次赋值1~5;其次,若迁移率=4、5,则划归为高流动样本,若迁移率=1、2,则划归为低流动样本。这里采用06年的数据进行划分是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网络会越来越扩散,这样选择的时间越近越能显示出高流动地区是否会出现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的趋势。工具变量仍然被用来解决样本选择带来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选择性样本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高流动的地区村迁移率与村内收入差距之间呈现负相关,而低流动地区则呈现正相关,这与理论上的预期相吻合,也与李实(2003)的结论相吻合。

注:工具变量A为前一期迁移率变动(=04年迁移率-00年迁移率)。

但是,在选择性样本回归中,村级迁移率对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认为这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迁移网络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其规模效益仍显现不出来,较贫穷的农户难以支付迁移成本,造成迁移率的提高拉大了农户间收入差距;而在高流动地区,迁移网络规模较大,即使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也可以凭借网络的规模效益,不必承担较大迁移成本,获得较高非农收入,从而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其次,由于户籍制度的阻碍,导致迁移出去的群体大部分以“农民工”形式存在,富裕群体不能转变为市民,他们的收入最终要汇回农村,造成了农户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六、 结论

本文通过整合CHNS调查数据,研究村级迁移率与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到如下结论:村级迁移率显著扩大了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理论上讲,当迁移网络达到一定规模时会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但是无论采用线性模型或差分模型、OLS估计或克服内生性的GMM估计、包括设置交互项等方式,都表明村级迁移率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村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迁移网络缩小村内农户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村级迁移率扩大了农户间收入差距,这表明迁移的劳动力往往是具有高收入禀赋的劳动力,他们家境相对富裕,能负担得起迁移的各种成本。在劳动力流动人数较少的地区,劳动力迁移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在劳动力迁移人数较多的地区,劳动力迁移缩小了收入差距,这表明劳动力迁移可以引起收入差距的收敛。在中国,村级迁移率对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的作用目前还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迁移规模不大和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定居在城市,这样造成农村中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首先,加强农村迁移网络的建设,提供均等的迁移机会。如对农村劳动力开展培训,提供到城市就业的机会等措施,缩小农户间外出务工机会的不均等。其次,明晰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流转不但可以促成规模生产,而且会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并不一定会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农业机械化设备的采用。迁移出去的农民工更会利用在城市的优势帮助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外出,这样迁移网络的作用会发挥的更明显。第三,取消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福利分配制度,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大量暂时性迁移农民工的存在使得外出务工与在家务农的农户间收入差距扩大,城市进入困难又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处于候鸟式的迁移,因此,应放松户籍制度、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待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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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密切相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素质偏低；而城市发展不足，容纳能力不够。使得近年来，与“农民工”相关的问题日益凸显。

一、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分析

1. 我国农村人口多，剩余劳动力人口数量大。2009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中，有53.4%为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占46.6%，①农村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由于人口密度大，“人多地少”的状况日益突出，我国现有耕地18.26亿亩，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土地只能容纳约1.8亿的劳动力。加之科技水平发展，科学技术在农村的推广与传播，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造成大量劳动力剩余。

2.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殊性：“农民工”。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大批农民选择外出务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中国人传统思想的影响，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没有城市“身份”，无法享受城市福利并成为城市人，并且许多农民工在步入中年老年的时候更渴望回到家乡，使得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只能算作“流动”。并且，农民工流动性大，例如鉴于工资、家人等原因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受经济危机影响返乡。

3. 民工潮。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经济发达地区, 出现了“民工潮”现象。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约5000- 6000 万人，集中表现为仅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90 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表现为跨区域流动的范围和规模迅速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 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王军、武双，2007）见表1：

表1②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据表

4. 民工荒。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城市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但是，这并非说明市场需求过大导致的劳动力不足，而是，过低的工资待遇和歧视行为，让农民工民工望而却步。同时，由于农民工群体中技工的缺乏，特别是高级技工的缺乏，民工荒愈加严重。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减速，大量农民工返乡，2010年，经济迅速回暖，缺工现象严重。

5. 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偏低。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倾斜，我国农村教育资源质量明显低于城市，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水平偏低。而农村仅有部分高学历人才大都在毕业后留在城市。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愈加下滑。由于当前社会的高学历偏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就业上毫无优势。

