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目的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竞技体育目的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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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对象和方法

1.对象

华南师范大学2009体育硕士班中篮球专项学生18名体操专项学生13名。

2.方法

心理测量法:采用由叶平博士等编制的《中国标准化竞技动机量表》(GMP-C问卷)为测试工具,主要从5个方面测量运动员的竞技动机。该量表是信、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

三、测试结果

1.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在社会认可度测度上的差异

通过对两个项目的学生在社会认可度测度上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篮球专项学生和体操专项学生的社会认可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在体育专项学生中,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对社会认可度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2.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在竞技水平提高测度上的差异

通过对两个项目的学生在竞技水平提高测度上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篮球专项学生和体操专项学生的社会认可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在体育专项学生中,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对竞技水平提高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3.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在娱乐性测度上的差异

通过对两个项目的学生在娱乐性测度上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篮球专项学生和体操专项学生的社会认可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在体育专项学生中,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对娱乐性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4.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在感性体验测度上的差异

通过对两个项目的学生在感性体验测度上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篮球专项学生和体操专项学生的社会认可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在体育专项学生中,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对感性体验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5.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在努力取向测度上的差异

通过对两个项目的学生在努力取向测度上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篮球专项学生和体操专项学生的社会认可度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在体育专项学生中,篮球和体操专项学生对努力取向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

四、分析讨论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运动竞技比赛中,运动员要想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取决于多种因素。

对篮球和体操项目学生的竞技动机五个指标(具体包括社会认可、竞技水平提高、娱乐、感情体验、努力取向)进行测量。其测量结果(见下表)表明篮球和体操项目学生社会认可、竞技水平提高、娱乐性、感情体验与努力取向呈较高水平。

首先从社会认可这一指标来看,篮球和体操项目学生竞技动机没有显著性差异。追求良的好的竞赛表现过程中必然抱有想让他人认可的强烈愿望,这可能是导致其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水平。社会认可属于外部动机,根据动机理论可知,较高的外部动机如引导不当,会极大地损害内部动机,从而损害运动员从事这一项目的兴趣、态度等。较高的社会认可会促使运动员强烈地希望在比赛中有良好的表现,如比赛一旦失败,会对运动员的心理造成极大伤害。因此,教练员或心理学工作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把这种渴望成功的愿望转化为内部的动力,从而促使运动员形成积极的态度。

从竞技提高这个指标看,将两组学生的竞技水平提高测度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学生的竞技水平提高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篮球专项学生与体操专项学生一样,想要通过比赛提高个人运动水平的愿望强烈。具体表现为:想要在比赛中把自己的最大能力发挥出来,想要通过比赛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获取最好成绩,完成自己的任务以及学到其他高水平运动员的技能等。

从娱乐性指标看,对两组学生的娱乐性测度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在娱乐性指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篮球专项学生和体操专项学生同样都对娱乐性体验比较强烈。

从感性体验指标看,对两组学生的感性体验测度进行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在感性体验指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篮球专项和体操专项学生在比赛中检验自己的能力与运动技能,追求胜利愿望同样强烈。

从努力取向指标上看,将两组学生的努力取向测度进行t检验,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这说明两组学生同样注重比赛的结果,看重比赛中努力的付出。

五、结论

篮球专项学生与体操专项学生的竞技动机特征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参考文献:

1.叶平.竞技动机量表在中国的标准化研究.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9.2

2.叶平.日本大学生运动员运动成就动机的性别、项目和运动经验年数差异.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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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939/ki.zgsc.2016.28.245

1 真人秀与节目“来吧冠军”

1.1 真人秀节目现状

真人秀，目前在各领域均没有规范而明确的定义，根据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即真人实镜秀，是一种强调实时现场直播，没有剧本，不是角色扮演，声称是百分百反映真实自我的电视节目。也有人将其定义为“一种由制作者制定游戏规则，由普通人（明星以生活中的身份）自由参与或被选择参与已经设定了基本模式与程序的舞台选秀、婚恋相亲、智能竞技等活动，其过程被全时段、多机位现场拍摄录制，经过戏剧化的剪辑处理，在电视或者网络平台播出的节目。”[1]

在真人秀节目中，“真”是它存在的生命线，所谓“实镜”即真实的镜头记录，它是一种纪实而非虚构。“人”是它的组成核心，我们通过真人秀节目是要从个性化的角度去对一个人重新了解和认识。“秀”则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一档电视栏目，“秀”符合传播学“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目前我国的真人秀节目，虽然在整体节目设计上讲求真实不虚构，但在后期剪辑处理中，充分利用音效、字幕等技术手段，力图最大化凸显人物关系的戏剧冲突性，满足受众观赏需求。

1.2 节目“来吧冠军”

1.2.1 节目概况

浙江卫视和蓝天下传媒联合出品，肯讯传媒联合制作的大型励志竞技体育真人秀节目“来吧冠军”于2016年4月3号晚20： 30首播，率先吹响竞技号角。该档节目史上第一次将竞技体育比赛与电视综艺相结合，这是竞技体育真人秀领域的全新尝试，开创了体育综艺节目的全新局面。

节目采用明星与世界冠军各自组队，借助特定道具和自制比赛场景来实现颠覆性的真实体育对抗，首期节目明星队即遭遇强敌，挑战由郎平教练带领的中国女排。参与这期的中国女排运动员包括惠若琪、张常宁、张晓雅、朱婷、王梦洁和丁霞这六名即将出征里约奥运会的主力队员，明星队除了常驻嘉宾队长贾乃亮和陈嘉桦Ella之外，还包括演员陆毅、陈建州（黑人）、胡兵、超模何穗、人气偶像汪东成。

1.2.2 创新模式获得业内好评

“来吧冠军”一经播出即引起热议，在技术层面，由于节目的拍摄场地是一个由体育馆改造而成的演播室，如此一来，既保留了演播室的灯光、音响等技术优势，又可以因为空间的开阔性，在机位设置上增补体育直播和真人秀两套系统，做到无缝切换。

节目中既有竞技体育真实比赛的紧张激烈，又有电视综艺的喜剧娱乐元素，不少网友评价其“好看又好玩”。首期节目结束后，中国女排姑娘和郎平指导迅速蹿上话题热搜榜，“来吧冠军”得到了包括体育学和社会传播学领域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在其微博称：“‘来吧冠军’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它刷新了人们对于综艺节目的偏见，告诉社会‘导向正确’和‘好看’并不矛盾：节目的立意决定方向。‘专业性’和‘娱乐性’并不矛盾，因为体育本身就是最好的真人秀――有悬念、有对抗、有明星、有意外。”

“来吧冠军”以冠军和明星比拼为主题，运用各种各样新奇有趣的道具和自制环节。虽然这是明星至上的综艺时代，但是体育冠军仍然是节目的最大主角。在欢乐的竞技氛围中，传递出无限的正能量，选手们拼搏进取的奥运精神展现出自信勇敢的精神面貌，正契合了全民体育的宗旨。

2 竞技体育真人秀节目的传播学解读

2.1 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

“使用与满足理论”是指受众会根据自己的特定情感和心理需求，通过主动接触和使用媒介，选取满足自己需求的内容。[2]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个人与社会互动，其二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映射和思考，其三个体求胜欲望和竞争心态的满足。

在真人秀节目中，即便是参与者彼此之间并不熟悉，但是在参与过程中，个人将加入到集体队伍中，积极与他人沟通交流，主持人往往也十分善于活跃现场气氛，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大家共同为实现特定的团队目标而不懈努力，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并且在团队中获得归属感。观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微博话题讨论等方式，间接参与到节目中来，实现了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心理诉求。其次，真人秀节目构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行为框架，观众往往会直接根据参与选手在其中的言行举止来重新获取对这个人的喜恶评价，以此为镜，往往可以映射出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在一份调查问卷中，参与问答的311名观众当中，52%的人表示收看了体育类真人秀节目后，增进了与同学之间的友谊、培养了团队意识，42%的人表示有利于自己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2.2 拟态环境中真实与虚拟的平衡

1922年，美国学者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即“传媒所构建出来的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具有一定差距，受众对于客观真实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困于媒体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

在我国，真人秀节目是伴随着消费文化而逐渐兴起的，在此背景之下，电视节目的发展不免要迎合商业利益，追求更高的收视率。这就要求真人秀节目的“真人展现”要做到最大化迎合观众需求的“秀”出来。受众往往对于他人的生活具有猎奇心理，真人秀节目采用“纪实的全方位镜头拍摄”，在后期剪辑中再通过细节刻意放大某些人物的特定个性，扩大节目的矛盾冲突和戏剧张力，这些是参与者无法控制的。因此，真人秀节目是将纪录片与剧本式人物再创作相融合，由此一来，在真人秀节目中展现出来的“真人”就是片面化的，是媒体想要观众看到的“拟态真人”。

3 解构竞技体育真人秀节目

3.1 人物和竞技项目选择的话题性

真人秀节目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众审美需求。如何选择参与嘉宾和比赛项目至关重要。

“来吧冠军”在项目选择上颇具技巧，12期节目均聚焦在大众熟悉程度和接受程度较高的体育项目上，例如足球、篮球、游泳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观众基数，契合了全民体育的宗旨。具备较强的观赏性是这些项目被选择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团队参与的足球、篮球和排球项目中，队员众多，由于个体差异而产生的戏剧冲突也会大大增强节目的可观赏性。再加上，每期都有不同的高颜值明星参与进来，提升了节目的视觉美感。除了根据受众追星特点以及比赛项目需求选取适合的明星参与之外，节目所邀请的专业运动员也自带粉丝效应，例如李娜、孙杨和邹市明，前两者除了非凡的冠军实力之外，自身就具备姣好的外形条件，孙杨的新 浪微博粉丝数量更是高达2700万，赶超众多娱乐明星。而邹市明在2015年参加录制的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展现出不同于拳台之上的呆萌奶爸形象，深受观众喜欢。

3.2 节目环节设计推陈出新

尹鸿教授认为在真人秀节目中，悬念是推动节目、观众和故事发展的动力元素；竞争是形成人物关系和情节变化的结构元素。[5]这二者是一档真人秀节目能够热播的必要因素。

“来吧冠军”在环节的编排上，尤其注重竞争和制造悬念。世界冠军与业余的明星选手之间毕竟实力悬殊，即使借助新奇的道具和规则，也无法弥补竞技技能力上的差距。职业运动员最终取得比赛胜利是大部分观众能够想到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在节目中观众关注的焦点并不是最终谁赢谁输，而是比赛过程中双方的表现。节目通过自制比赛环节规则、启用特殊道具等方式，力求增加比赛的悬念性，实现了业余明星选手挑战职业冠军在实力上的“平等性”。

3.3 内容编排凸显戏剧张力

“来吧冠军”在节目内容编排上，注重专业和娱乐相融合。真正的竞技体育比赛是严肃而紧张的，然而当竞技体育走进电视综艺节目，必须要考虑两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才能即激发冠军们的专业技能，同时促使明星参与体育项目的综艺娱乐细胞充分释放。

“来吧冠军”启用了资深综艺节目主持人何炅担任比赛仲裁，实则担任了整体节目进度的掌控者。在正式比赛环节中，他自然担任了比赛的解说员。综艺节目主持人对于节目的趣味性表达明显增加，他们比职业的比赛解说员更加轻松活泼，例如在讲解比赛中带入了更多网络语言、调侃语言，符合了电视节目的娱乐效果需求，观众在观赏比赛的时候不会产生疲劳感和乏味感。语言更加直白简单，浅显易懂，方便观众更好的阅读比赛，了解比赛细节。

3.4 角色塑造立体而鲜明

在过去，对于职业运动员的纪录片和访谈，绝大多数都是聚焦在他们的刻苦训练上，讲述荣耀背后的心酸和努力，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运动员严肃紧张的生活状态、高强度的训练安排。明星方面，偶像崇拜更是当今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明星身上的光环让他们变得神秘而有距离感。

“来吧冠军”在人物角色和个性展现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让偶像明星摘下光环，变得更加亲民，让运动员适度脱离严肃的竞技状态，展现生活中活泼的一面。他们都在节目中自由地展现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4 结 论

