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意识形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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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202-02

法学作为一门科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与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求学生具有直接去解决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问题能力和水平，而且要求绝对的准确、无误。法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如果想找到本研究领域的工作，其首要的前提是成为社会需要的优质法律人才，这正是国家卓越法律人才项目建设提出的根本原因。

一、目前学生存在的问题

目前法学教育存在职业和教育脱节的现象，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形塑应有的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表现如下。

1.面对实例没有思路，很多学生面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例，没有办法把所学习的法学基本理论进行应用。即理论回到实践缺少连接的纽带。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案例时大脑没有思路，找不到法律上的解决办法和路径。

2.思路偏离实际，离正确的解决路径相去甚远。也有部分学生，面对案例会想出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也都是法律上的，但是多集中于理论上的构建和设想，离现实的司法实践操作相去甚远，其想法无法对操作具体的案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帮助，更无法完成就具体的实践操作，在司法实践中其想法根本行不通。

二、实践平台的作用

实践平台能够使学生面对案例全面掌握案情，结合对方提交的证据，深入分析，课题式操作。只有深入分析案例，才能让学生全面深入的研究所学知识，加以运用并掌握所学知识，这一过程即是知识运用过程，更是理论研究的过程。应在学生积极主动思考及教师的辅助下完成。实践平台能起到如下作用。

（一）有利于学生形成法律思维的分析方式和方法，并成为一种习惯

法学实践有利于学生养成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方式及解决问题的路径。例如，可以把实际案卷材料交给学生后，先让学生把解决案例所应用到的最基本的理论、观点进行罗列；让学生通过自我质疑、相互讨论、师生互动的方式排除不正确的观点，进而确定正确的思路，排除过程可以找专家进行询问、可以查找资料，这一过程可以给同学时间相对充分的时间，学生通过充分准备然后在课堂上阐述其观点和理由。最好全班同学都要阐述。针对同一案件，学生可能会形成几种不同的观点，可以组织不同观点的同学相互对决，阐述自己的观点理由并对对方的观点进行驳斥，最后确定正确观点。通过这一环环相扣的步骤，使同学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案件的分析过程、解决方法的质疑、所涉法学理论的思考及立法的欠缺与完善都会起到作用。最后通过庭审实践，使认识进一步成熟和升华。

（二）通过使学生全程介入实际案件，培养应诉技巧及庭审技巧

实践平台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在学生有扎实理论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所以教学案例的选择要与司法实践紧密结合，因为我们要培养立足于现实生活的法律工作者，法律的意义不是束之高阁让人无法触摸的法律条文，更非常人不可企及的海市蜃楼，法律的意义在于其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并解决现实生活中常人因衣食住行所发生的纠纷。因此，在教学中采纳与应用鲜活具体的案例，而不是法学家构想出来的案例，更不需要脱离中国实际的案例。因为法律只有学以致用才能发挥它的效率。法律脱离了现实，也就成为无源之水。而且对于所选案例要让学生全程跟进，这样才能深入了解掌握案情，并把思考深入下去。学生参加法庭审判，就会知道对方的观点，因为庭审之前自己准备的意见只是自己凭借基本功的“预期”，并非是对方的真实观点，这一预期在庭审中会有变化，因此必须让学生参加庭审，才会有本质的提高。并且，庭审后要进行总结，让学生找出自己欠缺之所在及应向对方学习之所在。对于律师来讲，每一次庭审都是一次凤凰涅■的过程，每一次庭审都会觉得不完美，有欠缺，只有对这种欠缺和不足进行及时总结并记录在案牢记于心，下次才会有进步。这些缺欠包括理论上的、应诉技巧上的和庭审技巧上的，总之应是全方位的。

三、实践平台的模式与路径

实践法学教学平台的创建是响应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而进行的实践教学方式方法的探索，从目前学校的教学资源来看，可以采取如案例研讨、模拟法庭、建立学生实习基地进行义务咨询、法律诊所等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学生可以接触司法实践，解决法律实际问题，进而形塑法律素养。以下用实例加以说明。

（一）案件事实

2006年黑龙江省宾县某村20户农民购买了黑龙江省谷粮复合肥料有限公司生产的谷粮复混肥料（BB）玉米专用肥。但到秋收时农户玉米减产，农户认为是其购买的专用玉米肥养分不够用，遂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出双倍返还购货款的诉讼请求。在诉讼过程中，进行了两次鉴定，但两份鉴定报告结果不同。

（二）学生面对司法实践应思考的问题

1.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生产的谷粮复混肥料（BB）玉米专用肥（含氯）是否有因果关系的问题，如果无因果关系则被告黑龙江省谷粮复合肥料有限公司不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原告只有举证证明其损失是由被告生产的谷粮复混肥料造成的，被告才对原告承担法定的赔偿责任和义务，但是在本案中，原告并不能举证证明其粮食减产的损失是由被告生产的肥料造成的。原告提供的应该由被告对其损失承担赔产责任的证据是吉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关于被告生产的谷粮复混肥料的检验报告和东北农业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关于玉米平均每亩减产267.2公斤的检测报告。但是原告并没有出具玉米减产与其使用的化肥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任何证据。

玉米减产了是事实。但玉米作为一种普通的农作物，产量可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造成减产的因素很多，比如气候、种子、农药、化肥，化肥的使用方式、方法等都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在出现秧苗长势不好的情况后，各农户应首先对长势不好的原因进行查找，比如土质、种子、化肥等各方面的原因，对造成长势不好的原因进行鉴定，然后提起损失的赔偿。在秋后粮食减产后，同样要对减产原因进行检测，而后提起赔偿的诉讼请求。但是，在本案中，原告首先主观地认为化肥有问题，对化肥的成分是否符合标准进行了鉴定，然后对每亩减产的数量进行了鉴定，把二者主观的联系在一起，提起了赔偿的诉讼。但是原告忽视了一个提讼、能够支持其诉求的最基本的、关键性问题，就是要对造成其玉米长势不好及减产的原因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报告。而不是主观臆想一个原因，并把臆想的原因和结果主观的联系在一起。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2.关于两份鉴定报告应如何采信的问题在本案中，目前存在两份结果不同的检测报告，分别由吉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和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出具。吉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出具的检测报告表明被告生产的谷粮复混肥料总养分含量为46，小于表明的含量51；有效磷为11.2，小于表明含量标准15～1.5。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出具的检验报告各项指标均为合格。在出现两份结果不同的检验报告的情况下，应对两份报告均不采信或从形式和证据上综合考察后对较科学的予以认定。因此，原告据以提求的吉林省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出具的检验报告由于其与被告出具的检验报告存在差异、不能据此证明被告生产的化肥不符合质量标准，而不应作为证据予以采信。

3.原告依据消法提讼是否正确的问题。原告提出的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双倍返还购货款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消法第2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做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保护。而本案中涉案标的是化肥，是用于满足生产需要的产品，并非是用于生活需要的产品。因此，原告方适用销法因欺诈销售伪劣产品双倍返还购物款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综上，学生通过对案件涉的理论知识的深入综合思考并结合相关证据，形成办案思路及观点，逐渐型塑法律思维。

四、实践法律平台的意义

（一）实现学生知识体系的整合

学生日常学习的学科知识比较孤立，没有形成融会贯通的思维，这一问题通过单一的案例教学并不能解决。教学中真实案例的引入，有助于学生形成系统的思维，不仅理解本单一学科的知识点，还要在立足单一学科知识点的基础上，将实体法和程序法联系在一起。比如民事法律规范之间，刑事法律规范之间，以及刑事、民事之间等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联系等。学生头脑中知识的整合有助于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高。

