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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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区域经济理论是在区位论和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它形成于20世纪五十年代,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一)农业区位论。古典区位论产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经济学家杜能于1826年完成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在该书中,杜能还创建了著名的农业圈层理论,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土地经营集约化程度,不仅取决于土地的天然特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经济状况,特别是取决于到农产品消费地的距离,以此形成农业的区域配置。通过这个理论,杜能证明了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而非自然条件。

(二)工业区位论。劳恩哈特第一个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系统完整地建立了工业区位理论,在前人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其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区位因素决定生产场所,即生产费用最低、经济效益最大的地点。韦伯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他认为,运费、劳动费用以及集聚等因素是工业区位指向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心地理论。20世纪三十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他认为,当只有一个服务点市场区时,最理想的服务范围为圆形服务面。但是,当一个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服务面之间就会出现空当,处于空当地区的居民得不到最佳的服务。如果留空当,圆形之间必须相互重叠,这样圆形市场区转变为最稳定的六边形空间结构市场区。如此一来,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多级六边形图形,即为一般均衡状态下的中心地空间分布模式。

(四)市场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理论,进而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每一单个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单个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圆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随着更多工厂的介入,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由此形成了圆外空档,即圆外有很多潜在的消费者不能得到市场的供给,但是这种圆形市场仅仅是短期的,因为通过自由竞争,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当被新的竞争者所占领,圆形市场被挤压,最后形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平衡发展理论

1、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

2、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3、恶性循环理论。纳克斯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短缺―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生产率)。这两种循环互相影响,使得经济状况难以得到好转,经济增长无法实现。要解开恶性循环的死结,就必须采取平衡增长战略。

4、大推进理论。罗森斯坦和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为迅速实现工业化,必须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先发展和相关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使落后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他们还主张在经济发展之初,不应将投资重点放在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放到有相互联系的轻工业部门及其他产业部门,通过贸易来获得重工业产品。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缪尔达尔(1957)认为,某些地区受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达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更慢,从而逐渐增大地区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二元结构。因此,不发达地区的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缩小这种差别。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这一概念是20世纪五十年代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1950)首次提出来的。佩鲁认为,经济空间由若干中心所组成,各种向心力或离心力则分别指向或背离这些中心。任何普通意义上的空间都是一个由中心及传输各种力的场所组成。佩鲁把空间中心称为增长极。他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程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空间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3、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了“产品循环说”。他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1966年汤普森在《对制造业地理的几点理论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区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旦一个工业区建立,它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遵循一个规则的变化次序而发展,从年轻到成熟再到老年阶段,不同阶段的区域面临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梯度理论是产业梯度转移理论的简称,是在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该理论认为,客观上存在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差异,也就是说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而且产业和技术会随时间推移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扩散和转移。

4、产业集群理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20世纪九十年代初,产业集群理论进一步深化发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源于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最早认为,专业化产业集群具有“劳动力蓄水池”作用,并强调指出“相互了解与信任”和“产业氛围”对区域内聚集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迈克尔・波特(1998)认为,在某一特定领域,大量产业联系紧密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持机构在空间上聚集,可以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

三、新经济地理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空间因素越来越多地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空间的均衡问题成为新的研究方向。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的问题。

(一)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瓦尔兹(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个企业则可能获得的补贴较少,但其却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的或者说长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因为这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由于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对区域发展具有如此的动态经济效果,因此各区域内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

藤田和莫瑞(1997)研究了许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际贸易理论。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他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

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

巴罗与萨拉・艾・马丁(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

总之,区域经济理论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逐渐丰富起来。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向实证研究,对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使区域经济理论对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更具操作性。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倪瑛.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发展问题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1.

[2]何金玲.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综述[J].经济纵横,2007.1.

篇2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篇3

1.1国外现状的研究

在对于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这一问题有德国经济学家提出，并对其从工商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发展经济就一定要先从道路交通运输的方面入手，提倡由道路运输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对于这项研究，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者及国家的认同，例如在荷兰，经济学学者分析了通过降低运费对提高运输能力和节约劳动力而带来的财富增长，在传统的认知中，人们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总要的。在很多发达国家中，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由于研究及发展的比较早，所以在实施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咱国外的研究及建设中，大多都是针对将来的运输及规划，主要是以经济、规划、环境及政策方面着手，一般都是从单方面入手，很少能有综合性的分析及评价，而且对于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的研究不是很多。

1.2国内现状的研究

在我国见过之初，有前苏联经济学家通过对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问题的建议，所以在1959年成立了综合运输研究所，主要真对交通运输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并且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果。特别是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倡导下，取得了很多适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之后各种研究成果涌现在各大媒体上，让人们更过的了解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过的存在于概念层次，在运用上更多的是从经济、农业、科技和环境方面，没有结合多方面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在综合研究及运用方面，这才是解决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从综合方面着手，注重实际意义，并且对政府及决策层应该普及这方面成熟的研究成果，并且补充其相关理论，这样才能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性的作用。

1.3研究的目的

交通运输对各方面的影响都相当重要，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交通，那么粮草的运输也是困难重重，所以交通运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交通，那么各种商品的运输则会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如何能够科学的对道路进行规划就需要各种科研人员及大家的共同研究，这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确定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且要明确总体思路，确定研究成果对改善交通运输的能力，只有确定了这些问题，才能确保研究出来的成果是切实有效的，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而且还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结果，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研究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理论依据

2.1交通运输区域经济特点

2.1.1交通运输的特点

交通运输在实际中，主要以客运和货运为主。客运就是对人的运输，其中包括客车、火车等运输，货运则以物流为主，通过交通运输的方式实现全国各地在资源及产品上的交换，而有效的规划及建设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而公路运输则具有速度快、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等特点，所以在区域性的交通运输中，都是以公路运输为主，所以说道路运输在整个运输系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公路运输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长途运输费用高、货运量不大、成本较高等缺点，所以在建设公路发展的同时，铁路、水路、航空的运输方式也需要协调发展，只有综合性发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告诉的交通运输网络。

2.1.2区域经济的特点

区域就是以空间为单位产生的经济整体，可以将某一省或某一市看做一个区域，也可以更小或者更大，没有固定的范围，而区域经济就是在这一空间单位中，从事资源的生产与在生产的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叫做区域经济，可以将区域经济看做地区经济的个体，由个体集合之后，产生了地区经济，这样的集合不单单是一加一那么简单，如果能够有效的结合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则可以产生更加庞大的经济价值，反之，如果区域经济不能很好的结合那么将会出现一加一小于二或者各自为战的情况出现。

2.2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理论为区域开发论。区域开发理论主要是围绕着两点：原点论、增长极论和交通运输论，原点理论就是指一个区域的开发要有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以某一点为圆心，从这个点像周边发展，只有将资源集中，才能更好的发挥出经济的作用，如果发展的范围在初期就定的很大，这样就容易造成精力分散的情况出现，基本不可能将所有地方都发展的很好，这一问题在现阶段人们都有了一定的共识，在实际应用中，将原本星罗棋布的小村庄或聚居地集体搬迁至以有一定发展历史的城市中，然后在对城市进行集中发展，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将各种资源集中利用，不免了分散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因素。增长极理论是集中所有资源，发展经济最好的地方，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使其在短时间能够见到成果，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形成以所在区域为中心，建立关联产业，并且应该选择增速快，创新能力强的产业，这样更加有力于接下来的发展与开发，应该发挥区域优势，发展原有的优势产业，增加地区特色，在政府方面，也应该通过政策来推动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建立以城市为主体的多功能、多层次区域经济。交通运输论则是指出，交通运输是一个区域经济的子系统，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中，担任催化剂的角色，所以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现代的经济中，交通运输无论是新的发展，还是对原有运输模式进行改良，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长期受到区域划分的束缚，很难讲真个交通系统完美的协调、统一的发展，往往都是在本区域内协调发展，但是涉及到其他区域时，即使想要互相协调，也会受到各种制约，难以实现，所以在交通规划上应该整体管理、宏观调控，这样才能将目前各自为战的问题从根源上解决，从而解决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问题。

