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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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现已濒临失传的技艺及习俗。它应该同时具备5个特点，即无形性、传承性、口头性、可塑性、濒危性。

一、无形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为“the ntangible ultural eritage”，直译为“难以明了的、无形的物质文化”，它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物质文化是实物的，是存在的、有形的、看得着的、摸得到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非物质的，是不存在实物的，往往看不见也摸不着，是无形的，它与物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物质文化是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的载体[1]。如果说非物质文化是因，那么，物质文化则是果。如果说非物质文化是源，那么物质文化则是流。

二、传承性

所谓传承性，就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被人类以集体、群体或个体方式一代接一代享用、继承或发展的性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由遗产的本质所决定的，换言之，就是我们的祖辈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经过一代代劳动人民的积累和改进并以师徒或团体的形式流传下来，逐渐形成今天的技能或习俗。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是我们祖先汗水的结晶。因此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没有具体的创造者，即使有，也是后人对前辈已有技艺或习俗的加工和创新。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可以说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它们均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和探索中才形成的。

朝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调查时，首先要弄清的就是这项技艺是不是我们的祖宗留下来的。这也是我们判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标准。

三、口头性

所谓传承，指的是传授继承，即师传徒承，而师传形式有口头传承和书面传承。其传承形式主要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具有很强的“口头性”，而很少以书面形式流传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流传在农村，绝大多数的继承人是文盲，他们不可能把自己掌握的技艺和习俗整理成书，而且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着许多规矩，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等，许多技艺属独门绝技，往往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人亡艺绝，这也使非物质文化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如喀左民间故事。

四、可塑性

因为具有口头传承性，就必然有可塑性。所谓可塑性，就是可以改变，是“活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可塑性”，在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以及传统工艺技能等遗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塑性”，还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创新[2]。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经历多少年或多少代人，它都不会脱离各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并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一代代下来，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对于上一代的技艺、方式可以凭着个人及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才智加以创新改造，进行再发展，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历史文化的 “活化石”，是活态的[3]。

五、濒危性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日益受到损害和破坏，有的濒临失传甚至灭绝。这也是我们这次普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所在[4]，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整理成册，就是想把这些濒临失传的技艺或习俗留给下一代。那么，我们普查时，就应该按照这个特点进行严格地筛选。

参考文献：

[1]程惠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价值[J].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篇2

消费文化就是“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这种消费符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满足需求的自然性、功能性消费行为，它是一种符号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①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消费社会，媒体开始企业化运作，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进入了消费文化占重要地位的时代，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纷纷出现。这些节目一般包含三重消费：第一、受众对该电视节目的精神消费；第二、受众消费该节目推介的影视作品和歌曲专辑等文化产品。第三、通过受众对节目的消费，媒体获得一定收视份额，吸引广告主前来消费广告时间。由此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消费文化的身影，其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消费文化特色。

一、节目内容围绕消费偶像展开

以2012年《快乐大本营》为例，到10月27日为止的42期，每一期节目聘请的嘉宾全部来自于时下热播的电视剧、即将发行的专辑、即将上映的电影，而每期节目的内容也针对这些嘉宾进行编排。对于嘉宾的选择条件，一是受众喜爱，从而保证了节目的收视率；二是在符合收视率要求的众人中，来参加节目的一定是最具消费号召力的明星。他们在这档电视节目中，不仅要推销自己，也承担着把自己参与制造的文化产品推介给消费者的重任。

在此视角下，《快乐大本营》的受众就是即将发行的文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而节目的嘉宾则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代表，两者之间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这些文化产品能否收回投资，产生收益，最终要由受众是否掏钱买电影票、买专辑、花时间看电视剧来决定，即受众的消费决定了这些文化产品的成功与否。因此，来参加节目的嘉宾需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演来展现文化产品的魅力，需要为这些文化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涂抹一层或温馨、或浪漫、或典雅、或高贵的“油彩”，使之与明星形象相联系，具备符号价值，为人们所知晓、所喜爱，带动受众对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于是我们发现电视综艺娱乐类节目的嘉宾主体成为娱乐明星等“消费偶像”，在节目中他们主要讲述自己吃喝玩乐等消费习惯，其身份符号更多的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媒体生产这些形象的目的是促进消费而不是促进生产，“对这些形象的塑造和描写，市场化媒体关注得更多的是形象的消费性特征而不是其生产性特征，形象的主要意义负载也就从承载价值过渡到了‘娱乐消遣’或‘生活示范’；媒体形象塑造的基本目标也由‘生产意义’变成了‘刺激消费’。”②

主持人和消费偶像通过对观众进行消费文化的启蒙与示范，将文化产品变成对受众而言“不可缺少”的东西，此外，节目还通过嘉宾与受众的互动，来增加产品的“符号附加值”和“心理附加值”，如对歌曲专辑进行签名留念，或是曝光明星们一些在电影中的表演细节，使得这些产品成为受众的心结，一定要消费的对象。最终，当受众如痴如醉于嘉宾的舞台表演时，他们也受到了一番消费文化的洗礼，成为一名令产品的生产者欣慰的消费者，最终达到将受众转化为消费者的目的。

二、嘉宾成为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以促进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其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谈话、游戏等互动环节，重点不在于表述这些嘉宾成名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在于彰显这些嘉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兴趣、消费习惯。这些环节的设置，透露出嘉宾和主持人大量的消费文化信息，如业余爱好、喜欢的玩具、旅游目的地等，呈现出明显的夸示性消费文化特点。如“钢琴王子”李云迪有收藏红酒的爱好，节目于是围绕收藏红酒设置了品酒环节，让李云迪和谢娜分别品尝三瓶去掉标签的红酒，对红酒的品质和价格进行鉴别。由于李云迪是高雅文化的代表，受众自然将其收藏爱好当作高品味的消费文化来了解甚至模仿。节目通过李云迪与谢娜的品酒比赛，让受众了解红酒消费的一些常识，从而培植出受众消费红酒和收藏红酒的心理欲望。那英喜欢购买香水，节目组就策划关于香水的使用与收藏的相关内容，请香水瓶收藏大师来展示他的收藏，请香水设计师来讲述每个人使用香水中应注意的细节等，从而带动观众对香水的使用和消费。此外范冰冰家里堆放的各种跳蚤市场淘来的饰物、吴昕家堆满的各种毛绒动物玩具，也都是这种夸示性消费的表现。

节目让受众感觉到明星们使用过的一些产品或其独特的消费习惯，是能够提高自身品味的象征符号。甚至明星们的休闲方式都成为重要的消费文化和符号消费的代表，如巴黎旅游、去跳蚤市场淘货、购买数不胜数的玩具，这些看似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明星消费信息对于受众具有重要的消费示范意义，使嘉宾成为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让受众认为拥有了这样的消费行为，似乎便拥有了明星般的生活品质。因为一旦某种消费行为或产品成为社会或某个群体所崇尚的价值、个性、风格、地位、身份象征的时候，它就获得了符号价值。这种符号价值又使这种特定的消费具有心理价值，于是，消费行为便不可避免的发生。

三、主持人群被塑造为参照群体和社群感的符号

《快乐大本营》的受众群体是青少年，他们正处于自我认同感的形成期，而参照群体通过影响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生活目标、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等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同感，成为青少年构建、强化、维持自我认同的重要榜样。青少年时期也是人一生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的养成期，其主要的消费引导者除家庭、亲友、同学之外就是明星偶像，通过消费引导，青少年的消费行为开始具有一定的符号价值偏向，即“通过某种产品而将自己编织进社会等级或特定阶层与群体的社会秩序的网络之中，这是使用者通过产品的消费而对自己进行的社会定位”，③青少年希望通过对这些明星偶像参与制造的文化产品的消费，找到自己的认同的青少年群体与社会定位。

《快乐大本营》面对这样的受众群体，适时地将主持人扩展到现在的五位，形成了主持人群。虽然五位主持人性格和风格各异，如谢娜搞怪无厘头，吴昕清新乖巧、维嘉英俊幽默，何炅亲和包容、杜海涛憨厚老实，五个人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和分工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个群体而言都很重要，对节目而言，缺一不可。而且他们在荧屏内外的相处非常融洽，媒体从未报道过他们工作中有摩擦、不和等负面新闻，他们被塑造成“快乐家族”，拥有青春、健康、积极、进取、成功的主持人群体形象，从而满足了青少年成长中的自我认同需要，“快乐家族”由此成为理想的青少年社群感的一种符号。而青少年认同“快乐家族”也就接受了某些特定的角色规范，行为准则和形象要求，并自觉自愿地按照这些来做。“人们接受了某种认同，也就是接受了某种认同的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从事认同的管理、维护和创作活动。人们的消费活动，实际上也是在特定的认同框架内进行的”。④于是，主持人群体每期的服饰、语言、行为以及节目中透露的日常生活方式等都成为青少年关注的焦点，成为他们重要的消费参照群体。而节目为“快乐家族”设计的服装也凸显了青少年服装消费文化的特点：与央视主持人服装的大台风范、典雅不俗、难以接近截然不同，“快乐家族”的服装以时尚、活泼、个性为主，有时甚至与台下的观众融为一体，凸显出平民、大众、快乐、随意但亦很时尚的消费理念，成为青少年受众理想的参照群体以及象征符号，由此，《快乐大本营》不但成为青少年群体获取明星趣闻的一种时尚身份标识、彼此进行区分和认同的符号，也成为青少年生活态度和消费文化的一种表达符号。

