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景观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非遗文化景观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丰富资源。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影响。很多传统习俗发生变化，许多藏在人们心中的文化记忆渐趋淡化，一些艺术门类在人们的视野中面临消亡的危险，一些掌握绝技的老艺人年龄越来越大，一些依靠口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各种环境的考验。

早在上世纪初人们就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开始呼吁民众加以保护与利用，并且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是由于连年战乱和革命运动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一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众对自己生命本真的的探寻更加迫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既不能像自然环境保护那样划出一个空地，只要对之不进行人为的干扰就可以；也不能像人造景观那样，可以按照主观设计来进行构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退回来鱼牧、农耕的经济形态，也不是回到四代同堂的社会结构，也不是要完全改变人们现在的生存价值理念。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更确切的说，只能是调节、变化、处理好文化遗产与文化环境、地域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让文化遗产有一个适应其生存、保护的生态位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赖于良好的文化环境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人类文化自身的存在和生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利于我们树立全新的文化生态观，有利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文化传统，有利于文化的创新与繁荣。文化是历史的发展中人类所创造的，而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人，基础也是人，文化遗产的传承所依赖的也是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不仅在于其是文物与各种绝技资料，更及于创造文化遗产、展演绝艺的“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方法与途径，即将它与人的生活方式再度的结合，让其作为人的生活方式而存活着。

人类所有的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所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不同的各种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与领域，但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不均匀的。文化环境包括区域地理环境：一个民族由以生存、活动的区域场所和自然资源，在区域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物质生产方式：形成该文化的经济基础，构建在前述两个层次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该文化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各民族所赖以生存、活动的特殊文化土壤，决定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及其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比较弱小的文化。作为弱小文化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着文化空间被占挤的威胁。因此国际社会在上世纪世纪以来大力提倡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思路，是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在很大范围和程度上保护了不同文化之间应有的合法权益。非物质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的基本识别标志与形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注重结合地域环境

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先觉条件之一,同时也决定了我国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然不同的形式和特色。由于我国拥有辽阔的土地和由此而形成的南北迥异的地域性文化，才会产生如此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不同地区的文化风格各异，五色缤纷，需要因地制宜。

保护好文化遗产各种形态在我国当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国内一些地方为了眼前的小利益，在建设中无视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的存在与保护，强行拆迁与破坏，对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加以人为破坏或改造，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文化形态毁在机器下，令人惋惜。一些地域性很强、很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因为过度发展旅游经济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和艺术表达方式失去原有特色和完整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没有获得很好的保护与利用，反而受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这两种情况在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中普遍存在。文化遗产和文化空间被破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各方的各种文化权益受到破坏。这些情形与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使命相悖离。因此，努力提高全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的文化保护意识，重视在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各方所具有的文化权益，实现不同地域文化对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利用价值，对实现人民文化的丰富生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注重顺应社会环境的发展

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政治环境往往起到重要得作用。很长的一段时期，政府将一些民间信仰、民俗活动视为封建社会迷信活动的范畴并限制，特别是期间，有很多国宝毁于一旦，很多文化遭到洗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传统的文化形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生态保护被提上日程。众所周知，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决定一定的文化发展，一定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并给与重大影响。因此，文化生态的保护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的依托，经济环境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起着支撑作用。只有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化，才能给予文化遗产项目提供良好的社会存在空间，更好地推进传承与保护的进行。

就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应采用层层递进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在人民群众层面大力宣传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的保护素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要想完整地保存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生存环境是不可能的任务，政府应拿出专项资金，设立非物质文化博物馆来保护。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是有个良好的人文环境。社会需要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和凝聚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和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精神和人民智慧的生动体现。先民们创造了丰富灿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并在传承、发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适应时代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造出更多新的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篇2

南京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拥有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现了2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进入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17项，其中包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南京人民的智慧结晶，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一步推进实施文化南京战略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00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现了2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很多项目已经濒危，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而逐渐远离现代生活，更是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很多的非遗项目，不抢救保护下一步就是消失。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抢救保护传统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的过程中对如何保护非遗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在经过上级领导的支持和专家论证后，筹建非遗馆展出市级的非遗项目，为市级非遗项目做档案建立基因库的思路清晰了起来。2012年6月9日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成为首家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博馆，是收藏、展示宣传、保护与研究非遗的专门机构。

在筹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之前，我馆也一直在尝试探索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并取得了一些保护经验。如省级非遗名录项目《绒花制作技艺》，我馆是其保护单位，为了抢救濒危的绒花制作技艺，馆方抢救性的找到并收藏了一批故去老艺人的绒花工艺品，把绒花制作技艺的实物、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实行了建档保存，找到当时的绒花艺人赵树宪，建立工作室，购买原材料及给予生活补助，鼓励其进行绒花制作及创新。为了宣传推广绒花制作技艺，馆方开创了“展演”的模式，把绒花工作室设置在博物馆的展线上，在博物馆的展览平台上推广，鼓励赵树宪创作作品参加交流活动，其作品先后也获得了不少荣誉。

为了传承绒花制作技艺，我馆也想着尝试着开展了“馆员都是传承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和“非遗夏令营”等活动，传承活动的不断开展，使得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绒花制作产生兴趣，在绒花制作技艺传承方面传承效果显著，涌现出一批后继人才，其徒弟已能够独立制作绒花。

实践出真知，实践能够积累经验也能发现问题。非遗保护是为了非遗更好的发展，我馆在长期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延续的纽带，一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出现断代那么这个非遗项目便面临着灭绝。传承不止，非遗才能生生不息。但是馆内的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却面临着传承人收徒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传承人年龄大创新意识薄弱，生产的产品通常是款式陈旧无新意被现代审美所淘汰，职业前景不明朗。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遗项目是纯手工制作，学徒时间长，生产所费工时长，并且市场狭窄无法作为一种职业赖以维生，无人愿意学徒。这类非遗项目传承下去所面临的困难是：从业难、收徒难、发展难。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它的传承必须经过传承人的口述，或身体示范，或表演，或利用等方式才能得到实现。为了保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仍在继续；传承人的技艺传承能够进行。我馆承担起传承人的培养培训与提升任务。针对非遗传承中存在的传承人问题，制定了专门的传承人培养计划，《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人培养培训与提升》主要工作为：

一、非遗项目和非遗技艺的宣传推广

面对很多非遗项目现在已经远离人们生活的现状，我馆定期举办的非遗技艺主题性活动。

1、《非遗进校园》《非遗夏令营》《民俗节庆传承人展演》在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重阳、五一、国庆馆内开设专区供传承人现场展演非遗技艺。

2、利用我馆的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账号平台，与用户拉近距离，更加方便，即时、有效地与用户交流互动，同时，非遗文化创新产品和研发结果，供用户鉴赏和交流，多角度推动非遗传承的保护工作和创新发展，促进文化衍生产品的销售。通过推广，扩大影响力。

二、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包装

产品研发创新 通过对非遗的进一步研发，洞悉现有的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改进原有产品、创新新品，提高产品的实用性、艺术性、本真性和独创性，推动非遗传承的保护和发展。

1、包装再创新

针对部分既有的产品和新产品，将设计取向与社会、市场取向有机结合，进行包装再设计、包装配套、包装再利用等再创新研发工作。

通过产品包装再创新，更加清晰地传达文化信息，提高产品艺术价值，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表现产品品质、独特出众，表现市场定位和刺激受众者感官，促进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

篇3

为了更好地了解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笔者对山东省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潍坊市档案馆和聊城市档案馆进行了实地调研，旨在较为全面地了解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中的现实困境，推动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学术研究。

一、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现实困境

1. 非遗档案管理工作和非遗保护工作关系认识不到位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工作和非遗保护工作的关系认识不到位，对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内容认识不全面。在与青岛市非遗保护中心负责人交谈中，这一问题十分突出。该中心负责人认为非遗档案管理对于非遗保护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为申遗工作提供证据资料。这种认识明显得削弱了非遗档案工作的重要性。非遗档案工作并不只是体现在非遗保护中的“建档”环节和提供证据资料上，应该从全局上认识非遗档案管理的重要意义。

2. 非遗档案的概念和范围不明确

非遗档案是档案家族中的新兴成员，学者虽然对其概念进行了研究，但是定义过于模糊，范围界定也未达成共识。而在非遗档案管理实践中，首先要明确的就是“管理什么”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没有解决，该项工作必然难以实施。非遗档案是具有原始记录性的固化信息，包括纸质档案、声像档案和实物档案等不同载体，其范围应该主要包括项目板块和传承人板块等。申遗工作档案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不等同于非遗档案。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档案馆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的认识大多仅局限于申遗工作档案，而收集管理的也只是申遗工作档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非遗档案管理工作对非遗保护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档案就只能算作一般的文书档案进行立卷归档。

3. 非遗档案全宗归属不明确

调研中发现，潍坊市档案馆将申遗档案以全宗汇编的形式进行保管，但工作人员在非遗档案是否建立全宗问题上尚不明确。在是否建立非遗档案全宗或者归入哪个全宗问题上的不明确将会直接影响到非遗档案的保管和开发利用。此外，对于全宗内非遗档案的整理规范和标准也缺乏统一规定，这对于国家层面上非遗档案资源的建设将产生不利影响。

4. 非遗档案管理体制不完善

这一问题需要从内外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内部来看，调研发现，这些档案馆内并无特定人员负责非遗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鉴定、统计等相关工作，也没有专门人员对非遗档案进行研究，制定相关规范；从外部看，档案馆并不在各地非遗保护的联席会议机制之内，地位较为被动。文化部门是非遗保护的主要负责部门，其下设非遗保护中心作为直接开展工作的机构，这主要是考虑申遗工作的需要，但是该机制存在缺陷，档案馆作为重要的非遗保护单位被排除在外。这对于非遗的保护，尤其是非遗档案管理十分不利。

5.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资金投入不充足

经费支持是推动非遗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在调研中发现，这些档案馆并没专项经费用于非遗档案的征集、管理等工作。在与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访谈中，笔者发现虽然工作人员对于非遗档案管理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也在着手开展一些工作，但是经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作的正常开展。非遗档案的征集工作需要使用大量的经费，如购置音像设备、外出普查的交通费用、网站设计、展览制作等，但是目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资金投入还很不充足。

6. 传统的工作体系不适应非遗档案管理实践

非遗档案是一种特殊的档案门类，与之相关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编研、统计等传统的档案管理工作体系都需要加强创新。调研中，笔者发现这些档案馆依然使用已有的工作体系来管理非遗档案，这必然阻碍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长期有效开展。如何创新工作体系和工作方法是档案部门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

二、存在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现实困境的原因分析

当前，造成非遗档案管理困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1. 主观因素分析

（1）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面对非遗保护的不断升温，档案馆缺乏主动开展工作的意识。非遗档案是一种极为丰富的专门档案，保管好这类资源，不仅仅能够保证非遗传承的真实性，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是丰富档案馆馆藏资源的重要途径，这对于档案馆发挥文化功能，推动公共档案馆建设来说都大有裨益。但是目前档案馆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

（2）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关注不足，工作创新意识较低：首先是由于档案馆对非遗档案的研究关注不够，加之，非遗档案的主体、客体和载体都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国家标准》和《档案工作行业标准》都不能完全适应非遗档案工作的需要；其次是档案馆工作缺乏创新意识，受传统工作思维的影响大，工作体系调整缓慢。

2. 客观因素分析

（1） 非遗种类的丰富性和非遗档案的特殊性：非遗种类丰富，形式多样，这就造成非遗档案不同于一般档案，其本身具有诸多特性。以山东省入选国家级、省级的非遗名录为例，目前山东省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81项，省级非遗名录307项，涉及泰山传说、梁祝传说、茂腔、柳琴戏、山东快书、山东大鼓、杨家埠木板年画、泰山石敢当习俗、宁津杂技等项目，种类十分丰富。不同种类的非遗档案具有不同的特征，这对非遗档案范围的界定带来了较大的障碍。档案馆接收的档案绝大多数是由社会组织或机构在某项工作结束后失去现实使用价值的文件转化而来的档案，非遗档案的产生过程不同于一般档案，不具备这一过程，所以档案馆在非遗档案的鉴定等环节仍待加强。