（二）实现教师的知识整合，形塑“双师型“教师

目前法学院的教师，特别是学者型的教师，只是对所教学科和所研究的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如果没有从事实务操作的话，就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不具有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因此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应即是教师，又是律师，即对法学基础理论有较深入的研究，又有实务操作经验。

律师这一职业不仅需要职业人员掌握丰富、扎实的理论知识，对相关的法律规范有着深入的理解、还需要对现行法律规范存在的理论渊源、经济基础有着很深的理解和把握，这样才能在司法事务中游刃有余的去运用法律解决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作为职业律师而言，只有丰富的理论功底还不够，还需要对现实的司法实践有一定的认识和掌握。因此，这一职业素养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同时也是高校教师形塑自身职业素养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锴.律师谋略[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篇2

    马克思是最早研究经济制度的学者之一,他明确提出:凡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就是有效的制度,它能对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科斯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制度安排不仅对分配有影响,而且对资源的配置以及产出的构成都将产生影响;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也将对产出产生影响,人们需要在不同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虽然马克思与诺思等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时代背景也各异,但是他们都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技术(生产力)和制度(生产关系)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经济实绩。

    诺思从人类分工及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制度的产生过程,他认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能够节约生产成本,但是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幅度逐渐递减,这种成本的节约,会被由于信息不完备和市场中的机会主义倾向所带来的边际交易成本的逐渐增加所抵销。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就需要建立一套能够规范和约束人们的交易行为的制度,从而降低由于市场信息不完备性和市场中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无论是正式的规则,还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规范,其变迁是否有效,取决于它们是否降低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降低可被视为是制度创新所带来利润,但这些潜在的利润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障碍,从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

    信用制度的组成部分

    从制度的定义我们可知,制度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经济关系、进行交易活动的某种特定方式,也就是行为规则。其形式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那么信用制度就可以定义为与信用相关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经济关系、进行交易活动的行为规则。由此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与信用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实施条例、契约、操作机构、道德习俗、意识形态都被纳入到信用制度的范畴中来。这个定义的内涵远大于通常意义上以信用法律法规及体系结构为主体的范畴。参照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划分,也可将信用制度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信用法律:由国家政权的,宪法、经济法中关于信用的相关条款及专门针对信用问题的信用法。信用法律规定了信用活动所必须严格遵守的基本原则与规则,其他任何规则都不得与其相抵触,是信用制度的最高层次。

    (2)信用条例:由经济实体或组织制定的信用相关规定及条例。例如由中央银行、各商业银行、信用协会、信用中介等机构的指导其管理与经营行为的信用规定。

    (3)信用文化:与信用相关的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价值观等非正式约束。信用文化不同于法律、条例等正式约束,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无明确的条文及强制力量而是通过舆论、集体价值取向、道德评判等方式来规范信用活动。

    (4)信用执行机构:保证与信用相关的各项约束可被执行的组织。信用执行机构可分为强制执行机构与非强制执行机构两种。

    信用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影响因素

    以科斯、诺思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已明确指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与变迁收益,即变迁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但是变迁自身也需要成本,变迁最后能否成功,就取决于变迁所带来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这可看作是制度变迁所需遵循的基本规律。

    1.信用法律

    信用法律是信用制度的最高层次。发达国家都有针对信用颁布的详尽法律,而我国的信用法律却还处于缺位状态。回顾发达国家信用法律产生的历史,其的时机,都是信用交易额猛增、各种信用工具被广泛使用时,社会各相关方面对国会适时出台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提出了强烈要求,于是政府开始着手制订。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在他们信用法律的70年代,我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信用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逐渐加强,信用交易额猛增,由此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缺乏信用法律,信用活动得不到规范,导致信用秩序混乱恶化,在企业信用上出现了“三角债”、拖欠银行贷款等问题,在个人信用上个人消费信贷迟迟无法发展,不仅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开始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情况已迫切需要出台一部信用法律,以规范各类信用活动,降低信用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

    潜在收益为信用法律的产生提供了动力,但要使信用法律真正得到颁布实施,这动力还必须足够大,以补偿信用法律产生的成本。从表面层次看,信用法律的成本只是制订法律过程所需付出的劳动成本,但实际上这成本只是次要的,信用法律的主要成本是克服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所需付出的成本。混乱的信用秩序虽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但必然也会为部分组织或个人带来利益,与信用问题相对应,在我国当前信用状态下最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可划分为三类:拖欠银行贷款的企业;拖欠其他企业款项的企业;拥有大量坏账、竞争力薄弱的银行。除这三类主要既得利益者外,还有恶意商业欺诈者等依靠信用法律缺失而牟取利益的组织或个人。

    2.信用条例

    信用条例由于并非国家政权颁布,通常也不由国家政权来强制执行,因此其层次低于信用法律,是作为信用法律的补充而存在,以更详尽且更具针对性的条款、更狭窄的适用范围来弥补法律的不足。根据信用条例组织的类型,可将信用条例划分为银行类与非银行类。

    银行信用条例由银行行业协会、指导机构或银行自身制订,用以规范银行及其客户在信用活动中的行为。银行信用条例对内应做到防范业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通过相关组织机构、业务流程、岗位职责等,对各职能部门及员工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监控和相互制约。非银行信用条例的制订者主要有地方政府、各生产经营组织、信用中介机构等。其制订条例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在信用活动中的利益及其内部的正常信用秩序。

    信用条例因为缺乏足够强制性,因而其制度变迁成本只以制订、推行制度所需付出的信息成本、组织成本为主,这一点明显区别于信用法律。

    3.信用文化

    信用文化包括与信用相关的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价值观等非正式约束。信用文化往往起着不逊于信用法律的作用,可有效降低信用法律的执行成本。诺思提出,意识形态对信用法律等正式约束是一个决定因素:“信仰结构通过制度——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转化为社会经济结构”,甚至“有效率的政策如果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那么将产生政治上的反映,使得(有效率的)改革停止或倒退。”

    信用文化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也遵循意识形态的特征与发展规律。信用文化直接以一种“信用观”的方式指导人们的决策行为,其目的是在于节省人们为保证交易公平所付出的信息费用。信用文化为达到其保护交易公平的目的,所凭借的机制是维护契约的完备性,只是信用文化是通过意识形态、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成本较低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而非详细指定书面契约文本。

    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信用文化对不同交易者的约束力不同,这种约束力又会转化为交易者对信用文化的虔诚,即对信用文化对自己及他人的约束能力的信赖。这种信赖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接受社会价值观的过程中,通过自我的不断归纳与吸收形成的。所以个人信用文化来源于社会信用文化,但社会信用文化又是由个人信用文化所组成的,两者间是个体与总体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循环,又是反馈。通过这种循环反馈的机制,个体信用文化与总体信用文化会趋向于统一。简而言之,讲究诚信的个人信用文化不会形成失信的社会信用文化,而失信的社会信用文化也基本无法培育出诚信的个人信用文化。

    从具体层次来说,信用文化的构建需要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方面来构建。

    4.信用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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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海报

一、主流意识形态参与电影叙事

影片作为一部超级英雄电影，蝙蝠侠打击罪犯的过程是电影一个最重要的发展脉络。在《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中，影片在着力描绘蝙蝠侠打击犯罪过程的同时也在着力描绘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便是哈维・邓特――哥谭市新上任的检察官。其检察官的身份其实是一种符号，代表的是美国的法律法规，而法律法规恰恰又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之一。在影片中哈维・邓特和蝙蝠侠一样贯穿整部电影，如此一来，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便非常隐蔽的参与了整部影片的叙述，使得影片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英雄改写。

有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使蝙蝠侠不再单纯的作为一名维护哥谭市秩序的义警存在，也使得蝙蝠侠成为了一位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践踏法律的违法者；超级英雄的出现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两者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两者都是为了维护现存的秩序。然而法律是由公众制定的，而蝙蝠侠无论再怎么伟大，他也只不过是一位能力比较突出的公众的个体而已，其所作所为恰恰是违背法理的。这样一来使得超级英雄存在的价值无形中遭到质疑。

