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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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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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及其原因

伴随2004年民工荒现象的首度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波及范围愈来愈广，影响程度也日益深刻。其一度从季节性的局部用工短缺演变为波及珠三角、长三角、闽东南等多个制造业核心地区的民工荒, 企业的用工成本持续上涨。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革，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和工人工资一直处于低位的情况，将不能被变化了的人口和城乡经济结构支撑下去。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国的人口红利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中国社科院所做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我国作为世界上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老龄化现象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人口的结构性变化。

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变化下，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和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将成为必然结果。而伴随着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失业又将成为我们必须应对的难题。而这一问题到来之迅速，之严重已经在我国显露端倪，例如家电龙头美的裁员32000人，雅戈尔裁员1.7万人，汽车龙头裁员5600人。作为制造业龙头企业的裁员行为，无疑释放出制造业发展的不良信号。面对人口红利消失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的双向难题，我们应分析它在不同方面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从而才能正确应对。

二、 劳动力市场现状对产业和贸易发展的影响

（一）劳动成本上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中比较优势的丧失，由要素禀赋说（一国生产并出口较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较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以市场中仅有劳动和资本为例，随着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提高，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将不负存在。而且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中，由于要素数量变化引起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有偏向的扩展，可知，伴随人口红利消失的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将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遭受更大的损失。这就需要改变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象，加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换。而无论资本、技术还是其他密集型产业，都需要资本市场和金融业的强大后盾支撑，需要金融业的改革与完善，加强资本要素积累，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信贷、出口政策等，以增强其与发达国家竞争时的后发优势。我国若利用好偏向出口品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这一变化，就相当有利于降低我国的劳动依存度，释放部分劳动力从事高端产业，比如新型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创新性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生产效率，带动其不断优化升级，从而实现良性的循环。

（二）劳动成本上涨对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影响。

自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以来，我国在人口红利的作用下，凭以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设厂，将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即初级产品的加工制造地。代工这一名词也就在我国流行开来。多年来，中国以这种方式从事加工贸易，积极投入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制造环节，通过扩大产品市场以及更大的分工网络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积累了更多的资本。但是，在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正在逐步丧失世界制造工厂的产业分工地位。以汇丰银行的数据为例，我国的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低于50，而这正代表着我国的制造业进入萧条，进入萎缩。而印度、越南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正在享受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机会，这就使得美国等国家的企业，正不断将产业转移投向生产成本比中国更低的国家。另一方面，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实体经济的薄弱。其长期依靠过度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实体与金融服务业发展不相适应和产业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必将逐步引导其产业回流，特别是在中国的生产成本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到2015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将仅比美国低5%到10%。我们必须对产业链分工的变化做好应对准备，加快中国从“制造大国”、“世界加工厂”向集设计、科技、创新为一体的“创造大国”。面对产业梯度转移的新的局面，我们应利用好这段转折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实现产业的软着陆和自然承接，防止再出现经济结构的断层。

（三）劳动成本上涨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由于我国长期作为低端制造业加工地，和世界代工角色，使得我国长期处于国际贸易的不利境地，承受“价格剪刀差”的不利后果。若我国能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促进产业链、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的优化升级，将长期有利于我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使中国由贸易大国真正转变为贸易强国。这就需要我们寻找参与国际分工的其他优势，投入更多参与到创新中去，改变当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生产方式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的局面，逐步利用产品差异化，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这样一来，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将被逐步改善，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也会得到提高。在这种新的优势的内生过程，同样需要政府制度的改革和引导，政府需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为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提供有利环境。

三、 劳动力市场变化对改善居民福利和市场容量的影响

在我国处于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时，劳动者的工资长期低于其边际产品价值，工人报酬不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被合理反映出来。这也就造成了我国经济不能有效充分地被国内消费拉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但由人口红利逐步丧失所带来的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将是长期性的和结构性的转变，将有利于劳动者购买力的增强。从而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也是改变我国经济发展对出口和投资依赖度过高的机会。

四、 人民币升值与劳动力市场现状共同作用对经济发展道路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一直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应把握好其升值进程，利用好其升值对我国经济转型的益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经济向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国内资源的节约。但是人民币升值的这一优化作用却会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通过劳动替代约束，被严重弱化。在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之后，没有国际定价权的我国企业不得不通过自主创新或引进技术来降低成本，促使单位产品资源消耗下降，从而弥补和改善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

五、 结语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短期内，肯定会使我国出口企业、制造业承受巨大压力，也将会带来国内失业问题。但长期来看，这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经济转型一次重要机遇。 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等待着我国的积极行动。

参考文献：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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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结构转变：长期趋势的开始

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确定人口数量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观察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近期看，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劳动力供给的际递减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而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则大概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在未来几年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10年会下降800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因此，人口变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二、非农就业弹性的变化

而从劳动力需求面看，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由于农业部门基本不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此，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1990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变化。

非农GDP的计算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资料，可以计算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非农部门的GDP通过非农就业活动创造。非农就业包括城镇就业和农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而农村的非农就业又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总就业增长情况。1990年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这种变化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就业弹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特征尚未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力密集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同时也意味着，按照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因此，根据以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演和预测未来的就业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农部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标准差为2.9%;同期的非农部门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283，标准差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就业弹性为预测的中位值，分别高出半个标准差为高位值，分别低半个标准差为低位值，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到九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组合，并可以据此计算出不同的非农就业增长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没有出现巨大波动，就业增长以低增长、低弹性的组合为下限，以高增长、高弹性的组合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对就业需求的预测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为基础，即从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产业部门看，中国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难以创造新增的就业需求；从经济活动的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也创造着非农就业机会，忽视农村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会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开始转变。首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力短缺开始出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有些还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以吸引劳动力。从价格关系看，劳动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续数年保持稳定的局面，开始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考察，近年来，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的确存在。根据来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项来自于劳动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被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长17.3%。

四、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总体态势向好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态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利地消化了城市经济重组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而且实现了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综观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有四个特点。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而言，非农部门的扩张是产生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相形之下，农业部门一般是劳动力富余的部门，并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就近年来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方面，就业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业总量增加了7450万人，增加幅度为10.8%。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经济特征，城市地区成为就业创造的主要区域。数据表明，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就业总量仅为9514万人，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3151万人，2006年为2831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与10年前相比，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8388万人，增长幅度为42.1%。而乡村就业中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非农就业总量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006年，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46.7%。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会保护状况也值得关注。就福利体制的改革而言,把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体系很难说是成功的。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跨城乡的，也是跨地域的，他们的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一体化，既能够体现经济转轨的特征，也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中最具约束性的环节；其次，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统筹发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则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关系的不断改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作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统筹发展的最好证明。同时，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也有效地促进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对单位就业的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区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在区域间都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表明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第四，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劳动力市场规制更加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体现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日益成熟和规范，大大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环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丰富。近年来，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相继出台，使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有法可依。对部分法规的修改不仅适应了形势变化，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强。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失业比较严重的时期，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企业行为的规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调控手段的运用表明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努力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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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而言，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成功要么取决于薪酬政策或实践，要么与薪酬政策或实践相关。首先，企业能否吸引和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与它所提供的薪酬直接相关。其次，薪酬还会影响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关键员工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薪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通过员工对于薪酬状况的感知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

