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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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产生的背景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诞生主要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以下四个问题:

1.持续的贫困。60年代对美国城市劳工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基点在于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以改善其物质财富,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人们的收入。政府以此理论为导向,大力发展教育,以期减少失业,消灭贫穷,但却以失败而告终。(Piore,1979)

2.教育与培训失效。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培训与生产率密切相关。但事实上,它们对城市工人的就业前景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也无法有效减少低工资和贫困。不少经济学家批评认为片面强调教育与培训的作用显然是忽略了在工作岗位创造和配置过程中的结构性短缺。(Gordon,1972;Harrison,1971、1972)

3.收入不平等依然存在。从统计学意义上说,收入分布的不平等状况比教育分布的不平等状况要严重的多。(Thurow,1975)

4.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现象严重。男性白人和男性黑人、以及男性和女性之间,即使他们的生产率是相同的,但他们的收入差异却很大。(Reich,1971)并且他们彼此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Hall, 1970)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观点

1.工作竞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前身

工作竞争理论认为工人的收入与其技术无关,而与其工作的类型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假定在多数情况下雇主只对降低劳动力成本感兴趣,工资结构作为外生变量,雇主间的工资差别很大且与工人的特征没有多大关联。雇主招收工人的标准是其是否具有可以被培训的潜力。(Thurow,1968)工作竞争模型强调公司内部的培训和竞争机制。如果说工资竞争模式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工作技能的供需双方相互匹配的市场,那么工作竞争模式则把劳动力市场看作是被培训人员和培训机会双方相互匹配的市场。(Hinchliffe)

2.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成熟

Kerr Clark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一文中首次提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1971年,Doeringer和Piore共同发表《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政策》一书,正式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成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并进行了详细分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远非完全竞争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果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两大块,及一级市场(primary market)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market)。两个部分不是按照特定的产业和职业,而是按照雇佣和报酬支付特征来定义的。一级市场具有工资福利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晋升和培训机会多的特点;二级市场则与之相反,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竞争机制。两个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劳动分配的机制有明显不同。一级市场以结构性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体,是一个完全存在于某一企业内的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 通常以一套指导雇佣决策的详细规则和程序代替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与传统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一致,按照边际方法决定雇佣量和劳动报酬。(Doringer.p和M.piore1971;Osterman,1984)这两部分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于教育的作用,奥斯特曼在根据职业的稳定性和自主性对城市的男性劳动者进行细分之后,对各部门的工资进行了回归分析。他总结到,不同部门对工资的决定大不相同,劳动者接受的额外教育在一级市场岗位能够得到奖励,但在二级市场却得不到,二级市场劳动者的素质与一级市场劳动者的素质在统计学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但前者的工资水平要比后者低20%。(Osterman,1975)

(2)对于培训,Jacoby总结出雇主大规模投资培训这一现象的由来,他认为,在二十世纪初,进步的管理者们开始意识到:劳动简化存在诸多局限性,培训成本往往很高,尤其是劳动力流动率高和劳动力不稳定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更换将带来额外的培训投资。因此,雇主开始注重技能培养和降低人员的流动性。(Doeringer)较之二级劳动力市场,企业内部的特殊培训对一级市场的雇主和雇员都显得尤为重要。

(3)对于劳动力市场工人的纪律性,Gordon指出一级市场工人的纪律性较强,而二级市场的工人,尤其是刚从农场出来的工人,无法满足工厂的纪律要求。(Gordon,1972)对此,Doeringer 和Piore也有相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二级市场的工人经常迟到和旷工,并且不太服从管理。他们的这些特点一旦定型,就将形成其工作品位,这种工作品位的形成又将强化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Doeringer和Piore,1971)

(4)劳动力的流动性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对于两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Doeringer和Piore认为流动率很小。但一些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不太一样的结论。比如Boston对1983年美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Neuman和Ziderman对1974年以色列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观点。但Rosenberg在1980年对美国的数据研究之后认为,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最初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后来却在临界线附近转向一级市场就业,这一流动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有关,但也并不绝对,有时还很不均衡(Rosenberg,1980)。在英国,从事较差工作的工人要脱离二级劳动力市场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但如愿以偿者也为数不少,且大多与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历有关。(Mayhew和Rosewell,1979)Andrisani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二级市场的劳动者向一级市场流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Andrisan,1976)

3.激进的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阶级视角

在美国,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变革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重要性,从而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引向了另一条途径。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厂商为达到控制和刺激员工的目的而采用的种种计谋,即工作职位与劳动报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大卫?桑普斯福特,1999)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会组织的顽强抵制,传统的控制工人的手法渐渐失效。于是,大型企业为了笼络人心,将重点放在正常的晋升规则、提供工作保障以及开拓就业前景等方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僚式的控制。正是由于某些厂商缺乏放弃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动力,才会出现雇主与工作报酬之间的差别,才会出现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Edwards,1979;Gordon,1982)

激进的分割理论者认为:工人的人力资本构成应包括工人的技术生产能力和抽象的劳动生产能力,这些抽象的劳动生产能力包括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他们指出这些抽象因素虽然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但常常被资本家当作分化工人同盟、分裂工人阵营的工具。(Bowles;Gintis,1975)

对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激进的分割理论的共同之处,Cain 认为这两个流派都对制度变化和权力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以及对雇主和雇员的态度、动机和偏好进行心理学的分析。(Cain,1975)对于两种理论的不同点,Gordon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行了一项针对具体时间的分析,强调了分割的技术原因;而激进的分割理论则把分割归结为一个广义的历史和政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劳动力队伍内部的分割促进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永恒的控制。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政策建议

1.完善二级劳动力市场,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工人的待遇。具体来说 (1)对二级劳动力市场进行重构: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投资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特殊培训;增加提升机会。(2)提高二级劳动力市场资源管理的质量,以加强劳动力组织的有效性。(Bosanquet; Doeringer,1973)

2.关注劳动力市场,调整有关劳动力供求双方的政策。调整劳动力需求方的政策包括:公开招聘、发放工作补贴、反对招工歧视等;调整劳动力供给方的政策包括:促进教育平等化等。(Bluestone,1970)

3.关注社会制度,并对其进行改革。对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进行重组;同时动员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成政治联盟,争取自己的利益。(Bowles; Gintis,1973)

四、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评述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各团体和阶层的利益,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历史和制度的分析。对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决定工资的主要因素是工作的特征,而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事实上,在划分劳动力市场的时候,由于划分标准的非绝对性,很难合理准确地将劳动力市场进行区分。

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而不同劳动力市场内部各自也会存在许多的不同,如收入、工作的稳定待深化。

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以成熟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这种分析对于解释发育相对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成因和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不仅存在由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企业组织形态等带来的市场性分割,更为本质的是一种体制性和制度性分割。而且这种制度性分割和西方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又有很大的不同,其制度安排是国家在经济发展性、工作条件等。因此,对于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内部差异的研究还有过程中为实现其特定目标而人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因此,在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时就需要在借鉴、发展西方分割理论的同时,必须对分割的制度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参考文献:

[1]S.Bowles; H. Gintis:机构和效率工资理论.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月

[2]谭友林: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上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北人口,2000年第1期

[3]汪 洋: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投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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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 二元结构 新制度经济学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导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中本地居民同外来劳动力的二元分割。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是自由经济条件下社会化生产自然分工导致，而是由体制性原因造成的。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方法和思想体系，为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提供了主要理论依据。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发展回顾

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起源于穆勒时代的非竞争性理论，之后受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结构主义学派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一套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完整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传统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上，无法很好地解释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部分劳动者受到的歧视和持久贫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运用一种新的范式对此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由于历史的、制度的、经济的各方面因素，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并具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传统计划体制下，劳动力严格由计划配置，劳动力市场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块。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旧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劳动力的分割现象未能消除。而且随着新旧体制的交替，这种分割现象更趋复杂性和多样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放弃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分析方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力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LMS）理论。

二、市场分割理论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渊源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源头可追溯到约翰•穆勒年代。现代分割理论的起源受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结构主义学派思想的影响，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城市劳工及贫困问题研究，新古典理论提出的依靠提高个人人力资本以消除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美好前景难以实现，激发了人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二是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如劳动力市场中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即使他们的生产率相同，收入却相差很大，这些现象也是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分割理论分支较多，其中皮奥里（Piore.M）和多林格（Doeringer.P）最早完整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2]，是分割理论中被引述最多的一种，并成为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理论认为，市场被分为两块，即一级市场（primary segments）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segments）。

早期分割理论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与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截然不同的观点。

1．工资决定机制。传统理论认为工资由边际生产率决定，二级市场工人的低工资是由其低素质决定。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素质高低不是决定其工资唯一因素。

2．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传统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在工资决定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因为人力资本投资量不同，劳动边际产量就不同，理性的企业会按边际产量支付工资，据此市场竞争机制导致教育普及化，人们收入差距也将缩小。

3．劳动力本身素质和偏好。分割理论认为由于两个市场对工人工作要求不同，二级市场的工人会养成懒散、无时间观念、缺乏合作精神等行为特征。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新进展

