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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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设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各时刻MAP、HR、SpO2和血气分析指标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与喉罩组比较，导管组的T1、T3 、T4 时刻的MAP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4.25、2.64、2.54，P均

2.2　两组患者T5~T7的Ppeak、Vt和PETCO2 比较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导管组T5~T7的Ppeak与喉罩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2.57、2.21、5.30，P均

2.3　两组患者拔管(喉罩)后并发症比较见表4

由表4可见，导管组的安静拔管、拔管呛咳和术后咽痛与喉罩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26.70、23.15、8.21， P均

3　讨论

老年患者由于髋关节骨折疼痛通常无法摆出椎管内麻醉所需的穿刺，且侧卧位下手术，术中使用镇静或辅助用药又难以确保呼吸道通畅。另外，许多老年患者因血栓性疾病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也成为椎管内麻醉禁忌。因此全身麻醉下完成老年患者的髋关节手术应是一合理选择[1]。

但老年患者因伴发心血管病较多，血压波动容易引发心血管意外，为减轻和避免插管和拔管时的应激反应，常采用较深的麻醉深度，静注利多卡因和静注速效β受体阻滞剂。由于个体差异等原因，上述措施实际效果难以预期，经常造成低血压和更加显著的血流动力学波动，甚至诱发严重心律失常[2，3]。气管插管和拔管的主要刺激来源为气管导管对口腔、咽喉和气管的刺激。其刺激强度是气管>喉>咽>口腔。而喉罩置入后主要接触部位是口腔和咽部，基本不与喉部直接接触，避免了两个强刺激来源-喉头和气管，在同样条件下，即使不用心血管活性药，喉罩通气也可获得较为稳定的血流动力学状态，这对于合并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是极为有益的[4]。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喉罩组患者插管(喉罩)、全麻维持期和拔出导管(喉罩)时的血流动力学波动明显小于气管导管组(P均

【参考文献】

1 徐宏伟， 张兰， 苏丽， 等. 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在高龄老年患者股骨上段骨折手术中的应用[J]. 临床麻醉学杂志， 2008， 24(5)：403.

篇2

[中图分类号] R61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9701(2010)10-72-02

全身麻醉诱导期间由于插管时气管导管对呼吸道的刺激,容易造成病人较为强烈的应激反应和循环波动,特别对于老年人,更带来一定的危险。舒芬太尼由于具有较强的镇痛效力和较小的心血管循环干扰,很适合应用在老年人的全身麻醉中。本研究拟选用舒芬太尼,观察其在老年人气管插管全麻诱导期对血流动力学、应激反应和脑电双频指数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09年3月～2009年10月期间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行择期手术的老年患者90例,ASAⅠ～Ⅱ级,年龄65～78岁,其中男43例,女47例。无明显的心功能、肺功能和电解质异常。有高血压病史、药物过敏史、肝肾功能障碍、过往长期使用阿片类镇痛药及酗酒者不列入研究。随机分为三组:对照组(C组)、芬太尼组(F组)和舒芬太尼组(S组),每组各30例。

1.2麻醉方法

三组患者均不用术前药,入手术室后行右侧颈内静脉穿刺置深静脉导管,以(8～10)mL/(kg・h)输注平衡液。行桡动脉穿刺,监测实时动脉压。使用PHILIPS VE24监护仪监测SBP、DBP、HR、SpO2。在额正中、眉弓上方及乳突位置贴上银-氯化银电极,连接Aspect-2000脑电监护仪行BIS监测。麻醉诱导:咪唑安定0.03mg/kg,丙泊酚2mg/kg,罗库溴铵0.6mg/kg,C组静注生理盐水3mL,F组静注芬太尼4μg/kg,S组静注舒芬太尼0.3mg/kg,经面罩充分辅助加压吸氧2min后,观察患者意识、睫毛反射消失后,立即经口行气管插管。

1.3监测项目

监测麻醉诱导前(T0)、麻醉诱导后(T1)、插管后1min(T2)、插管后3min(T3)的SBP、DBP、HR和BIS。同时在各时点由同一助手迅速经颈内静脉抽取静脉血3mL,用放射免疫法测定各时点的皮质醇(Cor)浓度。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χ±s)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

2结果

2.1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患者术前的性别、年龄、体重及诱导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血流动力学比较

三组患者诱导后SBP、DBP和HR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与T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应激反应比较

三组患者的Cor在插管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P

2.4BIS比较

三组患者的BIS值在诱导后均显著下降(P

3讨论

全麻诱导期间由于全麻药物的作用,血流动力学抑制加强,血压、心率下降较为明显。插管时,由于喉镜、气管导管的刺激,血压、心率往往瞬间上升剧烈。血流动力学的波动过大,容易发生不可预测的并发症,对于老年人更是不利。老年病人由于器官的退行性改变,心血管系统的耐受力下降,麻醉诱导更需力求平稳,以避免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舒芬太尼是新一代的阿片类u受体激动药,脂溶性高,起效快,可迅速通过位舒生物膜而达到作用部位,临床镇痛效能是芬太尼的6～10倍,对心血管系统的抑制强度比芬太尼弱,有较佳的循环稳定性[1],尤其应用于老年人,更突出其优点。本研究中,舒芬太尼组的循环波动最小。A组因缺少使用阿片类镇痛药,强烈的插管刺激,引起了剧烈的心血管反应,有两例病人血压更是一度升至180mmHg以上,心率上升到150次/min。而芬太尼组因其较强负性抑制心肌作用,诱导后,在与丙泊酚的协同作用下,有3例病人的血压下降至80mmHg以下,心率减慢至50次/min以下。Sareen[2]等研究了应用不同剂量的舒芬太尼作为全麻的诱导,使用剂量最大达15μg/kg,发现循环波动的幅度并不大。Capogna[3]的研究中发现,舒芬太尼比芬太尼更有效地维持了循环的稳定。

气管插管的应激反应可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强烈兴奋,导致血中糖皮质激素的浓度快速上升,皮质醇浓度也大幅升高,能够作为机体应激反应的指标之一[4]。脑电双频指数(BIS)是通过对脑电波的频率与波幅经计算机处理分析得出的一个无量纲参数,以0～100表示,能很好地监测麻醉深度[5]。舒芬太尼组因舒芬太尼的强大镇痛作用,能够确切有效地抑制气管插管的应激反应,抑制Cor浓度的上升。尽管BIS反映的是大脑皮层的功能状态,舒芬太尼作用的部位在皮层下,两者的对应效应位点不同,但舒芬太尼通过抑制伤害性刺激的传导,有效切断或减弱伤害刺激对皮层的影响,大大降低应激反应对BIS的作用,比芬太尼的作用效力更强。

通过研究表明,舒芬太尼镇痛效用强大,心血管系统稳定性良好,能有效地抑制气管插管引起的应激反应,可安全应用于老年人的全麻诱导中。

[参考文献]

[1] Bailey Pl,Streisand JB,East KA,et al. Differences in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opioid-induced respiratory depression and analgesia with fentanil and sufentanil[J]. Anesth Analg,1990,70:8.

[2] Sareen J,Olkkola KT,Hynynen M,et al. Comparison of alfentanil,fentanyl and sufentanil for total intravenous anaesthesia with propofol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J]. Br J Anaesth,2000,85:533-540.

[3] Capogna G,Gamorcia M,Columb MO. Minimum analgesic doses of fentanyl and sufentanil for epidural analqesia in the first stage of labor[J]. Anesth Analg,2003,96(4):1178-1182.

[4] 王群,高淑文,赵玉华. 瑞芬太尼对全麻术后气管拔管血压、血糖和皮质醇的影响[J].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2007,26(3):229-232.

篇3

一、问题的引入

在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新现象的出现而产生。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城乡差距说。差距主要包括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田爱国、马长新，1996；杨锦琦，1995）。二是乡镇企业吸纳能力下降说。认为乡镇企业的不景气，是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之一（薛国琴，2001）。三是经济发展说。该种观点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孙丽欣，2003），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演进。四是资源配置说。认为农村人口流动是生产要素有效配置的要求（胡令、周进辉，2007）。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产生的诸多问题。对城市的负面影响有：增加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城市交通问题；滋生了新的人口问题等（叶香丽，2007）。对农村的负面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流失，造成耕地抛荒问题，影响农业生产；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的教育问题，如子女辍学问题等（孙秀玲，2004）。

关于以上问题的解决对策主要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通过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小城镇等；加强对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管理与教育，规范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二、亚当斯公平理论

对于农村人口流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往往是基于已有的经验与判断，并且涵盖的方面较多，可操作性较差，缺乏理论层面的指导。以下是通过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来分析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

人们不是在真空中生活的，大量事实表明，人们通常将自己的付出与所得及他人进行比较。对此现象，Festinger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1965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当斯（J.S.Adams）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经典的公平理论，其核心是人们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回报的绝对量，还通过比较自己所得回报的相对量，以确定是否公平。该理论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解释报酬的公平性对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影响，它包括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这种理论认为组织中（主要指企业）员工选择与自己进行比较的参照类型有三种，分别是“他人”、“制度”和“自我”。其中，“他人”包括在本组织中从事相似工作的其他人以及别的组织中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同类人；“制度”是指组织中的工资政策与程序以及这种制度的运作；“自我”是指自己在工作中付出与所得的比率。

对某项工作的付出（input），包括教育、经验、努力水平和能力等。通过工作获得的报酬（income），包括工资、表彰、信念和升职等。

亚当斯提出“贡献率”的公式，描述员工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方面对所获报酬的比较以及对工作态度的影响。根据将要分析的问题，我们只陈述该理论的横向比较部分。

=

横向比较，就是将“自我”与“他人”相比较来判断自己所获报酬的公平性，从而对此做出相对应的反应。

其中，QP：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QX：自己对他人所获报酬的感觉；IP：自己对付出的感觉；IX：自己对他人的付出的感觉。

QP/IP=QX/IX（1）

公式（1）说明进行比较的员工觉得报酬是公平的，他可能会为此而保持工作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

QP/IP>QX/IX（2）

公式（2）说明此员工得到了过高的报酬或付出的努力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他不会要求减少报酬，而是有可能会自觉地增加自我的付出。但过一段时间，他就会重新因过高估计自己的付出而对高报酬心安理得，其产出也会回到原先的水平。

QP/IP

公式（3）说明员工对组织的激励措施感到不公平。此时，他可能会要求增加报酬，或者自动地减少付出以便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甚至可能离职。

