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分析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9 17:42:49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劳动力转移分析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地位
农民收入按收入来源的性质分,可分成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纯收入。生产性收入进一步又可划分成第一产业收入和二、三产业收入(通常所说的非农业收入),第一产业收入是指农民在第一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非农业收入是指农民在二、三产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是农业转移劳动力所获收入的直接体现。
1•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四成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由于我国经济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农村劳动力被牢牢地束缚在农业生产之上,因此,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几乎是单一的第一产业收入。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33•6元,其中:生产性纯收入122•9元,占农民纯收入的92%。第一产业纯收入为113•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93%,非农业纯收入仅有9•4元,所占比重仅为7%。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业劳动力开始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以获取单位劳动报酬相对较高的非农业收入,使农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日渐丰富,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84元,其中,非农业纯收入202•2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5•8%。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第一次超过1/4,开始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开始,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开始加速,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纯收入稳中有降,从非农业获得的收入逐年大幅度增加,占纯收入的比重也逐年上升。1997年,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了1/3,达到34•4%。1999年,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到了40•7%,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超过了四成,成为农民收入来源构成中的重要一级。但是,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不同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1999年,非农业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东部地区为50%,中部地区为27•6%,西部地区为32•9%,中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低22•4和17•1个百分点;非农业纯收入占生产性纯收入的比重,东部地区为53•1%,中部地区为34•4%,西部地区为35•1%。这说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间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存在巨大差异,东部地区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地位已经超过农业,而中西部地区将近2/3收入的来源依然靠第一产业。
2•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达到42•5%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由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1999年的2210元,平均每年增加100•2元,以年均14•3%的速度增长。农民的非农业纯收入由1978年的9•4元提高到1999年的898•6元,平均每年增加42•6元,以年均24•3%的速度增长,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快10个百分点。非农业纯收入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贡献率达到42•5%,1978年的直接贡献率仅有16•8%,而1999年达到了199•5%,非农业纯收入已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3•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劳动力转移,减少了农村新增劳动力在农业就业的数量,甚至绝对减少了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1999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已达到1545公斤,肉类145公斤,而在1978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年生产粮食的数量仅为1071公斤,肉类的数量为30公斤。人均生产粮食的数量提高了近45%,人均生产肉类的数量是1978年的4•8倍。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减缓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增长幅度持续走低,1997年实际增长4•6%、1998年4•3%、1999年3•8%;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199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为1•1%,1998年下降为0•6%,1999年进一步下降为0•4%。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了两方面的不利影响:
1•非农业收入增幅下降
进入90年代,在三年“治理整顿”结束以后,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快速增长,1992—1996年间,平均以年均31•4%的速度增长,年均增加92•4元。而从1997年以来,农民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幅度大幅回落,1996年增长28•5%,1997年降到15•9%,降低了12•6个百分点,1999年进一步降到12%,1997—1999年间,非农业收入平均每年增加92•6元,基本维持上一阶段的水平。
2•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停滞
1996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64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16•8%,人均生产肉类148公斤,比90年代初期提高了97%,提高了近一倍。1999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1545公斤,比1996年还略有下降,生产的肉类为145公斤,也比1996年有所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加上近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使得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的情况,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形成了极大制约。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造成已成为农民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农业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新阶段
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其自身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数量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表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和占全社会就业劳动力的份额都增加。一般出现在经济发展初期,此时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非常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小于由于农村人口增加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规模。
第二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下降,但总量仍然增加。一般发生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末段和经济发展中期的开始阶段,此时工业化进程已开始起步,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转移规模扩大,从而导致农业就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仍然较大,人口自然增长所生成的劳动力依然多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增加的速度大大放缓。
第三阶段: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和总量都减少。一般在经济发展中期的中段开始出现,与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相对应,农业劳动力以较大的规模和速度转移,从而引发了农业就业劳动力所占份额和总量的同时减少。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由绝对增加变为绝对减少的点称为“转向点”。“转向点”出现在第三阶段的工业化大规模推进的时候,“转向点”出现以前,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农业劳动力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当“转向点”出现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曲线显现为倒“U”形,即起初的速度微缓,继而加快,达到最大速度后又开始减缓。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以不可逆转之势大规模转移。1978—1999年,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18亿人,平均每年转移562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由0•22亿人增加到1•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9•3%,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率由7•1%提高到29•8%,提高了22•7个百分点。在这期间,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经历了1984—1988年、1992—1996年的两个“期”和1989—1991年、1997年至今的两个“低潮期”。1984—1988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5566万人,平均每年转移1113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23•11%,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8•8%迅速提高到21•5%,提高了12•7个百分点。1992—1996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4122万,平均每年824万,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7•9%,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0•7%又迅速提高到28•8%,提高了8•1个百分点。两个转移“”的十年间,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近9700万,1978年以来80%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是在这十年实现的。
1989—1991年的第一个“低潮期”,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296万人,平均每年增加99万人,转移劳动力总量平均每年仅增长1•1%,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出现了下降的局面,由21•5%下降到20•7%,下降0•8个百分点。1997年以来的第二个“低潮期”,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957万人,平均每年319万人,转移劳动力的总量平均每年增长2•4%,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由28•8%提高到29•8%,仅提高1个百分点。从我国农业就业劳动力的数量看,1992年,农业就业劳动力4•38亿人,比1991年同期减少0•07亿人,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出现绝对减少,“转向点”出现,然后连续多年下降,1997年以后,就业总量开始徘徊。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看,1992年开始加快,1993年达到最高峰,然后连续几年保持较高的转移速度,但总体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转移速度由1993年的最高峰2•8%,逐步下降到1996年的0•7%,1997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出现微缓态势,1997年1•1%、1998年为0•6%、1999年降到了0•4%。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一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在农业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阶段,转移速度放慢主要是由于国民经济结构矛盾加剧,社会供求总量失衡,总供给不足,国家采取紧缩政策,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关、停、并、转了一批经济效益差、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乡镇企业,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进入低潮,从而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说,第一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中一个相对偶然的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第二个“低潮期”的出现,是在农业就业劳动力总量出现“转向点”以后。
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已从过去的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了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农业生产上了新台阶,农产品供给实现了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局面,大部分工业产品出现过剩,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出现徘徊,导致了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因此,可以认为,第二个“低潮期”的出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规律性的体现,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已进入由速度微缓再到高速转移的新阶段。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减缓,将对农民收入增长形成制约,使农民收入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加速“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将是关键。
三、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遇与挑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得以实现大规模转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农村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赋予了农民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农民有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时间的权利,使农民为了获得最大化的收入调整优化自己的劳动配置成为可能,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打下了基础;二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吃饭问题,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农业劳动力转移成为可能;三是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崛起。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崛起,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产生了强大的拉力,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得以实现。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政策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将是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挑战与机遇。
(一)存在大量可转移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大幅度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农产品供求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农产品的供应基本实现供需平衡,丰年有余。这不仅意味着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吃饭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在我国现有的4•7亿农村劳动力中,已实现转移的劳动力1•4亿,仍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达到3•3亿,据测算,至少还有1亿以上农业劳动力可以转移。
(二)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我国过去长期将城乡经济分割发展,人为地分割了劳动力要素市场,国家对就业的计划与管理只考虑了城市问题,对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组织与管理也只存在于城市,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的严格限制,使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长期处于了停滞状态。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已经实现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中,90%以上是靠自发转移实现的,亲友介绍、家庭成员带领、本村外出人员的示范、自行外出等外出方式各显其能。这种自发转移的模式所带来的“民工潮”问题、城市治安问题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这无疑是加大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入城市,给城市带来的严重社会治安问题,使城市重新筑起了农村劳动力进入的“门槛”,加大了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的难度,减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因此,建立有效的、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是“新阶段”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另一个机遇。
(三)“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进入“新阶段”,我国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已完成基本原始积累过程,再上新台阶将面临许多新的矛盾。第一,城乡工业发展“同构”的矛盾。农村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工业企业,乡镇工业企业在行业结构、产品结构上与城市工业基本一致。在近年我国工业产品供需基本实现平衡的情况下,这种“同构”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也制约了农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技术落后的矛盾。农村非农产业是在我国工业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短缺经济造就技术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升级,面临的技术进步矛盾突出;第三,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矛盾问题,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由于起步较晚,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这种不平衡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成本,不仅制约了东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形成了制约;第四,乡镇企业分散布局的矛盾。在乡镇企业快速推进的时期,“五个轮子一起转”造成了这种分散布局的局面,由于布局分散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削弱了乡镇企业在“新阶段”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农村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些矛盾的存在,使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不景气,限制了农村非农产业吸纳更多转移劳动力的能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因此,解决“新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矛盾,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将会进一步提高农村非农产业吸纳转移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给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更大的空间。