（2）非遗档案管理体系和规范不健全：我国的非遗体系包括世界、国家、省、市、区五级，对于各级非遗档案的保管权限、收集范围、立档标准等问题存在争议、另外，非遗档案形式多样，种类丰富，且有很多实物档案，如何根据非遗档案的特点设立科学、合理的全宗以及全宗分类标准就显得十分重要。加之，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非遗档案的馆藏资源总量较少，有无设立全宗的必要也值得深入思考。

非遗保护机制不健全。非遗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政府、社会、公众都应该是其中的一员，如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各地非遗保护中心、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高校、遗产协会等都是重要的保护机构，但是目前非遗保护的机制仍不完善。

（3） 非遗档案管理法规不完善：学术界对档案馆参与非遗保护的合法性大都通过相关法规中的“建档”等词汇进行论证，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档案馆在非遗保护中的职能，对于非遗档案的建档和管理也就没有特定部门负责。国家档案局也并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指导下专门制定非遗档案管理的政策法规和管理规范。

篇4

一、遗产概况

“元上都遗址”是13～14世纪亚洲北方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百年碰撞与融合中形成的具有文化融合典范价值的草原都城遗址，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曾是蒙元帝国忽必烈汗的第一座都城(1263～1273年)及其后元代各帝的“夏都”(1274-1368年)。

该遗址分布于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和多伦县境内，是传统游牧区和农耕区的交接地带。由城址(约18平方公里)、墓葬群(约5平方公里)以及分布于整个1759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四部分共同组成。其中，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城、关厢和铁幡竿渠等要素，遗存类型有城墙、城门、道路、护城河、防洪渠，以及宫殿、寺庙、商铺、民居、仓库等各类建筑的基址；墓葬群分布于城址周边区域，包括以汉人家族墓葬为代表的砧子山墓葬群和以普通蒙古人墓葬为代表的一棵树墓葬群，它们是蒙、汉民族于上都生活的物证；自然环境包括与城市选址特征关系紧密的上都河、龙岗山和金莲川草原等自然要素，以及反映城市地理环境特征的沙地、湿地、森林草原和典型草原等特色景观；人文环境包括遗产所在地保存完好的蒙古族传统文化，以及城址周边分布于群山顶部的敖包所体现的草原游牧民族早期的山岳崇拜。

二、对比分析

作为文本编制的指导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公布的《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第132条明确规定，申遗文本需要“提供该遗产与类似遗产的对比分析，不论该类似遗产是否在《世界遗产名录》上，是国内还是国外遗产。对比分析都应说明申报遗产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重要性。”因此，对比分析是否全面和准确成为让世界遗产委员会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所有专家认可“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详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同滨、蔡超、俞锋、徐新云、李敏：《试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2年出版)的重要依据。

针对“元上都遗址”具有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相互融合、碰撞和吸收的价值特性，以及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上的差异，结合元上都遗址的交流价值、见证价值、典范价值和关联价值，申遗文本编制项目组选择了4个方向开展对比分析：一是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二是与游牧文明相关的世界遗产比较；三是与蒙元帝国的其他都城遗址比较；四是与中国历史上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比较。其中尤以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城遗址和蒙元帝国的大都与中都为重点。

(一)与蒙元帝国相关的同类世界遗产比较

(1)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比较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与元上都遗址最具可比性的文化遗产是“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它们除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相似之处和历史渊源之处，在遗址遗迹、时空范畴、价值主题与特征、自然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从遗产类型和遗址遗迹上比较。“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属于“人与自然联合的作品(引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2008版1)”，体现了人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以游牧生产与生活方式为主题。游牧民族利用传统技术在适宜放牧的草场上从事畜牧活动，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精神联系；同时，它还向人们全面展示了鄂尔浑河流域曾经出现的不同游牧民族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各种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详见《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文本》)。

“元上都遗址”属于“特定自然条件下，更主要是人文历史背景下两种文明人群的共同的作品”，体现的是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是如何进行融汇交流与结合，并由此创造出一种亚洲北方具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结合的城市典范，对于研究蒙元帝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的遗产背景环境对此典范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清晰的、有机的物证，与遗址本体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遗产价值。

第二，从时空范畴上比较。在地理区域方面，两者于空间位置和地理特性的差异在于：“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位于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是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活动区域的腹地所在。“元上都遗址”则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是亚洲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临接地带。这一地理区位的差异导致了两处遗产在文化价值上的差异。

篇5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9-017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5）09-0037-02

[本刊网址] http：//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并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思想道德、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它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文明，非物质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如何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能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民族希望的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创新富有极其重要的责任。提高大学生非物质文化保护思想意识，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意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诠释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加强对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可以改善他们对民族的误解，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提高大学生非物质文化保护思想意识可以使他们认识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以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自觉地承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的责任；非物质文化内容丰富，涉及历史、文学、政治、艺术、哲学、宗教、道德等多个方面，提高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陶冶他们情操，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提升他们的个人品质。

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时期，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式也在发生着显著的改变，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方式也将发生极大改变。为了适应新的时展，高校在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教育中应该科学合理地使用信息技术，从而提高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

二、大学生非物质文化保护意识的教育现状

（一）高校的课程设置中缺少有关非物质文化的课程

高校是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是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重视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教育，但是目前我国的大部分高校在教育的过程中都忽视了这部分的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两门学科都没有纳入到《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中，这严重影响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设和发展。另外，国内有些高校尽管开设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但是学校领导一般都不重视，不对这些科目做明确的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只把这些科目当做选修课程，这严重影响了非物质文化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二）高校严重缺乏从事非物质文化教育和研究的教师

由于高校忽视对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使得很多高校没有学科专业作支撑，导致高校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教师较少。有些高校的很多非物质文化教师都是从其他相关学科转行过来的，有的教师甚至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训练，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这严重影响了对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效果。

（三）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认知水平较低，保护意识淡薄

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与其他相比，它有科技文化、人力资源以及学术研究等优势，而且，高校教育非物质文化还可以提高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水平、提高高校的整体教育水平，同时提升大学生的人格品质。作为高校教育主体的大学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主力军，但是据调查显示，我国当代的大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认知水平较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有近80%的大学生甚至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都说不清楚，只有5%的大学生经常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三、提高大学生非物质文化保护思想意识的对策

（一）高校开设有关非物质文化的课程，构筑学科体系

高校非物质文化教育现状归根到底源于领导的不重视，因此，要想改善这种局面，提高大学生非物质文化保护思想意识，必须从制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予以保证。教育部门应该在高校设置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俗学以及民间文学专业，并且有计划、有重点地在教师配备、活动经费等方面扶持一些较好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课程，并支持和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变革。另外，高校不能只局限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因此，高校除了对已有的专业重视外，还应该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其他的相关专业，从而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体系。

除了开设相关课程外，教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以普及知识、培育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标准。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联系社会现实，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并鼓励学生进行文化创新，传承中华文明。

（二）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保障

高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课程后，还必须加强对相关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一方面可以从外部引进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人才，另一方面对于现在在职的非物质文化教师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从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师的整体水平，最终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除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外，高校也应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提供保障，积极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及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科研项目的开展。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研究的方向有传统戏曲、民间美术、民俗、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语言、地方艺术、古代工艺、遗产旅游等方面，研究体系趋于完备。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形式主要有研讨会、学术讲座、参观、座谈、项目合作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推进和保护意识的增强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高校要想提高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必须大力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工作。

（三）高校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非物质文化氛围

高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非物质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对在校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不乏是一种有效的传承方式。高校应当积极开展“保护文化遗产活动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活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教育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另外，高校还可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片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纪录片播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讲座、民间传统手工制作欣赏、保护文化遗产签名等多种方式向在校大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激发大学生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和积极性。

（四）引导大学生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实践

高校应当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进行参观等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让大学生以自己的行动唤醒自己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实践教育是非物质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可以组织学生走向社会、深入民间，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激发大学生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另外，高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调查活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进行资料的采集，并以影像、图片、实践报告等形式对这些资料进行展示，以此让在校大学生真正近距离地了解文化遗产的现状、认知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熟悉文化遗产的操作技艺，从而增强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并培养、锻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带来一定压力的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开拓了新的方式。新时期，高校作为我国人才的教育基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中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用新思想、新技术改进原先的教育模式，提高非物质文化的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高校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国家开展各项活动的人才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效果关系到民族精神文明的建设，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高校必须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接受新的教学方式，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参考文献：

篇6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2）12-0051-05

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进行的，校园文化景观是教育空间的组成部分，它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理念和对学校教育的理解、期望[1]。21世纪的校园文化景观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窗口，表征着学校的个性特征与价值理想，具有比抽象的书本更有助于师生凝聚新经验、激发新情感、催化新认知、滋育新观念、诱发创新力的强大功能[2]。我校是一所名闻遐迩的百年老校，她秉承“独立、协作、创造”的校训，发扬“读书、明理、求进”的校风，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培育了一代代精英学子。我校在校园景观建设中注重与校本文化传统相结合，注重与教育主体和过程的互动，使我校的校园文化具有了较为独特的表达特点，也使文化景观更好地发挥了“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和教育作用。

一、文化互动：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新理念

1.校园文化与文化景观

校园文化是以师生为主体，以各种教育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在新课程背景下，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促进师生的发展，根本途径是课程改革。文化育人，人蕴文化。人与文化的关系决定了校园文化必定是个开放的系统。作为校园文化重要表达形式的校园景观也必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时刻不停地与周围环境、与师生进行着信息交流，引领着师生去体会学校文化的意蕴，赋予校园文化新的时代精神[3]。

2.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理论借鉴

著名艺术心理学家弗赖曼指出，应该把环境与空间文化看成一种塑造力[4]。校园文化景观是特殊的感性“文化场”，同样具有能量，即它会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地熏陶和重塑师生的思想品行与生活方式。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人体验景观的重要特征在于，一是视觉经历，二是心灵感受，“人们是根据空间事件的构造而选择体认与行动模式的。”[5]这提示我们，景观设计需要深刻把握人的景观体验规律，以便借此拓展全新的价值时空，创建与呈现富有情感张力、审美诗意、认知启示的感性对象，从而引发人在审美发现中体会深邃的快乐，提升认知的层次与维度。

好的校园文化景观往往积淀了历史、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蕴含着个体、集体甚至民族和人类的精神智慧，能促使师生在景观中领会特定文化的精神价值，而且能潜移默化地塑造师生的品格、情感和价值观。

3.我校对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创新理解：文化互动

校园文化景观不能以展示性作为唯一功能，而应体现人文性、互动性、参与性、探索性、建设性、创造性的精神特征，其中互动性是从理解景观文化走向发展景观文化的核心环节。

有研究指出，不从人的主体角度而把文化传统当成外在于主体的自律要求，是一种非科学的方法。人们应该从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待人与文化的关系：一方面，人与人群作为文化的主体会受到文化传统的制约。这种制约不仅表现为特定人受特定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且表现为特定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人的思维与行动的基础[6]。另一方面，人与人群对文化也具有选择与决定作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有一句名言：“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7]所以，文化必定是在与人和人群的互动中才得以传承与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好的校园文化景观还应能够催生师生对学校传统文化的反思、扬弃、修正和创新，使校园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体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特征与风貌。另外，基于现代教育活动本身具有互动的特点，将校园文化景观建成有利于教育互动的场所也是我们学校景观建设的必然选择。

我校文化景观建设的理念是：把校园文化景观建成学校文化的窗口、教育教学的载体、文化发展的平台。我们试图让校园文化能与社会发展相协调，能与教育的主体和过程内容相融合，能与师生的生活、理想与未来发生相互的影响。这就是我校对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创新理解：文化互动。

二、“求进”：文化互动理念的校本理解

1.“求进”文化的历史彰显了学校文化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互动

无锡市第一中学具有一百年发展的光辉历程，学校文化的特征显而易见。“求进”，是无锡市第一中学的校本文化核心。其主要内涵可以概括为“修身励志”、“自主协作”、“爱国爱校”、“全面发展”、“开放创新”等五个方面，而我校的文化景观也成为这种文化内涵最好的教科书。

