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9 17: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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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劳动力市场供求相互关系
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形成实际是基于对劳动的供求所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一旦匹配成功，就进入了微观的劳动力配置领域，因为劳动提供过程与劳动需求满足的同时性，当劳动者提供的供给无法满足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要求时，就会导致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更佳的劳动力来提供劳动。这样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会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理，由于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和环境使得劳动者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劳动力就会退出企业（失业）或消极怠工，劳动需求无法满足，进而企业会形成新的劳动需求，而且也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引导劳动力的供给。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供给的特点
1、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增幅趋缓。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张车伟，2007）。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2、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3、劳动力供给整体素质水平偏低，但随着教育水平和范围的扩大，素质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7年年初组织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从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发现，2007年第四季度，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3.9%，其中58.5%的求职者是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6.6%；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0.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9%。由于大量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使得劳动供给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高。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数量的势头会逐步减弱，但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在农村，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为中年劳动力，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增量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因此，作为劳动供给重要来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势必会减弱，会影响到未来城镇劳动力的进一步增长。
三、劳动力需求的特点
1、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大。中国GDP连续5年持续增长10%以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劳动需求量的增加，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而言，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在795万人到1530万人之间变化（都阳，2007）。
2、素质要求在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其中对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占59.3%；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4.8%；对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5.9%；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7.7%。从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要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5.4%，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6%。
3、第二产业需求比例有所增加，第三产业需求比例有所降低。我国经济增长是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而产品更多集中于工业消费品等低值商品，在2006年对121个城市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所有人员需求中，制造业占24.9%、批发和零售业占17.9%，住宿和餐饮业11.7%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8%；在2007年表现出制造业需求增加，而服务业需求量有所下降。正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劳动力，使得服务行业的需求比重有所下降。
4、国有企业需求变缓，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从企业性质来看，经过前些年的国企改革，许多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但是总体来看，除了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以外，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5、地区劳动力需求不平衡。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然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这些地区的劳动需求一直并未下降。但要注意到，因为工资成本在缓慢上升，再加上本地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现象。因此，已有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中西部地区，这将会给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特点
1、供给大于需求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不排除出现拐点的可能性。通过前面对劳动力供给问题与需求总量来看，劳动力供给仍然大于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不会改变的。但相对于新增的劳动力资源来看，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都阳，2007）。
2、素质结构不匹配，高技能人才缺乏。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低素质的人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企业对于高素质人员的追求，特别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称的人才更为难得。因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水平与素质要求与企业的要求并不相配，经常出现“毕业就失业”的尴尬现象。这并不正常。而且大量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由于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培训，使得他们更多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造成就业拥挤效应。因此，素质结构的不匹配是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3、地区供求结构矛盾依然突出。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的“民工荒”现象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从企业（行业）看，招不到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的企业（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
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1、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会逐步消失。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工资大幅增长不同，我国保持了比较平缓的工资增长势头，而且比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低很多。一旦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拐点以后，工资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上涨。因此，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将会给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也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2、引导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流动的障碍将会进一步拆除。劳动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会引导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某些发达地区将会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工资水平，扫清各种障碍，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极佳的条件，最终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工成本的考虑，中西部地区将会吸引较多的投资，这也会促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完善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为完善的机制。
3、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求重要的特点即为结构不匹配，而素质结构则成为重中之重。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进行劳动工的培训等都会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关注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会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充分考虑的事情。如何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4、引导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为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在过去的几年，大学生的投资收益锐减，甚至有的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会造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经过几年的市场检验以后，家庭也会逐步扭转观念，不再盲目进行大学教育投资，而是投向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上。比如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较高，投资于职业教育、专业的技术班等则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回报。
5、劳动政策、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从我国长期的发展来看，即使劳动力人口出现了降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优势不再，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消除，因此，目前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同时，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本身，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与劳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车伟：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也谈劳动成本优势能保持长久吗？[DB/OL].中国人口网，2007-2-5.
[2] 金玉秋：2001- 2020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5（12）.
[3] 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4]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molss.省略/gb/zwxx/2008-01/22/content_222087.htm，2008-3-5.
[5]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6年度全年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molss.省略/gb/zwxx/2007-04/27/content_175320.htm，2008-3-5.
篇2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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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37-03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显著成果。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受体制转变和产业兴衰转移的巨大影响，中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一个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该国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紧密相连的。造成中国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因素有很多，有历史的、体制的、企业的以及劳动者素质等方面的。由此可见，中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综合症。
一、结构性失业的定义
中国的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和形成根源纷繁复杂，许多经济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性失业作过一些定义。目前，中国学者对结构性失业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面逐步达成共识，普遍认为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知识技能，甚至性别、年龄结构等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结构。同时导致这种结构不适应的原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引起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的因素，另一类为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没有随需求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的原因。
二、结构性失业的类型
