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情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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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层官员之所以要“跨级直训”，主要是因为不少地方矛盾和纠纷增多、频发、维稳压力加大，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等公权机关仅凭传统经验已无法妥善应对，有时甚至会激化矛盾。因而，他们需要进京学习新的治理理念和处理具体事务的技巧，以便回到地方后能学以致用。

相应地，一些群众之所以越级到省里或中央上访，主要也是由于乡镇、县市未能妥善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令群众渐渐失去对县乡一级公权力机构的信任，转而寄希望于省里特别是中央出面。

这样看来，县乡一级基层公权力机构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低效乏力，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通过对基层官员的“跨级直训”，能大幅提高基层公权机构的执政能力，令群众反映的问题大都能在基层得到妥善解决，群众越级上访的动力将大为减弱。另一方面，如果群众的越级上访，能经由省里和中央向县乡一级公权力机构形成压力，推动这些机构厉行善政，那么县级官员大约也就无需进京接受“跨级直训”了。

但实际情况是，群众越级上访无非换来了省里或中央部门的一纸“批转”，所反映的问题并未得到妥善处置，久而久之矛盾反而愈加激化。既然群众越级上访的作用有限，那么，对此次县级官员进京接受直训对于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也不宜做过高的估计。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难题，治理思路不妨从“向上求助”转向“反求诸己”。其核心是，要在完善基层社会的内部治理结构上做文章，充分挖掘基层社会的自治资源，发挥地方公权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作用和公众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作用；不断强化基层群众自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机制，改变“权力自上而下赋予、权力者自下而上负责”的权力授受、行使与履责链条，促使基层公权机关更多地对自己的权力来源――当地选民和公众保持敬畏，更多地对选民和公众的利益负责；并在基层社会形成稳定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使调处纠纷、解决矛盾真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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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社会基础考察

治安治理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其过程必然涉及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具体分配。治安治理决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等环节，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同时，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反过来也影响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层面理解和使用“社会基础”一词，即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7］。前述以国家和社会为载体的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会基础。作为有威权统治传统的中国，整合社会治安资源应注意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即中国基层社会是否拥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资源等。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对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有重要影响，其核心在于基层社会和公众参与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关联类型等也会影响社会治安治理的运行过程。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基层社会对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影响：一是在基层社区范围内，从微观层面考察基层社会和公众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县域范围内，从中观层面分析社会力量对治安治理的影响；三是在国家范围内，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宏观层面分析市民社会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现状考量，治安治理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状况不理想。①首先，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建国后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性对基层社会结构的建设性破坏导致市民社会尚未构建起来，国家力图培育的基层民主与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安治理在基层社区的运行，社区警务、社区矫正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即是例证；其次，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往往伴随着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静态社会结构下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本存量，导致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总量比较匮乏，社会参与的热情、广度、深度均不够，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径。由于社会的转型，我国缺乏长效的制度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治安治理工作，这是社会参与的实践困境。在国家治理理论中，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但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当今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8］。对于治安治理而言，社会参与的贫弱也就意味着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社区为依托，从培养社区的“公共精神”着手。治安治理能够取得成效的基础和关键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区及社区公众。一方面，社区公众对安全的诉求是警察开展工作的动力和方向，社区公众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问题有最为直接的感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警务决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参与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提供建议和意见，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到治安治理中来，社区公众能否参与、参与的范围与程度是否合理、参与方式是否科学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关键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组织能力的相对缺乏，公众的参与并非顺理成章，而必须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组织、协调，以整合社区公众的力量，发挥社区公众的作用。因此，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公共精神”。公众参与治安治理必须使其意识到：作为社区成员，社区治安事关自己切身利益，诸多治安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难以解决，自己有义务参与治安问题的解决。参与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简单的协助，而是作为主体之一共同解决治安问题。所以，公众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社区安全系数和心理满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观念［9］。与西方相比，我国社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不高。社区公众的参与分为两类：一是动员性参与；二是自觉性参与。在我国，动员性参与一直是主要的参与方式，但这种参与方式的持久力不够，随意性较强，难以保持长久的效力。据托马斯•海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沈阳、重庆和深圳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38名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各级地方官员和140名经筛选出来的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普遍不高。比较而言，沈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邻居之间相互认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很高，党员在社会参与中占有较高比例；重庆的社区参与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人们对国家的期望明显小很多，党员在社会参与中的比例也较低；深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内部缺乏地域性联系，人们相互不认识，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群体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生活态度［10］。虽然该项调查不能说明整个中国的社区参与状况，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传统中国是一种威权统治，在这种统治模式下，民众习惯于服从而不是参与，造成当前培养“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在以邻里守望为主要方式推行社区警务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公众对邻里守望的参与热情也在下降。这说明，即使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治安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官僚体制下国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的现实难题，通过各种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区自我管理活动等，培养社区公众的参与精神，并使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渐转化为自觉性参与。只有社区发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才能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得以自觉自发地长期实施。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路径设计

在治安治理实践中，我国一贯重视对治安治理社会资源的挖掘，注重发挥群众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从具体实践看，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参与治安治理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安全责任的转移，即本应由政府完成的维护治安的职责被转移到基层社区，这种做法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质疑。从理论上看，政府在将治安治理的某些责任转移给市场化的组织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须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给的市场化与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则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所固有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辅助力量，与政府协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弥补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结构性缺陷，但政府必须牢牢掌控治安服务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权，以弥补和遏制治安服务市场化与私营化的消极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创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导致社会资源的整合效果比较有限。从全国来看，不少地方根据地方治理经验创造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整合机制，但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并未系统性地确立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安治理资源的运用。的确，由于性质、权力内容的不同以及具体方法的区别，治安治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的空间和效果存在一些差异，这就需要用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进行整合，优势互补，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建立长期的协商沟通机制，将双方的力量有机整合；二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由市场化组织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的补充。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手段，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发动基层社区的力量开展治安治理。首先，这种模式坚持依靠国家现有的制度资源，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协调作用，使警务工作围绕着基层自治活动展开，避免了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带来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也使居委会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发挥。其次，这种模式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方法创新充分挖掘基层社区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保安组织，将公安机关的工作与小区物业、大型商贸城、娱乐场所、金融单位和重点企业等区域的保安工作联系起来，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区域的治安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有偿服务以及动员方式发动下岗职工、低保人员、退休人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安防队、义务巡防队，整合社区的人力资源。再次，这种模式坚持立足社区，根据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将社会矛盾与社区问题解决在社区，以保证社区的稳定和谐，从根源上解决犯罪诱因，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及其对抗犯罪的能力。具体思路是：在社区外的公共空间，国家力量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资源和方法资源，继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通过日常巡逻和案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但这种方法提供的是无差别的安全服务，仅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层次化的安全需求。对此，可以通过自治化和市场化两种方式予以弥补。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导下，基层社区组建自己的力量开展治安防范。但这种传统方式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场化手段。如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治安治理资源整合机制的创新中，通过宣传、发动群众重组了324支共计1614人参与的义务巡防队负责社区白天的门栋（店）关照和义务治安巡逻。并在对传统的义务性群防组织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安防队、保安队、义务巡防队的建设。以每月由社区统一筹资发给适当报酬的运作方式，从社区下岗职工、享受低保的群众中挑选了520名年富力强者组成260支安防队。①更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推行保安有偿承包安防责任制，即以契约的形式将局部区域的治安治理活动交给保安服务公司。当然，这种方式下，国家力量并非不再参与治安治理，而是通过定期的治安联席会议方式与社区代表、保安组织沟通协商，共同参与治安治理。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中，警察组织和社会力量无法割裂，社会力量参与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组织的各种资源，否则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将存在问题。这种模式涉及国家资源、自治资源和市场资源三个主体和指导协商、市场契约两种合作机制，其性质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区之间是协商指导关系，而社区和市场化的保安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为了确保机制的有效性，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从目前来看，上述模式运行较好的社区代表有武汉市民意街社区，其具体做法是经费由社区收取、管理和监督，安保队的组建也由社区自己负责，派出所只对具体的技术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具体的责权利分配进行监督［11］。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机关重复收费的嫌疑，又充分发挥了基层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基层社区存在差异，具体的治安问题也有其独特性，作为国家力量的警察组织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难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虑这种差异，作为社会力量的基层社区又缺乏警察组织所拥有的权威性治理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官方资源去解决所在社区的治安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双方通过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对具体目标方法手段的选取最终形成共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治安治理目标。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基层治安状况较好的社区，警察组织与社区往往有比较好的互动，这些社区可能没有正式的协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同样可以起到协商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协商沟通，代表国家权力的派出所与基层社区达成共识，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导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资源，形成科学的治安治理资源结构。这种资源整合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多元主体在治安治理中的关系出现多样化，凸显了治安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由警察组织主导并以平等的地位与社区进行交流与协商，根据各自的价值需求达成治安治理目标上的一致。在目标的指引下，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具体的方法手段实现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标，以维护社区良好的治安秩序，满足警察组织的职能要求和社区公众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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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为基层党委政府的社会管理决策提供法律服务，是人民法庭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我市人民法庭立足党委政府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探索建立四项报告制度，努力为基层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和助手。

建立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各人民法庭将帮助地方党委政府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主攻方向，2009年，我们推出人民法庭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制度，年底组织全市40个人民法庭为辖区134个乡镇(街道)分别量身定做涉诉矛盾纠纷分析年报，对各地涉诉矛盾纠纷基本情况、典型案件处理结果、矛盾纠纷的成因特点和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山改进社会管理、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部分人民法庭在年报的基础上还开展了季报工作，进一步加大通报频率。该项制度的推出，有效地帮助了乡镇党委政府了解掌握辖区矛盾纠纷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年报成为乡镇党委政府加强和改进相关领域社会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江苏高院肯定和推广了这一做法。

建立维护社会稳定平安报表制度。2010年，我市人民法庭推行“平安报表”制度，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各人民法庭定期梳理统计辖区各乡镇万人成公率、民转刑案件数、涉诉情况等各种基础信息，制作成项目齐全、数据精准、内容具体的平安报表，及时报送给乡镇党委政府，帮助党委政府了解掌握当地社会稳定现状。通过制作和发放平安报表，对矛盾多发易发的乡镇提出一般警示，对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地区给予重点指导，以此促进乡镇党委政府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更加注重防范社会稳定风险。

建立重大事项评估报告制度。各人民法庭强化法律预警功能，坚持关口前移，对乡镇的一些重要决策，有选择地参与法律风险评估，确保决策的合法性、科学性，防止党委政府的决策出现法律上的偏颇而留下矛盾纠纷隐患。同时，认真评估诉讼中发现的对抗性矛盾对社会管理带来的负向影响，适时向辖区党委政府汇报通报，提醒党委政府做好风险防范准备。此外，各人民法庭还利用自身的法律资源优势，为党委政府实施的项目引进、工程建设等重大事项提供适合的法律咨询、法律帮助和法律服务，促进这些重大事项平稳运行。

建立重点问题调研报告制度。全市各人民法庭密切关注基层改革发展稳定在司法审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充分发挥司法调研的作用，及时主动地开展前瞻性的调查研究，形成详实、有说服力和可操作性的调研报告，为辖区党委政府加强相关领域基层社会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各人民法庭针对审判工作中发现的农村土地征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金融担保等基层社会管理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辖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帮助其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工作。

