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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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现已濒临失传的技艺及习俗。它应该同时具备5个特点，即无形性、传承性、口头性、可塑性、濒危性。

一、无形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英文为“the ntangible ultural eritage”，直译为“难以明了的、无形的物质文化”，它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物质文化是实物的，是存在的、有形的、看得着的、摸得到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非物质的，是不存在实物的，往往看不见也摸不着，是无形的，它与物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物质文化是相对应的非物质文化的载体[1]。如果说非物质文化是因，那么，物质文化则是果。如果说非物质文化是源，那么物质文化则是流。

二、传承性

所谓传承性，就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被人类以集体、群体或个体方式一代接一代享用、继承或发展的性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是由遗产的本质所决定的，换言之，就是我们的祖辈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经过一代代劳动人民的积累和改进并以师徒或团体的形式流传下来，逐渐形成今天的技能或习俗。它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是我们祖先汗水的结晶。因此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没有具体的创造者，即使有，也是后人对前辈已有技艺或习俗的加工和创新。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可以说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它们均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和探索中才形成的。

朝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调查时，首先要弄清的就是这项技艺是不是我们的祖宗留下来的。这也是我们判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标准。

三、口头性

所谓传承，指的是传授继承，即师传徒承，而师传形式有口头传承和书面传承。其传承形式主要靠口传心授，言传身教，具有很强的“口头性”，而很少以书面形式流传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流传在农村，绝大多数的继承人是文盲，他们不可能把自己掌握的技艺和习俗整理成书，而且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着许多规矩，如“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等，许多技艺属独门绝技，往往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人亡艺绝，这也使非物质文化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如喀左民间故事。

四、可塑性

因为具有口头传承性，就必然有可塑性。所谓可塑性，就是可以改变，是“活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可塑性”，在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以及传统工艺技能等遗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塑性”，还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创新[2]。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管经历多少年或多少代人，它都不会脱离各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并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一代代下来，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对于上一代的技艺、方式可以凭着个人及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才智加以创新改造，进行再发展，可以说，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历史文化的 “活化石”，是活态的[3]。

五、濒危性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日益受到损害和破坏，有的濒临失传甚至灭绝。这也是我们这次普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所在[4]，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整理成册，就是想把这些濒临失传的技艺或习俗留给下一代。那么，我们普查时，就应该按照这个特点进行严格地筛选。

参考文献：

[1]程惠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价值[J].百色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篇2

消费文化就是“伴随消费活动而来的，表达某种意义或传承某种价值系统的符号系统。这种消费符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满足需求的自然性、功能性消费行为，它是一种符号体系，表达、体现或隐含了某种意义、价值或规范。”①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消费社会，媒体开始企业化运作，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进入了消费文化占重要地位的时代，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纷纷出现。这些节目一般包含三重消费：第一、受众对该电视节目的精神消费；第二、受众消费该节目推介的影视作品和歌曲专辑等文化产品。第三、通过受众对节目的消费，媒体获得一定收视份额，吸引广告主前来消费广告时间。由此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消费文化的身影，其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消费文化特色。

一、节目内容围绕消费偶像展开

以2012年《快乐大本营》为例，到10月27日为止的42期，每一期节目聘请的嘉宾全部来自于时下热播的电视剧、即将发行的专辑、即将上映的电影，而每期节目的内容也针对这些嘉宾进行编排。对于嘉宾的选择条件，一是受众喜爱，从而保证了节目的收视率；二是在符合收视率要求的众人中，来参加节目的一定是最具消费号召力的明星。他们在这档电视节目中，不仅要推销自己，也承担着把自己参与制造的文化产品推介给消费者的重任。

