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形势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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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12-0074-05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本轮国家宏观调控，主流观点认为是及时的和正确的：一是政策决策的及时性，政策的及时转向保证了2009年和2010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政策实施落实的及时性，确保了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效果。但是，也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天量的货币投放，以及通过银行的杠杆放大作用，靠投资和信贷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埋下了风险隐患，如整体产能过剩、银行体系资金供需失衡等等。

现有相关文献对于银行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研究较少。戈德史密斯（ Goldsmith，1969）开创了经济学领域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先河，之后大量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定性或定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从金融结构（戈德史密斯，1969；金和莱文，1993）、金融深化（麦金农和肖，1973；菲斯曼，2004）和内生增长（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1990；本西文加和史密斯，1991）等三个方面，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实证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奥德多库恩，1996；凯撒等，2003）。

国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其中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是谈儒勇（1999）。他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国内对经济发展转型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多集中于近几年，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金融发展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江曙霞、严玉华，2006；曾国平，2007；林毅夫，2009；庞清静，2010；钱水土、周永涛，2011）。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角度的相关研究较少（俞亚光，2010；崔滨洲，2011；刘仁伍，2011；孔小伟，2011等），主要是从经验层面对区域内经济发展转型的金融支持进行分析，注重实际情况和相关建议的分析，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银行业层面对经济发展转型的研究较少。本文在借鉴、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山东省为例，对后金融危机时期，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深入分析银行支持政策不足，并探讨了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围。

二、研究设计及实证分析——以山东为例

（一）经济发展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1. 评价体系设计。本文依据重要性、科学性、可得性等原则，结合山东经济运行、产业结构特点等实际因素，遴选变量指标，构建山东经济发展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分为三级，包括21个变量（见表1）。

2. 数据处理及评价得分。21个变量选取2008年第1季度至2012年末的季度数据。一方面针对部分指标存在缺失的现象，本文采用平均差值法或移动平均法对缺失位置进行补足；另一方面针对指标量纲的不统一，采用Z-得分对指标进行数据无量纲、标准化处理。为避免人为指标权重确定时的主观性，在缺失值、无量纲化处理后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选用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及各层级指标的权重，计算获得各数据基期下山东经济发展转型综合得分，以此来衡量山东经济发展转型效果。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综合得分越来越高，显示山东经济发展转型逐步升级、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二）银行发展评价体系

1.银行发展评价体系设计。银行发展评价体系的设计应该能够考虑银行的存量规模、结构特点、创新能力以及风险状况。本文拟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来衡量银行发展，该评价体系共包括14个变量（见表2）。

2. 评价得分。利用熵值法计算银行发展的综合评价得分，同时由于熵值法能够实现对分层指标的分解评价，故可以一并获得对一级、二级指标的分项得分评价。表3为经济发展转型得分与银行发展综合得分及4个一级指标得分的相关关系。

（三）山东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实证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银行发展与经济发展转型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经济发展转型综合得分以及4个一级银行发展得分视为变量，拟通过数理统计模型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

1. 变量平稳性检验。采用PP单位根检验对上述5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Sc_score、St_score、In_score和Ri_score分别代表规模指标、结构指标、金融创新和风险指标。

PP检验结果显示，在置信水平5%下，5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且一阶差分后平稳，即同为一阶单整序列I（1）。由此，保证可以运用历史信息来分析判断未来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效果。

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银行单纯的规模扩张对于经济发展转型推动作用有限。银行贷款投向及利率结构能够对经济发展转型起提升作用。短期内银行产品服务创新引致转型升级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另一方面可能由于银行的产品服务创新力度不够，不能满足多元化的实际需求。风险指标是经济发展转型的Granger原因，结合相关系数为负的结论，认为控制风险能够助力经济转型升级。

（2）式为VECM模型，描述变量间的短期调节作用。上述VECM模型的AIC和SC值分别为-62.14和-60.41，都比较小，模型整体效果较好。对调整系数进行限定约束检验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变量短期调节有效，能够使得经济发展转型与银行业发展达到均衡状态。

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山东银行业在支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结论。

一是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短期有效，长期递减。从银行业支持经济转型短期波动看，银行业的规模扩张对于经济发展转型短期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银行规模扩张对经济平稳发展和转型的作用边际效用递减，且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的支持力度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差异化发展方向明显。

二是银行业是落实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的重要载体。从支持经济转型效果看，银行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模型可以看到，山东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存在着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无论是银行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银行创新还是降低银行的风险水平都对经济发展转型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与理论和现实都保持一致。

三是银行业要对经济发展转型“集约式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得分与银行得分间的相关关系为0.96，银行发展与经济转型之间呈现较高的相关性，发展趋势一致，且银行规模的提升对经济发展转型支持力度较大，这表明目前山东银行业对经济发展转型的支持作用表现为“规模式推动”。

四是银行业自身发展与经济转型相互影响。从银行业支持经济转型的调节作用看，银行发展与经济转型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当二者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二者之间存在相互调节，以达到新的均衡状态。一方面当经济发展转型水平低于长期均衡水平时，在调整系数“负数”拉动作用下，短期内经济将会向较高层次的发展转型水平演进；另一方面银行在推动经济快速转型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有利于自身优化发展、提高创新能力、有效降低银行整体风险水平。反之将会拖累经济的转型发展。

五是要更加注重银行业的发展规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放松信贷政策，提高货币投放，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经济增长，但此过程中忽视了银行本身的发展问题，银行产品服务创新由于时滞效应、创新程度以及不能有效对接需求等因素影响造成了风险的积累。信贷规模的迅速扩张以及金融工具的运用，也掩盖了风险的形成，同时银行业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三农”等支持偏弱，也偏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因此，应该尊重银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优化银行贷款投向，降低银行风险水平，发展绿色信贷，支持循环经济，更好地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六是正确发挥银行业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作用。我国通过扩张型货币政策调节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物价及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水平急剧增长。究其原因：其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货币不再大量进入商品市场，越来越多的货币被资本市场吸纳，使得金融资产对货币政策效应产生较大影响；其二，随着资金向资本市场的流动，在财富效应作用下，过多资金投资于金融产品，分流了大量银行信贷资金，造成银行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和生产的资金供应不足，对信贷传导机制形成一定阻碍作用，从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效果。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我国的信贷投放效率，解决信贷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三、银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增强银行业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有效性

我国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要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必须提高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反应的灵敏性，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施制度创新，加快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操作环境。另外，还要加快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体系，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和改革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二）充分发挥银行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金融宏观调控要引导社会流动性支持经济平稳增长和转型，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全面提高经营水平。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充分利用信贷和利率杠杆，使信贷逐步退出“两高一剩”和落后产能行业，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信贷资金配置，提高金融服务的匹配度和适应性，促进消费升级；加大对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产业信贷政策引导。通过信贷结构来影响和支持产业结构变革，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支持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优化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工作

山东省提出了推动扶持蓝黄经济带的发展，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同时提出支持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鲁南经济带、鲁南临港产业区及省会城市经济圈的重点区域发展。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按照国家区域经济布局规划，主动谋划自身的地区发展战略，在信贷投向、网点布局、人员配置、资源投入等方面向国家重点经济规划地区倾斜，在支持国家区域经济战略的同时，进一步优化自身的战略布局，这也有利于银行业的长远发展。

（四）加大银行业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长期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过度获得金融资源的同时，大量民营企业却无法从正规金融体系得到融资，造成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国有企业拿着廉价资本向上下游蔓延，出现“国进民退”现象，民营企业因融资渠道受阻而异常困难。民营企业在增加就业、繁荣经济、推动创新和稳定社会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商业银行必须积极转变观念，从战略上重视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对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进行准确明晰的定位和规划，创新服务模式，再造业务流程和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民营中小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关注和防控金融风险的蔓延

银行业必须增强对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敏感性，防止各类风险的发生。首先，进一步做好信贷结构调整基础性工作。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从行业入手，着力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其次，建立行业预警机制。要形成分层次的监控预警体系，密切监测贷款资金走向和各行业、企业的效益走势，及时发现和化解风险，并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充分借鉴国外债务风险管理和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多层次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避免金融局部风险转变为系统性风险。第三，进一步健全社会融资规模监测分析制度。各级监管机构应加强对金融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以及理财产品等的监测分析，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监测体系，为进一步做好金融宏观调控、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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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由改革前期的投资拉动型转变为以消费和需求为主的需求拉动型，市场自发调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日益市场化、理性化，货币需求的内生性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增长机制不断加强。从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看，国际市场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日趋深化，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大幅度减弱，但依然是影响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

(一)工业增加值：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我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工业发展与其他产业发展之间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工业增加值的变化对整个GDP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模型分析的核心，并将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作为决定工业增加值增长的三大需求因素，将产成品资金占用作为反映商业周期的指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1995年以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是消费和出口，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这一特征反映了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总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即总量关系已由短缺转变为结构性过剩。（2）技术进步因子低于1，即其他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抑制作用。这一方面说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等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冲击，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技术进步速度较慢，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能抵消各种不利因素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抑制作用。（3）产成品资金占用是反映短期经济运行变化趋势的重要先行指标，其由较低水平恢复持续上升，表明经济增长将恢复上升趋势。

(二)投资需求：投资行为市场化，政策调控影响弱化，且财政政策的效力大于货币政策

影响投资增长的因素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决定投资行为的因素，包括前期投资的惯性影响、投资收益、融资成本等；其二是投资资金来源对投资形成的约束，包括贷款、财政支出、外资流入等；其三是外部环境变化，包括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价格水平的变化等。为了全面反映各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我们以企业利润率和贷款利率作为反映投资收益和融资成本变化的替代指标，以中长期贷款、财政支出、企业利润和利用外资作为投资资金来源的指标，并加入价格指数、政府调控政策（虚拟变量）、时间趋势等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具有很强的惯性；利用外资、财政支出、中长期贷款等投资资金来源对投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企业经营效益的改善对投资形成有拉动作用，企业利润率是影响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价格水平的变化对投资增长有双重作用，当期价格水平的下降对投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滞后12期价格水平的下降（或上升）所产生的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预期，将引致投资增长下降（或上升）；贷款利率下降对投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重要程度在各因素中列第六位；宏观调控政策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处于第八位，刺激投资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会引致投资增长0.0034个百分点。这一系列情况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特别是“买方市场”形成之后，我国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已基本市场化。同时，如果将财政支出和利率变化分别归类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范畴，则财政政策对投资增长的直接影响要大于货币政策。