我们从基层的实际情况出发，健全完善推动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工作机制，努力把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导入正轨。

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健全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我市各人民法庭积极拓展纠纷解决新思路，不断探索纠纷解决新路径。强化诉讼调解和诉调对接，通过共享资源、共建机制、共谋举措等办法，实现r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依法保障和支持各类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充分发挥社会大调解的作用，实现了各类纠纷的有效分流。全市40个人民法庭全部建成人民调解工作室，配备专兼职人民调解指导员，大力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引导当事人理性选择解决方式和维权途径。积极鼓励和扶持民间调解，充分利用农村德高望重的贤达能人在区域范围内的声望和权威，邀请其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促进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

围绕提升自治能力，健全完善基层自主管理机制。政府行政管理的逐步转型，使各类社会组织的自治管理功能不断凸显，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更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依赖基层社会组织去执行，提高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和自我管理水平十分重要。我市人民法庭主动延伸职能，把提高基层社会自主管理能力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层面。各人民法庭大力支持基层自治组织发挥社会管理功能，通过巡回审判、法制宣传、送法下乡、审务五进、指导民调等方式，提升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处理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通过组织法律培训、指导行业规范等方式，引导乡村各类农户协会、行业协会规范管理、自律管理。

围绕维护农村安定，健全完善综合治理协调机制。安定有序的治安环境既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必要保障。作为基层综治的主要成员单位，我市人民法庭坚持综合治理“一盘棋”原则，注重与其他综治成员单位的日常沟通、信息交流和工作协调，努力提高司法手段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地位和份量。各人民法庭通过联动、对接、共建等多种形式，建立健全与地方党委政府、综治成员单位、基层自治组织的联动机制，推动平安盐城、法治盐城建设。同时，全市两级法院主动与综治主管部门沟通，积极争取将涉诉化解率、民转刑发生率、万人成公率等司法指标纳入乡镇综合治理考核体系，实现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综治管理由消极向积极、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人民法庭的每一项司法服务一定意义上都是参与社会管理。近年来，我市人民法庭集中精力抓好“三项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服务质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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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179-3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电子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电子化”为特征的“电子化环境”日益凸显。电子化既是一种技术，也是政府所面临的一种行政环境。作为一种技术，电子化为基层政府提升管理效率提供了基础；而作为一种行政环境，城市基层政府必须主动适应电子化的要求，创新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社区民众。电子化环境下的社会管理的本质是要求政府顺应社会对政府社会管理的要求，建立起以公众需要为主导社会管理体制。即，一方面，城市基层政府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以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与执行效果；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创新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方法，尤其要重视电子化环境下的公民参与渠道的建设，并拓展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使政府的决策和管理更加规范、透明，更能符合民意和反映实际。

一、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也是人类走向文明迈向成熟的重要表现形式。据相关资料统计，我国近70%的财富是由县级及以上城市创造的。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承载基地，据城乡建设部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城镇发展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城镇人口总量已经达到6亿之多，预计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突破50%大关，开始真正迈入城市化社会。当然，尽管从城镇人口规模上来看，我国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从城市基层政府管理水平和能力方面来看，仍亟待提升。目前，近50%的城镇化比率这一数字与世界发达国家近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这种差距的存在，意味着我国未来巨大的城市发展空间，也意味着城市基层政府正逐步面临更多、更为复杂且责任更为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及其管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正发生深刻地变化，具体而言，正呈现以下两大基本趋势与特征。

（一）社会管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社会管理参与主体多元化是指在社会管理决策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决策主体，公众或其他社会组织也能够对政府决策起到重要的影响。实践证明，政府并非万能，同时，由于市场失灵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因而使得公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也构成了必要。公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支新崛起的力量，正影响并改变着公共治理的格局。公民社会是指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一些社会公共领域，其所指向的是特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社会已构成整个社会极为重要的一极，它不仅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政府以及市场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形成对政府将构成有力的监督、制约甚至于限制，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促进政府公共政策的完善。

公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通过对权力和权威的运用来实现管理目标的“政府管制模式”必然要被以共同治理为基础、以善治为目标的“新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由于传统的政府管制模式过多地强调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导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或损害有关民众或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新公共治理模式则强调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要重视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之间的利益关系，主张通过相关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来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即政府不再依赖自己的权威亲自主导对某一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是将自己的角色从“划桨者”向“掌舵者”转变，借助于新的工具、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实现对社会公共治理过程及结果的有效引导与适当控制。

（二）强调“以公众为中心、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管理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是以“公众为中心，以公民为本位”，寓管理与服务之中，这是现代民主社会对政府的基本要求。政府必须积极履行其特有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包括实践公共利益，尊重宪法与法律，追求专业的卓越，展现个人的正直、诚实和廉洁等。

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创新观念，并实现社会管理方式和方法的创新。要彻底改变以往的行政管理手段和方式，运用更为民主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通过与民众进行平等对话与沟通，共同协商解决相关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它要求政府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做到依法管理和服务。

事实上，城市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离不开公众的有效参与。而政府的核心责任就是要为公众搭建一个有效的参与社会管理决策的平台。一方面，通过公众参与来增强其参与意识与能力；另一方面，参与本身可以使公众意识到参与社会管理既是公民的一种权利，也是一种基本的义务和责任。通过完善参与机制，拓展参与渠道，吸收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借此构建公正、透明、高效的政府。

二、电子化环境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

电子化环境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不是简单地将信息与网络技术应用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府管理电子化，它是新的管理环境下的政府社会管理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价值观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利益。正如奥斯本（Osbrone,1992）曾指出，的民主政府是为它们的公众服务而存在的，为公众服务而非为官僚服务理应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准则。因此，在电子化环境下，政府应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取而代之以新的以善治为目标的社会管理，并借助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来改革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方式，并通过及时回应民众需要，来提升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一）电子化环境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多方参与提供了技术支持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必须以社区居民参与为基础。这是因为，基层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极为复杂，在现实中，任何部门，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不具有解决各种问题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与能力。因此，社会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不仅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提供支持，也可增强公众政策的执行效果。事实上，要使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够服务于公众，有必要让那些凡是生活受到某些决策影响的人都参与那些决策的制定过程。

总书记曾指出，执政为民的核心是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换言之，政府要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必须改革现有的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观念，广开言路，听取民意。与此同时，政府要为公众参与提供方便，减少公众的参与的成本。而电子化环境为基层政府改革社会管理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政府与公众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有效沟通

（二）电子化环境有利于提升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质量与效率

政府行政的质量与效率问题一直是行政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地提高行政效率。电子化环境下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与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中间环节的缩减以及效率的极大提高。在电子化环境下，公众可以通过上网了解相关信息内容或完成一些审批、交验等事务，避免了传统政府机关的暗箱操作和办事拖沓。

Douglas Holmes（2001）曾指出，电子政务是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一次变革。信息化发挥了巨大的技术支撑作用，介入了政府管理改革的整个过程，为政府改革和创新提供了高效率的手段和动力。政府可以通过“职能创新、结构创新和过程创新”，逐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对政府业务进行科学的优化重组，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且，政府通过应用信息技术降低了公民进政府办事的“门槛”，使原来很多“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在网络上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体现了电子政务的服务便捷性。电子化环境实现了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理性选择。

（三）电子化环境增强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公正性与透明性

公众监督是确保社会管理公正性和透明性的前提，公众要实现有效监督，须以对社会管理信息的掌控为基础。传统的社会管理由于缺少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使得公众难以获取关于社会管理的内容、数量以及质量等信息。而且，由于文化、技术等条件的限制，诸多社会管理决策往往在“黑箱”中运行。大多数关于社会管理的政策、法律等，往往只能在小范围内征询意见，绝大多数公众意见难以被吸纳到政策制定过程中去，从而导致公众成为政府政策的被动接受者。

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客观上需要政府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做到公正透明。而且，电子化时代的到来，为公众更加广泛地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且更为有效地监督政府各种行为奠定了技术基础。通过电子化设备和互联网等手段，公众可以及时地获取各类社会管理信息，并对政府的各种工作进行及时地监督和质询。比如，公众可以通过登录政府网站了解各类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可以通过电子邮箱、电子举报箱、电子听证会等，对政府社会管理表达自己的看法，尤其可以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质量、内容等做出评价。

三、电子化环境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必须改变以往的低效管理模式，建立起多方参与、公正、高效、透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

（一）加强信息技术培训工作，为适应电子化环境下的政府工作转型奠定基础

电子化环境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要求基层政府公务员能适应电子化环境的现实需要，不仅要推动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而且要积极培育电子化公民。

1.要提升基层公务员与民意代表的电子化应用水平

城市基层政府是基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直接联系城市社区居民最为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整个行政大厦得以稳固的基础。任何时候我们的政府都应该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并且能够以良好的行政理念和态度、专业的行政素养以及合法的行政行为服务于民众的城市基层公务员队伍，这是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提升政府管理效率、增强政府回应性的需要。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队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服务意识与能力不强”的状况并没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电子化环境对政府工作的影响是彻底和全面的，对基层公务员以及民意代表的观念、素质与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现实中，基层公务员与民意代表是最为直接的电子化设备的使用者，使他们融入到电子化环境中来，是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关键。

2.要培育“电子化公民”

“电子化公民”是指在电子化环境下，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的公民（包括个体公民和企业公民）。他们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内，利用电子网络与信息技术等手段，将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与建议进行充分表达，并与政府及其他组织形成互动，借此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过程与结果。良好的社会管理离不开民众积极、有效的参与。即对于参与者而言，一方面必须要有参与到社会管理的活动中来的意愿，不论这种参与能否对公共政策的结果带来实质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参与者有能力进行参与，即能够将其意见和建议予以清晰地表达，并与其他参与主体一道，共同形成良好的互动参与机制，借此影响公共政策的过程与结果。在电子化环境下，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习惯正发生急剧变化，而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方式方法也正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换言之，不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必须主动适应电子化环境变迁的需要。而对于公民而言，这种适应主要体现在对电子信息与网络技术的使用上，即能够利用电子化手段，来了解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并实现对社会管理过程的有效参与。

（二）完善社区信息网络，改善城市基层社会的电子化环境

社会管理网络化是电子化环境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区别于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最显著的特征。传统的社会管理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其工作平台是一种手工式平台，而电子化环境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则是通过网络平台来得以实现的。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以电子化为手段、以服务为核心的电子政务建设，正是构建电子化环境的具体体现。

社会管理信息网络的完善包括社区信息“集成化”与“个性化”两个方面。社区信息集成化是指政府把各部门的职能通过网络集成在一起，使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的“一站式”服务。而社区信息“个性化”则是指通过电子化手段，政府得以向公众提供个性化的“一对一”服务。比如，有面向社区居民的教育培训与健康保健，有面向企业的税务管理与服务等。而且，公众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来上传服务申请，也可以对服务内容、过程、方法等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实现了由以往的政府到公众的单向沟通到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互动沟通，使得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杜治洲.电子政务与政府管理模式互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 谢漫英.美国电子政务的启示[J].电子商务世界，2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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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德明，重庆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取向