在如今真人秀大行其道的中国电视节目中，采用适当的娱乐化方式，符合传播学理论，可以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来吧冠军”将明星、竞技体育比赛和综艺元素相融合，是体育综艺节目的全新尝试。通过明星效应引发社会关注，选取大众项目进行全民推广，精心设计节目环节，进行内容编排，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缩小了观众与竞技体育之间的距离，增强对体育项目的认知。在节目中展现出的对突破自我的追求，顽强拼搏的精神面貌，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当前的竞技体育真人秀节目发展尚未成熟，因此，如何让其保持长期的活力需要体育人和电视人共同努力，不断创新，在巩固基础的同时充分挖掘竞技体育的特点，使其生命力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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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技体育队员选拔发展前景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体育也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生活之中，在中国我们经常能看见我国的运动健儿在世界的比赛上为国家争得荣誉，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提升了中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地位。竞技体育也称之为竞技运动，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体育竞赛，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的的社会体育活动。竞技体育主要有几个特点：一、充分调动运动员的身体心理，智力等方面的潜力；二、具有激烈的对抗性和竞争性；三、参加者必须拥有高超的专业技能；四、按照国际统一的比赛规则进行比赛。竞技体育同时也拥有一定的娱乐性，在队员进行比赛的同时，也带给观众一种娱乐的享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都拥有不一样的传统运动，其发展也由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定，当人们观赏竞技体育的同时也能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从而提升国家整体的体育水平。目前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主要发展依靠的是国家整体体育规划，未来中国的竞技体育的发展是主要建立在竞技体育本质上的，满足社会体育的需求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动力，要更好的使竞技体育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相互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良好的发展效果。在我国目前的竞技体育发展情况上来看，首先得是制定正确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向，而且必须保持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竞技体育将来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以及挑战。

目前我国的运动员大多都是从小进入体校，然后通过不断地比赛训练，获得好的名次而升入省队，有机会代表省队参加全国性比赛获得好的名次，再选入国家队，这一条路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最为现实的路，但是这样的方式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的产生。我们都知道竞技体育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运动员的辛勤付出和教练员的细心指导，我国目前的体制就是要从小练起，运动的选材也是十分重要的一关，选材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最后这名运动员能否达到预期的成绩水准，是否能是运动员达到自身的要求目标，通过一些调查研究，我们了解到现在许多体校里的孩子都有一种思维，就是只要我以后拿了冠军，工作也就有了，名誉也就有了，教练的思想就是竞技体育只要求成绩，最后训练的成果全是按照成绩的好坏来进行判断，但是这种思想在现在的社会发展中已经逐渐的被淘汰，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能在电视里看见某某世界冠军因找不到工作而沿街乞讨，或者某某世界冠军因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转而卖掉自己的金牌，这种现象的产生在我国绝对不是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产生这种问题的出现就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体制所造成的，当一个孩子应该在读小学，每天进行正常的文化课学习，为以后更深层次的学习打好基础时，体校的孩子每天就是训练，比赛，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正常的文化课学习，有的也只是象征的一周上2节课，但是2节课的含金量能有多少呢?一名体校的学生在学习的初期就已经落后于广大的普通孩子了，然后当体校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大，有一些成绩优秀的可以转入高一级别队伍继续运动生涯，但是有些孩子却面临下队的残酷事实，当这些已经初中或者高中年龄的孩子面临退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还基本停留在小学阶段，完全没办法适应初中或者高中的生活，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他们面前。进入高级别队伍最后同样也是面临一个退役下队的时候，国家在对于运动员退役后会发放几万元的安置费，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除了会体育运动技能而没有其他生活技能的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立足的，所以就会产生退役运动员无路可走的地步，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讽刺了我国目前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成果，当金字塔尖的冠军风光的时候，他们身后却是一群群退役运动员找不到工作，没有生存技能的现实，虽然竞技体育是很残酷，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竞技体育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也会为以后的体育发展埋下很大的隐患。

我国在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在若干年前一度忽视了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了解体育运动能带给人们的好处，所以也愿意加入到体育运动的行列中来，但是我国目前的群众体育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体育健身人群的发展要求，这也是我国之前只发展竞技体育而忽视群众体育发展的后果，近几年我国逐步加大了对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力度，大力修建了许多群众体育设施，给群众尽量创造比较舒适的运动场所，这些都是很可贵的地方，因为只有发展好了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去，才能使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整体提高。

所以，根据以上的研究，我自己提出几点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建议：第一要转变唯金牌论的思想体制，竞技体育虽然是以成绩的好坏去判断训练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更注重的是对一名优秀运动员的培养，优秀的运动员不仅是要在运动技能上达到高超的水平，在品德，道德，以及综合能力上同样要比较优秀，只有这样的运动员才是符合当今21世纪发展的要求。第二对青少年的培养以及运动的选材要科学化，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争取与学校进行体教结合模式的结合，使运动员在不影响自身学业的情况下也能更好的进行运动技术训练，这不仅能使运动员有更多的选择，为以后提供更多的出路，体教结合模式还可以促进学校体育的更好发展，整体提升学校的体育文化水平，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第三加大对退役运动员的职业培训，使退役后的运动员能掌握生存的技能，为找到好的工作打好基础，同时开办退役运动员的交流班，使他们能更好的去融入到大社会中，为国家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体育水平真正得以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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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112-02

孔子认为学《诗》，可以“兴、观、群、怨”。“群”指通过《诗》的学习，一个人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地与他人合作，这说明学习《诗经》文本对个人提高所具有的功能。同样，集体性体育项目对竞争合作的强调，也使得它能成为培养大学生合作精神的重要教育“阵地”。中国传统儒家重视对个人社会性的培养，认为个人修养的提高是在与他人不断的合作中实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说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不管从道德修养的意义，还是从逻辑层面，古老的中西文化都揭示了合作协调对整体发展的意义与价值。现代意义上的系统论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的，他认为系统是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成分的总体，其中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1]他从系统论角度阐释“部分”有机协调对“整体”产生的意义。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合作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有利于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加入竞争、实现自我价值，而群体性体育活动正好可成为学生合作意识形成的最直接“教材”。在日常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应自觉地将合作理念传递给学生，使得学生具有与他人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并不断认识到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矛盾统一。教师除了给学生讲清技术要领外，要有意识地强调战术配合的意义，强调成员相互间的合作对全队取胜的重要性。

集体项目包括篮球、足球、排球、团体操等比赛，它不同于“多人项目”比赛，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团体比赛。“多人项目”比赛更多依赖个人的发挥，最终成绩只是线性相加，而集体项目则不同，它不仅需要个人的发挥，更依赖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在集体性体育项目中，倘若缺少默契的配合，每个成员的技术水平及整个团队的战术都很难很好地发挥，良好的合作精神在集体项目中的作用非常突出。

一、付出是合作的前提

体育作为竞技活动，能够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但同时也能培养个体的合作意识，从而求得竞争与合作的内在统一。尤其在集体性体育项目中，更需要每个运动员有效地发挥其个体水平与整体协同作战的群体水平。在篮球、排球、足球等运动中，单打独斗是很可怕的，每一次的防守与进攻都关系到整个战术策略的发挥，关系到整场比赛的节奏。你需要他人的合作，他人也需要你的合作，这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要将竞争与合作统一到个体的思维及行动中，就需要每个人身上有牺牲小我的意识，贪婪和自私在团队合作精神中，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只有学会甘当“绿叶”，才有可能成为“鲜花”。

在日常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应该从技术层面，从情感教育层面引导学生与他人合作，并在合作中形成一定的牺牲精神。而且要使学生意识到个体在团队中“付出”的价值，这种牺牲不是绝对的，适当的放弃与更好的获取是相统一的。在团队中，此时他人需要你，彼时你需要他人，只有每个人之间默契地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当人与人之间没有合作，没有付出的意识，并看不到队友的价值时，这样就很难真正从合作中取得利益。

这启示我们：要养成合作精神，首先需要有付出、牺牲小我的意识；具有“诚”的品质，即忠实于自己的团队，这也是在合作中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如果个体的这种品质注入到他人体内，就必然会出现团队合作的结果。真正的团队合作必须以别人“心甘情愿与你合作”作为基础，而个人也应该表现出合作动机。团队合作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虽然合作的成败取决于各成员的态度，但是维系合作关系却是合作各方责无旁贷的工作。

二、协调配合是合作的方式

在集体性体育项目中，成员相互之间需要技术的配合，更需要情感上的更深层的默契，协调配合不仅指在技术层面，更是情感层面。在篮球、排球等运动中，我们常常一次传球、一个眼神、一种情绪都会影响到队友，这种极其迅速的感染力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最终的发挥。所以，协调配合在团队的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成为在合作中各方呈现的方式。

其实，体育中的各种项目都带有竞赛评比的特点，但在对抗的竞争中，个人之间、集体之间不仅在竞技上有交锋，也在思想、感情上有交融。参与其中的队员的运动行为，除了受自身身心素质的影响，还受到队友、教练的影响，也受到运动气氛、队员间角色及责任等因素的影响。正是这种综合因素的影响，运动员的运动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与队员之间的协调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运动员应该在运动中养成友好、同情、体谅、协作、团结等优秀品德，树立团队精神及集体情怀。有这种团队精神和集体情怀，队员之间就能在思想感情上相互信任，在行动上相互协调、相互支持，全队的战术配合就更容易奏效。

这些都对我们大学生合作精神的养成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体育教师应该在平时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与他人协调配合的能力，并使学生意识到：合作不仅是行为上的配合，也是情感、情绪上的交融与感染，是技术与情感的交流。只有这样，队员间才能形成共同的心理气氛，困难时相互鼓励，胜利时相互庆贺。倘若每个人都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协调配合，也会使得个体在心理上感到强有力的支持，增强整个团队的自信心。在进入信息社会后，协调配合在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融合200多家公司、120所大学、耗资300亿美元、400万人合作的结果。教师帮助学生养成协调配合的能力，也是学生在进入工作、融入社会及不断实现自我过程中所必备的素质。

三、赢利是合作的目的

牺牲是合作的前提，但这种牺牲或者付出一定不是绝对的。约翰·洛克菲勒说：“合作可以压制对手或让对手出局，达到让自己向目标阔步迈进的目的。合作的目的不是捞取情感，而是要捞到利益和好处。没有任何结盟是永远持久的，合作只是一种获利战术。”[2]这句话揭示出合作的本质意义，即“利”，它强调合作中隐含的利益博弈，竞争越是激烈，就越需要合作。

集体性体育项目中，个人的付出、队员之间的协调配合，最终的目的是实现整个团队的胜利，这是合作存在的灵魂，这也是在集体性体育项目中，教师要让学生意识到也只有在队员之间的合作中，才能充分实现自我的技能，才能最大化地实现个人价值，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竞技本质就是挑战自我，达到极致，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取胜利。在进入全球化之后，经济、文化、技术等领域都被纳入“在竞争求生存”的轨道，虽然领域迥异，但精神实质是相通的——即竞技精神。而在集体性体育项目中最能体现在合作中求利益的精神，利益合作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

从集体性体育项目追求胜利的过程，我们能看到“合作精神”所具有的意义。但在具体运动的博弈较量中，我们也能看到“合作”本身的双重性。它既有牺牲自我的一面，但又能最大化地实现自我，既相互协调，又相互较量，既妥协，又进取。“收”与“放”两种力量交融于“合作”过程中，所以，教师在集体体育项目的教学中，应帮助学生全面地理解“合作”的本质，培养健康积极的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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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1-00-00

目前，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发展的非均衡现象较为严重，竞技体育发展从其内部门类项目来讲，出现了“一边倒”的发展怪相。对于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等传统优势项目来说，长期保持强盛状况，在奥运赛场以及其它赛场中保持着一种“霸主”地位[1]。而对于足球、篮球、网球、田径、自行车等观众喜爱的体育项目而言，则长期处于疲软状态，只能充当各类赛场的过客甚至是看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作为党的十代表，蔡振华针对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指出：“近几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稳居金牌榜前列，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历史突破，成为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光辉的里程碑。但从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看，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不足。我们在发展结构和质量上还存在突出的问题，三大球项目和田径等基础大项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巨大，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不满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在弱势项目的发展提高方面下更大的工夫，特别是在包括足球在内的三大球的发展上，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这些项目不同于一般项目，国际影响大、教育功能强、经济价值高，老百姓喜欢，这些项目的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体育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表现，发展好这些项目，体育界责无旁贷。”[2]