回溯百年，在文化互动中谋求创新一直是我校发展的主旋律，学校文化的发展印迹无不显露出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节拍。我校早在晚清时期就率先创办职业学校，以创新的教育来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先进机械的引进以及工商型人才的培养在当时开创了地方先进工业的先河。二十年代规范化教育，我校从建立现代化教育管理入手，全面提升了我校的现代教育管理水平。三十年代无锡沦陷时期，我校多位校长拒绝与侵略者合作，既保持了一个中国教育人的尊严，又坚持独立办学，培养了一批既有爱国品质，又有出色才华的师生。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我校全面实施优质教学，并成为无锡地区最好的公办学校。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我校成为省重点中学，在无锡地区首先实施教育改革试点，为无锡地区的教育现代化探索开道，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教育质量稳步提高。改革开放后，我校不断推出教育改革新举措，一系列的创新使我校在德育、教师队伍建设以及全校办学成果等方面成为全省甚至全国教育的一个闪亮的标杆。九十年代我国教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我校以“科研兴校”为新的突破口，大胆改革、探索，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进入新世纪，我校的改革创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学校大门口的校训碑上镌刻着“独立、协作、创造”和“读书、明理、求进”12个大字，这是我校百年校本文化传统的最好总结，也是全校师生共同的精神标志和追求目标。巍然屹立的学校大门上书写着我们的校名——“无锡市第一中学”，这就注定了我们应该不断创新，追求卓越，勇当“第一”。

因此，学校的“求进”文化成为了凝聚和激励学校全体成员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内驱力。

2.“求进”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学校传统文化与当代学校教育主体和新课程体系的互动

新课程背景下的学校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人的建设，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不断提升人的生命价值，是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也是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8]。教师和学生是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他们既是学校文化建设的设计者和组织者，又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当代“求进”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当代师生与学校传统文化的互动。

在学校教育中，课程是育人的蓝图，课程文化是现代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讲，课程改革实质上是一种课程文化的重建。课程文化是通过对社会文化的选择、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课程观念和课程形态。现代学校文化建设要求我们必须科学、正确地认识学校课程的性质和功能，加强以“科学素质与人文修养辩证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的课程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学会发展，形成良好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因此，当代“求进”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传统学校文化与新课程文化的互动。

三、多维互动：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校本实践

基于文化互动的理念，我们在学校景观的设计与建设中，关注文化景观的意蕴能否与学校的历史传统文化相互动，关注文化景观能否与当代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办学理念、课程文化和办学特色相互动，关注文化景观能否与当代师生的生活与情感相互动，关注文化景观能否与学校文化的成长趋势相互动等。在我校二期改扩建工程前期，我们在深入分析学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确立了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基本策略，那就是我们的校园文化景观应该是一个物化的文化互动的平台。

在学校景观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工作中，我们又从四个角度率先尝试了文化互动平台的建设：（1）育人核心的德育平台；（2）教育无声的艺术平台；（3）丰富多元的课程平台；（4）人文互动的创新平台。

（一）育人核心，德育为先，让核心景观与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发生互动

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是从学校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提炼出来的，是学校办学特色的文化支撑。它能从学校的办学理念、育人目标、校风校训中体现出来。把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反映到学校景观的设计与建设中，就是尝试将抽象的文化教诲转化为直观的文化象征，从而使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以景观的形式更形象、更持久地影响人、感化人，从而潜移默化地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9]。我校在核心景观建设中努力呈现学校核心精神文化的内涵，使固化的景观与学校的精神追求相呼应。

无锡市第一中学是一所创建于1911（清宣统三年）的百年名校。1954年，人民政府为我校重新购地兴建校园校舍。八角红楼是当时在苏联教育模式指导下兴建的典型的大型仿苏式教学楼。大楼整体红墙红瓦，楼体前方中央有一个突出的八角形尖顶塔楼。远观八角红楼，它像一本打开的书，中间的塔楼像一支八角形的铅笔插在打开的书脊中。红色代表了当时学校怀有科学救国的理念和传统。整幢大楼端庄沉厚，恢弘大气，激励了一代代一中人发奋读书、明理求进。“八角红楼”是现在一中校园里最早的建筑，在近60年的风雨中，她成了无锡一中历史的象征，是数代一中人校园情结的所在。

2009年开始的我校二期改扩建工程中，我们深入研究学校百年历史，在提取了学校文化的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将八角红楼定位为核心景观建筑，并进行了重新修缮。突出了其楼形特征，象征“读书、明理、求进”的学风要求，突出其楼体的红色，喻意“独立、协作、创造”的校训警示。

红色还为校园二期改扩建工程奠定了校园的基本色调，书笔相谐的造型是学校最朴实的功能写照。红楼内部被设计布置为校史展览室，丰富生动的教育历史故事使红楼进一步折射出学校百年的历史光韵，传递出一中人读书、明理、求进的精神追求。

筹备百年校庆之际，与八角红楼这一核心景观相呼应，我们建设了又一校园核心景观——校训墙。这是一幅大型浮雕作品，名为“百年辉煌”。作品画面以荀子《劝学》为背景，以我校创办人陶守恒先生和早年著名校友钱伟长、程及为师生代表形象；用无锡地方标志锡山、龙光塔、波澜起伏的大运河水写意学校的地理位置；用学校百年历史中不同时期的典型建筑如“进贤亭”、“红楼”、“西校门”等象征学校的发展历史。鉴于学校最初在王羲之无锡的故宅办学的经历，浮雕题词：“从王羲之的故宅到无锡学宫，再到锡山东麓，百年的办学实践孕育了一中追求卓越的‘求进’精神，百年的薪火相传创造了一中追风赶月的百年辉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浮雕在醒目位置镌刻着两组校训：一是我校县中时代的校训——“服从、牺牲、创造、协作”；二是当代校训——“独立、协作、创造”。这幅浮雕表达了一中在百年教育历史中的坚守与创新。

（二）教育艺术，大爱无声，让故事景观与教育的艺术追求发生互动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有爱在心，教师才会孜孜不倦地追求教育的艺术，才会追求润物无声的教育境界。教育的艺术不只在于传授知识和本领，更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教育故事往往以有情节、有细节、以情动人而打动学生、教育学生。因而，我们尝试将学校历史中的教育故事演绎成故事景观，试图用一中人的故事感染教育一中人，使学校环境无声的教育也能像故事一样动人，也能为向“心与心的教育”靠近做好铺垫。

故事景观一：学校创始人陶达三先生像

这个景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00年前，当陶守恒先生手捧万国博览会金奖载誉归国，他所见到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祖国。

初等工业学堂开学那天，偌大的校园里只有两名学生……，立校之初的16年中，这里走出了9届共计500位学子。在那个家国残破、混战不休的年代，陶先生所面对的艰难和困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陶先生送出的学子中，却留下了钱临照、程及、钱伟长等一个个闪亮的名字……

故事景观二：知音

这是一组由绿地与雕塑共同组成的景观。雕塑用虚实相生的手法讲述了著名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发现、发掘、记录无锡著名民间音乐家阿炳（华彦钧）的代表作《二泉映月》的一段佳话，很能激起师生对民间音乐瑰宝《二泉映月》来历的好奇。杨荫浏先生是我校著名的音乐教师，他与阿炳因热爱民族音乐而相知深厚，他们曾一起在一中校园里举办过民乐演奏会。“知音”意在纪念这位著名校友和教师，激励我校教师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崇尚高雅，积极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高雅的品味。

这样的故事景观在校园还有很多，已成系列。如为百年校庆而重新修建的“进贤亭”、校友回校总爱去坐坐的怀旧教室等，这使学校著名教育故事中的人和得栩栩如生。

（三）课程文化，丰富多元，让课程景观与学校尊重个性、全面发展的教学追求发生互动

素质教育是我校显著的办学特色。我校的育人目标是：素质的全面化与个性化的和谐发展。构建能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和谐”、“文理综融”、“个性舒张”的多元课程体系，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是我校办学的追求。

我校的课程景观大多分布在室内，有行政楼图书馆“文科片区”、钱伟长楼的“理科片区”、艺术楼和体育馆的“艺体片区”等。这些景观片区的设计采用了室内与走廊相结合的方式。室内景观注重景观与教学功能的整合，使景观成为教学情境的一部分。我们将钱伟长楼设计布置为理科文化为重的景观区，在这个区域中有与各学科相关的主题教室。主题教室的设计将学科中最精髓的思想、最经典的学科成果、最耐人寻味的科学案例设计其中，使学生一走进主题教室就好像走进了由课程景观构成的学科情景中。如学生在地理教室内可以看到“斗转星移”、“风生水起”……在生物教室可以体会“虎啸猿啼”、“生命进化”……

走廊里的课程景观采用了开放式展馆的形式，表达了学校多元的课程理念。如我们把图书馆文科片区的走道和楼厅布置设计为或中西合璧的、或国粹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各种展示区，有国学文化馆、民族文化馆、西学文化馆、（无锡本土的）非遗文化馆等，还有反映学校百年历史各阶段的开放式灯箱展板……这样的布置旨在启发师生要打开多元的课程学习的视野，懂得当代学生需要了解传统与本土文化，也需要有国际视野，更要有广博的知识、包容的胸怀、民主平等的精神等等。

室外也有多个课程景观，如古树名木上的生物学知识介绍，“雕刻时间——新型地平式日晷”，体育馆内的“学校体育明星”墙等等，旨在引导学生体会多元化的课程学习无处不在。

艺术大楼门厅内的陶艺壁画——“英雄交响曲”。这是一幅由一个年级全体学生和他们的美术老师耗时一学期在陶艺课上共同创作、亲手制作完成的作品。作品由类似活体印刷字的柱状小雕塑有机组合而成。小雕塑的高低起伏表现了《英雄交响曲》旋律的激情与豪迈。这幅作品入选了“第十一届全国美术展”和“第十二届中国壁画展”，受到了国内外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的关注。这幅作品作为课程景观展出，体现了学校新课程改革以来，大胆实践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和教学，也证明了学生是当代教育中真正的英雄。

（四）人文互动，文化创新，让主题景观与师生的文化展望发生互动

学校是成长的，学校文化也是成长的。校园文化景观的含义不仅要能承载过去，更要能隐喻未来，从而体现校园景观文化的导向。

我校最为典型的主题景观是位于学校正门内广场绿地正中的“回凤石”——又称“玉凤回眸”的景观。这是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送给学校百年校庆的礼物。景观建成后，师生对其寓意的解读却有着较为浓厚的文化展望意味。学生普遍认为，这表达了学校对学生要为母校的发展出力的期待。有教师把她解读为教育是构建于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学校教育应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教育应该反哺社会；也有观点认为，这块回凤石隐喻了教学相长，提示教师可以从学生中汲取营养，从而获得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体现了一中教师教育的胸襟；更有观点认为，这块回凤石的外形与无锡市的城市标志——吴文化的象征“玉飞凤”有相通之处，隐喻一中在当地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样看来，主题景观激发起的师生多角度的解读已不止是文化展望，更是一中师生新的目标追求。除此之外，学校的主题景观还有“巨人之肩”、“百龄杏坛”等多处，对主题景观多样的解读激发了师生与景观互动的巨大热情，也孕育着一中新文化的发生与成长。

综上所述，我校在景观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通过加强景观与学校校园文化等诸多要素的互动，使景观成为了能被师生充分认同的、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的生动标识。我们相信，只要能在深入研究文化与校园景观关系的基础上开展景观建设，校园景观将会成为投射学校教育智慧之光的镜子，就会与师生发生自然的对话，就会启迪师生对学校文化的再创新，校园文化景观也会为化育更多更优秀的创新人才而发挥出更加巨大的教育潜力。

参考文献：

[1]麦显悦，张俊竹.校园文化景观的设计建设与实例[J].高校后勤研究，2008（5）.

[2]深圳市平岗中学课题组.校园文化景观设计研究[J].教育研究，2000（10）.

[3]薛岚，郝东升.大学校园文化景观的探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1（16）.

[4]邹广文，夏莹.文化主体、环境与态度——从中西文化交流看文化交流的主体间性及其原则[J].求是学刊，2003（7）.

[5]严春友.人：西方思想家的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83.

[6]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00.

[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55.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Z].