二、超级英雄形象塑造的颠覆

在影片中不仅因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使得蝙蝠侠的行为受到质疑，而且在文本的表述中，蝙蝠侠自身的英雄形象也被进行了一次由“神”变“人”的颠覆，在以往的蝙蝠侠电影中因为法理被隐藏，所以布鲁斯・韦恩仅仅是蝙蝠侠身份的一种伪装，然而当代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法理一旦参与进了影片的叙事，布鲁斯・韦恩已经不单单是作为蝙蝠侠身份的伪装而存在，同时他还具有社会公民的身份。

作为一个社会常识，美国社会认为美国的法律产生于民，服务于民。也便是法理产生于民众的意志，如此一来，影片便成形成了一种十分矛盾的叙

电影《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剧照

述，蝙蝠侠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同样也对自己的身份存在的价值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叙述，当然影片作为一部宣扬美国主流价值观念的电影，其在影片中更多的是对蝙蝠侠的人性而非神性加以叙述，如在影片蝙蝠侠首次登场打击犯罪的过程中竟也是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甚至被一只狗咬伤了手臂，其还面临着执法机构的通缉，其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多次陷入小丑的圈套，影片如此将蝙蝠侠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述不仅仅是为了令其更具有亲和力，更是为了突出蝙蝠侠这类超级英雄自身具有的作为一个大众个体的弱点，一是其仅仅是个公众个体而已，其只是在哥谭市发挥着作用，二是蝙蝠侠并非是如法律般纯粹理性的事物，在影片中小丑利用了蝙蝠侠作为一个公众个体的弱点来威胁蝙蝠侠，通过此制造一系列恐吓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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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26-03

法系是比较法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伴随着比较法研究的兴起而产生的，可以说是比较法的衍生物，但对其研究却是最基本的、前提性的。要进行比较研究，对纷繁复杂的各国法进行有效且合理的划分无疑是必要的，在这情况下研究作为法系的基石的概念和划分标准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一、法系定义通说

法系作为一个基本概念，不但构成了比较法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为比较法的研究指明了研究的路径――对各国法进行识别归类比较，这一点诸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都有阐述，现今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但法系的概念并不确切，导致对法系划分标准和划分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下面列举一例，试说明之。

法系的一般定义为：一般是指有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具有某种共性或者共同传统、原则、制度和特征等因素的法律的总称。首先，法系不是指一国的法律，而是若干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突破了地区的界限和国家的疆界。如：除大不列颠群岛以外的欧洲大陆的国家所适用的法律，这一地区的法律统称做大陆法系。其次，之所以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可以划归一类，是由于从某一标准上说的，而且这种标准是多元的。最后，一个法系中的任何法律当然是属于一定社会制度的法律，因为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律主要是以不同的生产方式来划分的。例如奴隶制法律、封建制法律、资本主义法律、社会主义法律等。所以，确定这种共性和共同传统的标准必须是统一的，否则就没有了划分的可能性和比较的可操作性。

上述概念是关于法系的不完全表述，遗漏了两个重要方面：首先，上述概念没有指出作为体现法系所固有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内涵――法律文化。其次，上述概念没有指出同一法系当中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法的关系――“族系”。在吸收和批判上面两个定义的前提下，较之以下定义较为妥帖、全面。

二、法系定义新探

即在若干国家和地区，人为地按照多元的划分标准，根据法的某种共性将其识别与归类，进而形成法律体系以体现特定法律文化（LegalCulture）的法的族系（或法族，LegalFamily）[1]。

分析上述法系的概念，首先，若干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系不是指一国的法律，而是数国或数个地区的法划分为同一法系，它突破了地区的界限和国家的疆界。“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法系必须有一种比较的视野”。[2]因此，用比较的方法去研究法系，才能洞见法的异同，从而进行法系的准确划分。其次，法系产生的人为性特征。法系并非天然的存在物，而应当遵循比较法的基本目的和原则，研究者人为地根据其主观意图，将世界诸法律进行识别和归类而形成的带有某些共性的法的族系。所以，自法系理论诞生以来就带着鲜明的主观色彩，随着研究者的比较视角的不断转换而不断变化。从这一角度可以推导出比较研究的目的论基础――服务于比较研究。再次，多元划分标准。之所以奉行多元划分标准，是因为：首先，单一的划分标准，不能客观的反映所有法律的共性，更不能悉数囊括世界上纷繁复杂、形形的法律形态。其次，运用单一的划分标准，法系的分类必然会流于片面，从而使得划分趋于偏执和异端，甚至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标准考虑到划分法系的领域内，诸如人种和语言这样的标准。所以，达维德在《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最先提出划分法系的多元化标准。第四，体现特定的法律文化。特定的法系必然植根于特定的法律文化，而且必然以此作为继续生存的土壤。比如英美法系，其鲜明的特征是判例法，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体现这一特征的法律制度、法律观念，譬如判例法制度、陪审团制度；大陆法系的诉讼中心主义、注重实体法的观念等。这些制度和观念的形成无疑是植根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土壤之中的。比如：遵循先例、思维的保守性和变革缓慢性、注重程序的“诉讼中心主义”、立法的情境思维。正是由于不同的法律文化才将不同国家、地域的法律根本的区别开来。所以，将法律文化引入法系的概念之中很有必要。第五，法的族系。英文LegalFamily，既然是宗族或者族系，就必然存在继受和移植关系，也势必产生母法系和子法系，因此，将母法和子法划分为同一法系来比较研究，就存在合理性、必要性和可操作性，而这正是将子法纳入比较法研究对象的理论前提。

在对事物进行下定义的过程中，确切地反映着人们对此事物认知的深度和精度。对一事物认知越深刻，定义就越准确，就越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最终才能科学地指导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对法系的定义亦如是，将其定义纳入法律文化这一宏观的体系之中进行研究，无疑是洞悉了影响各国法律之异同的内在缘由。基于对此问题的本质认识，得出的法系的定义才是科学的，从而实现了法系定义对法系划分的宏观指导和原则性掌控。

三、法系的再划分

（一）法系划分的基本原则

法系的划分绝不能漫无边际、到处游离，必须遵照一定的划分原则或准则，以此来框定划分的适当范围（不能太大亦不能太小），并体现划分的主观意图――便利于比较研究。划分法系的基本原则包括：比较原则、划分标准多元化原则和比较研究便利原则等。

1、比较原则。划分法系的前提是对我们所要划分的法进行有效且合理地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在头脑中粗略地形成最初的法系划分雏形，所以比较的原则或方法在最初的划分工作中显得格外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法系必须有一种比较的视野”。

2、划分标准多元化原则。在划分法系时不能片面地追求划分标准和划分结果的统一性和单一性，因为这种思维和方法并不能真正反映法系的形态，从而掩盖了法的真正差异，最终必将造成法系边界的模糊。只有擎着比较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一大纛，用多元的划分标准去界分不同的法才可以得出合乎理论和实践的结论。

3、比较研究便利原则。自法系理论诞生之初，其目的是为了便于法的比较研究，故不同学者根据其主观意图，人为地将世界上的法进行划分。因此，现今诸学者根据自己的标准提出了形形划分方法，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他们在根本上忽略了划分法系的目的性要求，那就是法系的划分要服务于比较研究，并且以此作为法系划分的基本原则。比如，划分法系如若太过琐碎，那么比较的工作量必然会很大，而且难度也会随着比较项的数目的增多而递增，导致在比较理论研究实践中难以执行，且研究结论也没有太大意义；若划分法系太过笼统，就很难看到法的各自特质，导致彼此的差异淹没于粗略划分体系的瀚海中，很难为人们所认识和发掘，所以由此产生的结论难免会流于片面或以面盖全，从而失去其划分的科学性。综上所述，划分法系必须要遵守比较研究便利原则，在此原则的指引下的比较研究结论才是科学的、合理的且是为人们所普遍信服的。