竞技体育内部各门类是按照门纲目科属种的划分方法，并依据各项目的表现特点，对竞技体育运动各种项目所实施的划分。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以奥运会比赛所设项目为例，可将其分为球类、田径、射类、操类、格斗、抗阻、水上、骑术和组合9类。就伦敦、悉尼和北京奥运会的统计结果显示，现已形成以“操类、抗阻和球类稳居塔顶，射类、格斗和水上立于塔腰，田径、骑术和组合位于塔底”为特征的三大阶梯状态。9大门类项目中，田径、骑术和组合的奥运成绩贡献率从没超过2.0%，隶属绝对弱势项目；抗阻门类项目主要为举重，其奥运成绩贡献率从没低于40.0%；剩余的球类、射类、格斗、操类和水上5大门类内各个项目间的非均衡现象依然非常突出，难以实现竞技体育内部各门类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有待引起足够重视并予以解决[3]。而这种现状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除与对“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发展战略认识不足之外，更与“单兵独进”现象严重有着直接的关联。由此致使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短板”，其各类矛盾或冲突正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出来并呈现出非均衡的发展态势。从木桶原理来讲，这种“短板”及其效应俨然已经导致了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4]。应对这种“短板”效应，最根本的举措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1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的失衡现状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形势的发展，我国竞技体育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不断变化，奥运争光计划也在不断调整。在起初以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作为该计划核心内容的目标指引下，国家加大支持力度地重点强化了一些优势项目的发展，并在射击项目上率先取得了突破而圆满地实现了该计划目标。现如今，我国的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夺金点进入了饱和状态，其夺金实力后劲略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挖掘潜优势项目与发展落后项目成为了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而只有顺利的解决好这项任务，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才能实现实质性的可持续发展。这就促使在处理重点与非重点关系的问题上要坚持辩证思维，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搞单兵独进。而是在突出重点的同时，实现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 孔庆波基于失衡现状的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研究No.1 2014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些年来，我国竞技体育所遇到的内部门类项目发展不平衡以及门类内项目的结构性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了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促使如何平衡、协调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成为了我国竞技体育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全面发展与协调发展相统一的原则，使得我国竞技体育事业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全面、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与最根本的办法就是“统筹兼顾”。一方面，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把握好当前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的主要矛盾，统筹好主次矛盾关系，减少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效应，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均衡发展与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协调的发展观，统筹好门类间与门类内项目间发展，既要突出优势门类与重点项目，也要兼顾劣势门类与非重点项目，从而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良性互动与优化发展。

2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的理念定位——可持续发展

在后奥运时代，我国要想长期保持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党和政府反复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体育领域或体育行业也不例外。在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为其指明了发展方向。如果脱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定位，竞技体育将难以实现其健康发展。就这一问题的深刻反思，在世界范围内不乏例证。

日本政府曾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后对国内体育政策进行了大幅度地调整，而这种调整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致使日本的竞技体育成就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呈现出大幅下滑的趋势，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此为鉴，要想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积极地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和创新绩效考核内容与方式，不要单纯地追求项目金牌与奖牌数量，而要真正实现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全面、协调发展。现如今，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还显得尤为突出。以伦敦奥运会为例，我国传统竞技体育项目依然保持强势，成为纳金或纳牌大户，但是对于马术、足球、铁人三项等竞技体育项目而言，则依然处于疲软状态。这充分说明，要想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近些年来，计划经济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依然可见，使其运作模式与思维方式很难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积极全面发展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将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对于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而言，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其始终坚持的发展理念，更是其不断追求的发展目标。促使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发展还须在保持优势门类与重点项目平稳发展的同时，注重发展各类非优势门类与项目，从而实现其内部门类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无论是竞技体育的内部系统，还是竞技体育的外部系统，都将走向一条全面、协调的发展之路。

3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非均衡发展

在我国，“模式”作为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983年社会学家提出的“苏南模式”。从此以后，各类“模式”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等等。费先生眼中的“模式”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某地区所创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方式。对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而言，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是实现其发展目标的前提条件。

3.1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非均衡发展模式选择的必然性

伴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竞技体育发展指导思想[6]。作为非均衡发展模式构建的客观要求，依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指导思想，可在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中明确区分有所为和无所为的竞技项目，为积极实现优势项目或潜优势项目的“有所为”和暂时保持弱势项目的“有所不为”奠定基础。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发展必须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以实现其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后期的发展实践也证明，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发展应当选择非均衡的发展模式。这是对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可持续发展思路的高度概括，是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必须遵循的模式。

具体来讲，应该“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为指导，在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优势项目、发展具有地方特色或高校特色的竞技品牌。以竞技体育内部优势项目为龙头，以竞技体育内部优势门类为主导，以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强省或强校为支撑，形成优势带动弱势、强省强校带动弱省弱校的“彗星”发展模式[7]。即不但要在创新计划机制的举国体制模式下统筹发展夺牌项目或者潜在夺牌项目，更要进行适度改革以加快发展非夺牌项目或难夺牌项目的建设与发展。

对于举国体制下成绩不突出但又深受群众喜爱的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如足球、田径、游泳、网球、自行车等等，可以引入市场运作模式，以协会或者俱乐部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与此同时，积极扩大训练基地面积，增加比赛的次数，使这些劣势项目形成规模化的发展[8]。即重点项目重点设置，在突出优势项目、发展劣势项目的基础上，调整项目组织结构、项目投资结构和项目资产结构，实现在突破难点、紧抓重点、以点带面的非均衡发展模式下搞活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全局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奥运优势项目的夺牌或夺金系数，而且可以增加举国体制改革的新经验和新手段。要想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坚持和发展非均衡发展模式。

3.2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非均衡发展模式选择的可行性

在不同的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制定了不同的目标与任务[9]。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先后对竞技体育做出了三次重大战略调整。第一次是“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具体内容为：全国各级体委要审视世界发展，立足地区实际，积极地为奥运作贡献。第二次是“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于上世纪80年代。具体内容为：要努力实现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战略与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的协调发展。第三次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具体内容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基础，实现各类竞技体育项目的协调发展。中国竞技体育的三次重大战略调整，既是适应国际宏观环境的客观要求，也是满足中国竞技体育微观环境与中观环境的必然选择。特别是第三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以立法的形式来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还属首例，掀开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篇章。从历史的视角看，三次重大战略调整，充分体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由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历程[10]。由此判断当前中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完全符合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战略，并成为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非均衡发展须以我国竞技体育项目的失衡现状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各地区和高校在优先发展其优势门类或项目的基础上带动其他门类项目的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与全面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共同发展与全面发展是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始终追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经历一段艰辛的历程，而且这段历程应当带有非均衡的特点。在发展实践中，要依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扬长避短、量力而行、区别对待、灵活发展。对于各省、各地区、各高校而言，也要立足自身实际，积极发展优势项目，在努力打造特色品牌的同时，摸索一套适合自身、公平发展与高校发展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整个过程中，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将经历由单一发展到全面发展、由不公平发展到公平发展、由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非均衡式的过程性演变。基于目前各省、各地区、各高校在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发展前景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须采取有针对性的非均衡发展措施，以实现“优势维持、潜优势开发和劣势扶持”的非均衡发展模式。

对于竞技体育内部优势门类或项目而言，要继续实现其稳定、持续的发展，首当其选的是采取维持型发展模式。该模式突出在优势竞技体育内部门类或项目原有资源投入力度与规模的基础上，不再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强调在借鉴以往发展思路的基础上，建立优势门类内部各项目之间相互协调、经验借鉴、互为补充的发展机制，形成竞技体育内部门类的优势项目群。对于竞技体育内部潜优势门类或项目而言，要切实加大开发力度，采取开发型发展模式。我国竞技体育内部的潜优势门类或项目大多已经具备了领先世界前列的竞技实力，但由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某个或某些环节的不完善，还不能实现其作为优势门类或项目的竞技目标。由此，这类竞技体育内部门类或项目还需另辟开发视角，不断完善各种薄弱环节，在国际大赛中形成冲金优势。对于竞技体育内部劣势门类或项目而言，要加大支持力度，采取政府扶持型发展模式。受“缩短战线、保证重点”战略的影响，有些竞技体育内部门类或项目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处在整个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的边缘，亟待引起重视并予以资源扶持，以实现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整体全面发展。

4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判定——协调发展

4.1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协调发展思路判定的必然性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衡量标准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单一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除了奥运金牌数或奖牌数的指标外，国际体坛话语权、运动技术整体实力、体育的科学化程度、体育产业国际化程度、国民的体育意识等等，都是衡量国家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11]。在此背景下，世界竞技体育的发展理念与发展趋势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促使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发展与规划必须改变过去片面地追求“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国争光”的发展思路，而以协调发展理念为基础，在兼顾增长与发展、整体与局部、当代与未来等多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新形势下，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应当全面地坚持“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必须摒弃优势项目的“单打独斗”，抛弃运动技术水平的“片面提升”，在改变以传统优势项目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思路的基础上实现它的整体协调发展。在实现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转变“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发展思路与工作方针，并将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整体实力与核心竞争力作为今后工作的发展重心。为了满足该项要求，必须通过项目布局调整、政策方针扶持、资金资源投入等有效措施，大力发展除优势项目或潜在优势项目以外的重点项目，如球类项目、游泳项目、田径项目等。只有这些项目水平的提高，才能对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核心竞争力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12]。因此，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协调发展必须要依据科学理论与体育实践，正确调整项目结构，充分挖掘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成绩新的增长点，才能有效弥补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项目发展中的各项不足。

4.2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协调发展思路判定的可行性

对于竞技体育内部来说，要想实现自身的协调发展，首先要实现自身运作模式的协调发展。而要想实现运作模式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实现社会总体的改革与调整。从这个逻辑关系不难看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与完善，“管办一体”的竞技体育内部运作模式的基础条件逐渐消失。按照社会总体改革现状，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必须摒弃“管办一体”的运作模式，而要实施“管办分离”的运作模式[13]。也就是说，在保证国家发展主体角色不变的条件下，正确区分实施主体与发展主体，全面掌握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内涵与要求。截至目前，各级政府体育职能部门依然垄断着各类体育资源。对此，这些职能部门就必须充当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主体的角色，同时承担发展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具体而言，这些职能部门须凭借着自身的资源优势，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各种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政策制定、措施实施等相关职能，总体把握和实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协调发展。当然，政府职能部门承担发展主体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其就是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具体事务的实际操作者。因为，如果他们成为实际操作者，就会严重地削弱自身的宏观管理职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其运作机制与管理体制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点，这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相悖。对此，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须要全面审视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将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事务操作权归还给市场主体、社会团体以及其它相关部门。只有这样，才能切实保证竞技体育内部运行的顺利实施，才能有效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深入改革。

在实践中，要积极调整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布局，努力实现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协调发展，除了发展传统优势项目或潜在优势项目以外，要重点发展各类弱势项目或非传统项目[14]。这样做不仅提升了传统优势项目的影响力，而且增强了弱势项目的竞争力。具体而言，要重新分配人、财、物、信息等各类资源，将资源向弱势项目靠拢，并以此为突破口，拓宽优势项目的范围，缩小弱势项目的范围。对于竞技体育内部来讲，其人才培养模式也要实现协调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要稳定现有的专业队基本架构，以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综合运用联合培养、委托培养、授权培养等多种人才培养方式，以拓宽人才培养渠道，进而实现专业队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双路并举的发展局面；要积极转变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运动员的选拔模式，以实现竞技体育人才的合理、协调流动[15]；要在现有运动员选拔模式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和推广如单项体育竞赛、商业性体育竞赛、职业体育竞赛等各类体育竞赛，在竞赛中发现、选拔各类竞技体育人才。除此之外，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协调发展，需要以完善的保障体系作支撑。而这里所说的保障体系，是运动员的多元保障体系。这一体系建立在社会保障的基础之上，并且以商业保障与自我保障为有效补充。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运动员从业期间的重大赛事的商业保险以及劳动医疗保险；建立和完善以产权关系为基础、覆盖政府、运动员、社会组织、投资者等各方利益的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以高校为基地、经费筹资多元化的再就业保障体系。在这种保障体系的带动下，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协调发展的目标才得以顺利实现。

5结语

要想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内部门类项目的协调发展，还须在保持优势项目平稳发展的同时，重点发展各类非优势项目，从而真正实现全面、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重点项目重点设置，在突出建设优势项目的同时，重点发展劣势项目，调整竞技体育内部门类及项目的组织结构、投资结构和运作模式，在非均衡发展模式下搞活全局，在协调发展理念下全面发展，真正实现竞技体育内部门类及项目资源配置和管理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我国竞技体育门类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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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057-02

一、大学生寝室团队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在校大学生均为“90后”，他们成长环境和生活环境都比较优越，多为独生子女，一直在祖辈、父辈的疼爱下长大，成长中多受宠爱，缺少兄弟姐妹式的沟通、理解、谦让和合作，使得这些大学生的性格和心理上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性较强，缺少心理相容性。到了大学以后，寝室成员之间的问题会随之而来，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一）因家庭状况差异导致寝室合作意愿淡薄