分割理论自出现之日起就受到正统理论的批判，认为“它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能力远远强于理论本身的完整性和逻辑性”（Cain，1976），并缺乏实证检验。8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Dickens等）开始运用新的理论和实证工具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并取得一系列新的进展，这被称为分割理论的“复兴[3]”。2001年，斯蒂格利茨（Stiglitz.J）因对信息经济学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几年来，经济学家又以议价理论和效率工资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更为精巧的经济模型，从其它角度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Smith和Zenou（1997）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内生的，并与市场中大规模失业密切相关。Gottfires和Mccormick（1995）建立新的数学模型解释了分割市场中的歧视和失业现象。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实证检验

自皮奥里（Piore.M）和多林格（Doeringer.P）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后，许多研究者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对各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Bosanquet和Doeringer通过对比劳动力的年龄收入曲线和工作稳定性，发现英国和美国都存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Gyimahbrempong和Fichtenbaum的相关数据估算显示白种人与黑种人的人力资本回报有明显差距，证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Dickens通过计算美国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收益率，发现它们的工资机制不尽相同，一级市场中教育年限与工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二级市场中教育年限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五、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

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国外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其文献大多通过整理劳动力市场数据，以实证分析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Fan CC根据他于1998年在广东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流入广州劳动力收入与其身份明显相关，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居次。我国研究者赖德胜、葛苏勤、郭丛斌对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过不同程度的系统介绍[4，5]。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中，探讨最多的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问题[6]。近年来，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所作的研究日益增多。许经勇、曾芬钰（2000），朱镜德（2001）等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类别划分进行了探讨；赖德胜（2001）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教育、收入分配均有重要影响；光（2003）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资本深化的重要原因并间接引发文凭教育过度[7]；李实、丁赛（2003）证实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影响。但是，总体上国内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处于较初级的阶段。

六、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几点看法

1．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是国家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现象，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2．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化形式反映了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力量日益增强的过程。

3．随着经济转轨的完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将退出历史舞台，并最终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下的新型劳动力市场分割。

参考文献：

[1]Cain.G.Challenge of dual and Radical Theories of Labor Market to OrthodoxTheo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5):16-22.

[2]Piore.M,Doeringer.P.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图腾电子出版社.2000:210-23235.

[4]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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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34-02

一、 工作寻访理论的基本假定

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求职者需要持续不断地寻找工作，付出一定的寻访成本，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工作寻访模型建立在以下几个假设基础上：

1、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充分的，每个企业所提供的工资报价也是不同的，求职者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什么单位劳动报酬最高，求职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地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为此，他首先要选取一个合适的样本，确定寻访数量，包括寻访密度和寻访广度。

2、寻访的企业越多，越了解企业的工资分布，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获得高工资的可能性也越高。

3、寻访是有成本的，不仅包括寻访本身所花费的费用，还有寻访时间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并且寻访活动越久，成本越高。

二、序列寻访模型及其拓展

序列寻访理论假定每个寻访者都预先设定一个心理可接受的最低工资，即保留工资，这一点是序列寻访理论的关键所在，确定保留工资之后，寻访者将逐个走访企业,将所走访企业的工资报价与自己估摸的保留工资进行比较,低于保守工资的企业将会被拒绝，一旦找到了高于保守工资的企业，寻访活动便宣告结束。

（一）序列寻访模型

我们知道了保留工资（不妨设为r）的含义，便可以建立寻访模型。假定一次寻访的收益为R（r），以P(W≥ r)表示求职者每一次寻访时所碰到的工资W不低于r的概率。由于寻访者的一次寻访活动只能有两个结果，一是所寻访到的企业的工资报价大于或等于r，此时接受该工作；一是寻访到得企业的工资报价低于r，则开始下一次寻访。寻访者进行一次寻访的收益可以表示为：R(r) = E(W|W r)―c／P(W≥ r)，在上式中，c为寻访者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必须支付的寻访成本，对R(r)进行最大化处理，所求得的r*就是理想的保留工资。

由于寻访收益为：R(r)=E(W|W≥ r)―c／P(W≥ r)，该等式右边包含两项，第一项是当W≥ r时寻访者接受第一个工资报价所能获得的全部期望收入；第二项是指寻访活动的全部预期成本。第二项又可以分解为寻访成本c与寻访次数1／P(W≥ r)的乘积，由此便可清晰地看出寻访者在确定保守工资时所面临的顾此失彼的困境。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保守工资r定得过高，那么寻访成功的概率P(W≥ r)就较小，从而找到满意工作之前的寻访次数1／P(W≥ r)就会较高，由于我们假定寻访者在此之前一直处于失业状态，1／P(W≥ r)就代表着寻访者的预期失业期限。

（二）具有工作配置功能的寻访模型

当直接寻访成本较低时，寻访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发现高工资报价，还在寻找空缺的工作岗位。这样，找到空缺的工作岗位，寻访过程便结束。寻访过程就具有工作配置的功能。

若寻访期内找到保守工资的概率P值较低，寻访行为将主要受空缺岗位多少的制约。概率P与保守工资之间具有正比关系：概率P越低，寻访者将接受较低的工资报价。此时，就业的概率等于寻访某一工资报价的概率与这一工资被接受的概率之乘积，即P[1-F(r)]。

（三）适应性寻访模型

假定寻访活动是收集信息的一种方式，那么，收集信息就成为寻访活动的目的之一。

当继续搜集信息得不偿失时，寻访者便会终止寻访活动，并在已寻访过的工资报价中作出选择。

（四）时间资源有限的寻访模型

若时间资源是有限的，则寻访期数就受到限制，在寻访期内任一时点上的寻访收益便取决于先前寻访过的工资报价是否可以接受。

若可进行回溯性选择，寻访者将在先前已寻访过的工资中选择，接受最高工资报价的工作；若不能进行回溯性选择，则既定寻访期内的寻访收益、保守工资都将随时间变化。随着时间临近结束，工资概率分布的收益将与时俱减，即寻访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同时保守工资也将与时俱减，寻访者终止寻访活动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即脱离失业队伍的可能性将与时俱增。

（五）在业寻访模型

在该情况下，决定选择某一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寻访活动的终止。因此，模型中的保守工资就变成两个：一个是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rL，一个是不必进一步寻访的最低工资ru 。

寻访决策：若w＜ rL ，则拒绝接受该工资w，继续寻访；若rL≤ w ＜ ru ，则接受该工资w，但要继续寻访新工作；若w ≥ ru ，则接受该工资w，且终止寻访过程。最低保守工资rL应不得低于现有工资。

典型的工作选择不仅考虑工资因素，还要其他因素，如工作安全、工作保障、养老计划、作业环境等，此外，一些真实情况只有工作体验才能证实，因此，有条件的自由流动是正常现象，应被允许。

第二，在确定性条件下，工资与非工资特征之间既可能高度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在劳动力市场上，高工资也许是工作条件差的一种信号，即出现补偿性工资现象，因此，寻访模型中，“就高不就低”的保守工资规则并不总是有效。

三 、大学生失业原因探析

根据劳动力市场寻访理论可知，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否顺利就业首先取决于其对未来就业工资的期望值，或者说取决于其进行工作寻访时所确定的保留工资。一般来说，在寻访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保留工资越高，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访到理想工资报价的可能性就越小，寻访工作所花的时间也就越长，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保守工资越低，则出现相反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岗位空缺远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要，随着大学的扩招，大学生群体日益壮大，据有关资料统计， 2011年将有6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

现今的社会普遍认为，大学生的期望工资过高，超过企业所能提供的工资报价。并且大多数大学生选择去大城市，大企业就业，对基层岗位不热衷。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东部沿海城市成为大学生找工作的首要选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常我们所说的大学生就业“难”，往往是指大学毕业生在大中城市、发达地区、高薪或福利待遇较高的部门难以找到理想

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指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空缺岗位的绝对数大大少于每年的新增大学生就业人口。其实，许多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对于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往往无法得到满足。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解决大学生失业的关键有以下几点：首先，从大学生自身的角度来说，应该改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渠道，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降低自己的就业期望值，愿意从基层做起，要有长远的目光，不要只看目前的工资高低。秉着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方针去寻找工作。应届大学生一般缺乏工作经验，对工作有一个比较长的适应期，所以企业一般比较愿意招聘有工作经验的社会中人，对于大学毕业生，只能提供较低的工资。其次，政府和高校，应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岗位，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是信息的流通，政府和高校应该建立更加良好的信息渠道，为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服务。同时政府可以为大学生村官提供更多的补贴，或者为愿意去西部边远地区的大学生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再次，目前企业的招聘活动太过集中，如果在招聘高峰期找不到工作，大学生的工作压力将更大。因此，企业的招收计划应该不要太过集中。总之，大学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政府、企业、高校包括社会都应该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解决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1]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主编.卢昌崇，王询译.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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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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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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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措施