在此视角下，《快乐大本营》的受众就是即将发行的文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者，而节目的嘉宾则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代表，两者之间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这些文化产品能否收回投资，产生收益，最终要由受众是否掏钱买电影票、买专辑、花时间看电视剧来决定，即受众的消费决定了这些文化产品的成功与否。因此，来参加节目的嘉宾需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演来展现文化产品的魅力，需要为这些文化产品进入消费领域涂抹一层或温馨、或浪漫、或典雅、或高贵的“油彩”，使之与明星形象相联系，具备符号价值，为人们所知晓、所喜爱，带动受众对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于是我们发现电视综艺娱乐类节目的嘉宾主体成为娱乐明星等“消费偶像”，在节目中他们主要讲述自己吃喝玩乐等消费习惯，其身份符号更多的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媒体生产这些形象的目的是促进消费而不是促进生产，“对这些形象的塑造和描写，市场化媒体关注得更多的是形象的消费性特征而不是其生产性特征，形象的主要意义负载也就从承载价值过渡到了‘娱乐消遣’或‘生活示范’；媒体形象塑造的基本目标也由‘生产意义’变成了‘刺激消费’。”②

主持人和消费偶像通过对观众进行消费文化的启蒙与示范，将文化产品变成对受众而言“不可缺少”的东西，此外，节目还通过嘉宾与受众的互动，来增加产品的“符号附加值”和“心理附加值”，如对歌曲专辑进行签名留念，或是曝光明星们一些在电影中的表演细节，使得这些产品成为受众的心结，一定要消费的对象。最终，当受众如痴如醉于嘉宾的舞台表演时，他们也受到了一番消费文化的洗礼，成为一名令产品的生产者欣慰的消费者，最终达到将受众转化为消费者的目的。

二、嘉宾成为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

以促进消费为主要目的的综艺娱乐类电视节目，其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谈话、游戏等互动环节，重点不在于表述这些嘉宾成名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在于彰显这些嘉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兴趣、消费习惯。这些环节的设置，透露出嘉宾和主持人大量的消费文化信息，如业余爱好、喜欢的玩具、旅游目的地等，呈现出明显的夸示性消费文化特点。如“钢琴王子”李云迪有收藏红酒的爱好，节目于是围绕收藏红酒设置了品酒环节，让李云迪和谢娜分别品尝三瓶去掉标签的红酒，对红酒的品质和价格进行鉴别。由于李云迪是高雅文化的代表，受众自然将其收藏爱好当作高品味的消费文化来了解甚至模仿。节目通过李云迪与谢娜的品酒比赛，让受众了解红酒消费的一些常识，从而培植出受众消费红酒和收藏红酒的心理欲望。那英喜欢购买香水，节目组就策划关于香水的使用与收藏的相关内容，请香水瓶收藏大师来展示他的收藏，请香水设计师来讲述每个人使用香水中应注意的细节等，从而带动观众对香水的使用和消费。此外范冰冰家里堆放的各种跳蚤市场淘来的饰物、吴昕家堆满的各种毛绒动物玩具，也都是这种夸示性消费的表现。

节目让受众感觉到明星们使用过的一些产品或其独特的消费习惯，是能够提高自身品味的象征符号。甚至明星们的休闲方式都成为重要的消费文化和符号消费的代表，如巴黎旅游、去跳蚤市场淘货、购买数不胜数的玩具，这些看似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明星消费信息对于受众具有重要的消费示范意义，使嘉宾成为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让受众认为拥有了这样的消费行为，似乎便拥有了明星般的生活品质。因为一旦某种消费行为或产品成为社会或某个群体所崇尚的价值、个性、风格、地位、身份象征的时候，它就获得了符号价值。这种符号价值又使这种特定的消费具有心理价值，于是，消费行为便不可避免的发生。

三、主持人群被塑造为参照群体和社群感的符号

《快乐大本营》的受众群体是青少年，他们正处于自我认同感的形成期，而参照群体通过影响青少年的信仰、价值观、生活目标、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等影响青少年的自我认同感，成为青少年构建、强化、维持自我认同的重要榜样。青少年时期也是人一生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的养成期，其主要的消费引导者除家庭、亲友、同学之外就是明星偶像，通过消费引导，青少年的消费行为开始具有一定的符号价值偏向，即“通过某种产品而将自己编织进社会等级或特定阶层与群体的社会秩序的网络之中，这是使用者通过产品的消费而对自己进行的社会定位”，③青少年希望通过对这些明星偶像参与制造的文化产品的消费，找到自己的认同的青少年群体与社会定位。

