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7: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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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供求相互关系
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形成实际是基于对劳动的供求所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一旦匹配成功,就进入了微观的劳动力配置领域,因为劳动提供过程与劳动需求满足的同时性,当劳动者提供的供给无法满足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要求时,就会导致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更佳的劳动力来提供劳动。这样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会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理,由于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和环境使得劳动者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劳动力就会退出企业(失业)或消极怠工,劳动需求无法满足,进而企业会形成新的劳动需求,而且也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引导劳动力的供给。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供给的特点
1、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增幅趋缓。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张车伟,2007)。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2、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3、劳动力供给整体素质水平偏低,但随着教育水平和范围的扩大,素质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7年年初组织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从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发现,2007年第四季度,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3.9%,其中58.5%的求职者是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6.6%;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0.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9%。由于大量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使得劳动供给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高。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数量的势头会逐步减弱,但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在农村,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为中年劳动力,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增量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因此,作为劳动供给重要来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势必会减弱,会影响到未来城镇劳动力的进一步增长。
三、劳动力需求的特点
1、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大。中国GDP连续5年持续增长10%以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劳动需求量的增加,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而言,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在795万人到1530万人之间变化(都阳,2007)。
2、素质要求在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其中对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占59.3%;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4.8%;对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5.9%;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7.7%。从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要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5.4%,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6%。
3、第二产业需求比例有所增加,第三产业需求比例有所降低。我国经济增长是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而产品更多集中于工业消费品等低值商品,在2006年对121个城市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所有人员需求中,制造业占24.9%、批发和零售业占17.9%,住宿和餐饮业11.7%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8%;在2007年表现出制造业需求增加,而服务业需求量有所下降。正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劳动力,使得服务行业的需求比重有所下降。
4、国有企业需求变缓,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从企业性质来看,经过前些年的国企改革,许多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但是总体来看,除了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以外,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5、地区劳动力需求不平衡。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然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这些地区的劳动需求一直并未下降。但要注意到,因为工资成本在缓慢上升,再加上本地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现象。因此,已有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中西部地区,这将会给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特点
1、供给大于需求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不排除出现拐点的可能性。通过前面对劳动力供给问题与需求总量来看,劳动力供给仍然大于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不会改变的。但相对于新增的劳动力资源来看,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都阳,2007)。
2、素质结构不匹配,高技能人才缺乏。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低素质的人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企业对于高素质人员的追求,特别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称的人才更为难得。因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水平与素质要求与企业的要求并不相配,经常出现“毕业就失业”的尴尬现象。这并不正常。而且大量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由于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培训,使得他们更多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造成就业拥挤效应。因此,素质结构的不匹配是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3、地区供求结构矛盾依然突出。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的“民工荒”现象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从企业(行业)看,招不到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的企业(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
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1、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会逐步消失。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工资大幅增长不同,我国保持了比较平缓的工资增长势头,而且比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低很多。一旦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拐点以后,工资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上涨。因此,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将会给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也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2、引导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流动的障碍将会进一步拆除。劳动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会引导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某些发达地区将会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工资水平,扫清各种障碍,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极佳的条件,最终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工成本的考虑,中西部地区将会吸引较多的投资,这也会促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完善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为完善的机制。
3、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求重要的特点即为结构不匹配,而素质结构则成为重中之重。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进行劳动工的培训等都会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关注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会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充分考虑的事情。如何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4、引导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为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在过去的几年,大学生的投资收益锐减,甚至有的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会造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经过几年的市场检验以后,家庭也会逐步扭转观念,不再盲目进行大学教育投资,而是投向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上。比如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较高,投资于职业教育、专业的技术班等则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回报。
5、劳动政策、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从我国长期的发展来看,即使劳动力人口出现了降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优势不再,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消除,因此,目前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同时,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本身,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与劳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车伟: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也谈劳动成本优势能保持长久吗?[DB/OL].中国人口网,2007-2-5.
[2] 金玉秋:2001- 2020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5(12).
