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类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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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5A-0059-05

睢宁县古邳中学于2014年申报成为江苏省“下邳文化综合学习”课程基地，2015年又成功申报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下邳文化的课程资源开发研究”，让我们有机会全面、深入地研究“下邳文化”，发掘非遗历史文化素材的教育新作用，探索一条适合乡村中学教学改革的新路。

一、非遗文化进校园动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中指出“教育动机和就业问题决定着学生的流进和输出，制约着他们的成败，因而也就控制着人们进入或离开教育领域”，“然而，好奇心，即要求理解、认识和发现的欲望，仍然是人类本性中最大的驱策力之一”。[1]看得出，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动机，应当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重点关注、持续挖掘的素材，我们在这方面探索得越深，学生学习兴趣越浓，学习效果会越好。

（一）非遗文化传承的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遗文化源于农业文明，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蕴藏着许多有价值的理念和智慧，默默地启示着现代人，让我们真正静下心来体悟，汲取营养。

起源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项目，如省级非遗“怀中抱子扇”、“云牌舞”等，然后逐步推广开来，让更多的非遗文化在我们的校园重放光彩。但让我们揪心的是，现在，很多非遗文化渐渐消失或正在走向失传的边缘。如据史料记载，1934年，本地蒲包、蒲扇销售额68.85万元，但今天本地会编此扇的人不足10人，且均为古稀之人。

怎样科学合理地传承非遗文化？有人认为应原汁原味地“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有人认为要与时俱进，原先农村里那么土的东西如何登上艺术的高雅大堂？有人认为要迎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融进现代高科技的元素，才会有长久的传承生命力。我们经过实践发现，无论非遗文化以前“长成什么样”，我们都不要嫌弃她，而要保护她、爱护她，核心要素应当是学习这些非遗文化里的智慧元素，为今天人们的生活提供有益的启迪。通过整合、研究，我们初步形成以“非遗文化进校园”为抓手，校本课程为依托，走进乡村跳出文化为特色，让乡村中学的学生们体验到不一样的多元成功教育。

（二）适应乡村课改的需要

乡村教改，如何解决乡村教育的洼地困惑？一切从实际出发。无论乡村学校硬件设施如何与城市学校一样，如果乡村学生没有真切的乡村情怀，他将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生活，难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难服务好乡村建设。

我们的课题、课程基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乡村教育情怀，大胆地引进地方优秀的历史文化，让学生在地方文化的浸润中成长发展。非遗文化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它们凝集了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智慧，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发展的灵感源泉。

（三）人的多元智能特点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经过研究发现，人的智能是多元的，人的成功路径不可能只有一条，而真正能够发现并找到这条成功路的人却并不多见。其实这与他们所受教育有关。依据这一理论，我们在课程改革上更倾向于关注不同学生的多元教育需求、多元成功需求。

（四）中英绿色低碳小城镇试点项目

2016年，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和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被中英绿色低碳小城镇试点项目列为三个试点小城镇，这为我们研究下邳文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有关部门将会从地方经济、环境、文化等多角度来评估、设计、引导地方建设，使其走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实践路径

（一）校本课程开发

1.制定校本课程纲要

校本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延伸，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教育发展要求，课程纲要从全局引领、规划我们的课程建设。在纲要里，我们明确了下邳文化非遗课程的目标、实施路径、评价方式、学习效果等，为校本课程建设提供了方向。

2.分类开发校本课程

每门课程依据各自的文化特点和我们的教育发展，由师生与民间艺人共同开发完成。校本课程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与我们的教育同步行进，同向同步调。

依据文化、教育特点，我们已开设了20多门下邳文化校本课程，如“下邳史话”“怀中抱子扇的编制”“云牌舞”“御甜油的制作”“黄河故道考”“古邳地名考”“下邳地理”“剪纸”“古邳风俗”“下邳文化游戏”等。

3.建立课程评价机制

清晰的学习目标和评价目标是有效评价的关键，校本课程的评价主要包括“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部分，遵循学科核心素养的评价要求，这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交融的有机整体。不同的评价任务需要选择不同的评价方式，根据评价功能的不同，评价任务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三种类型。

（二）传统文化工作室

1.分类建设

依据文化特点、课程特色及学生兴趣，我们分出不同的课程类别，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对于一些特殊的文化，集中部分力量，建设相应文化工作室，形成相对集中的研学空间。

工作室课程不同于教室课程，相对单一、集中，有“专题”特点，有的以工作室为中心，形成一个文化辐射链，内引外连扩展开来。

2.常规活动

工作室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召集学员，在规定时间内参与活动，学习相关的知识。室内布置，依文化特点，分步推进。刚开始，学校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基本的用品、水电网络等到位。随着工作室的活动展开，大量学生作品出现，学生创意呈现，工作室随之成为学员作品的展览区、演出厅、实验室。

在这里，有师傅带徒弟，有学员相互切磋，还有录像、微课、网络，给不同层级的学员提供不同的学习素材。

3.工作室特点

（1）课程的专业性。工作室的教学并不像课堂教学那样严格，基本的教学环节类似，这符合学校教学的实际，能与常规教学有效衔接。教学中师傅会对每一环节进行讲解，教师在一旁进行辅导，必要时当“翻译”，把民间艺人的口头语言转化为教学语言，让学生快速领会。

（2）文化的专题性。工作室研究从某一个点切入，做成专题，形成特色，有时一个文化元素牵引出众多的学科联动。如，怀中抱子扇的编制，不仅有“编”的艺术，更有“织”的艺术，有同学在民间采风中获知：“扇子有风拿手中，蚊蝇一见影无踪，下地干活隔汗水，拍拍打打搁煎饼”，有同学查阅资料后获悉，蒲草是一味中药，有蒲黄、蒲白等，有的同学尝试不同的扇形、编扇材料，有的研究怀中抱子扇的礼品盒，有的还想研究怀中抱子扇的机器制作程序等。

（3）活动的多样性。工作室并不只有室内的实验、制作，还承担更多的宣讲任务，让我们的文化传承走出工作室，走出校园，与社区联动，与乡村发展同步。

4.工作室举例

具体来说，工作室的建设情况如下：

（1）怀中抱子扇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5月，至今已经开办三期，累计培训学员60多人。考虑到民间艺人的生活情况，我们把学习时间定在中午12：20―14：20，由民间艺人亲自到学校传授各类蒲扇的编制技艺；16：30―17：30为学生研学时间。为了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我们制定奖励措施，实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学校给予优秀学员一定的物质奖励，颁发优秀学员证书，优先参加相关活动，优秀学员作品优先外出展示。

（2）云牌舞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9月，至今已经开办两期，累计培训学员32人。

学习时间安排在18：30―20：30，相对集中，有利于巩固学习成果。

（3）剪纸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9月，主要是我校美术老师教学，利用周三下午第7节活动课，与民间艺术家进行交流展示。

（4）御甜油工作室：成立于2015年6月，以古邳镇“老三益”御甜油厂为基地，参观、考察、制作。主要请甜油师傅进行讲解，教师指导化学分析，学生完成实验报告。经过实地考察、操作，部分学生已经掌握了御甜油的制作技巧，并开始试验产品。

（5）传统体育游戏工作室：成立于2014年11月，主要采集地方的游戏项目，加以复原，项目主要如下表所示。

（三）课题引领

非遗文化进校园，给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一系列的实践活动，需要科学合理的提升和发展，通过课题研究，我们把相关的实践研究系统化、理论化。

1.申报课题

近些年，我们先后申报了省市级课题3项，参与市级校本课程研发1项。课题研究让大家在教育教学理论指导下，更加科学地传承非遗文化。

2.课题资源化

课题研究是教育研究活动，既是一次师生共同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非遗文化资源整合过程。研究中，我们通过查阅、采访、实践等，让一些零散的、碎片化的非遗资源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文化研究资源群落，便于更多的人来学习、研究。

3.学习小组建设

课题研究依然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方法。我们选取的是高一学生，分为多个学习小组，每4个人为一小组，分别有组长、材料员、新闻发言人、记录员等角色，而这些角色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次活动，是要轮换角色的，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获得锻炼。每一次活动，组长们要研讨，设计好活动方案，保证活动的正常、高效、有序运行。

活动小组的组成，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及学生的多元智能特点和兴趣来划分，每个小组均配有一至多名辅导老师。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关键人物，他们不仅自己学习理论，更要指导学生参与到课题研究中，并把课题理念贯彻到课题研究的每一项活又小P∽橹饕有故事采集组、剧本创作组、剧本表演组、模型制作组、拓片绘制组、导游创编组、甜油实验组、地名考察组、方言采风组等。有些小组，工作起来进度快，有的组因资料欠缺、学生知识有限等原因导致工作时有困难，教师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大规模的“非正规教学”，好在大家热情度高，时常试验出颠覆性的方法。

课题研究，让非遗文化传承得以理论提升，各项活动有序联结、整合、归纳，形成完整的资源链，为以后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依据。

（四）课程基地建设

1.让“一室一本”走得更宽广

非遗文化的传承教育，在我们学校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成为省级课程基地后，我校积极行动，抓住改革发展机会，把乡村文化引入到农村中学教学改革中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课程基地建设，让我们的“一室（工作室）一本（校本课程）”走得更远，再配上“一景区”，学校课程基地环境资源有“下邳文化广场”“下邳文化长廊”“圯园”等，让学生可以在立体的非遗文化中徜徉，流连忘返。场馆建设，便利了非遗文化进校园，使抽象的形象起来，让大家能够触摸、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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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剧视觉元素

京剧是集文学、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于一体的综合表演形式，其视觉艺术形象多种多样，可以分为服饰以及舞台道具、装饰这两种类型。其中服饰涵盖了服装和化妆这两个方面，主要涉及京剧人物的脸谱、服装以及附属用品，用于表现京剧角色的人物身份以及性格特点。舞台道具以及装饰物品包括文房四宝、烛台、船桨、马鞭、各种武器等，同时也涉及到整体的舞台摆设。例如桌椅是最常见的舞台装饰道具之一，结合不同的戏剧情节可以充当不同的用途，像桌、山石、床等。这些视觉元素是组成京剧的重要部分，也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载体。

（二）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形象

综合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视觉形象来讲，主要指的是当消费者针对这一产品进行初步浏览时，第一时间可以通过视觉捕捉到的相关元素，例如构图、形状、颜色、文字搭配、背景画面等（张琦、周杨静、曹艺馨：《中国传统纹样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创新应用探索――以南京博物院文创产品为例》，《大众文艺》2019 年第19 期）。这些元素能够为消费者评价这款文创产品提供依据，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产品设计融合的主要桥梁。通常来讲，这些视觉形象可直观反映该产品的实际用途和设计意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现。近些年，国家大力推动非遗文创产品研发，故宫博物院以及各地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均进行了文创产品设计。结合具有历史文化气息和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设计具有实用性的文创产品，不仅能够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力度，也可以使消费市场内的产品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三）京剧视觉元素与文创产品设计的联系

在京剧表演过程中，蕴含了多种多样的视觉元素，这些元素具有极强的个性化和独特性特点。视觉元素和视觉形象之间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在设计非遗文创产品的过程中，为了凸显京剧的实际内涵和文化寓意，需要将京剧表演中的诸多视觉元素转化为视觉形象，并且与文创产品的实体结合起来，通过视觉形象来体现产品的实际功能和想要表达的内涵，当这样的产品流通到消费市场后，不仅能够提升文化产品的实际价值，也可以有效实现京剧文化的传扬和发展。在设计文创产品的过程中，挖掘京剧表演中的文化元素，并且将其转化为视觉形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文创产品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京剧视觉元素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形象转化方式

（一）常见的京剧视觉元素

常见的京剧视觉元素通常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京剧脸谱。脸谱是京剧的代表元素，也是观众在观赏过程中能够非常直观感触到的。当人们看到色彩多样的脸谱时，第一反应便是京剧，因此对京剧来说，脸谱是应用价值最高的视觉形象符号。其次是京剧服饰。京剧服饰按照其功能可以分化成蟒、靠、帔、褶、衣这5 种形态。京剧服饰不仅沉淀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韵味，也表现出极为强烈的视觉美感。再次是京剧头饰。京剧头饰也分为多种类别，例如旦角的头饰有正凤、偏风、六角花、包头帘、串蝴蝶、蝴蝶顶花以及泡条等。京剧头饰涵盖了繁复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极为丰富的文化底蕴，集技艺和精巧于一体，已经成为京剧的主要代表元素。

（二）京剧视觉元素在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形象转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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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化传播概况

数字化传播形式，范围广内容丰富，即为通过媒体方式进行文字、图像、音乐、影像等组合的传播。例如新媒体、短视频、直播、AR技术、纪录片、微电影等。纪录片作为数字化传播的常用手段，具有思路简单清晰，纪实的特点。现代纪录片传播就是把传统风格的事物“消化”，用风格平实的剪辑风格去阐述剧情，有节奏，有风格，有思想地介绍人们所遗忘的历史文化和历史故事。中国纪录片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电影发展简史历程（图-1）。从最早1905年的由中国人拍摄的《定军山》纪录片《到农村去》，再到1983年《话说长江》发展到中期的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纪录片《农奴》一直延续到1991年《望长城》和《沙与海》，为中国文化纪录片影视产业新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真正地使文化类别纪录片产业融入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纪录片艺术表现真实作为创作本质，并以专业的制作方式对素材的加工和运用，进行艺术展示。所以不难看出纪录片是以真实故事作为拍摄核心。新媒体本身应该是被称为一个数字化的新媒体。清华大学的熊澄宇的张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就是微电影(microfilm)，即微型影视电影，又称小型微影。微电影的“微”和纪录片的“实”非常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传播，由此可知，微电影和记录片作为优秀的传播媒介，能达到极好的成效和功能。

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1.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但在继承和传播上仍存在问题：从宣传上来讲，人们对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没有推广导致关注度不够。例如桂林市兴安县的华江瑶族刺绣，它的宣传方式还停留在口口相传，以及较少新闻的报道，没有数字化的影像来作为非遗传播的杠杆，传统文化正在不断地丢失。从文化上来讲，传承人的缺乏，以及非遗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不断冲击是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以川县阳氏石雕技艺传承人为例，这种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家族式非遗，因为石雕工作辛苦且粉尘较大，没有年轻人愿意拜师学艺。从阻碍上来讲，没有广泛的群众的参与，没有国家的大力扶持，自身魅力不够大，并缺乏文化的保护机制。例如国家级的广西非遗“桂剧”，全靠着十余名七旬以上的老人来进行表演，服装、道具妆容全部都由老人们自己负责，“桂剧”作为广西非遗的地方特色剧种濒临灭亡。总而言之，数字化形式传播方法面对宣传问题、文化问题以及阻碍问题时，使用微电影的记录传播方法是有效的处理方式，不单单体现在微电影作为媒介的优秀记录功能，更是以其易于传播，通俗易懂的特点来面对大众。