《快乐大本营》面对这样的受众群体，适时地将主持人扩展到现在的五位，形成了主持人群。虽然五位主持人性格和风格各异，如谢娜搞怪无厘头，吴昕清新乖巧、维嘉英俊幽默，何炅亲和包容、杜海涛憨厚老实，五个人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和分工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个群体而言都很重要，对节目而言，缺一不可。而且他们在荧屏内外的相处非常融洽，媒体从未报道过他们工作中有摩擦、不和等负面新闻，他们被塑造成“快乐家族”，拥有青春、健康、积极、进取、成功的主持人群体形象，从而满足了青少年成长中的自我认同需要，“快乐家族”由此成为理想的青少年社群感的一种符号。而青少年认同“快乐家族”也就接受了某些特定的角色规范，行为准则和形象要求，并自觉自愿地按照这些来做。“人们接受了某种认同，也就是接受了某种认同的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内从事认同的管理、维护和创作活动。人们的消费活动，实际上也是在特定的认同框架内进行的”。④于是，主持人群体每期的服饰、语言、行为以及节目中透露的日常生活方式等都成为青少年关注的焦点，成为他们重要的消费参照群体。而节目为“快乐家族”设计的服装也凸显了青少年服装消费文化的特点：与央视主持人服装的大台风范、典雅不俗、难以接近截然不同，“快乐家族”的服装以时尚、活泼、个性为主，有时甚至与台下的观众融为一体，凸显出平民、大众、快乐、随意但亦很时尚的消费理念，成为青少年受众理想的参照群体以及象征符号，由此，《快乐大本营》不但成为青少年群体获取明星趣闻的一种时尚身份标识、彼此进行区分和认同的符号，也成为青少年生活态度和消费文化的一种表达符号。

参考文献

①③④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篇3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特点：

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二、形式多样，多元并存

三、海派风格，中西兼容

从当前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以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自身需要来看，笔者认为上海地区大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今后将会在如下一些领域中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较为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1、民间工艺品业。民间工艺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门类，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民间剪纸、民间雕刻、民间彩绘、民间编织等等。它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其制作方式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具有较强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这与那些虽然在生产效率以及产品的规范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却较为缺乏个性艺术特点的机器生产类艺术产品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个性化艺术需求的逐渐增强，具有民间手工特点的各种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必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一些独特的文化产业门类。

在这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对于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虽然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很高，但是日本使用传统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上却至今并无多大变化，直至今日，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在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诸如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回观上海，各种具有历史悠久，工艺精湛特点的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并不亚于日本，其代表性的形式主要有三林刺绣、嘉定竹刻、金山农民画、徐汇木雕、南汇石雕、黄浦面塑、闵行剪纸、松江丝网版画、嘉定草编、杨浦微雕、浦东绒绣等等。它们在制作方式上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都为手工制作，而且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正是这些特点，使它们具有了很高的民族艺术特色，深受国外市场的欢迎。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些以手工制作为主的民间工艺品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爱与欢迎，并成为上海文化产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2、民俗旅游业。旅游业是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一种重要的门类，在当今蓬勃兴起的各种旅游形式中，以传统文化为主要游览对象的各种民俗旅游、农家乐旅游、文化生态园旅游等旅游项目具有相当的比例。在这些旅游项目中，人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与现代生活具有鲜明差异性的传统文化事像，以及产生这些传统文化事像的文化氛围。通过这种旅游，人们企图获得一种“审美的距离感”，一种可以激发他们对于“古老”“原始”“神秘”“质朴”“纯真”等诸多传统文化现象产生追寻、好奇与幻想的独特情趣。正如美国人类学家雷格本（Graburn）所指出：“越是濒临灭绝和消亡的东西，越吸引当代的都市旅游者。” 正是这种当代人所有的对于古老历史与旧日生活的追寻与好奇，使许多这原本已经逐渐趋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人的文化消费与现实生活中又重新找到自己的出路，经过一定的创意与改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转化成为为满足现代人的审美情感提供某些服务的旅游文化资源。