[9]吕根槐.校园文化建设：景观建设的意义[J].文艺生活.2011.12.

Culture Interaction and School Cult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HUA Guang-yan & XUE Xiao-hong & CHEN Chuan-wen

篇7

Abstract： As one kinds of Cultural Route ，Heritage Canals have some Typically characters， It include Multiple types Heritages， The overall valu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Although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as Heritage section ，but the Protective behavior must Focus on the whole.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facing at present ，Aim to the Rule of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uthenticity”and“integrity”， Presented some Feasible solutions by the Angle of Canal Heritage Corridor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Protection.

Key words：the Grand Canal （Hangzhou section） ； cultural route ；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 canal heritage corridor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76（7）

作为杭州市的重要文化遗产，杭州市对于运河（杭州段）的保护治理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而申遗成功之后，在运河遗产的长效管理过程中，在运河沿线城市建设急速发展中，仍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不断研究当代情况，做好后申遗时代运河遗产的整体性保护。

1 运河遗产概念的几种表述

目前国内对运河遗产的表述仍然存在一定的混淆，存在着“文化线路”“线性遗产”“遗产运河”“线状遗产”等多种不同表述。弄清楚这些表述之间的关联和区别，将会有助于我们找到大运河遗产自身的突出特征，同时更好的引入与之相应的保护方法。目前这几种与运河遗产相关的表述被大量引述，但是其出处各不相同，由于这些表述多原出于英译文，厘清它们的所指，宜从它们的英文概念出发：“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线性遗产”（Sequential Heritages）、“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s）、“线状遗产”（Linear Heritages）。孙华先生认为线状遗产是指遗址本身呈现连续的线条形态的文化遗产，属于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觉形态或者空间形态下的分类；线性遗产应该定义为从线状遗产发展而来的文化遗产的一种分布形态，指由人工营造的线状遗迹串联起来或沿自然形成的线形边界排列起来的点状遗产的组合，这些遗产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联系[1]。无论是线状遗产还是线性遗产概念虽然在国内得到较多应用，但都不是国际通用的遗产概念。在世界遗产的文件中出现较多与运河遗产相关的概念为“文化线路”和“遗产运河”。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加入了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内容。2005年的《操作指南》中列出四种特殊类型的遗产可入选世界遗产名录（UNESCO，2005），其中包括：C.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s）；D.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从以上的分析可见，这几种表述都与运河遗产有一定关系，但是线状遗产更强调遗产的物质方面，也就是指的是运河河道本身，而遗产运河把运河作为单独的遗产类型来看，当然包括了运河中动态的变化和非物质文化因素，但是仍然是着眼于运河河道本身，未能包括因运河而产生的其他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社会影响。而文化线路的概念强调水路、陆路的运输特征和文化交流，包括了两种受到关注的遗产类型，丝绸之路和遗产运河，2003年ICOMOS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行动指南》对文化线路定义如下：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因此，遗产运河是对运河遗产名称的国际通用表述，考虑到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强调历史地区整体环境、精神感觉对遗产真实性的重要作用，因此，对于运河遗产较为标准、妥当的表述应该是文化线路。

1994年在加拿大举行关于遗产运河的会议第1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Expert Meeting on Heritage Canals，Canada，September 1994）详细阐述了运河的概念与具体的评价体系。其概念表述为：运河是一项人类水道工程，从历史或者技术的角度来看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或者是一项文化序列中的杰出代表，也可能是一项纪念性工程，是典型的线状文化景观，或者是一个复杂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并提出运河的价值可以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景观要素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2 对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特征的认识

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遗产运河具有文化线路的典型特征，即ICOMOS关于《文化线路》（2008年）中所强调，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代表了一种影响文化遗产演变和扩展的新思路，以及对文化遗产背景环境和相关区域的整体价值之重要性的认同趋势，同时也揭示了拥有不同层面文化遗产的宏观结构。”遗产运河囊括了种类繁多的不可移动遗产类型，包括古市镇、古遗迹、运河水工遗产等，并在这些遗产各自价值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价值。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也引发了对整体性保护方法的探讨。笔者认为，遗产运河保护思路应该重视几个关键因素，一是作为遗产运河基础组成部分的物质要素，即运河遗产申遗文本中所列出的运河遗产的河道、水工、市镇三个层面。二是寻找并明确遗产运河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即这里所说的运河文化，形成遗产运河线路的内在连接。三是认识到遗产运河的动态因素，强调在时间空间中引起数千年人类活动的内在精神动因，以及认识到在当下的环境中运河遗产仍然处于使用中，面临生动的变迁并影响沿线居民生活，即它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四是对自然和文化环境的重视，要认识到区域环境提供了运河遗产的背景，赋予它独特的氛围，成为构成运河精神感觉的文化和自然基底。鉴于作为文化线路的遗产运河具备以上多种复杂的特征，我们不得不强调从整体性和动态性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保护方法，整体性在这里便意味着从历史地区整体环境极其变迁的高度来思考其保护，动态性即意味着运河遗产与当地发展和当代城市社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能分割。

因此，在这里运河遗产的整体性保护问题有必要联系到“历史地区环境”的认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通过《关于历史地区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每一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从整体上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 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因此一切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对整体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除了认识到 “统一体”和“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之外，其历史地区环境的价值还包括对时间中历史要素积淀的记录和理解，即认识到历史地区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超越了 “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时空背景及其地理环境。基于运河作为文化线路天然所具有的整体性保护要求，对于历史地区统一性的认识应该作为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本认识，因而在其保护方法上有必要特别强调有助于整体性进步的策略。首先，应在国家、地区或地方一级制订保护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的清单。该清单应确定重点，以使可用于保护的有限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需要采取的任何紧急保护措施，不论其性质如何，均不应等到制订保护计划和文件后再采取。其次，应对整个地区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其空间演变的分析。它还应包括考古、历史、建筑、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数据。出于同样目的，还应制订一份公共或私人开阔地及其植被情况的清单。再次，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数据与结构以及更广泛的城市或地区联系进行全面的研究。如有可能，研究应包括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分析、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土地使用问题、城市基础设施、道路系统、通讯网络以及保护区域与其周围地区的相互联系。最后，在保护计划和详细说明制订之前，原则上应有一个实施计划，其中既要考虑城市规划、建筑、经济和社会问题，又要考虑城乡机构吸收与其具体特点相适应的功能的能力。以上步骤十分清晰的说明了历史地区整体性保护所需要注意的主要方面，并给出了建议性的实施措施。

3 大运河（杭州段）整体性保护路径

从整体性出发，申遗后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优先考虑的有以下几个重点。首先，对运河文化遗产的全面整理，正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曙光所言，未来大运河的保护、管理与利用，核心的问题是针对大运河的活态使用、复杂的管理以及广阔的分页范围，做好整体保护和合理利用。整体保护应该把那些自身价值非常突出但又未列入世遗清单的运河遗产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把它们在未来进入世遗清单作为新的工作目标，而合理保护则要围绕发展和改善民生的目标。其次，在当前中国城市中遗产保护所遇到的最严重问题，即面临城市建设等多种变化因素之下，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设立的有效性，及其对保护运河景观完整性所具备的重要屏障作用。最后，是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中对于运河作为文化景观的价值认知，并应从文化景观特性出发实行相应的保护策略。

3.1 保护对象扩充：从点-段的保护向点-线-面（市镇）扩充

在运河遗产整体价值大于部分相加的基本认识之下，各列入申遗名录的遗产具有代表性意义，但是运河沿线相关的各类型遗产众多，这些整体中即使是最为微小的部分，也可以对整体价值做出说明，成为其整体关系连接中的一个有意味的环。同时，某些未列入运河遗产名录的遗产已经列入省级、市级遗产保护单位，对其价值的理解也应纳入整体价值的范围。因此，对运河沿线现存遗产做分类调查，对其使用状况、保存状况、遗产价值做出相应评估，并以运河遗产整体与局部有机关系为相应评估标准，列入评定类别并进行分级保护。以运河市镇为例，大运河（杭州段）已经列于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点远远不能囊括现存有价值的市镇遗产，而这些遗产点作为整体之有机部分，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其次是这些遗产多以点、段的形式申报，而不是从整体的意义上，充分考虑到运河遗产作为历史地区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因此物质化的保护必然会带来固化。作为遗产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为三个历史文化街区，在这里作为其遗产的第一圈层部分，这部分遗产多已经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利用，但是仍有两个圈层与之关系密切却并未能够视作其有机联系的部分加以重视，可以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圈层是运河沿线所经但是并未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遗产点，这些地区的遗产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对这部分遗产应该进行充分调查，并且将其作为运河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充分考虑；第三个圈层是运河杭州段行政区划范围相交接部分的重要遗产，这些地区并不属于运河（杭州段）的遗产范围，但是基于运河遗产流动性和交融性的特征，运河水道之间的过渡关系不能够截然切断，除这些地区遗产本身的价值之外，作为过渡地带的遗产段相互交流关系也是其价值的体现，将这些分散的遗产点进行联合保护将会扩大运河遗产的总体价值，真正体现遗产整体大于局部简单相加的特征（表1-4）。

3.2 保护区的设定：遗产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控制划定

为确保运河遗产的完整性，要明确运河遗产核心保护区、遗产缓冲区范围，同时应确保沿线保护区、缓冲区设立的有效性。与其他类型的遗产相比，运河河道穿越不同地区，具有较长而用地状况、复杂的岸线，其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的划定则需要针对所流经的不同类型地面状况进行设立。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遗产区面积1442公顷，缓冲区面积6464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面积合计7906公顷。浙东运河杭州萧山―绍兴段遗产区面积683公顷，缓冲区面积1745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面积合计2428公顷。大运河遗产区的设立多为河道本体外扩5米，道路外扩20米，历史街区外扩40米，缓冲区的设立多为遗产区外扩40-240米范围划定。遗产缓冲区为遗产保护区的附加的保护层，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遗产区的周围环境完整性，而缓冲区的设立范围、用途要依据遗产区的个案情况而定。如加拿大里多运河规定除码头之外，运河沿线30米作为缓冲区，但是ICOMS仍然认为设定过分狭窄，运河周围的可视环境需要更清晰的设定。仅就目前运河（杭州段）遗产区为岸线外扩5米，缓冲区为遗产区外扩40米-240米不等。单从数据上看缓冲区面积是遗产保护区的数倍，而从遗产边界轮廓来看，缓冲区在不同地带所列入的范围差别却是巨大的。从规划中的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遗产保护区、缓冲区划定来看，主要是依河道走向来进行范围划定，形成运河沿线遗产廊道空间，这是一种较为理想型的缓冲区划定办法。然而，据实地考察的情况显示，目前处于城市区域的遗产保护区已经被拥挤林立的建筑群所包围，从实地状况看很难找到规划中的缓冲区存在的证明。保护核心区、缓冲区均没有明确的界定标识，缓冲区作为保护区的辅助范围起不到缓冲的作用。由于运河遗产整体景观的不规则，现行规则的、整齐划一的缓冲区设立未能照顾整体景观的绵延。仍应充分论证缓冲区的划定，主要依据为运河沿线遗产要素、景观要素、生态要素的完整性，同时预见到遗产区周边变化的要素对其产生的可能影响。

3.3 保护区的有效性：应对建设发展中的变化要素

历史地区除了遭受直接破坏的危险外，还存在一个真正的危险：新开发的地区会毁坏临近的历史地区的环境和特征。“工业发展会因污染空气或水威胁到遗产。新道路的建设，旅游胜地或机场都会给遗产带来超负荷的游客，危及其存在。”[2]可见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的设立必须充分与城市整体规划相结合的必要性。在这个快速发展变迁的城市环境中，运河（杭州段）目前要应对的正是房地产业的增长，运河沿线近代以来原本就是杭州工业的主要基底，有大量的人口聚居，在城区范围密集的住宅建筑沿线而建，申遗成功后运河的世界遗产价值得到进一步的认证，以其经济价值为驱动的房地产项目建设速度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起。作为城市扩展的配套项目，运河沿线的大规模道路建设项目正在进行。除此之外，运河沿线历来用地状况十分复杂，其用地范围正是在保护区旁边，也就是缓冲区之内，正是这些与运河遗产毗邻的项目在侵蚀着运河历史环境的完整性，要使得保护规划真正有效，便要调动以城市建设项目所属部门的力量，提前确定建设控制地带。在运河遗产保护规划中详细规定缓冲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类型、建筑轮廓线、建筑之间道路交通组织形式等可能影响其景观环境的因素。同时，在制定遗产保护区、缓冲区规划并出台相关规定之后，在保护区附近、缓冲区范围内进行建设时，应该上报杭州市运河管理部门，会同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杭州市道路交通局等职能部门，进行勘测并提出协调性意见，最大可能的减少损害遗产区整体环境的建设项目。