2.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调查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形式的传播过程中，需要进行何种方式的数字化形式传播也是需要进行数据调查的，针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受到青少年或大学生的关注较少，多数人说不上几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技艺。对此进行了市场调研，其中调查对象以18-25岁的100名年轻人展开。分析调查数据图表（图-2）发现大多数年轻人更喜爱喜欢数字化的形式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例如网络、小视频、微电影、纪录片等形式进行学习，大多数年轻人更希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微电影形式来获得更好的学习和观看体验,以微电影或者纪录片的形式所纪录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好的用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并且更能被年轻群体所接受，因此在数字化传播形式上，选择微电影或纪录片的传播方式更适合非遗的实际需求或应用。

3.广西非遗微电影案例分析

以《侗听》微电影为例，这部微电影以侗族大歌为主题，将其作为核心进行介绍，通过视频风格，传统音乐，镜头语言，丰富的文案和当地人民实际演唱的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潘萨银花的采访，对她以歌声对侗族大歌传承的故事的进行概述，讲述她为一千多个学生教唱侗族大歌的故事，侗族人民唱歌作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以声音模仿大自然，以侗族大歌人数众多来表达震撼的感觉，以侗族小歌歌唱年轻男女谈情说爱，并有相思情歌、麻雀歌、蝉之歌作为代表等两三百首歌，将侗族大歌的音乐，故事情节，人文情怀分析，用较少的时间来展现民族的文化风采。通过分析这部《侗听》微电影，得出非遗微电影制作的大致流程图（图-3），通过对其流程进行梳理，分析其重要特点。①非遗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剧本创作，分镜头绘制以及拍摄计划传承人访谈等都需要在前期的调研工作中完成，非遗的田野考察更需要一些较为特殊的资料，例如：家族故事，民族特色语言，祖上传说等一些区别于传统调研的资料。针对不同非遗类型所做出的前期准备，非遗的类型多种多样，针对这些不同的非遗来进行的拍摄方法及所运用的拍摄手法，声音语言及画面感的颜调等，都有一定的差异性。②非遗拍摄：非遗的拍摄是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进行的步骤，在确定剧本、分镜头拍摄计划之后完成的重要步骤，在非遗的拍摄中基本包含五个类别：人、景色、物体、声音和饮食。非遗的纪录片中选取主要拍摄对象，并根据其原有特征来使用不同的拍摄手法进行拍摄，例如侗族大歌，该非遗对象最主要的部分即为人和声音，在针对人物以及声音类别的对象拍摄时，人物的面部特征，嘴唇，神态，或以故事性为主题通过声音引出人物，引出故事的发放往往多被采用于纪录该形式的方法，对不同非遗对象使用最表现其特征的拍摄手法以及镜头语言能使成片效果更加丰富。③声音语言：声音语言也是非遗纪录片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一般我们将声音分为三个部分：原始音频、配音音频、配乐音频。原始音频的使用在特定场合下所纪录的声音能够极大的还原其真实性，并引人入胜，例如歌声，乐器声和人声，自然声和特定场景下进行活动的声音。配音音频一般为专业配音员进行配音或拍摄人物的画外音及旁白。配乐的选择则直接决定视频整体质量的高低，“合适的配乐”将更能凸显视频风格及沉浸感，例如年味为主题的纪录片对接为喜庆欢快的配乐，制作工艺类通常是较有节奏感配乐，而故事性纪录片配乐好比循序渐进的配乐。配乐音频还包含拟音师所作出的音频，模仿视频中所需要的特定声音等，对声音语言的掌握将抓住观众的听觉感受，丰富听的“美感”。④视频调色：画面的颜色将直接影响到观众对于视频的最直接的感受，眼睛是最主要的用于感知外在颜色变化的器官，非遗记录片的调色也将最直接的影响观众的观看体验。对于画面的颜色最基本的区分即为暖色和冷色两个色调，暖色多用于饮食文化、室外晴天等，冷色多用于室内、冬天、金属等，对画面协调而不同的冷暖变化，将提高画面的丰富程度，也是提升画面质感和补充画面效果的重要手段。这部微电影使观众在短时间内对侗族大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基本概念，且让侗族大歌在《侗听》这部微电影的情感表达得到发挥，让微电影中的传播优势能得以体现，这也是适应时展所需要的表达。（1）微电影流程案例应用以《中山国青铜器》这部微电影为例进行流程分析，使用非遗为电影的制作流程图为拍摄方法进行梳理，首先前往非遗调研，确定拍摄对象，后进行微电影的剧本创作，准备拍摄设备、资金、摄制组、拍摄计划并确定该非遗微电影的拍摄地点，并进行实地考察。在中期拍摄期间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体内容的拍摄，在《中山国青铜器》微电影中，突出表现为非遗传统制作技艺具体流程，并拍摄成片中所需的空镜头，根据非遗文化的梳理具体组成微电影的大致顺序。在后期剪辑中最先进行拍摄素材的整理，对素材按照剧本需要的风格进行剪辑，并对音频进行处理，例如；配音（低沉），背景音乐（传统），音效（环境声：蝉鸣鸟叫）等，最后进行字幕制作和非遗微电影成片的调色。（2）案例的一致性分析在个人微电影《中山国青铜器》的拍摄过程中有与《侗听》非遗微电影中有较多相似的流程，详细分析如下：①拍摄方法，在拍摄方法的选择上，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人物类特写，以及面部表情刻画，分别体现在《侗听》中老者在进行歌唱时，对老者详细进行了歌唱表情的刻画，歌唱欢快歌曲、悲伤歌曲、劳作类歌曲等，不同歌曲在老者进行歌唱时的面部表情被刻画下来，表现在镜头内。体现在《中山国青铜器》这部为电影中的则是传承人认真对待青铜器具花纹的刻画，在详细刻画的过程中，汗滴流下，将此画面表现为工艺的繁琐、困难及人物神态刻画。人物神态的特写拍摄都是能重要体现人的美感，认真的态度，通过画面展现人物的喜怒哀乐，流泪、流汗等，这些丰富的表情都能触动观众内心，并提升画面效果。②故事性记录，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故事性记录的方法，从《侗听》微电影中通过侗族歌声引出故事，从一位老者的身上不断作出故事的体现，并穿插以访谈、歌声、故事，通过故事性记录的方法不仅贯穿整部微电影，也让视频变得更加整体，有故事，有看点。在《中山国青铜器》则体现为从历史中引出故事，中山国青铜器由位于赵国和燕国之间，后迁都灵寿。一句话引出之后的传承人故事，两部微电影都使用了故事性记录的方法，并分别由传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是微电影中较为重要且具有说服性的方法。③传承人访谈，两部微定影中出现了传承人访谈的较多镜头，传承人访谈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不仅体现在影片的效果上，通过解说词和旁白进行故事性说明或旁白说明都不具备说服性，而由传承人本人访谈过后，能得到其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而不同于普通剧本和解说词，其具有一定的人物色彩和特殊意义。（3）镜头应用镜头的应用作为视频类中最基本的操作方法，能体现出高水准与低水准的区别，因此拍摄镜头的语言也是拍摄技巧的重要方法，在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根据不同的拍摄主题则选择不同的景别和镜头，长镜头、短镜头、空镜头都是最为基本的拍摄方法，特写镜头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拍摄中的重中之重，例如，通过拍摄特写镜头来展示其工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这里以《中山国青铜器》中的特写镜头举例（图-4），特写镜头也包含与人物特写等，增强其细节体现，不仅将细节放大，也增强了非遗的传统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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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号称九朝古都的南京，延续600年明文化的发祥地，昆曲是明文化最高艺术结晶之一，在南京已有600年历史了。《板桥杂记》一书中，就有关于秦淮河旁演奏昆曲的记录，南京就如唱昆曲的“仙都”“乐国”，让人心魂摇曳，成为全民迷恋的一种最高艺术表现形式。然而，繁华时代下演绎几千年沧桑浩荡的戏台却已显得苍白老旧，昆曲200多年前的盛世景象已不复存在，昆曲文化传播途径较为局限，绝大多数都市人对昆曲还是抱有些许成见。这源于我们对昆曲的印象往往只停留在专业表演者本身、戏曲舞台的搭建抑或是戏曲道具的展示，能够真正亲自踏入戏曲领域体会艺术本身的途径却很少，这使当前环境下的群众和昆曲文化艺术逐渐疏远。昆曲文化保护需要紧随时代的发展，将昆曲艺术融入新媒体语境中，通过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为昆曲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传播途径，这对未来昆曲文化的活态化传承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义。

一、南京昆曲数字化传播路径

（一）构建南京昆曲文化数据平台

昆曲表演中传统程式化的语言动作表达故事内容，渲染舞台氛围的展演形式，带给接触昆曲不多的群体更多的是距离感和时代的隔阂。构建南京昆曲文化数据平台，是将昆曲文化中的图形图案、人物角色、经典曲目、故事情节等艺术元素进行数字化整合与创作，通过新媒体背景下数字文创产品移动APP设计，主题游戏开发，通过线上展售、在线学习、创意视频等方式达到文化趣味性的传播。构建数据平台对昆曲文化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非遗类数字产品软件的应用

随着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迭代，移动媒体数字化技术对保存发展昆曲文化艺术、学习昆曲乐理知识、培养昆曲学习兴趣、挖掘昆曲艺术人才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和媒介。数字产品的功能性寓于用户的体验中，数字产品下第三方应用程序具有多样功能性，第一是体验性，移动设备的触摸屏提供了较好的操作体验，互动体验性带给受众更优质的知识学习情境；第二是识别性，应用程序APP可以通过收集系统的各类信息和识别用户的兴趣习惯，精准推送用户感兴趣的昆曲文化知识和相关视频节目；第三是共享性，网络视频课程的开发有效地扩大了知识的共享性，推动了共享知识共享学习的发展。张婷、彭丽指出，APP在非遗文化记录、展示和传播中有着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优势。①张飞越、靳璨以扬州APP界面设计方案为目的提出了非遗类APP的设计结构和理念。②在游戏设计方面，杨媛媛、季铁、张朵朵指出，游戏作为一种复合、互动式的艺术形式，结合了新技术、交互媒体和情感叙事的潜力，可以激发年轻的“数字原住民”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促进文化传播和文化自信。③可以看出，数字文创产品的设计对传承和保护非遗文化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三）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层面

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中APP与游戏的设计从五个用户体验要素层面进行研究，分别是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框架层、表现层。战略层包括了产品设计者和用户的需求层面，范围层是指向产品的功能层面，结构层是指向操作使用流程层面，框架层用于优化设计布局提高使用效率，表现层体现了产品的设计审美层面。应用设计项目“昆趣”APP和“南京昆曲主题游戏”即是从数字产品设计的这五个层面展开设计构思的。

二、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要素分析

（一）体验要素

系统化、人性化的界面设计可以给用户带来优质的互动感，应用界面设计需要具有良好的操作体验和舒适的视觉体验。昆曲文化类应用界面具有清晰的板块化设计，用户界面中菜单、对话框、窗口和其他控件的风格设计完整统一，用户从选择功能到查找内容等都具有良好的体验感。

（二）功能要素

数字产品的设计需要确定其功能目标，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第一，移动应用的设计中以了解昆曲文化，学习昆曲艺术知识为导向，主要为了提供良好的文化教育学习功能；第二，主题背景界面和图标按钮的风格，色彩和图形的设计体现了功能界面的审美价值；第三，与昆曲动画人物的互动，了解游戏中的昆曲故事情节，体现了功能界面的娱乐性。

（三）视觉要素

优化APP和游戏的界面设计，能提高用户的操作兴趣。具有美观性的界面设计能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昆曲数字文创产品下APP和主题游戏设计富有深刻的艺术文化内涵，其界面设计内容通过隐喻性、象征性、故事性等手法将昆曲文化元素提取并展现出来，界面色彩风格和空间布局也传达其独有的内涵。

三、南京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方法

（一）增强沉浸式体验功能——从“战略层”到“范围层”

沉浸式体验功能设计是为了引导用户自主的探索产品内容，鼓励用户参与到数字产品的体验和互动功能中。增强沉浸式体验功能，不断引导用户深入学习昆曲艺术文化知识。原创应用设计项目“南京昆曲主题游戏”是以当下较为流行的沉浸式体验游戏为创意点设计思考的。以昆曲戏目经典桥段所衍生的剧本进行设计再创作，通过沉浸体验式游戏所呈现，旨在将昆曲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情节和故事人物通过绘画形式表现出来，再通过数字产品设计制作成沉浸式体验游戏，让用户置身其中仿若身临其境，其目的是体验游戏的同时也学习了昆曲文化知识。沉浸式游戏是数字文创产品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文字沉浸类游戏软件“橙光阅读器”，它具备了娱乐性、审美性、体验性、互动性等特点，且具有较为广泛的受众市场。如南京昆曲主题游戏下“檀郎谢女互动游戏”，檀郎谢女一词出自唐代李贺的《牡丹种曲》，后昆曲戏目中也出现此词，用来形容才貌双全的夫妇或情侣，昆曲的折子戏作品中《牡丹亭》《桃花扇》《西厢记》等经典曲目也多以对男女美好爱情的向往为主。如图2，“檀郎谢女”情景体验式游戏是以昆曲人物中小生和小旦人物形象为基础展开联想设计的。此板块情景体验的功能提供了用户不同的昆曲作品故事并匹配相应的人物角色、故事流线、游戏道具，玩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男性或女性角色和不同的故事剧情走向，不同的剧情走向会有不同的故事结局。站在用户的角度设计互动功能，使得昆曲的经典桥段故事通过游戏能够生动再现，引导用户通过阅读文字，欣赏画面的方式参与到游戏的互动沉浸体验中，进而不断了解昆曲艺术文化。

（二）构建用户需求模型板块——从“结构层”到“框架层”

