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7: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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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14年经济的运行轨迹,研究机构都认为是逐波下行,下半年有滑出底线的可能。所有这些预测都隐含了一种叫做连续变化或者叫做线性外推的预测方法,假设影响经济的这些要素变化是连续的,没有跳跃式的、非线性的,或者是断崖式的下跌或者上涨。这种情况下,上述预测可能是正确的。若出现非线性变化,通常大部分预测都会失效。
例如2009年有一个国内非常权威的研究外贸的预测机构,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预测2009年出口增长是10%到15%。为什么这样预测?他们的依据是一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出口还是在增长的,2009年又不好,可能在10%到15%之间。结果2009年的出口增长是负的16%。所以当剧烈变化出现的时候,这些学者不敢做预测。
还有一个是2011年滕泰本人的预测。当时社会上对通胀的忽悠太厉害了,人工成本涨的这么快,通胀怎么可能下来?石油原材料涨的这么快,通胀怎么可能下来?仿佛通胀一辈子下不来,当时他预计2012年前三季度的CPI走势分别是4%、3%、2%,给中央的建议是降息降存准。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10月份做预测的时候分析师们都不敢相信,滕泰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当时猪肉价格是30块钱一公斤,明年的猪肉价格涨到50块钱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是不可能;明年从30块钱跌到20块钱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也是不可能;明年30块钱一公斤直线不动,可不可能?回答还是不可能。那你还做什么预测?事实是猪肉价格从2011年四季度跌到2012年中期左右。所以无论是在经济的预测当中,还是股市预测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预测大部分是常规机构线性连续的方法。
滕泰指出,2014年有三个因素会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
第一,企业厂房设备投资的下滑。2013年给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三次“钱荒”,在往年要求加0.25个点的利息,中央银行都必须向国务院请示,降的话也要请示,欧美要调基准利率的时候,也要向全世界宣告,而在当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权利出现了真空,一年期的存款没有意义了,所以调不调节没什么用了,但是像美国欧洲那样新的基准利率又没有形成。央行向国务院请示什么?向老百姓公告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三次钱荒以后再次看,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到2014年融资成本一定会向实体经济传播。有关预测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够承受的融资成本10%多一点,但是现在实体经济接近临界点,所以很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把实体关了,放高利贷去。若还按照常规预测企业投资增速就不对了,让经济学家说从18%调到9%,他又不敢,所以非线性预测没有依据,但是这种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2014年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一定会大幅下滑。
第二个风险是房地产投资。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掐房地产的融资渠道,银行停了,他去找信托;信托掐了,他去找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这个通道;这个掐了,他就找基金子公司,今年107号文全给你掐了,找谁去?所以如果2014年大批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出现断裂的话,房地产市场像2013年那样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行为我们预测机构又做过多少预测?所以说,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的风险也是极大的。
第三个风险是地方投资的下滑。2014年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中央把地方债务控制纳入考核指标,在淡化GDP的情况下,这些县长市长的心里是怎么变化的?他们行为主体的变化,会不会造成地方基础建设投资断崖式下滑?发改委也说了允许用低成本债务替换高成本债务,怎么替换?利率越走越高,地方债成本都涨到8%以上了,所以利率不降低,债务替换就没有可操作性。2014年的消费没有风险,尽管八项规定在往下刹车,消费增速总归仍将持平。出口略好于去年,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的风险,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遇到过,以前是年增速30%,后来25%,再后来20%,2013年是19.6%,但是2014年16%、15%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经济2014年面临的风险。
面临上述风险有哪些应对办法呢?滕泰认为,鉴于2014年“两会”还没有召开,政府工作报告还没有对2014年做具体的部署和安排,中央目前还有很多政策资源可以利用。
物价回到“2”不仅正常,而且,从未来的趋势看,笔者认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经凸显。第一,8月份类消费品价格,除了通讯类的价格微跌之外,其余七大类消费品的价格都上涨,特别是随着房地产的持续回暖,未来居住类价格因房租的上涨会更加显著;其次,8月份猪肉价格虽然同比下降18%以上,但从猪肉价格单月的表现看,猪肉价格从7月份已经开始缓慢止跌。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全国猪肉价格呈缓慢上涨态势,猪肉价格的回升,将对未来物价上涨形成明显的压力;第三,随着稳增长一系列举措的继续加码,特别是8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加大项目审批的力度,货币政策将在稳健的基调下,继续偏向宽松。预计未来4个月,随着投资力度的加大,货币投放量至少将和上半年持平,全年将在9.5万亿左右,实质上属于稳中趋松的政策;第四,欧元区推行的“无上限收购债”的措施意味着,欧洲将不惜代价通过印钞来走出债务危机,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随时可能出台,这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以及粮食价格下半年重拾升势的概率很大。国际油价在未来一个月已经超过了8%的涨幅,而受美国干旱的影响,国家粮价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心理层面的影响不可小视;第五,考虑到下半年将深化资源价格等深层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这意味着,就影响价格本身的因素而言,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多余拉动价格下跌的因素。