[3] 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4]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molss.省略/gb/zwxx/2008-01/22/content_222087.htm,2008-3-5.
[5]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6年度全年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molss.省略/gb/zwxx/2007-04/27/content_175320.htm,2008-3-5.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37-03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果。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受体制转变和产业兴衰转移的巨大影响,中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一个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该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紧密相连的。造成中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有历史的、体制的、企业的以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综合症。
一、结构性失业的定义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和形成根源纷繁复杂,许多经济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性失业作过一些定义。目前,中国学者对结构性失业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逐步达成共识,普遍认为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知识技能,甚至性别、年龄结构等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结构。同时导致这种结构不适应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因素,另一类为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没有随需求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的原因。
二、结构性失业的类型
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多样、形成根源复杂。为了更加深入研究结构性失业,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划分依据,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归类划分。本文依据其形成根源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划分。
1.结构调整型。主要指由于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的调整导致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及时作出调整而引起的失业。比如产业结构调整通常促使传统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多。而不同产业对劳动者在工种、技能、知识、经验上的要求显然是不同的,如果原来劳动者无法对自身各方面素质及时作出调整就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需要从而导致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使企业提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要求的低素质劳动者也会陷入失业状态,而企业需要的高级工却处于缺位状态,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
2.体制转轨型。指由于经济体制转变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不一致而产生的失业。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严格的成本约束下,国有企业中那些边际生产力低于社会平均边际生产力的职工(无效劳动力)就会下岗失业。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国有企业中下岗的员工和新增劳动力并不能很好地转入非公有制企业。因而下岗失业也是由于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3.教育发展滞后性。指教育体制落后、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者素质不能及时得到提高或劳动者学非所用使劳动力供给结构满足不了需求结构的要求而引起的失业。如中国目前教育投资主体单一,教育形式发展滞后且市场化程度不高,再加上体制僵化,导致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职业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视,结果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加剧。总之,教育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导致因劳动者文化素质不能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及时得到提高而失业;另一方面导致专业难以对口的高学历人才也被迫流入失业人群。
4.技术进步性。是指由于技术进步使劳动者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在工种、技术、知识上不相吻合而造成的失业现象。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是现代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劳动者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如果劳动者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和技能,就无法满足新技术岗位的需求,必然会被抛入失业的队伍中,而与此同时出现大量的新技术岗位空缺,继而引发结构性失业。中国高技术人才普遍缺乏就反映了这种类型的失业。
5.地区差异性。指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区域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失业。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人才为追求高收入,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导致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于集中,出现失业现象。由于教育水平往往取决于经济水平,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偏低,更容易被市场淘汰,从而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失业率的上升。
三、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结构性失业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失衡是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引发机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要求劳动力需求结构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然而,相比而言,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调整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因而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是经常存在的,它们的现实作用结果就是结构性失业。下面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为了便于分析,作如下假设:假设经济中存在这样一个系统,该系统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参与率保持恒定,系统中有两个劳动力市场I和II,两市场教育培训费相同,且职工工资是完全刚性的,也就是只升不降。在该假设下,该系统处于均衡且充分就业的初始状态。如图1,DI和D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SI和S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看出系统均衡的劳动力供给量为O1O2,为I和II两市场供给量之和,均衡的工资率为W0。
图1I 和II两市场的均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市场I和II的需求发生变化,可能出现三种情形:
一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扩张,设两市场需求各自扩张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增加,但劳动力总量恒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无失业。
二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缩小,设两市场需求各自缩小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劳动力总量被假定恒定,这样需求小于供给,出现总量性失业。
三是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假定I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了ΔDI,需求曲线DI向下移动为DI1,II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了ΔDII,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为DII1。如果此时劳动力可以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由于两市场存在工资水平的差异I市场劳动力会部分流向II市场,当两市场供给曲线由SISII移动到SI1SII1时,两市场工资水平一样,系统达到新均衡。原有的市场均衡工资率从W0移到W1,在工资率W1水平下实现了新的充分就业(如图2)。