（二）划分标准的决定性因素和影响性因素

将法系的划分标准分为决定性因素和影响性因素，或称之为：主要因素、非主要因素。决定性因素，顾名思义是指明显区别于其他法系的固有特征，很少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质的改变，即使改变也只存在量的不同，而不存在质的差异，所以此特征直到现在仍然是很显著的区别标准，所以笔者称之为决定性要素。影响性因素，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重大的社会改革或革命而发生改变，但不是根本性的区别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趋同于别的法系，并不能决定其归宿。比如，意识形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并不能说我国的法属于社会主义法系，因为，我国的法蕴含着大陆法系的诸多因子，而且随着对各国法的学习和借鉴，以后会更加接近大陆法系，还有可能存在判例法的成分而接近英美法系，显然按照社会意识形态划分法系的做法是欠妥的。

1.法系划分标准的决定性因素

（1）法律秩序在历史上的来源与发展。“可以说发源乃是重要的样式构成个要素的最好证明。”[3]但是，这个标准必须事先预设存在某一法的“家族”，并安排好这一家族中的“母法”之国或者“母法秩序”，然后根据历史性的、关联性的因素初选出“子国”之国或者“子国秩序”。这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法律优越论”的论断。当然，从法律科学性的层面而言，客观上存在着优劣之分，但是就法律民族而言，这种标准尚存在商榷之处，在此我仍然将其作为划分法系的依据之一，是因为研究法系的形成与演化有利于纵向认识和比较法律。在移植和继受别国法的同时势必会有意无意的移植和继受他国的法律文化。所以，在移植别国法的合理素材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滋生此种法律的文化土壤，如若看不到这一层次，移植过来的法一定会“水土不服”，而不符合我国自身的法律实践，最终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2）别具一格的法律制度[4]。例如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大陆法系的行政法院制度。这些独特的法律制度无不植根于特定的法律文化。藉上述英美法系举例，其认为唯有传统是优于理性的，而理性却是一种危险的观念，所以这种法律基础思想或者法律文化直接地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取向，尊重传统习惯便在判例法制度中得以充分的体现。

（3）基于的一定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在传统中国“阳儒阴法、道家调和、众说混杂”的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强调人治主义、义务本位、集体主义、追求秩序与和谐的价值取向的国家本位主义；而西方则秉持着古希腊哲学和圣经哲学，形成权利本位的观念，从而形成崇尚个体自由、正义和民主的个人本位主义。这些产生于各自民族文化的思想观念必定会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以此形成一定的法律观念。在法的制定和法的运行过程中也会凸显出这些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此外，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法律思想方法，比如罗马法系“倾向于法律规范的抽象化”的“体系性思维”，[5]所以德国和法国的法律也具有此特征。英美法系的法律则不同，“用梅兰特的话说就是理论上的先验理论，从而没有抽象的规范。”[6]这些对法律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或者法律文化）最终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法系分野。

（4）法律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法律文化作为区分法系不可或缺的识别地位，笔者遂将上述三点区别标准统一于法律文化这一大纛之下。所以，将法律文化作为法系划分的决定性因素是有其合理性的。

2.法系划分标准的影响性因素

（1）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具有很大的模糊性，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仍对其进行不断的探讨，但是很少取得一致性意见，据说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有700多个[7]，这样就给法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带来困难，而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对法的影响确实存在着，因为它直接体现该国或该地区的政治或社会价值取向。基于政治法律关系的二元论学说，法律的发展具有脱离政治而形成其独有的发展进路，加之由于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在划分法系之时必定会掩盖世界诸法律所具备的某些共性。因此，意识形态对法系的划分而言只能是影响性因素，而并非决定性因素。

（2）民族差异[8]。特定的民族精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特质，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和个体利益且注重实用价值的民族，其民商法一定是发达的；英国人的保守性格或许促成了判例法制度的形成；中华民族却截然不同，她过分依赖与尊重群体，从而缺乏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长此以往便形成了国家、集体本位的思想，并且有着强烈的宗法思想观念，所以，立法和司法必定会本着国家和集体本位去考虑，凸显出了义务本位的特质。此外，在治理国家的理念中注重礼治，便有了社会心理基础。随着法律的移植，民族因素的影响可能趋于减弱，进而消失，但就目前情势而言，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而绝非决定性的。

除上述四个决定性因素和二个因素之外还有：文明程度[9]、法律技术等划分方法，笔者认为都存在缺陷，而且有歧视他国之嫌。基于上述划分标准的分析阐述，笔者将法系划分如下。

（三）法系划分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东亚、南亚法系；伊斯兰法系和印度法系。

上述即是通过多元的划分标准、充分考量比较研究的便利性原则和划分标准之人为性、目的性要素所做出的各国法的识别与归类，笔者认为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总之，重新界定法系定义从而廓清法系划分，最终目的在于对各国、各地区的法进行更确切的比较研究，可以说这正是划分法系的目的论基础，不然，各国学者会对此问题纠缠不清、莫衷一是，只能是徒劳无功、浪费人力，最终不利于比较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法系必然会有新的定义和新的划分标准出现，但“法律文化”作为重构法系定义和划分法系标准之决定性因素，其基础性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政法学院

作者简介：辛一科（1988―），男，乌兰察布市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日]大木雅夫著.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制出版社,2006:104.

[2]何勤华.法律名词的起源（上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2.

[3][日]大木雅夫著.比较法[M].范愉译.北京:法制出版社,2006:129.

[4][德]K・茨威格特H・克茨合著.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制出版社,2003:113.

[5][德]K・茨威格特H・克茨合著.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制出版社,2003:109.

[6][德]K・茨威格特H・克茨合著.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制出版社,2003:110.

篇5

WTO法律体制有可能为世界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找到和平的出路，因为法律制度作为民主的基础，为人们所共同接受。中美之间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对立，表面是民主，实质是法治。因为民主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民主的核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律制度。非选举制、三权分离国家不一定非民主。但非法治国家则不可能民主。美国利益集团关心中国法治，因为法治为突破中国经济铺平道路。美国民众关心中国法治，因为他们相信法治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选举制国家中，利益集团操纵意识形态，必须首先操纵民众的认识。指责中国缺乏法治，是博取民众广泛认同的捷径。而缺乏法治的证据之一，是完全用政治代替法律。

篇6

作为法律发展的重要方式，法律继承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目前，对法律继承性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三个方面，对于不可避免性却鲜有论及，学界在探讨上述“三性”时，往往将决定法律继承不可避免性的因素也纳入其中，从而造成对法律继承不可避免性认识的模糊。本文试对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进行概念上的辨正，以期加深对法律继承不可避免性的认识，从而强调在法律发展的道路上应充分注重本国历史传统，构建切合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减少法律规避等法治建设的障碍。

一、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必然性辨正

要从法律继承必然性中剥离出不可避免性，就必须对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加以区分：其一，必然性要求一个严格的前提条件，不可避免性则是无条件的。必然性，事实上是指在某种条件成就之时而不可避免；其二，必然性可因行为而阻断，不可避免性则是无可阻断的。因为必然性要求一个严格的前提条件，那么对这个条件的改变就会导致必然性的阻断。按照的辩证观点，即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样，就可以将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从必然性中剥离。