与价格的上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体经济未来复苏的态势并不明显:其一,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3.5%,较7月份2.9%的降幅放大0.6个百分点,不仅自2012年3月以来已经连续6个月“负增长”,而且创下34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2%,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度跌破50%,创9个月新低,其三,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9%,也是年内的最低,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7%,而8月份的发电量仅仅微增2.7%,这一系列的数字意味着,经济下行筑底的过程没有完成,下行的压力和风险依然很大。
国内已有的对第三发支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三方支付的创新模式、微观运行风险,以及对电子商务和商业银行的影响等方面。李育林(2009)运用道德风险和信号传递模型对第三方支付的业务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三方支付作为独立的信用中介,可以有效减少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欧阳卫民(2010)通过分析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支付服务创新及相应的风险,提出实施支付业务许可制度、保障客户备付金安全等方面的监管思路;贝为智(2011)认为第三方支付在促进商业银行网银业务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对银行的存贷款业务、资金结算业务以及传统中间业务构成威胁和替代。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深入分析第三方支付的运行机制,揭示其存在的宏观经济风险,并提出宏观审慎监管。
一、第三方支付的运行机制及特点
我国当前的支付清算体系为中央对手清算模式,即以人民银行为主导,各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开设清算账户,跨行支付要通过人民银行转发,即所有的成员银行都与人民银行进行清算。与银行之间两两清算的对手网状模式相比,中央对手星状清算大大提高了支付系统效率,清算风险也大为降低。因为中央银行本身具有货币创造能力,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放准备金,从而减小信用与流动性风险。
然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单笔数额小、交易频率高的支付清算需求。尽管国内现有的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支付体系也能满足这种需要,但在单位处理成本上却无法与电子商务的特点相匹配。在没有第三方支付平台时(见图1),商户需要与各家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合作协议,由商业银行网银专用接口向商户提供客户资金到账信息和订单信息,跨行支付则通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进行结算,这种模式下商户的系统开发成本高昂,且资金分散不便于管理;第三方支付介入电子商务后(见图2),其支付平台通过多点连接商业银行,一点连接商户,简化了商户的在线收款方式,并且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同时为其他商户服务,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了单笔业务支付清算的成本。图1传统模式图2第三方支付模式
由此可见,在传统模式下,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是星状的中央对手清算模式,但为商户提供的则是金字塔形的清算模式,由于他们不能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因此商户与商业银行之间是网状的清算模式;而第三方支付模式下,第三方支付系统在商户与商业银行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前端以商户界面直接面对网上客户,后端则连接各家商业银行,因此,在进行网上跨行支付时,第三方支付系统的清算模式与上述星状的中央对手清算模式基本相同,只是各家商业银行和商户都以第三方支付平台为对手进行清算。
具体而言,传统电子商务中,买卖双方通过各自开户的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大小额支付系统进行支付清算;第三方支付机构介入后,会在各家商业银行开立中间账户,当买家向卖家付款时,第三方支付机构通知A行将买方账户上的货款扣除(借记)并在其中间账户上增加(贷记)同样金额,然后通知B行将其中间账户扣除(借记)同样金额并在卖家账户上增加(贷记)同样金额(见图3)。最后,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不同银行开立的中间账户对大量交易资金实现轧差,再通过少量的跨行支付完成大量小额资金的支付清算。
图3电子商务支付清算示意图可见,第三方支付通过采用二次结算的方式,实现了大量小额交易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轧差后清算,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类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这样,第三方支付机构不但获得了原本属于中央银行的收益,同时也可以借以监控买卖双方的履约情况。也正是基于此,第三方支付机构高效地帮助网络用户完成了电子商务过程中的资金流转,并借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二、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
(一)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却无须为此承担成本。负外部性往往构成监管的必要性之一。
支付体系连接着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等多个资金市场(见图4),也连接着资金市场和实体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最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支付系统有着很强的外部性。完善、发达的支付系统可以加速社会资金周转,改善金融服务质量,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其负外部性则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资金链的溢出效应,即单家机构的风险往往会感染整个系统甚至其他金融行业;二是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即资金层面的问题很容易感染实体经济。