(四)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这一转移模式直接导致了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份额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城市人口的比重只上升了不到12个百分点,两者间相差8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的状况。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造成的,在我国转移的劳动力中,接近50%的是在本乡(镇)内就业,2/3左右在本县内就业。农村城市化进程滞后,造成农村第三产业没能随农村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发展,使农村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同时,也使转移劳动力面临第二次转移的局面,即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这将极大地增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本。如果能够使农村城市化进程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步,将会可以减少农村人口7500万人,按现有农村人口中劳动力的比例计算,可以多转移农业劳动力3800万人。
(五)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很大空间目前,全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率平均为29•8%,其中东部地区为37•9%、中部地区为25•8%、西部地区为22•5%。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4个和7•3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东部地区12•1和15•4个百分点。分省来看,“东部十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分别为:北京57•0%、天津51•9%、河北38•2%、辽宁31•5%、上海64•9%、江苏44•5%、浙江48•6%、福建35•8%、山东31•6%、广东42•5%,“西部开发十二省”分别为:内蒙15•4%、广西22•9%、重庆28•9%、四川28•0%、贵州17•4%、云南13•4%、9•0%、陕西23•9%、甘肃25•0%、青海16•9%、宁夏20•5%、新疆10•4%。东部非农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比西部最低的高出55•9个百分点,“西部开发十二省”中只有重庆、四川的非农化水平比较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省(区)差距巨大。如果将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水平提高到目前全国的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可以再增加转移劳动力600万人,西部地区可再增加转移劳动力900万人。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水平,将加速“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四、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为核心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
(一)完善劳动要素市场,使农业劳动力实现有序转移
首先,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仅有农村产业结构的转换,而没有人口结构的转换,是不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国的现代化。不仅如此,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特殊矛盾,还会成为我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因此,要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并清醒地认识和估计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其次,不能把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看作只是农民的事、农村的事,要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当中,把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对我国劳动力资源进行统一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要素市场,由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调度劳动力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
(二)积极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篇2
此次将武威市作为调查对象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它人多地少，武威市常住人口182.2万，城镇人口50万，农村人口132.2万，农村人口全市人口的72.56%，农村富余劳动力约30万左右①，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了当地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二是武威市人多水少，作为石羊河流域内地区，全市人均保灌耕地2.6亩②。在石羊河综合治理过程中，不仅面临着节水灌溉的任务，还需要妥善处理好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的问题。具体来讲，近几年武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特点：
1.劳动力转移增速快、规模大：自从改革开放，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自199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迅速增加，中间略有波折，但依旧呈上涨趋势。预计今后几年，每年劳动力转移增长速度将在4%-5%③。
2.年龄构成轻：近年，武威市外出劳动力的年龄越来越低，其年龄已低于平均值，而且在省外就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更低。
3.文化素质增强：近年来，在武威市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文化程度逐年升高，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达到6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达到16%，这两个数字都比全部劳动力相应文化程度多出几个百分点④。
4.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流向：主要由落后地区向“北上广”经济发达地区。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外出务工者中，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占62.4%⑤。
5.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在武威市农村转移劳动力中，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占40%，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占60%，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6.多数农村转移劳动力具有兼业性：他们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属亦工亦农性转移。
7.组织性增强：近年，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中，通过市场中介组织外出的比重提高;由用人单位直接招聘外出的比重提高;由亲友、熟人介绍外出的比重下降;靠自己碰运气外出打工的比重下降。
8.区域经济是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动力：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区域经济吸纳了约65%的人数;县级以上大中城市吸纳的比例只有35%⑥。
二、甘肃省武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无序性、盲目性
由于劳动力供求信息的不畅通，农村劳动力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无序性和盲目性，到最后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农民分散外出务工，在外地就业也得不到保障。
2.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剩余劳动力就业面窄
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与“劳动技能较低”已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劳动力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文化素质不高，劳动技能缺乏，劳动者就业岗位选择面窄，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不高、收入低的工作，难于在外面立足。
3.打工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处于弱势，农民工侵权事件常有发生，这都是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一种侵害。而农民工受到侵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之间在工作性质、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形成了工与农、城与乡反差强烈的群体界限。农民工的知识层次决定了他们不会自觉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权。其次，也是由于我国司法程序较为繁琐且费用相当，对农民工来说是一道不小的心理和经济障碍。另一方面，农民工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没有建立一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组织，没有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
4.农民外出务工时子女教育受到影响
1）接受教育和学习单一，无法适应发展的社会
外出务工人员大都远离家乡，很难和子女们见面，作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只能靠通电话。因受条件的限制，联系的内容也十分单调，孩子都十分渴望亲情、照顾和关爱，这些都是外出务工人员无法做到的。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大多由长辈照看，由于祖辈年迈体弱，缺少文化，很难承担起教育的重担，且农村老师教学任务很重，无力在教育和生活上对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尽到责任，这样就限制了他们无法获得更多的课本外的知识，也无法很快适应发展的社会。
2）外出务工人员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
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大多因缺少亲情的呵护，变得敏感、多疑、孤独、脆弱，与他人关系紧张，这样导致了这部分学生产生厌学心理，或辍学，或结伙成群，或沉迷于网吧、游戏厅，这样促使他们心理问题愈加突出。
5.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部分人员工作不稳定
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往往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一些苦、累、脏、危险的工作，而且工作时间超出正常上班时间，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候工作量大，有时没工作，工作的不稳定性致使收入得不到保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发展已具备很多有利因素，但依然存在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收入低等问题，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不仅能够改变农村与城市居民在数量上的比例，实现农村剩余人口的逐步向市民转化，促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农民增收，实现农村更好更快的发展。（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学院）
注解：
①武威政府网，2013年10月20日
②《对武威农民收入偏低乡镇增收问题的思考》，2007年05月11日
③中国人民银行武威市中心支行，《武威市劳动力转移与反贫困研究》，《甘肃金融》2008年09期
篇3
二、存在问题
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层服务平台较为薄弱。目前河南省不少乡镇人力资源基层服务平台在机构人员、设施配备、功能服务、经费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农民外出务工存在用工信息不共享、不对称的现象，不能给予及时有效的服务。二是河南省虽有6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但多以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男性群体为主，对他们进行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三是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低，效果质量不佳。由于培训补贴标准偏低，且兑付补贴资金程序复杂，再加上用工企业门槛不高，导致农民工参加培训和培训机构承担培训的积极性不强、培训效果质量不佳。四是农民工融入城市还存在体制机制。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体制的存在，致使河南省农民工特别是长期在外居住务工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就业、社会保险、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城市户口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待遇方面，还存在许多体制性、机制。
篇4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就是从传统农业国家演变为现代工业国家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获得转换身份自由、不断从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出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缩小，工业所占的比重不断扩大，这便是经济学中广为认知的配第・克拉克法则。在此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业领域、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现象，也就是农民的非农化过程，即离开土地的农民能够实现充分的非农就业。改革开放以来，天津的经济虽然得到了不断地发展，但农村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势头也不如城镇强劲。在面对资源、人口、环境等因素不断带来的压力时，使我们不仅要注重提高农业生产率，还要将目光投向非农产业。
一、天津人口分布与结构
截至2008年末，天津市共有户籍人口980.41万，其中非农业户籍人口597.81万人，农业户籍人口382.6万人。市内六区共有非农业户籍人口387.25万人，农业户籍人口1.73万人；滨海新区共有非农业户籍人口90.26万人，农业户籍人口21.41万人；环城四区共有非农业户籍人口50.25万人，农业户籍人口94.24万人；两区三县共有非农业户籍人口62.62万人，农业户籍人口265.22万人。表1为天津市具体的按户口性质分的人口分布情况。（表1）可以发现，天津市的农业人口绝大部分集中于“两区三县”与“环城四区”。2008年“两区三县”农业人口265.22万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69.32%；同年，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比例为1∶4.24；“环城四区”农业人口94.24万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24.63%，非农人口与农业人口比例为1∶1.88。可见，这两部分地区是天津市缩小城乡人口比例工作的重点。
二、天津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
2007年底，天津市乡村从业人员共185.36万人，其中从事传统农业的人口为77.05万，非农从业人员108.31万；到2008年末，乡村从业人员增至185.91万，农业从业人口降至76.31万人，比2007年约下降了1个百分点，非农从业人口增至109.60万，比2007年约上升了1.2个百分点。表2反映的是2007～2008年天津市各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组成变化情况。（表2）
从统计数字看，2007年与2008年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平均比例分别为58.43%和58.95%，天津近60%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2008年天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比例较高的地区为塘沽区、东丽区和津南区，其各自的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82.83%、84.65%和80.26%；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比例一般的地区为西青区和北辰区，其各自的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75.70%和77.85%；而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比例较低的地区为汉沽区、武清区、宝坻区和宁河区，其各自的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分别为37.76%、49.72%、47.92%和43.30%。
三、天津农村居民收入变化与构成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并且在农民收入构成中，来源于非农就业收入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979～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4.8%，分别比改革开放前30年平均增速高出10.5个百分点。1985年天津市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565元，到1995年达到了2，531元，2005年则增加到了7，202元，到2008年这一数字已经增至9，670元。
表3反映了2006～2008年天津农村居民人居纯收入构成的变化情况。（表3）从表3可以发现，在近几年的天津农民收入组成中，传统的来自农业、畜牧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逐渐减小，而来自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文教卫生业和其他行业的收入比例在不断增加。2006年农业、畜牧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20.5%，2007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9.9%，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继续下降至18.7%。由此可以发现，农民从非农产业中获得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了54%，转移性、财产性纯收入占了7%，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则占了39%。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已有近81.3%的收入来源于非农产业，农民非农收入由1985年的360.76元增加到2008年的7，761元。
四、天津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
1、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目前，天津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仍然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在农忙季节还是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天津农村转移劳动力同样具有明显的兼业性质。这种兼业性转移最终还是使农民滞留在农村，不但没有缓解对农村土地的承载负担，还不利于天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现，从而影响着农村居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2、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天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范围主要集中于与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来源地较近的地区，如天津各区县的工业园区、天津市区以及北京市和临近的河北省等地区。近年来，天津市大部分区县已形成了以乡镇工业园为骨干的经济发展体系，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
3、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天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存在局限性。总体来讲，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城市服务部门（如家政、环卫以及餐饮业等）。由于专业技能的不足和企业用工制度不完善使得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就业上存在局限性。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多数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纯体力劳动或者是高危险性的工作，而工作得到的报酬却并不高。