公式（3）的分析将作为下一部分我们讨论的重点。

三、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原因新解

鉴于中国农村与城市二元结构的现状，我们可以将农村与城市假设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组织。横向比较中两个基本的参照类型“自我”与“他人”，则分别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

设QP为农村居民对自己所获报酬的感觉，IP为农村居民对付出的感觉，QX为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所获报酬的感觉，IX为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

我们考察QP与QX，可以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年人均收入作为QP与QX的近似值。1985―2006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年人均收入如表1所示。

表11985―2006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

（数据来源：农业部。）

图11985―2006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

家庭人均总收入（根据表1绘制）

由以上可知，城市居民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良好的基础设施、优质的教育资源、便捷的交通等等。这些都会使农村居民对自己所获报酬的感觉，远远低于对城市居民所获报酬的感觉，即QP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IP与IX。农村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居民将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而且农业收成往往还取决于天气等因素；城市居民多从事脑力劳动，这些都使农村居民感到自己的付出远大于城市居民的付出，即IP>IX。

综上，我们观察亚当斯的“贡献率”公式，得出了QP/IP

与以往理论所不同的是，趋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原因，不仅是绝对报酬量，还是相对报酬量，也就是说，它包括了农村居民对自身付出以及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是一种趋利避害的理性决策（孙丽欣，2003）。但事实上，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目前对于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农村居民到城市以后往往要面临很大的困难，进入城市不仅存在成本问题，而且城市的生活成本往往比较高。因此，这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决策。

通过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决定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关键原因是相对报酬量的差异所导致的公平感的影响，从而产生离开原有组织（即农村）的决定。

四、关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产生问题的对策新解

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对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所产生的问题做出了分析，包括增加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农村人力资本流失等等。由于目前经济形势的影响，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在大幅度降低，因此，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势必引起更多的问题。

在已有研究对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对策中，多数学者都提出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出于拉动内需等多方面的考虑，国家也将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纳入到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通过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分析，可得知，仅仅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农村居民流向城市的根本动力不是绝对报酬量的差别，而是相对报酬量的差别。只有让贡献率公式趋于平衡，才能使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处于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可承受的状态。

贡献率公式中的四个变量，QX是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所获报酬的感觉，近似值是城市居民收入，降低城市居民收入可以改善公式，但这是城市居民所不愿意的，因此不可行。而IP是农村居民对自己付出的感觉，也是很难影响的。所以，解决问题的对策主要是在QX和IP两个变量上，也就是农村居民对自己所获报酬的感觉，以及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

对于QP，我们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所获报酬的提高。事实上，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三倍之多，如何提高尚且是难事，更何况让农村居民切实感受到报酬的提高。若其他变量不变，提高QI以使公式平衡，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难度较大。

还可以改变的变量就是IX了，即农村居民对于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通过贡献率公式，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处在分母的位置，即使是一点变动，都会对公式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也是关键的对策。

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往往是较少的，主要在于他们对城市尚缺乏深入的了解，从而获得的相关信息也较少。其实，在城市生活不仅要面临较高的生活成本，还会面临竞争、压力、污染的环境、拥挤的交通等问题。而这些也可以视为城市居民的一种付出。

因此，如果想在较短的时间内，调整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提高农村居民对城市居民付出的感觉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媒体，常常只报道城市日新月益的发展和变化，很少谈及城市的问题。应该让农村居民了解到城市真实的生活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缩小贡献率公式中QP/IP与QX/IX的差距，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

五、结论

公平理论，也称社会比较理论，最初是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近年来，这一理论被广泛运用在军事、社会学等领域，但还尚未有学者用该理论分析人口流动问题。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可以看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组织，而且公平理论的横向比较进行分析的参照类型“自我”和“他人”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关系相类似。因此，通过该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对相关问题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以往相关问题的研究，多依据以往的经验，对于原因和对策的分析发展缓慢，以期该分析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刘得明、龙立荣：国外社会比较理论新进展及其启示――兼谈对公平理论研究的影响[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5）.

[2] 王晓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特征与对策分析[J].长沙大学学报，2008，22（1）.

[3] 胡令、周进辉：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经济学分析[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7（1）.

[4] 叶香丽：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原因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视角的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4）.

[5] 孙秀玲：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J].人口与经济，2004（S1）.

[6] 孙丽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经济学诠释[J].河北学刊，2003，23（5）.

篇4

一、劳动力流动情况的分析

1.劳动力流动及其利弊。劳动力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依据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在企业间、职业间、产业间以及地区间的移动。劳动力流动要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否则，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流失，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2.劳动力流动对企业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和整个经济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一个有经验的员工离职，企业就不得不新聘用一个缺乏经验的员工来接替前者的工作，企业将会承担双重的损失。一是企业向离职者支付培训费用的损失，二是企业损失必须重新培训新的工人所承担的费用，并承担因新进公司工人生产效率低而带来的损失。

3.劳动力流动对企业员工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应该有个合理的限度。劳动力过度流动同劳动力流动不足一样，都会产生不好的效果。自愿离职的员工不仅要放弃已积累的资历、工资等级的提升机会、享受企业补充退休金的权利，而且还要放弃已经培养起来的较为亲密的同事关系等。在新的工作中，他要从低等级工作开始干起，努力去建立新的同事关系，因为没有资历，从而缺乏职业安全感，并且要在工作多年之后，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

二、人才流失主要原因

人才流失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究其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外部原因。 （1）高素质人才供求不匹配。例如，近几年我区中药饮片行业发展较快，各大饮片生产加工企业发展迅猛，部分民营企业不断壮大，而这方面人才的供求一时难以衔接，造成人才资源供求紧张。

（2）缺乏成熟配套的人才政策。我国的人才流动市场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人才资源在市场上可以自由流动，但国家对这方面的政策还不成熟，造成人才流动的不规范，人才市场乱象频出。

2.内部原因。（1）员工工资福利额度较低，员工价值未得到充分认可。工资福利情况始终是员工最关注的问题。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决定了他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关系到他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在我市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某电子企业，其工资分配情况如下：

入职0-3月员工，其月综合薪资下限2299 元，上限2799元；

入职满3月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29元；

入职满半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59元；

入职一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399元，上限2899元；

入职一年半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499元，上限2949元；

入职两年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499元，上限 2999元；

入职满三年以上员工，月综合薪资下限2599元，上限 3099元。

从以上工资情况可见，如此低的工资福利待遇会造成人才的不稳定，会加剧人才在企业的流失。

（2）企业职业生涯管理不能适应员工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需要保证组织能够维护员工的长期利益，特别是鼓励员工不断成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才能。职业生涯规划的焦点是放在个人目标与现实可行的机会的匹配上。员工可以在组织的帮助下沿着一条已经确定的职业生涯道路，获得职业生涯发展。如果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不能在组织内实行，则这个员工迟早要离开组织，因此，组织应该在这方面帮助员工，从而使双方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3）部门领导培养人才能力不强。大多数领导忙于业务工作和日常事务，对新进公司员工缺乏关心和指导，造成新员工对公司和领导不满意。导致这些员工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终日不思进取，由此可想而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

（4）劳动职能部门积极引导就业。现在我市正针对农民工就业问题开展“春风行动”。在开展活动之前，要先摸清人员需求底数，明确分工，开展各类求职人员就业需求调查，摸清企业现阶段生产发展应有职工人数、实际在岗职工人数和当前实际用工需求人数、具体需求的岗位，进一步提高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采集的准确率，以便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能够及时宣传，有的放矢地组织人力资源供求双方进行对接。

3.员工自身原因。（1）新员工参加工作频繁跳槽。作为新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就业局势紧张，刚参加工作一时不知道什么工作最适合自己，只有抱着闯一闯，看一看的态度去参加工作，造成频繁跳槽。

（2）家庭因素。年轻员工因婚姻家庭情况流动，或者回乡照顾父母、孩子等情况也是员工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人才流失的应对策略

1.建立重要岗位后备人才队伍制度。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做好人才储备，以备不时之需。企业要做好人才规划，做好人力资源需求的合理预测。

2.职业生涯管理规划。根据企业和员工具体情况进行企业职业通道设计，合理设计员工职业生涯管理规划，让员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上升空间，觉得有奔头，员工才会安心工作。

3.实行绩效工资，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根据绩效考核情况进行薪酬分配，可以调节收入水平、拉开收入差距。这种做法会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去工作，有效减少员工对薪酬的不满情绪。

4.减少员工的流失率。企业要想长期留住员工，首先要从工资待遇上着手。比如，入驻我们园区的一些企业，却很少在这一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开出的工资待遇工人们多不能接受，在农民工看来，工资如此之低还不如去外地打工，起码可以多挣一些钱。企业的这种做法导致员工流失率逐年加大。

人才的流动是必然的。保留人才的目的是能够使人才为企业所有，为企业创造价值。只有把人才的流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能动性，做到人尽其才，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

总之，中小企业只有深入了解人才流失的具体原因，才能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的策略，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这样，才能有效管理好企业的劳动力流动和人才流失问题，真正做到招到人才、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

参考资料：

篇5

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认为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通过劳动力价格的调节可以实现劳动力市场均衡。然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价格调节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因而在短期内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不均衡现象。“民工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0年春,在我国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短缺现象,不少企业出现招工难问题,这与我国剩余劳动力充足的事实是相矛盾的。为此,许多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从理论或实践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试图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以及解决办法。

二、“用工荒”问题的几种解释

对“民工荒”问题的解释目前有很多种,每种解释的角度、切入点以及研究程度都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工资过低论

持该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劳动力价格的角度进行研究,运用实地调查和统计手段,结合博弈论、劳动市场均衡理论,认为民工工资水平低是“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提高民工工资是关键。该理论重点对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做了比较分析:尽管每年名义工资的绝对值在上升,但消费价格指数迅速上升特别是粮食价格增长过快,超过现有的工资增长速度,进而使得民工实际工资逐年下降,入不敷出。

2.制度障碍论

持该观点的人大多运用了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当前“民工荒”的主因是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认为深化改革和创新制度,扫清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制度障碍,使大多数农民顺利有效、持久稳定的实现非农化和城镇化是应对“民工荒”的良策。该理论认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制度上的障碍因素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并提出以下主要几个方面的建议:创新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合理流动;创新劳动就业制度实现平等就业;创新劳动保障制度保障人身安全;创新工资制度保护劳动报酬权;创新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劳动力资源;创新城镇住房制度实现居者有其屋。