目前对法律继承必然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其一，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法的继承性；其二，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法律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其三，法律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性决定了法律继承的必要性；其四，法的发展历史事实验证了法的继承性。①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决定了法的继承性，实则是在论述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因为社会生活的条件是一种历史延续，是无从改变的事实，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就能实现法律继承的必然；第二，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法律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同样是在论述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法律具有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是由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的，无从改变，故而也不需任何条件就能实现法律继承的必然；第三，法律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性决定了法律继承的必要性还是在论述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同样是一个事实，不需任何条件即决定结果的必然。就其作为法律继承不可避免的原因来说，这一项与第一项重复了。因为，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具有共同性，但是否必然得到继承？假设人类可以无靠既往历史的积累而重塑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方式，那么历史上产生的文明成果就会因没有必要而可能得不到继承。所以法律继承之所以必要，根本原因仍在于人类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性；至于第四，法的发展历史事实验证了法的继承性，实则是指法律继承的可能性。必然性是无从验证的，一个既有结果的发生根本无法探讨其属必然或是偶然；而一个结果一经发生，便足以证明其可能性。

二、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必要性辨正

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的区分在于，前者指某种事实之下无需任何条件地成就某种结果；后者指成就一个结果所须特定条件的不可或缺。对法律继承必要性的系统论述，目前只见于石茂生和吴礼宁《论法律继承》一文，文中指出法律继承乃是“历史使命”，强调“法律继承对于实现法律现代化所具有的功能、对建设法治国家在法律资源上所能起到的可资借鉴与选择的作用”。②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法律继承是法律现代化的要求。法律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本身是一种不断的进步，其目标就是使法律与社会实际相适应，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法律继承通过对传统法律的扬弃，使更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律被接受，从而推动法律的进步；第二，法律移植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需要通过继承来弥补。中国的法律发展自始就过于重视移植，而法律移植有着明显的弊端：（1）法律所赖以存在的文化具有不可移植性；（2）法律移植过程中的失真；（3）西方法律自身有不足。这些弊端使得中国法律未能很好地与本土资源融合；第三，传统文化的顽固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中国绝大多数法律传统在经历了一百余年现代制度的构建之后仍旧活着，它们默默地存在着，并且在社会变迁中起着决定的和主导的作用。在习惯势力仍很大的中国，应当充分重视习惯对法律的作用，也即习惯对法律继承提出的要求。

对以上三点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法律继承是法律现代化的要求，实则是指，法律继承可以满足法律现代化的需要。法律现代化指向法律与社会现实的切合，而法律继承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这种个指向。要说法律继承是法律发展的必要，则还需要一个前提，即没有其他的发展方式可以满足法律与社会现实切合的指向。而事实上，法律继承和法律创制同样可能具有这种功能。故法律继承可以满足法律现代化的需要，只是一种被法律现代化选择为一种方式的可能。此处实际是论法律继承的可能性；第二，法律移植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需要通过继承来弥补。同上，这是指法律继承可以克服法律移植的缺陷，只是一种可能。如果成为必要，仍然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克服这种缺陷。事实很显然，法律创制也是可能的。故此处所论仍是法律继承的可能性。第三，传统文化的顽固和传统习惯的影响，这一不争的事实无条件地导致法律继承的必然，实指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仔细分析仍可看出，传统文化的顽固和传统习惯的影响，其实是社会表象，基础仍在于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这两个事实决定了文化和习惯不可能无靠历史而得以重塑。

三、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可能性辨正

前文论及，必要性是指实现某种结果而对特定条件的依赖，这个条件须具有排他性。一旦这个条件不具有排他性，则沦为被结果实现所选择的可能性。目前对法律继承可能性的系统论述，仍然仅见于石茂生和吴礼宁《论法律继承》一文，归结起来有有以下三点：

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延续性及继承性。法律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只要那些延续下来的生活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反映生活条件的既有规则，就会 被继承下来，并被纳入新的法律体系之中。任何法律的产生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基础，文化和人文背景的传承，决定了法律继承；第二，传统法律自身的独特价值。法律传统中存在大量具有自身独特价值而为别种制度所没有的制度。如我国的典权制度，虽然在解放后随着民国民法典的废除而被废除，但在民间仍然存在并流行，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如能对其进一步改造，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第三，法律继承比移植来得更为便利。继承下来的法律与百姓的心理习惯、生活习惯更能适应，更容易被接受，适用起来也更有效，可以避免由于大量适用舶来品而给群众带来的诸多不便，并可减少由此引起的混乱和法律规避。③

分析以上三点可看出，第一，人类社会的历史延续性及继承性，是多数学者用来论述法律继承必然性的因素。前文已经讨论指出，这项实则是论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第二，传统法律自身的独特价值，是其可能被法律发展所选择为一种方式的条件，这一特定条件使得法律继承具有可能性；第三，法律继承比移植来得更为便利，与第二项相同，也是法律继承可能被法律发展所选择为一种方式的条件，只是出于经济的考量使得法律继承被选择的可能性大有增加，仍是法律继承的可能性。

四、结论

通过前文对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与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的辨正，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法律继承的必然性，实则多指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

必然性指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不可避免和一定不移的趋势，跟“偶然性”相对。如前所述，根据辩证的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必然性和偶然性可以相互转化。但是不可避免性，则是无可改变的归宿。一件事物不可避免，可以用必然来指称，反之则不然。通论的四个必然性，实为两个不可避免性和一个可能性。

（二）法律继承无所谓必要性

根据前文对法律继承必要性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继承并无必要性可言，但这个看似荒诞的结论确是事实。因为，必要性是指实现某种结果而对特定条件的依赖，这个条件须具有排他性。法律发展的三种方式，本身就是相互弥补缺陷和不足的，任何一种发展方式在目标实现上都不具有排他性，即便出于经济考量而认为法律继承比法律移植、法律创制更具有优势，也并非意指其为必要，所以法律继承的必要性根本无从立论。

（三）法律继承具有可能性

法律继承之所以成为法律发展的主要方式，既有历史事实加以证明，自然具有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法律移植和法律发展来说，法律继承表现出明显的优势：（1）法律移植所具有的缺陷，可以依赖法律创制和法律继承加以弥补，而法律继承的技术难度大大低于法律创制，使得法律继承被选择的可能性增加；（2）在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社会中，具有丰富的法治资源可供继承，如中国传统法律中仍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3）在具有传统生活方式的社会，规则被作为传统生活的组成部分得到传承，在没有国家法律认可的情况下，民间规则同样存在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法律继承更容易被接受从而得到普遍的遵从。

（四）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都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延续。社会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缓慢变革的过程，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则也是一个缓慢的历史延续，每一个社会的规则不可能完全重新创制，也不可能强行一套崭新的规则，于是法律继承无可避免；（2）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意识形态是文化结构中的主体部分，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它同政治结构一起构成了社会上层建筑的整体。意识形态根源于社会存在，但它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表现方式之一便是其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这种继承性造成了意识形态发展的独特的历史，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法律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决定法律继承不可避免。

既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决定了法律继承的不可避免性，加之法律继承又有如此明显的优势，那么在推动法律发展的道路上，充分继承和吸收合理的传统资源，较之盲目移植和创制之后再进行有力却无效的普法运动，将是尤为明智的选择。

注释：

①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8页．

②　石茂生，吴礼宁．论法律继承．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篇7

一、故事梗概

狂风肆略,未婚男子和已婚女人邂逅于这大风中。女人风姿绰约,男人年轻激情。当他开口邀请她上楼包扎伤口时,她是有过瞬间犹豫,却最终无法拒绝那双深邃的眼眸。她转身,放弃了那辆难得的计程车,走入一场未知的故事里。故事接下来便顺理成章,同每一个婚外恋的都无区别。而这个故事里有一个深爱妻子的爱德华,一个风情万种的康妮和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浪漫情人保罗。

直到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爱德华万念俱灰的走进保罗的房间,杀了他。故事在此刻急转直下,从浪漫香艳变得血腥。眼看着爱德华无助的哭泣,看着他辛苦的毁尸灭迹,又看着他冷静的应对审问,听着他声泪俱下的控诉。影片结尾,他们好像又回到了最初,还是那个温馨和谐的小家庭,只是彼此都清楚,在那若无其事的眼神里,隐藏了多少内疚和后悔。而城市的角落,那个英俊高大的男子,只是为了一场肉体游戏,变做垃圾堆里腐臭的尸体……

影片最令人心酸的一幕,莫过于妻子在壁炉边流着泪烧毁照片时,想象着自己当初如果转身离去的情景――在风里,她优雅的轻拂随风飞舞的发丝,微笑着踏上那辆计程车,道谢离去――生命总是没有如果。结尾处妻子和丈夫想要逃离这个城市,改名换姓从新开始,但没人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回到当初?