五、结论
本文分析了天津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研究发现，为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大力推动非农产业的发展，不断创造出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机会，不断降低农业就业的比重和数量。同时，考虑到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不足这一社会现实，亟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提升农村青年的知识技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另外，为提高劳动者的健康及福祉，政府和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监督管理，进一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规范安全作业制度等。
（作者单位：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篇5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原因、现状与转移特点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原因
(1)农村人均占有资源不足。剩余劳动力的经济本质是劳动者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源,从而丧失或部分丧失追求经济福利的机会。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中有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土地和资金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资源,而劳动力的数量供给却相对过剩,所以必然会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
(2)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渠道单一。受传统的农村产业观影响,农村产业结构单一,乡村工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很低,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尚处于萌芽阶段,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2、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
(1)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体数量很大。目前,农村人口有9亿多人,农业劳动力45亿人,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为46.9%。按照我国农业现行生产技术水平要求,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人。
(2)农村剩余劳动力地区分布不均。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虽然带有普遍性,但在各地区的数量分布不均衡。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偏远山区,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率较高,地区差别比较明显。
(3)农村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占31.1%,初中程度的占49.3%,高中程度的占9.7%,中专程度的占2%,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素质比较低。
3、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过大,超过农业生产需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我国特殊的工业化启动历程和方法使我国长期存在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剪刀差收益转移,农业劳动者对转移收益预期一般为正值,转移总会发生,体现出以下特点:
(1)数量巨大。据1997年年鉴统计,当年发生地区转移的人数就有3,000多万。
(2)转移意愿强烈。由于家乡的贫困,生活艰苦,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接受低工资,且又十分累、脏的工作。
(3)转移具有一定盲目性。农民信息不灵,一般是先到工作机会多的地方然后才开始寻找工作,最多只是依靠同乡的踩路效应辨识信息。这种盲目性往往可能使转移成本损耗而难有所得,转移成本变大。
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程度、速度、规模都在趋缓。
1、二元经济体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发展战略和资金积累模式。这种战略可以概括为: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使得我国产业的形成脱离了劳动力剩余和资金短缺的客观实际,向着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方向发展。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
2、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低素质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能否顺利实现,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力自身的素质是否能够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我国农村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0%,文盲半文盲占15.68%。在农业劳动力中,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5%。劳动者素质低下已成为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素。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政策
1、走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来实现。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城市化聚集效应来实现的;二是通过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直接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三是通过城市化所带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为促进农业剩余劳动转移提供制度保障。(1)土地制度创新。现阶段我国土地制度变革与完善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首先,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农村农用土地坚持社区农民集体公有,长期归农民经营使用;其次,切实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2)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使户籍不再与劳动就业、居住权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相联系,使户籍真正成为一种表明公民居住情况的证件。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与城市居民住房、医疗、教育制度的改革配套进行,必须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相结合。(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到小城镇,割断与农村土地的联系,农民最大的担心是搞不好没有退路。因此,应尽早为转移到小城镇的农民建立健全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最主要的是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作者单位:1.聊城大学东昌学院;2.山东省莘县职业中专)
篇6
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和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逐渐重视和组织领导的加强，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劳动力的素质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与规模。
一、制度因素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国家政策的限制和歧视
（1）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自50年代以来实行的一项管理住户和人口的政策，包括掌握和控制住户人口的地区迁移等多项内容。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转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形成大量的隐性失业者，限制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尽管从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户籍制度在限制农村人口迁移方面的功能日益削弱，于是许多农民纷纷离开农村进城务工，但是在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这些流动的人口在进城以后没有正式身份，在劳动就业、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很多困难。近些年出现的“民工潮”就使其弊端更加暴露，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实现稳定的转移和就业，现有的城市管理系统也无法对他们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导致许多不安定现象的产生，给社会造成许多混乱。
（2）就业管理制度。现行的就业管理制度导致劳动者在求职、就业等方面遇到不平等的待遇，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总量、就业时工种选择等实行严格限制，这都严重挫伤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总之，在现有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下，进城农民的利益很难保证。即使我国对户籍管理已开始松动，不少省市城市已突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但是对农民进入城市的各种歧视在短时间内难以清除。
（3）社会保障制度。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明显呈现出二元结构。目前我国城市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广大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被长期忽略，土地就成为了农村劳动力唯一的养老保障，如果离开土地进城务工，就处于毫无保障的“真空地带”，一旦失业，基本生活难以保证。因此，在城乡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未能真正全面建立的前提下，我国农民安于现状，求稳怕变的思想严重束缚着他们离土离乡的脚步。
2、农村土地制度的制约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我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现有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土地政策，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着间接的就业保险作用，因为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是农村劳动力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然而，也正是这种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的存在，造成农业生产分散于各个农户家庭。这种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模式在新时期已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它对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表现出制度上的严重滞后性。
3、劳动力转移的法制建设滞后
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特别是转移到城市或外地的劳动力，经常发生工资拖欠或不兑现，出现工伤事故，不按协议履约、劳动安全缺乏保障等现象十分普遍，在客观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
二、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
20世纪80―90年代前半期，我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制度和农产品统派统购制度。中国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它作为我国农民冲破城乡壁垒和传统产业分工格局的一种创举，在发展农村工业、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由1983年的3221.91万人增加至1988年达到9545.5万人。到2000年，乡镇企业共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3亿人。但是，据有关专家研究发现，进入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逐渐呈下降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
1、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
我国的乡镇企业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其发展初期资本的有机构成低，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弹性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发展将面临规模庞大、体系健全、技术先进、激烈竞争的城市工业。为此，乡镇企业不得不选择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逐步提高技术进步的同时，必然加快技术替代劳动的步伐，采用新技术、更新设备，以应对现实的市场竞争，从而导致了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弹性下降。
2、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很低
我国的乡镇企业存在着布局分散、起点低、规模小等诸多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而且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对人口和经济的吸引力不强。据统计，我国的乡镇企业92%分布在农村，7%分布在建制镇，1%分布在县城或县以上城市，这种分散的布局使得乡镇企业丧失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力，无法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制约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3、乡镇企业自身发展滞缓
由于短缺经济的存在，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僵化及国家政策的优惠，我国的乡镇企业在初期得以飞速发展。但步入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的发展遇到重重困难，其生产管理粗放，产品技术档次低等问题充分暴露，增长速度逐年下滑，增长乏力。另外，政府从宏观利益出发加强对乡镇企业的规范管理，对易造成各类污染的“五小”乡镇企业和资源型小乡镇企业实施强制关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空间。
三、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不仅自身获得了收益，同时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城市本身所存在问题日益突出，从而难以再大规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
1、城市自身就业压力日益增大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现代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及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我国城市职工下岗之势显著，城市的失业率逐年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失业率高达4.3%。同时，国家行政机构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调整也将释放几百万分流人员。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495万，2008年达到559万，预计今后三年内还将以每年50万的速度增长，其中绝大部分竞争城市就业岗位。专家测算，目前我国城市大约近2000万人失业。因此，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为了降低失业率，设置种种条件限制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也日益缩小。
2、农民工带来的“城市病”现象日益严重
由于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过度，超过其所能承受的规模，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现象，即人口稠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混乱等，城市的负担和管理难度加大。因此，我国城市规模资源的限制在短期内难以迅速扩张，在客观上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3、高科技应用和产业升级带来就业能力下降
现代科技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社会就业带来不利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就业能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就业不能同步发展。在纺织、煤矿、冶金等一些传统行业，技术改造的实施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就业岗位的需求越来越少。而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一些新兴行业，由于技术含量高，对劳动者一般要求“高学历、高技能、高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是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
四、农业内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足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重了有限耕地上的就业压力，导致农村劳动力普遍过剩。更重要的是，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业技术选择是从本地要素供给条件出发的，已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客观上大大削弱了农业生产部门内部就业能力。另外，纵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历程，农村产业化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如美国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后，农场所需的农业机器和农用汽车的制造和修理、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和油料的供应，农产品加工、运输、储藏、及销售以及农场建筑、兽医服务、农业信贷等，全部成为社会化服务，因此当美国农场劳动力减少时，社会支农就业人数却大大增加。而我国农村产业化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业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农村第三产业发展较为滞后，因而很难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五、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状况不能适应转移的需要
劳动者的素质是劳动者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谋求就业生计的能力，是劳动者在先天禀赋基础上通过后天的转移或流动就业中实践和学习获得的品德、学识、才干与经验的综合，对劳动力的转移或流动竞争就业影响极大。国家统计局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在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有80%以上没有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水平的仅占20.3%。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水平不高，使其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程中面临重重障碍。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的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过高，这对于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说，就很难适应城市产业多样化的需要，从而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二是农民劳动力素质偏低，影响到其就业竞争力比较弱，就业面非常狭窄，只能局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一些城市人不愿做的脏、苦、累、险的工作，是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就业。因此，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需要全社会全方位的共同努力，不断在深度和广度上寻找更多的就业空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琳琳：试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J].农村职教，2005（2）.
