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税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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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外贸进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末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出现顺差现象。进出口贸易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后遗症的出现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进几年我国日益扩大化的经常项目和相关的金融项目、资本项目出现了双向顺差。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产生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愈来愈高。

    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双顺差现象导致国际经济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产生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所以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扩大内需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和谐、平衡发展。此方法的具体实施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来支持，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外汇盈余情况明显且在不断增加，持续增长的外汇导致我国的物价一直不稳定，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的力度远远不够。所以为解决和纠正外部经济失衡的状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采取积极相关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税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内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从内在因素分析要解决此种矛盾仅仅依靠一些财政措施是很难实现的，如当前的金融体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员的相关考核体系不完善、政绩考核不科学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缓解矛盾，必须把财政和税收政策同时利用起来。

    一、提升公共消费的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

    首先，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费，所以政府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需从实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投资来扩大内需，另一种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二者只要有一个方面扩大需求，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以往通过投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效果。

    从当前状态看政府消费是集中式的，我国居民消费比较分散、很难起到明显效果，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从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来分析，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为短期收入和长远预期收入二种。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的水平，此状况导致我国很有消费愿望的人没有能力消费，购买能力、消费能力相对很弱，此部分在我国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国依靠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居民的未来收入很难保证，因此其消费愿望更加难以实现。所以从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由于我国的钢铁、房地产、水泥最近几年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原材料供不应求，因此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导致煤、电、油等出现紧张的局面。因此，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当前经济发展，必须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投资转移到消费。从消费的形式来分析，消费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居民消费，另一种是政府消费，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居民消费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自然把消费的问题落在政府身上。从长远角度来分析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必须依赖国家好的公共财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之所以如此难以启动，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未来的一些消费是必须的、具有刚性的特征。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居民的未来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当前要想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必须从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消除广大的居民的担心，解决他们的未来若干问题，如此状态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费、大胆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我国当前的外资导向不合理，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导向比较明显而对产业的导向比较弱。对我国的沿海地区投放力度比较大，而内地的关照程度较低。从经济特区到经济开发区再到经济引导区逐渐递减投放，从我国的东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种不均衡发展状态导致我国的外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我国的东部税收政策优惠比较明显，中西部很难享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我国外资利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导致其产业导向较弱，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平衡，从高新技术产业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大都体现在沿海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基本享受不到。外资的投放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资还流入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房地产等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的行业和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很难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国的外资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险、银行、电信、证券等领域流入，而这些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国加入wto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国的外资依然在享受超国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状况在国外是很少见的，也给内资本带来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现内资通过国外注册公司，最后把资金通过国外转入国内，形成所谓加外资现象。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和国际社会倡导的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给我国产业发展和升级带来了很多问题，产业无法转型，外资优惠政策不一致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我国当前必须积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达到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减轻资本贸易顺差给我国人民币造成的升值压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若干问题，为提升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对于一些具备优势但又缺少资金的产业，要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扶持，防止所谓假外资现象的产生。对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进行逐步淘汰，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三、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保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要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调整税收政策，达到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平衡。从我国与美国欧洲等国的贸易摩擦来看，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来看不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从本质来看我国贸易顺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国经济出现降温的一种表现。因此我国的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内需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很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更加明显。如此下去导致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争端和摩擦会进不断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我国当前的对外贸易状况，如何更好的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式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认真思考，全面分析，必须通过优化对外贸易的方式来达到贸易的协调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注重自主创新品牌产品出口，加大自主创新品牌的出口力度，控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出口比例。进口方面我国更加重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国内短缺资源。我国采取的对外贸易若干政策中，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运行起到很重要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更好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强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质量，有效的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我国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限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的出口，其中最显著的措施就是通过控制出口退税，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对一些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征收出口税，为我国出口高质量、高技术含量产品提供重要的税收政策支持。因此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从具体实施状况来看，无论是对出口退税还是对出口增税，都是调整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的手段，通过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在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上找到平衡点，才能减少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才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才能更好的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其实就是一个杠杆，通过此杠杆可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同时我国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才能促进结构优化和升级，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只有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才能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篇2

由于碳税征收的影响度和波及面较广，涉及行业、居民、政府等整个经济系统，因此，从国际文献上看，大多部分学者均采用了具有严密理论体系、能够模拟分析经济系统内相互作用机理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其中代表性文献主要有：Whalley和Wigle(1990)、Burniaux和Nicoletti(1992)、Floros和Vlachou(2005)、Galinato和Yoder(2009)、Allan等(2014)。总体说来，国外关于应用CGE模型进行碳税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近年来，国内关于碳税的研究也不断增加。贺菊煌等(2002)建立了一个静态CGE模型分析了征收碳税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朱永彬等(2010)基于一个静态CGE模型，通过引入碳税，假设六种情景对碳税政策的减排效果及其对宏观经济和各产业部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郭正权等(2012)基于静态CGE模型分析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中碳税政策对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石敏俊等(2013)利用CGE模型，设计了单一碳税、单一碳排放交易以及碳税与碳交易相结合的复合政策等不同情景，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的减排效果、经济影响与减排成本。与以上国内文献不同的是，王灿等(2005)基于199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一个动态CGE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分析了基准情景下N2Z117.jpg排放总量消减10%～60%假设情况下对边际减排成本、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从文献上看，国内相关碳税CGE模型大多为静态模型，应用动态CGE模型分析碳税的国内文献寥寥无几，由于静态CGE模型只能在基准年度范围内进行模拟分析，不能动态模拟碳税的长期累积效应，因此静态CGE模型的模拟分析功能较为有限。虽然王灿等(2005)构建了一个动态CGE模型，然而该文的模拟假设缺乏现实意义，因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每年都在增加，在我国未完成城镇化、工业化发展阶段之前，二氧化碳总量减少的假设很难成立；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也是设定为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属于相对指标，并非二氧化碳总量的减少。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特征，本文构建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主要有如下特点。从技术层面上，本文根据最新的动态经济学理论，构建出一个递归动态CGE模型进行碳税政策模拟；依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采用相对指标，即以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作为衡量目标；进一步把能源分为清洁能源和石化能源(石化能源进一步细分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采用多层CES函数嵌套方式进行组合，并从碳税征收方式和碳税使用方式上综合模拟分析碳税及相关二氧化碳减排问题。

一、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1.宏微观SAM表构造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2007年135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①，合并扩展成包含1个第一产业部门、15个第二产业部门和5个第三产业部门，行为主体分为政府、家庭、企业、投资和储蓄、国外部门的宏观社会核算矩阵(SAM)表，该表中的数据除了来源于2007年投入产出表外，还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金融年鉴2008》《中国环 境年鉴2008》《国际收支平衡表2008》《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等统计资料。在宏观SAM基础上构建微观SAM，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内容是对电力部门和石化能源部门的拆分(即使135部门投入产出表，石油和天然气作为一个部门；电力也作为一个部门，没有细分出火电、水电、风电等)，拆分方法如下：根据《2008年中国电力统计年鉴》电力生产量的比重，把投入产出表中的电力部门按照火电占83.06%，核电、其他电力供应占16.94%的比例进行拆分，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只对火电的生产存在中间投入，对核电、其他电力供应不存在中间投入分解；石油与天然气开采的分解是根据我国2007年能源生产构成，其中石油占能源总消费量的19.70%；天然气占能源总消费量的3.50%，然后根据消费量的比例对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拆分。宏观SAM表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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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函数结构设计

本文的动态CGE模型的生产结构采用五层嵌套结构，这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方法之一，即中间投入的组合只包含非能源投入(列昂惕夫函数表述其关系)，而将能源、资本和劳动力采用不变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嵌套。资本—能源—劳动力CES合成的嵌套结构中依照各种能源投入的替代程度自下而上依次组合，如图1所示。