文章的题目本应该直接反映主题,可是在我一次又一次看这部电影时,都怀着深深的遗憾:为那出其不意的婚外恋,为那受伤的丈夫,更为影片结束时,停在警局门外的一家人,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红灯还是绿灯?

二、作为意识形态分支的电影

意识形态理论是阿尔都塞的所有理论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一部分。20世纪,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的影响下提出意识形态理论。同时,他还把拉康的“镜像说”和“伪主体说”套用到意识形态上,认为意识形态是描述人们对于他们的生存条件的想象上的关系的,这是阿尔都塞运用拉康思想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的一个新的诠释。其次,阿尔都塞在许多方面对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现。

阿尔都塞为意识形态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感知-接受-包容的文化客体,它基本上通过人们所不理解的过程对人发生作用。人们在意识形态中所表现的并不是他们和生存条件的真正关系,而是他们对生存条件的反映方式。它是以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为先决条件的。阿尔都塞在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中提到的“通过人们所不理解的过程对人发生作用”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如何对人们产生影响做了解释:它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们产生影响。

电影是意识形态的分支,这已经是一个定论。一方面电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首先由电影制作者生产出来,通过在影院放映来实现其经济价值。电影从一开始就属于经济体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总是为某种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服务,成为意识形态机器的一种。另一方面,影片的制作者都是生活在某种意识形态下的,在拍摄、剪辑过程中已经反映出影片制作者所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尽管这些影响是制作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的。

“意识形态和电影的结合首先由这样一个事实反映出来,即观众的需求和经济回应也已经归为同一件事情。” [1]即电影要取得票房上的成功,首要条件是获得大多数观众的认同,因此在意识形态策略上就必须选择符合大众要求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实质上就是“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好莱坞电影作为商业电影的典范不得不与票房、观众等名词紧紧联系起来,所以每一部好莱坞影片都必须符合广大观众的需要,也就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把意识形态“伦理化”是好莱坞电影通用的意识形态策略:把意识形态用形象来代替,观众通过对形象的认同,把观众“呼唤”到主流意识形态中。好莱坞电影中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看似可以选择,实则早已经被规定好。影片创作者通过一种将意识形态伦理化的方式把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灌输到每一个观众的观念之中。而本片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与别的好莱坞影片究竟是否一致,这正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三、影片意识形态效果

本片翻拍自法国新浪潮导演夏布洛尔1969年的著名影片《不忠的妻子》。导演阿德里安・莱恩的许多作品都是在透过“性”来解读人性。1987年《致命的吸引力》被时代杂志标榜为“反映出近十年的时代精神”的影片;《桃色交易》又深刻地反省了“性”如何支配亲密关系和金钱。1997年,莱恩将纳波科夫的同名小说《洛丽塔》再次搬上荧幕,影片中他将汉伯特第一次看见洛丽塔时,她趴在草坪上沐浴着阳光,皮肤上微溅水滴的场面处理得非常唯美,被喻为“经典”。

影片作为一部电影的商业电影,从故事结构、人物设置等方面遵循着好莱坞电影的模式。接下来分别从人物设置和情节设置两方面分析本片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效果。

我们首先来分析影片中的人物设置。

由爱德华和康妮组成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丈夫爱德华性格温和,爱他的家庭,也深爱着他的妻子,影片中的他虽然事业成功,却没有同其他女人有暧昧关系。中产阶级占美国社会中大部分比重,爱德华及其家庭是美国社会的典型代表,主流意识形态中对他持肯定态度。

情人保罗却是一个浪子型的人物,他和妻子处于分居状态,孤身一人,和康妮保持关系的同时还有别的女人。影片中的保罗被边缘化,而他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的一类人。

较之原作,本片在人物性格设置方面有较大的改动。原作中的丈夫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甚至会殴打妻子。而本片中的爱德华更趋于完美,他温柔、体贴、顾家。影片从一开始便采取美化爱德华,丑化保罗的策略――爱德华事业成功,而保罗只是一个书商;爱德华对爱情忠诚,保罗却跟几个女人保持肉体关系。由于故事前面的铺垫,观众一方面对爱德华产生深深的同情,另一方面对这个尽管外型俊朗、激情四射的情人似乎并无好感,甚至有一些反感,同时为剧情的发展埋下伏笔。

其次,再来分析影片的情节设置。

电影中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是在强化主流意识形态之前,首先让被主流意识形态压制着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得到宣泄。影片的前半部分集中描写康妮与情人保罗的过程,通过对场面的描写展现她对婚外激情的渴望。比较她和爱德华之间的日常生活,因为有了小孩子让他们两人的私人空间少了很多。而她跟保罗的经历正是她和丈夫从未尝试过的。

以爱德华为代表的美国社会主导阶层不会允许让保罗这类人去破坏他们的幸福。因此在影片发展到78分钟的时候剧情陡转:爱德华在保罗楼下徘徊良久,不知道康妮不久前才匆匆离去,他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保罗的门,打算和他谈一谈。当他看到自己送给妻子的玻璃球居然在保罗那凌乱不堪的床上时,情绪陡然失控,于是他用玻璃球杀死了保罗,因为玻璃球里有他写给妻子爱的留言。

影片的结尾部分也经过修改,莱恩在拍摄本片时,为影片设置的结尾是:警局门口,爱德华深吻妻子之后,下车走向警局。这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电影的结局,可是导演最终把结局变成一个非典型的好莱坞结局。

爱德华一家人参加聚会,回家的途中在一个红灯路口停下,旁边有一个警局,墙上巨大的“POLICE”在浓浓的夜色下分外醒目,红绿灯交替数次,他们却始终没有离去……

出轨和谋杀都属于违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前者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后者则违反的是统治阶层所制定的法律。影片最终没有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结局,触犯法律较之违反道德规范,情节更为恶劣。然而触犯法律的人是爱德华。本片中,美国人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受到挑战:当主流社会中的人的幸福被外来者破坏时,为维护幸福而失手杀人,主流社会中的人究竟应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参考文献:

篇8

法律体系由不同的具体法律构成，规范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力量。各部法律，都置于宪法之下，受宪法的统帅，其精神与宪法相通、一脉相承，其条文是宪法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对宪法的演绎。宪法居于最高的等次。宪法下面有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这是第二等次的法律。在第二等次法律下面，还有第三等次的法律。比如，民法下面有合同法、侵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婚姻家庭法等。法律的层级不只三个等次，还会有或将会有更多的等次，比如婚姻家庭法下面还有继承法。在层级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继续着法律的细分，法律越来越多，单部法律调整的对象越来越窄。

正是由于法律的不断细分，逐渐深入，才构成了法律的庞大体系。法律的这一发展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作为反映社会现实和反过来规范社会现实的法律，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社会的影子，也将法律的光芒投射到社会之中。社会在细分，法律必然细分。

其次，要明确回答这样的问题，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还是一个依附性的存在。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认为，法律是社会中的独立存在力量。这是一个工具和人的关系问题。孤独的工具有力量吗？

