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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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分享经济独有的续航能力

曾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指出：“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

可见，目前全球经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动力不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张新红认为分享经济可以提升经济动能的续航能力。

他指出，过去的经济动能中，从改革红利来看，目前的状况是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革完毕了，所以可以利用分享经济通过网络化资源配置，瞄准痛点，轻松化解，倒逼效应。

从全球化红利来看，过去我国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目前的后危机时代，以前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而分享经济可以分享全球的资源与市场，增加续航能力。

从人口红利来看，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之高，同时还存在就业难的问题，通过发展分享经济，可以达到赋能效应，我国的网民红利将在分享经济下得到进一步释放。

从投资拉动来看，按以前的方式增加投资，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通过众投、众筹来拉动精准投资，从而发挥更好的效应。

从消费拉动来看，过去国人买东西都喜欢跑去国外“血拼”、“抢购”，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使资金不外流。

从资源投入来看，过去靠大量资源投入生产，使得环境造成了恶化现象，而通过分享经济可以把人们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十问分享经济

什么是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有很多种叫法，如共享经济、按需经济、协作经济、使用权经济、点对点经济等。在张新红看来，分享经济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从内涵上来讲，它是连接供需、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信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出现的新型经济形态，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理念。

分享经济与以前的经济比有什么不同？

“简单来说，分享经济可以把本来属于私人的东西供给他人使用，大家可以互相使用自己需要的东西。”张新红称，分享经济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六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从技术的角度看，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经济，有人认为分享经济的模式很早就有了，其实确切来说，现在所说的分享经济一定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从主体的角度看，不管是供应方还是需求方，分享经济都是大众参与的，而且参与的体量非常大；从客体的角度看，它是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动与高效配置；从行为的角度看，它是权属关系的新变化；从效果的角度看，强调的是用户体验最佳；从文化的角度看，强调不求拥有，但求所用。

哪些东西可以被分享？

按分享对象划分，第一类是产品分享，包括汽车、设备、玩具、服装等，其中每种分享都已经出现“独角兽”企业；第二类是空间分享，包括住房、办公室、停车位、土地等；第三类是知识技能分享，包括智慧、知识、能力、经验等；第四类是劳务分享，包括家政、物流、洗衣等；第五类是资金分享，包括P2P借贷、产品众筹、股权众筹等；第六类是生产能力分享，这将是未来分享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类型，主要表现为一种协作生产方式，包括能源、工厂、信息技术设施等。

按用户需求划分，每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最后的养老服务都可以进行分享，包括出行、住宿、吃饭、穿衣、贷款、学习、就医、旅行、生产等，人们可以通过分享享受到这些服务。

发展分享经济有什么好处？

从分享经济本身来讲，张新红认为可以总结为“三低”+“三高”。

“三低”即低成本、低门槛、低污染。低成本：过去在大规模生产物品时，对于买家的信息很难把握，但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对此进行精准分析，而且价格比以前做分析的价格低很多。低门槛：“现在参与分享经济，只需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加入，非常简单方便。”张新红解释说。低污染：要使资源得到最好的利用，杜绝闲置、浪费。

“三高”即高效率、高体验、高可信。高效率：比如用户在利用滴滴出行打车时效率非常高，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又如人们有一个好的产品设计理念想要投入生产，可以通过网络寻找有意向的生产厂家。高体验：正因为“三低”以及高效率、高可信，所以给用户非常好的体验感受。高可信：目前分享经济各个模式中的信息是透明的，用户的好与坏都有其他用户进行评价，所有一举一动在互联网中都是可追溯的，这使用户间的信任变得越来越多。

从整个宏观经济角度看，分享经济可以激发创新活力、扩大有效供给、打造新增长点、助力大众创新、走向多元协同、促进灵活就业、实现低碳生存。

分享经济何以如此火爆？

首先，是用户需求有所提升。现在用户的整体需求与以前有所不同，更注重多样化。张新红举例说：“以前出租车就能解决人们的出行问题，但现在出租车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催生了滴滴出行、Uber的出现及壮大。”

第二，是有信息技术的推动。分享经济依赖的不仅仅是人们手中的智能手机，还要求有基于地理位置的地图信息，以及支付能力。目前，信息社会中网络支付的技术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快递、物流业的发展、成熟，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发展。

第三，是人们有灵活就业的追求。“90后，00后的年轻人不愿意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干在机器前站八小时这样的工作，他们更愿意灵活就业，哪里合适去哪里。”张新红指出，目前美国的灵活就业人数已达总人数的38%，中国占10%，笔者认为到2020年可以达到20%。