学生的家庭因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因素的不同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城乡环境差异、家庭贫富差异等会让很多学生不能正视这些差异，容易产生自卑心理、炫富心理、攀比心理，还有些同学从个人获得利益的角度出发，把家庭的贫富情况作为交友观的衡量标准，这些现象都会导致大学生寝室关系紧张，进而导致合作意愿淡薄。

（二）因寝室成员间互视为竞争对手导致寝室合作意识不强

大学生自我防卫、自我保护心理较强，寝室成员之间经常会出现竞争与合作意识的偏差。一些学生盲目地认为寝室的成员都将成为未来的对手，在各方面暗自进行较量，易引发心理上和情感上的冲突，如果再遇到情绪控制力较低的情况，很可能产生直接的行为对抗，进而造成寝室成员的对抗意识。

（三）因评奖评优形成互相攀比、猜疑嫉妒导致寝室合作能力差

大学中有许多评奖评优，得到的同学必定欣喜，得不到的同学难免会心里不舒服，甚至可能会互相猜疑嫉妒。特别在评定奖学金时，学校多结合社会实践、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势必会给那些只顾埋头学习不积极参加各项活动的学生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常常会导致寝室之间、同学之间会产生矛盾。另外，在助学金的评比中，由于利益驱使，导致一些不公平现象出现。如家庭贫困但人际关系较差的同学，不如家庭贫困程度一般但人际关系较好的同学得票多，极易造成学生之间的攀比心理和猜疑嫉妒心理，致使寝室合作能力差。

（四）因人际交往差异导致合作差异性

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妥善处理组织内外关系的能力，包括与周围环境建立广泛联系和对外界信息的吸收、转化能力，以及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能否将自己的内心思想表现出来，让他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同样也能够理解他人的表达。由于学生成长环境不同、性格特点不同、交往能力不同，对于他人的信赖程度和与他人间的沟通深入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异。再加上绝大多数学生对家庭的依赖性较强，缺乏独立的社会生活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差，这就造成学生在日常交往中往往呈现出不对称性，一些学生显得较为孤僻。这种人际交往的差异，会直接导致合作的差异性。

二、集体性体育项目的特点

集体性体育项目是指以二人或以上为单位参赛的项目，通过集体的努力，发挥每位成员的竞技水平，完成比赛项目。依据田麦久《运动训练学》中的项群理论分类，集体性项目主要包括技能主导同场对抗性项群（如篮球、足球、手球等）和技能主导隔网对抗性项群（如排球、沙滩排球等）。就其两类项群的共同点分析发现，集体性体育项目都以强调运动员具有良好的掌控情绪能力、独立思考问题、随机应变解决问题的能力、个人、组合战术协调发展等能力为主。这种集体的共同努力过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凝聚性，它需要参加集体项目成员之间关系融洽、气氛和谐、配合默契、目标一致、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水平，赢得比赛胜利。由此看出，集体项目强调的就是团队合作能力。高校开展集体性体育项目多以篮球、排球、足球等项目为主要形式，根据项目的主要特点可将其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高强度凝聚性

参与集体性体育项目的全体成员及教练员在比赛中经常会受到领先与落后、主动与被动、优势和劣势交替出现等现象，成员心理难免受到变化无常的情境的影响，因此，集体性体育项目比拼的不仅是集体的技术高低、实力强弱、实效优劣，而且是针对集体的风格优劣、士气高低、意志强弱的比拼。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强度凝聚力是集体性体育项目的特点。

（二）目标一致性

集体性体育项目就是为集体设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全体成员齐心协力完成目标的体育项目。其特点是有与活动目的相符合的动机的共性，成员的个人目标必须趋向于集体目标，与集体统一目标相适应的动机促使成员积极活动，取得比赛的胜利。运动过程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统一的过程。

（三）团结合作共同努力

合作指共同创作、共同从事，二人或多人一起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进行联合作战或操作。这一点在集体性体育项目中体现尤为显著，通常是在接到比赛通知后组建参赛队伍，根据队伍的实力情况制定比赛目标（即集体目标），在教练的指导下发挥个人所长，协调配合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赛前训练、准备工作、比赛中等各时期，均需要全体成员默契配合、取长补短、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完成比赛。

三、集体性体育项目对大学生寝室团队合作精神培养的价值

高校学生校园文化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其中体育项目比赛也是精彩纷呈。集体性体育项目更是因参与人数多、场面激烈等因素具有吸引力，颇受广大学生的喜爱。从当前大学生寝室团队合作方面出现的问题着手，以寝室为单位开展集体性体育项目，培养团队精神，激发个人潜能，兼容个性，培养沟通技能，对于提升寝室团队合作精神有重要意义。

（一）培养团队精神

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互相尊重是基础，团结一致是动力，默契配合是核心。我国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多缺少培养团队精神方面的内容。笔者对在校学生进行随机调查中发现，56%的大学生意识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但只有15%的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精神。在比赛过程中，会使学生能够领悟同休戚共进退、互助互进的益处，促进学生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强化学生的合作责任意识，站在团队高度积极参与集体活动，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健全人格。帮助大学生顺利完成由学校走向社会的角色转换，应多培养大学生团队归属感，学会与团队成员及客户的沟通交流、相互尊重、团结协作。因此，以宿舍为单位，通过开展集体性体育活动来培养大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十分必要。

（二）激发个人潜能

大学生寝室团队合作意识强调的是通过整体配合将个人实力最大化发挥出来的一种参与意识，而不是单纯强调某个人的卓越技能。在这一特定要求下，寝室成员之间的技能差异就会显现出来，相对较差的同W会努力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较好的同学也会不断努力，力争发挥出最佳状态，寝室成员的整体竞技水平会在短时间内有明显提升，这就是激发个人潜能的过程。为了寝室的荣誉和担心拖后腿的心理，自然而然主动投入训练，个人成绩必然得到提高。与此同时，个人技能较强的同学，在寝室荣誉的引导下也会主动帮助相对较弱同学。通过这些集体体育项目的比赛，能够让寝室成员形成正确的竞争观，增进个人感情，避免寝室之间互为竞争对手的不利局面，增强合作意识。

（三）兼容个性

参加集体性体育项目的成员性格不同，既要张扬个性又要互相包容，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特质，对待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能够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帮助，默契配合、发挥个人长处、善待队友，以及具有良好的心理控制能力和保持稳定的情绪，正确对待比赛的胜负和得失等行为都是兼容个性的行为。寝室成员参与集体性体育项目相互配合的过程就是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过程，好成绩的取得必然是团队合作意识发挥到最佳状态的结果。每位成员都从大局出发，遇事换位思考，面对压力和失误及时给予他人积极的理解和鼓励，就很容易在团队中达到共同的认知。这种心理上、行为上的互相影响就是兼容个性的过程，能够使寝室团队在合作中体会到情感上的信任与愉悦。

（四）培养社会技能

集体性体育项目无论是在场上、场下都需要成员之间保持密切的沟通，训练队的组建、队长的选拔、队员的角色定位、与教练员的配合、训练计划的实施、战术配合等，尤其是比赛场上，一个默契的眼神或者是肢体语言，同伴都能心领神会，这种整体配合的实力就会增强，很容易发挥竞技水平，取得胜利。如何分配每位成员在合作中的角色、如何组织配合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如何调动每位成员的积极性、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如何分配具体任务等都需要成员间密切沟通。良好的沟通能力是通过多参与活动、多与人交往锻炼出来的，寝室成员经常参与集体性体育项目，能够很好培养以沟通和协作为核心的社会技能，会逐渐缩小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性，提高个人社会活动能力。

（五）融洽社会关系

在篮球、足球、排球等集体项目比赛中，如果同伴发挥出色，本队赢球了，成员之间会以各种方式来传递对同伴的认可，比如击掌、一句鼓励的话如：加油！同样，如果同伴发挥失误，本队输球了，成员之间也会以各种方式来传递对同伴的鼓励，比如一个理解的眼神、一次举手、一句激励的话：没事，继续！通过这样的集体性体育项目，既有利于发现他人的优点，又有利于让参与者获得他人的支持，让优秀者保持谦虚。同时能够培养大学生与他人交往的能力，使其正确表达情感，规范道德行为，形成积极生活态度，融洽社会关系。寝室成员参与类似的集体性体育活动，对于消除各种原因造成的合作意识淡薄、合作能力差等团队合作的不利因素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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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摘要：《礼记》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影响力历经几千年而日久弥新，其中的许多教育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我们今天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笔者在研读《礼记》时发现虽然对其文本的内容有了深刻的研究，但是在体育运动项目方面，研究不多。因此笔者依据《礼记》中大量精辟的论述和阐述，通过对《礼记》蕴含的体育运动项目的研究分析，以总结出一些启示和经验，希望对今后研究《礼记》方向有所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先秦；《礼记》；体育运动项目

《礼记》作为我国儒家的重要经典作品，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和有机组成部分。该书对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总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礼记》一直是指导教育事业发展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其中，体育教育思想是《礼记》教育思想和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对体育的重视，与国家政权的巩固是紧密相连的。反应在《礼记》上，这种意识依然是非常强烈的。比如，在礼记中，对体育的分类，提出了七类体育运动项目，分别是乐舞、田猎、讲武、射御、角力、射礼、投壶等。仔细分析这项体育运动项目，不难发现，很大程度上带有“军事训练科目”的痕迹，这些运动项目不仅仅是为个人强身健体、自我保护而设立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为了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王朝政权的长治久安。

一、古代的体育运动“乐舞”

“乐舞”是古代最具健美性质的体育项目。据《礼记》记载，乐舞分为祭祀庆典的乐舞和欢娱燕乐的乐舞两种。实际上，对乐舞的分类，还有更多的方法。比如，有大舞小舞之分，这是从舞蹈形式进行的划分。大舞又分为云门、大咸、大馨、大夏、大濩、大武等舞蹈形式，小舞则有帗、羽、皇、干旄、人等舞蹈形式，而且大舞都是由小舞根据不同的要求和各自的职能编排而成的综合舞蹈。再如，有文舞和武舞之分，这是从内容上划分，文舞即持羽籥，武舞即舞干戚。在古代，有专门教授乐舞的教育部门，叫做东学和南学，属于古代国学中的五学；也有专门管理和教授乐舞的教师职务，叫做大乐正、小乐正。当然，在乐舞逐渐普及之后，历代历程越来越强调和注重乐舞的理论教化功能，比如，在古代的学校教育中，乐舞就基本只剩下教授祭祀庆典类的乐舞了，这与最初的乐舞的性质和目的是有很大不同的。

二、古代的体育运动“田猎”

“田猎”是古代最具刺激性的体育运动项目。据《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乃教于田猎，习五戎，班马政”。这句话中的五戎，据汉末郑玄注：“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而“马政”又称“马正”，是古代政府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等的管理制度。从这些分析来看，古代的“天子”们是需要进行及其严格的体育或者说军事训练的。比如，五戎，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涵盖了对各种武器的使用和掌握的训练活动，有对车马的驾控技术，有各种飞禽走兽、鱼虾海味的捕捉技术，等等。这些军事化的体育训练是一种军事目的及其明显的训练方式，但在和平时期，也是锻炼身体、增强生存能力的首选运动项目。

三、古代的体育运动“射御”

“射御”是古代最具攻击性的体育运动项目。简单地讲，射御即射箭御马之术。古代六艺中的两种，都属尚武的技艺。最初的射御是指生产生活的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备战作战的需要，射御逐渐脱离了原来为生产技能和生活所需的性质，演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军事训练项目，成为古代官兵军事训练的“必修课”。

四、古代的体育运动“讲武”.