(三)消费需求：消费行为呈现刚性，财富效应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日趋增强

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包括消费惯性、收入、财富效应、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价格变化以及消费政策等。我们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消费的替代指标，以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滞后变量、工资性现金支出、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股票流通市值以及居民储蓄存款增加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作为反映消费惯性、收入、财富效应和居民储蓄倾向的指标，再考虑价格指数和消费政策两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惯性是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消费行为惯性对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性及其很高的贡献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消费者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刚性。（2）经济增长状况及由此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不仅会影响本期消费需求，还会通过预期对未来消费产生影响。（3）随着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股票流通市值的不断增加，由此所形成的财富效应已成为影响消费需求增长日趋重要的因素，特别是股市波动不仅会影响本期消费增长，还会对未来消费产生长远影响，因此，股市的稳定发展对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至关重要。（4）近年来持续的通货紧缩现象对消费需求增长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5）消费政策的变化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调控作用，其刺激力度增强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001179个百分点。（6）供求结构、消费环境等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对近年消费需求增长具有较强抑制作用。

(四)出口贸易：国际市场需求是出口增长的基础，技术进步、价格优势和贸易政策是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影响出口增长的因素包括国际市场需求、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内需求缺口形成的出口压力、汇率的变化以及贸易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我们以国际贸易出口、前期出口总额、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人民币汇率、价格指数以及贸易政策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时间趋势因素，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市场需求是决定我国出口增长的最基本的因素。（2）由于国内价格水平的波动会影响到实际汇率和出口产品的换汇成本，价格水平的波动对出口增长有重要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大约能够拉动出口增长0.0016个百分点。（3）人民币贬值对促进出口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我国汇率基本保持稳定，其对出口增长的实际刺激作用有限。（4）贸易政策的变化、技术进步以及贸易环境的改善等外部因素对促进我国出口增长至关重要。

(五)进口贸易：国内需求和加工贸易出口是影响进口增长的基本需求因素，贸易条件和贸易政策的改变能有效地限制进口增长

影响进口的因素包括国内需求、国际贸易出口形成的压力、国内价格水平、汇率、贸易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进口增长的因素中，国内需求和国际贸易出口是影响我国进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国内价格水平下降或人民币贬值对进口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控制进口增长的贸易政策对限制进口增长是有效的。时间趋势系数为正，说明进口增长有很强的递增趋势。

(六)货币需求：货币需求的内生性很强，利率调整和价格波动对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

我们将影响货币供求的因素确定为：货币供给增长的惯性、经济增长产生的货币需求、利率变动对货币供求的影响以及价格水平波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对相关时间序列进行对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货币需求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自身增长的惯性和经济增长对其所产生的需求，这说明我国货币需求的增长具有很强的内生性。（2）利率调整对M0、M1和M2作用方向不同，但其影响均是显著的，说明通过利率调整货币供给的政策是有效的。（3）价格水平波动对货币需求有显著影响，短期内价格水平的上涨会引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从较长期看，由于利率基本稳定，价格上涨产生的通货膨胀预期会影响到未来收益，价格上涨对存款增加及货币供给增长有抑制作用。（4）由于存款是居民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M1和M2表现出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加的趋势。

(七)价格水平：物价走势存在很强的惯性，需求、货币供给及其流动性对价格波动有重要影响

根据相关价格理论，我们将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确定为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惯性、需求和货币供给三大方面，分别对居民消费价格、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1）居民消费价格：在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因素中，价格变动趋势的惯性是最重要因素，其贡献(本文中贡献的涵义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弹性，即解释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引致的被解释变量增长的幅度)为0.9682个百分点。其次是货币供给M0，其综合贡献为0.01个百分点。第三是消费需求，其贡献为0.0871个百分点。（2）生产资料价格：在影响生产资料价格的因素中，价格变动趋势的惯性是最重要因素，其综合贡献约为0.94个百分点。其次是投资需求，其贡献为0.1105个百分点。第三是货币流动性，其贡献为2.01185个百分点。时间趋势T的系数均为负，说明1995年以来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紧缩趋势。

二、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扭转了近年来GDP增速前高后低的运行趋势，出现了小幅加速增长势头，一季度GDP增长7.6％，二季度GDP增长8％，上半年GDP累计增长7.8％。引致经济增长运行轨迹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因素看，主要是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即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改善；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在内部经济增长活力不断增强和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下，总需求出现了快速增长并拉动GDP加速增长。

(一)工业增加值：投资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恢复上升的主要动力，消费和出口增速相对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长

根据工业增加值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对2002年上半年影响工业增加值的因素作出定量分析，得到如下结果：（1）剔除生产资料价格因素后，1～5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32.67％，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2.033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为17.37%。（2）在剔除居民消费价格因素后，6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9.47％，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9.34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为79.85%。（3）上半年出口累计增长14.1％，拉动工业增加值增长1.444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前期出口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滞后影响，出口对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的综合影响为0.738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11.7％增速的比重6.31%。（4）产成品资金占用对上半年工业增加值的综合影响为引致工业增加值增幅下降0.273个百分点，占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比重为-2.33％。（5）时间趋势的收缩效应引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0.005个百分点。（6）其他因素和系统误差为-0.135个百分点。

与2001年同期相比，2002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工业增加值增速的拉动作用提高0.975个百分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0.536个百分点；当月出口（累计值）的拉动作用提高0.536个百分点，考虑前期出口的滞后影响——2001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较大幅度下降，出口的综合拉动作用下降1.187个百分点；产成品资金占用的综合拉动作用下降0.418个百分点，时间趋势的收缩效应下降0.00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0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恢复加速增长趋势主要是由上半年投资快速增长拉动的，而消费和出口增速相对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二)投资需求：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是拉动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根据投资需求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在影响2002年上半年投资需求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固定投资增长的惯性拉动投资增长13.13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07个百分点。财政支出拉动投资增长3.9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64个百分点。利用外资拉动投资增长2.3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21个百分点。中长期贷款拉动投资增长1.3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6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引致投资增长0.028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2个百分点。价格水平波动的综合作用拉动投资增长0.0125个百分点，同比提高0.005个百分点。政策力度弱化引致投资增长下降0.0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15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引致的投资增长和系统误差为3.64个百分点，同比提高4个百分点。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到，投资惯性对投资增长拉动作用大幅度提高是2002年上半年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说明自2001年下半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而其他因素对2002年上半年投资增长影响有较大幅度提高，估计与国债投资资金到位较早有关。

(三)消费需求：储蓄倾向提高和股市财富缩水抑制了消费增长

根据消费需求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2002年上半年各因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1）消费惯性拉动消费增长8.54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6个百分点。（2）收入增长拉动消费增长0.128个百分点，同比提高0.056个百分点。（3）上半年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导致消费增长下降0.276个百分点，同比多下降0.022个百分点。（3）消费价格下降引致消费增长下降0.0086个百分点，同比降低0.012个百分点。（5）储蓄存款余额增加带来的财富效应拉动消费增长2.687个百分点，同比提高1.015个百分点。（6）股票流通市值引致消费增长0.137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41个百分点，即股票流通市值下降产生的财富缩水导致消费增长下降。（7）其他因素引致的消费增长和系统误差为－1.74个百分点，同比减少1.38个百分点。

比较各种因素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可以看到，除消费惯性外，2002年上半年对消费增长起到抑制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和股票流通市值大幅度下降带来的财富缩水效应。

(四)进出口贸易：国际市场需求波动是影响我国进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政策调控对进出口贸易影响显著

国际贸易出口是影响我国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因国际贸易数据公布时间有较长滞后期，目前我们只能对一季度出口增长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析。根据出口总额的回归分析方程，我们计算得到2002年一季度各主要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分别是：2月份出口增长的惯性影响为0.2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215个百分点；国际贸易出口的影响为-3.17个百分点，同比降低4.334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2002年一季度国际贸易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出口总量同比下降9.15％；名义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为7.49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206个百分点；国内价格波动的综合影响为-0.006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082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微弱升值的影响为-0.00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降低-0.022个百分点。因此，2002年一季度出口增速（9.08％）比2001年一季度增速下降5.53个百分点，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国际贸易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即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我国出口增长形成了硬性需求约束。从上半年已知国内因素看，前期出口、工业增加值、价格波动和汇率对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均比2001年同期提高，但总体影响只有1个百分点，据此可以作出的判断是，上半年出口的较快增长（增速14％，比2001年提高5.2个百分点），应主要是由国际贸易恢复较快增长和刺激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如出口退税等）拉动的。

从影响一季度进口增长的因素看，国际贸易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是一季度进口增速相对下降的主要因素，其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2.91个百分点；名义工业增加值增速相对下降也减少了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其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0.23个百分点；前期出口的贡献影响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影响相对较小。从6月份的影响因素看，工业增加值的贡献比2001年提高0.55个百分点，出口增长惯性影响相对下降0.07个百分点，如果假定上半年国际贸易出口增速比2001年同期提高，则2002年上半年进口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只能归于政策调控措施增强。

(五)货币需求：引致货币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内生机制，利率调整和物价波动的实际影响很小

根据M0、M1和M2的回归分析方程计算得到的结果，2002年上半年M0增速比2001年同期提高，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比2001年同期提高了2.9个百分点；由于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比2001年同期下降，其贡献同比降低了0.31个百分点；价格波动和利率调整的影响很弱，消费价格水平的综合贡献仅比2001年同期提高0.0016个百分点，存款利率下调仅引致M0增长下降0.0021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M1增速比2001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因素是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2.43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长率下降也起到一定作用，其贡献同比降低0.23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对M1增长的贡献为0.002913个百分点，物价波动对M1增长的综合贡献同比下降0.00565个百分点。M2的增速与2001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货币需求增长惯性的贡献同比提高1.43个百分点，名义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同比下降0.094176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下调的贡献同比下降0.001017个百分点，物价波动对M1增长的综合贡献比2001年同期下降0.000485个百分点。总之，影响2002年上半年货币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依然是货币需求的内生机制，利率调整和物价波动的影响虽然是显著的，但由于利率调整的幅度有限、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它们对货币需求的实际影响很小。

(六)价格波动：前期通货紧缩趋势增强引致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

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为99.2，比2001年同期下降2.2个百分点。根据消费价格回归分析方程计算，前期价格指数的惯性影响为82.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降低2.84个百分点，主要是5月份价格指数较2001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M0增长对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的综合影响为0.04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39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拉动6月份价格指数增长0.7454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0.15个百分点。时间趋势导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1.387个百分点，比2001年增加0.15个百分点。常数项和其他因素（AR）为16.62，系统误差为0.58个百分点。因此，导致2002年上半年消费价格下降的主要因素是由前期价格持续下降和时间趋势负作用所形成的通货紧缩趋势，消费需求增速下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在影响2002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的因素中，前期价格的惯性影响为91.5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1.55个百分点；货币流动性微弱下降的影响为1.9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提高0.0056个百分点；投资需求的影响为9.76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提高0.178个百分点；包括常数项和系统误差在内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为6.32个百分点，比2001年同期下降1.21个百分点。因此，导致2002年上半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降低的主要因素是前期价格持续下降形成的通货紧缩趋势，固定投资需求的较快增长对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趋势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三、2002年下半年经济发展趋势预测与分析

