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风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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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对于2014年经济的运行轨迹，研究机构都认为是逐波下行，下半年有滑出底线的可能。所有这些预测都隐含了一种叫做连续变化或者叫做线性外推的预测方法，假设影响经济的这些要素变化是连续的，没有跳跃式的、非线性的，或者是断崖式的下跌或者上涨。这种情况下，上述预测可能是正确的。若出现非线性变化，通常大部分预测都会失效。

例如2009年有一个国内非常权威的研究外贸的预测机构，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预测2009年出口增长是10%到15%。为什么这样预测？他们的依据是一直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出口还是在增长的，2009年又不好，可能在10%到15%之间。结果2009年的出口增长是负的16%。所以当剧烈变化出现的时候，这些学者不敢做预测。

还有一个是2011年滕泰本人的预测。当时社会上对通胀的忽悠太厉害了，人工成本涨的这么快，通胀怎么可能下来？石油原材料涨的这么快，通胀怎么可能下来？仿佛通胀一辈子下不来，当时他预计2012年前三季度的CPI走势分别是4%、3%、2%，给中央的建议是降息降存准。事实证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10月份做预测的时候分析师们都不敢相信，滕泰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当时猪肉价格是30块钱一公斤，明年的猪肉价格涨到50块钱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是不可能；明年从30块钱跌到20块钱一公斤可不可能？回答也是不可能；明年30块钱一公斤直线不动，可不可能？回答还是不可能。那你还做什么预测？事实是猪肉价格从2011年四季度跌到2012年中期左右。所以无论是在经济的预测当中，还是股市预测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预测大部分是常规机构线性连续的方法。

滕泰指出，2014年有三个因素会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

第一，企业厂房设备投资的下滑。2013年给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三次“钱荒”，在往年要求加0.25个点的利息，中央银行都必须向国务院请示，降的话也要请示，欧美要调基准利率的时候，也要向全世界宣告，而在当前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当中，权利出现了真空，一年期的存款没有意义了，所以调不调节没什么用了，但是像美国欧洲那样新的基准利率又没有形成。央行向国务院请示什么？向老百姓公告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但是三次钱荒以后再次看，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到2014年融资成本一定会向实体经济传播。有关预测中国的实体经济能够承受的融资成本10%多一点，但是现在实体经济接近临界点，所以很大批量的民营企业把实体关了，放高利贷去。若还按照常规预测企业投资增速就不对了，让经济学家说从18%调到9%，他又不敢，所以非线性预测没有依据，但是这种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2014年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一定会大幅下滑。

第二个风险是房地产投资。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在掐房地产的融资渠道，银行停了，他去找信托；信托掐了，他去找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这个通道；这个掐了，他就找基金子公司，今年107号文全给你掐了，找谁去？所以如果2014年大批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出现断裂的话，房地产市场像2013年那样继续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对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行为我们预测机构又做过多少预测？所以说，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的风险也是极大的。

第三个风险是地方投资的下滑。2014年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中央把地方债务控制纳入考核指标，在淡化GDP的情况下，这些县长市长的心里是怎么变化的？他们行为主体的变化，会不会造成地方基础建设投资断崖式下滑？发改委也说了允许用低成本债务替换高成本债务，怎么替换？利率越走越高，地方债成本都涨到8%以上了，所以利率不降低，债务替换就没有可操作性。2014年的消费没有风险，尽管八项规定在往下刹车，消费增速总归仍将持平。出口略好于去年，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下滑的风险，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遇到过，以前是年增速30%，后来25%，再后来20%，2013年是19.6%，但是2014年16%、15%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经济2014年面临的风险。

面临上述风险有哪些应对办法呢？滕泰认为，鉴于2014年“两会”还没有召开，政府工作报告还没有对2014年做具体的部署和安排，中央目前还有很多政策资源可以利用。

篇2

物价回到“2”不仅正常，而且，从未来的趋势看，笔者认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经凸显。第一，8月份类消费品价格，除了通讯类的价格微跌之外，其余七大类消费品的价格都上涨，特别是随着房地产的持续回暖，未来居住类价格因房租的上涨会更加显著；其次，8月份猪肉价格虽然同比下降18%以上，但从猪肉价格单月的表现看，猪肉价格从7月份已经开始缓慢止跌。监测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全国猪肉价格呈缓慢上涨态势，猪肉价格的回升，将对未来物价上涨形成明显的压力；第三，随着稳增长一系列举措的继续加码，特别是8月份以来，国家发改委加大项目审批的力度，货币政策将在稳健的基调下，继续偏向宽松。预计未来4个月，随着投资力度的加大，货币投放量至少将和上半年持平，全年将在9.5万亿左右，实质上属于稳中趋松的政策；第四，欧元区推行的“无上限收购债”的措施意味着，欧洲将不惜代价通过印钞来走出债务危机，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随时可能出台，这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以及粮食价格下半年重拾升势的概率很大。国际油价在未来一个月已经超过了8%的涨幅，而受美国干旱的影响，国家粮价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心理层面的影响不可小视；第五，考虑到下半年将深化资源价格等深层的改革，深化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这意味着，就影响价格本身的因素而言，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多余拉动价格下跌的因素。

与价格的上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实体经济未来复苏的态势并不明显：其一，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3.5%，较7月份2.9%的降幅放大0.6个百分点，不仅自2012年3月以来已经连续6个月“负增长”，而且创下34个月以来的新低；其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2%，这是自去年11月以来首度跌破50%，创9个月新低，其三，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9%，也是年内的最低，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7%，而8月份的发电量仅仅微增2.7%，这一系列的数字意味着，经济下行筑底的过程没有完成，下行的压力和风险依然很大。

篇3

国内已有的对第三发支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三方支付的创新模式、微观运行风险，以及对电子商务和商业银行的影响等方面。李育林（2009）运用道德风险和信号传递模型对第三方支付的业务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三方支付作为独立的信用中介，可以有效减少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欧阳卫民（2010）通过分析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支付服务创新及相应的风险，提出实施支付业务许可制度、保障客户备付金安全等方面的监管思路；贝为智（2011）认为第三方支付在促进商业银行网银业务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对银行的存贷款业务、资金结算业务以及传统中间业务构成威胁和替代。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深入分析第三方支付的运行机制，揭示其存在的宏观经济风险，并提出宏观审慎监管。

一、第三方支付的运行机制及特点

我国当前的支付清算体系为中央对手清算模式，即以人民银行为主导，各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支付系统开设清算账户，跨行支付要通过人民银行转发，即所有的成员银行都与人民银行进行清算。与银行之间两两清算的对手网状模式相比，中央对手星状清算大大提高了支付系统效率，清算风险也大为降低。因为中央银行本身具有货币创造能力，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放准备金，从而减小信用与流动性风险。

然而，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单笔数额小、交易频率高的支付清算需求。尽管国内现有的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支付体系也能满足这种需要，但在单位处理成本上却无法与电子商务的特点相匹配。在没有第三方支付平台时（见图1），商户需要与各家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合作协议，由商业银行网银专用接口向商户提供客户资金到账信息和订单信息，跨行支付则通过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进行结算，这种模式下商户的系统开发成本高昂，且资金分散不便于管理；第三方支付介入电子商务后（见图2），其支付平台通过多点连接商业银行，一点连接商户，简化了商户的在线收款方式，并且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同时为其他商户服务，容易形成规模效应，从而降低了单笔业务支付清算的成本。图1传统模式图2第三方支付模式

由此可见，在传统模式下，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是星状的中央对手清算模式，但为商户提供的则是金字塔形的清算模式，由于他们不能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因此商户与商业银行之间是网状的清算模式；而第三方支付模式下，第三方支付系统在商户与商业银行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前端以商户界面直接面对网上客户，后端则连接各家商业银行，因此，在进行网上跨行支付时，第三方支付系统的清算模式与上述星状的中央对手清算模式基本相同，只是各家商业银行和商户都以第三方支付平台为对手进行清算。

具体而言，传统电子商务中，买卖双方通过各自开户的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大小额支付系统进行支付清算；第三方支付机构介入后，会在各家商业银行开立中间账户，当买家向卖家付款时，第三方支付机构通知A行将买方账户上的货款扣除（借记）并在其中间账户上增加（贷记）同样金额，然后通知B行将其中间账户扣除（借记）同样金额并在卖家账户上增加（贷记）同样金额（见图3）。最后，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不同银行开立的中间账户对大量交易资金实现轧差，再通过少量的跨行支付完成大量小额资金的支付清算。

图3电子商务支付清算示意图可见，第三方支付通过采用二次结算的方式，实现了大量小额交易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轧差后清算，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类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这样，第三方支付机构不但获得了原本属于中央银行的收益，同时也可以借以监控买卖双方的履约情况。也正是基于此，第三方支付机构高效地帮助网络用户完成了电子商务过程中的资金流转，并借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二、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

（一）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却无须为此承担成本。负外部性往往构成监管的必要性之一。

支付体系连接着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等多个资金市场（见图4），也连接着资金市场和实体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最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支付系统有着很强的外部性。完善、发达的支付系统可以加速社会资金周转，改善金融服务质量，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其负外部性则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资金链的溢出效应，即单家机构的风险往往会感染整个系统甚至其他金融行业；二是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即资金层面的问题很容易感染实体经济。

图4我国第三方支付体系总体构架如前所述，第三方支付具有特有的运行机制及特点，一方面构成我国原有支付系统的有益补助，有效弥补了传统支付结算体系在网络小额、频繁支付方面的不足，其便捷、高效的支付清算服务促进了国内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型的支付清算组织，它的诞生也为现代支付清算体系带来了新的外部性风险。

首先，在第三方支付模式下，第三方支付机构承担了类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职能，但与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系统相比，其风险控制和金融服务意识等相对较弱，而商业性和盈利动机较强，容易在支付履约过程中产生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作为商业行为，更注重追求利益和支付系统的创新和效率，而容易忽视风险控制、系统安全和应急措施的完善，一旦支付系统出现漏洞、崩溃或损坏，在没有系统备份和交易信息记录不完全的情况下，将使大量的网络支付、预付卡消费和POS机业务无法正常完成，导致电子商务等经济活动的瘫痪。

其次，传统模式下，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系统主要提供实时全额结算（RTGS, 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因此不会产生信用风险。而第三方支付模式下，主要采取的是延迟净额结算②（DNS, Deferred Net Settlement），其特点是在双边或多边轧差的基础上以净额完成资金结算，因此对支付清算的时效性要求不严，可以批量支付，故支付处理成本较低。DNS系统的特点与电子商务实物流和资金流不一致的特点相匹配，但由于该模式下支付与结算之间存在时滞，参与者在这段时间内可能故意或因为不可抗因素而无法完成最终的结算，引发信用风险。同时，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以及与商业银行之间存在复杂的资金链关系，在极端情况下，小范围的信用风险可能引发金融系统大范围的流动性风险，进而引发整个支付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此外，由于第三方支付主要依托于电子商务，其支付系统的风险还容易影响供货商的生产与销售，使金融体系的风险外溢到实体经济的相关部门，甚至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二）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