综观以往薪酬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出发，强调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暴露出弊端，正面临着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所替代的新挑战。相应地，薪酬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先前的只注重组织内部标准转向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薪酬的外部竞争力问题。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评述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动与配置。美国经济学家Doeringer和ore第一次明确总结和概括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们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行政性的单，例如一个制造企业，在那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性规则和程序来管理的。”这些行政性的规则和程序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包括工作安全性，晋升和职业流动机会，公平待遇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配置的，在美国，拥有目前工作已超过25年时间的职工约占全部员工的25％；在法国、德国和日本，劳动力拥有稳定工作的倾向更加明显。

从薪酬视角来看，内部劳动力市场强调不同工作薪酬支付的内部公平性和一致性，而不关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类似工作的工资率比较是否具有公平性。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是职位评价。职位评价是指对不同职位的价值及其在企业内的重要性高低进行评价和比较，然后再以评价结果为主要参照确定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体系是以职位为中心构建的。在这种薪酬体系里，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职位，而不是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做职位评价的时候，企业只需要考虑职位的内在特征以及职责，而排除对外部因素的考虑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当地的工资率和地理位置等。职位评价方法在以制造业等集约化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被广泛的采用。

二、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美国，雇主开始通过裁员解雇工人，并且日益增加使用多种灵活化的短期雇用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承包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其次，这种短期雇用形式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很快的增长势头，如l985—1995年间，欧盟临时就业增长了2．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快的西班牙增长了约20％。目前，其临时就业占就业总量的30％。《经济学家》(2000)作了如下评论：“雇主和工人之间那种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撕碎，现在还不清楚取代它的是什么，但这意味着先前的职业生涯模型，即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沿着工作阶梯晋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嘴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变革，例如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从工业化向知识经济的转化；也有微观层面组织发生的技术、生产方法的变革以及市场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这种变革已经导致组织和个人更加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现在，组织开始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从外部雇用那些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从工作阶梯的进入口雇用新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从内部晋升。组织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组织的扁平化，即缩减组织的管理层次，使组织从原来的众多级别变成少数的几个级别。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组织日益增加使用了临时雇用而不长期雇用。与此同时，组织也逐渐放弃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以职位为中心的薪酬体系，而用密切的与变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的工资结构取代它。薪酬体系设计的基础已经由职位逐步转向人的技能和能力，这意味着组织现在是在向人而不是职位支付薪酬。薪酬与技能和能力的高度关联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消除了员工在不同职位间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障碍，使组织结构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成为可能。

目前，在咨询专家和HR人事专员之间，职位评价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已经取代它。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用外部市场直接为职位定工资，这种方法被称为薪酬的市场定价法。美国咨询公司HayGr0up在2003年发起了一次面向大企业人事专员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59％的企业只依赖市场定价为所有的职位定薪水，而较少考虑内部公平性；与之相反，只有2％的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使用内部职位评价方法；而17％的企业采用的则是内部职位评价和市场定价的组合方法。薪酬体系设计已经从强调内部公平转向强调外部竞争力以及从以职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先前，针对职位而不是个体决定工资率首要强调职位评价，今天，为个体决定薪酬需要基于市场考虑以及他们贡献于组织的技能、知识和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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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薪酬；劳动力市场；职位评价；市场定价

引言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而言，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成功要么取决于薪酬政策或实践，要么与薪酬政策或实践相关。首先，企业能否吸引和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与它所提供的薪酬直接相关。其次，薪酬还会影响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关键员工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薪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通过员工对于薪酬状况的感知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

综观以往薪酬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出发，强调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暴露出弊端，正面临着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所替代的新挑战。相应地，薪酬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先前的只注重组织内部标准转向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薪酬的外部竞争力问题。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评述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动与配置。美国经济学家Doeringer和ore第一次明确总结和概括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们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行政性的单，例如一个制造企业，在那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性规则和程序来管理的。”这些行政性的规则和程序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包括工作安全性，晋升和职业流动机会，公平待遇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配置的，在美国，拥有目前工作已超过25年时间的职工约占全部员工的25％；在法国、德国和日本，劳动力拥有稳定工作的倾向更加明显。

从薪酬视角来看，内部劳动力市场强调不同工作薪酬支付的内部公平性和一致性，而不关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类似工作的工资率比较是否具有公平性。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是职位评价。职位评价是指对不同职位的价值及其在企业内的重要性高低进行评价和比较，然后再以评价结果为主要参照确定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体系是以职位为中心构建的。在这种薪酬体系里，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职位，而不是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做职位评价的时候，企业只需要考虑职位的内在特征以及职责，而排除对外部因素的考虑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当地的工资率和地理位置等。职位评价方法在以制造业等集约化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被广泛的采用。

二、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美国，雇主开始通过裁员解雇工人，并且日益增加使用多种灵活化的短期雇用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承包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其次，这种短期雇用形式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很快的增长势头，如l985—1995年间，欧盟临时就业增长了2．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快的西班牙增长了约20％。目前，其临时就业占就业总量的30％。《经济学家》(2000)作了如下评论：“雇主和工人之间那种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撕碎，现在还不清楚取代它的是什么，但这意味着先前的职业生涯模型，即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沿着工作阶梯晋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嘴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变革，例如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从工业化向知识经济的转化；也有微观层面组织发生的技术、生产方法的变革以及市场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这种变革已经导致组织和个人更加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现在，组织开始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从外部雇用那些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从工作阶梯的进入口雇用新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从内部晋升。组织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组织的扁平化，即缩减组织的管理层次，使组织从原来的众多级别变成少数的几个级别。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组织日益增加使用了临时雇用而不长期雇用。与此同时，组织也逐渐放弃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以职位为中心的薪酬体系，而用密切的与变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的工资结构取代它。薪酬体系设计的基础已经由职位逐步转向人的技能和能力，这意味着组织现在是在向人而不是职位支付薪酬。薪酬与技能和能力的高度关联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消除了员工在不同职位间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障碍，使组织结构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成为可能。

目前，在咨询专家和HR人事专员之间，职位评价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已经取代它。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用外部市场直接为职位定工资，这种方法被称为薪酬的市场定价法。美国咨询公司HayGr0up在2003年发起了一次面向大企业人事专员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59％的企业只依赖市场定价为所有的职位定薪水，而较少考虑内部公平性；与之相反，只有2％的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使用内部职位评价方法；而17％的企业采用的则是内部职位评价和市场定价的组合方法。薪酬体系设计已经从强调内部公平转向强调外部竞争力以及从以职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先前，针对职位而不是个体决定工资率首要强调职位评价，今天，为个体决定薪酬需要基于市场考虑以及他们贡献于组织的技能、知识和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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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6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138-02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一些令人困惑“异象”无法在现有的劳动力供给理论中得到说明：一方面，束缚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逐渐消除，国民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良好轨道，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需求的绝对数量稳步上升；另一方面，根据统计资料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是传统的就业理论“遗漏”了对价格不确定条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着重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出发，对劳动力市场做一个全面的探讨。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发展至今，有其自身的特点：