3.N2Z117.jpg排放系数确定

N2Z117.jpg的排放系数的计算方法，从文献上看，目前主要有：方法一，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编制的《IPCC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放清单指南》(能源)中化石能源中的有效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再通过能源实物消费量与实际热量的相互转换来计算。方法二，直接引用《日本能源经济统计手册》中的能源排放系数，其中焦煤0.692 tc/tce、焦炭0.776 tc/tce、原油0.546 tc/tce、石油制品0.532 tc/tce、天然气0.394 tc/tce(tc/tce的含义为每释放出一吨标准煤的热量所需要排放的碳量)。方法三，是利用国际能源署的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中的统计数据，通过我国三种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能源的实际消费量来计算。

由于本文SAM中的基础数据来自投入产出表，该表属于价值变量表；同时，关于能源消费总量的数据可以直接从能源统计年鉴上获得，该数据相对准确，因此本文选用方法 三。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具体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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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产函数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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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态基准情景中相关参数假设及模型动态化运行机理

动态CGE模型首先需要对一些重要外生参数(替代弹性系数、劳动力数量、能源使用效率等)进行赋值，分别设定如下：

(1)劳动力数量估算。由于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人口增长受计划生育政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变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王德文(2007)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高峰，2015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一个转折点，劳动力的供给量将会由增长转为逐步下降。同时，贾一苇(2009)研究表明，我国15岁～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在2016年达到高峰，然后不断下降。

因此，关于未来劳动力供给的预测，两位学者得到的结果相距不大，参照其他文献，在未来劳动力供给预测上也没有重大分歧，因此，本文在借鉴上述学者研究结论，假定劳动力增长率②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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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效率估算。能源效率主要是衡量单位能源产出量，目前主要有单要素法与多要素法。基于本文是研究我国整体能源效率的提高改进状况，且要素之间替代关系在生产函数层次上有所体现，因此选用单因素能源效率更为合适。本文根据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投入为当年能源投入折算的标准煤数量等相关数据计算出1986-2007年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③。根据计算结果可以得到，1986-2007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我国单要素能源效率年均增长率仅仅为0.28%。考虑到未来我国的节能减排政策力度可能继续加强，能源供需矛盾和能源价格将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这种内逼机制很可能迫使我国能源使用效率有所提高。因此，本文在政策模拟时，将分别设定能源使用效率增长0%、0.5%、1%、2%四种情景假设。

(3)CGE模型动态化的运行机理④。模型的动态主要涉及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资本的积累以及新增资本在部门之间的流动等，具体描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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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碳税设计与模拟分析

1.碳税设计

(1)碳税理论。碳税(Carbon Tax)是“二氧化碳排放税”的简称，是针对化石燃料使用所引起的碳排放的外部不经济问题所征收的税。按照PPP(Polluter-Pays Principle)原则，可以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课税，将环境污染的成本加到产品价格当中去，从而消除这种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以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的庇古税(Pigovian Tax)。因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碳排放引起气候变化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由此构成碳税的理论基础。

目前，碳税征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按化石能源的产量向生产企业征收碳税，一种是按照化石能源消耗量向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关于采用哪种模式征收碳税，依然存在着一些争议：选择前者征收碳税，一般来说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较小，比较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同，但是由于能源市场的不完善性，难以有效地将价格信号传递给下游能源消费者，因此碳税的刺激作用可能有所削弱。选择后者征收碳税，比较符合税收的公平目标，也有利于提高能源消费者节能减排的意识；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大多数的国家选择了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虽然日本、北欧等国家在上、下游都征碳税，但实际上还是以下游消费环节为主。因此，本文选择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即对生产部门的中间能源投入和需求部门(居民和政府)的能源消费征收碳税。

另外，征收碳税，对于生产者来说，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将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产品价格提高。生产者首先自身承担一部分碳税，同时将转嫁部分税收负担，向前通过产品价格提高转嫁给消费者，向后可能通过降低劳动者报酬减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具体比例取决于产品市场产品的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要素市场要素的需求与供给弹性)，从而影响收入分配、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等，由此引发了关于碳税“双重红利”⑥的研究和争论⑦，因此，本文也将从碳税使用方式的角度模拟分析碳税“双重红利”效应的存在与否。

(2)碳税设计。本文应用CGE模型进行政策模拟中，计税依据为N2Z117.jpg排放量，并且采用国际常用的在化石能源使用环节 征税方式，具体碳税设计为以下方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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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化石能源的碳税税额以后，就可以将碳税的税率转化为从价税率，即对某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税收与该化石能源的国内需求的价值量之比。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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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模拟一：碳税征收方式模拟分析

首先模拟2007-2020年不同碳税水平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及其边际变化率以及部门产出和价格等变量的影响。由于碳税的征收，石化能源使用成本增加，势必会使得企业通过研发或其他途径积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因此，本文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假定能源使用效率也发生改变，从而综合模拟碳税征收的减排效果。

(1)能源与碳排放影响分析。从表5可以看出：①当不考虑碳税时，当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分别0、0.5%、1%和2%，可以使得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相对基准情景分别减少0、4.59%、8.70%和15.56%；考虑碳税时，当能源使用效率分别提高0、0.5%、1%和2%，可以使得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相对基准情景分别减少44.32%、47.15%、49.70%和54.04%；②要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在仅考虑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征收碳税两种手段的前提下，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0，则需要征收碳税大约为80元/吨；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0.5%，则需要征收碳税大约为70元/吨；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1%，则需要征收碳税大约为60元/吨；若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2%，则需要征收碳税大约为40元/吨；③四种情景下的单位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均呈现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相比较而言，能源使用效率越高，单位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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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6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单 纯依靠碳税可以实现国家“十二五”有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规划目标，但这会引起化石能源价格的大幅上升。如表2所示，当碳税税率为80元/吨时，2007年，煤炭价格增长74.05%，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分别会增长5.61%和7.73%；2020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分别上升99.70%、8.48%和11.46%，这必然会引起较大的物价上升压力；但若通过实施碳税减排政策的同时，加强科技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情景Ⅳ)，这样，碳税大约为40元/吨，就可实现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此种境况下，2007年相应的化石能源价格分别上升31.24%、2.35%和3.18%，2020年化石能源价格分别上升47.27%、4.41%和5.09%，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减小。倘若能源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相应的碳税将继续减少，同时化石能源价格上涨空间必将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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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门影响分析。征收碳税必将导致化石能源价格上涨，从而提高生产成本，不同部门的化石能源投入占总投入比例差别很大，并且不同部门各级生产函数、各种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也不完全一致以及对不同部门产品的需求差别，将对不同部门的化石能源需求产生不一致的影响。由此，对部门的产出价格、产出量、劳动、资本使用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等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表7分析在情景Ⅰ中，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零(相对基准情景能源使用效率保持不变)，碳税为30元/吨时，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各部门的产出及其价格相对基准情景的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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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结果可以看出，21个行业中，产出价格都有所上升，主要是由于征收碳税，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有所提高，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行业和消耗化石能源较大的电力(火电)、非金属矿采选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矿采选及金属冶炼业等部门价格上升幅度比较大，而且从时间上看，其价格上涨幅度在逐年增加；而消耗化石能源较低的农业、金融及房地产业、批发零售和住宿业、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科教文卫社会服务业等部门的价格上升幅度明显较小，而且，从时间上看，其价格上涨幅度在逐年减少。

从产出上看，21个行业中，煤炭采选及炼焦业、石油开采及加工业以及天然气开采业的产出降幅最大，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其产出降度在进一步扩大；虽然纺织业、化学医药业、电子通信、仪器办公品制造业的产出在期初产出降幅较大⑧，但与化石能源部门不同的是，其降幅随着时间的延长在逐步降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低碳能源(水电、风电及核电)行业的产出在逐年增加，主要是由于化石能源价格提高后，低碳能源的替代作用开始逐步显现，社会需求有所增加，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其替代作用逐渐加强。