[2] 侯力：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人口学刊，2004（5）.
篇7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2－0022-04
一、引言
中国进行了20多年的经济转型改革，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农村土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城镇和大城市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化改造，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得到改善，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1962年为82.1%、7.9%、9.9%，1979年为69.8%、17.6%、12.6%，2002年，在三类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人数比例则优化为50.%、21.4%和28.6%。各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加速了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有利于减少城乡隔离和发展的差距。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曾经处于隐蔽状态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和企业冗员逐渐显现出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除部分转移到乡镇企业，更多地则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中。在现阶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转移速度上，转移势头受到客观因素限制，速度放慢。（2）在转移的产业上，主要呈现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趋势，除有少部分进入经济发达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外，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绝大部分是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非农行业。（3）在转移的地域上，以省内和东部地区为主，呈现由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特点。（4）在转移的人口特征上，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为主体。（5）在转移的稳定性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由不稳定性、周期性态势开始向逐步稳定的方向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动性有所降低，稳定性增强。（6）在组织方式上，由以自发为主逐渐向结伴与组织化发展。目前，农民的自发组织化程度在逐步提高，以血缘、地缘和人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民务工群体正在不断增多，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7）转移的途径多样化，乡镇企业成为主渠道,集体、个体、联户、家庭等多种经济形式和各种生产组织方式都充分发挥了作用；分流层次体现为“三多三少”：季节性、临时性多，常年性的少；向农业内部转移的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少；外出谋生打工的多，就地实质性转移的少；在转出地区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存在严重的地域性不平衡，东部沿海经济开发地区及大中城市周边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较快，西部广大不发达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则相对滞后；转移方式表现的主要特征一是兼业性从业转入非农产业的农民有86.4%没有退出承包地；二是流动性从业，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以短期打工为主，成为城镇特有的流动人口；三是“两个转移”分离，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虽然已经处在非农化的过程中，却仍然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农民身份不能改变，“两个转移”分离十分明显。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长期的转移过程中，为何存在如此独特的特点，其内在原因是什么？这些是值得探讨的课题。笔者假设在就业和生活过程中，农民会潜在理性地考虑自己生存和生活环境、城乡生活成本和就业的处境、工作的劳累程度以及就业收入水平，在求得基本生存的基础上追求生活效用最大化的思维逻辑下，运用数理模型来分析农民就业地的选择，从而探讨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内在因素。
二、中国劳动力转移特点的模型分析
假定农村居民的消费商品分为两类：农产品A、工业品I和服务品T，其中农产品在乡村的价格比在城镇出售的农产品价格低，设P1A为农产品在乡村的价格水平，P2A为农产品在城市的价格水平，显然P1A≤P2A；P1I为工业品在农村的价格水平，P2I为工业品在城市销售的价格水平，且有P2I≤P1I；在城镇农村的服务价格水平分别为p2T和p1T。
1. 当IR-R0R1A≥I0P1I+T0PIT时，即当农民依靠单纯务农获得的收入能解决自己家庭的基本需求，则农民外出打工的动机较弱或者不从事非农劳动；若IR-R0R1A≤I0P1I+T0PIT时，农民为了保证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就必须进行适当的非农劳动获取收入以补贴家庭开支的不足。
2. 当II，T≥R0P2A+I0P2I+T0P2T时，则农民就可完全依靠从事非农劳动获得收入支撑家庭开支，从而就会舍弃曾经耕种经营的田地；如II，T＞R0P2A+I0P2I+T0PST果时，农民就必须仍然耕种田地以维持生活，同时努力寻求非农就业的机会获取额外收入作为补充。这就是为什么仍然存在八成外出农民工没有丢掉田地的重要原因。
4. 现在，放松时间tR，tI，T∈［0，1］的限制，考虑农民一生在不同行业能从事劳动的时间，则可取tR∈［0，ETR］，其中ETR为农民一生中最大可能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 tI，T∈［0，ETI，T］，这里ETI，T为农民一生中最大可能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时间。在当前状况下，对于农民来说，ETR受自己控制的程度大；ETI，T不被农民控制的程度大，而受诸如技术水平、就业管制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受教育多、技术水平高的农民在管制少的地方或者行业、岗位上就业时间会长些。在中国，特别是大多数农村地区，由于教育落后，信息相对比较闭塞，对于现代非农业岗位所要求的技术、能力，农民掌握的程度低；另一方面，基于传统的制度、习惯以及城里相关力量集团为了自己局部利益，往往对农民劳动力进行排斥。因而，从总体来说，农民能在城里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时间相对较短，年轻时在城镇干一些脏、累、险工作，年龄稍大一些，就会放弃这些工作而回农村务农。这样农民为了生活最后的底线，不敢完全脱离与农村的联系，是农民没有放弃田地的重要原因。
5. 当存在MPI×P2I×MPT×PT＜0时，此处ω0为最低法定工资，则雇主就会解除农民工；当然如果出现MR0 t≥ω-cj，j=R或I,T，则农民就会减少相应产业的劳动投入量，甚至放弃在该行业劳动。
三、结论及建议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伴随一个国家工业深化、产业结构演变升级过程的必然现象。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除市场体制建设的滞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等客观因素外，现实仍存在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人为干扰，例如地方分割、城乡分割、行业分割，这些都制约着农民顺利从农业转移出来。根据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特点是离乡但不离土。由于当前存在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身劳动技能素质相对低下，农民工在城镇就业时的歧视性待遇，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应是减少转移的成本和增加农民工在非农行业就业的收入。
2. 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保证程度是决定农民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决定因素。在现阶段，劳动首先仍然是作为谋生和求得生存的手段，当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劳动的收入多，就会全家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否则就只有劳动者本人临时从事非农劳动，而自己从事非农劳动还顾不上自己在打工地的基本生活，那么，劳动者就会放弃非农劳动回家或者流落城镇。
3. 生活条件的影响。在劳动者取得一定货币收入的条件下，城乡物价水平高低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无形中决定着农民就业的转移方向。中国城市建设的超大型化，工业布局集中化，城镇物价水平大大高于农村，而农民工到城镇务工报酬相对甚低，社会保障几乎没有。城乡相隔距离远，信息不灵敏，交通等各种制约导致寻找工作的成本高，寻找工作难度大，必然阻碍了部分农民的转移和转移的持久性。
4. 工作条件和工作技能的影响。基于农民工技能等自身条件和外在歧视等人为、制度、习惯的作用，相对来说，农民在城镇就业的行业、工种、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都处于劣势，加上离家别乡，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也制约着部分农民工向城镇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困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所在。针对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特点，笔者认为，要顺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实施综合性配套改革，逐步消除制约农民工就业有序流动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的制度。（1）政府应高瞻远瞩，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全社会劳动力真正的平等性，制定和健全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以序列法规，落实和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公民权。改革户籍制度，剥离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与户口附着关系，实现农民自由迁徙，让他们能够在城市获得长期合法的居住权，逐步向农民工开放城市的公共服务，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和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制度，将农民的管理纳入城市和流入地政府的管理体系，使农民工能够参与城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给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待遇。（2）农村就地发展非农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国家投资的产业政策和区域布局，加强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到农村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实现城市剩余资金向农村流动，改变长期以来农村资金流入城市的局面。发展乡镇企业仍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东部沿海地区以网带面,全面推进,整体吸纳;中部地区转向带状吸纳及极点吸纳并重;西部地区据点发展,城镇吸纳、就地转移、外推流动相互结合；转移规模扩大与“回流创业”并存,“外出转移―回流创业”将是中国未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新型模式；双向流动，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外就业难度加大,部分外出劳动力回流家乡;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呈现绝对增加趋势,农村剩余劳力外出就业仍呈绝对增加趋势。（3）加强农村教育的投资和农民的技能技术培训。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也是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经济快速、高效率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工技能技术的提高必然会对改变农民城镇就业的环境有积极的改善作用。（4）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秩序的监管，建立社会就业的公共信息系统，提供及时、准确、成本低廉的信息会减轻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难度。
［参考文献］
［1］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 林毅夫，赵耀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刘亚臣，等.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趋势分析［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2，（3）.