法律依附于社会人群，依附于社会力量。法律依附于不同的个人和组织上，并通过这些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反映出来它们的力量。就象一部闲置着的机器，是没有任何作用和力量的。如果让它依附于工厂和工人，让它运转起来，这部机器就产生作用了。这部机器发挥作用，是由于它和人的结合的结果，是人使用它的结果。法律就象这部机器，不是独立的存在物，闲置起来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只有当被社会人群认同、遵守和运用，它才会产生伟大的作用。

从来没有哪一部法律可以自己发挥作用，从来没有哪一个组织或者一个自然人被称为法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组织或者一个自然人在运用法律，或者受到这种运用行为的制约。可以明确，法律只是一种依附物，不是独立的现实力量。法律是意识形态，是精神成果。精神成果如果只停留在精神形态上，是没有现实力量的。只有等到这种精神成果被某个组织或者某个自然人运用的时候，它才能和这个组织或者自然人一起成为现实的力量，才能产生效果，我们才能感觉这种影响。所以，只有法律这种依附物被一种主体运用的时候，依附在这些主体上的时候，才能产生力量。

篇9

应该认为，任何制定公布出来的成文法律，比如制定法或者判例法，它们在法律的适用中均面临着解释问题。因此，美国学者TalcottParsons认为：“解释功能可以说是法律制度的核心功能”。现代性法律知识预设的民主与法治、正当与合法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较难克服的内在危机。由此观之，法律解释的分析与期待，首先应置于其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的把握和权衡。在当下中国的法律语境中，这种把握与权衡似乎尤为重要。

在本文中，“话语”主要意指一种“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含有知识状态和价值理路。笔者尝试用三个法律实践分析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制约下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肌理纹路。

1、房屋合建。房屋合建在我国已是较为普遍的民事行为。通常情况下，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提供资金，待房屋建成之后，双方依约定化分房屋产权，这便是常说的房屋合建。由于土地、资金和房屋等资源的相对稀缺，这种行为得到人们较为广泛的赞同或默认。一般而言，房屋所有权视土地使用权而定，没有土地使用权便无法获得房屋所有权。因此，双方约定合建房屋的行为实质上包含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根据我国若干土地管理法律的规定，土地使用权不得非法转让，出让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必须经由政府批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法律本文以认定合建房屋的有效或无效。

2、企业间相互借贷。与房屋合建类似，我国企业（指无权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间借贷也是颇为普遍的，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下，这种借贷尤其广泛。一般来说，这些企业实施借贷行为超出了自己的经营范围。有关金融管理的法律规定，经营借贷业务的机构只能是金融机构或国家批准的非金融机构。然而，人们总是认为，这类借贷行为是可理解的，当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充分尊重市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又是真实自愿时，则更应当予以准许。目前的问题也是：如何解释法律本文以认定这类借贷行为的有效或无效。

3、“安乐死”剥夺他人生命。“安乐死”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已出现多起这样的案件。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一般使用无痛苦的方法使不治之症患者停止生命，而且这种行为通常经过患者本人同意。虽然在某些国家法律已明文规定允许这类行为，但在我国法律尚未准许。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这样，在大多数人对此行为持理解态度时，法律适用者必须解释法律本文以决定该行为是否应予准许。

在法律实践中，针对上述三个法律解释问题，人们可以发现，某些法律解释者的较为浅显直接的主张一般是以如下方式展开的：以社会需要、经济发展或民众要求为根据，甚至以法律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为依据，认为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应当获得法律上的认可。这种主张通常暗示了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其潜在叙事策略在于主张法律本身就是社会需要、经济发展和民众要求的集中体现，法律与公平正义应是同构的，法律的根本基础在于民众的愿望诉求。大众话语并不完全无视法律的规定，而是不大在乎法律体系的内在秩序，仅强调当法律和外在的社会价值发生对立冲突时，应以后者作为规范要求的最终依据。由于这种法律解释是以法律的外在社会价值为基点，其结论通常便指向了单直观的大众目标。不难觉察，大众话语制约的法律解释暗含了一种法律范围内的“民主”与“正当”的元叙事。

但是，某些法律解释者的较为职业化的主张一般是以另种方式展开的：首先思考法律的各种相关规定，并探求法律的目的、精神、原则，同时以法律理论作为推理依托，来确定针对具体事实的法律结论。他们首先会给予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等行为以法律上的效力定位，然后再略微结合法律外在的各种价值，思考案件当事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这种主张时常展现了法律解释中的精英话语，其内在出发点是确信法律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追求意义，而作为法律适用中的法律官员，其职责首先在于严格地服从法律。这本身是“法治”的前提要求，或曰作为科层的法律解释者的“政治道德”的特殊要求。精英话语并不完全忽视法律的各种外在价值，只是尤为强调从法律内在价值反观法律的外在价值。可以看到，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律解释大多是以法律规定及法律体系的内在秩序作为推理起点的。因此，其解释结论总是以法律的明确规范或原则为根据，认定上述三类行为是无效的。换言之，以法律文本作为起点的这种法律解释结论通常以法律的内在价值作为最终目标。与大众话语相对，精英话语制约下的法律解释暗含了“法治”与“合法”的元叙事。

由于不同的背景文化品格，大众话语式的法律解释显露了情绪化、理想化和普遍化的倾向，而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则显露了理性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倾向。前者不仅以政治、经济、道德或习惯等领域中的价值理念为基点，而且其语汇如“民意”、“需求”、“情理”等，也是普遍取自这些领域。在这些价值理念和语汇背后的知识状态，表现为对法律观念的一种宽松理解，即对已有的法律话语筑造的学科意念表达了重塑的企盼。后者虽然最终是以政治、经济、道德或习惯等领域中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但其总要以“法治”、“依法裁决”、“法律的内在体系”、“法律的原则（精神或目的）”等语汇的使用为标志。其价值取向和语汇隐藏的知识状态展示为对法律观念的一种“保守”心态，即对现存的法律话语圈定的学科设想表达了维护的姿态。因此，大众话语中的解释机制一般是以“探究法律应当是什么”来表现的。精英话语中的解释机制一般是以“探究法律实际是什么”来表现的。在后者中，即使解释者以法律的外在价值为最终目标，其也仍然认为所作的法律结论是法律本身的内在要求。在法律制度文化的语境中，由于学科知识固有的意识形态作用，大众话语的法律解释时常处于边缘化甚至被放逐的地位，而精英话语的法律解释则基本占据了中心位置。

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两种话语不仅在具体层面上确定了法律是什么，而且在抽象层面上确定了法律是什么。这是说，它们不仅确定了针对房屋合建、相互借贷和“安乐死”的具体法律内容是什么，而且确定了一般的法律概念是什么，从而将各自话语的知识内容在具体和抽象两个层面上凸现出来。在大众话语中，解释者认为，法律的具体内容应当是：如果房屋合建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自愿，而且房屋合建的目的在于自用而非土地出租或倒卖，那么合建行为是有效的；如果出借资金方是以帮助借款方缓解资金困难为目的，而且借贷利息不高于银行同期借贷利率，则借贷行为有效；如果在患者（有不治之症且痛苦异常）本人的明示要求下并遵循一定程序安乐促其死亡，则不应认定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解释者会认为，在一般意义上，法律一方面是指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具有明文规定的具体行为规则，另一方面是指在社会中应当存在的符合公众多数愿望的行为规范。而在精英话语中，法律解释者较多认为，法律的具体内容是：房屋合建属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除经有关部门补办有关建房手续外，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无权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相互借贷，超越了工商登记核准的经营范围，并且逃避了国家有关机构的金融管理，其行为无效：“安乐”促使他人死亡，对社会仍有一定的危害性，属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解释者会认为，在一般意义上，法律不仅包括明文规定的具体行为规则，而且包括法律的目的、精神及原则，包括可以从这些目的、精神及原则推论出的“隐含的具体行为规则”。大众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各自知识内容，自然决定了法律学科知识的意识形态对前者的贬抑和对后者的青睐。当然，在学科话语的背景中谈论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解释”的分野，并不意味着后者只具有单一性和统一性。在追求法律内在价值的过程中，精英话语控制下的法律读者仍会具有不同的具体解释结论。正如在大众阶层内，主体会对“情理”、“需求”等观念具有不同理解解释一样，在法律科层内，读者对法律的“内在要求”、“内在一致性”也会具有不同的阐明或诠释。