结构性失业表现形式多样、形成根源复杂。为了更加深入研究结构性失业，我们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划分依据，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归类划分。本文依据其形成根源对结构性失业进行划分。
1.结构调整型。主要指由于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及所有制结构等的调整导致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及时作出调整而引起的失业。比如产业结构调整通常促使传统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者的需求增多。而不同产业对劳动者在工种、技能、知识、经验上的要求显然是不同的，如果原来劳动者无法对自身各方面素质及时作出调整就不能满足新兴产业的需要从而导致失业。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使企业提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要求的低素质劳动者也会陷入失业状态，而企业需要的高级工却处于缺位状态，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
2.体制转轨型。指由于经济体制转变导致劳动力供求结构不一致而产生的失业。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严格的成本约束下，国有企业中那些边际生产力低于社会平均边际生产力的职工（无效劳动力）就会下岗失业。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国有企业中下岗的员工和新增劳动力并不能很好地转入非公有制企业。因而下岗失业也是由于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结构性失业。
3.教育发展滞后性。指教育体制落后、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者素质不能及时得到提高或劳动者学非所用使劳动力供给结构满足不了需求结构的要求而引起的失业。如中国目前教育投资主体单一，教育形式发展滞后且市场化程度不高，再加上体制僵化，导致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同时职业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视，结果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加剧。总之，教育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导致因劳动者文化素质不能随着经济发展需要及时得到提高而失业；另一方面导致专业难以对口的高学历人才也被迫流入失业人群。
4.技术进步性。是指由于技术进步使劳动者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在工种、技术、知识上不相吻合而造成的失业现象。科技革命、技术进步是现代社会前进的动力，而劳动者又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如果劳动者不能及时更新知识和技能，就无法满足新技术岗位的需求，必然会被抛入失业的队伍中，而与此同时出现大量的新技术岗位空缺，继而引发结构性失业。中国高技术人才普遍缺乏就反映了这种类型的失业。
5.地区差异性。指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区域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失业。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导致人才为追求高收入，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导致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于集中，出现失业现象。由于教育水平往往取决于经济水平，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素质相对偏低，更容易被市场淘汰，从而最终导致这些地区失业率的上升。
三、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结构性失业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失衡是结构性失业的根本引发机制。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客观上要求劳动力需求结构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然而，相比而言，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调整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因而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是经常存在的，它们的现实作用结果就是结构性失业。下面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结构性失业的形成机理。
为了便于分析，作如下假设：假设经济中存在这样一个系统，该系统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参与率保持恒定，系统中有两个劳动力市场I和II，两市场教育培训费相同，且职工工资是完全刚性的，也就是只升不降。在该假设下，该系统处于均衡且充分就业的初始状态。如图1，DI和D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SI和SII分别是I和I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可以看出系统均衡的劳动力供给量为O1O2，为I和II两市场供给量之和，均衡的工资率为W0。
图1I 和II两市场的均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市场I和II的需求发生变化，可能出现三种情形：
一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扩张，设两市场需求各自扩张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增加，但劳动力总量恒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无失业。
二是I和II两市场需求同时缩小，设两市场需求各自缩小量为ΔDI和ΔDII，劳动力需求减少，而劳动力总量被假定恒定，这样需求小于供给，出现总量性失业。
三是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一个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假定I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了ΔDI，需求曲线DI向下移动为DI1，II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了ΔDII，需求曲线向上移动为DII1。如果此时劳动力可以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由于两市场存在工资水平的差异I市场劳动力会部分流向II市场，当两市场供给曲线由SISII移动到SI1SII1时，两市场工资水平一样，系统达到新均衡。原有的市场均衡工资率从W0移到W1，在工资率W1水平下实现了新的充分就业（如图2）。
图 2结构性失业的模型分析
但如果劳动力不能在两市场间自由移动，市场I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不会移动，仍然是SI，这样需求的收缩会引起劳动力供大于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2；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失业。而市场II劳动力供给曲线也不会移动，仍然是SII，需求的上升使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如果工资有弹性，II市场供给曲线与新的需求曲线DII1形成新的均衡工资率W3，如果工资完全刚性，则会出现岗位空缺。因为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不变，因此系统中的失业不是由于总量供给过剩造成的，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一致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由此可得：结构性失业必然导致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拉开差距，结构性失业越突出，工资水平差距就越大。此外在同一系统内，即使劳动力总量供求平衡，只要存在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对称，劳动力又无法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结构性失业就在所难免。上述结论对多个劳动力市场构成的系统，也同样适用。
四、中国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分析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力供求结构的不一致。而引发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很多，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又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加上中国某些政策的偏颇或推行力度不够，不利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1.产业结构调整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调整是客观的经济规律，即使政府无主动的调整意识，由于经济本身的发展，产业结构自身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发展了的经济。任何产业都有产生、发展和消亡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分别对应三种存在形式，即新兴产业、成熟产业和衰退产业。在各产业此消彼长、分化组合的过程中，要求劳动力也要相应在各产业间调整转移。但因为新的劳动技能的获得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一些衰退产业自动或被迫退出的劳动力并不能马上满足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事实上衰退产业往往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要求不高，职工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兴产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他们来说，胜任难度很大，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再加上一系列制度的限制，使劳动力流动本身存在滞性，导致就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这样就会造成新兴产业岗位空缺，衰退产业大量失业的局面，即结构性失业。由此我们得出，产业结构本身的调整并没有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相反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经济发展的标志，它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社会发展都是极大的推动力。之所以将它列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与之配套的各方面调整远远不到位，使它本应该带来的经济正效应反而表现为负效应，但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是有利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失业问题时，着眼点应该是大力倡导合理产业调整，制定产业调整相关政策，积极改善配套调整，而不应该是限制产业调整。
2.行业结构的非平衡发展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行业是产业的细分类，在不同的经济阶段有不同的行业结构。行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支撑，不同的科技水平带来不同的行业格局。它也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因子，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依托新技术的行业不断诞生，而基于淘汰技术的行业也会逐渐被淘汰。这注定了行业之间的发展是非平衡的。同产业结构调整一样，它也并不直接导致结构性失业，它也是技术进步的表现。问题在于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要求不同，劳动力不具备在各行业间转移所要求的素质和技能，导致结构性失业。
3.所有制改革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计划体制下，企业实行就业配额制。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主体，经营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企业不得不大量消除冗余人员以削减成本。在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隐性失业公开化是必然的。但由于国企改革的同时吸纳劳动力的另一主体即中小企业的发展却没有得到相应重视，发展缓慢，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凸现。所有制改革必然会导致失业，但由于相关改革未到位，使结构性失业凸现，加剧了失业危机。由此给我们的启发是在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时，政府理应采取必要手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4.劳动者自身素质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平稳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期，要求大量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劳动力。但中国劳动力的基本状况却是总体素质低，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相当缺乏。这不仅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而且也成为劳动力自身就业难的主要障碍。中国劳动力的这一状况，成为结构性失业的一个诱因，再加上产业优化升级关键期的背景，必然造成结构性失业加剧的现状。因此在应对结构性失业问题时，应该致力于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力度，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等，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
5.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对结构性失业的影响。中国经济体制已逐渐转向市场体制，这要求有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来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但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起步晚，成效还不显著，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得劳动力配置的基础平台不能有效运行，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力的有效配置，直接导致了结构性失业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隐患。为此政府理应建立一个适应向知识经济新时展的要求，高效、有序、开放、规范、公平，能积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调配劳动供需，吸引各方人才，提高人口素质的社会主义人力资源大市场。
总之，结构性失业问题是一个社会综合症状，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客观地分析各个影响因素，理清各因素的作用机理，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目前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康文.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矛盾及治理体系[J].当代经济研究，2003，(6).
[2]蔡.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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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谌新民.民工短缺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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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呈奇，冯杨.中国的就业问题与中小企业发展[J].经济与管理，2004，(10).