“讲武”是古代最具军事色彩的体育运动项目。“讲”既是“练”，也是“赛”。所谓“练”，就是备战期间进行列队阵形的常规训练；所谓“赛”就是，部队对将帅采取“一对一”竞赛的形式进行进行考核。前者属于集体性质的操练演练，操练项目主要有“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等；后者属于个体性质的竞技比赛，包括射箭、驾车、角力等竞赛项目。

五、古代的体育运动“角力”

“角力”是古代最具田径运动性质的体育运动项目。所谓角力，就是一种用人类的力量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对抗、训练和比赛，通俗地讲，就是进行武艺比赛。角力的种类很多，有举鼎、拓关、开硬弓、蹠驽、斗兽、相搏、负重跑、投掷等。一般来讲，角力是不许借助工具进行比赛的，必须是徒手相搏。现代很多体育竞技项目的诞生都可以从角力中找到源头和痕迹，比如，角力中的举鼎，与现代的举重有很多相似处。此外，在民间角力这一体育运动非常普及。

六、古代的体育运动“射礼”

“射礼”古代是最具伦理道德教育意义的体育运动项目。在古代，射礼是进行理论道德和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要仪式活动。这是一项比较特殊的体育运动项目，基本没有了军事训练的色彩和功能，正所谓古人常讲射礼是“立德正己、礼乐相和”，已经成为了道德礼仪教育的重要形式。这一点，从《礼记·射义》所载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如“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讲的是通过观察一个人在射击过程中的姿势、神情、效果以及控制力、稳定度等方面，可以考察出这个人的德行。

七、古代的体育运动“投壶”

“投壶”是古代最具儒雅气质的体育运动项目。投壶是从射礼中延伸衍生出来的一种比较儒雅的投掷游戏，一般在古代士大夫宴饮时经常会玩这种游戏，讲求礼仪礼节，追求从容安详，底层民众倒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的。据《东观汉记》记载，东汉的大将祭遵，“取士皆用儒术，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可见，在当时，投壶与雅歌等融合在一起，已经是高层雅士的生活常态。

在上文论述了古代主要体育运动项目之后，这里对古代体育制度进行简要论述。古代设立或者建立体育制度，都是根据上述七类体育运动项目的实际训练或者建设需要而进行的。《礼记》对体育制度的论述有很多。有关于对体育教授与学习制度的规定，比如，《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南鼓……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不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这段话对如何进行体育教授和指导学员如何学习进行了很详尽的规定，包括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等等。

古代的体育运动项目是非常丰富的。尽管在古代，尚未有我们现在日益发达的体育设备、器材、场所和竞技技术体系，但是古代对体育种类体例的设立、对体育教育管理体系的建构以及对体育制度的建设，都是非常重视的。其中，有三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第一，关于体育运动理念方面。古代体育运动注重对身心的综合均衡发展，注重体育承载的伦理道德教育功能。第二，关于体育与国防建设相结合方面。古代体育运动项目多数都有军事训练的性质和目的，现代体育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民间和部队强化体育锻炼的国防目的。第三，关于体育运动项目大众化方面。古代体育倡导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结合发展，适宜普及的体育运动项目，向大众推广。（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诸斌杰等著.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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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实况录像观察法；数据统计法；逻辑推理法。

（二）新规则确定新方向

从1997年开始国际体操联合会对体操竞赛规则进行了较大修改，首先是在世界体操锦标和奥运会上不再进行规定动作比赛，只进行自选动作比赛。其次是对团体赛上场和记分的人数作了调整，团体决赛记分办法由6-6-5制改为6-5-4制，即每队可报6人，但每个单项只能派5人上场，记各项成绩较优的前4名作为团体成绩。在2001-2008年新的规则中又把团体决赛记分办法调整为6-3-3制，即每队报名6人，每个单项只能派3人上场，这3人的总分就是全队在该项目中的得分。新的竞赛规程从表面上看，参赛的人数减少了，似乎是“降低了团体赛的难度”，然而如果参赛队某一个人在某一个项目上出现失误，将严重影响团体成绩，往往是无法弥补的。2001年世界体操锦标赛韩国队一名队员在比赛中受伤，导致团体名次急速下滑就是一例，因此新的竞赛规程使竞赛变得更为残酷。

（三）开拓创新是体操运动发展的永恒主题

1.在技术训练规则竞赛的发展中，总是不断地积累知识，改进方法，当知识积累到原有的理论解释不清时，就要以新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旧东西进行突破。这种量的积累与质的突破是一种辩证关系，认识、研究，遵循这个辩证关系乃是创新思想的重要前提。纵观近年来的国际体操发展趋势，其技术创新周期缩短，更替速度加快，移植变化增多。

2.技术创新是体操运动之生命。纵观当今世界体操运动技术的发展之快，一个运动队，一名运动员如果在体操比赛中没有高难度的创新动作，要想取得好成绩是很困难的。因此体操运动中动作的创新与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体操技术的发展趋势。

体操技术的创新表现为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方法，增添新的内容，为竞技术体操原有的体系不断提供新知识和新认识。通过技术革新，使动作质量得到提高。像单杠“鞭打”技术，“后摆振浪”新技术的出现，对各项摆动动作的质量和创新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而美国运动员托马斯把鞍马全旋拓展为“大分腿波浪全旋”使鞍马技术领域得到了新的开发，向着立体化的方向发展。希腊著名运动员梅里桑笛与我国运动员李小鹏，老动作新做法，把跳马上的屈体后空翻两周和前手翻真体前空翻转体900°改为用踺子上板后手翻连接，不仅使该动作达到了10分的起评分，而且分别在2001年和2002年被国际体联确认是创新动作，命名为“梅里桑笛和李小鹏跳”。另外动作之间的连接编排也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一大领域。

（四）体操特征变异与规则演变的辨证关系

1.技术创新必须遵循竞赛规则，没有体操规则，体操创新也就无从谈起。现在的体操比赛是高难度、高质量、高规格的较量。一套自选动作，不但要追求较高的起评分，而且要有创新动作，这样才能获得高分。在比赛中无论运动员的动作多么惊险、优美、高难，但只有在体操规则的约束中才能争桂夺冠，裁判员也必须以规则为准绳来裁定竞技者的名次。体育竞技之花要在竞赛规则的限制中开放，日新月异的运动技术需在竞赛规则的约束下创造，否则就要被淘汰。如在80年代中后期男子跳马上曾一度出现了侧手翻接侧空翻腾越动作，落地是分腿依次着地。虽然这是个创新动作，但不符合规则要求（规则要求无论什么项目在最后落地时都应并腿着地）所以很快被淘汰。再如几年前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职业体操单项比赛，匈牙利一名运动员在吊环单项比赛中前半套动作的难度和质量都达到了高水准，最后的动作是倒立落下经水平支撑至水平悬垂，然后一松手成俯卧趴在垫子上。虽然整套动作很新奇、独特，可是裁判员以规则为准绳判他无下法。因为整套动作不完整，违背了规则精神，所以不是发展方向。以上两例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体操比赛必须遵循规则的要求。

2.技术超越、补充和发展了规则遵循竞赛规则，在竞赛规则的限制中创造优异成绩，固然是天才的事业，而以领先的技术超越传统的竞赛规则，并促使其做出相应的变革以肯定此种超越而获得优胜，则更是天才和胆略的壮举。超越规则者不仅要有远见卓识，还要有足够的胆略和勇气。第一个在国际体操赛场以踺子后手翻上板踏跳做支撑类动作超越了跳马比赛规则的运动员曾被传统规则判为动作无效而失去夺冠机会，但鉴于此种新技术的先进性和可接受性，体操规则又很快“承认”了这种超越。我国江门市业余体校运动员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中首先在双杠上创造了向后大回环的新动作，但因杠高只有1.70m（从地面量起），运动员在悬垂时必须屈腿才能完成。根据规则要求也应给予扣分。但由于这是一种创新技术，代表着双杠运动的发展方向，因此这种新技术很快被国际体操联合会认可，并将规则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为了有利于运动员完成动作，把双杠的高度提高到目前的1.75m（从垫子上量起)。所以说体操技术的超越不仅能导致竞赛规则的发展和逐步完善，而且又能够促使体操器械的革新和变化，以适应体操技术发展的需求。

3.器械的革新导致了技术的发展，体操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器械的革新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体操运动技术的飞速发展，运动员表现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体操训练、竞赛的场地与设备更新起到了重要作用。60年代以来，纵跳马长由1.80m缩短为1.60m，目前男、女已用同样形状的马（蘑菇型）。助跳板由15cm增高到20cm，助跑距离由70年代的20m增加到25m（女子不限）并突破了支撑分区的限制。由于规则的变革导致了一大批跳马复合空翻类型的高难度腾越动作的产生。随着鞍马运动技术的发展，原来的拱型环又改为平直型鞍环，使鞍马的单环动作增多，并向着立体化的方向发展。再如平衡木的硬性木面被橡胶覆盖层的弹性结构所取代，从而使自由体操中的跟头搬上了平衡木。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高低杠两杠之间的规定距离从85cm开始被一次又一次的超越，杠面由椭圆改变成圆形，直径也有所缩小。于是使女子运动员在高低杠上做出了毫不逊色于男子单杠技术的“特长切夫腾越”和“京格尔空翻”抓杠等高难度的飞行动作。另外各种不胜枚举的训练辅助器材的诞生和革新，更使教练员们在训练中得心应手，这已为多年的训练和比赛所证实。因此说器械设备的更新对体操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和保障作用。当然，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器械革新，对规则的超越并非是毫无依据的鲁莽之举。只有在总体上把握住本竞技项目的发展脉络，并根据具体的竞技形势而作出领先性、方向性的超越，才是对竞赛规则的成功超越，并促使其做出相应的变革。

4.体操评分规则的成熟与稳定，1989年出版的规则补充了“技术和姿势错误的划分等级，即小错误、中错误和大错误”。在单项决赛中，有条件的裁判员评分使用0.05分。1993年的规则扩大了0.05分使用范围，增加了加分，明确了各项目的特殊要求。1997年版的规则对裁判的组织和职责作了较大的修改。即A组负责对成套动作评分和B组对动作的完成情况评分。2001年版的规则在动作组的划分上修改比较大，各项动作分为5个结构组。2006年1月1日实施的新规则中，取消了10分为满的做法，使打分更加细化。把裁判打分分为难度分（A）和完成分（B）两组。A组的起评分为0分，没有上限；B组满分为10分。这样体操分数可以不断被刷新。从体操规则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来看，体操评分趋于标准化、细节化，规则更具操作性，尽可能地避免人为因素对比赛结果的影响，从而将体操比赛引向公平、公正的发展方向。

五、结束语

（一）在体操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如果不大胆开拓创新，动作还是老一套，就要无情遭淘汰。

（二)新的国际体操评分规则实施后，必将加快难度创新的步伐。我国的体操健儿和体操工作者要根据竞赛规则精神，扎扎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开发具有自身特点的技术领域，在训练中要注重“训练规划时代性，技术模式超前性，难度发展高效性”。在技术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一方面不要无端地偏离竞赛规则而使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另一方面也不要怯于传统规则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无论是遵循规则还是超越规则，都是为了创造领先于他人的优异成绩。既要努力地遵循规则，又要大胆并深谋远虑地超越规则，这才是体操竞技者们应该掌握的辩证法。

然而，事物的发展是无限的，体操竞赛规则也是随着体操运动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修改，实际上竞赛规则只是某一时期对某一竞赛项目的规范、规格的约定性概括。因此说，体操技术的发展创新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竞赛规则，而竞赛规则又反作用于体操竞技的实践运动，这便是体操技术的发展创新与竞赛规则的辩证关系，纵观体操运动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创造竞赛规则又不断超越规则，改革规则，补充规则和发展规则的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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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6－0032－07

一、引言

竞争政策，或者说反垄断政策，是保护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制度。竞争政策可以被定义为一整套确保市场竞争不因受限制而减少经济福利的政策的法律。现代经济学已经证明，竞争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产品，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率结果，而激励理论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竞争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激励不足问题，通过增强激励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维护竞争是实现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机制，竞争政策的直接目标就是保护竞争自由，维护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转。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的游戏规则，中国于2008年8月1日开始正式执行反复酝酿15年始出台的《反垄断法》，但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定制度背景、竞争文化的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冲击结合着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使中国竞争政策在设计及执行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研究及完善的空间。从历史上看，中国以往颁布的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法规在立法目标上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情形，而立法目标的确立直接影响具体条文的解释及执行，当前就《反垄断法》设计的目标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具体实践中仍存在着较大的争论。另外，中国一直采用产业政策来实现对经济的引导调节作用，在产业政策指引下，市场竞争主体往往会在政府安排或协调下实现兼并、重组或就市场范围进行划分，而这些活动可能的反竞争效应为《反垄断法》所不容。这导致中国竞争政策设计所面临着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即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从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过程来看，在某一具体时期内并不必然存在竞争政策无法相容于产业政策的情形，但产业政策目前的强势地位使其构成竞争政策在设计及执行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这为竞争政策及实施指南设计提出了现实的挑战。由以上考虑，本文立足于一国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进本国国民福利水平这一出发点对特定国情下的中国竞争政策设计进行分析。