3.4 遗产管理：体系化的保护制度和保护规划

应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加大运河周边环境景观的保护力度，落实分级分类管理相关要求”，以及《中国大运河缓冲区管理细则》和《中国大运河环境景观保护与协调导则》制定系统化的遗产保护管理法规。一是制定公布《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针对大运河遗产管理的主要问题，明确立法依据，完善遗产地保护管理权属、保护管理内容、保护管理路径方法。使之成为各管理部门的管理依据；二是制定颁布《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明确划定运河遗产保护核心区、缓冲区，用于遗产地核心区、缓冲区日常管理和长期管理，并监督约束各文物、建设、规划、环境各交叉职能部门合作工作；三是制定《大运河（杭州段）文化遗产管理监测日常管理制度》。规定遗产运河各类型遗产日常监测的主要工作范围、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标准等，以促进以运河遗产监测的运作常态化、信息化。四是制定历史地区各类型遗产保护手册。如，制定《杭州市省公共水域及运河条例》对运河遗产的管理，遗产构成，附属建筑物的管理权属以及日常维护单位做详细规定；《杭州市运河遗产管理手册》对运河遗产如驳岸、植被、构筑物、设备等的做出分类描述，对关键性问题和保护措施做出规定；制定《杭州市运河景观保护管理办法》规定遗产核心保护区、缓冲区景观规划关键问题。制定《运河遗产建筑和船闸、运河住宅和景观管理手册》、《运河植物保护管理方案》等围绕运河遗产保护行动制定的主题性手册，并发放相关城市规划、建设、基层管理机构作为指导运河保护建设的参照。

3.5 在保护中发展：运河遗产廊道建设的整合策略

遗产运河的形成得益于长期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也被认定为一种文化景观。运河遗产廊道建设以运河沿线人的活动为出发点，将运河沿线自然、人文环境的整理，遗产点保护与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整体策略。

3.5.1 运河遗产廊道尺度

对于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廊道范围划定应该是怎样的尺度，根据俞孔坚团队对于京杭大运河沿线遗产分布范围的调研，确立以3km为界，可以包括90%的遗产。而基于杭州运河水网的特征，同时依据对沿线景观遗产初步调查，3km虽然大致可以囊括主要遗产点，但是基于沿线多为建设地带，3km范围是不现实的。应该依据对于运河沿线核心区、缓冲区的规划范围为基础，划定景观廊道范围。同时如果以严格的平行线划定运河景观保护范围，实际上是忽视了景观的自然特征，须知运河沿线景观遗产的组合实际上是有机的、变化的，因此景观廊道划定应该是在缓冲区范围基础上结合景观绵延特征划定，而江南运河（杭州段）景观特征应该具江南风情的，如枕水人家式的，而浙东运河（杭州段）应该是山阴水道的明快起伏宛如长幅画卷。

3.5.2 列出遗产保护清单

大运河遗产作为文化线路遗产，其基本特征在于作为整体的价值大于单个部分的简单相加。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尽管运河河道、运河水工遗产等与运河本身关系密切的遗产构成了运河遗产的核心部分，但仍然需要充分重视运河沿线其他各部分未列入世遗名录的各项物质的、非物质遗产，要能够在考虑沿线各类型遗产相互说明的有机关系上理解其价值。因此，除了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点，运河沿线其他部分的遗产考古发掘和分级保护将会是运河成功申遗后的首要任务。目前列入大运河（杭州段）作为遗产点进行保护的除了有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河道，浙东运河萧山―绍兴段河道，其他组成部分主要为运河水工遗存、运河沿线历史街区（表1、表2），这些遗产点构成了运河遗产的核心部分。尽管只经过初步考察，也仍然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便是运河（杭州段）沿线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种类众多，已经成功申报的遗产点远远不能囊括。从遗产保护的完整性上看，这些未能作为遗产点进入申报名录的部分需要经过充分调查，纳入保护范围之内。保护清单的制订包括：运河沿线区域内自然景观资源、历史资源、历史及考古资源调查，列出详细清单，并对其价值进行分类评估，制定出保护的时间次序；调查并确定沿线区域内所面临的发展压力，列举因受破坏威胁的自然景观资源、人文历史资源清单，评估其价值并制定修复性保护计划。

3.5.3 遗产监测平台

大运河遗产监测系统平台是加强世界遗产地各项管理，获取遗产监测报告基本数据的途径。运河（杭州段）遗产的监测工作虽然一直都在进行，但是监测工作较为分散，申遗后应根据现实情况，打通运河遗产管理部门与河道管理部门的数据平台，建立系统性遗产监测平台。监测内容主要为：遗产本体及历史地区整体环境：遗产保护核心区：①运河河道本体状况；②运河水工设施遗产状况；③运河沿线历史街区状况。遗产保护区缓冲区：①各类型遗产保护状况；②自然环境变化状况；③人为活动变化状况，特别是周边地区开发对保护区文物的影响状况；遗产保护区变化要素的监测。①运河河道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治理状况；②运河沿线主要节点状况；③运河沿线城市建设变化情况。④道路交通组织变化情况；⑤环境质量和生态变化状况。

3.5.4 绿道系统建设

在景观资源调查清单的基础上，规划建立运河沿线绿道系统，以有机连接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加强沿河分布遗产点与运河的交通联系，维护运河遗产廊道的完整性。绿道系统应该包括，慢行系统设施―两岸及水生植物系统―生态保护设施系统―遗产标识和解说系统。绿道通廊虽然是建立在运河沿线，但是其走向和组织系统却应不应视为一条简单的步行道，而是以绿道走向和组织实现遗产间有机联系。规划绿道慢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设立沿线的遗产点说明标志牌，覆盖完善的信息服务设施，通过绿道系统连接遗产廊道3公里范围内相关遗产点，除了运河水工遗产的可达性之外，另外还包括街区、市镇、距离较远的河埠头、历史建筑、古遗迹等，连接沿线各遗产点-街区-市镇形成完整的游览系统。除了绿道系统内部联系通达之外，与建成城市区的交通通联也十分重要，打通运河绿道系统（主要为步行和自行车道路）与城市交通要道之间的节点，设置出口和标志，使得城市中的居民、社区居民能够通畅的进入绿道系统。同时可以绿道系统建设带动沿线生态保育，当前除了市区已经建成绿道之外，主城区以外地段的土地使用者分别为，农田所有者、大型工厂、码头、港口所有者。而这些沿线各异的景观形态其实饶有各自的趣味，应制定相应的遗产区居民保护手册，鼓励沿线各土地使用者保养各自单位所属的堤岸，栽植富有水生特征、维持水土的植物，整理沿线工厂建筑、码头港口景观，保留各自小单位的特色，提升景观生态功能。

3.5.5 遗产廊道景观规划

在建设绿道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景观整体建设。遗产景观廊道应该包括：遗产点、面、线系统通廊（遗产景观、交通、空间关系），绿道系统（河道、堤岸、沿河绿带）以及宣传解说系统通廊（图1）。

考虑到运河作为线状蜿蜒的景观形态，其长卷形的景观特征更应该得到充分展示。许多当地居民有必要了解保护区、缓冲区的说明。保护区规划应该对景观设计留有空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建筑并不在保护区范围，但是其建筑的高度、体量、轮廓、密集度等都会影响运河沿线景观，而这一蜿蜒绵长的运河水线是景观视觉空间的核心，从这个视觉点出发所涉及的范围都是总体景观的一个组成因素。因此景观规划建设应以运河水线景观为中心。运河沿线的遗产形态众多，有点状的遗址，有面状的历史街区，有水系网络联络的市镇，而这些遗产本身的景观特征都是不规则的，因此保护景观规划建设不能够以沿线框线型的围护为准，应该考虑到运河枕水而居的江南水乡景观特色，视运河景观为连绵的、有起伏的、有、有停顿的画卷。

3.5.6 荒野地带景观介入“反规划”角度

在现代城市之间荒野地带景观自成一格，已经十分稀少而珍贵。而在目前城乡建设如此密集的情况下，反规划角度的介入便是要“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规划来保护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要首先规划、保护和完善非建设用地，包括各种自然要素，如河流、湿地、湖泊、岸线、滩涂、防风林带、主要山体、森林斑块、栖息地、高产农田等。”[3]当运河从高大的楼宇建筑穿出，两岸仍能看见大量自然荒野地段景观。运河（杭州段）荒野地段景观包括：抛荒的平原行地带，这样的地段往往夹杂在工厂建筑、居民楼建筑之间；乡野地带的农田景观，这些具有江南水乡风味的作物、树木、飞禽等交织的景象，非常珍贵的让人缅怀文人笔下的水乡况味，然而十分稀少；保护地段人工营造的植被景观，这些被人工加固和养护的河岸栽植整齐的树木，繁茂的绿色一直绵延，成为沿线一道工整的屏障。当越来越多的现代房地产侵蚀运河沿岸黄金地段之时，两岸的景观大多被破坏殆尽，在岸上行走或是行船，所看到的便是外表毫无吸引力的高大楼房，而在这样不可避免的现实之下，这些未被人工干预的荒野地段在现在看来是构成运河景观的最好部分。这些荒野地带正保留了运河风景的本来面貌，应该优先得到保护。

4 结语

“最小干预”是一切对于遗产的保护利用方法实施过程中都应遵循的原则，正如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早提倡整体性保护方法的城市所认识的到的那样，“城市不应发展得太快，这一反发展原则，强调了对于既存建成环境的改善利用优先于新的开发建设”[4]。干预活动真正目的不在于新建，而在于以保护更新活动促进当地生活的改善，“在被保护的历史城区，新要素介入的最直接效应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5]在所有这些保护行为中都应该尊重和认识到历史环境中人的活动，并以当地历史环境中生活的人基本利益为最终目的。思索当代运河遗产保护中真正的难点，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和博物馆化，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存在的整体环境的消失，而在当代对于历史地区环境整体性保护方法的实施，就是要通过最小干预手段，介入遗产地区，以提升历史地区居民生活自然、人文环境为主要的行动目标，而只有整体性保护才能较好的保证场所精神，而运河遗产及其精神传承的旨归也尽在于此。

参考文献：

[1]孙华.“线状遗产”、“线性遗产”、“文化线路”关系说[J].世界遗产，2015（3）.

[2]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世界遗产相关文件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1.