6.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岗位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就业几率低。目前，我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两大途径：一是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二是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就业岗位。然而，改近年来我国大多数乡镇企业已由粗放型扩张向集约型发展过渡，资本或技术逐渐替代了劳动，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偏低，无法适应乡镇企业和城市岗位对员工素质的要求，致使就业范围狭窄、就业率低，多数只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勉，极大地缩小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概率。

7. 国际经济形势的冲击。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我国大量出口贸易受到冲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就业方向形成阻碍。

二、 托达罗模型主要观点

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从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人口迁移模型。这一模型针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原因。

托达罗模型的主要观点有：1. 促使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因素是城乡收入差异；2.人们迁移不只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映，主要是对预期收入差异的反映。而预期收入受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影响；3.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与城市失业率成反比；4.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城市高失业率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经济机会不平均的必然结果。（刘洪亮、徐鹏杰，2009）

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生活水平差异大，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导致到城市打工的预期收入水平大于留在农村的实际收入水平，造成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三、 基于托达罗模型的解决方案

基于托达罗人口迁移模型，根据他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含义，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案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第一、 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就业机会，缩小城乡差距，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手段。

第二、 均衡教育资源，平衡发展教育水平，特别是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其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竞争能力、扩大他们的就业范围，即提高他们的预期收入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

第三、 重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根据托达罗模型，单一的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反而会增加会加剧事业，只有农村的综合发展，才有可能解决城市失业问题。

第四、 托达罗模型认为：“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的确定，特别是制定最低工资线，并且对城市失业人口给予最低生活补贴，会导致要素供给的价格扭曲，引致更多的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城市的失业率更高”。（刘洪亮、徐鹏杰，2009）并且这种扭曲会是企业使用资本密集的生产方法，减少劳动雇佣。所以，应当消除城市工资对价格的扭曲，合理配置资源，减少农村剩余劳动的流动，增加对劳动的雇佣。

四、 托达罗模型的不足

托达罗模型建立在一些假设上，而某些假设使得之一模型不能完全适合中国实际。这一模型在中国现有社会现实下，缺陷表现为：

1. 托达罗模型衡量人们是否选择迁移到城市的标准是唯一的——工资，只有在预期收入 水平高于现有收入时才选择迁移。但是，现实中，人们往往被城市的其他因素影响，如文化氛围、基础设施等。特别是在城乡差距较大地区，人们更渴望到城市“见世面”。

2. 托达罗模型倡导在农村内部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希望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限制在农村，这一方式的不适应表现为：（1）中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不够，城市化时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将剩余劳动力限制在农村，将阻碍中国城市化进程。（2）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限制在农村没有考虑到农人口不断增加的问题。中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较高，不断增长的人口将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负担，这样做只能解决城市人口增长和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农村剩余生产力问题。并且，受农村的“一胎半”政策、养育孩子成本较低和男孩偏好、多子多福的观念影响，这一限制将加剧农村人口膨胀。（3）过分的将农民限制在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将对西部生态造成极大的破坏。

3. 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城市发展，尤其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国城市发展，离不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贡献。特别是在第二、三产业亟待发展的时候，充足的劳动力将是不可或缺的保障。限制了农村劳动力，也将限制中国经济发展。

五、 人口推拉理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50年代末, 唐纳德·博格系统地提出了人口迁移推拉理论, 认为人口迁移是农村存在的消极因素形成的推力和城镇存在的积极因素形成的拉力这两种不同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村地区并非只有促进人口迁出的推力因素,迁入地区存在一些不利于人口迁入的推力因素。）。最终，埃弗雷特·李完善了人口迁移理论, 他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 他认为迁移行为的发生时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影响迁移的因素包括：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体因素四个方面。这些因素既有客观方面的, 也有心理方面的, 只有迁移动力能克服迁移阻力的人才能最终完成迁移过程。这一理论的缺陷是，缺乏系统有力的实证证实，对推力拉力缺乏明确定义。