篇4
一、军事人力供给分析
假设将一国所有使用劳动力的部门划分为民事部门和军队,那么劳动力资源的去向也就有两个:一是在民事部门工作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二是在军队工作最终提供国防这一公共产品。所以军事人力供给方为由众多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其符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他们通过比较在民事部门和军队工作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在两种部门之间进行选择,以决定是否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为了在军队工作而放弃的民事部门可能的收益就是该劳动力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军事人力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数量,其中OQ表示一国劳动力市场上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劳动力供给者所接受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即军事人力供给价格),即能够使劳动力供给者恰好愿意加入军队服役的工资水平,在数量上等于该劳动力供给者在民事部门的潜在货币收入与其在军队工作的非货币收益之和。如果劳动力供给者的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水平比较高,则他的军队保留工资也会比较高,即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感能给他带来正的非货币收益,所以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保留工资较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民事部门工作,而为军队工作会产生负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较低则意味着可以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军队工作,从而可以获得正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是在市场机制下配置劳动力时军事人力的供给价格,代表军队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
二、军事人力需求分析
军事人力需求曲线所表示的是军事人力需求量与军事人力成本之间关系的长期趋势。军事人力需求方为军队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唯一的军事人力需求方,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在与劳动力供给方的价格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在确定军事人力需求时不能单纯考虑军事人力成本因素的影响,多种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形势、军事战略目标)往往起主导作用。为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方便,先假设其他条件给定,则军事人力需求与军事人力价格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如图2所示。之所以是负相关,是因为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在保持军队战斗力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高于其他投入的成本时,军队会用其他要素替代人力投入,从减少军事人力需求。收入效应是指,在外部条件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提高时,要保持不变的国防产品供给水平所耗费的总成本更大了,如果超出国防预算约束,此时就要考虑降低国防产品的供给水平,缩减军队规模。综合这两种效应的影响可知,从长期来看,当军事人力成本提高时,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下降,反之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上升。
三、两种兵役制度下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实现机制
首先,分析短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3所示。
OQ为劳动力市场上符合服役条件的劳动力总量。假设短期内军事人力需求流量一定,数量为OB(
在募兵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为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兵员OB,军队必须提供相应的工资W*,此时满足军事人力短期需求的兵员全部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组成,军事人力供求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短期均衡。因此,在募兵制下供给价格完全反映人力成本,军队所承担的总人力成本体现在供给曲线sb段以下四边形OBbs的面积。在征兵制下,军队提供的工资水平低于市场价格,如图W0。在征兵制下,虽然兵员需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但其中只有数量为OA的兵员是按照市场机制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所构成,数量为AB的兵员需求则是通过征召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来满足。虽然两种兵役制度都能实现军事人力供求数量上的平衡,但军队通过募兵制获得的兵员全部为“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而征兵制获得的兵员中有数量为AB的非“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在两种兵役制度下,军队对于数量为AB的军事人力所付出的成本也有所不同,征兵制下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为AB×W0,小于募兵制下军队所支付的成本AB×W*。如果单纯考虑国防预算约束,那么征兵制似乎更节约国防预算费用。
总之,募兵制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总是能够实现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征兵制则需要法律确保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虽然军事人力供给与需求能够在数量上实现平衡,但军事人力供求却无法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并非全部是“自愿”的,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具有强制劳役的性质。
其次,分析在长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4所示。
图4中W*与OA分别是凭借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时军事人力供求均衡价格与军事人力数量。在募兵制下,当军队提供了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时,是难以招募到足够兵员的,所以军队只能不断提高工资,直至吸引到足够数量的“自愿”劳动力供给者。军队所付出的军事人力成本完全体现在市场均衡价格上,军事人力个人无需承担额外的机会成本。而且由于均衡价格和数量代表社会最优配置结果,因此在募兵制下不存在社会净福利损失。
在征兵制条件下,军队对服役者一般只提供低于均衡价格的津贴(如W0)作为补偿,因此军队的军事人力需求量往往超出社会均衡点,如OB。由图4可知,这时的供求差距为DB。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一部分劳动力的供给价格都分布在供给曲线的W0以上,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保留工资水平高于军队实际支付工资的人,他们是不会“自愿”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相比于社会均衡数量OA,军队超额利用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数量为AB,这部分劳动力资源给军队带来的价值为AB对应的需求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ca的面积,而因为军队过度使用社会劳动力使社会承担的负担为AB对应的供给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ba的面积,三角形abc的面积表示的就是由于军队超额利用了社会劳动力资源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综上所述,在长期的军事人力供求关系中,募兵制仍然能够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但募兵制的军事人力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募兵制下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条件下会非常棘手,军队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在征兵制下,军事人力供求总是处于工资水平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军队因承担的人力成本较低使得人力需求高于社会最优数量,另一方面因工资不高无法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供给者,所以军事人力供求总是无法实现均衡。虽然军队能够获得所需兵员,军队建设似乎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但由于军队忽视了征兵制对服役个人和社会的外部影响,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过度使用会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
篇5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劳动力供给;偏差分析
随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的变动,我国出现了结构性失业。当前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甚至超过了总量性失业,成为我国失业问题之首。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完善就业结构,把就业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战略高度,促进就业成为了我国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针对结构性失业,笔者尝试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进行研究,并借此寻求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的理论依据,为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结构性失业的成因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理论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障碍。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由A、B两市场组成的经济体系,两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恒定,且初始状态都是充分就业,均衡工资是W0,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A、B两市场劳动力供求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用图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I指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I=A、B)。
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不同市场的劳动力供求稳定状态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A、B两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势必也会发生改变。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缩,三是两个市场劳动力需求异动[1]。在劳动力供给恒定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减少导致的都是极端结果,或者是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业的存在(也许会在政府强制力作用下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下降),因此,这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转型期,经常是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和收缩在不同情况下共存。因此,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分析第三种情况。
假定A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DA曲线移至DA’,工资由W0上升到WA,A市场的就业量保持不变;B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DB曲线移至DB’,理论上工资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资率是缺乏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资继续保持W0水平,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S0-S1)人失业。
如果两个市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则B市场中将会有一部分富余人员流向A市场,使得A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S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这种流动将会缓解B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和A市场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使得两市场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均衡工资水平为W1。如果两个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结果是:(1)A市场将会因劳动力短缺而使工资率远高于均衡水平;(2)B市场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和工资刚性的作用导致劳动者失业。事先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恒定的,因此这种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将上述A、B两市场扩展到多个市场,分析过程类似。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现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构性失业越严重,工资水平差异越大。
二、劳动力供给结构偏差分析
,A、B两市场也可看成是一个经济运行体中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产业部门或行业等,以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时,探求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现实原因,在于不同地区、产业部门或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造成劳动力不能迅速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的因素有:(1)求职者所拥有的技能与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职者与工作空缺地点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国家在行业之间设定了进出壁垒;(4)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能有效传递劳动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种情况在我国都曾经存在或者依然存在着。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低技能素质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的落后和信息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劳动力流动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行业间的进出壁垒。但是我国现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地理位置、行业进出障碍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步削弱,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成为了当前劳动者难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质的极大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典型的是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即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中的劳动者供给由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工作稳定、员工有接受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二级市场中的劳动者由大量的非熟练工人、低技能、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饱和的,工资较低,几乎没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若一级市场存在职位空缺,二级市场上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由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两市场不能进行相互补充,劳动力的供给在不同市场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大量的被二级市场排挤下来的劳动者面对一级市场中的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兴叹”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工资最高的行业都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俗称IT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IT业成为了人才就业的热门行业。再看IT业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晋升和培训机会,无一不表明IT业属于典型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A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扩张型行业。根据世界工程师大会报告,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美国占全球软件产业份额39.8%,日本占10.6%,中国占3.55%。美国拥有软件人才240万,日本140万,而我国通过科研院所培养的人才仅30万,尚缺25万[3]。连续多年属于工资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依据工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素质来考察,其属于典型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B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从农、林、牧、渔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重体力、轻脑力的蓝领工人,无法满足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员工技能素质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为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具体体现。据统计,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远低于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同时,技能人才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其劳动者基本上无须具备专业技能,在产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比重却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下,无法顺利的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差异决定着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力市场的层次,甚至会影响劳动者受雇佣的产业部门。低技能的劳动者一般从事于二级市场,如临时工、季节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资低、待遇差、晋升机会少、易于进入、经常面临失业危险。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很小,在较低的工资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了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二级市场上,某些劳动者从事着工资较低的工作,预期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减少投资,形成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图2。这种“怪圈”导致大量过剩的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和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岗位空缺并存,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甚至会进一步拉大不同行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凸显