在上海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具备了吸引现代人审美兴趣的条件，例如充满乡情野趣的田山歌、阿婆茶、摇快船、棉花纺织、老式结婚；充满海派风情的石库门住俗、时装衣饰、城市叫卖、老字号商业、都市庙会等等。这些资源经过一定的创意与改编以后，都可以融入当代上海的民俗旅游事业之中，并为当代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创造诸多的机会。近年来上海在有关城市民俗旅游方面的一些成功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一些特色民俗旅游项目，如石库门风情游、农家乐风情游、古镇乡土风情游、赛龙舟风情游、茶俗茶礼风情游、农民画村风情游等等，已经有了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欢迎。可以相信，这些项目在“十二五”期间势必会形成更为明显的优势，并且成为推动与促进今后上海城市文化产业壮大发展的一些知名旅游品牌。

3、会展业。会展业是当代文化产业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新兴产业形式。通过会展，人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所展示的文化产品具有整体的、立体的、多角度的了解和认识，扩大了文化产品的受众面与影响力。在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着大量可以转化为当代会展业的资源，如松江顾绣、嘉定竹刻、徐行草编、金山农民画、乌泥泾手工棉纺技艺、朵云轩木板水印技艺、海派黄杨木雕、海派剪纸等等，它们在推动与促进上海城市会展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盛的活力，可以为上海城市会展业的兴盛与发展提供大量的营养。

篇4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独特性、流变性、传承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其地域性和特色原生态的口头性，表现在地方戏曲、民间文学、曲艺、民歌、语言文字习俗以及各地方言中，如河南坠子、豫剧、各地方言中的谚语、歌谣、神话故事等。在地域文化上，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深刻的“广泛性”。如河南的豫剧，其独特的旋律与河南方言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尤其是各类方言语音、词汇的广泛运用，唱词、念白等多具有口头表达性，使其在文艺表现上更具地方特色。

从河南省第一批非遗文化名录来看，涉及语言文学类的就有18项。如虞城县花木兰传说、汝南县梁祝传说、泌阳县盘古神话、武陟县、西平县、汝南县、平舆县等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还有辉县市的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卫辉市关于柳毅的传说，济源市关于邵原创世的神话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除此之外，南阳市的牛郎与织女的传说、灵宝市关于皇帝的传说、长葛市关于葛天氏的传说、濮阳县关于帝舜的传说等等，这些民间文化不仅对现代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也蕴涵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价值，尤其是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体现了民族精神。在语言文化类非遗文化中，方言占据重要地位。如豫剧、河南坠子都建立在方言基础上。

2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确认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丰富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尤其是从以方言为特征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文化形式进行多方面记录和归类管理，以便于继承和创新。总的来看，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归档概念不清晰，范围不明确。在实际传承与保护中，有些工作人员缺乏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的正确理解，未能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内涵及外延上，厘清概念，明确归档范围。[2]

2.2 在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上不健全。尤其在非遗文化档案的收集、归类、整理、鉴定、保管等方面，缺乏专门人员管理，在制度上缺乏规范，工作机制被动，与文化部门、档案部门协同机制欠缺。

2.3 缺乏规范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评定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是纳入规范化档案管理的前提。尽管当前相关部门也出台了非遗文化档案保护政策，但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还未全面执行，特别是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上，缺乏操作性，使得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4 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重视不足。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档案管理，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也未能受到相关部门重视，使得归档保护工作停滞不前。

2.5 硬件设施条件不足、安全性较低。河南省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保持条件较差，以铁皮柜为主，缺乏防火、防盗、防霉、防水、防虫等，有些地方的非遗文化资源仅存储在电脑硬盘中，有的缺乏备份，电子档案一旦丢失，其损失难以估量。

2.6 管理工作滞后，缺乏专业性。在信息化技术条件下，其档案管理数字化工作相对滞后。如何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多样化管理，如何推进非遗文化

资源数字化宣传，迫切需要信息技术支撑，提升非遗文化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3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原则

针对学术界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讨论来看，王云庆提出“做好非遗文化档案管理，应从建档上坚持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原则，以分级保护、优化利用为基本原则”；[3]孙展红提出“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应‘依项建档、分级建档和抢救性建档’”。[4]根据我国档案管理工作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实际，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3.1 统一领导。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政府要发挥自身协调作用，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统筹规划。如针对当前重复建档、档案工作评定标准不一致，缺乏统一领导机制等问题进行专门协同解决。