3.劳动力供给瓶颈论

持该观点的人主要是从劳动力供给的本身因素出发,分析了在劳动力总需求扩大的背景下由于劳动者自身面临的种种原因劳动力供给跟不上,认为即使存在政府提高粮价,取消农业税等支农政策所导致的“推力”不足,以及由于流入地对外出就业农村劳动力歧视性政策所导致的“拉力”不足问题,但根本因素是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并提出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根本出路。该理论认为劳动力自身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劳动者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低,知识技能老化,不能适应当今企业技术发展的需要等。这些因素客观上导致了劳动力的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致使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技工荒”而不是“民工荒”。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尽快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区转移,加强劳动者的培训和学习,全面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4.劳动力净收益下降论

这种观点主要从成本收益角度来考察劳动力的供给行为。根据该观点,农民工选择是否进城务工取决于他们在城市务工的净收益,净收益大于他们原先的预期值则他们选择进入,否则则不进入。该理论运用的数学模型主要是Y=WI-WR-C ,其中WI是指在城市非正规部门的预期贴现收入,WR为在农村的贴现收入,C为迁移成本,Y为农民工选择在城市工作与在农村务农的净收益。从现阶段来看,WI上升不快,而WR和C上升较快,因此Y总体而言实际上下降,而且逐渐趋于农民工原先预期值以下,因此出现“民工荒”。

5.权益受损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过程中所享受到的权益角度出发,分析了农民工在城市就过程中权益受损情况,并指出“民工荒”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权益荒”。在他们看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限制了民工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缺位,则导致非正规部门用工不规范,民工权益受到侵犯。农民工的务工环境差,工伤事故增多,住宿和饮食条件差,经常被克扣工资甚至是拿不到工资,子女上学难,不能享受正常市民待遇,受到各种歧视是农民工选择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他们建议:尽快改善农民工务工环境,改善他们的住宿和饮食条件,用法律手段维护好农民工权益,使农民工享受公平待遇。

6.产业结构升级论

持该观点的人主要是从产业结构发展调整角度来研究,认为“民工荒”的本质原因是目前我国出现的产业结构升级所致,这就客观上形成了产业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从“民工潮”到“民工荒”意味着依靠廉价劳动力为生存条件的低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到了临界点,中小民营企业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正在弱化,劳动力资源约束越来越突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期。他们提出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努力把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

三、研究小结及需要拓展之处

上述几个理论解释有其成功合理之处,它为分析“民工荒”问题提供了了一些很好的思路以及分析方法及工具,并且也为解决“民工荒”问题提供了一些比较切实可行的对策,但也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1.工资过低论中仅仅只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没有运用动态的分析方法考虑工资与产品价格的关系。考虑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特点,若提高工资的幅度过小,则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若幅度过大,则企业的利润将大幅度减少,这样就会使不少企业陷入困境,为摆脱困难有些企业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而产品价格上升造成物件消费指数形成新一轮的上升,进而引起工资上涨。这样就陷入了工资―价格螺旋的困境。究竟会不会陷入这种困境,如何保持一个比较合适的工资上涨幅度,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得。

2.制度障碍论的观点虽然能够为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劳动力流动成本过高使得劳动力不能有效流动提供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反过来对于“民工潮”的解释却显得无力。似乎可以这么认为现阶段的制度障碍越来越严重了,但这又与近年来我国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的事实相矛盾。因此从制度角度研究“民工荒”还有其需要进一步休整和完善的地方。

3.劳动力的净收益下降理论中所运用的模型还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如劳动力迁移成本中过多注重的是显性成本,而对于隐性成本分析的较少,比如劳动者的各种心理成本。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心理成本,如担惊受怕、背井离乡、不能享受充足休息等,这些成本虽然很难量化,但决不表示他们不重要,有时会正如权益受损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成为“民工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对于怎样界定和量化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各种隐性成本,目前国内还没有非常有效的理论,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研究过程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4.“民工荒”究竟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一种必然现象?未来它还会不会在出现?它的利弊究竟何在?“民工荒”究竟与我国长期以来加强教育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层次发生变化有无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我国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匹配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城市化的推进,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③

参考文献:

[1]王俊霞,王孟欣.“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 2005年增刊

[2]简新华,张建伟.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分析 [J]人口研究,第29卷

[3]张丽宾, 反省人力资源战略直面劳动力供给瓶颈-“民工荒”给我们的警示 [J]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2005年第2期

[4]蔡日方,王美艳.“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珠江三角洲调查研究 [J] 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5]韦曙林,许经勇.透过“民工荒”现象看问题的本质 [J]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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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老：“热钱”（hot money）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国际游资。目前，流入中国的“热钱”大约有200亿美元。根据1995年～2001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净误差与遗漏项目平均为负150亿美元左右，而2002年则为正77亿美元，由此估计流入中国的“热钱”应不低于200亿美元。“热钱”流入中国的原因主要是在等待人民币升值，套利后再逃走。其实，“热钱”流入之前，人民币存在着贬值的因素。各种估计表明，1997年～1999年间，中国累计资本外逃在550亿～1200亿美元之间，相当一部分外逃资本是在等待人民币贬值。可是近年来，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又变成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些外逃或“隐藏”的外汇资金回流或“浮现”，转变成游资或外汇储备，这可以从我国经常项目与外汇储备的增减当中反映出来：2000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205亿美元，外汇储备只增加105亿美元，外汇储备比经常项目少了一半；2001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174亿美元，外汇储备则增加473亿美元，外汇储备比经常项目多出1．7倍；2002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354亿美元，外汇储备则增加755亿美元，外汇储备比经常项目多出1．1倍。

记 者：中国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那么，国际游资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入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

黄金老：在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中国，国际游资的跨境流动往往会披上诸如“经常项目收支”之类的面纱。排除一些以伪造进出口单据等非法手段进行的违规资本流动，许多套利资本流动是以“合法”的形式完成的。1998年之后，随着中国政府打击走私、骗汇行为力度的加强，以“合法”形式进行的变相资本流动比重上升。例如，国际游资可以以贸易资金的方式，通过假进口真融资流入国内，还可以通过三资企业的担保借款进入。国际游资的进入对中国经济和汇率稳定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当前情况下，主要是对人民币升值施加了巨大压力。

真实目的：资本账户的开放？

记 者：如果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集团的目的是否就达到了？

黄金老：国际“热钱”的流入已经成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主导因素。其实，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早在去年就已经出现。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主要是日本和美国。但是，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对日本和美国经济改善的作用不大。中国对日贸易是逆差，人民币升值会小幅促进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但由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都是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并不会发生多大的抑制作用。中国对美贸易是巨额顺差，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许多商品都是美国自己几十年前就不再生产的，而且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与同类产品的差幅也很难由人民币升值来填平。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的贸易收支以至国内经济改善的作用也很小。人民币升值，不过是对中国的对美出口竞争国，如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或国家有更多的利得。

其实，比较人民币升值，国际压力集团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这在中美双方就中国入世问题的谈判中就体现得很明显。比较1999年5月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中美协议与11月正式达成的WTO协议就很清楚，前者是要求中国证券市场、银行服务市场都有较大程度的开放；后者则是银行服务市场全方位开放，证券市场开放程度很小。这是中国政府坚持的有利于中方的谈判结果。中国1万多亿美元的居民存款是巨大的潜在投资者，外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对这一庞大投资者非常看重。可是，在中国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望尘莫及。因此，如何促使中国尽快开放资本项目，才是西方集团的战略利益所在。

两权之下怎么办

记 者：既然中国要在人民币升值与资本账户的开放之间做出选择，那么如何权衡它们之间的利弊呢？

黄金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流出入管理政策一旦放松就不可逆转。汇率则可以随时调整、波动。目前，人民币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钉住美元，若美元汇率走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自然减轻。目前看来，美国经济趋于转好，美元利率存在调升的倾向。而欧元区经济则大大次于美国经济。为此，欧元区利率上半年调低了0．75％，目前看来仍有下调压力。欧元区经济不振、欧美利差的大幅缩小，使得美元对欧元汇率已经自今年6月起回升至1∶1．10左右。根据预测，美元汇率继续走弱的可能很小，存在回升空间，也许再过6个月左右，在当前的汇率政策下，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压力便不复存在。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以往对货币金融制度提出建议，往往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直接走上前台，主张改变中国的汇率制度，对中国的压力很大。发达国家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报复性的贸易制裁。由1979年欧洲共同体中国倾销糖精及闹钟开始，到2002年底止，共有33个国家及地区对中国商品发起约544宗反倾销案，受影响外贸出口总值达160亿美元。自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持续七年成为世界反倾销首位目标国。贸易制裁带来的贸易成本的上升，会抵消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的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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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促进教师资源均衡发展的政策设计，首先就要清楚当前的现状是什么，促进均衡的基础是什么。中国的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是历史上就存在的。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既要关注历史的问题，更应关注现实的问题，即关注现阶段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所产生的不均衡问题。

我们对当前教育不均衡的程度是在加大还是在逐步缩小要有所判断。我认为，市场经济对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拉大了差距。当前，东西部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加大，明显是由市场经济造成的，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等诸多不均衡问题在教育上的表现。那么，这个差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拉大的?拉大的历程是什么?深入分析上述情况，有助于我们寻找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思路。

各地的情况各不一样，各地对现状的判断要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进行。

二、要作背景和原因分析

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程度的加剧，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教育发展程度不均衡。这一点无须赘述。

2、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市场经济背景下资源由市场配置。资源必然向强势地区、有利于吸纳资源的地区流动。

3、财政管理体制的影响

我们仅以小区域内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影响为例。如江苏有些县级市里，乡镇是一级财政，教师工资中有一部分是由乡镇财政发放的，有些地方这部分工资占教师总工资的比例还很大。这不仅使县城和乡镇之间教师收入有差距，而且各乡镇之间教师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这种工资待遇的差异必然影响教师资源的分布。

4、对教师身份定位的模糊

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市场经济下教育属性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对教师身份的定位是值得商榷的。教师的身份是公务员，还是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如果把教师的身份定位成专业技术人员，那么教师就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教育是公共服务领域，不是经济领域，教育资源不能完全由市场配置，政府对此应加以干预。有一段时间东部大城市到西部到处挖人，这一点是不规范的、不合理的竞争。

三、要研究具体策略

我们要研究促进均衡的具体策略。在进行策略设计时，首先应坚持公平的原则，不再人为加剧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其次，要对现有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看这些措施的利弊是什么，还需要采取什么配套措施。