从影响上半年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可以看到，虽然消费需求和出口增长相对下降以及通货紧缩趋势增强等不利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趋于增强，经济增长出现了小幅加速趋势。受这种加速增长趋势的惯性影响，下半年经济增长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但从目前的发展环境看，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不明确和国内政策调整会对下半年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近期建议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呼声很高，而财政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重要。考虑到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下半年经济增长的趋势，我们在单方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单方程联立并加入内联方程，建立了包括80个方程、80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的《月度宏观经济形势计量分析模型》，并根据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汇率、国际贸易出口和宏观调控政策等外生变量的不同变化趋势，设计了四套预测分析方案，对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趋势作出了预测分析。总体看来，在全球经济形势基本稳定和国内调控政策不发生大幅度转变的情况下，2002年经济增长7％的计划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预计全年GDP增速将达到7.6～7.8％。

篇3

一是地区经济实现了稳定较快增长。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同比分别增长11.1%、12.2%、12.4%和13.3%，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4.3%、19.3%、17.8%和8.6%。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4大地区经济增速与2007年相比均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全面超过了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增速一直快于其它地区的传统增长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所占比重均略有上升，分别增加了0.43、0.43和0.1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GDP所占比重虽同比减少1个百分点，但占据我国经济总量半壁江山的总体格局未发生实质改变。总体看，4大地区经济均实现了稳定较快增长，东部地区进入了稳定增长期，中、西部地区出现了暂时性减速，东北地区处于加速增长期，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增强。

二是各地区投资和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速。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6%、33%、26.7%和35.4%，除东北地区增速加快2.1个百分点外，东、中和西部地区增速分别回落0.1、0.6和1.5个百分点，各地区投资增速总体上仍属于较快增长，表明宏观调控政策对促进投资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增长21.4%、23.2%、22.3%和22.5%，增幅同比分别加快3.3、4.9、4.3和4.9个百分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的积极效应也明显显现。

三是重点地区开发开放步伐明显加快。2008年，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及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区（带）继续带动区域经济稳定增长，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积极推进，国务院出台了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批复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GDP增速均超过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1%，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5.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41.2%，三大都市圈依然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化改革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上迈出新步伐，上海浦东新区行政管理、金融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入，天津滨海新区、成渝、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积极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加快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经济带等一批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也在加快形成。

四是各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深入开展。2008年，我国区域合作与交流进一步加强，合作领域逐步深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区际产业转移明显加快。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市长联席会、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环渤海地区经济市长联席会、武汉经济协作区、中原经济区、淮海经济合作区等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壮大，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合作内容不断深化。长三角地区核心区16个城市在30多个领域推进专题合作并取得积极进展，在推动金融合作和区域交通一体化方面提速。泛珠三角区域在交通、能源、科技、环保等领域合作稳步推进，特别是深港创新圈建设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京津、新疆乌昌、河南郑汴、广东广佛、辽宁沈抚、吉林延龙图等城市一体化进程加快。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主动性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进一步改善，广东省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举措，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安徽、湖南等省积极融入长三角、珠三角，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步伐加快。

五是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步伐加快。2008年，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自然条件等约束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各地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5%、5.5%、5.8%和7.8%，增幅同比分别加快0.9、1.7、0.8和4.5个百分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除舟山外，长三角地区核心区其他15个城市第三产业增速均快于第二产业。中部地区粮食产量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占全国粮食总产量比重达30.5%；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的山东、江苏和西部地区的陕西、宁夏粮食产量继续增加。西部地区立足资源优势，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特色农产品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技术和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较快，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依托资源、区位优势，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发展。东北地区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顺利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取得积极成效，产业结构趋于优化。

（二）地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各地区经济增速均明显回落。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GDP增速同比分别回落了3.3、2.1、2.1和0.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降幅最大。各地区二、三产业增加值下滑，工业增加值回落幅度大且呈现出不均衡的明显特征，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4%、14.6%、15.2%和14.7%，同比分别回落4.2、3.0、3.4和2.7个百分点；四个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了11.7%、27%、25.9%和21.4%，同比分别回落了11.8、3.1、9.3和4.2个百分点，东、西部地区降幅较大。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7%、11.4%、11.7%和12.9%，同比分别回落了3.1、2.7、2.1和0.1个百分点。

二是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速度放缓。2008年，四个地区整体产业构成有所改善，但产业调整升级速度明显放缓，三次产业构成与国际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比例分别为6.8%、14.6%、15.6%和11.7%，除西部同比持平外，东、中部和东北地区同比分别降低0.1、0.4和0.4个百分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一产业仍占较大比重，且下降速度较慢。四个地区第二产业比例分别为51.7%、50.9%、48.1%和53%，同比分别增加0.2、1.4、1.8和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工业仍是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且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总体呈增长趋势。四个地区第三产业比例分别为41.5%、34.5%、36.3%和35.3%，同比分别下降0.1、1.4、1.4和1.1个百分点，发展水平亟待提高。总体上看，四个地区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仍然较大。

三是各地区进出口贸易增速急剧回落。2008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6.2%、33.6%、35.8%和24.8%，增幅同比分别回落6.2、4.1、0.5和1.1个百分点。从出口情况看，四个地区同比分别增长15.4%、34.5%、38.9%和23.3%，除中部和西部增速稍微加快外，东部和东北地区增幅分别回落9.3和6.1个百分点，东部降幅最大。从进口情况看，四个地区同比分别增长17.2%、32.2%、31.3%和27.1%，除东北地区增幅提高5.9个百分点外，其他地区均出现了明显回落，尤其是中部地区回落幅度达到11个百分点。

四是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尚需完善。当前，各地区依然把经济发展重点放在经济总量大、产值利润高的行业，区域分工理念不深，区域合作内生动力不强，同时，区域间强有力的管理协调机构和法律约束体制缺乏，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仍未摆脱地域限制和现有体制约束，对资源配置的随意性较大，产业转移与承接缺乏统筹规划，难以从区域协调角度进行决策。此外，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雷同，武汉、成都、重庆、沈阳等城市的发展水平距北京、广州、上海这样的核心城市还有相当距离，次级城市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城市之间开展区域合作的动力不强。

五是环境污染问题依然突出。2008年，我国重点流域和区域污染治理工作继续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但根据可获得的环境统计数据显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仍比较突出。随着节能减排门槛和产业层次的不断提高，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污染水平略低一些，但中西部地区明显偏高。随着产业转移活动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倾向有所抬头，环境容量压力增加。

二、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是着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措施。各地区要以国务

院已审议通过的十大调整振兴规划为契机，加快调整振兴主导产业，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增强区域持续发展的动力。东部地区应进一步营造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良好环境，优先发展以金融业、会展业、物流业、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以现代装备、汽车、钢铁、石化、船舶等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环保等为重点的高技术产业，尽快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优势。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要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加快产业调整和振兴步伐，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增强发展能力和活力；大力扶持第三产业，形成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构建加强区际产业转移的有效平台，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提升经济质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是加快推进各地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优化地区结构是促进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方式。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各地区要不断完善区域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加速区域经济发【下转第42页】【上接第37页】展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集聚，促进核心都市圈和城市带加快发展，加速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引领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当前，要抓紧研究制定促进核心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为核心区域加快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提升其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提升整个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努力扩大进出口和对外贸易。各地区要密切关注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积极调整外贸结构，努力扩大出口。要积极促进出口方式转变，加快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技术知识型产品出口转变，推动资源性产品出口向高附加值型产品出口转变，鼓励加工生产型出口向品牌创新型出口转变，促进注重数量型出口向以质取胜型出口转变。要积极发展多元化贸易，结合“走出去”战略加大对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和出口力度，积极发展边贸合作与跨国区域合作，积极拓展营销渠道，力保出口适度较快增长。要继续研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外贸政策，重点帮助东部地区外贸型企业渡过难关，维持住对外贸易的中坚力量；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指导性意见，稳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持续增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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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处于加速型，结构不断变化，这使得情况更为复杂，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推动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的发展。通过我国财政政策的调控和不断完善，以及扩大我国经济的消费群体，从而使得经济取得长足稳定健康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过渡期，一些体制还不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完善经济体制，从而带动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建立完善的经济发展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一、经济转型时期，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何为经济转型？从中国现阶段的改革模式或者改革的目标来看，是逐步完成了从基于资源的行政配置、状态控制性能设计，注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配置资源、产权多元化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不仅是中国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更是经济体制机制转换、经济政策调整的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几乎与过渡到完成任务，与经济利益关系变动、制度转型、转型的资源配置模式是密切相关的财政体系和财政政策，更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问题。所以，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确定适当的财务目标，采取有效的财政手段，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国民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发挥了极大地作用

不论是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还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财政政策在经济的发展中时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分析财政政策的支出和收入体制，来研究财政政策如何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体制转型时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特别是在受到金融风暴影响下，世界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我国是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无疑这场经济风暴的影响非同一般，但是在我国有效地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下，对于经济的发展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是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明显，在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通过积极采取财政政策、拉动内需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研究财政政策如何有效的与经济发展有效地配合。

2、财政政策是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是我国对于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之一，财政政策通过支出、收入、税收等手段调节经济的发展，通过我国的宏观调控、资源的有效配置，我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应。积极实施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掌握政府赤字以及公共设施的投资规模，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变。对于经济的发展的需要和在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下，对减税结构进一步优化，积极实施减税措施和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发挥了极大作用。我国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一直健康稳定的发展，使得我国经济一直是高增长低膨胀的健康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我国财政政策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使得经济慢慢回升并且平稳较快的发展。财政政策在经济的发展中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二、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析

1、财政政策调整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财政政策的调整推动经济的增长，而且财政越是稳定，经济的增长幅度越大。所以我国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使得财政较长时间的稳定来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高质量财政政策的调整，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经济的稳定增长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也有着深远的意义，政府人员在其他产品、项目中的支出可以有效提高经济的增加。政府支出转化成资本投资于项目，投资的金额越大，政府进行财政调整的时间越久。补贴等一些手段可以有效地缩短财政政策调整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有效提高经济的增长。财政支出的赤字，使得财政政策的调整主要致力于减少国内经费。财政赤字的支出对于经济的增长的影响，使得政府需要通过宏观调控，稳定经济发展和消减财政赤字。因此财政政策在经济的增长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2、财政政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

在体制在转型时期，有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使得我国经济保持的稳定的发展。在经济体制转型前期，传统的供给型制约了市场需求的发展，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供给不足，经济增长缓慢，还有一些项目的不合理，在国内外市场的制约下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政府通过有效地财政政策调控手段，扩大消费群体，国内市场需求并且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同时增加财政预算支出，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是通过货币调控对经济的影响。在经济狂涨和转型的时期，货币政策的调控极为有效地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通过调控财政政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解决就业的问题，扩大消费市场，来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发展。政府通过有效地方式增加公共设施的投资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调整、改善经济结构。财政政策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效地财政政策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非常有意义的作用。