第四，是受资本市场的追捧，这是近年来分享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据统计，2014年、2015年分享经济领域得到的投入，比过去十几年加起来的总量还要多。

此外，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有提高收入的意愿都是分享经济越来越火爆的原因。

为什么会对分享经济有误解？

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误解。一些人认为分享经济就是免费经济，也有人认为分享经济会对传统产业产生一种颠覆，其实，这是对产业的一种提升，是对不愿意改进的企业的颠覆，而不是整个行业。另一些人表示，分享经济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平，其实经过研究发现，分享经济恰恰促进了社会公平，因为它的门槛低，可以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新的经济活动中来。

这些误解来源于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解？张新红认为，有三方面的来源。第一是来自传统行业。因为分享经济对传统行业确实带来的冲击。例如滴滴出行、Uber给出租车行业带来了冲击；第二个来自消费者本身。消费者是分享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仍然还有很多消费者的文化理念没有转变过来，此外，一些中老年人不习惯用智能手机，对操作这些APP还存在困难；第三是来自政府部门。分享经济发展十分迅猛，各级政府原有的一些政策无法套用在分享经济中，一些政府部门对更改制度比较懈怠。

分享经济发展态势如何？

目前，分享经济成为热点已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后，全球分享经济快速发展，从欧美不断向亚太、非洲等地区的上百个国家扩张。截至2015年底，Airbnb已经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覆盖34000多个城市，拥有200多万个房源，超过6000万房客从中受益，市场估值255亿美元。

领先企业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创业者加入分享经济领域，平台企业不断增加，投资分享经济领域的机构数量也迅速增加。分享经济领域还会不断拓展、初始企业快速成长，竞争格局尚不稳定，政策导向已趋于明朗。

分享经济对中国有何特殊意义？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步入新常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转型发展需求迫切，分享经济给中国带来了难得的重大机遇。发展分享经济对中国的转型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推动作用和特殊意义。

它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双创”、“四众”的最佳试验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构建信息时代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先导力量；是改革、创新、转型的风向标、试金石。

分享经济的未来会怎样？

张新红表示，分享经济的内涵会持续深化，外延不断扩大；竞争会日趋激烈，少数企业将胜出；传统企业会转型，积极拥抱分享经济；监管体系将会重构，社会协同治理成新局面；将倡导开放包容，共同走向信息社会。

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分享经济的市场规模约达19560亿元，包括交易额18100亿元，融资额1400亿元；参与总人数超过5亿人次；参与提供服务的人员达5000万人，占劳动人口总数的5.5%。预计到2020年时，我国分享经济的规模将占GDP比重的10%，未来5至10年中，分享经济的年均增速将超过40%，届时还将产生5至10家“巨无霸”平台企业。

如何适应挑战？

目前，由于监管体系亟待重构，统筹协调难度加大，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原有法规体系不再适应，所以分享经济的处境较尴尬。想走出困境，需要“学习”、“参与”、“创新”。

政府部门：要积极修改已经明显不适用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以用户安全保障为底线的创新准入政策；尽快完善适应新业态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现精准治理；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分享经济模式；改进核算和评价体系。

创新企业：要有核心能力，洁身自好，同时要与政府及其他企业加强沟通。

篇2

欧盟相关文件，呼吁各国的监管机构不要对相关企业禁令。这为诸如Peerby（一家荷兰的点对点式家居用品租借平台），此类初创企业的成长中可减少发展障碍。

多方面来看，人口稠密的欧洲国家是分享经济初创企业的完美选择，它鼓励人们最大化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资产价值。与美国情形相似，欧洲也在努力思考如何监管这些企业，平衡竞争者之间，以及分享经济带来破坏的忧虑。

“但分享经济会给每个人都带来更多好处，”Peerby创始人丹・韦德波尔说，“这是一种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好办法，通过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让资源循环利用起来。”

监管空白

根据欧盟委员会报告，2015年“零工经济（gig economy）”共计产生了317亿美元收入，潜在价值可高达6440亿美元。沃顿商学院房地产教授吉勒・杜兰顿指出，分享经济只是整个市场中很小的一块。

报告接着说明，分享经济企业应该与传统的雇员/顾客式企业区别对待，这种思路将影响分享企业所属监管框架。报告指出，各国应认识到三个不同：员工和独立操作者、专业服务提供者和临时服务提供者、提供核心服务的平台和提供信息和辅助服务平台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随着Uber、Lyft和Airbnb等企业的壮大，已经触碰了不同监管体制。”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莎拉・莱特说。Uber或者Lyft司机的分类应该是员工还是独立承包人，这一问题在美国不断涌现各种辩论。