篇8
0 引言
2008年下半年开始，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对我国产生深层次影响，部分企业经营陷入困境，相应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造成了一定冲击。2009下半年，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虽然同比有所增长，但增幅比去年同期却有所下降。农村富余劳动力如果找不到工作，那最基本的生活费都很难保证。因此，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不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所面临的一个极富现实性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稳定和农民能否奔小康的中重要问题。
1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尽管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但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人为滞留，使得中国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固在农业而处于隐性剩余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务工就业。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30个省近两万农户的调查监测，2007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11480万人，比上年的10973万人增加了507万人，增长4.62％。近几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呈现出以下特点：
1.1 外出就业总量增幅下降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1994年之后，农产品供求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加上政策环境逐步改善，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迅速增加。1994~1997年，平均每年转移540万人左右。1997~1999年，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受此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幅下降，平均每年转移360万人左右。1999年以后，伴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又开始大幅度增长，1999~2006年年均转移400万人，年均增长约4％左右，2006~2008年增幅更是达到500万人左右。而到2008年的下半年开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返乡，到了2009年的下半年虽然有所增长，但增幅却只在3%。
1.2 中西部地区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 2009年，外出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农村劳动力比重按序排列：福建省47.0％、江西省42.5％、安徽省35.6％、重庆市32.2％、河南省31.8％、四川省31.2％、湖北省30.1％。全部外出劳动力中，各省所占的比重按顺序是：河南13.3％，四川11.2％，安徽9.8％，江西8.6％，江苏6.9％，湖南6.7％，湖北6.6％，山东6.1％，重庆4.6％。以上9省份合计占全部外出劳动力的73.8％。
1.3 省内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 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和内陆的大中型城市相对工资收入比较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这些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8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调查显示，2007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有42.3%的人在自己的省内打工，而其中到省城打工的占20.7%。此外，分别有20.9%、11.6%和11.9%的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打工。与2006年相比，到环渤海地区打工的人员比重上升了5.7个百分点，到长三角地区、闽东南地区打工的人员比重分别下降了1.8和1.1个百分点。
1.4 就业方向劳动密集型产业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自身技术和知识的缺陷，主要工作行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的技术水平要求低，对学历要求低，但是需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2008年进城务工人员所在行业的比例是：建筑施工业17.3%、电子电器业12.5%、制衣制鞋业12.7%、住宿餐饮业9.8%，这四个行业就占了全部农民工所在行业的一半以上。除了这些行业，还有些行业也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务服务业6.1%、机械制造业5.8%商、食品制造业4.9%、居民服务业4.5%、交通运输业4.3%等。
1.5 外出农村劳动力多是当地素质相对较高的年轻人 2006年，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初中学历和高中学历的人分别占65.5％和14.6％，比全部农村劳动力中相应的比例分别高出16个百分点和4.3个百分点。2008年，在外出劳动力中，初中文化程度和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达67.7％和15.8％，分别比全部劳动力中相应文化程度的比例高17.6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2006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0.5岁，其中在乡外县内、县外省内、跨省流动就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分别为36.8岁、28.6岁、26.1岁。2008年，外出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28.1岁，比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低8.8岁，其中在省外就业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7.7岁，比在省内就业的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低0.4岁。
2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失衡 在土地、资本、技术乃至相关制度安排为既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可看成是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函数，这种供给结构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一般而言，在其他各方面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恰当的农业劳动力供给结构所带来的产出肯定高于其他供给结构的产出。
2.2 农村内部产业结构失衡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内部的产业结构状况虽有明显改善，但由于受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总体上主要表现为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法律、科技等咨询服务体系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乡镇企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且缺乏后劲等等。
2.3 现行土地制度的双重功能与农业剩余劳动转移存在着矛盾
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具有经济和保障的双重功能。虽然最近我国的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有所减慢，还有一些农村农民对农业生产不抱有信心，产生了懈怠的心理，但是土地经济功能的削弱并没有让农民失去对土地的依赖。我国的土地保障影响着我国土地的经济性和规模经营，从而制约了土地的经济功能的发挥。这样造成了一种矛盾，既想去外出打工，又不想放弃农村户口。一方面，由于土地的经营模式造成的效率较低，这就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有外出打工；另一方面，这一部分外出的打工者仍然对土地存在着依赖，因此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2.4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几乎每一个外出打工人员都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户籍问题。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打工人员是不能够得到身份的转变的。因此出现了另一个矛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拥有了自主择业的权利，但是在户籍方面仍然难以得到身份上的转变。这种户籍制度导致大量的农村打工者在城市长期工作却难以得到城市户口，不能有和城市人同等的待遇，这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旧的户籍制度与新的经济体制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已经成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
3 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考
当前，我国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应该有这几种政策取向。
3.1 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必须重视农业的发展。挖掘农业的内部就业空间，增加农业的内部就业机会，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开发，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项目，加快农业产业化和一体化进程，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3.2 依托工业化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工业化的进程推动着国家的服务业，交通业，建筑业等等其他各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的发展能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种工业化的目的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使得城乡工业一体化，并达到城乡劳动力的一体化，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并注重行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前景的预测。
3.3 调整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和布局 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在城镇化的进重中更多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产业结构上看，要大力发展农业的副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从地区布局上看，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要发挥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的发展乡镇企业，并增强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另外，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使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适度集中，改变其布局分散，外部不经济和规模效益低下的状况，通过关联企业的乘数效应使现有乡镇企业的小城镇就业容量扩大。
3.4 调整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通过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和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实现土地的规模经济，增强土地的经济功能，并实现由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变与跨越。政府要积极地、渐进式地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合法地、自由地迁入到城市和城镇中，这对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造，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来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方面，应该逐渐将进城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下岗职工与农民工就业竞争的劣势地位。另外，应该规范政府行为，禁止和取消政府机关对外地劳工的一切收费，在子女入学、税收、购买住房方面给予其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3.5 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村人口素质针对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普遍较低的现实，要加大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农村教育政策，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全面启动以传授应用技术为主的农村劳动力的职前、职后教育。同时，还要根据各地农业资源开发利用及农业现代化要求，有效地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分层次、分专业、分类型的强化培训。
参考文献：
[1]徐健蓉.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初探[j].现代经济，2008，（6）.