第三方支付在电子商务过程中承担资金流转和债务债权清算等职能，将在事实上保留相当的沉淀资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货币创造效应。当客户备付金可以游离于银行账户之外时（即不完全准备时），买方在交易初始注入第三方虚拟账户中的资金可以看作是存款，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用这些沉淀资金进行放贷或投资可以看作是贷款和自营业务，这样，第三方支付机构就具有了银行业最基础的存贷款业务。虽然，这些“存款”都是短期的，不符合银行长存短贷的期限匹配原则，但由于电子商务交易笔数较大，并且也不存在提前取款的风险，因此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可以维持稳定的沉淀资金量。③因此，在对客户备付金挪用监管不善的情况下，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的功能，但这种货币创造机制游离于现有的监管体系之外，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第三方支付所发行的虚拟货币在特定使用范围内对基础货币有替代性。与第三方支付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是“虚拟货币”或“电子货币”，它与基础货币的组成部分“流通中的通货”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扩大了基础货币的范畴，但目前的统计分析和政策研究均未将虚拟货币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统计数据的不准确和政策制定的偏差。

其次，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货币乘数。从第三方支付自身角度来看，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准商业银行的性质，因此也具有一定的货币创造能力，进而对货币乘数造成影响。当第三方支付机构将更多的客户资金用于放贷和投资，即相应的“存款准备”降低时，其货币创造能力将增强，货币乘数也将相应增大，反之亦然。第三方支付机构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将不受中央银行的控制，这将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的干扰。

从第三方支付对外部的影响来看，可以通过改变个人持有现金和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存款准备的行为来影响货币乘数。狭义的货币乘数为：k=(1+c)/(r+e+c) ，其中c、r、e分别代表现金漏损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其中r由货币当局规定，属于外生变量，而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的应用和发展将对c和e产生影响。首先，第三方支付的便捷性和虚拟货币对现金的高替代性，会降低人们对现金持有的需求，使现金漏损率下降，货币乘数上升；其次，第三方支付促进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和网上银行业务的发展，减少了传统现金流转的资金在途时间，提高了资金清算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交易性需求，使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乘数上升。可见预见，第三方支付以及虚拟货币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使货币乘数持续上升。

第三，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发展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第三方支付的便捷性以及虚拟货币替代现金流转的发展趋势，大大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和虚拟货币的应用减少了货币和非货币资产之间的转换成本，人们对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变得更敏感，将降低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并增加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这导致人们降低持有收益率较低的现金、活期存款的意愿，从而增加货币流通速度。

随着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的不断扩大应用和发展创新，加快了货币的空间和时间转移，虚拟货币对传统现金的替代会逐渐增强，使货币由贮藏手段快速向支付手段转化。未来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持续创新、发展的结果就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从长远来讲将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监管和调控，放大商业银行和金融体系潜在的负外部性，对传统金融体系形成一定挑战。

综上所述，第三方支付机构不仅具有扩张基础货币的能力，同时还具有类似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金融市场的运行及传导机制，使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增加了金融业的整体杠杆率和风险。因此，随着第三方支付的蓬勃发展，势必会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造成更大的影响。

三、国外对第三方支付的宏观审慎监管

目前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两个方面，即针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行为的顺周期性采取必要的宏观审慎监管。欧美针对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宏观审慎监管对策，对我国完善第三方支付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针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

空间维度方面，作为金融基础设施之一的第三方支付系统，连接着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具有较大的外部性，随着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具有潜在成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可能。第三方支付作为商业机构承担类中央银行支付清算的公共职能以及采取的延迟净额结算，兼具了资金链的溢出效应和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是其外部性的根源。因此，针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外部性风险，欧美监管当局均确立了宏观审慎的监管目标，旨在使金融机构行为的溢出成本内部化，并对第三发支付行业实施了一定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测，从而在适当的制度框架下减小其商业性和逐利性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首先，在准入监管方面，欧美均致力于引导第三方支付机构实现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统一，以及第三方支付系统安全与效率的统一。通过在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持、内控制度、应急措施等方面制定一定的准入要求，确保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第三方支付体系。美国的《统一货币服务法》④在州层面大多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取得从事货币转移业务的营业许可证，申请许可证需要满足拥有可靠的投资主体、雄厚的资金实力、良好的财务状况以及丰富的业务经验等准入要求。欧盟的《电子货币指令》⑤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监管主要强调自有资本、充足的流动资金、完善的风控制度和必要的报告等因素，如要求电子货币机构必须具备不低于100万欧元的初始资本金，并且必须是持续性地持有，且其自有资金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少于其现存电子货币债务或前六个月月均对外电子货币债务中较高值的2%。可见，欧美对第三方支付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以确保获得许可证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获取合理商业利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承担金融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和服务性职责。

其次，在动态监测方面，欧美均认识到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第三方支付平台操作的隐蔽性对监管形成的挑战，因此需要对其实施持续的过程监管，增强监管的动态性。一是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美国的《隐私权法》⑥禁止联邦机构在未获得本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将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人，同时《电子资金转移法》⑦对账单错误的调查与解决、消费者与发卡人间对未经授权而使用消费者存取工具所造成损失的责任分担等做出了详细规定。欧盟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向网络支付和电子货币的使用者提供透明的权责界定和争议解决程序的指南，并考虑欺诈和伪造的风险；二是防范洗钱等违法活动的发生，以维护使用者的信心。美国在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案》⑧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需要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FinCEN）注册，接受联邦和州两级的反洗钱监管，同时需要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交易记录并形成报告文件提交。

欧美通过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测，较好地限制了其道德风险的发生，从而降低了对金融系统的潜在负外部性。

（二）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

时间维度方面，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内在的顺周期倾向。欧美针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具有部分货币创造功能的顺周期风险，采取了不同的监管理念。其中美国并不强调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因此以存款延伸保险的方式在银行业内部来化解沉淀资金挪用带来的外部性风险。而欧盟则倾向于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以类似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要求来减少其外部性风险。

1美国的功能性监管。美国对第三方支付实行的是功能性监管，⑨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交易的过程而不是从事第三方支付的机构。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认为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属于银行或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而将第三方支付业务视为货币转移业务，因此不需要获得银行业务许可证。

由于美国将第三方支付机构定位为非金融机构，因此没有针对其准商业银行的性质施加特别的监管，而是在其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内，通过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延伸来实现对第三方支付系统的监管。

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准商业银行性质主要表现在其对客户沉淀资金的运作，美国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沉淀资金监管，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提供存款延伸保险。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客户沉淀资金必须存放在FDIC开设的无息账户中，保险费用由沉淀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来覆盖。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利息分配问题，另一方面当该支付平台资金出现问题时，可以用存款保险金来弥补客户的损失。此外，FDIC还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将客户账户与公司账户严格分开，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是客户资金的人，无权将客户资金进行贷款、移作公司经营之用，或在公司破产时用于清偿债务。

2欧盟的机构监管。与美国的功能监管模式不同，欧盟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为机构监管，倾向于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给出明确的界定，欧盟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有在获得银行或者电子货币机构营业执照的前提下才能从事相关业务。

由于欧盟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界定为银行或其他存款机构，因此对沉淀资金的监管采取了与对银行机构类似的准备金措施。法律规定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在中央银行开设专门账户，并在此账户上存入足够的准备金，以此来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同时，沉淀资金的运用虽然受到严格限制，但仍能用于低风险的储蓄和债券投资。

四、政策建议

在深入分析我国第三方支付的宏观经济风险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应该遵循监管与创新并重的原则，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将第三方支付纳入到我国支付清算系统建设的总体构架中。充分考虑第三方支付系统外部性风险，加强对第三方支付的准入监管和动态监管，在兼顾支付系统公益性与第三方支付商业性的前提下，实现支付体系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将第三方支付和虚拟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纳入到货币政策制定和研究过程中。通过关注沉淀资金，改善货币统计监测，充分考虑第三方支付对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三是将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纳入到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中。鉴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宏观经济风险，以及潜在的金融创新要求与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加强对其宏观审慎监管是未来防范第三方支付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方向。

注释：

①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0-2011年中国网上支付行业发展报告》。

②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中央银行支付系统也普遍采用延迟净额结算，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渐被实时全额结算所取代，或者仅仅作为后者的补充结算形式，如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小额支付系统。

③以支付宝为例，根据其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截止2011年9月，日均交易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假定每单交易平均需要4天时间完成，其沉淀资金就达百亿元水平，相当于上百亿的长期稳定存款。

④Money Service Business Act ,

⑨现代金融理论认为，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的发展就是跟随金融功能的创新而不断变化。主要参考文献：

［1］欧阳卫民.我国支付清算系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J］. 财经科学,2009(2)．

［2］欧阳卫民.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的创新与监管［J］. 中国金融, 2010(15)．

［3］李育林.第三方支付作用机理的经济学分析［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9(4)．

［4］贝为智.第三方支付平台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与对策［J］. 区域金融研究, 2011(1)．［5］赵昕,王静.金融监管的新课题：第三方支付［J］. 电子商务世界, 2006(7)．

［6］BIS, The Interdependencies of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June 2008.省略/publ/cpss84.pdf

［7］Crockett A., Marrying the micro- and macro-prudential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stability ［R］.BIS Speeches, 21 September, 2000.

篇4

与会专家对通货膨胀的根源问题有不同看法，但都认为目前的物价管制很难长期持续，价格由市场决定是必由之路，但在推出相关举措时需要慎重。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自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已经发生了三次转变，2003～2006年是高增长、低通胀，四年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11％，CPI年均上涨率是2.1％，这是第一阶段；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通胀率上升到4.8％，开始转入高增长、高通胀，这是第二阶段；2008年初以来，通胀率最高已达8.7％，经济增长率则出现了走低的趋势，一季度同比回落了1.1个百分点，同期内实际投资从2003～2006年平均的25.3％下降到15.9％，开始显露出低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从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从高到低的曲线，而通胀率是一条从低到高的曲线。

张蓓（中国人民银行）：我认为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走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判断这个问题无非是看三大需求，投资、消费、进出口。从一到四月份的情况看，投资虽然没有06年那么高的增长率，但实际也在25%左右，消费也达到了22%以上，即便扣除了价格因素，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看进出口，我们前四个月贸易顺差同比是少增的。但是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比较大的规模上。

目前来看，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多大概率衰退是看不出来的，但这个概率不会很大。相反，灾后重建、政府换届效应，都会使得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从概率角度来看，还是增长比较快，宏观经济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

江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的经济困难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症，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恐怕不行。很多该在成熟市场出现的，在中国出现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

缓增长和高通胀并不可怕，它实际给未来中国经济的顺利成长带来契机。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解决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矛盾。原有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环境消耗、劳动者健康的消耗都太严重。有数据说，如果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我们近年来经济的巨大增量部分可能是一个负值..