1.市场工资具有粘性特征，且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快速增长到40230元，年均增长约8%。伴随着经济增长，人民的劳动收入也相对提高，人均工资水平相应的由过去的651元提高到49716元，实际年工资增长率约为6.74%，且在经济繁荣时期，工资水平上升容易下降难。

2.城镇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但劳动供给绝对数量依然过剩。劳动参与率是用来衡量社会劳动力供给的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劳动参与率方面，蔡、王美艳（2004）认为1995-2000年期间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而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了9%-10%。

由此可见，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工资增长条件下劳动参与率降低的现状，这一现象在传统的供给模型中难以得到解释。

二、对新古典劳动力供给曲线的修正

新古典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对于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缺乏解释能力的主要原因是：模型没有考虑市场实际就业概率对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影响，一条固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能很好的拟合现实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为此，必须对已有的失业模型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进行修正。在考虑就业概率P≠1时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将消费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偏好的概念引入劳动力市场，用理性预期理论来分析劳动者的供给行为，在价格实现不确定条件下建立劳动力市场模型。

此时，劳动者的就业决策模型变为：

当0

其中，Y表示预期收益，W为市场工资水平，P表示就业概率，Y*为失业时，劳动者能够获得的补偿性收入，如失业救济金等，C是劳动者获得工作之前所必须承担的各种成本，等式右边，W*P表示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且获得工作时的收益，（1-P）Y*表示成为失业者时，国家对于失业者进行补贴，此时劳动者能获得的暂时性的收入。那么，等式左边的Y表示只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活动时，劳动者的预期收益水平。而此时，当且仅当Y≥0时，理性的劳动者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当Y

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受到的工资水平W和就业概率P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的变动使得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动：

设劳动力市场初期t0的工资水平为W0，劳动力需求曲线为LD0，劳动力供给曲线为LS0，此时，企业提供的空缺岗位数量为N0，而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提供劳动力的供给数量N1，由此可知，市场的劳动参与率E0=0N1/0N*，就业概率P0=0N0/0N1，（就业概率定义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工作岗位的可能性，其计算公式是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占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数量的比例，劳动适龄人口中非经济参与人群不在计算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率U0=1-P0。初期，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水平：

Y0=[P0×W0+（1-P0）Y*]-C0①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在t1时期，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W0提高到W1，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供给者（包括潜在的劳动力供给）预期劳动力参与人数将由N1增加至N*，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量短期内相对不变，社会上存在的空余岗位数量为N0。由于供给人数的增加，劳动者预期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概率下降为P1=ON0/0N*，而失业率，相应的上升为U1=1-P1，与此同时，劳动者的预期收益变为：

Y1=[P1×W1+（1-P1）Y*]-C1②

那么，作为理性的劳动力供给者（包括潜在的），此时面临着是否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决策：（1）当Y1-Y0>0时，意味着尽管劳动力供给者意识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但是由于其他因素，如工资上涨的幅度更大，使得劳动者对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入反而增加了，此时，会使得市场劳动参与率上升，劳动力供给人数持续增加，直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概率和工资变化使得两时期的劳动者预期收益不变为止；（2）当Y1-Y0=0时，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会维持现状，劳动力供给曲线不会变动；（3）当 Y1-Y0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数量在考虑了就业概率之后，会由于预期收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三、结论

第一，劳动力供给者的就业决策受到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而预期收入不仅仅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同时，劳动者还会考虑就业概率的高低、就业之前付出的成本以及失业时能获得的保障水平的高低，因此，影响劳动者进行就业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相互交织的。

第二，就业概率对于劳动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但其作用并不是同期的，而是会产生滞后效应。就业概率降低，使得劳动者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悲观情绪，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

总之，在引入了就业概率和预期收益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增强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在修正后的模型中，原有的工资与劳动力供给关系――劳动力供给数量随着工资的上升而上升――当且仅当劳动者的预期收益逐渐增加时，才会产生。同时，也包含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原因的解释，扩展了模型的解释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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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48-06

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据估计，1983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数量只有200万，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高达1.37亿①。一方面，对于农村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提高收入，向城市转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城市就业体制的制约，只能在城市从事那些工资低、条件差的工作，合法权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长期以来城乡行政分割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原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来看[1]，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的转移；第二个阶段是从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农村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从实行农业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随着劳动力流动条件的放松，城市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扩张，这种配置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并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

对城市而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正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城市农民工数量与城镇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乎为0，增加到2000年的36.9%，并继续增加到2007年的46.7%。一般来说，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上升，这将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最终消失[3]，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这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这说明劳动力流动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4]。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相同条件下，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被区别对待[5]。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6][7][8]，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从而构成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元社会”。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由Doeringer和Piore提出[9]，后经Jeremy I Bulow和Lawrence H Summers等人发展[10]，指的是把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有较多的职业晋升机会，就业的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者；而第二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在这两个市场之间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说来，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不愿进入第二市场，第二市场的劳动者羡慕第一市场的就业，但第二市场的劳动者无法进入第一市场。如果第一市场的劳动者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他们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因此如果出现周期性失业时，第一市场的失业率要低于第二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更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法等；而第二市场则很少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其劳动力供需可以较迅速地由工资变化来调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还表现在两个市场招聘新职员方式的区别上，第一市场的空缺职位通常不是到市场招聘而是由内部提升来完成；而第二市场则完全是市场招聘。

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一般并不能进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11]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相对也会较低。[12]平均起来，迁移者的工资仅是非迁移者的80%，而且迁移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明显差于非迁移者。[13]显然，农民工市场是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虽然农民工就业差，工资低，但直到2003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始终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企业总可以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到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而农民工也总能以较低的工资找到工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8年，即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仍在持续增加，未出现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企业也未遇见劳动力短缺问题。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的中国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有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14][15]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②。

为什么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为什么2004年在全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民工荒”，反之，又如何解释2008年大量民工失业呢？农民工市场，甚至城镇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那么，新《劳动法》③是引起2008年底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因吗？它是否加剧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本文试图提供这些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二、中国农民工市场均衡模型

影响中国农民工市场的供求因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系统性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系统性因素对第一、第二劳动力市场均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可称为非系统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与政策等。

在决定农民工市场供求的诸变量中，工资水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生变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营状况确定合适的工资雇佣员工，农民工则根据工资的高低做出转移决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农民工市场达到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和农民工做决策所依据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同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是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他们对工资水平的了解途径主要是熟人打听、媒体报道等，消息来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农民从做出转移决策到成为农民工市场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影响农民工供给的工资水平是前一段时期已有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还受到迁出地农业收入的影响，只有当转移后的工资收入大于转移成本和不转移的农业收入之和时，农民才会做出转移决策。因此，农民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农业收入的差额作出反应，差额越大，转移的农民工越多，从而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也越多。不同的是，企业由于更接近劳动力市场，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状况迅速的调整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当前工资水平。在t时期，我们可以近似认为企业根据t时期的工资作出需求决策，农民工根据t-1时期的工资作出供给决策。