篇9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趋势不断加强。如何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们当前经济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1、储量规模大。据测算，全国农村沉淀着1.5亿剩余劳动力，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城乡劳动力的73%，农村劳动力并非单纯农业劳动力，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75%，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城乡劳动力总量比例为55%，大量农民处在季节工状态。
2、转移规模大。据测算“十五”期间，每年将有1000万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外出务工者的行列，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是新时期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反映。因此，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工作已成为发展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和促进城乡社会稳定的一项战略性任务。
3、劳动者素质参差不齐。发达省区的农村劳动者的素质普遍较高，有较强的自主就业能力，但是有些省区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区，劳动力的文化素质、业务技能、就业竞争力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外出找工就业，从事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
4、政策法规意识淡薄。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地方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了解甚少，对公安、劳动、计划等部门关于流动人口管理，对外出打工人员管理的具体规定等政策性问题漠不关心，只知道外出打工挣钱。
二、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序流动问题。所谓“无序流动”，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净收益不超过在家乡的净收益。实际上农民做出是否流向城市或外地的决策，依据是预期的流动净收益是否超过预期的留在家乡的净收益，其决策是理性的。
一般地说，留在家乡的预期净收益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但流动的预期净收益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一定乐观，不一定能够实现。无序流动的根源就在于流动的实际净收益小于预期的净收益，甚至为零或负。由此可见，信息的不对称是无序流动的根本原因。
2、城市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容量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很多问题。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带来了较严重的城市社会治安问题，犯罪率迅速上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进城的民工一般居住条件很差，有的甚至挤在工棚里，城郊结合部的垃圾堆放处甚至也成了外来民工的聚居地，甚至还形成了“村落”，使我们不禁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贫民窟”的危险。
3、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土地荒废的问题。现行的土地产权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分散在各农户家庭，土地产权不许自由买卖，但使用权可以转让。农民比较利益很低，负担重，务农净收益微不足道，这就决定了农民转租责任田的净收益不大，租赁别人的责任田的净收益也很少，以至于这种出租使用权的交易事实上难以进行。
而且出租土地还有可能形成地力下降，利益权衡的结果导致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干脆抛荒责任田，一门心思打工。可见，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是解决土地荒废问题的关键。这还需要土地产权安排做出相应的变更，使得土地能够通过产权交易适当集中而不至于荒废。
4、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据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显示， 90%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20%以上的岗位需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81%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而威海市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0.4%；高中（中专）学历占22.1%,初中以下学历占77.4%。虽然有些农村劳动力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职业技能,但95%以上没有职业资格证书。
5、认识不足观念陈旧，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步伐。一方面各级领导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另一方面，农民的就业观念比较陈旧。有的农民虽然已经转移到二、三产业，却把土地作为退路，作为一种就业和生活的保障手段；有的把承包的土地当作一份福利，既从事非农产业，又经营农业，这虽然增加了抗御风险的能力，却抑制了土地的流转和集中。还有的农民对土地有着浓厚的眷恋心理，宁肯在家受穷也不愿轻易离开土地。这些观念都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6、相关政策制度不健全，管理服务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转移农村劳动力是一项新举措，现有的政策法规还无法解决进城务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维护，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其二，对农村劳动力的管理还存在“缺位”现象。其三，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不够。其四，农业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力度。
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人力资本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都很高，普遍超过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其中初等教育投资收益率最高。增加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事业投资，努力改善人力资本是国家扶贫资金挖掘潜力，扶贫工程取得最后成功的根本途径。
通过文化教育投资，改良人力资本是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根本性战略举措。教育可以改善农村人力资本，使得农业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和非农产业可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素质劳动力，从而增强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反过来又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教育还推迟了劳动力就业或缩短就业年限，直接减少失业。
充分提高认识，继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开发就业工作的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沟通城乡经济和培育要素市场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和提高农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根本措施，也是事关全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各级政府要在思想上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问题纳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列入日常管理工作程序中，要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宣传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发展劳务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要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2、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充分的空间和载体。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但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正在递减，相应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反梯度转移。中西部乡镇企业起步较晚，质量、档次较低，发展潜力很大，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余地很大，应该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和规模扩张，有条件的地方应随着乡镇企业上质量、上档次而适当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已经基本走出初创阶段，资本有机构成优化，更加重视集约化经营，自身素质已经大大提高。东部乡镇企业发展较成熟地区应该因势利导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补充乡镇企业继续吸纳劳动力能力，同时促进乡镇企业上质量、上档次，增加发展后劲。
3、建立和完善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配套制度。（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行按产业登记户籍制度，保证有固定单位、较稳定收入来源及有一定劳动技能的农民工直接在当地定居；要对取得当地劳动部门认定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当地农村劳动力及时转入中心市、镇。取消外来人身份，逐步建立城乡统一、有一定自由迁徙权利的户籍制度，使就业的相对稳定性取代盲目的流动性。（2）制定公平的农民工就业政策，构建符合城乡统筹就业要求的就业管理制度。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彻底取消限制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性政策，通过严格的用工合同制度使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的政治生活及社会保险待遇。三是根据乡镇企业及农村产业化的特点，制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办法，根据农民工的需求、承受能力和目前条件，按分类分层保障原则提供社会保障。要尽快把农民工的养老、工伤、医疗保险等基本社保项目建立起来，保证农民工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劳动权益、劳动安全等方面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待遇。
建立统一、有力的归口管理协调机构，强化管理服务功能。各级政府要建立规范统一的、跨部门（行业）的、职责明确、保障有力的归口管理议事机构，融协调、管理、服务、教育培训为一体，实行长效管理，负责研究制定农民流动的管理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加大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力度，研究解决农民工管理服务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4、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量，切实加大执法力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1）要充实强化劳动保障执法监察队伍。（2）切实加大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险的征缴力度，使农民工与城镇在职职工享受同等待遇。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采取欺诈和威胁等手段签订合同，以及不履行劳动合同的单位，要责令其纠正；对农民工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要责令其进行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处理。（3）对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要责令其及时补发，不能立即补发的，要制定清欠计划，限期补发。对恶意拖欠和克扣工资的企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严肃处理。企业在依法破产、清偿债务时，要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把拖欠的农民工工资纳入第一清偿顺序。四是要继续做好劳动力市场清理整顿工作，严厉打击非法职业中介组织，净化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5、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建议实行“层级流动”。也就是说，以镇作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或第一级流动去处，中小城市为镇流动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或第二级流动去处，依此类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其次级城市劳动力的流动去处。因为每一级吸纳地吸纳的流动劳动力具有不同的技能。流动的城市等级越高，其要求流动者的技能也越高。同时，也将证明这种层级流动，由小城镇至大城市，流动量呈现出递减趋势。其他一切越级流动或低技能劳动力流动至高层级城市，均是一种非规范状态的流动。
(基金项目：2006年湖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6AA401C10。)
【参考文献】
篇10
一、引言
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速度不断加快。劳动力作为经济运行中相对活跃的投入要素，其在产业部门间是否合理配置将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效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对这种扭曲的资源配置一定程度上的矫正，将会提升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实现经济的增长。
对于江苏省而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将会对地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重要的应用价值。
对于劳动力再配置的经济效应分析，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从而得到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主要代表有胡永泰、丁霄泉、郝枫、赖明勇、对C-D生产函数的分解、潘文卿对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武定国利用费拉模型的推导等。这种方法推导过程严谨，理论性强，但计算繁琐。第二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国民经济恒等式的基础之上，利用指数方法分解经济增长率，从而从中分离出劳动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效用。主要代表有赵伟对生产率指数的分解，郝大明对经济增值率的分解等。这种方法推导方便，意义直观，数据易得，但理论性差。
本文拟运用总产出恒等式分解总量劳动生产率和总量生产函数分解TFP的方法，测算出江苏省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对总量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进一步探讨劳动力转移与江苏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江苏省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再配置效应分析
劳动力在部门间再配置效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流入、流出以及部门之间存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当生产要素从资源充裕部门流入稀缺部门时，就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部门间通过劳动力的流动能达到生产的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这两方面的劳动力配置效应均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一个方面可以看作劳动力的转移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即整个社会的总量生产率得到提高；第二个方面，可以看作劳动力的转移所引起的规模经济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对总量生产率贡献的测算
按照Syrquin(1986)的做法，我们可以将总产出表示为一下形式
Y＝∑Xi（i=1、2、3） （1）
其中i表示各产业部门，Xi表示各产业部门的产出。
对上式经过简单变形我们可以求得：
dy/y=∑[dxi■/y+d（■）xi/y]
＝∑[（dxi/xi）（xi/y）■+d[（■）/■（xi/y）■
＝∑（dxi/xi）（Xi/Y）]+∑[d（■）/■]（Xi/Y）（2）
由（2）式可以看出， y的变化率被分解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表示各部门生产率增长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第二部分表示各产业部门就业比重的变化对总量生产率的影响。
我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虽从1979年开始，但宏观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仍然非常显著。中国最为重要的政策调整始于1990年，从此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局部改革进入全面和快速市场化阶段。我们依此将江苏省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1978——1989年，1992——2008年（其中1989——1991年为政策调整的三年，故将其剔除）。
计算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为3.04%，第二阶段贡献为2.11%，第一阶段明显高于第一阶段。这说明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速度较快，第二阶段转移速度较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阶段贡献率最低的年份发生在1998年和1999年，说明这一阶段较低的贡献率可能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金融危机使得第二产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连续5年出现负增长，这一时期第三产业成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另外，进入21世纪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进程逐渐加快，西部省份外来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对省域内的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模型
本文运用胡永泰所设定的生产函数，将地区经济按照三部门模式进行划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每个部门的都可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表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商品增值系数的αi 的不同。其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αiXiβZi1-β）PiLβK1-β
其中：Y=GDP，Pi=部门i占GDP的份额，Xi=部门i占劳动力的份额，Zi=部门i占资本存量份额，αi为商品增值系数，部门i为第i次产业，L表示劳动力的投入的数量，K表示资本存量，β表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将上述公式经过简单变形我们可以分离出劳动力的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M：
M＝β∑pi（■）
我们可以将M进一步分解为：
β∑pi（■）=β■-■dX■+■-■dX■
2.劳动力产出弹性的确定
运用不同假设下的生产函数所求出的劳动力产出弹性会存在种种差异。本文通过采用C-D生产函数的推导来求劳动力产出弹性，原因有二：一是数据的可得性，二是其假设不存在规模经济，从而使得整个推导运算过程相对简单。
Y=ALαKβ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L为劳动力从业人数，K为资本存量，A为K、L之外其他因素决定的全要素生产率。α、β为分别为资本、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
将C-D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变形后得：
logY=logA+αlogK+βlogL+μ
3.估算结果
利用江苏省相关统计书据，运用evievs6.0进行回归分析得：
logY=-1.922+0.74logK+0.40logL
(-1.44) (15.58) (1.98)
R2=0.97 A-R2=0.96 F=716.61 D-W=1.94
在运算过程中发现，D-W值为0.38，根据其判定区域，可得模型存在明显的自相关，在对其残差进行回归的基础上，得出模型存在二阶序列相关，运用广义差分法对其进行修正，得到以上结果。修正后模型在拟合优度、方程整体显著性以各个回归参数的统计性显著性都比较好。
由以上运算结果可以看出，两弹性系数之和α+β=0.74+0.40=1.144＞1,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对其参数进行正规化处理得：β*=0.40/1.14=0.351
在以上运算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再配置的经济增长效应（表1）。
三、江苏省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苏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省域经济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然而，近几年各地民工荒的频繁出现和学术界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着新一轮变化。那么对于江苏省而言，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究竟还有多大？
库茨涅茨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会逐渐趋于稳定，在进入高收入水平后会明显上升；第二、三产业恰恰相反。当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接近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时，产业结构整体效应水平会较高。
由表2可以看出，由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降低的速度大于其劳动力比重降低的速度，使得其比较劳动生产率在过去30年里下降趋势明显，由1978年的0.395下降到了2008年的0.258。从表中的数据还可以看出，江苏省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在过去30年一直保持着比较大的差距，虽然这种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说明江苏省农业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还会对江苏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1998(3).
