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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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行农业统计

报表制度是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来计算单产（曹利剑，1997），即：农作物单产=农作物总产量/农作物总面积。其中，农作物总产量为10种农作物的产量总和，农作物总面积为10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总和。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所谓面板数据，是指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组合起来的一种数据类型，它有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维度，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更少的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使参数的估计结果更加可靠。农作物产量涉及农田景观格局变化、投入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具有时空变异特征，适宜于构造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它们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且在引入多个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面板数据模型能够有效地估计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变化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影响农作物单产的因素很多，在这方面也已有较多研究，邵晓梅[13]指出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即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均对农作物单产有影响；周四军[14]认为影响我国农作物生产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分别是土地、化肥、农机动力、农业劳动力；肖海峰和王姣[15]选取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成灾面积等变量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谢杰[16]认为影响农作物单产的因素包括劳动力、物质投入、土地、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制度因素等，并使用逐步回归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等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方法，选取农业化肥施用量、粮食播种面积、成灾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劳动力、制度变迁为解释变量，构建了一个中国粮食生产函数，对我国1978~2004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为了涵盖上述这些因素，本文在选择要研究的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基础上，选择农林牧渔劳动力、新增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成灾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用量、总播面积作为控制变量，它们是非研究变量，但也是影响被解释变量的重要因素，必须进入回归方程，从而可以避免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被高估或者低估。本文以农作物单产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分析县城农作物单产与农业景观多样性指数关系的模型，为消除量纲差异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的原始值做了取对数运算，将模型参数线性化，因此，本文采用以下面板数据模型：数据及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农田景观数据以及农业生产投入要素数据。农田景观数据有全国多县的稻谷、小麦，玉米、豆类、薯类、棉花、油料、麻类、糖类和水果的面积和产量。这些数据均来自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生产投入要素数据包括总播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这些数据以及人口数据均来自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本文所采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及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间不存见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结果和分析

从拟合优度来看，R2=0.401对于统计量为19970的数量来说拟合优度较好，说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及各控制变量对农作物单产的影响。从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来看，该模型中各变量对农作物单产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的弹性系数估计值为0.268，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县城水平上，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对于农作物单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ey/ex为0.058表示在一定范围内，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时，农作物单产增加0.058个单位，且表现为强弹性。本文以中国1996年至2005年的县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了面板数据随机效应计量模型，以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为解释变量，农林牧渔劳动力、新增耕地、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成灾面积、化肥施用量、农药用量、总播面积为控制变量来估计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对县城农作物单产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县级农田景观多样性指数在一定范围内的升高对于农作物单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针对这些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保持农田景观格局多样化，避免农田景观格局破碎化。本文经过实证研究表明，农田景观多样化将对农作物产量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农田景观多样性的提高使得生物群落物种丰富化、多样化，害虫和天敌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强，使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从而有效促使农作物单产增加。然而，过高的景观多样性将使得景观格局破碎化，它会削弱生态系统天敌和害虫自我调节功能，降低农业可持续性（张保华等，2007），造成农作物减产。（2）加强农业基础建设，采取灾害应对机制。农业机械化对提高农业产值有很大的贡献[18]。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显示，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作物单产有促进作用，而成灾面积对农作物单产有反向作用，因此应加大农田基础设施投入，提高农作物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同时应提高灾害应对措施，尽量避免因发生灾害造成农作物减产。

作者：陈玮 侯敏 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篇2

作者简介：郭靖（1986－），女，山东青岛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刘超（1985-），男，安徽砀山人，浙江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项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研究――基于‘云和师傅’的个案分析”（项目编号：DKA110298)，主持人：刘克勤。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9-0037－05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关于范式可以说是基于一定学术立场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运用生态学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特点和规律，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而且，也已有学者对生态学是否适切教育研究作出分析，认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1]。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相似，也可以看作一个各组因子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对于需要培训或已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而言，转移培训是一种消费品，农村劳动力群体在培训实施的过程中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提供和承担培训服务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是培训的载体，供给农村劳动力所需的各类培训，在培训生态系统中的充当生产者角色。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是影响培训的重要外界因素，好比自然系统中的太阳、空气、水和土壤，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不可或缺的宏观因素。转移培训这一系统的良好运作，离不开各个成分的有效协作。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特点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个综合培训环境、培训生产者和培训消费者等各组成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发生作用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等特点。

（一）培训系统多样性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培训消费者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作为一个异质群体，根据其工作地域的差异性，可以细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已经长期居住在城市，拥有一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由于生产的季节性和就业的不稳定性造成的需要在城市与农村“候鸟式”迁移的兼业型劳动力；另外一部分是仍愿生活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

其次，培训多样性表现在培训生产者的多样性，培训生产者会根据培训消费者不同社会需求不同提供多样化的培训产品。从培训提供者分析，目前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部门，有教育部制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农业部提供的“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署的“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从培训活动的实施载体来看，有教育部门机构，包括：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专和农村化技术培训学校等。此外，还有隶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心、成人教育中心校、计算机培训中心、美容美发学学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农广校、农机校等。从参与培训的机构的性质分，可以分为公办和民办学校。多样性的培训可以提供与之最匹配的培训类型，满足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对于想接受培训的人员，政府应该营造这样一个环境，不能因为客观条件而剥夺他们继续学习的机会。

再次是培训环境的多样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环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培训为中心，综合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价值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第二层次是以单个培训机构或组织为中心的整个培训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第三层次是以单个培训者、外部自然、社会及精神文化氛围构成的外部环境。这三种层次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系统。此外，还有不属于任何一层次，涉及培训的虚拟网络环境，比如获取培训资料的互联网络。

培训系统的多样性不局限于培训对象、培训类型和培训环境，还涉及深入培训系统内部的各个方面，例如，培训教师的身份和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培训内容的多样性，培训地点的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多样性发展可以满足农村劳动力对培训的需求，而且可以保持培训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可以保证食物链的供应，脆弱的生态系统往往经不起外界环境的巨大变化。

（二）培训系统动态性

培训系统的动态性是系统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决定的。众所周知，生态系统的最优状态是各部分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但这种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也不是持久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化的，表现为系统一直在平衡和失衡之间不停的波动。在从一种状态的平衡到一个下一个平衡，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失衡现象，但都处于合理的、可控的范围内，其动力机制是矛盾的出现和冲突的化解。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是一种常态，动态性也推动了系统的进化。

培训系统的动态变化可以分为两种：被动变化和主动变化。培训系统自身无时无刻不与外界环境进行者信息、能量的交换，外界环境也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信息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培训系统本身必须对这种变化做出回应，这种有外界因素变化而引起的变动，称为“被动变化”。最为典型的例子则是教育政策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到培训的经费投入。更多的情况是培训系统自身意识到目前自身的状况已经不能较好的适应后续发展的需要或是已经开始阻碍发展，必须根据现状，适时变革，主动的适应环境，发挥其主动作用，称为“主动变化”。例如，对培训经费的使用，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可能会出现不足局面，甚至导致培训活动停止，这是培训的决策者就会意识到现在的做法难以为继，必须果断改革。简而言之，引起被动变化的多是外因，主动变化的多是内因。

引起系统动态性变化的因素有多种，其一是经济社会的周期性发展规律会影响培训学员的数量变化。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情况下，企业、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就较大，甚至会出现“技工荒”局面。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稍微有点技术的劳动力也会充分就业，不愿放下工作，接受培训，他们认为这样不太划算，机会成本太高，导致培训的生源不足。其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也要求培训内容做出改变。培训的本质就是将农村劳动力从剩余的一次产业转移到二三次产业，产业变化也会对培训内容的更新起到导向作用。为了匹配产业需要，防止培训的学员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脱节，转移培训必须立足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开放性的姿态迎接这种变化，实现与社会经济的协同发展。

（三）培训系统开放性

系统之所以是系统，因其具有天然的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是相对的。开放性是生态系统赖以实现生态平衡的一个基本特性，生态系统要想维持内外平衡，就必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2]。开放性系统可以无障碍地与其他系统进行信息和能力的交换，弥补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正如学习一样，“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开放性系统还可以拓展信息来源渠道，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克服“孤证不立”。此外，开放性可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来说，好比建立了一个平台，不断吸引更多的个体或群体加入这个组织，从而组建更加多样化的生态链和生态网，形成一个多层次高效率的物质、能量共同网络。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的系统，可以不需要自身增加投资成本的和风险的前提下，提升系统的可承载能力。琳达・桑福德在《开放性成长》也提出开放性可以使价值链得到不断强化，最终打造一个稳定的商业生态系统。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这个理论同样适用。

培训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训学员的来源及去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等级偏低，来自于社会经济生产的各行各业。接受培训后的去向也是服务社会各行各业。这就要求劳动力转移培训要从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

二是培训类型的开放性，培训是一个多种教育交叉的领域，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衔接，不是割裂的，相互孤立的。对于接受过普通教育的生源，他们没有机会升入高层次的机构学习或者是不想继续在学校，面临走向社会的选择，培训恰是一个可以提高他们技能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对于高级技术员，培训系统中的机构不能再提供他们需要的知识，培训也难以再发挥其功能，这个时候，高等教育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培训系统也必须依赖其开放性获取全社会的支持，从而避免“经费危机”和“质量危机”等。长远看，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暂时解决了他们的工作问题，但培训的层次定位与学员的期望存在着矛盾，培训系统的开放性是完全有必要的。培训不仅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延伸，也是继续教育的中转站。

三是培训环境的开放性，培训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无论何种等级的培训，都需要外界环境给予支持，脱离这些环境，培训的存在也就毫无意义可言。培训系统要保持自身平衡，也要寻求外部环境的支持，培训仅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对技能的需求，他们的就业出口仍然需要就业部门和雇主组织的通力协作。开放性还体现在培训需要依靠舆论的力量宣传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正面作用。系统长久发展也要求必须站在培训系统之外审视培训系统本身，以更宽阔的视野处理培训内部的变化，以达到最优化状态。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解读