三、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三次实践中得出若干结论

1、为了保障我国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经济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为了长期的发展，促使我国经济由投资型和外向型转向投资和出口以及消费三为一体的协调经济。我国经济的转型是财政政策实践中得到的重要结论，势在必行。在计划经济时期，消费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在转型时期我们要把消费放在第一位，投资放在第二位，出口放在第三位。因为从长远来看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放眼世界，各大发达国家的经济都 是建立在消费群体上的，他们通过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很多发达国家拥有的资源并不是很多，他们经济的发展却遥遥领先，因为他们主要是通过出口来扩大他们的消费群体，像日本的经济他们最大的消费市场就是中国，他们靠出口来带动他们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强大的消费群体，经济的发展会会走向死亡。从经济发展的长远来看，投资和出口都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其主要是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能一味的依赖投资和出口，否则必然走向经济衰败的道路，因此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

2、改善财政政策，发展国内消费市场

现有财政政策需要随之经济体制的转变不断完善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的市场，带动经济的长足发展。我国应实施一些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是国民经济走向，我国的农村人数众多是一个极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财政政策调控来开发这一块最大最有潜在价值的市场。这就需要我国制定一个长远的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低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力，但收入低无力消费，高收入群体的富人，主要是投资消费不大，因此我们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才会扩大消费市场，而只有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控才能刺激这一消费群体。

总而言之，我国体制转型仍处于过渡时期，经济发展中一些问题仍然存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研究如何使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进行有效的配合，来激励经济的发展。我国应通过财政政策调控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扩大消费市场和改善外贸产品结构。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积极采取财政政策进行调控。

参考文献：

[1]李波;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2]吴旭东;论转让定价与税收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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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属于经济主体之一，是金融体系的骨干力量。商业银行在依赖实体经济的同时又服务于实体经济，并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而转变。20032013年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十年，商业银行借助这一趋势，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并形成了与经济增长方式相适应的经营方式。

(一)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银行经营逻辑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提升。中国加入WTO 使被低估的要素红利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中国瞬间成为了世界瞩目的制造工厂，Madein China的标签琳琅满目，红利的改革措施大幅度增加了市场需求。此外，土地批租和分税制度促进了政府的资金积累，政府通过有效使用这些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开发房地产，极大地满足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居民需求。在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带动下，以要素驱动型投资和成本竞争型出口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市场重要的金融需要。对于政府和企业部门两方面来说，由于要素投入所产生的边际回报率依然持续增长，投资规模扩大能够提高回报率进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放大债务从而促进投资，刺激社会需求;而企业的投资支出也迅猛发展，杠杆率迅速放大。政府的金融需求和企业的金融需求，大部分表现为直接的简单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流动资金和房地产开发融资。对于单个部门而言，居民人均收入每年持续上升，但居民的个人理财意识和投资意识都有待增强，个人投资消费依然以定期存款和保本理财等简单的金融产品为主，而信贷需求大部分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业务：住房贷款、信用贷款和信用卡业务。

这种金融环境的特点是：需求多、类型少。因为商业银行相对于客户而言，银行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卖方市场，即客户对金融需求多，但银行给予的金融供给较少。因为在这种环境下，银行通过借助利率监管、利差固定的政策红利和业务牌照的优势，能够安全稳定地获得超额收益。大部分客户由于受到自身理财观念和理财意识的约束，一般金融服务就能满足其简单需求。因此，银行一般不会以客户为本位，而是以自身为本位，采取资本投放、规模扩大、销售引导、利润考察的粗放型经营方式，表现出需求侧驱动的特点，造成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相吻合的传统经营逻辑局面。

(二)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银行管理逻辑

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一般都是相匹配的，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一般是对应粗放型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一般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征：(1) 以追随策略为主的战略管理，商业银行业务类型大体相似，从而大多存在白热化竞争;(2) 产品和业务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职能式组织架构占领主要方面;(3) 以规模的大小和结果的好坏作为绩效的评估标准，以短期内的业绩提升作为衡量经营好坏的标准;(4) 对员工约束和物质补贴双管齐下，大力激励具有营销才能的人才，知识的力量被严重低估;(5) 以传统信贷审批和信用风险管理为重点的风险管理，缺乏人为控制风险的观念，并且没有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系统。

传统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追求多而不追求精，即对数量多少的重视远远高于质量的高低。虽然当前有很多银行提倡智慧经营客户至上的理念，可是还没有在整个银行系统中获得全面实施。当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经营行业环境和客户的金融需求也同时转变时，传统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一定会遭遇各种问题，如供需不平衡问题，这种情况也势必会导致经营理念和管理逻辑的变化。

二、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银行经营环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或改变，客户持续升级的金融和非金融需求与银行有待提高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慢慢升级成为所有商业银行即将面对的主要矛盾。

(一) 商业银行传统模式的终结当下，保障银行过去存在的各种红利已经悄然消失，对商业银行局部要素效率的提高、去产能、降低成本、补短板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1) 经济红利大幅度降低。从整体而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从部分而言，实体经济的衰落程度在加速。由于拉动型经济模式遇到了产能太多、债务增高的问题，传统部门有效信贷需求不充分。

(2) 制度红利悄然消失。大量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股改上市之后，公司的管理制度所带来的促进效能也基本呈现耗尽的趋势。同时，由于很多民营银行加入到竞争的队伍当中，以往的牌照红利也逐渐消失。

(3) 成本优势逐渐削弱。存贷利率上限的取消意味着商业银行过去的低成本负债优势遭遇了困境，资金成本提高成为了不可倒流的趋势。更多的是，知识性资本、稳定资产、技术开发等一系列成本逐渐提高，成本增加也导致了压力的增加。

传统模式的完结，意味着商业银行必须迅速进行自身的产能清仓。在商业银行传统的需求侧被动运营方式下，来自需求侧的产能过剩、债务堆积势必造成低效资产过多，这就意味着银行需要迅速转变观念，快速出清低效能资产。同时，要加快推进减少成本支出速度的工作。在利润增长的条件下，有效管理利润是当务之急。接着，运营效率和管理方式也需要进行变革。追随战略和简单模仿已不再具有市场空间，银行管理水平也不太可能通过制度红利和后发优势来提高。

(二) 客户金融需求的深刻变化

(1) 产业经济的变化。建立在传统的分工模式和资源优势下，以产能增长为主要标志的投资促进型、出口引导型经济模式，将慢慢地被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整体要素集中投入所带来的新消费拉动型经济模式替代。产业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管理手段、服务意识有了新的提升。

(2) 金融环境的改变。金融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正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综合性金融交易局面。互联网金融、民间金融、产业资本等新的金融形态正在融合变化更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商业合作关系，在新的金融环境下共谋发展。同时，商业银行要意识到传统的商业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迫在眉睫。更重要的是，产业链的每一环，商业银行都要倍加注意，要从全局的视角看待问题。

(3) 技术手段的进步。在互联网思维的推动和大数据模式的影响下，传统的金融渠道和工具手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升级。同时，国家信息化进程迅速，各种新技术快速涌现。在新技术的作用下，客户的商业模式、发展方式、金融需求都将产生长久而深刻的变化。

(三) 商业银行面临的核心问题

(1) 思想观念和文化落后。目前很多商业银行还是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追求速度而不追求服务，容易发生忽略客户的情况，对知识资产、人力资源的重视不足，缺乏互联网合作精神，对新时代下的技术革命还不能迅速适应。

(2) 战略意识和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银行竞争白热化，管理手段缺乏创新。很多银行的战略计划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管理水平更是停滞不前，协调能力和服务能力低下，效率低，属于粗放型管理方式。

(3) 产品创新及服务意识低，服务能力差。商业银行一般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少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导致了不能根据客户需求制定金融产品。同时，综合性金融体系建设缺乏建设性措施。

(4) 金融体制及组织发展滞后。大量的商业银行没有建立新的合作关系，而是十分依赖关系型营销，没有充分的客源支持，更没有完善的业务规划，员工数量多，银行资产庞大，但组织结构不分明，没有运营动力。

(5) 创新能力有限，转型升级受阻。商业银行过去处于一个相对保守和安全的金融环境，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创新能力成为了核心力量，但银行没有鼓励创新的政策直接导致产品升级速度慢，与客户需要的升级速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推进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对策

商业银行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在传统金融环境下进行的，而是在国家供给侧的背景下，通过改变过去粗放型的经营方式，提高银行效率，培育先进的金融理念和金融文化，实施改革创新。尤其是针对管理和组织架构的改变，提高产能供给，提高办事效率，促进新型金融体系形成，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后盾，完成银行的全面变革，促进国家十三五发展战略实施。

(一) 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整体思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含义为通过提高供给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合理利于产业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需求角度出发，提高供给对于市场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效率，从而更大程度满足市场主体需求，维护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商业银行业推进供给侧改革，要充分理解这一内涵，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要求，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任务，大力提高商业银行供给体系的质量和管理效率，切实将措施落实到下面几个方面。

1.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了调整产品结构，减少金融资源的滥用、过剩、浪费等问题，大力支持产业改革和重组;运用先进的运营理念，使用先进的融资工具，减少金融成本和降低杠杆率;加大对金融创业群体、微型企业、新型经济的支持力度，发展绿色金融，促进普惠金融，促进金融资源的配置和经济转型的方向一致，从低效向高效流动，促进经济转型，完善资产构成。

2.深度关注新形势下客户需求的转变，提高金融创新的能力，提升金融服务，刺激新的金融需求。金融行业环境的变化，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使得银行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加快向咨询型、互联网技术型、融智型的方式转变，满足高层次、高阶段的金融需求。从金融环境方面来说，要满足客户金融和非金融的需求，加快建立综合性金融系统;从技术手段的层面来说，银行要提高使用先进技术手段的能力，全面提高员工使用互联网和金融计算的能力;从商业模式来看，银行应当重新搭建新型的服务平台，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转变传统思维，建立完善的产业链和服务链。

3.持续提高银行的运营能力和管理水平，提高银行从事人员业务处理能力，构建强而有力的支持保障系统，提高生产全要素，促进商业银行改革进程。传统的银行业务模式一般是简单直接的线条模式，急需通过改革形成纵向、横向、综合型、交叉性模式。商业银行应当重新调查市场状况，了解市场空间，探索新环境下的金融需求。同时，银行应该构建灵活性强、合作能力高的管理体制，对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两者的矛盾进行协调。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大背景下，还要储备高科技高智商人才，尤其是聚集了解多行业知识和具备跨行业工作经验的综合型人才，改进前中台一体化的营销服务框架，构建高效的管理机制，制定科学的激励制度，筹划强而有力的支持保障系统。