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迅速调整需求和工资水平④，在具有线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下，

t时期的供给：QSt=γ+δ（Wt-1-R） （γ，δ?酆0）（1）

t时期的需求：QDt=α-β・Wt （α，β?酆0）（2）

其中Wt-1和W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的工资水平，R为迁出地区的农业收入水平，δ、β为t时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弹性，γ和α分别表示t时期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与工资水平无关的其他因素。

当农民工市场均衡时，有：QSt=QDt（3）

由（1）（2）（3）可得⑤，

命题2：若δ?酆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水平，若δ=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等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保持单位震荡，若δ?刍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向均衡工资水平收敛。

由命题1可知，初始工资水平与均衡工资水平的差距越小，工资Wt初始状态距均衡工资越近，反之则越远。给定外部环境及供需的工资弹性，（W0-）又受转移当地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⑥，R的大小甚至可以改变工资的初始状态与均衡工资的相对位置。W0和的差反映了t 时期初始状态时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而其相对位置则表明此时的供求关系，W0?酆，供大于求；W0?刍，供小于求。

命题2表明，是否偏离或收敛于均衡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工资弹性，只有当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时，劳动力市场才会自动的收敛于均衡的工资水平，从而自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否则，工资会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甚至偏离幅度越来越大，引起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的波动。

以δ?刍β为例，图1给出了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 与需求曲线D。给定初始工资W0（这里假设高于 ），顺着箭头，我们可以在S曲线上读出下一期的供给量（第1期）将为Q1，为使市场出清，第1期的需求量必须也为Q1，而这当且仅当工资水平在W1时，方能做到（向下的箭头）。现在，根据S曲线，工资W1会导致在第2期产生Q2的劳动供给量，且为使市场在第2期出清，按照需求曲线，工资必须定在W2的水平。重复这一推理，工资与均衡工资的偏离不断减小，劳动力市场也自动回复均衡。由于这一过程是在无明确起始点，连续的时间序列中进行的，因此，我们总会观察到相对均衡的劳动力市场。

δ?酆β和δ=β过程与δ?刍β类似，只是δ?酆β时，工资路径虽是震荡的，却是发散的，导致劳动力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三、中国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

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加之此时改革开放刚进行不久，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农业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的积极性。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还很少，城市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本地劳动力为主，表现为一元劳动力市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底，随着农业改革效果的显现，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⑦。与此同时，区域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城镇地区转移，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城市开始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以城市当地劳动力为主的第一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但此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稳定状态，即转移的劳动力基本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企业也能够以一定的工资在市场上找到需要的劳动力，政策与宏观环境的变化只影响工资水平，并不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⑧。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以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继续稳定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波动。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

农民工市场，甚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我们尝试用农民工市场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第一阶段，农民工市场尚未形成，城市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双方分别是企业和本地劳动力。双方均根据现期工资做出供需决策⑨，工资水平能够迅速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从而达到均衡。

在第二阶段，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形成中国独有的农民工市场。在此阶段，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即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δ 小，而作为农民工的需求方，城市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对工资较为敏感，即劳动力的需求弹性β大，由模型可知，当δ?刍β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会自动趋向于均衡工资，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即使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劳动力市场仍会自动趋向于均衡。随着企业技术推进，对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需求弹性变小，由于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需求弹性变小意味着整个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β变小。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加之2002年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使得从事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对农民工来说，务农和进城务工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农业收入的提高使农民对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更加敏感。并且，随着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可供继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有更高的要求⑩，这些都改变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使供给弹性δ变大。

供需弹性的变化最终改变了δ和β的相对大小，到第三阶段，当δ?酆β时，Wt随时间推移偏离均衡工资水平，引起劳动力供需的失衡，导致了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失业。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术工荒”和“熟练工荒”，而2008年的大范围农民工失业主要是无技术和非熟练的农民工失业呢？首先，对“熟练工”和“技术工”来说，供给更加富有弹性，而需求则更加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其δ比普通农民工大，β比普通农民工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从而引起供需的失衡，所以“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和“熟练工荒”；其次，对“技工”和“熟练工”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只能属于农民工市场的一部分，和其他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即使“熟练工”和“技工”更容易引起供需的缺口，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挤占”普通农民工工作岗位的方式继续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工的企业，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幸存，对城市农民工市场而言，这表明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减少，而“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需求的变化则较小，其结果是使大量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失业。

四、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2008年1月1日开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劳动法》旨在“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与1995年的《劳动法》相比，新《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其中引起热议的主要有四方面[16]：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

从企业的角度看，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增加，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企业不得不减少用工数量以降低成本。与此相对应，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用工成本占所生产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比较低，所受影响要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则主要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关，新《劳动法》主要影响农民工市场而非第一劳动力市场。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作为理性决策的主体，企业的最优反应是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将降低农民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量，而新《劳动法》对企业用工的诸多限制则降低了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劳动法》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由于早已达到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并且对企业来说，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本身就比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更加缺乏弹性，因此，新《劳动法》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新《劳动法》看似保护了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非熟练、无技术农民工的利益，但由于企业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弹性较大，最终结果可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工受到最大的冲击。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新《劳动法》使得农民工在用工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时，由于我们尚不能确定新《劳动法》对δ和β的相对大小的影响，因而也就无法确定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均衡的影响。但如果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从长期看，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变化，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将加强技术改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对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需求，降低对这部分工人的需求弹性，而长期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变化有限，需求弹性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需求弹性β小于供给弹性δ。在供需缺口存在的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的周期中会加剧“技工荒”和“熟练工荒”，供给大于需求的周期中由于“技工”对普通农民工岗位的“挤占”而加剧普通农民工的失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我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条件下，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的供给受上期而不是当前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企业则是根据当前工资状况决定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有可能导致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农民工市场是否可以通过工资的自动调节达到均衡，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是因为与需求弹性相比，供给弹性比较小。随着各种影响弹性因素的变化，从2004年开始，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改变，从而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其表现为先是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与技工荒，接着又是大量的民工失业。

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可能超过了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

篇8

开放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国际贸易会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同时也就必然地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发展。中外学者虽然在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中探求了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但在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构成机制的基本因素方面，却在间接的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的路径之间长久地徘徊不前。于是，在间接关系背后所包涵的规定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协调的直接因素就日益上升成为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中心内容，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就业与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效应。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

（一）理论依据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发展。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t和Samuelson指出：在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及非完全专业化标准下，由于国际贸易中自由贸易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稀缺生产要素作为衡量一种商品的价格标准将不断被降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之，Jones对工资确立的研究继续深入，并得出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是在一种密集型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而另一种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实现。而后，Jones和Scheinkman更将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推广到多种商品、多种生产要素的一般情形，并指出一种商品中至少有两种生产要素在价格上呈现出互为对立或互为统一的关系。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偏离及其修正。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政策性关税的限制，使得完全自由竞争趋向为不完全竞争，于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工资的影响就会产生着波动。Baldwin指出，由于对密集型产品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短期保护使其价格上升而相应地工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本存量及结构变化对市场的反弹，这个影响将会被消除。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下产业密集度超高，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就越下滑。于是，不完全竞争贸易中的进口竞争会导致非熟练劳动向外劳务输出。Davis指出，在由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贸易中，进行政策关税限制的国家在多种生产方式的要素禀赋基础上所出现的工资下滑后非熟练工人向外的劳务输出，正是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不相符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必然作用。