图4我国第三方支付体系总体构架如前所述,第三方支付具有特有的运行机制及特点,一方面构成我国原有支付系统的有益补助,有效弥补了传统支付结算体系在网络小额、频繁支付方面的不足,其便捷、高效的支付清算服务促进了国内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型的支付清算组织,它的诞生也为现代支付清算体系带来了新的外部性风险。
首先,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担了类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但与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系统相比,其风险控制和金融服务意识等相对较弱,而商业性和盈利动机较强,容易在支付履约过程中产生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作为商业行为,更注重追求利益和支付系统的创新和效率,而容易忽视风险控制、系统安全和应急措施的完善,一旦支付系统出现漏洞、崩溃或损坏,在没有系统备份和交易信息记录不完全的情况下,将使大量的网络支付、预付卡消费和POS机业务无法正常完成,导致电子商务等经济活动的瘫痪。
其次,传统模式下,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主要提供实时全额结算(RTGS, 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因此不会产生信用风险。而第三方支付模式下,主要采取的是延迟净额结算②(DNS, Deferred Net Settlement),其特点是在双边或多边轧差的基础上以净额完成资金结算,因此对支付清算的时效性要求不严,可以批量支付,故支付处理成本较低。DNS系统的特点与电子商务实物流和资金流不一致的特点相匹配,但由于该模式下支付与结算之间存在时滞,参与者在这段时间内可能故意或因为不可抗因素而无法完成最终的结算,引发信用风险。同时,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以及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复杂的资金链关系,在极端情况下,小范围的信用风险可能引发金融系统大范围的流动性风险,进而引发整个支付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此外,由于第三方支付主要依托于电子商务,其支付系统的风险还容易影响供货商的生产与销售,使金融体系的风险外溢到实体经济的相关部门,甚至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
第三方支付在电子商务过程中承担资金流转和债务债权清算等职能,将在事实上保留相当的沉淀资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货币创造效应。当客户备付金可以游离于银行账户之外时(即不完全准备时),买方在交易初始注入第三方虚拟账户中的资金可以看作是存款,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用这些沉淀资金进行放贷或投资可以看作是贷款和自营业务,这样,第三方支付机构就具有了银行业最基础的存贷款业务。虽然,这些“存款”都是短期的,不符合银行长存短贷的期限匹配原则,但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笔数较大,并且也不存在提前取款的风险,因此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可以维持稳定的沉淀资金量。③因此,在对客户备付金挪用监管不善的情况下,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的功能,但这种货币创造机制游离于现有的监管体系之外,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第三方支付所发行的虚拟货币在特定使用范围内对基础货币有替代性。与第三方支付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是“虚拟货币”或“电子货币”,它与基础货币的组成部分“流通中的通货”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扩大了基础货币的范畴,但目前的统计分析和政策研究均未将虚拟货币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不准确和政策制定的偏差。
其次,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货币乘数。从第三方支付自身角度来看,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准商业银行的性质,因此也具有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进而对货币乘数造成影响。当第三方支付机构将更多的客户资金用于放贷和投资,即相应的“存款准备”降低时,其货币创造能力将增强,货币乘数也将相应增大,反之亦然。第三方支付机构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将不受中央银行的控制,这将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从第三方支付对外部的影响来看,可以通过改变个人持有现金和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存款准备的行为来影响货币乘数。狭义的货币乘数为:k=(1+c)/(r+e+c) ,其中c、r、e分别代表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其中r由货币当局规定,属于外生变量,而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的应用和发展将对c和e产生影响。首先,第三方支付的便捷性和虚拟货币对现金的高替代性,会降低人们对现金持有的需求,使现金漏损率下降,货币乘数上升;其次,第三方支付促进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和网上银行业务的发展,减少了传统现金流转的资金在途时间,提高了资金清算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交易性需求,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上升。可见预见,第三方支付以及虚拟货币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使货币乘数持续上升。
第三,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第三方支付的便捷性以及虚拟货币替代现金流转的发展趋势,大大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和虚拟货币的应用减少了货币和非货币资产之间的转换成本,人们对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变得更敏感,将降低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并增加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这导致人们降低持有收益率较低的现金、活期存款的意愿,从而增加货币流通速度。