2.袁志刚,谢栋栋.中国劳动力错配对TFP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11(8).
3.段均,杨俊.劳动力跨部门配置与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8).
4.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 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5.蒋乃华,卞智勇.社会资本对劳动生产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来自江苏的实证[J].管理世界,2007（12）.
6.丁宵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中国农村观察,2001(2).
7.谢正勤,钟甫宁.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研究——基于江苏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8).
8.郝枫,赵慧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11）.
9.赖明勇,彭冲,王腊芳,肖皓.湖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再配置效应分析[J].农村技术经济,2011（1）.
10.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测评[J].统计研究,1999(4).
篇11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2-0293-01
随着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使得未来将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体系中来。但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培训还面临着诸多短板。目前承担培训工作的职能部门，为各级社会劳动保障部门，而具体实施培训任务的机构则主要由各类型中职学校组成。通过对现有的培训现状进行调研发现，以政府专项经费支撑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其必然存有着以政府指令性任务为导向的培训特征，这样就忽视了市场对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要求。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短板的存在属于系统性问题，而破解培训短板的对策也就需要在整体观下来进行构建。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1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短板分析
具体而言，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短板分析：
1.1 培训项目较为固化
从逻辑出发可知，应以市场需求结构为培训项目的选择，这本质上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培训中的体现。但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受专项经费支撑，并委托中职学校具体实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培训项目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匹配度，中职学校则是以专业教学方式来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1.2 培训管理较为松散
首先需要指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特质，同时也充分尊重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意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培训管理较为松散。而且，农村劳动力的纪律性和个体意识残缺，这就增大了培训管理的难度。不难知晓，培训管理松散现象将直接制约培训工作的有序开展。
1.3 培训评价存在缺失
以公益性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特质，也就在另一面弱化了对培训效果的评价工作。在培训评价存在缺失的情形下，将产生两个不利的后果：第一，难以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第二，无法获知农村劳动力对技能的掌握状况。
2 破解短板的思考
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培训短板，这里相对应的对如何破解短板进行以下三点思考：
2.1 破解培训项目固化的思考
上文已经指出，中职学校作为承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机构，在一定层面需要以政府相关部门的培训原则为导向，而政府部门的培训原则具有逻辑自洽的特点，但却无法保证与市场需求结构的动态匹配性。因此，在中职学校丧失了培训的主观能动性的情况下，其从事专业技能培训的优势也就难以施展出来。
2.2 破解培训管理松散的思考
培训管理松散现象将会影响到培训的质量，从而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无法通过加强培训制度管理来应对，首先这类培训具有社会公益性，再者该类培训需要遵循农村劳动力的个体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在破解培训管理问题时，需要明白农民个体行为偏好对培训管理的排斥力。因此，既不能单纯的用制度管理来强化，又需要尊重农村劳动力的行为偏好，这就构成了破解的思路。
2.3 破解培训评价缺失的思考
不难明白，若是在该项培训中存在着评价缺失的现象，那么就无法对政府专项经费的使用负责，甚至会因此滋生出腐败问题。作为劳动技能培训，其培训效果不仅要由农村劳动力个体说了算，还需要由市场在进行评价。
3 对策
根据以上所述，对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建：
3.1 发挥中职学校的培训能动性
众所周知，中职学校在职业技能培训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时，由于深受政府职能部门的影响，而无法在自身能动性下调整培训项目和培训内容。为此，这里就需要建立起能够发挥中职学校培训能动性的机制来。笔者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应在培训方案设计和调整上给予中职学校更多的自。
3.2 发挥政府部门的过程监管性
政府尽管是专项经费的承担着，但政府不应深度参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却要履行公权力所赋予自身的监管职能。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部门应对中职学校的培训工作进行过程监管，并设计出末尾淘汰机制，促使中职学校认真履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为了拓宽中职学校的选择面，也可以将民办中职学校纳入到承接培训工作的范围中来。
3.3 以乡镇为单位加强组织管理
为了减轻中职学校的培训管理压力，上级政府部门应建立以乡镇为单位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即由乡镇委派专人参与到对受训农村劳动力的管理中，这样就可以发挥这样几点优势：第一，来自于同一个乡镇，能够满足农村劳动力“抱团取暖”的行为偏好，从而可以在相互感染下助力组织管理；第二，乡镇委派专人参与管理，不仅能够了解中职学校的培训状况，也能因熟悉民情而促进培训管理工作的开展。
最后，在进行培训评价时需要从受训农民个体感受，以及市场反馈等两个方面来进行综合考核。
4 结语
通过对现有的培训现状进行调研发现，以政府专项经费支撑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其必然存有着以政府指令性任务为导向的培训特征，这样就忽视了市场对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要求。为此，当前就需要从：发挥中职学校的培训能动性、发挥政府部门的过程监管性、以乡镇为单位加强组织管理，以及建立多元评价途径等方面下功夫。
参考文献：
[1] 张竺鹏.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发展现状与实施对策[J]. 职教论坛，2005（28）：29-33.
篇1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ways of transferring surplus rural labor in China，pointing out that transferring into small city or county is the main way for the most part of rural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push and pull theory of population migration，as rural people transferred from peasants to farm workers， from farm worker to city people，it advocates a consequance of the interaction of both forces.