一、劳动力市场基本理论概述简介

劳动力市场，又称劳动市场、劳工市场、职业市场、就业市场、求职市场、招聘市场、人力市场等，是指劳工供求的市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运行机制。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市场体系中是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独立完整的市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已基本发育成型，并呈现良性运转的态势。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市场发育和建设滞后，制度障碍依然存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可让渡的只是它的使用权，其所有权仍然归个人所有。但长期以来，由于在劳动力的商品属性认识上的模糊，使得在生产资料、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并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下，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建设方面却顾虑重重，导致包括建筑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社会劳动力市场建设明显滞后于其他要素市场。再者，由于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户籍、用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障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仍存在壁垒，劳动力价格的杠杆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因此，尽管建筑劳动力用工分配制度改革起步较早，但其市场化进程仍滞后于其他要素市场。

2.法规不健全，宏观调控作用发挥不够

尽管我国《劳动法》早已颁布实施，但劳动力及其市场运行的配套法规仍不健全。从需求方面看，地区、部门封锁仍然存在，城镇和农村间劳动力就业机会仍不平等。从供给方面看，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除部分地区外，符合行业特点和市场建设需要的培训基地化、输出建制化的建筑劳动力资源开发体系尚未形成，相当多的地方劳动力仍处于盲目发展和无序流动状态。在宏观调控方面，由于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加上传统行政管理思维的惯性，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与尺度就难以准确把握，往往是行政干预和具体介入多，而宏观、间接的调控少，难以与市场调节形成有机的互补作用。

3.中介服务机构建设薄弱，市场交易不规范

有形劳动力市场（交易场所）是建筑劳动力供求公开、公正、公平交易的载体，社会中介服务体系是为供求双方提供信息、职业培训等社会化服务的媒介，但二者的发展均滞后于市场的需要。目前我国已建立建筑劳动力力专业市场或建筑劳务分包市场的城市为数很少，建筑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渠道不畅，不正当工程劳务分包交易和非法用工等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在社会中介服务方面，能够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信息、职介、职业培训、组织输出流动等服务的合法中介机构不足，信息采集传递方式单一，服务质量和效率不高。尤其是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建筑劳动者未列入社会保障对象，其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对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分析

1.供求失衡导致的强资本、弱劳工状况

由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总量上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买方约束型的劳动力市场使企业雇主处于主导、控制的地位。在缔结劳动契约时，劳动者之间过分的就业竞争压力，使劳动者不得不在劳动条件、报酬、福利等方面降低自己的要求，削弱以至损害自己的某些劳动权利，以换取被企业选择就业的机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在进入企业伊始就被大大地削弱了，而且，劳动者的这种弱势状态还会延续到以后的劳动关系中。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带来的劳动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强资本、弱劳工状况是我国和谐劳动关系建立中所碰到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2.工会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形成约束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会作为劳动者为维护自身利益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而自主结合的组织，其根本宗旨在于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正是这一宗旨推动了工会成为现代劳动关系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在协调劳动关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的工会还不能够充分发挥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应有的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功能，这就大大削弱了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如果没有工会的制度均衡作用，劳动关系冲突就非常可能处于自发的、非理性的、破坏性的状态，其后果就是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和劳动关系的恶化。这种状况肯定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所以，工会角色的不到位会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形成约束。

3.市场秩序不规范致使劳动争议频繁发生

由于相关法律制度欠缺及执法不严，在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行中不规范和无序现象仍比较严重，劳动争议频繁发生。比如：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签订不规范或拒签；阻挠职工组建工会；压低或拖欠职工（包括农民工）工资；不缴纳或拖欠社会保险费；随意延长工时；不重视劳动保护和生产安全；随意解雇职；劳动合同的短期化；滥用劳务工；等等。在劳动力市场秩序还不是非常规范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大量的用人单位不遵守劳动法，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又比以前有所提高，因此，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四、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对策与措施

1.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

完善工资机制，使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利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的调节功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需进行灵活的调节，是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首先应当按照“市场机制决定，企业自主分配，国家监督调控”的新的工资运作目标模式的要求，继续加大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力度，逐步实现完全的工资市场化。其次，要树立“大工资”观念，改善、优化职工的收入结构，合理使用工资、社会保险、职工福利三项基金，改变“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格局。最后，要逐步建立劳动收入市场化机制。

2.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的根源是劳动力的市场分隔。所以，要想彻底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就要彻底打破劳动力的市场分隔。因此，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可能还是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已经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要求，是产生劳动力市场分隔、劳动力就业歧视等弊病的重要根源，直接影响了劳动力市场高效、公平、公正的良性运行秩序的建立，成为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个重要制度因素。为了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真正体现劳动者和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把择业权和用人权真正还给劳动者和企业。

3.改善劳动力市场秩序

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严格劳动力市场执法以完善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使侵权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和处理规范化。在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方面的举措有：建立和完善平等的劳动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平等劳动合同制度、建立劳动者待遇公平分配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责任制度：包括强化政府责任、强化用人单位责任，完善劳动争议解决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和完善劳动仲裁和诉讼制度。通过劳动管理机构和群众自我维护权利两方面的力量，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

4.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

一是扩大失业保险金的覆盖范围和功能。将失业保险范围由国有企业扩大到城镇多种所有制的全部职工，将失业保险的功能由目前以救助为主，逐步扩大到对失业人员的救助与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两种功能。二是改革失业保险金的筹集渠道和方法，尽快落实国家已确定的保险金收缴比例和办法。逐步将失业保险由收费改为收取失业保险税，通过税收一个渠道征收。三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各种收费行为。把目前单独设立的各项有关的基金同失业保险金捆起来统一使用，使其与职业介绍、专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服务措施更好地结合起来，取消其他各项不规范的基金和收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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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法国1905年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失业保险制度以来，失业保险制度在西方国家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和功能强大的体系。然而，失业保险制度受到经济学理论上的青睐和重视却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众多经济学家惊奇地发现：只占据国民经济极小份额的失业保险，①会直接作用于经济中的每一个微观个体；它的每一项内容②变化都会直接改变人们的行为决策，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大量细致的理论研究围绕着失业保险制度展开。研究的领域涉及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也逐渐从建立理论模型转向更多的实证计量分析。具体而言，研究工作大体集中在三个方面：（1）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这是吸引众多经济学家目光的起始点；它引发了对失业保险制度的全面讨论。（2）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研究。失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税，探讨失业保险税收政策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也是重要内容之一。（3）失业保险制度对福利影响的研究。失业保险究竟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增进个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值得仔细思考。本文拟按照这三个方面，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对失业保险制度的探讨和争论，并对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作出评述，同时也指出了这些理论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非常有益的。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

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较高的水平上，人们开始怀疑这一现象是否与失业保险政策有关，③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失业保险制度的作用。同时出于财政问题的考虑，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着手对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对现实的思考激发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相关文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一）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探讨

在研究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搜寻理论（searchtheory）。该理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劳动者能够理性地选择放弃可以得到的某些工作机会并保持失业状态，等待在未来出现更好的工作。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劳动者放弃或接受新工作提议呢？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除此之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较大；反之，失业者就业机会较小。失业保险正是通过改变它们，进而影响人们的失业时间和就业状态。

1.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Feldstein（1976）和Topel（1983）等人认为，搜寻工作的劳动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提供的信息，估算找到新工作机会的概率、成本和收益，形成搜寻工作的预期边际收益与预期边际成本。失业者的搜寻行为将一直持续到两者相等的时候为止，此时的工资水平恰好等于保留工资，失业者接受工作提议。劳动者的储蓄、借款和失业保险金等非劳动收入会改变搜寻工作的预期边际收益，进而影响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当失业者获得较丰厚的失业保险金时，其搜寻工作的预期收益以及保留工资会相应提高；失业者不仅变得更加“挑剔”工作，而且也会降低寻找工作的热情和减少寻找工作的时间，进而延长失业时间，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也随之上升。

2.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是不确定的。Feldstein等人的分析暗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只要处在失业状态，劳动者就可以无限期获得失业保险金。然而现实情况是，失业者享受失业保险必须具备相应资格以及享受失业保险的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考虑到这些制度特征，一味指责失业保险会增加失业的结论便具有片面性。

将失业保险的制度特征引入理论模型的开创性工作是由Mortensen（1977）作出的。他赞同Feldstein等人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出，失业保险还具有激励和促进人们积极寻找工作的“资格效应（entitlementeffect）”，故对个人劳动供给的综合效应是不确定的。这表现在，经济中总是有劳动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失业保险享受资格，失业保险会增加其成为资格享受者的吸引力。另外，对于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快要结束的失业者，即将丧失的失业保险会直接导致其保留工资水平迅速下降，从而激励他们努力寻找工作。对于这些失业者，失业保险的资格效应往往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失业时间会因此而缩短。[3]Meryer（1990）延续Mortensen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在失业保险期限之内，较高的失业保险金的确会延长人们的失业时间；而在接近该期限结束时，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会极大提高。因而，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行为产生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