图 2结构性失业的模型分析
但如果劳动力不能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市场I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不会移动,仍然是SI,这样需求的收缩会引起劳动力供大于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2;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失业。而市场II劳动力供给曲线也不会移动,仍然是SII,需求的上升使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3,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岗位空缺。因为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不变,因此系统中的失业不是由于总量供给过剩造成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由此可得:结构性失业必然导致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拉开差距,结构性失业越突出,工资水平差距就越大。此外在同一系统内,即使劳动力总量供求平衡,只要存在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对称,劳动力又无法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结构性失业就在所难免。上述结论对多个劳动力市场构成的系统,也同样适用。
四、中国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分析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力供求结构的不一致。而引发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很多,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又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加上中国某些政策的偏颇或推行力度不够,不利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1.产业结构调整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即使政府无主动的调整意识,由于经济本身的发展,产业结构自身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发展了的经济。任何产业都有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分别对应三种存在形式,即新兴产业、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在各产业此消彼长、分化组合的过程中,要求劳动力也要相应在各产业间调整转移。但因为新的劳动技能的获得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一些衰退产业自动或被迫退出的劳动力并不能马上满足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衰退产业往往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要求不高,职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兴产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他们来说,胜任难度很大,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再加上一系列制度的限制,使劳动力流动本身存在滞性,导致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就会造成新兴产业岗位空缺,衰退产业大量失业的局面,即结构性失业。由此我们得出,产业结构本身的调整并没有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相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标志,它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社会发展都是极大的推动力。之所以将它列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与之配套的各方面调整远远不到位,使它本应该带来的经济正效应反而表现为负效应,但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是有利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失业问题时,着眼点应该是大力倡导合理产业调整,制定产业调整相关政策,积极改善配套调整,而不应该是限制产业调整。
2.行业结构的非平衡发展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行业是产业的细分类,在不同的经济阶段有不同的行业结构。行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支撑,不同的科技水平带来不同的行业格局。它也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因子,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依托新技术的行业不断诞生,而基于淘汰技术的行业也会逐渐被淘汰。这注定了行业之间的发展是非平衡的。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它也并不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它也是技术进步的表现。问题在于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要求不同,劳动力不具备在各行业间转移所要求的素质和技能,导致结构性失业。
3.所有制改革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计划体制下,企业实行就业配额制。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主体,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不得不大量消除冗余人员以削减成本。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隐性失业公开化是必然的。但由于国企改革的同时吸纳劳动力的另一主体即中小企业的发展却没有得到相应重视,发展缓慢,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凸现。所有制改革必然会导致失业,但由于相关改革未到位,使结构性失业凸现,加剧了失业危机。由此给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时,政府理应采取必要手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4.劳动者自身素质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平稳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期,要求大量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但中国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却是总体素质低,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相当缺乏。这不仅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而且也成为劳动力自身就业难的主要障碍。中国劳动力的这一状况,成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诱因,再加上产业优化升级关键期的背景,必然造成结构性失业加剧的现状。因此在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时,应该致力于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力度,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等,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
5.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已逐渐转向市场体制,这要求有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来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但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起步晚,成效还不显著,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劳动力配置的基础平台不能有效运行,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配置,直接导致了结构性失业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为此政府理应建立一个适应向知识经济新时展的要求,高效、有序、开放、规范、公平,能积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调配劳动供需,吸引各方人才,提高人口素质的社会主义人力资源大市场。
总之,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社会综合症状,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客观地分析各个影响因素,理清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目前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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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呈奇,冯杨.中国的就业问题与中小企业发展[J].经济与管理,2004,(10).