3、交通运输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离不开资源的运势、生产及销售这三个环节，随着经济高速的发展，车辆的增对，对道路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各种原材料及产品的运输则成为了政府规划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如何才能有效的解决则成为了核心问题，所以在区域经济的规划中，应该将交通问题列为重要议题，如果在原材料的运输上，距离过远，那么就很容易增加运费成本，而且对道路的压力也会有所增加。各个关联产业应该规划在相对集中的区域中，这样既减少了运输成本，也减轻了运输车辆对城市交通的负荷。在产品的销售方面，交通运输问题得不到良好的解决，那么就会出现有商品，无法运输的尴尬窘境，这种问题在很多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出现，这就导致了区域经济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所以说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篇4

戴毓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市100731  ）

 

 

 

摘要：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要能够不断深入地了解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并能够有效地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一定的程度上看，区域经济学理论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挑战。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是可以从直观上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性指导。而区域性经济并不是单一的经济类型区域，它可以是包括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同样的可以是研究经济领域或者是自然地域方面的。本文就从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和发展现状看当前的区域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并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也不断地暴露出来。从我国实际的国情出发，对区域经济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议题。广义的区域经济学包括区域经济学和区内经济学两种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区分方法涵盖范围更广，间于运用性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两个学科之间，从这个角度和定位进行研究分析，有利于区域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以及时间上的阶级性和动力上的人地互动性的规律，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新区域经济学是由全球性的技术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所直接产生的结果，这也是传统区域经济学创新的成果，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创新实践。

一、区域经济学的具体内涵

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根据考察的对象特征不同，我们可以将地域可以划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常见的地域类型有三种；一是自然地域。在我国众多的地理版图上，地表自然上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在空间上分布着不同的区域环境和地理气候，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我国地表自然环境状况分布上是有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地理生态系统，并能够从所属的关系中规划处一定的区域等级系统。对于区域自然环境而言，这是一个完整的、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在这个完整的区域自然环境中一个要素的区域变化都会引起区域内其他要素的变化。所以，任何区域地理环境特征都是有每一个区域地理要素综合作用形成的结果。二是行政因素。行政区位因素是一种人为性的划分方法，行政区域是指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围。行政管理上的划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与自然环境区域相比，这是具有极大的可变性和不稳定性。三是在经济区域方面，经济区域在能够依托大中小城市为基础，以交通运输为纽带，以地区专门化部门为经济特征的经济地域。经济上划分区域地理是客观的，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地域自然环境经济区是构成当代经济区域的重要因素，其中当然也包括是经济城市、经济网络和中心和网络的吸引力。经济区域内的各个要素是相互联系和彼此制约的。经济区域的特征上是由区域之间各个要素所共同的形成的结果，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因素的变化，从而影响区域经济的特征。

   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并不是单一指某一种区域类型。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上看，区域经济学应该是属于经济区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对我国区域经济学探讨规律。从实践上看，从行政区域上来深入探讨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从而可以有效提高区域经济学的各方面的社会功能。在我国实践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行政区域的研究成果，就是由于没有与行政管理方面进行有效协调，最后都失败了，削减了区域经济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经济区角度上来探讨我国区域经济运行的各种规律，这已经是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行政管理方面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行性应该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表述

在目前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区域经济学的内涵外延存在着两种学说，一种是广义的区域经济学（区际经济学），另外一种是狭义的区域经济学（区内经济学）。它们两种之间的区分是以地域分工的理论为基础的，两者的主要特点就是探讨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之间的联系，前者是通过深入分析区际要素的活动，进一步揭示区际经济分异的各种过程和动力上的机制创新，从而能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协调服务，而后者是通过侧重于研究区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组合，以及区内经济的各项运行规律。这样才能将区情分析看作是研究分析的重点内容，从而可以把战略规划和计划的编制作为研究的对象和主体，从而可以把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区域经济管理的实施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最终目的，并把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规划管理看作是建立在对区域自然环境的情况研究上的基础之上。

所以说，这种区分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健康发展和体系的尽快形成。在当代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著作当中，对于广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并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定义，而在区分之又在研究内容上却又是含糊不清，这就造成在观念上的认识不清，导致很多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区域经济学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配置，能够将区域经济发展利益空间逐渐拉大，这种区域经济运行的规律中可以说明这是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学科。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化配置和规律性探究

在某种程度上说，区域经济学就是要求在区域经济发展时能够谋求区域资源之间的优化配置，并能够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好区域经济的主导型产业群、协作配套产业群和基础性的产业群，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区域经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都有不一样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遇，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优势，其中也包括区域比较优势和区域竞争优势，从而能够形成具有竞争实力的产业群，并取得最好地综合效益。所以说，区域经济能实现产业集群优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益处。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区域资源的各种空间配置，就要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不一样的发展要求，对于区域资源的空间配置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从一般的区域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初期阶段，应该要采取“据点式”的工业布局模式，而对于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的区域，应该采取“点轴式”的工业布局模式，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就应该采取“网格式”的工业布局模式。从中可以发现，区域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发展具有以下几个规律：

（一）、区域发展经济空间规律的不平衡性

由于我国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短暂的。不平衡也是一种绝对的状态。但是从全球的视角上看，这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作用，区域资源的空间和区域经济的空间上分布不平衡是具有持久性的。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上看，区域经济发展是由于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这三者相互影响的综合结果，而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空间分布上同时也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不同的区位因素和劳动力因素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从而导致了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的普遍性，这是一种不以实际情况出发，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区域资源平衡发展的结果，这样不仅不能达到相关的预期目的，严重时还会导致宏观经济上的效益下降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时间规律上具有阶段性

在区域经济资源配置上，区域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由于各个时期不同的区域经济条件不断变化，因此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规律。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区域经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发展可以超越现阶段的生产水平，深圳发展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所以，要能够不断突破常规的跳跃性发展阶段，实现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在动力机制上要求实现人地互动性

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想要实现阶段性的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就必须要在动力机制上的人地互动性得到有效实现，阶段性是区域资源分配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机制。在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想实现人地的互动性，就必须要能够在充分发挥好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人作用于环境，同时，环境也是反作用于人，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能够寻求人地关系之间的和谐和平衡，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

四、新区位因素的研究

在对于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关注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以及生产技术等方面，研究过程中对于其他领域不太重视，例如，只是注重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和运费等一些因素，忽视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各种状态。

而新区位经济学理论可以继承传统的经济学的基础上融入到新的内容，更加注重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市场、外资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的研究，并且这些新区位经济学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而得到发展，将区域经济学理论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全球化的区位因素研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一些跨国公司也改变了不少公司的经营战略，公司纷纷以全球为市场，开始注重发挥不同区域生产的优势因素，并将这些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因素不断对其进行重新组合和包装，从而建立起全球化的生产基地。在不断调整投资布局，实现全球化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许多跨国公司与在国外的子公司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差别，而且导致了公司在经营理念和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变革，从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新的区位因素正在影响着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的选择需求上，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时展的要求。而新的区位因素正好符合这一趋势的发展需要。