3.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将失业保险放在更广范畴或更长时间内来考察，会得到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首先，失业保险产生影响的范畴并不仅仅限于劳动者。Hamermesh（1982）认为，失业保险会增强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性。因为参加工作之后，即使被解雇也能得到失业保险金，这比不参加工作、没有任何收入要好得多，所以失业保险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总体劳动参与率。其次，按照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计算失业保险金的方法，意味着失业之前的工资收入越高，失业者获得的失业保险金也就越多。在失业风险无处不在的情况下，这种联系会促使就业者愿意增加劳动供给来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Yaniv，1982）。最后，失业保险金能够影响工作搜寻类型，帮助失业者尽快就业。Kahan和Low（1991）按照失业者搜寻工作的方式，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系统搜寻，即失业者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有针对性地收集某一类工作信息；另一类是随机搜寻，即失业者毫无目的地广泛搜寻市场上的各种信息。这两种类型的搜寻方式比较起来，系统搜寻虽然更花费时间和金钱，风险也较大，但是其目的性较强，失业者能够容易并快速地找到合适的工作。失业保险提供的现金与时间补偿能够支持失业者选择系统搜寻的方式去获取相关的工作信息，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找到满意的工作。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个人劳动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失业保险制度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劳动供给并没有在理论上形成统一的结论，而理论上的争论激发了大量围绕着失业保险对失业影响展开的实证研究工作。与尚有歧义的理论结论所不同的是，几乎所有实证分析的结论都支持失业保险会延长失业者的失业时间和提高经济中的失业率这一观点。

1.失业保险会提高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及降低工作搜寻力度。Feldstein（1982）对1976年5月美国失业者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如果失业者可以在失业期间获得失业保险金，那么失业保险金替代率每上升10%，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上升4%。失业保险对人们搜寻工作努力程度的负面激励效应，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得以证实。美国西北大学经济系的Meyer教授在美国伊利诺州做了着名的“奖金实验”（thebonusexperiments）。他将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随机划分为两组：一组是按照正常途径获取失业保险福利的控制组；另一组是承诺失业者在11周内找到工作并持续工作4个月以上就给他们就业奖金的试验组。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平均失业时间要比控制组的失业时间缩短了一周左右，并且节省下来的平均失业保险津贴总数要多于支付给他们的奖金总数（Meyer，1995）。

2.失业保险金水平的提高和领取期限的延长增加了失业者的失业时间。Feldstein（1976）实证检验发现：当时丰厚的失业保险金导致绝大部分失业者安于现状并乐于享受闲暇，造成了经济中接近一半的暂时失业（layoff）。[1]如果将失业保险金替代率增加10%，Katz和Meyer（1990）估计美国失业者的平均失业期会增加1.5个星期。[10]因此，检验失业保险享受期限对失业的影响取得了一致的结论。Moffitt和Nicholson（1982）等人发现，如果失业保险享受的潜在期限延长一周，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将会增加0.1~0.8周不等。美国失业保险享受期限最长为26周，可能导致平均失业时间延长2.5周。

3.失业保险领取资格对失业的影响符合理论上的预期。Card和Riddell（1996）证实了失业保险领取资格的容易程度与失业率呈正相关关系。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环境等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差无几，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失业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的可能性比美国失业者高出3倍以上；到了80年代末期，这种可能性增加到3.5倍以上。相应地，加拿大的失业率较之美国的失业率更高，上升得也更快。对Mortensen关于即将结束的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失业者就业积极性的观点，并没有在实证分析中得到更多的验证，其原因就在于系统区分和收集这些失业者的个人信息非常困难。但是，仍然有Carling和Holmlund（1996）对瑞典的数据作出了大致的估算：当失业保险期限快结束时，失业者脱离失业状态的可能性的确是上升的，但是计量结果并不显着。

尽管理论上还存在争论，但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现实数据上的实证检验，已经证实了失业保险对个人劳动供给产生负面影响并提高失业率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前提条件是一国经济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其次，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短期公开失业，并且绝大多数失业者可以享受政府为之提供的较宽裕的失业保险。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长期结构性失业和总量过剩失业群体、许多劳动者被排斥在失业保险体系之外以及失业保险金标准过低等情况。因此，考察失业保险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还需要结合这些特殊条件和背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考虑和认识在一个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的劳动力市场上，失业保险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去影响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进而对经济中的失业率产生巨大影响。这对于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劳动供给继而失业现象，也起到了一定的参考、比较和借鉴作用。

三、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研究

大多数西方国家规定，失业保险费用的承担主体是企业，其做法是企业按雇员工资总额的某一比例缴纳失业保险税。按照缴纳失业保险税的不同比例，失业保险税收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制度；另一种是等级税率的失业保险制度，又称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experienceratingofunemploymentinsurancesystem）。

（一）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理论探讨

1.探讨固定税率方式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主要是在竞争市场工资理论和效率工资理论基础上完成的。Kelejian和Black（1970）等人认为，失业保险税实质上是一种工资所得税，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分摊，导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同时下降。然而，失业保险扮演着对失业风险补偿的角色又会吸引人们参与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供给。在劳动供给无太大变化和劳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水平则降低。Stiglitz（1986）采用效率工资理论来分析失业保险税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他认为效率工资实际上是企业无法确切掌握劳动者实际工作能力而通过高工资政策进行甄别的一种方式，失业保险税并不一定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其原因是，失业保险金抬高了劳动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一方面会导致企业进一步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者就业，同时也减少对劳动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会促使低效率的失业者宁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于是，在某一给定的市场工资水平上，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的平均技能水平和质量都会普遍上升；相应地，企业也会节省部分筛选和考察工作申请者实际能力的信息成本和雇佣成本，增加对劳动者的需求。

2.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是在企业工资总额基础上，按照企业解雇历史制定不同的税率。解雇人数较多的企业适用较高的税率等级；反之，适用较低的税率等级。美国是采用这一制度的典型国家，几乎所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作都是围绕着美国相关情况展开的。该制度的设计原则和目的是企业完全承担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从而抑制企业解雇劳动者的随意性，降低经济中的失业率。然而，这一目的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失业保险税率有最低等级和最高等级的限制；低于或者超过界限的企业，其解雇劳动者的人数与失业保险税的税率不再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已证实，即使在失业保险税率随解雇人数增加而上升的范围内，多数企业只支付前雇员获得的部分失业保险金。所以，现实中的失业保险税收制度通常是不完善的（称为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

Feldstein（1976）和Baily（1977）认为，企业在市场需求下降和经济萧条时期会解雇劳动者，这一点众所周知。不存在失业保险制度时，企业必须提供较高的工资来补偿失业风险，这样才能吸引劳动者前来就业。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之后，如果采取的是固定税率和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政府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失业补偿金；而本该由企业支付的高工资，就缩减为就业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失业时期的部分失业保险金。这样，失业保险无意中鼓励了企业的解雇行为，导致经济萧条时期产生更多的失业。Albrecht和Vroman（2003）也支持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更加有利于就业的观点。尽管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会提高企业的解雇成本和降低它们雇佣劳动者的愿望，但是，现代企业一般采取效率工资来支付劳动者的报酬。一方面，较高的效率工资会促使劳动者勤奋努力工作以减少失业的风险；另一方面，高昂的解雇成本也迫使企业不会轻易解雇员工。一旦所有劳动者和企业都这样做了，就能够带来高产出、低失业和高工资的结果。

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还会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Topel和Welch（1980）发现，失业保险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对于不会或者很少解雇劳动者的企业而言，其缴纳的失业保险税通常高于其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故失业保险成为了这些企业的额外负担，降低了它们扩大劳动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对于解雇经历频繁的企业，其前雇员获得的失业保险金远远大于企业缴纳的失业保险税，失业保险转化为对企业解雇行为的补贴。故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企业扩大自身规模，毫无顾忌地雇佣大量劳动力；在经济萧条和市场不景气时期，这些企业又会无情地解雇大量的劳动者，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

（二）失业保险制度对企业劳动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失业保险对劳动需求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影响的实证检验，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大部分研究支持固定比率和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会导致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上升的结论。

一些经济学家直接对失业保险税收与失业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Topel（1980）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完全根据企业的解雇历史来决定它们的失业保险税率，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将会下降大约1/4。Anderson和Meyer（2000）通过研究1972-2000年美国华盛顿州失业率的波动状况，证明了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抑制企业解雇劳动者的动机和行为。华盛顿州在1985年之前实行是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1985年开始推行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相应地，该州的失业率在1972-1984年处于6.8%~12.1%之间；而在1985-2000年，该州的失业率呈明显下降的趋势，波动范围在4.8%~8.2%之间。失业率不仅在总体上低于1985年以前的失业水平，并且失业率波动幅度也趋于缓和。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从失业保险税收制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关系的角度，检验了失业保险与失业率的关系。Anderson和Meyer（1997）分析了美国1978-1984年八个州的相关数据，发现许多企业只承担了其前雇员的部分失业保险金。这种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鼓励了企业的解雇行为，特别是促使劳动力资源大批地从雇佣关系相对稳定行业流入了失业风险较高的行业，经济中的整体失业率也随之上升。Deere等人（1991）比较和检验了1957-1967年美国各行业的失业率、失业保险税和失业保险金的数据，其结论是：建筑业的雇佣关系最不稳定，是失业保险的最大受益者；制造业次之；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关系相对稳定，承担了失业保险的额外成本。如果失业保险税率和失业保险金水平都增加10%，采矿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则会下降1%左右；而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份额则会分别上升2.3%和0.09%，经济中的暂时失业率会因此上升5%。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失业保险税收制度，都会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行为发生作用，进而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水平，只不过这两种方式的影响程度不同而已。固定税率的失业保险税收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极度不完善的失业保险经历评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仅仅单纯地从数量上考虑失业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并没有深入到将产生失业的风险与责任同各个企业联系起来。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企业的劳动需求，还会增强劳动力市场就业关系的不稳定性。为了增加就业机会和减少解雇现象的发生，设计失业保险经历评估机制不失为一良策；它让多解雇劳动者的企业需缴纳更多的失业保险税，承担较大的责任，避免了随意的解雇行为。与此同时，该制度又可以减轻就业关系稳定企业的成本负担，激励它们适当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就业水平和相对降低失业率的作用。