参考文献

①③④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篇3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特点：

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二、形式多样，多元并存

三、海派风格，中西兼容

从当前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以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自身需要来看，笔者认为上海地区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今后将会在如下一些领域中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较为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1、民间工艺品业。民间工艺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门类，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民间剪纸、民间雕刻、民间彩绘、民间编织等等。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其制作方式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具有较强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这与那些虽然在生产效率以及产品的规范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却较为缺乏个性艺术特点的机器生产类艺术产品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个性化艺术需求的逐渐增强，具有民间手工特点的各种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必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些独特的文化产业门类。

在这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对于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很高，但是日本使用传统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上却至今并无多大变化，直至今日，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在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诸如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回观上海，各种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精湛特点的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并不亚于日本，其代表性的形式主要有三林刺绣、嘉定竹刻、金山农民画、徐汇木雕、南汇石雕、黄浦面塑、闵行剪纸、松江丝网版画、嘉定草编、杨浦微雕、浦东绒绣等等。它们在制作方式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都为手工制作，而且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们具有了很高的民族艺术特色，深受国外市场的欢迎。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些以手工制作为主的民间工艺品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与欢迎，并成为上海文化产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2、民俗旅游业。旅游业是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一种重要的门类，在当今蓬勃兴起的各种旅游形式中，以传统文化为主要游览对象的各种民俗旅游、农家乐旅游、文化生态园旅游等旅游项目具有相当的比例。在这些旅游项目中，人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与现代生活具有鲜明差异性的传统文化事像，以及产生这些传统文化事像的文化氛围。通过这种旅游，人们企图获得一种“审美的距离感”，一种可以激发他们对于“古老”“原始”“神秘”“质朴”“纯真”等诸多传统文化现象产生追寻、好奇与幻想的独特情趣。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雷格本（Graburn）所指出：“越是濒临灭绝和消亡的东西，越吸引当代的都市旅游者。” 正是这种当代人所有的对于古老历史与旧日生活的追寻与好奇，使许多这原本已经逐渐趋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人的文化消费与现实生活中又重新找到自己的出路，经过一定的创意与改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转化成为为满足现代人的审美情感提供某些服务的旅游文化资源。

在上海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了吸引现代人审美兴趣的条件，例如充满乡情野趣的田山歌、阿婆茶、摇快船、棉花纺织、老式结婚；充满海派风情的石库门住俗、时装衣饰、城市叫卖、老字号商业、都市庙会等等。这些资源经过一定的创意与改编以后，都可以融入当代上海的民俗旅游事业之中，并为当代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创造诸多的机会。近年来上海在有关城市民俗旅游方面的一些成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一些特色民俗旅游项目，如石库门风情游、农家乐风情游、古镇乡土风情游、赛龙舟风情游、茶俗茶礼风情游、农民画村风情游等等，已经有了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欢迎。可以相信，这些项目在“十二五”期间势必会形成更为明显的优势，并且成为推动与促进今后上海城市文化产业壮大发展的一些知名旅游品牌。

3、会展业。会展业是当代文化产业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兴产业形式。通过会展，人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所展示的文化产品具有整体的、立体的、多角度的了解和认识，扩大了文化产品的受众面与影响力。在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着大量可以转化为当代会展业的资源，如松江顾绣、嘉定竹刻、徐行草编、金山农民画、乌泥泾手工棉纺技艺、朵云轩木板水印技艺、海派黄杨木雕、海派剪纸等等，它们在推动与促进上海城市会展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盛的活力，可以为上海城市会展业的兴盛与发展提供大量的营养。

篇4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独特性、流变性、传承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其地域性和特色原生态的口头性，表现在地方戏曲、民间文学、曲艺、民歌、语言文字习俗以及各地方言中，如河南坠子、豫剧、各地方言中的谚语、歌谣、神话故事等。在地域文化上，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深刻的“广泛性”。如河南的豫剧，其独特的旋律与河南方言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尤其是各类方言语音、词汇的广泛运用，唱词、念白等多具有口头表达性，使其在文艺表现上更具地方特色。

从河南省第一批非遗文化名录来看，涉及语言文学类的就有18项。如虞城县花木兰传说、汝南县梁祝传说、泌阳县盘古神话、武陟县、西平县、汝南县、平舆县等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还有辉县市的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卫辉市关于柳毅的传说，济源市关于邵原创世的神话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除此之外，南阳市的牛郎与织女的传说、灵宝市关于皇帝的传说、长葛市关于葛天氏的传说、濮阳县关于帝舜的传说等等，这些民间文化不仅对现代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也蕴涵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价值，尤其是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体现了民族精神。在语言文化类非遗文化中，方言占据重要地位。如豫剧、河南坠子都建立在方言基础上。

2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确认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丰富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尤其是从以方言为特征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文化形式进行多方面记录和归类管理，以便于继承和创新。总的来看，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归档概念不清晰，范围不明确。在实际传承与保护中，有些工作人员缺乏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的正确理解，未能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内涵及外延上，厘清概念，明确归档范围。[2]

2.2 在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上不健全。尤其在非遗文化档案的收集、归类、整理、鉴定、保管等方面，缺乏专门人员管理，在制度上缺乏规范，工作机制被动，与文化部门、档案部门协同机制欠缺。

2.3 缺乏规范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评定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是纳入规范化档案管理的前提。尽管当前相关部门也出台了非遗文化档案保护政策，但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还未全面执行，特别是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上，缺乏操作性，使得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4 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重视不足。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档案管理，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也未能受到相关部门重视，使得归档保护工作停滞不前。

2.5 硬件设施条件不足、安全性较低。河南省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保持条件较差，以铁皮柜为主，缺乏防火、防盗、防霉、防水、防虫等，有些地方的非遗文化资源仅存储在电脑硬盘中，有的缺乏备份，电子档案一旦丢失，其损失难以估量。

2.6 管理工作滞后，缺乏专业性。在信息化技术条件下，其档案管理数字化工作相对滞后。如何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多样化管理，如何推进非遗文化

资源数字化宣传，迫切需要信息技术支撑，提升非遗文化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3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原则

针对学术界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讨论来看，王云庆提出“做好非遗文化档案管理，应从建档上坚持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原则，以分级保护、优化利用为基本原则”；[3]孙展红提出“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应‘依项建档、分级建档和抢救性建档’”。[4]根据我国档案管理工作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实际，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3.1 统一领导。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政府要发挥自身协调作用，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统筹规划。如针对当前重复建档、档案工作评定标准不一致，缺乏统一领导机制等问题进行专门协同解决。

3.2 分级管理。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采用全部移交给档案机构进行保管并不现实，一方面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特殊性有关，另一方面与现有档案机构人力、物力条件有关。因此，从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归档上，对于濒危资源要归口于档案机构，对于衍生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应根据分级制度进行归档管理。

3.3 依项建档。对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在保护与档案管理上，应该根据“项目”划分，进行归口管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提出两类划分，一类是民间传统文化，如语言、音乐、文学、游戏、礼仪、神话、建筑艺术等民间文化形式；二类是基于“文化空间”的各类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等。[5]要根据各项目独立设置，明确档号，科学编制。

3.4 真实完整。坚持档案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保证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价值的重要原则。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归类管理中，确保非遗文化档案信息、资源的真实性与完整。

4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流程

4.1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收集。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形式的多样性来看，在档案收集上应该拓宽途径。一是开展档案征集。由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来源广泛，对于不同形式、不同地域的非遗文化要从征集公告、田野调查中主动收集；二是做好档案接收。特别是协调好文化机构、研究机构与非遗文化档案馆的对接，完善非遗文化档案保护与保存体系；三是注重史料挖掘。特别是对于散落于史料典籍中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要从考证、挖掘、整合中发现，加强保护；四是接受捐赠。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归属关系上，尊重个人意愿专藏妥善保管，并对捐赠者奖励；五是有偿购买。通过平等协商，从非遗文化所有者手中计价收购并存档保护，对于重要的非遗文化档案，要科学鉴定，保障档案的价值。

4.2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整理。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要从档案学理论与方法中，对收集的档案资料进行分类、组合、排列、编目，提升档案材料的系统性、条理性，为科学保管和有效利用创造条件。如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档案管理中，注重档案形成时间、档案形式、档案内容的有机联系，结合不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谚语等形式进行归档整理。

篇5

“世界上每一分钟都有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古流传至今,经过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它伴随着时展,承载了一片土地的故事与历史。现今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非遗文化同样需要,在保护中求得发展是关键。旅游业是面向大众并且具有文化特性的产业,它具有宣传力大、受众群体广、包容性的强的特点,将江西的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进行结合,不仅有利于大众理解和认知这些文化,而且非遗文化也可以得到发展

(1)大力开发旅游业,将当地的这类文化作为开发重点进行宣传,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看,更多的展示机会给传承者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精神鼓励,进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与精神鼓舞。通过旅游展演,吸引更多人了解并且喜爱这些民间传统文化,这也是拓宽传承空间的一种体现。

(2)旅游产品开发使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发展工作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势必带动旅游产品的需求增多,非遗文化产品凝聚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具有担当旅游产品的优势。将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产品开发相结合,使传承传统文化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共同得以实现,非遗文化产品作为旅游产品进入市场,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使非遗文化的保护性发展事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