判定一个经济体系中是否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区,若一个地区的职位空缺集中,另一个地区失业集中则为结构性失业。第二,看失业持续时间的统计情况,经历长时间失业人数的比例上升意味着结构性失业越来越严重[4]。第三,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通过工资率水平差异来判定结构性失业,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越大,结构性失业越严重。
首先,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岗位供给率相对较高,经济的发展促使这些城市形成了对高技能素质人才的需求。但是劳动力过剩的市场又无法形成供给,导致了区域间结构性失业严重。其次,结构性失业一般表现为失业时间较长,也可以根据失业时间来判定结构性失业程度。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一些发达城市,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较高。这表明结构性失业在我国已十分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增大,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大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另外,细看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所处的具体行业,最低工资所处行业无一例外都是农、林、牧、渔业,最高工资所处行业都是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国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数,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可以推断,这些行业就业量小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
众所周知,农、林、牧、渔业在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产业,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恰恰是一些劳动力需求扩张性产业,迫切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技能型工人。不同产业间劳动力供求错位,大量低素质的非技术工人被抛入结构性失业大军中,同时也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
从以上三种判定角度得出,我国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结构性失业将日益凸显和加剧。
四、解决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供给不对称,与需求相错位,形成了劳动者在区域间、行业间流动的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需求相对接,是解决结构性失业中劳动力供给偏差的关键点。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技能素质低下成为制约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的最大障碍,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主要途径。关注教育,首先应增加教育投入,延长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这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直接减少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缓解因经济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5]。其次,学校教育应与市场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系。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学生毕业后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建设
职业技能培训也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可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应实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培训目的开展培训工作。从目前社会职业竞争压力来看,职业培训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或低技能素质人员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等,主要解决他们的就业上岗资格问题,称为“生计型”培训;第二类是帮助已就业人员解决知识更新,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称为“发展型”培训;第三类是针对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资本型”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三类培训都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面对我国庞大的低技能素质劳动力大军,“生计型”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应加强职业培训的立法工作。目前职业培训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训机构、非法资格认证等情况,关键在于培训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违法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利润。因此,要完善我国的职业培训工作,需要一部统一且权威的中央政府立法,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培训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鼓励非正规就业,搭建就业转移平台
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将就业划分为两个方面: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对应于二级市场,是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经济结构转型中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实中,非正规就业总是和低报酬、低保障联系在一起。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在工资报酬、劳动条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减少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降低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因此,政府应积极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通过立法缩小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为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低素质向高素质的转变提供一个平台,使非正规就业成为人们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积累,向正规就业转移的一个“桥梁”。
(四)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
不同行业间或区域间的流动障碍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响来看,仍不容忽视。因此,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仍是一个关注点。
信息网络建设一方面基于电子信息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建立劳动者信息资源库,从整体上把握劳动力的流动和供求情况。可借鉴的是江西省德安县的做法,该县建立了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同时每个乡镇建立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库和培训机构管理信息库,实现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培训的全接轨。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职业介绍所等中介的力量,建立完善的职业介绍体系,充分发挥他们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中的信息传递作用。加强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首先应逐步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区域间流动障碍,如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尤其是不发达城市、边远地区的交通业,为劳动者的流动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同时,为了鼓励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和流动,政府还应在政策和财政上给予鼓励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董志强.结构性失业理论及其对中国失业现状的解释[J].重庆工商学院学报,2001,15(1).
[2](美)坎贝尔•R•麦克南.当代劳动经济学(第六版)[M].刘文,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篇6
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趋于深入，传统制造业岗位消失和服务业岗位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从一产和二产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能满足这些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就业弹性逐渐下降，结构性失业加剧。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必然存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 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开始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部分内陆省份蔓延，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将会加剧。
从人口结构来看，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事实上，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2016年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只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如果按照现行的人口政策和预计的经济增长量和经济增长方式，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矛盾将愈演愈烈，到2020年劳动力缺口将超过2000万。
二、劳动力供给现状与问题
我国2000年以来，第一产业GDP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15. 10%下降至2008年的11. 3%；第二产业GDP比重有所回升，从2000年的45. 9%上升到2008年的48. 6%；第三产业GDP比重基本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我国2010-2050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齐明珠）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GDP比重为50.5%，第二产业比重仅有40%左右，在"十三五"开局之际，第一次占GDP比重过半，体现了第三产业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难发现，在"十二五"期间，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东北老工业区的衰退可见一斑，如何重建东北工业区也是解决东北地区劳动力供给正在眼前的难题。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三个产业中的分布情况正逐步向中等发达国家靠近。从三个产业的比重走向，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在这三个产业中间的流动与分布情况。2000年以来，劳动力主要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流动，且第二产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劳动力占多数，但这一情况将在"十三五"开局之后转变，未来，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将占多数。
2015年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让我们把目光又一次落到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上。事实上，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生育率是影响人口结构的决定性因素，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为1.18。虽然人口普查有误差的存在，但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生育率极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5年达到顶峰，即73%，但从2016年开始，将急剧下滑。
三、2000年以来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总体呈现平稳化趋势。随着我国加入WTO，我们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经济以1995年为界，进入了平稳时一期。从数据上看，2000年到2013年这13年间，大多数年份的经济波动幅度不超过两个百分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下调，2008年GDP增长率为9.6% ，2009年GDP增长率为9.2%，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借此走出了谷底。到2010年GDP增长率达到了10.4%。但政府的财政刺激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到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 2013年GDP增长率为7.7%，2014年GDP增长率7.4%，2015年GDP增长率6.9%，形成了"新常态"。正是在这样经济下滑的趋势下，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少，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逐渐变高。"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形式更加严峻，GDP增长率将依旧徘徊在6%左右，如何在安排我国产业结构，产业升级，地区转移等，将是影响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
2000年以来，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重功利和重才能越来越成为主流价值观，世俗性的价值观逐渐取想主义的价值观。在薪酬制度上我们就能够发现，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激励，对于广义薪酬中的精神激励等不很在意，这对企业的管理的转变也产生了影响。
在性别观念上，整个社会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抛弃了"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逐渐升高。部分职业在男女性面前都是一视同仁，但仍然有一些职业存在无法避免的性别歧视。
在教育观上，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教育对于职业生涯发展的重要性。尤其近几年以来，研究生扩招，海外留学人数激增，职业培训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的多样化形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接受。
四、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可行对策
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应对未来劳动力不足，争取我国劳动力的总量供给将在本世纪中页结束下降趋势并缓慢回升，生育率上升会缓解劳动力老化趋势，则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总量和结构矛盾将会有所缓解。人口政策的调整不仅能有效缓解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更可以有效缓解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抚养比过重问题，也有利于社会和谐。
一方面，就业部门应该从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吸引劳动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的提升将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灵活调整退休年龄的政策，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完善。
参考文献：
高铁梅，范晓非：《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与供求拐点》，《财经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
王远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D]
齐明珠：《我国2010 -2050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人口研究》2010年第5期。
陈泓霖：《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形成机理分析》[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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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理论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障碍。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由A、B两市场组成的经济体系,两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恒定,且初始状态都是充分就业,均衡工资是W0,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A、B两市场劳动力供求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用图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I指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I=A、B)。