随着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的不断扩大应用和发展创新,加快了货币的空间和时间转移,虚拟货币对传统现金的替代会逐渐增强,使货币由贮藏手段快速向支付手段转化。未来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持续创新、发展的结果就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从长远来讲将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监管和调控,放大商业银行和金融体系潜在的负外部性,对传统金融体系形成一定挑战。
综上所述,第三方支付机构不仅具有扩张基础货币的能力,同时还具有类似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市场的运行及传导机制,使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增加了金融业的整体杠杆率和风险。因此,随着第三方支付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造成更大的影响。
三、国外对第三方支付的宏观审慎监管
目前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两个方面,即针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行为的顺周期性采取必要的宏观审慎监管。欧美针对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对策,对我国完善第三方支付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针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
空间维度方面,作为金融基础设施之一的第三方支付系统,连接着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随着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具有潜在成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可能。第三方支付作为商业机构承担类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的公共职能以及采取的延迟净额结算,兼具了资金链的溢出效应和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是其外部性的根源。因此,针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欧美监管当局均确立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目标,旨在使金融机构行为的溢出成本内部化,并对第三发支付行业实施了一定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测,从而在适当的制度框架下减小其商业性和逐利性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准入监管方面,欧美均致力于引导第三方支付机构实现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统一,以及第三方支付系统安全与效率的统一。通过在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持、内控制度、应急措施等方面制定一定的准入要求,确保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第三方支付体系。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④在州层面大多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取得从事货币转移业务的营业许可证,申请许可证需要满足拥有可靠的投资主体、雄厚的资金实力、良好的财务状况以及丰富的业务经验等准入要求。欧盟的《电子货币指令》⑤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监管主要强调自有资本、充足的流动资金、完善的风控制度和必要的报告等因素,如要求电子货币机构必须具备不低于100万欧元的初始资本金,并且必须是持续性地持有,且其自有资金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少于其现存电子货币债务或前六个月月均对外电子货币债务中较高值的2%。可见,欧美对第三方支付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以确保获得许可证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获取合理商业利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承担金融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服务性职责。
其次,在动态监测方面,欧美均认识到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操作的隐蔽性对监管形成的挑战,因此需要对其实施持续的过程监管,增强监管的动态性。一是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美国的《隐私权法》⑥禁止联邦机构在未获得本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将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人,同时《电子资金转移法》⑦对账单错误的调查与解决、消费者与发卡人间对未经授权而使用消费者存取工具所造成损失的责任分担等做出了详细规定。欧盟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向网络支付和电子货币的使用者提供透明的权责界定和争议解决程序的指南,并考虑欺诈和伪造的风险;二是防范洗钱等违法活动的发生,以维护使用者的信心。美国在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⑧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FinCEN)注册,接受联邦和州两级的反洗钱监管,同时需要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交易记录并形成报告文件提交。
欧美通过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测,较好地限制了其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降低了对金融系统的潜在负外部性。
(二)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
时间维度方面,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内在的顺周期倾向。欧美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采取了不同的监管理念。其中美国并不强调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因此以存款延伸保险的方式在银行业内部来化解沉淀资金挪用带来的外部性风险。而欧盟则倾向于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以类似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要求来减少其外部性风险。