结语：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冲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本质上改变了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根据。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资本的流动性，这就加大了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空间上的平衡性也将会不断加剧。

参考文献：

[1] 白永秀,任保平.  区域经济理论的演化及其发展趋势[J]. 经济评论. 2007(01)

篇5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y of regional economies and the social trend of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m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about the sour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analyzes the existing defects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缘起

二战后，以美、苏为首的超级大国的经济领先水平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寻求经济发展之路。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一定范围内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西方国家开始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研究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生产交换分工、要素自由流动并具有协调机制的有机整体，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形式。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一体化达到了第一次，学术界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不同，学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至今尚无公认的、明确的定义。1954年，丁伯根(Tinbergen)[1]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变量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2]发展了丁伯根的定义，将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要素的移动不受到政府的任何歧视和限制。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基本形式，由于国家之间贸易壁垒大大降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3]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即完全取消各参与国间的关税，对来自非成员国或地区的进口设置统一的关税。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学术界开始将关税同盟理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维纳认为关税产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动态效应以及规模经济、竞争、投资等动态效应，并主要从生产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说明贸易创造会引起一体化成员国福利的增加，而贸易转移会引起福利的减少。由于不能满足福利的最大化，一些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采用关税同盟的形式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都被视为次优政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基本理论是自由贸易区理论，英国学者罗布森（Robson）[4]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认为通过消除区内贸易壁垒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而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是贸易自由区的基本形式。1956年，斯巴克[5]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规模经济理论提出了共同市场理论，它是比关税同盟更高一个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假设成员国之间生产要素不自由流动，而共同市场不仅通过关税同盟而形成的自由贸易化实现了产品市场的一体化，还克服了集团内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实现了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和德纽(JFDeniau) [6]提出的大市场理论从动态的角度发展了共同市场理论，其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建立大市场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二是市场扩大会使竞争激化，进而促成规模经济利益的实现。古典经济学派比较优势学说可以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分工原理，但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产业向某国积聚以及长期成本递增和规模经济报酬递减，由此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7]。该理论认为通过协议性分工，两国各自生产不同的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但前提是两国工业化水平相当，要素比率差别不大。

随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模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给予完善和发展。如引入制度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分析，奥尔森和佐克豪斯（Olson and Zexhhauser）[8]1966年提出了国际贸易和货币同盟的制度可以被看成一个俱乐部，通过这种体制，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发现并分享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的利益。1982年，富莱希尼和帕特森（Fratianni.M andJ.pattison）[9]提出了一个俱乐部的模型，他认为每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期待净收益最大化，这些净收益不同于单个收益和单个成本，俱乐部的产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中是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初，肖分和瓦尔利(Shoven & Whalley)开始运用福利经济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用 CGE 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税收对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影响， CGE 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完全竞争结构的贸易模型中对贸易自由化进行事后评估[10]。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以及成员国相互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Torstensson ( 1999)，Brada 和 Mendez ( 1988)，Landau ( 1995) ，Vanhoudt (1999) ，Brodzicki (2003) ，Waltz (1997a， 1997b， 1998) ，Matias ( 2003)通过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实证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Puga 和 Venables( 1998)、刘力（1999）、刘静（2005）、赵楠（2003）等人还研究了参与不同模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11]。

二、主权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问题，对国家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有重要的意义，而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缺乏可指导性。随着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探索，我国学者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从更为普遍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进行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内涵

孙大斌[12]认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具有地缘关系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取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市场的动态过程。其目的是在区域内实行地区合理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张佑林[13]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可概括为：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统一基本方略、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发展政策、进行资源整合等措施，建立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健全有效的激励约束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如城市建设、恶性竞争、行政壁垒，保证本区域内部各个方面运转有序、分工科学、扬长避短和合作共赢，并能够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整个区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对外更具竞争力。孟庆民[14]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向经济政策的统一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

潘永江认为，一体化中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整体，建立和形成城乡之间生产要素，包括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流动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建立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赖、城乡差别很小的城-镇-乡有机联系的社会网络体系，在一定社会范围和行政区划的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样化，不意味着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而是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不会自然而然形成，也不在朝夕之间完成，它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建设过程，关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30]。

（二）形成机制

1、市场机制。覃成林[15]认为，在宏观层而上，一体化通过更加畅通的市场调节和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协调，能够促进区域之间更有效地开展区域专业化分工，减少相互之间的无效竞争。因此，经济一体化区域之间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是协调机制的基本内容，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首要条件。协调机制主要分为市场协调机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王瑛[16]以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市场机制：一是商流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二是产业转移的“多赢”合作；三是区域分工协作的专业化生产；四是自由市场的贸易一体化。

2、政策机制。李建勇[17]认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建立政府协调机制，首先应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其次，政府职能应规范化和法律化；建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最后，建立跨区域的协作组织。周国华[14]等人认为政策机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区域政策；户籍政策及行政区划调整。3、投资、规划机制。周国华[18]等人采用关联分析法对区域经济的投资机制进行研究，得出国有经济仍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民间投资正日益成为区内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孙大斌[12]从产业规划的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动力机制，认为产业组群化必然导致区域间存在区域分工；产业梯度转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多赢”的合作动力；产业融合化发展趋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业生态化发展可以解决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负外部性，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夏丽萍[19]对长三角经济圈进行分析，认为新经济产业是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包括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咨询等高等级服务业以及基础产业。

4、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在现行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各地政府都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难以形成[20]。李建勇[17]认为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益冲突的主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来制定科学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评制度，并总结了政府绩效的评价方式和程序。

5、利益补偿机制。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一体化过程中必然影响部分地区的经济利益。李瑞林、骆华松[21]认为对于政府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先带来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如果合作后，双方的福利大于合作前的福利水平，但一方福利水平的提高小于另一方，那么另一方往往会采取政治抵制，只有在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情况下，双方才可能积极合作。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对所有地区搞平均，对于经济利益受损或暂时由于一体化的实施而延缓了经济发展速度的地区应该以多种形式给予利益补偿。

6、立法机制。李建勇[17]探讨了如何利用立法机制来平衡利益冲突，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利用司法制度来解决区际利益冲突的可能和方法。首先建立规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体系，其次利用法律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包括宪法、财政管理体制的立法以及约束地方政府不正当竞争的立法。

（三）形成路径

随着城市功能的重构，政府职能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业结构及空间形态的调整，城市的功能空间已由原先的一个“点”，发展成为更大范围、更多层次的“面”，出现了城市区域化的态势，其空间范围或影响范围在客观上构成了由中心城市及周边城镇相结合的都市圈，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空间单元。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我国发展区域经济的实践过程中，都市圈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和基本模式。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临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22]。都市圈是一个以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以及生态联系为核心形成的一体化的区域，往往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地域单元。因此，推进都市圈发展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还有赖于跨地区、跨地方政府的协调与合作。对于都市圈的形成，张伟[18]、高汝熹[23、24]、李璐、季建华[25]等人从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标准、评价指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袁家冬、孙振杰等人[26]从空间结构上将都市圈分成核心圈、外围圈、机会圈三个圈层。董晓峰[27]提出都市圈发展四阶段划分观：雏形期、成长期、发育期、提升期。彭际作[28]根据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总结了空间结构具有的四个阶段性表现：中心指向型（极核型）；中心-周边双向指向型（点轴型）；水平网络化（多核多中心型）；社会经济联系（一体化的社会经济实体）。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缺陷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关税同盟理论，将西方经济学的规模经济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等理论引入该模型，形成并发展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大多是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从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形成机制、基本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发展。但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受国际关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等影响较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不完全适用。