四、失业保险制度对福利影响的研究

以上大部分文献的结论是，失业保险制度会减少个人劳动供给和企业劳动需求，提高总体失业率。接受这一观点将会导致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失业保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帮助所有劳动者分担失业风险。分析失业保险改善微观个体和整体经济福利的相关文献，基本上是从以下三个方面针对各国具体数据而展开的实证分析。

1.失业保险制度能够平滑个人消费，增进个人福利。劳动者因为失业而丧失劳动收入的情况尽管是暂时的，但是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其福利水平。特别是失业者失业持续时间越长，其消费水平随之下降更多。Browning和Crossley（2000）证明，当加拿大的失业者持续失业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他的消费水平会大幅下降14%左右。

维持个人在失业期间的福利水平，尽管依靠储蓄以及参加私人保险市场可以缓解个人在失业期间的消费水平下降；但是，储蓄实质上是牺牲现期消费来换取未来消费的一种形式，取决于个人的储蓄意愿和收入水平。因此，储蓄作为预防失业风险的功能极为有限。此外，个人的失业原因和搜寻工作的努力程度属于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巨大监督成本阻碍了私人保险市场参与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因此在保障劳动者福利不受未来失业风险的损害方面，失业保险制度有着储蓄和私人保险市场无法替代的优势。Browning和Crossley的研究表明，失业保险的确对维持失业者的福利有很大帮助。失业保险金的多少与失业者的消费水平高低呈高度的正相关：失业保险金每下降10%，会引起失业者的平均消费水平下降0.8%；而对于没有任何资产或配偶没有工作的失业者，失业保险金的下降对他们的打击是巨大的，其家庭消费水平分别下降了11.55%和17.71%。同样地，Gruber（1994）模拟1968-1987年美国各州的消费数据发现：失业保险金替代率越高，失业保险平滑消费的作用越显着。据他的估计，没有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消费水平较失业之前下降了22%，比享受到失业保险保障的失业者的消费水平下降幅度（7%）高出3倍之多。

2.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失业者再就业的整体水平。Feldstein（1982）的研究表明：失业保险条件越慷慨，失业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也会越高。较高的保留工资水平能够激发失业者坚持寻找具有资本和技术含量的高工资的工作，失业者再就业收入的整体水平会因此得以上升。[24]Meyer（1990）的研究更为具体，他估计失业保险金水平每上升10%，尽管会导致失业者平均失业持续期增加一周左右，但是失业者再就业后的工资比失业前的工资水平平均上升了1.2%.[4]Crémieux和Audenrode（1995）对加拿大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获得失业保险金超过30周以上的失业者，其再就业后的工资收入比没有享受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再就业后的收入普遍高出7%~9%。

3.失业保险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一方面，失业保险支持失业者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积累人力资本或寻找具有更高劳动效率的工作，能够改善工作与劳动者匹配关系，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总产出水平。Enrenberg和Oaxaca（1976）发现，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增进了所有劳动者的福利，进而提高总产出水平大约为0.5个百分点。Marimon和Zilibotti（1998）强调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应当根据比较利益的原则进行匹配。一方面，失业保险能够促使劳动者等待更适合他们的工作，从而起到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失业保险能够提高工作结构的层次，产生更有效率的工作，提高总产出水平。Acemoglu和Shimer（1999）认为，低工资和低效率工作的失业风险相对稳定，而具有高工资和高效率工作的失业风险相对较高。大部分劳动者是风险规避者，他们都愿意从事相对稳定和低效率的工作。企业苦于招不到合适的劳动者去填补高失业风险的岗位，往往会顺应要求创造更多的低工资和低资本密集程度的工作，因而经济中的工作结构是缺乏效率的。失业保险能够帮助劳动者分散失业风险，鼓励他们从事更具冒险的工作。相应地，企业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创造这些工作，从而起到改善工作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这样，不仅劳动者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和总福利水平也会得以提高。

五、简要的结论和启示

失业保险制度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提供时间和现金补偿，帮助失业者及其家庭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改善劳动力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干扰了劳动力市场的自身运行机制，扭曲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和人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失业现象。失业保险制度产生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以上两种效应的强弱对比，这也使得失业保险政策陷入两难境地：慷慨的失业保险金以及相应的失业保险税收，会减少人们就业机会和增加失业；而过低的失业保险金和失业保险税收，尽管可以降低对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却达不到保障失业者正常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基本目的，失去了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根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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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1936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就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连个大的体系，而长期以来，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思想都贯穿于宏观经济学领域，并且围绕着劳动力市场这个重大的问题与传统的西方古典学派展开激烈的争论，有时候二者之间分明的鸿沟甚至都相互冲突。

1.西方宏观经济学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评述

关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企业之间雇主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合同，而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同于商品和其他要素市场，这是由于其特殊性存在而造成的结果。而往往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对企业内部组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与发展

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阐述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派尔雷，其被阐释为一个企业中，它劳动力的定价通过管理规则以及程序来决定的。并且它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的雇佣稳定性，简而言之，就是高水平职位往往由内部晋升的员工大批量占有，并且分配程序都是根据所制定的程序来支配的。并且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出现：在职培训、技术的特殊性以及习惯法则等。而这些特殊的技能对一些发展中的企业而言，往往非常重要。

1.2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动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宏观经济学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解释了工资条上的刚性，把企业对惯例的调整视为工资决定的关键因素，并且认为市场的供求关系因素只能对工资的决定存在阻碍。

近年来，关于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新情况时候，比如美国自80年代中期的公司缩减规模，导致了失业的增加；而日本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裁员，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形势下，如何能够从理论上看待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走向与变化规律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比较有前瞻性的观点认为，企业裁员有较大规模的增长确实标志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衰减与劳动力市场外部的倾向的增强，并且预测可能未来的时间厘米那，直接由市场媒介的雇佣关系将会逐步取代内部拉动力市场，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部分源于“后福特时代”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的周期大大缩短。

2.关于劳动力市场两派的不同论述

2.1 西方古典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关于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通常会涉及到对工资效率即所谓的工资决定论的阐述。而西方古典学派认为，在工资决定论方面，工资为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对劳动力市场最早的阐述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尔后亚当斯密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而且认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而不同于其它的商品市场，劳动力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力时间来决定的，与此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其形成与决定也同样受到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的制约，而且这种竞争因素的作用也使得价格在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

其次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往往会涉及到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西方古典学派在“古典”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已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分别是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就业水平时候，就已经不存在失业这样的概念了，而且在这样的古典模型中，由于工资条的刚性已消失，并且其完全的伸缩性，当失业这种不良的经济现象出现时候，往往能够通过降低货币工资来降低实际工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因此西方古典学派认为仅仅依靠市场，货币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弹性空间，从而经济也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从经济学模型的角度来看，就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饿曲线交点，不仅决定了充分就业的总产量同时也决定了均衡的就业量。

2.2 凯恩斯学派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在承认了古典学派的部分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凯恩斯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比如其认为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价格稍微有提高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这样的观点往往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学派认为在进行工资协议的时候，对于工会与资本家双方所规定的只能是货币工资，至于实际工资出现的波动还要由另外的一些因素来决定比如很关键的价格水平，因此凯恩斯学派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供给函数的观点，即劳动者具有“货币幻觉”因此劳动的供给量是货币工资的函数，而并不是古典学派认为的实际工资的函数。

2.3 二者的共融点与分歧所在

关于二者的共融点，首先两个学派都认为“劳动需求为实际工资的函数”这样是一个真命题，而且关于就业量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实际工资相应却减少，关于这样的观点双方也达成了一致。

但是双方存在的分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对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概念，古典学派认为其未曾有之，而凯恩斯学派坚信这样概念的存在，即信息的不完全。并且对于货币工资与价格水平关系而言，古典学派认为价格水平与货币工资涨落幅度十分具有弹性，而凯恩斯学派认为要降低实际工资，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水平（P）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

3.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对失业率造成的影响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了价格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而往往现今西欧大部分国家所出现的失业率恐慌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调不无关系。