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通货膨胀的根源是由于粮价和油价的上涨，而粮价、油价的上涨根源又是弱势美元。这种情况下通胀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将近4%的水平，南非的通货膨胀已经10%，我国香港、澳门地区通货膨胀在去年是将近8%。中国在“金砖四国”中的通货膨胀水平最低，也是全球通货膨胀浪潮中比较低的水平。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逐步释放通货膨胀压力，而不是加强通货膨胀的管理，使其保持在我们无力达到的水平。

杨冠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和前几年不一样，主要是外部输入。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只能靠输出通货膨胀来解决，让市场决定价格。现在问题严重，这跟美国的次级债关系不大，跟中国的价格体系紊乱有关系。这种价格扭曲还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

对付通胀有三个办法，第一是“吃库存”。第二是牺牲企业利润。第三是财政补贴。如果只是国内通胀，先进地区补贴贫穷地区、工业补贴农业等等都无所谓，是中国人补贴中国人。最要命的是拿中国人的钱补贴全世界，而且受补贴最多的就是美国人。现在全世界的航空公司设计航线时全部以到中国把油耗尽为准，在中国加满油再飞。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高增长、低通胀是很好，如果通过人为管制，能够把通货膨胀维持在4.8%，皆大欢喜。但问题在于，能否控制的住。

如果价格不市场化，无论是价格跟国际接轨，跟国际保持同步，还是体制变革成本正常化，都意味着隐藏着巨大的物价压力。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如果放开物价，就要有配套措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补贴有很多措施，比如在征地过程中给农民更多的份额。比如提高50%就会大大缓解粮食供应的问题。再比如资源税，收益要给地方财政，地方维护油田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煤炭也一样。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希望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满意，这在治理通货膨胀中是不可能的。必须有些价格涨，有些价格不涨，或者有的涨得快有的涨得慢，必然有些人生活水平受到影响，有些人受损，所以想大家都满意做不到。这里面有一个政治承受能力的问题，还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如果全都放开的话，通货膨胀可能会超过预期，会重复1988年的问题。

要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及美元贬值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如何看待美元的优势地位，如何判断目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并防范金融风险，是讨论的热点。

张岸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货币体系将进一步呈现出多种货币竞争的格局。我国适应新的国际货币环境尚存在困难：一是我国对外经济活动多用美元结算，汇率决定、清算体系依赖于美元的中间地位；二是政府和民间累积了大量美元资产，头寸调整困难，潜在汇率损失巨大；三是本币区域化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未必能够填补美元退出本区域后的货币真空；四是若香港联系汇率制变动，内地恐要承担调整责任。

鲁政委（兴业银行）：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对我国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中国的不利条件有很多：（1）越南、阿根廷、韩国等所显示出的金融脆弱性，显示我国货币危机外部输入的风险大大提高；（2）我国国际收支的周期性波动特征现实。我国在短短三五年时间就积累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兴也勃焉，难保不会出现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局面。（3）在计算了隐含财政负担后，可能财政收支形势并不乐观；（4）人民汇率弹性节奏如何把握和控制？既要有效控制，又不至于造成外部预期的恶化。

袁绪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金融危机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健全、市场体系尚未成熟、监管缺少力度的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如此。现在国际金融形势比较严峻，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防范金融危机：（1）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堵死热钱流入的人民币升值预期。（2）管住资本的跨国流动和热钱的进出。（3）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双顺差”，以防美元升值后外资大规模流出。（4）适当提高利率。然而只有管住热钱，提高利率才能产生抑制通胀的作用。（5）有计划有步骤地放开和调整某些产品的价格。此外，活跃和扩大国内外汇交易市场，开辟和扩大包括金融期货在内的期货市场以及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各种措施都应给予重视和考虑。

武建东（《中国改革》杂志学术顾问）：国际货币体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成熟。美元纸币体系产生了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美元不是财富，也不是资产，是一种债务凭证。

余永定：美元实际上就是一种借贷凭据，就是你给我实物，我给你一个凭据。我们现在攒的这个凭据多的不能再多，美国利用美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赚钱赚的太多了。美国入不敷出，补充者无非就是产油国，东亚国家。

陈兴动（法国百富勤）：去年10月份以前，美联储、美国的财政部加上欧洲央行以及日本，基本把次贷危机爆发后的股市大跌看成美国次级债导致的流动性危机问题。认为中央银行往市场里“注水”，扩大金融的流动性就能解决问题。但是随后他们马上认识到远比流动性严重。

现在美国人，特别是在投行界里很担心出现1992年的日本状态。美国人作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国债与次级债相调换。这是一个大胆的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的办法。

人民币汇率升值见仁见智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形成真正的外汇市场。目前中国汇率改革政策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完善。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议。

向松祚（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2000年以前中国从金融层面上说，是比较封闭的，一是因为严格的固定汇率，二是因为资本账户的管制也非常严格。

人民币不应该升值，允许人民币缓慢升值也许是中国货币政策史上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所造成的货币升值的持续预期，实际上就把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背离的效果很快的引入到中国来。远在2003年就有大量的热钱开始进来，但是直到2007年初国家外管局才开始严厉查处，我认为是比较松懈的。

张平（中国社科院）：我一直持很保守性的观点，即人民币汇率不应当超升，而是应当把浮动幅度从5‰回降到1‰，以降低对汇率的压力。靠货币政策解决不了经济增长问题，反倒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

余永定：十多年来，中国有大量的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增加又加大了通胀的压力。对于一般国家来讲，让市场发挥作用，人民币升值就可以了，早升早完事，中国一直不做这种调整，错过了许多时机，所以积累的矛盾和压力越来越大。既然不升值，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推出“严进宽出”的政策。这个政策说不好听，叫“开门揖盗”，告诉他进门之后随时可以走。这样政策的结果，没有达到使资金不进来的效果，因为进来了之后随时可以出去。

钟伟：从汇改以来到现在，每年流入的所谓长期投机性外汇占GDP占比连续三年超过4%，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比例了。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流入亚洲地区私人部门的，在危机爆发前三年平均是3%多一点。

目前我们所选择的渐性升值是各种汇率升值方案中最糟糕的，私人部门在损失、央行也在损失，更严重的问题是把微观的汇率风险放大成宏观的汇率风险。如果人民银行仍把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加息、升值、窗口指导等方式作为主要调控手段，这样很难维持超过三年，甚至两年都很困难。

怎么去解决它？在政策方面具有可执行性的有两种方式：第一是用特别国债置换外汇，第二是一次性升值调整。

张蓓：汇率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也是政治问题。在汇率上实际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压力，怎么走很难说。汇率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谁都不能让汇率对自己形成任何损失，这个问题中国要谨慎。

关于一次性升值和渐进升值，渐进升值存在很多的缺点，但是一次性升值怎么做，如果升不到位，以后再升，也会给投机者一个机会。现在谁也不知道最后的汇率在哪里，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个机制，让市场说了算，就是汇率有一定的市场作用，现在只能说是有这么一个机制，不断的扩大浮动幅度。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说了算。但是一次性升值，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一定要做测算和收益比较。

谭雅玲（中国银行研究中心）：香港和内地的组合，一国两制是其他国家没有的，香港市场的开放度和自由度，可以作为内地金融改革的平台，包括汇率、很多产品和政策，都可以跟香港市场组合得到实现。金融是要有过程、经验、经历、阅历积累的，包括在目前的中国金融管理、金融政策把握上也应该遵循金融特殊的高端专业、行业来把握。

放开价格,管住货币

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值得肯定，但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就目前而言，政府应逐渐放开价格、加强资本流入的管制、放宽对内资的限制。

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在决策难度比以前增大了，第一是争议特别大，第二是矛盾特别多、特别复杂，第三是不确定性特别大。国外非常认可我们的经济宏观调控，尽管我们自己说问题很多。

中国的政策多方面来讲就是取中。但是去年有一个很大的转向，我们考虑越来越多的问题，原来是被动型反映，现在议论非常多的是要主动策划、前瞻，要自己谋划，这是非常大的变化。经济方面大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通货膨胀，能控制也好，不能控制也好，它肯定会成为中国今年经济的重大问题之一。在策略上，政府不要过多的强调4.8%，把这个余地留的大一点，这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

杨冠三：怎么解决现在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到来的危机？我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开价格、管住货币。

江涌：我认为把中国所有的产业向内资开放，这样可以大大地解决经济缓增长的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不需要对外资有那么大的依赖，除个别产业以外，都可以对民营开放。对民资开放的时候，要减少约束。因为现在对民资是歧视性的政策，工商、质检、税务各方面都是这样。

王信（清华大学）：资本管制整体来讲是有效的，因为现在对很多证券的投资，对外债的利用等等，还保持比较严格的管制。为什么次贷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影响不是太大？就是因为我们相应的管制还是存在的。

篇5

【关键词】宏观经济风险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影响探讨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环境下，银行是所有金融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无论是从规模、市场还是影响力等方面的主导性，还是形成全球性金融体系系y性风险的可能性来讲，国内的商业银行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会对国民经济或者是个人财产变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不仅能够保障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还能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关键的作用。

一、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整体影响

在目前的经济市场环境下，商业银行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以及信用衍生产品的数量都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提高，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加强。简言之，宏观经济风险降低，意味着宏观经济的波动变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宏观经济向好的趋势发展，就会增加商业银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为了取得更多的资金收益，会使得商业银行自发的增加了持有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数量，因此，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也随之增加。

（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商业银行投资组合方差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而变小，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增加。简言之，宏观经济风险加大，市场经济形势就会变得不稳定，就可能会导致商业银行损失增加，商业银行往往都是风险行为的厌恶者，因此，为了降低发生资金损失的可能性，势必就会减少对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持有的数量，依次降低自身的风险承担行为的可能性。随着持有的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数量的减少，商业银行投资组合的方差也就变小了，商业银行稳定性增加。表面上看，似乎宏观经济风险加大，商业银行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才符合人们的直觉。其实，正是外部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会促使商业银行自身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应对这种外部风险，因此，就商业银行内部而言，相比宏观经济风险不大时，稳定性会增加。

（三）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预期收益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风险增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发生的几率，就会减少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持有数量。但是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持有数量，不仅会让风险得到控制，还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益，这是由于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往往都是来自于风险资产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收益，因此可以说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

（四）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预期收益的影响

商业银行总效用水平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该结论的合理性和经济意义在于：当宏观经济风险增大时，作为风险厌恶者的商业银行来说，其决策会变得保守以规避风险。即，宁愿获得的效用少一些，也不愿意冒更大的风险，也就是说，这样的决策主要因防风险的缘故而宁肯牺牲自己一部分的效用水平。

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商业银行持有的风险资产数量和信用衍生产品数量都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会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加，商业银行投资组合的方差变小，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增大；商业银行的预期收益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商业银行总效用水平将随着宏观经济风险的增大而减少；宏观经济风险越小，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就越明显；宏观经济风险越大，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预期总效用水平的影响就越小。

三、宏观经济风险背景下对商业银行提供的建议

商业银行要有适度创新意识。一方面我们要稳步推进金融创新，但另一方面，又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产生金融创新过度的行为。总而言之，商业银行的技术人员需要让金融创新的程度控制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起产生积极作用的范围之内。对于创新，还需要加强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创新是那种合理的创新，有价值的创新，有科学依据的创新，是尊重客观事实的创新，是一种不仅能为商业银行自身提供收益，还能真正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切实福利的创新。国家反对的自私自利性质的创新，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别人生存与否的创新。任何人都不希望再出现2007年金融危机类型的“创新”，政府和人民不需要这样的创新，社会需要的是善良的创新。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要有明确的风险意识，谨慎的处理和对待企业的融资行为。不管国内的经济形势的好坏与否，都要按照国家规定的贷款流程来开展经济活动，按制定好的规矩和制度办理业务。商业银行只有先确保资本的安全以及自身经营的合法性，才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企业。只有按照既定的流程和规章制度操作，商业银行的业务人员才能识别出真正需要资本帮助的企业。若是一些不法企业可以使用弄虚作假的卑劣方式获取商业银行的专项贷款，那么接下来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类似的情况不断出现，最终伤害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理论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理可以证明研究金融创新和宏观经济风险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结论是宏观经济风险的降低可以有效减少商业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提升商业银行对抗风险的能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危机的发生都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查鉴珂.商业银行市场竞争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D].重庆大学，2016.