所谓社会治理是指在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取代了社会管理的字眼，意味着党和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有所转变。长期以来，社会管理被赋予管控和统治的内涵，采取强制性的管控思维来维持社会稳定。事实上，基于管控思维的网格社会管理模式，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增加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而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追求社会的“善治”状态，促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中，强调各个主体的主动参与性，明确各个行为主体的责任，通过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行为的规范，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

创新社会治理的取向在于基层社会治理。随着社会领域的扩大和公共社会的兴起，过去由政府全权包办管制的社会方式，逐渐转变为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治理方式，基层社会治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可以说，基层社会治理、社会服务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兴起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合作路径辨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强调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激发治理主体的责任意识，培育治理主体的社区参与，促进治理主体共同管理公共生活。社工与志愿者作为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在社会治理与管理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的可能性

2.社工与志愿者同理：利他精神。社会工作者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机构、家庭、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它与人们把本职工作之外的福利性、公益性和非专业性助人活动称为的社会工作，有本质不同。志愿者提倡“互相帮助、助人自助”，坚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凭借自己的双手、头脑、知识、爱心开展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帮助那些处于困难和危机中的人们。

3.社工与志愿者同心：大爱之心。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都用自己的爱心去服务和关怀需要帮助的群体，帮助困难群体走出生活的困境。社工运用自己的专业技巧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等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志愿者利用自己的爱心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用一颗爱心感染者身边更多的人投身于志愿服务，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困难群体。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的必要性

1.社工服务在于专精，而志愿服务在于量大面广。社会工作者多用于自身的专业性、技巧性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解决困难。相对与志愿者服务的方面较窄，但较于志愿者的服务更加专一，精准。由于志愿者的人数众多，职业教育背景也不尽相同，因此志愿者要比社工的服务范围大，覆盖面要广。

2.专业社工数量有限，志愿者数量众多。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高校相继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三十年来培育了众多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但真正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行业的全职社工少之又少。因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专业社工数量难以满足社工服务市场的需求。充分利用志愿者的人数优势，挖掘志愿者的潜能，在社工的带领下开展相关服务，已成为弥补社工人数短缺的重要途径。

3.社工重在链接资源，志愿者服务强调落地生根。社工在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同时，更要注重资源的链接。通过社区资源整合，在社区工作分工的基础上，强调整合资源进行相互协作，合理配置资源，保障资源能够被有效协调和使用，发挥资源最大的效率达到共同的目标。

（三）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存在的难点

1.社工虽具有专业优势，但人力资源有限。志愿者的人数众多，但服务缺乏专业性，系统性，长效性。因此，社工要通过培训、引导志愿者，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水平，使得居民享受到常态化、规范化、专业化的服务。

2.由于当前的管理体制问题，存在着政府部门利益分割，社会组织职能分离等问题。在管理体制上，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各部门与社会组织机构缺乏良好的沟通，从而影响了社工与志愿者的交流合作。

3.社工与志愿者在观念和专业背景上存在着差异。不可否认的是，社工与志愿者都认可彼此之间有加强合作沟通的必要性。但志愿者与社工互不认同，互不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阻碍了社工与志愿者之间的互动。这些是我们在采取社工引领志愿者服务模式中不得不面临的现状。

三、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探析：社工引领志愿者――以渝中区上清寺路社区服务为例

重庆市“社工引领志愿者”市民学校服务模式是共青团渝中区委与重庆市民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办事处、渝中区520志愿者组织和重庆市青年助学协会共同发起的。该模式主要是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对社区居民的日常的探访和服务，了解居民的实际需要，并将需要归类，旨在通过整合辖区的专业社工资源和志愿者资源，以专业社工为引领，以广大志愿者为依托为社区居民提供有序、可持续和专业化的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需要。 （一）“社工引领志愿者”的服务理念

1.坚持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助人是一种美德，努力帮助被助者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能力、环境和条件，最后促进被助者实现自助。如在服务居民过程中，就是要注意唤起居民的参与，培育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能力。

2.促进邻里互助。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工作竞争压力大，人口流动、居住方式的改变等使原有的邻里关系遭到破坏，重建邻里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立足在重建邻里关系、培育守望相助的非正式支持系统，因此，“社工引领志愿者”的服务需要立足增进邻里关系，培育邻里之间的互助，形成守望相助的和谐氛围。

3.促进社团协助。社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训练，在助人过程中重视其角色和艺术，非社工专业的团队，如志愿者组织、社团等拥有助人资源，当社工在一线服务中发现和评估居民的需求后，可以协助社团更有效的服务居民，并告知服务者需要明晰的是其角色是协助者，而非主角。这样可以使社团的资源发挥更好的助人效果。

（二）“社工引领志愿者”的体制、机制

1.政府搭台，社工、志愿者唱戏。由民政局、文明办、团市委等单位牵头，共同搭建社工与志愿者联谊会的架构，协调社工与志愿者服务项目的运作。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是易于社工与志愿者的接受，另一方面其职能更多体现在交流、合作，而非规制、管理。

2.社工与志愿者互相认同。“了解―熟悉―认同―合作”机制是社工与志愿者能够合作的必然路径。除了要加强对社工的宣传力度外，社工作为受薪人员，也应该主动的迈出一步，与志愿者交流，比如以个人身份加入志愿者组织，参与志愿者活动，在活动中建立友谊，树立权威。

3.加强社工与志愿者培训交流机制。培训社工与志愿者是增进双方认同的良好平台，培训可以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模式，也可以通过个案讨论沙龙、分享会的形式开展。通过培训，树立社工与志愿者共同的服务信念。

（三）“社工引领志愿者”的具体服务内容

1.周末剧场。依托嘉陵桥西村星光广场现有的周末电影放映活动。例如，通过社工的日常探访了解居民喜爱什么样的电影，并将电影分类存档，建立电影库，引领志愿者挑选下载具名喜闻乐见的电影，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

2.开展爱心直通车活动。社工定期或不定期了解，征集辖区内困难青少年、空巢老人的心愿，通过社工站平台和结对共建单位，招募志愿者等方式，建立一对一关爱帮扶机制，帮助困难青少年和空巢老人完成心愿，使其快乐健康成长。

3.四点半课堂。上学日的下午16：30-17：30，在社工的引领下，由辖区志愿者为社区小学生们提供服务，日常安排为课业辅导、陪护托管，并根据青少年的成长性需要设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专题活动，通过链接各志愿队伍，定期开展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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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许多乡村有了工业、贸易企业等，农民亦有了新的职业，村庄管理的范畴从组织体的层面来说大大拓展，“村务”与“政务”不少都融在了一起，由此形成的农村社区、域内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等等建设，带给了农村社会管理的新情况，给了乡村社会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课题。由于农村整体的社会基础还比较薄弱，现在又处在由乡村向城镇的快速转型期，所以农村社会的管理只有以创新的精神才能更好地向前推动。按照十报告，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所以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要以建立镇村的服务体系为中心，努力发挥村民参与公共事物的积极性，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体育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可以在农村社会中丰富村落农民的闲暇生活，满足农民的娱乐健身需求；适应群众的情感需求，建构农民的精神生活取向；促进乡村社会关系的整合，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和谐；增强乡村社会的文化认同，传承乡村社区的传统文化等。体育还可以在培养团结意识促进组织化发展、培育规则意识营造公平有序的社会风气、缓和疏导矛盾纠纷、提高公众参与意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功能对社会管理来说无疑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1．2体育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可行性

在笔者对农村体育健身情况的调研中看到体育文化活动开展较好的镇村，社会和谐度相对就高。政府相关部门及一些基层领导把体育运用到自己工作之中，起到了很好的社会管理效果，实践证明在农村基层利用体育的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是可行的，对于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个很好的创新。

其一，江苏睢宁县“舞动乡村”活动表明体育在社会管理中的良好作用。江苏睢宁的王集镇，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百姓的健身需求他们组织了“舞动乡村”的广场舞健身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们发现这一平台能很好地引导村民参与村务，所以在由镇向全县推广时，就把它逐渐打造成为睢宁县农民交流、乡村议事的场所。由此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和谐，成为创新社会管理的新平台。例如在“舞动”现场，每周召开一次村情通报会，每月召开一次村民议事会；选派机关干部走进活动现场，倾听群众心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建立“村组干部晚办公”制度，县镇职能科室将办公地点搬到“舞动乡村”现场，分专题定期为群众提供现场办公服务，让群众办事不出村。

欢快的健身舞场面体现的不仅仅是文化娱乐健身，还是对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有效探索。这里不但满足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顺应了群众的新期待，而且重塑了乡村社会关系，打造了农村公共空间，开辟了社会动员新渠道。因此，睢宁的“舞动乡村”因其活动方式贴合百姓需求，得到群众拥护，既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成为百姓参与村、镇议事和信息交流的平台。百姓通过这么一种形式参与到了乡村事务的管理，可以说前所未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此“舞动乡村”获评全国“社会管理创新最佳案例”，这说明体育在农村基层的强大作用。当然，体育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不是简单的跳跳舞就行的，而是在于干部们通过体育活动的方式融入了百姓之中，改变了过去重管理轻服务、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理念。领导部门用心去关注群众的需求，从情感和细节入手，找准了群众的兴奋点，让村民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能在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这就表明只有基层干部很好地践行了群众路线这一党的根本路线，社会管理就可以有好的根基和抓手。如此，体育融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政府部门与百姓之间的交流有了很好的渠道，无疑可提升乡村社会管理的水平，对基层的社会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创新。

其二，江阴市城乡一体化建设中运用体育手段促进社会管理创新。而江苏江阴市则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积极发展乡村体育，为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创新做出探索。近年来他们在创建体育强市、进行体育现代化试点工作中深切感受到体育工作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尤其在乡村基层的社会管理中利用体育作为管理的手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该市把体育工作列入乡镇的工作考核内容，从制度上保证农村基层体育设施建设和体育活动的开展，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开展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引导村委、社区成立体育协会等组织，镇成立相应的文化体育机构，在组织上保证了镇、村体育工作的开展。他们还大力建设体育设施、及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室），把体育设施与村容村貌治理、社区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不仅改善了环境、推进了城镇化建设，而且得到百姓的支持，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层的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为百姓提供良好的服务，使村民和谐相处。而镇村体育活动的开展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传统的乡村社会焕发生机，江阴市体育局主动推进村级单位的体育建设，从软硬件两方面促进乡村体育的发展，客观上给基层的社会管理以新的方式，达到创新社会管理之目的。政府把“幸福江阴”———“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作为江阴市民生的建设目标，促进了乡镇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从而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开展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以文体活动营造村风、乡风、社区风气。调查中有镇体育干部讲，凡是体育活动开展情况好的，村干部重视体育文化工作的，村民之间矛盾就少，村各项工作就比较容易开展。特别是在城镇化建设中一些乡村合并，体育成为一种很好的剂、融合剂，增进了百姓的团结。因此，当最基层的领导有了这种意识，再加上百姓健身意识提高，农村基层顺势而为，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营造了和谐向上的村风民风。由此可见体育成为基层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可行的。