（一）培训生态位

生态位源自拉丁文“nidus”，原意为“巢”、“龛”，一般指群落中种群或物种个体占据的一定空间和具有的功能[3]。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教育和培训机构都占据一定的位置，拥有各自的生态位，并与其他部分共同组成生态位体系。这种情况下，同等层次、同样项目的培训就可能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培训生产者共同利用同一个生态位，造成生态位重叠现象。生态位重叠看似是对资源利用空间或关系上的重合，其实质是本身所发挥功能的重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位重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培训系统外部，培训活动与社会其他部门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生态位相同；二是在培训内部，不同类型同一层次或同一类型不同层次间培训子系统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在培训实践中，根据生态位重叠程度的高低，还可以分为：完全重叠和部分重叠。完全重叠是指培训的参与因子生态位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二者或多者之间必然会出现激烈的竞争。部分重叠是培训参与因子生态度有重叠，但没有达到完全相同的程度。这种情况，虽然存在者竞争，但不足影响系统的平衡，而且适当的竞争有利于系统发展。通常情况下，同一生态位上出现的参与者越丰富，说明其存在可替代因素，这样系统的稳定性也就越高。

有学者认为占据同一生态位的因子之间的关系是竞争与共生的关系，笔者认为他们之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中，竞争的分析视角是指在教育资源有限、教育主体生态位重叠的条件下，按照教育主体为谋求发展而开展竞相争斗、相互排斥的关系之预设去认识、整理和看待教育活动和现象[4]。合作与竞争恰恰相悖，是指培训生产者在满足培训消费者对培训的需求时，各种培训的生产者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势，共同提供服务。在笔者看来，同一生态位因子的竞争侧重满足对质量的要求，而合作的基础仅是满足数量层面。大部分情况下，各生产者内部的结构、功能、定位都各不相同，所提供的质量也有区别。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消费者选择任何一个培训生产者的概率是相同的，因为这种选择也是随机的，依据个人偏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培训消费者对生产者有这新的认识，曾经的印象也有所改变，信息也会不断扩散，致使人们会越来越理性的选择培训生产者，培训生产者原本整齐划一的形象，现在开始变得丰富多次，这时合作的关系就会转变成竞争关系，各个培训生产者的所占的份额也将不断变化，出现强弱分化。强者会愈强，弱者就会淘汰，久而久之，就会完成一个演替的过程，即消失的个体所占的份额会被其他个体吞食，或者出现新的个体来代替。

在培训系统内部，如何避免出现生态位完全重叠或重叠程度加大的局面，这就要求在制定培训方案之初就加以考虑。正如我们所了解，当培训因子在同一生态位重叠过大时，将导致恶性竞争，日积月累就会内耗掉大量精力和发展的能力，不仅不利于系统的稳定与发展，还会降低培训的实效性。消除这种影响的方法有：一是对培训因子功能的泛化或是特化，重新进行目标定位。如果该因子的生态位宽泛，则适合泛化处理，生态位狭窄，适合特化处理。二是错位发展，错位发展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在发展目标和发挥的功能方面，主动避开重复建和和产品趋同，定位差异化，利用自身优势去发展特色专业。通过这两种措施可以适度调节各因子生态位。

（二）培训生态链

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结构图上可以清晰看到培训生态链之一。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接受各级各类培训，发展为初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和高级技术员。在数量关系上，受培训劳动力转变为初级技术员的数量会有所减少，由初级技术人员发展到中级技术人员数量上也会有所减少，中级技术员发展到高级技术员数量同样也会减少，总体呈金字塔结构。在这一点，培训生态链同自然界中食物链相仿。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信息流和能量流的散失，初级技术人员不可能同样的全部升级为中级技术员，中级技术员也不可能全部转变为高级技术员。但又有不同食物链的地方，食物链中能量只能从第一营养级流向第二营养级，再依次流向后面各个营养级，既不能逆向流动，也不能循环流动，究其原因在于生物之间的捕食关系是一定的，能量只能由被捕食者流向捕食者而不能逆流。在技能职称的升级过程中，这种发展方向是可逆的，培训的消费者可以发生角色的转变和更新，在低一级的消费者身上所“富集”或是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数量级别时，有能力通过技能等级测试，便满足转化条件，逐步最后达到金字塔的顶部。对个体受训者而言，自身以获取的知识在较长时间内，没有运用和更新的状态下，会面临遗忘和衰减的风险，当再次测评时，如若达不到技术等级要求的标准，为了维护技能资格证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受训者则面临降级。因此，受训者需要不断强化学习过程。

培训生态链的信息流和能力的富集累积，并不是遵循林德曼提出的10%的数量级，而是同受训者劳动力的能力、学习动机和教育特点有关。经验上讲，同等努力程度，人力投资的力度越大，转变的速度就相对越快。教授同样的内容，受训者自身的能力越强，其接受的速度也就越快。学习动机越强，对知识的渴求也促进其对知识的获取。同样还有诸多影响知识累积的速度。这种天然的生态链关系发挥着教育筛选的功能，造成培训人员数量呈金字塔排列。这并不是带有轻视的口吻来叙述，培训的功能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但培训本身并不能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接受培训的学员必须走向市场才能发挥其作用。产业结构需求数以万计的一线操作员，数以千计的中层技术人员以及相当数量的高级技能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恰好与筛选的结果相吻合。

（三）培训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指一定条件下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和生物生存所能持续提供的最大生态服务能力，特别是资源与环境的最大供容能力。生态承载力包括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支持部分；第二层涵义是指生态系统内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能力，为生态承载力的压力部分。培训系统的生态承载力具有客观性、可变性和多层次性。客观性是培训系统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承载力，不是主观臆想的。可变性是指培训系统的承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对稳定的动态性的调节，系统自身会根据参与培训的主客体变化做出相应的自我调节，并对外界条件变化给与信息反馈。多层次性是系统本身的多样性和多维度决定的，即对于初级技术培训、中级技术培训和高级技术培训，各种层次的培训所表现出的承载力也是不同的。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承载力就是现有的培训资源和培训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培训量。在未达到这一极限值，培训系统可以自行良好运作，一旦超过这一阈值，系统自身的修复功能将受到破坏，也意味着现有的平衡状态已经打破，如果继续增加对培训系统的压力，则系统可能会完全崩溃。

另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系统生态承载力的因素有：一是制度环境和自身结构。制度环境即坚持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需求相统一，坚持多元化的办学体制，相关利益主体权益与责任统一。库姆斯认为：必须在任何想通过发展教育来改革社会的努力之前进行，或至少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改革[5]。制度环境是影响高等教育行为决策、资源配置与办学效益的最重要的环境变量，对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与手段[6]。教育目的性通常不是由教育本身孕育的，而是受外界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外生性的培训价值取向也影响到培训的资源承载力。我国教育的行政管理模式也导致教育资源的“非生态”分布，理应得到较多的资源投入的却没有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应该摒弃长久的“二元结构”格局，系统的成员对资源的获取机会均等。生态学的理论提示我们，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不同，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均等，不能仅依靠系统内部力量，还要从系统所处的环境着手。

（四）培训生态平衡

我国很早就“天人合一”的理念，其实质就是强调平衡，生态平衡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也是自身发展的前提。培训系统内的各个因子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毫无规律可言的聚集在一起，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则意味每一个要素的波动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生态平衡过程就是如何调整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过程。规模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所参与培训的人员的数量。（超过承载力）是输入的问题，质量和效应部分是输出的问题。结构是失衡的问题。

秦小云、贺祖斌认为造成高等教育系统生态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系统本身与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输入输出失调，二是系统的自身结构与功能的失衡[7]，这两只解释同时适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农村劳动力物质和能量的输入包括培训生源、培训师资和培训资金设备等，输出即经培训后达到标准的合格的劳动力以及他们提供的社会服务。目前，供给体现在两个层面，即供给的数量与需求的数量、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主要因为培训更多的应该体现一个很自然发展规律，是农村劳动力真的觉得需要培训了，便会产生需求。在我国，这种趋势更多是受到“人为”的施加因素的影响，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或是政府的行政性的目的，出现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培训自我意识薄弱。比如，国家机构常常设定一个人为的、认为合理的比例，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至于其中的合不合理，很难有个明确的解释。

环境因素、生物种类、生物信息系统破坏（培训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具有整体综合效应的生态系统，本文重点从宏观分析）……培训的目的是合理有效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换句话说，就是为社会提供教育产品。通过这种形式完成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实现生态链的畅通。

培训生态平衡需多方面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伴随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应该具有阶段的可持续性。生态学强调持续进化。其中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保持系统的持续发展，二是保持系统的不断优化。

培训系统平衡实质是克服生态危机。因为作为个体存在的职业院校是构成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基础，如果其脱离了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其就不再具有系统的特性和功能，而各院校之间相互联系、协同发展，就能促进整个职业院校生态系统的性质及其功能的发挥，其自身也就能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8]。

剔除直接的培训的生产者，同样有许多群体对培训的生产者起扶持作用，他们提供师资等，某些部分可以对培训的直接生产者替代作用，他们对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起辅助作用。

培训的生态平衡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同生态平衡相似，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互适应与协调的动态之中。它包括结构上的平衡、功能上的平衡以及输入与输出物质上的平衡”[9]。（结构：区域分布、专业设置、学校比例）、输入与输出不平衡不是培养数量的不平衡，二是培养结构的不平衡，培训的学院的能力结构与产业需求存在着差异。

培训作为满足农村劳动力文化日益增长的文化的需要的重要方式，应该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生存空间不应受到积压。就是要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同一与差异的关系、宏观与微观的关系。

四、结语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学分析实质是讨论培训的应然与实然的问题，具体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实然”揭示了客观事实，是一个客体性概念；“应然”表明了主体的价值取向，是一个主体性概念。主体的价值取向自然要符合主体的利益与需求，同时又须遵循客观事物的特点和规律。缺乏事实根据的价值取向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10]。应然与实然是现实性与可能性的统一。本文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目的在于给培训的政策制定者、承担者和参与者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培训，通过深入发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使各个群体能够正确、客观地认识培训以及培训内部各个要素的内在关系和深刻的生态规律，树立有助于培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有利于提出科学合理的管理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的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可持续发展，为培训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

参考文献：

[1]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J].教育研究，2007（07）：5-6.

[2]张忠迪.高等教育资源浪费的生态学分析[J].江西教育科研，2006（9）:43.