二、竞争政策的兴起及变迁

根据WTO的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90个国家制定了竞争法，其中多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定的，在1990－1996年间，中东欧及前苏联26个转轨国家中就有22个国家制定并实施了竞争政策，而发达国家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的历史则更长一些，例如著名的《谢尔曼法》于1890年通过，而英国处理竞争问题的最早立法之一是《1919年反暴利行为法》。这一简单的回顾似乎可以发现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与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这一结论仅仅是观察性的，而且不太可靠。因为竞争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对某种势力的回应，或者是针对特定经济环境而做出的决策。例如德国于1923年颁布了第一部卡特尔法，主要旨在对超级通货膨胀做出反映，因为德国担心价格协议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而英国的《1919年反暴利行为法》则主要着眼于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价格过高的问题；促成美国通过《谢尔曼法》的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农户和小企业所拥有的强大政治力量。

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宪法”，竞争政策的设计及实施中应重点着眼于三个方面的一致性：首先竞争政策的设计应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任何一部法律都不具备普适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今天的美国农户和小企业也许不再具备推动《谢尔曼法》通过的政治力量。而俄罗斯在1991年迫不及待地颁布了《反垄断法》后，目前已经根据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了六次修订。其次，竞争政策的考虑应与主流经济学的进展相一致。现代经济学有助于反垄断机构确定哪些案件应被，执法调查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如何基于数据和经济理论对案件进行分析以及如何对案件的总体效应做出判定。毕竟，反垄断法是由不断发展的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所构成的法律。最后，一国竞争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国际协调，设计不当的竞争政策容易引发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竞争政策实施过程中，竞争政策的目标、执法标准、所使用的工具以及相关规定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经济结构、市场环境的改变以及利益集团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都在推动着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发生着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对竞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Kovacic和Shapiro所指出的，反垄断法的发展是经济学与法学相互之间不断凝聚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平衡的。

反垄断法的发源地是在崇尚经济自由的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铁路的发展使美国的国内市场迅速扩张，这为许多大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强大的市场控制力提供了机会。大公司市场实力的扩张对众多小企业的生存产生了威胁。在这种情形下，数目庞大且在政治上拥有广泛权力的工商阶层和消费者，包括农民和劳工，强烈要求政府对大企业进行干预。可以说，要求通过《谢尔曼法》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于消费者或一般的公众，而是来自于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产业变革带来的新竞争中失利了。失利的利益集团以公众的名义要求国会对行业托拉斯进行管制，这使得立法者对反垄断法的理解处于一种先天的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似乎关心伤害了小商业竞争者的低价和差别定价，同时又关心那些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高价。由于美国国会担心不受政府控制的私人企业的集中会破坏自由市场，并最终毁灭民主的经济基础，因此，《谢尔曼法》被设计用来抑制私人企业的过分集中，促进和维护自由竞争体制。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反垄断法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内在理念，干预主义上升为主导的政策思想，这段时期被称为反垄断的被遗忘的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对反垄断法的巨大影响，反垄断法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学分析基础，开始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此外，现实经济的发展导致反垄断执法重心也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反论断法主要基于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出现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创新、知识产权、新兴网络产业的反垄断及竞争政策的协调也正成为美国竞争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英国在竞争政策方面的立法始于《1919年反暴利行为法》，这部法律的通过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价格过高的问题。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面临着大量失业这一问题，而市场竞争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的思想似乎促成了1948年的《垄断与限制(调查与控制)法案》。自此以后，英国的竞争政策发生了很多变化，直到1998年的《竞争法案》使得英国几乎与欧盟保持一致。欧盟竞争政策起始于1951年签订的《巴黎条约》中采取的一系列支持竞争的措施。当时引入竞争政策的原因来自于通过向欧洲其他国家供应重要的生产资料来限制德国的势力以及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崇拜，因为美国经济的成果被看做为是不断依靠反托拉斯规则的结果。

德国和日本的竞争政策的出台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的设计，将反托拉斯法强加给德国和日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更在于打破这两个国家中经济权力的过分集中。但德国历史上的主流观点认为卡特尔是控制由激烈竞争及价格战导致的不稳定的工具，日本则具有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运行的传统，因此当同盟国感觉可以依靠德国及日本来对抗来自原苏联的威胁时，德国及日本的竞争政策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日本在战后得益于国内外有利条件，经济发展迅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由以上竞争政策的兴起及变迁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竞争政策往往不是由市场经济机制自然而然地演化出来的，它更多的是对某种势力的一种回应，是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而且各国竞争政策最初制定时的条款均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例如美国竞争政策在表面上是由小商业竞争者所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集体行动的困难似乎并没有出现。这一结果一方面由美国特定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另外更为深入的观察可以发现，大公司迅速扩张的市场势力引发了可能破坏权力制衡的担心，这使国会在短时期内更多地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理性的经济学分析做出了决定，这也是《谢尔曼法》逻辑体系内相互矛盾的原因所在。由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到，一国竞争政策的设计应符合本国的国情，否则的话即便设计了适合于未来目标的竞争政策条款，但在执行的时候也往往难以实施。俄罗斯在短时期内六次对竞争政策进行调整使我们看到，法律的条文可以模仿，但一部法律重要的不是它如何被制定的，而是如何被解释及被执行的。因此，不适合本国国情的竞争政策设计在遇到现实经济环境的强烈排异时，要么进行调整，要么会失去其效力。

竞争政策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调对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更多的是出于对大企业所拥有的市场势力的担心。由这种考虑，早期的反垄断执法也往往显得较为简单，更多地采用本身违法原则来进行，而且还将本身违法原则用于搭售、纵向限制等领域。但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在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使竞争政策关注的重点及判断的标准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到芝加哥学派的效率主义，再到后芝加哥学派基于博弈论及新实证产业组织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企业策略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来为反垄断机构提供判断的依据，经济学逐渐为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及工具。

三、中国竞争政策设计的特殊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于1979年启动了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按预定计划，到202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呼唤保护市场竞争机制法律的出台，经过近15年的反复讨论和对草案的修改，于2007年颁布了自己的核心竞争法。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规制竞争的游戏规则，竞争法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国家向真正市场经济迈出了必不可少的一步。《反垄断法》主要规定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经营者集中三大制度以及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机构、法律责任等内容。除对行政垄断的限定外，《反垄断法》所关注的其他部分与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中国在竞争政策的设计中应有哪些差异化内容呢?

第一，竞争政策的设计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按照GDP计算，2008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由这个标准，中国竞争政策的设计目标及设计细节似乎应与类似经济规模的经济体保持一致，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GDP虽然数额较大，但其构成却尚不能够与发达经济国家相比，特别是2009年上半年GDP的增长近90％靠投资拉动。此外，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GDP仍排名世界100位之后，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垄断不是在自由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而是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产物。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情况下，保护国内市场以及集中支持少数重点企业的不均衡成长政策，导致了垄断现象的产生。发展中国家的垄断企业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引进技术、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等，国有垄断企业还有助于政府控制税收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需要借助竞争政策加以解决。如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努力面临着发达国家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限制，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倾销诉讼之所以能够屡屡成功，主要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缺少可与发达国家相比的竞争政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面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行为，需要政府通过竞争政策进行协调。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其组织文件中包含了对竞争政策的要求，这也迫使参与这种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制定自己的竞争政策。

第二，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际大公司来说规模较小。例如，在美国《财富》杂志500强2008年的排名中，只有联想集团一家民营企业进入了这份名单，但在2009年的名单中，联想也未能入围。同样令人瞩目的一个现实是，2008年中国汽车工业排名前30位的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总和为14163.26亿元人民币，而同年日本丰田汽车的营业收入为2043.52亿美元，按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计算，丰田汽车的营业收入超过中国汽车工业排名前30位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和。计量经济分析也发现，中国的汽车行业不存在规模经济效率，汽车行业应进行兼并重组以保证汽车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竞争政策的设计及执行如果按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来进行的话，势必会禁止这样的经营者集中，因此，竞争政策的设计应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和规模经济的发展。

第三，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这一点对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技术进步的主体是市场中的企业，在这一方面，竞争政策的设计应顾及两个方向的问题。首先是企业规模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垄断企业创新动机较弱，因为垄断企业不需要依靠创新来保证自己的垄断利润水平；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现代技术进步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只有较大规模企业能够提供，而且创新是一种高风险项目，小企业没有能力承担创新失败带来的风险。我们认为可竞争理论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某产业进入壁垒较低，那么在位垄断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可能会保持较高的创新激励。其次是竞争政策需要考虑企业间关于研发的横向协议，反垄断执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适应不断加快的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作用扩大带来的影响，反垄断机构需要在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协调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效地调整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

第四，作为一个转轨经济国家，中国的竞争政策构建中所要面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存在的行政垄断问题，而且这可能是中国竞争政策设计时最为困难的一点。在学术界，经济学家们利用行政垄断的概念来描述行政部门运用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进行限制和排斥的行为，以区别于由创新及由竞争实力所形成的市场垄断以及由于成本特征所定义的自然垄断。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现象，一方面是形成了一些强势的大型的垄断的部门、行业和企业，另一方面是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分散经营的行业、企业、个体业主、农民等经济体。虽然反垄断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垄断问题，但在构建中国的竞争政策过程中，为保持法律法规的一致性，应根据《反垄断法》的基本思想做出相应的执法指南。

第五，竞争政策的设计应考虑短期及长期内达到的目标，或者说应对短期及长期能够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估及权衡。目前中国经济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短期内增长的困难，特别是进出口及国内消费下降。为了确保经济增长的目标，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产业政策，我们估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在产业振兴计划的刺激下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兼并重组，而且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在经济危机之后也会出现大量的企业间的重组。在这样的背景下，竞争政策的构建可能会让步于产业政策，如果制定过于严格的竞争政策标准，那么要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在短期内会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类似日本的反垄断机构在战后至1975年之间的情形，要么竞争政策的标准会在短期内进行不断的调整。

四、中国竞争政策设计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竞争政策设计时所需要考虑的特殊性决定了设计的基准，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竞争政策的设计都是为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由对各国竞争政策变迁的回顾发现，历史上日本与德国竞争政策的出台是其他国家强加的结果，但战后全球政治环境的现实以及根植于这两个国家传统的竞争文化使竞争政策在短期内并未发挥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功能。同样，1990一1996年间的22个转轨经济国家竞争政策的出台大多也是华盛顿共识的产物，是激进式改革模式下市场经济体制设计的结果。作为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竞争政策的设计应显著地区别于发达国家以及激进式转轨改革国家所采取的基准，同时其他国家，尤其是转轨经济国家竞争政策设计的教训及经验也应充分地吸收。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并结合发展中国家在构建竞争政策中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在设计自己的竞争政策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竞争政策的目标

《反垄断法》总则第一条规定，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制定本法。这一条既明确了竞争政策保护市场竞争机制的宗旨，同时也将其他社会目标囊括了进来。对于竞争政策的目标，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其根本目标是经济效率，反垄断执法应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反垄断的所有任务可以总结为在不伤害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配置效率，从而达到既不产生格外收益又不使消费者剩余产生净损失的状态。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竞争政策的目标则呈现了多元化。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在注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注重长期经济绩效。亚洲发展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的目标不仅包括促进消费者选择的自由、促进企业贸易与市场进入的自由，还包括实现短期静态效率、长期动态效率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报告选择了中国、印度、越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共6个亚洲国家作为研究样本，指出除马来西亚以外，其他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明确了竞争法目标的5个国家，其竞争政策的目标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政策包含了广泛的社会目标。南非的竞争法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对社会目标的关注，Gal发现几乎所有制定了竞争法的发展中国家，都把公共利益的目标纳入了竞争法当中。我们认为中国的竞争政策设计在明确将社会总福利作为根本目标的前提下，应根据自身的国情，同时考虑对小企业的保护、实现经济自由等目标的实现。以往国内对竞争政策目标的讨论多集中在公平还是效率这一问题上，应该说，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的目标所应涵盖的范围应更广一些。

2、例外情形

发展中国家竞争政策目标多元化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竞争例外的范围广泛而灵活。对长期经济绩效和经济发展的考虑使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某些高附加值的产业中放松竞争限制，以提高产业平均利润水平，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如韩国竞争法规定的竞争例外包括为实现产业政策或地区经济发展需要限制竞争的领域。Khemani对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例外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明确规定的竞争例外情况比发展中国家更多，所有国家对竞争例外的规定都比较相似。此外，竞争政策的例外情形既有法律明确规定的，也有反垄断机构在个案审查中依据竞争政策的目标灵活把握的。墨西哥《联邦经济竞争法》规定，特定的战略性行业不受竞争法约束，而战略性行业是由其反垄断部门确定的，墨西哥竞争法第28条规定的豁免条件赋予了反垄断当局无限的权力，使其能够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甚至某个人的意志确定战略性行业。中国竞争政策设计中对豁免条款应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设计，从法律上看，适用豁免条款是一国竞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适用豁免条款中，各国在卡特尔、对外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都规定得较详尽，这些是适用豁免条款的核心内容。