其三，浙江省体育局主动将体育融入社会管理推进基层社会发展。近年来，浙江省体育局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把参与管理创新工作作为开展体育工作的出发点，使基层的体育工作，尤其是基层农村在社会转型期的体育工作有了较高的起点，使体育在社会管理及创新工作中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他们的工作做法是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人士的积极性，根据各地实际组织开展体育赛事，搞好场地设施建设，以此发挥体育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促进人际间的沟通、交流、融合。在增强体育公共服务、发挥体育社团的作用的同时，推进体育文化创新，提高公民身心素质，净化社会环境。其中通过创办体育强乡、强镇，广泛开展体育活动，把体育的各项功能有效地运用到社会管理中，比如在农村进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中利用体育的文化功能丰富百姓的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利用体育的社交功能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缓冲社会矛盾。

县乡镇体育部门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主动将体育融入社会管理。他们提出完善乡镇体育组织的扶持政策，为乡镇体育依法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提供保障；大力开展体育培训、健身指导、志愿服务等工作，发挥体育组织服务社会的功能。并通过政府部门和社团组织的合作，尝试政府出资、社团出力的体育公共服务新机制，提高了体育参与社会管理的效率。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浙江农村基层的体育不仅得到很大发展，至2011年6月“已经创建35个体育强县，713个体育强乡镇，近两万个小康体育村，极大地满足了老百姓就近、就便健身的需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体育设施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而且这样的发展为农村基层建成服务型政府和农村新的社会管理模式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为基层政府运用体育进行社会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2体育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控制措施

2．1可能出现的问题

首先，体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意识不够高。从实际调研和资料看，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体育普及程度较高，利用体育进行社会管理机会相对多，但总体上主动地运用体育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还不够。如果缺少主动意识，仅以推进文化发展而为，管理的效能虽然有、也必要，但效果会打折扣。而经济还不太发达农村地区尽管体育设施不是很好，但只要在社会管理中有意识地去运用，也会产生明显的效果。睢宁的“舞动乡村”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在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中不一定要等到有了好的体育硬件，而是基层领导要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主动地运用体育。体育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管理的手段、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之中，是因为体育是民生的重要内容，能满足农民温饱问题解决后而增长出的健身、精神生活之需求，逐步变成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成为农民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农村的社会管理中自然可以利用体育服务百姓、处置人际间的矛盾等等的公共事务的功能。社会公共事务处理圆满，意味着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成效，所以运用体育提升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管理创新很有必要。

其次，“管控式”社会管理体制的惯性，影响体育参与社会管理的深度。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是“管控式”社会管理，农村则处在最底层。在沉重的“压力”下，农民的民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得不到张扬。“管控式”的社会管理还会导致政府的服务意识不强，难以让体育成为农民的公共服务内容，自然体育与社会管理不会有紧密的联系。目前，在我国社会管理的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之时，很多农村的体育还处在自生的状态。因此让体育在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中发挥作用，还需从改变政府职能，从建立公共服务做起，以此推进基层政府服务意识的加强和水平的提高。农民一旦享受到应有的服务，主人翁意识才能随之提高，民主参与的行动为此而落在实处。当体育对改变旧体制有了重要影响之时，不正表明了它对基层社会管理的作用吗？体育是百姓容易接受的一种文化形式，其蕴含的教育功能可以引导农民以健康的方式生活，产生寓教于乐、寓管于乐功用，这对改变农民的旧有观念、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无疑有着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当政府改“管控”为“服务”，一定会下力气建设好农村体育文化事业，从而满足群众所需，群众的需求被满足自然会拥护政府治理好自己的家园。

再次，农村体育组织比较薄弱，影响体育参与社会管理的力度。基层社会的参与式治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基本路径是让松散的基层社会组织化。为此应该让包括体育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积极有效的活动，促成农村社区生活系统的组织化发展，达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管理的目标。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乡村权力资源配置由集体垄断型向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意味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原有组织格局趋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建组织化社会？笔者以为最实用的选择：利用体育可以融入不同领域人的生活、容易为农民所认同的特性，吸纳农民到体育社团之中，成为“有组织的人”。一开始体育组织会比较弱小，缺乏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但随着农民对健康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体育文化活动逐步增多，体育社团因此会很快壮大。农民不再仅以个人或农户的形式出现在乡村社会舞台上，而是能以体育组织的形式参与到乡村社会之中。当体育组织在农村扎下了根，会很快地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它与权力组织相呼应，共同参与到社会的治理之中。诚然，农村基层的社会管理绝不是靠几个社会组织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采取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培育乡村多种组织、建立并落实相应的制度等措施，切实发挥农民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才能提高包括体育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使体育有效地融入社会管理之中。

2．2控制措施

2．2．1以民生的理念发展农村体育是参与社会管理的根本。在我国农村的温饱解决之后，越来越多的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农民的需求，与传统的农村相比差别之大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毫无疑问是通过民生建设，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述乡村的体育建设表明了政府的社会建设行动，及对基层社会管理的积极探索。他们充分利用人的需求这一内驱力，发挥体育特有的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等功能，促进人与人的沟通、交流，增进了社会的和谐。实践表明农村的体育是项很好的民生工程，它不仅改善了环境，还促进了人的健康，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给了农民更大的生活空间，从而引导良性社会行为的形成，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如此，达到了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目标，显示了体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所在。

2．2．2推进城镇化建设是体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结果，“城镇化的时代洪流一改农村长期封闭、单调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则是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人为核心”就是要使农民在新的生活方式里生活环境能得到极大地改善，生活质量、水平比过去有较大地提高。反之，只是形式上的城镇化必然得不到农民的认同，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我国城镇化必须在人的发展上下功夫。农村基层通过体育文化的建设，如修建体育场馆及活动场地等，改善了环境，为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通过成立体育社团、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开展起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逐步改造乡村的陋习，培育农村的社会组织及农民的公民意识。由此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其市民化发展。从社会角度看，民众通过参与乡镇组织的体育活动，可以感受社区的存在，凝聚社区意识，进而产生对新社区的归宿感，以此增加公民对社会的期待和责任感。由此不难看出，让体育进入基层社会管理，是农村城镇化内涵建设所需，必然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

2．2．3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是体育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政府进行的社会管理创新主要表现为行政效率提高的技术改进或结构调整和增进公共利益的社会服务两个方面”，政府的管理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农村社会的管理水平则不能提高。好在政府已“开始转变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工作重心，探索服务型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路子和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实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管控到服务的方式转变。”笔者的调研显示，乡镇一级的公共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建立，村与社区的公共服务体系与之配套发展。一旦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了，百姓就可以更好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社会的和谐自然产生。而体育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自然在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中体育服务应占据重要位置，而且经济越发展其比例会越大。当前我国不少地方城乡一体化建设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构建以体育设施建设为基础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起了包括体育在内的农村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转型过来的村民就可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其基本权益才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心情平和、社会矛盾减少，农民多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所以发挥好体育的社会功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必不可少。

篇7

自从“十二五规划”实施到现在各地方政府将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民生问题，证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基层建设给予了很大重视。基层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权分配到地方的体现，其与社会基本活动息息相关。基层建设的好与坏，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管理体系的效率与质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不断迈进，基层管理主体也逐渐由专门管理转为了分区域分工管理和群众自治，而基层管理的方式和内容也应与时俱进。因此，以新视角新观点来研究基层社会管理是必须且亟需的。

一、基层社会管理概述

基层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参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作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社区和家庭是一个社会的根本，人从婴幼儿开始，在社区和家庭中成长，社区和家庭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且根深蒂固的。要想保持社会稳定，就要从社区着手。

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有权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行使管理职能。政府在行使这些职能时，不仅需要进行由上至下的监管，更多时候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例如订立合同、合作开发、社会工作授权等。在这过程中，政府与社区、与社会进行着频繁的互动，构成了现在的地方社会。地方政府要行使自己的职能，必须保证基层社会的秩序、运行、发展和创新。

二、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建设

基层管理的有序有效实施应以城乡社区为平台，从立法、执法角度出发，充分发挥其作用。

（一）社区管理体制建设

社区管理体制建设是指社区各个管理部门的体系结构、职能设置、及其分工的合理性。我国的社区按行政范围划分可分为城市和农村。随着我国现代化节奏的加快，人民逐渐步入小康社会，城市社区格局愈发复杂，社会收入差距日益加大，原有的街道居委会式或单位大杂院式传统模式逐渐被物业管理式小区、工业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区、科技园区等取代。农村社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城市化政策的推进，农村社区逐渐集中，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典型的城乡结合处。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现今这个多元化社会，基层管理面临着许多新问题。社区管理体制的完善需要法律的规范和强制。

第一，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建设。目前，我国的基层管理刚刚发展起来，还未完全成型，社区的系统性尚未完整、功能还不完备、权限分工也存在着模糊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城市，人的自主性越发增强，社区形式的多样化需要系统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管理；在农村，社区功能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在法律制度上进行创新。

第二，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运行。社区管理离不开党的领导，基层管理应符合政府的整体规划，无论是社区选举、决议还是一般事务管理，都应依法进行。

第三，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保障。社区成员权利一般通过社区活动得到体现，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需要通过社区这一途径得到实现，因此，社区管理中的各个途径需要法律进行规范，从而使每个社区成员乃至整个社区管理体系的权利得以发挥作用。

（二）社区管理队伍建设

社区管理队伍包括社区管理中的领导者及基层工作者，他们肩负着建设社区、管理社区和维护社区发展的重任。社区管理队伍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社区的优劣。目前，我国基层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社区管理队伍结构复杂，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不能适应管理需要。因此，在社区管理队伍建设上，不仅需要从法律上设定社区管理者身份及其工作内容，还需要加强社区法治教育，普及法律知识，保证社区管理工作的依法进行。

（三）社区纠纷解决制度建设

几乎所有社区都具有人口构成复杂、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经济能力差异较大等特征，这样复杂的群居生活，产生纠纷在所难免。这些纠纷大多是家庭、邻里间财产及权益纠纷，也有些是群众和政府间利益协调上的分歧。这些问题需要社区配备相应的应对程序及措施，才能维持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三、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完善

（一）立法体系完善

目前，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两步关于基层管理的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两部法律规定了村、居民委员会的责任和义务，解决了基层管理中的很多问题。但是，社区管理工作复杂且多样性强，这两部法律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此，应先对整个社区管理体系进行合理规划，在此基础上，秉着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原则，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社区工作的管理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另一方面，在现阶段，居民的权利义务意识较淡薄，村民、居民委员会在行使管理职能时困难重重，且管理层面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结合现阶段民情，从强调外部管理逐渐转变为由内而外的治理，积极构建基层自治体系。

（二）明确法律地位

社会基层管理组织在社区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法律地位却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其包括管理地位、管理权限、管理职责在内的权利义务，使基层工作得到有力的法律支持。明确基层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不仅能用法律强制力保证基层管理工作的依法进行，同时，还能促进基层管理工作积极性，起到引导公民积极参与、配合基层管理的作用，形成政府、社区管理者、社区居民三方有效沟通，积极互动，形成和谐发展的社会管理局面。

（三）加强法制宣传

基层社区管理的法制建设不仅需要各方面积极参与，还需要长期稳定的法治宣传。从普及法律入手，使居民逐渐认识法律、了解法律、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法制宣传还可以促进政府政策的实施，使居民能够了解政府管理意图和目的，在理解的基础上积极配合社区管理工作，同时也减少了因不懂法引起的各种纠纷。在宣传形式上，可以采用新闻媒体、户外广告、标语、普法课程等方式开展，频率要适中，既无需过密使人厌烦，亦不要过疏丧失宣传效果。