[3]傅桦，吴雁华，曲利娟.生态学原来与应用[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15-16.

[4]刘贵华，朱小蔓.试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J].教育研究，2007（07）：7.

[5]菲利普，库姆斯.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点[M].赵宝恒，李环，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社，1990：235.

[6]贺祖斌.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5（02）：16.

[7]秦小云，贺祖斌.论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11）：17.

篇3

21世纪人们正逐渐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现代组织正通过一些方式来反映这一事实，包括雇员、顾客、股票持有者、和所有人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经理们，并且正被日益突出的全球贸易、旅游和大量人口迁移所推动，因此全球经理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驾驭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以适应战略组织目标和任务的需要，文化多样性的成本和收益被清楚的阐明和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多样性的收益远远的大于其成本。在本文中，试图阐述在文化多样性管理和在21世纪全球经济背景下的全球管理中的关键因素（指标）。

一、 全球化时代中的文化多样性管理概述

全球管理中的文化多样性管理包括创造和保持一个环境以鼓励个人去达到他的诛求组织目标全部潜力的过程（Jenner，1994；Thomas，1994）。另外文化多样性管理中的文化多样性管理主要包括培养特殊技能、创造政策

制定法规以使所有人都能从文化多样性背景中受益，这离开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管理是不可行的。一般而言，沟通是一个组织有效运行的关键，就像Thayer （1990）说过的一样：“没有沟通，组织中的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完成，组织中的任何事情都依赖于沟通”。

调查显示经理们每天大约花费70%～80%的时间在工作地点进行沟通（Harris & Vloran，1991；Putnis et al.，1996），这包括写、说和听，事实上，所有的商业都归根于交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理们如何更好的了解彼此，因此交流沟通加强了所有的经理职能，有效沟通对于在文化多样性工作地点保持和提高组织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

二、 文化多样性管理的实证研究

国家研究显示，大多数的国内和跨国公司显示出来的文化多样性是在澳大利亚主导下进行的，突显了管理沟通和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管理的不同观点，经理们一致认为管理沟通能力包括跨文化交流，是所有经理职能有效运行的核心，比如计划、工作地点交流、招聘/晋升、就职、培训、监管、劳资关系、管理变革、顾客服务、财政管理和组织内的市场营销，然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不同观点是通过被调查的经理们表达出来的。

经理们对于跨文化沟通能力详细检验后发现很多观点：比如，对跨文化沟通中经理的能力认识有明显不同的观点；并且一般来讲，文化多样性的管理和他们如何完成11项经历职能的期望有关，虽然文化多样性只是组织研究的劳动力、工作地点和工作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核心价值观或大多数组织主流的道德文化反映出来的文化多样性没有什么价值。

总体上来讲，参加此次研究的澳大利亚经理们对于跨文化管理有一个有限的理解，就像Hofstede（1980，1991）观念上理解一样，在心理学理论中对于心里适应过程的短期停留着比如国际访问学者，就像Bocher（1981， 1982），Brislin（1981，1993），Harris和Moran（1979），Lysgaard（1955），Oberg（1960），.Searle和Ward（1990），Ward和Kennedy（1996）所发展的，就像Gudykunst（1983，1986）。这些经理们不熟悉跨文化交流能力中一些特殊知识的关键因素，以及这些知识如何被应用到文化多样性的工作环境中，经理们对于跨文化交流知识的明显差距可也用来说明经理们在组织中面临文化多样性是遇到的大量挑战，经理们如何表达如此挑战比如处理不同文化差异、文化困难、性别地位冲突以及宗教差异，一些经理们视雇员的不同文化背景为巨大挑战；另外一些经理通过观察到的因为到的标准集中在一个部门反应出来的问题来表达文化的固定模式。

三、 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主要指标和模型

当澳大利亚国家管理的研究和现行的当代跨文化沟通能力这现存的文化相对比，一般来讲，在文化多样性的管理中，下面的关于跨文化沟通能力模式是概念上的。在表1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模型中，关键的指标已经从相关的国内研究发现中提升，另外每个指标趋向与国际文化相一致。当然，下列的一系列关键指标已经被发展到能够体现和突显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显著指标，尤其是对于那些参与全球文化多样性管理的经理们。因此下面给出了一系列被调查者和参与此次国内研究的参与者精选和鉴别出来的关键指标，因此在澳大利亚组织环境下文化多样性管理有很强的适应性以及对于参与文化多样性的全球管理有一般的适应性。

四、 全球管理中文化多样性管理的模型以及跨文化管理的具体指标

最后，基于一系列文化管理和同时在澳大利亚进行的调查研究，本文已经合成了一个新的用于管理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多样性管理模型（全球管理侧重于跨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这个用于全球管理的文化多样性管理新模型包括了跨文化沟通能力的11项指标，用于11项经理职能，在表2中表现出来。

为了更好地介绍这些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管理的最佳习惯的形式，以适应跨全球的经理人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需要，有必要形成一个团体文化不仅是支持文化多样性，更重要的是去庆祝和重视文化多样性，像麦克莱思和马歇尔引用穆林斯所说：“公司文化是一个公司有效运行的重要特征”。文化多样性一旦融入组织成为组织核心价值观的必要部分，管理的职责就是教导劳动力意识到在系统性和一系列行为中跨文化方面的重要性。

管理职员们必须根据跨文化沟通能力模型中的关键因素，管理层职员需要进行培训来发展他们的跨文化沟通能力，管理政策和制度需要被改善以融合跨文化的各个方面。总的来说，文化多样性管理主要是关于创造和掌握一个公司文化，用系统的方式掌握基本的价值观和文化多样性劳动力组织工作方法的各个方面。

参考文献：

1. 鲍升华.论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管理科学，2004，（1）：10-13.

2. 唐炎钊，陆玮.国外跨文化管理研究及启示.管理现代化，2005，（5）：25-26.

3. George Benston， Paul Ir- vine， Jim Rosenfeld， and Joseph F.Sinkey， JR.Bank Capital St- ructure， Regulatory Capital， and Securities Innovations.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2003，（35）：301-322.

4. 陈剑平，徐伟军.跨文化沟通与管理浅析.经济论坛，2005，（13）：111-113.

篇4

所谓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是针对因工作性质特殊,需连续作业,或受季节及自然条件限制的企业的部分职工,采用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的一种工时制度。综合计算工时制在一个工作周期结束时,计算实际工作时间与标准工作时间的差额,计算加班费通常应当是在一个工作周期结束后。这种弹性工时管理方式的目的主要是出于企业用工管理和控制劳动力成本而采取的。

弹性用工带来管理新挑战

由于综合计算工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力资源管理者们因此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准确及时跟踪员工出勤:企业要求每天9点由人力资源部上报员工的出勤情况汇总,及时对例外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手工统计非常困难且无法做到及时。

――工种和班次复杂:生产企业的一线劳动力分为直接工人、间接工人和综合工等。多个成本中心、产品的多样性,对于劳动力的要求变化多,需要基于工作量、岗位、技能、时间等生成班别,班次之间的人员调配,以及调配带来的成本中心变化需要迅速和准确处理。而餐饮零售企业的工种和班别则更为繁多和复杂。

――休假管理复杂:企业通常年假分为法定年假和公司内部的补充年假,例如调休假从周末加班时间转换获取,也可以根据员工的服务年限获取,同时遵循着年假和补充年假的使用顺序为先年假、后补充年假,并且事假必须在年假使用完毕后才可以使用的规则。如此灵活的假期政策,综合计算复杂且手工状态下容易出错。

――综合工时统计复杂:处理指定周期内工时统计,还需按照平时加班累计,冲抵换休、欠班(未安排生产的时间)等复杂综合工时。

――合规要求:随着新劳动法的颁布和企业用工趋势的日益灵活,对企业合规提出更高要求。

曾有媒体披露,李某于2004年5月进入上海某餐饮公司工作,担任厨师,月工资3000元,双方曾签有劳动合同。2008年4月,餐饮公司以李某违反规章制度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事后,李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双休日、节假日的加班费等。因李某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因为他认为,在餐饮公司工作期间,平时上班时间为上午9时30分至晚上9时,每月休息4天,节假日共计40天正常上班,但餐饮公司没有支付加班工资。而餐饮公司则认为,双方签有劳动合同,合同中对李某的工资作出约定,同时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公司支付李某900元加班工资,李某上班时间为综合工时制。另外,因李某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公司系依法解除劳动关系,故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的最终结果,法院判令餐饮公司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4000元;支付李某平时加班工资、双休日加班工资和节假日加班工资的差额12.2万元。

这是一起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引发的诉讼,本案中李某不仅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还对于工作期间的加班费一并提起了诉讼,就涉及到了加班费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以及综合工时制的加班费计算问题。

本案中,员工举证证明了单位有考勤制度,用人单位也承认有考勤,因此本案加班的举证责任就转移到了用人单位一方。对于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员工,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轮休计划,生产旺季增加的工作时间必须在生产淡季以集中休息或者轮休的方式安排员工补休,确保员工综合计算周期内的平均周、日工作时间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符。由于被告企业没有提供考勤记录以及曾经安排原告集中休息或者轮休的相关证据,故法院采纳了原告陈述的工作时间,支持了原告加班费的请求。

劳动力管理信息系统弥补漏洞

显然,上述这些难题体现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制度灵活多变趋势下精细化劳动力管理的典型诉求,而这些诉求通过传统的人力资源系统很难全部满足,因为HR系统往往更关注行政管理层面,比如人事信息、工资处理、绩效管理、培训和招聘等方面,但是,对于这些管理实际所依赖的底层数据来源与科学分析――相关的工时、考勤、排班、休假等事务的劳动力管理,却相对简单和十分粗放。劳动力管理信息系统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这些问题。以美国克罗诺思(Kronos)为代表的劳动力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完全自动化:刷卡终端机与软件实时通讯,将员工时间相关的业务流程,如考勤、请休假、工时统计等完全自动化;

――实时:软件系统中设置好规则,包括综合工时的运算规则,从硬件中读到的时间数据会按照规则实时运算,提供准确和实时的工时数据;

――精细化:多维度分析劳动力生产率,计划工时与实际工时对比,更精细的人工成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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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社会保障