欧盟委员会报告也希望解决相同问题，对司机的分类会影响到其劳动保护程度。另外一个迟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在Uber和Lyft司机和乘客身上应用保险条例，以及他们是否需要商业保险或执照。

从整体上来看，欧洲并没有出现很多大型分享经济的初创企业。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战略和商业政策教授、沃顿麦克创新管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利维尔・沙坦说，“美国的企业在建立分享经济商业模式上要积极得多，并且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将这些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也更能获得风险资本。”

欧洲的初创企业

欧洲一些企业已建立创意模式，与人口较为稠密，没有汽车而与邻居居住较近区域形成良好契合。

2011年创立于荷兰的SnappCar，是欧洲第二大点对点式汽车共享社区。目前在荷兰、瑞典和丹麦共有20万人使用。迄今为止，该公司已经获得了628万美元融资，其中一半股东是用户。

本质而言，其商业模式的基础是跟邻居借车，价格在11美元到560美元不等。“租户登陆网站，在邻近区域找车辆，任何类型的车，我们有几百种车型。”联合创始人帕斯卡尔・昂提说，“ZipCar在阿姆斯特丹已经大约十年了，它为我们教育了市场。”他表示，欧洲的平均租赁期低于美国。

SnappCar的用户一般不会将此当作主要收入，但认可通过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改善环境这个点子。自2011年以来，SnappCar汽车车主已创收350万美元，预期2016年总营收超过570万美元。

“欧洲城市人口密度大。”杜兰顿说，“这意味着，在欧洲的二百个城市，即使没车一样可四处走动。”这种人口密度，也可帮助人们从邻居借或者租家用物品。

荷兰初创企业Peerby应运而生，用户可搜索他们需要的东西，例如篱笆修剪机或者迪斯科球灯。该公司在荷兰、主要欧洲城市以及美国的社区拥有25万用户，韦德波尔表示，该平台上可用产品的价值接近10亿美元。

“超级库存”

《我的就是你的》联合作者蕾切尔・波茨曼表示，建立本地化的各类产品“超级库存”对开展风险项目至关重要。沃顿商学院法律研究和商业伦理教授莎拉・莱特补充，“城市密度创造了条件，使分享经济得以运转。”

Peerby是一种把闲置资产投入使用的商业模式，韦德波尔说，“移动技术和互联性的广泛可用性，为建立分享平台提供了便捷。”波茨曼指出，“技术为市场创造了效率，将‘需求’和‘拥有’匹配起来。”

认可程度不一

在欧洲，分享经济企业从被认可到被禁止，人们对其态度不一，比如伦敦对分享经济的接受度远远超过巴黎。英国拥有全球分享经济业务的十分之一，超过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的总和。到2025年，英国市场预计将暴增至133亿美元。

2015年5月，伦敦放宽了一条实行40年之久的法律，人们可以把他们的家租借出去，租期为三个月或以下，这打开了短租市场。今年初期，英国政府还宣布对在分享经济领域赚钱的人们实行税收减免，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此类税收减免的国家。在繁荣的金融服务的帮助下，Crowdcube、Seeders和Funding Circle等点对点式租借初创企业在英国发展良好。

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抵制分享经济的情况在扩大。

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的法院已声明，推广非专业司机驾驶是一种违法行为。UberPop应运而生，任何人只要有驾照有汽车就可以载人。根据彭博社消息，法国刑事法庭不仅对Uber进行罚款，还罚了它的两个执行高管。在巴黎，出租车司机抗议来自Uber的竞争，他们追赶载客的车，烧毁轮胎，还阻塞了道路。

虽然巴黎是最大的Airbnb市场之一，但其市长成立了20人小组，调查非法房间分享行为，并对他们开出高额罚款。为解决税收的问题，Airbnb开始在巴黎收住宿税。“如果在巴黎拥有一所旅馆，就要受到监管和交税。但是对Airbnb这类要求就少得多，你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杜兰顿说。

阿姆斯特丹从2015年2月开始，为了遵守税收规章，Airbnb开始收游客税。柏林为了控制不断上涨的租金，从5月1日开始，如果没有城市允许，不可以在Airbnb上出租整间公寓，不过可以出租其中一个房间。