1美国的功能性监管。美国对第三方支付实行的是功能性监管,⑨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交易的过程而不是从事第三方支付的机构。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属于银行或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而将第三方支付业务视为货币转移业务,因此不需要获得银行业务许可证。
由于美国将第三方支付机构定位为非金融机构,因此没有针对其准商业银行的性质施加特别的监管,而是在其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内,通过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延伸来实现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监管。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主要表现在其对客户沉淀资金的运作,美国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沉淀资金监管,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存款延伸保险。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客户沉淀资金必须存放在FDIC开设的无息账户中,保险费用由沉淀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来覆盖。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利息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当该支付平台资金出现问题时,可以用存款保险金来弥补客户的损失。此外,FDIC还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将客户账户与公司账户严格分开,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是客户资金的人,无权将客户资金进行贷款、移作公司经营之用,或在公司破产时用于清偿债务。
2欧盟的机构监管。与美国的功能监管模式不同,欧盟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为机构监管,倾向于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给出明确的界定,欧盟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有在获得银行或者电子货币机构营业执照的前提下才能从事相关业务。
由于欧盟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界定为银行或其他存款机构,因此对沉淀资金的监管采取了与对银行机构类似的准备金措施。法律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在中央银行开设专门账户,并在此账户上存入足够的准备金,以此来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同时,沉淀资金的运用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仍能用于低风险的储蓄和债券投资。
四、政策建议
在深入分析我国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应该遵循监管与创新并重的原则,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将第三方支付纳入到我国支付清算系统建设的总体构架中。充分考虑第三方支付系统外部性风险,加强对第三方支付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管,在兼顾支付系统公益性与第三方支付商业性的前提下,实现支付体系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将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纳入到货币政策制定和研究过程中。通过关注沉淀资金,改善货币统计监测,充分考虑第三方支付对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三是将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纳入到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中。鉴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宏观经济风险,以及潜在的金融创新要求与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加强对其宏观审慎监管是未来防范第三方支付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方向。
注释:
①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0-2011年中国网上支付行业发展报告》。
②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中央银行支付系统也普遍采用延迟净额结算,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被实时全额结算所取代,或者仅仅作为后者的补充结算形式,如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
③以支付宝为例,根据其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日均交易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假定每单交易平均需要4天时间完成,其沉淀资金就达百亿元水平,相当于上百亿的长期稳定存款。
④Money Service Business Act ,
⑨现代金融理论认为,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的发展就是跟随金融功能的创新而不断变化。主要参考文献:
[1]欧阳卫民.我国支付清算系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J]. 财经科学,2009(2).
[2]欧阳卫民.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创新与监管[J]. 中国金融, 2010(15).
[3]李育林.第三方支付作用机理的经济学分析[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9(4).
[4]贝为智.第三方支付平台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与对策[J]. 区域金融研究, 2011(1).[5]赵昕,王静.金融监管的新课题:第三方支付[J]. 电子商务世界, 2006(7).
[6]BIS, The Interdependencies of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June 2008.省略/publ/cpss84.pdf
[7]Crockett A., Marrying the micro- 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 [R].BIS Speeches, 21 September, 2000.