当前各地在均衡配置教师资源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有两点基础性的举措值得我们肯定：(1)师的工资待遇。教师是劳动力，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从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来看，劳动力的价格影响资源配置的取向。(2)整体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单纯把现在好的教师派到差的学校，差的学校的教师水平不提升，那么这一地区的整体师资水平也很难有效提升。教师的整体水平都提升了，差距就必然缩小了。

综观各地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具体措施，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做法：

1、大范围流动

这种做法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设定一个人员流动时限和比例，“人走关系动”，以辽宁沈阳市为代表。多年以来，我国教9币资源配置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通过一些比较激进的措施来调整，在短期内很难见效。大范围流动，可以在短期内使教师资源实现相对的均衡；但教师流动量大了以后，会涉及各种利益的矛盾、组织内成员关系的磨合等后续问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2、部分流动

这种做法以四川成都市青羊区为代表。政府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引导教师有流动意识，鼓励有发展欲望的部分教师有序流动。这种流动涉及范围小一些。这种做法产生的问题相对少一些。

3、存量稳定，增量流动

江苏有些地方的做法是：现有教师不流动，新增教师流动。这样涉及的各种利益的矛盾可能不会很大；但要实现均衡，其时间、历程可能会比较长，短期内见效比较慢。

4、组织内部流动

有些地区采用集团式、结对子、共同体等形式，把不同发展水平的学校组合起来，教师的人事关系不动，但人员在组织内部统筹调配。这种做法有的在短期内会见效，但可能带来的矛盾也会比较大。

四、要进行制度设计

现在各地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的一些做法，大多还只是政府采取的一种行政措施，还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造成教师资源不均衡分布的状况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么促进均衡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把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制度设计要分近期和远期来进行。

近期的制度设计主要应针对政府政策造成的不均衡的问题进行调整。经济和历史原因造成的不均衡问题不好解决，但政策造成的不均衡问题，是可以通过制度调整和制度设计来解决的。政府在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时，要尽可能达到让社会比较认可的均衡程度。让大家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但学校和学校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均衡状况，要让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均衡的目标在现阶段应该能实现。

从远期的制度设计看，有几个问题要考虑：

1、政府要按公平原则提供公共服务

学校之间究竟均衡到什么程度，这是相对的。政府不可能把所有的学校都办成一个样、一个水平，但政府要按公平原则提供公共服务。

2、政府要对资源的利用效益进行评估

政府的制度设计要全面。政府进行相同的资源配置后，学校的办学水平还是有高低，政府就要对资源的利用效益进行评估。美国政府对薄弱校在两年之内给予资金倾斜；两年后对该校进行评估，如果该校还没有改变，就不再给其优惠；六年后如果该校仍然办不好，那么政府就会将其撤销。资源配置的公平不是保护落后，而应是动态地、积极地促进学校的发展。

3、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

要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在长时期内调动人的积极性，就要有激励机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激励机制与机制设计理论的三位奠基人，这提醒我们要更关注激励机制的设计。我们要从制度设计、信息的生成、博弈原理等方面，把一些行政性的要求和教师个人的内在发展结合起来。

4、制度设计应是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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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流动劳动力:特征解析

农民工具有很多特点,从不同角度观察其特点也会尽显差异。对此,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社会身份特点———多方冲突

我国传统上以工人、农民、干部为主体的三大身份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急剧分化,并形成了许多社会边缘群体。其中,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具有“农村人”与“城市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从农民到工人的“过渡人”,又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他们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事着城市原住人口不再从事或不愿从事的繁重而艰苦的劳动,却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到一般城市职工所拥有的一系列福利待遇和其他权益,劳动报酬也普遍明显低于后者。④就其社会身份问题作进一步观察,便可发现以下种种冲突:其一,“公民身份”与“现实身份”背离———从宪法上讲,农民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一旦发生地域转移,他们的公民身份反而降到了其现实身份之下。以上海为例,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离不开外来劳动力,但又不能接纳他们成为与本市居民身份完全等同的市民。⑤农民工为城市付出的辛勤劳动与城市给予他们的实际回报之间存在极其悬殊的落差。两种不同户籍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口群体汇聚于同一城市社区,形成了一种新的二元社会结构。其二,“农民身份”与“工人身份”对峙———农民工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他们从事着工人的工作却又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是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的、极为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就其“形”而言,已经从“农”转向“工”,但就其“质”而言,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换。亦“农”亦“工”或亦“工”亦“农”的相持状态,导致他们在权利和义务的履行,以及在态度和行为的选择过程中发生矛盾、引起冲突。⑥其三,“农民身份”与“市民身份”割裂———改革开放具有长期性特点。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讲,他们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采取一种以“城市劳动者”身份在城市打工谋生,又以“农村劳动者”身份兼行田园劳动的“两栖”生活方式。从“市民身份”角度来讲,现行的社会体制、户籍壁垒等,使农民工在谋职、交往和生活等方面与城市市民处于事实上的隔离状态,彼此很少接触与交往,是两个严重缺乏相互交流的社会群体。一般说来,流入地除了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乃至是最低限度的劳动条件以外,社会交往、劳动福利、婚姻家庭、子女教育、闲暇生活、生老病死等方面的待遇条件往往显得非常空白。⑦另外,城市居民因为种种因素对其存有一种心理排斥倾向,尤其是在就业竞争加剧、社会治安不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排斥更加突出。

(二)文化素质特点———层次偏低

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广东省流动人口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占80%左右,其中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占30%以上,文盲、半文盲比重接近4%。⑧总之,从整体上讲,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其平均文化素质低于城市常住人口,以至于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职业水准相对较低的生产劳动。⑨

(三)社会地位特点———差距较大

有学者在分析社会转型这一特定时期发展背景与弱势群体特征之相关性时指出,时展中的许多因素都会造成弱势群体的一些独特性,并且必然会反映到整个社会中来。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通过弱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断裂”的结构性特征,其“社会断裂”痕迹,主要横生在社会的城乡之间。⑩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将带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这种转变,一方面将消解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另一方面又将迎来一个断裂社会。现实的情况是,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身份流入到城市之后,由于户籍制度等所产生的效应,使这种断裂现象又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在城市中映射出来。也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时候,只能凭借自己的劳动力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劳动,尤其是那些危险性大、劳动强度高和劳动环境差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是被排斥在城市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为糟糕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无从享受,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难以保证,居住条件简陋,居住环境低劣,甚至还需缴纳各种不合理的费用。总之,农民工普遍劳动强度高、劳动报酬低、劳动时间长,闲暇时间少,社会福利差,基本处于“工作、吃饭、睡眠”这样一种最为原始、单调的生活状态之中。11如此,其社会地位即便与同属社会不利人群的城市失业人员相比,也难以同日而语。

(四)人员规模特点———增长快、总量多

建国初期,由于政策允许人口自由迁移,曾出现过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高峰,但旋即他们就被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长期地拴在了土地上。1979年之前的20多年间,省际劳动力流动不过2500万至3000万人,而且其中只有少部分人属于自由流动。1979年以来,特别是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农民向城市流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幅均在10%以上,时达到20%。1995年之后,流动增长速度虽有减缓,但大规模的流动总量已经形成。12据统计,1997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为8600万人,其中近半数(4100万人)为“候鸟型”流动人口,在省外比较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为1100万人,加上“候鸟型”劳动力中到省外的部分,当年农民出省人数在2000万人以上。2001年至2010年10年间,预计我国农村累计还将出现1300万剩余劳动力,对于这些没有条件就地解决就业问题的劳动力来说,其中相当一部分仍将作出向外流动的选择。13

(五)生育能力特点———基数大、增长快

进入新世纪,据有关统计,我国的农民工总数已经达到1.4亿。另据预测,今后若干年之内,仍将以年均数百万的速度递增。在这支庞大的流动人口队伍中,生育年龄人口基数显著,新生人口增长迅速。其中女性人口占40%左右,与计划生育关系密切的育龄妇女较之男性流动人口具有如下特点:年龄结构偏低,绝大多数人处于生育旺盛期;平均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比重高;传统生育观念强,多生、超生倾向严重。14

三、成人教育的介入:重大意义

关于农村流动劳动力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要严加控制;另一种主张放宽限制。15其实,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短期内,限制农民工产生是难以想象的,一方面因为农村缺乏足够的就业容量,另一方面因为城市发展需要农民工的加入。再则,采取限制手段有悖于相关法律精神。所以,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对农民工进行引导、实施扶助是人们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而期待成人教育的充分卷入即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体现成人教育的固有价值

现代意义上的成人教育,拥有传统学校教育所未能具备的特定使命与独到优势———它既直接面对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更直接面对成年群体劳动、工作、生存、生活乃至终身全面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从其诞生开始,它就期待自己能够成为缓解社会失衡、消解社会不公,特别是给予生活状况、经济状况处于不利位置的人们以真切关怀、适时帮助的一种重要途径与手段。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需要实现社会角色转化,而实际境遇又迫使其处于社会主体的边缘,他们的认知能力、适应能力、劳动能力、生活能力、创造能力等也都陷于捉襟见肘的状态,因此,在很大程度可以说,他们眼下比任何人都需要教育与学习。通过形式多样、渠道广泛的成人教育活动,帮助广大农民工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体现自身的价值,改善生活的质量。如此新使命与新任务的承担与履行,显然可以使成人教育的固有价值得到重要的体现。

(二)促进流入地和谐、健康、持续发展

对农民工实施教育、训练必然为城市的和谐、健康、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当前,有不少人以为,农民工不归属流入地城市,也许永远是流入地城市的外来者。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国家政策逐渐放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新城市人、新都市人,如若到那个时候幡然猛醒,再来关照他们的素质提升、能力获得也许为时已晚,至少难以避免事倍功半的结局。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们审视一个城市总要从这个城市的所有人着眼,而全然不可能用剔除农民工的方法来评价城市面貌、城市形象、城市精神。也就是说,当人们逐渐公平、公正认同每个公民的时候,便希望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能融入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享受同样的关怀,接受同样的教育,维护同样的尊严。

(三)有利于国家与民族进步

面向农民工所实施的教育、训练活动,不仅可以直接作用于各个城市的建设与繁荣,同样,也将有利于整个国家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其一,农民工之所以离乡背井,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的生存、生活环境远远不能与城市相比。特别需要注意到的是,在许多农民心目中,除了一般的生活条件农村不及城市之外,农村的学习资源、教育机会、发展空间更是远远不如城市。因此,成人教育如果能够关注农民工,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城市的良好条件,提升自身素质,找到发展空间,那么,对于国家、民族的总体进步不啻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其二,根据目前的情况预测,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仍要返回自己的故乡,他们的素质提升对于流出地民众素质的整体改善具有非凡的意义。一般而言,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虽然低于流入地居民的平均水平,但却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虽然农民工的存在事实上导致了流入地和流出地两地居民整体素质的同时下降,但从长远看,如果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那么,他们对于故土的最终回归,必将会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国民素质,尤其是对当地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产生极其重要的提升作用。