第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本身有待完善和发展。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到如今欧盟、APEC、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和必经的过程，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式进行研究大多是定性分析，远未达到定量化和规模化的程度；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更多的是实现了局部均衡，而没有达到一般均衡；一国参与经济一体化组织后得到的利益或成效评估还不够具体等问题。当前竞争激烈的国际形势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其理论研究除了对基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还涉及到产业经济、战略经营、社会福利等更多的领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还需要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之间贸易协议的制定和贸易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以及区域一体化程度测量指标的构建等方面。

第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存在局限性。目前已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更多地是从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角度进行假设，即实行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理论。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其参与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动机和模式都与发达国家不同。如欧盟是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其一体化程度和规模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体化模式，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更复杂，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国际上一些学者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探索，但在实践层面上还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如库马塞尔的“大国”模式理论；约翰逊等人的公共物品与公共偏好变量理论；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小岛清的“雁形模型”理论；以及李斯特的发展中国家(较落后国家)“小国”模式的经济一体化理论等[29]。

第三，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主权国家内部各地区虽然没有关税壁垒，但是各种非关税壁垒或障碍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再加上各国的社会制度、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国内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差异。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还相当薄弱，没有形成体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基本概念、内涵和特征进行论述，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共同的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机制还不够全面和具体，市场机制的建立、宏观政策的调控、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还处在探索阶段；区域经济的形成路径应该根据各区域区位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策环境的不同形成不同的模式，对都市圈理论还应进一步完善；在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较多，而定量研究较少，缺乏具体全面的指标评价体系。

四、结论

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国家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由于都存在阻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因素和经济障碍，要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必须打破现有的模式，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源于国际贸易的关税同盟理论，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该理论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地区以及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国际间的“一体化”理论与主权国内“一体化”理论存在重大差别，故而借鉴价值十分有限。在主权国内的不同地区之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具有多样性，国内相关研究没有形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实践证明，加强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是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的必经之路，我国应借鉴国际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创新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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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二、结构主义区域均衡增长理论

(一)罗森斯坦一罗丹的“大推进”理论

罗森斯坦一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4]在他的著名论文《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问题》(1943)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在增加资本形成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的供给、储蓄和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小规模的、个别部门的投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行“大推进”战略，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进行大量投资，使各种工业部门都发展起来，才能相互依赖，互为市场，克服“不可分性”，实现工业的大发展。因此他认为在投资时做到，按同一投资率对各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工业部门之间发展协调、比例均衡，按同一增长速度发展，使产品的生产与需求达到平衡。

(二)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到平衡增长理论

纳克斯(Nurkse，R)[5]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3)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穷是因为收入太低，导致供给方面储蓄水平太低，需求方面市场容量太小、投资引诱不足，从而造成了贫困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量投资，纳克斯指出，“如果各资本同时投资于广泛不同的行业……其结果是市场的全面扩大。在若干个互补性行业中使用更多更好工具的人们相互成为客户。从他们互为对方提供市场并且互相支持这个意义上看，大部分迎合大众消费的行业是互补的。归根结底，这种基本的互补性起源于人类欲望的多样性。‘平衡增长’的论据是建立在对‘平衡饮食’的需要基础上的。”

(三)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R．R)[6]发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956)一文，以马尔萨斯(Malthus，T．R)理论为基础，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速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了冲出“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四)评析

结构主义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的贡献有两方面：第一，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第二，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结构主义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理论的缺陷如下：第一，均衡发展理论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不发达区域来说，由于资本和资源的“瓶颈”，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第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第三，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

三、结构主义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

20世纪50、60年代，结构主义者从结构变革角度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向发达状况转化问题。这一理论体系的主要代表有刘易斯(Lewis，W，A．)、缪尔达尔(Myrdal，G．)、辛格(Singer，H.W．)、普雷维什(Prebisch，R．)、赫希曼(Hirschman，A．O．)和钱纳里(Chenery，H．B．)等人。其中主要的理论有以下几种：

(一)“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G．)在其《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7)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强调“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作用。缪尔达尔提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即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由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使核心地区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由此产生和拉大了区域差异。缪尔达尔由此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投资，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发展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

也要防止累积因果循环造成地区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这时需要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区域经济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赫希曼(Hirschman，A．O)在《经济发展战略》(1958)一书中，同意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大规模投资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观点，但认为把投资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战略不能解决投资决策机制问题。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首先解决投资决策机制问题，才有可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鉴于这种思想，他提出了“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联系效应”理论来解释。他认为，投资项目序列中的偏好应当是“引致决策”最大化，即能通过自身发展“引致”其他项目最快发展的投资项目。在把“引致决策”应用于经由“短缺的发展”和经由“超能力的发展”的选择中，推导出两个诱导机制：一个是投入供应、派生需求或后向联系效应；一个是前向联系效应。这样一种“联系效应”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赫尔希曼认为，凡是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不论是后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都能够通过这个产业的扩张而产生引致投资，引致投资不仅能促进前向、后向联系部门的发展它反过来还可以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整个产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他指出，在选择适当的投资项目优先发展时，不仅应当选择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更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优先发展，这就是产业部门发展优先次序选择的技术标准，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

(三)中心―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普雷维什(Prebisch，R．)发表《拉美的经济发展及主要问题》(1950)一文，最先创立了“中心―”的结构主义分析范式[7]。“中心”与“”构成一个统一和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表现为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不平等性是这一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在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下，“中心”与“”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心国家主要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中心国家享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所有好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国家则由于同质性和单一性的经济，除初级产品外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工业发展十分缓慢，资本品生产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来克服。弗里德曼(Friedmann，J.R．P．)[8]。进一步发展了中心―理论，把社会发展过程也纳入到思考过程中。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中心区是创新活动活跃的地区，具有使区服从和依附的权威和力量。中心区通过优势效应、信息效应、心里效应、现代化效应、联动效应和生产效应支配着区。但是，这种趋势并非长期不变，到了一定阶段，由于中心与在权力分配上的不平等，会使中心和之间在文化、心里、政治、等方面矛盾尖锐化，争取发展过程优势的要求越来越大，必然伴随产生潜在的社会冲突，此时由于政府政策的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

(四)威廉姆逊倒“U”理论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J．C．)[9]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根据2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来的一种假说。该理论认为，注重经济效益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区域间成长的差距将逐步扩大，呈现不平衡增长，但经过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将逐渐保持平稳。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地区差距最终将会趋于缩小。这一理论将时间因素引入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注意到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随时间推移呈非线性变化，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这种运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达到平衡发展的目标，也成了区域规划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五)评析