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就业矛盾、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巨大，被称为吸纳劳动力的海绵和蓄水池。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有着深层的理论渊源，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在名称上有所差异，国外使用非正规就业概念，国内官方使用灵活就业概念，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关于非正规部门及非正规就业者的理论研究源自三大理论：传统就业理论、贫困就业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就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充分发挥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有利于小企业的保护政策措施，并在经济运行各方面支持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发展灵活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增加就业机会，以促进经济发展。贫困就业理论认为，贫困是非正规就业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城市失业和贫困化而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才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的产生和繁荣。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以来，非正规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这说明非正规就业的存在与发展反映了社会的客观需求。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阿瑟・刘易斯通过构建一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归纳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即由农业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最终转至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

国外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界定多采用2006年世界银行的表述，“以获得收入为目的，在城市地区规模较小的单位中就业，其劳动关系是以临时雇用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其定义是从非正规就业规模和雇佣方式等方面出发的。在中国一般用灵活就业代替非正规部门就业使用，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至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由此可见，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就业群体和用工方式灵活多样性等方面出发的。

二、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及社会保障现状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中国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的估计存在差异，何平等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规模可能超过1.3亿人，于法鸣等估算出中国目前至少有六七千万人从事非正规就业，蔡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在2001年已达到全部城镇就业的38%，2004年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灵活就业者总计不到4700万人。以非正规就业形势较活跃的上海为例，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比例呈平稳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8.7%，2007年上升到了10.9%。虽然在统计总量上存在疑义，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正规就业正以正规就业的补充形式，吸纳劳动力的数量不断攀升。

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针对人群主要是有固定用人单位的正规就业形式，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问题，目前还未出台具有普适性的政策法规，虽然近年来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一方面设计存在缺陷，缺乏适用性、便携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行政执行无力，对违法行为监督不严、执法不力和处罚不够的问题，使得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员被排斥在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除此之外，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小，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近九成的农民工没有被工作单位的社会保险所覆盖。劳动和社会保障2006年统计数据较全面的反映了灵活就业人员及其社会保障的情况：2005年城镇就业者为27331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1312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8%；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12648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409万人，参保率仅为11.14%。总体来说，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不稳定、卫生及安全保护缺乏的工作，他们的社会保障状况亟需得到改善。

三、非正规部门人员社会保障发展路径

第一，明确劳动关系，加强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保障。签订劳动合同是就业保障中重要的一环，政府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监督企业与灵活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劳动者权益。除此之外，政府可鼓励与扶持工会的建立，利用工会谈判的优势，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第二，明确参保项目，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不同类型分步推进社会保险。例如下岗职工、农民工和自由职业者对社会保险具有不同的需求，应针对不用人群，循序渐进，避免一刀切造成的隐患；第三，设计制度，建立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参保形式和缴费标准上，应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通过自愿和吸引的方式，实行比较灵活和优惠的政策，例如降低灵活就业者的参保门槛、降低缴费标准、实现个人账户的可携性。（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 威廉・阿瑟・刘易斯著，施炜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何平，华迎放，《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P26

[2] 丁金宏，冷熙亮，宋秀坤，《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1，（6），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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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碳经济的内涵。低碳经济的是在减少温室气体排的基础之上，形成以新型的低碳能源系统、低碳利用技术以及低碳产业体系为主的经济运营模式。低碳经济是指从产品生产、消费流通以及最后的循环利用都是以低碳模式完成的，是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经营创新以及能源开发的基础上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环保工作，形成低能耗的经济运营，通过适当调整经济结构，建设生态文明的低碳经济社会。低碳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通过较少农药、化肥的使用，形成的一种节约型、环保型、健康型的绿色农业经济，从而从根本上保护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因此，低碳农业又可以被称作为生物多样性农业。

二、低碳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农业传统耕作观念根深蒂固。我国的经济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我国的沿海地区属于经济比较繁荣、科技发展比较迅速的地方，所以在东部沿海地区会更加顺利的完成生态农业和低碳经济的推广。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或者西部区域，由于传统的耕作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他们的固定生产模式暂时并没有受到冲击，所以从思想上还不能迅速的接受低碳发展的观念，这种传统的耕作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低碳农业发展的需求。

2.现代低碳农业理念还不稳固。近年来，政府为了更好的推进国家低碳农业的发展，在节能、环保以及循环经济能够方面也已经做了比较广泛的宣传。但是目前的低碳经济推广主要是针对工业发展，对于农业方面涉及的并不多，只是在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等农业发展中做了普及宣传。对于农业生产者而言，对低碳农业的认识还非常浅显，也没有在农业种植方面形成浓厚的应用氛围，所以由于现代低碳农业还没有在生产者之间建立固定的观念，所以很难促进低碳农业的普及。

3.低碳农业技术体系尚未建立。在农业的生产方式上，由于农民已经习惯了使用化肥、农药进行农业耕作的模式，这种高碳的化学生产模式不仅造成了资金上的大量消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并且，由于缺乏专业农技人员的指导，农民在进行耕作经营的时候无法接受到系统科学的技术指导，对于化肥、农药的过分依赖也在无形中强化了高碳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其成为了低碳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4.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不足。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或者偏远地区中具有相当文化基础和一定知识水平的劳动力都在不断的涌向大城市求发展，使当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人员大量流失，留下的主要是知识年迈的老人和儿童，这就使得农业科技的发展更加困难，也无法全面快速的推进低碳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地方，由于科技信息的限制，加上人员劳动力的断层，很难实现低碳农业技术的广泛推广应用。

三、农业转型的必然趋势

传统的产业转型总是以工业发展为主，以城市为主要发展阵地，而对农业的关注较少，也很少涉及到农村的经济转型发展。由于农业具有排放碳的同时又储存碳的属性，所以对生态的建设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在当前节能减排、文明生态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农业已经成为了农业转型升级发展中的必然趋势。

1.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由于环境污染的不断恶化，对我们当前的生态环境平衡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我国偏南方的贵州、云南、广东地带等省份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高温少雨的极端天气。由于降雨量的减少，使农业耕地经受着旱灾的影响，大量的牲畜饮水得不到有效供应，而在其他省份的部分地区，还经常遭受着持续性的大量降雨天气，引起农业耕地的洪涝，对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2.高碳农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人类社会从最初的原始农业逐步过渡到传统农业，再到现代工业化的农业发展，可以说农业发展一直处于逐步提升的过程。当前的农业种植过分依赖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不仅污染了环境，对生态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将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减少，极大的降低农产品的品质，在人体摄入这些经过农药喷洒的农产品后，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工业化农业已经成了一种高碳化的农业，不仅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还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3.发展低碳农业是我国生态化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想实现低碳农业的发展，就必须从低碳农业的发展理念、科技应用、农业技术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促进生态平衡和农业生产的和谐相处，以最有效的农业发展方式来减少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低碳农业是一种绿色环保的农业生产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碳的排放，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全球变暖的环境威胁。

4.低碳农业可以提高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度关注，市场也在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环保指标的要求标准。农业的竞争力已经逐步成为评价一个国家农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准。所以企业的最终生产要符合相应的标准才能实现农业经济的顺利发展，低碳农业也成为了应对农业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发展低碳农业的策略建议

在低碳农业的发展模式中，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技术是关键的原则。在推动低碳农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农民的增收效益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协调农民、政府、技术三个因素的合理安排，推动低碳农业的快速发展。

1.建立有利于低碳农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对于低碳农业的发展来说，建立适当的激励制度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低碳农业模式的创新，并且也可以增加人们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激励机制在低碳农业中的应用可以分为很多种方式，比如，国家可以通过采取优惠政策、生产补贴以及资金支持等措施鼓励低碳农业的发展。当然除了从一方面进行鼓励外，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进行限制，比如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条例规定，针对高碳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担负相应的生态污染补偿费用，通过这样的规定，就会在无形中增加高碳农业的发展成本，也就可以顺利促进高碳农业逐步向低碳农业的过渡。

2.完善支撑低碳农业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低碳农业的是建立在低能耗、低排放以及低污染的运营基础之上的，但是关键的发展支撑力量是低碳技术的应用。所以，在发展低碳农业的同时，要形成不断的科技创新模式，经过在低碳农业的发展的创新、改革、吸收、消化等途径的确切实施，全面改善低碳农业中的技术应用，采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手段发展低碳农业，比如，无污染的新能源开发以及维持生态平衡的固碳减排等措施，可以更加有效的促进低碳农业的快速、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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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转移是会受到经济规律支配的。在现实生活中，城乡差距很明显。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条件等因素，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制度上的制约，城镇对农民的歧视，农村劳动力资本积累的缺失，就业结构的失调等等。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就成为了典型中的典型。不仅仅因为他们有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群体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还应表现在不同民族以及民族之间的内在特质等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处在较落后地位，在我国很多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明显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深入调查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其内在特点和障碍，才能研究出有实际意义的对策建议，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也将会实现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农村和城市的良好互动，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中意义重大。

我国现有土族人口数为241198。大多居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大通县、乐都县、同仁县等地。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年互助县总人口为36.97万人，土族人口约6.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8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程后，土族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受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土族群众整体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土族人才意识到仅靠农业生产根本不能维持家用，也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走出家门、去外面闯荡世界的有志之士，从而在土族人口中形成一种想往外看看的意识，这是有利于本民族的进步、发展的。景晓芬(2007)在对土族女性非农就业与女性角色转换的研究中提出，非农就业是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而言，通过对土族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土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转变了她们的传统角色，无论是在经济上、家庭角色上还是社会关系网络上，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都有了很大不同。可见，在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对经济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不能够理解和掌握，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需求。土族劳动力，在他们的聚集区内，就业的机会本来很少，而且，工资率又很低，在受到恶劣环境和各方面压力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新的转移，纷纷流入到西部各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近年来，土族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制约着土族劳动力的顺畅转移。