四、面向农民工的成人教育:现状剖析

农民工的素质状况及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了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社会角色定位,而这样的角色定位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成人教育参与意识和成人教育参与行为。

(一)农民工的成人教育参与意识

在社会学理论中,通常把文化程度、职业水准和收入水平三项,看作是衡量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而在成人学习研究中,又常常将其用来探究与成人学习动机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这三个变量同教育参与动机及其类型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其中又特别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教育参与意识的强度相对较高,而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教育参与意识的强度也就相对较弱。然而,农民工方面的实际情况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虽然他们参与成人教育的动机类型可能不同于其他社会人群,但是,据调查,由于农民工发生劳动空间与生活空间迁移,通常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希望能在预定的时间里取得比没有流动情况下更大的利益、更大的发展。所以,他们十分渴望参与到成人教育活动之中。问题在于,过去的研究结果往往忽略了社会现有的成人教育设计,从内容到形式是否与他们的学习需求、学习条件相对应、相一致。

(二)农民工的成人教育参与行为

如果以上的分析能够得到认可,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农民工从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生活利益、发展利益出发来看待成人教育,应该说还是具有相当强烈的接受意识的。但是,恰恰因为他们较为独特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外部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等设计方面的局限,使得他们实际的成人教育参与行为同成人教育参与意识脱节,造成了事实上的教育参与短缺和不足。

(三)农民工的成人教育公平问题

一般认为,“教育公平”即是“教育机会均等”,主要包括“参加学习机会均等”、“教育过程中资源享受机会均等”、“学业成功机会均等”。我国现阶段因种种原因,特别是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还缺乏为每个公民提供自由选择与同等水平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而在农民工成人教育方面上,不平等现象显得尤为严重。这种不平等现象不仅表现为他们无法拥有和当地户籍持有者一样的成人教育机会,还在于他们往往遭遇歧视,即便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也还要支付更多的费用,花费更多的时间。情况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描述的那样:“与公平合理完全相反,那些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们往往享受不到普遍受教育的权利———在这方面现代文明过早地引以为荣了。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他们是首先被剥夺权利的人;而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他们是唯一被剥夺权利的人。”16

五、面向农民工的成人教育:对策构建

解决面向农民工的成人教育问题需要仰仗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大力扶持。短期内,应大力改善办学条件、规范收费管理、扩充农民工接受成人教育的机会;长远看,必须消除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歧视,使他们的教育状况特别是享受教育权利、获得学习机会的状况达到与城市人相同的水平。以笔者之见,目前急需加大改革与发展力度的几个方面是:

(一)改变对待农民工成人教育的态度,超越狭隘的利益观念

农民工的成人教育现状必须得到改善,但这种改善不能仅仅站在经济利益的角度,更不能仅仅站在城市利益的角度,相反应当站在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整体进步的角度去关照农民工的成人教育问题。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种十分特殊的人口管理制度,而且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来自农村的劳动者,尽管其对某城市有长期居住的愿望,有固定的居住地方,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甚至已经居住了一定长度的时间,并很好地溶入了当地社会而成为该区域社会的一员,但最终还是被人以“农民工”而论。17其实,现代文明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并用法律来保障人的权利和尊严,使之神圣不受侵犯。从某种意义上讲,现行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宪法精神。现在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讨论,应当超越狭隘的对于经济、城市正负作用的简单争论或者只是眼前利弊的简单考虑,不然,就会失去对于社会整体利益与长期利益、社会整体进步和持续发展的系统思考和全面设计。据此,应该使成人教育工作者及至整个社会树立并且坚持这样一些最为基本的理念:成人教育是一项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有利社会整体进步的神圣事业;关注成人教育就是关注每个成年公民自己;教育权利、学习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学习的机会;尊重农民工的人格和权益;任何由于人为因素而使某些人群的权益无辜受损,都是不公道的、不公平的。18

(二)政府要加大支持和管理力度

对流入地政府而言,首先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农民工的成人教育活动改善办学条件,拓宽办学渠道,提供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流入地政府为他们支付一定的成人教育、培训费用理所当然。诚然,这种经费投入并不能仅仅针对他们职业技能的提高,还应该关注他们文化素养的提升和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其次应加强管理力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别需要做好的管理工作是:严格收费标准,规范收费管理,杜绝农民工因为人生地不熟而遭受蒙骗现象的发生。此外,完全通过政府投入经费支撑农民工成人教育的做法并不现实,在农民工成人教育这项既有“个人效用”又有“公共效用”的活动中,其自身也应当支付一定的费用。另外,政府方面还需要认真考虑建立农民工成人教育制度的问题。比如,整合农民工成人教育的各种资源;设立农民工成人教育的相关机构;制定农民工成人教育的规章制度等等。总之,要求在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切实发挥各种成人教育资源的功效,对农民工进行市民意识、法律知识、从业技能、权益保护、社会公德和计划生育等方面知识的教育与培训,以增强其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认同能力与适应能力。19

(三)结合农民工实际,采取适当的成人教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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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中国出口，容易造成我国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减少国民收入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为投资、消费和对外出口。即：GDP=C+I+G+（X-M）。当前，对外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升高，增加资本投入的成本，出口企业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将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将削弱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使得国内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升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张珣博士称，假如人民币兑美元升值1%，我国对外出口增速将回落0.2-0.3个百分点。

（二）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就业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以来靠廉价劳动力为制造业提供低成本优势，增强企业产品的出口优势。目前，我国全体劳动力总数的75%的就业人口是靠中小企业解决，人民币升值，首先将增加国内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国内绝大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都是建立在国内低成本人力的优势之上，因此，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国际竞争力的减弱，企业产品滞销将使企业采取停工或者半停工策略，而这将导致大量工人的失业。此外，外资企业是当前提供新增岗位最多的部门之一，人民币的升值，将引起外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国内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

（三）人民币升值将使国际热钱涌入中国，推高中国的经济泡沫

热钱也被称为游资，是一种为了追求高收益而在全球市场迅速流动的短期性投机资金。热钱的目的是纯粹投机且获得巨大盈利。热钱大量流入会促使一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加剧，推动该国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更担忧的是，热钱大规模的突然撤出将会导致该国出现通货紧缩，刺破资产价格泡沫。倘若热钱不断涌入我国，将导致人民币的需求量不断上升，而这又将会引起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最终有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过程，减弱我国相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逼迫央行被动地增加货币投放量。热钱的涌入造成经济的虚假繁荣。热钱除了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还乘机在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其他市场不断寻找套利机会。热钱大量进入必然加大外汇占款规模，影响正常的货币政策，扰乱国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预期国内的通货膨胀形势更为严峻。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有利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人民币升值，将减少外汇占款，减轻外债还本付息压力，有利于偿还所借外债。同时，随着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将提高我国GDP的国际地位，增强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资源资产出售更划算，可以直接扩大人民币交易面，包括货币互换购买境外股票，变相的国外举债等，相当于人民币将是国际上不付利息的债券之一，使本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另外，中国已成为了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最大债主，显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促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长期以来，我国的出口导向战略是“重出口，轻进口”，出口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主要是领先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分工中一直扮演着打工仔的地位和角色。人民币的升值将激励着我国的出口企业转向领先技术进步占领国际市场。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型，激励企业提高科学技术生产水平，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从而带动我国出口结构的改善，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三）有利于非贸易收支的增长

人民币升值，即人民币汇率上升，在本国国内价格保持不变或者上涨相对缓慢的前提下，旅居国外侨民必须汇回国内多于升值前的外币，从而维持其国内家属的生活需要，从而使我国侨汇收入增加。此外，人民币升值还有助于中国外债压力的减轻和购买力的增强。

三、应对之策

目前，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其有利的影响也有不利之处，只有审时度势，才能从容应对。因此，我国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上的稳定。

（一）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管

提高对各类贷款的法定准备金率，缓解热钱等短期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干扰，逐渐实现汇率的浮动区间。遵循总理提出的三原则，即“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做到坚持原则，不理有利有节，小幅稳步地将汇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二）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

所谓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进口额或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评估和衡量开放度的主要指标。其计算方法是：用外贸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转换为百分比表示。其数值的大小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的高低。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对外出口严重受挫，这使我们意识到，促进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扩大内需，降低外贸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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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1]陈晓,肖星,王永胜.税收竞争及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税务研究,2003(6),18一23

[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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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学术人员收入分层问题是经济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早期研究过程中，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先后发现，在非学术劳动力市场中收入与经验和学术产出呈正相关关系；但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资历与回报却呈现负相关关系。这种收入与资历负相关的现象被学界称为“资历惩罚”（Negative Returns to Seniority，简称NRS）现象。1993年，兰塞姆（Ransom）首次检验了这种“劳动力市场异常”现象。他在检验经验、资历和一些人口统计学指标对于教师收入的对数关系时发现，大学教师的收入与资历呈负相关关系。但他的这一研究结果受到质疑，主要因为其运用了3份不同的调查量表和指标，包括资历指标在内都存在跨数据集的界定上的差异，比如他对于“大学”的界定就横跨“所有大学和学院”、“高质量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等具有不同外延的概念。之后，哈洛克（Hallock）试图用1989年麻省大学一艾默斯特校区的教师数据来印证兰塞姆的研究结论。但他发现，在大学教师人职的前15年间，收入与资历是正相关的，之后才出现NRS现象。与哈洛克（Hallock）类似，芭比泽特（Barbezat）也发现在一定年限内资历与收入是呈正相关的，资历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出现“翻转”。

NRS的提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其中也包含对TNRS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摩尔（Moore）等在对1993-1994学年142位教授和副教授样本的分析中发现，资历和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并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但是如果控制住“研究质量”指标，则收入与资历的这种负相关系数就下降了，因此他们质疑过去的NRS研究结论在于没有控制住“研究质量”指标，并认为NRS是伪命题，“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下去”。但是，学界其他同行却认为，摩尔（Moore）等学者没有排除资历与未观测到的职位匹配质量的正相关关系，而这可能在相反方向上造成潜在偏差。进入21世纪，大量研究继续支持了NRS存在的假设，如布拉兹伯格（Bratsberg）等对21年间176位教师的研究找到了资历负回报的有力证据。即使之前否定NRS存在的摩尔团队，在继续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加入助理教授样本，也发现了这种负向资历惩罚现象再次出现并检验显著。