4. 不断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在策略运营、金融渠道、创新模式、组织管理、技术研发等方面，逐渐与国际管理水平一流的银行系统接轨，促进商业银行战略升级。我国对内提倡经济的转型和升级，对外提倡建立相对开放的经济模式，供给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故将全球化竞争、全方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融合在一起是其应有之义。为适应全球化的竞争要求，促进产业链的变革并实施再度分工，保障金融环境的稳定和安全，需要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使商业银行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都走在世界的前列。

(二) 商业银行供给侧改革的布局与节奏

促进商业银行的供给侧改革，意味着在当前阶段，商业银行的经营者需要创新发展理念和探究创新模式。供给侧改革需要综合考察商业银行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制定与自身相适应的策略，掌握合适的尺度，科学引导以及系统决策。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看，要从外到内、从上到下形成本质性的转变，增强供给活力和提升服务意识。同时，要改革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水平，构建全面、科学、系统的商业模式，为银行供给侧改革奠定基础。

1. 转变经营理念和培育服务文化。

商业银行员工需要切实充分理解国家十三五规划对供给侧改革的解释、含义、内涵与外延，并且深刻了解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买方市场主导下建立以客户为大前提的评估机制，力求做到让顾客满意和放心。只有真正尊重和了解客户的真实状况，才能提供科学的金融供给，提高运营能力，构成有效精确的良性循环。

2.激发市场端的供给活力和提高服务水平。

探索事业部制改革、建立特色化转型方式，紧紧追随区域化政策方针，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建立专业化的专家队伍，挖掘客户深层次的需求，提供专业设计与客户需求相贴近、相一致的金融解决方案。实施激励政策，适度诱发各个部门之间的良性竞争，保持人才队伍的服务热情以及提高创造力。对于产业链而言，商业银行应该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对新型产业进行支持和鼓励，努力践行创新的观念和思路，挖掘产业链的价值和增强客户的依赖性，保持商业银行的专业性和提高客户对银行的信任与认同，发挥实体经济的支持优势。同时，在形成产业链的过程当中，要形成相邻的供应链，构建一系列网络关系，把握产业链的盈利方式和交易状况，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产业链商业价值。

对于以服务特色经济、打造区域经济、发展金融平台为目标的商业银行分行，要能够根据区域性行业特征和居民收入状况、金融需求等要素来考虑和计划金融解决方案。合理引导企业优化产业链和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对地方支柱产业链要不断给予支持和深入拓展，联合PE产业基金等实现经营性资本参与;为客户提供符合区域经济特征、客户生命周期的资产管理、消费金融支持以及创业型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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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6-0013-02

1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的整体收入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波动中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已经由改革之前1978 年的257上升至2011 年的313。我们横向对比公认为在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很大的美国，最富裕州的人均GDP不到最贫穷州的2倍。而在中国，据2011年的权威数据显示，最富裕地区和最贫穷地区的人均GDP分别为86496元和16117元，差距达到537倍。并且这种收入不平衡的表现是全方位的，有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城市间差距、城中村和普通农村的差距等。从理论上来讲，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悬殊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两极分化则会抑制效率的提高，甚至是重挫经济的发展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奥尔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它们会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邓聿文把中国的利益集团界定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他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特征总结为：“①发展的不平衡性；②形态的模糊性和过渡性；③获利的非正常性和行为的表面合法性；④利益的排他性；⑤权力的至上性；⑥缺乏法理的正当性等特点。”既得利益集团共同点就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他们会越来越熟知怎样操纵国家公共政策，并且冠以合适的理由。因此，他们获得的利益会越来越多，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这部分人利益的安排，使得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政府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会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既得利益集团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将进一步攫取更多利益，然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此它们会消极对待政治改革，并且它们有很大的能量阻碍改革，能够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比如水电系统、计生系统、证券系统、房地产系统（地方各级政府、金融部门、房地产商等）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利活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且加剧分歧，造成“制度僵化”。当今转型时期的中国，既得利益集团首先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者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异变成为维护其利益的工具。（这在收入分配改革、公车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费改革等方面一一表露无遗。）其次，既得利益者以特殊的权力身份，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来侵蚀公共权力，阻断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严重侵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最后，它们还会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在机构、国企、垄断行业、价格、要素、教育、住房分配制度等方面对改革措施的扭曲，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国目前有些部门、有些地方的发展主要是靠透支未来、资源和人口红利来维持增长，根本就不可持续。）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在世界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在初次分配层面，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下降；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等；不少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的问题并不是体现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这也是那些利益集团得以富起来的主要原因。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反映到一些媒体、论坛上，也常分为极端的两极，大家理性的沟通越来越少，谩骂越来越多，甚至还带有一股戾气。在普遍心怀怨气的时代，仅郭美美的一条微博，就掀起了轩然大波，重创了中国红十字会；一块手表，一套房就有可能成为反腐利器。

2在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选择

改革一般有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之别。中国前30年的改革基本上可称为增量改革，通过做大“蛋糕” 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它并未改变对权力的分配，也没有对权力的约束，那些靠近权力和资源配置中心的有权者及与权力关系贴近者成了最先致富的群体。增量改革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和严重的收入差距及贫富不均。而存量改革则恰恰相反，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发展是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永恒的主题，很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在当下关键的转型时期，中国的发展事业由做大蛋糕的增量改革，变为侧重于分蛋糕的存量改革为主调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成为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经济议题和政治议题。

近些年，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实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得以推进。过去政府关注的重点大都在宏观政策层面上，这些做法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减少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笔者认为在这基础上政府还有一些政策需要调整：

第一，在市场经济体制渐趋成熟的情况下，政府职能应该向加快公共服务方面转变。在不断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及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也要完成自己角色的转变，戒掉政府以往贪劝、恋权的顽疾，以制度化的制约，将权力牢牢约束在牢笼里，并从根本上做到、做好“简政放权”。以一个我们非常普遍、非常重要，也是中国当下腐败高发――更是民生关注焦点的城市化建设中的征地问题为例，政府推动城镇化建设，几乎是毫无例外想方设法征地搞基建。有很多征地和基建项目完全是市场化的商业问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那只手以看得见的方式肆意地参与、指――甚至是导演了整个征地流程。有许多征地的例子，政府一方面以各种手段低价从百姓手中拿到土地，另一方面则通过调整土地性质一转手通过高价流转给各个开发商。政府在这个土地征用的过程中并没有履行好自己行政服务的本来职能，而是扮演了土地低买高卖不光彩的“买卖人”角色，也给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温床，为社会所诟病。

第二，为了有效阻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政府公共政策应该更倾向于关注公平。为有效地解决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公共政策关注的重点应从效率转到社会公平上。政府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它的一些政策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去等价交换，而是要以社会关照、社会补偿等原则为基础的。在这一点上，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一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优先考虑广大公民的公共利益取向，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我国政府虽然建立了基本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项目，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公共教育体系、劳动就业安置、福利性住房制度以及城乡社会福利等体制。但是这些机制并没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各个方面的政策行动比较分散，各项制度之间的协调性不够，并且各项社会政策行动的目标也不太明确。在我们高举发展的大旗的经济事业中，要进一步完善上述社会各项保障制度，完善纳税体制等，并使之形成一套各方有序、相互协调的公共政策体系。还是以房产为例，这是中国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工作中无法回避的“刚性”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对于一个公司和他的员工来说，一个对员工充满善意比能致力于和员工一起成长和发展的公司，最好的方式就是能让员工拥有公司的股份，这样才能最大化地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并能激起员工为企业发展不懈努力奋斗意志。如果将一座发展中的城市比作一家成长中的企业，那么她的千万居民百姓就是伴随她一起成长的企业员工，而房屋不动产就是这座城市的原始股份，让她的百姓分享城市发展果实的最好方式就是能拥有至少一套房屋的不动产。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城镇化已经完成，城市人口也相对稳定。发展中的中国是在城镇化的道路上，有大量的人口转移到城镇，而稳健的城镇化道路，需要城镇能真正容纳这些人口，这就需要让这些人在城镇中能劳有所居，居有所安――简而言之，就是能买得起房或是租得起房，至少是能有希望和信心地在城镇工作。但中国现行的房产政策，则是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一线城市，保障住房不完备的同时，是高高在上的房价和房租。

第三，为了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需求，应当由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转变。当今中国的利益主体以既得利益集团为主，中国要实现多元化社会，政府部门就要控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通过法制途径来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限制。当然，还可以从精神层面上鼓励、奖励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使其拥护政府公共政策，以确保政行令通，达到约束、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目的。要实现多元化社会，还要在限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充分发展非政府组织（例如进一步发展壮大工会等社会团体），给予“弱势群体”足够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樊纲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差距与政府公共政策[J].发展论坛，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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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制度变迁条件下国民经济政策体系的模式定位的研究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已有成果，但是本文的分析与其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显著地表现在两者的分析前提和假定上。

（一）极度不合理资源定价机制与不完备资源市场假定

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现阶段的极度不合理资源价格与不完备资源市场是西方学者无法完全想见的；

（二）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的资源市场长期处于短缺的非均衡状态

（三）制度变迁条件下资源分配的非市场化与过多行政干预

（四）资源管理中政府官员行为动机复杂化

其中，资源管理阶层为了获得行政职级晋升，在经济管理中导入非经济目标，从而成为中国现阶段国有资源型企业有的“政治―――经济人”。

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制度变迁条件下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的论述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西方学者对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进行分析的制度背景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而中国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分析的制度背景是中国资源配置制度正处于以转型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变迁过程。转型是指中国资源配置制度正从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发展是指中国资源配置的管理机制正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正是因为这一制度背景的特殊性，使得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等经济问题尤为错综复杂，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所不能涵盖的。

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资源配置制度改革宜于采取渐进模式。正如许多专家指出：大约需要5―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建立比较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在不合理资源配置制度下，企业既不能实现要素最适组合，也不能贯彻利润最大化原则，还会引致企业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中平均成本过高(相对与发达国家)，损害企业利益与社会福利，根本不可能形成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运营制度。参照资源配置制度范式，中国资源价格定价机制与资源市场状况可以简略概括为：超经济垄断（行政垄断）与过度分散竞争并存；资源利用集约程度低与企业竞争限制并存；经济性管制和行政性管制并存。总之，中国现阶段资源价格定价机制、资源市场结构与资源配置制度的优化要求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二、循环经济―――国民经济政策体系的模式选择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都已经不起传统经济形式下高强度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以末端处理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阻碍我国进入真正现代化的速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良性循环的社会应从发展阶段开始塑造，才不会走弯路，才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我国的消费体系仍在形成阶段，建立一个资源环境低负荷的社会消费体系，走循环经济之路，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随着未来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的不断增长，也必然要求我国选择建立循环经济。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今后10年的经济依然需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很显然，如果继续沿用传统“三高”发展模式来带动经济高增长，那么只能继续削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我国现有的资源和能源供给几乎不可能继续满足传统“三高”模式下的未来1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利用高新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新经济，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国家层次的国际经验比较分析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学的迅速发展，使人们产生了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愿望，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普遍采纳，发达国家正在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正在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循环经济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取得了成功的实践。目前，从企业层次污染排放最小化实践，到区域工业生态系统内企业间废弃物的相互交换，再到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都有许多很好的成功实例。