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不同市场的劳动力供求稳定状态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A、B两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势必也会发生改变。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缩,三是两个市场劳动力需求异动[1]。在劳动力供给恒定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减少导致的都是极端结果,或者是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业的存在(也许会在政府强制力作用下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下降),因此,这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转型期,经常是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和收缩在不同情况下共存。因此,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分析第三种情况。
假定A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DA曲线移至DA’,工资由W0上升到WA,A市场的就业量保持不变;B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DB曲线移至DB’,理论上工资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资率是缺乏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资继续保持W0水平,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S0-S1)人失业。
如果两个市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则B市场中将会有一部分富余人员流向A市场,使得A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S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这种流动将会缓解B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和A市场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使得两市场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均衡工资水平为W1。如果两个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结果是:(1)A市场将会因劳动力短缺而使工资率远高于均衡水平;(2)B市场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和工资刚性的作用导致劳动者失业。事先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恒定的,因此这种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将上述A、B两市场扩展到多个市场,分析过程类似。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现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构性失业越严重,工资水平差异越大。
二、劳动力供给结构偏差分析
在图1的模型中,A、B两市场也可看成是一个经济运行体中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产业部门或行业等,以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时,探求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现实原因,在于不同地区、产业部门或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造成劳动力不能迅速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的因素有:(1)求职者所拥有的技能与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职者与工作空缺地点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国家在行业之间设定了进出壁垒;(4)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能有效传递劳动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种情况在我国都曾经存在或者依然存在着。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低技能素质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的落后和信息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劳动力流动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行业间的进出壁垒。但是我国现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地理位置、行业进出障碍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步削弱,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成为了当前劳动者难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质的极大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典型的是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即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中的劳动者供给由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工作稳定、员工有接受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二级市场中的劳动者由大量的非熟练工人、低技能、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饱和的,工资较低,几乎没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若一级市场存在职位空缺,二级市场上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由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两市场不能进行相互补充,劳动力的供给在不同市场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大量的被二级市场排挤下来的劳动者面对一级市场中的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兴叹”!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工资最高的行业都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俗称IT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IT业成为了人才就业的热门行业。再看IT业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晋升和培训机会,无一不表明IT业属于典型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A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扩张型行业。根据世界工程师大会报告,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美国占全球软件产业份额39.8%,日本占10.6%,中国占3.55%。美国拥有软件人才240万,日本140万,而我国通过科研院所培养的人才仅30万,尚缺25万[3]。连续多年属于工资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依据工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素质来考察,其属于典型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B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从农、林、牧、渔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重体力、轻脑力的蓝领工人,无法满足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员工技能素质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为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具体体现。据统计,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远低于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同时,技能人才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其劳动者基本上无须具备专业技能,在产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比重却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下,无法顺利的向第
二、三产业转移。
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差异决定着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力市场的层次,甚至会影响劳动者受雇佣的产业部门。低技能的劳动者一般从事于二级市场,如临时工、季节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资低、待遇差、晋升机会少、易于进入、经常面临失业危险。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很小,在较低的工资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了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二级市场上,某些劳动者从事着工资较低的工作,预期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减少投资,形成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
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图2。这种“怪圈”导致大量过剩的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和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岗位空缺并存,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甚至会进一步拉大不同行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凸显
判定一个经济体系中是否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区,若一个地区的职位空缺集中,另一个地区失业集中则为结构性失业。第二,看失业持续时间的统计情况,经历长时间失业人数的比例上升意味着结构性失业越来越严重[4]。第三,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通过工资率水平差异来判定结构性失业,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越大,结构性失业越严重。
首先,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岗位供给率相对较高,经济的发展促使这些城市形成了对高技能素质人才的需求。但是劳动力过剩的市场又无法形成供给,导致了区域间结构性失业严重。其次,结构性失业一般表现为失业时间较长,也可以根据失业时间来判定结构性失业程度。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一些发达城市,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较高。这表明结构性失业在我国已十分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增大,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大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另外,细看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所处的具体行业,最低工资所处行业无一例外都是农、林、牧、渔业,最高工资所处行业都是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国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数,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可以推断,这些行业就业量小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
众所周知,农、林、牧、渔业在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产业,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恰恰是一些劳动力需求扩张性产业,迫切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技能型工人。不同产业间劳动力供求错位,大量低素质的非技术工人被抛入结构性失业大军中,同时也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
从以上三种判定角度得出,我国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结构性失业将日益凸显和加剧。
四、解决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供给不对称,与需求相错位,形成了劳动者在区域间、行业间流动的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需求相对接,是解决结构性失业中劳动力供给偏差的关键点。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技能素质低下成为制约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的最大障碍,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主要途径。关注教育,首先应增加教育投入,延长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这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直接减少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缓解因经济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5]。其次,学校教育应与市场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系。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学生毕业后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建设
职业技能培训也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可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应实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培训目的开展培训工作。从目前社会职业竞争压力来看,职业培训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或低技能素质人员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等,主要解决他们的就业上岗资格问题,称为“生计型”培训;第二类是帮助已就业人员解决知识更新,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称为“发展型”培训;第三类是针对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资本型”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三类培训都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面对我国庞大的低技能素质劳动力大军,“生计型”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应加强职业培训的立法工作。目前职业培训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训机构、非法资格认证等情况,关键在于培训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违法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利润。因此,要完善我国的职业培训工作,需要一部统一且权威的中央政府立法,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培训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鼓励非正规就业,搭建就业转移平台
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将就业划分为两个方面: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对应于二级市场,是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经济结构转型中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实中,非正规就业总是和低报酬、低保障联系在一起。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在工资报酬、劳动条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减少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降低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因此,政府应积极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通过立法缩小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为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低素质向高素质的转变提供一个平台,使非正规就业成为人们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积累,向正规就业转移的一个“桥梁”。
(四)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
不同行业间或区域间的流动障碍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响来看,仍不容忽视。因此,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仍是一个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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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者决定劳动供给量的过程，是劳动者根据外部经济参数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动力供给量，力求达到现有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因此，劳动者可获得养老金的数量及与之相关的变量无疑是影响劳动者劳动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的需求量则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根据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的，在不存在完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性。鉴于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以探寻较小劳动力市场扭曲效应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模式，缓解就业压力，推动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供给
公共养老金计划为社会职工提供养老的基本生活保障，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但在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运行中，其相对影响或个别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消极的，会阻碍劳动力供给。因此，要了解公共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首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将公共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不相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支出措施，还是看作为一种强制储蓄体系。