板块的区分将信息进行了有效的规整，模型板块的构建有利于用户清晰认知界面的不同功能导向。设计项目“昆趣”APP体现了数字产品的结构板块化设计。“昆趣”APP设计旨在将南京昆曲以线上推广的方式融入大众生活并体验昆曲艺术的风致雅韵，且“昆趣”取自昆曲谐音，寓意是体会昆曲文化艺术中独特的趣味。“昆趣”APP的开发设计是以多板块发散型功能为出发点，如图3效果图，分为“衍生文创线上展售”“曲目配音录制”“曲艺美妆视频教学”三个结构板块。首先是“衍生文创线上展售”板块设计。该板块的功能是提供多种多样的昆曲艺术衍生文创产品展示和售卖，文创产品以购买者年龄阶段和产品种类为区分，如儿童文具专区、昆曲玩偶摆件专区、纪念版手账专区等等，展售的产品配有三维动态短视频宣传和精美效果图，且部分产品还可依据不同产品材质类型和昆曲元素图案进行自由DIY组合搭配，划分专区可以有效地让用户区分并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有层次性地进行昆曲文化产品价值输出，使受众能充分感受到昆曲艺术元素的多元化和趣味性。衍生品的设计使得昆曲文化得以延伸，昆曲文化的传播方式也不再局限于一点，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经济效益，带动了南京周边文化创意行业的发展。文创衍生板块的设计同时也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媒介的转化，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既然一切媒介都是人的延伸，是我们的部分机能向各种物质材料的转换，所以对任何一种媒介的研究都有助于对所有其他媒介的研究。④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传达是基于数字化技术实现的，而数字化技术产品往往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所产生的。用户从选择产品类别，观赏产品宣传视频，自由组合产品样式都有具体易操作的交互界面，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的转化使受众的选择和体验过程更加自由自主多样。其次是“曲目配音录制”板块设计。昆曲音律婉转缠绵，结合了诗歌语言的优雅和音乐的韵律感，是陶冶人情操的高雅艺术。杨荫浏老先生曾指出，会唱90套昆曲，可以明白音乐史上的很多问题。⑤曲目配音板块则为想要学习昆曲演唱和了解戏曲配乐乐器使用技巧的用户设置，此板块收录了昆曲历史经典曲目和一些昆曲大家的作品，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想配音的昆曲作品，进入配音录制并演唱合成。用户吟唱词曲，也可自由选择曲笛、三弦伴奏乐器和控制节奏的鼓、板音效按键，配音过程中系统会根据你的发声旋律和音调高低为你进行打分并给你相应的奖励积分和学习指导建议。与此同时，用户还可以选择线上跟学指导服务。线上跟学是提供昆曲学唱和乐器学习的课程，线上互动课程学习打破了传统的只有进入行业领域才能学习的限制。曲目配音录制能引导受众熟知昆曲的乐曲旋律并乐于体验，从而帮助有从事昆曲表演潜质的学生进入行业领域工作，不断传承发展创新优秀的昆曲文化艺术。“曲目配音录制”板块设计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下主体的迁移，艺术的主体性表现在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存在。戏曲表演者作为艺术主体的表达者与普通观众在剧场的环境中具有相对的对立面，而昆曲数字文创产品设计更加注重受众自身对昆曲艺术的感知与创造，尽可能地挖掘受众主体的能动学习能力。再次是“曲艺妆容视频教学”板块设计。美妆视频作为短视频发展的强势力量，美妆视频随着新媒体平台的推广逐渐成为大众获取美妆资讯和学习美妆教学的主要途径。受众中尤其是女性更加青睐于通过美妆视频提升自己的气质，选择更多独特的时尚搭配风格，而古典国风妆容便是时下较为流行的潮流风格之一。昆曲艺术元素丰富多样，也可融入古典国风妆容的造型设计中，提取昆曲艺术元素，例如昆曲元素中纹样精美色彩艳丽的点翠，其形状有似牡丹花、或是荷花等花型，也有鸟类和昆虫类等图形，元素纷繁多样。“曲艺妆容视频教学”板块则提供了丰富的昆曲艺术元素图案，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图案进行自由设计，并录制妆容教学视频。昆曲国风元素美妆旨在通过广大自媒体的创意创新思维撞击出多彩的艺术火花，带来具有美感韵味的创意昆曲妆容教学视频内容。

（三）呈现界面视觉风格——设计“表现层”

界面视觉风格的呈现是数字产品整体画面表现十分重要的一点，色彩搭配和图形设计是体现数字产品整体色调和风格的标志。“昆趣”APP在风格基调上，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进行了融合，并设计了具有昆曲特色风格的图形，从而体现在初始加载界面和符号图标设计中，加载界面的标志是简约的特殊图形处理过的线形标志，图案淡雅简约且融合。其中，界面主题背景图便是采取了偏角山水的构图方法，这种描绘局部画面的手法给予了无尽的想象留白。另外，数字产品的人物立绘形象设计也能衬托出界面画面的视觉风格。例如，南京昆曲主题游戏中立绘人物形象就具有其独特的视觉风格特点。昆曲本身是具有浓厚中国古风韵味风格的，可以利用提取的古风元素也十分丰富，故立绘人物以薄涂偏厚的偏水彩风格呈现，颜色汲取了昆曲多彩的戏服和妆容来勾勒设色，混合了水彩元素的中国风与现代风格进行交融碰撞，从而产生耳目一新的视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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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托于本区域非遗传承教学的各级各类专业学校及各个高职院校的教育资源的支持。在目前，地区通过校企合作形式的非遗传承项目教学开展较为普遍，均取得了一定的传承效果。在这过程中，培养了一批院校专业教师对非遗的传承，也促进了非遗项目传承人对现代教学体制的新型教学方式的体验。专业讲座讲授中的人的视频、物的视频、活动的视频，均以专业性极强的讲述讲解描述非遗项目，传达非遗精髓。以视频的形式来集合优质的非遗传承教育的案例，并通过视频形式的记载上传至网站，为公众所共享。这种形式是远程教育中最为常见、利用率最高的教育形式。

(二)名家授课

非遗项目本身具有典型的活态特征，众多非遗项目传承依赖于传承人的活动。所以，传承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活的资源、活的教材。他们的高超技艺技能具有极大的磁场，甚至是行业的标杆。名家的社会影响力在网络社会更是具有极大价值。非遗传承教育中名家授课可谓起点高、专业性强、号召力大、宣扬面广。名家授课这种形式，通过专业演示对普世教育来讲，更直观、更能接受消化。同时，名家授课既是个人才艺技能学识的展示，也是对自我项目的推广宣扬。此外，从组织方来看更具有专业性强以及权威性的特点。

(三)教学课件

教学课件包括了PPT、讲课音频、微课等类别。把非遗传承教育的教学课件共享于数字博物馆，可为公众自由下载。教学课件下载后，可以自我更改、补充、完善。这样的教学课件对于企业培训或是学校教学，有着更加明确的针对性，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课件页面设计可更加灵活多变。

(四)动画游戏

苏州非遗数字博物馆的受众分析中，学生群体占有很大比例。学生喜好、接受事物以兴趣为先导。动画游戏是远程教育中较为受欢迎的一种。由于其参与性强、体验感明显，历来受到学生的欢迎。趣味性、娱乐性、专业性合为一体，使得非遗传统文化更容易被年轻一代接受消化吸纳。

(五)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其他网络教学模式

网络教育形式丰富多彩，例如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网络教育形式。以网络化的开发教育学为基础，与传统的学校课程一样循序渐进地让学生从初学者成长为高级人才。课程将分布于各个不同地方的授课者和学习者通过非遗某个话题或主题联系起来。非遗的传承打破了原有的一对一、一对多的传统模式，而将非遗传承、普及教学面向了普通的公众。

二、非遗数字博物馆教育的成果

(一)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中的古籍、图书、期刊、典章等所记录的知识，是传播继承的最有效手段，也是非遗活动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的最基本手段。通过现代影印技术和翻拍技术将其数字化，上传至网络，形成电子文献资料库，便于信息的保存、检索。

(二)科普视频

由于众多非遗项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地方性与独特性，一般不宜为公众所详知。普及性的非遗教育通过视频来以浅显的、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向大众介绍非遗的科学知识或技艺技能价值所在。

(三)教案教材

在非遗传承中已经有很多院校积累了丰富的传承教学的优质资源。教案教材的编制为非遗教学在大众化的条件下，更显得通俗易懂，尤其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讲，更具有实战指导价值和参考价值。

(四)传承基地

非遗传承工作有多种形式，既有传承人工作室的师徒制，又有院校现代教育的课堂制，还有校企合作的传承基地模式。规模无论大或小，都是非遗传承的一种实践，但不可否定的是，传承基地的建设为非遗更好地培植公众土壤起到了更直接的影响，更深远的作用。

三、非遗数字博物馆教育的交流

(一)学术交流交流层面具有广泛性

浏览数字博物馆的人群本身具有较多的随机性，各色各样的人群都存在着可能。不同职业专业、不同行业部门、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技能专长的人们汇集在这里，思考问题的角度、深度等，使得学术论坛的交流改变了以往严谨的面目，更多的是谈论、讨论、发表观点的平台，具有随意轻松的氛围。

(二)行情交流非遗文化也是行业，有企业、有院校、有民众的多方参与

非遗的可持续发展来自于自身价值在社会经济的价格体现。非遗产品的行情起落在很多关注非遗文化的人来讲无疑是重要的，因此交流内容定会涉及到行情价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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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街、长椿街都处于北京城区的闹市区，两侧高楼大厦林立，临街商店饭馆鳞次栉比，宽展的柏油路上车流滚滚。这里还有家著名的信誉很高的医院――宣武医院，更使人和的粘稠度高度彰显。宣武医院的对面，长椿街旁叫下斜街的地方，却另一种风貌：绿树成林，蓊郁葱茏，林下花坛如锦，红蓝黄白百媚千娇。林间立石，幽径曲折回环，晨起夕至都有金光漫溢，在树间织出暖暖的光带，让花草迷醉般地亢奋，只是金光来的方向不同。林中还有广场，广场的边际设有藤廊亭台，廊下和路边的长椅供人歇息。这是座典雅秀美的生态花园，习称闹市中的绿肺，很是静谧温馨，可又与一般的城市花园不同，向北侧望去，一长溜红墙透过荆丛绿灌高树虬枝亮闪出来，明晃晃地看不到头尾高低，显出一股子神秘，知道的，明白那红墙处就是长椿寺了。长椿寺内是另一种生态――凝聚着古老时光的人文生态。

长椿寺的大门本开在西面，这是我的记忆。我曾去那里会过一位天桥老艺人，听他讲述他的车技人生，悲欢苦乐。时隔几年，在西面我却找不到门了，那儿全部砌起了高墙。从寺北贴墙绕过去，走下长长的一段路，才在东面看到了寺院山门。查史料，方知长椿寺山门本来就是开在东面的，现在是按历史原貌复原了。这是座明代古寺，万历二十年（1592年）由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下令敕建的。万历皇帝，也就是明神宗赐额长椿，是祝母亲健康长寿的意思。山门外，现在的小环境整治得非常幽美，茂树修竹诗情画意。门有两座，隔得不远，南面那座是进长椿寺的山门，北面的那座就是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大门了，也是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的大门。

北门内的院儿，既然是长椿寺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古香古色的。长椿寺基本保持着旧有的建筑格局，南院前殿、大殿、后罩楼均在。北院以往应是僧人们的起居处吧，生活用房为主，现在修整出一个东西长的院子，东面和北面，沿围墙建的伸出长檐来的瓦房，东西向一长溜，成排，间套格局相同，红漆门窗，门处有基台和台阶，设廊，门东西相对开，大部分门上都挂着匾。有匾的屋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展示室。挂着《漆锦斋》匾的是北京雕漆活态展示室，悬《漆缘》匾的属于金漆镶嵌活态展示室，《松竹社》则为彩绘京剧脸谱活态展示室，《指上仙人》屋内是面塑项目，《叶氏门下》是北京内画鼻烟壶项目，《继古雯风》是京作核雕普查项目，《国如轩》是北京评书项目。北京傅氏天桥三宝民俗文化艺术团名下有天桥中幡、天桥摔跤。各个活态展示室展示着相应的非遗项目手工作品，聚集着西城区一批坚守不渝的国家级、市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守护者。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有北京评书、天桥中幡、天桥摔跤、北京内画鼻烟壶；被列入市级或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有面塑、彩塑京剧脸谱、北京雕漆、金漆镶嵌。展示室展示两字的含义不仅是指展示非遗项目的手工作品，不仅是指展示物件，还包括传承人现场制作展演，展示非遗项目传承人、保护人的手工绝活。活态两字就更是大有学问了。它意味着互动性。对非遗项目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去各个活态展示室去观赏，去学习交流，去听传承人讲述古老久远的绝活发展史、传承故事，去探讨传承和保护中的问题，也可以以技会友，学校和有兴趣的单位可以组织现场观摩学习活动，这是个以非遗文化为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然非遗手工产品的爱好者、收藏家更可以从非遗传承人展示的展品中选购、订购。而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人来说，这里是非遗项目的授徒、研习基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艺术大师的交流基地；手工艺制作类非遗项目的艺术品创作基地；实用性非遗产品开发基地；非遗项目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推广基地。

体验在活态传习的互动中是不可或缺的，譬如您想知道天桥摔跤是怎么回事，代表性传承人不仅会告诉你这项古老的竞技技术的历史、竞技规则、摔跤套路，还会让你以身试跤，感受感受摔与被摔的滋味。放心，不会伤你的，“点到为止”哦。

传习基地内还有演出活动，定期定时可以在活态展示室听到连派代表性传承人表演的北京评书。传习基地院内有个可伸缩的室外裸眼3D演出剧场，平时看它就是个大影壁，拉开来就变成了室外剧场，影壁后是6排阶台式12座座椅，6排共74座，因为最后一排的中央通道上不需再向上走，那块地可以多放两把椅子。基础舞台宽7米，进深3.5米，台顶古建彩画，台立红柱，边幕为嵌着门钉的朱红色大门式。彩画和门钉在古代是很有讲究的，它们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也表述着高贵，更是巧用传统文化、京城皇家文化元素的创新。裸眼3D可视LED屏，前沿高端的播映技术，可伸缩延展的功能，别具一格新颖别致，为非遗的传承提供了新鲜的渠道，排练展演都可用。演出的节目立足于宣南文化特色突出的西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类项目，如北京评书、天桥中幡、天桥摔跤、岔曲、相声等等。

好一幅夺目的宏丽画卷

在西城区非遗传习基地越逛越有意思，越逛兴趣越浓，那是个亮眼的地方，养眼的地方，长心智增学问的地方。虽然说活态展示室所提供的非遗传习保护项目数量不多，与西城区所拥有的非遗资源差得很远。截至今年8月，西城区共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36项，北京市级非遗保护项目67项，区级非遗保护项日162项，涵盖了文化部公布的非遗保护项目10大类别，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9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81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206人，是非遗资源总量居于全市前列的区。就眼前院里的八九项非遗项目，纯观赏，再与传承人保护人聊一聊，交流交流，大半天的时间未必够，要是喜好哪一门，专心请教学习，那就是半辈子一辈子的功夫了。

在院里，我有了一个发现：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的办公室是同一个，工作人员也为同一拨人。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没什么疑问了吧？遇到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主任杨飞，聊起来，他竟就西城区非遗传承和保护工作的架构给了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中心，三个基地，若干个点。一个中心即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心。三个基地，一个基地是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一个基地是在西四，是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平台，而另一个基地是月坛雅集。若干个点，我记得他说的有白大成家庭艺术馆、北京皮影剧团、仿古瓷艺术馆、家庭艺术馆、北京宣南书馆、戴月轩总店、北京空竹博物馆、京彩瓷博物馆、三石斋风筝店、天桥杂技剧场等。我的理解，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是西城区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统筹部、指挥部、协调部；基地是西城区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传习平台、展示平台、制作平台；点则是前沿部队、一线部队。这是一个有序而严密的非遗传承保护运作系统，一个庞大的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工作的军团。这是有开创性，模范性，高成效的非遗传承保护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感觉非常新颖。

这一个中心、三个基地、若干个点的架构是为有效推动西城区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而设计而构建的。

月坛雅集基地在二环外的月坛公园，建设得很有规模，它由北京华方投资有限公司发起创建，由北京月坛雅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汇集手工艺大师及其传世精品，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态保护、教育传承、创新孵化、国际交流为主。建有殿堂级高级场馆，国粹的艺术精品体验式传承基地。设国粹馆、传艺堂、传习坊、大师荟，也和长椿寺北院的非遗传习基地一样，是西城区非遗保护传习的重要基地之一。西四的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是由西城区文委主抓的，很是不错，很想过去看看，但得另抽时间了。而宣南博物馆，就在非遗传习基地的旁侧，长椿寺的南院，一墙之隔，大门敞开，有什么理由不顺脚过去瞧一瞧呢！它虽然不在一个中心三个基地框架内，对了解西城非遗文化，还是很有意义的。