3.政策模拟二：碳税使用方式模拟分析

一般说来，碳税会引起化石能源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上涨，但是碳税的不同动态循环使用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企业收益、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政府储蓄、进出口、社会福利等社会经济变量发生改变。另外，学术界还存在征收碳税是否可以达到“双重红利”的效果，因此，本文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相对基准情景在2020年降低20%为例，模拟分析不同的碳税循环使用方式对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具体情景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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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9的分析结果比较分析情景Ⅴ、情景Ⅵ、情景Ⅶ、情景Ⅷ中的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情景Ⅵ中，相对基准情景，由于征收碳税，居民的资本收入有所下降，虽然政府在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了居民的个人所得税，但同时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也有所下降，由于减少的个人所得税额低于政府转移支付额，因此导致居民的税前总收入水平比情景Ⅴ下降幅度更大，但由于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居民税后收入有所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有所提高，因此居民的社会福利状况比情景Ⅴ有明显改善。政府在总税收相对基准情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碳税征收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引起政府的实物消费减少。对于企业来说，征收碳税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引起资本价格相对下降，因而企业收入和消费水平均有较大减少，同时由于国内产品价格相对国外有所上升，造成出口明显减少，进口增加。实际GDP构成中，仅有居民消费相对增加，而政府消费、投资、进出口均减少，从而导致实际GDP有所下降。总体而言，情景Ⅵ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使得社会福利水平有所增加，从而实现了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

情景Ⅶ中，相对基准情景，对于企业而言，由于征收碳税引起资本价格下降，从而企业收入减少，但由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企业储蓄水平有较大幅的提高。居民由于资本收入的下降、政府转移支付减少，居民总体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居民储蓄、社会福利水平相比情景Ⅴ呈现更大幅度的下滑。政府的收入和储蓄虽然没变，但由于该情景下，产品价格上涨较大，因此，政府的实物消费降幅最大。实际GDP 下降原因同上，但相比情景Ⅴ和情景Ⅵ，实际GDP的下降幅度较小。总体说来，情景Ⅶ低企业所得税，使得企业储蓄和总投资有所提高，但也使得居民消费、社会福利水平与情景Ⅴ和情景Ⅵ相比降幅更大。这说明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不能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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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2020年不同情景下社会福利变化

情景Ⅷ中，由于降低了间接税，而间接税发生在国内生产环节，企业可以将税负部分地转嫁给消费者，从而影响国内需求和出口。虽然该情景下企业收入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小于其他三种情景。对居民而言，居民的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下降，政府转移支付也有所减少，因此居民总收入水平与情景Ⅴ相比略有下降，但由于降低了间接税，国内产品价格有所下降，因此，居民的消费需求、社会福利水平与情景Ⅴ和情景Ⅶ相比均有所提升。政府的收入和储蓄不变，但由于国内产品价格有所下降，因此政府的实物消费相比情景Ⅵ和情景Ⅶ均有所增加。由于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净出口改善较大，因此，实际GDP的降幅相比其他三种情景降幅最小。从图2可以看出，情景Ⅷ中，社会福利降幅微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近于零。这说明，征收碳税的同时降低企业间接税，可以使得碳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微乎其微。

三、结论和建议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单纯依靠碳税可以实现国家“十二五”有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规划目标，但这会引起化石能源价格的大幅上升，这将会引起较大的物价上升压力；但在加强科技进步，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年增长率为2%)的前提下实施碳税减排政策，40元/吨的碳税征收标准为就可实现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的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另外，随着碳税税率的增加，单位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均呈现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相比较而言，能源使用效率越高，单位碳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边际变化率越大。因此，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以有效地增强碳税的实施效果，我国应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促使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

从行业上看，21个行业中，产出价格都有所上升，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行业和消耗化石能源较大的电力(火电)、非金属矿采选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矿采选及金属冶炼业等部门价格上升幅度比较大，而且从时间上看，其价格上涨幅度在逐年增加。消耗化石能源较低的农业、金融及房地产业、批发零售和住宿业、食品制造与烟草加工业、科教文卫社会服务业等部门的价格上升幅度明显较小，而且，其价格上涨幅度在逐年减少。另外，随着化石能源价格的提高，低碳能源(水电、风电及核电)行业的产出在逐年增加，替代作用逐渐加强。

若采用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同时降低居民所得税税率，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中性的税收方案，可以实现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使得社会福利水平有所增加，从而实现了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而保持政府财政税收中性，在征收碳税的同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并不能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因此，从社会居民福利水平的角度，要实现碳税的“双重红利”效应，我国碳税征收应与居民所得税改革相同步。

若采用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同时降低企业间接税率，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中性的税收方案，比采用在能源消费环节征收碳税，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保持政府财政收入中性的税收方案，更能减弱或消除因征收碳税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从对碳税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的角度上考虑，我国在实施碳税的同时，适当降低企业间接税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的效果好于适当减少企业所得税的效果。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目前国家统计局还未正式公布2010年细分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所以只能以2007年投入产出表为数据基础。

②严格意义上，使用就业增长率更为合适，但由于我国缺乏行业就业人数、失业率等翔实数据，因此用劳动力增长率代替之。

③1986-2007年，我国能源使用效率增长率分别为-0.69%、-1.85%、4.43%、4.14%、3.90%、1.64%、2.86%、8.38%、14.00%、6.40%、0.47%、2.36%、3.30%、-2.47%、-1.44%、-1.26%、-5.10%、-11.01%、-7.93%、-6.14%、-5.4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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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述评

税收负担是由于政府向纳税人课税，使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流向政府，从而纳税人产生了经济负担。税收负担可以反映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

一般地，税收负担可以纳税人流向政府的经济利益占其全部经济利益的比重来反映。在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方面，Marsden（1984）在对2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高低收入分组的基础上，研究了各国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低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Peden（1983）研究了美国1929-1986年税收和宏观生产率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小于17%时，其比重上升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但超过17%后，该比重上升会降低经济增长率。Garrison（1992）通过实证研究认为，60多个国家的平均税率与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Scully（1995）研究了103个国家20年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他认为，税收占GDP的比重小于19.3%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实现了最优；宏观税负水平如果超过45%，那么该国经济会出现负增长。岳树民和安体富（2003）、刘新利（2007）分别研究了1994年到2003年、1994年到2005年的宏观税负变动，得出了相同的实证结果。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宏观税负在1994年后到今天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动趋势。邓戮（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并且税负增加，经济增长率也上升，且二者相关度较高。

二、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基本理论和模型

由于拉弗曲线有缺陷，我们认为研究国民产出Q（t）函数是研究税收收入T（t）函数的经济学的基础。从税收的定义①出发，我们认为研究T（t）函数的意义在于探寻公共部门应该从社会经济资源中配置多少资源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社会公共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最终将通过Q（t）函数体现出来。根据恒等式T=t*Q，我们认为如果离开了Q（t）函数来研究T（t）函数，那么T（t）函数很可能缺乏经济学基础。

2.指标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们所选择的指标及其数据来源如下：

（1）小口径宏观税收负担，是税收收入与名义GDP的比率。税收收入包括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关税。具体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2）中口径宏观税收负担，是财政收入与名义GDP的比率。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1985年至2006年的财政收入包括各项税收、企业收入、企业亏损弥补、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收入、预算调节基金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以及其他收入。2007年至2010年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具体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1）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g：真实的GDP增长率，是经过GDP平减指数平减后真实GDP的增长率。我们以1990=100为基准计算，采用如下公式计算GDP平减指数：

3.实证分析

散点图分析表明，宏观税负t1、t2与人均真实GDP的增长额均呈正相关。但二者并不完全是线性单调关系，其曲线特征也比较明显。中口径宏观税负t2与人均真实GDP的增长额的关系，有较大的弯曲程度。因此，用线性函数去拟合宏观税负与的关系，过于简单而且不够精确。因此，我们用曲线来拟合它们之间的关系。

4.实证结果及解释

采用Eviews6.0软件，利用1997—2010年的28个观测值，我们分别采用小口径的税收负担t1和中口径的税收负担t2这两个指标对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和统计检验。根据下表1给出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发现：

首先，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宏观税负都与人均真实GDP的增长额呈非线性关系。小口径税收负担模型与中口径税收负担模型估计的效果相当好，调整前与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超过了95%，并且序列不相关。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而且回归系数符号与预期一致，满足二阶条件2b2+6b3·tt

三、基本结论

宏观税负水平是政府制定各项税收政策的重要依据。合理界定宏观税收负担对于保证政府提供最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单调正相关关系。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宏观税负的凹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为18.23%，中口径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水平为20.11%。当前，我国的小口径和中口径宏观税负已超过合理水平。因此，我们不可过快的提高宏观税负，否则经济增长的净负效应将逐渐显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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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eden.E.：”Link Between Taxes and Economics Growth：Some Empirical Evidence”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s，No.605，1983.

