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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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分享经济独有的续航能力

曾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

可见，目前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动力不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张新红认为分享经济可以提升经济动能的续航能力。

他指出，过去的经济动能中，从改革红利来看，目前的状况是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革完毕了，所以可以利用分享经济通过网络化资源配置，瞄准痛点，轻松化解，倒逼效应。

从全球化红利来看，过去我国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目前的后危机时代，以前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而分享经济可以分享全球的资源与市场，增加续航能力。

从人口红利来看，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之高，同时还存在就业难的问题，通过发展分享经济，可以达到赋能效应，我国的网民红利将在分享经济下得到进一步释放。

从投资拉动来看，按以前的方式增加投资，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通过众投、众筹来拉动精准投资，从而发挥更好的效应。

从消费拉动来看，过去国人买东西都喜欢跑去国外“血拼”、“抢购”，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使资金不外流。

从资源投入来看，过去靠大量资源投入生产，使得环境造成了恶化现象，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把人们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十问分享经济

什么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有很多种叫法，如共享经济、按需经济、协作经济、使用权经济、点对点经济等。在张新红看来，分享经济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从内涵上来讲，它是连接供需、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信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理念。

分享经济与以前的经济比有什么不同？

“简单来说，分享经济可以把本来属于私人的东西供给他人使用，大家可以互相使用自己需要的东西。”张新红称，分享经济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六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从技术的角度看，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经济，有人认为分享经济的模式很早就有了，其实确切来说，现在所说的分享经济一定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从主体的角度看，不管是供应方还是需求方，分享经济都是大众参与的，而且参与的体量非常大；从客体的角度看，它是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从行为的角度看，它是权属关系的新变化；从效果的角度看，强调的是用户体验最佳；从文化的角度看，强调不求拥有，但求所用。

哪些东西可以被分享？

按分享对象划分，第一类是产品分享，包括汽车、设备、玩具、服装等，其中每种分享都已经出现“独角兽”企业；第二类是空间分享，包括住房、办公室、停车位、土地等；第三类是知识技能分享，包括智慧、知识、能力、经验等；第四类是劳务分享，包括家政、物流、洗衣等；第五类是资金分享，包括P2P借贷、产品众筹、股权众筹等；第六类是生产能力分享，这将是未来分享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类型，主要表现为一种协作生产方式，包括能源、工厂、信息技术设施等。

按用户需求划分，每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最后的养老服务都可以进行分享，包括出行、住宿、吃饭、穿衣、贷款、学习、就医、旅行、生产等，人们可以通过分享享受到这些服务。

发展分享经济有什么好处？

从分享经济本身来讲，张新红认为可以总结为“三低”+“三高”。

“三低”即低成本、低门槛、低污染。低成本：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物品时，对于买家的信息很难把握，但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对此进行精准分析，而且价格比以前做分析的价格低很多。低门槛：“现在参与分享经济，只需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加入，非常简单方便。”张新红解释说。低污染：要使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杜绝闲置、浪费。

“三高”即高效率、高体验、高可信。高效率：比如用户在利用滴滴出行打车时效率非常高，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又如人们有一个好的产品设计理念想要投入生产，可以通过网络寻找有意向的生产厂家。高体验：正因为“三低”以及高效率、高可信，所以给用户非常好的体验感受。高可信：目前分享经济各个模式中的信息是透明的，用户的好与坏都有其他用户进行评价，所有一举一动在互联网中都是可追溯的，这使用户间的信任变得越来越多。

从整个宏观经济角度看，分享经济可以激发创新活力、扩大有效供给、打造新增长点、助力大众创新、走向多元协同、促进灵活就业、实现低碳生存。

分享经济何以如此火爆？

首先，是用户需求有所提升。现在用户的整体需求与以前有所不同，更注重多样化。张新红举例说：“以前出租车就能解决人们的出行问题，但现在出租车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催生了滴滴出行、Uber的出现及壮大。”

第二，是有信息技术的推动。分享经济依赖的不仅仅是人们手中的智能手机，还要求有基于地理位置的地图信息，以及支付能力。目前，信息社会中网络支付的技术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快递、物流业的发展、成熟，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

第三，是人们有灵活就业的追求。“90后，00后的年轻人不愿意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干在机器前站八小时这样的工作，他们更愿意灵活就业，哪里合适去哪里。”张新红指出，目前美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已达总人数的38%，中国占10%，笔者认为到2020年可以达到20%。

第四，是受资本市场的追捧，这是近年来分享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据统计，2014年、2015年分享经济领域得到的投入，比过去十几年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

此外，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有提高收入的意愿都是分享经济越来越火爆的原因。

为什么会对分享经济有误解？

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误解。一些人认为分享经济就是免费经济，也有人认为分享经济会对传统产业产生一种颠覆，其实，这是对产业的一种提升，是对不愿意改进的企业的颠覆，而不是整个行业。另一些人表示，分享经济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其实经过研究发现，分享经济恰恰促进了社会公平，因为它的门槛低，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新的经济活动中来。

这些误解来源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张新红认为，有三方面的来源。第一是来自传统行业。因为分享经济对传统行业确实带来的冲击。例如滴滴出行、Uber给出租车行业带来了冲击；第二个来自消费者本身。消费者是分享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仍然还有很多消费者的文化理念没有转变过来，此外，一些中老年人不习惯用智能手机，对操作这些APP还存在困难；第三是来自政府部门。分享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各级政府原有的一些政策无法套用在分享经济中，一些政府部门对更改制度比较懈怠。

分享经济发展态势如何？

目前，分享经济成为热点已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后，全球分享经济快速发展，从欧美不断向亚太、非洲等地区的上百个国家扩张。截至2015年底，Airbnb已经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覆盖34000多个城市，拥有200多万个房源，超过6000万房客从中受益，市场估值255亿美元。

领先企业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创业者加入分享经济领域，平台企业不断增加，投资分享经济领域的机构数量也迅速增加。分享经济领域还会不断拓展、初始企业快速成长，竞争格局尚不稳定，政策导向已趋于明朗。

分享经济对中国有何特殊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转型发展需求迫切，分享经济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发展分享经济对中国的转型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推动作用和特殊意义。

它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双创”、“四众”的最佳试验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先导力量；是改革、创新、转型的风向标、试金石。

分享经济的未来会怎样？

张新红表示，分享经济的内涵会持续深化，外延不断扩大；竞争会日趋激烈，少数企业将胜出；传统企业会转型，积极拥抱分享经济；监管体系将会重构，社会协同治理成新局面；将倡导开放包容，共同走向信息社会。

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分享经济的市场规模约达19560亿元，包括交易额18100亿元，融资额1400亿元；参与总人数超过5亿人次；参与提供服务的人员达5000万人，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预计到2020年时，我国分享经济的规模将占GDP比重的10%，未来5至10年中，分享经济的年均增速将超过40%，届时还将产生5至10家“巨无霸”平台企业。

如何适应挑战？

目前，由于监管体系亟待重构，统筹协调难度加大，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原有法规体系不再适应，所以分享经济的处境较尴尬。想走出困境，需要“学习”、“参与”、“创新”。

政府部门：要积极修改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以用户安全保障为底线的创新准入政策；尽快完善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现精准治理；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分享经济模式；改进核算和评价体系。

创新企业：要有核心能力，洁身自好，同时要与政府及其他企业加强沟通。

篇2

欧盟相关文件，呼吁各国的监管机构不要对相关企业禁令。这为诸如Peerby（一家荷兰的点对点式家居用品租借平台），此类初创企业的成长中可减少发展障碍。

多方面来看，人口稠密的欧洲国家是分享经济初创企业的完美选择，它鼓励人们最大化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价值。与美国情形相似，欧洲也在努力思考如何监管这些企业，平衡竞争者之间，以及分享经济带来破坏的忧虑。

“但分享经济会给每个人都带来更多好处，”Peerby创始人丹・韦德波尔说，“这是一种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好办法，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让资源循环利用起来。”

监管空白

根据欧盟委员会报告，2015年“零工经济（gig economy）”共计产生了317亿美元收入，潜在价值可高达6440亿美元。沃顿商学院房地产教授吉勒・杜兰顿指出，分享经济只是整个市场中很小的一块。

报告接着说明，分享经济企业应该与传统的雇员/顾客式企业区别对待，这种思路将影响分享企业所属监管框架。报告指出，各国应认识到三个不同：员工和独立操作者、专业服务提供者和临时服务提供者、提供核心服务的平台和提供信息和辅助服务平台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随着Uber、Lyft和Airbnb等企业的壮大，已经触碰了不同监管体制。”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莎拉・莱特说。Uber或者Lyft司机的分类应该是员工还是独立承包人，这一问题在美国不断涌现各种辩论。

欧盟委员会报告也希望解决相同问题，对司机的分类会影响到其劳动保护程度。另外一个迟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在Uber和Lyft司机和乘客身上应用保险条例，以及他们是否需要商业保险或执照。

从整体上来看，欧洲并没有出现很多大型分享经济的初创企业。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战略和商业政策教授、沃顿麦克创新管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利维尔・沙坦说，“美国的企业在建立分享经济商业模式上要积极得多，并且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将这些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也更能获得风险资本。”

欧洲的初创企业

欧洲一些企业已建立创意模式，与人口较为稠密，没有汽车而与邻居居住较近区域形成良好契合。

2011年创立于荷兰的SnappCar，是欧洲第二大点对点式汽车共享社区。目前在荷兰、瑞典和丹麦共有20万人使用。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获得了628万美元融资，其中一半股东是用户。

本质而言，其商业模式的基础是跟邻居借车，价格在11美元到560美元不等。“租户登陆网站，在邻近区域找车辆，任何类型的车，我们有几百种车型。”联合创始人帕斯卡尔・昂提说，“ZipCar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大约十年了，它为我们教育了市场。”他表示，欧洲的平均租赁期低于美国。