从北院去南院不用出院走山门，隔院的墙在东侧开了个随墙门，迈步进去就是。入门后，看到随墙门两侧，一侧是道曲尺形长墙，长墙上满书介绍长椿寺的文字；门西侧傍墙栽了几丛青竹，翠冠如云，竹丛前铺砖围草立石的一小块开阔地上一组人物雕塑，或坐或立，或背身向壁，或举臂向天，或面朝着院心，皆长髯短须的长袍士子形象。墙上有文字，却是与禁鸦片有关，有一石片上刻的还是禁烟名士林则徐的语录。这是出于何典？南院多雕塑，南墙东侧雕的像是一位一身风尘欲参加会试寻找会馆的书生。会馆是宣南文化的一大亮点。大殿前的一组雕塑把人引入乾隆时代，一个就地摆书摊的，两个手握书卷被书摊吸引着目光的。琉璃厂是在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由书摊书肆催发起来的。后罩楼前一棵古树周遭有一组人物雕，内容丰富多彩，有吆喝着卖西瓜的，有吹糖人的，有街头下象棋的，有捏面人的，有杂耍的，市井文化风情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青铜色人物和场景雕塑个性的神态与风貌栩栩如生。中轴线各殿在办木工历史文化展，鲁班爷的传说、宫廷建筑木作、家庭家具木作、木匠行拜师学艺习俗应有尽有，还有古代智能木玩具。偏殿里则是天桥文化展、市井民俗展什么的，有实物有照片，有简介文字，内容博杂。这都引起了人们对宣南文化的好奇，也迫切地想知道它在西城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

宣南文化是地域文化，指的是宣武门以南整个这一片儿地区的文化。它的文化内容是广博而深厚的，而且特色鲜明。它集会馆文化、京剧文化、娱乐文化、天桥民俗文化、大栅栏商业文化、琉璃厂士人文化、厂甸庙会文化于一身，是京城特色文化的富集地。这里是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的老北京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辽金两代的都城都建在这里，历史悠久，明清以来更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都瑰丽多彩。宣南文化博物馆作为宣南优秀文化的展示平台，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尤其是活跃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资源，遗产丰厚。我在偏殿曲艺文化的小展厅里伫立了很久，魏喜奎的历史照，用过的大鼓和演出服把我带回鼓书风靡的那个年代。双拨浪鼓、各种胡同里曾经风行的响器是非遗吗？或与非遗有关？突然感到非遗保护工作者的不易，他们要做繁杂的普查工作、鉴定工作、分类工作、挽救推举宣传和保护工作、传承工作。

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长椿寺展开的是宏阔的文化时空画卷。

让非遗活起来，活下去

在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我得到了一本画册，是“民间瑰宝 时尚西城”非遗时尚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集。大赛是在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的支持指导下，由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手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和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推出的一项活动，提出了一个口号：“100天让非遗融入时尚生活”。这无疑是一次创新之举、探索之举，目的是为非遗保护工作注入时尚、魅力、活力元素，使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融入百姓生活，焕发时代魅力。

这是和非遗传习基地活态展示室、室外可伸缩裸眼3D剧场一样遵循西城区“活态传承”非遗保护工作的思路推出的。它在强调了非遗传承保护活态性的同时强调了发展、创新，强调了时尚，强调了与时代的接轨，强调了未来，给非遗传承以更宏大、更具生命力的活态发展空间。大赛活动是2015年举办的，历时4个多月，收到了280件创意设计作品，评选出15件获奖作品。获得一等奖的“体验非遗――京剧盔头系列纸模”它的重心确实是在体验上，体验用制作传统京剧盔头完全不同的方法制作京剧盔头，而在盔头的材质上两者也是不一样的，虽都是手工，传统的制作技艺复杂得多，材质精美得多，是珍贵品级。而体验的手工艺比较简单，材质是纸板的，是在一种纸的模具上操作。这个设计确实把非遗手工工艺产品引进了当代生活，是非遗产品的普及、宣传，通过时尚的需要，通过具有一定耐力的但很有趣味的手工活动增强对非遗京剧盔头的认识。体验非遗京剧盔头系列纸摸选用了京剧盔头中的蝴蝶盔、五凤冠等等进行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紧扣非遗体验，实现了多层面的转换。如果它能进入市场，形成影响，代代相传，那将是新的非遗项目。这是我对这款获奖作品的解读。获奖的二等作品《黯斓》是实用性器皿，工艺是非遗景泰蓝工艺，但它简化并提炼了景泰蓝工艺，打破了传统工艺对于纹样装饰的演绎，让纹样本身和使用者发生视觉和心理上的关系，使景泰蓝的形式当代化。是否应该说这是组让传统的景泰蓝工艺与时俱进走入现代审美现代生活的创意设计？《古典图案耳机》、《雕漆耳机》，一款是获了三等奖的作品，一款是获了优秀奖的作品，外观感觉上创意水平差不了太多。古典图案耳机用了古建彩画的图案装饰耳机，用了彩绘壁画的样式装饰耳机架，是古典元素和现代时尚用品的有机结合，非遗走进了时尚生活。古建的油漆彩画在古建众多的地方并不鲜见，天坛、故宫、北海公园到处都是，但用在生活用品上实在寡鲜。颠覆传统也是造就时尚的因素并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吧？马宁的雕漆耳机是不同时空中的文化的碰撞与杂交，北京雕漆工艺名列燕京八绝，他把这项古老传统的皇家工艺带进当今的百姓生活，用北京雕漆装饰耳机，这是给非遗工艺产品注入新的生命之水，既是传承又是发展、创新。《宫毯印花斗篷》是对濒危的古老宫毯技艺的一种拯救吧。建国后宫毯大兴过，不知什么原因汉地的大都市消费层突然把它抛弃了，观念上出现了递转，用宫毯来装饰斗篷，做斗篷的花边，使斗篷有了一种贵族气，照这个思路，它是很有传承发展的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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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确认和确定遗产持有者身份问题亟待解决

(一)立法确认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遗申报过程中经常遇到对于家庭所有成员共有的一项遗产,如何确认最具传承能力和资格的持有者的问题。因为同一遗产家庭中有血缘关系的都有权做传承人,而非遗特有的自身文化技艺决定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平均地接受非遗的技术传承,有的是家中的长子,有的是次子,有的甚至是族外师徒。所以,应明确确认遗产持有者身份的程序,规定首先由一家之主来提出遗产持有者的人选,然后由遗产保护组织进行审查和认定,以确保遗产持有者符合条件。另外,在确认中不能单纯地将遗产家庭中的血缘关系作为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

(二)族人和族群之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需要建立相关的认定条例。近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中,同一项遗产在同一族源中或家族支系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纷现象不断增加,有的因家庭成员意见不一致,而造成申报失败或遗产流失。对此,需要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的认定条件。立法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属于族人,同时也属于社会、民族和国家。强调在保证遗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各族成员之间加强合作,共同申报保护。

(三)确立遗产授权人的身份和资格。国家已规定每一项遗产在申报保护前要由遗产持有者向相关单位授权。但目前的授权要求是遗产的实际操作者(指遗产的具体传承人)有时因家庭、家族的当家人出面干涉,使这个授权往往被否定。为此,应明确规定:“授权时必须由遗产持有者和家庭、家族主要当家人共同签名授权。”以避免发生矛盾和纠纷。

(四)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和资格需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特别是国家级的代表性传承人是经过层层选拔认定的项目代表人,一经国家选拔和认定后,要立法保护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使他们的非遗传承和保护不受相关事项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他们在非遗技艺的传承上,在收徒弟的日常工作上,要给予保障并提供支持,以便更好地行使和发挥他们传承人的工作能力。

二、要通过立法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是指遗产的自身特点性。如前郭的查干淖尔冬捕、延边的民众节,各项与自然和生活相关的礼仪活动、传统节日等等。要立法促进这些项目的正常活动的开展,以促使这些遗产得到传承。

生产性保护的观念还可以施用于那些可移动遗产的制作和展示,特别是不受环境和背景限制的手工艺遗产和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剪纸、浪木根雕、石刻、泥塑、草编、柳编、布贴画、刺绣,包括各民族的服饰制作,还有民族表演艺术和歌舞音乐等类别的项目,可以给它们创造生产性保护的条件。提倡这些类别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或进入旅游区展示。特别是在民族节日和传统节日期间,要充分发挥其特点,为族人和社会展示自己的技艺,同时获得经济利益,以促进它们自身的传承和发展。

三、应明确做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地传承活动的有关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依靠传承人来传承的文化形态,是一种既固定又流动的活态文化,应区别不同的项目,允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地传承。

(一)家庭或家族性遗产要保持遗产传承的传承性和背景环境性。许多遗产属于其家庭或家族自身祭祖或展示表演。要慎重对待这种遗产,不支持脱离本地域本区域的异地展示。但如政府和重大活动在相关组织或部门的安排下出去展示可以安排,但一定要得到遗产持有者当家人和本人同意方可。因为,脱离了背景环境的非遗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非遗文化形态,违背了非遗的真正精神和面貌。

(二)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由于传承人自身流动而带出遗产,要对传承人的现状进行科学分析,以便加强解决。如前郭县的非遗项目蒙古博的传承人青春就是这样的实例。她由前郭到了呼伦贝尔盟的海拉尔女儿家生活,从而将蒙古博的技术带到了另一个地域。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设法为她解决回到本地的条件,让她回到本地传承保护。如果不成,要立即同异地相关部门联系,作为特殊情况同异地联合申报这项遗产。

(三)关于建立遗产展示基地。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遗产专题园区、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传习所,这种做法直接起到了遗产抢救和保护的作用,开辟了非遗传承的新的方式和途径。特别是一些可移动性项目,不受遗产背景和条件限制的民间艺术类遗产剪纸、雕塑、制作类,集中在这样的地点展示,真正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但是作为一些依靠背景和民俗信仰空间而生成的遗产,如祭祀类、信仰类,还是慎重到异地传承为好。同时,在异地存活的这类遗产是否由异地组织者申报,要非常慎重。应该立法解决这类遗产与异地组织者间的关系,从而解决目前非遗类型中存在的多种情况和问题。

四、成立保护机构和设立专项资金应依法进行

(一)全面建立独立的非遗工作机构。目前国家已经建立并要求各地组建非遗保护工作机构和专家机构,但因机构编制等问题,多数地方没有设立,有的非遗机构置于文化机构之中,没有独立出来,这不利于开展工作。国家应以法律形式进行规定,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工作。一些非物质遗产资源比较集中,并且具有唯一性和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地区,不但要建立独立的非遗保护工作机构,还应建立传承机构,确定人员和编制,以利于工作的开展。

(二)应依法设立专项经费。国家和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将非遗保护工作经费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统一支出,专项使用;并制订有关政策吸引、鼓励民间资本投入非遗保护项目,确保非遗项目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五、应将促进全社会提高对非遗重要性的认识和增强保护意识以法律形式来体现

非遗的保护是全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关系到国家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因此要立法促使全社会能自觉地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护遗产持有者,并给他们创造保护的条件和环境。

篇8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是近年来学界争议较多的研究课题。在实践中，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冲突仍难协调。非遗大多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少数民族非遗蕴藏着所属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具有深刻内涵和特定审美意义，对其保护和开发值得关注。作为后发展的特殊区域，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现实需求比发达地区更迫切；而包括少数民族非遗在内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又决定其文化产业的差异化路径。生产性保护使少数民族非遗进入市场，为其生存发展提供驱动力，也给其有效保护带来新的挑战，从中更可看出非遗产业化过程中的机遇和问题。本文以水族马尾绣工艺为例，窥探其在市场化、产业化实践中的困境，从而探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良性互动的可能。

一、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内生互动性

（一）少数民族非遗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差异化资源

目前，“文化产业以独特的生命形态和创造力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文化面貌、生态结构和生存方式”。[1]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也将面临重大转型，文化发展目标因此将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将不仅是保护对象，也是重要的经济发展路径，成为带动全部经济活动的综合发展目标以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要进入国际主流社会，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市场途径，这是一条被认可的途径，也是市场经济下最可行的途径。”[2]产业化既可以推动民族文化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也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承、整合和创新，更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不同。民族地区大多属于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但民族文化多姿多彩，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发展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是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可行之路。“民族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3]少数民族非遗的民族性、传承性和稀缺性决定其经济价值的增值性和其必然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差异的重要领域。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符号成为文化产品符号价值生产的原材料，其生产性保护开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消费性，是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二）产业化是少数民族非遗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非遗在形式、构成、内容等方面不断演化、变异和发展。形式上的复古不是保护的目标，保护的目的重在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流变性的基本特性，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的保护不应是静止的凝固的保护，而是为了发展的保护。没有保护，难以发展；而没有发展，保护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4]少数民族非遗作为濒危文化，产业化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把非遗资源转化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竞争力，赋予它自我发展的能力，保护和发展才能形成源头活水的良性循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明确指出：非遗保护工作要体现“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七条阐述道：“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在多元文化的今天，市场化已成为少数民族非遗较好的载体与传播空间，也是其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产业化发展的形式，可以保护民族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特质。发展的民族文化产业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非遗自身活力，推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更好地融入民众的生产生活中，为其保护打好基础。

二、民族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水族马尾绣工艺的困境

（一）传承主体断层现象严重

传承人是马尾绣保护的关键，能否吸引更多的传承人是衡量保护工作成效的首要标准。如今绣女们的知识结构，文化结构已发生明显改变，其思想观念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极大冲击，对于传统的老样式、老技艺多有轻视而不愿坚守，动辄以创新和艺术为借口，大肆改造传统绣法。就马尾绣的发展历程而言，掌握马尾绣全面工艺、具有深厚功底的多是老艺人，且人数极少。故依靠口传亲授方式传承的技艺，随着一些老艺人的辞世导致有些绣法接近失传，马尾绣艺人出现断层现象。

（二）管理混乱，产业化水平低且规模小

管理混乱主要表现在马尾绣经营者对自己的马尾绣产品分类管理不够，没有明确对产品做出分类，对马尾绣产品分类收购管理也不足。目前，马尾绣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以小企业为主。以三都县为例，主要是由两位省级马尾绣传承人韦桃花和宋水仙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获奖奖金以及融资等渠道，开办马尾绣工艺品店以及由县政府主导开办的凤之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农户”模式进行马尾绣的宣传、生产与销售。缺乏大企业的带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同时缺乏完整的营销渠道，市场占有率低。

（三）创新不足，传统与时尚没有实现有效整合

当前，旅游市场上的马尾绣商品以传统绣品为主，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从款式和造型上都不能满足现代消费群体既追求时尚又寻求古朴自然的视觉与心理审美需求，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虽然当地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改善，如马尾绣片装裱画，现代服饰、女包等与传统马尾绣工艺结合，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马尾绣图案等，但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三、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良性互动

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要协调进行，既要考虑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更要坚守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寻求保护与开发的合理度，争取良性互动，促进双赢。