从国家层次来看，比较成功的国家主要有德国和日本。德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6年颁布《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规定对废物管理的首选手段是避免产生，然后才是循环使用和最终处置。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源“循环型社会”。目前，日本已经颁布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有效利用资源促进法》、《家用电器再利用法》、《食品再利用法》、《环保食品购买法》、《建设再利用法》、《容器再利用法》等七项法律。从2001年4月开始，日本开始实施这七项法律，争取一边控制垃圾数量、实现资源再利用，一边为建立“循环型社会”奠定基础。日本将走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社会，逐步走向“循环型社会”。日本七项法律的基本精神就是体现三个要素，即资源再利用(Reuse)、旧产品和旧零件再利用(Recycle)和减少废弃物(Reduce)的3R原则。

四、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政策体系的基本路径分析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现阶段，我国循环经济的进展，还更多地停留在概念层次上。发展我国的循环经济，需要政府、企业、科学界、公众共同努力，通过建立法规制度、推行绿色核算、开发绿色技术等措施来推动。

循环经济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优化选择。然而，由于循环经济思想的前瞻性和长远性，并不是每个企业和消费者都具有能够理解并主动地实施它的理念。因此，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循环经济战略的任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该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企业和消费者实施这项战略。

（一）战略选择：实现国民经济的信息化

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要求加强经济活动中智力资源对物质资源的替代。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核心是科技，关键是人才，基础是教育。因此，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就是要发展科技，发展高新技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同时重视教育，加强人才的培育，以保证智力资源的再生。

（二）经济政策：明晰环境资源产权，调整资源价格体系，建立循环经济模式的国民经济账户

环境资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根源在环境资源的滥用。而引发环境资源滥用的经济机制在于缺乏合理的环境资源价格体系来消除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在现实经济中，环境资源的价格未能正确地反映其供求关系，低价甚至免费的资源使用使人们产生了资源丰富的错觉，促使人们对有关资源过分使用，引发大量的环境资源污染。如果能够建立完整的环境资源价格体系，使环境资源价值得到相对完整的体现，环境资源滥用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就在于利用市场机制，明晰环境资源产权，使资源和其他物品一样走入市场，使其价格正确地反映它的全部社会成本。明确的产权，合理的价格会促进稀有资源的有效使用，确保循环利用原则的实施。

在宏观层次上，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不适应循环经济的需要。在现行体制下，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中使用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真实成本得不到反映，而环境资源质量的退化等环境资源债务也在国民账户的资产负债表上缺乏反映。同时，计算方法上，环境资源污染导致环境资源质量的下降，不仅没有从最终附加值中扣除，环境资源治理的费用还被列入了国民收入。现行核算方法严重背离了实际的经济运行，并不能对“原则”的实施提供正确的指导。因此，应当采用符合循环经济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使其准确地反映发展中资源的代价和环境资源污染的程度。

（三）产业政策：加速实现产业发展的“循环化”和“节约化”

循环经济并没有所谓的“循环产业”，它只是要求对现有的产业进行“绿化”，使之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对工业而言，应该大力发展生态工业，也就是运用工业生态学的观念来改造现行的工业系统。就微观层次而言，就是按照清洁生产的理念来组织工业生产，促进原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就宏观层次而言，就是要大力发展工业生态链和兴建工业生态园，在产业、地区、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内实施循环经济法则，使微观企业之间形成共生系统，尽量消除废弃物的产生。比如可以在石油冶炼、化学制剂生产等企业之间交换能量和原料。与工业类似，循环经济的农业也应该是可持续的，它包括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形式。目前欧盟已有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在推广一种“作物综合管理”的持续农业计划，拟减少对环境有害的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同时增加有机肥的投入。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是改善现有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们的环境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基于此，一方面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确保以后的环境不再遭受破坏，另一方面，对于环境已经遭受的损害，应该采用积极的方式恢复环境的清洁面貌，环保产业是弥补以前对环境欠账的有效措施。从广义来讲，资源回收产业也是环保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资源回收和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相互衔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全社会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完整的循环经济环路。

（四）技术政策：发展高新技术和环境无害化技术

高新技术被认为是知识经济的技术载体。而知识经济的发展也是符合“减量化”的要求，因此，循环经济的技术政策中应该包括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等。

环境无害化技术是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促进废物和产品的循环利用，或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处置废弃物的技术。它主要包括污染治理、废物利用和清洁生产技术等。污染治理技术就是传统的环境工程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是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技术，它符合“再使用”和“再循环”原则的要求。清洁生产技术则和“减量化”原则相一致。高新技术和环境无害化技术是构筑循环经济的物质基础，它已经成为当今技术发展的主要潮流。一旦在这些技术上取得突破，必将加速促进循环经济的建立，人类也会早日重建与地球的和谐关系。

（五）消费政策：引导“无公害”消费和“绿色”消费

消费在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品或服务只有在被最终消费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因此，倡导“无公害”消费和绿色的消费政策是构建循环经济最重要的环节。“无公害”消费和绿色消费的概念是广义的，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未被污染或者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改变公众对环境不宜的消费方式。在目前消费疲软的情况下，倡导“无公害”消费和绿色消费不仅可以创造新的消费热点，拉动消费，更重要的是处于买方市场的消费需求会更有效地引导绿色生产。

（六）教育政策：开展“无公害”教育和“绿色”教育

所有政策最终的执行效果都和公众的参与密切相关。为了提高循环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加强对公众环境意识的培养。绿色消费引导绿色生产，而公众的环境意识又决定其消费偏好。所以建立循环经济最终要落脚于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无公害”教育、绿色教育政策包括：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工作制度，带动民众广泛参与环保实践；经常举办环境污染案例听证会，加强环境案件的社会影响；加强舆论宣传，强化环境意识。新闻媒体对绿色产品类的广告予以优惠，政府部门应该带头使用绿色产品；加强教育培训，普及环境知识；增加环保投入，加快信息自动化建设，并定期公布环境质量状况；引进生态理念，科学规划社区环境。

五、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保障，培育国民的循环经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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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6-0054-02

1 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农业经济基础较差,社会物质财富较少,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不多。从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来看,1999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分别为10931.64元、9182.73元、9125.92元、8422.95元,山西、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吉林省分别为4342.61元、4472.91元、4475.23元、4480.01元。最高地区为最低地区的2.51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广东省分别为5409.11元、3826.59元、3948.39元、3628.95元。自治区、甘肃省、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新疆维吾乐自治区分别为1309.46元、1357.28元、1363.01元、1437.63元、1466.67元、1473.17元。最高地区是最低地区的4.13倍。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经济总体上处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状态除了历史以及民族地区自身的原因外,从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方面的宏观分析,也存在着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2 民族地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式与改革

西部民族地区面对的现实矛盾是:对资源优势开发利用价值认识上的偏差,一方面拥有最富有的天然资源与美景及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另一方面由于不善开发、开发不当,使其占据天然优势的西部少数民族并未因资源而致富,生态环境还发生恶化,与周边汉族和东北少数民族区域相比较,显得更贫穷和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变成集约型的经济增长,从外延式的经济增长变成内涵式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质量比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究竟我们怎样才能有效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第一,必须打破行业的垄断。行业垄断能够保证这个行业有垄断利润,因此,对如何革新技术、是否注意经济发展质量就不作考虑了。行业垄断必须打破。第二,必须严格执行环境监督制度。你造成了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污染,就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罚,该淘汰出局的就要淘汰出局,这就给企业一种压力,迫使它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三,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发展高新尖技术,实现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到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第四,要加快民族地区税收制度的改革,减少税收政策的直接优惠,积极推广税收政策的间接优惠,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研发更多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摆脱依靠资源产品发展经济的现状。

3 民族地区税收政策的研究

3.1 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形式

(1)减免税政策。

减税、免税等,主要适用于建设周期短、利润高、风险低的盈利企业。其优点是见效快,透明度高,易于操作;其缺点是事后调节,手段单一,直接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2)先征后返政策。

主要包括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和财敢返还政策。具体办法是:纳税人销售货物和劳务后,需要按规定计算应缴税额,然后申报和缴纳,在一定时期后,财政、税务部门再将企业缴纳的税款全部或部分返还给企业。

(3)起征点政策。

所谓起征点是指对纳税人开始征收增值税的销售额数额。如果纳税人销售额未达到规定的起征点,则免征增值税,实行起征点的免税政策,主要是为了照顾刚刚起步从事经营资金少,销售额低的个人以及特小企业的销售行为。

3.2 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

(1)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

目前世界的发达国家几乎都是消费型增值税,即企业购买原材料、固定资产等的增值税均可抵扣。而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东北地区试点的除外)规定购买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这必然使企业对外购固定资产重复征税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造成科技含量越高增值税税负越重的情况,这在客观上减少了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及用于技术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生产型增值税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现实需要,制约了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的发展。

(2)税收优惠政策不合理不利于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

投资者在进行某项决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收益和相应的投资风险,其公式可表示为:投资税后收益=投资总收入-各项投资成本-各项税收。税收优惠通过减少投资者的各项税收,增加其税后收益吸引投资。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税收越多,税负越高,则投资者的税后收益越少;反之,对投资者越有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推行“梯度推移”战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就包括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倾斜性的区域性税收优惠。实践证明: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进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其结果是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加扩大了同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马太效应”愈演愈烈。

(3)优惠方法不科学。

我国目前的优惠对象主要是那些已经和能够获得收益的企业,强调对技术成果应用的优惠,而对于技术落后或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急需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或是有可能的技术失败,或是技术基础研究开发阶段等企业则没有一定的税收鼓励政策。这也导致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

(4)优惠对象不合理。

目前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主要是高新技术区内优惠,这种以国家划定的地区优惠作为优惠对象的方式,一方面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区外的同一产业的平等竞争,另一方面也促使一些非高新技术的企业受到税收优惠的刺激,打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幌子,进入产业区后改变业务范围,享受税收优惠。

3.3 民族地区税收优惠政策针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改革

(1)改革增值税。

现行增值税制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这不利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更新固定资产。推行消费型增值税是增值税改革完善的长远目标。因此根据税收优惠取向应以产业、技术倾斜为主与该税种改革的长远目标一致的原则,可允许西部民族地区急需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抵扣其进行技术改造及试验开发所购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还可允许高新技术企业扣除其所购入无形资产的营业税税金。