为什么在学术职业中存在NRS现象？笔者将西方学界有关NRS的理论解释归结为两类。第一种解释，将NRS归因为大学的垄断势力。该种观点认为高资历教师流动具有高成本，且高资历教师并不喜欢流动，因此，他们的收入与具有相同成就但愿意流动（离开）的教师相比要偏低。比如兰塞姆（Ransom）就认为，来自大学买方市场的雇佣者具有垄断权力，由于高资历教员具有高流动成本，他们不太可能流动，因此雇主（高校）在设定薪酬时会充分利用这一情况。这导致了资历与收入负相关关系的产生，即那些不愿意流动的教师，无论是因为家庭还是其他原因，收入都低于与其条件相似但不拒绝流动的教师。博尔和兰塞姆（Boal&Ransom）等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对于这一解释，长期从事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埃伦伯格（Ehrenberg）教授，他自己也承认“我们负责分配工资的院长，……充分利用了买方垄断势力”。

第二种解释是“挖墙脚”理论（Raiding Models）。该理论认为，教师的潜力在雇佣的时候是难以被用人单位计量的，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则变得清晰。学术成果多的人很快就被其他学术机构挖走，留下的都是低学术产出的教师。有较高资历的教师往往具有“低不可测的学术生产力”，而最好的教师却永远在路上以寻求更好的工作。那些仍然留在原大学的教师是未获得其他职位邀请的教员，因此，教授们虽然资历相似、学术成果类似，但实质性的学术成果难度可能是不同的。这两类人的研究记录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可比性，高职称教师的低回报反映的是对低学术生产力的实际支付而不是实质性的工资惩罚。该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实际上教师们并没有受到资历惩罚。相反，资历和生产率之间是存在负相关关系的。如果控制住教师流动情况，这种资历惩罚现象将进一步减弱。很多经济学研究者钟爱这一理论解释，但一直以来没有很好的对“挖墙脚”理论进行实证测量的方法和成果。已有文献中只有布拉兹伯格（Bratsberg）对“挖墙脚”进行了定量计量和验证，其研究选取了美国中西部5所大学的经济类专业教师连续30年的有关数据，发现即使控制住学术产出也存在大量资历惩罚现象，那些向更好职位或相当职位流动的教师资历惩罚反而非常严重。这与“挖墙脚”理论是不相符的。

上述两种理论解释都显示出，流动与NRS现象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无论“大学垄断买方市场理论”还是“挖墙脚理论”对于NRS的解释，核心都在于流动对于相同资历的教师会产生收入上的不同影响，即流动对于NRS是否发生可能是一种具有“催化”意义的变量。另一方面，西方从事大学教师流动研究的学者，也普遍认为资历是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核心因素之一，即资历情况也会反过来影响流动是否发生，其中主流的观点认为，高资历大学教师流动性更低，这与NRS研究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布朗（Brown）认为，流动性差异因职位不同而不同。高等级职位上的大学教师流动性比低等级职位上的学者低。那些获得终身职位的教师，经常留在原地，直到他们成为全职教授。而一旦获得全职教授之后，他们拥有了流动的选项，比如可能为了寻求新的同事或填补某个领导职务的空缺会导致流动，但更大比例的学者仍会选择留任，因为在那里他与学校、社区有了长期的磨合。㈣对于资历与大学教师流动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有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待得越久，人力资本投资越高。如果一个高级职称的学者打算流动，他积累的人力资本将很难转移到新的职位中去，因此他们不愿意流动。另一种解释集中在对于学者寻求另一份高职称工作的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高职称者往往流动成本更高，选择流动意味着他们将舍去与很多同行的联系，而潜在的收益，无论是金钱上的还是非金钱上的，也许都无法弥补这一损失，因此可以判断，更多的高级职称者会留在他们当前的岗位上，因为他们不能从流动中得到益处。

总体来看，西方学界有关NRS现象的两种理论解释虽然都强调了流动对于检验NRS现象的关键意义，但都没有将教师流动作为核心的控制变量来展开分析，研究存在缺陷。一方面，“高校垄断权力”理论解释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运行方式难以通过实证数据来检验，无法确定流动行为、流动意向对于资历与收入的负相关关系是否真的具有催化作用；另一方面，“挖墙脚”理论解释将学术生产力（学术成果数量和质量）作为关键控制变量，但已有研究发现学术生产力对回归模型虽有贡献但仍不是关键变量。

笔者认为，NRS现象客观存在并在主流国家得到验证，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后期的中国学术职业，NRS现象已经或即将出现。但国际上对于NRS的两种理论解释存在的不同程度欠缺对于解释和预测中国NRS现象存在缺陷，本研究拟围绕教师流动这一核心控制变量，寻求第三种理论解释，即教师流动的频率与类型对于资历与教师学术收入负相关的理论解释。对于此观点，西方少数学者已经开始了前期探索但仍未得到具有信服力的相关结论。比如，前述布拉兹伯格（Bratsberg）等学者试图回答对于同样具有流动经历但流动状况不同的教师，是否也存在资历惩罚现象。他们的研究发现了大量资历负回报的证据，“即使完全控制了学术产出指标，当考虑了不同流动状态、论资排辈和报酬因素，这种负向回报依然只出现略微变化”。他们的研究认为，那些最终流动到更好职位或者更具竞争力职位的人也必然面对这种资历负回报。即使处于美国经济学学科排名前10的高校教师，也存在这种资历惩罚。但该项研究也仅考察了流动与否的情况，对于流动细致情况的考察非常不足。

本文的研究假设（H）可概括为：中国学术职业存在资历惩罚现象，流动变量对于资历惩罚现象具有核心解释力。具体包括3个子假设。H1：资历越高，大学教师流动比例越低；H2：资历越高，大学教师的学术收入越高；H3：相同（相似）资历情况下，流动变量对于NRS模型的影响大于学术生产力的影响。

二、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有关资历的设定

NRS早期研究学者兰塞姆（Ransom）将资历界定为“学者在某一机构被雇佣的年限”。但学界普遍认为，兰塞姆的研究受限于早期美国大学教师全国调查（NSOPF）数据的指标设定，该界定并不能完全反映大学教师的资历状况，后期研究学者则大多将资历界定为“从获得最高学位之后的受雇佣年限”。但是，中国对于大学教师资历的界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即大量教师是在入职后获得博士学位，如果将获得最高学历后至今作为资历界定，显然忽略了其在获得博士学位前的学术职业从业经历。因此，本研究将资历界定为：学者从第一份学术职业工作至今的工作年限。

（二）有关收入的设定

结合国际研究量表，本研究有关大学教师流动前后的“直接收入”采集4类指标，分别是“来自学校的工资收入”、“来自学校的其他收入”、“来自其他学术机构的收入”和“来自其他雇佣收入”。与此同时，结合中国大学教师薪酬构成实际，本研究还将3类虽不属于直接收入但与收入直接相关的指标纳入调查量表，作为“间接收入”观测指标。一是课题研究经费变量。无论是否承认，中国当前状态下，课题研究经费与教师收入仍存在显性关系。在一些学校甚至设置有课题经费按比例提取奖励给教师的政策设计。二是住房变量。在讲求“安居”、“乐业”的中国文化之中，住房情况也是衡量收入状况的关键指标。尤其是在高端学者的流动谈判中，住房往往也会是筹码之一。比如看一些高等学校的引才计划中，大多包含有对于住房面积的承诺。三是配偶收入变量。当代家庭经济学的研究认为，职业流动更大意义上不是个人决策而是家庭行为或者至少是受到家庭情况的重大影响，因此本研究也将“配偶总收入”指标列为间接收入观测指标。

（三）有关教师流动的设定

“大学教师流动”英文为“Faculty Mobility”。笔者在阅读有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虽然学者们都使用同一词语，但往往所指差别很大。如有的专注于大学教师的地位获得流动，有的专注于大学教师的代际流动，有的专注于区分居住国、学位获得国、工作国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流动。由于研究聚焦的需要和调查能力的限制，本文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界定，特指学术职业从业者从属的学术机构身份的转变。这一定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学术职业从业者是流动的主体，新毕业、新出站博士后不属于学术职业从业者，其初次入职不纳入本研究范畴；二是强调学术机构身份的转变，一些短期流动（如访学）被欧洲学者纳入学术流动的研究范畴，但本文认为其缺乏实质性的岗位轮转，未将其纳入研究范畴，同时，一些学术机构内部的岗位轮转、兼职岗位的增加、减少或变换，也都未纳入研究范畴。

（四）控制变量的设定

西方NRS研究非常强调控制变量的设定问题，其设置的最重要的控制变量是学术生产力变量，既包括研究数量也包括研究质量。从根本上说，这是为了监测学者随资历增加研究能力（或欲望）是否大幅下降。因此本研究将“最近5年研究情况”作为学术生产力控制变量，并将研究质量进行了主要区分。

（五）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数据来自于笔者对中国11所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的调查问卷。按照国家“98532程”建设高校名单，参照四个主要的中国大学排行榜，遵循兼顾地域、兼顾学校类型的基本思路，本研究共抽取11所高校作为研究样本，其中东部4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部3所（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西部4所（兰州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每所样本高校抽取3-5个院系，80名具有流动经历的学者，20名不具有流动经历的学者，进行问卷调查。由于调查难度较大，初次调查自2011年11月开始到2012年2月截止，而后于2013年又进行了2所高校的补充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445份，问卷回收率为40.1%（样本结构见表1）。研究运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发现

（一）资历越高，大学教师流动比例越低

如表2的统计显示，虽然大学教师资历与是否发生过流动、发生流动次数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年均流动次数（总流动次数/学术职业从业年限）却与资历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说明资历越高，大学教师流动比例越低。这印证了研究假设H1，也与西方学术劳动力市场NRS理论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说明纵观学术职业一生，随着年龄和资历增加，大学教师流动意愿是持续降低的。