（一）坚持积极保护与利用并重，实施分类保护和开发，打造少数民族非遗资源链

从产业开发角度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产业化。然而传统工艺类本身就具有生产性，对于这类非遗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合理的。对于附加值高、已获大众消费认可、与市场经济属性结合度较高的非遗文化，可运用市场化策略进行规模化生产销售；而一些不被现代大众消费认可的工艺，就不能单纯从文化产业层面运作，而应从文化事业或文化遗产的属性思考如何保护传承。要对少数民族非遗项目的类别特点及其生存状态进行研究，尽快制定出符合各自特点和实际的分类保护与开发的标准规范。另外，还要区分传承人所从事的非遗传承与开发商所从事的非遗产业化开发。前者是生产性保护，后者利用非遗文化元素进行产业开发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不宜用统一方式去评估。通过分类评估，对少数民族非遗资源进行整合、规划，形成资源链，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二）坚持政府管理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构建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化支撑体系

文化产业本身具有社会效益的要求，而非遗相关的文化产业更为特殊，兼具的公益性更明显，政府的引导作用就很关键。政府要鼓励非遗市场化，以实现非遗现代转型。要制定少数民族非遗的分层保护开发管理政策，在文化分层保护的基础上实现非遗的良性开发。要对少数民族非遗产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导。应扶持非遗类民族文化产业，提供优惠的财税和投融资政策，设立开发基金，激励非遗产业化发展。非遗生产企业要充分利用市场运作机制和产业运作力量，盘活和开发含金量高并可以经营的非遗资源。针对民族手工技艺生产的现状，按照现在企业制度建立一定规模的民族文化艺术企业集团，实现家庭作坊企业化、生产方式产业化并做大做强。引导文化企业对非遗的保护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寻求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途径和与商业良性互动的模式，以促进文化企业和民族文化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注重文化创新与传承，在保持原真的基础上创新，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

保持原真性是少数民族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关键。“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包括生产性方式和产业化方式，都必须以非遗项目的核心技艺（而不仅是技术）和核心价值（原本的文化蕴涵）得到完整性的保护为前提，而不是以牺牲其技艺的本真性、完整性和固有的文化蕴涵为代价。”[5]但坚持原真并不等于不能有创新。在充分尊重非遗项目的真实性，保护好本真形式和核心内涵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对项目进行再创作、展示以及产品开发。比如对于手工制作和机器生产的矛盾，一方面可以走纯手工的高端市场，不必担心没有市场，科技越发达，传统工艺越复兴；另一方面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在守住手工制作核心技艺的前提下，寻找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开发的良性互动，适当引入机械生产。尝试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与现代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相结合。要通过少数民族非遗项目不断发掘，以传统文化和技法为核心，进行深入性、延续性和创新性的开发，生产更多适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产品，开拓文化市场；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手艺相结合，提升附加值，延长民族文化产业链。

四、结语

当前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民族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民族文化已经摆脱了传统依附性的地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继续上升，成为引领性、主导性、支配性的部分。《国家 “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 “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促进文化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一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少数民族非遗必然会成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其产业化过程可视为民族文化资源产业化的一个缩影。手工技艺类非遗在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进程中起着率先示范的作用。虽然目前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化进程曲折难以避免，但利弊得失都具有许多可借鉴的意义。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与少数民族非遗本身具有内生互动性，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代表的民族特色文化保护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不是能否开发、应不应该市场化产业化的问题，而是应面对现实，积极探讨其在用做资源开发、走产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如何不被非正常变迁、消解或消逝，以实现保持现有各民族特色文化多元共存的基础上，达到文化保护事业和文化特色产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思考[J].东岳论丛，2009，（2）.

[2]柳斌杰.探索文化产业的理论和实践[J].大学出版，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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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羌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从最早驰骋在甘青高原的游牧民族到如今仅有十万余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罗琳，传承羌绣手工技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尽管羌族文化古老而丰富，然而遗憾的是，羌族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手工技艺等文化的传承只能通手口相传；这对于文化的传承是十分不

利的。

（2）2008年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正好发生在羌族人民最集中的茂县、汶川与北川，不仅仅让羌族人民受到了巨大的财产损失，给羌族人民身体上与精神上带来巨大的痛苦，羌绣及很多羌族手工技艺文化也受到巨大的冲击。保护和传承羌绣势在必行。

（3）2008年6月，羌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在上海世博会上，北川羌绣是国内绣种中唯一被邀参展的。国家号召全社会加入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之中，每一个个人与团队都有责任与义务保护像羌绣这样正在面临着尴尬与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代高校拥有最优秀的科研技术，是最丰富的人才与大师聚集地，是优秀技术与科研水平的翘楚，对羌绣的保护与传承责无旁贷，并且应该在传承文化的事业中起到典范与榜样的作用，带动与鼓舞更多的社会人士与团体加入到保护与传承像羌绣这样的传统手工技艺之中来。

保护传统手工技艺最好的方法便是传承。高校拥有文化素质最优良的学生组成的未来中坚力量，他们掌握着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将羌绣手工技艺通过高校教育，输送给高校学生，正是保护和传承羌绣手工技艺的最佳方式。

研究课题的目的

对羌绣的保护与传承并不是一句空话，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策略及行动当中。如何保护，如何传承，高校如何通过教育做到传承，是必须解决的技术层面问题。羌绣现在面临的“瓶颈”，一是缺乏研发人才、资金；二是没有与时俱进，缺乏现代设计感，不能形成艺术精品，无法与市场很好的接轨。高校在保护和传承羌绣手工技艺时必须要做足工作，对学生的教育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保护与传承羌绣的道路上，高校对学生的教育都采取了怎么样的方法与途径？哪些值得借鉴学习，哪些劳而无功，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在分析对比之中，我们要找到传承羌绣手工技艺最有效的方法途径。只有这样，羌绣才能真正意义上得到有效的传承，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继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解读羌绣

羌绣主要以挑花刺绣工艺为主，是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图案主要有：自然景物包括动植物、山水等，另外几何类图形也是羌绣图案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题材主要以神话传说，及生活场景为主。二方连续与四该连续的构成形式常出现于羌绣图案之中。色彩特点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别是素雅的单色绣和浓烈的彩色绣。

羌绣除了运用于衣服裤裙之上外，还大量地运用于其它部位，比如说头帕、围腰、围裙、肚兜、袖套、鞋子等。羌族人民因其在鞋子上对羌绣的巧妙运用，而诞生了羌族之中令羌族人骄傲的云云鞋。鞋底以碎布、棕、笋衣等材料制成，以布料做成鞋面和鞋帮，用麻绳一针一线缝制，结实耐穿却又极为美观。羌族挑花刺绣技巧精湛，制作羌绣主要的工艺流程主要为设计、做样、刺绣、整理。

羌族刺绣大体可分为挑花类和刺绣类。挑花刺绣是羌绣中的重要的步骤，包括十字挑、串挑和编挑。刺绣过程中，羌绣艺术的丰富变化都是通过针法的多样来体现，这也是羌绣艺术区别于其他类别刺绣艺术的重要因素。

十字挑采用斜形交叉十字针构成花纹，根据底布的经纬下针，针脚精湛，挑缀严谨，组图美观，但是工细费时，多以生产小型绣件为主；串挑又称链子扣，是以针线挽成链扣相连构成图案，串挑针法粗犷后用细线勾勒，较十字挑省时，适于大型绣件。编挑称织花，运用彩线，编、挑相结合，编挑大方美观，但不耐洗，多适用于飘带、鞋面、头帕。（罗琳，传承羌绣手工技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而刺绣的针法则更加缤纷繁复，包括勾绣、钮绣、扎绣、插针绣等多种技法。在一件成品中，有的仅使用一种技法，多数成品往往集多种刺绣技法为一体。（庄春辉，阿坝藏羌织绣技艺传承的历史渊源及生产性保护路径西羌文化）挑花刺绣多在棉、绒布和绸缎、麻布面料上进行。

（1）勾绣：先在绣片上画样，再照线用针。采用锁针法，每走一线，又转回形成一个圈形。这是羌族地区比较普遍的一种刺绣技法。图案以花鸟为主。

（2）钮绣：主要采用压线的针法，用于绣片中的曲线图案，比如藤萝植物，变形字体、虎尾等。

（3）扎绣：比较简单的一种刺绣技法，易被初学者掌握。主要采用扣针技法，一针短一针长，长针被短针压。因其针法繁琐，需要在刺绣前画好绣样，然后下针。该针法主要运用于比较简单的图案，如花朵、小草等。

（4）插针绣：插针绣的针法比较独特，在针尖有针孔用于穿线，在刺绣过程之中，面料与针要保持垂直的状态。绣品成品表面平整光滑，背面则像毛巾一样蓬松，绣唐卡画像时多用此

针法。

现代高校关于羌绣手工技艺的教学

高校对于羌绣的传承和保护，主要通过对学生的教育实现的。对于羌绣传承的教育方式，形式多样，各有所为。最常见的传承方式有：举行以羌绣手工技艺为主题的服饰比赛；邀请民间手工艺人进入校园；成立研发中心；与校外的社会机构合作教学；实地考察；开设选修课程等等。

（1）举行比赛

对于四川本地的高校对羌绣的传承有着更重大的责任，羌绣的传承对于他们来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由阿坝州羌族妇女就业帮扶中心、四川美术家协会、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联合川内各大高校设计院系，共同发起“5・12灾后重建――四川高校羌绣创新设计大赛”便有着这样的初衷，通过在四川高校之中举办羌绣元素的比赛，来让四川高校，四川民众认识自己身上的责任，勇于担当，弘扬民族文化，传承羌绣技艺。比赛得到了社会一致好评，成功地引起社会各界对于羌绣的关注；学生在比赛中得到实践锻炼，对羌绣的认识无疑更加深刻。

（2）邀请民间手工艺人进入校园。

邀请民间艺人进入高校传授手工技艺，是一种最实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四川大学服装系便曾邀请过羌绣传承人杨师傅进入校园，亲自给学生讲解并传授羌绣手工技法。川大学子与杨师傅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且实现合作关系，由学生提供设计，杨师傅提供技术，共同作业，即丰富拓宽了羌绣的内容，又让学生得到实践机会，无形中完成了对羌绣技艺的传承。

（3）成立研发中心

为了更好地传承与推广羌绣手工技艺，2009年9月，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成立了羌族服饰刺绣文化开发研制中心，旨在提升羌绣活力，开发以羌绣为主的旅游产品。该研发中心聘请羌绣传承人陈平英为教师，向学生传授羌绣的“图纹”、 “针法”等刺绣手工技艺。能否与市场接轨，是该研发中心课程的重要标准，为此，研制中心致力于寻找一条羌绣与时装的结合的道路，对社会承接订单，开展租赁业务。在研制中心不断地努力下，因其显著的成效，得到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学生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大量的

锻炼。

北京服装学院、中国民族学院与川音绵阳艺术学院联合北川绣娘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组建了羌绣研发中心，通过学生与羌民的实践合作，创作出一批优秀新羌绣：《再造一个新北川》、《新生》、《敬礼娃娃》、《幽谷恋歌》、《生死救援》、《崛起》等。这些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化产品问世，为羌绣产业打开了一片

天地。

（4）与校外的社会机构合作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为了发挥该校教学科研人才优势，联合四川汶川县人民政府举行羌绣合作基地挂牌仪式，组建“汶川县羌绣保护与传承专家顾问组”，制定汶川县羌绣人才培养计划，就羌绣刺绣人才、产品研发、营销管理、市场效应激发等方面人才培养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为汶川县羌绣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另外，汶川县则根据人才需求计划，支持鼓励毕业生到汶川就业，实现双赢。

（5）实地考察

组织学生到羌绣手工技艺据点实地考察，是最直接的传承方式。通过实地考察，高校学生可以见识到最原汁原味的羌绣手工技艺，学到最地道最纯粹的羌绣手工技艺。感受羌族最原生太的生活习俗，及穿着方式，可以杜绝管中窥豹的误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北川政府的聘请下走入羌地，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学习，结合现代设计理念，为羌族绣娘们设计绣品图案，大范围地开展羌绣培训，使全县30%的羌族妇女掌握了羌绣技艺并与公司签订了产销协议。学生在考察过程中学到很多新知识的同时，也为羌绣的传承出了

大力。

（6）开设选修课程

开设选修课程，是众多实行学分制的高校对羌绣传承的一个重要方式与途径。通过选修课，向学生介绍羌族文化，包括羌绣图案、文化内涵、基本针法等。例如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便开设有羌绣相关选修课程。

（7）小结

尽管对学生的教育方式多样，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例如高校学生重设计，轻手工，刺绣工艺显生疏；学生作品不能与市场很好的接轨，兴趣受挫；急功近利，无法坚持等等。

结论

民族文化消失的速度快得让人心痛。传统艺术是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东西，在现代消失便是我们的失职。（唐绪祥口述）对如羌绣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势在必行。然而，最有效的保护便是传承，（李当歧口述）拥有未来中坚力量的高校，对于羌绣手工技艺的传承，现代高校责无旁贷。

只有传承才能让传统手工技艺活在当下，活在未来，发扬光大，为后代子孙们继续运用。但是，学传统并不意味着复制传统。（唐绪祥口述）传承需要与时俱进，向传统学习技艺、技巧、思考方式，融入设计者的灵魂，在设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是对羌绣传承的真正意义所在。创新发展才能形成生命力。地震前羌绣的图案主要以花朵为主，但羌绣不应该只是“花花朵朵”这么简单，它具有上千年的文化积累，还有非常多意义深远的民族图案，将它们发掘出来，并融入现代的设计理念，是高校首当其中的任务与责任。

一个民族的传统民间工艺品，要有文化传承，但不能不创新、不进步；羌绣的工艺和图案不能停步在传统中。要做到很好地保护和传承羌绣手工技艺，就必须要解决好羌绣原生态与现代产业发展融合的问题。只有创新发展才能形成生命力，羌绣要在发掘和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走上以创新求生存，求发展的道路，才能做强

做大。

篇10

关键词：元代;藏书;特点

摘 要：文章从官府聚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藏经目录四个方面对元代藏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1588 （ 2016 ） 01-0136-03

元朝是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随着元帝国时代的到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五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大统一。疆域的扩大，政治的统一，民族的大融合，必然带来文化的大冲击。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又相互促进。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藏书工作中也呈现出了与其他朝代所不同的特点。