SnappCar的用户一般不会将此当作主要收入，但认可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改善环境这个点子。自2011年以来，SnappCar汽车车主已创收350万美元，预期2016年总营收超过570万美元。

“欧洲城市人口密度大。”杜兰顿说，“这意味着，在欧洲的二百个城市，即使没车一样可四处走动。”这种人口密度，也可帮助人们从邻居借或者租家用物品。

荷兰初创企业Peerby应运而生，用户可搜索他们需要的东西，例如篱笆修剪机或者迪斯科球灯。该公司在荷兰、主要欧洲城市以及美国的社区拥有25万用户，韦德波尔表示，该平台上可用产品的价值接近10亿美元。

“超级库存”

《我的就是你的》联合作者蕾切尔・波茨曼表示，建立本地化的各类产品“超级库存”对开展风险项目至关重要。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莎拉・莱特补充，“城市密度创造了条件，使分享经济得以运转。”

Peerby是一种把闲置资产投入使用的商业模式，韦德波尔说，“移动技术和互联性的广泛可用性，为建立分享平台提供了便捷。”波茨曼指出，“技术为市场创造了效率，将‘需求’和‘拥有’匹配起来。”

认可程度不一

在欧洲，分享经济企业从被认可到被禁止，人们对其态度不一，比如伦敦对分享经济的接受度远远超过巴黎。英国拥有全球分享经济业务的十分之一，超过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到2025年，英国市场预计将暴增至133亿美元。

2015年5月，伦敦放宽了一条实行40年之久的法律，人们可以把他们的家租借出去，租期为三个月或以下，这打开了短租市场。今年初期，英国政府还宣布对在分享经济领域赚钱的人们实行税收减免，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此类税收减免的国家。在繁荣的金融服务的帮助下，Crowdcube、Seeders和Funding Circle等点对点式租借初创企业在英国发展良好。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抵制分享经济的情况在扩大。

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法院已声明，推广非专业司机驾驶是一种违法行为。UberPop应运而生，任何人只要有驾照有汽车就可以载人。根据彭博社消息，法国刑事法庭不仅对Uber进行罚款，还罚了它的两个执行高管。在巴黎，出租车司机抗议来自Uber的竞争，他们追赶载客的车，烧毁轮胎，还阻塞了道路。

虽然巴黎是最大的Airbnb市场之一，但其市长成立了20人小组，调查非法房间分享行为，并对他们开出高额罚款。为解决税收的问题，Airbnb开始在巴黎收住宿税。“如果在巴黎拥有一所旅馆，就要受到监管和交税。但是对Airbnb这类要求就少得多，你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杜兰顿说。

阿姆斯特丹从2015年2月开始，为了遵守税收规章，Airbnb开始收游客税。柏林为了控制不断上涨的租金，从5月1日开始，如果没有城市允许，不可以在Airbnb上出租整间公寓，不过可以出租其中一个房间。

篇3

“分享经济”也叫“协同消费”，是指资源所有者将自己闲置的资源拿出来，供那些需要的人有偿使用。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或者是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所交易的资源是建立在过剩闲置或者碎片化状态基础之上的，并且所有者愿意将其拿出来与他人共享。其次，参与交易的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资源所有人向使用人出让使用权，获取必要的经济报偿;而资源使用者通过暂时购买资源使用权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服务价值。第三，必须有第三方共享平台，平台构建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商业机构或者政府。绝大多数平台并不拥有和直接提供过剩资源服务，它们只是一个供交易双方发现供求信号并产生交易链接和撮合交易完成的场所。最后是按需分配，即存在需求，特别是许多无法满足的长尾需求，否则资源就无法分享出去。

分享经济是建立在资源过剩闲置基础之上的，显然，资源匮乏和短缺状态之下无法形成分享经济，同时分享经济也完全不同于共有经济，因为共有经济之下的一切资源都是公有的，人们既共同拥有所有权，也共同行使资源使用权。而且这种经济状态之下极易发生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而分享经济之下资源所有权界限非常清晰，既有所有权人，而且所有者还能及时行使对使用权的监督权，从而保证资源不被损害和侵蚀。另外，分享经济也不同于租赁经济，后者出租的对象只是有形资产，并以分享经济状态中所没有的契约形式来维护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租赁经济不存在第三方平台，而是由交易双方直接撮合完成。

是互联网的出现才得以让分享经济铿锵着地。据Internet Live Stats的统计，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0亿人，而总的网站数量也即将逼近10亿个，特别是全球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在过去不到七年的时间翻番达到36%的水平，预计到2017年达到54%。互联网资源的放量增加不仅为分享经济聚拢了丰厚的人气，而且也使分享经济所需要的平台构建获得了基础性支撑。非常关键的力量还在于，互联网在克服了先前市场交易参与者信息不对称状态，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的同时，还赋予第三方平台强大的技术功能，借助于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技术能量的支撑，第三方平台不仅可以快捷地完成信息发现与展示，而且快速地推动供求交易的匹配。

极其重要的是，借助于互联网，人们得以重塑信任关系，并使资源分享成为可能。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人们不仅以信任为通行证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社交网络，同时也在社交网络中彼此识别和强化信任关联。比如在淘宝购物，购买者不会盲目相信广告页面信息，而更倾向于相信之前“陌生人”对物品给出的评价。互联网的高度透明促使网络世界中的“陌生人”变得可以触摸和互信起来，从而为分享经济提供了最淳朴的交易基础。另外，作为一种技术保证，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也日趋成熟和完善起来，极大地遏制和阻止了信任危机的发生，从而为分享经济构筑出了一道“护城河”。

市场的倒逼之力

客观地判断，仅有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因子的叠创并不能形成分享经济落地的全部推力，真正加速分享经济成型与成长的现实动能则来源于经济层面的诸多瓶颈并由此产生的倒逼之力。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能过剩、传统商业模式的成本困境以及经济危机的刺激。

受到低廉原材料的刺激，全球制造业进入新一轮的产能扩张轨道，制成品的供给过剩成为了绝大多数行业的普遍景象。反映在商品现货市场，消费品的买方市场特征异常显著。虽然像家电之类的耐用品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庭，以及诸如汽车房产之类的奢侈品都已成为不少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使用的空间与时间并不饱满，由此形成了不少资源的闲置。过剩的产能与闲置的资源为分享经济无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产品供给池”。

传统商业模式由于企业组织臃肿以及沟通与协调障碍所遭遇的低效协同和、交易成本增升困局为分享经济大展拳脚创设了用武之地。从全产业链观察，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消费品从最初的上游原材料为起点，便开始了商品价值增值与成本损耗增加的过程，排除供应商之间交易环节造成的各种耗费，仅生产制造商就要面对采购进货、仓储、研发、财务及行政管理、销售及渠道维护等各个环节形成的高额成本及各种摩擦造成的隐形成本与损耗。高升的成本直接挤压了各行业的利润空间，并迫使传统行业寻求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的突破。可以说，分享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传统企业在自身现有困局的倒逼之下尝鲜的结果。

金融危机引爆成为了分享经济的直接推力。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数据，危机期间该国失业人口中的45%是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且这一被称为“千禧一代” （1982年-2002年出生）的人群就业率为过去40年中之最低，他们遭遇了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缓慢的经济复苏，若以事业开始后的近20 年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比正常情况下的人少10%，总计要损失大约10 万美元，相当于一个月损失490 美元。为了使自己的收入不因危机而大幅减少或者失去保障，美国年轻人开始审视自己身边太多闲置的物品，接着并通过出租自己家里房间或者汽车供他人使用，以此贴补家用。这种全新的消费苗头为市场嗅觉灵敏者所发现与捕捉，相应的技术服务平台也随后推出，分享经济借助互联网开始向年轻人之外的都市居民辐射和蔓延。

还须承认的是，正是对传统生产模式与消费方式的反思，许多基本价值观在全球出现趋向一致的趋势，如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环保意识，友善热情帮助他人的福报心理，讲究体验至上和追求多元化需求的新生活理念，通过发现价值和努力改善自我收入的自强信念等等，这些公益性与利他性色彩非常浓厚的价值理念从不同的维度赋予了分享经济的内动力，也使得以分享经济为商业模式的公司几乎到全球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能迅速得到认同和融合。

缤纷多彩的商业模式

欧盟在一份关于“分享经济”的分析报告里估计，发达国家资源利用率只有60%，发展中国家会更低;尤其是诸如房产、汽车等贵重物件的闲置率更高。欧盟的结论是，世界上有10亿辆汽车，其中有7.4亿属于一个人独自拥有和支配，一间房子里有3000美元的东西是闲置无用的。不过，这些昔日绝大多数时段空置不用或静止不动的资源，借助分享经济就可以物尽其用和各尽所能。

Uber被称为分享经济的鼻祖。这一仅有5年历史的全球最大出行车辆互联网服务平台目前的经营半径辐射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多个城市，司机数量超过100万名，每日实现16万人次的乘坐频率。令人瞠目的是，短短5年世间，Uber的估值就从天使轮约400万美元跃升至如今的51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

Airbnb与Uber在同一年成立。最新资料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住宿服务提供商，Airbnb经营的切入点是海边的木屋、森林里的树房，因此，相比传统的酒店或宾馆，Airbnb更注重高度个性化的居住体验，为全球估值第三的创业公司。

除了Uber和Airbnb之外，美国目前具有典型代表的分享经济公司还有从事借贷服务的LendingClub，该公司在其平台上实现了70亿美元的借贷金额，而且还在以每日870万美元的新增借贷额度增长。

与分享经济发源地的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从事分享经济的个体公司规模并不在一个可比的量级平台上，但燎原与蔓延之势却格外迅猛，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模式有以滴滴快的为代表的交通出行服务，以木鸟短租为代表的旅游租赁住房服务，以“在行”为代表的智力资源服务等等。