（二）实证分析

伴随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二十年来工人相对工资差距均呈现快速扩大化趋势。例如：美国制造业相对工资差距，从1967年到1982年，由1.6降至1.52；从1982年到1996年，由1.6升至1.72；从1996年到2012年，由1.72更升至1.93。同时Xu对28个国家2002年至2012年相对工资差距的统计研究也有类似情形。在9个高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11个中等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8个低收入国家有4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

究其原因，Samuelson指出国际贸易加速了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及资源利用效率，使得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在上述优势下使劳动力更趋向优势企业流动，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工资水平不断提高。D.Greenawayetal在工资变化的研究中发现，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促使了技术人才向企业的涌进，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使得工资大幅上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推动作用，贸易的扩大加速了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之间工资的差距。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涌入发达国家时促成为发达国家非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减少，同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涌入发展中国家时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结构造成一定的冲击。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影响

（一）理论依据

就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国际间跨部门就业的贸易活动具有平衡性作用，此即国际贸易中由于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不足、效益低下，从而使非技术性劳动力流向出口部门，最终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配置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理论。

失业理论。失业情形下国际贸易的就业模型包括最低工资模型、效率工资模型、搜寻模型及工会模型等，它们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起，构成了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影响的比较全面的系统理论。Harris等所建立的最低工资模型，研究在城市最低工资高于农村的情形下，一旦城乡工资均衡时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失业，并指出这是因为开放经济下城市资本密集度升高下的工资上涨，导致就业人数增多而造成的失业。于是将有城乡资本密集度逆转的趋向，最终使城市的就业人数下降。于是，Matusz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效率工资模型。模型认为，高工资部门的出口补贴将使劳动力由低工资部门转向高工资部门，而总体就业水平下降；反之对低工资部门的贸易保护将使生产要素的实际工资提高，并使劳动力的总体就业水平提高。Davidson等的搜寻模型认为，在两种生产部门和生产要素下，其中具有某类型工人的搜寻部门必须在另类型工人生产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生产，否则此搜寻部门将面临失业。Gaston等的工会模型，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会保护政策对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国际贸易与保护政策是工会工资的关键性变量，进口较之出口而言对工会工资影响更大，工会工资高于贸易竞争工资，工会工资与就业水平呈正比例关系。

（二）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要素含量法进行的实证分析，二是以回归分析法进行的实证分析。

要素含量法实证分析。这里的要素含量法就是通过对在具有一定数量的进出口商品上所投入劳动力数量的对比分析，从而估量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力。Kruegercf 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就业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的劳动就业优于进口部门的劳动就业。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保护与生产发展呈反向关系。所以扭曲的市场要素及贸易限制的取消，将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Sghumacher对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六国（英、法、德、意、荷、比）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就业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各国就业率下降了3.1%-4.8%，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进口使自身就业率下降了0.9%-1.8%，但综合效应为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得欧共体六国的密集型部门的就业下降。Naisbitt通过英国与欧共体其它国家2011年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贸易虽然使英国的就业减少，但只是局部地发生在服装鞋类、木材家具及纺织品行业，同时欧共体其它国家的就业减少则只是局部的钢铁、摩托及食品行业。

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这里的回归分析法是指以计量模型的规律形式对贸易与就业关系中所隐蔽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在此基础上选取正确就业方向的方法。Revenga对美国2000-2010年38个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进口价格下降是导致就业下降的主要功能因素。夏良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进口每增长速度10%而就业就下降0.6%。但是，这些回归分析法中所涉及的隐蔽因素，都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这些隐蔽因素首先是遵循要素含量法的，其次又一定要建立健全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劳动价值的不变性与转移性。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影响

（一）理论依据

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就是贸易导致一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的移动，即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化。而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其劳动弹性发生变化。依据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国同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贸易时才有要素价格之变化，并且同任何类型国家的贸易都将导致这个要素需求弹性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情况下劳动弹性的变化，说明工资和就业不能替代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

Hamermesh认为，劳动需求弹性决定于三个变量：一是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二是劳动与其它要素的替代弹性，三是产品的终端需求价格弹性，并且劳动需求弹性同替代弹性与价格弹性呈正比例关系。Rodrik认为，国际贸易程度的提高将使一国在进动中获取资源的种类增多而成本下降，从而使生产要素替代弹性的提升促使了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接着，Rodrik还提出了劳动需求弹性三个变量的重要贡献：一是国际贸易中供求双方由于更直接交易的垂直移动，劳动需求弹性将带来更大的工资与就业变动；二是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将直接影响到非工资成分的增加（比如福利的增加）。此外，伴随国际贸易活动的积极发展，劳动需求弹性而非劳动价格的变动，可导致一国之内劳动需求弹性对其劳动力市场构成更为自由的需求压力，从而使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出更加积极的回应。

（二）实证分析

Slaughter在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方面做过系统研究。他对美国三十年来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美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力弹性变量，在行业内部隐蔽的技术、制度及国际贸易要素基础上进行了回归分析。他发现，在没时间变量条件下，生产性劳动力弹性在产业中变大，达到理论的预期目的；而加入时间变量后此预期则不复存在。因此，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理论部分成立，即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加大而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化莫测微弱。2011年，Hasan等对印度制造业二十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考察，并在印度劳动法限制基础上研究，结果印证了国际贸易自由化促使劳动需求弹性升高的理论预测：贸易自由化不仅使印度制造业的劳动弹性得以增升，而且这个增升伴随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强着，并且这个增升对要素生产率是全方位带动的，还使印度制造业的工资与就业产生了巨大波动。周申对2003-2012十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的贸易进口促使了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增升。并且在世界贸易自由化不断加强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替代的效应更加速了中国工业劳动弹性提高的步伐，替代效应在中国贸易劳动弹性中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渠道日益丰富多彩。同时指出，即使世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的工资及就业的影响不明显，但仍可以通过提高劳动需求弹性的作法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

结论

本文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就业影响及劳动需求弹性影响三个方面阐释了一种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理论。理论从生产要素禀赋出发，以经济状况为基础，以科技发展为动力，详细阐述了工资、就业和劳动需求弹性在贸易发展机制上所应处的位置和应具的价值作用，并在实践上以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为背景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完善性与可行性。因此倡导发达国家在此理论指导的路径上要继续深入继续拓展，从而使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转入全面、系统、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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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也称为“人才市场”，指的是劳工供求的市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运行机制。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已基本发育成型，并呈现良性运转的态势。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而且素质不高，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制度性分隔，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劳动就业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等。这些问题给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造成了阻碍。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国家的人口统计，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15～65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就占70%。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

通过调查，可以总结一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第一，我国的劳动数量多，劳动参与率大。