3、并购限制的标准

发展中国家多元化的政策目标和广泛的竞争例外范围使其反垄断机构能够在并购审查中放松控制。Correa和Aguiar以巴西为例对发展中国家的并购控制进行了研究，指出巴西在1994年新的竞争法颁布后，一年时间内有99起并购提请审查，2001年超过了600起，但没有一起并购被禁止。在并购控制审查过程中，衰退企业、国际竞争力等都成为反垄断机构考虑的因素。而没有合并指南指引的合并控制，将使合并审查的结果完全依靠负责审查的官员的观点，这可能会造成审查的结果与经济原则不相一致的情况。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并购控制审查的结果来看，墨西哥1994年6月到1995年6月的122起并购审查中，仅一起未通过。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正是各发展中国家希望本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冲动所导致，因为竞争政策一般禁止或限制的行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形：第一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二是横向限制协议；第三是企业间的兼并。发展中国家所执行的较为宽松的并购限制标

准应该说是基于本国企业的现实经济规模所做出的选择。

4、行政垄断

应该说，在目前中国的竞争政策设计中行政垄断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首先行政垄断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对它的认识应基于整个转轨的进程，从这一点来看，它更多地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行政垄断的来源不是市场集中、资源的独占或者以法律形式所定义的专营专卖。行政垄断产生的原因有些类似于奥地利学派看待垄断的观点，他们认为政府，而不是市场，是垄断之源，政府的授权、认证、特许、关税和其他法定限制措施才能够创造垄断，而拥有垄断能力的特殊经济组织便不再参与公开竞争。一般认为，行政垄断往往是依靠公共权力来获取产业的独占地位或达到区域市场封锁的目的，它涉及的理论和问题较多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行政垄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领域，特别是一些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公共利益及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领域，涉及到行政垄断的竞争政策设计必然会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等问题。此外，由行政垄断所具备的权力影响产业资源配置的特征，因此在分析时不可避免地要将转轨经济所具备的制度因素考虑在内。从竞争政策设计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特定行业中行政垄断存在的程度，而在于行政垄断在特定行业内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这构成了竞争政策执行中对待行政垄断的一个基点。目前经济学对行政垄断问题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提出了测算特定行业行政垄断存在程度的ISCP分析框架并基于这一框架对行政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进行了评估。将制度与结构、行为及绩效作为并列的因素进行考察使这一研究框架具备较强的弹性，能够同时兼顾对行政垄断形成原因及运行机理的理论研究以及形成可操作的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因此，在竞争政策设计及执行中，ISCP分析框架能够为特定反垄断案例中的反行政垄断诉讼提供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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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11 ― 0057 ― 02

[收稿日期]2014 ― 09 ― 30

[基金项目]本文是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优化我市产业项目建设环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SX2013-01（ZD）。

[作者简介]李允光（1962―），男，黑龙江嫩江人。地方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应用经济。

近年来，随着城市竞争的加剧，产业项目建设日益成为城市竞争的焦点。而产业项目建设的竞争，除了一个城市的基本经济条件（硬件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城市在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方面所采取的有效战略、政策、措施这些软件因素，即各个城市的产业项目建设推进体制及运行机制。所以，准确把握这些软件因素及其与产业项目建设的关系，认真研究优化对策，是搞好产业项目建设、加快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产业项目建设环境的基本概念

这里所说的产业项目，主要是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投资商（企业）在某地投资某一产业形成的产业项目。包括招商引资项目、内生项目两部分。所谓“内生”项目，是指由内地企业追加投资形成的产业项目。这里着重探讨的是招商引资类产业项目。一个城市的产业项目建设都是在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的软硬件因素条件下实现的，所以，那些对于产业项目建设起影响、制约作用的软硬件因素的总和就构成了一个城市的产业项目建设环境。产业项目建设环境几乎涵盖了经济发展环境的全部领域。

二、产业项目建设环境的主要内涵

产业项目建设环境主要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方面。所谓“硬环境”，是指影响、制约产业项目建设的硬件因素，主要包括一个城市的基础资源（如土地、矿产、山川河流、人才人力等）、生态环境条件、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城市建设基础特别是产业园区建设基础及其承载力等；所谓“软环境”，是指影响、制约产业项目建设的软件因素，主要包括一个城市的城市形象、政府效能及其在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方面采取的战略、政策、措施。硬环境因素简单明了，有些是主观难以改变的（如基础资源、区位条件等），有些是长期积淀形成、短时期内难以改变的（如生态环境条件、产业基础、城市建设基础等）。只有产业园区建设基础及其承载力这个硬件因素是相对活跃的，因此也是各个城市近年来努力打造的重点。这正是所谓“筑巢引鸟”中的“筑巢”工作。这里着重探讨的是软环境因素。

产业项目建设是一个多环节、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通常，人们把产业项目建设工作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其中，每个阶段又包括多个环节。所谓“前期”阶段，主要是指产业项目前期谋划、推介、洽谈直至签约的过程。简单说这主要是一个招商引资的过程。所谓“中期”阶段主要是指签约项目通过审批直至开工建设的过程。所谓“后期”阶段主要是指在建项目通过续建直至达产达效的过程。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对应，从产业项目建设的软环境角度看，又可将其归结为产业项目孵化生成条件与机制、产业项目实施保障机制、产业项目问效监督机制。

“前期”阶段工作是产业项目建设的基础。没有签约项目，产业项目建设就无从谈起。“前期”工作涉及的产业项目建设软环境，主要是产业项目孵化生成条件与机制。首先，城市形象与政府效能是影响、制约招商引资、产业项目孵化生成的重要前置条件。如同婚姻的选择一样，商家的投资选择一个首要的考虑因素就是一个城市的总体形象与政府效能，如同婚姻选择中看一个家族怎么样、主事人怎么样。这是一个首要的软件条件问题。对于有些经济实力较强、投资选择条件较为苛刻的投资商而言，这个前置条件如果不过关，其他软硬件因素即便再好，也可能不予问津。所以，近年来，各城市都在千方百计宣传推介自己的城市形象、政府效能。其次，是产业项目孵化生成机制问题。在这个机制问题上，一个首要的影响、制约因素，是一个城市在推进产业项目建设上制定的战略思想、战略重点及其落实的部署。这要基于一个城市的市情分析以及产业竞争形势作出明确表达。缺乏科学合理的战略思路及其可操作性落实办法，产业项目建设就会流于盲目、流于平庸，满足于表面形式。其次是一个城市的重点产业项目谋划能力。项目谋划储备，是项目推介、洽谈直至签约的基础。一个城市，如果不能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以及发展机遇有效谋划其重点发展的大项目、好项目，那么，它就难以有针对性地搞好招商引资。当然，项目谋划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意志，也难免粗陋，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其中有吸引力的“金点子”与愿景。所以，随着竞争的加剧，产业项目建设较好的城市都要建立完善以企业为基础、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导、以业内专家及中介机构为依托的重点项目谋划体系。再次，就是项目推介、洽谈等招商引资工作办法。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的竞争，各个城市都普遍制定实施了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奖励政策以及招商引资责任考核制度。但是，各个城市的具体招商引资做法还是各有千秋，成效也大不相同。其中，黑龙江省绥化市开展“招商之冬”活动的思路、做法（见《绥化市2012“产业项目招商与准备之冬”活动方案》）值得借鉴。

“中期”阶段工作是产业项目建设的实施阶段、攻坚战。签约项目再多、再好，如果不能落到实处，永远都是海市蜃楼。“中期”阶段工作涉及的产业项目建设软环境，主要是产业项目实施保障机制，包括项目审批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项目开工推进机制。项目审批一般包括产业方向与布局合理性审批以及土地、环评、防火等技术性审批。一般说来，在一个城市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初期，项目工作都是很粗放的，似乎“剜到筐里就是菜”。但是，随着一个城市的土地、空间等资源日益稀缺，项目工作的转型、跨越日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规模较大的项目，如果产业方向不适合、或者空间布局不合理，那么，这个项目的建设实施就会给城市造成许多积重难返的负效应，甚至会成为城市的灾难。所以，在项目建设竞争如火如荼的今天，一个城市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项目工作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招商引资可以广泛发动，但是，一个具体项目特别是规模较大项目的具体“落地”，必须由整个城市来进行科学合理的统筹安排。此外，出于条块分割的制约，签约项目的意向布局与项目运作人特别是项目签约人所在行政板块（市、区、县、产业园区等）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如果没有项目布局的合理性审批，就会形成项目布局的粗放状态――“谁剜的菜就进谁的筐”，比如，本来是规划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却填塞了许多抵挡产业项目，造成规划园区基础资源的不合理占用，危机到项目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城市特别是规划园区的土地、空间等基础资源的日益稀缺，为了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肃性以及项目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布局合理性审批是必须的――即便是投资规模较小的项目，所以，一个城市必须在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之下建立完善以有关部门为主体、以业内专家及中介机构为依托的项目合理性审批体系。为了保障各行政板块招商引资、运作项目的积极性，绥化市采取利益分成办法发展“异地经济项目”的经验（见《绥化市异地经济收入分成管理办法》）值得借鉴。有了利益分成机制，各行政板块就可以“在别人的地里种田”并得到应有回报；有了利益分成机制，种子撒错“地”的意向，也可以及时纠正过来。至于“土地、环评、防火等”技术性审批，由于都是刚性要求，政府要做的只能是搞好有效的指导、协调、服务以及对有关部门办事效率、不合理收费的监督。技术性审批环节多、耗时长，为了加快签约项目开工进度，许多城市都建立了多样化的项目开工推进机制，如设立项目建设推进专职机构、主要领导包保责任制度以及采取定期现场办公集中开工等办法。更有甚者，采取了“先上车、后买票”的变通办法――让签约项目先开工建设，建设过程中再陆续办理技术性审批手续，这种“权宜之计”原则上说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一旦出现重大技术问题，是难以挽回的。

“后期”阶段工作是产业项目建设的“果”，也可以说是“临门一脚”的阶段。在建项目如果不能达产达效、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项目建设的真正价值就难以实现。“后期”工作涉及的产业项目建设软环境主要是产业项目问效监督机制，包括在建项目达产达效推进机制以及问题项目纠错处理机制。签约项目终于通过审批开工建设了，那也只是项目建设实施的开始，促使其尽快达产达效才是最终目的。所以，能否踢好这“临门一脚”是很关键的。促使在建项目尽快达产达效问题，纯粹属于行政效能问题，所以，各地也都制定实施了多样化的推进工作方案及相应的保障措施。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相关因素的变迁，有些在建项目可能遭遇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以致投资商不再有履行签约义务的热情或不能完全履行签约义务――即出现了一些问题项目，对此，各城市都应建立相应的问题项目纠错处理机制来对其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出现跑偏的要及时纠正；没有希望的，要及时废止，以便“腾笼换鸟”；对于恶意欺诈、以投资名义骗取不正当利益而又据不履行投资义务的项目主体及有关责任人要及时诉诸法律手段来维护地方的合法权益。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竞争的初期阶段，项目建设都是粗放的，各城市都热衷于正面推进，而忽略了问题项目的负面效应管控，致使许多问题项目得不到及时处理。随着项目建设竞争的深入，项目建设工作亟待转型跨越，这类问题必须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必须建立完善问题项目纠错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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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能源消费和由其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净增长趋势显示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是不断增长的，能源的高能耗势必带来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且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中国更不愿意以降低人均收入或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从而使二氧化碳减排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中国要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存在争议。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减排承诺、资金、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展开了博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博弈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经济的进程和途径，进而影响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国内外有关国际气候谈判问题的理论研究很少涉及。如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气候谈判博弈，国内政府与企业，尤其是高能耗企业间的博弈等，这些低碳经济参与主体之间在节能减排上存在着决策上的冲突和矛盾。本文拟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变动趋势及其成因。