二、研究范畴、方法及材料来源

2008年7月下旬，课题研究小组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庄村，进行了为期11天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野外调查期间，课题组采取的主要调查研究方法有二：(1)与县、乡、村各级党政和职能部门领导座谈，到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收集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关资料，听取相应的报告会，以了解当地土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获取深入理解当地土族劳动力转移的背景资料；(2)采用问卷访谈方式与随机抽样土族农户座谈，获取更真实、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目的是与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背景资料相互验证，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经过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课题组获得了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访谈记录、各调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农户调查问卷52份资料。这些资料为课题组进行土族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性别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多以男性为主。从婚姻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约有63％已婚，37％未婚。从年龄结构来看，互助县范围土族劳动力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之间，占劳动力总人数的64.1％，这部分劳动力是外出转移的主体，代表着外出转移的趋势。16～1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9.1％。40～5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6.8％。

在所调查的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的人占到了土族劳动力总数86.8％。而在家务农的人只有少数，只占到13.2％。可见，大部分劳动力都愿意出去。这些出去打工的人中，有61.4％的人是兼业打工，有38.6％的人做专职。

(二)转移特点

大部分土族劳动力选择在私营企业工作，约占到65.38％，打工的行业也主要分布在建筑业(42.31％)、餐饮业(28.85％)和制造业(15.38％)上，而选择在机关社团和教育文化等部门打工的人却寥寥无几；就业层次上，服务人员占较高比例。

土族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转移距离时，约有71.15％的大比例人口选择了在本地打工。就地转移具有明显的优势。只有小部分选择外出打工。而在外地打工的地点选择上，有59.62％的人们愿意跨省去打工。在土族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自己找(44.23％)或者是经过亲友介绍(44.23％)的；通过看报来寻找工作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微乎其微，可见，各种媒体信息的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土族的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特殊的职业培训，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这就很影响打工时择业机会。在思考为什么要外出打工时，有很大一部分的土族劳动力都觉得自己的农业收入低(67.31％)。这个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通过以上调查研究问卷的分析，可以发现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信息量少，信息闭塞，择业范围较窄，就业层次低，个体手艺和技术的限制较大，向城市转移的意愿较弱的特点。

(三)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是具有多样性的。土族劳动力在家里需要赡养和抚育的人口4人占的比重较大，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文化程度(约51.92％)是主要影响土族劳动力转移的很重要的因素。教育落后，劳动力不适应就业需求。很多人还是觉得读书无用。职业教育的力度还是不够。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家庭拖累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在求职的过程中，首先还是文化低，其次是没有什么经验；再次是获得的信息不够或难以得到信息，交通不发达，思想上比较封闭，使得信息愈加匮乏。就业机会少也是一个

很大的障碍，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在转移的过程中，有效的途径很少，使得转移不够顺畅，不够彻底。加之社会制度上的制约因素，生活环境的制约因素等，使得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很不好实施。

(四)目前的情况

在目前情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购买任何保险的人占到54.2％左右。大多数人对目前的收入都觉得一般或是认为太少，只有5％的人还对目前的收入比较满意。有约57.69％的人没有过非农工作的经验，这说明，这里的人们还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土族劳动力中有大部分都在两个或以上的雇主那里干过，可以看出，换工作的频率还是很高的。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在失业一个月后就回家，由于心理的意愿上落差较大，或者还是觉得回家务农好一些，或者是不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等等，当然原因是很复杂的。

(五)今后的打算

对于今后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劳动力个体选择定居的地点还是在乡下。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在大中城市生活。不选在城市定居的原因主要是觉得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约55.77％)，觉得老了以后没有什么收入(30.77％)，没有了经济来源，还会认为大城市的生存环境没有乡下好(19.23％)，因为大城市污染比较严重，人口多而杂等等。

对于怎样开支打工的收入，方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打算回家盖房。在储蓄和子女的教育上也要是花大笔钱。对于个人的养老问题，有50％的人们认为应由子女来赡养。19.23％的人愿意创业，利用自己的积蓄来养老，也有25％的人还是愿意种地。如果长期在外打工。集体将收回承包地的话，仍然有将近一半的人要回家务农。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问卷调查的分析和研究，对土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努力提高土族聚集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职业教育力度

职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是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职业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就业技能，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整体素质难以适应转移的要求。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创新能力较差，只能依靠个体有限的经验和较低的能力选择有限的工作，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无法满足更多的岗位需求。对土族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多学一些手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少数民族劳动力往往不会被需求单位所选择，加之他们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顺畅转移的机会就很小了。在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要加强技术强化，这样可以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达到双方的有效互动。面对劳动力市场，由于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强，这将导致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更加艰难。因此，为了达到顺畅转移，不仅仅要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完善良好的基础教育设施，更要作做好职业教育的各项工作，宣传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还要提高师资力量；有效发展民族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事业。

(二)建立完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历史、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功能不全。这些对我们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有很大的影响。在对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调查分析过程中，应用托达罗的推拉作用的理论，发现在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中，推力和拉力都欠缺。在本地区而言，生产率还是较低的，这样就不能够产生富余的能够转移的劳动力，使得农村地区的推力不够。而在城市而言，能够吸引劳动力转移，以及劳动力转移后的工作岗位等方面不够充足，导致了城市的拉力也不够。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过程，是自然发育过程和政府辅助培育过程相结合的过程。政府在制度的完善等反面是起主导作用的。如何优化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开放化

信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是很重要的。有了信息，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有关部门应该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来服务于本地劳动力的转移。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媒体来为我们服务。可是，目前，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向信息化方向的发展还较慢，使得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不够彻底，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很难得到外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沟通渠道，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四)完善制度，让制度服务与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而不要成为发展过程的绊脚石

于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输入地，其户籍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政策规定与操作办法，是决定外来农村劳动力能否进入其劳动就业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制度因素。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户籍歧视、就业歧视以及教育上的歧视等，对劳动力的心理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压力。劳动力转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制定对人们有实际利益的制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需要出台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为劳动力的转移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和引导劳动力转移，才会是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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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培养大量专业技能人才，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四化同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扩大就业、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举措。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就业制度不同，职业教育各具特色。凡是成功的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把推进城乡与区域教育协调发展作为“十二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初步形成，职业教育服务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能力也明显增强。但同时国内外的发展形势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职业教育与县域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有机结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找出问题和不足，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新路。

2.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县域经济健康发展、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与完善的职业教育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教育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普遍提高，可以培养造就出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会加速区域各产业内部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转变，提高各产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进而为县域经济做出更大贡献。同时，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职业教育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职业教育由于其具有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特点，使其针对性强、实用性高、覆盖面广，能够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获得接受教育、提高素质、增强技能的机会，有助于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打破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进城市，满足个人的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的需要。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从乡村向城镇迁移，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城镇化的推进增强了县域的经济实力，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县域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从而改善职业教育的教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提高了职业教育的普及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将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方向、就业岗位和用工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空间，提高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这种局面下，职业教育在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明显的作用，最终二者形成良性循环与良性互动。因此，推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技能型人才。而作为培养这类人才的职业教育，发展却比较滞后。近年来，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出现的技工荒，也从侧面凸显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滞后。与高等教育的高速度发展相比，职业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特别是在面向产业发展的技术工人的培养上相对弱化，职业技术学校在经费投入、政策扶持、社会重视各个方面都严重滞后于社会的实际需求，这也是造成目前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原因之一。虽然这两年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办学经费不足、办学条件差、师资队伍薄弱、办学质量不高、生源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而且这些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发展的需要，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作用很小。因此，职业教育不能局限于教育内部的小循环，而是要纳入到全社会的宏观体系之中进行大循环，在国家教育体系与区域经济体系中定好位，积极对接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需求，加强职业教育发展，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高职业教育培养质量，打造与世界制造业大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二、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目前，职业教育的模式和组织结构单一，缺乏有效集成整合各部门的职业教育资源和资金的模式和机制。产业、行业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创新模式的多样性和组织方式的多样性，因此，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市场需求特点，不断摸索适应新形势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机制，适应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布局需要完善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布局结构，畅通和拓宽技能型人才培养通道，然而针对职业教育的学历制度、职业资格制度和能力等级制度尚不够完善，尚未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宽松、自由、优越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环境，我国职业教育还没有从量的增长转移到质的提高的轨道上来，这与我国职业教育院校的人才培养机制密切相关，与职业教育院校的微观管理制度和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发展经验，明确我国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建立适应职业教育活动特点又有利于推进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办学模式和机制，探究促进我国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城镇化相结合的教育政策，不仅有助于理论上深化对职业教育、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发展，实现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和创新活力的叠加，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三、职业教育在城镇发展的路径探究

1.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农民工发展职业技能

第一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却更迫切地想融入城市。我国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2.5亿，农民工平均才36岁左右，大多都是初中文化程度，没有参加过任何相关技能培训。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不稳定，随时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需要根据城镇经济发展需要，为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和再教育提供机会，尤其是劳务输出重点区域，更要搞好技术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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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劳务市场的开放，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局面逐步被打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或跨地区流动，近年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急剧扩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曾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制约中国农村发展和农业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9亿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4／5，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4.85亿人，剩余劳动力大约在1.75亿人左右，约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城市下岗职工或失业人员，不能就业时，至少可得到政府的低保或社会救助，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旦找不到工作，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很难保证，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有序的转移，对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作用毋庸置疑，与农村经济发展也是密切相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事实上，当前中国农村的落后，根本上还是人的落后，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合理转移，根本在于劳动力本身的素质总体偏低。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40％，远低于城市的65％；小学文化程度占43％，15岁以上的文盲率为8％，分别高于城市的24％和4％。2005年全国农村劳动力文盲率为6.9％，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从业人员占79.5％。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7年，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目前，我国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总体偏低。实践证明，劳动者素质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越小，转移的稳定度越高，相反，劳动力素质越差，可供选择的就业空间越窄，转移难度越大，稳定度也越低。正是教育的缺失，导致农民思想观念相对陈旧，整体素质普遍偏低。成为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挥职业教育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的作用，需要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扩展职业教育的规模。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不久，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之后不久，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作出安排，决定在“十一五”期间部署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四个计划”，即一要实施好“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重点建设好2000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二要实施好“县级职教中心建设计划”，重点扶持建设1000个县级职教中心。三要实施好“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重点建设好高水平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1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四要实施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04年起，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和建设部决定共同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简称为“阳光工程”)。经过几年的努力，“阳光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职业教育和培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加快农民转移就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教育部部长周济不久前指出，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普遍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组织各方面资源，形成覆盖全国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大范围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