篇6

[关键词]

宏观经济；商业银行；不确定性；信贷风险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市场经济正在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增长速度放缓对经济下行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市场风险、货币政策与经济走势均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主题，商业银行在不确定宏观经济环境下，将面临更多的市场风险。一方面，银行的信贷水平难以保持在较高的水准，贷款质量难以得到较高的评价，尤其是中长期贷款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中，信贷资金的安全问题备受考验；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管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态等等，都对银行的信贷业务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亟需加强对信贷风险的防范，要避免在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受到诸多的影响。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管理现状

根据稳定运营原则与审核会计原则，商业银行会对风险资产的质量进行全方位的鉴定，并产生贷款的分类，作为衡量资产真实性与坏账准备金的前提条件。当前，我国银行信贷体系中，贷款风险的分类由资金监管者进行管理，采取科学化的方式判断贷款的风险级别，并对贷款的质量给予客观的评价。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进程中，针对不良贷款的分类情况，共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4—1997年，在商业化改革时期，商业银行采取四级分类法的方式，将贷款分为呆滞、呆账、逾期及正常四个类别。其中，前三类代表着“不良贷款”。第二个时期是1998—2003年，在延续四级分类法的同时，我国的五级分类法也已经出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内容，贷款分成了“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个类别（见表-1）。第三个时期是2003年至今，就是五级分类法的完善和使用。通过总结和借鉴国际化的贷款风险分类方法，五级分类法纳入了诸多评估风险的综合性因素，有着更真实的贷款风险评价表现。与不断完善的信贷风险评级方法相对应的是，我国在多次的不良资产剥离过程中，也发现了信贷风险逐渐加大的情况。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与不足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规律及市场调节机制的重要性。在此期间，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构建信贷风险管理机制，并表现出了明显的特征。在信贷风险方面，我国的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渐渐淡出微观经济领域，让商业银行真正开始自负盈亏，成为市场的自主经营主体。与此同时，深化改革的路径中，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政府为商业银行的制度革新与体制转换，奠定了良好的支撑基础。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信贷对象以国有企业为主，并有着突出性的问题。综合观察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安全性方面，不合理的信贷结构，是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所存在的特征之一。更多的贷款投向结构存在着趋同性，集中于公共设施领域、商业及服务业、房地产业与制造业，以及水利和环境、交通与物流领域等。与此同时，大量的不良资产渐渐显现出坏账本质，且信息披露的情况并不充分。如图-1所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增量不断攀升，并且大部分属于中长期贷款，其风险性难以预估。尤其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下滑的背景下，更是值得关注“天量”级的货币信贷情况。第二，流动性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存在着流动性差、运转缓慢等特性。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中长期的信贷风险不容易发现，并且在长期的贷款过程中，会阻碍银行的信贷结构调整，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集中度风险，也在不断增大。根据《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主要集中于五大行业，且比重达到90%。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存在的不足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我国商业银行由于长时间缺乏公司化的管理，以及存在体制化的深层次问题，导致在信贷风险管理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粗放式的信贷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依旧存在着地域化的明显贫富差距。在计划经济时代，商业银行的统一化管理缺乏灵活性与有效性，忽略了地域性的差别。对于发达地区，商业银行的信贷效率不高；对于资源相对匮乏区域，商业银行也没能够做到信贷资源的合理配置。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个行业所存在的风险性大小不一，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也略有差别，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够建立针对性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依旧采取“大一统”的粗放式管理办法，则难以发挥信贷风险管理的效用。第二，缺乏独立的信贷风险管理组织。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长期体现为行长责任制与部门分政式。所谓行长责任制，即将银行的业务发展、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等责任，均归结于行长一身，其弊端在于传统体制下，行长同时扮演决策者与责任人，导致其难以发挥监督及权力制衡作用。所谓部门分政式，即各个部门的风险管理政策，均表现为各自为政的情况，缺乏良好的沟通与衔接，没能够统一信贷风险管理制度与政策。第三，并未建立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不仅需要事前的防范与事后的处理，更需要建立风险的预警机制，通过全面的制度建设，构建科学化的预警体系。目前，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还未建立，在遇到不良资产时，往往需要采取极端的事后控制方法来处理，不能完全发挥信贷风险管理的职能。第四，有待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从客观的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着多个层面的不健全情况，难以达到理想的内控效果。类似信用造假、员工监守自盗、内外部勾结转移资金等情况时有发生，不利于预防金融风险，无法满足银监会监管的根本要求。通过观察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内部控制情况，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缺乏良好的内控环境，形式主义盛行，缺乏权力的有效监督与管理，评价与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针对信贷风险的评估，在信贷风险管理的组织结构、内部评级方法、信贷风险评估技术以及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等方面都需要有所改善；信息沟通的缺乏，信息化的程度不足，严重信息披露失真等问题有待改善；监督机制还有待改善，各级内审部门的监督职能有待提升。

三、不确定宏观经济中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分析

（一）不确定性的风险所谓不确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代表着不可度量的风险。而“风险”一词在信息经济学中，可以等同于“不确定性”概念。在金融领域，风险就是获得经济活动资金的同时，基于不确定性的情况，同时可能需要面对的经济损失。简单来说，在金融与经济领域，“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客观存在的“风险”，往往也存在着普遍的规律性，根据理性的判断与决策，人们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降低不确定性。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与科技的不断革新，市场经济社会生活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信息化的发展进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对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存在着明显的影响。以银行信贷业务为例，银行得到企业信息后，需要对照审核信息标准与流程发放贷款，而对于信贷的风险性，银行可以透过专业的人才采取专业的手段，做出预见性的评估。但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则很可能引发贷款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引发金融风险。无论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还是从微观经济角度，银行信贷风险的根源，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

（二）银行危机与信贷风险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信贷业务的利润十分丰厚，但信贷风险也随之而来，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类别。时下，我国商业银行正在面临着三重发展危机，即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附加风险以及市场经济的自身运营风险。面对严峻的国际市场挑战，商业银行需要及时构建自身的风险防御力，结合自身发展特色，有针对性地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色，构建科学化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在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路径中，我国金融业正在不断与国际接轨，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愈加明显。面对一系列的外部风险及内部风险，商业银行能否强化信贷风险的管理与防范，将直接关系到社会金融资本的利用率及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不确定宏观经济与金融风险传导机制作为兼具企业与银行特质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的发展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不管是微观经济要素还是宏观政策要素，都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产生影响与冲击。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发展路径中，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一直在不断改变，包括经济增速不稳定、通货膨胀及国际金融影响等不确定性问题，也一直在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发展。金融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市场发展的更多种可能。基于不确定宏观经济背景，过度负债与通货紧缩成为了金融风险的传导要素。市场经济的一路上升，不仅仅取决于内在要素，同时也需要外部条件的引导。目前，全球范围内，金本位制度依旧发挥着主要作用，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态，一旦某一个国家出现经济萧条，就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传导。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典型的案例，这场危机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四）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机理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体制对于信贷风险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于产业升级转型的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其信贷风险与社会体制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剖析我国金融市场的信贷风险，主要源自于银行内外两个层面。从内部情况而言，银行自身的体制不健全、产权主体地位缺失等情况，以及执行力不足与人力资源状况不佳等问题，都是引发信贷风险的潜在影响因素；从外部情况来说，我国宏观经济的变量波动，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波动，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与数量，很可能瞬间引发信贷风险。与此同时，有待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也是导致信贷风险出现的根本原因。

四、不确定宏观经济环境下防范信贷风险的策略

（一）注重宏观经济不确定下的信贷风险分析通过对近些年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的观察发现，在我国市场经济处于发展期，人们对于市场前景普遍看好，且商业银行对于信贷项目也有着足够信心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采取扩大信贷规模与放宽政策等方式，让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款。然而，在显著的顺周期性背景下，这种信贷标准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情况的发生，而政府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便会采取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增加利率的方式降低企业的投资需求，无形中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与此同时，在不确定宏观经济背景下，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全球经济周期也保持在较强的同步区域，这意味着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均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态势。伴随着我国近些年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市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基于开放经济环境，商业银行不仅要注重国内的政策变化所产生的信贷风险，同时更要提前预判国际经济的不确定动态作用。

（二）完善我国银行业信贷内部控制制度第一，建立多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做好信贷风险管理工作。例如，建立以分级审批为核心的信贷授权授信制度，建立权责分明的信贷岗位责任制度，建立独立运作且相互制衡的内部管理和控制机制，建立信贷风险的电子化控制制度。通过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强化信贷风险的管理，通过明确责权利的各项要素，并迎合时代的发展，采取电子化的技术制衡内部管理的各个部门，有效避免“人为风险”与“道德风险”，均有益于对信贷风险的控制。第二，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更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例如，营造良好内部控制环境，健全法人结构，营造信贷控制环境；强化内部控制力度，推动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的授权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完善信贷风险评估体系，全面强化风险管理部门的定位，强化信贷风险的评估技术实力。第三，良好的执行离不开良好的监督。商业银行需要通过构建独立的内部审核监督体系，理顺稽核体制，避免监守自盗的风险的发生，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提高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的行业信贷配置效率对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配置而言，我国不确定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所以通过提高行业信贷配置效率，强化配置决策，将有利于规避信贷风险。首先，要从行业角度出发，对于贷款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商业银行要有全面性的了解，要洞悉行业发展趋势，通过对行业的全面性考核，辨别行业风险与企业基本风险。要结合实际情况，把握宏观经济周期的规律性，通过合理配置信贷资源，降低行业风险。其次，要根据国内外的宏观经济态势，正确做出风险预警，在借助现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下，深入分析企业的有限信息，深入分析信贷风险，选择成长型优、发展潜力大的行业或企业，作为优质信贷资源配置首选，通过优化配比降低风险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风险存在着波动性与联动性特征，商业银行在行业观察与企业观察过程中，要全面考量上下游企业的具体表现以及关联度较高的行业所存在的风险情况，避免风险的蔓延与传导，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条件下，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行业信贷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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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奇.金融创新背景下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研究[J].华北金融,2014,(5):32-36.

[3]冯芙蓉,崔娜.汇率不完全传导、宏观经济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5,(29):66-69.

[4]梁诗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风险防范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5]梁洪波,刘远亮.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关系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2,(3):81-84.