1.不相关的税收与支出。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与待遇联系较弱，就容易被简单地认为是不相干的政府强制税收和支出措施，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就会从两个层面发生影响作用：缴费支出对工作人口的影响以及养老金给付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者总收人中进行养老金计划缴费扣除将减少劳动者每小时的净收入。这种效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取决于相互冲突的两种经济力量中对劳动行为选择更具影响力的一方。一方面，这些缴费的扣除，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为每小时净收入减少，创造同样的实际工资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较少，人们便不会对找工作或者延长工作时间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选择以较多的闲暇替代劳动(替代效应)。至于最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劳动供给，则要看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差。若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则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则会增加劳动供给。
这类计划还会促使劳动者为了逃避保险税而转入法纪松弛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雇主也会转移到非正规部门经营以避税。甚至一些大公司也把部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的小企业。这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部门缺少资本和工作培训，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张，破坏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造成老年贫困人口的增多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养老金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与缴费联系较弱的养老金给付无疑会增加受益者的收入，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而不必承担总体收入大幅缩减带来的损失。提前退休减少了养老金计划的缴费收入而增加了支出，减少熟练劳动力人数，降低了国民产出。世行在1994年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中，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的供给减少了3%～6%，发展中国家则减少了1%～2%。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的国民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2～4%，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1%(假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产率相同)。损失的gdp足以支付许多国家一半多的养老金。
2.强制储蓄体系。
如果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人们就会将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强制性储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缴费被认为是为形成退休养老账户而进行存款的替代形式，养老金给付被视为支付这些储蓄账户的替代形式。这样，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质上会弱化。
可见，劳动供给影响取决于将公共养老金制度看做是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不相干的税收或支出措施。而如何认识，不仅决定于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实际情况，还决定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如何表述。不同的制度表述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或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它们可能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实质联系没有影响。例如，其他因素不变，养老金计划由私营部门或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可能比政府部门的管理能更形象更有效地描述或传递着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密切联系；使用“缴费”、“个人账户”、“盈利”等词汇来描述由于个人养老金权益持续增长的结果而获得的利益，更有助于强化人们认为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如果劳动者能够得到关于解释如何计算收益的资料，以及正规的能够反映账户平衡状况的报告，给付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就被比较清晰地表述出来。即使所有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实质关系，但它们削弱了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信赖和认同。
3.不同养老金计划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现收现付制切断了缴费和受益之间的市场联系，可能会导致偷税漏税以及劳动供给的扭曲，从而降低经济的产出水平。而基金制则由于在个人缴费和受益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其劳动供给的扭曲效应很小。因此，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能减轻劳动供给的扭曲程度。实际上，这种仅着眼于融资方式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从前面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退休决策和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与退休决策相关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的边际养老金收益应该与个人的边际缴费率相联系，并且要使缴费者和受益者都能明确这一点。这一点对于dc型基金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db型现收现付制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根据该原则来确定其养老金计发公式：如果工人a在整个工作期的收入是工人b的两倍，则a获得的养老金高于工人b的养老金，但没有b的两倍高。然而，如果工人a或b提前退休，其所得养老金应进行保险精算缩减。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决策不仅取决于边际缴费率和边际收益率，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增长对整个养老金收益的影响。当缴费与收益之间存在完全的保险精算关系，且一目了然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化。这是dc型基金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也是待遇的计发严格比例于个人缴费纪录的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所遵循的原则。
相反，设计糟糕的计划，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gruber和wise对11个工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和提前退休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为推迟退休的人增加养老金，但其数量少于按保险精算应增加的数量，因此，为人们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激励。gruber和wise将其称为“税收强迫退休”，并在这一变量和老年人离开劳动力市场之间发现了很强的一致性。这种扭曲在基金制中也存在。众所周知，雇主设立的db型基金制阻碍劳动力流动，它同样为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时候退休提供激励。可见，劳动供给与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这两种组织融资的机制无关，重要的是养老金计划的激励结构。
二、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认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和雇主成本之间的联系。无论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养老保险费的支出都会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养老金计划必然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要明白一点，养老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要产生重大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封闭经济中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养老保险缴费不会对雇主成本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任何时候，如果税收是根据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种投入的数量而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话，那末投入的所有者就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除非他们想要减少出售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其供给数量不会随着扣税后的实得工资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资金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有弹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都不能轻易地转移给资金的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劳动者实际上承受了由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全部负担，而不会改变雇主成本或者产品成本，不论它表面上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那里征收的。
雇主对于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增加最直接的反应是，减缓他们原先增加货币工资的承诺，使雇佣每个劳动者的总成本降低到如果缴费率不发生变化时应有的水平。劳动者或者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或者进行抵制。抵制会立即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对此，雇主会产生两种反映：一种是减少雇佣，使失业现象恶化。失业的增加会减缓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改变产品价格，即雇主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补偿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成本。这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价格压力一直会持续到实际工资降低的数额足以抵消养老保险缴费增加的影响。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则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雇主成本提高，从而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立法提供了一个工资下降的底线，从而使低收入劳动者免于承受全部或部分缴费增长的负担。于是，雇佣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成本增加，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增加，结果可能会导致低工资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减少。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通过减慢自由市场自发调整的过程，使雇主承担较高成本的时间延长。然而，高成本也可能导致高失业率。
2.开放经济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一国实行弹性汇率，那么即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调整引起国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两个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主要是由这两国不同货币的相对供求来决定的，而供给与需求主要是由贸易流通决定的，一个国家任何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迟早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汇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作为该国的出口国之一的另一个国家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由运作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可能确保任何养老金计划缴费率的提高将转变为更低的工资水平而不是更高的商业成本。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中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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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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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
1.劳动力的价格
劳动力价格是指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的主要表现形态，自身具有商品属性，劳动力价格就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并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价格的高低体现了劳动力价值的大小。
2.供求定理
需求规律是指在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商品的需求与其价格之间存在着反向依存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把价格与需求量联系在一起的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称作需求曲线。需求分为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本文分析市场如何运行，采用市场需求曲线，表示一种物品的总需求量如何随着该物品的价格变动而变动的关系。
供给规律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的供给量与商品价格之间呈现同方向变动。把价格与供给量联系在一起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称为供给曲线。
当供给和需求相交于一点时，这点称为市场的均衡。任何一种物品价格的调整都会使该物品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如图1所示，E为均衡点。L为均衡就业量，P为劳动力价格，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的均衡工资W。
图1
二、提出问题
1.问题的提出
2010福布斯名人收入榜公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百位明星排行榜”，2010年中国100个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收入排行也同时公布。
对比1：福布斯明星榜排名第一的姚明年收入达3亿8千8百万人民币；而中国内地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最高的克拉玛依市，因为拥有特殊能源才使得人均年收入达到34901元。对比2：明星排行榜上末尾的非一线明星年收入已达408万人民币；而中国内地大中型城市人均GDP最低的兰州市只有3681元，至于较为落后的中小城市、甚至是更为贫困的西部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可想而知。
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中，人们不难产生诸多疑问：明星为何主要集中在体育和娱乐行业，而木匠和管道工等行业为何不存在超级明星？明星的收入为何如此之高？明星的劳动力价格是否偏离了明星创造的价值？是否违背了价值规律？
2.明星效应及其特点
本文所指的明星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明星效应是指所有企业的每一种产品都应该追求市场的最大效用。曼昆指出，超级明星的产生在市场上有两个特点：第一，市场上的每位顾客（消费者）都想享受最优生产者提供的物品；第二，使最优生产者以低成本向每位顾客提供物品成为可能的是生产这种物品所用的技术。
三、明星高收入原因分析
1.从劳动力需求方面分析
（1）不同主体对明星劳动力需求的原因分析。
第一，公众对明星的精神需求不断增大。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述，公众对这类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人群具有一定程度的关注，这种关注度形成一种精神需求并不断提升，甚至达到信赖及崇拜。为能看到高水平的体育或影视表演，得到一种良好的享受，公众愿意为得到这种精神享受出高价。因此，明星收取高价是公众基于自身需求自愿给付的，导致其劳动力价格不断增长。
第二，社会需求不断扩大。文化娱乐、体育竞技、科技研发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而每个领域的明星正是这个事业蓬勃发展的代言人，他们不仅能代表某项事业的发展状况，甚至可以激活、促进、带动这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国家、社会和市场需要明星的这种导向和榜样的作用。
第三，企业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升。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由一位拥有良好公众形象的明星代言，会产生更大的宣传效力，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提高企业的产品信誉，增加产品销售量，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企业愿意为明星付高额报酬，以保持更持久、更丰厚、不断增长的产品销售利润。因此，明星的劳动力价格会随着企业利润的增大而增加。
第四，明星不是一劳永逸的，再优秀的明星也会黯淡。企业不会单靠一个明星带动人气，而是会根据创新、产业结构优化来寻找适合自己产品特点的明星宣传机制。因此，各类明星需求量源源不断；另外，同类属性产品间的宣传模式相似，在明星选择上会发生冲突，企业为竞争同一明星也会开启价格战，刺激个别明星的劳动力价格激增。
（2）明星的劳动力需求曲线。
笔者认为明星既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还具有奢侈品的属性。明星的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富有弹性的。如图2所示。
图2
首先，人们在物质需求相对满足的情况下，开始追求更高层级的精神需求，明星效应由此产生。其次，对于明星提供的相关产品，如演唱会、体育比赛等，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择享受这种产品的方式。经济条件好的，可以支付高价格获得更好的效果、更优质的服务；经济条件差的，可以通过广泛的传播媒介，只需付出等待时间或非最佳效果的代价。最后，企业作为市场需求的主体也可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选择明星。企业经营效益好，就可以聘用知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的明星做代言，投入虽然高但会有高回报；反之，企业经济效益差，就可以选择一般的明星甚至是不采用明星代言的方式。
如图3所示，供给曲线S和均衡曲线D相交于均衡点E，D1是富有弹性的明星劳动力需求曲线，在供给S不变的情况下与D1交于E1，W1是明星的劳动力价格，高于均衡工资W。
图3
2.从劳动力供给方面分析
（1）明星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明星是一种垄断性极高的稀缺资源，因此明星的供给曲线是缺乏弹性的。如图4所示，明星的供给曲线是接近垂直的。Sˊ与Dˊ相交于均衡点Eˊ，决定了明星的数量Rˊ十分稀缺，而劳动力价格rˊ非常高。
图4
（2）明星劳动力供给的原因分析。
第一，明星的供给量有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想要成名的人很多，但是概率却很小，而且超级明星在不断减少，维持知名度的时间也在缩短。这使得明星的供给量是有限的，超级明星甚至出现稀缺，从而导致劳动力价格高。