二、我国低碳经济不同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谈判博弈

该博弈树相关均衡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议定书时期采取高减排策略，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时期更倾向于采取高减排策略，在长久时期等概率的选择低减排和高减排策略。这一均衡结果符合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和哥本哈根时期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在京都议定书时期发达国家处于重工业化时期，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削减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到了哥本哈根协议时期，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费大量能源和资源，这些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需要较大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能源消耗回落，温室气体排放也相应减少，发达国家以国家的排放总量为标准，要求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高排放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排放责任，而没有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情况和当前及未来发展需求，同时发展中国家从人均排放量和历史排放责任出发，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低碳经济。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发展低碳经济就需要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国际合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坚持共同但区别的责任，呼吁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考虑人均排放量和各国的发展水平，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从上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减排态度和努力程度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发达国家通过气候谈判对我国实现低碳经济施加了减排压力。除了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外，在我国国内，政府与企业，尤其是高能耗企业作为低碳经济的参与主体，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问题上也存在着决策上的冲突和矛盾。

1. 政府建立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减排

政府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动者，也是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企业尤其是高能耗企业则是实现低碳经济的直接行动者。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否则就会失去竞争力没有办法生存，而节能减排或者开发新能源都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拥有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完全信息，但是缺乏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往往会采取逆向选择。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引导，采取鼓励性手段让绿色企业能够在行业中更好发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2. 企业夸大减排量以获取高补贴

在政府提供减排补贴的激励下，企业会更加积极地进行节能减排，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并不能观察到企业的真实减排情况，只能通过企业呈递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来判断企业是否进行了节能减排，同基准期相比的减排量是多少，而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往往会呈递虚假减排报告，夸大减排量，甚至并未采取任何减排措施却伪造减排报告来谋取减排补贴。对此情况，政府会选择对企业呈递的减排报告进行审核，以获知其是否与该企业的真实减排情况相符，或者选择不审核，完全根据企业减排报告中的减排量给予减排补贴。鉴于传统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行为目标选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有必要对国有企业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目标作出适应时展需要的选择。

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作为影响较大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其行为目标既应与宏观经济目标协调一致，还应体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长期价值导向。即经济主体行为目标的选择应既是自利的，又是利他的。基于此，我国国有企业这一类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应界定为：价值的可持续增长。

三、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中国能源结构现状和前文中对我国低碳经济不同主体间行为的博弈分析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中国走低碳经济道路选择合理的途径：

1.鼓励低碳消费，根据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制定节能减排规划，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并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积极倡导提高碳汇技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以降低对石油、煤炭的过度依赖。由于煤炭在很长时间内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还是我国能源一个主要支柱，因此开发清洁煤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来说尤为重要。

2.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形成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效机制与我国低碳经济不同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为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创造政策和市场环境；在政策、信贷、税收等方面，建立支持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高能效；同时要建立完善的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统计数据库，完善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低碳经济统计、监测、评价和考核体系，以了解企业的真实减排情况。

3.企业要积极响应政府关于节能减排的政策规定，从产品设计、生产到回收的各个环节加强监控，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并加大低碳技术的开发投入力度，开发和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能源技术，建立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同时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大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李威，国际法框架下碳金融的发展[J].国际商务研究，2009（4）.

[2]刘逖.论政府在金融市场中作用的几个问题 [J] .中国经济政治评论，1999（10）.

[3]屈晓，徐娜 中国商业银行碳金融发展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1-05-15.

[4]任卫峰，低碳经济与环境金融创新[J].上海经济研究， 20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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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土木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开设课程多，对理论和计算能力要求高。随着最近十年各大专院校逐年扩招及扩充专业，据不完全统计有三分之一的高校开展了土木工程本科教育，学生人数是十年以前的十几倍，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学生以前就业以设计院、科研单位、高校为主，动手计算工作专业分工明确，但现在学生的就业以施工企业一线为主，要求土木专业学生有更强的综合动手计算能力，要求既能够纸上验算也能利用计算机进行计算，小到规范验算，大到利用软件数值计算都应该比较熟练。计算能力已经成为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所必须的素质，提高在校学生的计算能力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提高土木工程学生计算能力的途径

根据日常教学和工程实践提出以下几条提高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计算能力的有效途径，对往届该专业学生工作后追踪表明实际计算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2.1 注意基本计算方法的练习

教学中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主干课，比如土木工程专业课中的结构力学课程，它的力法和位移法解题，比如钢筋混凝土工程中的弯、压、剪、扭解题方法，对于该类课程中的计算方法和经典范例专业老师应该重点讲解，做到每个学生听得懂，理得清，更重要的是会计算，课堂上留有答疑时间，课后作业应该向这个方向倾向，考试过程中有所体现，从而增加学生对这方面的重视。

土木工程专业教师本身应该多参与工程实践，参加国家规范和行业规程类的职业培训，提高自己的见识，通过土建类相关的职业资格考试来验证自己的计算能力，尽量具有教师和工程师双重身份，从而比较顺利的掌握工程计算的侧重点和未来走向，让学生计算能力的提高有的放矢，适应几年以后的毕业后工作实际。

2.2 重视毕业设计环节

土木工程专业设置了大量的实践环节教育，一般四年时间内会有三次实习还会利用大约一个学期的实践来进行毕业设计。很多学生甚至学校对实践环节走过场现象严重，毕业设计抄袭较多。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出现了学生似懂非懂，可能理论头头是道，但是接触到实际问题不知如何下手。

对于从事毕业设计指导的老师要真正负起责任，每个教师指导本科生数量控制在五个以内比较合适，毕业设计是对大学四年学习内容的总结，从宏观处把握知识，设计过程应该熟练，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能把专业课程串联起来，加深学生对专业的深刻认识。毕业设计老师要做到每天有指导，学生要每周有验收，静下心来进行计算，借鉴相关实例，很多内容在计算中出现错误，推倒了重来，计算的印象更加深刻。坚决杜绝毕业设计期间长期外出实习，看似学到一些知识，实际上从提高计算能力的角度属于本末倒置。

2.3 重视课程作业和课程设计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需要利用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掌握钢结构、混凝土结构等的设计方法，在开设这些课的同时，对应的随课作业还是比较重要的，它是理论知识在课堂以下的一种重现和反馈，课程作业应杜绝抄袭现象，对课程中应该随机设置习题课，纠正计算中的共性问题，对于该种共性问题在考试题目中应该有所体现，给学生计算的动力。

对于主干专业课，比如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单层厂房、地基基础等都会相应的设置课程设计，课程设计是提高计算能力的基石，它从微观处着眼学生的纸面验算能力，这种能力在实际工程中应用很多，给个具体工程背景，参照现行规范规程进行设计和验算，解决学生上手具体问题比较困难的能力，课程设计的真题真做很重要。作为专业教师在具体指导过程中应该正确引导，做到一人一题，类似题目数字也要变化，防止学生抄袭，能手写的设计尽量手写，抄一遍也会增加学生的印象，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做到课程设计答辩制度。

2.4 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

计算机应用已经成为一门基本技能，此处在工程上的应用是借助计算机软件平台提高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从办公软件EXCEL中公式的编辑到利用计算机语言实现一些算法，从CAD辅助制图到CAE辅助工程，从结构力学的力学求解器到MATLAB和PKPM软件的使用，甚至利用大型计算软件ANSYS计算与分析结构，学习期间都应该根据专业方向和学习兴趣由熟悉到精通的学习，对于工作中计算方面独当一面大有裨益。

计算机应用能力往往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软肋，学习中正常的计算机应用还可以，比如CAD画图，但是其他软件计算方面存在缺陷。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当今高校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上和实际工程存在偏差，应该多开设一些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课程，如果必修课的形式在时间上不允许，可以在课余时间开设一些选修课，当然对教师自身计算机应用的水平提出了要求。最后的毕业设计推荐使用手算示范和整体软件计算相结合的方式。

3.结语

针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计算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从基本方法练习环节、毕业设计环节、课程作业和课程设计环节、计算机应用能力培养环节提出了提高该专业学生计算能力的途径，希望对土木专业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邹北骥.理工类计算机基础教育应面向工程计算能力培养[J].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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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5.3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446（2013）1-2-0041-02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企业的发展和生存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尤其对我国的企业而言，由于在迈向现代企业行列的时间不足，企业的管理工作和现代化的管理要求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而要想加入到全球市场，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除了需要结合当前实际之外，还要进一步的探索出一种能够分清经济责任的管理制度，这一制度能够与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相配套，更好的适应改革的需要。此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企业经济效益进行实时的分析，因为这一工作往往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是否科学，投入产出过程是否科学，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是否可持续等，这些都是现代企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可见，对现代企业而言，参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正在加剧，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与能力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战略选择。而一切的企业行为都应将经济效益的提升作为其主要的战略目标，唯有实现对经济效益的获取和优化，才能增强自身的实力。基于此，本文对目标管理视角下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与优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首先分析了现代企业推行目标成本管理的必要性和包含的内容，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多个不同的层面讨论了如何建设质量效益型企业，使现代企业摆脱困境，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与优化。希望通过本文的工作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通过一定的管理，促使其改变不合理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向经济效益提升和优化的方向努力。

1 现代企业推行目标管理的必要性和内容

1.1现代企业推行目标管理的必要性

（1）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中，产品成本是作为企业综合性的经济指标出现的，它反映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资源或货币消耗，当然，也会对企业的各项工作与经营管理的经济效益进行集中的体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的经营水平。因此，企业在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推行目标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够较高的控制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及各项费用，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向积极的方面发展。

（2）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励的时代，强化企业的成本管理，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是转换其经营机制的本质要求。在当前情况下，我国的企业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不能进行有效的处理，将会使企业陷入到亏损的漩涡之中。一般而言，造成现代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企业的内部。比如，企业的内部成本管理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未及时的形成，对企业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不足等，在这种情况下，推行企业的目标管理，对提升其经济效益是非常关键的。

（3）来自国内外的大量的事实证明，目标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好的解决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这对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促使其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有帮助的。当然，随着社会转系的加剧，企业的成本管理和经济效应的获取方式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所以，对处于这一环境中的企业来说，注重目标成本费用管理，夯实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基础，能够较高的促进企业摆脱困境，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1.2现代企业推行目标管理的内容

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体系中，目标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管理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内容是目标成本管理，这种管理是通过市场核算与成本费用的模拟，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企业的内部，然后按照企业内部的生产单位和管理部门的设置，进一步的核算出产品的内部成本与利润；接下来，要对目标进行层层的分解，使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都能够与市场向关联，使其在直面市场的同时承担来自于市场的压力，这样一来，企业的应变能力将会因此得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的获取也将成为可能。

2 多方举措，促使现代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与优化

2.1推动经营管理观念的转变

转变企业的经营观念首先要将新的观念深印在各级管理者的脑海深处，使其能够按照新观念去观察事物、思考决策、指导行动。可见，转变观念是一个大的复杂的工程，单有“第一管理者观念”的转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该需要企业的所有管理者，尤其是各系统、各中层管理人员的观念进行同步更新，继而实现全员、全时空的观念更新，只有这样，经营管理观念的“无形资产”价值才能被充分的体现出来。当然，观念的转变是有始无终的运动过程，因此，必须不断的和反复的推进。只有这样，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才会成为可能。

2.2使财务管理处于核心的地位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表现在以下方面：（1）围绕企业的最终目标调整其成本结构，将有限资金用到增加企业效益的提升方面；（2）积极的学习外来经验，据以建立起企业内部管理的考核、激励、约束体系和机制；（3）在现代企业中，需要构筑起大财务管理的格局，使各项管理都能够围绕财务管理展开，既能使财务管理的成本、资金、利润指标延伸到企业管理的各个程序，还能使各项管理环节为追求既定最佳财务结果打好基础。

2.3以质量为基础，以效益为目标，开展现代企业建设

十以来，全国各类企业，都在积极的组织“转轨变型”，都想通过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以此获得更多的市场主动权。但是，能够自如的适应市场变化的经营型企业一般都是注重质量效益的企业。为此，需要在企业的内部确立起质量管理的观念，通过质量管理覆盖企业的全部管理工作。具体做法包括通过抓个体质量实现对总体质量的管理，通过抓过程质量实现对最终质量的把握，通过提高人的质量实现各生产、管理环节的工作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2.4确立企业最高的经营管理目标

对现代企业而言，获得经济效益的增长是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这是因为，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但是，现代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效益这一中心工作上来，无论是企业的管理组织、管理制度、管理方式还是管理行为、管理方法，都应该在不同的程度对效益这个终极目标进行持续的追求。为此，现代企业需要强调效益目标的统帅地位，使企业以追求企业总体经济效益统率各项工作的开展，并以此为最高目标制定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目标。

2.5调整企业结构，提升企业运营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