篇8

一、在“硬”字上下功夫，即优化布局，多渠道完善康养硬件设施建设

（一）完善康养文化硬件设施建设，在全县合理布局康养文化主题广场、公益性文化服务点和综合康养文化站

一是在县城中精心设计几个文化主题广场，凸显土家文化元素。按人口疏密程度分为几个片区，把每个片区人群最密集的广场确定为康养文化主题广场。要请专家精心设计，使这几个文化广场的主题各有所侧重，但总体却贯穿同一个大的主题，且遥相呼应。使每部分独立成篇，合起来又具有别样的韵味。二是推进公益性文化服务点建设。譬如将县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影剧院等据点统一迁至体育馆附近的文化中心。使文化中心和体育中心连成一个版块，动静结合，方便群众参加各种活动，也能使这片僻静的地方增加人气。三是依托每个乡镇建成综合康养文化站。升级乡镇原有的文化普及站，完善各种功能室，要落细落小，尽量人性化，让他们在温馨的氛围中体验文化的魅力，给游客和群众带来“星级享受”。

（二）融文化娱乐于一体，打造星罗棋布的康养休闲中心

一是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康养文化企业。可以引进一些高水平的文化龙头企业，示范带动康养休闲中心的建设。也可以引导本地文化企业弱弱联合或兼并成大的康养文化公司。二是规范、优化、美化康养文化经营活动场所。整治不健康的娱乐场所，祛除不和谐因子，规范运营。比如对有意愿建成康养休闲中心的电影院、网吧、茶楼、体育健身、书城、水吧等纳入统一规划，对其康养文化主题进行论证，尽量避免主题重复形成恶性竞争。要使它们各有情调和侧重点，绝不雷同。无论走到哪里，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三是形成多种功能的康养文化模式。可以考虑在原来服务项目上添加一些项目，让游客更方便，例如“网吧+咖啡（茶水）”“影院+餐饮”“茶楼+儿调”“健身+咖啡”“书城+土家小零食”等多种功能的康养文化服务模式，将石柱县城打造成为重庆市集品茶、养生、休闲和文化消费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康养休闲中心，使游客流连忘返，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

二、在“大”字上做实，即培育新的市场主体，发展新型业态，打造康养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

（一）抓大扶小，培育新的市场主体

一是“抓大”。即依托重大项目建设招引“金凤凰”。特别是要抓好康养石柱“视觉战略”、秦良玉文化工程、“中国土司城”等项目是重中之重，要花大力气做好。突出重点，高起点规划。严格招投标制度，吸引市内外著名企业入驻，投资创办大型康养文化产业集团，把新的康养文化理念和先进的经营模式带到石柱来。二是“扶小”。响应总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号召，放宽准入门槛，孵化各种小微康养文化企业，鼓励他们把蛋糕做大。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有所倾斜，让他们有机会“茁壮成长”。

（二）让利于民，发展新型康养业态，打造产业集聚区

一是拓展消费市场。县商务局要推进康养文化消费试点行动，让发展得有一定规模的康养文化企业组建康养文化消费企业联盟，开展康养文化产业消费节活动。根据不同人群不同的消费水平，推出各具特色的康养文化消费卡。依据消费的额度享受不同等级的回馈。营造良好的文化消费氛围，让群众有同等的学习机会，真正享受到实惠，从而提升石柱群众的整体素质。二是扶持新型产业。根据本县定位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型产业，激发内生动力，增加就业岗位。比如对文化创意企业、文化生态企业、文化休闲企业进行高标准整体策划包装，提档升级，给足发展政策和空间。三是打造产业集群，形成一定规模。首先，把“中国土司城”建设项目作为重点。以传承土家文化为己任，重点打造秦良玉博物馆、秦良玉大都督府、万寿山练兵场、白虎堂等建筑群，使之能展现巾帼英雄秦良玉的风采。其次，抓好县城和西沱两个文化产业集聚区建设。县城文化产业集聚区要科学规划建设土家美食小吃街、土家风情街，打造龙河康养休闲生态文化长廊，新建帽顶山秦良玉文化公园，完善旗山公园文化设施，使县城成为休闲、度假的心仪之城。西沱古镇文化产业集聚区要凸显“巴盐古道”的历史文化底蕴，修缮古镇损坏的历史遗迹和古建筑，以古镇古道的独特记忆和人文风情为主，打造康养魅力古镇，形成康养绿色生态文化景观长廊，延长产业链。

三、在“名”字上出彩，即立足县情，倾力打造驰名中外的康养文化品牌，以特色活动的推介扩大影响力

（一）建好土家名人库，使之发光发热

该库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一是非遗的传承人。二是土家民间艺人中的佼佼者。三是文化馆的特殊人才。四是作家协会的著名会员。四是家在石柱但在市外工作且有突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把这几类人的个人信息都录入土家名人库，使之为石柱康养事业做贡献。

（二）挂牌成立“中国土司文化研究会”，发挥已有基地的作用

一是成立“中国土司文化研究会”，定期开展研讨活动。以此为载体形成高端论坛品牌，汇聚各路英杰，“借智”为石柱科学发展把脉，力争缩短与发达地区的距离。二是发挥好“少数民族文学基地”这块招牌菜的作用。该县于几年前挂了牌，但其作用还没有真正得到体现，要在做实事上下功夫。比如每年作协举办“重走巴盐古道”采风活动，让市内外文人汇聚石柱进行采风创作，编纂大型康养文化集子，公开发行专辑。通过他们的微信、微博、QQ等转发，吸引全国人民的目光。

（三）以特色活动的推介扩大影响力，提高石柱知名度

篇9

中图分类号：R 22 文献标识码：A

The Exploration of Introducing Image Culture Management into Humanistic Hospital Construction

Wang Feng（Wuxi People ’s Hospital， Wuxi 214023，China）

Abstract：The artical is a discussion of imaging under the new media time. Also it’s useful for humanity hospital’s construction. The important point is describe the imaging influence from“image reading time”. We start from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of employees， in order to give a chance to hospital employee which help them understand how beautiful those images are. Then they will find humanity bright of other person，and give themselves more reflection. As a result，we all have a wonderful vision that there is more humanity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dical worker and patient， which can increase hospita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Imaging Culture Management Imaging reading Humanity communication

当今，是一个图像资源丰裕乃至迅猛膨胀的时代，[1]人们周围充斥着各种图像信息，用费瑟斯通的话来讲，被“源源不断的、渗透当今日常生活结构的符号和图像”[2]所包围。同样，人文医院建设不妨从图像文化管理这个视角来观察和探索，发现问题，找到症结，优化流程，解决问题，从而提升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

一、图像文化建设的现状

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竞争大潮中，大型公立医院之间的医疗市场地位争夺，业已成为不争的现状。作为医院竞争核心之一的医院文化建设方面，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建设上的争先创优方兴未艾。然而，从实际情况上看，医院文化建设中存在着不均衡性，尤其在医院图像文化上，缺乏管理机制，形成“木桶效应”。

（一）医院文化形态程式化

医院文化管理者对其内涵的认识深度和广度，将影响到大型公立医院文化的发展潜力。如医院文化承载的形态上，存在着认识层面的程式化，以及思维层面的概念化，将文化建设范围局限在开展医院文化理论研究、文化教育、文体活动、营造文化景观等方面。医院文化建设与医院行政、业务类管理结合度不够紧密，与临床一线工作的切合度也有间隙，也就是说文化工作浮在表面，没有沉下去，文化理论没有服务好管理实践。

（二）图像文化理念表层化

东汉王充在其《论衡.别通》中写道：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显示古代传统主流文化对图像文化的轻视；如今，图像文化概念在医院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未形成共识，在管理者的工作思维中普遍存在着较为肤浅的认识。通常只把标识标牌、展厅展板、照片图片、雕塑景观等作为图像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实，医院的网站、形象片、画册、健教宣传页、微信、微博……也是属于该范畴，更广义地讲，医务工作者的医疗行为，及其举止投足所产生的形象，就是一幅幅移动的连续图像。

（三） 图像文化建设基础弱

公立医院是非盈利医疗机构，注重医疗发展，但缺乏包装意识。医院管理者通常聚焦医疗技术、教育科研、护理支撑、人才培养等“纯”业务，当然也不会轻视人文服务，特别是医院文化理论研究等也非常踊跃。但是，纵观我国公立医院投入到文化建设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较少，建设成果偏弱。究其原因，医院文化管理没有完全认识CIS（形象设计）理论体系的使用价值，缺少导入视觉识别这个子系统的动力；图像文化建设作为医院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被文本文化主流思潮所弱化。

二、图像文化建设的可行性和重要性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飞速发展，我国智能手机的高度普及，以微信为代表的及时通信软件，使人人都是摄影师，都能成为狭义图像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图像成为最为普及的大众文化及交流方式。公立医院作为百姓的健康港湾，医疗服务和人文环境都可能成为一幅静止的图像或连续的图像。由此，培植广义的优秀图像文化，就是在做医院文化建设的大事，在做保持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图像文化这一小命题，可做“大文章”。

（一）人民群众需要优质的医疗感受

人民对优质医疗的需求，就是对公立医院及员工提出的工作要求。随着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完善，各类医疗形态日益丰富，医疗机构之间竞争也愈加激烈，从拼医疗硬件和技术的优劣，逐步转向比患者综合感受度的高低，其间医院文化起到重要的核心作用。作为医院文化中的载体从业人员行为和医疗环境，其外在的规范性和内在的舒适度，都有具体形式――静止或动态的图像表达出来。在这方面，大型公立医院理应成为优质医疗服务的表率。

（二）医院文化需要人文的精细管理

近年来，在业内对“舒适医疗”概念的提出，及内涵的执行深入程度，反映出一家医院对患者的真实态度，展示出医务工作者对文化的内化结果。图像文化作为医院“大”文化的一个部分，可以说，图像这一小细节将决定着医院是否成功，决定着老百姓对医院的口碑。同样，我们可以逆向思维，图像文化也是医院管理者审视文化建设成绩的指标性参照物，由表及里观察到员工的工作状态，其精细管理也是对员工成长的人文关怀，更是管理的人文化。

（三）图像是医院文化建设的“钥匙”

将眼目作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的文明中，当各类社会集体尝试用文化感知和回忆进行自我认同的时刻，图像已经掌握了其间的决定性“钥匙”。[3]图像文化建设在医院文化中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起到小投入大收获的效果。因此，从加强图像意识培养开始，让管理者不断自觉优化工作举措，才能让员工在工作中自信展示优质服务。

三、图像文化对医院建设发展的影响力

广义的图像是医院文化中最具象识别文化符号，是最直接的文化传播形式，其表达医疗服务信息，将构成医疗机构的声誉要素。笔者以人文医院建设参与者的视角，解析图像文化建设途径及其作用。

（一）专业人做专业事

医院文化是项系统工程，图像文化建设更需要专业人员来开展工作，为此，无锡市人民医院打造一支有文、医、艺等各类专业人员组成的宣传队伍。近两年来，建设了“仁医TV”演播室，采用自主录播形式，在病房闭路电视和医院网站上播放《新闻播报》节目；开设了“无锡人医新闻”公众微信，方便社会公众了解医院新闻动态、医疗技术、健康信息、惠民服务等相关资讯，用动态和静态的图像，展示出良好医院形象。

（二）专题问题专门研究

如何增强全体职工归属感和责任感、使命感？如何规范员工的文明规范服务？同样，医院继续打好“图像文化”这张牌，编印了《医院文化指南》手册，图文并茂地总结和传播医院先进文化，指导广大医务人员更好地实践医院人文精神，为医院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精神动力；拍摄了电教片《文明之光》，用11个案例视频，形象地展现日常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不文明行为，每一案例运用正反两方面实例进行对比，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教育意义。

（三）金典经验全院推广

医患关系紧张是现阶段我国医院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破解，如何为医务工作者上一堂经验推广课？为此，宣传部门根据医院编写的《医疗服务重点环节沟通指南》，自主摄制了22个沟通环节的情景教育电视片，让职工在观看中反思自己工作中的沟通不到位之处，学到相应的实用技巧，从而引导员工塑造医务人员良好的职业形象；简单说教，不如寓教于乐。医院成立“人医光影”摄影俱乐部，培养职工在医疗工作中，发现美、记录美和展示美，激发自己去创造医务人员之美，最终，让患者感受到就医时的舒心和放心。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锡市人民医院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群众满意为标准，重视医院文化发展，积极开展图像文化建设，促进了服务能力的提升。在江苏省卫计委对全省125所三级医院开展的患者满意度调查中，名列全省第一。

参考文献：

篇10

[中文图书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0-0000-00

引言

遗产是一种由权威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AHD） 主导的话语实践。在以专家、政府为代表的权威话语体系中，遗产是物质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和国家意义的，其话语来源于国家宏大叙事和专家审美判断，这种权威话语对遗产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通过对过去的修饰，把其转为抽象的考古数据或历史文本，而实际上过去不是抽象的，它是一些人真实有情感的遗产和物质现实，会对社区身份认同产生实质性影响；其次，AHD强调精英社会群体的体验和价值，排除其他群体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体验，尤其是地方社区的切实经历。再次，AHD建构的专业科学性遗产，带来大众的被动性凝视和无批判消费。最后，AHD片面认为遗产代表所有好的和重要的过去，忽视遗产的多样性 [1]。在彭兆荣看来，这些是遗产实践的“模式化”倾向，即以一套标准化、数量化、技术化、法规化和行政化的操作程序，相同的手段对待遗产[2]。此种遗产化运动实质是对遗产主体的置换，使真正的家园遗产主人处于失语状态，因此与遗产本身的价值相背离[3]。