（四）培养法律意识

公民是基层管理中最主要的客体及参与者，公民法律意识直接决定了基层管理工作的难易，其法律意识越高，越能理解政府管理目的，越会积极配合政府管理，其法律意识略低，则会认为所有的管理工作都是无意义的，都是与其对着干的。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针，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体现。首先，应使每一位公民都了解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法律法规及地方规章的准绳，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应遵守宪法、了解宪法、在其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其次，应使社区内每一位居民了解其权利义务。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可以使居民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护自己权益，更能使政府行为得到有效的监督，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执法为民。最后，应使每一位居民了解常用的诉讼方法，培养其诉讼意识，使公民的权益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

（五）加强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是一种社会公益福利措施。在我国，依然存在着因自然、经济、文化等原因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难以用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的群体。法律援助为这些弱势群体中的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支持，使他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正体现的法律的平等性。基层社会管理也不应忽视这些弱势群体，积极组织设立地方法律援助点，通过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教育等方式，使法律进入社区，进入所有群体当中。

综上所述，基层社会管理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微观基础，基层管理需结合社会各层级力量，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将法治植入人心，合力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并最终构建出和谐发展的基层社会。（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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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2-120-02

我国古代，调解主要为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清代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即“官批民调”，类似现代的法院委托调解制度。此种纠纷解决的主体介于民间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之间，并在官民间通过法律实践活动起到沟通和桥梁的作用，是调解制度社会化的表现。

一、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主体

通过对清代四川巴县、天津宝坻、台湾淡新、浙江黄岩等地方诉讼文书的研究，官批民调是指官府在接到案件后，认为事关家庭伦理、亲族关系、当地风俗等，不便公开传讯，或认为情节轻微，不值得传讯、审判，则会批令乡保，或交给宗族、局绅等进行调解，自己只进行原则性指导并对其效力进行官方确认。这种调解方式实现了官府审判与民间调解处理纠纷的契合。

（一）官批主体

清代基层行政组织以“县政”为依托，其是诉讼第一审级，州县官则为这一审级的最高裁判者。由州县官将其职能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批令给民间力量调解，因此官批主体较为特定。

（二）民调主体

相对于官方力量来说，民调主体是官批主体的承受方。按调解人身份的不同分为：

1.乡保、保甲长、坊厢长调解。清代地方基层组织呈二级结构，以自然村为一“甲”，甲设甲长；数村为一“乡”，乡设乡保，乡保有时被称为乡约，主要征收皇粮国税、维持地方安治。甲在保之下，有时也被称为甲约。这种颇具官方色彩的身份使其在许多民事纠纷中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他们或发还乡绅、宗族，或会同亲邻等解决，不能解决的上告知县。此外，按清代地方编制，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分别设立坊、厢长管理辖区事务。坊、厢长职能与保甲长大体相当，官府也常将本辖区内的民事纠纷批令他们调解。

2.族长、亲友、地邻、局绅调解。清代统治者还推行族正制来弥补保甲制的不足，以完善基层制度。此外，当事人的亲友、地邻因对当事人的情况、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地方风俗较为了解，有利于矛盾化解，因而此类主体也较常见。纠纷当事人请求局绅调解的案例在浙江黄岩诉讼档案中亦有，也有的案例是知县将民事案件发回民间交由局绅调解。

3.会首、中人调解。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从业者行会的划分和建立，这些行帮设有“行首”或“客长”作为头目来维持行帮秩序。官府往往批令这些主体调解行帮内部行户合伙清算等与行帮有关的纠纷。“中人”在清代民间买卖、典当、借贷等民事关系中，具有为当事人介绍、提供交易信息、证明甚至是承担交易正当合法的保证作用，“凭中理处”、”凭中集理”的记载在清地方司法档案中也常见。

二、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流程与特征

（一）官批民调制度的流程

1.官府如何与民间力量发生交接。安徽徽州发现的一份空白格式批文便是清光绪年间歙县知县敦请族长调处法律纠纷的批文，反映了“官批”阶段，官府不仅就调解成功与否的后续事项做了安排，还明确向族长提出“两造息讼，最为上策”的调解指导思想。

2.民间力量如何调解，又如何再次与官府发生交接。清司法档案中有关于“和息状”、“复状”的记载。即调解成功的调解人向官府呈递“和息状”，请求官府准予销案并说明调解的经过及结果；调解不成则向官府提交“复状”，恳请官府给予讯断并说明调解的经过及调解不成的缘由。

由此可知，流程为“官批”、“民调”和“呈禀”三阶段：先由官府依职权将诉至衙门的纠纷批令给各类民间力量主体；再由接受批令的主体调解；最后由主持调解的主体将调解结果呈禀官府审查；若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请求官府销案；若调解不成，乡保则须察告州县官并通知原告于一个固定时间赴县重告，官府依法提讯堂审。

（二）官批民调制度的特征

1.案件的民事导向性。官批民调案件多是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常涉及宗族、伦理及本地风俗，不便公开传讯。清统治者真正目的在于借助官批民调解纷将众多民间细故排除在官府外以减轻讼累，从而维持地方稳定并提升政绩。因而调解范围也有限度，危及政权及社会秩序等案件不允许调解结案。

2.较明显的官方意志性及不完全自愿性。只要在州县官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必须受理，否则要受相应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然而实践中州县官常因各种因素利用法律其他规定，将民间细故批令给民间调解，且并不考虑当事人意愿，有时即便调解失败，若当事人再次诉至公堂也仍会批令继续调解。这种调解往往教化式且非基于当事人自愿，而这种强行息讼的意图正是封建调解的本质所在。

3.约束效力的半强制性。若调解成功，调解人应向官府呈递“和息状”请求官府准予销案，当事人则需出具甘结，呈送官府备案，此时案件应为当事人申请撤诉而终止。但官府以“甘结”形式达到抑制两告反悔之目的，当事人须申明是“依奉结得”，显属“遵命和息”，反悔会受相应处罚，由此可见其约束效力的半强制性。

三、清代官批民调制度的产生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

清代司法体制之目的是为维护政权稳定，因此统治者只关注危及政权、社会秩序的刑名要案。古代选拔官吏考察的也是儒家经典非法律知识，官员为弥补自己不懂刑名律例的缺陷、规避错判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往往将民事纠纷甚至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推诿于民间力量调解。清代官员“诉讼少则高升，诉讼多则撤职”的考核标准也造就了地方官吏“听讼不如无讼”的心理，通过调解达到息讼的目的由此成为其解决纠纷首要选择。

（二）经济因素

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维护是基层民众生存的重要前提，这种内生的人际关系基础为纠纷发生以调解方式解决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即便诉至公堂，自古以来形成的“无讼”、“和谐”的儒家思想，“不撕破脸、讲情面”的心理取向根深蒂固，而官批民调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这种乡土社会的生存逻辑。

（三）社会因素

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族家庭为基础，形成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统治阶级通过乡保、宗族等制度来体现其统治原则和思想并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所以古代基层权威实际上是一种皇权、集权统治控制下的内生权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非讼纠纷解决方式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国民众自古以来重土安迁，社会流动性极小，纷争发生时将亲邻、族长等纳入到纠纷解决中更有利于化解纷争，较好的实现双方利益，抑制民事案件进一步恶化，从而维持地方安定。这是官批民调制度构建与运作的社会基础。

四、清代官批民调制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效果评价

官批民调制度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局限性：宗法社会下，“人有差等”的客观社会现实极易导致调解中的偏袒与不公。且官府滥用官批民调压制诉讼，既淡化了司法权力在定纷止争过程中应有的作用，又妨碍了当事人诉权的正确行使。这些在客观上妨害了相关实体法的发展与完善及司法程序化观念的形成，不利于纠纷真正有效的解决。

但官批民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及方式的多样性。因调解人能做到“耳目所闻所见”，亦可用官方力量发动民间力量参与到纠纷的化解与平息中去，紧密协作办案，既可让问题在民间自行消亡，又可在必要时动用国家暴力机关进行刑事处罚，最终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与控制，维持了基层社会的安定。让我们感受到民间规则（家族法规、道德礼教、人情世故）在基层社会中的巨大力量，甚至比国法更贴近现实，有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官批民调不但节约了司法成本，还丰富了清代“官民合作”的方式和内容，并最终对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与治理方式的认识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适应于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对今天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的解决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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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转型及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环境、内容、对象等要素发生变化，面临新的挑战，例如流动人口大增、居民权利意识增强、社会阶层分化等。从广州市调研情况来看，主要包括：

1.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责不清，政府管理责任与职权不匹配

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直接组织协调辖区内社会管理工作，协同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落实市区政府部署任务。区政府指导、监督、考核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统筹、协调政府职能部门与街道行政管理事务。从街道办事处实际工作内容看，其工作涉及基层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所有方面，例如治安维稳、人口计生、流动人口管理、劳动监督、民族宗教、居民、集体经济和社区服务等。因强调“属地化”管理，加之各级政府间职能边界模糊，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将很多具体工作交由街道办事处，造成街道承担着过多行政管理事务，经常疲于应付。同时条块关系错位，街道办无执法权，难以承担专业性管理职责，管理力度不足，街道和职能部门就难免推诿扯皮、推过揽功、争权推责。责任主体不明确、责权不统一的结果是基层社会管理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效果不理想，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不高。

2.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事务与其拥有管理资源不适应

伴随单位制管理的解体，单位承担的诸多社会管理功能转移出来，单位成为单纯的社会生产单元。大量下岗、失业、离退休人员进入社会，单位不承担在业者的社会管理，更多的人成为社会人。社会管理服务等职能开始由单位转到基层政府及社区，造成基层社会管理对象和事务等大量增长。流动人口也使得广州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对象、任务、内容等更加繁重。但是，基层社会管理资源并没有相应增加，基层管理资源与其承担任务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分税制和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决定了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间接决定了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各级政府间缺少较为恰当的财力和责任分担，人财事权过分向上级政府集中，事务具体办理过分向下，基层政府普遍财力不足，很多管理事项依赖服务收费。因编制内人员难以满足管理需求，基层管理机构只能临时聘用人员。而聘用人员薪酬较低，素质良莠不齐，这又给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带来诸多弊端。为野蛮执法、矛盾冲突埋下祸根。

3.街居关系错位，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泛行政化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上居委会已成为诸多政府管理事务的具体执行者。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向社区延伸时，把各种具体事务的办理下放到社区。却保留管理权。政府下拨给社区居委会的经费也由街道办事处代管，只能根据街道办事处要求使用，经费成为街道办“挟持”居委会的有力工具之一。两者间的指导和协助关系逐渐转变成为领导与指导同时并存的双重关系，届委会沦落为街道办事处下属机构。这使得居民自治机构难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居民自治功能。过强的政府行政管理也使得社区的社会组织发育低下，由于成立和运作门槛设置较高，组织居民开展自我服务、互助服务、专业服务受到很大限制。

二、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做法

面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与问题，为提高社会管理服务水平，2009年以来，广州市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经验，通过整合街道机构人员队伍，开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等试点工作，大力推进街道、社区基层社会管理改革创新，重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初步构建起综合管理和专业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管理服务模式。