篇3

“分享经济”也叫“协同消费”，是指资源所有者将自己闲置的资源拿出来，供那些需要的人有偿使用。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或者是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首先，所交易的资源是建立在过剩闲置或者碎片化状态基础之上的，并且所有者愿意将其拿出来与他人共享。其次，参与交易的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资源所有人向使用人出让使用权，获取必要的经济报偿;而资源使用者通过暂时购买资源使用权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服务价值。第三，必须有第三方共享平台，平台构建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商业机构或者政府。绝大多数平台并不拥有和直接提供过剩资源服务，它们只是一个供交易双方发现供求信号并产生交易链接和撮合交易完成的场所。最后是按需分配，即存在需求，特别是许多无法满足的长尾需求，否则资源就无法分享出去。

分享经济是建立在资源过剩闲置基础之上的，显然，资源匮乏和短缺状态之下无法形成分享经济，同时分享经济也完全不同于共有经济，因为共有经济之下的一切资源都是公有的，人们既共同拥有所有权，也共同行使资源使用权。而且这种经济状态之下极易发生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和“搭便车”现象。而分享经济之下资源所有权界限非常清晰，既有所有权人，而且所有者还能及时行使对使用权的监督权，从而保证资源不被损害和侵蚀。另外，分享经济也不同于租赁经济，后者出租的对象只是有形资产，并以分享经济状态中所没有的契约形式来维护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租赁经济不存在第三方平台，而是由交易双方直接撮合完成。

是互联网的出现才得以让分享经济铿锵着地。据Internet Live Stats的统计，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0亿人，而总的网站数量也即将逼近10亿个，特别是全球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在过去不到七年的时间翻番达到36%的水平，预计到2017年达到54%。互联网资源的放量增加不仅为分享经济聚拢了丰厚的人气，而且也使分享经济所需要的平台构建获得了基础性支撑。非常关键的力量还在于，互联网在克服了先前市场交易参与者信息不对称状态，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的同时，还赋予第三方平台强大的技术功能，借助于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技术能量的支撑，第三方平台不仅可以快捷地完成信息发现与展示，而且快速地推动供求交易的匹配。

极其重要的是，借助于互联网，人们得以重塑信任关系，并使资源分享成为可能。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人们不仅以信任为通行证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社交网络，同时也在社交网络中彼此识别和强化信任关联。比如在淘宝购物，购买者不会盲目相信广告页面信息，而更倾向于相信之前“陌生人”对物品给出的评价。互联网的高度透明促使网络世界中的“陌生人”变得可以触摸和互信起来，从而为分享经济提供了最淳朴的交易基础。另外，作为一种技术保证，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也日趋成熟和完善起来，极大地遏制和阻止了信任危机的发生，从而为分享经济构筑出了一道“护城河”。

市场的倒逼之力

客观地判断，仅有互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因子的叠创并不能形成分享经济落地的全部推力，真正加速分享经济成型与成长的现实动能则来源于经济层面的诸多瓶颈并由此产生的倒逼之力。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产能过剩、传统商业模式的成本困境以及经济危机的刺激。

受到低廉原材料的刺激，全球制造业进入新一轮的产能扩张轨道，制成品的供给过剩成为了绝大多数行业的普遍景象。反映在商品现货市场，消费品的买方市场特征异常显著。虽然像家电之类的耐用品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庭，以及诸如汽车房产之类的奢侈品都已成为不少家庭财产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使用的空间与时间并不饱满，由此形成了不少资源的闲置。过剩的产能与闲置的资源为分享经济无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产品供给池”。

传统商业模式由于企业组织臃肿以及沟通与协调障碍所遭遇的低效协同和、交易成本增升困局为分享经济大展拳脚创设了用武之地。从全产业链观察，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最终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消费品从最初的上游原材料为起点，便开始了商品价值增值与成本损耗增加的过程，排除供应商之间交易环节造成的各种耗费，仅生产制造商就要面对采购进货、仓储、研发、财务及行政管理、销售及渠道维护等各个环节形成的高额成本及各种摩擦造成的隐形成本与损耗。高升的成本直接挤压了各行业的利润空间，并迫使传统行业寻求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的突破。可以说，分享经济一定程度上是传统企业在自身现有困局的倒逼之下尝鲜的结果。

金融危机引爆成为了分享经济的直接推力。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数据，危机期间该国失业人口中的45%是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且这一被称为“千禧一代” （1982年-2002年出生）的人群就业率为过去40年中之最低，他们遭遇了金融危机和危机之后缓慢的经济复苏，若以事业开始后的近20 年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比正常情况下的人少10%，总计要损失大约10 万美元，相当于一个月损失490 美元。为了使自己的收入不因危机而大幅减少或者失去保障，美国年轻人开始审视自己身边太多闲置的物品，接着并通过出租自己家里房间或者汽车供他人使用，以此贴补家用。这种全新的消费苗头为市场嗅觉灵敏者所发现与捕捉，相应的技术服务平台也随后推出，分享经济借助互联网开始向年轻人之外的都市居民辐射和蔓延。