通过各自的解释机制，两种话语试图解决法律解释的两个基本问题：解释方法的选择和这种选择的实质理由的确证。前者涉及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后者涉及法律解释的本体论。前者要求法律解释的表面技术学，后者要求法律解释的深层政治学。可以看出，在解释的实际过程中，两种话语都想取得方法上以及理由上的“霸权”地位，当两种话语导致的解释发生冲突不可调和时，这种“霸权”争夺尤为激烈。

参考文献：

《解释的难题》朱苏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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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与法律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从狭义上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它包括社会意识和思想体系等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中义的文化观。它是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我比较认同中义的文化观，并把它作为阐述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基础。因为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法律现象，法律现象则主要表现为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等等，而且法律文化的构成内容与中义的文化观的构成内容相吻合。

（二）什么是法律文化

关于法律文化的界定学术界各持所据、分歧极大。归纳起来，以下几种最具代表性:

第一种观点：从三个层面界定法律文化。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态。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最后，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第二种观点：从方法论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此说认为，法律文化首先应该是一种研究立场的方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文化是社会群体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某些生活方式。

综上，对于法律文化的定义是，法律文化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涉及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

二、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及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一）人治精神与法治精神

人治精神是中国传统法的根本精神。人治精神是指法在本质上所体现的是拥有极权的个人或极少数人的意志，从而在政治上构成一种专制的治理模式。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人治精神，而西方产生的是法治精神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是以商品经济为主，而传统的中国是以农耕经济。商品经济是法治的物质基础，商品经济社会，每个人要想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必须有规则来进行规制，并且要求体现公平正义。而人都是自私的，所以法律成为必要的选择。商品经济形态所需要并决定的法律规则，商品经济孕育的社会契约观念、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和自由观念等，是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商品经济关系为内容的民法是法治的法律基础，民法中的人权、所有权和平等权是近现代公民权利的原型，民法充分体现了法治的价值，民法传统中的权利神圣和契约自由精神，是和法治的文化源泉。

（二）伦理化与宗教化

伦理化实质上就是礼教化，一堆礼教的精神和原则贯彻到法律中并成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进而外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就是实现了法律的伦理化。相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具有宗教性，因为，作为西方法律文化的源头的古希腊，其早期的法律和宗教没有多大区别。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伦理化，是由于礼教对我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而且是由于在国家产生的早期，我国国家的产生是随着部族之间的征战而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是它不断地对同一血缘的认定，对异族的否定的过程，血缘是区分的标志。这使得部族内部的血缘关系结合更加的紧密，在部族内部选出统治者，下属既是臣子又是亲属，从而国家充满了伦理性。而西方国家的建立是通过氏族之间的战争，西方国家的战争使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这和中国是相反的，自然伦理关系就不可能受到重视，相反的宗教成为了法律文化的特点。

（三）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

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前者以“义务本位”为其特征，后者则以“权利本位”为其特征。

造成中西差异的原因在于，我国形成公法文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和国家观念的发达。我国是君主专制的国家，君主是最高统治者，为了有利于国家的统治，必须要刑法来加以惩罚，自然公法就比较强盛。而在西方国家，早期通过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成长起来的，斗争围绕着“权利”。“法”变具有了平等性与民主性，慢慢转化为个人本位，个人本位实质就是一种私法文化。

四、结语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时期法律的集合，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在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充分了解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且结合西方的法律文化，真正的构建出适合我国发展的一整套体系，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辞海(缩印本)[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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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法律意识是表现在公民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也是对法律的了解掌握，从本质的角度出发，法律意识是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这种法律意识是作为行为模式的观念性要素。在当代的法律法规中，法律的可行性和使用程度都有着严峻的考验，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是否符合当代法治建设国家，对法律法规是否有着系统的认识都十分重要。在生活中我们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法律知识的，要将法律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将法律意识从最外在的条件逐渐转化成规范模式，正确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可成为指导人们我们行为的支配要素。

一、中学生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每一位公民都需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高中生处于青春期，思想行为上表现得更加自我，法律问题逐渐显露，高中生违法犯罪的行为也比较突出，我国刑事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达到70%，处于高中年龄段的占到其中的70%以上。由此可见，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势在必行。中学阶段是处于人生阶段与教育阶段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引导阶段，决定了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趋向问题，中学生法律意识程度的好坏是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和整个法治国家的法律水平的，也会直接到影响国家法律体系，而且也关系着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在中学阶段，中学生能认识到自身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是对价值观的有力塑造，这对提升法律意识水平也是有利的。在事物发生变化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最为重要的，也是中学生发自内心深处对法律意识的认识，所以中学生有必要重视法律意识带来的重要性。

二、提高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具体途径

结合现代中学生的法律意识来看，要强调对法律的深入和学习，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适当的运用法律意识来引导自己，法律知识的普及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从情感上建起对法律意识的认同，构建起理性的法律意识。

(一)提高善良意识

在现代的中学生中，很多都视“与人为善”为儿戏的大有人在，在他们眼中“言而无信”只是个人承诺兑现问题，是一种不讲诚信的行为，跟法律知识毫无关系，这一点是与我国弘扬的善良意识是相违背背离的，对于这种认识，大有人在，说明了这种法律意识上的盲点，这也会导致学生的行为失去规范，从而引起事端。在我国民法中，善良意识是体现人性的前提条件，在法律条文规定中“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内容，简单来说，作为一名中学生要学会诚实守信，不要肆意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这也是基本遵守了法律法规理念的。当然，这种人性法则的理念根植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不属于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需要良知，良知中蕴含着善良意识，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法律常识。

(二)提高程序意识

有相关研究专家学者指出，法治的主要核心就是程序，程序一旦不能规范化，就会导致程序崩溃，当然，法治水平的高低是在于程序化的规范程度，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首要步骤就是规范程序化，提升程序意识，然而这种程序意识也是要从青少年抓起，我们不能将思维控制在政治课堂上，在学习的同时，还要时刻引导自己做事都需要按照过程行事。例如，在进办公室之前应先喊报告，在学校有情况有事先请假，不能先斩后奏，往往是这种不规范的程序意识会导致法律意识的下降，同时这种程序意识还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问题，作为中学生要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程序意识的重要性，这是关乎到法律意识的提升问题，结合以上所述，还需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来抓住意识重点。

三、结语

目前，我国全面构建法治社会，青少年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新生力量，中学阶段是关系到整个国民教育的一大重点基地，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中学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生活情况，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并将其融入生活中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为构建我国法治国家事业贡献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瀚樱．浅论中学生法律权利意识的培养［J］．法制与社会，2016(36):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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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营造舆论强势，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贯穿到各级各类媒体传播之中。媒体是信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要充分认识媒体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各类媒体认清肩负的责任，努力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贯穿到日常宣传报道之中。在这个问题上，各级各类媒体要密切配合，努力实现舆论全覆盖、媒体全联动，防止各唱各的调，出现多个舆论场。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媒体的作用，不仅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成为主力军，而且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也要发挥自身优势；不仅新闻报道、专题节目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且所有娱乐类、体育类节目以至各类广告也都要符合和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共同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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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整体性、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