第二，明星的培养成本很高。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教育，而对于明星来说，这种教育的投入可以理解为在成名前为自己的各种投入，且这种投入远远大于普通劳动者。例如，运动员放弃欢乐童年、温暖家庭与正常学业，进行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艰苦训练，这精雕细琢的过程非常人能完成。因此，高成本必定会带来较高的劳动力价格。
第三，明星的能力与天赋很重要。由于先天遗传因素，人们的体力与脑力都有一定差别。许多超级明星就是具有超越常人的天赋。拥有特殊才能的人是极少数的，而将这才能发展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进而创造财富与实现人生价值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些特征决定了明星的产出效率较高、效果较好，因此明星的劳动力价格较高。
第四，成为明星的风险相对比较大。例如，运动员要承担伤病甚至残疾的风险，在大型竞技比赛中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大众的舆论关注以及比赛失败不成名等多种风险。高风险高回报使得明星劳动力价格较高。
第五，机遇作为外因也对成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机遇可以使有准备的人一夜成名，这种急速的效应也使明星的劳动力价格激增。
四、结语
明星的高收入是由其供求关系决定的。从市场供给与需求的角度考虑，一方面明星这种要素其供给极为稀少，供给曲线缺乏弹性；另一方面，社会对明星这种要素的需求是无限扩大的，明星的需求是富有弹性的。供需两方面共同导致明星的价格（收入）不断上升，因此明星的高收入从理论上来讲是合理的，没有违背价值规律。但实际上这种高价格（收入）会拉大收入差距，这会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明星收入要合理，一定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例如，对明星的高收入的部分可以通过税收等形式进行适当的调节，体现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还可以让明星作为表率，发展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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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78-06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转换，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结构转换完成之时也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现之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1]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Gustav）、费景汉（Fei.J.H）、乔根森（D.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中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在此之后是学术界长达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认清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正如西方学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存在缺陷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如：至今没有一个在学术界公认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算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是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农业处在现代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2. 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框架下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发育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也仅是一个“影子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无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不可能解决中国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3.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集中在第二、第三次产业，忽略了农业本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研究者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作为衰退产业，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可能会吸纳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如果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道路和农业产业政策，农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看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全貌。
4. 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关注不够，导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只要工业化的过程没有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停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任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须兼顾其在短期内的紧迫性和在长期内的艰巨性。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在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前提下，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的转移途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3]
1. 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假设：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人们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家庭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数等于家庭劳动力数。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家庭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人数为8人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如果此时的平均产量（10个单位）正好是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产量，那么，毫无疑问，此时，多于8人的劳动力人口为剩余劳动力，家庭内的粮食缺口为四边形ABCD的面积。（1）如果全社会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劳动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单位的农产品数量，并且这些多余的农业品正好能够养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产品将通过乞讨、抢劫等形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手中，使社会得以维持。（2）如果全社会中农产品数量多于人均10单位的家庭所拥有的多余农产品总量不足以养活社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那么社会将通过战争、瘟疫等形式进行调节。（3）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社会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将把剩余的农产品消耗掉，这正是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工业。（4）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人类没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将多余的农产品用于发展工业（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那么工业的发展将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此时社会农产品剩余一部分变为工业资本，一部分变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掌握大量农产品剩余的人将变为工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资本家提供的工资不低于相当于10单位农产品的工业工资，就会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可见，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称为绝对剩余。
2. 现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农业社会中，户主按照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农户按照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W）的原则决定农业劳动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图2所示，对于单个农业家庭来说，当家庭劳动力数少于L0时，户主将向社会雇佣劳动以增加利润，当家庭劳动力数多于L0时，家庭则倾向于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多于L0的家庭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此，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是因为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而产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剩余，因而可称为相对剩余。
事实上，在现代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农业部门一旦产生剩余劳动力将会很快被非农产业部门吸收。理论上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3.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即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元社会中，农户同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如图3所示，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劳动产品MPL不变，农户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MRPL，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为L1并获得W1的工资，而生存工资为由L0决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进一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3）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如从W2变为W3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MRPL将向右上方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决策。
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4]。我们假设在农户家庭内与就业有关的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存在，在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时，家庭有一定的农业收入，即户主对家庭内其他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决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础上做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如图4所示。在图4中，横轴表示收入，纵轴由O点向上表示闲暇时间，纵轴由H点向下表示工作时间，HT为制度工作时间，Oya表示农户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农户的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U1
2.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各农业劳动者个体对收入―闲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对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要求的临界净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在高于临界净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就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而且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愿意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剩余劳动力供给就越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长期内还要受到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影响。当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如土地面积扩大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农业人口增加但劳动参与率不变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农业技术条件变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既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
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农产业的厂商只可能按照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某个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行业内所有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叠加。在短期内，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不会产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长期内如果社会需求、技术条件、资本存量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存量不变且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厂商倾向于扩大产量，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当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时，厂商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替代价格上涨的要素，只要厂商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术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短期内取决于厂商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从长期来看，一般应有利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总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必须考查社会总需求、生产要素价格、资本存量及生产条件变化时的影响；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价格负相关。
四、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图5所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L，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L，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在A点实现均衡，均衡工资为W0，均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量为L0。当非农产业的工资为W非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供给为L总，实际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L实，此时就会有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当非农产业的工资足够高时，L总可能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而农业劳动力总量很大时，流动到第二、三产业的“失业”量（L总-L实）的绝对数就会大。尽管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而与城市失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一部分劳动力将同城市失业一样会带来效率损失（L0-L实）和收入损失（L总-L0），如果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伴随着空间上的流动，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话，就会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拥挤、犯罪等社会所关注的所谓“城市病”。这一部分流出农村而没有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由“农业剩余”变为“社会剩余”。
当我们继续分析农业劳动力 “社会剩余”的原因时，不难看出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正是凯恩斯论及的总量失业，考虑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总量剩余”。显然，造成总量剩余的原因同总量失业的原因一样，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而经济波动主要是内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动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说由经济波动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剩余”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性剩余。