[6]王文峰,施慧洪.我国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体系构建[J].商业时代,2014,(24):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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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2. 054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2- 0084- 03

1 引 言

宏观经济指标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风向标，而产业或行业的发展也同时影响着宏观经济形势。2010-2011年粗钢产量变化百分比基本与GDP增速一致：2010年，GDP同比增加10.4%，当年粗钢产量增速为10.61%；2011年GDP增速9.2%，粗钢产量增加9.22%。但2012年GDP增速7.8%，粗钢产量同比增长才3.1%。据中钢协通报，2012年末，我国粗钢产量已达7.9亿吨，但钢铁企业利润同比下降98.22%，亏损面28.75%；亏损企业亏损额289.24亿元，同比增长7.39倍；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仅0.04%。此外，钢铁的需求一半以上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M2/M1增速一般领先钢铁价格增速约24个月，当前者见顶时，后者也将见底。本文从宏观经济的多个角度选取了与钢铁产业相关的指标来探析各宏观经济因子是如何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利润的。

2 市场风险研究概述

广义的市场风险是指由市场机制作用及其相关因素变化引发的风险，包括根植于市场内在机制的内在风险和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因素的外在风险。关于狭义的市场风险，我国学者胡杰武、万里霜将其界定为未来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影响[1]。王周伟认为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或价格因素（如利率、汇率、证券价格、商品价格与衍生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使公司的表内和表外业务或公司价值发生损失的风险[2]。张涛、黄国良、姚圣 等认为市场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和购销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转移、经济政策的改变等不确定因素所引起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的不确定性[3]。综合来看，狭义的市场风险是由利润、价值或收益的下降而体现的，因此本文以钢铁行业的利润作为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指标来研究。可以理解为，行业利润越大反映市场风险越小，行业利润越小则说明市场风险更大。

关于宏观经济对行业或企业风险影响的研究也不少，如卢永艳以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例，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4]；邢治斌和仲伟利用ARMA-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风险的影响[5]；利用改进的Keen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6]；李关政选取宏观经济因子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MF-Logistic度量模型[7]等。本文主要运用OLS最小二乘法，构建了宏观经济与钢铁行业利润关系的回归模型，在对模型进行修正检验后确定最终模型，从而得出宏观经济对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影响关系与程度。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收集整理

3.1.1 指标选取及数据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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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银行是聚集和经营风险的企业，控制好风险是商业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是商业银行重要的职责之一。尽管各国的银行监管部门都相当重视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但是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还是引起了全球各国对商业银行的防范和抵抗金融风险能力的担忧。2010年9月，由27个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风险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由此可见，防范和抵抗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全球金融行业关注的核心课题。本文正基于此建立起其微宏观经济因素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实证模型，以确定各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相关关系，以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以增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影响银行信贷风险的因素

（一）微观变量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因素

1.贷款比例（LOAN）。在微观方面，贷款比例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有着重要的代表意义。一般认为，过快的信贷扩张是比较容易产生信贷风险，但信贷量的增加相当于加大了不良贷款率的分母。因而，对于贷款比例，本文假设H1：贷款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2.资产规模（SIZE）。一般而言，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拥有更多的分支机构和网点数量，这样在发挥各网点的地理优势时，可以起到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的作用，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化，有效降低信贷风险。因而，本文假设H2：资产规模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3.管理费用支出比例（OR）。银行管理费用的大小直接体现出银行运行效率水平的高低。如果管理费用的支出水平较高，说明企业未能有效利用企业资源，低下的管理效率水平将会增加银行的风险。因而，本文假设H3：管理费用支出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4.资本充足率（CAR）。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如果资本充足率越高，说明商业银行抵抗风险水平越强，商业银行风险就越低。因此，本文假设H4：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5.净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NIC）。银行的存贷差历来是我国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般认为，净利息收入比重越大，风险越高。因此，本文假设H5：净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6.不良贷款率（NPL）。当前较为常见的衡量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的有两个指标：一是违约率，二是不良贷款率。本文将采用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资产状况的指标。

（二）宏观变量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因素

1.GDP增长率（GDPG）。一般而言，宏观经济越好，社会的消费水平就越高，企业就更渴望扩大投资，以提高产出水平。同时，银行也会在预期良好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扩大企业的信贷规模，增加信贷供应量。因而，本文假设H6：GDP增长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2.贷款利率（INR）。贷款利率是衡量资本市场信贷资金的供需状况。一般而言，贷款利率越高，资金的供应量就会越多，而资金的需求量就会越少。本文是选取六个月至一年贷款利率水平作为衡量贷款利率的高低水平，并假设H7：贷款利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3.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G）。广义货币供应量是反应货币当局投放到货币市场的货币数量。如果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越大，说明市场资金投放量就越多，相对的信贷基数就越大，不良贷款率就越低。由于货币供应量对市场作用有一个时滞过程，因此本文作了滞后一期的处理，用M2G（-1）表示，并假设H8：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选取

（一）计量模型设定

结合微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NPLit=α+β1LOANit+β2SIZEit+β3ORit+β4CARit+β5NICit+ γ1GDPGt+γ2M2G（-1）t+γ3INRt+εit；（i=1，2，…，N；t=2005，2006， …，2011）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2011年7年期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在05～07年的资本充足率数据缺失，因此该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三）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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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年（2009～2011年）的产能扩张后，目前正处于产能释放期，情况或许更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报告，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相比之下，美国当前的全工业利用率为78.9%，而在金融危机高峰期这个比率为66.8%。

企业利润决定于产能利用率，一般来讲，产能开工率只有接近阀值（90%），企业才有足够的能力提价，利润率才能回升。在当前的情况下，这需要政府在基建和投资链条上下多大规模的订单，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产能在金融层面的映射其实就是债务，去产能等于去杠杆，故此，目前宏观面正在经历“债务紧缩需求”。以目前的杠杆水平，中国经济的四部门几乎都不存在扩张的可能。

政府部门：2010年中国可以统计的政府债务总额就约为28万亿元，占GDP的70%。而这其中尚未计入高校债务、城投债、政府性实体的信托融资、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企业部门：国际结算银行经济学家塞切蒂等学者利用18个OECD国家1980年到2010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进行估计，研究结论表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债务阀值是85%（债务/GDP），企业部门的债务阀值则是90%（债务/GDP）。中国的企业部门债务于2010年达到105.4%，超过了债务阀值。如果考虑到企业之间盘根错节的债务链，即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2012年前七个月，中国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已达到7.83万亿元），以及广泛存在联保、互保所形成或有负债，整个部门的杠杆将变得更加复杂。

家庭部门：虽然只有28%（2010年），但中国财富的分布高度有偏，非橄榄型社会的特征，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承担了大多数的负债。

银行体系：令人担忧的是，由于操作中存在的弹性，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数据真实吗？资本够吗？以下四个方面或还值得再探究：

一是大企业和平台可以债务滚动和展期。

二是五级分类保持弹性，尽量在关注类贷款中进行堆积。截至2102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为1.46万亿元，商业银行的关注类贷款余额已环比连续三个季度上升。

三是将贷款转移至影子银行体系，然后买回放投资项，再对应发理财（滚动）。

四是代同业或为同业信用证放款，记同业拆放，会使风险权重低估，减小风险资产，资本率显高。

因此，背负巨大潜在不良和资本充足率存在虚高的银行，未来行为可能更趋谨慎。

中国经济要稳住目前的增长速度，短线没有其他选择：就是在基建和地产链条上投放错配的订单，延缓出清的进程。但给过剩产能下短期订单来平滑经济衰退的老路数，此次受到最大制约来自中国的长期资本回报率及其预期下行，资本流出扩大，由此产生的货币收缩效应，会使资金价格上升，这对私人部门的挤出又会加大。逻辑上看，这样的循环也难长期维持。

政治交接后，改革的预期或带动风险偏好的回升

1994～2002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行政权力至少一段时期被限制在一个框架中，不能无序扩张，从而使之后的住房、国企和银行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得以推进。

过去十年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关键在于政府和市场之前相对合适的边界被极大破坏，公权力的扩张失控，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几乎掌控着绝大部分驱动经济增长所必须的要素，如土地，矿权、税收，市场准入，环保标准等等。因此微观投资回报率可以被轻易改变，使得原来不可行的项目变得可行，信贷和投资得以按照权力的意志而配置。以致资源的错配、债务的膨胀和产能的过剩达至目前不可持续的状态。

关于中国未来改革合适的路径，我们不敢妄加猜测。

但从短线上讲，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间保持一个怎样的权力结构对经济最合适，这或是中国的关键。短线上现实的方向或是权力将再次向中央回归。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核心不是再行增加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财权，而是相反要约束它们的财政开支。

中国的央地分权架构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根本上改变目前资源重复低效配置，产业分散化的结构，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的国有垄断部门的改革要推进，特别是国有经济大幅度退出经营性领域，让社会资源加快进入管制和垄断的现代服务业，引入竞争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变化将会在2013年逐步展开。

从长线上讲，中国可能还是需要构建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基础来节制公权力的扩张（现代国家的预算制度），简单地讲就是八个字“预算民主、支出透明”。政治交接班后，一种可能的场景是：对于增长速度的政治要求有可能逐步淡化，口号逐步转向改革与转型，这时市场也充分吸收经济探底的预期后，是否有可能迎来对新领导热情憧憬所引致的风险偏好回升带动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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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家为了管理通胀预期，加大了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二次加息，银行信贷不断收紧，施工企业面临着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困扰和挑战。

更严酷的是施工企业又遭受到了来自铁路市场的一场空前的“寒流”，铁路基本建设“紧急刹车”导致铁路市场急剧萎缩，施工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铁道部公布的数据：

2009年、2010年全国铁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分别6004亿元、7074亿元，而到2011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铁道部2011年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通报显示，2011年全国铁路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610亿元，这较全年原计划7000亿元的基建投资减少了239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4。8％。，凸显了铁路建设资金的紧张。在此期间，全国陆续有近七成的铁路在建项目因资金吃紧经历了停建、缓建。铁道部现任部长盛光祖在2011年底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还表示2012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为4000亿元，这一额度大大低于铁道部2011年原计划的7000亿元投资额，铁路建设放缓的趋势仍然明显。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企业的财务运行日趋困难，财务风险也在不断的加大。

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客观深刻认识企业财务风险所在，强化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施工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诚待解决的课题。

一、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定义。

施工企业财务风险是指施工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的预期收益偏离实际收益而使企业蒙受损失的可能性。财务管理活动过程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促使这种风险转变为损失，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

二、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特征。

施工企业从事的主要是建筑施工工程及设备安装工程等，其在生产和经营各方面与其他企业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使得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除了客观性、全面性和不确定性之外还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复杂性和多变性，每项施工任务因其施工环境的不同，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的不可复制性使得工程的施工设计、施工组织、施工工艺以及工程量大小等各不相同，施工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和施工过程呈现的多样化决定了企业财务管理行为的多样化，使得财务风险更具复杂性和多变性。

二是高危性，施工企业绝大部份是露天野外作业，没有固定的施工场所，施工劳务人员变换频繁且素质不一，施工环境恶劣，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施工安全质量问题始终是悬着的一把剑，一旦安全质量出了问题势必给企业带来损失。再加之施工点多面广、工程施工周期长、财务风险源多而分散，财务管控难度很大，一旦疏于管理，管控不能及时到位，则引发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极大。

三、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主要表现形式分析。

1。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施工企业经历了2009、2010年度施工规模迅猛扩张，所承揽的工程项目和产值量增长迅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产和负债同时随之增长，致使施工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财务风险显现。

2011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转变，铁路超常规发展之后又面临着大幅萎缩，但债权债务双高、资产负债率偏高的财务状况改变并不大，有许多施工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然高达8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财务风险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建筑市场中比较多的企业投资项目或合资项目存在投资不到位的情况，施工企业不能及时向业主办理验工计价，工程项目清算周期加长，大量的未完施工形成了高额存货挂账。另外铁路融资困难造成资金极度紧张，铁路项目拨款滞后及拖欠工程款现象明显增加，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施工企业又因资金紧缺无力偿付应付款项，以致债权债务居高不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风险。

2。债务纠纷诉讼上升。由于施工企业经历了前两年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已埋下了债权债务双高潜在的偿付风险隐患，2011年突逢铁路基建停建、缓建，融资资金迟迟到不了位，业主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给付施工企业工程款，施工企业融资又受信贷额度限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使得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队伍及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刚性应付账款的偿付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施工企业普遍存在对到期债务管理不够重视，不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取得理解，反而以资金紧张为由，消极等待、一味逃避，信用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银行账户存款冻结事件频发，债务纠纷诉讼案急剧上升，涉案金额有增无减，这些法律诉讼最终给施工企业带来的是经济和信用双重损失和资金安全风险。