(3)旅游产品开发利于发掘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旅游产品是结合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民风和生活生产的产物。在将非遗文化产品开发为旅游纪念品的过程中,需要对它的传承发展、内涵寓意和突出特点等进行深入的挖掘,这一过程能够得到许多之前不为人熟知的故事进而丰富其内涵。

2.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江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方面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保护性理念,对非遗产品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性措施还不够。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研究不够深入,宣传形式趋向单一

针对如何将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融合,如何保护性地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旅游商品方面的研究还不足。当地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方面,大部分依赖路标和展示牌这种传统的宣传形式,传播范围狭窄,缺乏网络 、影视广告方面的利用,不仅大众知之甚少,当地的群众对非遗文化也了解的很少。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群众很难与这些传统文化产生心灵的融通,保护性发展工作进展甚微。

(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资源的开发模式有待进一步拓展

江西许多已开发的非遗文化旅游地基本上停留在以“参观”为主,与当下流行的“融入”型农家乐在这一类体验性质的旅游模式相比,缺乏创意和吸引力,“参观”旅游是供旅游者了解非遗文化发展历史和故事传说的一环,相关部门和旅游开发商对非遗文化特色旅游产品和让旅游者参与制作的模式开发还不够。

3.加强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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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主任张家洲首先介绍了我国纺织类非遗保护现状和自身特点。截至目前，我国政府分四批公布了137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纺织类82项，分布于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三大类。纺织类非遗具有自身显著特点，一是底蕴深厚、品种丰富；二是促进就业、精准扶贫；三是精工细作、彰显个性；四是亲和百姓、融合生活；五是绿色环保、拓展性强。

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王晨阳就文化部关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规划和任务做了全面介绍，他强调，尊重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同时融入现代生活、满足大众需求是传承非遗文化的关键。希望纺织行业、企业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与创新工作，加强文化领域与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副司长钟廷雄重点谈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开展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他指出，在82项纺织类非遗项目中有52项为少数民族项目，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非遗项目内容丰富、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对少数民族纺织类非遗的重视，希望纺织行业、企业能够共同参与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与保护。

广东名瑞集团董事长蔡民强、北京皇锦品牌创始人张雪梅、北京雪莲集团董事长孟泽、著名中式服装设计师顾林，以及孙颖、王国英、郑芬兰等非遗传承人，都是对中华优秀文化及传统技艺有着深深情怀、执著坚守、不断创新的人。这些与会嘉宾认为，纺织行业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具有明显优势。首先，产业链条完整；其次，企业品牌资源丰富；此外，成功模式可供借鉴。

之后，与会嘉宾就如何有效开展纺织类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形成几点共识：市场专项调研、培育共建基地、丰富产品设计、规范生产标准、增强产权意识、发挥网络优势、建立专项基金、推进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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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育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所创造积累的重要文化财富，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力和劳动力的复合与统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1]。

深挖本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阐释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新时期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符合河南省建立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要求，是推动中原文化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打造鲜明地域特色、展现中原风貌、提高中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远流长的中原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迹，体现着中原的竞争力，同时河南省的非遗文化的开展仍存在着发展缓慢的态势，为促进体育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欲着重分析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选定体育非遗文化的角色定位（奥运机制还是群体机制？），分析制衡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发展的因素，试图通过对现代瑜伽项目的研究为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提出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谁来传承？传承什么？如何传承？”的问题。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对中原生态体育文化信息进行抢救、集聚和整理，研究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综合涉及传统的人类学，快速发展的传播学和亟待完善的体育学。通过这些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不仅可以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一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而且还有可能为丰富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添砖加瓦，为满足该领域的教育和研究需求起到积极的意义。

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研究，可以扩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社会影响，对于其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地助推作用，还可以详尽的了解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与问题；同时，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发掘，符合河南省现阶段积极推进的把河南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建设为文化产业强省的战略决策和大力实施“中原文化崛起”的既定方针，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河南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2）实践意义

研究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武术文化遗产，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河南地域武术文化，全面地认知中国武术文化版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一方面对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体系进行整理与挖掘，探索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从而调动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起人们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关注，不断加大对其保护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借鉴瑜伽的发展理论和经验，探索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发展之间找到对其进行保护的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其生命力，为河南省更好地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建议，以利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研究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具体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政策实践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5年12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根据国务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在河南境内，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与体育相关的且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文化，是河南人们创造的体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综合。

（二）传承和发展的概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中明确指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与传承、发展并重的工作要求。在现代科学体系中，“传承”一词首见于民俗学中，以20世纪30年代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为标志，他提出要对普通人的日常民俗事象进行研究，从而阐释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及发展特征。国际学术界形成了其他与传承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传播论学说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持学派与傅厄斯学派等[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湖南传统武术传承研究》中提出传统武术的传承就是由传人实施的，在代际之间进行的技艺、理论、习俗等传统武术文化内容的传递和传播。

研究认为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即承袭、创新并广为传播。承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渊源、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和生态环境。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传承谱系比较明晰的武术基础上，创造理论和技术体系比较成熟的武术技艺和健身、养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发展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维度，植根于民间的活态的传统行为方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核心就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同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会随着社会特征、竞技生活、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发生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思想，因此，完善的传播方式对扩大非遗文化的影响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保护研究、立法研究、制度研究、现状调查等，但都侧重于本区域的研究，地域性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区域特点，但从总体是显示出各地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在保护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当地文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传承方式。

2.国内关于体育类或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观点

国内学者多以本地区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根据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追溯，相应的提出传承和发展建议。

牛爱军从全民健身和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融于当地生活风俗中传承，并结合当代新农村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体育的健身功效，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开发，提出商业开发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式。

白晋湘从法律角度出发，指出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建立管理和保护体系，建立体育博物馆，开展文化普查工作，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

社会活动和社团的开展体育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姚应祥对湖州船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加强立法、加大宣传、依托学校，建立体育社团，开发旅游的传承建议。董亮在对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研究中指出要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体育文化遗产发展成为大众健身娱乐项目，延长其生命周期。

张巧凤对非遗文化的软文化实力进行研究，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高我省文化软实力》中指出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是对非遗文化的可持续性延伸，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文化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应打造河北特色的非遗文化品牌。

李荣芝、虞重干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指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传承途径、竞技化途径、社会教育途径、生活化途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也针对民众缺乏民族传统知识认知现状，提出加强政府管理、加大媒体宣传、维持文化“原生”的生存环境和发挥院校优势及赛事促进等建议。王林在《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对策》中指出应营造适宜传承的文化生态，加强传承人的名人效应，加强传承梯队的建设。徐旭对岭南醒狮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要推动武术与醒狮相结合的影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安剑群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人龙舞”的文化传承研究》提出要进行广泛地区的横向传承，和不断创新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加强群体性传承和学校传承、社会传承的方式相结合；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陈关于发展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立法、教育学、传播学、民俗、社团、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一定基础。

3.关于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传承管理机构的研究中，王志高的硕士论文《嵩山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强调法治机制的建立，建立有制度的组织运行方式，提出以发展武术文化产业的方式传承和发展。

在传承主体的研究中，王玉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及挖掘保护对策》提出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将非遗保护工程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本人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中提出通过对健身团队的管理和扶持，推广和传承非遗文化的技艺推广。

在传承内容的研究中，李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以河南少林武术、陈氏太极拳为例》指出要加速多种方式的宣传，挖掘民俗文化的体育娱乐审美价值；王伟红《河南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提出开发非遗文化的器物层产品，做大做强非遗文化品牌活动，建立省及地市“非遗展示中心”。

在传承方式的研究中，任丽萍《传承・创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体育研究》中提出将其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倪同《基于JSP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硕士论文中提出建立数据库，有效提高非遗文化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供可视化信息，用网络模式提供资源共享，数字化宣传和保护非遗文化；赖学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思考》提出政府政策导向与舆论宣传是推动其传播和发展的保证，形成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科研之路，利用商业开发实现体育文化传承和弘扬，建设体育加旅游的产业机制，构建教育为中心的传承机制；王静的硕士论文《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资源开发研究》中提出通过培养专业的出版人才，开发高质量的传统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郭鹏飞《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强调要加大普及力度，调动民众文化自觉性，在政府主导下，依托学校教育资源，提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加强非遗文化的长远规划和管理。

综上所述，对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管理有了专题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对传承主体还仅限与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对传承团队建设的研究基本没有，传承内容上提出了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延伸和器物层面的开发，传承方式聚集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晶，大多数认为多种形式及层次的广泛传播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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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述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民间性、民族性、传承性、地域性等特点，已有不少项目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1]。通过图片、文字、视频的整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性的传承下去，需要获得更多人的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艺术类院校针对本地非遗特意组织了挖掘、创新、传承等活动。将优秀的民俗文化发扬下去，能够促进国家的向前发展，将生活智慧、人文精神集中起来继续流传，其价值难以预估。

二、非遗传承与创新中艺术类高职教育改革的可行性

（一）地域特质相互契合

艺术类高职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让他们更好的就业，成就自己的辉煌人生。学校除了培养学生就业能力以外，还要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社会责任感，指引他们更好的突破自我，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理想成效。一般情况下，艺术类高职院校会利用自身优势，强调文化差异以及地域特色，组织个性化的实践活动，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需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与地域特质相互契合，因此，不断穿插在艺术类高职教育教学体系中、团体活动中，就能被学生接受，使其成为实力最强的传承者。学生们了解了非遗文化，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基本一致的特色元素，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可以进一步的促进非遗传承与创新。