还须承认的是，正是对传统生产模式与消费方式的反思，许多基本价值观在全球出现趋向一致的趋势，如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环保意识，友善热情帮助他人的福报心理，讲究体验至上和追求多元化需求的新生活理念，通过发现价值和努力改善自我收入的自强信念等等，这些公益性与利他性色彩非常浓厚的价值理念从不同的维度赋予了分享经济的内动力，也使得以分享经济为商业模式的公司几乎到全球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能迅速得到认同和融合。

缤纷多彩的商业模式

欧盟在一份关于“分享经济”的分析报告里估计，发达国家资源利用率只有60%，发展中国家会更低;尤其是诸如房产、汽车等贵重物件的闲置率更高。欧盟的结论是，世界上有10亿辆汽车，其中有7.4亿属于一个人独自拥有和支配，一间房子里有3000美元的东西是闲置无用的。不过，这些昔日绝大多数时段空置不用或静止不动的资源，借助分享经济就可以物尽其用和各尽所能。

Uber被称为分享经济的鼻祖。这一仅有5年历史的全球最大出行车辆互联网服务平台目前的经营半径辐射到了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多个城市，司机数量超过100万名，每日实现16万人次的乘坐频率。令人瞠目的是，短短5年世间，Uber的估值就从天使轮约400万美元跃升至如今的51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非上市公司。

Airbnb与Uber在同一年成立。最新资料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住宿服务提供商，Airbnb经营的切入点是海边的木屋、森林里的树房，因此，相比传统的酒店或宾馆，Airbnb更注重高度个性化的居住体验，为全球估值第三的创业公司。

除了Uber和Airbnb之外，美国目前具有典型代表的分享经济公司还有从事借贷服务的LendingClub，该公司在其平台上实现了70亿美元的借贷金额，而且还在以每日870万美元的新增借贷额度增长。

与分享经济发源地的美国相比，虽然中国从事分享经济的个体公司规模并不在一个可比的量级平台上，但燎原与蔓延之势却格外迅猛，具有代表性的商业模式有以滴滴快的为代表的交通出行服务，以木鸟短租为代表的旅游租赁住房服务，以“在行”为代表的智力资源服务等等。

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未来分享经济将向金融租赁、物流运输、教育培训、广告创意等领域大范围渗透，并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商业模式。虽然全球分享经济的规模目前只有约150亿美元，不到美国GDP的0.1%，但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产值可以达到3733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32.6%。另一方面，全球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正以几何级数增长着。资料显示，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大分享经济国家分别已有1.2亿、3300万和1400万人口参与分享经济。另据普华永道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有8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分享替代拥有是更为经济的做法，86%的人认为共享经济使生活成本降低，83%的人认为会使生活更便捷。由此看来，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分享经济行列。更为重要的是，据联合国的预测，至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将分别达到64.1%和85.9%，人口增长以及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造成人口的高密度集中，从而为分享资源和服务提供了更多交易撮合和达成的机会。

新经济的成长动能

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研究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必须对有限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取得最大化市场效果的结论;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还认为市场参与主体都存在着信息非对称性与不充分的约束，相应地，价格的发现、交易的生成直至市场的出清都是一个有次序而缓慢的过程。显然，分享经济不仅突破了资源稀缺的经典假定，而且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传统推断，其对经济理论的丰富性贡献不言而喻。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分享经济正在实践中强烈撼动着传统行业的经济结构与根基，并从底层经济关系上瓦解原有的经济秩序和商业逻辑，从而诞生与孕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点。

分享经济主张通过对社会存量资源的调整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最大程度利用，这在实践中完全颠覆和改变了以往不断通过新的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另外，分享经济模式下资源交易参与方能够在互联网环境中实现点对点的直接接触，从而打破了时间、空间、信息三维约束，这使得资源配置摆脱对地域的依赖，并充分利用时间差编结成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其彰显出的就是对传统经济模式改进与提升的力量。