一、军事人力供给分析
假设将一国所有使用劳动力的部门划分为民事部门和军队,那么劳动力资源的去向也就有两个:一是在民事部门工作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二是在军队工作最终提供国防这一公共产品。所以军事人力供给方为由众多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其符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他们通过比较在民事部门和军队工作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在两种部门之间进行选择,以决定是否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为了在军队工作而放弃的民事部门可能的收益就是该劳动力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军事人力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数量,其中OQ表示一国劳动力市场上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劳动力供给者所接受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即军事人力供给价格),即能够使劳动力供给者恰好愿意加入军队服役的工资水平,在数量上等于该劳动力供给者在民事部门的潜在货币收入与其在军队工作的非货币收益之和。如果劳动力供给者的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水平比较高,则他的军队保留工资也会比较高,即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感能给他带来正的非货币收益,所以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保留工资较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民事部门工作,而为军队工作会产生负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较低则意味着可以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军队工作,从而可以获得正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是在市场机制下配置劳动力时军事人力的供给价格,代表军队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
二、军事人力需求分析
军事人力需求曲线所表示的是军事人力需求量与军事人力成本之间关系的长期趋势。军事人力需求方为军队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唯一的军事人力需求方,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在与劳动力供给方的价格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在确定军事人力需求时不能单纯考虑军事人力成本因素的影响,多种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形势、军事战略目标)往往起主导作用。为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方便,先假设其他条件给定,则军事人力需求与军事人力价格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如图2所示。之所以是负相关,是因为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在保持军队战斗力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高于其他投入的成本时,军队会用其他要素替代人力投入,从减少军事人力需求。收入效应是指,在外部条件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提高时,要保持不变的国防产品供给水平所耗费的总成本更大了,如果超出国防预算约束,此时就要考虑降低国防产品的供给水平,缩减军队规模。综合这两种效应的影响可知,从长期来看,当军事人力成本提高时,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下降,反之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上升。
三、两种兵役制度下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实现机制
首先,分析短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3所示。
OQ为劳动力市场上符合服役条件的劳动力总量。假设短期内军事人力需求流量一定,数量为OB(
在募兵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为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兵员OB,军队必须提供相应的工资W*,此时满足军事人力短期需求的兵员全部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组成,军事人力供求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短期均衡。因此,在募兵制下供给价格完全反映人力成本,军队所承担的总人力成本体现在供给曲线sb段以下四边形OBbs的面积。在征兵制下,军队提供的工资水平低于市场价格,如图W0。在征兵制下,虽然兵员需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但其中只有数量为OA的兵员是按照市场机制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所构成,数量为AB的兵员需求则是通过征召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来满足。虽然两种兵役制度都能实现军事人力供求数量上的平衡,但军队通过募兵制获得的兵员全部为“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而征兵制获得的兵员中有数量为AB的非“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在两种兵役制度下,军队对于数量为AB的军事人力所付出的成本也有所不同,征兵制下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为AB×W0,小于募兵制下军队所支付的成本AB×W*。如果单纯考虑国防预算约束,那么征兵制似乎更节约国防预算费用。
总之,募兵制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总是能够实现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征兵制则需要法律确保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虽然军事人力供给与需求能够在数量上实现平衡,但军事人力供求却无法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并非全部是“自愿”的,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具有强制劳役的性质。
其次,分析在长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4所示。
图4中W*与OA分别是凭借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时军事人力供求均衡价格与军事人力数量。在募兵制下,当军队提供了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时,是难以招募到足够兵员的,所以军队只能不断提高工资,直至吸引到足够数量的“自愿”劳动力供给者。军队所付出的军事人力成本完全体现在市场均衡价格上,军事人力个人无需承担额外的机会成本。而且由于均衡价格和数量代表社会最优配置结果,因此在募兵制下不存在社会净福利损失。
在征兵制条件下,军队对服役者一般只提供低于均衡价格的津贴(如W0)作为补偿,因此军队的军事人力需求量往往超出社会均衡点,如OB。由图4可知,这时的供求差距为DB。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一部分劳动力的供给价格都分布在供给曲线的W0以上,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保留工资水平高于军队实际支付工资的人,他们是不会“自愿”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相比于社会均衡数量OA,军队超额利用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数量为AB,这部分劳动力资源给军队带来的价值为AB对应的需求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ca的面积,而因为军队过度使用社会劳动力使社会承担的负担为AB对应的供给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ba的面积,三角形abc的面积表示的就是由于军队超额利用了社会劳动力资源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综上所述,在长期的军事人力供求关系中,募兵制仍然能够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但募兵制的军事人力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募兵制下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条件下会非常棘手,军队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在征兵制下,军事人力供求总是处于工资水平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军队因承担的人力成本较低使得人力需求高于社会最优数量,另一方面因工资不高无法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供给者,所以军事人力供求总是无法实现均衡。虽然军队能够获得所需兵员,军队建设似乎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但由于军队忽视了征兵制对服役个人和社会的外部影响,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过度使用会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劳动力供给;偏差分析