1.整合街道机构人员，重新定位管理与服务功能

针对基层社会管理的问题，广州市整合街道机构、人员及职能，以“业务归并、人员整合、服务前移、管理落地”为主线，按照职能交叉、工作关联、高效便民的原则归并职能相同相似的机构，把涉及行政管理、社会服务及综合执法并各司其职的科室、部门等整合为担负多种职责的综合性机构。这包括：建立街道社区综合管理中心，担负计划生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出租屋管理及流动人员管理等综合性管理职能；建立设立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搭建再就业服务、婚姻家庭服务、青少年教育、残障人士服务、群众诉求反馈、困难群众帮扶、社区养老、社区卫生保健等服务平台；建立综治维稳中心，形成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调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流动人口联合管理服务等联合防控的局面；建立街道管理综合执法队，负责街道城市管理、出租屋管理、消防安全、安全生产、劳动监察的巡查、信息采集反馈、简易执法等工作。（根据2011年2月广州市社会建设调研访谈资料整理，也可参见率征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提升社会建设管理科学化水平》，广州日报，2011年7月14日）整合街道机构人员，优化管理服务职能配置，缩减了内部管理程序，较好地解决了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等问题，优化了社会管理服务职能，提升了街道科学管理辖区社会事务的能力。

2.强化居委会的自治职能，理顺街居之间的关系

为强化社区功能，广州市按照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居民自治有效对接、良性互动的思路，梳理规范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权力、职责，改革社区管理服务运行机制，形成了居委会工作新模式。根据工作性质内容，将梳理出的136项居委会工作划分为政务协助、居民自治、可转介服务三大类型。对大多政务协助类工作，转交由社区工作站办理，少数从居委会中分离出去，由街道新组建的各管理中心承担；对可转介服务类工作，居委会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交由专门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居民自治类事务则须由居委会承担。在梳理居委会工作同时，重新定位社区工作人员。部分人员归口社区工作站，与街道中心对接，承担政务协助的工作；部分人员充实到增设居民自治工作专职岗位上，由社区居委主任牵头，与社区党务专职副书记一起，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工作。针对社区管理的具体事项，届委会建立健全社区居民议事、民意沟通、矛盾化解、转介服务、多方参与、评议监督等工作机制，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这增强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提高了公众参与意识，促进了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3.引进社会组织，以专业社会工作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政府及社区承担的特殊人群服务以及家庭服务等工作难以满足人们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需要，而这些服务正是社会组织的强项。由此，广州市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开始引进社会组织。以专业社会工作提升管理服务。例如，荔湾区逢源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进逢源人家服务中心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逢源人家服务中心招聘社工人才，立足居民群众需求，引导社工从事实际社会工作，打造出“家长俱乐部”、“群众心声站”、“康龄社区大学”等多个服务创新品牌，为社区居民提供再就业辅导、青少年教育、养老助残解困、群众利益诉求和社区卫生保健等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不断满足居民群众的各种需要。其他街道也采取了类似做法，并取得了良好成效。2010年，广州市共投A6000万元购买了公益民间组织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根据2011年2月广州市社会建设调研访谈资料整理，也可参见周祚：《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今年总投入超过6000万元》，广州日报。2010年9月4日在政府财政支持下，街道、居委会通过依托社会组织，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手段，克服了传统服务手段单一、粗放、有限的缺陷，细化了政府社会服务职责，赢得了社区群众的好评。

4.加强基层资源供给，提升软硬件建设水平

针对基层财政、人力、物力等资源短缺问题，广州市提出街道办事处经费主要由区财政负责解决，加大对街道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投入。广州市解决了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以及办公经费，明确参照事业单位标准给予居委会专职人员工资福利待遇。2009年以来，为配合试点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市区两级财政为每个试点拨款2007：5元，有的区财政及街道还增拨资金，整合服务场所，增加对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投入。例如，海珠区下拨569万专项经赞作为2个试点街道的建设经费、花都区及新华街道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中心及服务站建设、越秀区北京街道调剂700多平方米场地用于服务中心等。（根据广州市民政局在“广州市社会管理创新”调研座谈会上的发言及其提供的书面资料整理）在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硬件建设之外，市区财政还拿出专项经费通过强化服务中心、居委会和专职人员队伍培训，支持街道购买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等手段，来提升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通过把人力、财力、物力等管理和服务资源更多投到基层，解决基层“无人办事、无钱办事、无址办公”的突出问题，推进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强化了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三、广州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革的启示

广州市通过整合街道管理服务机构强化居委会职能，通过引进专业社会工作增强基层管理服务资源等途径，创新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了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给我国整体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带来如下启示：

1.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转变政府职能

在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多年来，我国基层政府管理组织机构都将经济职能放在首要位置，造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脱节，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为解决此问题，广州市明确街道不再承担具体经济发展职能，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增强街道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由此可见，要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首先需要推进政府转型，将政府工作重心转变到社会管理和服务上来。‘

2.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厘清居委会职能

居委会是基层居民自治的主体，对居民自治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多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居委会在实际工作中更多承担协办政务的职能，较少顾及到对居民群众的自我管理和服务。为加强基层居民自治，广州市对居委会承担工作进行梳理，转移居委会的工作重心，使得居委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到居民自治事务方面，增强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促进了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3.强化基层社会管理服务须促进服务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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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牢牢掌握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权。××街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内影响稳定的因素多样，治安环境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域形态多样，矛盾纠纷隐患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难度突出。辖内地域形态多样，既有××市最大的关闭国有企业—××氮肥厂，又有东圃最旺的商业地段；既有××区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个新型住宅小区，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多，主要是劳资纠纷、物业纠纷、邻里纠纷、医患纠纷、经济纠纷，还存在着国企遗留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隐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隐患的存在，给辖区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很大的工作难度，要排查调处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种政策法规，又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齐抓共管。二是流动人口多，平均素质偏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压力突出。辖内有出租屋1.9万套，近年来外来流动人口迅猛增加，据初步统计，××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超过8万人，平均素质偏低，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为暂时找不到工作、打散工、从事体力工作等人员。从近年来对违法犯罪分子人员的分析来看，外来流动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给××地区的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三是案件基数大，多发性案件典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挑战突出。近年来，虽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数仍然较大，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约占80%左右，压案保平安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源头预防上，城中村内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环境、居民意识、硬件设施等影响面临很大挑战；在打击管理上，基层民警工作量多，压力大，如何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参与面临着挑战；在教育宣传上，面对居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不高、素质偏低的现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争取最大效果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等意识面临着挑战。街党工委、办事处以“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为指引，把保稳定和促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地分析我街实际，从街道层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虑，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街道层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观念、思路的转变和突破。

二、深入实践，开拓创新，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和架构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注重实践，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在实践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突破点，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问题。街党工委、办事处从2006年底开始，深入社区进行调研，召集研究讨论，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着手研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2007年3月份形成了《××街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工作意见》，并全面开始实施。治安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全防范、基层创安、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教、法律道德宣传教育、执法联动、队伍培训管理、组织保障、检查考核为内容的“十大机制”，形成了以打击为重点、以预防为基础、以控制为关键，以建设、管理为方法，以改造、教育为手段，综合性、立体化、系统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特点，从辖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落实防控体系的三项工作原则：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通盘考虑全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完美的载体，将街道辖内可利用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大综治格局。

（一）以统一高效为方向，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以统一指挥、方便管理为原则，建立了由街维稳及综治委牵头，以街道一级有关职能部门为主力，以社区居委会、辖内机构、单位和各类社会力量为基础的纵向层级运行架构。在横向联动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街道一级联动，主要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和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二是社区一级联动，围绕平安和谐，以社区党支部为龙头，以社区民警为骨干，以社区治保会为基础，以出租屋管理员、××公司治保队员、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为主要参与力量；三是基层治安力量联动，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整合社会各类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队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战斗力。以纵向层级运行架构为主体，通过横向联动工作模式进行协调整合，构筑一个职责分工明确、团结协作、效率快速、效益明显的综合运行机制。

（二）以保障有力为核心，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以“综治大格局，群众得实惠，管理出实效，和谐又平安”为建设标准，建立街综治工作中心，构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街综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组织保障功能，表现为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硬件设施，明确职责任务和部门分工；协调指挥功能，表现为通过制订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实联调、联防、联勤、联治、联创的“五联”运作机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现为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加强队伍管理，进行工作绩效评估、检查考核。通过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强化基层管理，完善基层服务，优化基层资源，夯实基层基础。

（三）以整合统筹为准则，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精干队伍。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整合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治安工作队伍，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以公安派出所为主力军，以治保队员等治安力量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补充，实行警民结合、专群结合，充分发挥队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将辖区保安员、治保员以及物业小区、工业区、大型企业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联网基地指挥台建设，实现了勤务指挥联动。以义务平安巡逻队伍为补充，在社区民警统一安排下协助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工作。通过治安力量的整合，达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准确、综合性的合理安排，发挥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创新为指引，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网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建立健全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一是建设全街视频监控系统，现在街面主要路段设置了212个监控点，城中村内街内巷设置了107个监控点和5个监控岗亭。二是发动辖内物业小区、企事业单位自建视频监控系统，现我街辖内主要小区、企事业单位安装了1000多个摄像机。三是推进城中村单体出租屋视频监控小系统建设，由屋主自筹资金安装，主要对出租屋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铺内部技防建设，积极推行“手眼通”、亿光安防、门禁系统等家庭、商铺技防。通过建设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动静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形成一张覆盖全辖区范围、解决重点治安问题、排除大部分治安隐患的安全防范网络。

（五）以立体渗透为手段，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宣传教育模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模式，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构筑××街法制宣传教育平台，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为目标，打造室内法制宣传教育服务、室外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网上法制宣传服务三大宣传阵地，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拓宽宣传教育途径，从源头上预防违法犯罪，增强辖内居民群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人为本，立足长远，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一）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紧紧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持续发展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全面落实要始终坚持“三个结合”：一是要与上级综治工作精神相结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推进要以省、市、区综治工作精神为指导，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二是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从××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和趋势出发，继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才能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科学性、长效性、稳定性。三是要与社会矛盾发展态势相结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矛盾类型，如何排除矛盾纠纷隐患，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将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自身的不断修正和完善。

（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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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牢牢掌握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动权。××街属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辖内影响稳定的因素多样，治安环境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域形态多样，矛盾纠纷隐患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难度突出。辖内地域形态多样，既有××市最大的关闭国有企业—××氮肥厂，又有东圃最旺的商业地段；既有××区人口最多的城中村—××村，又有多个新型住宅小区，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多，主要是劳资纠纷、物业纠纷、邻里纠纷、医患纠纷、经济纠纷，还存在着国企遗留问题、房屋拆迁问题等隐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隐患的存在，给辖区的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很大的工作难度，要排查调处这些矛盾，既涉及到各种政策法规，又要协调各职能部门和社会力量齐抓共管。二是流动人口多，平均素质偏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压力突出。辖内有出租屋1.9万套，近年来外来流动人口迅猛增加，据初步统计，××地区的外来流动人口超过8万人，平均素质偏低，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为暂时找不到工作、打散工、从事体力工作等人员。从近年来对违法犯罪分子人员的分析来看，外来流动人口的作案比例大，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80%以上是外来人员，其中，近90%以上的人落网前居住在出租屋，给××地区的治安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三是案件基数大，多发性案件典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挑战突出。近年来，虽然我街每年刑事立案逐年下降，但基数仍然较大，其中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约占80%左右，压案保平安的任务十分繁重。在源头预防上，城中村内的治安防范工作由于受环境、居民意识、硬件设施等影响面临很大挑战；在打击管理上，基层民警工作量多，压力大，如何发挥他们的主力军作用，整合更多群防群治力量参与面临着挑战；在教育宣传上，面对居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不高、素质偏低的现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争取最大效果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等意识面临着挑战。街党工委、办事处以“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为指引，把保稳定和促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地分析我街实际，从街道层面进行全局性、系统性考虑，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建立健全街道层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观念、思路的转变和突破。