（二）融合先天教学条件

以前，艺术类高职教育中的课程设计偏专业化，新课程背景下，第二课堂、选修课程的开设，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考察课程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然后，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扬，这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促进他们全面发展的最好途径之一[2]。与专业课程、必修课程相比较，非遗传承与创新中，应该针对教学的内容进行补充，评价的方式进行转变，为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要比一味灌输的效果好得多。学生们掌握了非遗技艺，通过实践活动收集非遗素材，在不断的考察中，就能提升审美水平，拥有艺术气质，确保今后的发展更加顺利。启发了学生的自学意识，用非遗文化促进了教学效果的优化，专业教师不妨利用自身优势，给予学生创作灵感，同时安排好教学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在文化继承中求得发展，在努力创新中走向成功。

（三）获得地方政府支持

非遗传承属于一种特殊的艺术表达形式，而非遗文化则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流传下来的称为艺术技能的东西。保护区域性非遗，地方政府必须发挥重要作用。艺术类高职院校推广非遗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加入工艺类非遗的教学内容，或者说，建立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体系，确立创新的目标，促进学生广泛就业。风土人情类的非遗文化，还能带动地区经济的平稳增长，地方政府足够重视它，并且起到关键性作用，那么，艺术类高职教育中非遗传承与创新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继而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计划。

三、非遗传承与创新中艺术类高职教育改革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创新作用

艺术类高职教育阶段，是传播文化、传授技能的关键时期，教师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学术造诣，在实践中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可以满足他们更多的学习需求，从而开拓创新空间，体现创新教育的存在价值。

（二）培养大批人物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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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035-02

随着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备受世界的青睐。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高校更应该肩负起传承中国文化、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保护传承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和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各种文学作品、技艺、工艺作品、表演形式、文化场所等世代相传的非物质表现形式，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学者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归纳了非遗文化“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及地域性”等7个特点。各地区非遗文化的合理传承开发，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使非遗传承人能够保有持续弘扬甚至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本土非遗文化成为地区社会文化的特色和名片。

二、云南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现状

云南是祖国西南边陲多民族大省，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与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3年开始，云南作为全国试点省份，开展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普查，收集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持续开展非遗申报工作。目前，在文化部四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中，云南已有大理三月街、阿诗玛、东巴造纸技艺、傣族泼水节、布朗族弹唱、普洱茶制作技艺、白族扎染技艺等10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列其中，有几十个文化部命名的国家级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特色艺术之乡。同时，《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成为驰名中外的云南民族文化名片，李怀秀、李怀福姐弟、香格里拉组合等，也成为云南原生态文化的代言人，这些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为今天的彩云之南打下了耀眼的民族文化烙印。

但是，云南的非遗文化传承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云南不少传统民居、服饰、语言习俗等民族具象特征正在消亡，大量珍贵的非遗文化亟待保护。

2.非遗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于保护实践，各州市对非遗重要价值的认识不一致、不到位，传承人才队伍参差不齐，非遗学科带头人和专业骨干匮乏。

3.云南各州市非遗申报比例失衡，如布依族、基诺族、德昂族等文化遗产亟待发掘和非遗申报。

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之间还缺乏有力的合作机制，非遗传承和保护形式较为单一。除了各级文化馆、艺术院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阵地外，还应发挥博物馆、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作用，使非遗保护及传承机制多元化提高传承保护的有效性。

三、高校在非遗传承保护的使命及文化责任

教育和文化传播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的职责所在。当年，西南联大的闻一多、钟敬文等先生就在挖掘研究云贵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非遗保护需要理论支持，理论研究正是高校的优势所在。作为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高校学者具有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很强的思辨能力，通过选择、批判、传承、传播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宣传文化保护传承的责任意识，同时对传承非遗传统文化起到文化拓展创新的职能。

四、高校在传承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探索

1.利用高校教育经验优势，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步伐。

2.建立非遗文化保护人才培养计划，构建非遗人才培养机制，以老带新，培养更多有志于从事非遗保护传承专家和学人。

3.构建高校、地方政府与传承人合作的新模式，即“1+1”互动教学模式。安排一名专业教师与一个非遗传承人共同开设一门课程或讲座。由传承人现场表演，传授艺术创作技艺、呈现创作过程，由专业教师从学术角度讲授其起源、发展及流变，归纳艺术价值。这种通过口传身授、声形并茂又有一定理论文化深度的方式更有利于传播弘扬非遗文化，也是对非遗传承人一种长期良性的保护。云南财经大学2016年就邀请一批非遗传承人如杨文忠、毕向红等到校开展系列“活态”非遗传承活动，受到财大广大中外学生的好评及政府管理机构的关注。

4.高校可以利用校园文化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以及国家民族传统节日，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巡展”、非遗系列讲座、学术论坛、“非遗”专题展览和地方戏曲、曲艺、民俗游艺活动等演出，同时收集精品，通过走出去及网络传播的形式扩大传播影响力。以此提升学生及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深化大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的培育与熏陶，打造缤纷多彩的校园文化。

5.搜集、整理有关云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字化资源，创建非遗名录信息资料库和研究资料专题数据库，以云平台资源库形式用网络传播的渠道，将云南非遗文化传向世界。同时，还可利用大数据，对非遗媒体活跃度、关注度和成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应策略，为非遗的活化传播寻找方法和路径。

6.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于引导公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对非遗文化的价值认同，移动互联网媒体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非遗文化传播统一规划体系下，通过网站、QQ、“三维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等，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加大非遗文化的移动互联网传播和互动交流。

7.以产学研合作为载体，加强非遗保护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多渠道为非遗传承和弘扬提供持续的经济保障。

8.加强高校与博物馆、文化馆、专项科研机构的联合，形成资源共享的合力。

9.非遗保护既需要理论，更需要现场实地挖掘。因此，高校的非遗传承保护应在确定系列课题后，“走出去”主动融入非遗地进行基层田野调查。云南财经大学通过“布朗族弹唱”“傈僳族民歌传承”等非遗田野调查课题研究，正在积累相关实践经验。

10.非遗的传承传播应在继承中吸收新元素，不断创新，融入当代民众的文化生活。受到大众的喜爱和维护，才是最好的传承保护。

11.高等院校可以Y合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成立相关研究传承机构。基于此，云南财经大学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肯定，并在2016年成立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更加体系化地投入到云南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中。

五、结语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传播，并使非遗文化成为一种核心竞争力，是我们教育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进一步提升高等院校自身价值和形象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播引入高等教育体系，将丰富高等教育的文化资源、教学手段及方法，也对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 刘宁.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J].大众文艺，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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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1-0054-03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重要平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行动，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使命。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地方非遗的研究、保护工作，拓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新领域，推动地方非遗的保护进程。

1桐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桐乡市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文化底蕴深厚，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古镇文化等交相辉映，石门罗家角遗址距今已有7，000多年，新地里良渚文化遗址有目前已知的全国良渚文化时期最大部族墓葬群。桐乡文化名人辈出，吕留良、茅盾、丰子恺、金仲华、钱君、徐肖冰等文化名人在这里诞生，拥有“文化之邦”“漫画之乡”“摄影之乡”“书法之乡”“篆刻之乡”等美誉。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桐乡市政府近年来提出“围绕人文名城建设，服务文化繁荣，共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指导方针，非常重视地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2012年，根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桐乡市政府成立了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全市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科研编纂和管理等工作。截至2016年6月，桐乡市拥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蓝印花布印染技艺、高杆船技、含山轧蚕花）、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8项、嘉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3项。桐乡市通过搭建实体场馆、非遗传承基地等形式，多角度、多形式开展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全市建有1个非遗馆、7个非遗传承教基地、2个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3个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2个非遗保护生态试点区，以及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地――乌镇非遗经典景区，内有各级活态非遗项目达三十多项，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

2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现状

目前，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途径主要有文献收集与整理、非遗特色馆藏、主题活动推广、传承人进校园、展览、知识竞赛、非遗特色数据库网站的建设等，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青海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地方名俗节庆日，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校园内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开展非遗项目的互动体验，让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海南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海南历史文化博物馆，用于保存和展示与海南非遗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名俗实物等[1]；广东海洋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粤西非遗资料库，对粤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手工艺等16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2]；重庆文理学院图书馆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为非遗文化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3]；吉首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湘西非遗名录文献，开展了湘西文化研究[4]。

纵观高校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不论从选题、资料收集、人才培养、文化宣传、非遗特色馆藏等方面都趋于完善，但也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比如：高校图书馆在收集地方非遗资料时会面临信息渠道不畅的问题，因为非遗文化来源于生活，分散在民间。大部分高校图书馆会利用“文化遗产日”“地方民俗节庆日”举办非遗展览，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讲座和民间艺术表演，类似的宣传模式比较雷同，效果流于形式。

3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措施

浙江传媒学院于2011年成立桐乡校区，桐乡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学校的研究者开启了新领域。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有责任在学校与地方政府之间搭建地方文化研究平台。