3。资金运行困难。由于受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紧缩”、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紧张、铁路和地方融资平台逐步清理、铁路基建投资骤降等多种因素影响，施工企业的现金流入锐减，尤其是经营性现金流大额净流出，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凸显。再加上有些已竣工项目清概时间过长，已完工作量的合同概算外资金以及施工过程中扣留的工程质保金迟迟不能到位，企业施工垫支资金无法及时回收，使得资金紧张状况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资金运行极度困难。另外，在资金的管理运作上，由于业主对建设资金的监管越来越严，大都要求项目建设资金在项目范围内封闭运作，以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这使得施工企业内部调剂资金的功能大大受到限制，有限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就目前形势看施工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的改观，时间越久，企业的财务风险将越大，一旦风险水平超过了企业短期承担风险的最高限度，那么企业就将陷入危机之中。

4。闲置资产增多。

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随着高铁建设的兴起，各铁路参建施工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扩大生产规模购置了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周转料，大量的资金沉淀在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上。随着项目的陆续完工和高铁建设项目的缩减，此前购置的大型专用固定资产、钢模等周转料由于施工产品的流动性、单件性等特点，将造成大量的资产闲置，使企业面临着不能获得预期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的投资风险。

5。项目潜亏风险增大。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变化的影响，国内建筑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多、波动大，施工企业面临着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融资成本增大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使得施工企业成本不断增涨，成本控制难度和风险增大。随着铁路市场的萎缩和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市场经济行为还不够规范，企业间为了中标而竞相压价，而业主对工程项目质量、标准上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工程项目的低造价水平和高质量标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施工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大大降低了盈利空间，如果施工企业管理粗放、内部控制流于形式的话，则亏损项目存在的几率较高。再者铁路暂缓新开基建项目和已开工在建项目的资金短缺，致使部分项目停工窝工或放慢施工进度，打乱了企业施工组织的方案、机械设备的配置、劳动力的安排，施工工期延长、人工和机械设备的清退场及重新进场将造成施工企业投入的成本费用大幅增加，最终导致项目实际收益远低于预期收益，项目面临着非常大的潜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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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主要举措。

1。加大对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视力度，从树立财务风险意识抓起。注重培育良好的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文化，通过培训、宣传等多种形式，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增强全员财务风险管控意识及综合素质、履职能力的提升。坚持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鼓励员工风险管控的自觉行动，从源头上防范和降低财务风险。同时要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完善风险识别监测与防范体系，正确认识风险之所在，明确风险控制对象，加大重点、重大风险源的控制，使企业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调整思路，理性经营，确保平稳。

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基调是稳中求进，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调结构、促转型。在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关键更是要调结构、促转型、保增长。要正视铁路基建市场当前的严酷现实，要及时调整思路，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承揽施工任务上下足功夫，全力拓宽经营区域，快速实现承揽和施工重点由铁路向路外、从地上向地下、从境内向境外等多方面的转变，使企业保持稳健发展。同时还要实行“理性经营”，即在开拓市场时不跟风，杜绝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对于那些业主诚信度低、投资不落实、降价幅度过大、投入太多和保证金过重的项目要勇于放弃，审慎选择承揽工程，规避经营中的潜在风险，以确保企业稳中求进、财务运行平稳。

3。狠抓清收清欠，加速资金回笼。资金如同企业的血液，一旦运行受阻，整个机体便无法健康运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难以为继。为了确保资金运行顺畅，最关键的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流入，施工企业在面临承揽任务锐减、银行融资受限的形势下，最直接快捷、最有效低成本的举措就是及时回笼外欠应收账款资金。在狠抓已完工作量验工计价和拖欠工程款回笼的同时，还要加强工程尾款、质保金和各类到期存出保证金等各类债权的清收力度。可适当采用应收账款转让或保理的形式回笼资金，创新清收清欠手段。近期，铁路建设项目资金严重短缺、大面积停工等问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铁道部的“维稳”资金在逐步到位，施工企业要抓住时机最大限度地回笼资金，要集中精力做好铁路项目的变更、概算清理和调差补差工作，针对当前形势铁路缓、停建造成的延误工期等情况，应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做好索赔工作，将应收客户合同工程款变为有效债权，最大限度地回收垫资款和补偿成本。

同时还要强化资金预算管理，认真把控对外结算，加强合同管理，严格计价拨付，坚决杜绝好不容易要回来的钱白白流失。

4。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施工企业面对目前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更要加强资金管理，聚财力，控财物，防风险。针对施工项目点多面广、逢项目就开立银行账户、内部资金分散难以管控的现状，施工企业应积极采取资金集中管理系统，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授权、科学调配”的原则，建立内部融资平台，强化银行账户管理，加大资金集中力度，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资金调剂职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目前业主资金监管和开户银行利益保护仍然是资金集中的最大障碍，施工企业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大与业主和开户银行的协调、沟通力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努力实现资金的回笼和集中。

5。积极盘活资产，提高使用效率。施工企业应加强企业转型期的市场分析和研判，认真摸清自身资产家底，严格控制施工设备购置，合理配备施工主要设备，并积极推行资产内部调剂和租赁，尽可能盘活闲置的房产、土地、机械设备等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提升资产投资收益。同时还要加大对低效、无效资产的清理和处置力度，加速固定资产沉淀资金的释放和回笼，以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压力。

6。努力苦练内功，强化自身管理。要向管理要效益，增大企业经营积累，做强做优企业，以提高抵抗财务风险能力。

6。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施工企业来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是减少财务风险的有效途径。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应完整地涵盖企业所有的业务流程和事项，有效地贯穿经营、施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施工企业要彻底根治粗放管理顽症和内部控制上存在的弊端，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完善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用系统的、动态的方法在经营各方面、施工各阶段、管理各层面实施精细管理和有效的风险控制，使财务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

6。2加强精细管理。企业越是面临困境，越必须高度重视经济运行质量。面对着经济“寒流”的施工企业更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深入扎实推进精益化管理，推动企业由规模效益型向管理效益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低成本竞争，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强化责任成本全过程、全方位管控，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要树立起“凡是有花钱的地方就要有人管成本”的大成本理念，增强全员创效意识，努力提升创效水平。

施工企业在向内部管理挖潜的同时，也要推进技术创新，积极研究利用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施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实力。

6。3高度重视安全质量效益。当前业主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都非常重视，项目的安全质量是直接与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和工程计量相挂钩的，涉及到企业的切身利益。而且作为高危行业的建筑施工领域不乏安全质量“一失万无”血的教训，因此施工企业对安全质量应尤为重视，在安全质量管理上一定要舍得投入，当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经济效益也要确保安全。另外，施工企业可以通过参加社会保险来分散和转移安全风险影响，在施工生产过程中通过为特殊工种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并针对工程的特点参投工程保险等，可有效地避免和降低不可预见费用的发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施工企业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要未雨绸缪，审时度势，科学研判，通过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审视，剖析自身的优劣势和长短处，勇于面对挑战，找出化解危机的制胜之道。在清醒认识企业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的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好的形势没有改变，建筑业仍处在难得的机遇期，施工企业要找准自身的定位，明确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做强做优企业，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确保持续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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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08年第三季度后,我国实体经济开始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宏观调控由治理因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向“保增长,放衰变”转变。从目前国家经济情况看,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能够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要求。经济运行开始步入正轨,主要表现为:投资持续上升,消费稳定增长,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步增强;工业增速稳速上升;金融行业运行正常,社会信心基本恢复。但危机并未结束,虽然经济形势好转较快,但我国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复苏非常吃力,导致我国出口贸易在短期内还难以迅速恢复。受出口下降,产能过剩,就业困难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压力,世界经济走势依然不是很明朗。

就在国内出现复苏迹象的同时,通货膨胀的声音悄然在民间传开。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再次调整。自2010年4月14日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320元;当前1年期和2年期品种的收益率分别为1.4941%和1.8746%。同样两年的资金运作期限,如果直接投资2年期品种,按照单利计算,投资人获得的利息为本金的3.7492%(1.8746%×2);如果分两次投资1年期品种,第一年的利息率为1.4941%,要达到同样3.7492%的回报,第二年投资1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需要达到2.2551%,这比目前的1年期国债收益率高出了0.0076个百分点,也就是76个基点。这意味着,市场预期,1年期利率在1年后将上行76个基点。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市场对通胀预期的升温。

在国内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持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会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国家有必要对宏观政策进行微调,以保证我国经济正常稳定的复苏。

一、通货膨胀简要介绍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学上把它定义为一般价格水平普遍的和显著的上涨。一般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供远小于求)[1]。

通货膨胀通常用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公式为:

其中:πt为现期的通货膨胀率。Pt为现期物价水平,Pt-1为基期物价水平。

二、通货膨胀的依据

1、出口下滑和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增长,引发通货膨胀。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内需出现停滞或者不同程度的下滑,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强烈的紧缩效应。在进出口贸易对我国GDP贡献率已达70%的条件下,我国GDP增长率由11.5%(07年第二季度)下降到8.9%(09年第三季度),已连续7个季度持续下降。

在出口严重下滑和内需无法迅速提高的条件限制下,原有的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掩盖下的产能过剩已加速显现。一些企业生产能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利润下降,国内出口贸易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我国是一个年轻的市场经济国家,一些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够健全,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较低,国内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导致出口受阻的产品无法在国内消化,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及人民的生活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困难。但长期来看如果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会加剧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的矛盾,最终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2、流动性过剩易引起通货膨胀

“流动性过剩”的概念在2004年由国有商业银行首先提出,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断地引用。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指实际的货币存量对预计的均衡货币存量的正向偏离,也就是指经济中存在过多的货币投放量,这些多余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于是就有了经济过热现象和通货膨胀危险[2]。在宏观经济上,流动性过剩表现为货币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

广义货币量与GDP的比率,常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最常用的标准。截止到2008年底,我国的RM2与GDP的比值为160%,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57%和俄罗斯的21%,更远远高于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19%。由此可见,我国的流动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共同决定了通货膨胀率。但从我国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三者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以RM2代表广义货币供应增长量,CPI代表物价水平,NGDP代表名义GDP,RGDP代表实际GDP。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经网1997年～2009年相关月度及季度统计数据

1998年到2002年,RM2处于下降阶段,国内出现通货紧缩,RGDP在8%左右;从2003年开始RM2开始大幅上升,连续7个月增幅超过20%,并于2003年8月到达极大值,它的上升带动了CPI的上升,GDP的增长率也在升高;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与CPI保持一致,GDP的增长率在10%左右。由此可见,RM2与CPI、NGDP、RGDP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广义货币供给量M2同比增幅不断提高,从09年1月的18.7%上升到9月的29.3%,增幅连续6个月超过25%。

2009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9.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8.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各项人民币存款余额58.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1.7万亿元,同比多增5.2万亿元。银行为中央政府1.18万亿投资还要提供配套贷款,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加大了流动的压力。长期的流动性过剩和货币供给短期内大量增加使得通货膨胀有了货币基础。

同时,由于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截至09 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21,3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4%,是世界第一储备大国。大量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两年多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 18%,并且有升值幅度加大的趋势。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国际上套利的热钱大量流入,更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压力,使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雪上加霜。

过于巨额的流动性在短期内注入市场,如不能迅速被生产领域消化,可能造成短期内货币供给过剩引发通货膨胀;即使新注入的流动性全部进入生产领域,也会引起总需求快速扩张,导致通货膨胀。

三、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但综合多角度分析,笔者认为近期马上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其主要原因是货币的流动性(M2/GDP)在不断上升表明国内经济景气度还不高。因此,货币的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内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减弱,所以短期出现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随着经济景气度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是通货膨胀的发生风险大大增加。