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未来分享经济将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并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商业模式。虽然全球分享经济的规模目前只有约150亿美元，不到美国GDP的0.1%，但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以达到3733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32.6%。另一方面，全球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正以几何级数增长着。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大分享经济国家分别已有1.2亿、3300万和1400万人口参与分享经济。另据普华永道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8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分享替代拥有是更为经济的做法，86%的人认为共享经济使生活成本降低，83%的人认为会使生活更便捷。由此看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分享经济行列。更为重要的是，据联合国的预测，至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将分别达到64.1%和85.9%，人口增长以及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造成人口的高密度集中，从而为分享资源和服务提供了更多交易撮合和达成的机会。

新经济的成长动能

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研究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必须对有限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取得最大化市场效果的结论;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还认为市场参与主体都存在着信息非对称性与不充分的约束，相应地，价格的发现、交易的生成直至市场的出清都是一个有次序而缓慢的过程。显然，分享经济不仅突破了资源稀缺的经典假定，而且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传统推断，其对经济理论的丰富性贡献不言而喻。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分享经济正在实践中强烈撼动着传统行业的经济结构与根基，并从底层经济关系上瓦解原有的经济秩序和商业逻辑，从而诞生与孕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点。

分享经济主张通过对社会存量资源的调整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最大程度利用，这在实践中完全颠覆和改变了以往不断通过新的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另外，分享经济模式下资源交易参与方能够在互联网环境中实现点对点的直接接触，从而打破了时间、空间、信息三维约束，这使得资源配置摆脱对地域的依赖，并充分利用时间差编结成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其彰显出的就是对传统经济模式改进与提升的力量。

由于分享经济正在向许多行业进行强力渗透与覆盖，其固有延展功能将带动房屋设计师、私家租车、私家导游、自家烹饪等新兴职业的出现，从而将大大拉动社会就业总量，并为公众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彭博社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从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年龄阶段来看，18-24岁的人群约占劳动力总量的37%，25-34岁的人群占到30%，即绝大部分参与者都在45岁以下;而对比美国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分布，45-54岁的劳动人数是最多的，主要劳动年龄阶段集中在35-64岁之间。可见分享型经济不仅促使劳动参与者的年龄组成更为年轻化，而且扩大了劳动就业的年龄范围。

从产业链的视觉观察，分享经济产业链是一个动态的生态圈，每一个参与者既可以是生态圈中以供给为核心的主体，也可以随时转化成以需求为核心的主体，即每一个人或企业都有可能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或需求方，这种方式决定了整个交易市场的无限外延能力。据普华永道对分享经济行业与传统租赁经济行业过去两年收入增长速度的对比研究，传统租赁行业的最高增速只有5%左右，但基于相同交易内容的分享经济模式收入最低增速达到了17%。

与新企业的产生需要资源的充分堆砌这种传统商业路径完全不同，分享经济模式下创业者瞄准的是唤醒和整合存量资源，并通过分享、协作方式进行创业，同时，LBS定位、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充分的技术供应使得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进而极易烘托出活跃斑斓的商业氛围。据投融界大数据显示，分享经济创业项目的数量在中国已开启逐年攀升的脚步，其中2015年有近2000个投资机构共投资3.2万个项目。

进一步分析发现，分享经济其实并不只是一种新的经济与商业模式，更是一种新的经济与商业理念。正如工业经济对应的是工业文明一样，分享经济对应的是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经济追求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的最大化，从而带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能源与环境危机，分享经济追求的对闲置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确保了资源的节约与对更多浪费的遏制，并最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改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拼车服务能够减少55%的交通拥堵;一辆充分发挥效用的“分享汽车”大约可替代4-10辆私家车，相当于每位顾客人均减少30%-45%的驾驶公里数。另有数据显示，“分享汽车”模式让德国不来梅市每年减少了16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分享经济所代表与彰显的是一种更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理念。

篇4

一、中西分享经济的代表性理论

分享经济思想，顾名思义，是与利益独占思想相对立的，指各利益集团共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李炳炎与威茨曼是中西分享经济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分享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L・威茨曼的理论。威茨曼在其1984年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滞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在工资制经济中，利润全部被资本所有者拿走，工资与企业的经营情况无关，而是与某些外在的因素(如货币或者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当经济运行健康时，固定工资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经济状况不景气，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萎缩，由于工资是固定的，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只能维持产品的既定价格并通过裁减员工来降低成本，从而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而这种决策势必引发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失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运行，导致滞胀。为此，“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如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因为分享经济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与传统的薪酬相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要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薪酬水平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动，则就业规模的扰动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首先，在分享经济中，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价格的倾向，所以，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其次，在工资制条件下，工资报酬与企业的人数无关，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这样，企业就会因为雇佣一单位劳动所追加的劳动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不会扩大雇员人数。但在分享制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工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增加的工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而且一定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这样，企业追加一小时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当劳动力市场上能够找到可资利用的工人时，企业就会扩大生产。因此，分享经济必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

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论文中，与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作为新成本价格的生产资料成本价格、企业净收入概念，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w=c+(v+m)=c+n=新成本价格+净产值。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7个企业依据李炳炎提出的新成本、净产值范畴制定并试行了“净产值分成制”方案。接下来，李炳炎在论文“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4](1983)中进一步提出将净产值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和“净产值分成制”的概念。用公式表示为：

W=c+n，n=n1+112+n30

式中，w表示社会主义商品价值，c表示社会主义成本，n表示净收入，nl表示国家收入，n2表示企业收入，n3表示个人收入。

在分配过程中，首先将国家收入的部分分离出来，即从旧价值构成中的剩余价值中，通过税收等方式，将国家收入的部分n。先行扣除。旧价值构成中的剩余价值m在扣除国家收入后余下的部分与旧价值构成中的可变成本v合并，构成可供企业层面分配的净收入。接下来，通过税收等方式先将国家收入扣除后，剩余净收入部分n2+n3，再在企业层面进行调整后净收入的分配。即从(n2+ng)中分别划出属于企业收入的n2部分和属于职工收入的n3部分。之后，李炳炎对1980年以来的探索作了总结，“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自主联合劳动”、“需要价值”和“社本”，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理论总纲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成论，明确了新价值的三部分划分及其次序；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是生产资料成本价格的观点；完善了新生产价格和二次按劳分配论；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公式；应用新成本范畴和净产值范畴建立企业核算体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办法和成本控制法。总结了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形式，将“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作为典型形式。

(一)两种代表性理论的共同点

比较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理论与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内独立完成的理论创新，从主要思想到政策主张上具有许多共同之处：(1)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2)两者的研究出发点是一致的，它们都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3)两者都以改善现行的经济刺激结构，建立新的动力刺激机制、新的微观经济基础为目标。(4)两者都把现行的工资制度视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根源，认为它是一种与企业经营状况无关的制度。(5)它们提出的新方案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只不过所用的名称不同，一个称作“净收入分成制度”，另一个称作“利润分享制度”。(6)它们都对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因素。(7)它们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财税政策作为新制度运行的保证，都强调了政府在确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两种代表性理论之间的差异

中西方分享经济理论都是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从分配问题人手，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两者都存在共同点将人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高度重视企业中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但两者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差异。

1　两者的理论研究背景和目的不同。威茨曼的理论提出时，正值“滞胀”问题肆虐西方之时，他的理论从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滞胀”的经济顽症这一目标

出发，以寻找“滞胀”的原因为目的，侧重于分析了分享制度对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缓解作用。可以看出，推广分享经济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利润分享制度的发展上来看，利润分享计划的实施数量，与罢工事件的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见下图)，利润分享明显带着抑制工会运动，调节劳资纠纷的目的。

然而，李炳炎分享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背景。理论提出之初，目的在于破除僵化的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劳动者利益受到了损害，李炳炎的理论同时具备了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目的。李炳炎理论是把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的应然模式，试图说明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是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的基本途径。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做大“蛋糕”，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总体说来，李炳炎理论的目的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有制形式，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2　两者的理论来源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实践来源是利润分享思想。利润分享思想在人类早期的经济生活中就已经存在，威茨曼提出分享经济思想，是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的。日本劳工制度的特点，一是终生雇佣制，二是奖金制度，奖金与工资分开，与利润挂钩。从19世纪末起，利润分享制度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在理论渊源上，20世纪60年代，“民主的资本主义”者美国著名的公司和投资金融律师路易斯・凯尔索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和建议作了论述。他的两部著作：《资本家宣言：如何通过借贷使800万工人变成资本家》和《两要素理论》，被公认为是关于利润分享思想的经典之作，对薪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些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威茨曼(Martin・L・Weitzman)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

我国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渊源于《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成本范畴的一个直接论述。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商品成本的经济实质，是“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些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由c和新价值两部分构成，新价值包括工人的工资和工人为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引发出的新的经济思维。安徽凤阳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配方案规定：生产所得的农产品除了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扣除各项社会基金(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后备基金、一般管理基金、公共福利基金等)外，剩下来的那部分产品直接归农户所有。如果由价值构成公式表示，则w-c-m=v，或w-c-n，-n2=n3。式中，w为总产品的价值，c为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v为个人需要价值，n，为国家需要价值，n2为集体需要价值，n3为个人需要价值。这一价值构成公式，是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核心。

农村联产承包制中的这一分配公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集体企业改革中被发展成为“除本分成制”的分配方法，它直接构成了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方法论基础。“除本分成制”的具体做法就是从企业每月的实现销售收入中，扣除职工工资以外的一切成本支出以后，剩余部分为企业的纯收入；将纯收入按上级核准的比例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企业分成额(应上缴的所得税和合作事业基金包括在内)，另一部分分为职工工资总额。工资不包括在成本中，实行工分制浮动工资，职工收入随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劳动好坏而浮动。两者的共同逻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个人的”，这里已含有分成制经济思想，成为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的思想来源。

3　两者的立论基础与作用原理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这种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主张分享制度应通过可变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刚好与工资制相反)来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单个工人收入，来保持厂商收益，从而打消厂商裁员的意愿，保持就业率。而中方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的充分就业不全是通过市场机制，劳动报酬制度难以对企业就业量起作用的特殊条件，它认为净收入分成制不能引致就业量的变化，而只能通过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调节个人劳动收入的变化来起作用。