3.1非遗特色馆藏建设

非遗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是非遗保护与传承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图书馆从业人员在资料的采编、组织、数字化服务的提供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专业背景，高校更是拥有相关的非遗研究专业人才，在资料的挖掘、整理、保存、数字化方面具有优势，有利于搭建一个非遗特色文献资源体系。围绕各级地方非遗名录，收集名录的基本信息、传承人信息、传承人口述历史、传承人纪录片、抢救性挖掘资料、保护与传承情况等的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是非遗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高校图书馆在文献资源、情报检索方面有一技之长，但在地方文献的获取方面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单靠一家或几家高校图书馆无法完成非遗的普查和资料收集工作。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在实践中探索高校图书馆与地方非遗保护部门间的资源共享合作机制，将图书馆、地方博物馆、地方非遗保护中心等地方文化机构统一纳入非遗资源采集网络系统，拓宽了信息获取渠道。桐乡校区图书馆还成立了专门的非遗项目团队，委派专人负责对接地方文化机构，带领师生团队走出图书馆，深入街道、镇、村，开展走访非遗传承人、调研地方民俗、挖掘非遗文化历史等活动。经过多年的资源积累，目前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已经设立了非遗特色馆藏实体馆，对桐乡地区的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曲艺、民间美术、民间文学、传统戏剧等12个大类、100多个小类的非遗项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资料包括书籍、图片、音视频、实物等，同时对原有非遗文献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基于Web的地方非遗特色数字资源库，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将传统的静态展示延伸到互联网平台，建立互动性、开放性的图、文、声、像并举的非遗数字博物馆，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资源共享。

3.2非遗宣传教育

非遗文化环境的营造是在高校中开展非遗文化宣传的首要工作。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通过举办非遗展览、“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辩论赛、知识竞赛、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在高校图书馆内营造文化氛围，提高读者对非遗的认知、关注和保护意识，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促进非遗文化在高校的传播与传承。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利用区域办学优势，与桐乡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建立长达五年的合作交流，目前已成为桐乡市设在大学层次的“非遗教育基地”，在“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中相继开展了“桐乡故事”系列展览，桐乡竹刻、书刻、核刻、麦秆画、剪纸、蛋画、灶头画、花鼓戏、乌镇姑嫂饼、定胜糕、蓝印花布印染等一大批优秀的非遗项目走进大学校园，让传统艺术邂逅现代大学文化，碰撞出激情与火花。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通过举办大学生非遗辩论赛、“美丽桐乡，美丽非遗”征文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大学生自主参与非遗文化学习，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地方传统文化氛围。

3.3非遗人才培养

随着近年来的文化热、文化遗产热，各高校中与文化遗产、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越来越多，目前，全国有50多所高校开设了文化遗产专业，高校对非遗人才的培养走向专业化，但还不够成熟，非遗教育呈现出“散而乱”的局面。重庆文理学院牟延林等人认为，非遗教育应以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性、传习性和拓展性非遗课程相结合的观点[3]；河南师范大学丁永祥主张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应将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课内教育应将专业教育与普遍教育相结合[5]；兰州文理学院徐凤提出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唤起大学生的文化保护意识，专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非遗保护单位的从业人员和非遗传承人[6]。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面向师生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按照学生的专业特点开设非遗技艺传承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开展面对面传承教学，有效促进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当前非遗人才培养的重要补充。比如：图书馆与桐乡市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桐乡市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司合作，面向该校服装设计专业开设“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课程；与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合作，面向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开设竹编、麦秆画、竹刻、剔墨纱灯等创作型课程，该院学生具有良好的美术功底，能较好、较快地掌握这些传统技艺；将“巡展式”的短时间非遗体验活动拓展为一门相对系统的非遗课程，能让学生全面掌握非遗项目的制作工艺过程。同时，图书馆在引导学生创作过程中结合专业素养，融入自身对非遗项目的理解和认识，激发学生的创作灵感，提升现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悟，进而对非遗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课堂目前已开展了6个学期，每学期开设2门课程，累计接受培训学生超过500人。

3.4非遗社会实践

大学生只有走出校门，深入民间，对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况、传承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对非遗传承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深入基地对非遗文化进行亲自体验，才能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非遗文化的神奇魅力，认识到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同时，社会实践获得的图片、音视频、文字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可以作为图书馆文献资源收集整理的重要补充。为提高社会实践的针对性，浙江传媒学院图书馆联合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按照桐乡市非遗保护中心的整体工作部署，设置暑期社会实践非遗专项项目，组织大学生实践小分队对不同的非遗文化进行实地调研。这种高校与地方联动的社会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利用地方各级文化部门的资源，有利于学生深度挖掘地方资源，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

3.5非遗学术研究

高等院校应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指导及咨询服务。浙江传媒学院拥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基地内有多位文化研究专员，基地每年承接省内大型非遗保护项目，同时面向学校设立10个研究项目，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非遗学术研究氛围。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目前已经建立了桐乡地方特藏库和非遗特色资源库，同时拥有一支地方文化研究队伍，为相关项目的研究提供资料和实践保证。

4结语

高校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立足地方文化，同地方公共文化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实践活动，建设非遗特色馆藏，开展宣传教育，搭建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平台，实现非遗资源的永久性保存及传承。

参考文献：

[1]王贤芬.整合海南地方特色资源，建设海南记忆网：以海南大学图书馆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0（5）：45-48.

[2]林晓华.粤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型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5（12）：29-32.

[3]牟延林，谭宏，王天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当代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新路径：以重庆文理学院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11（1）：90-95.

[4]朱长菊.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校图书馆的作用：以湘西自治州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5）：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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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乃至国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活态遗存。传统手工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人工造物的智慧与内涵，在发展、传承中具有自身的独特价值。

脱胎漆器作为福州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之一，突显了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是在继承几千年中国髹漆技艺的基础上创立的。凭借脱胎成型和表层髹漆的鲜明技艺特点，福州脱胎漆器自1898年以来，先后在五届世界博览会上获奖。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传统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遗让国人重新认识脱胎漆器技艺，但是申遗不等于有效的保护与传承。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传统手工艺如何适应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在保护中传承、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一直是福州脱胎漆器申遗后不断探索的问题。而在表演艺术、节庆活动类非遗活态化传承中颇有成效的文化创意旅游，如果与非遗传统手工艺相融合，是否能找到对双方都大有裨益的发展模式，这是本文力图探究的内容。

一、福州脱胎漆器传承现状

脱胎漆器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它是福州工匠沈绍安还原失传已久的“夹”古技法，并在手法、材料上有所创新的一种新型漆工艺。福州脱胎漆器以木、泥或石膏塑造器物模型为“胎”模，然后层层裱布刮灰，阴干后打碎或脱离“胎”模成型，故名“脱胎”，接着继续在胚面上完成髹饰艺术效果。这样制作而成的福州脱胎漆器，坚固、耐温、耐腐蚀、不变形干裂、色泽光鲜经久不褪。[1]福州脱胎漆器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轻。不论器物造型如何，其体质都以轻、薄、巧、精取胜。由于大受市场欢迎，一时间福州成为全国漆器的生产中心，“福州脱胎漆器”自此闻名全国。

福州脱胎漆器曾历经很长时期的辉煌。一方面，旧时作为当地民众钟爱的必需品，脱胎漆器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吉祥陈设及宗教造像，都有过较高的产量和销量；另一方面，外贸的需求也为脱胎漆器的生产提供了颇多发展机会。[1]但随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民众渐渐远离传统民俗，工业化大生产让塑料制品等新型材料，凭借其低价和便利，占领福州原来的日用品、手工艺品市场，给脱胎漆器带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工艺产品、工艺技术和传承人是民间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紧密相连的三个必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州脱胎漆器的发展现状，大致呈现以下情形：

（一）产品尝试推陈出新，但市场化程度不够

福州脱胎漆器的传统产品大致可分为实用和欣赏两大类，包括花瓶、屏风、餐具、茶具、盘、碟、罐等。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当时的脱胎漆器共有18类2987种花色品种。脱胎漆器产品门类虽然较全，但由于器形和纹饰的设计缺乏现代感，且造价较高，90年代末期以后，脱胎漆器的生活必需品价值被廉价的现代文化衍生物所代替。福州的两家国营脱胎漆器厂相继停产倒闭，脱胎漆器产业开始转向私人经营，并以小作坊生产形式为主。大部分漆器生产者对自我定位不准，缺乏品牌意识，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精品出产率低。[2]

近年来随着专业院校对漆艺专业的复兴，学院派艺术风格为漆器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线生机。以“80后”为主的脱胎漆艺新生艺术家、美术院校毕业生为主力军的工作室，跳出福州脱胎漆器一味的仿古传承，结合文化创意，迸发出漆与现代生活融合的O计新思路。但是，由于脱胎漆器的制作周期长、工序繁复的特点，再加上艺术创作的时间和智力成本，其价值和价格目前仍只能在小众的文化圈先流行起来，市场化的道路还举步维艰。

（二）技艺保护力度不够，传承环境有待加强

福州脱胎漆器产业在21世纪以前一直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从生漆炼制、胚胎制作到髹饰工艺，完整的生产链和持续的传承发展使民间工艺保持旺盛生命力。可惜现今脱胎漆器产业链几乎被完全破坏，各个生产环节都面临着空前的危机。[2]