与会专家对通货膨胀的根源问题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目前的物价管制很难长期持续,价格由市场决定是必由之路,但在推出相关举措时需要慎重。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自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已经发生了三次转变,2003~2006年是高增长、低通胀,四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11%,CPI年均上涨率是2.1%,这是第一阶段;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通胀率上升到4.8%,开始转入高增长、高通胀,这是第二阶段;2008年初以来,通胀率最高已达8.7%,经济增长率则出现了走低的趋势,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个百分点,同期内实际投资从2003~2006年平均的25.3%下降到15.9%,开始显露出低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从高到低的曲线,而通胀率是一条从低到高的曲线。
张蓓(中国人民银行):我认为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走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判断这个问题无非是看三大需求,投资、消费、进出口。从一到四月份的情况看,投资虽然没有06年那么高的增长率,但实际也在25%左右,消费也达到了22%以上,即便扣除了价格因素,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看进出口,我们前四个月贸易顺差同比是少增的。但是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比较大的规模上。
目前来看,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多大概率衰退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个概率不会很大。相反,灾后重建、政府换届效应,都会使得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从概率角度来看,还是增长比较快,宏观经济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的经济困难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症,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恐怕不行。很多该在成熟市场出现的,在中国出现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
缓增长和高通胀并不可怕,它实际给未来中国经济的顺利成长带来契机。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解决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原有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环境消耗、劳动者健康的消耗都太严重。有数据说,如果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我们近年来经济的巨大增量部分可能是一个负值..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通货膨胀的根源是由于粮价和油价的上涨,而粮价、油价的上涨根源又是弱势美元。这种情况下通胀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将近4%的水平,南非的通货膨胀已经10%,我国香港、澳门地区通货膨胀在去年是将近8%。中国在“金砖四国”中的通货膨胀水平最低,也是全球通货膨胀浪潮中比较低的水平。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逐步释放通货膨胀压力,而不是加强通货膨胀的管理,使其保持在我们无力达到的水平。
杨冠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和前几年不一样,主要是外部输入。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只能靠输出通货膨胀来解决,让市场决定价格。现在问题严重,这跟美国的次级债关系不大,跟中国的价格体系紊乱有关系。这种价格扭曲还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
对付通胀有三个办法,第一是“吃库存”。第二是牺牲企业利润。第三是财政补贴。如果只是国内通胀,先进地区补贴贫穷地区、工业补贴农业等等都无所谓,是中国人补贴中国人。最要命的是拿中国人的钱补贴全世界,而且受补贴最多的就是美国人。现在全世界的航空公司设计航线时全部以到中国把油耗尽为准,在中国加满油再飞。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高增长、低通胀是很好,如果通过人为管制,能够把通货膨胀维持在4.8%,皆大欢喜。但问题在于,能否控制的住。
如果价格不市场化,无论是价格跟国际接轨,跟国际保持同步,还是体制变革成本正常化,都意味着隐藏着巨大的物价压力。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如果放开物价,就要有配套措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补贴有很多措施,比如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民更多的份额。比如提高50%就会大大缓解粮食供应的问题。再比如资源税,收益要给地方财政,地方维护油田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煤炭也一样。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满意,这在治理通货膨胀中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些价格涨,有些价格不涨,或者有的涨得快有的涨得慢,必然有些人生活水平受到影响,有些人受损,所以想大家都满意做不到。这里面有一个政治承受能力的问题,还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如果全都放开的话,通货膨胀可能会超过预期,会重复1988年的问题。
要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及美元贬值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何看待美元的优势地位,如何判断目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并防范金融风险,是讨论的热点。
张岸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体系将进一步呈现出多种货币竞争的格局。我国适应新的国际货币环境尚存在困难:一是我国对外经济活动多用美元结算,汇率决定、清算体系依赖于美元的中间地位;二是政府和民间累积了大量美元资产,头寸调整困难,潜在汇率损失巨大;三是本币区域化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未必能够填补美元退出本区域后的货币真空;四是若香港联系汇率制变动,内地恐要承担调整责任。
鲁政委(兴业银行):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对我国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中国的不利条件有很多:(1)越南、阿根廷、韩国等所显示出的金融脆弱性,显示我国货币危机外部输入的风险大大提高;(2)我国国际收支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现实。我国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就积累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兴也勃焉,难保不会出现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局面。(3)在计算了隐含财政负担后,可能财政收支形势并不乐观;(4)人民汇率弹性节奏如何把握和控制?既要有效控制,又不至于造成外部预期的恶化。