1 官府聚书成为元朝藏书的主要来源

元统治者崛起于北部蒙古高原，本来以游牧为业，建立政权后，一部分蒙古贵族就建议铁木真把中原作为牧地，继续游牧产业。但是对汉文化颇有研究的大臣耶律楚材就向铁木真父子进言，阐述推崇儒学思想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人，是我国金元时期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为官，曾积极辅佐蒙古贵族推行“汉法”，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曾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1]在蒙古军队攻下金国首都南京（今开封）后不久，耶律楚材就主持在燕京置编修所，在金朝原来刻书的中心平阳设立经籍所，史称“由是文治兴焉”。元代掌管图书的不仅有兴文署，还有艺文监。艺文监中有艺林库，“掌藏贮书籍”。元代还设有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太医院下属的医学提举司，负责“校勘名医撰述文字”。另外的一个重要藏书机构是秘书监，至元九年（1272）设置，“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这些机构的设立在组织机构上为藏书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势如破竹，攻下了南宋都城临安，宋恭帝投降。在一大批汉臣的力阻下，元军没有进行屠城、烧杀，使得一些重要的文献典籍得以保存。据南宋史料记载，靖康以后，宋朝廷曾经大量聚书。淳熙五年（1178）的《中兴馆阁书目》计存书四万四千余卷，比《崇文总目》所载还多出了一万二千余卷。嘉定十三年（1220）的《续中兴馆阁书目》又多续一万四千余卷。此时南宋秘书省的藏书已达到六万多卷。再加上以南宋皇帝为首的文人墨客所著的书，当时临安的藏书非常多。元军在攻下临安后，向天下诏谕“秘书省图书……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2]大将伯颜命人将宫中的图集、秘书省的藏书全部收集。后来又收集了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的图书、祭器、乐器等，共得到图书五千余册，由卢挚奉诏将所得善书精本悉数转运到大都，交与行文署。这看似一场文化的掠夺，实际上对文化书籍的遗存却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元代官府聚书的过程中，许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祖籍河内李封，是我国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天文学家。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衡在政治上推行仁政思想，深得忽必烈的赏识，曾经十次召他为官，辅佐朝政。在元军取得宋朝藏书后，许衡建议把杭州以及其他主要大城市的官府藏书、书板都要收集起来。于是元军又对宋朝的主要官府藏书进行了广泛的搜罗。书板（版）的收集保存，对元代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至正三年（1343），元朝廷诏修宋辽金史，因史馆藏书不足，曾经在全国购求遗书，这也成为元官府聚书的一个途径。危素在《史馆购书目录序》中叙述曰：“至正三年诏c辽金宋史，遣使旁午购求遗书，而书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备数史馆，中书复命往河南、江浙、江西……于是藏书之家稍以书来献，驿送史馆，既采择其要者，书诸策矣。暇日因发故椟，其目藏焉。期间宋东都盛时所写之书，世无他本，今亦有之。”[3]据清嘉庆年间《松江府志》记载，这次危素在松江购得庄肃家藏书五百余卷。官府藏书通过元秘书监编写了一本《元秘书监志》，该本志书按照秘书库上的书目排架编成目录，分为“在库书”“送库书”“发下书”“读发下书”等类别。

2 书院藏书为元代藏书做出了较大贡献

书院在历朝历代都是讲学、藏书、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宋代由于理学的高度发展，书院的设置曾经盛极一时，讲学的规模也在逐渐增大。元代的书院讲学之风承继了宋代的风格，无论是藏书、刻书都不逊于宋朝。元政府对书院的设立和活动采取了宽容和鼓励的态度。至元二十八年（1291），朝廷令“其他先儒过化之地，明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府州县及书院置之。”[4]并且规定元书院的学生和州县的生徒一样可以被举荐到政府为官。这一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生源和讲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元代著名的书院有太极书院、江西锦江书院、余杭集虚书院、渤海东庵书院、许昌颍昌书院、袁州南轩书院、河南伊皋书院、武昌南阳书院、湘潭主一书院、杭州西湖书院等。尤其是太极书院的设立，为元初理学思想的确立以及儒学入主科举考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赵复、姚枢、许衡、窦默等人都在太极书院讲学或学习。

元代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朝廷赏赐和各路官府的支持。《元史》卷《儒学》记载：“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意思是说杨惟中、姚枢建立太极书院时，将朝廷所得的8，000册遗书作为藏书。临汝书院建于南宋淳v八年（1248），元延v二年（1315）其尊经阁在火灾中毁灭，后来官府命令并出资重建，重建过程经历了。建成后，程钜夫曾为尊经阁作序曰：“南阳书院既成，乃茸旧阁谋藏书也。会宪使历山公俾提举学事者，萃列郡校官板本书至，因庋之其上，以待学者。”[5]可见书院的藏书受到了朝廷和官府的支持。二是私人捐赠。书院接受私人捐赠也是藏书的一大来源。宋代的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向上的，无论是儒学还是科技都是较为先进的。由于长期战乱的原因，流落到私人手里的藏书是比较多的。一些开明士人为了使这些书籍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捐赠给了书院。辉州共山书院就接受了不少的私人捐书。柳贯《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曰：“汲郡张公自始仕好蓄书，洎通显矣，益缩取俸钱转市四方，积三十年得凡经史子集若干卷。”[6]意思是张思明公将三十年薪俸所得都购买了书籍，捐赠给了共山书院。三是书院购买和刻印图书。元时的公立、私人书院都有农田。农田每年的收入非常可观，为书院购置和刻印书籍提供了保障。据记载：淮海书院有农田13，570亩、明道书院有农田4，900亩、文学书院有农田4，200亩、南阳书院有农田4，000亩、沅阳书院有农田1，200亩、清忠书院有农田1，100亩、伊川书院有农田1，000亩、江东书院有农田900亩。农田的收入不仅保障了书院的建设，还为书院的购书提供了巨额资金。

3 士人秘藏书籍成为元代藏书的一大补充

元统治中国时间不长，从灭南宋到元亡，仅有80余年，私人藏书不算太多，较宋朝的私人藏书相去甚远。但是就是为数不多的私藏也为元代藏书事业做了巨大的填补。

元代著名的藏书家有庄肃、元好问、张雨、汪惟正、耶律楚材、张文谦、张柔、贾辅等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松江的庄肃。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江（今属上海）青龙镇人，仕宋时为秘书院六品小吏。宋亡后，弃官浪迹于海上，隐居于松龙镇，于青龙镇建藏书楼“万卷轩”以贮书，收藏图书至8万卷，多为手抄本，上至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均有收藏，并把书目分成十门归类，被时人称为江南三大藏书家之一。元至正六年（1346），为了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元朝廷指派史臣危素到庄肃家访求遗书，庄氏怕书中有触犯禁令之处，乃将书焚毁，危素只选得500卷。庄肃撰有《庄氏藏书目》，其分类除经、史、子、集外，另有山经、地志、医卜、方技、小说6目，加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以区别，今已佚。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文学家，收藏大量图书。金宣宗贞v元年（1213）蒙古人南下，为了保存图书，他把几千册善本藏入夹墙。后来为躲避战乱，他将珍贵善本与常读之书1，000多册，装了满满两车，由太原启程南渡黄河，到了福昌（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后，因潼关失守，再度南逃，不料途中住宿失火，两车书均被焚毁。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颇爱藏书，《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死后留有古今书画、金石和遗文数千卷。赵孟\本是赵宗室之后，后仕于朝廷，诗文书画无不精妙，藏书亦多珍本。

元末兵乱，对士人秘藏是一场劫难。明宣宗时大学士杨士奇在其《文籍志序》中说：“吾先世藏书数万卷，元季悉毁于兵。”元代的兵乱，使不止一家的私人藏书毁于兵乱之中。

4 藏经目录的编纂丰富了元代藏书

元代对佛教的传播、寺院的建设、佛学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视的。元时著名的两大居士耶律楚材、刘秉忠都是元朝的开国重臣、一代名相，尤其是刘秉忠的佛学思想影响着元代最高统治者。刘秉忠（1216―1274），元代政治家，元代北京城规划建设的肇始者，字仲晦，原名侃，邢州（今河北邢台）人，曾为僧，法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对他言无不听，宠任益隆，曾经位至三公，官居太保。元代佛学的发展体现在佛寺的大量兴建与信徒的大量增加，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有各种高僧主持的大规模法事活动，元皇帝曾主持修纂藏经目录。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藏经目录在汉末、曹魏之际。而概括全面、分类合理的藏经目录，当是唐朝的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元代各地的藏经数量很多，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藏经流传很久，但有不同的文本，如：藏文本、汉文本甚有差异。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召集各地高僧，包括蒙人、汉人以及各族的高僧齐聚京都，为用各民族语言准确地翻译佛经进行了讨论。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校对诠释了1，400余部藏经。后来忽必烈又命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华梵对辨，各题各标，编著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部总录共分为四大部分：一是记录了自东汉初至元世祖时期的所译经藏、律藏、论藏的数目。二是分别记述历代译经的目录。三是大小乘教各部藏经、律经译本的著录概况。四是元代译经的业绩。这部总录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佛教对我国历代思想的影响，了解佛教在我国发展的历史。

元朝文化的发展特色既有中原文化的渗透，也有异域文化的利用，呈现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文化的特点。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的收藏也具有不一样的特色，值得我们讨论。

参考文献：

[1] （明）宋濂.元史・耶律楚材传卷一四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3461.

[2] （明）宋濂.元史・世祖本纪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179.

[3] （明）危素.危太仆文集卷八[M].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4] （明）宋濂.元史・选举志卷八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32-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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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紧紧围绕“建设社会风尚良好、文化繁荣发达、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强市”目标，以“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为主题，按照统分结合、软硬结合的建设思路，已建成491家功能齐全的农村文化礼堂。礼堂建设力推其移风易俗、传道教化、文化传承、乡愁乡风等软功能的延伸，打造农民群众共有精神家园，对加快推动“两富两美”的现代化浙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意义。2015年下半年开始，绍兴市委宣传部委托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对农村文化礼堂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大规模调研，看到了收获也发现了问题。

一、传统农业的终结和新农村建设下民间艺术的困境

虽然绍兴市历来注重文化传承，注重城市文化的营造，但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村民对传统民间艺术依然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的家族式传承后继乏力，岌岌可危；民间艺术不注重系统资料存留造成其资料素材难以妥善保护，文化资源流失严重；部分依赖口述的戏曲艺术等传统民艺更是在现代化推进下日趋衰退、消亡。分析其衰退原因如下：

（一）文化主体性及其困境

经济格局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村落原有秩序。祖辈沿袭下来的道德伦理逐渐瓦解，传统宗法趋于碎片化、边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都造成了农村青壮年人口大规模迁徙，乡村人口或农村青壮年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的工商业循环过程，乡村逐渐成了“无主体的熟人社会”，整个村庄主体性的缺失，间接造成了乡村内在内聚力的消弭。因此民间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渐渐贫瘠，民间艺术生活环境内村民的主体意识逐渐衰亡，使得民间艺术的自发性原动力显得格外惨白无力。

（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形态和文化格局产生了巨变

到2015年底，绍兴市城镇化率达到了63.2%。农村土地大量的开发征用，农民获得高额的拆迁补偿款，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水平更是对其生存范式、生活观念等带来的冲击。如此时代背景下，新生代的农民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父辈，渴望积极拥抱市场经济，融入城市生活。村庄权力精英不再考虑公共道德问题，权力运作突破了村庄伦理。因此，怎样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对村社共同体解体，抑制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趋向，重建村社集体的公共性，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三）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从初期的有形的物质设施向无形的精神建设需要转变

经过几年的建设，浙江省的文化礼堂早已初见规模，有效地提高了农村现有各类文化公共资源的利用率，丰富了农村居民的业余生活，全面展示了村落文化的魅力。目前文化礼堂建设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政府支持下的外部推动力，转化为获得村民普遍认同感的文化认同和内在需求，实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从外部物质形态转化转化为村民精神、情感的归宿，显得必要而迫切。

二、“小地方大社会”：民间艺术之于文化礼堂的“生命”意义

先生提出:“我们现在不光要发展经济，也要重新认识人文资源，另外，还要利用这些原有的资源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服务于我们新的生活”。广布在乡野的民间艺术不仅有着大量精美的建筑与丰富珍贵的物质遗产，还有那一方水土乡民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以及庞大的无形文化遗存。

（一）凝聚村庄精神力量，提升文化礼堂建设的认同感、参与度和创造力

村民既是文化礼堂的建设主体，又是农村文化礼堂服务的对象。民间艺术是乡间民众智慧的产物，但不直接关乎农事，它来源于乡村生活但高于生活，是自古农民心理和乡间文化的忠实反应。如绍兴市兴浦村将一千多年的制扇传统文化融入礼堂建设，通过对扇文化的集中展示和深刻解读，生动阐述了兴浦人的“真、善、美”；下方桥社区将非遗搬进文化礼堂，设立“三六九”伤科陈列馆，实现实用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结合，让社区居民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二）传承民族传统文脉，增强文化礼堂建设的生命力，提高文化软实力

民间艺术自农耕文明以来，历经时空演变依然保有盎然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是广袤田野上乡民文化认知、道德修为、生活观念和审美情趣的直接折射。优秀的民间艺术是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充分挖掘其文化底蕴，发挥其功能优势，不仅是新农村文化的强劲动力，也是有效地传承和保护本土民间艺术的重要举措。如浙江省文化馆已连续两年举办文化礼堂优秀民间艺术展示，让大批优秀节目脱颖而出，有效地增强了文化礼堂的文化内涵。

三、利用民间艺术资源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长效发展思路

在中国艺术体系中，民间艺术始终保持着功利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有着认知、教化、记志、表意、抒情和娱乐等多重的积极社会意义，非常适合成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的重要资源。因此，合理利用区域性民间艺术资源破解当前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瓶颈，转变建设思维，完善相关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研究，保障文化礼堂建设的质量，提高文化礼堂建设的创新性和深度，对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推进有重大的意义。

（一）主体重塑

利用民间艺术传承的文化自觉性，因势利导的树立农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是推动农村文化礼堂深入建设的良好基础。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立足于乡村文化根源的实际需求，确立农民文化建设主体地位不动摇。如绍兴市政府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不仅着眼于完善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确立，同时还要关照到弘扬农民间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等，积极开发具有地方特点的书法、戏曲、石刻等民间艺术项目。做到既能科学合理地利用现有的农村文化资源，加以积极拓展推广，同时也能和时代需求紧密结合，促进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引导农民珍惜自己的文化，寻求自己的精神归宿，能主动承担传承民艺，发展优秀传统艺术的使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层次丰富，内容饱满的健康文明新生活。

（二）空间拓展

农村文化礼堂还需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充分整合农村现有公共文化空间资源，秉承“一堂多能、一室多用、灵活多样、功能齐全”的建设原则，采用新建、改建、扩建等形式。使礼堂从建筑群落向乡村文化、向旅游休闲地进发，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矩阵的一大景观。如坝内村古采石场遗址陡峭险峻，路经村内的美丽西桐线还是绍兴东部的最美骑行线，是绍兴市的生态运动线。通过区委区政府（镇政府）与市旅游局等相关部门的协商，利用招商引资的方式，建设坝内石文化主题公园和石文化旅游特色体验小镇等方式的开发，将东湖旅游与坝内石文化体验串联起来，尽最大可能的开发东湖石文化与绍兴东部的最美骑行线，从而促进并提升坝内村及文化礼堂的建设与运行，实现双赢局面。

（三）服务下乡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既是一项惠民工程，也是一项政府的政策工程，在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中应突出以满足、丰富、提升农村群众的精神需求为本，不管是在政策指导、文件下发，还是送文化下乡，都应设身处地地站在农民群众的实际环境、层次、需求等视角出发，避免官本位的思考或处事方式。如对于偏远乡村，村民以老年人与小孩为主的空心村，又如柯桥区、上虞区工业经济发展较高，外来人口众多，如何让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共同获得文化认同，共同体会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使得在工作、生活、娱乐等方面均能获得满足。特别是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管理等现实问题能在“春娃学堂”中得到解决与提升，最终使得该部分子女获得跟城里孩子一样的素质教育与素养的提升。