3.2 分级管理。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采用全部移交给档案机构进行保管并不现实，一方面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特殊性有关，另一方面与现有档案机构人力、物力条件有关。因此，从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归档上，对于濒危资源要归口于档案机构，对于衍生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应根据分级制度进行归档管理。

3.3 依项建档。对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在保护与档案管理上，应该根据“项目”划分，进行归口管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提出两类划分，一类是民间传统文化，如语言、音乐、文学、游戏、礼仪、神话、建筑艺术等民间文化形式；二类是基于“文化空间”的各类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等。[5]要根据各项目独立设置，明确档号，科学编制。

3.4 真实完整。坚持档案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保证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价值的重要原则。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归类管理中，确保非遗文化档案信息、资源的真实性与完整。

4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流程

4.1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收集。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形式的多样性来看，在档案收集上应该拓宽途径。一是开展档案征集。由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来源广泛，对于不同形式、不同地域的非遗文化要从征集公告、田野调查中主动收集；二是做好档案接收。特别是协调好文化机构、研究机构与非遗文化档案馆的对接，完善非遗文化档案保护与保存体系；三是注重史料挖掘。特别是对于散落于史料典籍中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要从考证、挖掘、整合中发现，加强保护；四是接受捐赠。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归属关系上，尊重个人意愿专藏妥善保管，并对捐赠者奖励；五是有偿购买。通过平等协商，从非遗文化所有者手中计价收购并存档保护，对于重要的非遗文化档案，要科学鉴定，保障档案的价值。

4.2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整理。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要从档案学理论与方法中，对收集的档案资料进行分类、组合、排列、编目，提升档案材料的系统性、条理性，为科学保管和有效利用创造条件。如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档案管理中，注重档案形成时间、档案形式、档案内容的有机联系，结合不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谚语等形式进行归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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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一分钟都有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古流传至今,经过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它伴随着时展,承载了一片土地的故事与历史。现今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非遗文化同样需要,在保护中求得发展是关键。旅游业是面向大众并且具有文化特性的产业,它具有宣传力大、受众群体广、包容性的强的特点,将江西的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进行结合,不仅有利于大众理解和认知这些文化,而且非遗文化也可以得到发展

(1)大力开发旅游业,将当地的这类文化作为开发重点进行宣传,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看,更多的展示机会给传承者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精神鼓励,进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与精神鼓舞。通过旅游展演,吸引更多人了解并且喜爱这些民间传统文化,这也是拓宽传承空间的一种体现。

(2)旅游产品开发使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发展工作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势必带动旅游产品的需求增多,非遗文化产品凝聚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具有担当旅游产品的优势。将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产品开发相结合,使传承传统文化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共同得以实现,非遗文化产品作为旅游产品进入市场,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使非遗文化的保护性发展事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

(3)旅游产品开发利于发掘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旅游产品是结合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民风和生活生产的产物。在将非遗文化产品开发为旅游纪念品的过程中,需要对它的传承发展、内涵寓意和突出特点等进行深入的挖掘,这一过程能够得到许多之前不为人熟知的故事进而丰富其内涵。

2.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江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方面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保护性理念,对非遗产品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性措施还不够。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研究不够深入,宣传形式趋向单一

针对如何将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融合,如何保护性地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旅游商品方面的研究还不足。当地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方面,大部分依赖路标和展示牌这种传统的宣传形式,传播范围狭窄,缺乏网络 、影视广告方面的利用,不仅大众知之甚少,当地的群众对非遗文化也了解的很少。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群众很难与这些传统文化产生心灵的融通,保护性发展工作进展甚微。

(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资源的开发模式有待进一步拓展

江西许多已开发的非遗文化旅游地基本上停留在以“参观”为主,与当下流行的“融入”型农家乐在这一类体验性质的旅游模式相比,缺乏创意和吸引力,“参观”旅游是供旅游者了解非遗文化发展历史和故事传说的一环,相关部门和旅游开发商对非遗文化特色旅游产品和让旅游者参与制作的模式开发还不够。

3.加强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的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