Key words:transferring rural labor；push and pull theory；farm worker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明显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农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城镇人口生活水平的局面。现在，我国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以及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而与农民、农业、农村有关的问题，即“三农”问题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这也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对于“三农”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不同的解决方法，如：加快结构调整，改革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加大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等，但这些都无法回避由于农业人口过多而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商品需求不足，人均占有资源过少限制收入增长，以及转移支付由于人口基数太大形成的财政压力。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村人口基数，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
二、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方式分析
人口迁移本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仅有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同样也有城市到农村的迁移，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政策背景下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六七十年代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现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又成为势在必行的历史潮流。但同时，由于近年来农村的生存环境日益变好，一些已经转移的农村人口又转回了农村。如图1，它所表示的是城乡之间人口迁移的主要流程。
农村人口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劳动力的转移，再附带非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两种出路：向城市迁移（地域流动）和从事本地非农业生产活动（职业流动）。就地域流动来说，如图1所示，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向城市的转移：一是农村居民的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转为城市户籍；二是农村未接受正规培训与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以农民工的身份直接向城市转移。
与地域流动相比，在农村地区从事非农职业是一种更容易参与的活动，这种就地职业转移对劳动力所接受的正规或非正规教育的要求比外迁要低。同时，由于从事本地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可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并兼顾家庭的其他生产活动，其参与成本要低于迁移的成本。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农村人口过多，人均资源有限，其收益也受到很大制约，因此要真正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大部分农村人口还是要向城市转移。
就向城市迁移的具体途径来说，业界又有多种主张。有超大城市论，大中城市论，小城市或城镇化论等。有研究表明，就单位土地面积所容纳的人口而言，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优于小城镇。因此，出于国土利用率的考虑，我国不宜盲目发展小城镇，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大中城市转移又缺乏现实的支持条件。首先是高房价限制了农村人口成为大中城市的永久居民。2006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加权平均房价为5 000元/米2左右，而即使是农村住户的前10%高收入阶层，户均年收入也只有3．5万元左右。他们若想在这些城市里买房常住，70平方米的面积要花费他们10年的总收入，其他阶层就更不用说，由此可见这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其次是农村人口的自身素质限制了他们融入大中城市的生活。目前，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大中城市的就更高，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5年左右。由于自身素质偏低，农村劳动力所能从事的多是那些城市人不愿干的脏、重、累的活，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找不到归属感，从而更加制约了他们向大中城市转移。因此，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的最佳路线只能是由图1中的下半部分“农村人口大学生城镇人口”实现。
既然大中城市和小城镇都不能成为大规模农村人口的流入地，那么小城市或县城就成为了农村人口转移去处的最佳选择。小城市或县城位于整个城市体系的最基层，是大中城市之尾，农村之首，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作用都要通过县城来传递。虽然单个县城的作用与重要性比不上大中城市，但是由于其数量众多，与广大农村又有一衣带水的关系，因此小城市或县城就成了大中城市与农村联系的天然纽带和桥梁。有关数据也表明，县城及其周边地区，承载了大多数农村务工人员。
三、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条件分析
下面从农村劳动力及其家人生活和生存的角度，利用“推拉理论”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进行分析。
“推拉理论”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存在，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
笔者假定每一个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他们的转移行为发生前，都要对转移的预期收入和成本进行分析，再与不改变现状的情形相比较，权衡两种状态下的利益得失，然后才作出是否转移的决定。
本文原文
为叙述方便，若农村人口在家务农，记为状态1；若外出打工，记为状态2；若转变成城镇人口，记为状态3。并假定状态2与状态3的区别是：状态2仍有耕地，而状态3没有耕地，却与城里人一样享受各种福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不同之处。
农村劳动力在任何地方生活都存在生产生活总成本，分别把在状态1、状态2、状态3的生产生活总成本记为C1、C2、C3。生活成本指劳动力购买商品及服务的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住房支出等，三种状态下的生活成本分别用C1L、C2L、C3L表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目的地一般比农村当地经济发达，一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如蔬菜、粮食等的支出会增加。于是，同样是满足生存需求，农村劳动力在转移目的地的支出要多于原住地。由于转移目的地教育基础设施一般来说比原住地齐全，再加上一些城市的人为制度限制，使农村劳动力子弟入学成本增加。住房支出是最大一笔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支出成本。农村人口在原住地建好房子后一劳永逸，只要作必要维护，无须再付出任何费用。而在转移地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要支付较高的房租，或者承担更高的房价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住房。分别用Li1、Li2、Li3表示3种状态下日常生活支出，用Ed1、Ed2、Ed3表示子女教育支出，用Re2、Re3表示住房租金或房款，用Fe1、Fe2、Fe3表示其它生活支出。
状态1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用Pr1表示。状态2与状态3的生产成本主要包括职业培训学习费用、在转移目的地承受各种心理压力的费用以及与家人联络费用等，用Pr2、Pr3表示。于是三种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总成本分别为：
状态1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收入是生产经营收入以及国家的各种补贴，分别用In1和Su1表示。另外由于在原住地社会环境比较熟悉，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到大家的尊敬和认可，记其心理收益为Xi1。状态1的总收益记为R1，则R1=In1+Su1+Xi1。
状态2中农民工的主要收入为打工工资收入，农村家中的一些地租收入以及建设城市的心理自豪感收益，分别记为In2、Di2 、Xi2。状态2的总收益记为R2，则R2=In2+Di2+Xi2。
状态3中农民工已经转变成城镇人口，主要收入为工资收入和心理自豪感收益，以及作为城市人口的其他附加福利收入，分别记为In3、Xi3和Fu3。状态3的总收益记为R3，则R3=In3+Xi3+Fu3。
综上所述，由推拉理论，若R1-C1大学生转变而来的城镇人，当他们认为R3-C3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而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小城市或县城又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大多数农村人口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转移落脚点。对于如何才能完成转移，研究表明，只有在城市打工的综合收入大于在农村务农的综合收入，农村劳动力才会倾向于进城工作。因此，应该尽量消除农民的进城障碍，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从而减少农村人口基数，增加农村人均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耕地的集中经营，提高农民收入，为最后解决三农问题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朱农.离土还是离乡［J］．世界经济文汇，2004（1）：53-63.
［2］ 严正.小城镇还是大城市［J］．东南学术，2004（1）：60-66.
篇13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23. 025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23- 0041- 02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量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形成剩余劳动力。而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也影响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民增收，甚至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各级党政领导非常关心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尽快找到合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途径，对加速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后危机时代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分析
（1）农村地区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劳动技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较以往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整体仍旧偏低。据统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0%。从劳动技能的角度来看，受过专门职业教育或技术培训的劳动力以及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劳动力不到20%。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以及劳动技能的缺失，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不能满足后危机时代高新产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不仅如此，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还会导致农民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在他们的头脑中仍旧根深蒂固地把耕作土地视为维持生活的唯一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不完善，就业信息传递不畅。目前，我国各地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普遍较为滞后，广大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时往往会因缺乏信息或信息不准确而盲目流动。很多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时都是通过亲戚、朋友、邻里来获取外界就业信息，这种信息获取的方式与成熟劳动力市场所传递的信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保证。近些年来，各地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建立健全农村劳务市场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是组织建设不得力，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不强；另一方面是组织管理不规范，对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权益不能进行有效的保护，导致外出农村劳动力宁可自己碰运气，也不愿意依靠中介组织寻找工作。
（3）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缺失，阻碍其有效转移。当前，我国各地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培训时，往往实行多头管理，效率低下。例如：很多地区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等多个部门，都根据自身特点组织了一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培训项目。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沟通协调，这些培训项目大多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在培训内容的设置上，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各类培训项目在培训内容设置上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和当前经济社会的具体需求，导致培训的实用性不强。
（4）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打工时具有一定的间歇性和分散性，这些特点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组织化程度较低，有时几个农民临时凑到一起就出外寻找工作，广大农村劳动力重视的是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对依靠就业组织来维护劳动权利的事情则考虑得很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不明确，各种权利也无从保障，这是制约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组织性因素。
2 后危机时代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对策
（1）明确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全面的、多层次的规划。要解决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各地政府务必要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足够的重视，不能只将其简单视为农民自身和农村内部的事务，而对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要不断更新思路，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明确城乡一体化的长远规划，不能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排斥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不能因各种原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予以漠视；也不能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中，依旧固守城乡分割的传统思维模式。必须积极拓展劳务输出，将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结合起来，明确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群体性、过渡性等特征，合理、稳妥地推进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的步伐。
（2）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强其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强农村教育，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应首先得到保障。各级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地区落后的办学条件，不断提高农村地区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农村地区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应继续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为其进城务工进行必要的技能储备，使新一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能够满足经济社会的需求。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在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组织领导、人才配备和相关优惠政策等方面不断健全完善。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市场观念和竞争能力。农民工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观念和竞争能力，才能更好地参与城市的就业竞争。所以，提高农民综合素质，除了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外，还要通过各种教育方式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思想转变和观念转变，促使其成为具有现代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的新一代劳动者。
（3）建全完善农村劳动力的服务体系和培训体系，为劳动力转移做好保障。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就必须统筹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取消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歧视性规定，把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城市劳动力就业摆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各级政府应该成立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服务的指导小组，可以为农村劳动力多方面收集就业信息，并提供相关的就业培训、政策咨询、职业介绍、劳动维权等服务。各级政府中主管农村就业的部门和人员，应想方设法与辖区内外的单位、企业保持联系畅通，努力拓宽就业渠道，做好劳动力外出打工岗位的开发工作。完善培训体系还应该建立统一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制，全面实施政府补助的政策，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的力度，加强各种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技能。要加大对现有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等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为农村劳动力建立多种形式的培训基地。除此以外，还需要进一步规范职业培训市场，发动、鼓励社会力量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教育培训，针对新兴产业所需的应用性和使用性技能大力开展教育培训，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
（4）建立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能力。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等情况下各自为政的局面，努力推进各类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建立起公平统一、竞争有序、合理高效的劳动力市场。要打破各地信息封闭的局面，努力实现劳动力市场网络化、共享化。各用工地区应该通过网络及时工作岗位的供给信息，而在劳动力的输出地，也应将劳动力的年龄、文化、技能特长、就业经历等信息统一录入网络平台，以便向外地、外省及时传递，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的求职成本和风险。另外，不能忽略通过亲友、邻里介绍外出打工这一重要途径，这是当前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一种重要方式，要进一步发挥这种乡土性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况且当乡土性劳动力市场达到一定规模以后，随之也会产生较强的组织性。各地在增强劳务输出基地建设和管理的同时，可以先重点树立一批劳务输出重点区县，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可以将不同结构的培训、输出、管理、服务等功能统一合并，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和组织化程度，从而实现有组织、有规模、有订单、有目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晓华，黄延信，姜文胜.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5（8）.
[2]张亚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现状及成因分析[J].理论导刊，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