结构主义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的贡献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长论强调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提出资源应合理配置这一重大课题，这是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现状的，抓住了经济发展初期各种问题的关键。第二，不平衡增长既强调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三，不平衡增长论提出的“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人们从总体上和局部上认识一国的经济现状与特点，对于私人投资者和计划工作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有效的工具。第四，不平衡增长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或新的思路，它告诉人们，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或战略。缺陷如下：第一，不平衡增长理论低估了产业部门间不平衡增长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经济总体发展不协调或结构严重失衡；资源稀缺可能会产生垄断，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其市场残缺不全、价格刺激反应不够灵敏等问题。第三，该理论更多地关注结果――倒“U”的终点，忽略了从初始到成熟的这一过程中，地区差距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所带来的经济停滞的高昂代价。第四，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和作用。

四、结构主义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增长理论的关系

篇7

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快，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在整体上逐步趋于均衡，但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仍呈现起伏不定的变化态势。[1]基于此，决策层将“率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政策的提出是诸多逻辑的沉淀。

本文重点研究经济理论引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经济逻辑：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切入点

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于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具体来说，公共产品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界定、分类以及特征分析；资源经济学理论中对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达到市场供给与需求相对均衡的研究；教育经济学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探讨等等，在以公平逻辑为前提的基础上，将这些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植入教育领域，以此为切入点，在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经济逻辑。

（一）从公共产品“需求差异”到“转移支付”

在经济学意义上讨论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是其经济逻辑的出发点。义务教育是属于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学界对此并未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产品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而公共产品最显著区别于私人产品的两大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我国的义务教育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制度，其强制性和免费性的特征表明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接受了义务教育并不排斥其他人也同时享受义务教育，而且也不存在因某人未支付费用而被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的情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义务教育表现出纯公共产品属性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各个学校受地理位置、办学历史、经营管理能力、教师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学生容量，质言之，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都不可能为零，这样只能归为准公共产品。

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的义务教育受“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其受益范围必定局限于特定的区域空间，不同区域差异明显，对义务教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千差万别，这就表现出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公共物品的特性构成了集体选择的存在理由。”[2]在现代社会，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社会收益明显大于个人收益的特点以及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必须由政府充当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另一方面，其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造成了区域的“需求差异”，再加上信息分布的差异，决定了应当由基层政府承担义务教育实际的供给服务。然而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来支撑义务教育的供给必然会反映出因财政能力差异而造成的不同地区义务教育供给水平和质量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区域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经济逻辑。然则，正如前面所述，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既具有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也具有地方公共产品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义务教育的供给必须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多级政府共同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财政上的支持，而地方政府主要提供更贴近于当地人民教育需求的服务，而考虑到地方财政能力差异以及财政投入不均衡是我国区域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中央或上级政府给予补助或转移支付是当前世界各国为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均衡化，进而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采用的常用手段。

（二）从“资源优化配置”到“供求相对均衡”

在资源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认识，人类的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里的稀缺并不仅仅指某样东西数量稀少，而应该这样解释“稀缺的意思是欲望及其可行性之间的关系”[3]也就是说资源的稀缺是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的。在这种资源有限与人类无限欲望的矛盾下，要如何将这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以达到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均衡，经济学中的资源分配理论就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而正如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说“一种错置的资源就无异于配置的是一种低生产率的资源”[4]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资源的配置率为核心，在经济学中一般用“帕累托最优”来衡量经济效率，即资源配置处在某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差，这种配置状态被认为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然而在现实中绝对的“帕累托最优”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在现实条件约束下以“帕累托改进”为途径追求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优配置。

教育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样以资源配置的相对均衡为核心。早在1997年范先佐先生就谈到“在教育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或在不同子系统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所投入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尽量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需求，以求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5]义务教育资源同一般社会资源一样，相对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具有稀缺性的基本特征，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和使用义务教育资源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义务教育资源特有的投入产出复杂性、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所具有的较强外部性、投入回报的迟效性和长效性等决定了不能仅仅依靠“帕累托最优”来衡量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两个基本价值坐标，与经济学中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目的不同，义务教育的均衡应将教育公平作为追求效率的前提。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不均衡，因此，作为义务教育资源核心投资主体的政府，必须以确保每个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为前提，结合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逻辑，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高配置效率，最终达到义务教育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

二、以经济理论为切入点，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公平，就是要平等地对待相同的，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的，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们国家不仅从教育基本资源、基本条件等方面给予了薄弱地区同等对待，还从经费投入、政策制定、教师发展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倾斜。但仍可以看到，在我国辽阔的幅员上，各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仍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以经济的理论指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政策的引领。国家、地方要继续在政策制定上给予指导和要求，特别是经济政策，有政策纲领，才有行动的依据，也才有行动督导的依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能促动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认真落实教育均衡，认真缩小区域义务教育的差别。

二是建立省级统筹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保障机制。根据“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主要由县级财政负担。这样，不同区域教师绩效工资高低，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悬殊差距，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财政能力薄弱，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强，这样，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差距必然拉大。只有通过省级统筹，使全省范围内的教师实现工资福利大体均衡，才能有利于艰苦边远不发达地区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三是经费的优惠和倾斜。要创新经费投入机制，在经费的投入中，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基础，创新不同的投入机制。通过投入的不同，缩小区域义务教育在教师、设备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巨大差别，促进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均衡发展。其次，要极大提高薄弱区域教师的待遇。薄弱区域，一般都存在地理环境的劣势，工资待遇的低少，为确保教师留得住，请得进来，应拓展教师供给渠道，加大教师供给，工资福利、住房、发展环境和机会等方面对薄弱区域教师更大的优惠和倾斜。

四是大幅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目前，边远、贫困地区教师津贴普遍偏低，公务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而农村教师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是由县级财政负担，保障程序大不一样。为此，国家要建立和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并根据偏远程序、人文环境、经济和财政状况设定一个系数，实现越艰苦特殊津贴越高，从而激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到艰苦地区任教，从而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师资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需要教师有相应的知识去运用，新的教学内容也需要教师先去学习和理解，教育的优先发展依赖于教师水平的先行，教师需要通过定期“充电”来不断的学习、更新知识。师资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国家始终将师资培训工作作为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并严格落实到教育管理和经费保障的各个环节中。但是，由于艰苦边远地区，优秀的教师不愿进来，留下的教师整体水平不及优势地区的教师，所以，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让这些教师有更多的“充电”，有更多的学习培训，无疑对促进区域教育均衡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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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集聚：大都市地区成长的源泉。

集聚可能是大都市地区成长最主要的源泉，正是因为集聚经济，才推动了经济活动在城市和大都市地区的发展。关于集聚经济，早在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就开始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还不断产生一些新的理论。

1.1马歇尔的集聚经济。

集聚效应是城市形成的基础，最早进行集聚经济分析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他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产业集聚是由空间外部性引起的，并认为空间集聚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可以促进专业化的投入和服务的发展；第二，为具有专业知识的工人提供了集中的劳动力市场；第三，公司可以从技术溢出中获益。集聚经济主要发生在高度城市化地区，因此有时集聚经济被称为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

1.2.新集聚理论。

但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石油暴涨和80年代第一次全球经济萧条，许多学者开始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出现了“后福特主义”（Leborgne & Lipietz，1988），“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Scott & Storper，1986；Harvey，1987）等新理论思潮。其中涉及经济与空间发展关系最有影响力的是“新集聚理论（new agglomeration theory）”。

在新集聚理论中，MIT大学的Piore和Sabel（1984）提出“第二次产业分离（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的观点，借鉴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理论，认为成熟阶段的标准化产品正在被市场需求中的异质和不确定性所破坏，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石油价格的波动，消费者的分化使得产品需要更加专门化和异质化，这是原来的大批量生产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一些公司开始走“灵活的专门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发展方向。