在以往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中，“邹新树指出：农民个体向城市流动就业是市场中同时存在着的拉力和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拉力和推力包括农村拉力、农村推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四个力量，而每个力量又都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合力。农村拉力是由农村收入拉力、农村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拉力、生理和心理拉力以及政策制度拉力等构成的合力，农村推力是由家庭生产生活推力、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推力、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推力以及当地政府推力等构成的合力；城市拉力是由城市预期收入拉力、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拉力以及发展机会和生活环境拉力等构成的合力，城市推力是由政策制度推力、进城就业成本推力、相对经济社会地位推力以及就业门槛推力等构成的合力。”（牛喜霞、谢建社，2009）

六、 基于托达罗模型和人口推拉理论的解决方案

结合托达罗模型和人口推拉理论，探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解决，不但要：1重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2.均衡教育资源，平衡发展教育水平，特别是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3.消除城市工资对价格的扭曲。还应该：

第一、 增强农村地区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农村作为迁出地的拉力，相对减弱城市作为迁入地的拉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彻底改善农民生活面貌。

第二、 促进农村地区城市化，特别是第二、三产业的增长。通过这一方式，不但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促进较落后地区经济水平发展，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本地区劳动力心爱能力，也实现了农民的“就地迁移”在本地区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 打破户籍制度壁垒，让农民工成为市民。城市作为迁入地而不能给予迁移者适当的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使得农民工选择“回流”，既不能体现“以人为本”，又阻碍了城市化和农村发展。

第四、 同时，注意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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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01（3）

篇12

一、导言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一农民大国，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大、压力大，由此带来的问题也较多。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亿，增长81.03%。城镇人口占49.68%，乡村人口50.32%，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发达工业化国家5%农村人口的标准，我国仍有大量乡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镇中去。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必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现象，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背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是我国劳动力就业演化的一般趋势，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的客观要求。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充分就业是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充分就业息息相关。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管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外的相关文献较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观点是城乡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部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　Petty，1690）在《政治算术》中提出，比较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2、发展经济学对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影响深远。最著名的当属刘-费-拉模型、乔根森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刘易斯模型让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其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其理论的修改和补充，使其称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最经典的理论。乔根森模型在刘-费-拉模型的基础上，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劳动力为零以及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均为固定工资的假设，更强调农业自身发展和技术进步，注重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而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用迁移者对城市的预期收益来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建立了人口迁移量同城市就业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关系。

3、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的决策，认为个人参与迁移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降低因市场不完备而造成的风险。其他影响范围比较广泛的理论模型还有推--拉理论、舒尔茨的“成本--收益”模型，诺瑟姆的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也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相关的论述。

虽然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较多，但一般都距离现在时间较远，且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些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其前提是人口迁移和流动行为不受任何制度限制，对我国制度性框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能完全做出解释，因此，不能照抄照搬。

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形成了一定影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要有：

1、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诱因。蔡昉（2003）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格局，而扩大了的城乡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李仙娥（2006）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定量分析，得出：城乡失业率比增大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比可以缩小6.2个百分点；同时通过定性分析，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的结论。

2、收入差异因素影响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赵立新认为，社会资本缺失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纪韶教授和李舒丹以同样的方法对2004年和2009年对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现状的调研数据，分析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中的问题，提出了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选择。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在对已有文献回顾和总结后，作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之一，非农收入的因素，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输出输入地特征、制度因素等也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1、个人特征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个人特征因素包括受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年龄较小者（16-3岁）更倾向于外出打工；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未婚者更倾向于外出打工；大部分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倾向于外出打工，农村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一般已占据较好的农村就业岗位，迁移动机较弱。

2、家庭特征因素影响从村劳动力转移。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中的未成年孩子数量等。家庭中女性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打工，而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则多倾向于在本地从事非农活动；不过一般说来，家庭中的总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打工。家庭中未成年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倾向于外出打工；最贫困的人群由于相对高昂的迁移成本和风险不会发生迁移，而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家庭也不愿外出打工。