4　两者内容的广泛程度不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只包含了改变工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涉及到所有制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威茨曼就曾经表示过，分享制关键不在于谁拥有所有权，而在于工人参与利润分享。他认为分享制是重新分配企业收益，而不是重新分配企业资产。

与此不同的是，李炳炎的理论中既包含产权理论，也包含与产权安排相对应的企业治理制度。

首先，在所有制和产权方面，李炳炎的理论主张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李炳炎认为，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就是劳动者因拥有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支配权、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以及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进而劳动者是作为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公有制形式，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一国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全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属于整体自主联合劳动；第二个层次，是集体所有制，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局部实现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以“总体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个层次，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自主劳动者个人构成联合体的细胞。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在当年要求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即实现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个人所有权。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其按照自主联合劳动三个要求改造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只有将传统的以工资制和利润制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造成企业净收入分成机制才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实现各自的所有权，充分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同时，李炳炎主张建立劳动主导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净收入分成制和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典型公司组织形式。这些新型的企业制度将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联系，从而调动了职工增产节约的积极性。一方面为增加净产值而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注意节约生产资料成本，节约物耗。这是因为，这些措施要求以取得销售收入作为前提，从而促使职工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发挥积极性，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是因为，这个办法使国家、企业、个人三者所得按既定比率随净收入变动而同向异步变动，在动态上正确处理了三者利益关系；同时促进企业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

制。

5　两者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不同。威茨曼的理论在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对于劳动者的利益维护不够。威茨曼也承认，在经济繁荣时，固定工资制度也有其有力的一面，它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可以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此时厂商自然选择工资制。然而在经济衰退时，根据威茨曼的理论，“滞胀”被归咎为工资的刚性，似乎经济的衰退是由工人的工资太高造成的。工人的人均收入与企业的产量、就业量以及收益之间存在着反相关关系。因此，在实践中，企业总工资额、总收益、总利润都会因为就业量增加而上升，而工人的人均收入则会下降。在是否选择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时，工人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冒丢掉工作的风险坚持固定工资制度，要么是实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保住工作但减少收入，不论怎么选择都是对工人利益的侵害。

而李炳炎认为，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净收入分成制因为其依据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的报酬直接与自己的劳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会在现实的分配过程中造成工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呈反方向变动的情况。而且，不论在经济繁荣或者经济不够景气的时候，李炳炎教授的理论都能够起到保护劳动者利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

6　两者对实现公平的作用是不同的。应该看到，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是为了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克服滞胀而提出的一种旨在改变劳动报酬分配制度的微观经济理论，虽然它在形式上构成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但其实质仍然是按资分配，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收入分享。这一点国内学者姚海明教授早已做过分析：“威茨曼始终把劳动的边际价值作为确定分享比例的依据，无论是完全分享还是混合分享，工人的收入只能相当于劳动的边际价值。如果增加工资，哪怕是增加一个美元，由于新工人的不断涌入，企业产量的不断增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下来，直到恢复原来的工资水平；如果减少工人的工资，工人会离开公司，导致在业工人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迫使公司把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否则公司将无法维持它所需要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仍然是围绕着萨伊的工资铁律展开的，他所提出的分享收入方案，只不过将原来直接按劳动的边际价值确定每个工人的工资额，改为按公司总收入的比例来分发工资。工人没有多得到一分钱，资本家也没有少拿一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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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在分享经济市场到底有多大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评估，但交通工具共享领域的Uber已经估值180亿美元，还有各种报道宣称Airbnb也估值100亿美元。现在这个产业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看待供需的方式，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Arun Sundararajan认为，对创业公司来说，分享经济首先意味着细分化的市场。它无疑将哺育一大批为用户设计了P2P赚钱模式的初创企业。尤其是商机正向一做服务的公司倾斜，现在入场的门槛比以往要低得多。

“支持分享经济发展的公司将在下一波创业热点中唱主角。”Sundararajan说。他一直在深入研究数字化经济和分享经济。“这意味着这些公司能让人们更好地参与分享经济，也能让分享经济真正渗透人们的生活。”

两家公司的发展印证了Sundararajan的言论，它们分别是Breeze和Evolve度假租赁网。总部在旧金山的Breeze成立于2014年，让用户以星期为单位租车，然后开通Lyft、Uber或其他分享经济平台的账号当司机赚钱。联合创始人Jeffrey Pang将这种服务描述为“为没有私家车又想通过分享经济赚钱的人提供了平等的赚钱机会”。

总部在丹佛的Evolve为把房屋挂在HomeAway网络平台（包括、和）上的业主提供全方位的物业托管服务，包括帮业主列物品清单、安全的房屋照片、设定租价等。

“只有当供应足够火热时，最好的市场环境才会来临。”Evolve联合创始人Brian Egan这样评价公司构建的生态体系，“我们的市场环境已经有土壤了，只要把足够的供方找出来让市场环境饱和就行了。”

另一个分享经济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扩张。Sundararajan预测，现有公司将会拓展更多的产品业务线，比如Uber将试水快递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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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15年，“衣食住行”里的“衣食住”都被互联网改变了，但是只有“出行”是最传统的。“衣食住”在中国也并不是什么社会问题，中国的商品过剩，购物不难，但只有出行好像是越来越困难的。在一个城市里面打车是难的，地铁公交是难的，买车是不方便的，买到车是限行的，既使开出去了也是越来越堵的，所以出行好像是越来越困难的，出行是最晚被互联网改变的行业。

我自己也有切身的痛点，我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每个周五要从杭州坐飞机回北京，经常要提前两个小时在杭州打车，好几次提前两个小时打不到。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天上下着雨，我一边走路一边拦车，结果等我走到公司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打到车，身上已经淋湿了。

一方面是打车难，另一方司机效率最低很辛苦。司机的工作方式，几十年来都是扫活到路上转，花时间空驶，浪费资源，很辛苦，效率也是比较低下的。2012年，我看到了“衣食住行”里最后一个出行的行业，因为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和4G这种网络技术的普及，开始打开了这样的窗口，所以我创办了滴滴打车。你在屋子里面叫车，车到了再出门，比你去路边碰运气体验更好，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会喜欢这种新的方式。

早期时，朋友都觉得中国没有诚信体系，你叫到车车也未必会来，他看到有个人要去机场他可能接别人走了，车来的路上可能你看到别的空车你也不等他。还有司机没有智能手机，2012年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确实只有10%的人能掏出一个苹果或者三星的手机。那时还没有在线支付，大家并不习惯像今天你这样，滴滴叫一个车直接就可以付车费，那个时候打车用一卡通支付都是不普及的，司机只收现金，他拒绝这种互联网的方式。还有政策风险，所以一开始是没有人相信的。

一开始滴滴在北京和深圳两个城市做。北京有186家出租车公司，我们跑了1个月的时间，跑了一百家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没有交委的红头文件。说城市是有电话呼叫中心的，呼叫中心已经做了很多年，只有他们能调度出租车，互联网公司是不可以的。在深圳我们刚刚上线的时候，本来觉得深圳更开放是一个火种，如果北京万一不行，我们可以退到深圳，结果刚上线的时候深圳率先把我们叫停了，这一下子就让我感觉到好像退路都没有。

早期我们希望让司机和出租车公司能够接受这种新的打车软件，去帮他提高效率是非常困难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教育和推广，慢慢开始有一些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司机先用起来，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后，滴滴才有了口碑，才开始慢慢传开，乘客端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早期就是从一点一点教育出租车司机，让他们尝试使用新鲜事物，在北京、深圳、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有了很多用户和司机愿意尝试打车软件。在2013、2014年的时候，滴滴快的爆发了补贴大战，打车软件就开始流行。到2014年底，基本上中国的出租车司机80%以上都开始用上了打车软件。

从路边打车到手机叫出租车，大概花了2年时间，直到2015年整个出租车行业互联网化成都已经很高，我们发现还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比如尽管出租车司机大都在用滴滴，但高峰期还是叫不到车。对于司机的服务，很多乘客投诉司机拒载或者服务不到位。

最早打车软件解决租车行业信息化的问题，后来的专车和快车，在推动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化。出租车行业不够市场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第一是价格并不反映供需，第二是服务并不决定司机的收入。价格不反映供需就是很多人打车，只有很少的车，但是价格是固定的，并不能够激励到司机，缓解供需不平衡，也不能够挑选出来到底谁更着急，谁应该先走，价格的杠杆是没有的。平峰期的时候很多车闲置，或者司机返程价格也不能降一点。出租车整体服务不好，并不能怪司机，那些服务好的司机，他并不能比服务不好的司机收入高，反倒是那些偷奸耍滑的、绕路的司机能赚到更多钱，这个收入分配和激励的机制是失灵的，好的司机不会被鼓励，坏的司机不会被惩罚，所以服务会越来越差。

但并不是原来不想建这样的激励机制，而是获取司机服务数据成本太高。原来出租车开出去之后很难监督服务，要等乘客打电话投诉司机或者写信寄锦旗表扬才知道，获取数据成本太高了，大多数情况下用户都是不会投诉的。所以我们推出了专快车服务，我们希望能够让服务好的司机赚到更多钱的服务，我们并没有很多的队长去管理他们，我们只是根据每一单乘客的评价去决定这个司机的收入，如果你获得差评，就像淘宝上面你买东西获得差评一样，这个差评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收入和订单，如果你被严重投诉，你就要离开这个平台，如果你被表扬，你是服务最好的司机，你就会优先得到订单，用这样的机制鼓励好司机。