[5]Garrison ，Charles B and Feng Yao Lee， Taxation， 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cross 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 side Hypotheses， Economic Inquiry， Ja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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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5-0067-05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的飞速发展，近些年全球信息量以每年翻两翻的速度爆炸式增长，成为当今社会增长最快的资源之一。这种规模大、种类多、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被称为大数据。进入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的开放与共享，使人们获取与数据变得十分容易，一方面，它为网民的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它也为少数别有用心者丑化他国政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自2007年起，《福布斯》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将中国排名全球第三，之后不断提升中国排名，2009年将中国排名全球第二，2011年将中国排名为全球第二和亚洲第一。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不排除有故意丑化中国形象、搅乱中国民情的嫌疑。对《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我国官方和学术界从来就不予认可。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对外的宏观经济数据中，不同部门的数据之间、不同数据比例关系的逻辑上确实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冲突的现象。如2009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全年税收收入为57 862亿元，而财政部税政司的全年税收收入却为54 219亿元，两个数据相差3 600多亿元。同时，利用我国向世界银行提供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简单的环比增长速度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我国税收收入自1995年以来至今，18年间一直存在着超经济增长的结论，这是我们难以否认的事实，当然这也这给有意丑化中国的个人或机构予把柄。

对我国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现象，我国有很多学者，如吕冰洋、李峰（2007），丁小平、刘铮鸣（2012），胡怡建、刘金东（2013）等，运用数学模型和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给出了在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存在着合理性的解释。其主要结论是，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务部门对税收征管的加强，以及存量资产的快速增长。我们不怀疑这些学者论证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但这些结论仍然经不起实践数据的验证与推敲：如果说经济增长是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那么自2009年及其以后，我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为什么2009年及其以后各年的税收收入的增长依然没有停止超经济增长的迹象，即仍然保持着超经济增长的态势？如果说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加强是导致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那么按照税收收入年平均超经济增长3.95%的速度计算（见表1），税收超经济累计增长18年后，因税收征管的加强引起的税负就会达到纳税人总产出的71%，这足以让大多数法人纳税人倒闭了，但为何还能持续生存到今天？如果说是存量资产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与存量资产相关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可能的，那么增值税与存量资产的增长并无直接关系，为什么增值税收入也存在超经济增长的现象？总之，脱离经济的税收运行不可能没有不合理之处的存在。

国家税务总局自2002年起，几乎每年都不厌其烦地要向社会公众解释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并将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归结为：（1）税收收入与GDP的统计口径不同；（2）GDP的结构与税收结构之间存在差异；（3）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对税收增长的作用影响不同；（4）税收征管因素的影响；（5）部分税种如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等采用的是分级累进税率，收入增长与税率增长的幅度不同。这种多因并重的解释方式，似乎并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对西方个别机构对我国纳税人税负过重的宣传进行了辩论，指出西方个别机构在评价方法上和计算依据上明显存在着错误。看来，税收数据的冲突具有扩大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稳定税负、透明预算等方面的改革要求，将我国财税体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地位（高培勇，2014），因此，税收增速和税负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它已涉及到了国家治理基础的战略层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中西方国家宏观税收收入口径的比较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01―2011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及德国的GDP和税收收入数据，分别计算了其GDP和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相应的简单算术平均数。从计算结果看（见表1），西方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中，有的年份是负增长，有的年份低于GDP增长率，有的年份高于GDP增长率。从其均衡走势来看，西方六国的税收收入增长率，除了德国与GDP增长率基本持平外，其余五国都呈现出低于GDP增长率的态势，没有出现持续地超经济增长的现象。而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既没有出现负增长的情形，也没有出现低于GDP增长率的情形，却呈现出规律性地持续走强于GDP的增长率，这种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关键因素在长期发挥着作用？我们通过我国与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的比较发现，我国在税收实践和税收数据的统计上，没有引入和运用西方国家的“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的概念。我国通常所说的“税收优惠”，在西方国家被严格地限定在税式支出的范畴之内，并且每年都需要由财政与税务部门联合编制税式支出预算和税式支出决算报告。在西方，虽然将税式支出列作政府开支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税式支出实际操作上，包括税收返还（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款）在内，全部由税务机关负责进行。在对外税收收入时，将税收返还款从税收总收入中扣除，即以不含税收返还款的税收收入对外（见表2）。而我国对待税式支出上，没有一个清晰的管理逻辑，既没有税收优惠预算报告，也没有税收优惠决算报告；对税收收入的返还、退税上，一部分由税务机关负责，一部分由财政部门负责。我们的问题出在由财政部门负责支出的税收返还款，在税务部门仍然作为税收收入对外，即我国对外的税收收入包含了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这部分法定的税收返还款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据相关数据测算估计为3%～13%（见表2）。

我国在法定税收返还之外还存在额外地违规税收返还和“税收空转”的现象，这方面的数据同样没有从对外的税收收入总额中扣除。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税收征管的审计公告，我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在法定税收返还之外，由地方政府擅自扩大的税收返还款，以及税务机关为了完成年度税收收入计划，通过将未完成税收收入计划的差额于当年末入库，下年初再入库的方式，徒增税收收入，以达到完成税收收入计划的目的。这部分徒增的税收收入，实际上并不真实存在，这里称之为“税收空转额”。由于我国对税收收入采取的是计划管理方式，每年由上级税务机关向下级税务部门逐级下达税收计划任务，到基层税务所时，税收收入计划通常都增加到了每年递增15%以上的水平。从2001―2011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19%。由于当年税收收入计划是按上年完成的税收收入数据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即上年形成的税收空转额也算作了税收增长计划的基数，这样按19%的年增长率计算，100单位的税收空转额到18年后变为100×（1+19%）18=2 290，扩大了22倍，数额巨大。因此一旦税收空转额形成后，也就是假数据形成了真任务，便不可逆转，并会持续地递增下去，对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会持续地生产推动力，因此危害巨大。按此规则，我们估计这一部分金额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为2%～8%（见表2）。

可见，税收返还和税收空转额这两部分数据原本不是经济增长形成的税负，并且也不属于税收收入的构成项目，但在我国却长期地将它们纳入税收收入总额之中，并作为来年税收收入增长计划的基数，从而形成了一种在经济增长之外能够自我增长、自我膨胀的特别机制――“税收自我复制”机制，推动了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地超经济增长，因此，税收自我复制机制是我国税收超经济增长的谜底。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其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税收收入应该不会存在超经济增长的现象。

三、按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我国税收收入的调整

按西方国家税收收入的口径对我国税收收入进行调整的关键是计算出由财政部门直接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占我国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以及估算出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例。

由于在我国支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款是由基层财政部门负责的，而当前我国没有一个专门和统一的反映这一支出的财政指标。在查找基层财政统计年鉴时，我们很难找到与（返还给纳税人的）“税收返还”同名同义的支出指标。不过我们从全国各省份和直辖市2002―2012年的财政年度预算执行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文献中，通过分析计算，提取出了税收返还数据相对较为完整、连续的两个省份――广东和山东的数据，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了这两个省份的税收返还款占其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并暂以此比例作为全国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见表3）。另外，我们根据国家审计署对2004年、2006年、2009年、2010年和2013年税收征管的审计公告，按照抽样审计对样本的推算方法和我国税收计划增长的编制规则，估算了人为调节税收进度的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及违规扩大的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见表3）。

根据估算的税收返还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和税收空转额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对我国税收收入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我国税收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与GDP年平均名义增长率15.8%相比基本持平，达到了与GDP的同步增长，基本消除了税收超经济增长的现象（见表3）。调整后的我国宏观税负也更趋于合理。