随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的变动,我国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甚至超过了总量性失业,成为我国失业问题之首。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完善就业结构,把就业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战略高度,促进就业成为了我国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针对结构性失业,笔者尝试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进行研究,并借此寻求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理论依据,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结构性失业的成因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理论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障碍。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由A、B两市场组成的经济体系,两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恒定,且初始状态都是充分就业,均衡工资是W0,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A、B两市场劳动力供求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用图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I指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I=A、B)。
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不同市场的劳动力供求稳定状态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A、B两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势必也会发生改变。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缩,三是两个市场劳动力需求异动[1]。在劳动力供给恒定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减少导致的都是极端结果,或者是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业的存在(也许会在政府强制力作用下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下降),因此,这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转型期,经常是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和收缩在不同情况下共存。因此,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分析第三种情况。
假定A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DA曲线移至DA’,工资由W0上升到WA,A市场的就业量保持不变;B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DB曲线移至DB’,理论上工资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资率是缺乏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资继续保持W0水平,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S0-S1)人失业。
如果两个市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则B市场中将会有一部分富余人员流向A市场,使得A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S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这种流动将会缓解B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和A市场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使得两市场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均衡工资水平为W1。如果两个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结果是:(1)A市场将会因劳动力短缺而使工资率远高于均衡水平;(2)B市场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和工资刚性的作用导致劳动者失业。事先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恒定的,因此这种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将上述A、B两市场扩展到多个市场,分析过程类似。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现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构性失业越严重,工资水平差异越大。
二、劳动力供给结构偏差分析
,A、B两市场也可看成是一个经济运行体中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产业部门或行业等,以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时,探求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现实原因,在于不同地区、产业部门或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造成劳动力不能迅速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的因素有:(1)求职者所拥有的技能与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职者与工作空缺地点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国家在行业之间设定了进出壁垒;(4)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能有效传递劳动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种情况在我国都曾经存在或者依然存在着。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低技能素质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的落后和信息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劳动力流动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行业间的进出壁垒。但是我国现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地理位置、行业进出障碍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步削弱,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成为了当前劳动者难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质的极大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典型的是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即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中的劳动者供给由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工作稳定、员工有接受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二级市场中的劳动者由大量的非熟练工人、低技能、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饱和的,工资较低,几乎没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若一级市场存在职位空缺,二级市场上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由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两市场不能进行相互补充,劳动力的供给在不同市场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大量的被二级市场排挤下来的劳动者面对一级市场中的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兴叹”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工资最高的行业都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俗称IT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IT业成为了人才就业的热门行业。再看IT业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晋升和培训机会,无一不表明IT业属于典型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A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扩张型行业。根据世界工程师大会报告,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美国占全球软件产业份额39.8%,日本占10.6%,中国占3.55%。美国拥有软件人才240万,日本140万,而我国通过科研院所培养的人才仅30万,尚缺25万[3]。连续多年属于工资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依据工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素质来考察,其属于典型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B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从农、林、牧、渔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重体力、轻脑力的蓝领工人,无法满足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员工技能素质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为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具体体现。据统计,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远低于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同时,技能人才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其劳动者基本上无须具备专业技能,在产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比重却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下,无法顺利的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差异决定着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力市场的层次,甚至会影响劳动者受雇佣的产业部门。低技能的劳动者一般从事于二级市场,如临时工、季节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资低、待遇差、晋升机会少、易于进入、经常面临失业危险。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很小,在较低的工资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了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二级市场上,某些劳动者从事着工资较低的工作,预期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减少投资,形成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图2。这种“怪圈”导致大量过剩的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和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岗位空缺并存,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甚至会进一步拉大不同行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凸显