由于分享经济正在向许多行业进行强力渗透与覆盖，其固有延展功能将带动房屋设计师、私家租车、私家导游、自家烹饪等新兴职业的出现，从而将大大拉动社会就业总量，并为公众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彭博社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从分享经济参与者的年龄阶段来看，18-24岁的人群约占劳动力总量的37%，25-34岁的人群占到30%，即绝大部分参与者都在45岁以下;而对比美国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分布，45-54岁的劳动人数是最多的，主要劳动年龄阶段集中在35-64岁之间。可见分享型经济不仅促使劳动参与者的年龄组成更为年轻化，而且扩大了劳动就业的年龄范围。

从产业链的视觉观察，分享经济产业链是一个动态的生态圈，每一个参与者既可以是生态圈中以供给为核心的主体，也可以随时转化成以需求为核心的主体，即每一个人或企业都有可能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或需求方，这种方式决定了整个交易市场的无限外延能力。据普华永道对分享经济行业与传统租赁经济行业过去两年收入增长速度的对比研究，传统租赁行业的最高增速只有5%左右，但基于相同交易内容的分享经济模式收入最低增速达到了17%。

与新企业的产生需要资源的充分堆砌这种传统商业路径完全不同，分享经济模式下创业者瞄准的是唤醒和整合存量资源，并通过分享、协作方式进行创业，同时，LBS定位、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充分的技术供应使得创业者进入市场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进而极易烘托出活跃斑斓的商业氛围。据投融界大数据显示，分享经济创业项目的数量在中国已开启逐年攀升的脚步，其中2015年有近2000个投资机构共投资3.2万个项目。

进一步分析发现，分享经济其实并不只是一种新的经济与商业模式，更是一种新的经济与商业理念。正如工业经济对应的是工业文明一样，分享经济对应的是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经济追求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的最大化，从而带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能源与环境危机，分享经济追求的对闲置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而确保了资源的节约与对更多浪费的遏制，并最终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改良。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拼车服务能够减少55%的交通拥堵;一辆充分发挥效用的“分享汽车”大约可替代4-10辆私家车，相当于每位顾客人均减少30%-45%的驾驶公里数。另有数据显示，“分享汽车”模式让德国不来梅市每年减少了1600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分享经济所代表与彰显的是一种更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经济理念。

篇4

一、中西分享经济的代表性理论

分享经济思想，顾名思义，是与利益独占思想相对立的，指各利益集团共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李炳炎与威茨曼是中西分享经济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分享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L・威茨曼的理论。威茨曼在其1984年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滞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在工资制经济中，利润全部被资本所有者拿走，工资与企业的经营情况无关，而是与某些外在的因素(如货币或者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当经济运行健康时，固定工资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经济状况不景气，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萎缩，由于工资是固定的，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只能维持产品的既定价格并通过裁减员工来降低成本，从而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而这种决策势必引发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失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运行，导致滞胀。为此，“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如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因为分享经济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与传统的薪酬相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要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薪酬水平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动，则就业规模的扰动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首先，在分享经济中，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价格的倾向，所以，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其次，在工资制条件下，工资报酬与企业的人数无关，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这样，企业就会因为雇佣一单位劳动所追加的劳动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不会扩大雇员人数。但在分享制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工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增加的工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而且一定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这样，企业追加一小时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当劳动力市场上能够找到可资利用的工人时，企业就会扩大生产。因此，分享经济必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

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论文中，与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作为新成本价格的生产资料成本价格、企业净收入概念，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w=c+(v+m)=c+n=新成本价格+净产值。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7个企业依据李炳炎提出的新成本、净产值范畴制定并试行了“净产值分成制”方案。接下来，李炳炎在论文“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4](1983)中进一步提出将净产值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和“净产值分成制”的概念。用公式表示为：

W=c+n，n=n1+112+n30

式中，w表示社会主义商品价值，c表示社会主义成本，n表示净收入，nl表示国家收入，n2表示企业收入，n3表示个人收入。

在分配过程中，首先将国家收入的部分分离出来，即从旧价值构成中的剩余价值中，通过税收等方式，将国家收入的部分n。先行扣除。旧价值构成中的剩余价值m在扣除国家收入后余下的部分与旧价值构成中的可变成本v合并，构成可供企业层面分配的净收入。接下来，通过税收等方式先将国家收入扣除后，剩余净收入部分n2+n3，再在企业层面进行调整后净收入的分配。即从(n2+ng)中分别划出属于企业收入的n2部分和属于职工收入的n3部分。之后，李炳炎对1980年以来的探索作了总结，“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自主联合劳动”、“需要价值”和“社本”，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理论总纲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成论，明确了新价值的三部分划分及其次序；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是生产资料成本价格的观点；完善了新生产价格和二次按劳分配论；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公式；应用新成本范畴和净产值范畴建立企业核算体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办法和成本控制法。总结了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形式，将“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作为典型形式。