首先，脱胎漆器所使用的天然大漆原料，要经过加工或精炼才能满足漆器制作不同工艺需求。目前福州生漆原料制作工厂仅有一家，炼制技术因条件艰苦且耗时，正面临后继无人的严重危机，一旦炼制技术失传，脱胎漆器髹饰技术将无法施展。其次，脱胎漆器器形设计制作的技艺缺乏传承和发展环境。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的脱胎漆器厂设立设计室和大师工作室，保证专人负责产品设计开发。[2]改革开发初期，也曾经采取奖励制度来鼓励技师进行设计创新。市场经济时代，取代国营企业成为漆器产业主角的私营企业顾不上抓产品设计，很快，大量旧产品器型遭到淘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的漆器工坊虽然意识到解决福州脱胎漆器滞销，必须设计出新，但因为缺乏胎型设计的技术，在器形变化的尝试上仍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虽然相比器形设计，保护和传承的效果更显著，然而随着行业的衰败、从业人员的不断分散，全行业工艺水准大大倒退，许多只能运用于漆器髹饰的独特技法纷纷失传。而福州的艺术院校漆画专业的发展则成为髹饰技艺传承保护的最后一块圣地，艺术教育者们研习传统脱胎漆器髹饰技法，并将之运用于漆画创作，这使福州脱胎漆器髹饰工艺免于全军覆没的惨状，而在漆画使用范畴外，差不多其他所有髹饰技法种类都面临极其严重的传承危机。

（三）传承人培养机制体制改善，传承人群数量逐年攀升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说到底，还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单靠个别艺术家单薄的力量是不足以让脱胎漆器技艺传承并发展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制作工序和髹饰技法十分繁复，培养一个漆器工匠至少要五六年时间，使其技术纯熟则要十几年。人才的产出效益低，投资回报周期长，传承人群的培养的发展必须依靠相应的机制体制，显然，政府的重视能起到不小的作用。2004年，福州的脱胎漆器从业人员不足2000人，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取消了漆器专业，而福建工艺美术研究院也仅存一名漆艺研究专家，几乎无力生产和研发新的漆器品种。2006年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入选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政府的扶持政策使得脱胎漆器行业得到一定发展。2012年，福州获得“中国脱胎漆艺之都”特色区域荣誉称号，全市漆艺产业从业人员上升至5万人。在政府的倡导下，艺术院校也在脱胎漆器传承人的培养上担负起重任。闽江学院、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相继开设漆艺专业，并通过文化部、教育部主办的脱胎漆器非遗传承人群培养、漆艺大师班等项目对漆器从业人员进行技能提升。福建艺术职业学院自2015年7月首次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培训班以来，已开展三期培训，共毕业学员180人。

时至今日，福州脱胎漆器的保护和传承相比申遗前的状况，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只能是一种助力，脱胎漆器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发展还要凭借市场的力量，漆器重回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审美生活、休闲生活才能赢得市场，而旅游文创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产业，与脱胎漆器非遗的发展方向有极高的契合度。

二、旅游文创产业是非遗活化的有益（创新）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因此，福州脱胎漆器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遗产，在对其开发、利用、创新时应保持其与社会同步进化的过程，找到它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发挥其在当代社会中应有的作用，这既是对它最有力的保护，也是保证其发展创新的机会。[3]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也称旅游文创产业、旅游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在旅游领域的传承、延伸、集成和重组，代表着高端旅游业态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特点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1.文化是创意旅游的根基。[4]文化为创意旅游提供资源，也是创意旅游者出游的动机、消费和体验的对象。[4]福州脱胎漆器的造物精神是建立在福州先民日常社会文化生活基础上，是与福州地域的自然、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有着密切关系的产物。福州脱胎漆器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脱胎漆器生活器具和仙佛塑像的创造本质上是对福州本地文化的释与表达。因此，根植于福州文化和民俗的脱胎漆器技艺，可以依托文化创意旅游的形式载体，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达中实现脱胎漆器传承的目的。2.互动式学习与体验是创意旅游的实现路径和形式。[4]创意旅游强调参与的重要性和交互式的体验过程，主张旅游者积极参与创造过程，在与从业者、目的地居民的互动中形成独特的旅游体验。[4]传统手工艺类非遗的核心组成部分――制作技艺及其实践过程，恰好是能实施互动式学习体验的内容。将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设计开发为游客的互动体验项目，能够扩大脱胎漆器知识技能的受众面，不失为非遗文化传播与保护的有益尝试。3.实现自我发展和目的地社会经济发展是创意旅游的目标所在。[5]创意旅游能激发旅游者的创意潜能，促进个体个性塑造和自我发展。[4]非遗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全民关注和努力，例如，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内涵丰富，创意旅游者在脱胎漆器文创旅游的过程中，可以透过技艺体验、作品设计或是主题式策划参与的形式实现自我发展。与此同时，漆器产业与旅游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能够实现目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双赢。

三、脱胎漆器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模式

（一）跨界资源多元整合，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

旅游产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产业，不框限于六要素的行业范围，而用创意吸纳转化各类产业资源为旅游资本。跨界融合是创意旅游的普遍特性，为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整合渗透提供了基础。[5]“旅游+非遗+”能突破传统旅游业和非遗文化产业的各项要素，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实现奇妙的组合变化，多产业形成合力，创造新经济形态。

例如，“旅游+非遗+博物馆”，整合实体博物馆空间、虚拟博物馆平台和VR技术，建设展示脱胎漆器髹饰技艺的活态展示馆。展示馆可在互联网线上线下同时开放，由器物展示、制作展示、技艺参与体验、脱胎漆器衍生销售等几部分组成。器物展示展现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脱胎漆器物质形态；制作展示通过多媒体技术模拟脱胎漆器制作工艺及其原生态环境；线下技艺参与体验可让游客现场参与制作，线上体验则可借助动漫游戏形式实现；衍生销售凭借工艺品销售产生经济效益，推动脱胎漆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旅游+非遗+教育”，非遗项目本身即承载着遗产文化教育的使命，旅游则可以实现遗产地与非遗传播对象的对接。由此，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非遗文化资源可以针对不同教育对象，推出多种主题游线路。例如，针对高校的美术专业学生推出“脱胎漆器技艺修学之旅”，从修习专业技能的角度出发，安排大师讲座、技艺学习和福州文化行旅等活动项目。针对中小学生推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体验游”，组织他们参观脱胎漆器活态展示馆、展示脱胎漆器非遗文化，宣传非遗保护的途径和方法，激起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敬与热爱。

“旅游+非遗+互联网”，互联网与旅游和非遗的产业融合，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例如，旅游产业对互联网、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可以实现庞大的旅游消费者客户资源的分类管理。旅游经营者可以通过网络渠道集结对非遗文化、脱胎漆器传统手工艺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群，并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媒介发展脱胎漆器同好社群，搭建交流的平台，组织脱胎漆器非遗主题旅游、沙龙活动。其次，脱胎漆器非遗可以与旅游电子商务运营模式融合，在旅游门户网站建立非遗旅游商品、艺术品商城，在旅游中体验脱胎漆器非遗文化的魅力，旅游之后还能在线延续购买周期。

（二）依托旅游文创，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

旅游文创产业强调在对现有遗产类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的同时，重视创造力的发挥，着眼于未来，创造新的旅游吸引物。福州脱胎漆器在恢复和保护古老技艺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科技发展和人文环境，在设计、技艺和功能领域运用创意，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给它鲜活的生命力。

我们对脱胎漆器传统工艺文化的造物精神进行剖析解读，可以将其内涵诠释为功用、质美、技艺、本土、传承、原创、体验和人本等精神，而这些精神永远都不会与时代相冲突，只要在秉承它们的前提下，就能不断创新发展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文化，并同时为未来储备当今文化遗存。至于承载的形式，不妨尝试开发脱胎漆器相关节庆主题旅游产品，把节庆活动培育成展示地区特色的文化名片，既能保证造物精神的延续，又为未来创造出综合形式的未来非遗。

（三）回归生活，引领脱胎漆器生活方式旅游消费潮流

创意旅游注重对潜在旅游需求的激发和市场消费潮流的引领，创造新型旅游市场、培育旅游消费群体是创意旅游发展的基本导向。[5]脱胎漆器曾经源于民间生活，又被新的民俗所淘汰。在脱胎漆器蓄势待发、准备再次回归生活的时候，旅游文创正是强有力的推手。旅游文创与非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以文化为依托。最新型的旅游产业不仅仅要提品或服务，更要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创意旅游的发展思路是以旅游产品创造有效的休闲方式，引领生活方式。脱胎漆器使用的大漆原料天然无毒，制作过程环保节能，成品器皿可持续使用，完全体现环保生态的现代生活理念，古典与当代设计的碰撞尝试刚好符合中国人新中式的审美诉求。由此可以设计脱胎漆器生活体验馆，展现福州本土生活文化，从衣食住行体验漆器物质生活，成为旅游看福州的另一扇窗口。

综上所述，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作为一项宝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应该走活态化传承的道路。旅游文创产业与福州脱胎漆器在本质上都以文化为依托，且旅游文创产业的三个核心特征与脱胎漆器非遗活态化传承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故我们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脱胎漆器为代表的非遗传统手工艺与旅游文创产业融合的模式，即通过打造非遗综合旅游产品、创造脱胎漆器未来文化遗产、回归生活，引领和塑造旅游消费潮流，为脱胎漆器非遗传承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陈磊.从民俗文化看福州脱胎漆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01）.