灵活的专门化是一种持久创新的战略，公司要适应无止境的变化而不是要控制这种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在第一次产业分离中被边缘化的手工形式的产品的复兴。同时在空间方面，产业垂直分工的瓦解促进了空间的集聚，让专门化的厂商通过集聚产生规模效益，同时地理相近减少非标准化和变化所带来的成本（Scott，1988）。因此意大利中部和西北部，西班牙的Basque地区和巴黎的高级时装地区（Storper，1993）都是一种基于灵活专门化集聚所带来的繁荣。

新集聚理论和灵活的专门化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过分依赖垂直分工瓦解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可以依靠本地的产业网络，从集聚经济中获利，并且引用的只是个别案例，不能说明整体的问题。

2.扩散（Dispersal）：地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到一个地区的发展战略，都希望产业和经济活动能够从发达地区往不发达地区扩散，从而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借用扩散的理论，许多地区在发展的初期阶段采用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促进条件好的地区的优先发展，待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其扩散效应，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总结扩散效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

2.1谬尔达尔—赫希曼理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

1957年谬尔达尔（G·Myrdal）出版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差别，会由于“累积性因果循环”而逐渐扩大，最终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结构。而劳动力，资金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谬尔达尔称之为“回波效应”，而这种效应会促进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当然发达地区除了有回波效应外，还有扩散效应，也就是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生产成本逐渐上升，外部经济减小，这时扩散效应就会使落后地区得到较快速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回波效应居于主导地位，扩散效应相对不足。

1958年，赫希曼（A·Hirschman）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一书，其理论与谬尔达尔的理论并无太大的差别，因此往往被后来的学者称为谬尔达尔—赫希曼理论。

2.2弗里德曼和普雷维什：中心－理论。

1950年，普雷维什（R·Prebisch）在其著名论文《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首先提出了中心—理论。他认为，世界经济是由中心和所组成的，中心是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心的持续扩张，是为了限制地区的发展。

1960年代，弗里德曼（J·Friedmann）将中心—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他指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与两个系统组成的，资源、市场、技术与环境在空间上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某些区域会获得比较强大的竞争优势，会形成国家的体系的中心，而落后地区的发展会受到抑制，而不依赖中心，这类地区形成了地区，并认为政府的作用和人口的迁移为影响要素的流动，从而逐渐消除中心与的边界，并推动空间经济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2.3产品生命周期与梯度推移理论。

胡佛（Hoover）和弗农（Vernon）通过对纽约大都市地区研究（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 Study）工作，总结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ion life-cycle theory），认为各个工业部门、工业产品、技术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中，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等四个阶段。而根据所处的不同阶段，可以划分为三个部门：兴旺部门、停滞部门、衰退部门。

处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部门对空间的要求是不同的，兴旺部门正是发达地区，特别是大都市地区的优势所在，停滞部门正是中等发达地区的优势所在，衰退部门正是落后地区的潜在优势。于是演化经济学家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空间推移概念运用到区域研究上，产生了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理论”，主要观点是无论在世界或者一国范围内，客观上都存在经济技术梯度，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逐步缩小地区的差异。

3.创新（Innovation）：大都市地区发展的动力源泉。

3.1演化经济学与创新。

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已经成为当今国外经济学界最热门、最前沿的领域。1982年，Nelson和Winter合著的《经济变迁中的演化理论》出版发行，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他们使用变化（Varie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惯例（Routines）、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选择（Selection）等概念，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理性、最优化行为和确定性。演化经济学致力于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关注经济发展的过程，演化理论认为，经济均衡只能是暂时的，而不能是长期的。

3.2创新环境概念。

演化经济学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还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为什么创新会在一些地方集聚，有很好的创新环境。别卡提尼是20世纪80年代研究“第三意大利”代表性人物，他发现在意大利快速发展的产业如纺织业、鞋业和陶瓷业的繁荣主要是依靠灵活专门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品的某一个阶段都表现为高度的专门化趋势（Bianchi，1986； Bellini，1987），同时产业集聚也会造成创新在这些新产业区的集聚与发展。一些学者也认为美国加州的高新技术产业联合体也是类似于这种产业区，产业与创新的双重集聚带来的地区的繁荣（Saxenian，1991；Scott，1993）。

此后，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I（Groupement Europeen des Milieux Innovateurs）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产业区的想法，提出了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和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的理论，并认为创新环境主要表现在创新阶段的孵化期。

但创新环境概念（innovative milieu concept）的局限性只是解释了为什么创新会在一些空间形成集聚，没有能解释创新第一次是如何出现的，如何塑造创新环境仍然是个没有回答的问题。

4.集群：大都市地区产业空间的主要形式。

集群是大都市地区产业空间的主要组织形式，对于集群理论的研究角度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产业集群的基础理论来源于马歇尔的集聚理论。

4.1克鲁格曼（Krugman）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产业集群是一种特殊的产业组织形式，克鲁格曼借鉴了马歇尔的思想，认为促进外部规模经济的要素主要有三种：劳动力的储备、专业的供应商、专业技术知识的流通。但与马歇尔不同的是，克鲁格曼的研究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的快速变化，导致内部不规模经济和经济衰退。在此情形下，集聚经济可以透过各种形式的水平和垂直连接来生产，以求降低成本。因此，克鲁格曼认为集聚性经济更具有规模和范畴经济的优势（Martin & Sunley，1996）。

4.2波特（Porter）的钻石理论模型。

波特主要研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的条件，他提出的钻石体系中每个关键性要素都是相互依赖的，因为任何一项的效果都是建立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上的。钻石体系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它内部的每个因素都会强化和改变其他因素的表现。钻石体系也是一个双向强化的系统，其中任何一项因素的效果必然要影响到另一项的状态。这些关键性要素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Porter，2001）。

（1）生产要素（factor conditions）：主要指产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素质、技术水平，以及原材料的品质。（2）需求条件（Demand conditions）：国内需求市场是产业竞争的第二个关键性要素，内需市场由于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力而提高了效率。（3）相关及资源供应产业（Related and the Supply of Resource Industries）：价值链是由各项产业活动所构成，这些价值活动一方面提供附加价值给顾客，同时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4）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Firm Strategy，Structure and Rivalry）：是指企业在创造、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策略、文化与绩效。（5）政府（Government）：政府在钻石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是两面的，一方面，它可制造政策来影响其他的四个要素，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会受到其他决定因素的影响。（6）机会（Chance）：如重大发明、重大科技的突破进展、生产成本的突然提高、世界金融市场和汇率的重大变动、世界或区域需求的剧增、外国政府的政治决策、战争等。

4.3产业集易成本理论。

Storper（1989）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介于层级制产业组织形式与市场形式之间的形态，主要通过产业地理集中和企业网络而形成的，在市场和技术快速变化的情况下，产业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生产网络可以降低成本和保障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的适应能力。本地产业间频繁的交流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比那些分散的产业的交易成本低，同时地理接近而进行的互相频繁的合作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达到目标。

5.集聚与扩散、创新与集群推动大都市地区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集聚理论、扩散理论、创新理论和集群理论都在关注经济发展与空间地理之间的关系，理论也是相互渗透的，并且每一理论都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框架。但这些理论确实都在指导我们的规划实践，并可能对我们传统的规划理论会进行修正。如在我们传统规划思想中，认为目前的许多大城市密度过高，并带来许多城市问题，但经济的集聚、扩散、创新与集群理论会告诉我们，要想保持某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并保持继续创新的动力。总体来说，集聚与扩散在大都市地区同时并存，并通过培育创新环境，构建产业集群来增强城市的国际竞争力。