(一)两种代表性理论的共同点

比较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理论与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内独立完成的理论创新，从主要思想到政策主张上具有许多共同之处：(1)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2)两者的研究出发点是一致的，它们都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3)两者都以改善现行的经济刺激结构，建立新的动力刺激机制、新的微观经济基础为目标。(4)两者都把现行的工资制度视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根源，认为它是一种与企业经营状况无关的制度。(5)它们提出的新方案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只不过所用的名称不同，一个称作“净收入分成制度”，另一个称作“利润分享制度”。(6)它们都对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因素。(7)它们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财税政策作为新制度运行的保证，都强调了政府在确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两种代表性理论之间的差异

中西方分享经济理论都是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从分配问题人手，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两者都存在共同点将人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高度重视企业中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但两者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差异。

1　两者的理论研究背景和目的不同。威茨曼的理论提出时，正值“滞胀”问题肆虐西方之时，他的理论从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滞胀”的经济顽症这一目标

出发，以寻找“滞胀”的原因为目的，侧重于分析了分享制度对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缓解作用。可以看出，推广分享经济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利润分享制度的发展上来看，利润分享计划的实施数量，与罢工事件的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见下图)，利润分享明显带着抑制工会运动，调节劳资纠纷的目的。

然而，李炳炎分享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背景。理论提出之初，目的在于破除僵化的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劳动者利益受到了损害，李炳炎的理论同时具备了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目的。李炳炎理论是把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的应然模式，试图说明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是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的基本途径。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做大“蛋糕”，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总体说来，李炳炎理论的目的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有制形式，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2　两者的理论来源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实践来源是利润分享思想。利润分享思想在人类早期的经济生活中就已经存在，威茨曼提出分享经济思想，是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的。日本劳工制度的特点，一是终生雇佣制，二是奖金制度，奖金与工资分开，与利润挂钩。从19世纪末起，利润分享制度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在理论渊源上，20世纪60年代，“民主的资本主义”者美国著名的公司和投资金融律师路易斯・凯尔索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和建议作了论述。他的两部著作：《资本家宣言：如何通过借贷使800万工人变成资本家》和《两要素理论》，被公认为是关于利润分享思想的经典之作，对薪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些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威茨曼(Martin・L・Weitzman)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

我国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渊源于《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成本范畴的一个直接论述。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商品成本的经济实质，是“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些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由c和新价值两部分构成，新价值包括工人的工资和工人为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引发出的新的经济思维。安徽凤阳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配方案规定：生产所得的农产品除了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扣除各项社会基金(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后备基金、一般管理基金、公共福利基金等)外，剩下来的那部分产品直接归农户所有。如果由价值构成公式表示，则w-c-m=v，或w-c-n，-n2=n3。式中，w为总产品的价值，c为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v为个人需要价值，n，为国家需要价值，n2为集体需要价值，n3为个人需要价值。这一价值构成公式，是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核心。

农村联产承包制中的这一分配公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集体企业改革中被发展成为“除本分成制”的分配方法，它直接构成了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方法论基础。“除本分成制”的具体做法就是从企业每月的实现销售收入中，扣除职工工资以外的一切成本支出以后，剩余部分为企业的纯收入；将纯收入按上级核准的比例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企业分成额(应上缴的所得税和合作事业基金包括在内)，另一部分分为职工工资总额。工资不包括在成本中，实行工分制浮动工资，职工收入随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劳动好坏而浮动。两者的共同逻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个人的”，这里已含有分成制经济思想，成为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的思想来源。

3　两者的立论基础与作用原理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这种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主张分享制度应通过可变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刚好与工资制相反)来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单个工人收入，来保持厂商收益，从而打消厂商裁员的意愿，保持就业率。而中方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的充分就业不全是通过市场机制，劳动报酬制度难以对企业就业量起作用的特殊条件，它认为净收入分成制不能引致就业量的变化，而只能通过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调节个人劳动收入的变化来起作用。

4　两者内容的广泛程度不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只包含了改变工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涉及到所有制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威茨曼就曾经表示过，分享制关键不在于谁拥有所有权，而在于工人参与利润分享。他认为分享制是重新分配企业收益，而不是重新分配企业资产。