第二，我国劳动力总体素质低下，劳动平均素质低。

第三，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第四，人才地域还是呈现东强西弱的趋势。

第五，非公有制的就业人员急剧增加。

第六，人员流动幅度较大。

第七，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

第八，就业率增长很快。

第九，农村劳动剩余量多。

第十，新生劳动力增长快，供大于求矛盾突出。

第十一，劳动力使用成本偏低。

第十二，技能型人才总量严重不足。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仅仅在于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在于如何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效率，以便在国际上具有劳务竞争优势。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整顿、调整和完善。正视现有问题，提高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建设，对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数量庞大，劳动参与率高，但是总体素质低下，交易成本过高，劳动交易不方便，市场供求信息不及时不充分不对称，并且劳资双方地位不均等，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表现。另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宏观管理和监督力不够，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还不够规范，还没有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总之，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于其整体规划，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一）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机制不完善导致市场工资率差别过大

提供真实、相对准确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信息――相关劳动力的市场通行工资率水平，帮助劳动力供需双方进行明智的市场决策，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重要功能。但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这种功能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隔离导致劳动力流动不十分通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不顺畅，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搜集以及的专业机构太少。尽管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已经开始正式劳动力市场价位的指导数字，但由于这些调查往往不系统、操作也不是很科学，因而无法成为企业薪酬决策的重要依据，结果导致同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信号往往差别很大。

（二）劳动力市场城乡分隔严重导致竞争有失公平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又分为不完全竞争和完全竞争两个市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城镇就业岗位中不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市场，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城镇工作岗位中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市场，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则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后难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求职而只能转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与城镇劳动力公平竞争的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劳动力交易价格不断压低。当劳动力价格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必然会退出该行业或地区，因而导致了区域性结构性的民工匮乏。

（三）劳动力市场建设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市场建设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以致引起市场秩序混乱。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展，涌现出各种职业介绍机构，为了尽早地占领市场，各种职业介绍机构各自为营，彼此之间沟通很少，有的甚至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搞不正当竞争。而对于那些非法的职业介绍机构就更不用说了，私招滥招、收取高额中介费等。目前我国起步不久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才使得市场秩序混乱。

（四）劳动力市场法律系统不健全导致劳动者的权益屡屡受到侵害

中国现处于市场经济初期，整个社会在剧烈变革中，就业矛盾非常突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少数企业仍然无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有些不良雇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恶意拖欠工资、提供恶劣的工作条件等，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国劳动法立法时间不长，劳动法律体系不完善，难免会存在各种漏洞和不足，其次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还未上升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的时候，劳动执法部门的执行权力显然是无法得到保证的。

（五）劳动力市场保障体系和宏观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呈现二元结构。城市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尽管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经济水平低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城镇社会保障也存在部门和人群差异。首先，国企、较规范的私企和外企等正规企业一般都建立了社保制度，其他的非正规企业则没有完全建立。其次，在正规企业的就业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较稳定，劳动侵权现象较少；而在非正规企业的就业者，劳动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现象很普遍。此外，在农民与企业的关系上，反映最强烈的是工资拖欠问题，虽然劳动部门每年都有追缴拖欠款、整顿劳动力市场的行动，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建立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长效机制，健全劳动力市场保障体系和宏观监督机制，加大执行力度。

四、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的原因

（一）机制不健全，基础建设落后

从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看，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得更为紧迫。我国现行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呈现出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程度低的状态。市场的信息化程度和服务手段不健全，致使市场辐射范围窄、信息迟滞，严重影响着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服务功能。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经济的影响，各地劳动力市场发展也不平衡。

（二）市场分隔影响了市场效率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资源配置高效率的重要保证。这不仅使劳动力就业范围得到扩大，而且使劳动力就业质量得到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隔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城乡二元经济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制度性分隔。在以传统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代表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工资体制仍带有低工资、高福利的特点。而在同一经济部门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对工资的影响较大，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也较为有效。由于市场上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态势，工资水平低，体制内工人能享受的高福利，体制外的工人却无法享受。这样一来，就工资和福利而言，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阻碍了企业产权重组、就业重组、减员增效的改革。

（三）企业改革滞后，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下降

企业制度改革滞后，不仅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能真正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主体，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使企业由原来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和劳动用工主体。虽然我国近些年来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远没有达到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和劳动用工主体的地步。此外，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下降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劳动力供过于求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而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矛盾更为突出。

（四）缺乏整体规划及必要的宏观调控

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国家保证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调控劳动力供需总量，调控劳动力的流向和流量，克服市场机制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引导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然而目前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很不健全，宏观调控乏力，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找到调控和引导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的调控方式。

五、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

（一）大力提高人民素质

人民素质与其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素质越高，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就越高。提高人民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现在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及不少家庭已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连年较快增长。同时，要不断扩大教育的规模，积极发展各种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

（二）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

完善工资机制，使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利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的调节功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需进行灵活的调节，是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改革工资制度，主要改革劳动工资形成机制，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着力于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使工资制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打破劳动力市场分隔，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的根源是劳动力的市场分隔。所以，要想彻底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就要彻底打破劳动力的市场分隔。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市场价格信号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助于减少摩擦性失业，而且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可能还是户籍制度，为了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真正体现劳动者和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四）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再就业资金的使用效率

一是扩大失业保险金的覆盖范围和功能。将失业保险范围由国有企业扩大到城镇多种所有制的全部职工，将失业保险的功能由目前以救助为主，逐步扩大到对失业人员的救助与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两种功能。二是改革失业保险金的筹集渠道和方法，尽快落实国家已确定的保险金收缴比例和办法。三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各种收费行为。把目前单独设立的各项有关的基金同失业保险金捆起来统一使用，使其与职业介绍、专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服务措施更好地结合起来。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预算，并接受财政审计监督。

（五）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严格劳动力市场执法以完善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使侵权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和处理规范化。通过劳动管理机构和群众自我维护权利两方面的力量，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执法方面的管理。

（六）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研究产业结构时，我们应吸收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先进经验。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的阶段性调整是需要较长的过程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所占的比重由相对下降到绝对下降。伴随着农业进一步下降的发展过程，为第三产业创造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实现一、二、三产业结构上协调合理，这对于实现总量平衡、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六、结语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有了初步发展，但还很不完善，尚处于起步阶段。劳动力市场运行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诸多问题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和谐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迫在眉睫，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打破劳动力市场分隔，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加强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等。努力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迅速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郭增光（1981―），男，河北保定人，本科，2004年6月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电子专业，工程师，高级人力资源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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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大环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效果。目前我国处于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机制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蔡(2008)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打破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神话。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及其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他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陆铭、蒋仕卿(2007)将1996年视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失业人数与职工数量之比，以及其他人口与职工数量之比在1997年之后也同步上升，这也反映出了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其他人口数量与职工数量之比的快速上升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些观点在众多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5年初分析得出 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超过了900万人，预测2005年就业矛盾将会比2004年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1)长期性就业压力依然过大。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要求就业的总规模每年在2500万人左右，而新增就业机会不足1000万人。(2)2005年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将对就业增加形成短期压力。(3)大学毕业生大规模集中释放将继续加大就业供需矛盾。据统计，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212万，初次就业率仅为50%左右，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到280万，到6月底平均签约率为60%，再加上2005年毕业无法就业的学生，累积的就业矛盾越来越大。总之，2005年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5%预期目的实现有相当的难度。