3.1 宏观经济政策对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

关于欧洲目前存在的较高的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因为目前存在的风险在于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后，失业率周期性的增长就会演变会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某些国家实施的严格保障就业的法规只会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难找到新的工作。同时，他们失业时间愈长会导致有兴趣雇佣他们的雇主更少，一些雇主甚至会放弃从失业工人中进行挑选。此外，由于这些失业工人无法有效地抑制工资弹性，从而使就业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最终成了“结构性”失业者。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这问题，欧洲央行完全有理由坚持，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更高的结构性失业率的产生。

4.结语

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而言，如何能够更好的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的经济规律结合并合理的运用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而且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同时，防止市场出现过度通胀或萧条状态出现。（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斯诺登等. 与经济学大师对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篇9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从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出发认为，人的决策并非都是理性的，其风险态度和行为经常会偏离传统经济理论的最优行为模式假设，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直觉偏差，还存在框架性依赖偏差，经常会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问题做出相互矛盾的选择。依据这些结论，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理论指出，劳动决策不仅涉及到当事人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权衡，也涉及到当事人在动机和物质激励之间的权衡。当事人在决策时也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化行为，而是他们会运用启发式思考，从而形成习惯，这种习‘质因素会影响到激励效果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改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发现“挤出效应“的存在，要求人力资源管理中应更多地采取精神激励与正向激励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高强度货币激励或严格的处罚会挤出员工的正常动机，导致员工工作的自觉性下降等，从而弱化了激励效果。例如，对于一些具有高度成就感和事业心的员工来说，他们工作的目标并不仅是为了获得金钱，当管理者将他的绩效只与货币收益完全联系起来，往往会使他将目标降低为正常完成工作而不是主动创新。许多实验研究表明，这种挤出效应可能来自当事人对物质激励和处罚与内在动机之间的权衡，如果激励约束制度过于严格则会压缩个人的自我控制范围，从而导致员工的自觉和自尊心理受损，迫使人们弱化所控制的活动中的内在动机，结果降低了其生产率;反之，如果是对员工的正向精神激励，就可以使员工感到组织的重视和大家的支持，从而强化员工的自尊心理，提高员工的行动自由，进而扩大了员工的自觉心理感受，改进了劳动生产率。

同时，劳动市场行为理论的研究还发现，员工是厌恶损失的，对于同样一个任务，员工接受时的报价和放弃时的报价不同，他们更在乎失去的东西。同样数额的一次奖金和罚金，他们对于后者的反应更为强烈。大量的实验经济学和现场数据均证实了这一点。厌恶损失说明员工对现有工作和报酬的关注，即他们对于解雇、降职及减薪等措施的反应更为敏感，这些措施对员工更容易构成有效约束。因此，员工也倾向于将努力的重点转向躲避解雇、降职及减薪等事件的出现，甚至为此而不惜采取造假欺骗等手段。

“挤出效应”与厌恶损失的现象在我国企业管理中也大量存在。例如，海尔集团的销售额就成为具有上述效应的强约束制度。根据海尔集团的规定，销售人员的薪酬、晋升、淘汰完全取决于销售指标的完成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排名。若连续三个月完不成指标，则职位直接下降一级。若对各个产品的销售额进行横向排名，连续三个月排在最后一名，则就地免职。这样高强度的货币激励与严格处罚相结合，就导致了销售部门中“短期行为”盛行，不太关注网络规划，出现每月月底为了完成销售额指标而虚开发票的情况等。这说明，尽管员工的忠诚、信任、信心、共享与创造力是所有公司都希望得到的，但是仅仅依靠“胡萝卜加大棒”是无法得到这些资源的。

针对“挤出效应”与厌恶损失的不良后果，避免因过度采取约束政策降低员工的道德水平，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建议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更多地采取精神激励和正向激励。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重视以成就、认可、责任为中心的精神激励，增加员工的事业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要多采取正向激励，即用奖励而不是惩罚的方式来评价员工的行为与经营绩效，用正面表扬而不是批评处罚来促进员工努力。大量的事实也证明，精神激励与正向激励不仅能够增强员工的努力程度，而且还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的忠诚度，降低员工的流动率。例如在一个员工流动率仅为2.5%(同类财政机构的流动率高达20%)的HDFC公司中，员工谈到人们留在该公司不仅是因为公司很开放，你有机会参与到公司的决策中，洞察到商业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你在做事时，会更加有热情和自豪感。

二、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发现员工会对变化产生惰性.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应采取相对小幅度的激励制度

劳动市场行为理论研究表明，员工经常拒绝对变化的认识，面对可能的变化会产生惰性。例如一个员工原先的报酬水平是1000元/月，现提高到3000元l月，那么一开始员工积极性会很高，但时间一长，员工习惯了这一收人水平，则提高收人政策就失效了。这说明，习惯和惰性的存在导致一次性激励政策仅仅具有暂时的效果。出现这一现象具有特定的心理与行为方面的原因。因为人们通常会努力适应一个新环境和新规则，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新规则就会转变成为习惯成为员工行事的依据。这种习惯通常会扭曲员工的客观判断，形成特定的心智模式和未来预期。当提出一项新的激励规则时，员工通常会修改原来的习惯来评估和决策，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员工又会形成新的习惯和心智模式，激励的效果就开始减退。

事实上，许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由于未能认识到员工对变化产生的惰性，也因此设计了低效的激励机制。例如，一些企业对表现突出的员工进行越级提升，可是当新的职位对这些员工的吸引力下降而又未能获得更高职位，他们通常会“跳槽”离去。再如，企业将一大笔奖金一次性向员工发放，虽然刚开始员工反应强烈，但当等不到下一笔奖金时，一些员工就开始抱怨了。

如何化解员工对变化的惰性呢，行为经济学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应该采取持续的相对小幅度的激励制度。也就是说，通过将一次高强度的激励“化整为零”形成数次的连续激励。例如，在晋升职务时，实行逐级快速提升;在改变工资时，采取分期小额增加;在发放奖金时，采取隔期少量的方式。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在制度设计上不仅关注总量状况，而且还应该关注各种激励措施在时间结构上的分布。

采取相对小幅度的激励制度也需要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一是应通过调查了解员工的激励反应周期、员工的最低激励水平等。二是统筹考虑员工的各项激励措施，评价其时间结构与激励效果的状况。三是改革激励制度，实行新的持续小幅度激励措施并根据其反馈信息进行修改完善。

三、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发现不公平感会导致员工道德水平下降，要求人力资源管理重视员工对报酬制度的认同

行为经济学研究显示，人们对于公平感等价值观是非常重视的。具体到企业组织内部，报酬制度的设计要贯彻公平和互惠原则，如果内部报酬结构不公平、不透明，对于人力资本比较重要的员工来说，

其道德水平就会下降。例如，一名会计专业毕业生在一家大公司中得到月薪2950元的工作，在一年的工作中，这名会计自己对待遇很满意，而她的工作表现也令雇主满意。但是当公司以3200元的工资雇佣了另一位大学毕业生后，这名会计就开始抱怨和愤怒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员工的道德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感觉到公司的道德水平如何。

2以刃年由美国一个组织对32个国家的员工进行的调查表明，公平性(包括公平报酬)、关心员工、相信员工是影响员工对组织做出贡献的首要因素。调查还表明，员工将这几项列为雇主最应考虑的。一些调查研究还发现，员工们如果相信他们的主管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而且公司的运行也顺利，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往往超过工作本身的要求)来使公司获益。当员工们感觉到公司的高层领导有很高的声誉及一套完整的道德价值观，他们就会感到自豪及集体荣誉感。员工寻找诚实、高素质、有领导才能的老板，他们判断主管是否值得信任是通过主管的行为是否诚实可靠，为人是否正直，是否有道德准则并且是否愿意相信别人。员工们在一个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环境里会资源共享、彼此学习。相反，过低的信任度阻碍知识的流动。一个团队的成员彼此有了信任和信心就会分享信息资源。在有价值工作中的信任、帮助与公平是与高水平的集体创造性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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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从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出发认为，人的决策并非都是理性的，其风险态度和行为经常会偏离传统经济理论的最优行为模式假设，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直觉偏差，还存在框架性依赖偏差，经常会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问题做出相互矛盾的选择。依据这些结论，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理论指出，劳动决策不仅涉及到当事人在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权衡，也涉及到当事人在动机和物质激励之间的权衡。当事人在决策时也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化行为，而是他们会运用启发式思考，从而形成习惯，这种习‘质因素会影响到激励效果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改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发现“挤出效应“的存在，要求人力资源管理中应更多地采取精神激励与正向激励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高强度货币激励或严格的处罚会挤出员工的正常动机，导致员工工作的自觉性下降等，从而弱化了激励效果。例如，对于一些具有高度成就感和事业心的员工来说，他们工作的目标并不仅是为了获得金钱，当管理者将他的绩效只与货币收益完全联系起来，往往会使他将目标降低为正常完成工作而不是主动创新。许多实验研究表明，这种挤出效应可能来自当事人对物质激励和处罚与内在动机之间的权衡，如果激励约束制度过于严格则会压缩个人的自我控制范围，从而导致员工的自觉和自尊心理受损，迫使人们弱化所控制的活动中的内在动机，结果降低了其生产率;反之，如果是对员工的正向精神激励，就可以使员工感到组织的重视和大家的支持，从而强化员工的自尊心理，提高员工的行动自由，进而扩大了员工的自觉心理感受，改进了劳动生产率。