地方政府则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和协调。一是要加大资金投入以弥补职业教育投入资金的不足。二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供求的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引导本地职业教育发展，对急需的职教专业、培训项目等予以政策扶持。三是要协调职业教育机构和劳动部门之间的关系，教育机构根据社会需求，社会需要什么即培养培训什么样的技能人才，即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又提高教育培训效率。劳动部门对职业培训予以认证并为农村劳动力的顺利就业和转移提供政策服务，将培训项目、就业岗位、就业指导和劳动力转移安置结合起来，使农村劳动力在接受培训后即能直接进入市场就业，及时转移出去。通过一系列切合当地实际的措施，发展扶持职业教育。大力开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

二、职业教育和培训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其一，职业教育对经济的增长与劳动力的转移有更直接的相互推动作用。职业教育培养的是直接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的专业技术人才。职业教育与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比普通教育更为直接和密切，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直接参与性。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进入社会就业后，将推动经济增长。又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就业，从而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其二，开展职业教育能有效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压力。我国的义务教育年限相对较短，农村青少年大多接受义务教育后，甚至义务教育都没完成即进入社会就业，成为社会劳动力，这种素质不高的劳动力只能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大社会就业压力。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延长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时间，减少每年新增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有效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压力。

其三，职业教育能极大地提高劳动力素质，直接实现农村劳动力向更高效率的非农产业转移。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从农业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要有效实现这一转移，必然要使劳动力经过专门的职业教育或培训，显然，普通教育是不能实现的。通过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掌握一定的专长和技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适应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从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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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053502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7JJD790124)；河南省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豫宣文2005－36)。

作者简介：时慧娜(1982－　)，女，河南长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6－0122－05

收稿日期：2008－10－06

一、引言

目前，劳动力转移方面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多数研究关注劳动力正向转移(源地到目的地)，对劳动力回流(目的地到源地)的研究仍显不足(]Murphy R，1999)。已有文献分析美国(Lee A S，1974)、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农区发展环境具有独特之处，表现之一即是农民身份对空间迁移的限制(李小建，2006)，同时，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的地位突出，农区发展在全国发展中至关重要(李小建、李二玲，2007)，特别是有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的中部农区。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可避免引发劳动力回流现象，那么，经过城市洗礼的回流者在农区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们是如何推动农区经济发展的?

现有成果对回流的研究集中在回流的动因(李强，2003)，(Hare D，1999)、回流者职业改变(Ilahi N，1999)等方面。针对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少数人认为，回流者中仅有一少部分对家乡产生了重大影响，多数人对家乡并无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获取充足的技能(Stark O，1995)，或没有能力来应用所获得的技能(Gmelch G，1980)，又回到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其平均的经济水平低于未外出农户，外出就业对农区的意义要远大于回流(Bai N s，He Y P；2003)；多数人认为，回流者已经对农区产生了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上，包括职业改变(Ma Z D，2001)、农业机械投资(JZhaoY H，2002)、关系网络(Ma Z D，2002)]等方面，特别地，回乡创业者对农区的实际价值和意义已经超过其本身的创业活动，对农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不同研究结论可能与所依据数据和视角不同有关，但也说明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李小建，2005)。较为系统的研究来自Murphy，其从经济多样化、不平等、资源再分配、非农雇佣、回乡创业和城镇化、农区同整个国家的联系等方面探讨了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Murphy R，2002)。以上多数研究均肯定了城市打工经历对回流者经济行为的显著影响，打工过程中技术、能力等人力资本的获取与打工积蓄等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回流者对农区产生影响的关键，有关这些有形及无形的生产要素的研究零星散布于当前文献中，正是这些生产要素向农区的注入为农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因此，本文试图以区域经济发展要素为切入点，主要结合中国的研究实例，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做一初步的理论解读。

二、经济增长理论与农区发展

农区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针对我国当前处于发展中阶段、农民占大多数、农村地区面积广阔的实际情况，如何促进农区的经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现有区域经济理论通常把农区作为发达城市地区的边缘部分来考虑，如赫希曼的极化一涓滴效应，弗里德曼的核心一边缘区模型等。通过涓滴效应，城市地区的生产要素不断流入边缘农区，为农区经济增长带来活力，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个区域的均衡化发展。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则摒弃了地域概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空间是均质的，仅从生产要素角度讨论一般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增长，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索罗一斯旺模型及随后的Lucas、Romer等学者的研究，将决定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不断进行了丰富，从最初的物质资本、劳动力等有形的资本，到最近较为流行的人力资本、制度等无形的资本。特别是舒尔茨的研究，非常强调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舒尔茨，1990)，并将人力资本运用到传统农业国的农业改造上，强调穷国不能忽视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想改造传统农业，必须向农民投资，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提供教育资源等(舒尔茨，2003)]。但是，向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就一定能促进传统农区的农业增长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么?它是否适合像中国这样人口(特别是农民)数量庞大、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诚然，人力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并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实践。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真正决定增长的是制度，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及的劳动、资本、技术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原因，他们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North DC，1991)，在经济发展中，制度起着决定性作用(North D C，Thowmas R P；1973)，并由此提出了制度变迁理论，即经济增长是在一系列能够诱发利益激励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的。

无论区域经济抑或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对各种资本的投资，包括有形及无形的资本。这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不断地促进着区域经济的增长，从而推动区域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结合本研究以打工回流角度探讨农区发展，可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轨迹对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进行理论解读，将其影响途径归纳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三、打工回流对农区的影响途径

1、物质资本

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之一，对于资金投入一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有研究指出，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中国的普通农民没有资本积累的源泉，目前，外出务工者向家中汇款已经成为农村家庭资金积累的主要渠道(李强，2001)。

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的是用作投资的资金，资金只有用

于投资，才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回流者带回的打工收入并未充分地应用于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投资中来。1997年，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9省13县119个村庄的调研数据显示，外出务工者回流之前，他们的汇款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回流之后，有一半的积蓄用来盖房子和家庭支付，而投资部分仅占22％(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李小建教授对豫西山地丘陵欠发达区10县(市)332家农户的调查分析也表明，农户更加期望用新增加的收入改变家庭生活状况，而不是发展生产(李小建，2002)。用于消费的打工收入虽然提高了农户的生活水平，但是，对于农户、农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并不明显。

用于投资的打工收入主要通过回流者的职业改变实现。Ilahi认为工资积累是回乡后职业改变的决定因素，拥有高工资积累的人回乡后易于选择自我雇佣型职业，而非高工资积累的回流者更倾向于从事被雇劳动(Ilahi N，1999)。Zhao对中国农业部1999年对6省824个农户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个人、家庭和社区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回流者并不比未外出者从事的农业工作要少，但是他们更倾向于投资于农业机械，同消费更多的耐用品和建造好的房子相比，对农业机械的投资对农区的意义更加深远(Zhao Y H，2002)。回乡创业是打工积蓄用于农区投资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倾向于单纯地获得资金积累的回流者，他们的创业概率要低于获得人力资本的回流者一倍(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同时在促进农区发展方面，也要低于后者70％(Ma ZD，2001)。

回流者物质资本的积累对农区内部经济差异也存在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回流者资金积累要高于未外出者，引起了两者收入的差异(Galor O，Stark O；1990)，前者要比后者更有条件投资；另一种观点认为，回流农户的平均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外出农户，与未外出农户不相上下，只要环境条件合适，一半以上的回流劳动力可能再次外出(Bai N s，He Y P；2003)，回流者的资金积累并未对农户经济差异造成很大的影响。

回乡创业者用于物质资本的比例是否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是一项值得探讨的议题，当前文献有关该方面的讨论还不多见。

2、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外出打工本身就是一种投资(GalorO，Stark O；1990)，在这一过程中，打工者获得了技术、知识。为人处事等各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高。有观点认为，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超过以资金积累为主的回流者(Ma Z D，2001；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也有观点认为，回流者多是在城市中的失败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Gmelch G，1980)，他们教育水平低、缺乏技术，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并适应城市生活。这些回流者没有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不会对农区产生重要的影响(Stark O，1995；GmelchG，1980)，这一观点把回流者分为成功回流和失败回流(Bovenkerk F，1994)，并不适合市场经济不完善，家庭观念深厚的中国农区，因为一些回流者是由于家人需要照顾、返乡结婚、生儿育女等家庭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与城市中的成败并无多大关系。

回乡创业是获取了较高人力资本积累的回流者对农区发生作用的主要途径，这些回乡者所具备的企业家精神，是其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积累足够物质资本的回乡者未必能够创办企业，或许只是一个攒钱者，回乡后倾向于以消费为主(Ma Z D，2002)，而只有具备了企业家精神，才能够把积累的资金、技术、知识等转化为创造生产能力的资本。区域文化氛围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是回乡创业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观察落后农区与江浙富足地区的差别，可以看出，落后地区落后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稀缺，而主要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群体的缺乏，归根结底是文化氛围对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精神的开发程度不够。回乡创业者具备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正是大部分传统农区所缺乏的，他们所具备的这些企业家精神促进了创业活动的开展，也为农区带来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人力资本对农区影响程度的定量分析相当困难，当前文献较少涉及。Ma分析了人力资本的最佳积累时间，认为，根据边际递减效应，6年的打工经历使得回流者对家乡的影响最为显著，过短的打工时间则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对不足，过多的工作经验也是多余的(Ma Z D，2001)，这一结论或许更多地是经验上的总结，而非完全是在理论上适用的，因为对于追寻不同职位的打工者来讲，对工作经验年限的要求是不同的，譬如对于回乡创业者讲或许需要更多地打工经验，这样才能获取足够的工资、技能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对于技术型人员讲，或许学到成熟技术的年限破适合其历程，同时不同行业、个体特征等均影响打工经历对家乡的影响程度。

3、社会资本

近年来，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学领域极为活跃的研究概念之一(Lin N，1999)。早期的研究均把社会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网络关系，这种社会网络关系能为个人带来收益(Coleman J S，1990)，这一理解偏重于微观视角的社会资本，随后的研究扩展到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上来，并从这一角度研究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制度(Putnam R D，1993)。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未把社会资本考虑为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要素，诺斯对新古典经济模型的批判也体现了这一点，不过他更加强调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