关于价格，如果很多人叫车，这个时候车少就应该涨一点价，这样会选出最着急要走的用户，同时激励更多司机过来接单。

第二个，我们发现如果只有职业司机，不管怎么调节，高峰期都是叫不到车的，这令我很困扰。直到有一次我拜访了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我问他怎么能在高峰期保障用户打到车。他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叫“潮汐需求经济学”。像潮汐一样，用户需求一波一波，高峰期供应都会瓶颈。唯一的解法就是“共享经济”。这是把整个社会闲置的资源整合起来，随着市场的潮汐自然而然调节供应。所以不可能只有全职司机，在高峰期大家出行的需求是平峰期的5倍。高峰期大家都要出门，平峰期都在单位、家里。如果高峰期车是够的，大家都能够都坐上，平峰期的时候这些职业的司机就在那里闲着，他是赚不到钱的，养活不了他自己。

所以我们开始引入大量兼职司机，今天滴滴的专车、快车有近80%是兼职司机。我们还有顺风车，现在有700万辆注册，你在上班的路上自己一个人开，或者还有空座位，我们帮你找到跟你顺路的人请他们跟你一起走。

在2015年，在滴滴和快的合并之后，我们开始推出了专车服务、快车服务、顺风车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建设一个中国最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用互联网把路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连接起来，统一调度，互相分享。把出行需求搬到互联网上，把所有的供应搬到互联网上，通过一个云端的大数据智能交通引擎统一匹配和调度，提高整个城市出行的效率，提高每一个市民和司机的体验。就像今天坐飞机和航空业一样，有多少人要出行，有多少架飞机，每个航线设定，都是精确调度的，这样使得整体的效率最大化。

在这样的一种思路下面，滴滴的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巴士这些业务高速发展，我们有3亿用户，在中国400多个城市里开展服务，司机超过了1400万，每天服务的订单超过1300万，1300万订单是整个中国第二大的互联网交易平台，第一大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是淘宝，是电子商务，它一天大概有超过3000万笔交易，我们大概1300万笔，但我们才发展了3年多。我们相信出行有一天一定是中国交易笔数最大的平台，因为购物大概一个月、两个月才买一两次东西，一周买一次的叫剁手党，但大家每天都有一两次的出行，是最高频的服务。

今天大概只有1%的出行从线下到了网上，我们还有超过十倍的空间，还处于发展的很早期阶段。

资源瓶颈的行业不可能每个人都拥有。那什么是最瓶颈的行业，不是住宅，房子可以往上建高楼，可以建地下室，是三维的，而交通是二维的，大家都在一个平面上出行，城市里交通资源碰到很大瓶颈，整个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拥堵不堪。

家生活水平要提高，大家希望出行能够越来越方便舒适，唯一的办法就是未来10年，不能像过去10年一样每个人去买一辆汽车，而是让一个汽车服务几十个人，不增加汽车总量但靠分享服务更多人，大家按使用付费而不再需要拥有汽车。

每个人买车，大概只有4%的时间在开，但要付100%的钱，整个城市要为那个96%买了以后都会闲在那里的汽车去修建这么多停车场。真的有必要每个人都拥有一辆汽车吗？还是说按照使用付费就好，有滴滴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去把现有存量的资源整合起来，能够把它闲置的时间拿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使用，降低了每一个人的成本，提高了整个城市资源的使用效率。

中国很有可能是全球分享经济的领军国度，和欧美相比，中国的资源比他们更加瓶颈。

我们相信随着拥堵费、停车费越来越贵，摇号越来越难，总有一天北京和上海的停车费会超过你开车去吃饭的钱，发现吃饭的钱还没有停车费贵，那就要想一想为什么要开车去吃饭了，今天的曼哈顿、香港岛就是这样子。

Google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路上开了100多万公里。没有几个人类能够开100万公里，有也都是出租车司机。Google还会不断累计，车也会越来越多，总有一天电脑超过了普通驾驶员的人脑，一个新的时代就到来了。

想一想，如果无人驾驶变成现实，叫车和买车有什么区别？你坐进去也是没有司机的，买车服务你一个人，共享汽车一天可以服务30个人，你的成本是滴滴的30倍，你还要考虑停车、维修保养，所以我说10年以后大家就会不再买车了，10年以后买一辆车就像今天我们买一匹马一样非常奇怪。中国的城市白领购车的意愿在过去两年时间力下降了20%。

不买车，反倒拥有了所有的汽车，要去接领导的时候要有一个奥迪，甚至奔驰S，年轻人接女朋友的时候，可订一辆法拉力给她，拥有一辆法拉力需要500万，但你拥有一次500块可能就行。周末的时候你想带全家出去玩的时候，叫一个房车就好了，订一次也就一两千块钱，没有必要花一百万买一台。月底的时候给你寄一个帐单，信用卡付费就好。所以你并不需要拥有汽车，但实际你又拥有了所有的汽车，你拥有了24小时永不休息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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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0月6日

2015年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指出，“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 “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支持分享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强调“积极发展分享经济”。“分享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焦点。未来这一新型商业形态将会加速向各个行业延伸渗透，包括农业。

一、什么是分享经济

对于“分享经济”，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统一的概念，但是中外学者对其基本特征有趋同的认识。Gansky L.（2010）认为其实质是在以网络为基础的共享平台上构建的，其目的是使用而非拥有，这种商业模式的核心策略是多次“出售”同一个产品，从而产生更大的价值。杨帅（2016）将其定义为通过新兴技术平台分享住房、汽车、技能、时间，以及生产装备、生产能力等闲置资源和能力（包括利用不充分的资源），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绿色发展模式。

分享经济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付费分享、无偿分享、众筹分享（张孝德，2015）。付费分享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形式，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租赁双方达成协议，有偿转让闲置的有形物品的使用权或与知识技能等相关的无形服务。知名的Airbnb（空中食宿）、Uber（优步）都是典型的有偿分享。无偿分享是指供需双方以无偿的形式置换所需物品或服务。例如沙发客社交网站CourchSurfing就是一个为世界各地旅行者搭建的免费、无偿的互助旅游、交换住所的平台。众筹分享是指以互联网为平台，缺乏资金的筹款人向公众介绍自己的项目创意和计划以获取投资人的认可募集资金的模式。

二、农村发展分享经济的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分享经济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发展，如何充分的盘活资金，繁荣农村经济，已经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面前一道重要的课题。

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农村交通不便里，咨询不发达，主要依赖外地商人上门收购，产需脱节、竞价能力低。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和冷链物流，搭建优质的物联网平台，可以实现全国各地的销售商和种植业户直接对话，既能节约流通的时间和成本又能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丰富产品销售的模式，有利于树立区域品牌，从而最终实现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

现代化农业生产突出机械和智能电子设备的作用，但农机成本高并且需要相关配套的高标准产业服务和高素质技术人员。相对于农资所有权以买卖为主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分享经济”商业模式特别是“农资众筹”更能满足家庭单位种养、小型农业企业、合作社等需求，而“有偿分享”也有利于实现大型农业企业对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

城乡差异虽然逐年成缩小趋势，但是总体来说城乡经济结构的差距仍然存在并且很明显。农村没有大超市，没有丰富的餐饮娱乐，没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医疗保障，这些都是导致“年轻人进城打工，老幼留守家中”这一普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移动互联网平台打破地域差异，分享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城乡间资源分布不均的冲突，提高闲置资源在城乡间的有效供给和再利用。通过有偿分享或对等分享的模式可以将城市中赋闲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多种形式有效供给到农村，缓解当前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也可以将农村闲置的耕地、果园、畜牧、房屋等资源“分享”给城市居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利用农村的自然风光、优质生态打造农业旅游产业，为国内外游客提供短租民宿、度假农庄，提供踏青郊游、学农体验、户外拓展、接驳运输等多个不同主题的旅游服务，打造城乡一体共享经济产业带。

三、农村发展分享经济面临的困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为27.9%，规模达1.86亿元，相比2014年底增加了800万元。我国农民人口的绝对数量确保了农村移动互联网市场，然而目前有几点困难制约了在我国推广共享经济农村战略的步伐。

第一，由于地理偏远交通不便，农村网络覆盖率低，手机上网费用偏高，电脑和宽带设备对困难家庭仍属于奢侈消费，这些都给搭建共享经济网络平台带来了技术障碍。

第二，由于留守村民受教育程度的局限，绝大多数农村网民缺乏对移动互联网的基本认知和操作能力。他们对网购、对手机买票、约车、点餐等了解的很少，甚至有恐惧心理，更别说利用互联网实现经济创收了，造成了发展共享经济模式知识层面的障碍。

第三，传统消费模式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建立在对产品实物一定程度的感知和对实体店销售商的信任之上。而共享经济模式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主要依赖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信用评分机制，即其他用户建立在自身经验基础上对资源提供方所给予的反馈和评价。然而，“刷单”、“虚假评论”现象似乎已经成为很多电商累计信誉的手段，导致我国消费者对互联网交易平台缺乏信心，对共享经济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费心理障碍。

四、农村发展分享经济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要使分享经济顺利地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当务之急，地方政府应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建立和健全农民创业信息与科技服务平台。建立免费的上网中心或利用网吧的闲置资源给农民创造更多的接触互联网的环境。搭建二手商品交易平台，在城乡间促进闲置的电脑、手机与民宿、新鲜果蔬等的分享。与通讯运营的公司合作，制定针对农村家庭的优惠移动网络价格、城乡家庭闲时上网套餐分享等创新型业务。

第二，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农村人口普及移动互联网知识，分享经济的信息价值和资源再利用的利润价值。鼓励软件开发商设计更贴近农民需求的手机应用吸引农民更多关注和使用；地方政府可以率先垂范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职能部门间信息和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实现减能增效；推动地区间、城乡学校间闲置图书、影像、网络资源的分享，在改善留守儿童学习环境的同时提升农村获取信息和新鲜资讯的能力；通过时间和服务分享以免费的住宿、门票、交通等为交换，邀请高知背景的旅游者、志愿者、电商、企业对农民进行培训，特别是加强对农村青少年普及互联网知识、提供相关的课外指导。