推动产业集聚，创造创新环境，促进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已经成为国内外大都市地区规划主要内容。大伦敦规划（The London Plan：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Greater London）强调进一步增加城市中心区的密度，坚持紧凑城市（compact city）目标，同时进一步推动金融产业在CBD的集聚，推动新兴产业与知识的增长与创新，促进伦敦地区创新集群的培育，包括绿色与创意产业、信息产业等。

在纽约规划中，历届市长，包括朱尼安尼（1993—2001）、布隆伯克（现任市长）都在通过税收优惠、区划奖励和公益性公司来支持曼哈顿地区的开发。纽约在申办2012年的奥运举办权时把主要的奥运场馆都放在曼哈顿，也显示了纽约想继续开发曼哈顿的决心，总体来说，纽约希望推动金融业与新媒体经济产业的进一步集聚并形成世界级的产业集群。

与此同时，空间与产业的扩散呈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不仅扩散到郊区，而且开始扩散到城市的边缘地区，出现了一些边缘城市（edge city）。城市廊道（urban corridors）也成为空间与产业扩散的另一种主要形式。在知识经济下，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人居住和工作在新出现的城市廊道上，如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英国伦敦和布里斯托（Bristol）之间的M4廊道，等等。

与西方国家的廊道相比，亚太地区则呈现出一种城市连绵带（conurbations）形式，并且规模巨大，如印度尼西亚的Jaotabek城市连绵带人口超过了2000万，中国包含香港、澳门的大珠三角地区的人口超过4000万，韩国首尔—釜山（Seoul-Pusan）城市连绵带人口超过2600万。

总之，积聚与扩散并存，培育创新环境、构建产业集群成为当今世界大都市地区规划与实际发展的主旋律，但集聚、扩散、创新、集群的理论还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规划师应该关注这些理论的发展动向。

参考文献：

［1］James Simmie，Innovative Cities，Spon Pres，2001.

［2］Blair Badcock Making sense of cities：A geographical survey，Oxford Uni Press，2002.

［3］Krugman 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IT press，1991.

［4］Porter，M.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London，Macmillan，1990.

［5］朱英明.产业集聚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林德昌.博士论文：辽宁省内部发展失衡——沈阳与大连的比较研究.国立中山大学，民国94年.

［7］陈家海.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转变.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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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40-02

目前,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在全球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当地的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已经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园区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高地,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又反哺园区经济,为园区经济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互动是主体之间相互影响及作用的交往活动,或是交互主体对其他主体的行动与反应过程。而互动得以发生的基础,是交互主体在相互理解基础上共同利益及各自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 Simmel,1908;Coser,1956)。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园区与区域系统内各动力因子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这种动力来源于两者生存、发展、盈利等共同目标的驱使。

一、要素集聚与扩散

要素集聚与扩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园区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强烈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集聚是指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等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趋向与过程(李小建,1999)。聚集经济是园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各种要素资源和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集聚,主要源于外部经济效益、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等效益的吸引;扩散是指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等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趋向与过程(李小建,1999)。扩散主要源于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等的促进作用,也由于土地价格上涨,生活费用攀升等外部不经济的推动作用。

要素集聚与扩散既是园区经济产生的根源,又是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园区是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的聚集高地,能够产生强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吸引各类企业及相关机构聚集在一起。园区内产业集聚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促使该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在园区产业集聚的初始阶段,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促使周边地区人口、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园区集聚发展;当园区产业集聚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集聚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效应和拥挤效应,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夕阳产业逐渐向周边地区转移。此时,扩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产业、人口等向周边地区的转移和扩张,构筑更大空间的经济协作体系以及扩散了园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加工体系等优势,从而确立园区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直接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技术创新与扩散

技术是在商品生产和劳务生产中所积累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而技术创新是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因有效的技术变化而提高技术系统在经济生产中的总体效能的动态过程(从林,2002)。20世纪50年代,瑞典著名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从空间角度对技术创新的扩散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由于一项创新的优势,使在创新者与周围的地理空间中产生“位势差”,为了消除这种差异,一种平衡力量会自动促使创新活动向外传播和扩散。

在社会生产网络化的环境下,园区内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成果,会被迅速地被周边地区共享和仿效。知识和信息迅速而大规模的流动,会产生一种技术的自溢出效应。技术创新形成后,随着其不断的成熟,就要开始向周围地区传播扩散。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技术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的形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垂直技术关联,即由上游企业的创新技术向下游企业扩散;另一种是水平技术关联,即由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间相互模仿形成的联系。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其他的非正式互动关系成为知识流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由于这种技术关联性,一项新技术或新产品出现后,会在不同企业甚至不同产业之间进行扩散,导致其他企业利用或模仿这项新技术进行相关的创新,那么在一定的时期内,围绕这项特定的创新技术就会形成一定的技术创新知识链,从而产生强大的关联创新效应。技术创新与扩散不仅带来区域竞争力的提高,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联系,有效地推动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

三、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产业结构是指各类产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与相互联系,社会生产各产业部门及产业细分内部依一定的生产技术联系互为供给和需求,从而构筑了既定的产业联系链条即产业结构(杨万钟,1994)。同样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同,经济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决定着经济活动主体参与产业分工和接受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辐射的程度,对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各不相同,进而制约和影响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能实现资源在各产业间的优化配置,是促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可以使各个产业之间紧密联系、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转换能力和应变能力,进而增强经济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增强,促进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加速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意味着产业的空间布局更加合理,而合理的产业布局为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各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因此,不同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的内容和形式。

四、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

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指的是使各种经济活动主体构成一个有序化的关联系统及其运行过程,并通过这个过程获得一种特有的网络组织功能效应。经济空间结构网络化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网络设施完备,产业内在联系密切,要素流转通畅,组织功能完善,并构成一个维系园区与区域网络系统共生共长的空间过程。园区内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和产业竞争力的日益增强,推动着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变,进而推动产业功能布局的调整,促使地区经济空间结构发生转变。经济空间结构由初期的地区低水平平衡阶段,逐渐发展成为典型的“核心―”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地区差异拉大;进而随着园区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加强,核心和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缩小,经济空间表现为“核心―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最后,随着扩散作用的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空间将逐步实现一体化,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处于高水平的均衡状态。园区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对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演进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演进又反哺园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五、基于产业链的产业整合

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建立在产业联系的基础上,产业联系从内容上不仅包括各主体之间的物质联系,而且还包括非实体的信息和知识联系。产业整合是指为了谋求长远的竞争优势,按产业发展规律,以企业为整合对象,跨空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和构筑新的资本组织,从而形成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优势主导产业和相应产业结构的过程(吕拉昌,2004)。产业整合包括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混合整合。产业的横向整合是指产业链条中某一环节上多个企业的合并重组;产业纵向整合是指处在产业链中,上、中、下游环节的企业合并与重组。基于产业链的产业整合改变了产业的区域布局,同时,产业整合的过程也就是产业集聚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导致产业空间分布与区域关系的改变,加强了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因为产业整合有利于加强区域分工深度,在园区与园区之间、园区与区域之间,通过市场配置形成垂直和水平分工的产业整合,可以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形成网络化的复合分工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密切园区与区域之间的联系,使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相互作用强化,更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六、制度变迁与创新