(2)改革资源税。

首先,要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原油资源税的单位税额。目前新疆境内有五大油田生产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所属新疆油田分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吐哈油田分公司开采的原油资源税税额为24元/吨,中国石化新星公司开采的原油资源税税额为12元/吨。平均每吨原油销售单价为1500元/吨,相应的资源税是24元/吨,每吨原油的资源税占销售单价的比例是1.6%,与其所承担的资源税税负是极不相称的,即使提高到30元/吨,所占的比例也只有2%。

其次,应提高西部天然气资源税的单位税额。“西气东输”工程是激活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一股强心剂,若不提高天然气资源税的单位税额,资源优势难以体现,就难以转化成经济优势。所以,应提高塔里木油田天然气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应将天然气资源税的单位税额从目前的4元/千立方米提高12元/千立方米。

再次,要全面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将水资源、森林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促进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使其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和财政优势。

(3)促进税收优惠方式由直接优惠为主向间接优惠为主转变。

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逐渐弱化直接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方式。我国可借鉴国外的做法,适当采取加速折旧、投资税收抵免、亏损结转、费用扣除、提取风险基金等间接优惠方式,鼓励企业资金更多用于科技投入和设备更新,加快高科技产业化进程。

(4)制定突出产业结构的开发西部民族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可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特点和产业结构特点制订税收优惠政策,以体现产业的优化升级。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对于那些急需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制定倾斜力度较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对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具有发展优势的地方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应当给予更为优惠的或者给予5-10年的税收减免政策,以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

4 总结

在民族地区改变现有资源性经济模式,建立创新型经济模式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既涉及经济基础,也涉及人才储备,更涉及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长期努力才能成功。

对于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建立创新型经济社会的选择模式也是不同的,即使都是资源型经济,可能由于各地资源天赋的差异,各自选择的道路也不相同。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地区的特点,研究、制订建立创新社会相应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因地制宜,尽可能少走弯路。早日将我国民族地区建设成经济发达、人民富足、社会和谐、各具特色的创新型经济社会。

参考文献

[1]林珊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分析[J].企业技术进步,2008,(6).

[2]罗平,尚晓慧.资源型经济与创新型社会的思考[J].绿色经济(GreenEconomy),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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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头企业规模较小

这个问题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县级以上缺乏较多的医药产业化领头企业。当前我国医药产业化还处于发展之中，还未形成众多行业领头企业，无法根据市场需求有效配置医药资源，使得各个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还有一个问题是主导产业没有正确选择，大部分医药产业化经营都没有实现因地制宜，没有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没有对当地的优势资源进行充分利用，无法将自然资源转化为促进企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各个药厂之间没有实现专业分工，没有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同时不考虑实际情况就增加新的项目导致企业没有对现存在药品进行充分利用。

（二）没有重视药品加工和品牌建设

进行药品加工能够使药品在运输销售中的损失降到最低，对药品生产中出现的附属产品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同时经过多次加工，药品的价值也得到了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当前企业仍处于药品加工的初级阶段，没有在销售中树立企业品牌，帮助品牌增值，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和长期的发展。另外，完好的储存能够促进药品质量提高，降低药品损失，以往药厂解决药品损失的主要方法是设法快速销售。药品企业很少注重在销售过程中更新药品包装，没有为药品的运输选择合理的工具和线路，没有认识到吸引眼球的包装能够增加药品附加值。

二、如何实现医药产业化

（一）增加政府的重视

政府应该利用有利资源多开展能够推动医药产业化的相关活动，对于活动中发现的关于医药产业化的各类问题，相关管理人员应该进行针对性的深入分析，探讨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符合申报条件的领头企业，政府相关部门要加紧推行，同时要加大表彰力度，重点扶持领头企业，贯彻落实各项扶持措施，将其做强大后使其发挥表率作用，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二）注重发挥资源优势，增加招商引资力度

在选择某个地区发展企业时，要先分析探究当地的优势资源和现有的自然资源并进行充分的利用。政府不仅要保持企业的品牌优势，出台各类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发展，而且还要加强宣传，扩大招商引资，将更多的技术和资金引入当地，利用工业化手段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提高扶持质量，加快领头企业的培养

大部分地区的医药领头企业都是向内联系着药厂，向外联系着市场，所以要想实现医药产业化发展，首先必须促进领头企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开展产业化经营的全面服务，为大量的领头企业和准备申报领头企业的相关单位展示了一条便捷的道路。从征地、建设厂房、办理证照，从厂房用地使用优惠到减免税收，都提供了领头企业稳定、良好发展的有力支持。

三、医药产业化影响医药增收的具体表现

（一）医药产业化经营能够减弱自身不足

医药产业化经营使得企业的生产规模显著扩大，改变以往分散的经营模式，提高了企业的经济实力，集约化成为了主要的生产方式，更多的先进科技和更多的资金投入其中，挣脱了以往医药生产单一方式的约束，集合起分散于各处的药厂，形成了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链，使得药厂不再需要考虑药品的销售，也促使药品的价格得到提高。

（二）完善的市场信息提供了销售的保障

以往的药品生产企业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封闭起来自我生产，没有保持生产与市场之间的联系，没有做到符合市场的供求规律，最后造成了产品供不应求或者供大于求。大部分企业无法做到真正把握市场规律，只是一味的跟着市场形势走，有时候难免会被市场的一些虚假信号所欺骗，最后使得产品无法卖到预期的价格。而医药产业化经营实质上是架起了一座连接药厂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将分散性的药厂小生产有效的融入到了与市场规律相符合的大市场中，企业从市场中得到准确的市场信息，使得企业能够依据市场真正的需求进行药品的生产，从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三）医药产业化生产减少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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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07-04

循环经济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国民经济“绿化”的新经济发展路径。中国循环产业在2004年全面开展循环产业试验，政府通过引进国外发达技术、借鉴西方先进模式、完善法律体制等途径促进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区域广阔，地区间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要促进中国循环经济均衡有序发展，需要对回收体系建立完善、客观的评定。

目前中国循环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综合性指标体系以及根据循环经济特定分析方法。章波等（2005）强调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的普适性，建立了“目标层—控制层—指标层”评价体系；曹小琳等（2008）提出“三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同一排序”的城市循环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更多的研究关注于指标基础上建立的分析方法：王奇等（2007）通过建立封闭和开放的经济系统的物质总量模型，提出了评价循环经济的循环系数；贾蕊等（2007）在物质流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多目标规划数学模型；王春枝等（2010）综合比较了不同区域在某个时期循环经济效率的发展水平，运用面板模型“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分析了多地区的动态发展变化规律。

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主要针对于循环经济的体制建设，如瑞典环境经济学者Thomas Lindhquis（1990）首先提出“生产者延伸责任制（EPR）”；德国于1990年期开始推行的双重回收系统（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欧盟出台的《WEEE指令》和《Rosh指令》等。

以上研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与模型，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国内学者关于循环经济效率的定量化研究已臻于完善，但是分析其内部推导过程仍存在权重确立的主观性、数据处理的不全面性等问题，这也是本文力求克服的问题。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FCE）模型对中国30省市 ① 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结果进行修正，最终通过聚类进行区域的分组。

（一）参数的确定

现有循环经济领域内的实证文献通常将评价体系指标概括为废物减量化、资源再生化、环境保护效益、经济发展效益以及社会发展效益5个模块。考虑到本文以循环经济回收利用的效率为中心，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筛选，得到评价指标体系（见下页表1）：

（二）参数分析

不同参数具有不同的指示意义，进而对于各指标间权重的确立产生影响，对指标的分类有利于更精确的得出结果。在此将上述参数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及适度指标，不同类别指标对应于不同的标准化过程。其中正向指标即为“越多越好”的指标，逆向指标为“越小越好”的指标。除此之外，存在适度浮动时对经济具有最大促进作用的指标，该类指标过大或过小均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因而认为其属于“越中越好”的适度指标。

二、AHP-FCE方法

运用AHP-FCE方法的目的在于客观准确的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降维，最终度量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情况。最终得分越高，就意味着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越成熟，回收效率以及循环利用程度越大。其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地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结合层次分析法的优势，通过构造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

（一）模型建立

1.去量纲处理。为了保证指标权重能够合理分配需要消除指标的量纲效应，需要对上文得出的评价体系数据xn×m进行标准化处理。

2.构造判断矩阵。构造判断矩阵的最终目的为得到各指标权重。在这里将指标权重看作是指标传递信息量多少的衡量，即认为指标变化程度越大，其在整体中传递出的信息就多。因此这里用评价指标的标准差来衡量样本对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标准差s（i）=

（n）值来测度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通过随机模拟的方法构造多个满足单位性与互反性的矩阵，在不保证该矩阵满足一致性的前提下计算其一致性指标，再进一步平均即可得到RI

（n）。① 一致性比例CR=可以通过CI与RI

（n）的比值得到，其中CI为一致性指标。由现有研究经验得到，当一致性指标系数CR在[0，0.1）之间取值时即可认为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将0.1作为判断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阀值。

该种权重计算方法的基础为指标所传递的信息量。若样本指标1的变化程度大于样本指标2，则认为指标1所传递的综合评价信息多。

4.计算得分。将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i与对应的10个不同时间的样本指标相乘并累加得到模糊评价的综合指标zj=wir（i，j），j=1…n。综合评价指标zj的值越大，则说明其得分越高，即回收体系越完善，效率越高。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各地区评价结果。经计算得CR=0.0112，满足0.01≤CR

从打分结果直观来看，绝大多数省份得分处于[0.5，0.6）分数段，统计的30个地区中仅有7个地区不在此区间内，占总量的23.3%。其中高于上限0.6的地区有北京、浙江与山东，低于下限0.5的地区有广西、海南、宁夏和青海。前者均位于版图东部且除北京之外均为沿海省份，三个地区均为人群稠密地区，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生产生活中废水、废气、固体垃圾产生量也较多；低于下限的地区位于中西部与西部、南部等较为偏远的地区，人口密度低，人均GDP较小，工业、生活中产生污染物相对于东部地区较少。

2.区域聚类分析。将2010年各地区循环经济得分情况进行聚类并进行省份归类后可将30个地区划分为四个类别（见下页图1）：

从地域分布来看，全国（除港澳台以及地区）范围内循环经济发展以第二、三等级为主，主要分布于中部广大地区；四个第一等级地区均位于东部地区且除北京外均为沿海地区；第四等级除海南省外全部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整体来看从东部到西部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现象。

（三）AHP-FCE的进一步分析

以上排名为综合指标得分结果，如果考虑某一方面发展情况，则可能会有所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分别以五类二级指标为基础对30个地区进行细化评价，得到结果如下：

从2010年各地区二级指标来看，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区均位于前列。其中北京在“资源再生化”方面优势较为明显，达到0.65，领先排名第二位的天津10.14%。其他二级指标在各个地区之间差异不大，发展较为均衡。甘肃、青海、贵州、宁夏等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五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中均为进入前八名。

三、结论与展望

结合上述模型所得数据，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

1.中国地区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各地区得分情况来看，循环经济发展总分与单项得分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总分较高的地区在各个单项中得分也相对较高，如北京、江苏、浙江。全国范围内发展水平整体差异大，发展水平高的省市在各方面可能均领先于相对落后的省市。

2.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与区位因素有密切联系：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沿海、东部、中部及西部四个阶梯。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说明区位因素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省市的经济发展、技术先进程度均高于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较高，在一定程度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3.中国循环经济产业供需不平衡，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循环经济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有很大潜力。由于第三、四等级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高于循环产业普及的速度，废弃物资源利用率很低，因而中国大片区域具有促进循环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当然，这一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废物产生较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其本身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较小，如中国海南省，将其与其他省份一起比较则有失公正。该问题在将来也应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参考文献：

[1] 曹小琳，晏永刚，景星蓉.城市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方法与实证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08，（8）：73-76.