凯恩斯对总量失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使社会总供求实现均衡。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总量剩余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解决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阶梯式转移。继克拉克之后，库兹涅茨（Kuznets）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规律。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赛尔昆（Moises Syrquin）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转移与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现象正是包括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在内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什么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或结构性失业呢，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科技进步所摧毁的就业岗位少于其所创造的岗位；（2）市场需求结构变动通过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张的新兴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萎缩的、传统的产业所减少的岗位；（3）资源枯竭或减少产业所消灭的岗位暂时没有可吸纳的产业；（4）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引起上述因素变化以及国际竞争中由于竞争力较低直接导致的产业衰退、外商投资减少所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大于中国产品、技术输出所能增加的岗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原因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人文素质等能力特征与非农产业所提供的岗位要求有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结构性失业的经典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均衡的框架内分析的，而且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无障碍，在这种严格的假定下，结构性失业一定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相等的失业，因而可以通过培训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机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这种严格的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常态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变化。[6]
技术进步当然也是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供求纽带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既定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总量剩余和结构性剩余，而结构性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及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框架可用图6表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同时通过增加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和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技术进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户的收入增加，而农户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拉动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转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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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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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结构转变：长期趋势的开始
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确定人口数量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观察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近期看，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劳动力供给的际递减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而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则大概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在未来几年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10年会下降800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因此，人口变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二、非农就业弹性的变化
而从劳动力需求面看，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由于农业部门基本不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此，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1990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变化。
非农GDP的计算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资料，可以计算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非农部门的GDP通过非农就业活动创造。非农就业包括城镇就业和农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而农村的非农就业又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总就业增长情况。1990年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这种变化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就业弹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特征尚未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力密集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同时也意味着，按照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因此，根据以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演和预测未来的就业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农部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标准差为2.9%;同期的非农部门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283，标准差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就业弹性为预测的中位值，分别高出半个标准差为高位值，分别低半个标准差为低位值，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到九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组合，并可以据此计算出不同的非农就业增长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没有出现巨大波动，就业增长以低增长、低弹性的组合为下限，以高增长、高弹性的组合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对就业需求的预测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为基础，即从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产业部门看，中国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难以创造新增的就业需求；从经济活动的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也创造着非农就业机会，忽视农村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会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开始转变。首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力短缺开始出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有些还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以吸引劳动力。从价格关系看，劳动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续数年保持稳定的局面，开始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考察，近年来，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的确存在。根据来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项来自于劳动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被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长17.3%。
四、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总体态势向好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态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利地消化了城市经济重组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而且实现了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综观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有四个特点。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而言，非农部门的扩张是产生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相形之下，农业部门一般是劳动力富余的部门，并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就近年来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方面，就业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业总量增加了7450万人，增加幅度为10.8%。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经济特征，城市地区成为就业创造的主要区域。数据表明，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就业总量仅为9514万人，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3151万人，2006年为2831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与10年前相比，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8388万人，增长幅度为42.1%。而乡村就业中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非农就业总量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006年，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46.7%。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会保护状况也值得关注。就福利体制的改革而言,把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体系很难说是成功的。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跨城乡的，也是跨地域的，他们的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一体化，既能够体现经济转轨的特征，也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中最具约束性的环节；其次，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统筹发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则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关系的不断改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作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统筹发展的最好证明。同时，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也有效地促进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对单位就业的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区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在区域间都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表明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第四，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劳动力市场规制更加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体现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日益成熟和规范，大大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环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丰富。近年来，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相继出台，使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有法可依。对部分法规的修改不仅适应了形势变化，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强。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失业比较严重的时期，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企业行为的规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调控手段的运用表明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努力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篇13
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以出口导向型居多,并且其进出口额占有山东省总进出口相当大的比重,国际贸易会改变商品的价格,出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上升,进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趋于下降,这种商品价格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要素价格的变化,足见外商投资的产业和行业会改变山东省劳动收入分配。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外商着重投资的产业和行业,由于其发展迅速,使得参与其中的劳动力的报酬和劳动生产效率都会得到提高。而相对于发展比较慢的产业和行业,由于投资跟不上,使得参与其中的劳动力的报酬和劳动生产率都会下降。这样,不同产业、行业的职工的收入就会拉开差距,并有放大之势。也就是说,贸易结构会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收入差距的变化。
(二)FDI通过引进新技术影响收入分配
Dinopoulos and Segerstrom(1999)发展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指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R&D的投入。假设R&D相对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是技术密集型的,则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工人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工资。Acemoglu(1999)的模型也指出,在技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量的增加会提高技能丰裕型国家的技术升水而降低非技能丰裕型国家的技术升水。此外贸易会导致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同时提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水。山东引进外商投资初期主要集中在简单的加工装配型和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山东省外商投资逐步实现了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尤其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领域吸收外商投资快速增长。随着外商投资的企业贸易量的增大,外商在R&D方面投入资金也逐年增加,企业产品向技术密集型发展,增加技术劳动的收入。从短期来看,这将会使技术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进一步拉大。
(三)从劳动力需求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FDI通过对外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直接渠道是就业。因而劳动要素的流动性和需求弹性在收入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FDI会通过对外贸易这个中间环节增强FDI流入地区生产者所面临的商品需求弹性,表现为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距缩小。由于劳动力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商品的需求弹性也会影响到劳动力的需求弹性。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向技术含量高的方向发展,对高技术人员要求也就越来越多,高技术人员的工资会逐渐升高,而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对低技术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少,低技术人员的工资相对会逐渐降低。所以,低技术人员劳动力需求弹性较高,工资稍有提高,需求量就会下降很多,高技术人员的劳动力需求弹性较低,劳动需求曲线较陡峭。就供给弹性而言,低技术人员劳动力供给弹性较高,工资稍有提高,就会涌入大量劳动力,高技术供给弹性较低,劳动力供给曲线较陡峭。具体分析见图。
如图所示,曲线Ls1和Ls2分别代表了低技术劳动力和高技术劳动力供给曲线,低技术劳动力曲线比较平坦,工资的提高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大大增加,而高技术劳动力供给曲线相对陡峭一些。而Ld1、Ld2和L’d1、L’d2分别是低技术劳动力需求曲线和高技术劳动力需求曲线,低技术劳动力曲线的需求弹性要高于高技术劳动力曲线的需求弹性,比较平坦一些。FDI的大量增加导致了山东省的对外贸易额的不断上升,也带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为(Q1 Q2+ Q’1 Q’2),但是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在图上表现为L’d的移动幅度比Ld大。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升的快,并且最终W4大于W2。FDI的对外贸易促进作用会增加高技术劳动力与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二、对策与建议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山东省FDI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会不断扩大。尽管FDI对山东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FDI对山东省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调整和优化外贸商品结构。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也会影响到本省职工的就业和收入。过去,山东省的比较优势在于自然资源的丰富或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但是这种优势正逐步丧失。要切实转换贸易增长动力,实现由主要出口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深加工制成品转换,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虽然短期内,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省内人员的整体素质的提高,长期内全省人员都会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