（四）传承再造

近年来民间艺术发展遭遇整体衰退的困境，民间艺术的支撑力量和创作主体日益老龄化、边缘化，个别民艺类别濒临失传。那么合理利用农村文化礼堂现有条件基础，发挥民间艺术骨干力量，拓展民艺人才培养体系，探索有别于传统家族式的传承机制，未尝不可。民间艺术的传承，除了政府大力支持外，更多的还是要让传统民艺文化后继有人，传承有道。因此要利用农村文化礼堂的平台，充分发挥“乡村知识分子”“民艺传人”等乡村文化能人的骨干作用，打破家族式传统的封闭落后做法，形成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广泛的民艺基础，激发农村的文化艺术活力，最终达到教化认知的目的，这是柔性治理最直接、最理想的形式之一，是民艺生命力历久弥新的长久之道。

（五）价值深挖

文化礼堂建设要充分挖掘地域资源，用散落于民间、存活在百姓记忆之中的民间艺术等文化元素，把区域文化艺术资源发掘出来，形成一个一个的“项目”，让农民记得住乡愁，守护好文化根脉。同时利用文化礼堂项目的推进，以创新体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为重点，加强文化产业化运作，增强民间艺术产品的可持续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补充。在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的过程中，运用市场机制，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重点培育和发展一批本村的传统文化特色项目，继而通过文化礼堂这个平台，实现最佳输送。如绍兴东浦镇就可以利用东浦黄酒小镇的政策红利，整合“酒乡、水乡、桥乡”的元素，将文化礼堂的一部分改造成旅游服务中心，在此间能为游客制定系统性的旅游服务体系，将酒文化、古村形象、名人资源、特色小吃等能反映当地风土民情、地方特色的东西打包推出。综上所述，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建设好农村文化大礼堂项目，利用好现有的优秀民艺资源，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村文化软实力的提高，需要我们利用现代管理学的知识重新梳理传统文化脉络，引导农民对传统民艺的认同，积极拥抱市场经济浪潮，重视优秀文化的传承，探索多种建设途径，立足“两富”“两美”浙江美丽新农村建设的基调，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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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和价值及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一）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特点和意义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底蕴深厚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如，凤翔泥塑、凤翔木版年画、乾州布玩具、旬邑彩贴剪纸、黄陵面花、西秦刺绣、陕北民歌、陕南民歌、安塞民间绘画、商洛花鼓、华县皮影等。这些传统手工技艺都具有展现陕西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艺术的价值，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传承陕西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发展或后继乏人及保护措施不到位而存在消失的危机。在幼儿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课堂，努力提高保护传承的社会影响力，对促进陕西地域文化认同和儿童成长的意义重大。

（二）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幼儿教育传承中的优势条件

地方课程开发是当前基础教育的重点。在幼儿教育领域，地方课程还很缺乏。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受到挤压，许多民间艺术淡出人们的视野，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消失的边缘。培养继承人是让传统技艺传承下去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继承者，民族文化和艺术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消失［1］。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多彩是开发幼儿地方课程的优势条件。幼儿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内容，保教并重，寓教于乐。在幼儿课程体系中，传承优秀地方文化传统，更新完善幼儿游戏实践内容，开发符合儿童天性的活动资源，应从幼儿教育地方课程资源与地方课程开发等方面探讨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幼儿教育地方课程资源的方法。

（三）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能够丰富幼儿的日常生活和游戏

地方文化应是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课程资源。民间艺术资源以鲜活的感性形态存在，它植根民间，来自大众传统文化，与儿童的现实生存状态紧密相连，是儿童自小耳濡目染的有着广泛家庭基础和社会认同性，有利于开发成为幼儿艺术教育的地方课程。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幼儿的课程资源，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陕西快板、陕西游戏和故事等。各类民间制作技艺，手工精湛的工艺，如泥塑、绘画、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花制作、草编、折纸、织染、剪纸等。表现形式包括戏曲秦腔和相关的面具、玩教具制作工艺等。民族民间节日喜庆做的花馍、祭祀手工花馍、面花等。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如民间音乐、秧歌、社火等。这些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继承人缺乏，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为幼儿艺术教育地方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广泛选择。

（四）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融入学前课程能传承和推动民族和地方文化发展

儿童艺术教育地方课程目标设计时，要把课程融入到地方生活和发展的环境中，要充分利用地方课程资源，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性。在幼儿教育地方课程的开发中认真筛选适合幼儿的资源，使幼儿及幼儿教师真正地体验、感受，在现场情境中生成教学目标，这种审美教育才会潜移默化地建构起来。幼儿从小接触、了解民族文化，就能播下喜爱和传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子”，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2］。在学前教育中融入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培养未来的潜在继承人，为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好准备。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保持优秀文化的新鲜活力，在幼儿教育中传承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幼儿与幼儿园教师可在表现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使民族文化能够与时俱进，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幼儿教育的特点，继续保持民族艺术旺盛的生命活力。儿童从小接触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形成喜爱、保护、传承民族艺术的习惯。幼儿自身学习的特点和好奇心强，容易接受、探究新事物的天性，使他们成为传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适合的群体，对地方和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培养幼儿文化认同感，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要“丰富幼儿的情感，培养初步的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使其感知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3］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其蕴涵着华夏民族的精神，它们来自于幼儿成长过程中周围的环境和生活，能够成为幼儿园课程的重要资源。在幼儿教育中传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幼儿能够学习传统优秀的文化艺术，增进对本区域的风土人情的了解，扩展儿童游戏活动的经验和体验。幼儿在活动的过程中，可以感知和体验传统文化的力量和情感。学习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对幼儿进行艺术熏陶，培养孩子的天性，提升幼儿的艺术修养，提高幼儿感受、欣赏和表现艺术作品的综合能力。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地方艺术形式，以情感体验和行为表现为主，形式灵活多样，便于幼儿操作和表现，符合儿童在游戏中成长的需求。在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儿童的注意力、记忆力、感知力都能得到发展，并能够体验到成功的幸福和投入的快乐，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可得到锻炼和发展。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还能为幼儿提供对话、交往互动的机会。陕西的很多民谣和民间艺术能让幼儿产生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心态，能够让幼儿建立良好的认知，形成开朗性格，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同时，还培养了幼儿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和喜爱，增强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二、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幼儿教育中的传承策略

在幼儿教育中传承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非遗纳入幼儿园课程体系，实施以陕西地方民俗为教育主题的幼儿教育活动，既能促进幼儿发展，又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体实施策略如下。

（一）甄选适合幼儿成长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幼儿教育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既要考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易于传播，方便实施和传承，更要考虑幼儿的健康发展；也要考虑幼儿的接受能力、学习特点和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间艺术传承和幼儿发展的共同价值。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每种艺术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教育价值，但许多民间艺术由于内容过难、形式复杂、远离幼儿生活、不符合幼儿需要等问题并不适合幼儿学习，不能纳入幼儿园课程体系。目前最便于实现的课程资源有：陕北剪纸、面花、拼贴、麦秆编织，或陕西民歌快板等活动。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对繁杂的民间艺术进行筛选，要选取幼儿易于理解接受的，形式简单便于掌握，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学习情况和身心发展水平的形式。然后对这些民间艺术分类选取整理，分析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项目类别，作为可选择和利用的课程资源。通过在幼儿中开展活动，了解孩子的兴趣并获得经验基础，在不同年龄段的活动类型中选取幼儿感兴趣、符合幼儿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课程。

（二）关注幼儿的学习特点，多提供感受和参与机会

幼儿的学习主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是通过幼儿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在玩中学和亲身体验获得的。幼儿以感知动作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抽象的知识和内容应该还原为儿童的体验。学前儿童通过对非遗作品的认识、实践和鉴赏，从而受到艺术的感染，得到精神上愉悦的感受。这对于提高儿童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陶冶儿童的情操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民族民间艺术的外在形式、语言和内在价值的掌握，都需要幼儿通过对民族艺术的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来逐步实现。在幼儿教育中要选择适合幼儿形成直接经验的非遗项目，并采用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进行组织，尽可能调动各种资源，让幼儿通过多感官感知民族艺术的魅力；要创设环境和营造儿童喜欢的色彩鲜艳丰富的氛围，让幼儿有强烈的自觉参与意识，通过活动亲身感受发现、领悟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要强化幼儿的互动体验，尽可能多的为幼儿提供尝试和表现的机会。儿童更喜欢感知描绘熟悉的物体和令人愉快的有现实意义的美术作品及色彩明快的作品。作品的内容是否真实地再现了现实世界，作品的色彩是否丰富、鲜艳，是他们判断作品好坏的两个最主要的标准。通过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实际操作，亲身感知民间艺术的乐趣，掌握简单的技艺，熟悉制作和表演的流程和规则，培养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热情，为培养民间艺术的传承者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通过游戏活动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实现寓教于乐

游戏是幼儿园最基本的教育活动。幼儿可以在民间音乐伴奏或歌曲伴唱下进行游戏，有一定的规则，游戏时的动作、表情必须符合音乐的音调、节拍、内容等。这类游戏主要在于发展幼儿音乐感受能力和动作协调性，培养孩子愉悦的情绪。在幼儿教育中传承非遗文化遗产，要把游戏作为实施民族艺术活动的基本形式，将教学与游戏密切结合，做到教学活动游戏化，实现民间艺术教育活动的寓教于乐，培养幼儿的身心、智力、创造力。民间常见的老鹰捉小鸡游戏：首先由一人自称老鹰，其余人排成纵队最前面的人伸开双手挡住老鹰，第二人双手捏住前面一人的腰带，后面依次的串起来，然后由老鹰来抓最后的那人，玩时忽前忽后，时左时右，直至抓住最后的一个为胜，民间的这种趣味游戏至今仍得到小孩的喜欢。在幼儿教育中传承民间艺术，重要的不是掌握具体的操作，而是培养幼儿对民间艺术的欣赏、热爱和自豪感，陶冶幼儿艺术情操和审美品位，培养民间艺术的潜在“传承者”［4］。因此，不能把技能的培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教育形式，否则，就会扼杀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兴趣和热爱，更不可能产生自豪感和传承的意识。所以，幼儿园丰富的课程资源，能让幼儿进行各种形式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使幼儿在愉快的体验中获得技艺、知识和文化体验。

（四）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氛围，使幼儿随时受到环境的浸染和熏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绘画、泥塑、折纸、小制作等，因其直观、形象、艳丽、多变的图案，搓、捏、揉、挤、压、剪等手法，符合幼儿学习的特点，深受孩子们喜爱。民间艺术常常可创造很多鲜活的形态，如动物、帆船、衣裤、帽子和飞禽等。幼儿通过自己动手、动脑，可以创造多变的图案，捏出自己喜爱的动物、植物、人物等造型，能满足幼儿的求知欲，发挥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还能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尤其学前班儿童，老师带领孩子们折纸、剪纸，泥塑等，学习的成果还可以用来装饰幼儿园的环境。要让幼儿的活动课程围绕一定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让幼儿逐步获得各种有益经验。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可使幼儿有计划、有组织的接受教育，能够不断提升幼儿感受、欣赏、认知和表现民族文化的水平［5］。幼儿园环境是幼儿教育的重要资源，在幼儿园环境中创设民间文化艺术的元素，营造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氛围，使幼儿随时受到环境的浸染和熏陶。如幼儿园墙壁可以用马勺、脸谱、麦秆编织、凤翔虎头等形式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来装饰，陕北剪纸窗花可以用来装饰窗户，传统手工以及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技艺都可以通过环境的创设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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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250.74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Zhang Xiaofeng， Yu Naihua， Qian Yich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tyles and characters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data， this paper argues its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and offers solutions to some critical problems. It puts forward an idea of constructing an online management system by drawing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the mature library science， so as to realize the hyper text management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data through this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Database of special topic.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1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简论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虽然是一种独特的，被称之为“看不见、摸不着”“无形的”传统文化事项，但其往往是通过附着有这些传统文化事项的某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形式保存和呈现出来，使我们得以能够使用文字、图像等某种“物化”了的形态去纪录、保存、总结研究非遗各种事项。例如对技艺、技能、原生空间等非程式化的过程性知识类事项，使用全程不间断录像纪录完整的制作流程，用照片纪录器物、工具、制成品的外观和质地，用文字、录音纪录和描述传承人口述史及有关该工艺的原理、用途、制作技艺、沿革流变、文化含义等相关知识要素……这样不但能够详细记录非遗传承人制作、表演的整个过程和取得的成果，还记载了他们对所传遗产的理解。在不割裂原生语境和个性情形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采用文字、图像、声音相互参照的“三位一体”形式将非遗知识转化为文献知识，这些纪录和保存构成了可供人们学习和研究的非遗资料，有利于对非遗领域知识进行规范化组织管理，建设完整的资料体系并实现充分利用，能够对非遗知识进行更好的保护，促进交流、传播和发展，使其跨越时空，为人类所共享。“文化信息一经文献化，就借文献这种客观实在的物质形式得以外化，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物化特征。正是由于这种信息存在形式的转换才使它可以成为供众人共享的智力资源并为跨时空的存在与扩散奠定了基础。”[1]

1.2 非遗资料类型

非遗资料主要内容包含有相关事项源与流的各种显知识，文化空间等“言不尽意”的隐知识，传承人和传承流变情况纪录，资料采集者和研究学者撰写的调查报告、背景资料、备注及所作的文化诠释、科研成果等等。非遗资料主要载体形式有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1.3 非遗资料特点

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以杰出传承人口传心授活态传承与流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殊文化现象，其独特的自然生态构成特殊的价值，非遗资料具有多样性、自然语言丰富、碎片化、异构性等特点。

1.3.1 多样性

其一，非遗事项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传承变异过程，非遗资料是凝固的文献化信息与传承人活态文化信息的有机结合体。其二，非遗关联知识甚多，知识脉络交叉重合，很多知识处于一种隐知识况态。其三，受语言、地域、族群等影响，非遗知识结构地方特色鲜明，普遍性和独特性共存，相同主题表达方式不同，同一文化事项可能有多种形式的存在和表达方式，名称也存在多样性和多义性，如某些题材跨越地区，甚至流传全国。不同的文化环境演变派生出多种表现形式、内容、种类、门类，不同的版本，同一地区也有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差异。其四，口承传统的重复性、情节性、叙事场景化及韵语化使得口承传统文献化的形式本身具不稳定性，所谓同曲不同韵。不同传承人性格上的独特度带来的共性与个性区别，即使同一个传承人讲述由于表达程度、环境分围、时间长短、着重点差异、状态等也会产生差异，保存下来的口头传统艺术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口承传统操演由一定的程式化的文本为基础，但……每一年表演出来的文本，都具有某种随意性和偶然性，都是不可再现和不可重复的。”[2]最后，非遗是一种鲜活的知识形态，在不断的发展传承中满足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特定现实需求，会不断出现新的形式和内容。

1.3.2 自然语言丰富

极强的地域性差异特征，使非遗事项表达形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大量的语言变体，运用大量来自民间，由劳动人民创造，反映人民生活经验和愿望，口语化、通俗化，语境化，并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定型的语句，还存在大量的行话术语。