尽管CPI和PPI双双回升,但是并不会马上就带来通胀,只是会为明后年出现通胀埋下伏笔。现在价格同比还是下降的,环比在上升说明经济在复苏是好现象。也可以说,双收窄,说明市场价格在逐步回升,通缩压力在明显减小。

很多学者认为,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推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动力,也是未来中国物价上升的最主要动力。而对于过剩的中国金融资本而言,参与大宗商品的投机不成主流。因为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场部在中国,中国金融资本还没有能力主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而国内期货市场的资金规模大约只有1000亿元左右。所以,不会导致国内出现通货膨胀。

但在低通货膨胀率的可能下,警惕资产泡沫是必须的。过剩的资本无法被实体经济吸收,必然向大宗商品及资本市场流动。尽管是否有资金进入股市还有争论,但股价在2009年近一倍的涨幅和最近创业板市场的火爆登场等表现无不向世人昭示中国股市的“不差钱”。房地产方面,总所周知房地产中有大量的银行资金,如果出现房价的大幅下跌,将直接表现为银行坏账迅速增加,会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四、宏观政策的经济调整

在外需即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目标唯有依靠增加消费和投资来实现。但在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放大的情况下,应对宏观政策组合进行适度调整。应将宏观经济调整的目标和重点放在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以及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充分化解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内容上。

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对经济复苏所发挥的作用要高于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无法改变现有经济结构,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所以,有效的货币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应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或者适度紧缩状态,以避免国内货币发行过量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同时防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3]。

1、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需求角度看,中国经济长期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动力不足。这种发展方式缺乏稳定性,国际市场上一旦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会立刻出现波动。应当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使得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

从生产角度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支撑增长。第三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近年来徘徊在40%左右,而美国的水平是80%。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必然加重资源环境压力,是不可持续的,应当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

从投入方式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靠物资消耗推动经济增长,自主创新能力偏弱。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国内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应当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

2、积极调整投资方向,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

在现有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万亿,GDP就能增长3.3%。所以,合理增加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投资对短期目标的实现确实有支撑作用,但是长期却会进一步增加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确保投资规模不减的前提下需要积极调整投资方向将投资集中于能长期有效带动国内消费显著增加的行业。

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带动内需有效增长。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度一直很低。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贫富差距较大,贫困人口过多。加上中国人思想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使消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为有效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内需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之外,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谨慎性动机,减少货币需求,刺激国内消费。

3、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上

货币政策结合财政政策才会发挥宏观政策的潜力。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的抬头。截止2009年5月,信贷迅速扩张,规模已达5.18万亿元。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有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对信贷规模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放卖弄进行必要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五、总结

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增长必然的伴随品会一直存在,过高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增长过快和货币供应过于宽松的产物。短期内,我国经济处于短周期的调整恢复期,难以再次出现1992年、2007年的超高增长,因而出现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小;而长期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苗头,但只要政府控制得当,措施及时,通货膨胀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经济仍将重新恢复平稳增长的趋势。

参考文献

篇12

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低通胀高增长”的理想态势。2006年11月份由于粮价上涨，CPI的数据显示通涨指标有上升的迹象。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长3.2％，为近三年来的最高增长水平。在几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下，适度通胀也有利于调整经济中一些矛盾和内外不平衡，但是6月份CPI4.4％的增长率显示出继续增长的趋势明显，7月份更是达到十年来的新高5.6％。

理论上来说，低通胀高增长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表现，高通胀高增长就是偏热的表现了。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就应对CPI预期上升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以制定相关的政策提前防范。

首先，近期猪肉和一些食品价格的上涨显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是否会成为引发通胀上升的扳机。

一般来说，如果价格上涨发生在收购环节，应该是直接向生产者传递供给不足的价格信号，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者迅速把握市场的需求预期，在最短的生产周期内使供给得到调整，达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只是发生在不同的流通环节，就可能不仅仅是供给不足所致，而是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总量超出了总需求，就会出现价格水平上涨的现象。这种纯粹价格的上升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货币供给造成的，特别是在近期一直存在的“流动性过剩”困扰的形势下，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近期CPI上涨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流动性过剩”的影响，那么猪肉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不是孤立的现象，钱多了可能会使价格上涨的情况逐渐蔓延到其他商品。这样会进一步推动CPI的上升，也推动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就上升了。食品类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不容易有价格操纵，所以食品类价格的上涨显示流通环节价格上涨的信号作用应该比较强烈。

其次，粮价上涨是否是自然灾害的短期影响。如果粮价上涨只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减产所致，粮价因素可能只是短期因素，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上升。

但是有研究表明，2006年的粮价上升与国际粮价上涨有关。中国的粮食进口越来越大，国际粮价上涨直接影响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有许多原因，粮食供应大国(比如澳大利亚)由于自然灾害减产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粮食库存去年几乎接近1972～1973年的最低点，而国际粮价只是1974～1975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后的三分之一。如果国际粮价再次发生20世纪70年代库存不足粮价大幅上涨的情况，国内的粮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恐怕就不能忽视了。而且由于粮食提取甲醇的再生能源的工业需求的增长，美国宣布要把其国内玉米(1676，5,0.30％)种植面积从7％增加到15％，这样会减少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而提高其他农作物的价格。对于这些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另外，石油价格以及化肥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些都有可能通过粮价上涨变成决定通货膨胀预期上涨的刚性因素。还有各种因素带来的工资上涨，也是通货膨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

因此，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关注，应该重点放在可能导致通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的变化，这会影响对通胀上升趋势的判断，把握不准确会错过调整通胀的时机。同时要关注价格上升是否是“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形态的表现，这会影响对通胀原因的分析，判断失误会使政策的针对性，进而使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大为降低。

为了防止经济运行中货币总量超过总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调整经济偏热的态势，要坚持对冲新增流动性，特别是要对冲新的资本流入。在必要时，可以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关注流动性增量的同时，要注意过去没有完全对冲所积淀的存量流动性。适当调整加息的频率，从总需求角度调整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货币总量，超前治理通货膨胀。

特别国债的发行，可以协助央行收回新增流动性。国家甚至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向一些改革中的银行和国有机构注资，这可以起到收回存量流动性的作用。对于低保人员进行适当补贴以降低社会对通胀上升的担心，也有稳定通胀预期的作用。应加强价格信号向生产者的传递，降低季节性因素和其他一些短期因素对通胀预期上升的影响。

对于国际粮价变化，我们是比较被动的。因为农业是土地密集型产业，我们并没有土地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在农业产品市场方面，从成本和技术方面似乎都没有比较优势，所以，粮食进口增长是有一定根据的。在粮食生产方面，我们应有新思路，比如，是否可以采取能源战略的思路，实施像解决石油问题一样的策略。我们是否可以投资粮食生产大国的农业生产机构：是否能够购买外国的农场；是否可以租种别国的土地，比如菲律宾大量的私人土地都是荒芜的；是否可以同非洲进行农业劳务输出；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粮食收购环节，减少中间环节：等等。这些跨国行为最好是民间行为，要淡化政府色彩。

第二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资产价格膨胀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近十几年来爆发的经济危机，都具有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是资产价格膨胀的特征。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当前，我国资产类市场的情况和大的经济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

当时，日本推行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很大外贸顺差，跟美国人发生了很大的贸易摩擦。在外部压力下，日元升值、金融市场迅速全面开放。对内部来说，也存在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日本的支柱制造业发展需要某种调整，特别是其没有跟上信息高科技的发展，陶醉于自己的制造业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里面。对于持续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近3万美元，日本人充满信心，谁也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日本长期增长的趋势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些方面都与我们现在的情形非常相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的原因。

在当时日元升值的预期下，资本

大量流入日本，推高所有资产价格。日本当时有“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日本京都、东京、大阪三大城市圈的房价上涨了280％。股票市场从一万点涨到两万七千点，最后涨到了四万点。到1990年初，日本政府觉得不行了，开始利率调整，最后一根稻草把泡沫压破了。当年股票市场就下跌了40％，地价下跌了46％，最后整个经济一蹶不振，走进“失去的十年”。

日本当年没有处理好资产类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积累的巨大风险，犯了很大错误，最后导致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中国付不起这种代价。

我们现在也面对着与日本当年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来持有人民币资产，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轮番上涨。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

对于近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多次调控房价但仍难以遇制上涨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种认为政府调控土地的政策不对，并笼统地提出应该扩大供给来抑制房价上涨的主张，有很大的误区。

房地产市场属于资产类市场，不是一般商品市场，资产类市场的供求均衡关系与一般消费品的供求均衡关系是不同的。

一般商品的需求受到各自的效用函数的限制。市场商品供给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充分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以后，市场就会达到供求均衡，价格就稳定在供求均衡的水平上。

对于住房市场，要区别两类不同的需求。一类需求是“居住需求”，属于实际需求，以一套基本住房为效用满足度，而且受收入和可支配能力约束，对价格上涨非常敏感，价格高低直接影响是否“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市场的价格是需要管理的。

另一类需求是“投资需求”，或者叫“赚钱需求”。这类需求属于非实际需求，不受一般效用满足度的约束。换句话说，这类需求是以价格差异为目标的。理论上来说，没有“供给”水平能与这种无限需求达到均衡，因而也就没有均衡价格。特别是这种无限需求，在流动性过剩困扰的银行信贷的支持下，用前期的房产循环抵押贷款的方式，是低成本投资，基本不承担风险，风险由银行承担。所以“赚钱需求不在意价格高，而在意价格不上涨，“赚钱需求”有推动价格不断上涨的强烈动机。银行不断向“赚钱需求”提供的信贷给了价格上涨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果不断增加“赚钱需求”的房屋的“供给”，可能会把价格越推越高。在两类需求市场没有分开的情况下，“赚钱需求”市场的价格上升会把平均价格拉高。用增加供给来抑制“赚钱需求”市场的房价可能适得其反。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理，首先要按照两类截然不同的需求划分成两个市场，即“居住需求”市场和“赚钱需求”市场。两个市场相对分割，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不会产生相互直接的或者很大的影响。

在“居住需求”市场上，应该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的供给。政府应该主导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控制地价、房价的合理定价，严格把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购买和租住条件，保障公平。银行可以增加对“居住需求”的信贷，增加对“居住需求”的开发商的信贷。相信围绕“居住需求”的信贷业务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只要严格对“居住需求”住房的规则严格把握，银行的风险也会小一些。

在“赚钱需求”的市场中，政府不用直接干预价格，但是要严格控制四方面的事情。一是土地的合理配置和市场招标规则，“赚钱需求”市场上的土地不能给任何政策优惠，完全进行市场竞拍，出高价者胜出。二是要切实落实房屋“封顶”才能销售的规定。三是严格控制“赚钱需求”贷款，限制银行向炒作房地产赚钱的人贷款。四是完善税收体制，加强各类税收的管理。只要坚持这几个原则，无论“赚钱需求”市场的房地产价格多高，都是需求者自己的选择，风险也由开发商和需求者分担，而不仅仅是银行承担。

当前，不能以“银行的市场化运作”为理由而放任银行为“赚钱需求”进行贷款。日本当年泡沫破灭，引起银行业全面崩溃的巨额坏债，基本都是在价格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信贷大量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所致。

现在有一个困惑，银行现在50％的信贷是对房地产的贷款，相信很大一部分是“赚钱需求”的滚动贷款。日本当年也有对银行向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但是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当“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破灭后，银行业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股市也是“赚钱需求”市场，目前市场也有靠增加“供给”调整股市的思路。在流动性过剩、资金非常充裕、投机氛围很大的市场环境中，“供给”的大幅增长可能会再次助推股市非理性上涨。弄得不好，会重演台湾股市与政府政策博弈的故事。政策需要保持冷静。