在中国特殊的农区环境下，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整个社区的文化传统等这些非正式制度因素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是回流者对农区影响不可忽视的途径之一。Ma对中国9省13县119个村的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当固定打工经历和教育后，社会关系的收入回报达到40％，主要的关系资源包括亲戚和朋友(18％)，乡村干部(29％)，乡镇和县城干部(12％)，以及主管财务和企业的官员(37％)，其中，有一半的关系是直接发生联系的，另一半则是间接的，回流者的很多关系资源都是非常有用的(Ma Z D，2001)。另一方面，思想、技术和信息向亲戚、朋友、邻居等网络关系的传递具有强烈的扩散效应，平均来讲，一个回流者的创业行为能影响4个家庭的变化(Ma Z D，2001)。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关系进行传递，同时，在示范效应和模仿效应的作用下，回流者带回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会在农区扩散。Maconachie等对西非塞拉利昂东部省份的研究中表明，由于内部动乱刺激了人口流动，回流后的人们承认农区已经产生了文化变迁，这一文化变迁使得人们在农区内部的流动更加活跃，被称为“流动文化”，并且人们也不再效忠于他们以前的耕作生活方式(J Ma-conachie R，Binns T，etD；2006)。

回乡创业行为对农区的制度环境影响较为广泛，特别是回乡创业者集聚的地区，地方政府致力于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等，这实际上是刺激了农区正式制度的变迁，社会资本趋于向更加有利于回流者的方向发展，回流者及农区从这种社会资本中得到收益。同时，回流者带回的新观念、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变迁，比如交易时利用正式合同取代信任关系、商业头脑冲击传统文化风俗等。

4、劳动力／土地

回流者正在对农区的土地、劳动力两大传统生产要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乡土情结深厚的中国传统农区的农民来讲，家庭拥有的耕地数量对务工有相当影响，有研究表明，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每增加一亩，外出时间就减少27％(Hare D，1999)。王西玉等人的调查统计显示，回流者中从事蔬菜、林果、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经营开发的占12％(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同未外出时从事传统的种植农业相比，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从事非农行业的创业者利用闲置土地办企业等，也极大地提高了非可耕地的利用价值。

回流者对劳动力的影响体现在他们为农区注入了新的劳动活力，城市中的打工经历使回流者的平均素能有显著提高，此处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涵义已经超出了新古典经济模型中单纯的劳动数量的投人，简单的劳动投入对农区的意义不大，特别是对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的中国中部传统农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与资本、技术并不具替代性，是回流者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他们的劳动更有效率，因此，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主要依赖于回流的质量而不是回流的数量(Ma Z D，2001)。

5、打工回流者对农区的综合影响途径

基于生产要素角度，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过程可简单概括为图1。在这一过程中，并非仅有一个或几个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农区的经济发展。但是，究竟哪一个或哪几个因素占有较大的份量，它们对农区的作用强度会否随着时间的演变发生变迁?目前文献多强调人力资本对回流者对农区影响的作用，很少在时间尺度上探讨这些因素作用强度的变化，比如，最初的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是否是物质资本起着重要作用，随后是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对于回流现象处在不同阶段的农区来讲，可以为制定政策引导回流者提供依据。

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是所有回流个体对农区影响的总和，并且单个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具有扩散效应，从这一细致的微观视角，借鉴现有文献，我们可以把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表示为物质资本M、人力资本H、社会资本s等的资本回报，则某一回流者对农区的作用函数可表示为，其中表示扩散系数，即某一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大于其本身的经济效应。扩散系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打工环境因素、农村社区因素等，扩散系数直接影响着回流者对农区的作用强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议题。

四、打工回流对农区的影响及特点

1、多样性

回流者对农区的多样性影响源自回流者回乡后广泛的经济行为，如开办企业(Murphy R，1999)、进行农业投资(Bai NS，He Y P；2003)、从事服务行业(King R，Mortimer，J，et al；1984)等，而每一种经济行为又能带来农区经济的多样化发展。首先，是产业的多样性，包括农业、工商业、流通服务业等。在产业多样性的基础上，也使得产业层次得到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农业的进一步开发，如发展现代特色农业等，对耕地资源丰富的农区讲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其次是带来了收入的多样性，使得原来仅依赖于传统农业的单一收入渠道得到不断丰富；最后是就业渠道的多样性，打工回流者丰富了当地的活动内容，为农区注入了新的消费力量和多样的经济活动，必定会为当地增加就业机会。特别地，回乡创业经济行为对促进农区经济多样化最具代表性，也是现有文献最为关注的一项，Murphy将其总结为以下4个方面：(1)把贫困地区整合到整个国家的经济中来；(2)增加了当地商业投资的供给；(3)增加了当地居民提高收入、进入社会文化／经济的机会和便捷性；(4)促进了乡村城镇的建设及乡村居民从农村到城镇的永久转移(Murphy R，1999)。

2、扩散性

在示范效应、模仿效应等作用下，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周围的行为个体，在这一过程中，回流者的思想、观念、技术、信息等扩散到邻居、朋友、亲戚、社区等个体或组织中去，从而回乡对农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回流者本身，而是具有扩散效应。这样，在更宽泛的尺度下，即在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或某些回流者的情况下，回流者的经济行为使得农区具有自组织、自加强的性质。比如河南省劳务经济第一县固始县，在最初回流者的带动及地方政府的鼓励下，50万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中已有2.7万人回乡创办企业，仅吸纳劳动力一项就为本地提供了数10万个工作岗位，该县回乡创业为本县GDP增长贡献了4个百分点(固始县人民政府，2007)，回流者的经济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使得劳务输出更加秩序化，回乡发展也更加规范化，相关的制度更加完善化，逐渐形成了经济的自我良性循环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民工流动与回乡创业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认为，民工回乡创业作为外出打工的一种派生现象，对拓展农村就业，发展县域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影响，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其实际价值和意义远超出创业者本身的创业活动，它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

3、区域性

打工回流具有区域性特征，回流者主要集中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省份，如河南、四川、安徽等，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占绝对比例，多位于中西部。在省份内部又多集中在工业企业欠缺、资源禀赋底下的县域内。目前关于打工回流的研究区域也多选取该类地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曾对农民工回流现象进行过大范围的调查，主要集中在包括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在内的9省的13个县域内，除江苏省响水县，其余12个县均位于中西部的省份(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白南生等的研究区域也主要集中在安徽、四川等省份(Bai NS，He Y P；2003)。回流的区域性特征与外出务工源地关系密切，也说明了该类地区不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而就业资源又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较为稀缺的资源，特别是人口众多、农耕文化积淀深厚的中部地区。

4、季节性与持续性

农业生产的特点以及乡村文化传统使得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具有季节性、时间性。在农忙季节，大量外出务工者从城市返回农区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一大景观。另

外，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也是劳动力回流的高峰期。农活结束及春节以后，这些回流者又重新返回城市，这种短暂的季节性回流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区的经济发展。但更有意义的回流来自于具有长期回流打算的人们，这些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一方面，回流者的经济行为，特别是那些回乡创业者，他们对农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王西玉、崔传义、赵阳，2003)，也有研究认为回乡创业对农区的影响虽然具有持续性。从长远意义来看，通过回乡创业把农民从农业和农区中脱离出来，其贡献还是很有限的，即回乡创业者的能力不足以实现农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Murphy R，1999)。另一方面，回流者的日常生活和生产行为或多或少体现了他们在城市中耳濡目染的新观念、新思想，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农区的传统文化观念，比如打破传统的婚嫁习俗等，这种文化变迁对农区的影响也具有持续性。

五、结语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从生产要素角度即是劳动、土地、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被逐渐发现、挖掘的过程。本研究从这一角度对打工回流对农区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理论解读，把回流者对农区的影响总结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和劳动四种与生产要素相关的影响途径，并对零星散布于文献中的相关成果进行了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单个回流者的打工回流对农区影响的研究思路。正如工业的变化是由无数个工业企业的变化结果一样(李小建，1991)，是无数个回流者的经济行为带来了整个农区的变化。因此，基于单个回流者的回流对农区的影响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研究回流者对农区的扩散效应时，可以从某一回流者人手，深入追踪其回流后的经济行为对其它农户、社区等的影响，分析不同回流者对农区扩散程度的影响因素，挖掘回流者对农区的微观影响机制。

篇11

首先，扎实推进各项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在进一步完善政府促进就业目标责任制，抓好税费减免、培训补贴等政策落实的同时，特别注意解决好灵活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保补贴问题。例如，在开展“再就业援助行动”、“春风行动”中，共组织160家企业参加，免费为下岗失业人员、求职者提供就业岗位1.8万个，达成求职意向2441人。截止到2005年止，完成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优惠证”年检手续，累计发放“再就业优惠证”690本，将本市的失业率控制在0.36%，低于泉州市控制指数。

其次，初步有效地破解企业缺工问题。一是通过健全农村劳动力培训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例如：在扶持一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的同时，配合灵源街道率先对社区剩余劳动力实施大规模转移就业培训。同时，取消社会保险政策中的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就业一体化，会同有关部门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等方面的不合理限制，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环境，完善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二是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山海劳务协作。加强与外地劳务联系，形成招生、培训、就业的一条龙服务形式，推进“异地培训、晋江就业”的长效机制。例如：先后引进30多批次近2000人，在云南丘北、陕西西安、福建上杭、建阳等地设立招工培训窗口等。三是启动企业缺工预警机制。例如：2005年2月份，组织对全市100家重点骨干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企业的开工情况、用工需求、工资价位、劳动时间等，并对1045家规模企业的开工、生产情况进行电话调查，形成调研材料向市政府汇报，积极应对企业缺工问题。

再次，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初步实现市、镇（街道）、村就业服务信息的实时联网、信息共享，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有序、规范统一。例如：通过购建面积达3545平方米，能同时容纳200家企业、4000名求职者的劳动力市场招聘场所，在摆脱晋江市“有市无场”的窘境的同时，还在全省首推引入社会职业中介参与统一的职业介绍服务，推进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建设。

最后，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取得新进展。通过建立职业培训基地，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形式多样的培训，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建立规模化的、与本地集群产业相关的职业培训基地。例如：2005年，晋江在五里工业园区建立鞋衣职业培训中心，该中心被省劳动保障厅授予“推进职业培训市场化重点示范基地”。同时，不断加大对非法中介和非法培训基地的打击力度，改革了职业技能鉴定权限，建立“晋江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积极推进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