第三，加强立法和监管。一方面分享经济颠覆了传统经济的运营方式，国家和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完整的法律制度、监管体系、税收制度，以便有效缓解其对传统行业企业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办法条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分享经济这一种全新“互联网+经济”模式，迫切需要出台新的管理条例，设立独立于平台外的认证机构、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建立保险理赔制度等才能增加包括农村消费者在内的全民对分享经济的信心，才能确保未来分享经济可以得到健康有序发展。

总之，利用互联网平台践行创新创业，合理促进城乡间闲置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流动，并采用各种有效的监督监管措施，将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差异，有利于城乡居民的互惠互利，有利于全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Gansky L.The Mesh：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haring.Pengui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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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 目前分享经济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个人。随着分享经济的普及，参与主体也开始逐步由个体扩大到企业/政府等，因而笼统称为公众。

闲置 分享资源是对于用户闲置物品和碎片化时间的剩余价值释放，主要包括未充分利用的实物资源和认知盈余两类。

平台 分享经济依托于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包括智能手机、在线支付、云计算、大数据和社交网络，将海量的供方资源和需求进行高效按需匹配，实现规模化的商业行为。

收入 分享经济一种非公益性分享，供方和平台在分享过程中获取经济收益，不同于互联网常见的知识分享、开源软件分享、信息和数据分享等等。

分享经济这场风是怎么刮起来呢？

从全球来看，分享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原型期：2007年之前。在互联网商业化发展初期，分享经济原型企业出现，例如在线二手交易Ebay于1995年成立、在线影片租赁Netflix于1997年成立、在线雇佣Elance于1999年成立。2000年，汽车分时租赁鼻祖Zipcar成立。2004年P2P网贷公司Zopa成立，手工艺品共享网站Etsy2005年成立。这些企业的分享业务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量小而分散，不成规模。大规模发展是接下来的事。

高速成长期：2007-2014年。2008美国金融危机大大催动了分享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平台迎来了爆发期。出行巨头Uber于2009年成立，短租巨头Airbnb于2008年成立，办公共享巨头wework成立于2010年，食品共享网站GrubWithUs于2010年成立。其中，分享经济的初创企业在10年-14年进入爆发期，保持着将同比将近50%的增速发展。

平稳期：2015-至今。经过爆发式发展，海外分享经济于2014年进入平稳发展期，新增企业数量稍有回落，相比金融危机之前，仍保持着快速增长态势。

由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分享经济爆发，正值2008金融危机，当时，苹果公司2007年推出的iPhone智能手机也逐渐普及开来，两个元素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分享经济就诞生了。

推动中国分享经济持续发展

三大有利条件

城镇化 城镇人口规模快速扩大，将突破城镇既有的服务承载能力，必需分享经济作为补充和替代。据联合国预测数据，至2050年发展中国家将有64.1%的人口、发达国家将有85.9%的人口为城市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有限供给资源难以满足，引发各类社会问题，例如“打车难”、“看病难”等。分享经济的实践，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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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数字研究公司Vision Critical发出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分享经济的渗透度比普通人想象中得更高。公司对90112人进行了问卷，发现接近40%的美国人直接参与协作式经济——在线买卖商品，或使用AirBnB这样的租用服务。

人们消费模式产生这种改变背后，智能手机的普及、物联网的发展、以及美国长期下行的经济让全美民众爱上了讨价还价，这些都是改变的致因。但是协作式经济的根基还在于信任。

十年前，互联网上确实不存在信任这个词。那时候，我(原文作者，下同)还年轻，花了几年时间耗在各种风靡早期互联网的BBS和论坛上，那会儿没人会用自己的真名。但是那段并不是很遥远的互联网时间已经过去，没有信任、缺乏共同道德标准的互联网已成为时代的旧物。

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说到我第一个自愿公开个人信息的网站，是2003年出现的LinkedIn。在这里我可以和同事和老板沟通。有意无意地，LinkedIn的出现刺激了网络透明，给了广大网民从匿名影子中走出，展示自己的理由。

Facebook的出现也让网络透明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Facebook慢慢推出了用户实名制。任何采用头衔、假名甚至昵称的用户最后都将封杀。实际上贡献出自己的个人信息，在许多情况下不仅不会让人感到不安全，相反，每个人都感觉更加安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会在真实生活中产生影响，网民们在网络上更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行为更礼貌，道德感也更高，这种升级已经超越了电脑屏幕，将影响带至现实世界。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愿意分享新鲜事、照片和个人信息，这些晒行为，最终让今天的协作式经济成为可能。互联网的理念就是真实的人进行互动，虽然是虚拟社区，但是对社区中每个成员都可以进行自我监督、审查和验证。

Airbnb就是协作文化的典型，Airbnb网站本身就像一个社交网络，游客可以对Airbnb主进行评分，给出评价，相对的，主人也可以对游客给出反馈。评分过低或问题用户会被很快驱逐出社区，在社区中，人们已经形成了极高的互相信任。和许多协作式经济市场一样，Airbnb也需要Facebook这座靠山。通过Facebook账户登录的用户可以马上看到好友的评分——更加增进了信任，也加强了人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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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享型经济的概念、特征及发展现状

1、概念

“分享经济”一词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其主要理念是一N“合作消费”的生活方式。分享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个体借助第三方创建的网络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经验知识，或者向企业、创新项目筹集资金。在这种模式下，个体和群体都可以同时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拥有创造价值的能力。2011年“合作消费”模式的“共享经济”被美国《时代周刊》列入将改变世界的十大创意之一。[1]在一些文献中，“分享型经济”也被称为“共享型经济”。

2、特征

在目前发展阶段，分享型经济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首先，依托互联网技术，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各种交易；其次，交易的内容是所有者暂时不用的闲置物品，短期内在不改变物品所有权的情形下将使用权有偿出让，即传统概念上的“出租”；再次，该经济模式中的交易双方多是互不熟悉的陌生人，普通社会大众是主要参与者；最后，基本的信任关系是推动分享型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3、发展现状

国际市场上，在Uber（优步），Airbnb（爱彼迎）等一批耳熟能详的新型公司的启蒙和引领下，共享经济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所涉及的业务己经涵盖了交通运输、居住、饮食、技能学习等各个细分市场，对传统领域的冲击不容小觑。国内市场上，滴滴打车在互联网潮流的推动下迅速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受到投资方高度关注。[2]“闲置就是浪费、使用但不购买”的新消费观念将逐步盛行，分享型经济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一股强大的新动能，有助于经济实现“动力转换”，服务业也将成为新形势下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分享型经济发展的社会原因

分享型经济模式的诞生离不开互联网技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因素，这些是其产生、发展必备的条件。但在诸多影响因素的背后，文化因素即人们对待物质的态度和消费观念转变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1、商品消费象征意义相对淡化

自古以来在人类社会中，物品从来就不仅仅是物质本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存在。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对“库拉”的介绍中，马林诺夫斯基批判“原始经济人”的观点，他认为库拉交易的动力源自于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即通过赠予获得社会认同，达到自我炫耀与满足。库拉交换的臂镯、项圈以及其他物品不具备明显的实用价值，实际生活中效用很低，它们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其象征意义上。[3]马塞尔・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一书中回答“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这一问题时，提到来自于送礼者的“礼物之灵”（hau，毛利人的概念），接受了他人的礼物就是接受了他的一部分灵魂。[4]尽管现代文明中经济模式与两位人类学家所描述的社会有很大不同，但物的象征属性和其在经济交换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存在。

波德里亚认为，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一个人越来越依据于其自身所使用的或消费的物的等级来识别，而越来越少依据其出生、血统、种族等级和阶级成分来划定。消费者的行为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即他们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或者在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比较。消费在物理意义上消解客体的同时，也在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塑造主体，并因此找到了使个体整合到社会系统中去的媒介。消费是生活的“辩证法”，它使某种东西（如商品）消失，同时又使其它东西（如自我与社会认同）产生。[5]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总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很多人在满足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拥有相对更多的财富积累。并且在社会化生产背景下，各企业之间为了利润最大化进行激烈竞争，鲜有价格适宜但独具特色的工业产品，消费品大同小异。综合以上两种因素，社会中一定量的商品成为闲置资源，对拥有者不再具备吸引力，物品的符号象征意义相对淡化，很少有某种物品成为主人彰显阶层地位的宠儿，人与物之间的心理距离也由此拉大。面对这些暂时不用、相互间感情淡漠的“物质”，分享获利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2、趋同消费提升平等意识

事物的发展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无限延伸，内在固有的矛盾性随其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中逐渐显现，消费特征亦是如此。现代消费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兼具大众性和等级性。大众性是消费文化的本性，主要包含愉悦性、世俗性、柔软性和平等性四大特征。具体体现在：审美、消闲的功能突出，大众乐于接受；不同于精英文化的超脱，贴近真实社会，释放个人鲜活特性；形式多样，宽容、浪漫，易于模仿；赋予生活方式一种平等而活跃的气质，使之具有民主的色彩。等级性则体现在高层次消费之中。

大众文化是一种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丧失了对等级消费文化的反抗精神。[6]限于自身占据的经济与社会资本，大众倾向于符合条件的消费行为，而非一味模仿高阶层的生活方式。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较高，该部分群体消费特色具有趋同性，物质消费水平高度同质，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在整体社会内，有着相当比例的大众在内心能够相互接纳，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物品，发展友谊，而不觉得有失身份。这一共同心理为当地社会孕育出“分享型经济”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消费的趋同性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满足自己短暂的需求，却没有因之产生身份、尊严上的心理负担。

在我国近四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社会消费现象与上述西方消费现象具有诸多趋同性特征，为分享型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国内分享型经济的参与主体是青年人，他们愿意将属于自己的物品与其他人共同享用，注重体验式消费，通过网络平台获得一些大件物品的短期使用权，或在一些用工网络平台上以短期工的身份为其他企业或个人工作。人们对消费、工作的态度逐渐改变同样是分享型经济在我国得以发展的重要成因。