四、宏观经济数据的协调

大数据时代，无论是宏观经济数据的绝对数，还是其相对数，如果发生冲突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加强宏观经济数据的协调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我们应成立专门的跨部门的数据管理组织，对准备对外的所有宏观经济数据给予合理性、逻辑一致性等方面的审查，在确保无误后，再对外。

第二，要通过立法消除形成宏观经济数据冲突的根源。如，对包括税收返还在内的税收优惠，要引入西方国家的税式支出概念，并将税收返还单独设立为一个统计指标，将全部税式支出项目纳入财政支出预算体系中，并对税式支出预算的实际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以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对税收空转现象，要从税收收入计划的制定开始变革，将税收收入的计划增长率限定在同期GDP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以内，对有税不征和征收过头税以及在税收数字上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惩。

第三，宏观经济指标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共享使数据已经没有了国界，不同国家的网民均可自由地使用网上其他国家的数据。然而，我国有一部分经济指标与国外相比，虽然同名，但其统计口径或所包含的内容却有所不同，在国家间进行比较时，容易产生错误的结论。因此，宏观经济指标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在短时间内不能接轨的指标，在对外时，应按国际通用的口径及指标所含内容进行调整，以减少误用的现象。

第四，要用技术手段，将微观数据在汇入宏观数据时，进行审核把关，将逻辑冲突、或不真实的数据阻挡在宏观数据形成之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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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的传导机制

国际上有关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机制：

（1）减免税政策。政府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部分或者全部的R&D支出。加拿大、意大利、韩国、荷兰、挪威、法国、日本、墨西哥、葡萄牙、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实施的是所得税减免方案。在实际计算可从应付所得税额中扣除的R&D支出时， 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总量的方法计算，也可以采取依据R&D支出增量的方法计算。在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扣除额时， 计算R&D支出增量的基期值可以用以往数年的移动平均值计算得到， 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作为基值。将当期的R&D支出与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基值相比较。可以每隔一段时间重新选定基期。或者选取某一年份的R&D支出/销售额作为基值（ 美国）， 如果当期的R&D支出/ 销售额大于基值，就可以享受税收扣除。由于税收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会影响R&D支出，为了避免基期的R&D支出过于偏离常年平均值，可以选用数年的平均值作为基值。在依据R&D支出总量计算扣除额时，政府不仅补贴了企业新增加的R&D支出，也会补贴已经发生的R&D支出，因此政府花的钱中有一部分不会对企业增加R&D支持有激励作用，但依据总量的方法对政府和企业来说更利于操作。开展大规模的R&D活动的大企业更倾向于基于总量的方法， 他们认为， 基于增量的方法没有考虑到研发活动具有遵循企业和产品周期的特点， 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如果企业业绩不佳， 就不可能在R&D预算上保持向上增长的势头。

（2）应税收入抵扣政策。政府允许企业从应税收入中扣除比实际R&R支出更多的金额。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实施的是应税收入抵扣方案。在实施应税收入抵扣方案是，也同样存在是依据R&D支出总量还是依据R&D支出增量计算抵扣额的选择。

（3）加速折旧政策。由于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等固定资产的收益将在以后各期获得，按照收益成本匹配原则，这些固定资产应该在以后各期记提折旧。到1999共有10个国家提供不同程度的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允许企业在第一年将用于R&D活动的机器设备全额记提折旧， 或者在以后数年内加速记提折旧。折旧费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之一，税法允许加速折旧，使固定资产最初使用的几年折旧费增大，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最初几年的所得税纳税义务，缓解了企业因购置固定资产造成的现金短缺困境。但加速折旧只能改变资金回收的速度，不会减轻企业的总税负，税负前轻后重，有税收递延之利，相当于政府给予一笔无息贷款。由于加速折旧可使企业提前收回投资，从而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可以促进企业用加速收回的资金去购买更先进的设备或选择更好的投资方案，这样就促进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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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形势；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扩大内需上面，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状态，改变了传统的财政政策，使得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能够适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发展速度。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实施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稳速增长、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作用，突出我国公共型财政政策的优势特点。

一、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金融危机形势，因为美国经济形势的复苏已经逐渐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其次，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与我国经济不景气一样，全球贸易化的整体环境还在不断地恶化当中，全球的出口型需求率普遍下降，而我国人民币的升值也对我国的出口外资和引进外资的形式非常不利，进而影响到了我国的整体经济。我国的宏观经济自从2010年开始以来有着经济复苏速度快的特点，而我国的经济复苏又是严重依赖于我国政府政策效应的，因此我国的经济复苏速度又表现出了先快后慢的特点。我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全世界国家中一直排在首位，我国的投资力度和消费能力都在飞速的增长当中，2014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在新常态的状态下保持着平稳的趋势运行，并呈现出了平稳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制，生产质量提升，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大好经济形势。从2015年以来，我国国家一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将短期性的增长政策同中长期性的改革、产业结构链调整政策联系在了一起，使得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缓中有序，稳中前进。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比较积极的变化，我国的房地产销售量也明显增加，从而带动了整个房地产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呈上升趋势，而且整个社会消费品的总体零售额也在上升性发展，虽然我国经济的出口额还是有些波动，但是从实际总体趋势来看出口额的降幅还是呈收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49.6%，高于第二产业5.9个百分点，而我国最终消费支出额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总生产率的贡献值为60%，城乡收入的差值进一步减少，能耗下降，我国的节能产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果。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也在不断出现，新增长型的动力系统也在形成过程中，高新技术型产业的增长值依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趋势，新能源汽车行业，铁路行业的效益增长速度高于50%，网上消费额也保持在高速增长趋势之中。伴随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的调整，我国的部分物价有了回升趋势，从而带动了服务型产业价格的总体回升。在G20峰会讨论期间，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同志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仍然有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我国作为成员国的一员，必须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状态，要不断拉动我国国内内需，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避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衰退，避免经济风险危机的发生。

二、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

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总体经济形势，结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我国采取了宽松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综合了社会总体需求，从而提高了我国人民的经济收入，不断发挥着政府部门的财政职能，逐步减小了城乡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全方位、宽领域的协调性发展。

1.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就是要降低政府消费性的财政支出，根据资产边际效应原理，我国经济增长是依靠于较高的投资率的，所以当政府投资增加后，就会相应地提高社会的生产力，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而由政府进行财政性支出，可以保证各级政府的投资，进而控制政府的消费性支出。

2.适当发行国债。国家的赤字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通过财政赤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扩大社会的总需求，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复苏，而短时间内的政府支持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支持，最快速、最有效的资金渠道就是国家发行国债，所以为了保证政府的投资计划能够顺利得到实施，保证我国基础性设施建设，我国政府将采取适当地发行国债的财政政策投资，实行赤字政策，从而刺激社会总体需求。

3.提高税收征管力度。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也能够促进经济水平的发展，提高税收可以使我国国民的储蓄水平得到提高，进而政府将国民储蓄水平中增长的那部分税收资金进一步用于民间的投资，加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因而我国政府必须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力度，当前我国税收的监管力度不够，所以每年都会造成大量的税收资金流失，近几年来，税收的流失程度大约在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也就是每年的税收流失程度大约是每年税收收入金额的8%左右，因此提高对税收部门的监督征管力度非常重要，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可以运用降低税率等政策防护方式来缓解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困难，使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4.扩大农民需求。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总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农村的有效性需求不够，从而造成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产产品产能的过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面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提高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更不应该忽视农民的生活需求，因此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扩大农民的生活需求，提高农民的财政资金补助，增加对农民的农资直补、粮食直补、农产品生产器具购置的财政补贴，从而稳定农产品销售，从而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水平，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大对新型化农村的医疗投入，加快新农合制度进一步实现，将农民从传统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产品的需求中解脱出来，还要进一部分改变农村文化的消费水平，提高对农村道路等基础型设施建设的力度，提高农民对各类工具的消费水平。

5.加大科技投入。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才能够真正意义上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许多出口型企业破产，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造成的企业利润较低，因此只有提高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通过科学水平的发展，能够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我国企业竞争的核心力，加大企业自主创新力度，并帮助我国中小型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高企业创新性、改革性发展力度，鼓励政府、企业加大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投入程度。

三、结语

财政政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经济调节性手段，可以在当今经济发展状况低迷的情形下发挥自身有效的功能作用，因此国家必须要根据当今经济的发展形势而采取有效的相应措施才能够保证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长期发展。在我国的财政政策取向时可以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发行国债，提高税收征管力度，扩大农民需求，并且加大科技投入，从而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闫坤，张鹏.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财政政策取向——全球经济再失衡态势初显与中国创新驱动战略[J].财经问题研究，2015，07:78-85.