袁绪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金融危机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市场体系尚未成熟、监管缺少力度的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如此。现在国际金融形势比较严峻,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防范金融危机:(1)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堵死热钱流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2)管住资本的跨国流动和热钱的进出。(3)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双顺差”,以防美元升值后外资大规模流出。(4)适当提高利率。然而只有管住热钱,提高利率才能产生抑制通胀的作用。(5)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开和调整某些产品的价格。此外,活跃和扩大国内外汇交易市场,开辟和扩大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期货市场以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各种措施都应给予重视和考虑。
武建东(《中国改革》杂志学术顾问):国际货币体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成熟。美元纸币体系产生了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美元不是财富,也不是资产,是一种债务凭证。
余永定:美元实际上就是一种借贷凭据,就是你给我实物,我给你一个凭据。我们现在攒的这个凭据多的不能再多,美国利用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赚钱赚的太多了。美国入不敷出,补充者无非就是产油国,东亚国家。
陈兴动(法国百富勤):去年10月份以前,美联储、美国的财政部加上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基本把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股市大跌看成美国次级债导致的流动性危机问题。认为中央银行往市场里“注水”,扩大金融的流动性就能解决问题。但是随后他们马上认识到远比流动性严重。
现在美国人,特别是在投行界里很担心出现1992年的日本状态。美国人作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国债与次级债相调换。这是一个大胆的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的办法。
人民币汇率升值见仁见智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形成真正的外汇市场。目前中国汇率改革政策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完善。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议。
向松祚(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2000年以前中国从金融层面上说,是比较封闭的,一是因为严格的固定汇率,二是因为资本账户的管制也非常严格。
人民币不应该升值,允许人民币缓慢升值也许是中国货币政策史上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所造成的货币升值的持续预期,实际上就把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背离的效果很快的引入到中国来。远在2003年就有大量的热钱开始进来,但是直到2007年初国家外管局才开始严厉查处,我认为是比较松懈的。
张平(中国社科院):我一直持很保守性的观点,即人民币汇率不应当超升,而是应当把浮动幅度从5‰回降到1‰,以降低对汇率的压力。靠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经济增长问题,反倒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
余永定:十多年来,中国有大量的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又加大了通胀的压力。对于一般国家来讲,让市场发挥作用,人民币升值就可以了,早升早完事,中国一直不做这种调整,错过了许多时机,所以积累的矛盾和压力越来越大。既然不升值,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推出“严进宽出”的政策。这个政策说不好听,叫“开门揖盗”,告诉他进门之后随时可以走。这样政策的结果,没有达到使资金不进来的效果,因为进来了之后随时可以出去。
钟伟:从汇改以来到现在,每年流入的所谓长期投机性外汇占GDP占比连续三年超过4%,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比例了。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流入亚洲地区私人部门的,在危机爆发前三年平均是3%多一点。
目前我们所选择的渐性升值是各种汇率升值方案中最糟糕的,私人部门在损失、央行也在损失,更严重的问题是把微观的汇率风险放大成宏观的汇率风险。如果人民银行仍把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加息、升值、窗口指导等方式作为主要调控手段,这样很难维持超过三年,甚至两年都很困难。
怎么去解决它?在政策方面具有可执行性的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用特别国债置换外汇,第二是一次性升值调整。
张蓓: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也是政治问题。在汇率上实际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压力,怎么走很难说。汇率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谁都不能让汇率对自己形成任何损失,这个问题中国要谨慎。
关于一次性升值和渐进升值,渐进升值存在很多的缺点,但是一次性升值怎么做,如果升不到位,以后再升,也会给投机者一个机会。现在谁也不知道最后的汇率在哪里,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个机制,让市场说了算,就是汇率有一定的市场作用,现在只能说是有这么一个机制,不断的扩大浮动幅度。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说了算。但是一次性升值,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一定要做测算和收益比较。
谭雅玲(中国银行研究中心):香港和内地的组合,一国两制是其他国家没有的,香港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可以作为内地金融改革的平台,包括汇率、很多产品和政策,都可以跟香港市场组合得到实现。金融是要有过程、经验、经历、阅历积累的,包括在目前的中国金融管理、金融政策把握上也应该遵循金融特殊的高端专业、行业来把握。
放开价格,管住货币
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值得肯定,但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逐渐放开价格、加强资本流入的管制、放宽对内资的限制。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决策难度比以前增大了,第一是争议特别大,第二是矛盾特别多、特别复杂,第三是不确定性特别大。国外非常认可我们的经济宏观调控,尽管我们自己说问题很多。
中国的政策多方面来讲就是取中。但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转向,我们考虑越来越多的问题,原来是被动型反映,现在议论非常多的是要主动策划、前瞻,要自己谋划,这是非常大的变化。经济方面大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通货膨胀,能控制也好,不能控制也好,它肯定会成为中国今年经济的重大问题之一。在策略上,政府不要过多的强调4.8%,把这个余地留的大一点,这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
杨冠三:怎么解决现在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危机?我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开价格、管住货币。
江涌:我认为把中国所有的产业向内资开放,这样可以大大地解决经济缓增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不需要对外资有那么大的依赖,除个别产业以外,都可以对民营开放。对民资开放的时候,要减少约束。因为现在对民资是歧视性的政策,工商、质检、税务各方面都是这样。
王信(清华大学):资本管制整体来讲是有效的,因为现在对很多证券的投资,对外债的利用等等,还保持比较严格的管制。为什么次贷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就是因为我们相应的管制还是存在的。