多年来，晋江市在社会保障管理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就业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职工参保率普遍偏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仍停留在较低水平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对以下两个方面加以重视和进一步完善，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的社会保障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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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23.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0-0012-01

一、对本地区劳动力转移进行电脑培训的现状分析

我们镇地处里下河地区，为本县新城的东郊，受交通、区域、历史、经济发展等条件的影响，劳动力转移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产业结构不具多样性

我们镇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如今主要有这样一些产业：1、农副产品加工，如荷藕加工，茨菇加工等；2、缝纫、编织加工；3、木材加工；4、特种养殖，各种种植，如河塘养蟹、鱼，芡实栽培等；5、汽车配件相关行业，如电焊等。从以上产业分布看，产业结构还比较单一，需进一步发展。现有劳动力掌握的技能如果不进行培训远远不能适应外出就业的需求。

（二）转移就业人口的复杂化

我们认为，其复杂化主要体现在：1.男女性别差别大；2.年龄跨度较大；3.文化层次普遍偏低；4.生活聚住地分散。这样复杂的人口情况，给我们培训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对个性多样的准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培训，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根据我们镇的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特点，我个人觉得对劳动力转移培训存有以下弊端：

1.培训时间较短，培训质量有待提高；

2.培训资源较欠缺，培训方法有待创新；

3.培训范围还需不断扩大；

4.培训的资金还需不断投入。

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电脑培训的目标

基于以上对农村劳动力的一些分析，作为担任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师，我深深认识到在这个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要想改变劳动者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等，进行电脑基础知识培训势在必行。这是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闲置劳动力转移的一条途径，更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因此，我们在现有硬件设施的条件下，建立了农民网吧，开设了信息交流平台，大力开展了面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电脑基础知识培训，目的是让我们通过充满阳光的电脑培训，让劳动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提高：

（一）学到电脑的基础知识，获得了一技之长，并在此基础上能不断学习，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这可能是培训工作最大的收获。

（二）通过电脑培训，能使培训对象和我们相处并合作，使培训学员之间能相互沟通并打交道，互相能包容，让劳动力转移对象心灵素质得到提升。

（三）通过培训，劳动者的技能有了提高，心灵素质得到了提升。 在此基础上，其人格的构建也就趋向健全。这也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客观需求。

（四）通过培训，让学员得到发展。我们的培训不仅是“学以致用”——专业技能的培训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简单的技能往往是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目前，在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层次和工作技能的前提下，缓解外来文化的冲击、生活方式转变等带来的压力，参加电脑培训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钥匙。

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电脑培训的思考

针对目前我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计算机培训教师，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的重量，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呢？这是我近几年来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首先，在培训过程中，要明确教师所起的作用是引导、协助、激扬、突破。借用林格在《教育是无用的》一书中的话，教师就像是一根火柴，点燃学员本体的生命潜能，更像是一位牧者，引领学生来到“绿草地”。真正的教育是一种无意识的教育，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教育者全面依靠学员主动发展的愿望，帮助学员主动发展，并养成一种终身学习的习惯。

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教师要放得下“自我”，也就是要放下传承几千年的师道尊严，放下教师在教育中的主体意识和在课堂上的强势地位，要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应学员的存在。这就要求教师修炼自己的教育状态，不断学习经典、学习先进经验，自觉培养自身的教育情怀与教育信仰。

第三，在培训过程中不忘培养良好习惯。俄罗斯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习惯是我们存放在神经系统中的道德资本，你有了好的习惯，一辈子享不尽它的利息。你有了坏习惯，一辈子偿还不尽它的债务。坏习惯能以它不断增长的利息让你最好的计划破产。

第四，在培训中还要遵循以下规律：

1.主动性。人的发展具有主动性，这是区别于动物来说的。作为受训者，他是有思想，有想象，可以发展的，具有独立性、自主性。

2.成功性。小成功孕育大成功，所以要让学员不断获得小成功，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最终达到培训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在培训过程中设立阶段目标，注意尺度，做到让学员跳一跳正好够得着。

3.阶段觉悟性。事物发展都是有序的，教育的最低纲领是培养能力，就是让学员能主动利用条件实现预定目标，让能力得到培养。

第五，网络的一些简单知识和初步应用的学习和思考：

1.信息时代实现资源共享是我们时代的需求。在培训中，我教育学员要选择健康有用的信息资源，不要把时间耗费在对自己就业无用的一些信息，如看电影、打游戏等。

2.建立自己的邮箱，方便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3.学员之间利用邮箱互发邮件介绍自己，把自己下载的信息也转发给需要的人，充分享受了信息带来的方便。教师通过发邮件把近期培训的内容重难点和练习题等展示出来，学员收邮件、发邮件，在实践中学习。

篇13

中图分类号：F24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43-02

非正规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是非正规部门就业或非正规组织形式就业。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非正规就业指的是没有建立正规的劳动关系和没有正规的劳动组织程序的就业。从现象上来看，摆地摊、微型“小企业”、沿街叫卖、人力车夫、修鞋、修配钥匙、搬家、送货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就业空间十分广阔；从其生存的环境来看，包括非正规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小业主等自营劳动者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雇用者三个基本类型。由于非正规就业自身具有进入障碍小、经营规模小、劳动技能低等特点和扩大就业、减缓贫困、解决城镇失业等外部特征，近几年已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重视。从国际经验看，美国目前有27％~40％的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西欧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口比重已从80年代的12.4％提高到90年代的15.8%；非洲这一比例为57.2％；拉丁美洲为36.2％；亚太地区为32.8％。可见，非正规就业已成为各个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农民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1.8亿左右，2005年流动人口达到1.4亿，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到60％左右，而这其中又有80％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就业，可见，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乏力的情况之下，非正规就业的发展与完善为庞大的失业群体提供了较大的就业空间，这对缓解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将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就业难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1.修正模型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流动的政策制定方面，包括工资、收入、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等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工具。但由于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结构的特殊性，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完全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城市就业存在二元结构，即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并存；其次，进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就业；最后，城乡人口流动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更取决于城乡预期纯收入差异。因此，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加以修正，以反映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实际状况。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动机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更取决于城乡预期纯收入的差距和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差异和找到工作的概率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这种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而城市预期纯收入取决于城市预期收入与城市预期支出，农村实际纯收入取决于农村实际收入与实际支出。所以，

表示城市预期收入，表示城市预期支出，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成本。可见，城市预期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城市预期收入、预期支出及迁移成本。Wr表示农村实际平均收入，表示农村实际平均支出，即农村实际平均纯收入主要取决于农村实际平均收入与实际平均纯支出。而城市预期收入与支出主要取决于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包括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所以：

Wf表示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率，We表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工资率，∏表示流动人口正规就业概率， 1―∏表示失业率，即以非正规形式就业的概率。从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城乡人口流动的动机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城市正规部门的工资率和非正规就业的工资率；（2）正规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和非正规就业的概率；（3）城市的预期收入与支出和农村实际收入与支出；（4）迁移成本。

以上建立的人口流动模型是就一个阶段而言的。事实上，迁移者大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或者待业形式存在，以等待正规部门的工作机会。这样为了更加接近现实，该模型应建立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基础上，对其城乡预期纯收入进行贴现，设V（0）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城乡预期纯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t)代表城市预期纯收入，Rr (t)代表农村预期纯收入，P(t)表示t时期内在城市就业的概率，n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r表示贴现率。

结合前面人口流动模式的分析，该贴现值可进一步表示如下：

在这个贴现值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其大小的不仅是城乡预期纯收入的差距，非正规就业所带来的收入及就业概率（1―∏）也是该贴现值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迁入城市的劳动力的特殊性，非正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对贴现值的大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已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由非正规就业者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更重要的是非正规就业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对解决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失业问题或就业不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对解决我国目前的就业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政策含义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地人口的就业，于是政府往往采取各种限制性措施禁止其在城市就业，但这种做法往往一方面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政策效果也会很有限，不但不利于提高城市就业水平，而且还人为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作为人口众多的中国，就业问题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中国城乡就业矛盾，根本的办法是改变观念，调整政策，把大力发展城镇非正规就业作为缓解城乡就业矛盾的重要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2.1 非正规就业大大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进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水平、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很难进入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因此，在未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期间，非正规就业就成为他们就业的主要形式，这对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双重的作用。

2.2 非正规就业市场的灵活性、多样性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这不仅表现在雇用形式和工资价格制定的灵活性、敏感性上，还表现在对消费市场多样性、个性化需求能够迅速反应，组织批量生产的灵活适应能力上，这种能力为一般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弹性，具有创造新的工作岗位的巨大潜能。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非正规就业较低的准入门槛，为低技能群体和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置换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带，避免了大量结构性失业群体的出现。

2.3 非正规就业起着调节就业和收入的双重作用

当经济增长出现低迷或严重危机时，正规就业的工资将下降，就业随之减少，而非正规就业相应上升。例如，1981～1983年巴西经济衰退期间，非正规就业上升了近30％；同时在经济衰退期，非正规就业可以提高一部分人员的收入，从而在宏观上保持一定的有效需求。目前，就业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家庭贫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除了要健全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外，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而非正规就业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2.4 有利于弥补城市生活服务产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相当多的大中城市，原体制下的“配给制”消费品分配系统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具有小商品经济特征的“马路市场”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如上海市75.1％的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主要在社区从事零售配送、文体服务、修理修配、计算机应用服务、小型制造业等职业，不仅推动了居民服务业的发展，还满足了市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的供给真空。

3.结论

通过对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调整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的重视不够充分，使得它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健全的就业形式，存在诸如劳动雇用关系不规范、劳动条件恶劣、法律不健全、行政部门干预过多等问题，使得非正规就业者在夹缝中生存，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现阶段完善和发展非正规就业成了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应该努力做到：在意识方面，我们要正视非正规就业的存在，而不是把他们归于失业或下岗；在经济层面上，尽量减少非正规就业“正规化”的外在成本，加以正规化；在政策层面上，制定与非正规就业相配套的各种法律制度，为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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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文广（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