而2005年底的报告否定了上述2005年经济增长率回落的预测，验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使2005年的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就业增长不足的问题仍很突出。2005年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达11102.7万人，比第1季度增加130.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58.4万人。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指标而言，就业增长明显偏慢，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仅增长1.4%，GDP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5。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稍快一些，但相对于上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增长缓慢将会制约未来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偏少，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蔡，都阳(2005) 考虑到“十一五”期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就业弹性的变化范围作为分析的基础。对这一时期劳动力供求关系作出了判断，认为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减轻，相对于“九五”和“十五”期间，创造就业需求的压力减轻。但是，“十一五”初期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劳动保障部专题小组(2007)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继续存在，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大，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适应问题更加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在不同地区出现，虽属局部现象，但短期内难以消除。

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7年底调查显示2007年就业增长形势良好。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创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同期最好水平。预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将突破1200万人。城镇净增就业量将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11万人,比上年增加32万人。这得力于经济增长的快速平稳增长，也与积极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密切相关。并预测2008年，我国的就业增长形势依然较好。目前，尽管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有放慢的迹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增长有所放慢)，但工业企业就业增长一直会保持6%以上的较快增长态势，预计2008年这一趋势会延续。利用就业弹性预测方法，预计2008年城镇净增就业量将达到1032万人，新增就业岗位继续突破1200万个。2008年，城镇就业增长的目标可设定为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

综上所述，整体看来，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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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LMPs的提出

在本世纪六十后代,西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极低,劳动力普遍短缺。为了防止因劳动力短缺而引发工资过快增长的现象蔓延,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旨在增加就业人数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当时被命名为“积极的人力政策”(Active Manpower Policies),它通过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加国家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等方式来达到增加就业人数的目的。

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欧洲的就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逐步被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所取代。但原先实施的“积极的人力政策”中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增加就业人数的部分政策,比如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对外来劳动力和非熟练工进行培训,以提高其技能和就业能力等措施,便得以保留了下来,但被赋予和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设法增加就业岗位,,改革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实施创业就业计划和实行鼓励就业补贴措施等,以解决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这种被充实了的“积极的人力政策”就是后来得到广泛认同、推广和应用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就内涵而言,“积极”意味着为劳动者创造条件,促进其就业;而“消极”的主要意思是在周期性变化中,用救济等办法在经济萧条时暂时将失业者“养”起来。

而ALMPS的定义却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做出的,即:“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政府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有选择性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间接或直接的措施为那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列出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包含的政策支出范围:(l)公共就业服务和管理;(2)为所有失业或就业的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3)针对年轻人的措施;(4)就业津贴(例如:工资补贴或直接创造就业机会);(5)针对残疾人的政策网。

二、当今国内外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回顾

1.如今,关于失业治理的讨论焦点已从是否支持政府干预,转移到通过什么政策和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过程中是否有效,对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研究证实了ALMPs是治理失业的有效措施,并对ALMPs的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较具借鉴意义的结论。如Michael etc.(2006)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ALMPs在德国的实施情况,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政策的参与者对非参与者有巨大的替代效应。Bellmann,L和Jackman,R(1996)应用20世纪90年代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ALMPs中,直接的工资补贴和创造就业机会是最有效的。但从预算的角度看,ALMPs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还不确定。Kluve和Schmidt(2002)通过对过去三十年的研究发现,培训和求职协助是比较有效的,但年轻失业者很难被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应用了20个OECD国家的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不同ALMPs种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培训政策是降低失业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业服务也有一些作用,但补偿性工作机会则是完全无效的。Martin和Grubb(2001)得出的结论却有些不同,他们认为在一些OECD国家里,对私人雇主的补贴政策比培训和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策要有效得多。sianesi(2007)[23];Carling(2004)[19]等学者也同样比较了ALMPs的实施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将视角集中于个别ALMPs对治理失业的作用的研究,或者ALMPs对降低特定人群的失业的作用,例如Kye Woo Lee(2006);Annette Bergemann(2006)。然而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的意见。如Tito and Michael(1996)应用大量来自捷克各行政区的季度面板数据来分析ALMPS对工作搜寻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ALMPs支出的效果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效果甚微。Lars Calmfors and Per Skedinger(1995)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不同政策的就业效应,以及它们对特定目标群的影响。Antlers Forsiund(1994)对之前的文献的回顾发现,在瑞典培训政策对于工资和再就业的可能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小,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

2.比较而言,国内在该领域上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与我国的现状有较大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更是僵乏,因而大多数现存的研究都是通过分析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该如何建立ALMPS,很少涉及关于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杨宜勇(2007)指出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人群具有排他性,且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毛盛勇(2005)根据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来分析就业政策,提出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要加大对非主流市场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等建议。陈先运(2004)提出应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国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连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

还有学者通过国际间的政策比较,对我国进一步完善ALMPs提出一些建议,如刘杰(2007)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对市场化就业的适应能力等等。张车伟(2007)建议我国要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普惠性 。赵祖平(2005)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制中的三方机制,是社会伙伴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张腾(2003)认为我国应在信息的引导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并要大力提倡自主就业,其次应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来延缓劳动力进入就业岗位的时间并提高劳动力的就业素质。赵湘怀等人(2002)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ALMPs,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变消极的“单纯输血”为“以工代赊”等建议。

通过以上对近年来研究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成果进行总结后,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于ALMPS效果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见解,结论也存在差异。可见,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地域会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因而,关于我国的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结论来指导我国的实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三、OECD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组织模式

OECD国家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行体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其中9个国家(奥地利、加拿大、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挪威、西班牙)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职业介绍、培训,以及就业计划)和被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失业救济管理)都由同一系统负责执行。另外8个国家(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设立了半统一的体制,国家重要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计划由单设的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负责。在其他4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积极的政策计划由两个或更多的机构分别负责。

几乎有一半的国家(21个国家中的10个),或者说有5个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和4个设立了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按照三方的原则设立了独立的管理机构,在实行分散管理的法国,其职业介绍机构的构成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瑞典和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放弃了三方机制,与此同时,奥地利和荷兰却首次建立了准独立的三方性的就业服务体系。

社会伙伴除了在这些国家统一的三方机构中发挥作用以外,法国和荷兰的社会伙伴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除外)的工会还负责管理失业救济工作。另外,近些年来有些国家为了刺激劳动力市场发展,还委托一些私营机构负责失业救济工作,并日益把失业救济与寻找工作的有关规定联系起来,这相当于被动政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推动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而这些做法又使这些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结构更加复杂化了(如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就是如此)。