这种高资历导致的低流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等学校作为买方市场的话语权力，即形成西方有关NRS第一种理论解释的现实基础。这一解释是建立在“一人一价”的教师谈判聘任基础之上的。虽然中国研究型大学近年来才在人才引进中逐渐引入这种教师薪酬制度，但经验证据显示，该制度确实造成类似资历教师收入上的差异，比如相似资历情况下，从外界引进的教师大多在科研启动费、安家费、住房、薪资收入，甚至职称晋升、国际化交流等方面获得更好的承诺。而对于西方有关NRS的第二种理论解释，即高资历与低流动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与学术产出存在显著关联，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在控制住最近5年大学教师国际高质量学术发表的情况下，这种负相关关系依然存在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西方的第二种理论解释在中国当前并不适用，即高资历的大学教师流动频率低并非主要是由于教师本人学术产出下降和学术质量降低造成的。但是，西方的该种理论解释在中国可能具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有效性，即如果用“科研获奖”（如获得国家科技发明类奖项）、“海外履历”（如曾任教于北美著名高校）、“荣誉职称”（如院士）取代“学术产出”指标以表征学术质量，则可能对于NRS现象具有解释力。

（二）资历越高，大学教师收入越高

如表3的统计显示，在直接收入方面，大学教师“总收入”与资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学校工资收入”、“其他雇佣收入”两项指标表现出与总收入具有一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在间接收入方面，也表现出收入与资历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课题经费总数”与资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尤其是“纵向课题经费数”表现明显，而“住房面积”与资历虽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验证了假设H2，说明大学教师的资历越高其收入越高。值得注意的是，“配偶总收入”指标表现出与资历存在一定的负向关系，可能的解释是本调查中具有流动经历的教师中男性比例较高（76.9%），其在流动过程中可能伴随着配偶一定的职业发展上的牺牲。

西方第二种有关NRS理论的解释，认为NRS现象的出现与高资历教师学术产出降低和学术成果质量下降有关，而偏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对资历与收入的基本关系并无显著影响。该理论再次在中国实践中未获验证。

（三）中国学术职业NRS现象的表征

上述数据显示，中国学术职业存在资历与收入的正向关系。这也符合普通民众有关中国大学教师资历越老收入越高的感性认知。但是，是否存在NRS现象的根本判断标准在于：相似资历学术职业从业者收入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为此，本研究继续进行偏相关分析（见表4）。研究发现，在不设置控制变量时，大学教师收入与流动次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动经历可能对于大学教师收入具有重要影响（直接收入与间接收入皆如此）；在引入教师资历作为控制变量后，该种正向相关关系减弱但仍显著存在，说明中国学术职业也一定程度上存在NRS现象，即控制资历的情况下，仍表现出流动次数多的教师收入高于未流动或流动次数低的教师。

四、教师流动特质：对于NRS现象的新解释

本研究证实，中国学术职业也客观存在资历惩罚现象，国际NRS研究也首次出现了中国案例。但与此同时，研究发现西方对于NRS的两种解释，未能从根本上厘清中国学术职业NRS产生的原因。本研究发现，教师的流动特质与资历、收入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围绕学术职业流动特征进行NRS第三种理论解释的尝试。事实上，西方学界也已经关注到了流动对于NRS现象的重要性，只是西方关注点更多停留在流动对于NRS现象的区分价值上（通过流动检测出同等资历教师的收入差异），而非流动本身对于NRS产生的影响。与之相应的，西方对于教师流动对NRS影响的关注停留在“是否流动”上，对于流动特征的关注不足。本研究采集了两类流动指标，寻求流动对于NRS现象的新解释。

一是“流动次数”指标。流动次数区间设置在1-5次。按照前文所述，在控制住资历变量情况下，流动次数越多的教师收入越高，可以认为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师通过反复流动最终确定了其学术劳动力市场报价。这类似于美国篮球职业联盟（NBA）的球员交易，交易确定了最终的市场价值。而那些不流动的教师则缺乏市场评估和买方卖方议价过程，流动不畅导致收入凝固，这导致即使与流动次数较多教师具有类似的资历与学术产出，其收入却低于前者，即NRS现象产生。

二是“流动类型”指标。传统NRS研究并没有详细讨论教师流动的类型特征，也因此忽略了流动类型对于NRS现象的可能解释力。本研究按照学术机构的类型和声望将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流动划分为5种类型：（1）“海归型”流动，即由海外高校（含港澳台）、海外科研院所或企业回到中国研究型大学任教；（2）“平移型”流动，即大学教师在国内研究型大学之间进行流动；（3）“上流型”流动，即由国内“211工程”高校流入国内“985”工程高校；（4）“逆袭型”流动，即由国内非研究型大学流入研究型大学；（5）“跨界型”流动，即由中国其他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系统和中国社科院系统）流入研究型大学。分析发现，在控制住资历指标情况下，第一种和第四种、第二种和第四种流动类型的教师“直接收入”是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见表5）。类似地，可以继续讨论“直接收入”与“间接收入”的其他指标。此种讨论说明教师流动类型对于收入是有直接影响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检测变量。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

篇12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280，是当时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但到了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343，2000年就已达到0.417，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标准，据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58。其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0、1996、1998、2000年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加，分别为0.230、0.280、0.300、0.320，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显著。而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30，比1995年的0.390高出了4个百分点。2000年最高收入的20%的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47.30%，次高收入的20%农户占总收入的21%，中间收入20%的农户占总收入的15.2%。最高收入的1%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其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 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 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本文拟从农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异程度、成因利弊等入手，以探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合理性。

1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1.1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原因只能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在1988～1995年期间，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了大约23％，从0.338增加到0.416。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一方面表现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农村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农村个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分析，发现虽然个人总收入的差距有明显扩大，但是各项收入构成（即分项收入）的差距并有了些微的变化。比如，2000年个人工资收入为总收入的0.32，收入差距为0.7，2002年构成上升到0.34，差距为0.76；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的分额2000年为0.63，水平上，下降到2002年的0.60，而收入差距基本在0.26的水平不变。然而，应该看到个人工资收入在个人收入的比例逐步处于上升趋势的分配差距，仍处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居不下的个人工资收入的差距，加上其收入份额的不断提高，必然引起了农村个人总收入差距的上升。这表明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主要来源于各项收入构成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则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变得越来越非农化。农村非农收入份额的不断增加，同时非农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也造成了农村内部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见，非农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是农村出现“富者更富”的一个根本原因。

1.2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的状况下，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在分析地区收入差距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划分地区。在分析中，既使用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办法，也使用了分省的办法。当然进一步的细分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进行城乡区别，1988年全国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的7.5％，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3％。也就是说，城乡之间加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5％左右。在全国收入差距的增量中，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增量所占比例高达13.5％。地区差异同样发生在农村内部。从农村居民看，地区间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97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比为1∶1.42（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1），1998年为1∶1.44，1999年为1∶1.46， 2000年为1∶1.47，2001年为1∶1.49，2002年为1∶1.50，2003年为1∶1.52。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 513元）、北京（7 836元）、浙江（7 771元），广东（7 264元）和福建（5 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 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 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地区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当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标从高到低来排列省份时，多年来排序很少有变化，它表明，从全国和各个地区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区域收入结构并没有同步优化。

2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2.1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前面的描述已经提到了农户非农收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此而引发的进一步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农户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获得非农收入呢？被解释变量是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或是否有非农收入），解释变量可以是多元的，其中的个人教育水平，家庭生产资源拥有量、居住的地理位置是我们所关心的。分析的结果表明，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文盲劳动力相比，在1988年获得的非农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20个百分点。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居住的地理位置。劳动力在不同省份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性是非常显著的。在1988年，同样的一个劳动力，如果居住在江苏省要比他（她）居住在云南省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高出15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16个百分点。因此，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不仅是一个劳动力个人素质的问题，它更多地是与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的，是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关的。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同时也是导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种重要因素。农村个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内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

2.2 经济政策与收入分配

对收入分配产生效应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只讨论两项主要的政策及其产生的分配效应。农副产品价格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国家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从简单的相关性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也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几年，同时也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较大幅度上调的几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会有助于抑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它会缩小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后一种差距，如上所述，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3 防止农村收入扩大的对策考虑

由于起点平等所引起分配结果变化，即使差距扩大，也应给予肯定，但通过不正当手段或非法途径或转型期的无序状态导致过高收入，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通过多种手段予以解决，按照与原因相对应的三个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对策：

（1）首先，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如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其次，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科教兴农步伐；最后，在政策导向上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2）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稳定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基础上，要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微观组织的创新。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保护合法经营，合法收入，取缔非法经营和非法收入。

（3）政府要稳定农业政策，增加农业投入，让农民直接进入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继续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逐步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继续致力于实施西部综合发展战略，加快中西部投资力度。合理调整产业布局，打破包括城乡壁垒、地区壁垒的区域间障碍，让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享有充分流动的自由和同等的就业机会。

篇13

Abstract：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facing policy failure，because their insurance accounts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the place where they migrated. Therefore they have to terminate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relationship，which has led to the “the tide of endowment insurance termination”. To relieve the predicament of the tide，we need a new value selection of shifting from either-or value orientation to multi-value proposition tha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terest balance and adjustment. With thi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o protect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interest of the migrant workers (especially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we execute an endowment insurance on a provincial basis without losing the urban mode，establish a system of permanent social security number (SSN)，execute the system of social security document record，set up a central clearing and settlement system and branch it out provincially.