[2]张慧萍.福州脱胎漆器产业困境分析[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篇12

当前，媒介技术的进步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发展平台。面对现代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变迁与冲击，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应立足地域特色，借助多种媒介形式，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有效传播。

一、新媒体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意义

（一）丰富皮影艺术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不再是电视、报纸等某一种传统媒介方式的单一传播，而是集合3D技术、数字影像、虚拟现实等新兴手段的“协同”传播。基于此，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形式更加全面、立体、生动地呈现在受众面前。与此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产生的社交娱乐平台，兼具娱乐化与流行化的特征，可以为固化的艺术形式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创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表达形式。

（二）促进皮影艺术的交互化传播

随着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逐渐向双向、多向传播转变，这使得传受双方的互动性大大增强。皮影艺术的受众不再是简单的接收信息，也成为了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和分享者。借助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新媒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对皮影艺术的内容报道进行讨论和反馈。

（三）推动皮影艺术信息的广泛传播

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传播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在这一前提下，非遗的传播可以突破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有望在更广阔的环境里被人们所知晓。2021年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可见，我国网民规模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沟通平台已然变成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因此，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式，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将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传播至世界各地，使其为更多的新媒体受众所知晓。

（四）培育多元化的传播主体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播资源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大众传播组织对传播资源和渠道的垄断，为社会大众进行信息传播提供了条件，这也使得信息的制作、传播变得更加便利。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亦将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主流媒体，包括传承人在内的每个个体均可发声，积极投身于皮影艺术的传播实践，这使得江汉平原皮影艺术有望重新活跃在大众视线之中。

二、江汉平原皮影艺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内容和形式陈旧，缺乏深度传播

随着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变化，传统的皮影艺术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存在一定的文化距离。目前，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手段大多表现为传统剧目的现场演绎、报纸杂志对传承人展开专访、皮影艺术作品鉴赏、纪录片等，上述传统的传播内容及形式缺乏新意，对置身于新媒体环境的用户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此外，由于相关传承人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资源的整理缺乏系统性、挖掘深度不够，导致媒体传播者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内容资源，因而对其难以形成整体的认识，最终导致传播者不能有效地完整地把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呈现给受众。

（二）传播受众流失严重，存在代际失衡的现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通过生动的传播实践来实现，其存在和延续需要有受众的欣赏、分享。随着现代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数字媒介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皮影艺人恪守的传统表演规范与程式已经难以得到年轻受众的认同与接受，观众资源流失问题较为严重。此外，学校在非遗文化的教育与宣传方面的工作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年轻人对中国传统非遗文化缺乏了解，也加剧了非遗文化传播受众的代际失衡。

（三）传播主体各自为政，缺乏协同机制

现如今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仍旧多依附于口耳相传与现场演绎，部分皮影艺术受众则借助新媒介以短视频、微博信息等形式进行自发传播，但由于缺乏协同机制和统一的规范引导，导致传播主体的力量分散。且由于传播者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传播的相关信息也大多从个人审美出发，加之传播内容杂乱，因而无法规范系统地反映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演绎、雕刻和唱腔的特色，传播效果不容乐观。

三、新媒体环境下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创新

（一）运用现代科技，创新江汉平原皮影戏的传播形式

1.将皮影声像资料进行数字化转换

传播者可以运用超清摄影、网络通信技术等新技术手段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信息内容进行数字化采集，把资料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据化、可视化的资料，进而存储于计算机和互联网云端，以供受众浏览欣赏。在对其进行影像化记录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影像制作人员深入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传承人群中去，围绕学艺、工序、作品、传承等不同方面对传承人进行采访和拍摄记录，近距离地感知传承技艺、皮影文化，用影像记录、还原真实的内容。与此同时，相关团队还要邀请、组织专业的研究人员将其由来、发展、流变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梳理，并使其内容符合大众文化的语境；在将相关音视频资料分类整理后，需要录入档案管理数据库，以便实现对皮影艺术的数字化保存，以为其内容创新提供借鉴。

2.搭建皮影文化艺术虚拟仿真平台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建立仿真三维场景，将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制作或表演过程以及传承环境进行原样再现，实现受众与虚拟空间环境的近距离接触。通过建立体验式交互平台，将江汉平原皮影项目转化为数字文化形态，受众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感受模拟真实环境的三维动画演示作品，通过模拟制作过程可以加深受众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了解，进而实现深度传播。

（二）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创新传播渠道

1.打造富有特色的网络服务平台

政府部门或文化部门可以运用信息化、数字化等高科技手段构建江汉平原皮影戏特色网络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上适当整合皮影戏的历史文化、影像照片、音视频资料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等多方面的珍贵文献与资料，以满足用户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同时，还可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创意体验应用App，借此增强传受双方的双向互动，满足用户活态体验需求。

2.有效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推广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普通大众提供、分享信息将日益便捷，社会公众在传播过程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关团队应充分利用以微信公众号、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矩阵，借助其个性化、交互性、碎片化的特点，建立起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的统一媒体账号，以H5、热门话题、动态长图等新兴表现形式同受众展开积极互动，以此提升个体用户投身文化宣传的主动性，从而孕育一批关心和热衷传承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的年轻群体。

3.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

当前，发展新媒体、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非遗文化在打造自身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同时，应紧跟媒体融合趋势，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机融合所搭建的兼具公信力与新技术能量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近年来，依托媒体融合进行非遗文化宣传的节目层出不穷，如《国家宝藏》《传承者》等节目，通过电视频道的首播和各平台的分播可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的相关传承传播工作者可参与到电视节目和新媒体宣传活动中去，结合时代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扩大皮影戏文化艺术影响力。

（三）实施跨界融合，推动江汉平原皮影戏产业发展

1.皮影+数字文创

基于腾讯与故宫博物院跨界融合的成功示范，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相关团队也应根据年轻社群的文化心理和消费需求，在凸显传统精神文化内核基础上，凭借生动的数字创意形式吸引受众。现如今游戏、音乐、社交等文创业态的开发使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日趋多元化，相关团队可通过提取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典型元素进行创意设计开发，挖掘、开发出生动的影人表情包、趣味方言唱腔语录、线上DIY“设计+定制”、皮影元素定制游戏皮肤、数字明信片、数字漫画等多元化的数字产品，实现皮影文化的数字化创新。

2.皮影+影视

一是相关团队可以致力于皮影题材的动画制作与推广。将皮影艺术与动画结合，融合影人的形象特点，挖掘符合当下文化价值观的“新”产品，创造出符合现代受众审美需求的皮影动画产品。二是推动皮影艺术在影视领域的宣传推广。近年来，国产剧非常重视历史文化输出与转化，剧集中常常出现传统艺术的身影。如饱受赞誉的《清平乐》的片头、剧集中的剪纸艺术、皮影戏等传统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了叙事中，广受观众喜爱。此类剧集的成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度逐渐提升，皮影艺术与电视剧的结合有望为大众喜闻乐见。

（四）加强教育宣传，培养江汉平原皮影戏的新兴消费市场

若要实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有效传播，需要培养一批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创意人才。一方面，传承人与相关从业者应主动接受新媒介，树立创新的传播意识。另一方面，广大数字用户也应该学习掌握数字技术，寻找与现代受众审美相契合的创意元素，进行高品质的皮影艺术内容创作。大学生新生代群体可以成为创意人才的重点培育对象。湖北省相关高校可开设江汉平原皮影戏相关课程，邀请传承人进入课堂开展现场教学，还可以使其前往潜江、天门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掌握唱腔、设计方法，专注于专业设计，以此促进皮影戏艺术的创新与衍生。在信息化时代，为了实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相关团队应在保留其特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平台、多种渠道创新其传播方式，联合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探索出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的传播新模式。

参考文献：

[1]罗天.三网融合背景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依存度探讨[J].中国传媒科技,2017,(07):55-56.

[2]汪沛.皮影艺术新媒体传播研究[D].湖南大学,2014.

[3]吴俐磊.由休漠之“应该”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J].学理论,2012,(31):12-14.

篇13

【中图分类号】G622.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45-0017-03

【作者简介】王笑梅，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江苏南通，226353）校长，正高级教师。

说：“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江苏南通滨江临海，长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碰撞交汇，孕育了丰富繁荣的地域文化，仅进入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就有二十多个。近两年来，我们创造开发南通非遗地域课程，让孩子与美相遇，与传统文化相遇，培养家国情怀，提升审美素养。

一、近距选择“乡土资源”：走近南通非遗文化

我们先期阅读了《南通文化研究》等书籍，遍访了南通地区的非遗传人，全力寻找符合卓越标准的课程资源。经过两个多月的寻访，我们把南通板鹞风筝、南通仿真绣、通州蓝印花布、南通剪纸、南通木版年画、南通木偶等六项非遗项目，作为卓越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我们激发儿童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南通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历史责任感，探寻南通文化艺术古老的生命记忆，传承最原生态的文化基因。经过深入研究和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发现，精选出的六项非遗项目具有三大特质。

1.南通非遗文化具有“一体化”特质。

南通非遗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它包容了文学、音乐、美术、科技、表演、印刷等多个领域的文化，汇聚美好的事物，给所有孩子无限的可能性，从而能够联通全域，拓展学生的生活空间，指向于“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学生的整体性发展提供了优质的资源。

2.南通非遗文化具有“生活化”特质。

非遗文化合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像蓝印花布原本就是用来做衣服、印手帕的，生活气息特别浓厚；南通木刻年画，是南通地区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地域风俗。这些资源让学生内心产生的深刻共鸣，也就是朱永新教授所说的“在最好的状态下，精确规划的课程应该与随机出现的教育问题紧密结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或文化范式”。