鉴于此，吴宗杰等人深入遗产的中国本土意义，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挖掘地方志和本地老百姓的遗产记忆，目的是超越“物质原真性” “民族主义” “地方主义” “怀旧情结” “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4]。然而在当今政治语义迅速膨胀，阶级、权力以及民族主义都卷入的遗产现实中[2]，出自人文情怀的叙述性遗产研究略显无力。作为具有世界价值意义的遗产地 ，到底如何以一种满足地方、国家和国际诉求的方式来处理， Ashworth和van der Aa认为首先要回答“谁的遗产”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讨论很多[5]，但依旧存在争议。 如果一个地方遗产不与它们的社区相联系，那么有关它发展的基本原理可能出问题[6]。因此，本研究拟从社区原住民的视角，以元阳梯田为例分析原住民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成为世界遗产地的看法，探索原住民对遗产的“非权威的”认同及其与权威话语遗产认同间的差异，并在基础上讨论提高原住民文化自觉性及不同遗产话语主体间对话的可能性。

1 文献综述

1.1 从遗产到遗产认同

遗产概念经历了从有形遗产到无形遗产的过程。遗产原初是作为“父辈传下的财富”，是个人、家庭或宗族的“遗产”。随着遗产运动的兴起，遗产开始被表述为“国家遗产”。且早期关注的多为物质财富或遗产，之后遗产概念外延发展至精神财富，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成果等，由此遗产物质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功能也逐渐得到重视[7]。2003年，UNESCO提出把无形价值作为遗产的一部分，并指出无形文化遗产包括实践、表征、表达、知识、技术和与社区、族群及个体相关联的文化空间[8]。更有学者认为遗产是一个遗产化过程[1]，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称之为“遗产”的事物，它与商业化过程有关。遗产负载着价值观，本质上是行动主体对现在和过去关系的反思[9]。一旦行动主体发生变化，有关遗产阐释的参照物也相应发生变化[10]。

认同（identity）一词有多重含义，一是认为与……一致，二是同一性，三是身份，四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的含义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记忆、社会文化背景、组织和职业特征等，且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认同导致不同的行为取向[11]。身份认同可分为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人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也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12]。Tajfel将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13]。因此本文认为同样反应集体意识的文化认同、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群体认同概念都属于社会认同的范畴，它们亦是身份认同的反映。Dick通过对社会认同研究综述得出员工对组织认同有四个维度：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14]。

遗产与认同有着密切的关系[15]。遗产的价值不仅仅是过去历史的遗存，更是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认同构成了遗产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内容[16]。 Howard认为遗产管理实践包含着多层次的地理性认同，遗产会强化家庭、邻里、地方、国家乃至大洲、普世层次上的认同[17]。其中有关遗产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多[18]，因为国家认同被认为是与遗产首要连结的身份认同[19]。Kiriama分析了人们如何利用记忆和遗产来建构他们的身份认同，并发现记忆、遗产和认同是流动的，对其的建构依赖于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20]。也有学者反思目前遗产运动实践所带来的当地人的文化认同危机[15]。基于以上，本文界定遗产认同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遗产和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及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同。前者包括遗产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关系，其中社会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等，后者包括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

1.2 从权威话语到多元话语

当前，学界对遗产权威话语主导提出了种种质疑。是否全球社区都应该认同世界遗产的突出的普世价值，这样的价值标准究竟是破坏还是支撑了身份认同的表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实现遗产与身份认同？对此，Smith认为权威话语制定的普世价值标准，追求的只是有限的文化范围[1]。它无法处理遗产多元和复合性问题，尤其是今天呼吁的社区参与、多样组合价值和意义无法被很好地融入其中[21]。在遗产的生产过程中，开发企业与权威话语强势结合，进一步边缘重要开发主体社区居民[22]，致使真正鲜活的社区只成为制度化的产物[1]。

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学术界从不同主体视角分析其对遗产的理解和实践。社区保护遗产的目的并不是保护它的“考古”性建筑，而是把它当作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并且社区理解的遗产是发展并保持社区关系及共同身份的媒介，不是怀旧的影像[23]。同时，对社区多样性的理解进一步促进了遗产话语的多元化，如社区已不是没有差异的群体，它包含多元化体验、行为和关系[24]。游客定义的遗产也出现多样化，包括记忆、工作技术、家庭故事、口述历史等[25]。在实践领域，世界文化遗产菲律宾伊富高梯田给予很好的例证。当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梯田就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是祖辈传下来的土地，是家族财产和粮食来源，其价值在于能生产多的粮食，其使用和保护主要在于土地拥有者和本地社区；另一方面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为全世界共有，拥有美学、人类学、生态学等诸多价值，其保护和发展需遵循国际准则和做法。成为世界遗产的梯田，知名度提高，使旅游业迅速发展，百姓观念发生改变。当梯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求时，他们就弃田打工或从事旅游业，尤其是年轻一代。久而久之，梯田变荒，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被瓦解，不符合国际标准，遗产濒危。因此有学者建议既要保护梯田有形遗产，又要关注其关联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遗产保护除政府机构外，也要发挥专家、学者、当地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作用[26]。可见，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遗产都成为了不同群体赋予它意义的焦点[27]，遗产话语呈现多元化。基于社区在遗产保护和发展中的越发重要，文章将集中于回答原住民群体建构了怎样的遗产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身份认同的关系，他们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是怎样的。

2 研究设计

2.1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选择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研究案例地。哈尼梯田位于云南元阳县中部，范围包括坝达、多依树、老虎嘴3个片区，18个行政村，村民以哈尼族、彝族为主，其中哈尼族约3.78万人，占人口总数5.41万人的70%。这些村民大多居住在半山区，不同程度地经营梯田农业。在这里，传承至今的哈尼民俗有昂玛突、苦扎扎、长街宴、哈尼哈巴等，奉行寨神林、水神、牛魂、田魂等自然崇拜。这些哈尼民俗与大面积的梯田共同构成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特征。

1999年开始，在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史军超的提议与推动下，哈尼梯田以森林、水系、梯田、村寨相互融合的 “四素同构系统”的遗产价值开启申遗之路。经过13年的努力， 哈尼梯田以独特、系统的耕作技术、稻作文化和哈尼族文化，代表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的遗产价值于2013年6月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

在哈尼梯田申遗成功之后，随着旅游的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复杂化。一方面，遗产区内的村规民约要求村民“加强哈尼梯田保护，不准出现梯田弃耕、抛荒，严格按照梯田核心区农户宅基地审批程序进行建房，房屋设计要突出农村民居传统风貌”，另一方面，因为梯田盛产的红米产量不高、效益不好，多数居民把梯田转让给别人种，自己选择外出打工或者参与旅游业。2014年5月，政府以破坏梯田景观、未按审批程序建设为由，强拆村民在公路边修建的现代化楼房，居民与政府的矛盾冲突到了极点。同时，一方面，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对梯田景区进行经营管理，收取景区门票，垄断核心观景区域；另一方面，社区原住民因缺少经济、文化与政治等资本，只有很少数人可以通过开客栈等形式参与旅游业，大多数人只能从事小本买卖。这种“百姓种田，公司收门票”的现状使原住民与经营企业间矛盾不断加剧。此外，由于梯田区域水资源有限，原住民因嫌外地人投资建设的客栈用水过多，与外来投资经营者的矛盾也日益显现。

2.2 资料收集

深度访谈。2015年1月28日―2月17日，作者在元阳县多依树景区的普高老寨、黄草岭，爱春，坝达景区的全福庄 、箐口等地对原住民进行访谈，本次调研共访谈31人，包括客栈老板、旅游车司机等旅游个体商10人，村干部、元阳县政府、红河州政府等官员6人，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的原住民5人，没有参与旅游的原住村民11人，年龄在18岁及以下3人，18～70岁28人，分布较广。访谈以半结构式方式进行，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采用提前预约或随机到访。访谈一般在村民家中或者办公室中进行，时间15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访谈问题包括“您了解去年推倒在建房/收水费/环保车事件吗，您怎么看？”“您认为对哈尼族重要的事物有哪些，会把哪些传给下一代，为什么？”“您知道这个地方是世界遗产吗？”“对于官方评定的重要遗产要素“梯田、蘑菇房、昂玛突、长街宴，您怎么看待和行动？”“请讲述个人的工作或生活经历”等。调研过程中有邀请同时会说普通话和哈尼语的年轻人帮助翻译。在征得访谈者同意后，作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必要时进行了录像，同时辅之以部分照片拍摄。

现场观察。1月28日―2月1日，作者非参与式观察了解哈尼族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服饰、房屋装饰、民俗节日、梯田耕种等，参观并录制了普高老寨广场长街宴举办全过程，还参加了胜村的赶集活动，观察店铺经营内容。

二手资料收集。本次调研还收集了《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文本》《梯田保护管理条例》《世界遗产》和《中国遗产》元阳梯田相关内容，以及元阳县旅游局的旅游统计数据、地方志等资料。

2.3 资料分析

本研究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近年来话语分析方法在遗产研究中的运用推动了对遗产运动的反思[28-29]，话语分析法强调批判性，认为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同时建构了社会过程与结构。话语批判性分析意味着将隐蔽着的“自然化”了的联系及原因揭示出来。文章主要借鉴费尔克拉夫的话语观和话语分析方法，即话语为一个三维整体：（1）社会实践，即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规范社会秩序与行为；（2）话语实践，即语言符号的生产、流动和使用；（3）文本本身，即具体的语言运用。此三维框架既重视文本微观层面，如词汇、语义、文体类型、陈述方法等，又重视社会实践的宏观层面及话语实践的中观层面[30]。

为了使研究设计和结果阐释减少个人主观性，话语分析以软件Roster Mining作为辅助。该软件是一款知识处理与内容挖掘软件，它提供了对文本数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词频分析其数据统计上的重要性，进而质性检验其词语搭配语境，描述潜在的语义模型，辨别话语功能。

作者首先把不同访谈者的录音转译为5万字左右的word文本，然后分别将其整理为.txt格式，分词处理转化为小的语料库。最后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语义网络是知识表示的一种形式，它是一个有向图，图的顶点代表概念，边表示这些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31]。统计得出各受访者话语中的前80个高频词，限于篇幅，文章只显示由高频词构成的语义网络图。结合现场观察及二手资料的阅读，回顾话语产生的语境、历史背景、政治等因素，挖掘话语的社会意义。并据此分析不同受访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遗产及遗产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

3 研究发现

3.1 经商的原住民：遗产是致富发展，实现自我的舞台

经商的原住民主要是指从事旅游相关生意的哈尼族本地人如开客栈、做包车司机、售卖手工艺品等原住民。因为从旅游中获益较快，他们对遗产呈现出的效率逻辑多于认同逻辑，目前已经完全或部分放弃种植梯田。高频词集中于旅游业词簇如“游客”“客栈”“生意”等，即体现出以上观点。“游客”比“政府”“世博公司”“当地人”更接近话语的中心，可见能否吸引更多游客才是参与旅游经商原住民的重要关心问题，而不是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生意”“梯田”“地方”是该类群体更能接受的概念，而不是“遗产”“文化”等权威话语建构概念。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在黄草岭开客栈的哈尼村民，他14岁开始向游客卖鸡蛋，然后卖画册、做导游、组织舞蹈队，到最后25岁开客栈。10多年旅游参与经历，他不断尝到旅游发展的甜头。话语中也可以折射出他发财之后的自豪及选择：今年，我又建了一家高档酒店，全家打理生意，没时间种田，交给亲戚种就行了。把孩子也送到蒙自好一点的城市读书，考大学，以后在外面发展。他建立的是遗产和自我认同的关系。

其他参与旅游经营的原住民，如包车司机因从旅游中获利较少，选择弃田出去打工，或跑车兼种田。“路边”摆摊原住民只是卖“鸡蛋”和手工艺品，多是老人和小孩，收入极少。因此相对于客栈老板、包车司机，他们对梯田有更强的依赖感。