Key words：rural migrant workers；endowment insurance；value selection；policy design

经过学界多年的呼吁，近几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各地陆续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然而，这一惠民色彩浓重的公共政策，在“退保潮”的强烈冲击下，成为政策失效的经典范本。导致退保潮一浪高于一浪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无法在不同地区之间顺利地转移接续，而不断地跨地区流动是农民工最通用的就业方式，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就这样在无法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制度中付之阙如，农民工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退保。重新审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诉求并进行重新定位，是突破地区分割壁垒、破解退保困境的必要环节。

一

1987年，深圳率先开始尝试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此后，鉴于农民工数量巨大并且增加迅速，广东(1998年)、北京(1999年)、浙江(2001年)、上海(2002年)等省市也陆续开始探索适应本地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措施和办法。2005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这一决定的推动下，将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畴迅速成为各地社保部门的重要职能，并且成效明显。

目前国内各地实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1]。①扩面模式：即在现有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框架内，将覆盖面扩大至农民工群体。在这体制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采用统一的政策，唯一的差异在于农民工因工资水平低而缴费基数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省市最多，深圳、广东、江苏、浙江、河南等采用这一模式。②仿城模式：即参照“城保”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独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并且作为独立的体制进行单独管理。目前主要有北京市采用这种方式，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扩面型养老保险办法大体相似，唯一的差异在于：当农民工与原就业单位终止劳动合同时，养老保险可以保留或转移，但不允许退保。2001年8月颁布的《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农民工个人账户存储额，只有在本人达到养老年龄时，才能支取。农民工在达到国家规定养老年龄前死亡，其个人账户存储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 ③综合保险模式：即是指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多种社会保险置于同一个框架下统一承办、独立管理的社会保障方式，该方式由上海市于2002年首创实施，成都市于2003年开始推行。综合保险与前述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异为，一是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项目设在同一账户中，所缴纳的综合保险费，按照不同比例分别用于养老、医疗和工伤3个保险项目；二是全部由企业(雇主)缴费，农民工个人无需缴费；三是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和支付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这样无论农民工如何流动迁移，在男子满60岁，女子满50岁时，可以凭“老年补助凭证”到户籍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公司约定的机构领取老年补贴。

以上3种模式各有利弊，其中，扩面模式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但这一模式正在普遍遭遇退保困境。由于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频繁流动的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退保。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东莞市社保部门60%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2]；2008年1月份，苏州市也有600多万民工办理了退保[3] 。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20号文件《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是退保的主要依据，该文件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凡重新就业的，应重新参加养老保险”。退保困境的产生正是源于这一制度安排。

相比之下，上海市首创的综合保险模式，由于借助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平台和信息网络，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问题。但这一交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措施有两点始终被质疑，一是独立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能发挥其与社会保险的调剂、补充和统筹功能；二是政府对综合保险不承担托底责任，当保险资金出现危机时，责任完全由保险公司和个人承担，而保险公司的市场经营风险，极有可能会完全由属于弱势群体的参保者承担[4]。因此，游离于整体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具备社会保险统筹共济功能的综合保险模式也难以成为解决退保难题的有效方案。

二

农民工退保浪潮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何被视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却遭到了农民工的冷遇和放弃?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为何在养老保险的政策设计中被简单化地处理为“退保”?答案正如学界所一致认定的那样，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关键在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政府的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在现有的政策设计中，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内，对发达地区而言是利益极大的。

因此，于建嵘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普遍持有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对农民工的歧视，在有意识地维护着现有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缺陷。农民工发生跨地区流动时，尽管现行政策对养老保险关系的处理有“转移接续”和“退保”两种选择，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占有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征缴到的巨额保险费，因此，要么鼓励农民工退保；要么不告知利弊，就干脆将政策解释为“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争利，导致农民工的保障待遇得不到保障，“制度上的福利”演变为“实际上的负担”[5]。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面对这样的养老保险，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在无奈中被迫退保，放弃权益。

有关资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98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仅不到600万人；在出台了将农民工“纳入” 的政策后，参保人数急剧增加，到2004年增长到将近1600万人，6年中增加了167%，约占当年全国参保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与此同时，参保的离退休人员却只从143万人增加到220万人，仅占全国参保离退休人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广东省也因此成为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最高的省份，2004年全省累计结余的养老保险基金高达597亿元，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由于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该省将近600亿的“累计结余”很大比例是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在现行政策下农民工退保后，这部分基金无需支付给农民工，永久地归入当地社保基金[6]。广东省便是从农民工养老保险中获益最为明显的省份。

然而，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视角出发，中国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才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状态不得不维持下去的主要理由。农民工在整个就业年龄段中，往往辗转若干个省份和城市工作，而养老金的缴纳地和领取地之间往往工资水平和养老金缴纳水平方面悬殊较大，跨地区转移后，养老金发放标准将难以设定，其间需要突破过多的管理难题，相应的管理成本也将十分高昂。从几个农民工输入大省(市)的工资水平对比看，似乎也确有道理。2007年，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4707元，北京为39867元，广东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29443元，江苏为27374元，湖南为18275元，四川为21312元，安徽为22180元，相当于江苏的80%，江西省为18400元，仅相当于广东的62%。如果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则差异更大。2007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南京市，达到35908元，最低的为宿迁市，为16852元，只及南京市的47%。

三

显然，学界密切关注的是政策设计背后的价值选择，认定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是建立在严重的价值偏误基础之上的，即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严重偏离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准则。而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着重强调的则是政策设计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将地区分割壁垒的形成归因于地区经济差异导致的技术障碍。

应当说，学界的剖析是准确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是一项典型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与其他领域政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必须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为价值导向。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公共政策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分配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执行的难易以及政策实施的有效与否。然而，当前中国的公共政策存在一些显著的价值缺失和偏误。例如，公共性价值缺失，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强势群体所左右；公共政策的自利化及功利化倾向突出，政府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环节中，利益明显向自身倾斜，甚至不惜与民争利[7]。简言之，价值选择决定政策设计，政策设计决定政策成败。

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价值偏误。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注意到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特性是就业稳定性差、收入低、流动性大，也原则性地建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8]。然而，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并未提供可以操作实施的配套方案，而仅仅是一项供各地方政府参考和自由选择的原则性措施。这一政策显然为各地的地方利益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促使农民工“退保”是对地方利益最为有利的措施，因此，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往往是发达地区社保部门年终岁末主要的业务和职能。

然而，退保导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失效，将为未来的中国社会预备了一个数以亿计的养老保障缺失的老年人口群体，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严重的民生负担。2008年2月27日，国家统计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至2006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13亿人，其中，40岁及以下的新一代农民工人数已达1.08亿，占外出从业劳动力的82.1%。农民工的“高流动性”是一系列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的，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其就业的低收入、间断性和地域间的高流动性以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状态被一些学者称为“半城市化”，并且这种“半城市化”状况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9]。一方面，“半城市化”固化的趋势可能意味着农民工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另一方面，如果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多采用“城市—家乡”的城乡流动模式，那么新一代农民工(主要指40岁以下的农民工)最有可能采取的区域流动方式将是“城市—城市”的城际流动模式，多项实证研究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农业劳动的经历和技能，心理和行为上已经对农村环境十分抵触，在区域归属的认定上极少有人认为将来会回到农村，定居城市正在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最大愿望和热切追求[10-11]。因此，他们未来的养老保险将不可能依靠目前农民和老一代农民工普遍依赖的土地保障，能够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体制极有可能是未来数以亿计的老年农民工唯一可以依托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养老保险政策的公共价值就在于能够为被保险对象提供基本的老年生活保障。

由此看来，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价值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设计，不仅关乎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的现实效果，而且关乎未来中国整体的社会负担状况和民生状况。打破地区壁垒，使农民工养老保险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无疑应当成为这一政策的关键目标。

四

地区分割导致的退保困境和政策失效有无可能突破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必须是重新进行价值定位，即从“两极化”的价值定位走向多元化的价值定位。当前，一极是各级决策者，奉行政府和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另一极是学界，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痛击农民工养老保险中的地方割据，高呼应放弃地方利益。价值选择上的两极对垒，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政策调整的步伐。

和谐社会理念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应该从固执地追求事实上难于真正实现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位移”[12]。一个现实是，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和农民工群体都成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公共选择理论也指出，政府遵循“理性人”假说，同样具有自身利益，并且将采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当然，政府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两者利益的共同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因此，必须赢得各个主体的充分认可和共同参与，才可能使该政策行之有效。一味要求发达地区牺牲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便毫无动力推动和实施这一政策，则这一惠民政策无从启动。以中国之大，没有地方政府的倾力而为，任何国家层次的政策都无法落到实处。罔顾农民工群体利益，实行地区分割，则农民工用脚投票，纷纷退保，使这一政策劳而无功。

因此，必须从目前两极对垒的价值选择转向和谐协调的价值定位，以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优先、适当兼顾地方利益为目标。政府在坚持公共服务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协调农民工群体利益与地方利益。

以现有的信息化条件和公共管理能力，地区经济差异以及工资水平的悬殊给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所带来的技术障碍，远非难以破解的难题。工资水平在各地悬殊不一，并非中国特有，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借助信息化技术和网络化的管理平台，并且配置适应高流动就业方式的养老保险政策设计，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可以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险号制度就为频繁流动的美国人解决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问题。欧盟国家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甚至可以实现在不同国家之间无障碍地兑现。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突破这一困境肯定不存在无法突破的技术障碍。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调整和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使其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目前基本有两类思路：一是期望国家尽快实行一体化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但由于农民工往往是跨省流动，提高统筹以适应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养老保险体制，必须在中央一级实行统筹，否则依然难以解决地区分割问题。而中央层次的统筹，要付诸实施可能需要长期的等待。二是弹性保险制度，这一思路要求在基本制度框架全国统一的情况下，在以下几方面实行弹性化管理：缴费基数、费率或缴费额弹性化，即在规定范围内根据个人的收入状况和承受能力选择缴费档次；缴费地点和时间弹性化，即农民工可自由选择在输出地或输入地缴费，也可自由选择按年、季、月缴费[13]。这一思路依然将农民工的输入地固定化，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依然无法实现；而如果选择在输出地缴费，事实上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输出地的社保机构是无法对输入地企业的缴费行为进行监管的。三是在现有框架下实行全国结算的思路，即“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退休地发放，全国结算”，其主要办法是，在目前各地分割的养老保险体系下，在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保险金支付的核算中心，专门为曾经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的退休人员服务，流动就业者就可以在其退休后定居的地方领到其应该领到的所有养老金，然后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牵头，实现各省市之间的资金流转[6]。

妥善而尽快地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需遵循利益协调的价值定位，新的思路需充分考虑到与现有地区分割式的养老保险体制的兼容和对接，全国结算的思路颇有启发。因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路：保持现有各地实行的仿城型养老保险模式基础上，实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终生社会保险号；实行社会保险档案记录管理制度；设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及其在各省的分支机构，以保障跨地区流动人员(首先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具体办法为：①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险号，给每个公民设定一个终身的、与身份证号码一致的社会保险号。②社会保险号作为一个账户，首先在养老保险中使用，实行全国联网，记录每个就业者的详细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具体的缴费档案和记录，必须在全国任何一个社保机构中供查询；并且，由就业者自己保存一份，跟随本人流动。③就业关系中断、变革或异地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记录由社会保险号确认，随人转移，重新就业时，在新的就业地凭社会保险号自动接续。④个人所缴纳的基金进入个人账户，随人转移，但企业为其所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留在原缴费地。⑤养老保险的缴费累计时间：将现有的累计15年改为累计缴费180个月。如果不满180个月，养老金的发放则需按缴费时间计算相应折扣。⑥多次跨地区转移的就业者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的设定：根据其详细的缴费记录中的各个工资基数和相应的养老金缴费额，与退休地的平均工资比较计算获得一个养老金发放系数。⑦建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在各省设立垂直分支机构，一方面专门负责异地转移流动就业者的养老金结算与发放，另一方面负责各省之间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结算与流转。⑧不允许参保者退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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