二、深入实践，开拓创新，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和架构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注重实践，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在实践中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突破点，解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问题。街党工委、办事处从2006年底开始，深入社区进行调研，召集研究讨论，结合街道的实际情况，着手研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工作。2007年3月份形成了《××街关于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工作意见》，并全面开始实施。治安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全防范、基层创安、流动人口管理、安置帮教、法律道德宣传教育、执法联动、队伍培训管理、组织保障、检查考核为内容的“十大机制”，形成了以打击为重点、以预防为基础、以控制为关键，以建设、管理为方法，以改造、教育为手段，综合性、立体化、系统性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根据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特点，从辖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落实防控体系的三项工作原则：先易后难、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通盘考虑全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方面面，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完美的载体，将街道辖内可利用的资源充分整合起来，形成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大综治格局。

（一）以统一高效为方向，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运行机制。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以统一指挥、方便管理为原则，建立了由街维稳及综治委牵头，以街道一级有关职能部门为主力，以社区居委会、辖内机构、单位和各类社会力量为基础的纵向层级运行架构。在横向联动方面，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街道一级联动，主要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执法联动和矛盾纠纷联调联动；二是社区一级联动，围绕平安和谐，以社区党支部为龙头，以社区民警为骨干，以社区治保会为基础，以出租屋管理员、××公司治保队员、社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居民群众为主要参与力量；三是基层治安力量联动，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整合社会各类治安力量，提高治安队伍的凝聚力、遂行力、战斗力。以纵向层级运行架构为主体，通过横向联动工作模式进行协调整合，构筑一个职责分工明确、团结协作、效率快速、效益明显的综合运行机制。

（二）以保障有力为核心，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指挥平台，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以“综治大格局，群众得实惠，管理出实效，和谐又平安”为建设标准，建立街综治工作中心，构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街综治工作中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组织保障功能，表现为建立完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硬件设施，明确职责任务和部门分工；协调指挥功能，表现为通过制订2人值班工作制度，建立日常工作流程，完善和落实联调、联防、联勤、联治、联创的“五联”运作机制；管理考核功能，表现为健全学习培训制度、加强队伍管理，进行工作绩效评估、检查考核。通过充分发挥综治工作中心功能作用，强化基层管理，完善基层服务，优化基层资源，夯实基层基础。

（三）以整合统筹为准则，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精干队伍。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整合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治安工作队伍，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以公安派出所为主力军，以治保队员等治安力量为骨干，以群防群治力量为补充，实行警民结合、专群结合，充分发挥队伍最大的工作效益。以××地区治安联防大队为载体，将辖区保安员、治保员以及物业小区、工业区、大型企业的治安力量有效整合，完善了联网基地指挥台建设，实现了勤务指挥联动。以义务平安巡逻队伍为补充，在社区民警统一安排下协助开展社区治安巡逻工作。通过治安力量的整合，达到有效的管理，高速、可靠、准确、综合性的合理安排，发挥最大作用。

（四）以科技创新为指引，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防范网络。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市场机制运作，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建立健全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一是建设全街视频监控系统，现在街面主要路段设置了212个监控点，城中村内街内巷设置了107个监控点和5个监控岗亭。二是发动辖内物业小区、企事业单位自建视频监控系统，现我街辖内主要小区、企事业单位安装了1000多个摄像机。三是推进城中村单体出租屋视频监控小系统建设，由屋主自筹资金安装，主要对出租屋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四是推行家庭、商铺内部技防建设，积极推行“手眼通”、亿光安防、门禁系统等家庭、商铺技防。通过建设四个层面安全防范网络，动静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形成一张覆盖全辖区范围、解决重点治安问题、排除大部分治安隐患的安全防范网络。

（五）以立体渗透为手段，建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宣传教育模式。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全方位的宣传教育模式，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意识环境。构筑××街法制宣传教育平台，以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为目标，打造室内法制宣传教育服务、室外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网上法制宣传服务三大宣传阵地，不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拓宽宣传教育途径，从源头上预防违法犯罪，增强辖内居民群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促进社会和谐。

三、以人为本，立足长远，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一）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深入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紧紧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基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持续发展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全面落实要始终坚持“三个结合”：一是要与上级综治工作精神相结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推进要以省、市、区综治工作精神为指导，落实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二是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结合，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从××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和趋势出发，继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才能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具有科学性、长效性、稳定性。三是要与社会矛盾发展态势相结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社会矛盾类型，如何排除矛盾纠纷隐患，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将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自身的不断修正和完善。

（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落实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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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1-0022-02

一､农村信用社省联社的现状

2003年，中央政府颁布《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并选择吉林､重庆､陕西､山东､浙江､江西､江苏､贵州八省市为试点地区，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2004年，改革铺开到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并出台了《关于明确对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指导意见的通知》([2004]4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2004]66号)､《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银监发[2003]14号)等一整套的文件､政策，以此对农村信用社改革进行指导。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交给省级政府，而大部分省市都采取了建立省联社并通过省联社来管理农村信用社的形式，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省联社模式。

所谓省联社模式，是指将县联社和信用社原来的两级法人合并为一级法人，在县联社的基础上，出资建立省级联社。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进行指导的一整套文件一方面规定省联社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授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另一方面又规定省联社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文件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授权，省联社承担对辖内农村信用社(含农村合作银行，下同)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省联社不对公众办理存贷款金融业务”。也就是说，省联社所行使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都必须经省政府的授权，没有省政府的授权，就不能行使。另外，根据文件规定，省政府还可以授权省联社行使其他管理职责。由此可以看出，省联社行使的是一种省政府授权的行政管理权。而对另一层面的作为地方金融机构而言，文件又规定，省联社“是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市(地)联合社､县(市､区)联合社､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履行行业自律管理和服务职能，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省联社要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说，省联社又是一个企业。

要设立省联社，必须有符合规定的章程､注册资本金，要办理营业执照和金融许可证，而且省联社的解散､被接管､被撤销和被宣告破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另外，根据规定，由社员代表组成的社员大会是省联社权力机构，行使制定和修改章程，选举理事，审议批准省联社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等职权；省联社设有理事会，对社员大会进行执行和监督，行使执行社员大会决议，聘任或解聘省联社主任，拟订省联社分立､合并､解散的方案等职权；主任和副主任构成了省联社高级管理层，行使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拟订省联社规章管理制度等职权。

二､省联社模式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省联社的成立对加强农村信用社内控建设､网络建设､降低经营风险等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在省联社模式下，农村信用社改革迅速推进，经营环境有了明显地改善。但经过实践，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妨碍了该模式的有效运行以及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积极推进。

(一)省联社“政企合一”的模式不利于建立科学的信息披露制度

农村信用社从一成立就有“官办”色彩，经过多年的改革已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根据目前对省联社角色的定位，赋予了省联社“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角色：省联社既是市场主体性质的地方金融机构，是企业；又是一个政府授权的行政机关性质的管理机构，是行政机关。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对省联社不可避免地会进行行政控制，而省政府不可能对基层社也去管理，这样它可能会借助地市､县､乡镇政府的力量来管理信用社，政府对信用社的行政干预就延伸到了各级农村信用社，从而导致“政企不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基于主体法律角色单一的原则，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行了政企分开，并通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现在省联社又恢复了“政企合一”状态，必然会影响到农村信用社的市场约束机制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省联社处于市场主体兼行政机关的政企合一状态，而这种状态不利于信用社建立科学的信息披露制度。在需要对信息进行披露时，只能是对信息有选择的进行披露，即只披露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对于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则进行掩盖，如把信用社之间的恶性竞争当作“家丑”来处理，而这可能会使一部分经营不善的信用社继续经营下去，不利于信用社的长远利益和信用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省联社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地位

文件规定，现行省联社一方面由农村信用社等自愿入股，实行民主管理，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对辖内的农村信用社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而另一方面对基层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必须经省政府授权，省政府负责省联社的管理，但省联社不吸收除信用社以外的其他法人和自然人入股。也就是说，省政府不能入股省联社，不能成为省联社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省政府不能领导管理省联社。但是，按照规定，省政府又必须管理省联社，这样，省联社的独立法人地位就受到了管制。在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关系下，省政府很难不越位管理，而省联社的自主管理也很难实现。

另外，现行体制下社员大会是省联社的权力机构，并且设有理事会来对社员大会进行执行和监督，而省联社主任则由理事会聘任和解聘。但在实际中，高级管理人员往往由政府任命，政府对他们的考察提名､任职资格等有很大的发言权，而所谓的由信用社选出的代表选举产生高层管理人员难免走过场，最终这些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命还是政府说了算。这些人员自然就不会对股东负责，而是对决定他们命运的上级负责，往往他们的决定体现了政府的意志，而省联社也就很难具备完全的独立法人地位。

(三)省联社模式会加剧道德风险

这次改革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交给地方政府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信用社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会增加，例如：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时，国有银行受它影响可能性较小，它就会重点对信用社进行干预，以扩大对本地信贷投入或支持其他一些能让政府出政绩的工程；由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大规模从农村撤出，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就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这基本上决定了农村金融体系必须存在，否则农村金融就出现了缺失，支持“三农”的重任将无人承担，而省联社由省内各信用社入股组成，它也不能倒，否则它的股东就会承担损失，甚至也会倒闭。因此，省联社即使经营不善，政府也会被迫为其“埋单”。有了政府的保底，省联社的危机意识就会很淡薄。生存危机没有了，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股东关注的只是他能获得的收益，而不会去关注信用社是如何经营的，是不是存在风险以及能不能持续发展等等。只要股东能获得令他满意的收益，就不会给信用社增加压力。这样，信用社来自股东的压力就比较小；而省联社的高层管理人员往往是由政府任命，他们为保住自己的位置只会听命于政府而不是对股东负责。这种层层之间的道德风险也就不可避免了。

(四)省联社的决策行为可能影响基层社的正常经营活动

省联社做出的决策往往是面向全省每个信用社的，而不考虑其具体情况，如地理位置､规模大小､经营的好坏等等，这种“一刀切”的决策缺乏大量充分调研及意见征集，有的决策虽然发出了意见征集通知但往往只是很少的几天，基层社的考虑时间太短，根本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意见。这更像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流程而不得不发，而不是真正想征集意见，在具体工作中意义不大。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并不适用每个信用社，有的社对这些决策就会感到无所适从。而且，省联社决策做出后，往往基层社必须服从，基层法人社基本上失去了独立性。如一些省份撤销代办站，给基层社的经营活动带来很大不便，有的基层社并不想撤销，但还是不得不服从省联社的决定，从而导致存款减少､人力资源紧张､支农工作更加难以开展。