1.3.3 领域知识碎片化

“民间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文化的不单一性。一个民间文化的品种或类型不是单一独立，而是混同一体，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文化的整体。”[3]非遗事项更多地来自民间基层群众的创作，缺乏有序完整的文字记载，原生状态的非遗资料大都未能经过系统的显性整理，处于支离破碎状态。由于其本身具有的特点和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一个完整的非遗知识集合往往以许多相对独立而又通过某种纽带联结在一起的知识片断形式呈现出来。换言之，是许许多多零散分布的相关知识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非遗文化事项。如同属于某一个事项范畴的一则传说、一件实物、数张照片等。碎片化另外一层含义是指大量分散，还未能为研究者或传承群体所认知和清晰定义的相关领域知识。

1.3.4 数据结构各异

其一，非遗事项本身表达方式和纪录符号丰富多样（文字、语言、音乐、美术等）；其二，同一事项可以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表现类型和不同的版本，如一则故事可以派生出文学、戏剧、剪纸等等；其三，现代化技术在非遗资料收集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多种形式的承载体（文本、磁带、照片等）。

2 非遗资料管理系统设计思路

从民间搜集到的大量非遗资料呈现出形式种类多样、内容繁杂混乱、彼此割裂、无法系统利用的状况，非遗资料管理系统建设的重点就在于实现非遗资料科学有序的组织和控制。寻求能够适应非遗领域知识内容特征与传承规律的知识融合、知识存储、知识组织、知识检索方案和法则，在最大限度保持原始性的同时，对分散于不同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非遗资料各种相关知识元素进行科学、有效的分类解构和主题描述，通过各种知识表示和知识组织手段和技术清晰揭示这些资源对象的各类属性以及与其相关知识间的联系，促进非遗知识元素有序化、规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多角度、立体地反映该项目的内涵和外延，实现超文本的知识连接、重构与检索，形成能够被用户所充分利用与共享的完整体系。

文献是纪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从文献学角度解读非遗资料，与传统文献并无本质改变，只是载体形式和传播途径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历经长期发展，作为知识信息管理学科的图书馆学在针对知识的组织、规范管理和利用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有效，并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习惯使用的理论与方法，充分汲取借鉴图书馆学文献分类、目录、语词控制、检索等专业知识技能，借助计算机科学的最新发展成就和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建设科学规范、结构合理、利用方便的非遗资料管理系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同时还能够有效降低技术风险。

“人民群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承者。”[4]非遗事项更多来自民间，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非遗资料数据库的用户群体十分广泛，既有具备高深领域知识和检索知识的专家学者，还有大量没有接受过较高层次文化教育，信息素养相对偏低的基层百姓，他们可以是传承人、参与者、爱好者。结构层次如此丰富的用户群体访问使用非遗资料数据库的目的不同，需求各异，查询和使用的习惯和方法各不相同，非遗资料管理系统必须面向全社会，具备为公众服务的能力，实现资源共享。系统构成和服务方式以基层用户能够理解和掌握为原则，提供人性化服务，在网页界面、检索策略和检索工具、搜索引擎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各类型用户的诉求，让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熟悉和掌握的方式方法，方便、快捷地使用资源。网络是现代社会各阶层熟悉和习惯使用的访问平台，同时大量非遗资料用户的检索更着重于单元知识而非深入完整的过程性知识，使用的检索点主要集中在项目类名、传承人等，需要搜索引擎那样方便快捷易用的检索工具和功能，数字化与网络化成为非遗资料管理系统的必然之选。通过提供超级链接、专题跟踪服务、知识发掘工具等形式和手段满足高层次读者需求。

非遗资料管理系统由两大部分构成：数字化非遗资料数据库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系统需要实现以下技术指标：所记录和提示的相关信息全面、丰富；全系统拥有良好的开放性，兼容性强；方便对资料进行动态更新和修改、编辑、排序、移位、备份、删除和增补；方便在不同文本及图文声像与数字信息之间进行超文本自由转换；可以高速、便捷地通过网络进行传输、检索和调用；能够在调查人员、传承群体、研究学者、用户群体以及资料管理人员、数据库管理系统编程人员之间实现交流与互动。

3 非遗资料数据库建设述要

为全面、准确地反映非遗知识内容体系的特殊性和丰富性，需要对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知识组织技术和知识揭示形式进行创新，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3.1 分类方法和分类体系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人类非遗分划为五大类，我国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中分为与联合国基本一致的六大类（将“文化空间”明确列为一个基本类别）。我国实际颁布的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只使用了一级类目，分别为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项（三批名录只是少数项目的称呼有些变化），采用序号、项目编号、项目名称、申报地区或单位、代表性传承人五项内容以表格形式。综观联合国和我国颁布的分类方法和实际颁布的名录，都是笼统的出自保护目的产生的纲领性基本分类，难以与国际各种分类体系接轨，无法起到非遗领域知识组织和充分利用的作用。我国目前尚缺乏一种权威、统一的非遗事项分类方法，制定一个涵盖非遗所有事项，既充分尊重和执行联合国和国家分类标准，又能够与现行主流分类体系接轨融合，自上而下、层次丰富、脉络清晰完整，可资对海量资料进行实际操作管理的分类方法和分类体系，是建设非遗资料管理系统首要任务。

我们在此针对非遗事项及其资料进行主观的分类和解构，只是出于管理和研究上的方便，而不是人为的主观割裂和定义。具体解决方案如下：对照国家的第三批名录，将非遗资料划分为与名录十大项名称完全相同的十个基本大类作为一级类目，每个基本大类之下根据事项各个维度和向度的知识单元，严格依据《中图法》的分类方法和标准对各次级类目的设定作进一步细分，需要的话还可仿照《中图法》的《地区复分表》《时代复分表》《民族和种族复分表》等附表制定符合本地域特点的方法和细则对主表类目进行复分，从而实现与《中图法》最大程度的接轨。分类代码使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

3.2 著录事项

参考依据国家文献著录正式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制定的规则和方法，结合非遗资料的内容和外形特征，将非遗资料的著录项目确定为题名与责任者项、版本说明项、文献特殊细节项、出版项、载体形态项、系列项、附注项、获得方式项八个大项目，下设若干小项目。结合非遗事项国际、国家、省级和县级四级名目划分确定著录的详简级次。款目有所区别侧重，一些普通文献著录中不甚重要的项目在揭示、识别和检索非遗资料时却显得富有意义，如文献特殊细节项、载体形态项、附注项和声像资料著录的系列项。著录格式沿用《中国机读目录格式》数据字段的结构、录入方法和使用的标识符号。

非遗资料碎片化给著录带来很大不便，因为它们既是同一个文化本体的构成要素，又以一种相对各自独立的姿态存在。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记忆》的技术方案，将“件”作为数字馆藏最小的知识元素单位对这些碎片进行分散著录，并将同一不同形态的内容进行表征统一化，制定整合融入标准，将相同文化事项范畴的“件”进行聚类，体系化组织在该文化事项之下，“聚件可以用来组织更为复杂数字馆藏”[5]。群体传承项目的著录问题类似碎片化，既包含纵向的历史沿袭产生的多名传承人，又存在横向的多位传承人，可仿照上述方案处理。

3.3 领域知识形式化

“活态传承”是非遗最为显著和独特的表征，存在大量模糊而不确定的自然语言，存在同一文化现象不同称谓和个性化释义现象，过程性知识缺乏统一、规范的概念和定义，内容特征抽取复杂，规范困难，给领域知识的形式化表示带来很大困扰。从知识表示和知识组织的角度来看，非遗资料管理体系必须保证对非遗知识理解和运用的一致性、精确性、相对稳定性、可重用性和共享性，根据非遗事项的核心内容特征和表达的基本形式进行规范标注和描述。

词表有助于实现某个知识单元的知识组织、管理和利用。通过编制和利用非遗知识领域中文概念词典及兼顾语义和语法的范畴词典和范畴语法等对自然语言进行严格界定和语义规范，消除歧义，在充分保存“话语”体系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话语”控制，强化领域知识词条目录的规范控制以提高知识序化程度，保证语义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准确反映类目及词汇之间的等级关系、相关关系等特定关系，规范检索点，方便计算机理解、匹配与管理利用。由于只是出于利用目的，非遗对语义复杂逻辑的需求不是很高，可以通过对现行受控词表进行改造和补充的办法编制各种词表。例如参照《中国分类主题词表》模式编制非遗领域知识分类主题词表，使大量的民间词汇能够转换为正式主题词。还可以按照代表人物、传承谱系、流派等作进一步的区分，辅之以地区、民族等复分表，实现对内容和表达层面的揭示控制。增加叙词表相关词间关系语义描述、组织和揭示，在叙词下设置更多参照项，在叙词之间建立起一种能够反映主题词之间关系的概念完整的语义网络。叙词的选择应充分考虑非遗事项的特点、现状和发展，从标引和检索的实际需要出发，加大对主题词的标引深度，以内容和以内容结构类型为对象进行款目聚集，在类目下增设多重列表或多表列类与主题词对应，从多个角度组织揭示信息。例如同时从主题对象、环境、流派、题材等不同角度增加标引，提供更多检索入口。所编制的各种电子叙词表应当是开放形式的，能够实现动态更新和修改，增强词表的兼容性、涵盖性，避免缺漏、不够严谨等弊端。

元数据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语义基础和标准，使用元数据方案描述、管理和揭示非遗资料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格式相对简单、检索功能强大的要求。依靠现有DC元数据标准完全解决非遗知识领域语义异构的问题力有不逮，需要在15个DC元数据核心元素基础上，依据非遗事项中人物、事物、器物、文化空间的各种类型、各种载体的内容和形式特征适当增加一些辅助标准，从描述型和管理型两方面设计、制定完善的非遗DC元数据标准。

3.4 知识检索路径

知识大多呈现为二维形态结构，可以用扁平树状或网状序列结构的有向图来表达。非遗事项有着自己独特的知识表示形式和特点，其构成形式类似立体多向度的化学分子式模型，是由多个二维结构形式的知识节点，如时间维度（悠久的历史）、空间维度（地域）、表现形式维度（不同的版本）、传承维度（传承人及流变）通过具有相同关联属性的知识节点联系在一起，层层叠加形成多维完整的知识网络体系，全面、立体地反映该事项知识和知识关联，通过体系中某一个节点与另一个知识网络中有着相关领域知识联系、相互重叠的节点相连接，可以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维度，经过周而复始反复搜索连接，形成对该领域知识完整的遍历。知识元素之间按知识内在关联形成这种具有层次关系的网状知识结构体系，为我们实现非遗知识检索途径和检索工具的开发提供了指引和途径，通过多次检索、层层深入的方式，也能够满足不同用户不同层次的需求。

3.5 统一技术标准

针对各项技术制定相应统一标准。如照片采用包含信息量大、无压缩的RAW格式存档，使用读取运行方便的JPEG格式提供阅读浏览。音频采用通行的MP3格式。视频文件尤其要注意保存好母带，根据不同播放器灵活设置相对应格式。

3.6 保护知识产权

在服务器上设置一个网关，避免信息系统直接暴露于外部。通过水印、标签、限定文件大小等方式对图像进行保护。

4 建立基于Web平台的非遗资料管理系统

4.1 选择Web平台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在数字化文献中，各个知识对象最终是以一个相对独立的形态存在着的，或者说它们可以脱离原来所属的物理载体，单独被用户或系统所访问、编辑和描述。”[6]非遗资料主要载体形态是文字、音频、视频、3D多媒体资料，非遗资料管理系统选择的管理机制必须采用超文本和超媒体的组织方式才能实现对项目的立体重现和完整描述。超文本的管理平台优势是允许把参考资料和非线性的补充信息混合起来使用，从而实现不同文本之间方便转换利用。“这种多媒体信息管理技术从拓扑性质讲，超文本或超媒体是一个由若干个节点及节点间的链构成的语义网络，它模拟人脑的联想思维，非线性地存储、组织、管理和浏览信息的技术。”[7]超文本链接是一种全局性的信息机构，它将文档中的不同部分通过关键字建立链接，使信息得以用交互方式搜索，通过一组关键词或相关主题词不同的组合检索，利用超文本技术多媒体与文本共同作用实现知识网络的立体重构，多角度、全面反映项目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很方便地对站点上的信息进行更新和改变，实现跨平台、跨操作系统、跨语言数据交换。超文本平台是一种用户接口范式，一种有机融合体，用以显示文本及与文本相关的内容，超文本中的文字可以链接到其他字段或者文档，允许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文本所指向的文字。超媒体是超文本和多媒体在信息游览环境下的结合。用户不仅能从一个文本跳到另一个文本，而且可以激活一段声音、显示一幅图形、播放一段视频动画。

Web是一个由许多互相链接的超文本组成的信息系统，它的三种表现形式即是超文本、超媒体和超文本传协议，具有将图形、音频、视频信息集合于一体的特性，它是动态化和交互式的，可在一页上同时显示文本和图形。Web使得文本不再象一本书一样是固定的线性的，而是可以从一个位置跳到另外的位置，通过FORM的形式可以从服务器获得更多的动态的信息。基于Web的数据库访问利用信息资源和服务器可以实现很大的访问频率和更高的信息承载度。Web还具有强大的导航功能，可以方便地转到另一个主题上，想要了解某一个主题的内容只需要在这个主题上点一下，从一个连接到另一个连接，就可以跳转到包含这一主题的文档上，实现在各页面各站点之间进行浏览。Web技术传播信息的理念是以用户为中心，能够充分发挥用户的作用，构建的服务平台是开放的、共享的，不仅仅能支持用户与系统之间，还包含了用户之间的交流，从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

Web平台具有的特点和优势如同为非遗资料管理度身定制，选择Web作为非遗资料管理系统平台是不二之选。

4.2 利用.net技术搭建非遗资料管理系统框架

非遗资源的特点决定了资料管理系统必须具备开放性和动态性，能够有效解决资源异构问题，提供高效的Web网站查询和服务。作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平台，.net是一种建立在公共语言运行库上的编程框架，可用于服务器上开发功能强大的Web应用程序，构建互联互通的应用系统，这些系统具有标准的、联通的、适应变化、稳定和高性能特性，其执行效率高，对代码控制好，支持Web cotenmet功能和多种语言，具高安全性、管理性和高扩展性，.net开发工具的兼容性非常好，能提供多种解决方案，能提供基于开放架构的服务器组件开发平台，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开发成本较低，简单易用，效率高，可以轻松地创建网页和应用程序，将自定义功能集成到应用程序中。.net技术提供的正则表达式可以让用户通过使用一系列的特殊字符构建匹配模式，把匹配的模式与数据文件、程序输入以及Web页面的表单输入等目标对象进行比较，查看比较对象中是否包含匹配模式执行相应的程序，实现检索信息的提取，包括检索到的记录总数、每条记录的标题、责任者、超级链接、相应的摘要和背景资料等信息，是一种非常适合非遗资料实现超文本管理的技术平台。

参考文献：

[ 1 ] 张欣毅.现代文献论纲要[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43.

[ 2 ] 朝金.民俗学视角下的口头传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0-11，18.

[ 3 ] 陈勤建.寻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当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C].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323.

[ 4 ] 马盛德.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文化遗产，2012（3）.

[ 5 ] 真溱.美国记忆：特点、技术方案要点及质量标准（上）[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1（4）：313-315.

[ 6 ] 张成昱.数字化文献的知识解构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5（3）：32-36.

[ 7 ] 毕强，杨达，刘田学，等.超文本信息组织技术[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