[2] 史宝娟，赵国杰.城市循环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构建研究[J].现代财经，2007，（5）：3-6.

[3] 王奇，王会.循环经济的定量化评价方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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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我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应该如何完善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以实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将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总结。

一、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就业难”、“供需失衡”、“地区失衡”是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就业难。自1999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日趋下降。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以每年50万的平均速度递增，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低靡使得就业岗位相对短缺。应届毕业生当年或来年都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比比皆是。他们有的到处投简历但都石沉大海，有的奔波于各大城市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屡败屡战，有的辗转于全国各地的人才招聘市场寻找被雇佣的机会。来自社会、家人和自身的压力让他们觉得迷茫。托关系找熟人，却成了当下除了考试之外最有效的就业途径。其次，人才的供需失衡造成“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做。有的专业供过于求，无数同专业的毕业生竞争同一个职位。有的专业供不应求，虽有相关专业毕业生但找不到技术到位的。再次，就是地区失衡。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失衡导致地区性的就业失衡。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剩，基层贫困地区人才贫瘠。这种地区性失衡往往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带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

二、我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在普及、扩招的同时，教育质量未能同步提升。中国的全日制本科教育课程内容大多过于空泛，重视理论体系，广而不精，缺乏实践结合。造成四年学习的知识不深入，没有实用性。大学的严进宽出，高考前备考为目的的填鸭式教学，进入大学后散漫的教学模式，都是大多数毕业生感觉学不到东西的原因。

人口基数大，国民经济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远不及新增劳动力数量。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学一般以16岁-64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中国一般规定男子16岁-60岁期间、女子16岁-55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庞大的劳动力基数支撑了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庞大的劳动力、合理分配人力资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考验。

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支持不够完善，宏观调控的效果不明显。我国出台的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虽然不少，但作为一个体系还不够完善。国家政策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方面起到的调控作用还有待加强。

大学生自身的职业期望值过高，“高不成低不就”。伴随着精英教育的普及，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对就业的期望值也就一直居高不下。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理想起薪集中约有15%的人定位于4000元以上，而仅有不足3%的人选择1500元以下。而大部分的企业全部选择1500-2500元。部分大学生就业期望值依然居高不下，过高的期望值不可避免地让他们失了大量的就业良机。

三、国家应该如何完善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以实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注意“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在高薪、高待遇、高福利等的吸引下，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也在跟随经济发展方向，选择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寻求发展空间。而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急需人才的地区，却很少有人问津。国家要制定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力求东部西部的平衡，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城乡的平衡。于此同时，既要保证传统行业“后继有人”，又要鼓励毕业生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就业创业。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在保证发展的基础上做到可持续。

鼓励制定针对地方的就业指导政策，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就业状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方的大学生就业状况，制定政策，吸引本地生源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创业。缓解一二线城市拥堵，增加三四线城市及城乡就业吸引力。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初创小微企业。扩大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调查显示，有30%以上的求职者更有意愿到小微企业就职，这种意愿在互联网、科技、金融、保险、中介等领域人才的比例更高。国家应采取简化审批、税收减免、研发奖补、项目用地、金融保险等多项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扩大其吸纳就业的能力。

篇12

企业债券的最大特点是募集资金指定项目用途，能够为项目建设提供“点对点”融资支持。201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出台了城市停车场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养老产业、双创孵化、配电网改造、绿色债券等七个专项债券发行指引，这些专项债券是在企业债券制度框架内“量身定制”的债券品种，主要是针对相关行业和产业发展特点，统筹各项债券支持措施，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相关领域并发挥示范效应。2016年，上述专项债券核准规模达到1115.1亿元，其中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495.2亿元，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248.8亿元，有力支持了相关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的建设。此外，为积极支持企业降低杠杆率，有效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优化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6年率先推出了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专项债券品种，支持符合条件的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债券，债券资金与债转股项目直接挂钩，解决债转股实施机构的融资难题。

二是开展融资政策巡讲，打通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为更好地推动融资政策落地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6年11月启动全国发展改革系统融资政策巡讲，巡讲专家包括研究机构、企业债券技术评估机构、证券公司负责人等，巡讲内容既包括企业债券的政策解读，也包括债券的实务操作和典型案例，巡讲对象为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分管融资工作的负责人，相关部门以及地方企业有关负责人。截至2016年底，巡讲已覆盖17个省区市，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完成全国所有省区市的巡讲工作。此次巡讲活动参与度高，覆盖面广，各地高度重视，平均每场参加人员超过300人，巡讲过程中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和政策答疑，受到了各方尤其是债券发行人的高度关注和好评，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三是简化申报审核流程，主动探索向企业债券发行注册管理制过渡

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企业债券的受理和业务接待全部在政务服务大厅进行，实行阳光审批，并在60个工作日内按时办结。为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完善债券发行注册制”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探索企业债券由核准制向注册管理制过渡的有效途径，将企业债券审核中的合规性审核、财务指标审核等技术评估工作委托中央结算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两家技术评估机构负责，建立了完善的技术评估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则集中精力负责品种创新、准入和信息披露相关规则的制定。

四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创新企业债券事中事后信用监管方式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进企业债券信用体系建设。一是开发完成了企业债券信用档案信息系统并上线运行，整理了相关机构的基础档案资料和债券业务数据。二是开展了企业债券主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价工作，通过案例评价、社会信用评价、主管部门评价、发行人评价、技术评估和登记托管机构评价、市场机构评价、专家评价等多个评价维度，对主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债券承销、发行和存续期管理行为进行全面评估，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并纳入企业债券信用档案，以督促相关机构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篇13

中图分类号：F31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由于我国经济形势与国际形势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变化速度较快，针对随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了保障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必须采用对应的措施，不断强化国际宏观调控，并对相关政策进行正确的调整，让国家经济向着预期目标发展。从2011年上半年的发展进程来看，根据多样化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经济情况，国务院实施了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总体良好的过程中，朝着宏观调控发展。2011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4459亿元，与同比价格相比，直接增长了9.6%。由于国内外环境复杂，很多政府都存在财力紧张、无钱可贷的现象，进而出现一系列的钱紧、钱荒、钱流、钱多现象。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为了确保经济平稳发展，必须及时调控经济政策。

一、我国经济政策调控原则以及发展现状

从当前的经济政策实行情况来看，为了保障经济政策落实力度，必须以坚持主题、落实主线为原则，从根本上保障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在这过程中，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的形势，主题则是科学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程度是影响经济政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努力坚持相关原则不动摇，在大力推行国民经济改革的同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持久性进行全面分析评价，争取得到更有效的改革方法，辅助国民经济发展。

为了满足国民经济以及相关政策发展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整合。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将从紧的货币政策转换成适当宽松的货币形势；第二方面是将稳健的财政方法转变成积极稳定的财政策略。调整后的经济发展策略，主要包括扩大内需、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等相关措施，也就是“国十条”。第一条是，加快农村经济文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第二条是，增强建设性居民的保障住房策略；第三条是，增强居民自主创新以及国民经济文化建设力度；第四条是，增强机场与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性建设策略；第五条是，增强灾后相关区域重建工作；第六条是，增强医疗卫生事业以及文化教育发展；第七条是，努力健全生态文化建设过程；第七条是，进一步完全生态文化、生态环境建设；第八条是，增强金融单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持力度，进而逐步代替我国各种银行的信贷限制；第九条是，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第十条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转型增值税的改革策略。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次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将遏制国民经济下滑、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放在各个工作的第一大位。从我国经济政策改革过程来看，近十年不可能达到经济形势的完全转变，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必须以相关经济策略、基础制度为依靠进行对应的调整。从经济政策发展侧面来看，不是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制度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在拉大内需的同时，促进国民经济战略发展。一旦经济增长速率太低，就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带动我国经济政策改革的建议

为了达到社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目标，必须以经济政策改革为基础，从各方面推动经济文化建设。

（一）努力实行科学发展观，扩大内需与供给。在经济政策改革中，为了带动经济增长，必须努力实行科学发展观，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在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环境中，为更好的实行科学发展观打下基础。首先，在扩大投资规模时，必须不断优化投资结构，而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投资利润与数量，进而忽视投资结构转换。其次，在投资方向与投资项目选择中，为了避免一哄而上造成的不良局面，必须有压有保。对于高污染、高成本、高能耗的项目，必须坚决抵制，在将重复性项目过剩削减的过程中，注重大规模数量以及质量投资，并且各种项目必须拥有对应的可持续性与技术含量。在严格禁止豆腐渣工程的同时，充分调动私人、企业与政府的投资积极性。

在供给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中，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必须扩大供给，增加供给能力；在供给改革中，必须对供给总体需求与总供给同时发力，以带动经济发展。

（二）扩大投资消费，调整财政政策。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但是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更加注重投资需求，而不是消费过程。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已经根深蒂固，在短时间很难改变，所以必须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扩大投资力度与消费需求。

在财政政策调整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带有很多负面影响，如果政府只注重发展，而忽略了钱的实质意义，就会出现钱“贵”的局面。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坚持积极的发展战略，在财政改革的同时，以国家财力为后盾。因此，在实施经济发展策略时，必须积极调整财政政策，带动国民经济积极发展。

（三）调整货币政策与税收政策。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大企业已经感受到融资压力，并且融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与经营目标。很多银行也存在存款、贷款的双重压力，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借贷或者高利贷现象，这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针对这类现象，我们不仅要努力健全货币政策，更要及时调整相关制度，在“双高”与“低差”并存的过程中，进一步降低企业、单位金融结构备金率。

对于国家税收的调整，很多地方仍然存在非法税收的现象。针对这类现象，我们不仅要调整税收结构，更要减少税收项目区，在提高财政收入的同时，进行闺房税收改革，进一步强化税收扶持力度。

经济政策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持续的工作，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以政策改革为根本，在完善改革策略的过程中，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靳卫萍，尹晓菲.滞胀威胁下的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J].经济纵横，2008（1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