图1 经商的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1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business

3.2 当“官”的原住民：遗产是国家和哈尼族扬名，需保护管理的博物馆

当“官”的原住民主要指参与遗产治理者包括村基层干部、元阳县梯田管理局、红河州梯田管理局等。他们实际上是权威的代表，遗产的代言，制定并执行遗产管理条例，因此此类原住民的遗产话语与权威遗产话语无异。高频词集中于词簇遗产治理，如“管理”“梯田”“文化”“保护”“规划”“宣传”等。“国家”比“游客”“地方”“村子”更接近话语中心，可见国家的遗产政策才是该类群体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不是百姓心声，游客需求。因此发展旅游业，获取门票收入也被置于话语的边缘。较典型案例是一位在红河州世界遗产管理局工作的官员，2000年他牵头成立梯田管理局，13年坚持不懈为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努力。哈尼梯田是否是遗产，怎么成为遗产与他息息相关。正如他强调的：我们把梯田推向世界太艰辛，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着重强调遗产保护与管理，不能任由一些企业大肆发展旅游，把它破坏，好像我们为他们申了个遗产。此州一级梯田管理局对梯田项目规划拥有审批权，作为哈尼族一员，他会积极维护“梯田文化”。但终限于精英情怀，因为遗产治理的实施主要在县级政府和村基层。县级政府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于2008年就引入世博公司开发旅游，收取门票。如某县级官员所讲：现在遗产治理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上级规定的接下来遗产核心区的乡村搬迁工作需要资金…我们现在每天的工作只是开车绕村巡逻，看到乱建房的就警告。而村基层政府原住民一方面为维持其工作，执行着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却借遗产发展旅游，实现致富脱贫，走向现代化。他们更多建立的是遗产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关系，因此他们对遗产的认同更多代表国家话语。

图2 当“官”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2 Semantic web of “official” aborigine

3.3 上班的原住民：遗产是哈尼族扬名、旅游发展，也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

上班的原住民主要指在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导游、营销策划类等工作的原住民。该类群体原本是地方的文化或经济精英，在2008年云南世博集团入驻元阳时应聘进入企业。他们熟悉哈尼传统文化并对之富有情怀，同时也希望旅游发展能发扬与传承地方文化。高频词集中于词簇文化传承与交流，如“教育”“传统”等，“昆明”比“元阳”更接近话语中心，可见他们认为省会比县级地方的文化传承交流更成熟。“旅游”“发展”比“遗产”“保护”更接近话语中心，表明他们不刻守遗产传统，而是要不断实现文化的发展。较典型案例是一位出自哈尼文化之家的30多岁的导游，他父亲是老一辈哈尼文化研究者，熟知哈尼民俗。他代表哈尼族去各地表演，并积极给游客讲解哈尼文化，游刃于传统与旅游之间。哈尼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可以体会她话语中的自豪，但随着游客增多，旅游发展，她也表示出担忧：申遗之后是世界的，来元阳看梯田是游客的权力。我们要高品位，创5A，与世界同步，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也担心如果过于商业化，民族的灵魂不存在，就是失去了他的意义，与汉族就没什么两样了。年老员工认为真正的遗产是那些哈尼经典：现在旅游公司开发的产品，太过低级，应该把哈尼哈巴四季生产调等哈尼族的经典传统演艺出来。但这些想法也只停留在想法，因为“只有竞选了村长，才好说话，带领百姓好好发展”“现在梯田没人种了，我都呼吁了多少次，说保护梯田必须是政府行为，也要加强人民自觉性，但政府官员听不进去”。他们一方面作为旅游公司员工，职业身份认同使他把遗产作为旅游发展的工具，但另一方面作为社区文化精英，文化认同使他把遗产作为民族情感的归属。

图3 上班的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3 Semantic web of aboriginal workers in tourism enterprise

3.4 普通原住民：遗产是对其生存依赖减少、存在“不公”，却难以割舍的家园

普通原住民主要指没有参与或极少参与旅游业的原住民。他们没有从旅游业中获取太多收益，主要依靠打工和种田营生。日渐感受到贫富不均的同时，自己的建房等行为也因遗产保护规定受到限制。他们一方面认为不公平，想逃离种田生活，另一方面又因习惯了传统，别无他路，依旧维持原样。高频词集中于词簇“广场”“外出”，体现出可以让其有心灵寄托的只剩记忆中村里举办传统节日的地方，他们每年不得不外出打工，补充生活费用。“种田”“旅游”比“政府”“遗产”更接近话语的中心，可见最基本的生存维持方式才是他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不是政府提出的“遗产”。较为典型的案例是一位42岁的哈尼村民，他从18岁开始，村里修路之后就出去打工，每年农忙时回来插秧、收割。只会说一些简单的普通话，且语法结构不完善。他不断强调政府的不公平，不愿种田，但又对传统习俗充满依恋：村委会不好，穷人看不上，有钱才看得上，不公平……昂玛突，苦扎扎很重要，要传给孩子，以前的传统，寨神可保佑我们平安。对比其他未参与旅游的哈尼村民发现，50多岁的老人遗产地有归属感，是出于传统惯习。 20岁以下的年轻人却是向往外面，对遗产的情感只是出自好奇和怀旧。世代作为社区一员，且没有更多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依旧对社区充满依赖，但因没能力从遗产中获取太多收益，对遗产地的归属感减弱。

图4 普通原住民话语语义网络

Fig.4 Semantic web of original aboriginal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元阳梯田社区原住民的遗产认同并非均质如一，他们因角色不同而对遗产有不同的看法。那些经商的原住民认为遗产地是一个致富发展，实现自我的舞台，那些“当官”的原住民把遗产地看作是让国家和哈尼族扬名，需由他们主导保护管理的博物馆，那些在旅游企业上班的原住民认为遗产是让哈尼族扬名、村子旅游发展，也令人担忧的文化过程，那些普通原住民认为遗产是对其生存依赖减少、存在“不公平”，却又难以割舍的家园。同时，原住民的代际差异也会对他们的遗产认同产生影响， 老年人有较深的遗产情感，传统生活已成惯习；中青年人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有基于传统习惯的遗产认同，也有基于游客需求的遗产使用；而2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传统认知已经很少，仅有的一点认同是出自好奇和怀旧。此外，普通哈尼村民对无形遗产的认同度高于对有形遗产的认同，政府和公司原住民对无形遗产虽有较高的认同态度，但其遗产保护管理行为多在有形遗产方面。

与权威遗产话语的单一性相比，原住民的遗产话语明显多元，并且与权威有着显著不同。对于“什么是遗产？”， 权威话语认为传统民居“蘑菇房”是遗产，而原住民会把自家“高楼”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因为他们把摆脱贫穷，过上现代化的生活看作是“好的”。对“谁的遗产？”，原住民认为遗产是建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等多元认同的媒介，权威话语只把遗产看作国家身份的象征，且具有普世价值。可见原住民赋予遗产的意义多是个体和地方层面，他们认为的遗产是家庭的或是族群的，较少意识到权威话语提的国家和世界层面意义。此外，与权威遗产话语强调科学性相比，原住民更强调民族情怀与情感，如即使当“官”的原住民希望把遗产建设成“博物馆”，也极富个人情感与民族情怀。

4.2 讨论

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性。本研究发现，在各类原住中，大部分人文化自觉性[32]低，普通原住民、旅游经商的原住民忙于生计，无暇关注文化，拥有较多行政权力资源的“当官的”原住民，他们重视对物质遗产的改造，忽视无形遗产的保护，而一少部分本地文化热爱者虽然较强的文化自觉性，但他们却没有行政权力，话语影响力小。怎么才能提高这些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性，增强文化遗产的自下而上的保护动力，是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何加强政府与普通原住民之间的对话。从各利益群体的共用高频词来看，“梯田”“旅游”“哈尼族/哈尼”“本地/地方”是共现词汇。这表明无论是基于生存发展需要，还是传统惯习的诉求，原住民对“梯田”的重要性及“旅游发展”利益已经形成共同关注，但相对而言，政府官员与普通原住民之间基本没有共现词汇，这也表明他们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较少，需要加强他们二者间的对话，增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

参考文献（Reference）

[1]Smith L. Uses of Heritag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1-84.

[2]Peng Zhaorong.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he 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and the expressed in the modern context[J].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2008， 25（2）： 5-13. [彭兆荣.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25（2）：5-13.]

[3]Peng Zhaorong， Gong Ji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from the other to homestead： A case study on She People’s Novel Songs[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8， 28（4）： 51-56. [彭兆荣， 龚坚. 从“他者保护”到“家园遗产”： 以“畲族小说歌”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08， 28（4）： 51-56.]

[4]Wu Zongjie. Recovering indigenous discourse of cultural heritage： A Chinese challenge to western value of heritage[J]. Journal of Zhen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42（5）： 29-38. [吴宗杰.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42（5）： 29-38.]

[5]Ashworth G J， van der Aa B J M. Bamyan： Whose heritage was it and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it[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2， 5（5）： 447-457.

[6]Crooke E.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heritage： Motivations， authority and contro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0，16（1-2）：16-29.

[7]Song Feng. National heritage，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J]. Chinese Landscape and Archetacture， 2012， 28（12）： 23-26. [宋峰， 熊忻恺. 国家遗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J]. 中国园林， 2012， 28（12）： 23-26.]

[8]Ahmad Y. The scope and definitions of heritage： From tangible to intangib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6， 12（3）： 292-300.

[9]Tunbridge J E， Ashworth G J.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1996： 1-18.

[10]Harvey D C.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1， 7（4）： 319-338.

[11]Zhang Shuhua， Li Haiying， Liu Fang. Review on research of identity[J].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12， 5（1）： 21-27. [张淑华， 李海莹， 刘芳. 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 心理研究， 2012， 5（1）： 21-27.]

[12]Erikson E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M]. New York： Norton， 1994： 155-179.

[13]Tajfel H 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20.

[14]Dick R， Wagner U， Stellmacher J. The utility of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Which aspects really matter？ [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4， 77（2）： 171-191.

[15]Smith L， Akagawa N. Intangible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2008： 24.

[16]Wei Aitang， Peng Zhaorong. Th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movement of heritage[J]. Journal of Xia Men University（Art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5）：1-6. [魏爱棠， 彭兆荣.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5）： 1-6.]

[17]Howard P.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M]. London： Continuum， 2003： 51-60.

[18]Macdonald S J. Museums， national， post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A] //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C].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2： 273.

[19]McLean F. Introduction： Heritage and ident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6， 12（1）：3-7.

[20]Kiriama H O. Memory and Heritage[D].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2009.

[21]Waterton E， Smith L， Campbell G. The utility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heritage studies： The Burra Charter and social in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6， 12（4）： 339-355.

[22]Zhang Chaozhi.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Concepts， characteristic and research themes[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1）： 45-51. [张朝枝. 遗产责任： 概念， 特征与研究议题[J]. 旅游学刊， 2014， 29（11）： 45-51.]

[23]Mydland L， Grahn W. Identifying heritage values in local commun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2， 18（6）： 564-587.

[24]Waterton E， Smith L. The recognition and misrecognition of community herit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0， 16（1-2）： 4-15.

[25]Ashton， P. Contested pasts and controversial presents[A] // Uses Of Heritage[C].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78.

[26]Lu Ye， Jing Feng. The troubled Cordillera Rice Terraces in the Philippines[J].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2009， 29（1）： 34-39. [卢叶， 景峰. 困境中的菲律宾科迪勒拉水稻梯田[J]. 中国文化遗产， 2009， 29（1）： 34-39.]

[27]Graham B， Ashworth G J， Tunbridge J E. A Geography of Heritage： Power， Culture， and Econom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1.

[28]Hou Song， Wu Zongjie. The discursive approach to heritage studies： Theory， method and prospect[J]. Journal of South East Culture， 2013， 233（3）： 7-11. [ 侯松， 吴宗杰.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 理论・方法・展望[J]. 东南文化， 2013， 233（3）： 7-11.]

[29]Waterton E， Smith L， Campbell G. The utility of discourse analysis to heritage studies： The Burra Charter and social in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6， 12（4）： 339-355.