三、分享型经济发展的意义

1、循环消费改善生态环境

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物质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而在这一过程中，过度索取资源、大量废弃物质的产生等带来的副作用对生存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危害。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以及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无疑是该现象产生的罪魁祸首，但我们也应看到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大众对此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人类物质财富占有总量呈现几何级增长，极大地刺激人们物质占有欲；与此同时，对物质的疯狂追求又推动生产进一步发展，以对物质的占有作为标榜自身身份地位的做法愈演愈烈。长此以往，个人占有消费品不断增多，物品闲置得不到充分利用，实际上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资源浪费。

分享型经济预示着一个追求节约、低碳、实现物质与精神均衡的新生活方式与新生产方式的革命正在兴起，这是生态文明时代破解能源环境危机、物质与精神消费失衡危机的新经济模式。[7]通过分享，促使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消费环节产生新的变革，社会大众所拥有的大量闲置物品得以发挥作用，满足了一定量的市场需求，从而降低生产规模，实现高效、低成本的资源利用。该新型经济模式的出现不仅有助个人生活水平提升，也实现了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2、改善都市社会人际关系

分享型经济是存在于陌生人之间需要相互信任的商业模式。闲置物品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在交易前并不熟识，相互之间缺少基本的了解。但依托网络平台和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双方的信用评级、物品如实描述程度等关键信息是能够面向公众及时更新的，公开的信息表明双方诚信度高低，决定了交易能否顺利进行。除了专业分享平台制定的交易规则，“公示”的做法更加有利于保障双方的正当利益，网络监督使任何参与者都不得不考虑违反诚信的后果。外在具有强制力的监督机制，内心愿意与他人共享自己的私人物品，渴望认识更多朋友的美好愿望，可以预见在两者共同作用下诚信交易将成为分享经济的主流特征。分享经济增强了大众群体的沟通交流频率，在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新型交往模式，对都市人文环境建设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王喜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共享经济[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11.12-15.

[2]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共享：稀缺时代的一条出路[N].解放日报，2015-12-14T02.

[3] [英]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 [法]马塞尔・莫斯著，汲品译.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 肖显静.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学解读[J].人文杂志，2004.01.170-175.

[6] 郭景萍.现代消费文化的“二律背反”析论[J].学习与实践，2012.11.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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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分享经济可分为的分享经济学与西方分享经济学。的分享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制度变革为研究对象，西方经济学则是从分配制度角度研究分享经济学的。而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技术加生态文明催化下的新经济业态。互联网时代的分享经济与传统分享经济，虽然其目标都是实现社会资源和福利共同分享，但他们之间有很大差别。

一是催发分享经济的动力不同。传统分享经济兴起的动力是社会财富在企业内部与社会制度框架下存在的不公平，而现代分享经济兴起的动力是互联网技术和人类面临的能源环境危机压力，它为社会分享自己闲置或暂时不用的物品提供了交换分享的可能。

二是分享内容不同。传统分享经济的分享对象是企业利润和社会财富，而现代的分享经济分享的是个人和家庭闲置的剩余物品。

三是运行模式不同。传统分享经济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的，制度是维系分享经济的关键所在；而现代兴起的分享经济是一场民间自发形成的新经济业态革命，是一种全新的市场交换经济。

四是最终形成结果不同。传统的分享经济追求的是一种能够实现公平分享财富的理想制度；而现代分享经济则衍生出分享的消费方式和商业模式，是一种使物尽其用，更加节约能耗、节约社会资源的新经济形态。

现代分享经济的类型与特征

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分享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格局。

有偿分享模式。有偿分享是目前发展最快也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该模式是将自己剩余或暂时不用的物品，通过收取租金有偿让渡给别人分享。目前发展最成功的空中食宿（Airbnb）就属于典型的有偿分享模式。其业务模式十分清晰：有闲置房间的家庭在网站上自家的空房信息，不想找酒店入住的租客通过上网查找住宿信息，一旦租赁双方达成一致，租客就可以进行在线付费和实地入住。

对等分享模式。该模式是双方通过互相交换使用财产，不向对方支付报酬而形成的分享经济。比如你要去外地旅行，可以和外地要来你这里旅行的人换房子住。相对于有偿分享模式而言，对等分享模式没有有偿分享模式那样简单，但有其独特优势。比如目前国内所推动的城乡儿童手拉手体验成长快乐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等分享模式。

劳务分享模式。在现代分享经济中，人们不仅可以出售自己多余的产品，还可以出售自己的时间，比如承接遛狗、取回干洗衣物或组装家具以及养老服务等杂活，这种以出售多余劳务为内容的分享经济被称为劳务分享经济。在美国有一家创业公司Instacart，凭借1小时送货上门服务的业务，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估值一路飙升，在硅谷脱颖而出，并登上2014年度福布斯潜力企业榜榜首。

众筹分享模式。众筹（Crowdfunding）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该词是舶来品，但这个形式在中国自古有之。中国古代的庙宇和乡村祠堂建设，大部分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现代众筹是指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筹集。同样，现代众筹筹资目标也包含了分享投资对象，不纯粹是为了筹集资金。目前，众筹分享主要集中在电影视频、音乐和出版、文化创意、房地产等项目。基于互联网思维以众筹方式建立起来的茶楼或者咖啡馆在杭州、北京、深圳等创业氛围浓厚的城市开始风靡起来。

新乡村分享经济。如果从空间视角考察分享经济，正在兴起的乡村分享经济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世界最早和最成熟的分享经济是在中国古代乡村。在中国古代乡村，私有制土地所创造的财富只是维系乡村经济和生活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古代乡村的分享经济。乡村分享经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形的乡村经济，如公地、寺庙、祠堂等公共设施和公共保障财富；还有一部分是无形的乡村财富，这种村民共享的财富是由乡村伦理关系衍生出来的互助经济，如村民之间的借贷，在盖房、婚丧嫁娶等事情中相互无偿帮忙等。

推动分享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把分享经济兴起看成是互联网单一的作用，不仅不全面，也不能真正认识分享经济的本质内涵。对分享经济的认识必须在互联网之后加上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互联网为分享经济兴起提供了技术支持，那么生态文明则提供了三大内生动力，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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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步在中国还算是新兴事物，它对自己的定位不仅是打车或拼车软件，也提倡“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端或私人的出行方案”。在目前开通优步服务的北上广等地，乘客可订到别克GL8、奔驰或宝马等豪华车型。

事实上，优步的兴起只是全球“分享型经济”走红的一个缩影。借助互联网特别是手机端移动支付的普及，人们开始寻求把自己闲置的资源分享出去，不仅有人租车，还有人租房。

“空中食宿”就是提供房屋短租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出门旅游或出差时，你可以将房子挂上网，寻找需要短租的游客；你同样可以在网上找到旅行目的地的短租房，价格要比酒店便宜不少。空中食宿自2008年问世后，空中食宿一路快速崛起，公司估值甚至超过喜达屋、温德姆和洲际等全球知名的酒店连锁集团。

机遇，还是噩梦？

分享型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对传统行业造成了很大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传统的雇佣关系。借助互联网，个人可将闲置物品分享给他人，从而赚取收入。简言之，分享经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随着它的不断发展，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和消费者的界限会不断模糊。

未来，弹性工作的兼职机会将越来越多。分享经济对那些不喜欢朝九晚五上班的人，更有吸引力。而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失业”恐怕也要重新定义了。

在美国多数城市，空中食宿上的公寓价格要比一般酒店便宜21%，消费者乐意从海量的个人租户那里寻求房源。有位美国房主利用空中食宿出租房屋，一年租出58个晚上共赚了9300美元。

从菲律宾移民美国的加文・埃斯克拉，靠做优步司机建立人脉，他在车里展示自己的珠宝设计作品，宣传自己的特长，成功开创租车和珠宝设计双线事业。据美国《福布斯》杂志介绍，在过去一年，加文为乘客设计了许多珠宝，平均每月的交易额达到1.8万美元。再加上优步每月付给他的3000美元，去年，他总共进账25.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万元）。加文用这笔收入扩大自己的生意，买了3辆汽车，雇了6名司机。

然而，分享经济在为一些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成了另一些人的噩梦。全球多个国家先后爆发了传统出租司机和优步司机的大战，前者认为自己的饭碗被抢走了。很多欧美城市的政府，也出台了法律法规，对优步进行限制。

当个人可以进入市场，同他人分享房屋或汽车等资源时，传统公司不仅要与行业内的竞争对手“厮杀”，还要同数以百万横空出世的“私人分享者”抢夺客户。

得益于分享经济的发展，10年后的汽车保有量会明显下降。现在人们觉得必须有车才好，未来观念会改变，出门有车坐就行。

“分享经济”分享的是啥

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分享经济”一词因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持续升温；每天变一个样的百姓生活中，这种新经济形态也因便捷有效而延伸到越来越多的场景中。

1400元买回只用过两年的家具，标价300元还能再卖出去；600元的八成新包包200元再次成交；甚至连苹果手机上已经坏了的摄像头标价13元都有人买……这都是闲鱼App上真实的成交记录。

闲鱼是阿里旗下一个可以买卖“二手货”的地方。据阿里统计，北京昌平天通苑是北京网上闲置交易“最火”的社区。不定时“清算”家里闲置物品、通过互联网把家里压箱底的闲置货重新变成钱，给该区居民们带来的“增收”，每个月可达数十万元。

不仅是二手用品可以卖，价格高昂的二手汽车也能通过电商进行更便捷的交易。就在三八妇女节期间，女性在瓜子二手车直卖网上表现出了极大的交易热情，30岁至39岁女性由于经济基础相对雄厚，成为购买二手车的主力；而网站3月10日的交易量为1027辆，实现交易额8372万元，取得日交易量破千的成绩只用了一年时间。

出行领域的分享经济更是热点。日前，优步委托尼尔森完成的研究报告显示，将中国13个城市的4000名乘客与320名司机作为受访者，其中近20%的人已开始使用拼车服务。