[2]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张鹏，王志刚等.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调控:从短期到中长期的分析认识[J].经济研究参考，2012，61:3-50.

篇7

经济复杂而平稳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转型进入深化阶段并有望破局，同时将催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但是，宏观经济整体将呈现“复杂性”与“平稳性”共存态势。 预计全年CPI涨幅将达到4.5％左右，GDP增幅为9％左右。

专家认为，宏观经济的“复杂性”表现在许多结构性矛盾的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掣肘。宏观经济的“平稳性”表现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将趋向稳健灵活，政策调整的空间依然较大，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金融

2011年

货币信贷目标或下调

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2011年工作会议预计将在本月陆续召开，这些重磅会议将为2011年的金融监管工作定调，一系列市场高度关注的调控动向即将浮出水面，例如：2011年货币信贷增长目标或将下调、积极促进市场化并购重组、结合巴塞尔协议适度提高对大型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加强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并强化资本约束等等。同时有望出台一系列金融监管部署，为“十二五 ”开局之年保驾护航。

产业

高铁盛宴：

未来每年投资达7000亿

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铁路建设将维持大规模投入，投资额将保持在每年7000亿元左右，共计约3.5万亿元，相比“十一五”期间的2.2万亿元投资，增加了1万多亿元。

与高铁蓬勃发展相伴的是整个高铁上下游产业链，从铁路、列车到零配件等的连锁反应，这一切又因“十二五”规划建议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而再次升温。

财政

适当提高央企上缴

“红利”比例

经国务院批准，将从2011年起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并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财政部近日的《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依据通知规定，从2011年起，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具体收取比例分四类执行，第一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15％；第二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10％；第三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5％；第四类免交国有资本收益。

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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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供给学派；必要性；效应

1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就是从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其实质就是扩大抵扣范围，即允许抵扣当期购人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我国现行增值税在保证财政收入的及时入库和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税作为我国税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固有的弊端，从经济层面来看抵扣范围狭窄不利于刺激企业投资，从政治层面看为政府提供了“印钞机”导致众多的经济犯罪。鉴于此，增值税转型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减税，为此供给学派为我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固定设备的更新，从而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每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劳务，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供给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更多的取决于“供给方面”，即企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投资的积极性。

2我国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

从国内外的经济环境看，“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外需急剧收缩。出口受到重创。同时国内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出现经济的周期性回调都反映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我国目前内外夹击的经济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转型无疑是雪中送炭，在供给方面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是巨大的，巨大的投资乘数效应将会弥补转型后政府财政的税收收入，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带动企业固定设备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从而带来较高的就业率和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消除这次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阻碍。

客观地说，增值税转型的契机已成熟。经济过热的风险悄然降温之际。减税呼声中的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改革已浮出水面。我国目前减税呼声此起彼伏，国内外减税潮流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备受期待，这些减税政策无疑比政府投资更能够促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效率，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关头更能带动经济的增长。

此外，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能力也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消化增值税扩大抵扣范围所减少的收人。在2003年到2007年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财政收入连续上了几个台阶，较轻松地实现从2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大幅度跨越。同时，新企业所得税巳于2008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增值税全面转型也错开了企业所得税这项大的税制改革，大大减轻了财政压力。

3我国增值税转型的效应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推断，在我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具有拉动投资的效应，对微观层面的企业和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都会产生深远的意义。

3.1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对全国范围内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彻底抵扣固定资产所支付税金，这一转型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影响最为剧烈。对劳动密集毅企业的影响较为平缓。

同时，增值税转型对不同规模企业所产生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适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对象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革后这些纳税人的增值税负担会普遍下降，而规模小、财务核算不健全的小规模纳税人(包括个体工商户)，由于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且不抵扣进项税额。其增值税负担不会因转型改革而降低，因此需要相应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扶植小规模纳税人健康成长。

3.2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看。增值税转型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表现在增值税转型后，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而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导致了更多产品的供给，而更多的供给会导致更多的需求和消费，当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会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因此增值税转型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环境的稳定。

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反过来，增值税的转型也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增值税转型后。固定设备购人方可用进项税额抵扣销项税额，间接降低固定资产取得的成本，提高企业盈余水平，这将带来企业所得税的增加和投资拉动GDP两方面的正效应。从东北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根据8005年统计数据显示，东北地区国内增值税收人为955.8亿元，而增值税转型试点直接影响东北地区增值税收人减收32.36亿元，占东北地区全年国内增值税收人的3.3％，只占全口径税收收入的1％左右，并没有造成税收收入的大幅下降，实际上税收总量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

3.3增值税转型对市场稳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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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利率和货币发行量的手段来稳定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在现实中，货币政策总是和财政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调节整个经济的发展。一个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从长期和商业周期来看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早在宏观经济学诞生不久，就有人利用凯恩斯理论，在IS-LM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衰落之后，最近的发展就试图找到经济学中结合了两个著名的传统理论的框架：公共财政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一、主要研究方法――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

（一）对Ramsy税收的相关介绍

在公共财政理论分析中，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最优税收的研究方法（Lucas and Stokey ,1983;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 Chari et al., 1991）。最优税收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最优税收的Ramesy(1927)方法，它是解决在只有扭曲的税收工具可用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税收的问题，通常它假设只征收线性税，一次性税收是禁止的，最重要的是，它假定所有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都是可以观察的。另一类是最优税收的Mirrlees（1971）方法，它假设允许征收非线性税和一次性税收，而且它假定除消费者和企业的劳动收入可观察之外其余都不能观察。这里只讨论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根据政策是否具有时间的一致性，主要方法的模型可以分为具备承诺与不具备承诺，Ramesy (1927)的研究假设社会有办法使政府在未来遵守已有的承诺，大多数基于Ramesy框架进行的最优税收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具备承诺能力的假设。

在Ramesy税收中，由于确定了税收，政府是要在竞争性均衡中最大化它的目标函数――消费者和企业。通常，公共财政理论假定政府集财政政策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于一身，政府的支出为外生性给定，政府通过税收、发行债券和货币获得收入。这样政府的财政政策就简化为税率和债券发行量的选择，货币政策就简化为货币发行量的选择，通过构建Ramesy问题得到Ramesy均衡来刻画最优税率，最优债券发行量和最优货币发行量。

（二）Ramesy税收的主要结论

1.具有统一的商品税（uniform commodity taxation）

最优Ramesy方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统一的商品税(Atkinson and Stiglitz,1972)，考虑一个消费品可以在政府和私人消费中进行分配的有限集合模式，所有这些消费品都是劳动产品。假定所有的消费品都征收线性税，那么在某些位似性和可分性的假设中，那么商品税是统一的，即最优税收使所有消费品都是等同的。

2.长期中资本收入税应该为零（zero capital tax in the long run）

Ramesy税收提供了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无限的家庭生活模式中，资本收入是强有力的证据。Chamley(1986)和Judd(1985)得到的“Chamley-Judd结论”证明了在相应的设定下，如果均衡有一个渐近稳定状态，那么最优政策最终会使得资本税率为零。如果存在稳定的拉姆齐分配，对某些效用函数，Ramesy计划规定事先资本税率为零，这可通过对资本收入零征税来实现。Chari，Christiano和Kehoe(1994)利用经济周期的最新研究技术来处理最优的Ramesy税收得出若存在定量的假定，它使得事先资本税近似为零。Jones，Rossi和Manuel(1997)通过允许积累人力资本扩展了模型，并证明了在人力资本的回报在长期上不应收课税。