判定一个经济体系中是否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区,若一个地区的职位空缺集中,另一个地区失业集中则为结构性失业。第二,看失业持续时间的统计情况,经历长时间失业人数的比例上升意味着结构性失业越来越严重[4]。第三,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通过工资率水平差异来判定结构性失业,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越大,结构性失业越严重。
首先,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岗位供给率相对较高,经济的发展促使这些城市形成了对高技能素质人才的需求。但是劳动力过剩的市场又无法形成供给,导致了区域间结构性失业严重。其次,结构性失业一般表现为失业时间较长,也可以根据失业时间来判定结构性失业程度。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一些发达城市,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较高。这表明结构性失业在我国已十分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增大,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大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另外,细看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所处的具体行业,最低工资所处行业无一例外都是农、林、牧、渔业,最高工资所处行业都是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国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数,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可以推断,这些行业就业量小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
众所周知,农、林、牧、渔业在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产业,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恰恰是一些劳动力需求扩张性产业,迫切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技能型工人。不同产业间劳动力供求错位,大量低素质的非技术工人被抛入结构性失业大军中,同时也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
从以上三种判定角度得出,我国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结构性失业将日益凸显和加剧。
四、解决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供给不对称,与需求相错位,形成了劳动者在区域间、行业间流动的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需求相对接,是解决结构性失业中劳动力供给偏差的关键点。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技能素质低下成为制约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的最大障碍,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主要途径。关注教育,首先应增加教育投入,延长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这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直接减少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缓解因经济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5]。其次,学校教育应与市场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系。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学生毕业后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建设
职业技能培训也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可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应实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培训目的开展培训工作。从目前社会职业竞争压力来看,职业培训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或低技能素质人员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等,主要解决他们的就业上岗资格问题,称为“生计型”培训;第二类是帮助已就业人员解决知识更新,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称为“发展型”培训;第三类是针对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资本型”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三类培训都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面对我国庞大的低技能素质劳动力大军,“生计型”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应加强职业培训的立法工作。目前职业培训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训机构、非法资格认证等情况,关键在于培训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违法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利润。因此,要完善我国的职业培训工作,需要一部统一且权威的中央政府立法,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培训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鼓励非正规就业,搭建就业转移平台
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将就业划分为两个方面: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对应于二级市场,是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经济结构转型中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实中,非正规就业总是和低报酬、低保障联系在一起。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在工资报酬、劳动条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减少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降低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因此,政府应积极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通过立法缩小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为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低素质向高素质的转变提供一个平台,使非正规就业成为人们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积累,向正规就业转移的一个“桥梁”。
(四)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
不同行业间或区域间的流动障碍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响来看,仍不容忽视。因此,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仍是一个关注点。
信息网络建设一方面基于电子信息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建立劳动者信息资源库,从整体上把握劳动力的流动和供求情况。可借鉴的是江西省德安县的做法,该县建立了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同时每个乡镇建立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库和培训机构管理信息库,实现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培训的全接轨。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职业介绍所等中介的力量,建立完善的职业介绍体系,充分发挥他们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中的信息传递作用。加强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首先应逐步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区域间流动障碍,如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尤其是不发达城市、边远地区的交通业,为劳动者的流动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同时,为了鼓励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和流动,政府还应在政策和财政上给予鼓励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董志强.结构性失业理论及其对中国失业现状的解释[J].重庆工商学院学报,2001,15(1).
[2](美)坎贝尔•R•麦克南.当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M].刘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