同时，劳动市场行为理论的研究还发现，员工是厌恶损失的，对于同样一个任务，员工接受时的报价和放弃时的报价不同，他们更在乎失去的东西。同样数额的一次奖金和罚金，他们对于后者的反应更为强烈。大量的实验经济学和现场数据均证实了这一点。厌恶损失说明员工对现有工作和报酬的关注，即他们对于解雇、降职及减薪等措施的反应更为敏感，这些措施对员工更容易构成有效约束。因此，员工也倾向于将努力的重点转向躲避解雇、降职及减薪等事件的出现，甚至为此而不惜采取造假欺骗等手段。

“挤出效应”与厌恶损失的现象在我国企业管理中也大量存在。例如，海尔集团的销售额就成为具有上述效应的强约束制度。根据海尔集团的规定，销售人员的薪酬、晋升、淘汰完全取决于销售指标的完成情况所体现出来的排名。若连续三个月完不成指标，则职位直接下降一级。若对各个产品的销售额进行横向排名，连续三个月排在最后一名，则就地免职。这样高强度的货币激励与严格处罚相结合，就导致了销售部门中“短期行为”盛行，不太关注网络规划，出现每月月底为了完成销售额指标而虚开发票的情况等。这说明，尽管员工的忠诚、信任、信心、共享与创造力是所有公司都希望得到的，但是仅仅依靠“胡萝卜加大棒”是无法得到这些资源的。

针对“挤出效应”与厌恶损失的不良后果，避免因过度采取约束政策降低员工的道德水平，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建议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更多地采取精神激励和正向激励。也就是说，一方面要重视以成就、认可、责任为中心的精神激励，增加员工的事业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要多采取正向激励，即用奖励而不是惩罚的方式来评价员工的行为与经营绩效，用正面表扬而不是批评处罚来促进员工努力。大量的事实也证明，精神激励与正向激励不仅能够增强员工的努力程度，而且还能够有效提高员工的忠诚度，降低员工的流动率。例如在一个员工流动率仅为2.5%(同类财政机构的流动率高达20%)的HDFC公司中，员工谈到人们留在该公司不仅是因为公司很开放，你有机会参与到公司的决策中，洞察到商业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你在做事时，会更加有热情和自豪感。

二、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发现员工会对变化产生惰性.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应采取相对小幅度的激励制度

劳动市场行为理论研究表明，员工经常拒绝对变化的认识，面对可能的变化会产生惰性。例如一个员工原先的报酬水平是1 000元/月，现提高到3 000元l月，那么一开始员工积极性会很高，但时间一长，员工习惯了这一收人水平，则提高收人政策就失效了。这说明，习惯和惰性的存在导致一次性激励政策仅仅具有暂时的效果。出现这一现象具有特定的心理与行为方面的原因。因为人们通常会努力适应一个新环境和新规则，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新规则就会转变成为习惯成为员工行事的依据。这种习惯通常会扭曲员工的客观判断，形成特定的心智模式和未来预期。当提出一项新的激励规则时，员工通常会修改原来的习惯来评估和决策，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员工又会形成新的习惯和心智模式，激励的效果就开始减退。

事实上，许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由于未能认识到员工对变化产生的惰性，也因此设计了低效的激励机制。例如，一些企业对表现突出的员工进行越级提升，可是当新的职位对这些员工的吸引力下降而又未能获得更高职位，他们通常会“跳槽”离去。再如，企业将一大笔奖金一次性向员工发放，虽然刚开始员工反应强烈，但当等不到下一笔奖金时，一些员工就开始抱怨了。

如何化解员工对变化的惰性呢，行为经济学建议人力资源管理应该采取持续的相对小幅度的激励制度。也就是说，通过将一次高强度的激励“化整为零”形成数次的连续激励。例如，在晋升职务时，实行逐级快速提升;在改变工资时，采取分期小额增加;在发放奖金时，采取隔期少量的方式。这就要求人力资源管理在制度设计上不仅关注总量状况，而且还应该关注各种激励措施在时间结构上的分布。

采取相对小幅度的激励制度也需要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一是应通过调查了解员工的激励反应周期、员工的最低激励水平等。二是统筹考虑员工的各项激励措施，评价其时间结构与激励效果的状况。三是改革激励制度，实行新的持续小幅度激励措施并根据其反馈信息进行修改完善。

三、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发现不公平感会导致员工道德水平下降，要求人力资源管理重视员工对报酬制度的认同

行为经济学研究显示，人们对于公平感等价值观是非常重视的。具体到企业组织内部，报酬制度的设计要贯彻公平和互惠原则，如果内部报酬结构不公平、不透明，对于人力资本比较重要的员工来说，其道德水平就会下降。例如，一名会计专业毕业生在一家大公司中得到月薪2 950元的工作，在一年的工作中，这名会计自己对待遇很满意，而她的工作表现也令雇主满意。但是当公司以3 200元的工资雇佣了另一位大学毕业生后，这名会计就开始抱怨和愤怒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员工的道德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感觉到公司的道德水平如何。

2以刃年由美国一个组织对32个国家的员工进行的调查表明，公平性(包括公平报酬)、关心员工、相信员工是影响员工对组织做出贡献的首要因素。调查还表明，员工将这几项列为雇主最应考虑的。一些调查研究还发现，员工们如果相信他们的主管能够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而且公司的运行也顺利，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往往超过工作本身的要求)来使公司获益。当员工们感觉到公司的高层领导有很高的声誉及一套完整的道德价值观，他们就会感到自豪及集体荣誉感。员工寻找诚实、高素质、有领导才能的老板，他们判断主管是否值得信任是通过主管的行为是否诚实可靠，为人是否正直，是否有道德准则并且是否愿意相信别人。员工们在一个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环境里会资源共享、彼此学习。相反，过低的信任度阻碍知识的流动。一个团队的成员彼此有了信任和信心就会分享信息资源。在有价值工作中的信任、帮助与公平是与高水平的集体创造性紧密相连的。

篇11

（二）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跨度很大，流动性极强。农民工一般来自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地区，前往经济发达地带，这其中可能跨越多个省份，数千公里，无论从生活习惯还是语言文化都与其工作之地存在很大不同。这也是农民工不被当地居民所接受，成为边缘群体，无法融入社会文化的原因之一。

（三）我国农民工大多是在农闲时出门务工，随着收获季节的临近，或是春节的到来，许多农民工都会选择回家，具有很强的循环流动特点。这种特点给我国的交通运输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农民工的周期性循环流动状况说明我国的农民工受传统农业种植的束缚，无法彻底脱离其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根基，不能彻底摆脱农业生产成为城市工人。而城市农民工归乡后造成城市基础市政运营的紧张甚至瘫痪说明农民工在我国城市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和雇主签订正式的劳动协议。由于我国农民工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发展所出现的群体，并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其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界定，且其自身并没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因此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最为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和雇主签订合理的劳动协议，一些人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故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因此急需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健全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可以合理自由流动，其供求、价格、竞争等因素处于市场调控范围。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农民工劳动力资源并没有有效的发挥其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依然处于较为盲目的落后的阶段。

（一）从市场交易双方来看，如上文所说，农民工与雇主并不能形成平等的雇佣关系，由于缺乏合理保障，一些农民工处于被压榨的地位，无法获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

（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缺少健全的中介服务，因此也就无法提供给农民工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目前来看，农民工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狭窄，多数是道听途说而来的片面信息，信息量小准确度不高。

（三）在交易规则和交易过程方面，农民工市场也存在很大问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缺少知法懂法的援助人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交易中缺少定价权，处于规则之外的弱势地位。

三、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不完善

雇主在雇佣农民工过程中所出现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所享受的社会保障不完善。

（一）社会保险层面。具体而言，在社会保险层面，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率来看，根据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数据，我国农民工所参与的公司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依次为23.6%，16.7%和13.9%，事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还不足10%，而失业保险参保率仅为8%，生育保险的参保率更低为5.6%。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农民工所参加保险的比率极低，而许多农民工从事的都是高危行业，容易受伤甚至致残，缺乏保险的保障使得他们在受伤后不仅完全丧失了经济来源，而且也无法得到相应的治疗。

（二）社会救助角度。从社会救助角度来说，社会救助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农民工作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更应受到照顾。

（三）社会福利方面。在社会福利方面，农民工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很不完善。农民工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贡献了巨大力量，应享受到相应的回报。但从目前来看，农民工已经徘徊在城市边缘，社会对其重视、尊重程度不高，受到的福利待遇与城市职工相比并不一致。

四、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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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伤 工伤保险补偿 侵权赔偿 第三人侵权