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它的基本功能是提供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这种框架制约着人们的选择集合,从而构成社会经济秩序中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以罗纳德・H.科斯(Ronald. H. Coase)和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为代表的西方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它对经济行为的相关行为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发展。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有效互动,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如果缺乏有利于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安排,则不能形成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财税、教育、户籍、就业、社保等制度对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制度创新也就是指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制度创新的推动下,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经济要素更健康、高效地在园区与区域之间流动和重组,促进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

七、结论

通过分析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动力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园区内生产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了产业集聚发展,提高了产业竞争力。而伴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园区能够吸引集聚更多的生产要素,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园区内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通过动力机制的作用,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有助于园区经济与区域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向世聪.园区经济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 李培祥.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3] 李敦瑞.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城市化的互动作用[J].经济导刊,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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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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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2014年1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贵安新区，成为全国第八个国家级区。贵安新区规划面积1795平方公里，涉及贵阳、安顺两市所辖4县20个乡镇，所辖区域是黔中经济区核心地带，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设立至今，其是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自开工建设以来，城市骨干路网基本完成，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三大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观等一批引领性项目建成投产，一批绿色环境建设重大工程启动实施，城市统筹初见成效。“三年有形象、五年大发展、十年建新城”，贵安新区蓝图绘就。“新区的规划和建设，一定要高端化、绿色化、集约化，不能降格以求。”6月17日，视察贵安新区时做重要指示。作为全国第八、西部第五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紧紧围绕“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生态文明示范区”三大战略使命，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开发建设中坚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民营经济作为开发建设的重要力量和新兴动力，坚持创新与创业环境并重，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最大限度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全力打造中国西部民营经济发展新高地。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区域经济集团之间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活动的跨界功能一体化，是一个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和国际联系不断加深的过程。”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表现是贸易扩张、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动、新技术的浪潮和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问题日益凸现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落后病”、“膨胀病”，区域问题如同区域“病症”一样影响着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由于区域问题的出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区域”或者“问题地区”。一国区域经济发展是否稳定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问题区域”的解决。因此，在将来的区域经济学发展中，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中数学模型形成了几种模型，分别为：投入产出模型、？线形规划模型、区域空间均衡模型、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动态城市模型、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

三、经济新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一）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模式是从增长极模式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开发模式。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把产业部门集中而优先增长的先发地区称为增长极。在一个广大的地域内，增长极只能是区域内各种条件优越，具有区位优势的少数地点。一个增长极一经形成，它本身日益壮大，并使周围的区域成为极化区域。点轴开发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空间线性推进方式，它是增长极理论聚点突破与梯度转移理论线性推进的完美结合。一旦地区的主导产业形成，源于产业之间的自然联系，必然会形成在主导产业周围的前向联系产业，从而形成乘数效应。

（二）积累因果理论

累积因果理论，又可以称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其的形成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后来经卡尔多和瑟卡尔沃尔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一种模型。根据研究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这累积效应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前者指比较落后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落后地区要素不足，相比发展更慢；后者所指的发达地区的资金和劳动力向落后地区流动，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这一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理论

中心理论是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的重要体现。中心是决定经济体系发展路径的局部空间，这也就是决定了被称为“”的依附的局部空间的发展。中心和共同构成了体系，是以权威性和依附性关系为主要标志的。中心和存在了不同层面：一个区域的局部范围之间，区域之间和国家之间以及在全球层面上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第三国家的大城市是该地区的中心，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是所属于地位。由这些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周边地区依附于“中心”而获得发展。因此，发展本身就包含极化过程，在这一点上同极化理论一致。

四、贵安新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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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就是一种以商品为载体，运用先进舒适的服务手段把消费者融入到经济活动中来的经济消费方式。体验经济，企业所要提供的不仅仅是商品本身或者附加一些呆板的服务，而且最终提供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精神消费，给消费者带来难以忘怀的精神愉悦记忆，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的体验。体验经济的周期短但是效益快，例如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所到之处都能看到主题式的体验经济项目，在一个特定的节日里会制定最切合的主体经济消费活动，来吸引消费者进行体验，也就是亲自试一试、玩一玩，从而带来经济消费流动，刺激消费。体验经济在很多发达国家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应该汲取体验经济的优势来大力发展我们的旅游景区管理经济事业，为我国其他行业提供借鉴范本。

二、旅游景区的管理现状及可创新的地方

1.旅游景区的管理现状

（1）多个国家部门进行管理，管理局面复杂混乱。在许多景区，也就一个景区品牌，却经常会看到这个品牌的多重身份，如即是国家级名胜风景区又是世界地质公园甚至还是世界级文化遗产胜地，这么多交叉复杂的头衔，必然引起多个部门的混乱参与和管理，在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必然使得旅游景区的管理出现多管不利的局面。

（2）实际情况下，大多数旅游景区的管理名不副实。虽然名义上，我国的旅游景区归国家所有，但是，实际情况是中央、省、市等多个政府部门干涉甚至非法参与。在旅游景区的实践管理中，管理机制不明确。

（3）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存在严重的法律漏洞，使得景区的保护力度不够，很难对旅游景区进行合理有效的保护。

（4）我国在旅游景区的保护投资上，资金严重不足，使得旅游景区的长远发展受到经济阻碍。而解决旅游景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改善资金投入的渠道和旅游景区的管理机制的完善和创新。

2.旅游景区管理可创新的地方

（1）解决景区经营单位或个人的经营效率问题。可加大对景区环境的完善力度，把经营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有效的进行分离，让其随着市场化而更新发展。

（2）管理要由国家统一管理，取缔多个部门干涉的混乱管理方式，使得旅游景区的管理明朗化。

（3）提高旅游景区的资源利用率，在旅游资源方面实行规范的法律及法规，节约了资源，也就提升了旅游景区的发展空间。

（4）对于旅游景区的资金投入，可以改变单一的国家扶持方式，可以征集社会爱心旅游成功人士的助力资金，为国家的资金投入减轻负担。

（5）在旅游景区的管理人员上，可以发展一些相关爱好者、志愿者，为国家的人力投入出分力。

三、体验经济与旅游景区管理的结合与创新

1.体验经济与旅游景区管理的结合

（1）旅游景区在特定的旅游高峰期可以设立主题旅游狂欢日。如五一旅游高峰，旅游景区设立“登高望远、攀登未来高峰”的主题假期，因为五一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是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大好寓意，登高望远，符合人们勇往直前、敢攀高峰的心理诉求，人们通过爬山、蹦极等主题活动，更能满足自身的精神需求，也为旅游景区带来了相对固定的、较为满意的游客数量。

（2）体验经济运用到旅游景区的户外与室内相结合项目中，也是很不错的方法。在一些旅游景区，我们经常会发现除了广阔的自然风光，还有一些像海底世界、鬼屋等的室内风光，旅游景区的工作人员会让你先试看一小段时间，在你短暂的体验之后，刺激你的消费欲望，从而达到体验经济与旅游景区管理相结合的目的。

2.体验经济在旅游景区的管理上的创新

（1）旅游景区的管理制度改变了体验经济的直接感受方式，在景区，人们常常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其实只是它改变了你的消费程度的必要性。

（2）体验经济改变了传统的旅游景区管理方式，刺激了旅游消费，为景区带来了经济效益。体验经济在旅游景区管理上的创新正体现在它给景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消费需求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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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