3、输出输入地特征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输入地特征包括输出地作机会、交通发达情况、输入地工作机会的获得、输入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状况等。利用道路交通和电话网络的发达程度来代表当地非农工作机会的多少，发现交通越不发达，通讯越落后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所获得的当地非农工作机会越少，就越倾向于迁移。几乎所有的调查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靠“三缘”关系---“血缘、人缘、地缘”向外转移，由有关部门组织外出所占的比例较小。这是因为在输入地形成的移民网络能够减少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失业的可能性，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4、转移成本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迁移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为寻找工作而支付的培训成本和迁移误工造成的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等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大，而间接成本如心理成本，尤其是对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的担忧和自身的孤独感所造成的心理成本，也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

5、制度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由于没有户口带来的相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大忧虑。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较为复杂，要真正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达到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1、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

依靠市场经济的规律，相信“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调节资源配置，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交易平台，制定公（下转第132页）（上接第130页）平合理的规则，在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障碍因素的同时，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保障。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激发其消费潜能

尽管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但风险预期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小觑。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较大风险，主要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的支出风险大，让很多打算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望而却步。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降低储蓄，激发消费潜能。

3、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支持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

城镇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强大的拉力，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体系，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可以支持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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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1867 年西班牙工程师塞罗达在《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首先使用了 urbanization 的概念。Tisdale（1942）就认为城镇化概念之一就是城市人口由农村到城市的集中过程，表现为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

在国外，很多时候，人口迁移（migration）和人口流动（mobility）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是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经常居住地发生了改变，此时户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迁移；户籍不变化的，称之为人口流动。本文中迁移和流动含义相同。与我国相比较而言，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行的比较早，国外对人口迁移做了很多的研究，这些理论主要有：推拉力理论。英国统计学家E.G.Ravenstein 1889年提出了人口迁移七大法则，其中经济动机是迁移的主要因素。1966年，E.S.Lee提出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四个因素：原住地的因素、迁入地的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迁移者的个人因素四种。逐步形成了人口迁移的“推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说明了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受农村内部推力和城市拉力两种力量同时作用的影响。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边际收益率高低所导致的。1961年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建立了拉尼斯-费模式（Ranis-Fei model），他们认为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了农业剩余。但随后，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于1969年提出“托达罗模型”，认为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期望获得收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的扩大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理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人口迁移是一种投资，所形成了人力资本，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迁移成本（cost）与效益（utility）的比较。物业学视角。国内外也有人以物理学视角解释人的行为，指出了人的行为同气体和流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可比性。Lewin（1951）认为社会场中的各个社会作用力是行为变化的操众者，Schwind（1975）提出人口迁移的流场理论。我国的肖周燕（2010）从人口迁移势能的角度尝试对人口迁移进行了解释。

目前，我国处于新型城镇化快速进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中来。根据以往的人口迁移理论，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势”，首次提出“人口势场”、“人口势差”等基本概念，并把“势”理论运用到人口迁移中去，以期以新的视角更深入地理解人口迁移问题。

人口势差与人口迁移

物理学中，当某一能量场与位置有关系时，通常就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势”。自然界的物体都有自发地从高势向低势运动的趋势，物体的运动来自于能量差，社会中人口的迁移也不例外。本文中把人口与促使人口运动的能量以及人口所在的位置联系起来，提出“人口势场”的概念。当某一地区的富余劳动力聚集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而当某一地区的劳动力短缺时，这一地区就处于人口势场的低势位，富余人口具有自发地从人口势场的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态势。

我国长期存在着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二元经济差别，这种二元经济的差别即是势差的客观表现形式，任何群体，越不平衡，变化的势能就越大，张福墀（2001）指出“势”是力的内隐形态。势差的存在使生产要素产生流动，其中经济性势差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杨满社，1994），主要表现为收入差异。托达罗（Todaro，1969）认为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决定。预期的城乡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设Yu（t）为城市的收入水平，Yr（t）为农村的实际收入，Pt为劳动者在城市部门就业的概率。则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为：

其中，f？）>0进一步考虑迁移成本，则迁移行为取决于净收入V（0），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这里r为贴现率，C（0）为迁移成本。若V（0）>0，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

在人口迁移过程中，除了以上收入差距等经济势差之外，还受到了原住地、迁入地、个人以及中间阻碍物等因素的影响，在城乡社会系统里面，迁移者都受到吸引力、斥力两种力量的影响，所产生的合力促使迁移者发生迁移行为。每个迁移者的合力都有所不同，故迁移路径也不尽相同。