3.南通非z文化具有“嬉乐化”特质。

像南通板鹞、南通木偶本身就是儿童手中的玩具，板鹞可在奔跑中放飞，木偶可在巧妙地牵引下表演。它们富含嬉乐元素，与小学生喜欢游戏的心理特点极为匹配。

4.南通非遗文化具有“生命化”特质。

非遗文化以学生的生命发展为本位，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每一天的相遇，时时处处充满惊奇、触及灵魂、生命在场。我们采用打深井的方式来筛选、精化课程资源，像朱永新教授所说的那样做到“小而透”。通过长线化的穿越，让学生的生命发生质的变化――细腻起来、雅致起来、敏感起来、灵巧起来、慧智起来。

二、立体开发“校本课程”：探索南通非遗课程体系

开发了南通非遗卓越资源，我们专门成立了学校蕊春非遗研习所。汇聚艺术教师的力量，吸纳南通地区的非遗专家的智慧，深度研究南通板鹞、南通剪纸、蓝印花布、仿真绣、木偶、木版年画六个艺术类非遗项目。学校自主开发了相匹配的系列校本教材“南通非遗研习教材”一套六本，为每个非遗研习项目配备了独立的、个性化的研习工坊，配备了专业的研习导师。导师们带着弟子们，参观相应的博物馆、展览馆，拜访民间艺人，感知非遗历史文化，领略非遗艺术价值，欣赏非遗作品意蕴，尝试学习制作工艺……学生们尝试制作板鹞、学刻年画、创意剪纸、玩转木偶、飞针走线、描绘扎染……在了解、欣赏、实践中理解南通非遗文化，感受本土风情，激发爱乡情怀，传承非遗艺术，激活创造灵感，一批南通非遗文化的传承人正在一点点孕育。与此同时，研习所将南通板鹞、南通剪纸作为全校的普及项目，利用综合实践活动周的时间，组织全校学生学扎风筝，学刻剪纸，将南通非遗文化的种子播撒进每一个儿童的心田。

在立体化开发南通非遗卓越课程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六种策略：

1.重视全学习的“一体化”开发策略。

南通板鹞、南通剪纸、蓝印花布、仿真绣、木偶、木版年画等六个非遗项目，涵盖了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科学、综合实践等多个领域与课程。我们在开发南通非遗课程的时候，注意分课程之间的联通与兼顾，进行一体化的整体规划与系统开发，让南通非遗课程保持全信息，便于学生展开“全学习”。我们研发组采用串联的方式来进行融通，比如板鹞的绷面采用蓝印花布，更具南通特色和艺术美感。鹞面的装饰采用南通剪纸，喜庆、鲜艳而美观。

2.重视自适应的“个性化”开发策略。

为了让南通非遗课程真正成为适才适性的课程，让所提供的学习环境、实例或场域，更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中自主探究，形成自主解决问题的学习方式，我们采用开放式的“我―你”合作开发范式。也就是师生同步开始自己的课程设计与畅想，合成课程开发初步纲要之后，让学生参与课程内容的选择，尽量把学生喜欢的内容编入教材。例如，学生对使用各种小玩具改制如皋木偶，以及采用流行的动画片造型制作木偶特别感兴趣，我们就在如皋木偶项目分课程中加入了这两个内容。传统南通板鹞风筝的纹样更多使用仕女或者武将的图像，而学生们在创作时设计成生动活泼的动物图案，在童心的视野下，风筝的古朴化作了童话的清新与灵动；蓝印花布一改往日梅兰竹菊的传统纹样，将人物、动物、植物乃至生活用品等大胆引入，甚至连古诗词的文字也进入了蓝印花布的纹样。非遗课程真正成为适合儿童的课程，儿童把自己的童年生命融入了经典文化。

3.重视综合实践的“游学型”开发策略。

南通非遗课程所涉及的南通非遗项目，都是复合型项目与实践性活动。因此，综合实践的运行范式都适合于南通非遗课程的实施。为了让南通非遗课程充分释放综合实践活动的发展，为了继承古代的游学传统，我们在开发非遗课程的过程中，采用了定向游学的策略。一是让非遗课程的导师背起行囊，走进作坊，拜非遗传人为师，正规地学习非遗项目。二是在学生掌握了基本的知识与技艺之后，带领他们走进非遗工厂，体味原汁原味的南通非遗氛围与制作工艺。

4.重视实景学习的“田园嬉乐型”开发策略。

课程改革的趋势是为学生提供实景学习机会。“实景学习”是基于“实物、实情和实地”的学习。南通非遗课程致力于为学生的实景学习提供适当的支持与服务。在开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中，我们把南通地域的相关实景纳入课程视野。我们相信，学校在窗外，课程在窗外。我们把学生带到蓝天之下，带到田园之上，围绕南通非遗项目主题，创设必备的情境，让学生自由地嬉戏。而课程研发组的成员，则开始资源的捕捉和专业的观察，不断丰富课程的活动化项目内容。像板鹞课程如何化知识为活动，我们就采用了田园嬉乐型的开发策略。研发组特地举办了江海板鹞节，带领学生走进江中小岛，使用岛上的自然材料制作板鹞、装扮板鹞，然后在开阔的江边放飞板鹞。实践证明，田园嬉乐型开发，有利于激荡游戏精神，放飞诗性畅想，激扬儿童生命。

5.重视传统美学的“体验型”开发策略。

南通非遗项目和南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南通木刻年画、南通剪纸都是南通风俗的重要载体。为了让儿童在非遗课程中更强化民俗体验，更接地气，我们通过走进真实场景或创设匹配情境的方式，让学生关注民俗，获得真实而丰富的体验。同时，在民俗体验的过程中，接受传统美学的熏陶。像南通木刻年画中的门神，是以丑为美的。结合传统美学来进行民俗体验，借助地域文化的力量来协同完成美育课程的教育目标。

6.重视因时而变的“微格型”开发策略。

我们在继承的同时也应时而变，采用微格创造型的开发策略，对南通非遗项目实施适度的改创，进一步适合现代儿童的喜好，更好地发展儿童的创造力，真正让非遗项目研习成为儿童自然的生活、完整的生活。

（1）升级改造型。非遗项目历史悠久，如何让现代的研习更有价值，我们注重注入新的科技引子，使其具有现代气息。例如，在板鹞上涂抹发光材料，让其在夜间“亮晶晶”；在板鹞上采用音控装置让哨口协同发出完整的音阶，甚至演奏简单的乐曲。

（2）替换材料型。非遗研习所工坊的研习，受制于空间和学生的基础，完全采用古法制作困难较大。我们采取“以古为常，以变为补”的开发策略，在保留古法技艺与流程的基A上，对一些材料进行适当的替换。如木版年画，传统工艺是在木头上刻写，而教师在引入课堂时将原材料更换成塑料泡沫，成本低、易雕刻、安全系数高、效果好。

（3）凸显工艺型。部分南通非遗，在国内有类似的姊妹项目。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为了凸显南通的地域文化，采用的策略是凸显主工艺。南通剪纸最大的特色是它的主工艺“刻”，因此，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就着重围绕这一主工艺来加以设计、开发，很有特色。

（4）融合简化型。如何让一些工艺较为复杂的非遗项目在研习所落户生根呢？一个可行的方法是适当简化、有效融合。蓝印花布课程，我们在编写花型设计这一块的教材内容时，就适度简化了花型，并把卡通动物和简洁的剪纸造型搬上了蓝印花布。

（5）生活提取型。艺术创造来自生活。南通人赶海踏浪的独特地域生活方式，成为儿童剪纸的珍贵素材；校园经典园林建筑延月亭，儿童也用灵巧的双手剪出它厚重笃实的剪影。

三、渐进形成“卓越影响”：放大非遗课程效应

近两年来，我们通过开发非遗校本课程，帮助儿童完善生命的激情、直觉、意志等智力因素，提升儿童思维品质和感知、体验、想象能力，唤醒和激活儿童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潜能，引领儿童“向真、向善、向美、向上”，提升审美品位，构建精神家园，逐渐形成“卓越影响”：

1.放大“非遗效应”，拓展校本课程的开发空间。

南通板鹞风筝，全国绝无仅有。平整如板，以六角形为基础，从七连星到十九连星，硕大无比。板鹞外形古朴、绘画精细，鹞面装有数十乃至数百只大小不一的哨口，放飞时，具有奇妙的空中音响效果。我们把教室按照板鹞制作流程分为搭框架、描图画、涂色、装哨口等几个区域，让民间艺人、美术老师、班主任一起参与开发研讨，拓展了开发空间。

2.形成“操作路径”，探索校本课程的开发策略。

南通木刻年画张贴于门上，既能营造新年喜气，又藉以祈福、消灾，表达在新一年中美好意愿。它构图简洁、着色单一，体现着一种复合美――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彰显了寓美于丑的艺术魅力。我们探索“民间艺人采风――美术教师探索――特长学生尝试――群体普及推广”的操作路径，激发学生的兴趣，丰富学生的感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重视“融合教育”，形成校本课程的整合思维。

如皋木偶以杖头木偶表演为主，演出中夹带皮影、布袋和提线等表演形式。我们把学生们喜欢的指偶、布偶也融入其中。学生们尝试着举、拉、捻、走，练得兴致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