3.劳动所得和消费税应该大致保持不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可以稳定税收， Lucas and Stokey(1983)and Chari et al.(1994)认为稳定税收的方法解释了资本收入税大致为零，劳动收入和消费税大致应该保持不变。

4.资产的状态或然税应该用来对些不利的冲击提供保险

保持了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大致不变的最优情况下，政府需要其他一些收入来源以保证税收在受到冲击后不会剧烈变动。一种提供这类收入保险的方式是获得一种明确的状态依存的债务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债务回报率冲击的变化的反映。另一种方法是获得一种伴随带有利息收入的税收的非状态依存债务对冲击作出反映。收入保险同样可以使资本所得税不受冲击的影响并保持其大致为零。

5.名义利率为零（Friedman rule）

从货币政策来看，Friedman(1969)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规则：名义利率为零。Friedman认为一个好的货币政策要能使持有货币的私人机会成本（名义利率）和社会成本（零）相等。

二、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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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税制优化理论认为，税收在各种刺激供给及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中是积极有效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降低边际税率，这是由于边际税率决定着经济主体的税后净收率，影响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偏好。税制的具体优化模型不尽相同，但以宏观税负优化模型即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税负来作为一定意义下的平均税率来研究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宏观税负的数理模型：MTB=T/GDP（MTB为宏观税负T为税收收入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理论上说应当存在一种最优宏观税负实现“宏观税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从西方税负研究看，税收规模存在一个适度的界限。Scully（1991）对103个国家160-1980年总税收和各种税收占GDP比重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超过19.3%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化；宏观税负大于45%时，经济增长率倾向于0，随后是负增长。基思・马斯顿（1983）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21国的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其发现：那些在效率税制下，使公民承担较低税负的国家要比高税负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较快。因此宏观税负不宜过高，否则对经济增长将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但如果考虑到以税收收入安排的财政支出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某种正效应，那么存在一个使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税率。

宏观税负反映政府经济规模的大小及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和程度，而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税负是不同的，那么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存在？我省目前还是否存在对税负的改进空间？空间到底有多大？下面通过分析我省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

二、理论分析

在明确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前，为便于理论分析首先明确税收收入与GDP是正关系（如图3），GDP规模决定税收规模，GDP结构决定税收结构，这一点在这不做过多说明。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弹性表示一种经济变量对另一种经济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其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因变量的变动比率/自变量的变动比率

①当E=1时，有（T2-T1）/（T2+T1）=（G2-G1）/（G2+G1）故T1G2=T2G1。

即MTB1=T1/G1=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为1时，无论经济增长还是衰退宏观税负都保持不变。

②当E>1时，即MTB1=T1/G1

③当ET2/G2=MTB2从此可见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时，宏观税负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宏观税负随着经济衰退而上升。

借助弹性系数作为中间量，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保障E>=1；同时也确切知道，判断宏观税负是否过高，或者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税收弹性系数是必须明确的前提条件。

当税收弹性系数大于或等于1时，随着经济发展宏观税负适度上升是有益经济发展，同样经济衰退时宏观税负下降是有利于重振经济。如此我推测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并非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而是正负相关的结合体，是宏观税负的抛物线（如图4）。

当经济发展初步启动时，政府的收入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而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短缺，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税收以满足公共产品的需求，则提高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如此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总体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此宏观税负的正效应对应为C点左半侧。

但在宏观税负足够高，税收规模已经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税负，增加税收，则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递减，当宏观税负越过c点（最佳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在这有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抛物线将向右偏移，同时意味着最佳宏观税负水平有一定上升。

这种结论不难理解，可以直观解释如下：从税收筹集角度看，政府向私人部门征税，减少了私人用于投资的可支配资源的同时降低了其收入期望，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例如税率较高和折旧扣除较低，就不鼓励投资或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同时，从税收支出角度看，政府的税收又用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因为界定和保护了产权，矫正了外部性，或者改善了私人部门的投资环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因此，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从税收筹集方面讲具有抑制私人投资的负激励效应；从税收支出角度看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净效应取决于这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而这两种影响力都是税收规模的函数，但经济增长不是税收的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函数。这种单调关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超过某一点或限度后，税收的影响合力方向将发生逆转。在政府税收规模和公共支出水平较低时，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此时适度提高宏观税负，增加税收以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加税收的边际成本（负激励效应）。而且，这时征税的收入效应一般大于替代效应，即征税使投资的收益降低，而投资者要维持相同的净收入，必须增加投资数量。因此，适当扩大税收占GDP比重，总体上有利于扩大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宏观税负已经足够高，税收规模和成本已偏大时，再增加税收，由于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增税提供公共产品的边际正效应，将不能弥补税收的边际成本。而且，税收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从而负效应占主导，继续提高税收占GDP比重，总体上将不利于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需要特别明确指出的是最优宏观税负，作为税收影响合力方向的拐点是会动态呈现的，具有时空特性，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最佳税率，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社会产业整体边际利润的上升，经济体的最佳税率会有一定上升的空间。

三、实证分析

鉴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指标主要有GDP、税收。本文根据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的发展情况，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量方面探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湖南省2001～2011年税收收入与GDP增长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湖南地方经济发展迅速，全省GDP总量从2001年的3831.90亿增长到2011年的19669.56亿，年平均增长16.97%；同时湖南税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了1877.75亿，增长率由9.11%一度达到29.97%，年平均增长19.65%。GDP总量和税收收入不断平稳上升，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虽在绝大多年份，税收增长高于GDP增长，但可以明显发现湖南的宏观税负保持稳中有升，2001～2011年宏观税负极差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也仅为1.57%。尽管个别年份受局部或偶然因素的影响，我省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出现一定程度的快速下行，但我省税收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度将会保持趋强的态势，税收经济弹性系数将相对稳定地回归至合理区间。

运用Eviews计量经济学软件，在对2001～2011湖南税收与GDP增长情况对比表进行回归分析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有如下统计结果（见图1、图2）。

X1为宏观税负，Y为GDP增长率。图1显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性，并且湖南在现阶段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以正相关联系存在。

OLS估计出的模型：

Y=-67.49783757+9.26100083*X1（Y为GDP增长率，X1税负）。

R-squared是模型的相关系数，本模型R=0.736851，在模型意义上R越接近1，表明模型拟合的越好，线性关系越显著，R=0.736851说明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相关关系比较显著。

从散点图和OLS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湖南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是以一种正效应存在。说明这些年来湖南宏观税负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影响，推动了湖南经济发展。

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的轻税倾向已成趋势，第二产业税负最高，第三产业税负次之。因此，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增加，经济税源就快于GDP的发展速度，从而税收弹性系数得以提高。从表1可知，2001～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同时意味着湖南税收增速远远超出经济增速，宏观税负将随着产业发展有一定上升空间。

四、结论

分析至此，对我省税收与经济依存状况及其原因就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解和把握。以此为出发点，结合我省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发展目标，可对我省现行宏观税负及未来宏观税负趋势进行判断。

最优宏观税负是动态变化的，是与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相搭配的，具有鲜明的时空特性。2001～2011年我省税负与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显著，当前湖南税负水平与湖南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是适度和必要的。（1）从税收弹性系数看，2001～2007和2010～2011年弹性系数保持在1.20左右，2008～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弹性系数一度低于1，但随后回升；（2）从宏观税负分析来看，宏观税负随经济发展稳中有升，且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3）从长期看，湖南宏观税负水平将有一个长期的上升阶段。一方面，当前宏观税负水平处于税负的拐点的左侧，宏观税负的边际正效应大于增税的边际成本，同时湖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平均增速达到16.97%，为一个国家保证国家参与分配新增国民收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使宏观税负适应经济发展，必须保障E>1，这意味着宏观税负会相应上升；另一方面，湖南作为农业大省，第一产业在GDP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我国当前税制下，农业的轻税倾向只会日趋明显，二、三产业的税收贡献越加突出，这样随着一、二、三产业比例变化、宏观税负水平会向二、三产业靠近，这也意味着宏观税负必然有一定上升。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部分），2010.