“分享经济”分享的不只是经济，还是一种感受，一种心得体会，或是觅得知己的喜悦。

特殊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转型发展需求迫切。分享经济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对于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以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网络强国、构建信息时代国家新优势等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发展分享经济对中国的转型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意义和特殊意义。

分享经济本身就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新的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创新的内在要求。

分享经济通过消除信息障碍、降低进入门槛、重构信任关系、促进人际交流，促进了资源要素流动和供需高效匹配，有助于实现经济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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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分享经济”的核心是以闲置资源换取经济收益，也称“共享经济”。

互联网的不断进步为“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分享经济”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从共享单车到房屋短租，从外卖叫餐到打车拼车，“分享经济”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的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市场规模实现翻番。在中国，2015年，参与“分享经济”的总人数为1亿；而2016年参与“分享经济”的总人数达到6亿，也就是说几乎每两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参与了“分享经济”。

二、金融创新推动分享经济发展

（一）宏观经济金融调控与分享经济稳定发展

1、分享经济推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分享经济将对释放增长潜能、改变需求结构带来巨大影响，不仅能快速提升总供给能力，而且能提高资本利用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水平。分享经济能够助力供给侧改革，刺激市场需求扩大，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分享经济早已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交通出行领域、共享金融领域、房屋领域都出现了大量代表性平台。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2、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和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中国在经济转型和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期间，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再平衡”的过程，货币政策调控对于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货币政策需加速转型以应对再平衡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调控方式将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一是创设和运用调控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补充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创设并运用了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在内的一系列流动性管理工具。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二是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7年货币政策定调“稳健中性”，同时强调防控金融风险。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人民银行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调节好货币政策闸门，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要防止货币供应过于宽松而产生的加杠杆效应和放大资产泡沫。根据调控需要，灵活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有效发挥利率走廊的作用。适时适度运用利率工具预调微调，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弹性。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用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继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二）科技金融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1、科技金融优化资源配置

分享经济低成本、低门槛、低污染，高效率、高体验、高可信的优势，对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信息时代国家新优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分享经济的实质，是通过大数据让所有资源得到全面的优势匹配，使得资源能够发挥最大优化作用，达到绿色和节约的目的。分享经济正在对制造业进行着改变。分享经济催生的众包、众筹等新模式，则让人才作为一种资源得到充分使用。众筹和众包，让原来的精英团队裂变为许多新主体，人尽其用，也就赋予了按照需求导向进行市场开发的更多可能性。

2、互联网金融推动分享经济快速发展

一是互联网的不断进步为“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分享经济加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新产品、新业务和新模式也正成为地区均衡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截至2016年末，互联网金融全年行业成交额接近19544亿元。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网贷行业正常运营平台数量达到了2448家，网贷行业总体贷款余额达到8162.24亿元，同比上升了100.99%。

二是金融业的互联网化程度逐步加深。金融产业的互联网化成为必然趋势，包括产品的互联网化、风险管理模式的互联网化、服务模式的互联网化。第一，互联网经济对于传统经济的渗透逐步增强，互联网生态本身存在大量的尚未开发的金融需求，覆盖保险、基金、证券、银行等诸多传统金融领域，这对传统金融的互联网化要求在迅速提升。第二，金融科技引领互联网金融新发展，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在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金融资产交易蓬勃发展。科技增强金融产品生命周期。通过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全面嵌入到众多消费场景中，让金融产品产生更长的生命周期。第三，互联网企业全面进入消费金融领域也是互联网化程度加深的重要表现。互联网企业将对现有的消费金融体系产生正向的刺激作用。包括对于用户的教育和使用行为习惯的培养、在产品和服务模式上的创新等等。第四，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于线下经济的渗透，未来所有的数据都将是可数据化、可被记录的，数据资产将成为重要风险控制资源。互联网在金融领域中的快速渗透也带来了新的技?g形式和风险管理模式。

（三）金融机构转型和分享经济发展

1、银行业加快创新步伐

一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银行业根据社会融资结构的新变化，实行综合性经营、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牢牢把握客户需求，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创新型业务，注重金融服务的便捷化、场景化和自主化，向“轻型”银行转型。

二是银行业抓住国家战略部署带来的市场契机，加快优化组织体系、业务布局和信贷结构。第一，形成专营的体制。商业银行在总行和分支机构设立科技专营支行，有的银行设立了科技金融事业部。第二，渠道的共享。银行融入分享经济的理念，尤其把渠道整合作为重要的商业模式，包括政府、科技园区，创投、券商、保险，以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积极对接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在内的“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持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实行投贷联动模式；加强企业兼并重组；注重通过智能化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升、节能环保改造升级等促进过剩产能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创新和转型

一是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为信托业安排和调整业务布局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信托业将努力探索新的转型方式，根据新的市场机会配置资金，深入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主动管理能力，改善信托资产管理方式；不断延展信托产品的投资范围，给投资人更丰富的产品选择。

二是中国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租赁市场已成为国内外业内人士共识，融资租赁行业未来仍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复合增速。未来，中国将面临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新兴行业和装备制造业正迅速发展，传统产业正待升级，这势必会加大对高端设备的需求；同时，民生工程如保障房建设、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开展，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设备投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这些都为中国融资租赁业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金融租赁行业将主要在体制机制、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持续创新，纵向深耕特定行业，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融资的多样性、多元化，提升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水平，加大租赁资产流转，提高盈利能力。

三是消费金融公司围绕服务居民消费升级谋发展，坚守功能定位，坚持特色经营，夯实专业化能力基础，依托“小、快、灵”等独特优势，持续发挥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的积极作用。

四是保险业谋划战略发展定位和稳定发展。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黄金战略机遇期，要始终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正确把握保险业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做实“保险业姓保”，全面深化保险改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深入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推进保险业双向开放。继续抓住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贫攻坚战略两大主线，推动保险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互联网保险业务飞速发展的同时，其运营模式也逐渐向着多样化发展。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特点，通过借助公司网站、网上商城、离线平台以及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形式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

（四）普惠金融促进分享经济深入发展

1、建立普惠金融体系

普惠金融体系要求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为让每个人获得金融服务机会，就要在金融体系进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客户甚至是贫困人口提供机会，也就是主要运用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为贫困、低收入人口和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2、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一是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关系，表现为比较经济优势、规模经济、协调经济三个阶段。在比较优势经济和规模经济阶段，边际收益总是处于随产量递增的上升时期。在协调经济阶段，依靠专业化分工、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小微企业所对应的产量规模也是有效率的。事实上，无论是通过协调经济还是专业化?济，其实质都是使企业获得规模效益。企业不一定要扩大生产规模，即使是微型企业，通过利用专业化协作优势，专注于某一产品或产品某一生产环节，只要实现了“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同样能够赢得竞争优势。

二是小微企业是中国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是中国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但仍然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一方面，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目标的银行机构，倾向于对资产雄厚、报表规范和能够提供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的大中型企业贷款。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周期长，降低了投资人热情；当前市场上的金融产品体系大多过于强调财务报表与抵质押物，而这正是小微企业的弱项。

三是建立相关金融机构和扶持小微企业成长。第一，降低规模。商业银行参与到微型金融行业中来，建立专门的小额贷款部门，向无法充分获得贷款的客户提供服务。第二，升级模式。将半正规的机构（多数是已向低收入家庭发放贷款的非政府组织）转化为正规金融机构，正规的小额信贷机构有利于增加服务的深度和广度。第三，新设模式。设立小额信贷机构。新设模式对金融机构的类型没有限制，但要求新成立的机构能够面对弱势的微小经济体稳定地提供可持续的服务。

四是研究创设对微小经济的金融技术。世界各国的小额信贷千差万别，但最具影响力的有以下四种：第一，小组联保，适用于农村地区，以孟加拉乡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为代表。该模式以小组为单位发放无抵押、短期的微贷款，小组成员共同选择项目，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第二，个人信用贷款。适用于城市和部分农村，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代表。该模式强调信贷员对借款人经营状况和家庭情况的现场调查，通过独特的信息搜集技术、现金流测评技术、贷款决策技术和严格的贷款责任制度，实现快速高效地发放无抵押信用贷款。第三，打分卡技术，适用发达地区，以美国富国银行为代表。该模式是基于良好的社会征信体系和社会信用记录设计出的适用于微小企业、个人贷款的信用评分模型，申贷业务通过网络运作，多数微贷款决策由计算机自动作出，少数由信贷员参照电脑判断后复核决定。第四，民间借贷。主要包括民间借款、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合会等形式，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香港和南非受到法律保护。

五是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推动一批代表优势产业的中小企业及早上市。适当降低小微企业上市和发行债券的门槛，简化审批程序。继续扩大中小企业债、集合票据等的发行规模，探索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小微企业扶持债等创新产品。

3、普惠金融体系服务“三农”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原材料和必需品，为工业发展和城镇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在经济转型和发展分享经济进程中，金融业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

一是完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世界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例如，美国的多元复合型模式。美国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是由政府农业信贷机构、合作系统农业金融和私营农业信贷机构组成。德国的国家适度控制银行中介的模式。德国通过设立农业信贷机构来扶持农业，有官方机构也有半官方和私人金融机构。法国的国家控制式合作金融型模式。法国办理农业信贷的金融机构有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银行等。日本的政府扶持下的合作金融型模式。日本的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农业制度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农协系统金融和民间农业金融三大类机构组成。

从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和农村发展的趋势来看，农村金融格局应是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共存，构建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第一，鼓励国家控股的大型银行和各商业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开办农村金融业务，增加服务网点，不断延伸农村金融供应链。深化大中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深化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强化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定位；鼓励国家开发银行推动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等大中型银行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资金。第二，支持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民营银行。继续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改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网点布局上，要继续强化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以农村金融服务力量薄弱的贫困边远地区为重点开展业务，同时积极化解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