(五)省联社很难真正做到协调､服务基层工作

省联社工作人员一般有限，而且与基层社的人员之间大多相互不认识，对基层社的认识基本上是通过开会､听汇报､看报表等形式形成的，如果这些是有水分的，省联社的工作人员就很难真正了解掌握基层社的情况，就很难去具体指导基层社的工作。另外，省联社与基层社之间缺乏互动。现在省联社的角色之一是管理者，作为管理者面对基层社的时候，会认为自己在面对下级，下级对上级需要服从，而基层社也认为省联社是自己的上级，对省联社的决策即使有意见也不会提出，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就这样断了。省联社对下面的情况不真正了解，只按自己认为正确的去指导基层社的工作；基层社不主动与省联社沟通，却在背后意见满腹，影响工作情绪。在这种互动不足的情况下，省联社要真正做好协调､服务基层工作，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三､对完善省联社模式的建议

(一)减少行政干预

在目前的省联社模式下，省联社的管理权在政府手中，且要求不能把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到地市､县､乡镇政府，但农村信用社遍布各地，省政府势必会借助地市､县､乡镇政府的力量来管理，使得信用社不得不听政府指挥，而省联社高层管理人员首先是由政府推荐的，然后经法定程序认可，也就是通过社员大会选举产生，这难免有走过场之嫌，他们的任命的主要决定权还在政府手中，因此他们可能只听命于政府，而不是对社员负责。可见，虽然改革要求省政府坚持政企分开原则对信用社依法实施管理，不干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但是政府对信用社的干预无处不在。因此，要完善省联社模式，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政府的定位。政府的职责应该从管理向监管转变，把信用社的管理权真正交给股东。政府可以在当前司法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帮助信用社清收旧贷､打击逃废债，为信用社的发展创造良好信用环境；制定一些优惠政策，为信用社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等等，通过这些形式来促进信用社的健康稳定发展。省联社的高层管理人员不再由党委､政府提名，而是由全体入股的社员选举产生。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由于社员人数较多，且比较分散，可由基层社首先选出代表，再由代表选举产生省联社的高层管理人员。高层管理人员实行差额选举，并且候选人员要经过监管部门的资格审查。这样，这些管理人员的任命不再受制于政府，而取决于社员，他们就会转而对社员负责，以社员利益为第一位。

政府对省联社的行政干预减少后，信用社的管理人员拥有较大的自，在其任命取决于社员的情况下，会首先以社员的利益为重。这时，他们就会考虑如何实现信用社效益的最大化，其中的一方面就是建立科学的信息披露制度。并且在披露过程中，注意信息反馈，加强对相关责任人的监督检查，以确保信息披露制度落到实处。另外，社员作为信用社的主人，应主动了解和积极参与信用社的经营管理，从而有效地督促信用社主动披露信息，以切实维护自身权益。科学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后，把信用社之间的恶性竞争当作家丑来处理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

(二)完善管理体制

首先，基层社的高层管理人员不再由省联社提名，而由基层社所辖范围的社员召开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省联社只负责基层社高层管理人员的资格审查和对他们进行业绩考核及评价，并且向股东或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披露，以真正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和社员大会的作用，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不是流于形式。其次，督促基层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控建设，对基层社的发展规划､业务活动等进行指导，但不干预基层社的日常经营活动。最后，省联社应重点为信用社搭建业务平台，优化信用社经营环境，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探索对经营管理层及其他员工的激励约束机制，使管理层真正把信用社的发展作为第一目标，把注意力集中到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上，而其他员工也积极为信用社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信用社的发展献计献策，以实现信用社的稳健发展。

(三)注重调查研究，进行科学决策

各个信用社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在的经营环境的不同，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具体经营活动中需区别对待，“一刀切”式的决策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信用社。目前，省联社所做的决策往往是面对全省所有的信用社，而不管经营环境的好坏､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基层社在执行时必然会遇到困难。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合理分配利用资源，省联社应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在做决策之前，首先搞清各社之间的差异，对症下药，使各社的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由于缺乏与基层社的交流互动，省联社做出的决策往往会与基层社的实际操作存在一定的差距，不符合基层社的实际情况，而基层社尽管有意见，也不向省联社提出，导致上下沟通的不顺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省联社应多深入基层，多听基层的意见，多了解基层存在的困难，搭建与基层沟通的桥梁，并且多做调查研究。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省联社作为决策者，它的决策正确与否会对下面的信用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省联社的工作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通过深入基层，听取基层的意见，了解农村信用社之间的差异，了解农村信用社发展的当务之急，了解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等等。在此基础上，认真谋划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信用社的特点提出不同的指导意见。

(四)注重人才队伍的建设

现代社会已进入以人为本的时代，人才对一个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人才，企业就拥有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信用社要发展，就需要一批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来为之服务。目前制约信用社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人才的缺乏。因此，省联社人才队伍的建设已刻不容缓。首先，要注重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打破人才引进的条条框框，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使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加入到联社队伍中来。其次，还要注重提高本身已有员工的素质。对员工多进行培训，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张雪春.政府定位与农村信用社改革[J].金融研究，2006，(6).

篇1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组织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农村，要在尊重农民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之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现代的个体都是权利主体，它们之间因权利而平等，彼此之间的联系只靠契约建立。为了实现权利，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必需”。。然而，在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的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学者把我国农村组织分为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组织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等；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等”。。然而，就我国广域的农村社会和庞大的农民数量而言，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数量显然很少，组织种类也比较单一，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第二，从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趋势上看，一些组织出现衰微趋势，而一些组织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稳定、不成熟。首先，就农村社会中的宗族组织而言，虽然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仍会在以后很长时间影响基层农村社会，但是随着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民工潮的出现，因为农民再也不会被固定在生他养他的血缘和地缘社会，宗族势必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千年基础”，因此，宗族会不断地瓦解，不断地浑蚀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对于农民的维权组织来说，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的组织，它为维护农民的权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权益得到解决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它产生时间短，所以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成熟，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组织在农村社会迅速复兴，填补了人们的精神需求，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教人数不断增加，但即使这样，宗教组织也没有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组织。

第三，就正式组织而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没有发挥应有的组织功能。首先，从国家与社会层面上看，由于农村实行和体制的解体，以及国家在农村推行“乡政村治”，农民开始自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逐步分离，尤其在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组织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支撑，难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已经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其次，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的运行机制来看，“村两委”相互掣肘，影响村级组织的有效运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村党支部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村两委”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就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个问题上，抱怨是双重的，党支部方面认为村级直接选举削弱了党的领导，村委会方面认为组织法不落实”。加之“组织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够，组织运作的规范性、统一性、灵活性还都很差”，因此，“从改革之初到现在……一套真正体现乡村经济社会内在要求的组织体系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组织体系的适应性提高，也没有有效地保障乡村社会经济的协调运行”。。最后，从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组织与村民的关系上来看，农民对村级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从乡村生活的观察出发，我们没有办法得出基层组织对于农民的服务越来越好、农民对于基层组织越来越亲的整体判断。相反，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疏离感加剧了。”这已经被一项“农民对村组织、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调查所证实。

从一些数字可以看出，村民对村组织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点不可信”和“有点可信”之间，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农村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败、不检点的行为也引起了农民的极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组织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动依靠的不是权威而是权力。农民对村干部和村组织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碍了“村两委”组织功能的发挥和乡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观地说，基层组织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是强大而积极的，但比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强人意。或者说，目前的基层组织体制，如果说在动员和组织经济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乡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适应的。所以，改善乡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改造基层组织体制”。“基层组织改革必须有大动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再造基层组织体系”。再造农村社会基础，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二、农村(民)组织在农村基层的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为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创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要在现有的农村经济政策的空间里改造基层农村社会基础，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这有利于促进基层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基层农村政治建设上，农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有利于农民利益表达和民主参与过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对国家权力社会监督的机制化。从民主管理的角度看，农民组织可以平衡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制约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力，防止强势群体侵犯农民权益，“必须让社会中的主要利益团体联合参与政府组织，以此来防止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能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利益集团”。。从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农民的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许多社会矛盾和经济纠纷，就需要农村有相应的解决机制。而单个农民的利益表达和诉求就显得“软弱无力”，在整个政治参与体制中处于劣势；而且，作为单纯原子化农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带来政治参与的失序和低效，需要农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建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通道。从农民组织的公益性来看，它会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关注社会的多元化需求，统筹社会各方，兼顾弱势群体，发扬民主，实现社会公平。广大农民应该组织起来，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各式各样的农民组织，集中农民意见，代表农民利益，和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进行对话，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以增强农民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层农村经济发展上，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向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经营的有序竞争，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宏观组织。应该把原子化的农民个体结成代表农民权益的组织，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也可以以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社、农民互助协会等形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农产品贸易和流通体系建设中去。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和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电话、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在农村的使用，农村市场服务型中介组织发展很快。这些中介组织在市场营销、信息服务、农产品加工、储藏和农资采购经营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服务，有利于农民r解市场信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规模，避免盲目生产}在弥补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层社会和文化建设方面，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对于农民个体来说，一方面，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控制的减弱，使得农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产生对各种社会组织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农民自发结成各种组织，如生产帮扶组织、特困户救助组织、儿童上学接送组织等。这些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互助、公共援助、社会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备足各种农具，很难具有足够的资金、技术，或因家庭劳动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种农村组织的帮助。除了在物质利益方面需要实际帮助以外，农民在体育、卫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还需要组织实体，以便于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卫生活动、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既能满足农民的社会情感需求，也能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村组织的各种活动，不乏有迷信活动、非法宗教活动以及违法活动。所以，我们要对农民进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素质，使广大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婚育观，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让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既然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就应该给予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组织相应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在基层社会的活动，提高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国内有关乡村治理理论和农村(民)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于乡村治理理论的研究以及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大多是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立足于解决乡镇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而很少有专文从尊重农民的权利。

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的视角，提出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而这恰恰是解决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出路在于改造农村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农民的联结和组织方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组织化水平低、农民居住分散以及农民群体具有散漫性的特点，乡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种农民组织，再造农村基层组织化的社会基础。理由是：

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各式各样的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使这些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中心，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治理，实现基层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一方面，社会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则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去；另一方面，从这种制度化的参与机制中，国家权力获得了稳定的支持来源(合法性)和控制权”。在经济上，这些组织参与基层社会的经济管理，可以把乡镇政权从繁重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切断了乡镇政府作为“谋利性政权人”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些组织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建设，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样，乡镇政权可以从传统的政治管理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而是调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员”。这样就切断了上级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压力型体制的通道。在社会文化建设上，农村组织和农民组织可以为村民提供各种服务和帮助，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活动和互助活动，实现农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样，乡镇“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了网状管理系统”。乡镇政府与农民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过对话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

从国家对农村社会政治整合的转型来看。由于实施城乡一体化和“工业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农村战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以农业税费改革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为标志，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开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国家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维护农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护农民权益，对农村社会应该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层社会的内在潜力，为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内生动力。这种内生动力借助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外在力量的推动，使农村社会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坚实的社会组织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让农民组织在基层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中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利，以便与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