在OECD国家中,德国代表了具有完全统一的、既负责实施积极政策又负责实施消极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的典型,荷兰是具有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其中包括负责积极措施管理的三方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和负责被动政策管理的两方的行业性的失业保险基金。在设立分散管理体系的法国,被动的福利政策是由一个单独的机构――由两方组成的国家工商业就业联盟(UNIDEC,下同)负责的,积极措施的实施则是由劳工部中的各部门分别负责的,如公共就业办公室(ANPE,下同)、成人职业教育协会(AFPA,下同)和国家培训局;ANPE和AFPA的机构是由三方构成的。在英国,原来的三方性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人力服务委员会(MSC,下同)已于80年代末被取消,积极的措施由就业服务局和私营的培训与就业委员会(TEC,下同)分别负责,理事会负责劳动力市场培训和除职业介绍以外的大部分积极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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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志运.论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取向[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0):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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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虽然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在发达国家的讨论甚至比发展中国家更热烈，但这一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效应可能会更明显。例如，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经历了所谓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迁”，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劳动力市场上对技能型的劳动力需求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相对应的，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则相对下降。由于有技能的劳动者其实际工资水平远远高于最低标准，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对这一群体没有实际的意义。

相比之下，最低工资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产生更明显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大的劳动供给弹性。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接近“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工资每上升一个单位，所能吸引的劳动者的比例会更高。这样，如果就业岗位没能及时补充，就有可能造成较发达国家更明显的失业。

其次，由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刚刚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工资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分布看，处于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就业数量可能占比较大的比重，这样，调整最低工资所能实际发挥的作用可能会比较明显。尽管普通工人的工资最近几年有了很大的上涨，但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率约为美国的4.6％，日本的5.7％，欧元区国家的3.9％。

当然，上述讨论是基于最低工资制度得到很好地执行的假设。国际上的一般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对最低工资的执行程度往往有限，致使最低工资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不过，至少从目前看，最低工资制度的施行尚未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自已《低工资条例》颁布以来，中国经济几乎每年都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如此迅速的经济增长，应当足以抵消(或掩盖)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需求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很多人提醒决策者谨慎使用最低工资制度，但在现实中却很少得到事实的支撑的重要原因之一。

讨论最低工资制度时，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是如何设定最低工资标准。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明确要求各地暂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随着宏观经济的复苏和劳动力市场的恢复，最近已经有很多地方政府出台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案，其中有些地区提高的幅度还比较大。由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复杂性，多高的标准为宜并无定规，不过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澄清。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就是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然而，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尚难以提供劳动力市场上所有劳动者的工资信息，因此，社会平均工资实际上是一个难以测度的指标。在很多情况下，城镇单位就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被用作平均工资。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逐渐融合，2009年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1.45亿农民工已经占城镇就业总量的47％，而他们的总体工资水平要低于单位就业工资，因此，以单位就业工资作为社会平均工资的基础，会高估社会平均工资的水平。如果把农民工的工资和城镇单位就业工资以各自的就业数量为权重加权，作为社会平均工资，我们会发现它和单位就业的工资水平有比较大的差距。目前，地方政府掌握当地农民工工资信息还比较困难，也就缺乏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科学依据。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在进行着自发的调整。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业需求不断增加。同时，人口转变的加速使得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开始下降。供求关系的转变，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迈入了“刘易斯转折点”。作为重要的结果之一，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工资率也不断地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我们发现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有比较迅速的增加。2009年和2005年相比，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49％。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对中国部分大城市所作的劳动力市场监测调查资料也表明，2010年相比于2005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69％。工资的不断上涨意味着，随着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么长工资，要么雇不到人。

既然劳动力市场已经具备了自发调节的功能，我们是不是仅依靠市场机制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需要最低工资制度了呢?其实不然，最低工资制度是引导企业合法用工的有效政策工具。几年前的“黑砖窑”事件就曾令人触目惊心。如果劳动执法部门加强对最低工资制度执行的检查力度，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就可以成为杜绝不法企业恶意用工的利器。不过，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的总体上扬，并不是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能解决的。可以想象，各地纷纷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劳动者得到更好的工资回报。然而，我们能看到的近年来工资水平的不断上涨，其实更多的得益于所有人发展经济的努力。

再回到本文开始提出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各地纷纷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呢?从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低工资制度业已建立，那就需要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应该加强劳动执法和监察力度，以最低工资制度为法律依据，杜绝企业的恶意用工。

篇13

一、引言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974）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一说法充分体现了劳动要素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孔雀东南飞”是用来形容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中国东部、南部流动的现象。受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就业结构矛盾将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突出的结构矛盾，意味着未来大量劳动力必须在职业、行业、区域之间进行调整，这对于劳动者自身职业选择、职业能力，对于人口政策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都会形成巨大挑战，此外，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采用，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不断加大，进而导致劳动就业结构出现变动。因此，在当前结构转型的背景之下，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还能从中观层面认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对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力资本在劳动生产中所占地位的日益凸显，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劳动力在地区间不断转移及城市规模受到限制的条件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逐渐显现，促使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分异”的格局，即地区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逐渐变大，对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技能偏向型”进步（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Leamer et al.（1998）认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更有利于低技能工人就业，而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则会更多地惠及高技能工人。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同时也不难发现，学者在对劳动力就业结构进行研究中，大多是从整体视角分析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如张桂文（2001）；从经济结构的变化出发，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规律来研究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忽略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存在区域差异性的特征，从而导致无法全面认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此外，学者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时，很少有学者从政策层面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变动，无法捕捉就业结构的变动对政策性冲击所产生的市场反应。由于政策的变动会对市场的调节产生“突变”、“非对称性”的影响。因此，传统研究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结构突变”所产生的影响，假设变量在受到突变性的外部冲击后，该变量经历了等速、连续调节的过程趋向稳定，并进而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Enders & Lee（2012）提出的灵活傅立叶非线性函数方法对我国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背景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进行测度，以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自身变动特征为基点，通过对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并进而检验“孔雀东南飞”是否为当前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特征。

三、实证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由于历史数据统计不完善导致数据缺失，因此将排出本研究范围。我国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很多提高劳动力技能的政策，如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鉴于此，本文在研究样本期为1978―2012年的基础上，考虑到就业结构受政策影响而发生结构突变的情况，本文采用非线性傅立叶函数对我国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由表1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而言，该经济区中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平稳的原假设被拒绝，然而华北综合经济区、东南综合经济区、以及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平稳的原假设也均被接受。换句话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发散趋势，不具有稳定、收敛的特征。同时，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所有省份的F（k）统计量都显著，表明该综合经济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变化趋势。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虽然F（k）统计量都显著，但只有重庆和云南的τLM（）统计量显著，意味着除重庆和云南之外的其它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稳定，呈现发散的特征。同样华北综合经济区和东南综合经济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变化特征，但τLM（）统计量不显著，表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不稳定，意味着这些不具有收敛特点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无法自行恢复稳定，需要依靠地区产业模式进行引导，才能达到就业结构的稳定。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进行测度，利用有别于传统线性平稳性的检验方法，采用Enders & Lee（2012）所提出的傅立叶函数对1978―2012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证结果表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稳定趋势，而华北综合经济区、东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发散趋势，意味着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而其他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表明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作用尚不能控制发散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验证了“孔雀东南飞”是当前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而且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与人力资本理论相符合。就人力资本而言，其范畴相对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健康状况；不仅包括学校教育，更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政府在加大教育投资的同时，重点是以扩大与就业结构相适应的教育投资，建立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体制机制，使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等群体尽快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