[2]张伦俊.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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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041-02

1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再认识

1.1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 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 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 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 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 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 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1)从战略调控的现实意义上正确引导我国住房需求。一是正确认识住房需求与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构成需求。因此,购买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实际上,我国楼市多数住房需要都被错误地理解为住房需求。二是引导中国住房观念,“安居乐业”是指有居住权而非住房所有权。因此,只要能满足居住,租房也能实现“安居乐业”。三是年轻人要认识到购买住房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根据房价收入比4~6倍的国际经验,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续高涨,使得年轻人住房和资金购买力下降。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较低,短期内难以承担高房价。因此,购买住房只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只有当改善住房需要变成需求时,住房才由奢侈转为必需。

(2)从战略调控的理论基础上,保障我国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费权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由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由政府解决。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满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资需求的住房消费权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设以消费功能为主,投资功能为辅的房地产市场。并且实行透明、公开和动态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设定保障标准和进入退出机制设计,即无购买商品住房能力时,中低收入人群自动进入保障房分配；当有能力购买商品房时,又能主动退出保障房分配。还要扩大舆论影响,即从舆论上严惩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却购买保障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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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为大家讲演的题目是《税源监控分析方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信息网络时代的来临，税源分布的领域越来越广，税源的流动性和隐蔽性越来越强，税源监控的难度越来越大。税源监控分析是对涉税经济指标和主要征管质量指标的定期监控和比较分析，及时掌握本地区税源分布结构和变化情况，为查找征管漏洞、加强税源管理提供依据。

税源分析是征管工作的基础，是实现税源有效监控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通过把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税源，经常地、系统地收集整理有关经济信息资料，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变化对税收的影响，并根据各区域的经济特点，抓住重点行业、重点税源适时地开展专题性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有计划地系统收集整理税收财务资料，并进行综合统计分析，掌握经济增长变化对税收的影响，以及未来税收的增减变化趋势；适时地对税源产业和特定行业开展普遍性或专题性调查。同时，应经常对不同时期的税源资料进行预测分析，为编制税收计划，完善征管办法，开展税务稽查，防止税收流失，有针对性地实施税源监控提供详实可靠的依据。

一、税源分析的原则

税源分析必须坚持从经济到税收的原则，坚持从应征到入库的原则，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税源分析的方法

税源监控分析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间内的税源分析监控是宏观的，通过它可以了解税源的规模，税负水平及其发展变化，对基层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在交通、通讯发达、经营方式多样、不同国家地区税收法规和征管力度都胡差异的环境下，加上纳税地点、纳税期间、纳税环节等方面规定的因素和纳税人经营管理能力大小不一，微观上税源的流动和变化是无常的。

（一）宏观税源分析

一是宏观税源监控分析即指税收与经济的宏观关系分析研究，通常研究的是税收与GDP以及其他相关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显著标志是地区性，如全市税收与经济的关系、县（市）级行政区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等。宏观税源监控分析着力点在于分析宏观税收特征的成因，其中入库税收与应征税收、税源与税基的研究分析是重中之重。以及通过宏观经济税收内在发展规律开展税收收入能力估算、税收收入规模预测也是近阶段宏观税源监控分析的重点。

二是宏观税源监控分析主要内容：税收收入与GDP、国内增值税与工商业增加值、全口径工业增值税和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商业增值税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消费税与产（销）量或销售额、所得税与实现利润等经济税收指标分析研究，从对接分析中查找税收增减因素。对于经济税收指标差距较大的，应立足于与以前年度同期数据进行对比基础上结合宏观税负指标和弹性系数指标进行重点分析。

三是宏观税源监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对比分析法、因素分析法以及趋势预测法。对比分析法是指运用规模、结构、增减等指标进行分析以及由此派生的税负、弹性分析等；因素分析法是指运用经济、征管、政策及其他因素对税收与经济关系进行相对准确的解剖分析；趋势预测法是指运用税收与税收、税收与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对未来税收总量、税收收入走势的研究分析。

四是宏观税源预测分析。宏观税源预测分析是整个预测体系的侧重点，运用的方法主要包括时间序列法、一元回归法、多元回归法、分月滚动法、SPSS预测法等，其中多元回归法与SPSS预测法的研究应用是宏观税源监控分析工作的突破口。

五是宏观税源监控分析成果在反复论证后可以在微观分析中选择运用，各级监控部门可以建立适合本级的合理的宏观监控标准，如标准税负、标准弹性，以及建立科学的税收预测模型等。特别是税负分析，通过按期对监控的重点税源企业进行税负测算，结合省局下发的行业税负标准，及时筛选和发现税负异常的企业，为纳税评估部门选取评估对象提供依据。

六是重点税源企业税负分析的主要方面。一是通过同一户企业同一时期历年税负的纵向比较发现异常问题，二是在重点税源企业中引入行业平均税负、标差和预警区间的概念。行业税负标准的确定是依据一定的数理统计方法所测算的某—行业税负平均水平，不是针对某单个企业进行的，只是为判断某个企业的税负合理于否提供了一个标准，因此更类似于宏观方面的测算。低于行业税负标准的企业并不一定存在涉税问题，只是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可以作为纳税评估选取评估对象的一个渠道。

（二）微观税源分析

一是微观税源分析其显著标志是企业，即研究分析企业税收与企业经济的关系。包括企业经济与企业税收总体关系及结构关系等具体内容，如企业税收与企业规模（如经营总量或总值等）的关系，企业税收与企业经营结构或产品结构的关系，企业税收与企业效益或效率的关系等。

二是微观税源分析的着力点在于分析确定的税种与相应税基的关系。如企业增值税与企业增加值的关系，企业所得税与企业利润的关系，消费税与应税产出的关系等。为了能与宏观税源分析呼应，可将企业增加值作为企业所有税收的总税基，以计算企业总体税负，并与宏观税负相对应。

三是微观税源分析的具体工作包括：企业税收与经济增减变化适应情况监控、税收负担率分析监控、关键性指标分析监控、企业发展情况分析监控等。

四是微观税源分析、税负分析方法同宏观税源分析方法，由于企业情况更复杂、更详细，各级监控部门可以研究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实时监控分析。对重点税源企业或特大型税源企业有关调查分析情况必须纳入即期收入档案管理。

税源分析的重点是其经济发展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应税行为。税源变化的各因素通过一定形式的信息量反映出来，税源分析还应注意对一些主要信息的把握：

一是政治信息；二是宏观经济信息；三是国际信息四纳税人信息；五是未纳入登记的税源信息；六是潜在税源信息。

三、税源分析的操作方法

一、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管辖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按照行业类别和企业规模大小，建立各个财务指标的预警值；然后再把个别企业的财务指标与预警值对比，超出预警范围的予以重点检查。

二、建立税源分析指标体系。按照规范、合理、适用、可行与简洁的原则，建立以企业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和企业其他统计报表为基础的税源分析指标体系，充分发挥分析数据源于纳税人并用来说明纳税人的特点，力求微观上说明纳税人的税收缴纳情况，宏观上反映整体税收形式，达到宏观找问题，微观找原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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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

经济危机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多种多样，但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他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即“逆风向而行事”。这样，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以延长经济景气阶段及缩短衰退的时间，实现“调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经济更趋于平稳，就业更为充分，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

2.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失败、市场功能有缺陷(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只有实施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有效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和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物价持续上涨，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因此，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上涨、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例如：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和准备金率、适度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热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例如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相应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动性，防止“挤出效应”。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体制变革和供给结构调整中的刺激作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积极转换机制、效益好的企业优先支持，创造迫使企业市场化变革的环境，利用政策性贷款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在货币政策中通过利率的市场化和差别化加强政策作用。

(2)改革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税收现在仍停留在生产、经营环节，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政府应当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合理地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

(3)调整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状况。针对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改善就业现状。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专项基金，对一些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进行技能和创业培训；二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信贷款支持，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三是从战略上讲，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4)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为宏观经济调控构筑稳定的框架，营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良好基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观主体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5)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