与此不同的是，李炳炎的理论中既包含产权理论，也包含与产权安排相对应的企业治理制度。

首先，在所有制和产权方面，李炳炎的理论主张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李炳炎认为，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就是劳动者因拥有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支配权、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以及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进而劳动者是作为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公有制形式，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一国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全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属于整体自主联合劳动；第二个层次，是集体所有制，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局部实现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以“总体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个层次，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自主劳动者个人构成联合体的细胞。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在当年要求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即实现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个人所有权。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其按照自主联合劳动三个要求改造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只有将传统的以工资制和利润制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造成企业净收入分成机制才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实现各自的所有权，充分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同时，李炳炎主张建立劳动主导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净收入分成制和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典型公司组织形式。这些新型的企业制度将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联系，从而调动了职工增产节约的积极性。一方面为增加净产值而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注意节约生产资料成本，节约物耗。这是因为，这些措施要求以取得销售收入作为前提，从而促使职工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发挥积极性，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是因为，这个办法使国家、企业、个人三者所得按既定比率随净收入变动而同向异步变动，在动态上正确处理了三者利益关系；同时促进企业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

制。

5　两者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不同。威茨曼的理论在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对于劳动者的利益维护不够。威茨曼也承认，在经济繁荣时，固定工资制度也有其有力的一面，它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可以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此时厂商自然选择工资制。然而在经济衰退时，根据威茨曼的理论，“滞胀”被归咎为工资的刚性，似乎经济的衰退是由工人的工资太高造成的。工人的人均收入与企业的产量、就业量以及收益之间存在着反相关关系。因此，在实践中，企业总工资额、总收益、总利润都会因为就业量增加而上升，而工人的人均收入则会下降。在是否选择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时，工人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冒丢掉工作的风险坚持固定工资制度，要么是实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保住工作但减少收入，不论怎么选择都是对工人利益的侵害。

而李炳炎认为，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净收入分成制因为其依据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的报酬直接与自己的劳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会在现实的分配过程中造成工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呈反方向变动的情况。而且，不论在经济繁荣或者经济不够景气的时候，李炳炎教授的理论都能够起到保护劳动者利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

6　两者对实现公平的作用是不同的。应该看到，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是为了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克服滞胀而提出的一种旨在改变劳动报酬分配制度的微观经济理论，虽然它在形式上构成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但其实质仍然是按资分配，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收入分享。这一点国内学者姚海明教授早已做过分析：“威茨曼始终把劳动的边际价值作为确定分享比例的依据，无论是完全分享还是混合分享，工人的收入只能相当于劳动的边际价值。如果增加工资，哪怕是增加一个美元，由于新工人的不断涌入，企业产量的不断增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下来，直到恢复原来的工资水平；如果减少工人的工资，工人会离开公司，导致在业工人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迫使公司把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否则公司将无法维持它所需要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仍然是围绕着萨伊的工资铁律展开的，他所提出的分享收入方案，只不过将原来直接按劳动的边际价值确定每个工人的工资额，改为按公司总收入的比例来分发工资。工人没有多得到一分钱，资本家也没有少拿一个子。”

篇5

当然，现在分享经济市场到底有多大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评估，但交通工具共享领域的Uber已经估值180亿美元，还有各种报道宣称Airbnb也估值100亿美元。现在这个产业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看待供需的方式，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Arun Sundararajan认为，对创业公司来说，分享经济首先意味着细分化的市场。它无疑将哺育一大批为用户设计了P2P赚钱模式的初创企业。尤其是商机正向一做服务的公司倾斜，现在入场的门槛比以往要低得多。

“支持分享经济发展的公司将在下一波创业热点中唱主角。”Sundararajan说。他一直在深入研究数字化经济和分享经济。“这意味着这些公司能让人们更好地参与分享经济，也能让分享经济真正渗透人们的生活。”

两家公司的发展印证了Sundararajan的言论，它们分别是Breeze和Evolve度假租赁网。总部在旧金山的Breeze成立于2014年，让用户以星期为单位租车，然后开通Lyft、Uber或其他分享经济平台的账号当司机赚钱。联合创始人Jeffrey Pang将这种服务描述为“为没有私家车又想通过分享经济赚钱的人提供了平等的赚钱机会”。

总部在丹佛的Evolve为把房屋挂在HomeAway网络平台（包括、和）上的业主提供全方位的物业托管服务，包括帮业主列物品清单、安全的房屋照片、设定租价等。

“只有当供应足够火热时，最好的市场环境才会来临。”Evolve联合创始人Brian Egan这样评价公司构建的生态体系，“我们的市场环境已经有土壤了，只要把足够的供方找出来让市场环境饱和就行了。”

另一个分享经济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扩张。Sundararajan预测，现有公司将会拓展更多的产品业务线，比如Uber将试水快递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