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不能拿当前中国的情况与当时的日本相比。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情况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了一些非常相似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特别有意义。近期应该特别关注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的价格膨胀带来的风险，防止以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的货币表现是两个，传统的表现是通货膨胀，“近代”的表现是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经济已经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的迹象，因此要特别关注流动性过剩问题。

首先，目前流动性过剩是个全球性问题，现在全球快速流动的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这个现象由全球资产价格如黄金价格、房地产价格、股市价格都不约而同地大涨而充分表现出来。股市上涨更是全球性现象。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金融资本在快速流动中创造更大的流动性有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与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有关。2006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非贸易和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全球金融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还有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涌进中国，使中国外汇积累不断上升的同时，通过结汇把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输入了中国，M2或者M1甚至两者同时增长，完成了国际流动性与中国流动性的接轨。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国际资本争先恐后地流入，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变得更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积累的风险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可能需要防止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双重风险。

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从根本上来说，要从国内的结构调整上着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宏观上进行储蓄与投资的差异调整，减少政府储蓄和投资，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分红以减少企业储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居民为将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审慎储蓄”，刺激居民当期消费。扩大内需，减少外需，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外汇顺差造成的新增流动性。

篇13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4-0001-05

Risk Assessment of China’s Real Estate Market: Basing on

Cointegration of Price and Macroeconomics

TIAN Cheng-shi, LI Hui

（Statistics College, Dong 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In the long-term, real estate prices should be in coordinating with the social economic level, if the tendency of real estate price has departed from the macroeconomics support, then the market may hide risk.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 relations of the China’s real estate price index and main macroeconomic indexes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 frame.The finding is that real estate price has the support of macroeconomic background, real estate market risk is not severe.

Key words:real estate; risk; cointegration; macroeconomic

1 引言

房地产业产业关联度高、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的特点，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过快、海外热钱纷纷涌入等现象，房地产市场发展有过热的苗头［1～3］。因此，如何评价中国房地产市场风险问题目前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消费者关注的热点。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评价大多是通过数据比较，以是否存在地产泡沫来衡量。如谢经荣、朱勇提出了指标体系法，他们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来判断是否发生地产泡沫及其严重程度［4］。李维哲、曲波采用功效系数法计算泡沫的综合比测度地产风险的大小［5］。刘琳等提出综合指数法来判断房地产业是否存在风险及风险程度［6］。而从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出发，将房地产发展纳入宏观经济运行，从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协调性来评价房地产市场风险的研究还未发现。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应该与宏观经济发展相协调，如果房地产市场发展偏离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正常轨道，则表明市场有非理存在，市场隐藏着风险。

虽然例如房屋空置面积、房地产投资额等多个指标都能够衡量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但由于价格是商品供求关系的最集中反映，因此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发展相协调最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价格与整体社会经济水平相协调。从长期看，房地产价格不会稳定不变，但是在一定时期内价格变化所呈现出的某种变动趋势应该由宏观经济如GDP、人均收入水平和利率等因素变化所影响和决定。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的趋势变化应该有宏观经济背景的支持，即房地产价格变化趋势和宏观经济变化应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动态关系。因此，从长期看，如果房地产价格走势和宏观经济变化是协整的，则说明房地产价格波动有经济背景的支持，可以认为房地产市场是健康和理性的；反之，如果房地产价格走势和宏观经济变化严重背离则预示着房地产市场潜伏着风险。

具体地，本文在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的框架下，通过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化与宏观经济发展（包括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市场化利率指标）是否协整来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潜在风险。

2 中国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

2.1 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了可能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多个变量：GDP、通货膨胀率、收入水平和市场化利率。由于我国房地产价格只是在近年来才出现迅速上涨的势头，故我们尽可能地选取了近期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2000年第1季度到2006年第4季度。

(1)房地产价格指标

在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千丝万缕的联系中，房地产价格是其中最有影响力，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从微观角度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水平。从宏观角度来看，房地产价格对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政策、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否保证房地产价格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一旦处理不慎，将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主要包括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和房屋租赁价格指数三大类，其中，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与公众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预期的相关性最强，所以本文选择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来反映房地产价格指数的整体性变化，用PI表示。

(2)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与房地产业有重要的互动影响［7］。房地产价格是由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如果经济发生衰退，市场上供出售的土地和建筑大量增加，存量住房的供给会上升。同时，居民由于失业和收入下降，对增量住房的需求也会大量减少，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导致价格的下降。相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人们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房地产市场一般会供销两旺、价格稳步上升。本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用GDP表示。

(3)居民收入指标

房地产销售价格与居民收入水平息息相关［8］。当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时，人们会增加对房地产的购买，这将直接带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当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时，对房地产的需求也会相应地降低，进而导致房价下跌。由于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因此居民收入指标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IN表示。

(4)市场化利率指标

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其供给和需求都离不开信贷支持，因此，利率对房地产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9］。当利率下降时，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将源源不断地涌入房地产业，推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反之，利率提高将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国债利率是金融市场的基础利率，中国国债市场虽然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总体规模尚小，还不足以引导市场利率。而我国同业拆借市场自1984年建立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能够迅速反映货币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10］，故将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市场化利率的变量，用I表示。

(5)通货膨胀率指标

由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价格的变化，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故我们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通货膨胀率［11］，用CPI表示。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分别将名义GDP，收入指标和利率指标转化为实际值。同时，为了在分析中避免出现季节性的影响，我们用目前最广泛使用的X-11方法消除了序列的季节性。

2.2 单位根检验

在检验变量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之前，首先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为

Δyt=α+βt+γyt-1+∑kj=1δjΔyt-j+εt

其中α,β,γ,δj为参数， εt为随机误差项，是服从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过程，t为趋势因素。在检验中，本文采用麦金农（Mackinnon）临界值。解释自相关性的Δyt-j的最优滞后期k的选取标准为：保证残差项不相关的前提下，同时采用AIC准则与SC准则，将使二者同时为最小值时的k作为最佳滞后期。关于检验方程中是否包括常数项和线性趋势项或二者都不包括，本文的标准为，通过变量的时序图观察，如果序列好像包含有趋势（确定的或随机的），序列回归中应既有常数又有趋势项。如果序列没有表现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回归中应仅有常数项。如果序列在零均值波动，检验回归中应既不含有常数又不含有趋势项。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变量lnPI，lnGDP，lnIN，lnI的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表明它们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同时它们又都在一阶差分检验中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它们均是单位根过程，可以检验lnPI与lnGDP，

lnIN，lnI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2.3 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各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

关于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本文采用Johansen检验法。考虑阶数为p的VAR模型

其中yt是一个含有非平稳的I (1)变量的k维向量； xt是一个确定的d维的向量。VAR模型可改写为

Granger定理指出：如果系数矩阵Π的秩r

协整检验对滞后阶尤为敏感，不当的滞后阶可能导致虚协整。我们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对p值进行选择，即选取当二者同时为最小值时的阶数。在p值确定后，再对协整回归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或)时间趋势进行验证。

Johansen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中看到，在1%的显著水平上只有一个协整向量，也就是说，从长期而言，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与市场化利率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基于我国的数据特征，即使协整存在，也可能含常数和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在作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检验时均考虑了含有常数和（或）时间趋势情况，并根据SC准则、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的方程形式。我们从可能的解释变量组成的多维空间开始分析，并逐步将不相关的解释变量去掉，最终我们选取最大化特征根对应的协整方程

由方程可以看出：在长期，若其它条件不变，当GDP上升1％，房地产价格指数将上升0.2126%，当人均收入水平增加1％，房地产价格指数上升0.4275％，当市场化利率增长1％，房地产价格指数下降0.1038％。而且从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长期均衡方程看出：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而市场化利率的调整对房地产价格指数影响最小。

2.4 房地产价格指数的误差校正模型

E-G两步法协整检验虽已证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无法度量变量偏离共同随机趋势时的调整速度，为此引入误差校正模型，误差修正项EC的大小表明了从短期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我们首先取最大滞后阶数为4，使残差满足白噪声的要求，然后逐步去掉不显著和可以忽略的变量，得到如下的最终模型

ΔlnPI=-3.6525+0.04541•ΔlnGDP(-1)+0.01583•ΔlnGDP(-2)+0.1036•ΔlnIN+

（-5.7322）（2.4162）（1.9129）（2.9743）

0.05411•ΔlnIN(-1)-0.01054ΔI(-1)-0.2341EC(-1)

（-1.7172）（-1.9743）（-2.5219）

其中EC是误差修正项，Δ表示一阶差分，lnGDP(-1)表示GDP的滞后一期值，EC(-1)表示多元回归方程残差的滞后一期值。下面括号里的值是各系数的t检验值，各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从模型拟合值与实际值的比较看，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

误差校正模型显示：房地产价格指数、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三者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从模型的系数可以看出，滞后一期与二期的GDP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04541和0.01583，而当期与滞后一期的人均收入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弹性系数分别是0.1036和0.05411，滞后一期的市场化利率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01054。由此可见，在短期，人均收入对房地产价格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同时，模型中误差修正系数是表示误差修正项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调整速度，系数值为-0.2341，说明四者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以-0.2341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即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差距能很快被校正。由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负，这个结果与误差修正的负反馈机制相一致，即前一期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值高于（或低于）其均衡点的值时，误差修正项的负值系数对当期值起反向调整作用，从而导致当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回落（或上升）。

3 结论

通过协整和误差校正模型我们得出结论：从长期看，我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市场化利率及人均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短期看，误差修正项系数表明四者间由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很快。也就是说，通过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动态关系，我们得到如下判断：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化基本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求，并没有出现价格严重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支付能力的现象。即从总体上看，宏观经济的增长可以解释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增长，房地产价格的增长得到了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支撑。

当然，本文只是提出了通过考察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协整关系来评价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一种思路，并得出了中国目前房地产价格受宏观经济支持，市场风险还不大的结论。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缺少数据的支持，本文只对全国房地产价格指数进行分析，并没有针

对具体区域或城市。也就是说，从全国范围看，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不大并不意味着局部地区房地产风险也不大。近年来，个别区域尤其是部分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可能存在与宏观经济发展相背离的风险，应该引起警惕。

4 控制我国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宏观政策及建议

房地产价格的高低对一个地区甚至国家的整体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房地产资产价格过高，将导致生产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影响生产性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地区或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即时监控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使房地产价格稳定在合理的、与整体社会经济协调的水平。

第一，加强房地产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各级政府要明确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保证土地的开发与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与居民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相适应。要平衡好土地一级市场总量、结构和区域，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改进土地供应方式，平衡好二级市场规模、节奏、档次，杜绝单纯炒卖地皮的谋利行为。制约土地价格的过快增长，规范行政收费与交易行为，减少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行政收费，加强交易过程的监督，制定合理的土地拍卖规则。

第二，改善我国房地产产品结构。应根据社会各层次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特点，选取合适的地段进行建设，形成与工薪阶层购买力相适应的多层次供应体系。此外，发展房地产二级市场，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分层次提供住宅产品，促进房屋商品的流通，实现新房市场和旧房市场的滚动发展。

第三，完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完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是预防房地产风险的有效途径。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宏观经济的预测机制，这是房地产市场风险预警的前提条件。二是房地产市场的预测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基础。三是房地产类贷款的预测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关键。最后是风险控制机制，这是风险预警的目标所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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