我国的高速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给劳动者带来了产业灾难——劳动伤害。我国因劳动导致死亡和伤害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有人对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等数据进行后，甚至提出“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GDP同步增长的结论”。[①]劳动伤害事故不仅安全生产和经济发展，也给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悲痛。如何预防和减少劳动伤害，对受到伤害的职工及其家庭予以救济，以保障其合法权益，乃是立法和司法机关需要重点并解决之。本文试从工伤保险补偿与侵权赔偿这两套制度之间的关系出发，在现行工伤保险体制框架下，对不同情形劳动伤害事故下的法律适用问题和一些争议较大的实务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工伤认定与司法审判

在劳动中受伤并不全是工伤，只有纳入了工伤强制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在劳动中受伤才可以被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应当纳入工伤强制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认定工伤的条件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构成劳动关系且符合《条例》规定的情形。从《条例》规定看，劳动者在劳动中受伤，除了工伤之外，还有大量的《条例》所规定工伤情形之外的损害。本文所称的工伤仅限于《条例》规定可以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即狭义的工伤。

工伤认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工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确认之间属何种关系，工伤认定是否应当成为民事诉讼的前置条件，工伤认定结论对于侵权赔偿诉讼是否具有拘束力等问题，已成为困扰司法实务的疑难问题。

（一）工伤认定的性质

依《条例》规定，工伤认定机构为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后，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②]据此，可以认为《条例》规定的工伤认定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工伤认定权是一种行政权。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先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二）工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的确认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是工伤认定的前提。只有存在劳动关系且劳动者因工受到伤害，才能被确认为工伤。劳动者是否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一般以是否存在劳动合同为表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用人单位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用人单位往往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这就涉及到事实劳动关系的审查和确认，而这恰恰是司法实务中的审查难点。对此，可以从四个方面审查：一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从属关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和监督；二是用人单位是否根据某种分配原则，组织工资分配，劳动者按照一定方式领取劳动报酬；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四是劳动者是否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使用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工具工作。

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1）当事人申请工伤认定，工伤认定机构告知其应先经过劳动仲裁确认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后，再申请工伤认定。（2）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而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此时产生的问题是，在对劳动关系有争议且没有经过劳动仲裁或诉讼确认的情况下，该工伤认定结论能否同时确认劳动关系的存在？如果通过劳动仲裁或劳动争议诉讼已确认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机构据此作出工伤认定，则两者不产生矛盾。但是，没有经过劳动仲裁或诉讼程序确认劳动关系，工伤认定机构出具了工伤认定书，当事人不服时，该如何处理却不无争议。

笔者曾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职工被雇请到一私营企业工作，未订立劳动合同，上班第一天便被机器轧断了手。受害人请求工伤认定，工伤认定部门认定为工伤。私营企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市政府经复议后，认为受害者与该企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明确，遂撤销工伤认定，告知受害者先申请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后再行工伤认定。受害者只得重新申请劳动仲裁，后经劳动争议一、二审诉讼，确认了具有劳动关系后，再回头去申请工伤认定。仅此，便耗时近两年，劳动者耗费的时间精力，支付的费用更无从考量了。这个案例中，固然有市政府在行政复议时对《条例》规定的理解不够和对工伤认定与劳动关系确认之间关系把握不准的问题，但与《条例》、《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明晰、不协调，不便于操作等问题不无关系。

我们认为，虽然《条例》规定，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应当提供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但是，如果要求作为申请者的劳动者提供充分证据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这个条件对于劳动者来说是太难了。故在工伤认定的实践中，应当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采取宽松的态度。只要工伤职工的用工主体是明确的，不存在多个可能的用工主体的情况，即使没有经过劳动仲裁程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也可以直接确认该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并据此作出工伤认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依《条例》规定程序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不必再提起劳动仲裁。

（三）工伤认定与侵权赔偿诉讼

受害人因工作受到伤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往往采取两种处理。一是法院认为可能是工伤，告知受害人先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并按《条例》规定程序处理。其依据主要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认为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工伤保险机构处理，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二是直接以侵权赔偿立案受理。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在对如何看待工伤认定问题上也争议颇大。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劳动行政部门已经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人民法院对该工伤认定是否能进行审查，能否改变工伤认定结论？（2）劳动行政部门未进行工伤认定的，人民法院能否径行确认该伤害为工伤？这两个问题，归根结蒂为法官在对受害人的伤害是否为工伤的认识与劳动行政部门的认识发生差异时，能否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认定？有人认为工伤的确认是行政行为，属于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民事诉讼无权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更改，也无权对工伤予以直接确认。否则，便有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之嫌。

我们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当事人请求给付的对象和其请求权基础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依照《条例》规定，工伤申请应当向统筹地区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这仅仅是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并请求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程序要求。质言之，工伤认定只是请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前置条件。所以，劳动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给付工伤保险待遇，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依《条例》规定处理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当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或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时，其请求权基础并非工伤保险法的规定，而是侵权行为法的规定。因当事人是请求用人单位或侵权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非请求工伤保险给付，故并不需要劳动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为前置条件，人民法院均应立案。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直接对是否构成工伤进行认定，不管此前劳动行政部门是否作出工伤认定。即使劳动行政部门已作出工伤认定，该工伤认定对人民法院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因为在工伤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工伤认定只是一种事实认定。该结论相对民事侵权赔偿诉讼来说，也只是一种证据材料，而非行政行为。

二、工伤保险补偿与用人单位侵权损害赔偿

工伤保险法和侵权赔偿法在工伤问题的适用关系上，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论。有认为工伤事故的赔偿由《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法规调整；也有认为工伤事故的性质是侵权行为，由侵权行为法进行调整；还有认为工伤事故既具有特殊侵权性质，也具有工伤保险性质，工伤事故具有双重性质。[③]理论认识的分歧，导致了司法实务中的混乱。因此，如何合理协调工伤保险补偿和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从而综合发挥两种救济手段的长处，成为工伤事故法律适用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篇13

一、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轨迹

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在2004年首次出现“民工荒”，许多企业难以找到工人。这时，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不久之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些人的言论不攻自破。在这期间中国的“民工荒”问题得到缓解，表明了中国并未到达刘易斯拐点，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金融危机之后，“民工荒”不仅愈演愈烈，工资持续上涨和也大量出现。同时，大学毕业生却难以就业并且工资水平快速下降。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和变革。

（1）“民工荒”由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逐渐蔓延到了中西部的省份

2004年“民工荒”在珠三角地区出现，并随着时间逐渐增强，但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从而短时间内缓解了低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随着国外企业在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逐渐复苏，“民工荒”的现象再次反复，并蔓延到中西部的省份。2010年从各城市行业需求与求职人数比例来看，济南为1.19，昆明为1.18，重庆为1.02，行业需求人数大于求职人数。从行业看，缺工主要集中在对农民工需求大、工资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和工作环境差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从工作岗位看，“民工荒”主要集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低端的制造行业。据统计，制造业对劳动者的需求达到33.9%。“民工荒”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造成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环境与政策方面的原因。浅层次的原因，诸如：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较高。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人口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教育水平，养老体制等等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2）劳动力的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数据，截至2010年9月底，全国已经有30个省份调整了月最低工资水平，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增长幅度平均为24%。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如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达到1100元/月。工资水平的上升，揭示了中国“低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丧失，用工成本的上升将改变以廉价劳动力来刺激出口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都会由劳动力价格水平的变动带来巨大变化。各地调高最低工资水平、通货膨胀因素以及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造成了工资上涨，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较为明显的原因。而政府加强了对《劳动法》实施的监察工作，督促了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等相关福利，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则是其隐性原因。

（3）工人罢工、集体维权等极端事件大量出现

2008年底开始，中国的重庆、海南、广东等地出现了出租车罢工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出租车司机收入过低。2010年5月初，广东省的一家本田汽车公司的零部件工厂因为工资待遇、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出现罢工，劳资双方经过调解后工人工资水平上升35%，罢工结束。工人罢工、集体是维权等极端事件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工人工资水平低，同工不同酬等原因。这些表明了收入分配不公、企业忽视劳动者权益、非法用工（如大量使用实习生）、工人维权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提高、缺乏问题解决的正规渠道以及第二代农民工预期与现实存在差距等。

（4）2012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时点，劳动力市场也会迎来重大的变革

首先，中国人口老龄化到来，劳动人口总量开始净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随之也会到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逐渐回落；其次，中国教育培养了大批的高等教育人口，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年轻人口的教育结构逐渐优化。据统计，2009年，走入劳动力市场的中国初、中、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约为649万、416万和531万；再次，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人民收入等方面成为了“十二五”规划的核心议题，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的将“富民”作为规划的一个主题，这也预示着政策在未来会逐渐向劳动者倾斜。

（5）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的巨大变化将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并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和企业战略产生重大影响

“民工荒”和“工资上涨”都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转变，由原来供大于求状态下的雇佣方占主导，转化为供不应求下的劳动者一方占主导。市场结构的重大变化，将会对多方面产生影响，企业必须注意这些新动向，劳动者的权利和法律意识会有所增强，从而和雇佣方产生多方面的博弈，政府在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方面也会有所加强。企业只有适时调整的自身的产业布局、资本和劳动配比以及生产方式，才能应对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二、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技术人员、研发人员、熟练技工供给不足与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大学生就业难与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足并存，农业劳动力结构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