【关键词】宏观经济风险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影响探讨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环境下,银行是所有金融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无论是从规模、市场还是影响力等方面的主导性,还是形成全球性金融体系系y性风险的可能性来讲,国内的商业银行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会对国民经济或者是个人财产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不仅能够保障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还能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关键的作用。
一、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整体影响
在目前的经济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以及信用衍生产品的数量都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提高,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加强。简言之,宏观经济风险降低,意味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变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宏观经济向好的趋势发展,就会增加商业银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为了取得更多的资金收益,会使得商业银行自发的增加了持有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数量,因此,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也随之增加。
(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商业银行投资组合方差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而变小,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增加。简言之,宏观经济风险加大,市场经济形势就会变得不稳定,就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损失增加,商业银行往往都是风险行为的厌恶者,因此,为了降低发生资金损失的可能性,势必就会减少对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持有的数量,依次降低自身的风险承担行为的可能性。随着持有的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数量的减少,商业银行投资组合的方差也就变小了,商业银行稳定性增加。表面上看,似乎宏观经济风险加大,商业银行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才符合人们的直觉。其实,正是外部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会促使商业银行自身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应对这种外部风险,因此,就商业银行内部而言,相比宏观经济风险不大时,稳定性会增加。
(三)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预期收益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就会减少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持有数量。但是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持有数量,不仅会让风险得到控制,还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益,这是由于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往往都是来自于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收益,因此可以说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
(四)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预期收益的影响
商业银行总效用水平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该结论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在于:当宏观经济风险增大时,作为风险厌恶者的商业银行来说,其决策会变得保守以规避风险。即,宁愿获得的效用少一些,也不愿意冒更大的风险,也就是说,这样的决策主要因防风险的缘故而宁肯牺牲自己一部分的效用水平。
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商业银行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和信用衍生产品数量都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商业银行投资组合的方差变小,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增大;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商业银行总效用水平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宏观经济风险越小,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就越明显;宏观经济风险越大,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预期总效用水平的影响就越小。
三、宏观经济风险背景下对商业银行提供的建议
商业银行要有适度创新意识。一方面我们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但另一方面,又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产生金融创新过度的行为。总而言之,商业银行的技术人员需要让金融创新的程度控制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起产生积极作用的范围之内。对于创新,还需要加强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创新是那种合理的创新,有价值的创新,有科学依据的创新,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创新,是一种不仅能为商业银行自身提供收益,还能真正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切实福利的创新。国家反对的自私自利性质的创新,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别人生存与否的创新。任何人都不希望再出现2007年金融危机类型的“创新”,政府和人民不需要这样的创新,社会需要的是善良的创新。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有明确的风险意识,谨慎的处理和对待企业的融资行为。不管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好坏与否,都要按照国家规定的贷款流程来开展经济活动,按制定好的规矩和制度办理业务。商业银行只有先确保资本的安全以及自身经营的合法性,才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企业。只有按照既定的流程和规章制度操作,商业银行的业务人员才能识别出真正需要资本帮助的企业。若是一些不法企业可以使用弄虚作假的卑劣方式获取商业银行的专项贷款,那么接下来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类似的情况不断出现,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理论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证明研究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结论是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可以有效减少商业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提升商业银行对抗风险的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危机的发生都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查鉴珂.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D].重庆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