不论居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有利有弊，弊即对迁移者产生推力，推动其离开居住地，利即产生引力，吸引其留在居住地。见图1，图中“+”表示引力，“-”表示推力。在农村，有更多的推力“-”，导致了大量富于劳动力，处于势场的高势位，城镇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吸引力“+”，处于势场的低势位。“”表示富于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迁移过程中，存在一些障碍因素在阻挡着迁移。

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入城市。农村、城市的吸引力和推力见表1。

针对目前我国的人口迁移现象，大量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李强（2003）指出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是导致农民外出的前两位因素，同时指出户籍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大制度障碍。王敬贤（2011）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因之一就是存在经济势差，并把经济势差分为产业势差与地域势差。励娜等（2008）发现我国城乡人口迁移主要是受到收入差距的驱动。王德文等（2008）指出培训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迁移。

综上所述，如果以物理中的重力势能来表示人口势能，则人口势能公式：Ep=mgh。这里m表示迁移者，g表示环境，主要是指迁移者所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条件、市民化程度及融入障碍等等。h表示经济势差，由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表示。这里可以用h上面的V（0）表示。

如果农村中收入低富余劳动力多的为人口势场高势位，则城镇中收入较高劳动力短缺的为人口势场低势位。由于势差的存在，则有劳动力由高势位向低势位流动的趋势。物理学中，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过程中，如果存在空气摩擦力，则有势能消耗，同样人口势能的转化中亦受到障碍因素的影响消耗能量，影响迁移效果。合理有序的人口流动是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重点。

我国人口迁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城镇化格局不完善，人口势场高低不均衡。由于目前我国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不平衡，产生的经济势差很大，大城市统治支配着城市布局。由于大城市存在着大的规模经济，收入较高，劳动的供给弹性也较大，导致很多人涌入到大城市中，导致许多城市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而许多中小城市、小城镇产业弱，城市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格局不完善。

障碍因素多，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迁移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障碍因素，削弱了迁移的效果。障碍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这些使势能转化过程中消耗大。主要使城乡资源不能自由流动，无法进行优化配置，农民的资产无法正常市场化，无法依靠资产的交易、转换和流动满足其工作、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的需求；迁移者无法同城市人享有同等的教育、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最基本的保障；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会导致迁入者生活成本大，无法承担较高的房价。

迁移者自身素质低，势能小。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存量小，素质普遍偏差，学历较低，掌握的技能偏少，城市生存手段少而单一等问题。在他们迁移到相对发达的城镇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无法融入到城镇中，将来这些人由于年龄等原因，往往会返回居住地。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管理措施

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人口势场。促进人口迁移，就要解放农村人口。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效率的提高，实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解放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人口势场，增强农村人口推力，推动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为城镇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使城市人口势场进一步降低。工业化是城镇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我国将走向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生产方式的变革、城镇规模经济的增强、技术的进步将会导致城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为城镇化提业支撑，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机率，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能使城镇居民收入上升，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城乡一体发展，促进经济平衡，减少城乡人口势差。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城乡的物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使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协调融合发展，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经济和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体化。

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障碍，提高“势能”转化效果。在迁移过程中，存在了阻碍人口迁移的许多制度因素，例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保障房制度、金融制度等。这些制度影响了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制约了人口的进一步迁移。因此，要完善制度建设，降低迁移的障碍因素，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提高个体人力资本素质，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增加迁移者人口势能。城镇化中，人力资本素质是能否顺利迁移的很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素质高的能顺利进入城市，获得收入也较高。因此，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及城镇中流动人口的的教育支持力度，加强技能培训，多渠道提高迁移者的素质，增强其在城镇中的适应性。还要提高迁移人口的就业概率，因此，要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管理及服务体系，积极鼓励和吸引农民落户扎根城镇，努力促进农民充分、稳定、体面就业。

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发展中小城镇，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新型城镇化要探索“就地城镇化”模式，既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又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形成新的“人口势场”洼地，吸引农村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小城镇成为当地农村的经济、文化中心，并且成为商品的生产地和集散地，条件成熟时，可以撤县变市，甚至“强镇扩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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